胡锡进谈女子穿和服被带走，警察抓人于法无据，没有理由禁穿和服

作者：闻舞视界

发布时间：2022-08-16 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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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江湖小舞

“几个小时后‘就’离开了派出所？用这个字是觉得一个没做错任何事的人被带到警局询问几个小时，很短吗？”

在日本投降77周年的日子里，胡锡进专门谈及了在网络上引发争议的“女子苏州街头穿和服拍照被警方带走”的一事，在老胡看来，“苏州淮海街是日式风情街，警察如果仅仅因为女孩穿和服，就将其强制带走，并且后面还跟着对她‘寻衅滋事’的治安处理，我认为于法无据。”

不过，对于老胡在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和措辞，网友却无法认同，在质疑者看来，如果一个女孩子仅仅是因为穿和服在苏州的日本风情街拍照就要被警察问话5个小时，这显然不是一个“就”字就能一笔带过的，在这背后涉及到的是人们由此产生的“不安与恐惧”，以及“道德规训”。

客观来说，老胡能够认同网络上绝大多数网友支持女孩的声音，并认为民警举动“于法无据”，这是老胡在舆论场上摸爬滚打多年应该秉持的是非立场，确实，对于一座开放的城市而言，“不应该容不下一身和服”，毕竟，就像老胡所言，“和服不是日本军服，它在法律层面没有被禁止穿着的理由。”

另外，我们也无法抛开女孩所处的环境来谈论和服，要知道，她拍照的地方是苏州在日资企业集中的区域刻意打造的日本风情街，整条街道遍布日本料理店，日本元素丰富，穿和服不仅并不违和，反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要知道，此前苏州的淮海街可是禁止穿汉服拍照的，如今却换过来，反倒是穿和服不行了，此种怪诞异象难道不值得每一个人关注吗？

连老胡都承认，“苏州是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之一，我不希望那座城市的日式风情街上容不下一个穿和服女孩的身影。”

当然，如果站在多数网友的立场将民警鞭策一番，显然也不是老胡的风格，就像本文开头所引述的网友对老胡质疑所说，轻描淡写的一个“就”字，就彻底暴露了老胡左右摇摆的真实目的，他这是摆出站在网友立场上的姿态，来对网友进行“道德规训”。

果不其然，在文章的最后，老胡话锋一转，一改前文“我们的社会不应禁止穿和服”的观点，反而抛出了“尊重多数人的感受，这总不是错的”荒谬结论，不止如此，老胡还“规训”网友，“有人要穿和服时，我劝他们一定要注意周围环境，防止引起周围人的不悦，更要尽量避免自己成为不必要的争议中心。”

老胡观点之所以荒唐至极，是因为彻底扭曲了一个文明社会最基本的底线，那就是注重少数人的感受，而不是要求众人跟随节奏翩翩起舞。老胡观点最为错误的地方，就在于颠倒了是非黑白，正常社会不应该是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喜好行事，而是少数人的意愿能够得到尊重，让少数人可以在自己的世界里自由驰骋。

而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除了穿包括和服在内的任何服饰的自由之外，还应该拥有不受肆意袭扰的权利。

如果一条日本风情街都容不下一个穿和服的女孩时，在我看来，要做的显然不是带走女子，而是拆掉日本街，就像大连做的那样，把“盛唐小京都”重装为“金石万巷”淡化日本元素。

如果在苏州日本风情街一边吃着日本料理，一边怒骂穿着和服在这里拍照的女孩，那么，我们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是不是早就拧巴了？

文明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审美，也不应该排斥外来文化，更不应该对身穿和服拍照的女孩进行“问罪”，这件事情之所以引发网友热议，就在于民警竟然可以置法律于不顾，在道德上任意对“普通人不该做什么”进行规训。此头一开，恐怕再往后对民众私生活的干预空间更深入，到时候，可能就不只是穿和服了。

10年前，蔡洋砸穿同胞脑壳的那把U型锁，教训已经足够深刻，当一个民族连穿和服女孩子都容不下的时候，下一次，U型锁还指不定会砸到谁的头上。

当老胡说出要”尊重多数人感受“时，其实就是在给U型锁们加油提气，言下之意就是，当U型锁落到头上时，就不要抱怨了，赶紧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与众不同了，这样的观点，百害而无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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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不下一件“和服”？胡锡进谈穿和服女子，以寻衅滋事被带走

作者：麦小疯讲社会故事

发布时间：2022-08-15 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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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有什么理由？”警察：“寻衅滋事”

一女孩身穿和服在苏州街头拍照，被警察抓走的事上了热搜，引发网友热议。总编辑胡锡进站出来发声，称：中国开放城市不应容不下一件和服。试问群众这么愤怒，仅仅是因为那件衣服吗？

老胡认为，苏州是开放的城市，不应该因为小姑娘穿着一件和服就容不下他。而且在法律上也没有因为一个人穿和服就被定为寻衅滋事的案例。小姑娘是在苏州日式风情街上拍照打卡，警察如果说仅仅是因为女孩穿和服，就要把他带走，还安上一个寻衅滋事的罪名，于法无据。

社会上也不应该禁止穿和服，因为并没有这样的规矩，当然穿和服的人也要注意周围的环境，防止引起周围群众的情绪。尽量避免让自己成为争议的中心，要尊重大多数人的感受。

可见老胡并不认可，小姑娘只因穿了和服就被抓走。在法律上结伙斗殴，追逐拦截他人，强拿硬要或任意损毁占用公共财物，以及其他寻衅滋事行为的人轻者会处以5~10日的拘留，重者处10~15日拘留。判定寻衅滋事的标准中确实没有穿和服这一条。那个小姑娘只是在公共场合穿和服，并没有做出以上4种行为就被认定成寻衅滋事，有待商议，也是因此在女孩出面为破坏民族感情道歉后有人要求警察道歉。就算警察做得不对，难道不允许他有严重的爱国情节？毕竟他和其他群众指责制止穿和服出来逛的人，可不仅仅是因为那件衣服。

麦小疯的观点

先澄清一下：女孩穿和服拍照的时间距离抗日77周年很近，但不完全是那一天，所以用这个时间来绑架这位女孩不合适，也不能仅仅是因为他穿的和服招摇过市就被抓走。所以有些网友觉得女孩做的没错，认为警察做的太过了，应该出面道歉。但不要忘了总有人爱国情结很重，总有人没有忘记先辈们所经历的那段艰难趟过的岁月。群众包括那位警察，愤怒的不仅仅是那件衣服，而是愤怒于女孩这种行为会导致的后果。怕这些穿和服的人越来越多，还穿着出来炫耀，会影响到更多的人。

可能这个小女孩仅仅是因为喜欢，喜欢穿着和服，站在漂亮的景色下拍照。但你知道滴水能穿石吗？你知道他们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多少年轻人吗？这个女孩穿和服哪怕是发在任何一个社交场合，能影响到10个人，让这10个人喜欢上和服喜欢上日本文化，而这10个人再去效仿，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去影响更多的人，最后能演变成什么样子？

或许那些觉得女孩没有错的人，和那位呼吁包容和服的人认为只要人们有民族自信，就不会被区区一件和服所影响，应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应该理性看待日本文化。若是有人穿和服在街上游荡，被拍下来发在网上，就引来诸多网友的指责，那是不自信的表现，是自卑的体现。

但不知这些人发现没有，从前穿和服的人寥寥无几，而今网上时不时地又会出现穿和服的女孩，在某地拍照打卡，甚至有人在918这一天，在南京当地穿着和服拍照打卡，而且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一出现，评论区就会沦陷，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

那些站出来指责他们，制止他们的人，是害怕有一天人们都崇尚日本文化，忘了如今的生活是先辈们付出了多少生命的代价才换来的，忘了国耻！就算是我们无法包容那件衣服吧，毕竟那件衣服象征的是什么，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很清楚，若没有这些锱铢必较的爱国网友，社会会变成什么样？

穿和服的人不被指责，可以尽情地拍照上传网络，下面一片叫好之声：“你们没错，就该这么穿，太漂亮了”。一传十，十传百的普及日本文化，在潜移默化之中让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孩将喜爱倾注于日本文化上。最终他们会不会引以为荣？试问，那些说女孩没错，错我们小题大做的人，说要包容和服的人，这些问题你们想过吗？

麦小疯寄语：

或许我们应该理性看待这些喜欢穿和服的人，但更希望他们在私下里怎么喜欢都行，别出来显摆影响别人！

讨论话题：你认为应不应该包容和服？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一起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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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让不喜欢的人包容？胡锡进谈穿和服的人被带走，用词看着别扭

作者：影视金坐标

发布时间：2022-08-15 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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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77周年，媒体人胡锡进谈起一件跟和服有关的新闻：近日，江苏淮海日式风情街一位戴假发穿和服的女子街上拍照时，引起围观，被警方以寻恤滋事罪名带走。胡锡进在15日谈到此事称：中国开放的城市里不应容不下一件和服。文中他提到了法律，认为法律并没有禁止民众穿什么样的衣服，且和服不是军服，以寻衅滋事罪带走女孩没有根据。

“中国开放的城市不应包容一件和服”这句话以及法律规定着装、和服不是军服这种观点谈国内女孩穿和服引发情绪不协调问题是奇怪的！像一种捧杀堵嘴巴的最不聪明的话术，让人想起一个小品大致意思是，做错的人怕被罚，于是这样说：骂我你张不开嘴，打我你下不了手，因为你是好人，因为你包容，所以你一定会饶了我。

那是一件和服的事吗？并不是。为什么要包容？为什么要叫中国开放城市去包容一件和服？包容是什么？明明我知道你不对，你影响到我的情绪，你那么做是于情于理都别扭的，但是你说我是中国开放式城市，我就得忍着我的别扭，咽下血腥味道十足的唾沫，不把它吐在你的脸上？因为我要保持我的开放，所以我的包容？

这种说法太让人生气。另外，用法律说事儿，把大多数民众对和服的不接受直接用法律踢开：因为法律没有规定不能穿，所以就是要穿，任何地方要穿，谁也管不了！那是浑蛋的说法！无赖的说法！那是一件包容不包容和服的问题吗？那是民族情绪中压根就没有余地的国仇家恨，那种情绪岂能是一句包容就烟消云散的？

苏州穿和服女孩被警方带走这件事，最不应该的是警方出面对着女孩子吼，因为就像胡锡进所说，没有依据。而民众看不惯女孩穿和服，跟女孩穿和服不被法律禁止一样，他们的情绪和女孩的喜恶是平等的。不接受的人自觉的认为拒绝跟日本相关的东西，尤其服装这种让身边环境变得很明显的东西是铭记历史的反应。

因为深知日本帝国主义77年前对国人做过什么，更清楚至今日本的官员还在供奉“战犯鬼魂”，所以即使法律没有明确规范应该怎么做，历史事件带来潜移默化的情绪中就已经将跟日本有关的东西排除在外了。接受和服的，打扮日本动漫造型的人，他们接受的教育，历史感情不足够让他们产生拒绝的情绪，喜欢他们要喜欢的东西，也是他们的自由。

于是，不喜欢和喜欢相遇中国开放城市的街头，总会有人希望以自己的情绪和感情扭转不以为然的人的喜恶和感情。他们是平等的感情，不强求喜欢和服的人跳过中华五千年任何一个朝代的千万种造型而选择汉服，更不能去强求不喜欢和服的人因为是开放的城市就要包容不喜欢的东西！这是对等的。民众的事，民众解决，不用强制捧杀！那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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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穿和服拍照被警方带走，或定寻衅滋事罪？胡锡进发声！

作者：和讯网

发布时间：2022-08-15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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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个女子穿和服在苏州淮海街街头拍照，然后被警方带走的视频，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拍照女孩在14日晚上公开发声，讲述了事情经过，并为自己“不顾及民众情绪在大街上穿日式服装走，伤害了民族情感”而道歉。

据当事人的自述，当天上午他们拍摄了小舟潮的jk，晚上换了小舟潮的浴衣cos服，想还原夏日重现漫画中潮最后和慎平端着章鱼小丸子的那一幕，在街的另一头拍了两张，之后和摄影师去排队等章鱼小丸子的时候被带走了。

当事人表示，自己原本没有将视频发到网上的意思，之前也被善意提醒了，把视频放出来时想跟收她衣服的网友解释下为啥不能卖给她了，为了完整还原视频内容，她还在讲述中放出了完整视频，但已经显示删除。

对于自己占用公共资源的行为，她表示“真的很抱歉”，也不想被关注了，并为自己的穿和服的行为向大家道歉。

胡锡进谈女孩穿和服被警察带走

近日一女孩穿和服在苏州淮海街街头拍照，被警察以寻衅滋事带走，引发争议，支持和反对警察这一执法的声音都有。

老胡认为，中国开放的城市里不应该容不下一身和服，大家都知道法律上是没有这种规定的。然而在现实中，由于中日关系持续紧张，日本变本加厉地推进反华路线，配合美国遏制中国，强烈刺激了中国公众对日本的反感情绪，这一切构成了当下人们看待和服的特殊心理背景，和服成了很多中国人眼中有点刺眼的符号，穿和服者有时确有可能给其自身和所处场所制造一些不确定性。

苏州淮海街是日式风情街，警察如果仅仅因为女孩穿和服，就将其强制带走，并且后面还跟着对她 " 寻衅滋事 " 的治安处理，我认为于法无据。苏州是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之一，我不希望那座城市的日式风情街上容不下一个穿和服女孩的身影。和服不是日本军服，它在法律层面没有被禁止穿着的理由。

然而，我们看到的视频很短，拍摄的画面也不全，说话人到底是谁看不清楚。当时的环境是什么样，也不清楚。如果执法的警察预判到当时的环境会因那个女孩穿和服逛街而产生严重问题，实施预防性干预，则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再定性，但这种定性应由相关机构做出。据那个女孩自己说，她被带走几个小时后就离开了派出所。

今天是 8 · 15，涉事女孩在昨晚将相关视频上传，并在今天形成争议高潮，必然会让相关议论大幅溢出治安法层面，这个时候很多网友把情绪和感受置于最靠前的位置，恐怕有一定必然性。

最后我想说，我们的社会不应禁止穿和服，而且事实上没有这样的禁规。但是有人要穿和服时，我劝他们一定要注意周围环境，防止引起周围人不悦，更要尽量避免自己成为不必要的争议中心。尊重多数人的感受，这总不是错的。

来源综合自：胡锡进、凤凰网、三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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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女子街头穿和服拍照被警方带走，定寻衅滋事罪？胡锡进发声

作者：流水专栏

发布时间：2022-08-16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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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看见这样的新闻，因为穿和服被警方带走。

近日，在苏州淮海街头，一女孩因为穿和服在街头拍照，被警察揪着问国籍，最后以寻衅滋事带走。

据了解，该女生是一名coser，穿着和服在苏州淮海街头拍照，被当地的执法人员拦下并却反复质问国籍。

该女子表示自己是中国人，也是一名coser，穿和服是为了拍照。但执法人员强调是中国人应该穿汉服，并却反复问该女子“你是中国人吗？”

该女生对执法人员的语气颇有不满，认为对方吼的太大声了，她反问执法人员：“我想请问你可以这样大声跟我说话吗”对方已久义正言辞表示可以，还以寻衅滋事为由将该女子带走了。

这件事引起了很多网友的不满，他们借此来表达自己的愤怒。

有网友说好好的中国人穿什么和服？也不想想祖祖辈辈都经历了什么，日本人都犯下了什么罪行？

其实该女子穿的和服也没有什么辱华的标志，也不是故意炒作。苏州淮海街本就是出了名的日式风情，整条街都是日式的风格建筑，也有很多人穿着和服去打卡。

并且苏州淮海街的官方也表示这条街是为了能够让日籍友人在中国安心谋发展。所以，在此地穿和服不至于容不下。

这样一个日式风格的街道，也没有伤害民族感情的意思，穿个和服拍照其实是很正常的行为。

话说回来，视频中也没有发现该女生寻衅滋事，那名执法人员的嗓门确是吼得很大声。

在中国这么开放的的城市苏州，不应该容不下一身和服，并且法律上也没有明确规定中国人穿和服犯法。

现如今中日关系确实很紧张，中国民众反对日本的反感情绪高涨，自然看待和服的心理就不同，认为穿着和服在中国的街头十分刺眼。

但要是顺着执法者的意思来说，中国人就不能用一切有关日本的东西？是不是所有的日料店也应该关门？毕竟中国人也不能吃日料。

小编认为，这名女子没有刻意的时间，也不是刻意的地点，只不过在日式风情街打卡拍照，这也只是她个人的爱好，没有必要上纲上线。

其实这名执法者有一点站在自己道德的制高点来伤害同胞以此满足自己对正义感，爱国不应该是这样的，爱国是要爱我们自己的同胞，民族自尊心应该是我们努力学习认真工作的动力。

有爱国的想法固然是很好的，但是最基础的是要有文化自信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心。

我们的社会不应该禁止穿和服，也不应该包容不下这一身和服。但是如果在满足自己喜好的同时，也要适当注意身处的环境，尊重大多数人的感受，爱国行为并不是我们发泄不满的渠道。

*图源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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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儒法传统，为何如此根深蒂固？｜专访赵鼎新

作者：新京报

发布时间：2022-08-14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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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奔涌向前，社会学家赵鼎新也在调整自己观察与研究的坐标。

从某种角度来说，他的判断与研究，都与他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特殊的成长经历，以及人生中为历史所触动的困惑，驱使他从生物学转向社会学研究。从早年研究的集体行动，到儒法国家、合法性政治，再到今天对社会学理论的追问，那些他所见证过的，困惑的大问题，被他以一种缜密、冷静的方式放进自己归纳出的框架中，呈现为一种独到的结论。无论赵鼎新的判断会引起多少的争鸣与批评，但是却不能回避他思考的锐度与雄辩的气魄。他毫不回避自己有一种与西方最优秀的社会科学学者争锋的心态，无论是彭慕兰、查尔斯·蒂利还是迈克尔·曼。这种心态背后，他的问题意识却与当时转向社会学时是一致的：西方的思想资源能否解释中国百年来的历史与现实？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否给今天的世界贡献出超越地域与语言的思想资源？

今年五月份赵鼎新的《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出版，赵鼎新在这本书中展示了他独特的分析工具与对社会宏观结构分析的野心。他把中国历史的转折时刻界定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阶段一系列的战争与改革，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独特的发展模式：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合二为一的统治方式、政治权力居于核心，经济权力偏于边缘的社会结构、治理术与绩效合法性形塑的国家理性，它们形塑的结构决定了未来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而他们的历史遗产，也在某种程度上定义了我们今天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

《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赵鼎新著，徐峰/巨桐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

在赵鼎新的研究中，历史人物无不是处于结构与机制的“牢笼”之中，去做出自己的判断。那些历史学家津津乐道的改变历史走向的瞬间与大人物的抉择，无不是某种潜藏于历史结构之下的动力与机制所驱使。政治权力与资源的博弈中，社会学家关注的是社会结构如何形塑历史。

他认为社会学家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多问“为什么”，以研究接近历史的本质，然而社会学家却只能运用大量辩证性思维解释历史现象——因为历史中的行动者的判断与抉择，却常常难以判断，历史既没有注定的结局，也没有唯一的解释模式。而这种困惑似乎是所有社会科学学者所必须面对的，如何理解宏观机制与微观行动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行动者的个性是否可以通过归纳-演绎的方式呈现？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对赵鼎新的访问。访谈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围绕专题《“洞穴”内外——情感与社会科学》，展开有关历史社会学的方法与叙事反思。第二部分围绕新书《儒法国家》，探讨中国历史的发展形态与儒法传统的流变。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7月29日专题《“洞穴”内外——情感与社会科学》的B04-B05版。

采写丨袁春希

赵鼎新，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芝加哥大学Max Palevsky荣休讲席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方法。

社会学与历史学，

两种理想型叙事逻辑的碰撞

新京报：历史学是叙述性的艺术，社会学则着眼于研究对象背后的权力/结构。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二者关注的是不同的解释机制和视角。你怎么看这两种学科之间的差异性？历史社会学的视角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二者研究中未能交叠重合的部分？

赵鼎新：这个提问比较复杂，隐含的问题比较多。一般来说，我们人类有两类理想型的叙事方式，一种是把你的成功，归结于你在哪一年碰到了一位好老师，或者因为你上哪门课成绩特别好，即某种特殊的原因导致了你日后的成功，这个特殊原因则是一个转折点。要作出这样的叙事，你首先要对你的人生建立一个大事表，标记出哪件事是人生的转折点，为什么这一转折点所发生的事情正是你日后成功的重要原因。这其实就是历史学的最为核心的逻辑基础。我们可以把这一逻辑称为时间叙事逻辑。社会学的叙事逻辑则是要找到你成功背后的结构机制性原因。比如，你父母有钱、你因为住在学区房而得到了很好的教育等。比如说孟母三迁故事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个社会学的结构机制性逻辑。孟母很懂得一个好的邻里环境对于孟子成长的重要性。

用今天的社会学语言来说，孟母非常懂得社区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的重要性。但是如果进一步研究孟子的生平，我们也可能发觉他日后的成功并不仅仅是因为一个好的邻里环境，而且还有遇见了一位好的老师，人生找到某种目标、学会了坚持等等。所以，时间序列叙事逻辑和结构机制性叙事逻辑只是在方法论意义上的两个理想型叙事方式，而在经验层面他们并不相悖，具体说就是孟子日后成功的原因可能两者兼有之。只是在学术高度分科专业化的今天，这两个叙事逻辑才开始分离并且走向对立，发展出历史学与社会学两个学科。

电影《心灵捕手》剧照。

第二点，换个角度来说，历史学和社会学追求的其实都是结构机制解释。或者可以这么说，这个世界上除了结构机制解释别无其他解释方法，而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差别只是社会学更追求找到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机制及让这些机制变得重要的结构性原因，而历史学则是更追求找到一些具有转折点意义的特殊性机制以及让这一特殊机制变得关键的结构性原因。我刚才所说的普遍性机制指的是诸如价格规律、三个和尚没水喝（即搭便车机制）、同鸟相吸（homophily）这些在许多场合都多多少少能看到因果关系，而特殊性机制指的则是像奥匈帝国皇储被刺杀这么一个具有一定偶然性的，但是对于一战来说却具有导火索性质的转折点事件。我们一般不会把后者称为机制只是因为皇储刺杀事件只是一个对解释一战爆发有一定启迪意义的特殊的因果关系。但是，这个世界上“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性因果关系，到对环境高度敏感的机制，再到需要一事一议的特殊性因果关系本身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1914年6月28日，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刺杀，此次事件被视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因此从认识论意义上来说，我们不能把高度特殊性的因果关系完全排除在“机制”这一范畴之外。例如，皇储刺杀事件虽然因其偶然性而显得特殊，但这次刺杀之所以发生、乃至于成为引发一战的转折点事件，则与民族主义运动在东欧的兴起，欧洲在拿破仑之后所确立的国际关系准则的逐渐失效，以及欧洲贵族主导的外交越来越与正在兴起的民主政治脱节这些宏大结构性事件紧密相连。一个历史事件之所以能成为历史转折点事件背后一般都有结构性原因。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历史学是一门研究结构和特殊性机制关系的学问，而社会学则是一门研究结构和普遍性机制关系的学问。两者的区别并没有想象的这么大。

但是，历史学追求特殊性机制的品位和社会学追求普遍性机制的品位都给自己的学科带来了不少问题。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他们面临的最为重要的一个挑战就是如果每一段历史都是特殊的历史，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甚至为什么还要历史学这一学科？而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他们所面临的最大的危险就是出于学科和意识形态偏见、学术基本功不够、缺乏反思、急于求成和机会主义等等原因而提出与事实相去甚远的结构机制性理论，而当这些“理论”因为某种政治指向而得到国家力量的支持时，其负面后果可以大到难以想象。尽管如此，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社会学视角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为什么优秀的历史学家，比如霍布斯鲍姆、劳伦斯·斯通、马克·布洛赫、威廉·麦克尼尔等，本身也都是伟大的社会学家，因为他们的叙事都不只是想通过“过程追踪”来找到一个个具有转折点意义的特殊性事件，而是想寻求历史中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换一种说法就是，他们的分析方式虽然是以时间事件序列叙事为主，但背后却都有结构性分析。优秀的学者都是“杂交”的，我本人也具有很大的杂交性。我不认为我只是个社会学家，我同时也是历史学家。

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 1886-1944），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1929年他与吕西安·费弗尔（1878-1956）合作创办《社会经济史年鉴》杂志，标志着年鉴学派的诞生。生前出版的著作包括《法兰西岛》（1913）、《国王和农奴》（1920）、《国王神迹》（1924）、《致力于欧洲社会的比较历史研究》（1928）、《法国农村史》（1931）和《封建社会》（两卷，1940）。死后出版的著作有：《奇怪的战败：1940年写下的证词》（1946），以及未完成的《历史学家的技艺》（1949）等。

新京报：历史学家关注的是改变历史进程的事件。可能是因为历史存在偶然性，历史学家会沿着历史的轨迹想象另一种存在的可能。社会学家明显关注的是更为长远与持续性的机制。那么在社会学中，我们应该怎么理解那些颠覆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们的走向与不可控，是否也可以用“结构”的话语来解释？

赵鼎新：历史过程中的各种偶然性太多了，但是如果长时距看的话，绝大多数偶然性往往提供的只是中短期的历史抖动而已，而如果某个历史人物的行动或者事件成了历史转折点，这背后肯定有结构性的原因。比如法国革命，它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始终充满着各种偶然因素，这些偶然因素也的确影响着法国革命是否会发生、会以什么方式发生，会走得多极端，等等。但是，考虑到路易十四搞中央集权所带来的各个阶层的不满、考虑到法国在与走了一条不同道路的英国的国际冲突中屡屡处于下风，并且税收严重入不敷出这一事实、考虑到启蒙运动给法国知识群体带来的一套革命性思想在法国的广泛传播，难道法国能不出一场大乱子吗？

电影《路易十四的崛起》剧照。

此外，如果某些带有偶然性的个人行动发展成了历史转折点事件，这往往也是因为该人手中掌握着一些结构性的权力，这些权力的存在使得此人的性格和价值倾向放大成为宏观社会结构，并且此人的权力越大，他的性格和价值倾向带来的结构性力量也就越大。以上这一规律存在于任何社会，但在权力缺乏制衡的政体中表现得尤为充分。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多种场合强调，对历史时间性质的讨论，其本质就是对于社会结构机制的性质的讨论，而对社会结构机制性质的讨论，其本质就是对社会权力不均匀分布和历史时间的结构性问题的讨论。如果没有社会权力在社会行动者手中的不均匀分布，就不会有历史时间和社会结构。因此，权力就是结构，结构就是时间。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对于各种理想状态和现实意义上的社会行动者手中的权力/力量的分析的基础之上。

当社会学的结构机制分析，

遭逢行动中的“人”

新京报：在过往的研究中，你比较注重对象之间的差异性，而且在具体研究中也格外注意提问的角度和问题意识的由来。提出问题其实本质是价值取向的判断，也反映了研究者的个人背景和情感判断。你也评价过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一书中将中国的战国时期与欧洲十八世纪以来的国际秩序进行比较的尝试。那么在社会学研究中，什么样的问题是好问题，是研究成果具有解释机制的问题？

赵鼎新：如何选择比较对象其实是我训练学生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比较本身就是艺术，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很多研究我一看就知道错在什么地方，但是要把这种判断力转化成一套完备的、可传授的教条几乎不可能。就我个人来说，在尽量为学生总结出一些方法论教义的基础之上，我主要依靠的还是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方法。比如说加州学派学者将十八世纪的英国和中国的江南进行比较。我认为他们的比较方法是错误的，但我不会给学生传授“苹果和橘子不具备可比性”这种带有很大误区的观点，而是会强调两者是否能比完全要看你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如果你的比较仅仅停留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和中国的江南的各项经济指标并且对此作出解释，这实际上并无不可。但是如果你比较的目的是想通过十八世纪中期的英国和中国的江南在各项经济指标上都相差无几这一点来强调工业资本主义也同样会在中国发生，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是因为工业资本主义是在西方特有的五个相互交叠的历史进程下跌跌撞撞发展起来的：

（1）连绵不断的战争和激烈的经济竞争把欧洲社会推向理性化并且加速了欧洲经济和军事技术方面的累积性发展；（2）随着天主教的分裂，欧洲形成了一个意识形态多元竞争的状态；（3）与其它文明中的商人相比，近现代欧洲商人不仅仅掌握了巨大的经济资源，并且也掌握着其它文明中商人所不具有的政治、军事与意识形态资源；（4）欧洲出现了一种政治和非政治精英（尤其是日益兴起的资产阶级精英）相互制约的权力框架；（5）欧洲国家与商人形成了一个社会行动者意义上的对外联盟，其中国家依靠商人敛财并实现对殖民地的汲取和管理；而商人则仰仗国家的保护来拓展自己的利益。因此，工业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还更是一个政治现象。你可千万不要忽视我所提出的欧洲工业资本主义起源的五点背景原因的理论意义，这可是一个任何一位欧美超一流学者都没有能力作出全面表述的理论。

学者在做学问时非常容易让自己的价值偏好影响学术判断。加州学派的西方学者中，有些人对欧洲殖民者在历史上造成的灾难心存愧疚，但却还是把工业资本主义当做一种好的东西来看待，因此就采取了一个认为当时世界各个文明均有机会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欧洲只是在最后关头因为一些偶然原因先行了一步这么一个观点。他们核心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就是用现代的观念去看待过去发生的事情，而忘了古代社会不是为了你今天的价值观而存在的。

关于许田波的问题，我认为把中国的战国时代和欧洲十八世纪相比其实也不是不可以，但也要看比什么东西，采取的是什么方法。她的书从提问开始一路犯了不知多少低级错误，问题太多。我只是因为她处理的问题在有些方面和我重合度很高，并且有些不懂中国的政治学家还对她的观点买账，才不得不在我的书中对相关的错误进行剖析，但我不想再赘述。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赵鼎新著，夏江旗译，一頁folio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

总之，比较研究从问题的提出开始，一路过去可以犯错误的地方非常之多，而正确的可能却很少。对于历史社会学乃至任何质性社会学研究，这都是非常难的事情，需要研究者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不断提出各种“错误”问题，不断在过程中纠正。我在浙江大学授课时，经常回答与点评来自学生的各种发问。我最近正在收集这些内容，并计划在此基础上整理成书。我希望此书发表后，能对青年学者有所帮助。

新京报：从早期的集体行动的研究，到儒法国家再到你新近对合法性政治以及民族主义的研究，关注的时间段分别是瞬时性、历史性和当下性的。这三种研究的机制解释其实也针对宏观与中层两种不同的视野。这三种研究的规模和问题的复杂程度各不相同，在研究的演绎与归纳过程是不是也意味着需要不同的思路？

赵鼎新：社会学研究的着力点自然应该是结构机制分析，但是人并不是社会机制或者某种社会结构的奴隶，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社会行动者。其关键难点在于：人类有意无意的行动会改变某一微观机制甚至宏观社会结构在给定时空中的重要性，会创造新的机制和宏观社会结构，并且会几乎无穷地改变机制和宏观结构的组合方式。这就决定了微观机制和宏观结构的结合问题在根本上是一个需要一事一议的经验问题，而不是一个靠提出“微宏观链接”（micro-macro link）， 并且通过讨论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等经典社会学家的著作中常出现的几个微宏观链接方式就能得到统一解决的理论问题。我曾经提炼出社会科学家在处理结构机制和行动者关系时所采用的六种分析手法。

第一是一种忽略社会行动者的作用，强调结构机制力量的传统社会学分析方法。第二是大多数历史学家会采用的一种强调社会行动者的力量，轻视结构机制力量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第三是一种把历史分成稳定期和动荡期进行分别处理的方法。在此方法下，社会结构和相应的机制在普通期有着主宰性力量，但在特殊时期，比如革命前夕，战争时期，或者一个公司或国家的高层领导之间的关系出现重大裂痕之时，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相应机制的约束力量就会削弱，社会行动者的力量就会变得重要。

第四是一种把历史分成长时段和短时段，在短时段分析中更注重社会行动者的作用，而长时段分析则是更注重结构机制性力量的分析方法。第五是用非企及结果思想来平衡结构机制和社会行动者之间关系，或者说在强调社会行动者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同时强调了在各种结构机制条件的限制下，社会行动者的行动所带来的并不是自己所想要的结果，而是各种非企及结果。

第六是广义结构理论。在此视角下，社会结构机制是多元的，不同的社会行动者虽然都有主观能动性，但他们其实只能挣脱部分社会结构机制的制约，但却不得不被其他社会结构机制所束缚，某个社会后果与其说是某些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结果，不如说是某些社会结构机制在某些行动者的推动下占据了上风的结果。因此，我们并不一定需要在哲学层面来解决其实是永远也解决不了的结构机制和行动者之间的紧张关系问题，而只要解释为什么反映了某些社会结构机制的社会行动者在与其他社会行动者的冲突和竞争中占据了上风即可。

在以上六种分析手法中，社会学家往往会采取第一和第五种分析手法，而历史学家则基本上采取第二种分析手法，第三、第四种分析手法虽然被广为接受，但往往是一些著作中的辅助性观点。第六种分析手法是我自己的设想，没有人专门讨论过，虽然隐含着此类观点的分析并不少。以上六个分析手法各有优势和不足，用好了也都能写出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作为社会学家我们必须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来整合这些分析手法。

《什么是社会学》，赵鼎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5月。

但是我以上所说的仅仅是人类对于社会现象认知的众多局限中的一个。人类认知一直受到以下难题的困扰：通过经验归纳总结出来的规律完全可能是错误的，而通过推理演绎而得出的规律却又可能与现实不符。演绎和归纳逻辑的分离在经典物理学中似乎得到了解决，因为有了牛顿定律后任何宏观低速的物理运动规律既可以用牛顿定律来演绎，也可以通过观察来归纳，并且结果完全一致，这就是说演绎和归纳在经典力学中获得了统一。这一点在生物学中就较难做到，因为生物学中没有像牛顿定律和爱因斯坦相对论这样的对环境因素不敏感的法则，而只有大量其作用方式受环境影响很大，并且相互之间联系不见得十分紧密的因果关系机制。生物学科因此特别强调做实验时对各种环境因素进行有效控制，因为只有在控制条件下通过演绎得来的机制性规律与通过经验归纳产生的结论才能达成统一。但因为以下几个原因，社会科学连这一点也做不到。

首先，社会科学要获得比如“细胞株”和“克隆”等生物学实验控制手段几乎不可能，这也就是说社会科学最多也只能进行一些达不到完全控制的“准实验”研究。第二，社会科学面临着这么一个生物学不需面临的困境，那就是准实验控制进行得越好，能解答的问题越少。准控制实验一般仅能用来研究那些随处可见并且用其他方法也能回答的简单常识性问题，而无法研究诸如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民族国家的产生、民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福利国家和发展型国家的出现，世俗化和去世俗化、全球化的到来、女性地位的提高、信息社会的到来等等大量的关乎人类命运的社会科学核心问题。第三，在生物学领域，一旦我们通过控制实验找到和了解了某个机制（比如胰岛素）的作用模式，该机制在体内的重要性和作用方式都不会因之改变。这就是说我们对一个个生物机制作用方式的了解会在一定程度上加深我们对生物体的整体性理解。

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一旦我们通过某种研究了解了某个机制（比如偏好伪装，偏好伪装是“皇帝的新装”这一谚语的学术表达）的重要性和作用方式，该机制的重要性以及其在社会上的作用模式马上就会发生重大变化。更有甚者，社会科学还面临着“多对一”难题，具体说就是对于任何给定社会现象，我们总是能找到多于一个在逻辑上能对这社会现象进行解答的社会机制和相应的社会结构。这就是说通过某种实验获得的机制并不能简单地用于对于某个经验现象（特别是较为复杂的经验现象）的解释。以上两个原因的存在就决定了我们对一个个社会机制及其作用方式的了解不但不会提高我们对社会的整体性理解，而且还会把我们引向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面。

研究者的主体性，

往往会促进学术多样性

新京报：你曾经在一篇书评中针对人类社会与黑猩猩、蚂蚁等动物性的社会群落进行比较。我们在针对不同的文明的比较中，关注点都是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等指标。在人类社会演进与发育的过程中，生物性又在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今天分工明确、高度复杂、意识形态和不同观念间争论不休的当代社会，我们探索它的由来是不是也可以归咎于某种“生物性”？

赵鼎新：人类行为背后肯定是有大量的生物学基础存在，人类社会早期所产生的组织、制度和文化也是随着我们的生物学本性而发展出来的。比如人类从来就是地域性、政治性和经济性动物，有了意识之后人类又成了意识形态性动物。我在《儒法国家》一书中提出的有关人类社会长时段变迁规律的理论也正是建立在人类的这四个本性所引发出来的一些结构性机制的基础之上。但是在面对人类的生物性一面时我们必须避免以下两类倾向。

其一是把人类的任何行为都朝着生物学基础去靠。这么做意义并不大，因为人类意义性行为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产生了宗族、宗教、公司、学校、国家、军队、警察、黑社会、社会组织等各种组织、制度和文化，以及大量的从这些组织、制度和文化中涌现出来的，并且不能够简约为人类生物性的结构机制性关系。正是这些组织、制度和文化及其相应的涌现性质才是决定人类当前生存条件的关键所在。让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比如，需要吃饭的确是人的一个生物属性，但是我们人类发展起来的与吃饭相关的各种复杂的组织和文化还与人类作为生物属性的取食有多大关系？还比如，性别差异背后肯定有生物属性的一面，但是我们人类围绕着性别差异发展出来各种意识形态、交往、压迫和冲突模式，乃至各种奇奇怪怪的性文化还与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异有多大关系？

其二则是在研究社会现象时完全忽略人类行为的生物学基础，乃至我们的身体首先是一个生物体这些属于生存条件的事实，因为这一忽略会给我们对人类社会的理解带来多方面的误区。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这儿只能举两个简单的例子。第一，如果忽略了人类首先是个生物体，我们一般会以为医学越发达，人类的整体生存条件就会越好，但当你有了生物学常识后就会知道医学在延长所有人寿命的同时也会阻碍自然选择力量的作用，从而给了带着各种负面基因的人存活和繁衍的机会，因而加大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基因负担。第二，我们一般都会庆祝人类的计算能力和自我行为的论证能力，并且认为这是人类优越于其它动物的最大关键。但是你如果有生物学常识的话就不会这么想，或者说至少不会做出一些过于简单的结论。

纪录片《尘与雪》剧照。

有人做了这么一个实验：三个反扣着的碗，中间一个60%放着糖果，40%没有。实验人员让世界顶尖大学的学生和老鼠、猴子等不少动物一次又一次地翻碗找糖果。实验结果是大学生在翻了几百次后还没有发觉只有中间的碗才会有糖果这么一个事实，而老鼠和猴子等动物却在翻了几十次后就再也不会翻两边的碗了。这个实验结果说明了一个简单但是却深刻的道理：聪明反被聪明误。具体来说，计算能力和自我行为论证能力的确是人类在地球上取得主宰的关键原因，但正是这个能力也加大了人类犯各种错误的机会，并且随着人类在各个方面的能力加大，所犯的错误及其带来的负面后果也就会加大。可以试想，如果以上实验的对象是儿童，而不是顶尖大学的大学生，这些儿童的翻碗行为就可能会更接近动物行为，或者说犯的错误就会小一些。

总之，人类在地球上取得主宰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让各种不具有稳定性的正反馈机制在社会上取得主宰的过程。可以说，人类的计算和论证能力所产生的非企及后果几乎注定了与恐龙和其它在地球上获得过主宰的动物相比，人类主宰地球的时间会异常的短暂。

新京报：社会科学研究都体现着某种价值观和关怀。和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的概念其实较为模糊，解释的空间和叙事更需要艺术。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为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艺术。社会学家在研究中，也许会对不同的现象和机制产生偏好。比如会因为自身价值观和学术背景，格外注意某一项，刻意忽略另一项。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研究者的主体性？

赵鼎新：我觉得学者有自己的主体性或者说学术个性其实也不见得一定就是一件坏事。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价值倾向、个人性格和判断来做学问，其结果就是促进了学术多样性。我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大多数同事都很有自己的个性。他们的学术依我看都有不同程度的误区，但因为治学认真，从而都能获得一种片面深刻的境界，让我从他的作品中学到很多东西。比如彭慕兰，虽然我对他的观点多有批评，但是他绝对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者。也正是他的片面深刻的观点刺激了我对工业资本主义产生原因的进一步思考，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多种片面深刻的学问的共存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虽然其中每一个观点和分析方法都有不少问题，但是这些观点和分析方法加在一起力量就非常大。它会迫使学者走向微妙，而在这种环境下当官的也不至于太傻；它会增加一个民族的常识感、反思能力和心量；它会让社会获得巨大的创造力。就我个人而言，芝加哥大学的高度多样性的学术生态给了我在国内难以获得的学术进步空间。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06年起），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2013—2014年）。1980年于康奈尔大学获学士学位，1988年于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师从史景迁。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代表作有《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获1994年费正清奖）、《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获2000年费正清奖）等。

不同力量推动下的

中西方近代社会

新京报：接下来这部分，我们聊一聊你刚出版的新书《儒法国家》。在西方的政治学著作中国家与社会是作为一组概念出现的。在《儒法国家》中，你也谈到了中国社会发育的过程与西方有所不同。但是许多海外研究中，依然把明清以来的士绅社会和乡里自治组织与西方近代以来的中产阶级的崛起进行比较。我们能否用西方政治学中的“社会”概念，来衡量中国社会？

赵鼎新：近代西方的社会肯定不同于近代中国的社会，如果用西方理论硬套来理解近代中国也肯定会产生各种问题。我们一般用社会这一概念来泛指那些在国家以外，但是并不完全独立于国家的那些社会关系和组织。对于明清中国来说那就是宗族、各种商业组织、行会、书院、诗社等等。你如果问我中国的各种社会组织是否能与近代西方的各种组织相比，我会回答这首先取决于你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就比如我们单纯比较香蕉与苹果的共同点与不同之处，这意义并不大。但是如果我们有具体的指标，比如维生素含量、含糖量等等，比较就有了可能。对于中西方近代的各种社会组织比较研究我也持有同样的态度。如果你是想把近代西方社会的各种组织的发展作为正面模板，然后在中国找具有同样正面意义的发展，我估计你就不得不大规模地误解甚至是篡改历史。如果按照西方人对同类组织的研究范式来做研究，那么你的研究肯定就会带来很多误解。

但这不等于说近代中国发育起来的各种社会组织与西方相应的社会组织就不能进行比较。假如你的问题意识是为什么工业资本主义首先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形成？这时候比较两个国家的商人和商人组织就产生了意义。因为通过比较你就会发觉，虽然近代中西方的商业发达程度并无根本性的差别，但是中国的商人和商业组织并不像欧洲商人一样能控制一大块领地、能拥有自己的军队、能建立拥有军队的跨国商业同盟（比如汉萨同盟）、能和国家建立契约性的对外扩张同盟、能拥有为自己的存在合法性和行为方式张目的意识形态（比如，自然法、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有限政府、社会契约理论、看不见的手等等）、能控制有些国家的议会甚至发起资产阶级革命。只有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商业高度发达的明清社会完全不可能发育出工业资本主义。

汉萨同盟是12-13世纪中欧的神圣罗马帝国与条顿骑士团诸城市之间形成的商业、政治联盟。以德意志北部城市为主。

但是即使是这样的比较我们仍需格外小心，因为这样一个本身完全合理的问题意识和相应的比较很容易把我们引入以下两个误区。其一是在线性史观的指导下把工业资本主义首先在西方产生看作是西方的先进性而鞭挞本国文化（事实是工业资本主义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创造和生产能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能力，它在解放了个人的同时也给整个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带来了高度的不确定性）。其二是把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简化为中产阶级权力的问题甚至是产权问题（事实是以上所讲的近代西方商人和商业组织的特殊性只是工业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它们是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形成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因此，做历史比较研究其实处处是陷阱，没有很好的知识面、基本功、判断力、反思能力和智慧很难做得好。

新京报：西方的历史社会学者在进行研究的时候，都会选择认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间段。比如查尔斯·蒂利选择的是第二个千禧年的欧洲。在《儒法国家》这本书中你选择的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段发育出的儒法国家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未来的历史发展路径。在进行这种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具有鲜明特点与解释力的时间段，你是如何选择的？选择这个时间节点，是不是也对欧洲历史上的特定时期有所比较？

赵鼎新：我的书从西周开始一直写到19世纪，但是你并没有说错，《儒法国家》近一半内容是在分析春秋战国。个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中国在西周时期出现了不同于其它文明的政治哲学，这些政治哲学在战国时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并且出现了能定义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一些根本特性的儒家、法家和道家。汉武帝后被改造后的帝国儒学逐渐上升为帝国意识形态，而法家思想则渗入到了国家在社会管理和控制层面的思维和实践的方方面面，给了中国一个强国家传统。此后中国虽然发生了各种巨大的变化，这个“外儒内法”的体制在总体上是在发展并且是在更深地渗入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就回答了我为什么花很大的笔墨在春秋战国这段历史这一问题。

但是查尔斯·蒂利所关注的是欧洲国家形态的变迁和民族国家的产生。欧洲近代国家虽然在不少方面继承了古希腊和罗马帝国的传统，但不少古希腊和罗马帝国的传统是文艺复兴后欧洲精英有意识地重建和重新连上的，而不是像中国的儒法国家传统是一路基本连贯地继承下来的。换一句话说就是，欧洲近代国家形成的最关键期是在第二个千禧年，特别是英法百年战争以及百年战争以后的数百年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查尔斯·蒂利把自己研究的时间段定在第二个千禧年。总之，一个比较研究怎么进行（包括时间段怎么选定），全取决于你的问题意识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没有问题意识，就没有经验材料可言”。对于一个经验研究来说，只有问题意识才具有本体性，其它都没有。

查尔斯·蒂利，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被誉为“21世纪社会学之父”。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约瑟夫·伯腾威泽社会科学教授，曾在特拉华大学、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等校兼任教职；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美国哲学学会、美国艺术与科学促进会会员。主要著作有《集体暴力的政治》《信任与统治》《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欧洲的抗争与民主》《民主》《政权与斗争剧目》《社会运动（1768—2018年）》等。

新京报：《儒法国家》中，你也提及了春秋战国以来的争霸战争，导致了后面吏治国家的兴起。效率导向性文化和历史理性式的思维-判断方式，也影响着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这种文化类型也使人们想起了西方以行政理性为主导的文官制度。我们如何看待这二者的关系，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这是否是一个替代的关系？

赵鼎新：首先我不认为全盘移植西方的制度是一种正确的做法。另外就是你即使是想全盘移植也不可能，因为各种本土的社会力量会把你的计划打乱，给你搞出一大堆负面的非企及后果，让你拿到手上的最多也只是一些不伦不类的东西。所以这两者之间肯定不应该是什么替代关系。但是，现代化的进程在大大加强了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能力的同时也对国家有了新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对西方国家来说则是他们首先遇到，并率先获得解决或者缓解的。所以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西方在总体上的确要比后发国家做得好不少。但是今天欧美国家所获得的制度优势都是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才得以实现的，其中包括了各种革命和剧烈的社会冲突，也包括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这才使得西方人找到一点经验教训。但是即使如此，他们今天也把教训忘得差不多了，因此也就开始面临一大堆一看就是忘了历史教训才会出现的社会问题。但是现代化毕竟是在西方产生的，所以西方的很多与现代社会相匹配的制度都是内生的，或者说更适应它们的土壤。我不得不说在处理很多问题上西方国家要比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更有经验，许多方面也做得更成功，能给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许多可借鉴之处。但这并不是说西方文化和制度在本质上就比其他国家好，而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都是西方内生的产物，很多规则和制度是他们率先制定，率先试错，并且率先被定义为“先进”，而我们却不得不学习。简单讲就是，西方有的主要是“先机优势”，而不是简单的制度优势。

电影《敦刻尔克》剧照。

但是，虽然西方所具有的大多数优势都属于“先机优势”，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在目前确实也很难找到一个截然不同的替代方案。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在西方率先发生的现代化进程能产生很大的竞争同构压力。具体说就是只要某个后发国家在生产效率、原创性发明能力和话语能力方面不如西方国家，这个国家的工业产品最多也就只能占领中低端市场，军事上就会占据下风，说出来的话也就在国际上得不到响应。正是在这种目标性极强的外在压力下，非西方国家才不得不向西方学习，包括学习他们的文化和制度。

最后，我想补充一点，中国的吏治传统其根本问题并不在于其缺乏理性决策能力，而在其它方面，关于这一点我会写一篇文章专门阐述。

新京报：历史是多种力量推动的，在社会学研究中“国家”作为一个单位，在你的研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国家运作的逻辑，多大程度上拥有具有一定“理性”的自主性？

赵鼎新：在我的研究中，国家之所以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首先是个人的成长历史所决定的。在我青少年的个人经历中，国家力量一直介入社会的最底层，从根本上影响了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

此外，在进入社会学之后我发觉虽然世界各国路径和进程有很大的不同，国家力量越来越强大却是一个普遍现象。我们需要国家这个“利维坦”存在是因为它在提供诸如国土安全、公共卫生、保护环境、社会福利和法律保障等等大型公共物品（public goods）方面有着其他社会群体所没有的能力。但是国家在提供各种公共物品的同时，或者说在为了更好地提供这些公共物品的名义下获取越来越多的资源，掌握着越来越多的其他形式的组织所没有的权力。

比如国家可以通过法律来规训社会、通过税收和其它方式来向社会汲取资源，以及通过各种政策来限制和调节社会生活。国家同时也掌握着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垄断性的暴力工具，比如警察、军队，等等。再加上现代交通、通讯和信息技术又大大增强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研究国家理论的学者，提出诸如以下之类的问题就显得非常正常：如何能把越来越强大的国家的权力放在某种“笼子”中，让国家不会成为一个提供公共坏物品（public bads) 的中心？如何保证在把国家的权力放在某种“笼子”中的同时，其决策不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绑架，从而能进行具有自主性的决策？如何保证国家能以比较小的政治和经济代价来有效地提供各种公共物品？如何在国家无处不在的情况下仍然能保证个体的基本自由和尊严？如何在国家无处不在的情况下，同时也能让社会力量来提供数量巨大，而国家无法提供或者至少是无法有效提供的各种中小型公共物品？如何在国家精英和其所统治的民众之间建立某种良性的互动关系？

以上这些问题就是国家社会学的一些最为核心的问题，也构成了我的一个主要学术兴趣。当然对于国家这一议题我们也可以采取其它的思考方式，比如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就更为提倡无政府主义，但对我来说无政府主义只是一种乌托邦，国家作为“必要之恶”消失了，其他替代方案不见得就会更好。

至于国家运作的逻辑以及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拥有一定“理性”的自主性这一问题，它其实与我在上面所提出的一些更为根本性的问题紧密相关。比如，一个能把权力放在某种“笼子”中的国家的运行和决策方式肯定与做不到这一点的国家的运行和决策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一个受到利益集团绑架的国家其决策自主性肯定就会受到很大影响。一个管得太宽的国家其社会力量肯定就会发育不良，而社会力量发育不良的地方，各种中小型公共物品的提供就肯定会受损，并且各种社会问题都会出现泛政治化的倾向。但是，这些都只是宽泛的理论探讨，而你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验意义上的问题，需要有大量的研究，也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

儒法传统，何以流变？

新京报：为什么儒法国家的传统如此根深蒂固，还在影响着我们对行政和政治理念的想象？

赵鼎新：我首先想强调中国的儒家传统至少从目前来看是基本上丢失了。原因很简单，任何意识形态/价值观层面的东西都不具有内禀的生命力，或者说它必须要靠某种其它力量的支持才能维系，儒家传统也一样。在近代中国，维系儒家传统的制度基础最主要有两个，那就是科举制和宗族组织，但这两个制度在近代中国的转型过程中都遭到了根本性的毁坏。民国以降，儒家传统作为一个文化仍然在中国有较大影响，而维系它的主要是以孝顺、重男轻女、贞洁，以及诸如“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等观念和现实所组成的一套文化体系。但是这套文化体系在城市化、养老社会化、小家庭化、女性走入社会等力量的冲击下也变得千疮百孔。可以这么说，在当今中国维系儒家传统的制度基础只剩各种恋旧性的社会力量了，而即使是这个力量在当今中国也受到了商业化力量的严重侵蚀。

儒家传统几乎不在了，但是法家传统在中国不但得以维系，并且还有了加强。维系法家传统在当下中国延续和发展的制度基础主要有四个。一是中国的一套管得很宽的治理模式以及相应的思维模式，并且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二是这套法家治理模式不但得以维系，并且还得到了现代通讯、信息、交通、大数据和控制技术的发展，以及诸如控制论、系统论、动态规划、顶层设计等理论和理念的支持而在中国不断增强。三是法家传统在当代中国已经渗入到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管理方式和教育模式，以至于在不少方面教育和控制在中国已经浑然一体。四是民众对法家治理模式的一种内化性适应，甚至拥抱。以上所说的法家传统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四个制度基础就像佛教寺庙中的“四大金刚”。在他们的护持下，法家传统不但能得以维系，而且能在民众和官员的头脑里高度内化，成为他们的惯习和本能。

新京报：今天我们谈到绩效合法性其实可以用数字或者指标来体现，但是古代的天命观作为绩效合法性。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我们对绩效合法性的理解是不是也会随着时代变迁和技术的演变而不断变化？

赵鼎新：古代也并不是那么简单，古代中国要维持一支军队以御外敌、要兴修水利保一方平安、要赈灾求雨、要打击土匪贼盗以维持治安。当国家在这些地方做得不好的时候，就有人会说这个国家失去了天命，皇帝就会害怕，甚至下“罪己诏”。当然，现代国家需要做的事情就更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对绩效合法性的理解的确会随着时代变迁和技术的演变不断变化。

新京报：蒂利的切入点是军事-财政国家的形成，芬纳是以政体形式的角度出发。相比于这些视角，意识形态其实是一个很难去界定甚至是测量的指标。在你的研究中，是如何意识到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的？

赵鼎新：就如我在进入社会学后会比较自然地对国家理论感兴趣一样，我对意识形态重要性，或者说它所能产生巨大社会力量的认识也是来自个人的生活体验。此外， 进入社会学后我马上受到韦伯的影响，但在韦伯对宗教/意识形态的分析中并没有充分体现出以下两个更具根本性的意识形态的性质，而这两个性质正是我的理论的出发点。

我外婆对我说过一句话：“阿鼎啊，大了后你要记住，处理家庭内部事情的时候不要忘了一句话，一娘生九子，连娘十条心。”外婆的意思就是家庭里面有矛盾，意见不一致很正常，各自诉求和立场不同也很正常。她以此来教导我不要执着于自己的态度，要懂得理解、忍让和妥协。我当时并不完全理解她这话的含义，但长大后我不仅对外婆的智慧有所体悟，并且还从中感悟出意识形态权力的一个根本性的性质：意识形态来自于人类对外界事物的理解，但是人类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受到个人经历、知识面和反思能力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就本源性质来说，意识形态在世界上的高度多元存在是自然而然的现象。

现代性的未来与忧虑

新京报：早期的历史社会学，比如斯考波切和巴林顿·摩尔的研究，问题意识都来自于民族国家和工业资本主义如何在不同的文明之间落地发芽。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儒法国家》视作对于这个问题的回应。为什么早期历史社会学家和你的研究都会把重点放在这个问题上？

赵鼎新：你说的这个现象是事实，背后的原因很简单。现代社会的核心就其本质来说其实就是两件事情，经济上是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政治上是民族国家的产生。可以说这两件事情形塑了现代社会的全部现实。现代社会的其它现实，包括工业化、全球化、城市化、世俗化、科技快速发展、信息和智能社会的到来、人均寿命的提高、普通人的生存自由度和尊严的提高、个人主义文化的发展和民主化、女性地位的上升等等，均可以说是这两件事情的直接或者间接后果。

我们所面临的所有对人类生存有严重挑战的现实，比如生态危机、能源危机、食品危机、保守原教旨宗教的强盛、人口爆炸和贫富差距加大、族群主义和族群清洗、世界大战、全能国家、毒品和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生产和扩散、恐怖主义等，也都是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发展而产生的现象。可以说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最不可逆，或者说最具后果性的事件。这就是为什么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历史社会学家研究的问题意识都是来自对这两个问题的关切和反思。

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2》剧照。

你也许会以为，我们完全可以脱离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这两个核心议题而为自己的研究找到意义。其实不然。因为一位学者之所以对这些议题感兴趣，之所以在研究中采取了某一视角，都受制于其对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带来的人类新的存在条件的理解或者感受。就好比在改革开放初期国人缺乏自信时，中国学者普遍把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作为一个负面的存在来看，但是随着国力的强盛以及西方的相对衰落，不少学者对“差序格局”开始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这一改变势必会影响到这些学者研究的方方面面，包括问题意识、材料取舍、文本解读、历史情境的把握等。可以说，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不但影响到当代社会的每一个方面，其产生的各种正负面后果，以及带来的不断加速的社会变迁，还一次次地改变着我们对前现代和当代社会的理解，乃至于我很难想象任何一个有意义的历史社会学议题能脱离这两个核心议题而存在。

新京报：你的理论强调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会促生大量的具有方向性的正反馈机制。这也造就了人类社会生产力、财富创造的源泉，但是当下人类社会的各种问题也源于此。如果说因为竞争的机制造就了现代社会。但是这种竞争不被约束，也会带来种种危机。在提炼了竞争作为现代社会诞生的重要因素之后，你会不会也对竞争作为未来世界的一种动力感到隐忧？

赵鼎新：我不仅感到隐忧，甚至有些悲观。我在《儒法国家》的结论部分写了这么一句话：我更愿意生活在一个军事力量被压缩到维持治安功能，市场力量被限制在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平等框架下的社会。但我很清楚我的这个想法基本上属于乌托邦。这个世界的美丽和丑陋之处就在于我们每个人对历史的理解，对当下社会的理解，以及人生的态度都不一样；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获得即时的好处才是一切行为的起点。因此，如果要把我的思想付诸实践，我就必须去忽悠像国家这样的超级强制性力量的支持和推广，而这种推广所带来的只会是各种我想都不敢想的负面非企及后果。

采写/袁春希

编辑/青青子

校对/薛京宁、贾宁、付春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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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集团担保多家公司濒临破产，广发长江二券商迎来多项监管措施

作者：反做空研究小组

发布时间：2022-08-15 23:44

快照：

作者|韦新泉本期，反做空研究中心共整理了26家公司的评级报告，其中19公司评级展望稳定，另有蒙娜丽莎被纳入信用等级观察名单，7家公司存在人事变动情况。本期所涉及的公司分布在证券投资、城投、交通能源等领域。需要注意的是，多家券商企业以短期债务为主，需关注其流动性管理情况。另外广发证券、长江证券多次被采取监管措施，需增强内控及合规管理。北汽集团担保的部分企业进入破产程序，或面临一定代偿风险。深圳地铁在建项目仍需超4千亿元投资。从上方的表格中可以看出，在债务方面，19家公司的总债务为31715.54亿元，短期债务为16223.0992亿元。其中天津城投总债务达5139.81亿元，短期债务为1721.31亿元。与之相比，如皋城发总债务最低，为47.47亿元，短期债务为5.57亿元。在这19家公司中如皋城发的短期债务比最低，为11.73%；中国银河证券的短期债务比最高，为74.45%。在授信方面，多家券商公司剩余授信超千亿元，间接融资渠道通畅。从项目投资方面，10家公司存在在建项目，项目总投资为10289.94亿元，已投资4504.02亿元，未来还需投资5785.92亿元。另外，有3家公司存在拟建项目，项目投资总额为145.27亿元。这些在建及拟建项目未来共需投资资金5876.14亿元。机构名称解释：中诚信：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资信：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东方金诚：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中证鹏元：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新世纪：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公司简称：深圳地铁：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招商证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柳州投资：广西柳州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东城集团：广西柳州市东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四川能投：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发证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建发：无锡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越秀集团：广州越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芯鑫租赁：芯鑫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浙江龙盛：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瑶集团：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蒙东能源：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赣州城投：赣州城市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如皋城发：如皋市城市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城投：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银河证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铜陵有色：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国信证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晋能装备：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平安证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济宁高新：济宁高新城建投资有限公司长垣投资：长垣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蒙娜丽莎：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汽集团：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1家公司被纳入信用等级观察名单中证鹏元：经营由盈转亏，蒙娜丽莎被纳入信用等级观察名单8月8日，中证鹏元发表一则关于蒙娜丽莎的主体信用等级和“蒙娜转债”的债项信用等级被纳入信用等级观察名单的公告公告表明，预计2022年上半年公司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由上年同期的盈利28,167.78万元下降至亏损40,000万元-55,000万元。公司之所以会存在亏损，是因为房地产景气度低迷可能会增大公司信用减值损失的规模。此外，公司经营会受到地产客户订单收缩、战略工程渠道收入减少，以及能源及部分原材料价格高位运行等影响。考虑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中证鹏元将蒙娜丽莎主体信用等级和“蒙娜转债”债项信用等级被纳入信用等级观察名单。7家公司高层发生人事变更中诚信：柳州投资多位高层人事变动，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8月4日，中诚信发表一则关于关注柳州投资法定代表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生变动的公告。公告表明，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由唐建华变更为李海平，黄哲毅、梁瑞军 、钟宇等三人为公司专职外部董事。公司总经理由李海平变更为夏容军。郭铁军、吴然、李凡等三人为公司副总经理。中诚信认为此次公司人事变动不会对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中诚信：东城集团高层人事变动，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8月4日，中诚信发表一则关于关注东城集团董事长、董事和总经理发生变动的公告。公告表明，东城集团董事长由韦忠变更为唐志华。陈立广担任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试用期一年）；曾东斌、韦挺担任专职外部董事。免去唐懿被免去董事、总经理职务；张韧被免去副总经理职务。中诚信认为此次东城集团人事变动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中诚信：芯鑫租赁董事长接受审查调查，将继续关注后续影响8月12日，中诚信发表一则关于关注芯鑫租赁董事长接受审查调查及无法履职的公告公告表明，芯鑫租赁董事长杜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工业和信息化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因此目前无法履职。中诚信会继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影响。联合资信：铜陵有色高层人事变动，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8月4日，联合资信发表一则关于关注铜陵有色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总经理发生变动的公告。公告表明，龚华东担任铜陵有色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丁士启为公司总经理。此次人事变动为正常人事变动，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无不利影响。联合资信：晋能装备董事接受审查调查，会继续关注后续影响8月5日，联合资信发表一则关于晋能装备董事接受审查调查的公告。公告表明，晋能装备董事宣宏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王锁奎成为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全面负责公司工作。联合资信会继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影响。联合资信：无锡建发总经理变动，将继续关注后续影响8月8日，联合资信发表一则关于无锡建发总经理变动的关注公告。公告表明，邵建东被聘任为无锡建发总经理。联合资信会继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影响。联合资信：济宁高新总经理发生变动，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8月10日，联合资信发表一则关于关注济宁高新总经理发生变动的公告。公告表明，孟允被聘为济宁高新总经理。此次人事变动不会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北汽集团部分担保企业进入破产程序中诚信：在建项目还需投资4031.56亿元，深圳地铁面临较大资本支出压力8月4日，中诚信发表报告，将“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四期）”的债项信用等级评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深圳地铁是一家从事地铁运营及管理设计和站城一体化开发的公司。2020年至2022年3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208.28亿元、163.97亿元、58.34亿元，净利润分别为111.02亿元、28.90亿元、-10.63亿元。截至2022年3月末，公司获得授信额度共3705.79亿元，其中还未使用额度为2707.93亿元。截至2022年3月末，公司总债务为2026.51亿元，比年初增多73.81亿元，短期债务为413.53亿元，货币资金/短期债务为0.56。公司在建地铁线路项目总投资额为2293.64亿元，已投资898.69亿元，还需投资1394.95亿元。公司在建铁路总投资额为2004.86亿元，已投资79.54亿元，还需投资1925.32亿元。公司在建站城一体化开发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为1626.61亿元，已投入915.32亿元，还需投资711.29亿元。公司主要拟建站城一体化项目计容建筑面积共248.44万平方米。新世纪：易受中国东航市值波动影响，均瑶集团资本稳定性偏弱8月4日，新世纪发表报告，将均瑶集团的主体信用等级评为AA+，“18均瑶MTN001”、“20均瑶MTN001”等4只债券的债项信用等级评为AA+，与2021年7月30日的评级结果一致，评级展望为稳定。均瑶集团是一家以航空运输、百货零售、汽车经销为主营业务的公司。2020年至2022年3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259.85亿元、279.05亿元、62.29亿元，净利润分别为8.41亿元、9.25亿元、-0.88亿元。截至2022年3月末，公司获得授信额度分别为人民币804.52亿元、港元28.00亿元和美元3.38亿元，剩余额度分别为人民币309.88亿元、港元14.15亿元和美元1.86亿元。2021年公司末关联方其他应收款余额为19.83亿元，关联方其他应付款余额为3.74亿元。公司关联交易规模较大，被占用资金较多。截至2022年3月末，公司总刚性债务为515.73亿元，短期刚性债务为297.61亿元，货币资金为56.76亿元。公司受限资产为208.57亿元，占资产总额的比重为21.65%。据悉，2022年至2024年，公司计划用4.3亿美元作为引进飞机及相关设备的费用。公司业务涉及航空、汽车销售、百货、食品、医疗服务及金融等多个行业，公司在运营管理与风险管控方存在一定压力。此外，公司持股中国东航后，公司资本稳定性易受中国东航市值波动影响。截至2022年3月末，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分别质押所持中国东航A股和H股的27.86%和41.50%。东方金诚：部分担保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北汽集团面临一定代偿风险8月3日，东方金诚发表报告，将北汽集团的主体信用等级评为AAA，“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的债项信用等级评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北汽集团是一家集整车和零部件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为一体的国有大型汽车生产企业。2020年至2022年3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2900.96亿元、2900.48亿元、684.65亿元，总利润分别为177.87亿元、180.32亿元、63.86亿元。截至2021年末，公司剩余授信额度为1767.09亿元，占总授信额度的比例为69.15%。受疫情及公司产品换代销售等因素影响，2020年北京现代销售大幅度下滑，同比增长-32.98%。截至2021年末，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7.16亿元人民币、367.50万欧元，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的参股企业，其中北京大林万达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和北京宝沃均进入破产程序，公司面临一定的代偿风险。同年，公司资产减值和信用减值损失共计131.37亿元。截至2022年3月末，公司总债务为1563.46亿元，短期债务为587.08亿元。公司所有者权益为1541.66亿元，少数股东权益为1023.62亿元，占比约为66.40%。多家券商企业需关注流动性管理情况中诚信：剩余授信额度超2千亿元，招商证券融资渠道多元化8月4日，中诚信发表报告，将招商证券的主体信用等级评为AAA，“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2年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一和品种二的债项信用等级都评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招商证券是一家业务覆盖证券、基金、期货、直投等领域的证券公司。2020年至2022年3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242.78亿元、294.29亿元、36.96亿元，净利润分别为95.04亿元、116.58亿元、14.94亿元。截至2022年3月末，公司剩余授信额度为2158亿元。截至2021年底，公司总债务为3136.39亿元，短期债务为1992.67亿元。截至2022年3月末，资产负债率为78.04%。随着国内证券行业加速对外开放，公司会面临更加激烈的同行竞争。中诚信：系列行政监管措施落地，广发证券经营受影响8月8日，中诚信发表报告，将广发证券的主体信用等级评为AAA，“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一和品种二的债项信用等级评都评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广发证券是一家业务可分为投资银行、财富管理、交易及机构以及投资管理四个板块的证券公司。2020年至2022年3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291.53亿元、342.50亿元、47.74亿元，净利润分别为107.71亿元、120.55亿元、15.68亿元。截至2021年底，公司剩余授信额度为3626亿元，占总授信额度的比例为75.23%。 2020年7月，广东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暂停公司保荐机构资格6个月、暂不受理公司债券承销业务有关文件12个月及责令限制高级管理人员权利的行政监管措施。这给公司经营带来一定影响。截至2021年末，公司及子公司共95起未决诉讼，涉及标的金额合计约为95.69亿元。随着国内证券行业加速对外开放，公司会面临更加激烈的同行竞争。中诚信：债务规模持续上升，越秀集团资产负债率处于较高水平8月10日，中诚信发表报告，将“广州越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和品种二的债项信用等级都评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越秀集团是一家主要从事融资租赁、不良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期货及证券等业务的公司。2020年至2022年3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696.59亿元、871.62亿元、159.24亿元，净利润分别为109.90亿元、116.11亿元、15.42亿元。截至2022年3月末，公司剩余授信额度为4130.14亿元，占总授信额度的69.66%。 截至2022年3月，公司总债务为3200.41亿元，短期债务为1302.63亿元，货币资金为883.67亿元。公司在食品板块在建项目总投资额为62.90亿元，已投资7.85亿元，还需投资55.05亿元。此外，受疫情影响，公司房地产、高速公路运营、食品板块经营会受到一定冲击。截至2022年5月9日，公司涉及尚未了结且标的金额5000万元以上的诉讼或仲裁2宗。新世纪：货币资金/短期债务为14.98%，华泰证券或有偿债压力8月1日，新世纪发表报告，将华泰证券的主体信用等级评为AAA，“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的债项信用等级评为A-1，评级展望为稳定。华泰证券是一家从事财富管理业务、机构服务业务、投资管理业务、国际业务的证券公司。2020年至2022年3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314.45亿元、379.05亿元、72.44亿元，净利润分别为108.70亿元、136.01亿元、22.98亿元。2021年，公司总有息债务为3720.49亿元，短期债务为2486.31亿元，货币资金/短期债务为14.98%。截至2022年3月底，公司资产负债率高达77.32%。此外，公司会有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联合资信：债务以短期为主，银河证券有流动性管理压力8月1日，联合资信发表报告，将中国银河证券的主体信用等级评为AAA,“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银河证券的行公司债券（第二期）”的债项信用等级评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中国银河证券是一家提供经纪、销售和交易、投资银行、投资管理和海外业务等综合性证券服务的公司。2020年至2022年3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237.49亿元、359.84亿元、73.37亿元，总利润分别为91.57亿元、127.91亿元、17.13亿元。截至2022年3月，公司总债务为3091.48亿元，短期债务为2301.69亿元，自有货币资金为206.27亿元。2019年至2021年，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69.33%、76.39%、77.04%。截至2021年末，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违约金额共计3.06亿元；股票质押业务涉及5笔违约项目，涉及违约金额共计4.06亿元。此外，公司自营投资涉及3只违约债券，涉及违约金额合计2.93亿元。联合资信：债务以短期为主，国信证券或面临短期偿付压力8月4日，联合资信发表报告，将国信证券的主体信用等级评为AAA，“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四期）”的债项信用等级评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国信证券是一家能提供经证券经纪、投资银行、资产管理、证券自营投资及期货业务等服务的公司。2020年至2022年3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187.84亿元、238.18亿元、29.76亿元，总利润分别为83.44亿元、126.34亿元、8.29亿元。截至2021年末，公司获得授信额度为2800亿元，剩余授信额度为2300亿元。2021年，公司总有息债务为1728.19亿元，短期债务为1213.69亿元.截至2022年3月，公司总债务比年初增长17.12%。2021年末，公司作为被告涉诉金额较大的未决诉讼、未决仲裁共计9起，涉诉金额共计11.54亿元。2022年2月，公司之所以会被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做出罚款行政处罚，是因为没有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并与身份不明的客户进行交易。联合资信：多次被采取监管措施，长江证券需增强内控及合规管理8月5日，联合资信发表报告，将长江证券的主体信用等级评为AAA，“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的债项信用等级评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长江证券是一家主要从事证券经纪、投资银行、证券投资、资产管理等业务的证券公司。2020年至2022年3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77.84亿元、86.23亿元、8.43亿元，总利润分别为28.30亿元、31.87亿元、0.07亿元。截至2021年底，公司获得授信额度为1009.75亿元，剩余授信额度为795.92亿元。2021年，公司总债务为801.39亿元，短期债务为389.60亿元。截至2022年3月末，公司总债务为877.87亿元，比年初增长9.54%。2019年，公司之所以会接到3次行政监管措施，是因为保荐业务、子公司和营业部管理等方面问题；2020年，公司被采取2次监管措施，涉及营业部管理方面问题。2021年，公司接到1次行政监管措施，是因为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和尽调方面存在问题。联合资信：短期债务同比增长25.60%，平安证券需关注流动性管理情况8月5日，联合资信发表报告，将平安证券的主体信用等级评为AAA，与2022年7月14日的评级结果一致，“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的债项信用等级评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平安证券是一家主要从事证券经纪、投资银行、证券投资、资产管理等业务的证券公司。2019年至2021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116.49亿元、136.18亿元、164.49亿元，总利润分别为29.87亿元、38.84亿元、46.03亿元。截至2021年末，公司总债务为1278.68亿元，短期债务为740.05亿元，同比增长25.60%，自有货币资金为105.80亿元。公司对股票质押业务计提减值0.85亿元；公司对其他债权投资科目计提信用减值损失4.23亿元。据悉，公司企业债2021年末持仓47.14亿元，公司计提10.70亿元减值准备。截至2022年3月末，公司存在1项未决诉讼，涉案金额为45.71亿元。四川能投、蒙东能源或面临较大债务压力中诚信：债务规模持续增加，四川能投或面临较大债务压力8月5日，中诚信发表报告，将“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和品种二的债项信用等级都评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四川能投是一家从事电力生产与销售；商品销售；担保、小贷、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房地产；天然气；文旅等业务的公司。2020年至2022年3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605.62亿元、742.07亿元、162.94亿元，净利润分别为17.26亿元、20.87亿元、4.28亿元。截至2022年3月末，公司授信余额为890亿元。截至2022年3月末，公司总债务为1271.94亿元，比年初增多95.01亿元，短期债务为363.41亿元。2021年，公司贸易业务前五大供应商合计采购额占总采购额的比重为57.58%。此外，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涉及重大未决诉讼共7起，涉案金额共计10.50亿元。同期末，公司主要在建建筑工程项目共20个，计划总投资84.19亿元，已投资28.45亿元，还需投资55.74亿元。公司在建电力项目总投资额为423.48亿元，已投资201.90亿元，还需投资221.58亿元。公司拟建电力项目总投资额为84.61亿元。新世纪：业务分布区域广，浙江龙盛存在一定汇兑风险8月1日，新世纪发表报告，将浙江龙盛的主体信用等级评为AAA，“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的债项信用等级评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浙江龙盛作为我国燃料行业的龙头企业，具有较强的综合竞争力。2020年至2022年3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156.05亿元、166.60亿元、45.05亿元，净利润分别为43.82亿元、37.75亿元、5.44亿元。截至2022年3月末，公司获得授信额度共计311.63亿元，可使用余额为197.57亿元。截至2022年3月末，公司刚性债务为214.14亿元，短期债务为128.09亿元，货币资金为69.37亿元。公司主要在建房地产项目总投资额为356.30亿元，已投入237.28亿元，还需投资119.02亿元。公司存货为287.10亿元，占流动资产的比例为63.99%。同期末，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余额和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余额分别为20.41亿元和57.31亿。公司对外投资规模较大，投资收益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公司业务广泛分布于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日常运营中涉及美元、欧元、新加坡元等多种货币，公司存在一定的汇兑风险。此外，公司长期面临环保监督压力。中诚信：总债务规模较大，蒙东能源面临较大债务压力8月5日，中诚信发表报告，将蒙东能源的主体信用等级评为AAA，与2022年2月15日的评级结果一致，评级展望为稳定。蒙东能源是一家主要经营煤炭、电力和电解铝业务的公司。2020年至2022年3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241.63亿元、283.26亿元、84.79亿元，净利润分别为23.72亿元、38.85亿元、20.23亿元。2021年，公司在建项目总投资额为98.37亿元，已投资4.84亿元，还需投资93.53亿元。截至2022年3月末，公司总债务为262.20亿元，短期债务为125.856亿元。公司少数股东权益占比55%。此外，公司面临一定的安全和环保风险。天津城投授信余额超千亿，间接融资渠道通畅中诚信：货币资金/短期债务为0.47，无锡建发面临较大偿债压力8月9日，中诚信发表报告，将“无锡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可持续挂钩）”的债项信用等级评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无锡建发是一家主要业务可分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类金融业务、林产品业务和其他业务四个板块的公司。2020年至2022年3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39.77亿元、42.81亿元11.36亿元，净利润分别为4.85亿元、6.40亿元、1.96亿元。截至2022年3月末，公司剩余授信额度为119.64亿元，占总授信额度的比例为41.91%。截至2022年3月末，公司总债务为437.32亿元，短期债务为142.45亿元，货币资金为67.44亿元。公司应收类款共计约为54.37亿元，占总资产的比例为6.55%。公司应收类款项主要产生自融资租赁及商业保理业务，需关注相关业务资金回收情况。同期末，公司在建项目总投资额为64.42亿元，已投资57.49亿元，还需投资6.93亿元。此外，公司林产品业务周期性波动风险。中诚信：存货及应收类款占比高达83.20%，赣州城投资产流动性不佳8月8日，中诚信发表报告，将赣州城投的主体信用等级评为AA+,与2022年6月28日的评级结果一致，评级展望为稳定。此次评级结果有效期2022年8月8日至2023年8月7日。赣州城投是赣州市重要基础设施投融资主体，主要业务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混凝土销售、房地产开发等。2020年至2022年3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20.08亿元、19.09亿元、5.88亿元，净利润分别为8.00亿元、7.91亿元、0.15亿元。截至2022年3月，公司剩余授信额度为283.42亿元。截至2022年3月末，公司总债务为610.93亿元，短期债务为154.22亿元，货币资金为59.48亿元。公司存货为852.21亿元，长期应收款为139.32亿元，其他应收款为107.32亿元，应收账款为10.11亿元，共约占总资产的比例为83.20%。同期末，公司主要在建代建项目总投资额为181.51亿元，已投资102.99亿元，还需投资78.52亿元。公司在建棚户区改造项目总投资额为196.20亿元，已投资170.35亿元，还需投入25.85亿元。公司拟建代建项目总投资额32.73亿元。此外，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25.36亿元，占净资产的5.41%。中诚信：对外担保金额占净资产的48.39%，如皋城发存在代偿风险8月8日，中诚信发表报告，将如皋城发的主体信用等级评为AA+,与2022年6月27日的评级结果一致，评级展望为稳定。此次评级有效期为2022年8月5日至2023年6月26日。如皋城发是如皋市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主体和资产经营主体。2019年至2021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19.15亿元、20.09亿元、23.58亿元，净利润分别为3.38亿元、3.29亿元、3.85亿元。截至2021年底，公司剩余授信额度为28.37亿元，占总授信额度的21.77%。截至2021年末，公司总债务为147.47亿元，短期债务为55.65亿元，货币资金为23.81亿元。公司存货为192.20亿元，占流动资产的比例为66.84%。公司受限资产规模为57.44亿元，占总资产的17.57%。此外，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73.10亿元，占净资产的48.39%。同期末，公司在建保障房项目总投资额约为29.34亿元，已投13.44亿元，还需投资15.90亿元；公司拟建保障房项目总投资额为18.76亿元。公司在建的工程建设项目总投资额为44.97亿元，已投资25.99亿元，还需投资18.98亿元；公司拟建工程建设项目总投资额为9.17亿元。联合资信：剩余授信在2千亿元以上，天津城投间接融资渠道通畅8月1日，联合资信发表报告，将天津城投的主体信用等级评为AAA，“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十四期）”的债项信用等级评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天津城投是一家主要业务可分为了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和城市综合开发两大板块的公司。2020年至2022年3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156.54亿元、178.77亿元、26.79亿元，总利润分别为22.11亿元、25.61亿元、1.49亿元。截至2021年末，公司剩余授信额度为2572.97亿元，占总授信额度的46.01%。2019年至2021年，公司投资收益分别为13.96亿元、4.40亿元、4.08亿元。这三年，公司获得的政府补贴分别为17.71亿元、27.36亿元、18.08亿元。投资收益及政府补贴是公司利润的重要补充。截至2022年3月末，公司总债务为5139.81亿元，短期债务为1721.31亿元，现金类资产为394.74亿元。公司主要在建项目计划总投资为2750.22亿元，已投资1718.26亿元，还需投资1031.96亿元。此外，公司海河综合开发项目和城市快速路政府回购项目回款执行情况差，需关注项目回款情况。中证鹏元：存货及其他应收款占比高达92.24%,长垣投资资产流动性不佳8月5日，中证鹏元发表报告，将长垣投资的主体信用等级评为AA，“22长垣债01/22长垣03”的债项信用等级评为AAA，与2022年3月4日的评级结果一致，评级展望为稳定。长垣投资是长垣市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主体，主要业务包括委托代建、销售商品、销售商砼及高速公路通行费等。2020年至2022年3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6.76亿元、9.60亿元、1.33亿元，总利润分别为2.64亿元、0.22亿元、-0.71亿元。河南省中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提供的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2022年3月，公司总债务为62.37亿元，短期债务为22.4532亿元，货币资金为3.59亿元。公司存货为53.07亿元，其他应收款为33.21亿元，共约占流动资产的比例为92.24%。2021年，公司主要在建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总投资额为72.93亿元，已投资41.63亿元，还需投资31.30亿元。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4.50亿元，占净资产的比重为7.83%，存在一定负债风险。公司对河南省宏力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投资规模较大，若河南省宏力集团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不佳，公司相关款项回收存在一定风险。此外，公司与河南省宏力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让古戎公司股权转让事宜，未来具有一定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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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全国首份《元宇宙教育共识》在2022第二届元宇宙教育前沿峰会上发布

作者：北京海淀

发布时间：2022-08-15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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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末，元宇宙概念风靡全球，也让2021年成为了世所公认的“元宇宙元年”。在1月9日的“2022首届元宇宙教育前沿峰会”上，不少专家学者认为，2022年极有可能成为“元宇宙教育元年”。时隔数月后的今天，元宇宙研究又取得了哪些新进展？元宇宙产业又有了哪些前沿发现？这些成果又将怎样促进教育的创新实践？

迎科技创新之大变局，探教育革新之大发展。8月13日，正值金秋收获之季，在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教育学会的指导下，由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中译出版社主办，元宇宙教育实验室承办，元宇宙三十人论坛支持的“2022第二届元宇宙教育前沿峰会”在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隆重举行。本届峰会以“创新教育新篇章”为主题，得到海淀融媒、新浪VR、元宇宙三十人论坛、钛媒体·链得得、亿欧、央链直播、学说、零壹财经、陆想汇、超创者、XR控、元力社、CIBA战略投资家、World Metaverse Expo等十余家媒体实时在线转播，近30万人在线观看。

本次峰会由利亚德教育、易偲环球、实践家教育集团、中科数字技术研究院、北京讯宏、新浪VR、清博智能协办，元宇宙行业研究专家、教育界学者、产业界代表济济一堂，共话元宇宙赋能教育的创新作用，探索元宇宙教育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展示元宇宙技术应用于教育的创新成果。

元宇宙教育实验室秘书长、中关村教育投资管理合伙人于进勇主持本次峰会。他表示，教育是元宇宙发挥优势非常重要的领域。感官交互技术可以提供3D、沉浸等体验优势，区块链则能为共创者经济和学习经历证明等搭建底层架构，这些都会对学习和教育产生深远影响。未来，人类社会要迎来学习革命、教育革命。此时，举办元宇宙教育峰会，回顾过去，分析现在，展望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元宇宙教育实验室秘书长、中关村教育投资管理合伙人 于进勇

王春生：元宇宙为教育创新变革提供新路径

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规划发展处处长王春生为峰会作开场致辞。他指出，当前元宇宙的发展，为教育创新和变革提供了新路径。同时，元宇宙发展所需的底层技术，也需要通过教育为产业端持续培育和输送了解前沿科技趋势、具备相关技能和素养的人才，元宇宙与教育的发展息息相关、相互促进。

他还表示，北京市海淀区引领全市乃至全球科技创新，在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元宇宙底层技术和数字虚拟人等前沿应用领域聚集了一批重点研发机构，汇聚了一批潜力创新型企业。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政策支持，通过揭榜挂帅等形式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高沉浸感、强互动性的标杆应用场景，推动元宇宙落地开花。

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规划发展处处长 王春生

朱嘉明：三个革命引领教育元宇宙的创新发展

元宇宙教育实验室主任学术委员、著名经济学家、横琴数链数字金融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主席朱嘉明认为，如今正处于物质、能力、实践、空间重新组合的大时代，教育元宇宙需要放在一个更大的事业中去认知。他从科技革命、学习革命和教育革命三个方面阐述了教育元宇宙的创新发展。第一，科技革命是21世纪的主旋律，现在的科技革命是全方位性、大融合、加速度的。第二，学习革命是21世纪的深层动力，而学习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要解决学科里的分类问题。第三，教育革命是21世纪的核心竞争，并指出当代教育要优化学制系统、坚持学科交叉、开发前沿学科。同时，他认为教育元宇宙是21世纪最具潜在价值的创新，需要导入科技前沿，实现终生教育，开启人机相互学习，形成学习共同体。

元宇宙教育实验室主任学术委员、著名经济学家、横琴数链数字金融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主席 朱嘉明

杨丹：全国首份《元宇宙教育共识》发布

元宇宙教育实验室主任杨丹在峰会上发布全国首份《元宇宙教育共识》，全文如下：

创新教育新篇章——元宇宙教育共识

2022年8月13日 北京

信息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的高科技发展模式，进而要求人必须快速学习。元宇宙正在崛起，必将掀起新一轮学习革命和教育革命。面对充满希望和极富挑战的未来，元宇宙教育实验室与各界学者、科学家和科技企业达成以下共识：

1、坚持元宇宙教育服务核心价值观：坚持元宇宙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原则，遵守法律法规，遵循技术伦理，正确宣传推广元宇宙与教育结合的理论观点、学术成果、实践案例，为国家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贡献智慧。

2、树立未来学习理念，构建新型学习场景：推动元宇宙、人工智能改变人类的学习方式，让元宇宙教育更好地服务于人，促进学习和教育公平，构建全民终身学习的场景；元宇宙教育将创设更包容、更开放、更理性、更多元的合作交流空间，成为承载科技、教育、学习的“大课堂”。

3、推动元宇宙相关技术发展，赋能未来学习与教育新范式：积极推动元宇宙教育中技术的革新与应用，包括全时空学习、终身学习、跨学科学习、人机互动学习、结合新技术工具学习的创新教育场景。推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影响下的学习革命、教育革命相关的理论研究，助推可行性方案的形成。

4、挖掘元宇宙工具潜力，提高教育生产力：利用元宇宙相关技术提升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效率和效果，推动教育工作者从知识传播者向教学促进者转变；通过传播元宇宙教育新理念、搭建元宇宙教育产学研用交流平台，积极推动高层级科技创新人才和实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

5、以元宇宙教育促创新，为实体经济增加新动能：未来的高科技社会知识总量快速膨胀，技能高速更新，创新能力亟需提升。实验室将以数字世界的方式，推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高科技在教育领域的应用，高效培养创新能力，促进创新成果的价值实现，服务社会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实体经济的高速发展。

6、完善产业生态，打造元宇宙教育新高地：充分发挥中关村科技创新高地与教育高地的叠加优势，汇集各方力量建设元宇宙教育创新成果展示平台，构建在中关村科学城全区域覆盖、全国领先的元宇宙教育生态圈。

7、利用元宇宙教育技术属性，构建对外交流新桥梁：推动元宇宙相关技术和元宇宙教育的国际交往与合作，促进全球元宇宙应用场域建设的互鉴融通，培养有科技能力的国际元宇宙教育人才，致力于中国元宇宙教育“走出去”。

这是全国首份《元宇宙教育共识》，为高度科技化的未来学习革命指引方向，是元宇宙教育产业发展的理论指南，为中关村元宇宙教育学者、科研单位、企事业单位在推动中国元宇宙教育事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元宇宙教育实验室主任 杨丹

刘林：着力六个方面探索发展元宇宙职业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督学、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刘林认为，职业教育是各个教育版块中市场性、开放性最强的领域，且现阶段处在最好的政策和市场空间时期。他认为，职业教育元宇宙应在以下六个方面着力探索，形成高性能集成学习系统：第一，着力改善学习体验，通过元宇宙可视化、智能化的学习模式，激发更多学生对于职业知识、技能的兴趣；第二，着力改善学业评价，扭转用学科知识考试分数评价学生的传统，为职校学生提供更适合的评价方式；第三，着力补充职校师资短板，探索虚拟教师与现实教师的结合，形成学习共同体中的教师最佳组合；第四，着力补充课程资源，促进产教体系资源互联互通；第五，着力提高学习效率效果，适应当代年轻人的学习思维；第六，着力扩展学校发展空间，在物理学校之上尝试建设元宇宙学校。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督学、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 刘林

曹培杰：把脉时代走向，共创教育元宇宙未来发展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未来学校实验室副主任曹培杰指出，规模化教育和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是未来教育的方向。元宇宙与教育结合以后，首先将提供全要素的资源场景，教育资源不再是封闭的知识单元，而是广泛存在于开放式、流动性的认知网络和学习空间，全社会都变成学生学习的大课堂。然后将创设无边界的学习场景，学习可以发生在教室，也可以发生在虚实结合的博物馆、科技馆等场景中，任何可以学习的地方都是学校。最后将创建自适应的评价场景，全面感知学习者的成长状态，提供学习诊断报告、社会情感分析报告、健康状态监测报告等，为学习者提供量身定制的全方位成长方案。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未来学校实验室副主任 曹培杰

董国光：高清沉浸、立体交互，元宇宙教育场景新构建

利亚德教育事业部总经理董国光以“元宇宙+教育的场景构建与实践”为题做主旨演讲。他首先介绍了利亚德在“元宇宙+教育”方面的光显产品和三款解决方案：第一是全显示产品，利亚德教育实现了从小尺寸到大尺寸，从2D到3D，工艺从主发光到背光，服务场景从课堂外到课堂内的产品全覆盖。第二是光显融合，将室内照明与显示融合起来。第三是全场景解决方案，几乎可达到将智慧教育与显示相关的场景全部结合。谈到利亚德在“元宇宙+教育”方面的投入，他表示，利亚德很早便开始布局Micro LED，成立研究院、产业基地，发布白皮书等，展开了一系列工作。最后，他认为元宇宙教育要展现已知、探索未知，要通过超高清、沉浸式、立体化、强交互的解决方案赋能教育。

利亚德教育事业部总经理 董国光

【高端对话】

迎接元宇宙时代

教育，现在应该怎么做？

元宇宙教育实验室专家委员、《元宇宙教育》作者、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特约研究员李骏翼老师先与主持人进行开场对话。《元宇宙教育》上市3个月，李老师参与了多场读者交流活动和实践项目调研，并从元宇宙与教学、学校、教育生态、社会、人类文明这五个层面阐述了自己的思考。李老师认为，元宇宙的能量已经开始改变很多行业，同时也在助力智慧学校实现再度升级。由此，李老师引出圆桌论坛的两轮议题：教育的宏观层面的变革，教学的微观层面的实践，五位嘉宾共同就“迎接元宇宙时代，教育，现在应该怎么做？”进行了两轮深度研讨。

元宇宙教育实验室专家委员、《元宇宙教育》作者、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特约研究员 李骏翼

陈端：元宇宙时代催生“全域学习”革命

中央财经大学数字经济融合创新发展中心主任、中国战略新兴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端在论坛中引入了与“终身学习”相映照的“全域学习”概念。一方面，学习场景会更加沉浸化、丰富化、多元化，实体学校和虚拟学校，及散落到各种商业与社会交互情景中的空间，都有可能成为全域学习的构成空间。而且，元宇宙还可以通过背后的一整套身份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借助Web 3.0的内容众创激励机制，构建起更富创造性、生产性和协同性的进阶型学习激励体系和考核评价体系。这是对数字经济时代教育基础设施、教育场景、教育关键要素和教育目标体系的整体性重构，把学生的学习能力与创意性产出能力和数字资产分配机制有机结合，学生在学习的同时还有可能通过参与性活动创收，那么元宇宙教育赋能传统教育的过程也能激发出新的经济和社会产出价值。

中央财经大学数字经济融合创新发展中心主任、中国战略新兴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陈端

曹三省：元宇宙媒介助力人类认知回归全景化

中国传媒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部专职副学部长、互联网信息研究院副院长曹三省首先剖析了元宇宙体系的左右双翼，一侧是通过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交互科技创造深度虚实融合的场景，另一侧是通过以区块链为代表的加密技术构建的虚拟经济体系，左右互补。他还提出，人类的认知体系原本是真实化、全景化的，而报纸、电视、网络平台等一代代人工媒介，其实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人类的认知。而元宇宙的代表技术之一VR虚拟现实，提供了感知维度全景式、全域化认知的机会，让认知回归原点。未来，元宇宙媒体所带来的全景式、全域化认知甚至可能会突破三维，跃迁到更高维度的场景，给人类生活尤其是教育带来新的体验。

中国传媒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部专职副学部长、互联网信息研究院副院长 曹三省

林天强：在元宇宙时代探索文化共同体，让科技为幸福助力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研究员、北京讯宏科技首席战略顾问林天强表示，任何科技，包括元宇宙时代的科技，都要以人的幸福为依归，而非让人变成科技的工具和互联网的数据。在虚实交融的元宇宙时代，教育的出发点不能仅局限于对过去知识的总结，更要研究未来，探索未知。今天的教育体系框架依然是大工业时代建立的集中式学习，但慕课、微课等方式已踏出了扩展教育边界的一小步。需要更多人研究元宇宙时代的学习、教育方式，而这种学习教育方式恰恰与文化相关。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运用科技为人的幸福和快乐创造新价值。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研究员、北京讯宏科技首席战略顾问 林天强

梁伟：元宇宙教育，以趣味为开端，于实践中升华

中国电信研究院副所长、中国电信集团区块链与数字经济联合实验室主任梁伟分享了他在不断跟进前沿技术过程中的两点切身感受。首先，有趣比有用更重要，有意思要比有意义更重要。元宇宙中的学习应该是play to learn，在玩中学，在学中玩，兴趣才是教育中最好的老师。第二，学习快速迭代的技术，需要经历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螺旋上升过程。我们应鼓励学生亲自体验元宇宙设备及功能，并与已有经验相对比，而避免纸上谈兵。丰富的实践才能辅助理论的不断升维。

中国电信研究院副所长、中国电信集团区块链与数字经济联合实验室主任 梁伟

陈建伟：元宇宙教育现在可行，未来可期

易偲环球CEO陈建伟非常看好元宇宙教育的发展空间，并在以下方面突破创新，积极尝试。首先是利用虚拟演播室构建3D虚拟场景，打造沉浸式教学服务。第二，打造虚拟数字人教师，延展教师教学的时间和空间。第三，为丹曾文化开发和运营元宇宙人文课程知识库。第四，建设基于区块链架构的丹曾和田玉数字艺术馆，把玉石的展览、拍卖、雕刻、培训等内容数字化、沉浸化、资产化，让中国经典玉文化未来在元宇宙中发扬光大。

易偲环球认为，服务应用场景开发的重点在于加强沉浸式体验，激发用户兴趣才能保证学习效果，同时也需要不断迭代技术来控制开发成本，为元宇宙的共建共享、可持续发展提供空间。

易偲环球CEO 陈建伟

林伟贤：元宇宙革新商业实践教育

实践家教育集团董事长、MDW元宇宙实践家创始人林伟贤认为，元宇宙将带来商业实践教育的大变革。元宇宙中需要设计师、资产顾问、虚拟导游、律师、营销人员等三十余类新型工作人员，因此学生及求职者群体需增强对元宇宙及元宇宙人才的认知，并积极参与到实习实训等积累经验的实践中；培训机构要针对市场需求调整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强化校企联动，共同优化人才供给；招聘平台需建立元宇宙相关求职、招聘信息分类，更精准地服务人才需求。

实践家教育集团董事长、MDW元宇宙实践家创始人 林伟贤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为加速元宇宙教育的发展，元宇宙教育实验室将联合各方力量，在学术交流、课题研究、基地建设、资源整合、平台共建、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合作。在本场峰会上，元宇宙教育实验室分别与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教育元宇宙专业委员会、中科数字技术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期元宇宙教育事业大发展。

左：元宇宙教育实验室发起单位代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秘书长 马国川

右：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教育元宇宙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吕天赐

左：中科数字技术研究院院长 冯永茂

右：元宇宙教育实验室主任、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主任 杨丹

元宇宙教育实践基地、会员单位

授牌仪式

本次峰会，除了是一次观点激荡的交流大会，还是提供了聚集势能的行业协作机遇。在元宇宙教育实验室成立的半年多时间里，已经有数家企业与元宇宙教育实验室进行了深度绑定并开展了深度合作，成为元宇宙教育实验室实践基地和会员单位。本次峰会上，元宇宙教育实验室发起单位代表、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学焦，元宇宙教育实验室发起单位代表、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总经理赵伟鹏分别为元宇宙教育实验室实践基地和会员单位颁牌。

元宇宙教育实验室实践基地代表及颁牌嘉宾（左起）

利亚德教育事业部总经理 董国光

元宇宙教育实验室发起单位代表、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学焦

易偲环球CEO 陈建伟

元宇宙教育实验室会员单位代表及颁牌嘉宾（左起）

北京讯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CEO 于淏

中科数字技术研究院院长 冯永茂

新浪VR商务总监 仲旭阳

北京清博智能研究室副主任 赵阳

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总经理 赵伟鹏

学术委员聘书颁发仪式

建设元宇宙专家智库，是元宇宙教育实验室的主要工作之一。目前智库中已有近50位专家学者。本次峰会上多位参与观点激荡的嘉宾，便受聘为元宇宙教育实验室的学术委员。元宇宙教育实验室学术委员定期探讨交流元宇宙教育发展前沿动态，为实验室的发展方向和重大举措提供方向指引和战略指导，是实验室的最高智囊。元宇宙教育实验室发起单位代表、中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乔卫兵，为参与本次峰会的学术委员颁发聘书。

元宇宙教育实验室学术委员及聘书颁发嘉宾（左起）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未来学校实验室副主任 曹培杰

中央财经大学数字经济融合创新发展中心主任、中国战略新兴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陈端

中国传媒大学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互联网信息研究院副院长 曹三省

中国电信研究院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 梁伟

元宇宙教育实验室发起单位代表、中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乔卫兵

峰会三大亮点

本届“2022第二届元宇宙教育前沿峰会”，融入了多重元宇宙元素。这些元素均由元宇宙教育实验室会员单位提供，包括在“知行链”上发行的数字藏品门票、元宇宙会展中心“云参会”，以及虚拟人播报企业介绍等，让来宾不仅享受到一场专家观点的盛宴，更可亲自体验元宇宙时代的核心技术成果，增强了本场峰会的互动性和新颖度，也与主题高度契合。

1、免费专属数字藏品门票

数字藏品由北京讯宏“知行链”提供

2、元宇宙中“云参会”

元宇宙展馆空间由新浪VR提供

3、虚拟主播播报企业介绍

虚拟人播报由清博智能提供

结语

元宇宙与教育的发展息息相关、相互促进。它为师生创设沉浸式的教学互动场域，突破物理世界的局限，营造虚实融合的教育世界，也可以帮助教育实现学习过程高效、多维度、全程、全面的记录。同时，元宇宙发展所需的底层技术，也需要通过教育为产业端持续培育和输送了解前沿科技趋势、具备相关技能和素养的人才。“2022第二届元宇宙教育前沿峰会”的成功举办，推动了教育理念创新，促进了教育界和科技界人士的相互交流和强强合作，为“元宇宙教育元年”下半场提供了持续的支持与动能。

与会嘉宾合影留念

第八届“互联网+教育”创新周

连续八天 精彩不断

科技教育·创享未来——“互联网+教育”创新周活动由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发起，已连续举办8届。第八届「创新周」以“创新教育服务供给，推动教育数字转型”为主题，由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教育学会指导，海淀区人民政府主办，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承办，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中国教育学会国际教育分会、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北京教育学院、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院、海淀区工商业联合会、海淀区归国华侨联合会支持，中关村创业大街、数字学习与教育公共服务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海淀区工商业联合会互联网教育商会、元宇宙教育实验室协办。

本届创新周将从8月13日-20日，连续8天，以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方式举办系列精彩活动。活动内容包含开幕大会，11场平行论坛，5个教育工作坊，8天创新成果情景体验等。

在变革中找机遇，在创新中迎新生

创新教育服务供给，推动教育数字转型

2022年8月13日-20日

第八届“互联网+教育”创新周

期待与您携手共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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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叶林茂

编辑：罗雨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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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吞噬开源，那开源有机会反击吗？

作者：开源中国

发布时间：2022-08-15 18:16

快照：

出品|开源中国

软件吞噬世界，开源吞噬软件，云吞噬开源。

云与开源的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一方面二者之间存在竞争关系，MongoDB、Elastic 等开源企业都与云厂商有过正面冲突，云厂商 “吸血” 开源的说法不绝于耳；另一方面，云和开源又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合作关系，开源成就了云时代，而云开启的 SaaS 时代，也为开源商业模式拓展了新的渠道。

OSCHINA 特别邀请了4 位业内具有代表性的专家，来探讨一下开源与云到底该走向何处？

主持人：

王晔倞（头哥）：支流科技技术 VP、Apache APISIX Committer

嘉宾：

冯若航，磐吉云数 Founder & CEO、Pigsty 作者、PostgreSQL 中文社区开源技术委员

张倩，天际资本创始人

刘松，PingCAP 副总裁

01 开源和云的矛盾，源于何处？

王晔倞（头哥）：近几年，云厂商吸血开源软件的说法在国内传得沸沸扬扬。也有人认为，云和开源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个人所处的维度不一样，观点也不一样。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开源吞噬软件，云吞噬开源。那么，云吞噬开源的命题成立吗？如果成立，它是怎么吞噬开源的？

冯若航： 首先要定义清楚，什么是云？什么是开源？云的边界是什么？云这个词的背后是云硬件、云软件，二者是完全不一样的模式。云硬件赚的是资源池化、超卖、规模效应的钱，而云软件赚的是运维外包、共享专家的钱。

最初，云概念讲的是云硬件的故事，也就是所谓的 IaaS层生意，就是让计算存储网络资源像水电一样，而云厂商扮演基础设施提供者的角色。然后通过规模效应压低硬件成本、人力成本，从而获得优势。但是云厂商很快就把手伸到了软件上，开始做PaaS生意了，这就是云软件。

我认为云软件和开源是有冲突的。云软件的模式大体上是这样：把开源软件套上壳，加上自己的服务器管控以及共享的运维人员和专家，就成了云服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云数据库。

关于云软件和开源之间的矛盾，有一句话非常精辟：“多年来我们像个傻子一样，任他们拿着我们开发的东西大赚一笔。”

最开始只有商业软件可以用，而且卖得很贵。但随着开源软件的崛起，用户又有了新的选择。开源软件不要钱，但要用好它，门槛很高，所以需要雇佣开源软件专家。这就是开源真正核心的商业模式。

开源软件好用，免费吸引了很多用户；用户自己整不明白，需要专家，所以创造了很多高薪岗位；这些岗位又产出了专家，然后产出了更多的开源贡献者；这些开源贡献者，让这个开源项目更好用，吸引更多的用户，从而形成了一个闭环。

而云的出现，其实打破了这个循环。

云软件的本质是什么？运维外包，还是一种具有规模效应的运维外包。它把开源的各工作岗位集中到了云厂商内部，此时就会出现垄断。云厂商很可能不会回馈开源，甚至选择直接分叉开源软件，最后导致开源社区分崩离析，伤害到所有用户的软件自由。

这就是云和开源社区的一个核心矛盾点。

刘松：我们不要把云厂商放在被告席上，因为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面，云厂商为很多中小客户创造了价值。开源和云是有分工的，开源的侧重点在软件的生产阶段，而云被创造出来以后，是用来部署和集成软件的。开源项目都是单个的，但用户需要的可能是由数十个开源项目打包成的一个云服务，包含数据库、开发框架、AI 工具等等。

云和开源并不是天然的敌人，但也确实存在竞争。最大的竞争就来源于商业公司对利益的争夺。开源软件几乎是免费的，但如果云厂商将其打包成服务卖出去，却可以获得数倍的利润。

开源软件的购买成本接近于零，但使用它需要技术人员，该付的钱一分也不少不了；云需要付费，但可以提供全托管服务，用户没有任何技术也能使用。

MongoDB 为了在云上能够自我保护，修改了开源协议，尽管该协议不被 OSI 认可，但其推出的云服务非常成功。开源软件上云，并且通过云服务的模式售卖，已经成为过去几年最成功的商业模式之一。

反过来说，开源软件在初始阶段，比如教育市场的阶段，要靠自己去积累用户，这就需要云厂商来帮助它降低门槛。一旦双方都开始追求商业利益，一定会打架，竞合是必然的，但是未来将会找到一种对彼此有利的方式。

张倩：云和开源软件的矛盾并不在于开源协议是否允许云搭便车，而是有资金，有技术，有客户资源的大型垄断企业合理合法地“剽窃”开源劳动成果，却不回馈。

很多开源软件公司都在追求创新，沿袭早期黑客精神追求自由，并且在部分细分领域做到了极致，开发了很多好用的工具，是一个特别有生命力的组织。但当这些开源软件公司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更好的环境去发展时，大企业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机会对其进行挤压。

我觉得中国的云厂商也很无奈。中国的甲方客户往往很强势，需要很多的服务，为了能够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只要是能找到的开源软件，云厂都会合理合法地拿来使用。这必然会产生商业矛盾。

那要怎么解决呢？突围还是要抓住自己的产品机制，在单点上能够最好地满足客户需求，使用户产生粘性。像PingCAP，就是在阿里、腾讯等几大云计算巨头当中PK出来的。当你弱小的时候，议价能力会弱很多，但是当你在某一个领域很强大，客户点名要你这个产品的时候，反而能跟海外的云厂家会有非常良好的合作，获取更多商业机会。

冯若航：评价一个事儿，我们讲三个维度：法、理、情。云厂商用开源时如果遵守了开源协议，就遵守了法律，但法律是最低的底线。就算遵守了协议，在理和情上也都不沾边。

为什么呢？就像刘松所说，开源更偏向于软件的研发，而云更偏向于软件的运维。但是，做运维的云攫取了大部分软件价值，这在法理和感情上都说不太通。

举个例子，我自己是PostgreSQL （下文简称：PG）中国社区开源委员会委员。PG 采用 BSD 协议，允许公司把这数据库换个皮，就是包装一下后再拿去卖。我们并不会针对这些厂商，但云厂商是个例外。就是因为云厂商有规模效应，会改变整个生态的结构。我们社区的运维或者DBA 的工作岗位被云厂商抢走了，所以社区会针对云厂商做出反应。

云的出现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开源协议，比如 SSPL。它规定，如果云用了这个开源软件，它就必须把这一套管控的代码也开源出来。Redis、MongoDB 以及其他一些新的数据库都在使用 SSPL 协议，一些原来用 Apache 协议的开源软件也改成了AGPL 协议，这些行为都是为了应对云厂商搭便车。

02 云模式到顶了吗？

王晔倞（头哥）：有人认为，海外的软件用户付费意愿很强，国内的付费意愿很弱；只有国内的云厂商才会白嫖，海外的都会回馈。难道国外的月亮就更圆吗？国内云和开源的情况到底如何？云模式已经到顶了吗？

张倩：我们天际资本在云计算领域累计投了两亿美金，马上要接近三亿美金了。在云这个领域，海外和国内的结构很不一样。直到今天，海外的三大云巨头都实现了不错的增长。

据不完全统计，海外公有云的渗透率已经达到 70% 以上。但在国内，据麦肯锡发布的数据显示，完全私有云部署在50%以上，公有云占比 20% 左右，混合云占比约 30%。

这就意味着，中国还有50% 的软件服务没有被公有云影响到。在国内，很多人都觉得，混合云的空间肯定大于公有云。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很多行业特别是金融、交通、通讯、能源等十三大核心行业中，很多大型企业都是国企，考虑到合规、安全等各方面，更倾向于选择公有云。

在中国，到底是公有云更有前途，还是混合云更有前途？十年之内，大家肯定认为混合云更有前途，但是十年之后怎么样还颇有争议。最近两三年，随着物联网、自动驾驶以及各种智能终端的快速崛起，边缘云也逐渐成为一个不小的市场。公有云、混合云、边缘云很可能支撑起分布式云的结构，这远远比海外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那云模式是不是已经到顶了？

美国的云服务还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而中国的云增速又高于美国。考虑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制造国，未来还会衍生出更多行业云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看到，在金融云、医疗云等方面，中国的解决方案比美国要复杂得多。在某些细分领域，中国可能还要更先进。因为中国是第一数据大国，而且结合 AI 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云可能会出现软硬一体的创新方案。所有这些都让我觉得，云还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跟海外开源相比，中国的开源可能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虽然中国的云起步落后了将近十年，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发展，差距已经缩短到 5 年了。不过，我们的一些基础软件、核心的开源技术或开源产品，绝大部分都是来自海外。

2020 年 GitHub 统计的数据显示，中国程序员在 GitHub 的贡献占比为14%，美国还是最大的贡献者。但这两年美国已经有所下降了，约为20%，相信按着这个趋势走，再过十年，中国对开源的贡献可能成为世界第一。

最后再补充下中国的开源生态。Gitee 是中国开源生态里面做得最好的，但跟 GitHub 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不管是程序员的数量，还是项目数量，都只有 GitHub 的十分之一。我们也看到，Gitee 这几年的年化增速远超 50%，远高于 GitHub。总而言之，中国的开源产业与美国相比虽然存在很大差距，但是由于增速更快，差距正在不断缩小。

冯若航：我认为软件使用的范式出现了四次典型的转变：商业软件、开源软件、云软件、云原生软件。其实就是从商业跳到开源，再从开源跳到云，再从云跳到云原生。

以数据库为例，1.0时代，商业软件以Oracle 为代表，卖得很贵，所以出现了开源数据库。开源数据库不要钱，但是用好它需要专家，这是很多公益性质的开源软件真正的商业模式。

于是3.0 时代，云出现了。对于云，要一分为二看待。IaaS层云硬件对开源有很大的助力，但云软件则恰恰相反，它跟开源软件会产生直接的竞争。

那么4.0 时代，也就云原生时代，其实就是用开源软件来替代云软件。多云部署是个大趋势，为什么呢？因为用户不想被厂商锁定，多云就是一个选择。

那么，云是不是到顶了？我认为对于公有云、云硬件来说还没有到顶，但是对于云软件来说，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因为云软件的对手是商业软件而不是开源软件。

云数据库挖走的用户都是Oracle、SQL server的用户。云数据库比商业数据库又好用又便宜。买Oracle，一个月要一万块钱人民币的授权费，阿里云400 块钱用一个月，AWS 1000 块用一个月，整整便宜了十倍。

如今能直接用好开源软件，还能把1000 块的云数据库砍掉，只需要20 块钱的硬件成本。以前之所以做不到这一点，是因为开源软件太难用了，只有开源专家才用得了。想要用好开源软件，还得花五六万雇一个开源数据库专家，才能享受20 块钱一个月的价格。

但是云原生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它已经可以管理好数据库了，即使没有专家，你也可以用20 块钱的硬件成本去跑数据库。不仅便宜，而且好用。那么自然而然地，就会有很多用户选择开源的云原生解决方案，而不是云，特别是公有云。这就是我认为云软件可能会见顶的一个原因。

国内云和国外云的生态其实不太一样。国内的云厂商缺少分寸感，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云作为基础设施提供商，应该保持一定程度的中立性，而不是说把所有的软件都要做了，否则它会与所有的软件厂商为敌。

像AWS 在这方面就相当开放，允许开源软件放在它的云市场上去卖，用它的云硬件部署软件，跟它同台竞技。但是在国内，别说PaaS、SaaS，甚至在应用层，云厂商都有可能跟开源软件存在竞争关系。如此一来，高净值用户怎么可能会把自己的数据放到云上呢？因此我认为，云的成本和中立性是两个很致命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云的增长动能会受到很大的损害。

张倩：我觉得若航非常理想化，如果中国的商业市场是像若航希望的方向发展，那创业者都会非常高兴。

中国十三大核心行业比如金融，对行业解决方案的依赖性其实是非常重的，需要供应商提供很多的配套服务。然而开源本身是一个小组织，是不协调的，缺少组织性的。我难以想象，所有开源软件加在一起就能给四大银行提供一个自主可控或者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案。那整合、协调的工作谁来做？肯定是大企业，比如说阿里云、华为云或者说原有的一些解决方案提供商。

去年出现 Log4j 漏洞问题时，很多企业其实不知道漏洞到底在哪里。如果企业最后被网络攻击了，那这个责任谁来背？这在中国是非常现实的商业问题，对投资者来说也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我认为至少在五到十年这个阶段，云被开源替代或者如若航所说的，云厂家就做好IaaS，然后 PaaS 和 SaaS 都留给开源这种理想的状态，在 70% 左右的行业是看不到希望的。当然我非常希望能看到。

刘松：若航有些理想，完全忽略了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和差异化的特点。任何一个开源项目都只能解决用户大需求中的一点点的问题。

全球各地的云市场，差异有多大呢？在越南，开发者都在用PingCAP 的开源版，但不会付费；日本的大型游戏厂商连DBA 都没有，所有人都在忙着业务，它就愿意用一个“昂贵”的云服务，因为没有人掌握技术；在硅谷，全是像若航这样的人，技术搞定一切，利用开源软件就能自给自足；在美国中西部，比如芝加哥，都是商业人士，没有多少技术人员，就想赶紧买一个云服务，所有事儿都包给它；在北欧，做数字化应用的企业都用开源软件，也用公有云；德国企业流行买套装软件，传统的咨询服务非常多，基本上都用大型公有云的IaaS 层。

可以看到，每一个地区的用户复杂度、场景复杂度都有各自的特点。

此外，每个地区的人才供给情况也不一样。大家很难想象，在中国和美国以外，还有一个大量供应开源开发者的地方，就是印度。我们有很多的项目都在印度，他们用我们的开源数据库，然后在云服务上部署。一没见过面，二不去人，连服务都在云上完成，这不是开源最佳的一个组合吗？

历史上任何一代技术最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技术是一种革命性的，一下子就会把原来的东西覆盖了，但实际上真实世界永远是混合的。

03 在 PaaS 层，云会被开源软件所替代？

王晔倞（头哥）：在PaaS 层，云是不是真的会被开源企业所替代？云会退回Iaas 层吗？一边是云厂商，一边是开源企业，它们未来在SaaS、PaaS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冯若航：云不会主动退回 IaaS，而是会被专业的软件创业公司赶回 IaaS。这个软件创业公司不一定非得是开源的，因为开源和闭源与否在这件事上并不重要。

首先，云厂商很难在细分领域做到极致。举个例子，阿里云的云数据团队已经完整地换了一拨人了，因为做得最好的这批人出来创业了。创业做什么？做云数据库。什么样的云数据库？在阿里云硬件上的云数据库。

第二，云厂商没法把这个事情做到最好。为什么呢？因为云软件解决的是运维外包的问题，你想用好开源软件，它需要的不是数据库原厂，而是资深甲方用户老司机。这就好比造车的和开车的完全是两拨人。

要做好云数据库，需要非常复杂的场景来打磨。举个例子，平安银行既用 TiDB 也用 PG ，并且有很深的积淀，所以他们就自己做 TiDB 和 PG 发行版。那么像平安银行这样具备技术能力的企业，一旦将能力沉淀下来，就会成立所谓的软件创业公司，来跟云厂商同台竞争。

在使用 PG 方面，我们比云厂商用得更好，所以就把运维、使用、管理的经验做成一个软件，去跟云厂商同台竞争。这么一来，每一个领域都会有更专业的人去卷云厂商，在这些细分领域，云厂商最终一定会被打回 IaaS。

因此，只要开源社区愿意在易用性和运维领域投入更多的资源，把他们的软件做得更好用，比云数据库更好用，我认为云厂在这方面是很难与其竞争的。

对于云厂来说，最好的策略就是放水养鱼。他们在 IaaS 层有非常好的积淀——存储、计算、网络这些，别人干不过他们。但是对于他们的弱项——软件方面，应该去接纳创业软件公司来共建生态，而不是选择自己下场。

所以我认为，云会在PaaS 层面会被一大堆软件创业公司给打回去。这是最终博弈的均衡点，实际上可能需要三年，可能需要五年，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内在的动力是这样的。

刘松：偏互联网的创业型公司与使用云计算的全球500 强大企业，这两类群体在选择云软件的时候肯定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因为就软件行业而言，绝对不是技术领先者通吃，而是涉及各方面的能力。

总的来说，在PaaS 这一层，开源软件在未来八到十年会占据更主导的地位，但是这个主导地位是占六成还是占七成，还不好说，也不代表主导了就不给云厂商的技术团队留有空间。现在，全球云上用户已经有几百万，不同类型的用户选择不一样。技术原教旨主义的人，主要选择开源技术栈；但是相对“传统”大型企业的，尤其应用本身也是比较传统的，可能追求的是高可用、安全性。

张倩：云厂商，特别是中国云厂商的整体实力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从商业逻辑来讲，他们绝对不可能自己主动说不做 PaaS。要想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让客户满意，云厂商肯定要有自己的战略场地，不管 PingCAP、OceanBase 等开源软件做得多好，也一定要把数据库抓在自己手上。

在核心的领域，云厂商很可能会把一些市场攻下来，那最终云厂商和开源公司占的比例是多少，就取决于团队PK 的能力。如果中国多几个像 PingCAP 这样的企业，那云厂商的份额可能就少些，反之则云厂商的地盘更大些。我认为终局还看不清楚，它完全取决于创业企业和云厂商谁的迭代速度更快，谁能更贴近云客户的需求，谁更加具备行业属性。

04 云和开源的平衡点在哪？

王晔倞（头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些刻意地把云和开源放在了对立面。其实大家都知道，二者是相辅相成的。那么，云和开源未来的发展，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平衡点？

冯若航：我认为开源和云最后博弈的均衡点，就是云厂商做 IaaS 硬件，而开源软件和云在 PasS 层各占一定比例。

张倩：我觉得云厂商已经没有投资机会了，已经进入下半场，几乎不会有新入局者。所以我们聚焦在开源软件。从终局来讲，中国可能会有几家大的全行业覆盖的云计算厂家，再加上不超过十家的行业Player，所以云厂商最终就是二十家左右。

但开源软件的机会是更多的。如果能单点突破，未来会出现几千家，甚至上千亿市值的开源企业。再过十年二十年，很多行业都会有开源软件公司成为领头羊。所以我觉得开源软件的机会更多。

刘松：公有云未来的终局是什么？它可能是一个算力的沃尔玛。沃尔玛有自产的商品，但更多的是第三方的商品。

什么时候公有云厂商能够容纳那些可能刚刚有 1.0 的版本、非常有特色、一个客户都没有的开源软件，并且通过AI、搜索技术，让用户能很容易匹配到该软件的时候，云厂商和开源生态可能就实现了最理想的终局。

对于任何特定的、复杂性的需求不管是人少、业务量小的企业想要独特的功能，还是全球 500 强大企业想要高可用、安全性，能实现跨全球业务的软件，公有云都能提供一个恰如其分的选择。这是开源的多样性和云的规模效应能结合的最理想的情况。

到今天为止，无论是从成本和多样性来看，我觉得云远远没有达到它当年的承诺。

本文首发于开源精选集《开源观止》第 3 期，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查看：https://oscimg.oschina.net/public_shard/opensource-guanzhi-202208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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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水位和刑法学痛点

作者：时法漫谈

发布时间：2022-08-15 18:07

快照：

时法按：法律是卑鄙的吗？什么是证据法上的“毒树之果”理论？“非法证据的合法化”又是什么意思？错案为何一再发生，到底有没有结构性原因，法学专家怎么给出的答案？在痴汉事件中，长崎先生是否有罪，以及真相究竟如何，司法有无能力查清？答案文中找。全文约计12300字，欢迎请点赞、关注、转发。

出城不远有一处野湖，这里或许就是电影《老炮儿》中，所提到的茬架之处。虽说当年偏僻，但随着近年来城市的扩张，环境的改善，人流也随之多了起来，俨然成了休闲的好地方。湖里有游泳的，湖边有跑步、打拳、抖空竹的，各种运动，不一而足。但这些都不重要，只是近日发生在湖边的一次对话，让我若有所思。

那是一个周末的清晨，赶早来到湖边的我，正在为接下来的慢跑拉伸。这时，旁边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从水里出来后，边换衣服边向我寒喧，“刚来？”“刚来。”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应承着。见我没有积极回应，老人便自言自语地说，“人这一辈子，一定要有一两样能让自已快乐的爱好。比如游泳。”我沉默着，没有接话。那边，老人接着说，“当然，权利、征服也会让人快乐。”这话说得有点意思，但我依旧没有做声，只是表露出倾听的身体姿态。顿了一顿，老人略有感叹地说，“可是，又有几人能体会到权力的快乐。征服，更是如此。”

看我在听，但又没有回答，老人便直接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怔了一下，说，“法律。”这是个范围很大，且自认比较安全的回答，应总不至于尬聊吧，我在心里想。“法律是卑鄙的。”老人随之应对。我立刻感受到了冒犯，还没来得及发作，说点什么怼回去，对方随之解释道，“律师嘛，就是给资本服务的。如在同等情况下，一个有钱人和一个是穷人，律师肯定是为有钱人服务。”

看来他将法律与律师混为了一谈，我想，于是反问，“检察官呢？”对方接着说，“检察官更卑鄙。”见到我的嘴巴张的更大了，对方说，“因为检察官是给权力服务的。”

“法官呢？”我打破砂锅问到底。

“法官要好一点，因为他是中立的。”

“可是，也有好的一面呀！”我追问，并列举了几点，比如法律援助、公益服务。对方答，“我说的是本质，本质上这样。”

看我依然不解的表情，老人张口背诵了一段经典，内容大概是马克思早就说了，在资本的作用下，一切社会关系都将撕下温情脉脉的面纱，变成纯粹的商品关系，牧师、教师、律师都是如此。

这就是他的理论依据。我一边默默跑步，一边回味着他刚才说话的内容。其间又想以此为题，写点什么，以及在心里念叨着一圈回来，能否再见到此人，去追问清楚，他所引述的马克思的原话及出处。

回到原处，老人果然还在那里，看来他并不着急回家。想来这个地方，不只是休闲健身，也兼有扯闲排闷的功能，像老舍笔下的《茶馆》。于是，我赶紧抓着老人去问，他也饶有兴致地向我重述，并再次解释他的观点。

这时，旁边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听到我们的对话，则一脸不屑地说，“同样情况下，资本统治的世界，注定比权力统治的要好。”并边说边走。老人好像没听明白似的，追上前去，急于争辩明白。因为距离的原因，两人的对话，我听了个大概，老人的意思无非是，世道浇漓，人心不古，这都是资本毁坏的原因所至，如那么多的官员出事，以及资本的无序扩张。

或许老人仍然还活在他青年时的世界，认为那才是简单、纯净及美丽的。与之相对应，中年男子的观点是，当下有吃有喝，生活富足，不更好吗？而对付资本扩张，官场腐败，其解决之道，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毕竟瑕不掩瑜。

我也看出来了，对话不可能有什么结果，老人并非为了争个高下，只想有人陪着聊天，打发一下时光而已。这时，有人打圆说，他的观点有点极端，我们都知道。能够看出来，这人和老人是老相识了。看到熟人这么说，老人落了个没趣般地自我解嘲道，“观点不同没有什么，别争个白不呲咧就行。”说完这句，他又接着嘟囔了一声，“我就读了多么多书，只知道这些。”

对话到此结束了。一会儿，老人背起小包走了。望着他走远了的背影，又有一个老人，站了出来，扯着嗓子，感叹地说，“活了多半辈子，都没整明白。”边说，还边看我一眼，有意于我的反应。我装着忙于运动后的拉伸，没有接茬，以免言语不合。他接着自语道，“工人都知道焊个簸箕，科员还想着报个饭票。”

一场简单的晨间对话就这样结束了，我无意于评价其间的对错。在社会意识多元的当下，任何试图说服他人的努力，都是徒劳无意义的。正如在人民论坛网上，有一篇文章写的，永远不要试图改变一个人，这是尊重，是智慧，更是界限。何况很多时候，答案并不唯一、绝对。而大家能够心平气和坐下来沟通的基础，就是尊重他人的想法，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或许也是因为如此，所以，才会有人调侃说，“现在只有聊食物和动物世界是安全的。”

类似的问题，鲁迅早已讲过一个故事，说是有家人生了男孩，高兴透顶，满月时抱出来给客人看，自然是想得到一点好兆头吧。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发财的，他得到了一番感谢；有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收回了几句恭维；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便被大家一顿合力痛打。

可是，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说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如果既不想说谎，也不想遭打。那么，也许只能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Hehe！He，hehehe！

鲁迅以玩笑为据，说明了立论之难。但给出的答案，又太过鸵鸟，把头埋进沙子，有何益处？这话扯远了。说到前面的老人背诵的经典论述，后来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出自《共产党宣言》，原文是，“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对于经典著作，上一代学者可以说是投入了毕生的精力研究。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读书时，政治系的老教授在课堂上，背诵起《资本论》来，是整段整段，如数家珍一般，听得我是目瞪口呆。而随之后来，恢复高考后的一代代学者，则施以更为广阔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现今社会，对于各种问题的认识，早已由一元转向了多元，所以，对于同一事物的看法，也往往容易出现分歧。

这都是正常的，时法认为，在法律的世界里，同样也是如此，并非绝对的、确定的。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都在努力追求法律的确定性，如亚里士多德就曾认为，法律的确定性能够排除法律适用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的干扰。直到19世纪，西方主流法学理论还认为，司法判决就应当是法官机械地，将当事人诉争的事实，归摄到确定的法条中的纯逻辑操作过程。在孟德斯鸠的心目中，理想的法官就是一台“自动售货机”。

现代法学理论更倾向于法律的不确定性，且不说“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仅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来看，法律概念从来都无力全面覆盖到社会的每一个方面。法律和司法，永远做不到像“对数表”那样确定；法律的适用，也更不像拿着车票一样能够去对号入座。而自然科学的世界，则是确定有标准答案，可以推导证明的。因此，法律工作所关注的，往往只是主流的观点，或“一般人”怎么看。又如法律语言上的“合理怀疑”“情节严重”“显失公平”等等，对此，任何一劳永逸提出明确解释的努力，都不过是一时的、个案的。从这个意义上看，若非如此，法定证据制度也不会被自由心证所取代。

近日，短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爆火，网络上也瞬间形成两派针锋相对的观点，有人认为二舅是催人奋进的励志典范，也有人认为，二舅根本治不好现代人的精神内耗，这场轰轰烈烈的闹剧，无非是在消费二舅的苦难。果不然，还没几天，故事就有多处穿了帮。想想也是，在那种偏远的小山村，以及那个落后的年代，既能侥幸逃过赤脚医生手下那四针，又不甘心浮沉于生命的落拓，既有智商掩遮不住的超常大脑，又兼具超乎常人的动手能力，确是乃为不世出的不羁之才，真当值得为之大唱赞歌。

潮水退去过后，谁在裸泳自然一清二楚。实际是文案制作者的眼界和高度，决定了二舅人设的广度和深度。“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清欢般地生活，又怎会倔强地撇起单边的嘴角呢？那是“酒债寻常行处有”“举家食粥酒常赊”后留下的生活疤痕。古人说，“入门休问荣枯事，且看容颜便得知。”多半是有其道理的。肥马轻裘，养尊处优，或断不至此。

作为出生在上世纪七十世纪的一代，虽未吃过大苦头，但多少还是存有物质短缺的印记的，毕竟小时候，也都用过粮票，而那就是配给制的产物。现今很多产品都已生产过盛，主要任务是忙着去库存，而不是僧多粥少，不够分配。

除了物质短缺的记忆，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就是读书改变命运的故事，在无数身边人的身上得到了应验。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把昨天的过往历数给当下的孩子们听，结果多半也是难以产生共鸣，于心有戚戚焉的。今天的小镇做题家，已然有了今天的烦恼。

作家刘震云在短篇小说《塔铺》中，以第一从称讲述了他从甘肃当兵四年回乡后，与离开时“没啥两样”地，回到了同样“也没啥大变化”的延津。家里同样如此，不同的是，突然蹿得跟他一般高的两个弟弟，“满脸粉刺，浑身充满儿马的气息”，以及面对快要娶媳妇的三个儿子，老爹房里传出的叹气声。时值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为了碰一碰运气，作者便拿着复员时部队发的一百五十元转业费，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学习。因为在部队时当过副班长，所以他被老师指定为班长，住在四个人的小宿舍。同一屋的，还有三十多岁已结过婚的王全，矮个子的“磨桌”和长得挺帅的小伙“耗子”。

四人有着不同的复读动机。已有两个孩子的王全，为的是考中后，放个州府县官啥的，能治治“尽吃小鸡”的贪官污吏；“磨桌”的想法不是当官，他只是不想在毒日头下割麦子。小白脸“耗子”的父亲在公社当民政干部，原本不愿复习，是老爹逼他来的，对他来说，考不考大学不重要，能追求上同班的姑娘悦悦，才是他真正的心愿。

冬天，教室四处透风，宿舍四处透风。下雪后，结冰了更冷，半夜常常被冻醒。为了取暖，四人只好将被子合起来盖，两人钻一个被窝，分两头睡，叫“打老腾”。生活的苦忍忍也就过去了，但在临近高考两个月时，学校却突然得到消息说，说还要加试世界地理。而此时，大家手上连复习资料都没有。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掀起了一阵寻找复习资料的热潮。

此时正巧，作者的老爹来给他送馍，闻听此后，便想起在汲县师范教书的亲戚那里应该会有，65岁的老爹，于是二话没说，连夜骑行了一百八十里路去借。回来后，鞋帮已开了裂，满是脏土和皱皮的脚上，密密麻麻排满了血泡。即便这样，拿到的书，也被规定了期限，只能看上十天，因为那也是表哥强从别人手里借的。之后不久，高考的时间到了，王全因为地里要收麦子，被媳妇叫了回去，没能参加高考！“磨桌”则在考场上晕倒了。耗子因为不会答题，就学着张铁生，在卷子上写下心愿，要求能读大学，期盼着奇迹再现，只有作者如愿了以偿！在小说的末尾，大家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彼此说着刚学的古文，“苟富贵，莫相忘”，各自奔向了前程。

据说，作者正是凭此，获得了当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又是凭此，成功地从报社小记者，转身成为专业作家。小说我是一口气读完的，虽然书中描写的年代，与我读高中时相比，要早上十几个年头，但依稀还有着大致相同的时代轮廓。我相信，书中的王全、耗子、磨桌，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其真实的人物原型，反而对于作者用墨较多的女同桌李爱莲，却让我有离地过高的感觉，或许这只是情节安排的需要吧。

在我记忆中，自恢复高考以来，一切从无到有，经历了没有统编教材，缺少教辅，以及无题可做的过程。到我们读书那会，虽然已不缺题，但数量总体还是有限，并且质量参差不齐。常有用力忙活了半天过后，才发现是道错题，继而摔笔大怒的故事。还记得当时有发了狠的同学，因无题可做，闲而之下，转去翻背字典。

好像直到1998年之后，市面上的模拟试卷才多了起来，尤其是黄岗中学的。同样也是在那时，大学扩大招生规模，教育从精英走向了普及，商业化的色彩也越来越为严重。对比当下，愁的不是无题可做，而是刷不完题的焦虑。以此来看，没有教材和无题可刷的年代，也有其美好之处。回想当年，我们拿着刚恢复高考起初几年的题目，感慨于如此简单，恨自已出生太晚，也正应了王羲之的话，“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历史琢磨起来，真是有种让人黯然哑笑的感觉。

20年前，我刚到北京时，翠微路口有家马兰拉面，普通的一碗五元，优质的六元。与之隔壁，是一家名为金莎苑的酒家，是歌唱家叶毛、廖莎投资开办的产业。记得当年有一天，朋友拿出不知从何得来的代金券，邀我前去大快朵颐了一番，两人干掉了一千，直抵一个月的工资，至今记忆深刻。

回首我参加工作的这二十多年，也算是见证了法治建设翻天覆地变化的过程。制度从草创到完善，法律从粗糙到精细，不停地在发展变化。“天下第一考”，已从“律考”“司考”，走到了“法考”时代。记得刚参加工作时，我还在祖国大陆最南端的基层院里，一次，北京来了个大领导，对着一起重大案件指示说，只要把人抓住了，我们法院还能判不了吗？

近日，读到一篇对证据法学家何家弘老师的专访，更让我感慨于法治的变迁。他是1992年获得的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SJD）学位，回国后，即主编了国内第一部《证据调查》和《证据法学》。1996年，又出版了《毒树之果》之书，但在当年，该书并未引起更多关注，其理论直到近年才被接受。

所谓“毒树之果”，是美国刑事诉讼中对某种证据所作的一个形象化的概括，意指采取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所获取的的口供，及与此有关的派生证据。如果说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是棵毒树，那么这树上结的果实，也应被排除在司法程序以外，这或与民法上的“不洁之手”原则大略相同。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在专访中，何家弘老师还专门讲到他三十多年前，在北京市公安局二处大案要案队实习时参与的一起重大案件——绊马索案的侦破。如今读来也饶有意味，现摘录在此：

那年海淀区以北到香山一带，晚上常出现抢劫。有人把粗绳拴在马路边的大树上，拦截骑自行车路过的人，夜里路灯暗，两人拎刀抢劫，连续发生了几起。市局领导极为重视，在首都竟然有这种抢劫，周围人心惶惶。那时，何家弘和刑警每天骑自行车百八十里地，到各村挨家走访。有一个嫌疑人，据村里人说偷过东西，他们去找，他不在家，只有姐姐在。

问完话准备离开，同去的刑警在嫌疑人住的小土房窗台上，忽然拿了什么揣进兜里。出来之后，何家弘问他是什么，刑警给他看，是一只公交车窗户的摇把。原来，有一个被害人是公交车司机，被抢时夹着挎包，包里就有车窗的摇把。刑警找到那位公交车司机辨认，司机认出了正是同一个摇把，上面有个小豁口。公安局连夜审讯嫌疑人，拿下口供，第二天，这个案子就破了。

何家弘疑惑，这个摇把怎么办？“这等于是偷偷给顺来的”。刑警说简单，早上到嫌疑人家，先把摇把放回去，然后再搜查，正式提取，让他们签字。何家弘在文中感慨说，“这叫非法证据的合法化，那时候叫密搜密取。按现在都是不合法的。”

人认识问题是有过程的，刘瑜在《观念的水位》书中说到，一个更好的社会，更好的制度的降临并不是“自动”的，观念的变化是必要环节。如在三十年前，有人提出前述证据，属于非法证据，应该被排除掉，估计会被认为居心是何？但在今天，大多数人已能接受的是“程序正义大于实体正义”。

前几天，路过北四环附近的“豆瓣书店”，狭仄的房间里，显眼处摆放着林达的《历史深处的忧虑》系列图书。翻开去看，已经重印太多次了，多年前我就曾读过，之后不知随手放到了何处。这次偶然遇到，又买了一本，重温下来，依然收获不少。有人说，在大洋彼岸，真正领导社会前进的，不是理科生，而是文科生。就此来说，便与我们不同。这也或许有其道理，想想看，公司制度的创立，知识产权的保护，期货股票的发行等等，之于社会发展的意义，不都远大于一城一地得失，以及某一具体的发明创造吗？不论如何，前者都归属于道，后者只能谓之器。如无前者的必要形式，交易成本自然降不下来，生产力的水平也得不到有效释放，好东西又怎能出来。

当年的荷兰，有着极为发达的海上贸易，又被称之为“海上马车夫”。而真正支撑起这个名头的，其中之一便是荷兰人建立的股票制度。起初只是因为海上风浪大、海盗多，为规避贸易风险，商人们便进行众筹，并根据出资比例来发放权利凭证，以此分担风险，分享收益，这就是股票的由来。正得益于此，荷兰成为了一代海洋霸主。所以，没有发达的产权交易和保护制度，也不会产生相应的发达经济实力。

司法也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展现，代表了文明程度的高低。曾有朋友对我说，他评价一个宾馆的好坏，首先看到的不是房间的装修如何，而是提供纸巾的质量怎样，暗自想想，也是有其道理的。再以清末的领事裁判权分析，现今看来固然是件丧权辱国的坏事，但在时任官员眼里，却求之不得。如“通晓夷务”耆英即认为，此举可“杜绝衅端，永远息争相好起见，两无偏枯，亦两无窒碍。”对此虽有晚清丧失主权的不堪，但更让人喟叹的是，大清律例的落后和现代法治文明的冲突。不论怎样，这一失权行为带来的意外收获，却是蓬勃发展的租界，开启了近代中国第一拨的房地产市场行情，以及为新中国所提供的革命摇篮。

健康的司法制度，如同社会的润滑剂，润物细无声，弥患于无形，而不是隐藏在暗处的“雪糕刺客”。立法如同绣花，讲究的是慢工出细活，治大国若烹小鲜，但事实却往往是一哄而上，又一哄而下，乐意于为事后买单。所谓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不过是本与末发生了倒置。社会的纠偏去错，只依靠“子产不毁乡校”是不够的，司法做为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功能一旦失防，后果则更是灾难性的。

在我国，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关系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也是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有人将之形象地比喻为做饭、端饭和吃饭的关系。但在实践中，理想中的互相配合和互相制约，却更多地表现为配合过度而制约不足。因为，煮成了熟饭的生米，非到万不得已，吃饭的是不能不吃的。倘若如此，则面临的不仅是国家赔偿，相关人员也会被问责，这是错案形成的结构性原因。

在我们的东方近邻日本，刑事审判的有罪率一样高达99.9%。“一旦检察官断定被告即犯人并对其提出起诉后，会不择手段地获得有罪判决，只要回顾那些再审案件、冤案事件的历史便可明了，实际上不少冤假错案事例的存在如今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历史事实。”秋山贤三在《法官因何错判》一书中这样写道。他毕业于东京大学，先后在横滨、东京、德岛等地担任法官，50岁时，辞职成为了一名律师。当谈及从事这两种工作的感受时说，“法官和律师的共同点都是从事法律工作，都会与普通市民相遇在他们一生中最重要且最艰难的时刻。”当然，就工作方式相比而言，法官保持一个“等待的姿态”即可，只需评论或评判当事者的材料是否“美味”。

作者还说道：“有些表面上看起来是被告供认不讳的有罪案件，实际上却另有实情，只不过是被告被迫认罪而已。换言之，虽然真相与公诉事实不符，但在如今刑事审判系统之下，否认起诉事实、争取无罪并非易事，同时也得考虑辩护费用的经济因素，因而被告只能被迫认罪。”作者同时指出，日本刑事司法的最大问题，便是在起诉事实中未能恪守将“超过合理质疑程度的证明”作为必要条件的原则，由此冤案频生，而且越是信心十足的“精英法官”，产生错案的风险系数越高。为了论述他的观点，秋山列举了自已曾参与辩护的长崎痴汉事件。

1997年10月1日，公司职员长崎如往常一样乘坐电车，前往位于市中心的工作地点。然而，在车厢内，站在长崎前面的一个年轻女子突然对他出言怒骂。长崎被误认为是痴汉了。此时，长崎由于错愕，不知该作何反应，他以为是自己手中的提包在拥挤混乱的车厢中碰到了这位女子，于是便向她赔罪，说了声“对不起”。可是，情绪激动的女子在车厢中紧紧抓住长崎的领带，到站后，便拽着长崎向车站办公室走去。长崎完全不明白，自己明明什么都没做，为何对方要硬拉者他往车站办公室送。因此，他在半路上问这位女子：“我什么都没做的对吧？”

两人到办公室后不久，警察便来了。警察对长崎说：“也不是要逮捕你，只是在这里会给铁路公司添麻烦。”要求他一同去警局，长崎答应了。一到警局，警察的态度立刻大翻转，直接认定长崎是犯人，开始强迫他供述罪行，对他大声呵斥：“我知道是你干的！”“你别装了！”“快点给我坦白！” 但是，就在这样的威胁审问下，长崎依然坚持自己是无辜的，警方无法录取长崎的口供。

在本案中，争议的焦点主要有四个，首先是指证长崎的有罪证据只有两个，一个是警视厅科学搜查研究所的鉴定，称受害者内衣的纤维与长崎手上附着的纤维“极其类似”，另一个是该女子的供述。对于第一份证据，经辩护律师委托专家进行证实，受害者内衣的纤维比长崎手上附着的纤维粗 1.5倍，二者完全不同。因此，纤维鉴定，不能成为有罪证据。于是，受害者的证言与长崎的供述可信度，成为基本的争论焦点。

第二个争议点，受害者并没有看见骚扰者的脸，也没看见手。受害者仅凭被人用手碰触的感觉，便一口咬定当时站在自己左侧的长崎是痴汉。因此，受害者的供述中有两处争议点：一是可以仅凭触觉就可以锁定犯人吗？二是受害者的供述是否可信？

第三个争议点是长崎被受害者当场抓住时，以及两人在站台走向办公室时，长崎一共向对方说了两次“对不起”。关于这两次“对不起〞，长崎与受害者都无异议。但问题是，长崎为何要说“对不起”？检察官主张，这两次道歉都是长崎在为自己的痴汉行为谢罪。辩护律师则反驳道，长崎第一次说“对不起”，是以为自己的身体、物件或许碰撞到了对方，而惹起了对方生气，并非在为“痴汉行为”道歉。第二次说“对不起”，是想叫住受害者跟她交谈，说这句话只是为了与对方搭话，没有道歉的意思。

而且，长崎走到半途中，在柱子边跟对方说了一句“我什么都没做的对吧？”受害者的供述则完全不同，她说长崎当时问的是“用钱不能解决吗？”两人在这一点上的说法完全对立。因此，审判中的第四个争议点是，长崎在柱子边说了什么，到底应该相信谁？

检察官以受害者没理由作伪证、受害者的证词真挚且可信度高、长崎的借口很生硬等为由，认为长崎提出“用金钱解决”痴汉行为。而辩护律师提出，当时车站内的噪音超过 70分贝，受害者不可能准确听到长崎的话语，所以才会武断地将被告的言行与态度，当作是金钱解决的提议。

一审法院判决认为：（1）女子感觉到疑似痴汉者将下半身紧贴自己，用左手隔着衣物抚摸自己的大腿，又将手探入大腿中间，用手指挠动。女子如此作证，不可能误认犯人。此外，女子也不可能设计诬陷完全陌生、偶然同乘一趟电车的被告。

（2）在女子高呼“你干嘛？有痴汉！住手！”之后，被告就犯罪行为做出的言语表达仅有两次“对不起”，以及前往办公室途中，在柱子边说的“我什么都没做的对吧”。一般情况下，假如在拥挤的电车上无故被年轻女子大声呵斥，应该会询问对方理由，若只说“对不起，对不起”而已，那么只能将其理解为道歉。而被告下车后才说出否认罪行的“我什么都没做的对吧”这句话，太迟也太做作了。而且被告陈述的理由是他认为该女子很可怜，这不合常理，难以取信。与之相对的是女子的证词十分具体，是一个年轻女子因痴汉行为而受辱的真实言行，十分可信。

（3）辩护律师质疑纤维关系的鉴定结果，由于结论不明，法院不采用为事实认定的根据。

一审之后，长崎果断提出上诉，然而东京高院二审，驳回了长崎的上诉，理由如下：

（1）法院承认女子受到自己左侧方人物性骚扰的证词。

（2）从女子的证词中可以获知，最初她并不能完全确认是否遇到痴汉行为，但随后便确信自己确实被性骚扰了，甚至被触碰阴部，便将被告抓住，这个过程中她高度集中注意力去认清犯人。被告就站在女子左侧近处的事实也补充了女子的证词。因此，女子的证词本身可信度很高。

（3）有多个重要的间接事实可以推认出犯人即被告，极大强化了女子证词的可信度。首先，电车内的那句“对不起”，明显是为了应对女子让对方停止猥琐行为的大声呵斥；其次，将站台上的那句“对不起”，理解为道歉也很合理。因此，被告对女子重复使用带有道歉意义的“对不起”，更加强化了长崎承认自己就是痴汉的推论。

（4）法院承认长崎在站台上向女子提出用金钱解决的意图。倘若没有做出痴汉行为，是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语，这一系列的言行都指出被告即犯人的事实。为慎重起见，假设是其他乘客做出痴汉行为，那么被告就站在女子左侧，不可能毫无知觉，所以犯人另为他人的可能性很小。

作者指出，以上两份判决，只是基于女子的证言具体、详细、自然、合理而可信，才认定“痴汉行为”存在的。假如这一切属于“误会”，为了满足上述具体、详细、自然、合理四项标准，带有真实感地在法庭上指证，是并不难办到的。对于法官来说，仅凭一个女性的证词，就宣判被告有罪，是将“超出合理质疑程度的证明”水平压制到了极低了程度。站在受害人的角度分析，从证据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旦受害者指认“犯人是他”之后，便发生了“结晶作用”，随着日子的流逝，当时的情节会变得越来越“具体而详细”。

此外，证人一旦与警方、检方共同站在起诉嫌疑犯、被告的同一阵营上，就会听到各种劝说，例如“大家都在行动，你已经没有退路了。如果就此作罢，反而会被起诉。”“就交给国家处理吧。”所以在很多情况下，证人反而失去自主权。

结合社会调查数据，作者进一步分析指出，真正专业的痴汉惯犯是几乎不会落入法网的。被抓的大多要么是临时起意、趁乱揩油的无经验初级痴汉，要么是无辜的“痴汉冤案者”。在日本，此类犯罪只是必须由女性受害者告发，才能起诉的自诉罪。所以，只要与原告和解，就不会受到起诉，假如只是做贼心虚的真犯人，自然会选择早早与受害者达成和解。而在本案中，被告为何不和解，偏偏要选择奋战到底呢？

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作者分析说，在最近一些痴汉审判的判决中，辩护方已经从关系证据、明朗的事实关系中证明被告在客观上不可能实施痴汉行为，然而法院仍脱离证据关系，自行进行“推测”补充，并在此基础上，宣判被告有罪。例如，有个案例，被告明明双手拿包，不可能做出女性受害者描述的痴汉行为，然而，法院自行补充推测，“拿包时换手的话，单手就可以进行骚扰”，硬将被告判为有罪。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拿包时换手了”，这便是一个毫无证据、完全仅靠“法官想象”来认定有罪的例子。

还有一个案例是，被告在一次交通事故后出现后遗症，右手只能外翻 45 度，而正常人可以外翻 90 度，同时，右手手掌只能向后弯曲20度，而正常人可以达到70 度。在客观条件上，他显然无法做出女性受害者证词中的痴汉行为。然而法院却认为，“虽然被告右手的外翻有如上制约，但如果被告向右侧身，即将身体右侧向后方微侧、或者将身体左侧向前倾斜，那么对参照物而言，相当于被告右手可外翻更大角度”，因此，“被告并非不可能做出犯罪行为。”

最终，作者在书中写道，前述痴汉冤案产生的原因，是审判违反了“罪疑唯轻”、“无罪推定”，以及“超出合理质疑程度的证明”原则，运用了前近代社会的审判标准，才以至出现众多的有罪判决的。这虽不是一起杀人纵火的重大案件，却足以令人感受到冤案的可怕，对于普通市民而言，这种不幸可能某天就突然发生在自己身上。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只能以开胸验肺的方式来自证清白，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生病了。在电影《让子弹飞》中，老六划开肚皮取粉，为的只是表明，他花了一碗的钱，吃了一碗的粉，并没有两碗。但有时即便如此，也只能是表达抗争的态度，未必能洗去污名。

近日，读到一篇深度报道，题目为《与蚌埠市公安“较真儿”七年的女人》。讲的是一个中年女人，因小事与医生发生冲突后，因不满警察的处理结果，跟办案机关打了7年官司。期间，她辞掉了工作，卖掉了房子。最终虽赢得了胜诉，但与之耗费掉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精神成本不可估量，也无法弥补，更无人赔偿，得到了只是一句对不起。即便如此，与很多人相比，她还算是幸运的了，因为毕竟最终取胜了。更多的人，除了过程的抗争，结果也没一个。听说同样有人，只是为了小事，一口气咽不下去，余生都用在了逐级反映情况，把生命消耗其中。曾6次单车骑行千里进京，3次被以寻衅滋事判刑，但每次出狱后，依然继续坚持。当被问及为何骑车，而不乘座公共交通，回答说是，只有这样，才能顺利进京。这是以前的事了，换做无码难行的当下，又不知如何？

实话实说，在大陆法系国家，日本的刑事司法已是领先的了，但亦如此，更何况其他地方。前书是秋山先生写于二十年前的，想必现今已大有改观。在我国，何家弘老师也曾将影响中国司法的十大冤案合集成书，名为《迟到的正义》。这些案件，当年大都经过一审、二审，甚至再审。定案时言之凿凿，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却都未经过时间的考验，或因亡者归来，或因真凶再现，最终得以翻案。一切看似有错必纠，正义终将实现，但实则或许，只是幸存者的偏差，或许还有不少湮灭于水面以下，无闻于街头巷尾，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

何老师在该书序言中说，我们发现，错判的形成似乎延循了一个模式：一样的偏重口供，一样的非法取证，一样的事实不清，一样的疑罪从轻。这不是执法人员或司法人员个人的问题，而是刑事司法制度的问题。制度存在漏洞和弊端，错判才一次又一次被复制。

记得书中在讲述佘祥林案件时，有一个情节印象深刻，说是当佘的“亡妻”归来，司法机关发现先前查明的死者并非其人，便立即组织了对佘祥林的无罪宣告，后在追究原办案人员违法办案责任过程中，有一名当时曾与办案的民警选择了自杀，死时身边留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三个字“我冤枉”。

无论怎么，防止冤错发生的道阻且长，路径也不惟一，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对此，清华法学院的周光权老师从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入手，提出了自已的建议。他说，随便翻开一份刑事判决书，在原本应该载有说理内容的“本院认为”部分，映入眼帘的文字十之八九是：“根据《刑法》第×条的规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某罪，为严肃国法对被告人的行为予以严惩；辩护人所提的辩护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支撑，本院不子采纳，据此判决如下。”

对说理部分仅寥寥数语、惜墨如金的判决，基本可以划入“不讲道理”的范畴，外人从中无法得出对刑法学发展有价值的结论。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要研究中国的刑法适用难题，形成学者的难题意识，我认为比较重要的途径是观察刑事律师在辩护中究竟遇到哪些有共性的难题，他们提出了哪些有价值的主张，从中发现刑法学的软肋和痛点，从而寻找刑法学发展的契机，再推进理论和实践的互动。

所以，可以说，律师辩护时面临的种种困难，我们感同身受，凡是律师辩护艰难处，皆为刑法学的痛点。

成文于2022年8月13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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