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阳一天接诊13位热射病患者，预防热射病看这里

作者：红星新闻

发布时间：2022-08-17 20:34

快照：

热、热、热！

8月17日，红星新闻记者从简阳市人民医院获悉，8月16日，该院急救医学部共接诊了13位热射病患者，其中，危重症5人。

据了解，这些患者有的是步行下班回家热倒在家门口；有的是头顶烈日外出散步；有的是在农田里扯草；还有一位91岁的田大爷是因为在家舍不得开空调。

目前，四川各地高温天气仍在持续，简阳连续6天最高气温达40度以上，酷热之下，防暑降温不可松懈。

防暑小妙招看这里

1，保持室内通风

不通风、室内温度过低，容易导致“室内中暑”。因此，室内要注意通风降温，并适当使用电风扇或扇子；空调温度不要低于26℃，以免出门时难以适应。

2，喝水不“牛饮”

天热口渴会让人不由得大口灌水喝，但这样会使水分在体内短时间积累，不利于吸收，导致中暑。

3，出汗时别立即冲凉

剧烈运动后或大汗淋漓时，不少人会选择立即洗个凉水澡，或者直接躲进空调温度开得特别低的室内，这两种方式都不可取。

正确做法是，先休息15~30分钟，等体温恢复、汗液干透或微微出汗时再洗澡。

如何预防热射病

看这里

↓↓↓

红星新闻记者 王拓

编辑 成序

（下载红星新闻，报料有奖！）

举报/反馈

连续七天40℃高温红色预警！四川简阳一天接诊13位热射病患者

作者：COEASE匡易

发布时间：2022-08-17 22:14

快照：

8月17日18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预计8月18日白天，陕西南部、河南、山东西部、安徽、江苏西部和南部、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福建、四川中东部、重庆、贵州东部和北部、广西中北部、广东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有35～39℃。

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和东南部、湖南中北部、江西中部、浙江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以上。

这已经是中央气象台连续第七天发布红色预警，而且今年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高温红色预警，结果一发就是一个星期，预计仍将持续一周左右。

尤其是在川蜀地区，高温不断创造新纪录，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

据红星新闻报道，8月16日，四川简阳市人民医院急救医学部接诊了13位热射病患者，其中危重症就有5人。

据了解，这些患者有的是步行下班回家热倒在家门口，有的是头顶烈日外出散步，有的是在农田里除草，还有一位91岁的老人在家舍不得开空调。

目前，四川各地高温天气仍在持续，简阳已经连续6天最高气温达40度以上，根据天气预报直到8月23日下周二仍将持续维持40℃左右高温。

出处：快科技

举报/反馈

2022年上半年中国债券市场违约回顾与下半年展望

作者：金融界

发布时间：2022-08-17 18:42

快照：

来源：联合资信

作者： 研究中心

2022年上半年，在国际形势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疫情多发散发，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我国债券市场违约形势有所缓和，但展期规模创新高。具体来看，2022年上半年，我国债券市场新增7家违约发行人，共涉及到期违约债券32期，到期违约金额合计约192.78亿元，新增违约发行人家数、涉及到期违约债券期数和到期违约金额同比均明显减少，但较2021年下半年均有所增加；此外，10家发行人首次发生展期，涉及展期债券22期，展期规模204.68亿元，较上年同期均大幅提升。2022年上半年等级调降数量（75家）仍显著高于等级调升数量（7家）；违约主体以民营房企为主，国有企业违约情况有所缓和；违约企业行业集中于房地产行业，在销售下行、融资分化加剧等压力下，民营房企信用风险持续暴露；城投企业融资延续有保有压的严监管态势，信用风险事件持续发生。

从全市场债务到期规模来看，考虑超短融的发行与到期，年内信用债回售行权等因素，2022年下半年主要信用债偿债规模将在6.5万亿元左右。从偿债节奏看，7月、11月单月的偿债量在6千亿以上，偿债压力相对较大。2022年下半年城投企业总偿债量约为1.01万亿元，较上半年（1.10万亿元）有所下降，较上年同期（1.50万亿）下降32.67％，其中8月份和11月份偿债规模在1800亿元以上，单月偿债压力较大。

展望2022年下半年，债券市场信用风险仍将持续暴露，但整体可控，违约率或较上半年有所下降。民营企业信用风险仍然较大，民企债信心有待修复；城投企业经营环境整体保持稳定，关注弱地区尾部城投企业信用风险；适当关注房地产产业链相关和受疫情冲击严重行业企业的信用风险，关注东三省、江浙等区域的信用风险。

一、2022年上半年我国债券市场违约情况回顾

（一）债券市场违约形势有所缓和，展期规模创新高

2022年上半年，国际形势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疫情多发散发，经济下行压力逐季加大。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56.26万亿元，不变价同比增长2.50％。二季度经济增长承压，GDP同比增速（0.40％）较一季度（4.80％）大幅回落，环比下降2.60％，这是继2020年二季度以来，我国GDP首次出现环比负增长。工业经济方面，2022年上半年，在一系列工业经济增长政策措施持续作用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40％，4月受全国疫情多点散发影响，工业经济运行有所震荡，但整体呈企稳恢复态势。融资环境方面，2022年上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靠前发力，推动社融总量显著扩张。同时，多项逆周期调节政策与金融稳定政策持续推进，维护企业的正常融资需求，融资环境有所改善。但受疫情影响与房地产行业风险未完全出清影响，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仍然偏弱，信用债内部分化仍较为明显。

在此背景下，2022年上半年，我国债券市场新增7家违约发行人[1]，共涉及到期违约债券32期，到期违约金额合计约192.78亿元，受2021年同期海航系破产重整[2]高基数影响，新增违约发行人家数、涉及到期违约债券期数和到期违约金额同比（18家，60期，785.08亿元）均明显减少，但较2021年下半年（5家，21期，161.15亿元）均有所增加。2022年上半年，我国债券市场重复违约[3]发行人7家，涉及到期违约债券12期，到期违约规模合计约63.39亿元，重复违约发行人家数较2021年上半年（22家，56期，531.74亿元）和2021年下半年（20家，37期，343.89亿元）进一步减少。截至2022年上半年末，我国债券市场累计有251家发行人发生违约，共涉及到期违约债券724期，到期违约金额合计约6503.48亿元。

从展期情况来看，2022年上半年新增展期发行人10家，涉及展期债券22期，展期规模204.68亿元；展期家数、期数及规模较上年同期（5家、14期和96.67亿元）均大幅提升；展期家数较2021年下半年（13家）有所下降，展期期数2021年下半年持平，展期规模则较2021年下半年（116.87亿元）明显提升。其中民营企业和房地产管理和开发行业展期频繁，多家头部房企展期超出市场预期，房地产行业隐性风险较高，后续债务偿还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二）高等级违约情况明显改善，等级调降数量仍远超等级调升

2022年上半年，我国信用债市场高等级违约情况有所改善，新增违约发行人中期初级别为AA+及以上的有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占比28.57％，同比大幅改善。

等级调整方面，自2021年信用等级调降发行人数量（138家）首次超过调升发行人数量（17家）以来，2022年上半年等级调降数量（75家）仍显著高于等级调升数量（7家）。

2022年上半年等级调降发行人主要分布于建筑与工程行业（19家，含城投企业及工程施工企业）、房地产管理和开发行业（6家），建筑与工程行业受房地产行业景气度影响，应收类账款对资金形成占用、盈利能力下滑；企业性质方面，民营企业发行人调降45家，占比达到60％；地区方面，发行人主要分布在广东、北京、贵州和湖北等地。

（三）违约主体以民营房企为主，国有企业违约情况有所缓和

2022年上半年，新增违约发行人以民营企业为主，新增违约主体中民营企业有4家，占新增违约主体家数的57.14％，涉及到期违约金额181.67亿元，占比94.24％。具体来看，民营企业违约主体主要集中于房地产企业，北京鸿坤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坤地产”）、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城”）及其母公司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阳光”）3家房企自身杠杆高企，受地产调控政策冲击、债务集中到期、弱行业景气度下销售疲弱影响，信用风险加速暴露，最终引发违约。另有1家为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科技”），公司业务板块众多，由于前期多元化扩张积累下高额债务，受疫情影响主要业务板块景气度持续低迷，盈利能力下滑，短期内大量债务到期且偿债资金过度依赖外部再融资；同时，当代科技主要收入和利润来自其核心上市子公司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但母公司口径的短期债务规模较大，“子强母弱”加剧流动性恶化，在融资环境收紧下最终违约。

国有企业方面，2022年上半年国有企业违约家数与违约债券期数较2020年和2021年同期均大幅下降，主要由于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政策导向下，地方政府对国企债务风险的处置和防范效果显著，国有企业信用风险有所改善。具体来看，2022年上半年新增违约发行人中国有企业仅有1家，为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为当代科技的子公司，2021年6月当代科技将所持股权之表决权全部委托给武汉国创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由此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更，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武汉市国资委。

此外，2022年上半年新增违约主体中有1家公众企业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租赁”）以及1家中外合资企业阳谷祥光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谷祥光”）。渤海租赁为海航集团旗下租赁子公司，主营飞机等租赁业务，疫情下航空业遭受重创，渤海租赁大量计提减值致使财务巨亏，加之海航集团违约影响融资受阻，流动性陷入枯竭，最终违约。阳谷祥光核心业务为铜制品加工，受疫情、铜价暴涨影响公司盈利空间被大幅压缩，同时阳谷祥光自身债务结构严重短期化，融资渠道不畅通，多项银行债务逾期最终触发交叉违约条款，构成实质性违约。

（四）违约企业行业集中度较高，房地产行业风险持续释放

1.房地产管理和开发仍是违约高发行业

2022年上半年，我国新增违约主体涉及行业5个，违约行业较往年无新增。从违约家数来看，房地产管理和开发仍是违约高发行业（3家），占比42.86％，其余行业违约企业均为1家，为多元金融、媒体、制药及金属、非金属与采矿行业，违约企业行业集中度较高。

2.在销售下行、融资分化加剧的双重压力下，民营房企信用风险持续暴露

2022年上半年，中央持续加码稳地产，同时全国多地持续优化调整楼市相关政策，维护地产行业平稳健康发展，但行业风险仍在发酵。究其原因，一方面，受上半年国内疫情多发散发、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因素的影响，市场重塑信心乏力，房企融资规模收缩，销售回款承压，企业面临较大资金平衡风险。具体来看，2022上半年，房地产企业到位资金累计7.68万亿元，同比下降25.32％，到位资金位居低位。分项来看，上半年企业融资（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继续缩水，同比下降15.06％；同时销售下行使得房企回款明显承压，销售回款（定金及预收款+个人按揭贷款）同比下降34.34％；从各资金来源的占比情况来看，房企到位资金主要依赖于自筹资金（占比35.43％）和定金及预收款（占比32.01％），且在销售和融资的双重压力下，自筹资金占比逐步增加，已成为房地产第一大资金来源，房企资金链的脆弱性有所提升。另一方面，房企融资分化严重，央国企和头部民企等少数优质房企融资渠道相对畅通，但其余大部分房企融资环境依然严峻。虽然上半年房地产融资方面利好频出，但受房企违约事件频发的影响，市场担忧情绪仍存，房企融资表现出两极分化，资金更多地向优质房企归集。具体来看，发行方面，上半年境内发债房企以央企国企为主，民营房企占比仅为3.71％，为近三年最低点；净融方面，上半年国有房企的债券净融同比大幅提升226.87％，而民营房企净融依然为负。

从违约房企自身情况来看，阳光城及其股东福建阳光长期以来通过高杠杆、快周转的方式快速扩张，导致公司债务不断攀升。2020年以来行业调控升级，在“三道红线”的监管压力之下，阳光城不得不降低对外部融资的依赖程度，公司快周转模式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市场需求下滑，公司销售承压，叠加行业信用事件频发，外部融资收紧，公司现金流出现危机，虽然阳光城试图通过公司资产处置、债务展期等方式进行自救，但最终仍未能按时偿还到期债务，引发实质性违约。鸿坤地产的市场业务布局主要以京津冀地区为主，近年来受环京地区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及疫情防控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公司新开工和销售回款规模持续下降，盈利能力下滑；同时，鸿坤地产早期高杠杆拿地流转使其存在较大的集中偿债压力，其可动用货币资金规模十分有限，财务弹性欠佳，最终在房地产行业政策监管趋严、融资环境大幅收紧的情况下，公司偿债能力恶化，最终陷入流动性危机。

3.房企债券展期加速累积，纾解流动性困境的同时仍存较大的隐性风险

在市场销售持续低迷，融资环境依然不畅的背景下，为避免债券违约，房企积极采取展期进行债务管理，试图以时间换取空间，暂时纾解流动性困境。2022年上半年债券市场共有7家房企发行人首次展期，涉及展期债券18期，展期规模197.32亿元，已远超去年全年的展期量（5家、8期、25.22亿元），且展期主体中包含恒大、融创等多家头部百强房企。

从展期期限及节奏情况来看，房企展期期限多介于6~18个月，其中一年及以下的展期债券期数占比超60％；展期节奏包括展期期末一次性兑付或在展期期间内分次偿付（详见表1.2）。整体来看，2022年上半年债券展期加速累积，虽然展期方式使得部分房企暂时避免了违约，但展期期限整体较短，且部分企业需分期逐步偿还债务本金或利息，短期内仍存在一定的偿付压力，如果后续企业的销售及外部融资情况无法得到改善，其面临的偿债风险将无法获得根本性解决，展期债券的兑付风险仍然较大。

4.境外房企美元债迎来历史违约高峰，境内外联动风险加剧

在境内房企信用风险不断释放的同时，中资美元债房企也迎来历史违约高峰，境内外联动风险加剧。2022年上半年，共有26家企业中资美元债发生违约，违约期数高达55期，涉及违约规模197.62亿元，其中房地产企业有25家，涉及中资美元债54期，违约金额达195.62亿美元，行业集中度很高，房企中资美元债违约量较已超去年全年（11家、16期、62.93亿美）。违约房企中除阳光（开曼）投资有限公司、花样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佳兆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及新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外，其余均为今年上半年新增违约企业。

（五）城投债整体延续有保有压的严监管态势，信用风险事件持续发生

2022年上半年，城投债整体仍然延续有保有压的严监管态势，严格控制增量的同时逐步化解存量。分月度来看，城投的融资环境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4月上旬，沪深交易所持续对城投企业公司债进行分档审核，对于高负债、高风险区域适当限制资金用途和发债额度，城投债融资环境整体偏紧。4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印发《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金融服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从加大对重点项目资金支持力度、合理购买地方政府债券等多方面要求金融机构加大对有效投资的支持力度，支持地方政府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依法合规保障融资平台公司合理融资需求。此后，在“控增量，稳存量”的大方向下，城投政策边际转松。

在此背景下，2022年上半年城投债发行规模及净融均有所收缩，其中发行规模为2.64万亿元，同比、环比分别下降6.81％、10.75％；净融资额0.93万亿元，同比、环比分别下降21.04％、24.30％。区域方面来看，2022年上半年大部分地区城投债净融规模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收缩，但经济相对发达、财政实力较强的区域城投债发行规模和净融资规模仍明显领先于其他地区，区域之间的城投分化趋势仍在持续。具体来看，2022年上半年，浙江和江苏两地净融资规模在严监管下有所收缩，但仍位列前两位；河南、天津两地的融资环境有所修复，净融规模同比均明显提升，天津地区的净融资规模由负转正；而黑龙江、辽宁、内蒙古、青海、吉林和甘肃等区域的城投债发行规模无法覆盖到期偿还规模，仍延续2021年的净流出状态。信用等级方面，高等级城投债发行规模占比进一步上升，AA+级及以上发行人城投债发行规模占比超75％，占比同比、环比分别提升约三个百分点和一个百分点。

2022年上半年，城投风险事件持续发生，以商票逾期、非标违约为主。根据公开资料整理，发生风险事件的城投主体多分布在江苏省、贵州省、山东省、辽宁省和新疆的区县级平台，以AA级及以下的弱资质平台为主。2022年上半年共有27家城投企业评级被下调（含展望调整为负面），其中贵州省有18家，且多分布在遵义、安顺、毕节等地级市和区平台，城投企业评级下调的原因主要为存在债务逾期或失信被执行记录，另外也有资产注销或子公司股权无偿划出，导致公司净资产规模大幅下降或业务受到冲击。整体来看，城投企业虽然没有在债券市场出现实质违约，但信用风险事件持续发生。

二、2022年下半年我国债券市场信用风险展望

（一）2022年下半年全市场信用债到期情况

从全市场债务到期规模来看，2022年下半年我国债券市场主要信用债[4]到期规模[5]约为5.81万亿元，考虑到将于2022年下半年发行且2022年年内到期的超短融，按2021年同期估算，2022年下半年主要信用债到期规模可能达到6.08万亿元，较2022年上半年（5.43万亿元）上升7％左右，较2021年下半年（6.75万亿元）下降10％左右。

此外，2022年下半年将有约1.30万亿元信用债进入回售期，按30％的实际回售率估算，2022年下半年回售债券中约有4000亿元被行权，较2022年上半年（2210.94亿元）和2021年下半年（2696.26亿元）进一步增加。合计来看，2022年下半年主要信用债偿债规模将在6.5万亿元左右。

由于2022年下半年发行且于2022年年内到期的债券和回售债券的实际回售情况具有不确定性，以下分析仅以2022年下半年我国债券市场到期的5.81万亿元主要信用债为分析样本。

从偿债节奏看，7月、11月单月的偿债量在6千亿元以上，偿债压力相对较大，后续可能随超短融的发行发生改变。

从级别分布看，AAA级主体所发债券到期规模约为2.40万亿元，占比（69.05％），较上半年[6]（65.48％）有所上升，较上年同期（69.86％）有所下降；AA+主体所发债券到期规模约为0.55万亿元，占比（16.00％）较上半年（18.89％）和上年同期（17.71％）均有所下降；AA级及以下主体所发债券到期规模约为0.52万亿元，占比（14.95％）较上半年（12.70％）和上年同期（12.43％）有所上升，各级别主体偿债压力相对稳定。

从企业性质看，2022年下半年地方国有企业债务到期规模约为1.96万亿元，较上半年（2.06万亿元）有所下降，与上年同期（1.96万亿元）持平；中央国有企业债务到期规模约为1.09万亿元，较上半年（1.00万亿元）和上年同期（0.96万亿元）均有所上升；民营企业债务到期规模约为0.16万亿元，与上半年（0.16万亿元）持平，较上年同期（0.25万亿元）有所下降；公众企业债务到期规模约为0.22亿元，较上半年（0.17亿元）有所上升，较上年同期（0.38亿元）大幅下降；其他类型企业债务到期规模约为0.06万亿元，较上半年（0.07万亿元）有所下降，显著低于上年同期（0.12万亿元）。

地方国有企业中，债务到期规模排名前十位企业合计占比达到9.54％，在7月和8月集中兑付压力较大。

从地区分布看，2022年下半年，北京（0.76万亿元）、广东（0.47万亿元）、上海（0.36万亿元）、江苏（0.35万亿元）、浙江（0.18万亿元）和山东（0.17万亿元）的债券到期规模排名靠前，区域偿债压力相对较大。

从行业分布看，2022年下半年，资本市场（0.64亿元）、建筑与工程（0.59万亿元）、综合类（0.50万亿元）、商业银行（0.27万亿元）、电力（0.22万亿元）、房地产管理和开发（0.17万亿元）、石油天然气与供消费用材料（0.16万亿元）、交通基础设施行业（0.12万亿元）债券到期规模排名靠前，行业偿债压力相对较大。其中，建筑与工程（3.20％）、电力（52.15％）和房地产管理和开发（3.24％）行业的债务到期规模增幅相对较大，偿债压力明显上升。此外，专业服务（380.00％）、电气设备（138.81％）、多元化零售（129.06％）、贸易公司与工业品经销商（105.23％）等行业债务到期规模增幅相对较大，上述行业偿债压力明显增大。

从城投企业债券到期规模看，2022年下半年城投企业总偿债量约为1.01万亿元，较上半年（1.10万亿元）有所下降，较上年同期（1.50万亿元）下降32.67％。其中8月份和11月份偿债规模在1800亿元以上，单月偿债压力较大。

从地区分布看，江苏、浙江、湖南、山东和四川省的城投企业债务到期规模较大，其中江苏到期规模接近2500亿元，其他三省市债务到期规模均在600亿元至1100亿元之间，区域城投企业偿债压力相对较大。

从区域低级别（AA级及以下）城投企业偿债压力看，江苏、湖南、浙江、四川和重庆等省份的低级别城投企业债务到期规模相对较大，其中江苏省低级别城投主体债务到期规模在900亿元以上，偿债压力相对较大。

此外，2022年下半年进入回售期的城投企业债券规模约为0.90万亿元，按30％的实际回售率估算，将有0.27万亿元债券行权，较2022年上半年实际回售规模（0.21万亿元）有所增长。

（二）2022年下半年信用风险展望

1.债券市场信用风险仍将持续暴露，但整体可控，违约率或较上半年有所下降

地产行业信用风险频繁爆发及疫情冲击下债券市场信用风险仍将持续暴露。一是2022年上半年房地产行业信用风险频发，虽然发生实质性违约房企仅有3家，但涉险房企数量明显增多，正荣集团海外债展期、龙光控股债券展期和融创、世贸海外债实质性违约等信用风险事件对债券市场信用环境造成严重冲击，在此背景下，下半年高杠杆、弱资质房企的信用风险或将持续暴露，房地产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信用风险仍值得关注。二是后疫情时期，点状新冠肺炎疫情仍将持续，旅游、餐饮、零售、航空等消费行业将继续受到冲击，行业内短期偿债压力大、受疫情冲击严重的企业信用风险将持续暴露。三是受海外流动性收紧影响，大宗商品价格从6月开始出现回落迹象，如能源、钢铁、矿产等大宗商品6月份价格跌幅均超过10％，行业景气度下滑，行业内企业的信用风险有所增加。四是今年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的最后一年，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同时2022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受此影响，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将加速出清，信用风险将加速暴露。

宽信用、稳增长背景下债市信用风险整体可控，违约率或进一步下降。一是2022年7月2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指出，财政货币政策要有效弥补社会需求不足，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在此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债券市场流动性有望保持宽松。二是2022年5月2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指出推动实际贷款利率稳中有降，提高资本市场融资效率，有助于为发债企业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通知同时指出加大金融机构对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项目的支持力度，有助于加大对城投企业的资金支持。三是近年来，多地地方政府相继成立信用保障基金，用于改善区域信用环境，2022年4月4日，《金融稳定法》正是对外征求意见，覆盖各区域、各类行业的金融稳定保障基金有望尽快设立，有助于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各区域、各行业企业提供良好的信用环境。四是2022年上半年，以房地产企业为代表的展期等花式违约事件明显增多，下半年这一特点或将延续，统计违约率或较上半年有所下降。

2.民营企业信用风险仍然较大，民企债信心有待修复

一是我国民营企业融资能力仍然较弱。上半年，我国民营企业信用债净融资额为-0.06万亿元，虽然缺口较上年（-0.16万亿）有所收窄，但仍呈现净流出态势，民营企业整体融资能力依然较弱。二是民营房企现金流仍将持续承压。虽然上半年监管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政策为房企纾困，但现阶段房地产行业销售进入下行周期，近期多地业主集体停贷事件更是进一步打击了购房者的消费信心，房地产企业销售回款短期内难以改善，房企尤其是民营房企现金流将持续承压。三是鼓励支持民企融资政策措施成效相对有限。虽然2022年上半年，监管部门积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民营企业债券融资，但受投资者风险偏好制约，资金主要流向中高信用等级民营企业，中低信用等级民营企业筹资难度依然较大，信用分化较为严重。整体来看，建议重点关注民营房企和前期扩张比较激进、短期内偿债压力较大、杠杆水平较高、公司治理存在明显缺陷的民营企业信用风险。

3.城投企业经营环境整体保持稳定，关注弱地区尾部城投企业信用风险

稳增长背景下城投企业经营环境整体保持稳定。一是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和疫情反复的困境下，我国把稳投资作为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之举。2022年4月26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提出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巩固了年初以来基建投资提速的势头，对冲经济下行压力。此外，今年下半年党的二十大将在京召开，为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政策将着力稳增长。上述背景下，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参与主体和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城投企业的经营环境将保持稳定。二是2022年4月18日，央行、外管局联合出台23条举措，助力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其中指出“在风险可控、依法合规的前提下，按市场化原则保障融资平台公司合理融资需求，不得盲目抽贷、压贷或停贷，保障在建项目顺利实施”，对城投融资政策的表述有边际放松，有利于保障城投企业合理融资需求。三是2022年6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2〕20号），指出地方政府财权事权适度上移，强化省级财政事权，同时增强省级政府统筹调控能力，提升省域内财力均衡度，财政实力较强省份的弱区县城投融资环境或将得到改善。

城投企业信用水平分化加剧，关注尾部城投企业信用风险。一是2022年6月，国办20号文指出“坚决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合理控制政府债务规模，切实防范债务风险”，城投企业“控增化存”的政策导向并未发生转变。二是2022年上半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下降，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土地出让金下滑压力更大，对于政府基金性收入依赖较为严重的省份和地区，地方政府偿债协调能力有所下降。三是城投公司商票逾期、非标违约等信用事件频发。2022年上半年，共有7只城投企业出现商票违约，5只城投非标产品出现信用风险事件，主要涉及江苏、山东、贵州等省份，对区域城投企业的再融资环境带来较大的负面冲击。四是城投债短期化趋势明显，城投企业对债券市场的依赖度提高，流动性风险进一步增加。五是贵州前期基建投资规模较大，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较重，但区域财政收入增长疲软，财政实力较弱，难以支撑前期大规模基建留下的政府债务。同时，区域城投企业的银行贷款和非标债务到期压力较大，非标违约事件频发，应警惕城投企业银行贷款违约和非标违约向债券市场传导的风险。整体来看，城投企业信用水平区域分化将持续加剧，2022年下半年，集中偿债压力大、非标违约高发、非标占比偏高的弱区域和强区域区县级主体的信用风险值得关注。

4.关注房地产产业链相关和受疫情冲击严重行业企业的信用风险

房地产行业方面，一是虽然近期监管和各地方政府相继对房地产行业出台了纾困政策，但房地产销售数据仍未得到实质性好转。2022年1－6月，我国商品房住宅销售面积同比下降22.2％，销售额同比下降28.9％，房地产企业流动性短期内仍将承压；二是近期集体停贷事件后，一方面会打击购房者的购房信心，尤其是对期房的购房信心，另一方面，监管将进一步加强对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监管，防止预售资金被房企滥用，房地产现金流可能进一步承压。三是当前房地产行业信用风险持续发酵，部分投资者对房地产企业风险偏好降低，房地产企业的再融资环境仍有待改善。四是下半年房企中资美元债信用风险仍将持续暴露，一方面对其在境内再融资形成较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或将触发其境内债券的交叉违约条款，造成其境内债券发生实质性违约。整体来看，在“房住不炒”的政策基调下，房地产行业信用分化或将进一步加剧，集中偿债压力大、周转去化偏慢、非标风险及负面舆情频发的民营房企信用风险将持续暴露。

建筑行业方面，一方面，2022年上半年，全国建筑业总体维持中低速增长，延续下行趋势。建筑行业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均呈负增长态势，短期内流动性趋紧。另一方面，虽然近期房地产调控政策边际放松，但房地产行业现金流仍较为紧张，短期内，房地产投资增速或将持续低位运行，与高杠杆房企深度捆绑的发债主体信用风险仍值得关注。

服务业方面，下半年，点状新冠肺炎疫情仍将持续爆发，各地或继续采取封措施，对餐饮、零售、旅游、民航、交通运输等接触性服务业将形成冲击，上述行业经营环境仍将持续承压，行业尾部企业信用风险值得关注。

贸易行业方面，一方面，俄乌冲突和美联储加息背景下，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不确定性增强，增加了中小型贸易企业在风险控制等方面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进口结构中主要以大宗原材料为主，当前国内地产行业流动性紧张，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对建材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减弱，贸易行业经营环境或有所恶化，需警惕风险控制能力较弱主体的信用风险。

5.适当关注东三省、江浙等区域的信用风险

一是区域融资能力分化加剧。2022年一季度，辽宁、西藏、吉林社融同比回落幅度均超多50％，区域融资能力有所下滑。此外，甘肃、黑龙江、内蒙古、海南、宁夏、青海等地近3年平均新增社融规模始终在3000亿元以下，区域融资能力较弱。二是区域产业债利差分化加剧。截至2022年6月30日，青海、云南、天津、宁夏、广西、甘肃、新疆地区产业债信用利差与其他区域相比相对较高，其中青海、云南和天津地区产业债信用利差较年初大幅增长，区域内尾部产业类企业信用风险值得关注。三是江浙地区民营企业信用风险或有所加大。江浙地区民营企业较多，且以贸易、制造业和出口加工型为主，行业本身信用风险较高。此外，下半年江浙地区企业债务到期压力（5307.10亿元）和回售压力（3180.07亿元）仍然相对较大，区域信用风险值得关注。

附表

[1]联合资信认为当出现下述一个或多个事件时，即可判定债券和主体发生违约：债务人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包括在既定的宽限期内）及时支付债券本金和/或利息；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债务人被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的，或被接管、被停业、关闭；债务人进行债务重组且其中债权人做出让步或债务重组具有明显的帮助债务人避免债券违约的意图，债权人做出让步的情形包括债权人减免部分债务本金或利息、降低债务利率、延长债务期限、债转股（根据转换协议将可转换债券转为资本的情况除外）等情况；联合资信认定的其它事件。但在以下两种情况发生时，不视作债券/主体违约：如果债券具有担保，担保人履行担保协议对债务进行如期偿还，则债券视为未违约；合同中未设置宽限期的，单纯由技术原因或管理失误而导致债务未能及时兑付的情况，只要不影响债务人偿还债务的能力和意愿，并能在1~2个工作日得以解决，不包含在违约定义中。新增违约发行人是指发行人在统计期之前未发生违约本年度发生违约的发行人，包括公募债券和私募债券违约发行人。

[2]2021年上半年，海航系多家下属企业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重整，涉及新增违约主体11家，涉及到期违约债券41期，违约金额合计519.57亿元。

[3]重复违约是指发行人在统计期之前已发生实质性违约，在统计期内再次未能支付其存续债券本金或利息。

[4]包含非政策性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短融、项目收益债、定向工具、标准化票据、可转债和可交换债。

[5]包含到期和本金提前兑付。

[6]为保持可比，剔除超短期融资券样本，以下同。

举报/反馈

中办国办印发《“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

作者：青海日报

发布时间：2022-08-17 06:19

快照：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主要内容如下。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之魂，也是国家治理之魂。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编制本规划。

一、规划背景

“十三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确定的各项任务顺利完成，根据形势需要新确定的重点项目和创新性举措扎实推进，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全新局面提供了强大正能量。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全面加强，凝聚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党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影响着世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主流舆论不断巩固壮大，网络空间日益清朗，全国各族人民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文艺创作持续繁荣，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人民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和平发展的负责任大国形象进一步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中华文明新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新增量。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坚定文化自信，更有信心更有能力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的关键时期。进入新发展阶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必须把文化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更加自觉地用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必须进一步发展壮大文化产业，强化文化赋能，充分发挥文化在激活发展动能、提升发展品质、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中的作用。顺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文化是重要因素，必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扩大优质文化供给，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推动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文化是重要领域，必须加快推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更好地以先进适用技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重塑文化生产传播方式，抢占文化创新发展的制高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必须高扬思想旗帜、强化价值引领、激发奋斗精神，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铸魂，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在错综复杂国际环境中化解新矛盾、迎接新挑战、形成新优势，文化是重要软实力，必须增强战略定力、讲好中国故事，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持久而深厚的精神动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我们要更加坚定文化自信，自觉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思想保证、舆论支持、精神动力和文化条件。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围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文化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稳中求进、守正创新，着力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着力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二）工作原则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党领导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贯彻落实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原则，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方方面面，为实现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

——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文化权益，把宣传、教育、引导和服务群众结合起来，鼓励人民参与文化创新创造、依法参与国家文化治理，做到文化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

——坚持新发展理念。把新发展理念贯穿文化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优化文化发展生态，转变文化发展方式，重构文化发展格局，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坚持固本培元、守正创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定不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有序推进文化对外开放，增强文化发展动力，激发文化发展活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继承革命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正确处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彰显和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

——坚持统筹兼顾、全面推进。牢固树立系统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理论与舆论、文化与文明、内宣与外宣、网上与网下，统筹国内与国际、事业与产业、国有与民营、阵地与市场，促进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实现文化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

（三）目标任务

——全党全社会的思想自觉和理论自信进一步增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绽放出更加绚丽的真理光芒，人民在精神上更加主动，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精神动力更加充沛。

——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更加深厚、凝聚力进一步增强，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明显提高。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更加繁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体系、全媒体传播体系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体系更加健全，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显著提升，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城乡区域文化发展更加均衡协调，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中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更加深入，中国形象更加可信、可爱、可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更加坚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更加完善，文化法律法规体系和政策体系更加健全，文化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

三、强化思想理论武装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一）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

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长期重大政治任务，完善持续深入学习的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工作体系。编辑出版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著作。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学理性阐释和学科性建设，加强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重大原创性贡献的研究阐释宣传。持续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完善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等各层级学习制度，组织开展列席旁听和督促检查。持续开展党员大规模轮训。综合运用全媒体方式、大众化语言、艺术化形式，结合党治国理政的生动实践和历史性成就，全方位、多层次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理论宣传普及。创新高等学校思政课内容和方式，鼓励文化名家讲思政课，打造思政精品课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

（二）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各学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加强学科基础理论建设，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学派。深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坚持问题导向，围绕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问题，推出一批扎根中国大地、聚焦伟大实践、反映时代特征的原创性、标志性科研成果，推动重大学术成果国际化传播。培育高效整合国内外学术资源、引领学科创新发展的学术平台。充分发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示范引导作用。深入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四、加强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一）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持续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增进认知认同、树立鲜明导向、强化示范带动。坚持贯穿结合融入、落细落小落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日常生活，融入法治建设。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筑牢党员干部、青少年等重点群体的理想信念之基。围绕“七一”、“八一”、“十一”等重大时间节点，依托革命历史类纪念设施、遗址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载体，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弘扬党和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加强公益广告宣传。统筹开展诚信教育、勤俭节约教育、劳动创造幸福主题宣传教育。强化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深化“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强化全民国防教育，促进平安中国建设。

（二）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传承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加强对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各类先进典型的学习宣传，尊崇褒扬英雄模范，关心关爱先进典型人物。健全家庭、学校、政府、社会相结合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把立德树人贯穿学校教育全过程。发挥优秀文化产品陶冶道德情操的作用，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广泛开展弘扬时代新风行动，深化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治理。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创新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长效机制。

（三）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加强形势政策教育和基本国情教育。加强大中小学思想政治建设，打造一批高等学校思政类公众号，完善领导干部、国企骨干、新时代先进人物等群体走进校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四）创新拓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以实施文明创建工程为抓手，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不断深入。创造性开展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弘扬科学精神，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深化文明餐桌行动和“光盘行动”，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健全志愿服务体系，广泛开展志愿服务关爱行动。加强网络文明建设。

五、巩固壮大主流舆论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唱响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发展壮大主流媒体，不断增强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一）构建主流舆论新格局

加强顶层设计，注重总体布局，强化整体推进，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突出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闻宣传，精心组织主题宣传、形势宣传、成就宣传、典型宣传，更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改进和创新内容表现形式，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报道精品。持续推进网络内容建设，建设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家级新闻信息内容聚合发布平台。加强传播效果评估，健全媒体自评、媒体互评和重点点评相结合的新闻阅评体系。建立项目化主导、团队化运作、立体化作战和日常工作相结合的运行机制，促进对内和对外宣传协同高效。

（二）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

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有效整合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推动在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等方面共融互通，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统筹处理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大众化媒体和专业性媒体的关系，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推进内容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高质量内容产出机制，推广互动式、服务式、场景式传播。强化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引领作用，支持主流媒体重塑采编流程、建设平台终端、优化管理手段、强化版权保护、打造媒体资源数据库、提升内容生产力、占据传播制高点。创新媒体业态、传播方式和运营模式，强化用户连接，发挥制度优势和市场作用，增强主流媒体竞争力。

（三）建好用好管好网上舆论阵地

把党管媒体原则贯彻到新媒体领域，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属地管理和主管主办责任，加强和改进内容监管。强化对网络平台的分级分类管理，加快完善平台企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等方面的法律规范，重点管好影响力大、用户数多的网络新技术新应用。规范建设运营政府和其他公共服务部门新媒体，提高政务信息发布质量。完善互联网管理法律法规，强化新闻信息采编转载管理，规范网站转载行为和网络转载版权秩序。加强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打击网络谣言、有害信息、虚假新闻、网络敲诈、网络水军、有偿删帖等违法违规行为。

六、繁荣文化文艺创作生产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创作优秀作品作为中心环节，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精品力作。

（一）完善引导激励机制

健全文化创作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保障和激励广大文化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创作实践活动。发挥文化领域国家基金和专项资金的激励引导作用，健全文化产品评价体系，深化全国性评奖制度改革。优化重点选题策划论证机制，加强重大题材内容审查把关。加强文化领域职业道德委员会建设，建立行业社会责任报告制度。深化影视业综合改革。深化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加强明星代言、违法失德艺人规范管理。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坚持团结使用和培养管理并重，做好新的文艺群体工作，推进新的文艺组织建设。

（二）推出更多精品力作

提高组织化程度，实施文艺作品质量提升工程，支持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发挥重点选题、重大项目的引领带动作用，推动文艺创作从“高原”迈向“高峰”。加强对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以及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创作的规划引导。抓好重大现实题材、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新时代发展题材、国家重大战略题材、爱国主义题材、青少年题材、军事题材的创作生产，推出更多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新时代、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建立重点创作项目跟踪推进机制，加强全流程质量管理。抓好源头原创，推动创作重心和扶持资源向前端、源头倾斜，推动好的文学作品向剧本转化，打造优秀原创剧本。制定实施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创作重点选题规划，建立滚动式、可持续的创作生产机制，提高原创能力和工业化水平。制定实施出版物重点选题规划和古籍工作中长期规划，做好重大主题和重点出版物出版。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

（三）鼓励引导网络文化创作生产

鼓励文化单位和广大网民依托网络平台依法进行文化创作表达，推出更多优秀的网络文学、综艺、影视、动漫、音乐、体育、游戏产品和数字出版产品、服务，推出更多高品质的短视频、网络剧、网络纪录片等网络视听节目，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实施网络精品出版、网络音乐产业扶持计划。加强各类网络文化创作生产平台建设，鼓励对网络原创作品进行多层次开发，引导和规范网络直播等健康发展。加强和创新网络文艺评论，推动文艺评奖向网络文艺创作延伸。

（四）加强版权保护和开发利用

完善版权保护体系。完善著作权登记、集体管理制度，健全版权保护和交易系统，强化版权全链条保护和经营开发，促进展会版权集中交易。加强数字版权保护，推动数字版权发展和版权业态融合，鼓励有条件的机构和单位建设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版权保护平台。加强传统文化、传统知识等领域的版权保护。加强版权资产管理，健全版权资产评估体系，研究防止版权滥用相关制度。完善便民利民的版权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版权保护宣传教育。提高版权保护工作法治化水平，加大对侵权盗版行为的执法监管和打击力度，持续开展“剑网”专项行动。

七、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赓续中华文脉，传承红色基因，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凝聚中华儿女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

（一）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研究阐释

深入研究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起源和特质，构建中国文化基因的理念体系。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加强中华文明探源和考古研究成果、中华文化典籍等全媒体传播，提升博物馆、纪念馆和文物保护单位展陈教育水平。深入开展革命历史总体研究和专题研究，加大革命史料和文物调查征集研究力度。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系统梳理阐释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扶持民族民间文化整理研究。挖掘、传承和弘扬中医药文化。

（二）加强文物保护利用

树牢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责任重大的观念，增强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全面加强考古工作，健全“先考古、后出让”制度。加强文物科技创新。统筹指导各类文物资源普查和名录公布，编制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等专项规划，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保护管理和展示宣传。加强不可移动文物和馆藏文物保护修复。加大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力度。推进文物合理利用，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文化遗产廊道，推介以文物资源为载体的国家文化地标和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实施中华文物全媒体传播计划。健全文物安全长效机制，严厉打击文物犯罪。

（三）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健全非遗调查记录体系、代表性项目制度、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制度，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实施动态管理，探索认定代表性传承团体（群体），加强非遗传承人群培养。提高非遗传承实践能力。强化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建设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非遗特色村镇和街区。强化融入生产生活，创新开展主题传播活动，推进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网络。

（四）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整合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沿线等重要文化资源，强化文物和非遗真实完整保护传承，重点建设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等主体功能区，系统推进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等重点基础工程，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形成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集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

八、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和实效性

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提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水平，更好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

（一）完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

优化公共文化资源配置，加强各级各类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打造新型城乡公共文化空间。统筹推进基层公共文化资源整合，提高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使用效益，推进基层公共文化机构运行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相衔接。开展公共文化机构和旅游服务中心功能融合试点。统筹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博物馆发展。加强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持续做好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美术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探索建立全国市县广播电视节目公共服务平台。加强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建设，完善应急广播电视网络体系。在人口密集的乡镇建设影院，创新农村公益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机制和模式。鼓励地方与有条件的学校共建剧院、音乐厅、美术馆等场馆。发展档案事业。创新公共文化管理机制和服务方式，推进文化惠民工程互联互通、一体化发展。深入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专业化运营。

（二）提升公共文化数字化水平

加强规划引导和政策指导，打通各层级公共文化数字平台，打造公共文化数字资源库群，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统筹推进公共文化数字化重点工程建设，把服务城乡基层特别是农村作为着力点，不断缩小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建设智慧图书馆体系和国家公共文化云，建设智慧博物馆，打造智慧广电、电影数字节目管理等信息数字化服务平台。积极发展云展览、云阅读、云视听、云体验，促进供需在“云端”、“指尖”对接。推进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建立智能化管理体系。

（三）补齐公共文化服务短板

落实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要求，加强基层文化建设，增加供给总量，优化供给结构，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向农村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倾斜，缩小城乡和地区之间公共文化服务差距，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建设，扶持民族地区新闻出版事业发展，加强少数民族语影视译制，加强民族地区广播电视传输覆盖保障及涉农等节目制作译制传播。推动直播卫星电视频道高清化进程。加强“三区三州”市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融合发展能力建设。培育和发展农村院线，促进新片大片进入农村市场。丰富老年人、进城务工人员、农村留守妇女儿童、残疾人的公共文化供给，保障特殊群体的基本文化权益。

（四）广泛开展群众文化活动

健全支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机制，加大对基层的扶持引导力度，培育一批扎根基层的群众文艺团队。开展全民艺术普及，深化“结对子、种文化”，拓展群众文化参与度。发挥“群星奖”等群众文艺评奖导向作用，推动群众文艺精品创作。发挥基层文联、作协、群艺馆、文化馆（站）的积极作用，扶持引导业余文艺社团、民营剧团、演出队、老年大学及青少年文艺群体、社区和企业文艺骨干等广泛开展创作活动，展示群众文艺创作优秀成果。加强群众文化活动品牌建设，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办好农民丰收节、农民文化艺术节、农民歌会、农民剧团演出、广场舞、“村晚”、“快闪”、“心连心”演出、大众歌咏、书画摄影创作等活动。

九、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把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完善产业规划和政策，强化创新驱动，实施数字化战略，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促进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一）加快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

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为抓手，坚持统一设计、长期规划、分步实施，统筹文化资源存量和增量的数字化，以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为目标聚集文化数字资源，推动文化企事业单位基于文化大数据不断推出新产品新服务，提升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水平。

（二）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推进国有文化企业转型升级，优化资源配置和布局结构，打造知名文化品牌和企业集团。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资本依法进入文化产业，保护民营文化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积极支持中小微文化企业发展，鼓励走专精特新发展路子。加快发展数字出版、数字影视、数字演播、数字艺术、数字印刷、数字创意、数字动漫、数字娱乐、高新视频等新型文化业态，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促进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推动文化与旅游、体育、教育、信息、建筑、制造等融合发展，延伸产业链。建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项目库、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产业公共服务平台。

（三）建设高标准文化市场体系

加快构建统一开放、高效规范、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基础制度，完善文化企业坚持正确导向履行社会责任制度。落实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破除文化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健全文化要素市场运行机制，促进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合理流动。加快推进符合文化产业发展需求和文化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进一步扩大文化企业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规模，支持文化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探索文化金融服务中心模式，为文化企业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全面促进文化消费，加快发展新型文化消费模式，发展夜间经济。加强文化市场信用体系建设，提升文化市场服务质量，强化文化市场管理和综合执法。

（四）推动科技赋能文化产业

把先进科技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支撑，建立健全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体系。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建立健全文化产业技术标准和服务标准，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推进产学研相结合，注重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加强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在影院放映、影视摄录、电影特效、高清制播、舞台演艺、智能印刷等高端文化装备技术领域攻克瓶颈技术。实施出版融合发展、电影制作提升、印刷智能制造、大视听产业链建设等工程项目，引导和鼓励文化企业运用大数据、5G、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超高清等新技术，改造提升产业链，促进内容生产和传播手段现代化，重塑文化发展模式。

十、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打造独具魅力的中华文化旅游体验。

（一）提升旅游发展的文化内涵

依托文化资源培育旅游产品、提升旅游品位，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深入挖掘地域文化特色，将文化内容、文化符号、文化故事融入景区景点，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旅游的线路设计、展陈展示、讲解体验，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打造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一批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推动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剧院、非遗展示场所、对社会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等成为旅游目的地，培育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新空间。坚持提升硬件和优化软件并举、提高服务品质和改善文化体验并重，在旅游设施、旅游服务中增加文化元素和内涵，体现人文关怀。

（二）丰富优质旅游供给

适应大众旅游时代新要求，推进旅游为民，推动构建类型多样、分布均衡、特色鲜明、品质优良的旅游供给体系，推动文化和旅游业态融合、产品融合、市场融合。提升旅游演艺、文化遗产旅游、文化主题酒店、特色节庆展会等品质，支持建设集文化创意、旅游休闲等于一体的文化和旅游综合体。依托革命博物馆、党史馆、纪念馆、革命遗址遗存遗迹等，打造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经典线路。利用乡村文化传统和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加强对当代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旅游开发，深入挖掘重大工程项目的精神内涵，发展特色旅游。加强对工业遗产资源的活化利用，开发旅游用品、特色旅游商品，培育旅游装备制造业，发展工业旅游。推动旅游与现代生产生活有机结合，加快发展度假休闲旅游、康养旅游、研学实践活动等，打造一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国家精品旅游带、国家旅游风景道、特色旅游目的地、特色旅游功能区、城市绿道、骑行公园和慢行系统。大力发展智慧旅游，推进智慧景区、度假区建设。

（三）优化旅游发展环境

以服务质量为核心竞争力，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动提升旅游目的地服务质量，推进文明景区创建，持续深化厕所革命，完善游客服务体系，保障残疾人、老年人公共服务。加强旅游交通设施建设，提高通达性和便捷度。规范和优化旅游市场秩序，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加强在线旅游监管，建立健全旅游诚信体系和旅游服务质量评价体系。推进文明旅游，落实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和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严格执行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制度，建立信息通报机制，加大惩戒力度。

（四）创新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健全中央和地方旅游发展工作体制机制，完善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强化文化和旅游部门的行业管理职责。创新风景名胜区管理体制，探索建立景区文化评价制度。理顺饭店、民宿等旅游住宿业管理体制。

十一、促进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

优化城乡和区域文化资源配置，推进一体化谋划、联动式合作、协同性发展，加快形成点线面结合、东中西呼应、城乡均衡协调的文化发展空间格局，促进文化更平衡更充分发展。

（一）推动区域文化协调发展

加强区域文化协同创新，健全合作互助、扶持补偿机制，推动东部地区以创新引领文化发展，加大力度支持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文化发展，扶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文化发展，形成相互促进、优势互补、融合互动的区域文化发展格局。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健全推进区域内文化协同发展机制，提升公共文化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加强区域文化产业带建设，实现区域文化建设水平整体提高。促进形成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创新城市群文化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共建高水平合作平台，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便利共享。完善以城带乡、城乡融合的文化发展体制机制，发挥城市带动辐射作用，加快城乡间文化要素双向流动，形成以点带面、特色鲜明、优势互补、均衡配置的城乡文化发展新格局。

（二）加强城市文化建设

综合城市功能定位和经济社会发展，建设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相辉映、城市气质与人文精神相得益彰的现代城市文化。强化各类规划中文化建设的刚性约束，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融合时代文明，构建城市文化精神，发展城市主题文化，营造特色文化景观。以文化建设带动城市建设，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整体形象和发展品质。加快建设一批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中心城市、特色文化强市。支持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区域文化中心城市和特色文化城市。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鼓励因地制宜发展一批承载历史记忆、体现地域特征、富有民族特色的美丽城镇。

（三）促进乡村文化振兴

充分发挥文化传承功能，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推动乡村成为文明和谐、物心俱丰、美丽宜居的空间。加强农耕文化保护传承，支持建设村史馆，修编村史、村志，开展村情教育。把乡土特色文化融入乡村建设，留住乡情乡愁。创新支持和激励方式，将优秀文化资源转化为乡村永续发展的优质资产，推动乡村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促。探索以志愿服务等方式，发展民间优秀文化机构、文艺团体。鼓励乡村自办文化，支持农民办自己的文化艺术节、诗歌故事会、剧团演出、书画摄影创作展等。增加乡村优秀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推进文化结对帮扶，鼓励“三农”题材文艺创作生产，扶持具有乡土特色的文艺创作。开展“互联网＋中华文明”行动计划，推进数字文化资源进乡村。探索建立乡村文化交流交易平台，活跃乡村文化市场。

十二、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统筹推进对外宣传、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增强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促进民心相通，构建人文共同体。

（一）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坚定中华文化立场和文化自信，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人文交流活动，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面向不同国家和区域，搭建开放包容的文明对话平台，促进文明互学互鉴、共同发展。深化政府和民间对外交流。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文化交流合作。深化旅游交流，实施“美丽中国”旅游全球推广计划，建设一批国际旅游枢纽城市和重点旅游城市，培育一批入境旅游品牌和国际旅游精品产品。

（二）提升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

突出思想内核和文化内涵，提高核心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在文化贸易中的份额。鼓励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企业稳步提高境外文化领域投资合作规模和质量，推动文化技术标准、装备制造走出去，创新对外合作方式，优化资源、品牌和营销渠道。鼓励设立海外文化贸易促进平台。大力发展数字文化贸易。促进艺术品展示交易、内容加工创作等领域进出口创新发展，加快形成区域性国际市场。

十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把进一步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加快完善有利于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提升文化治理效能。

（一）完善文化宏观管理体制

创新文化宏观管理体制，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文化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深化文化领域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党委和政府监管有机结合、宣传部门有效主导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机制，推进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建立健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一体化管理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社科学术社团工作协调机制，加强文化领域行业组织建设。研究制定加强宣传文化领域法治建设的意见，加快文化立法进程，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完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体制。完善文化产业统计制度。

（二）深化文化事业单位改革

进一步深化文化事业单位人事、收入分配等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和内部运行机制创新，探索开展国有博物馆资产所有权、藏品归属权、开放运营权分离改革试点。深化主流媒体体制机制改革，建立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的一体化组织架构，构建新型采编流程，形成集约高效的内容生产体系和传播链条。以演出为中心环节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加强分类指导，激发院团生机活力。

（三）深化国有文化企业改革

实施国有文化企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行动，加强国有文化企业党的建设，发挥党委（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推进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提升控制力影响力，加快培育一批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市场占有率高的综合性文化企业集团。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明确党组织研究讨论企业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是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开展多种方式的中长期激励，激发基层改革创新动力。完善国有文化企业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办法，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评价考核体系。

十四、建强人才队伍

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改革人才培养方式，优化人才结构，创新人才培训形式，加大培训力度，不断提高干部人才队伍素质能力，建设勇担使命责任、善于创新创造的时代新军。

（一）加强政治能力建设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持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巩固拓展宣传思想战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坚持不懈锤炼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强化政治担当，把讲政治的要求贯穿到工作各环节各方面，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

（二）加强业务能力建设

深入推进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教育实践，增强本领能力。完善宣传系统干部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选优配强宣传思想战线各级领导班子，加大优秀年轻干部发现培养选拔力度，推动干部轮岗交流、多岗位锻炼。完善蹲点调研、挂职锻炼工作机制。加强宣传思想战线作风建设，培塑唯实求真、真抓实干的良好作风。

（三）加强领军人物和专业人才培养

研究编制宣传思想文化领域人才发展规划。进一步完善人才推荐评审、培养资助、联系服务工作机制，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支持办好高层次人才专题研修班、国情研修班等。加强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培养“一专多能”的全媒体人才，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加强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加强联系服务专家工作，把各领域优秀文化人才团结在党的周围。

（四）夯实基层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县级和城乡基层宣传文化队伍建设，配齐配强乡镇党委宣传委员。鼓励和扶持群众性文艺社团、演出团体和基层宣讲员、各类文化人才、文化活动积极分子，建设更多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红色文艺轻骑兵”。培养扎根基层的乡土文化能人、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基层文化设施和文物管理人员。组织县级融媒体中心与省、市媒体人员双向交流，充实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延伸“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管理员培训范围至基层一线宣传干部。支持西部地区、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

（五）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

完善宣传文化人才评价体系，健全奖励体系和容错纠错机制。优化文化事业单位人才引进、人员奖励政策。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加强国有文化企业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分类分级管理。深化新闻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岗位管理和从业人员准入退出制度。建立健全充分体现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开展文化单位科研、创意成果转化收益分配试点，推动符合条件的文化单位从业人员享受科技创新扶持政策。按照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要求，开展相关表彰奖励工作。

十五、加强规划实施保障

健全规划实施保障机制，激发各类主体参与规划实施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强大合力。

（一）强化组织领导

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工作体制机制和工作格局。中央宣传部负责统筹宣传思想文化领域有关专项规划编制工作。中央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根据本规划，研究制定本领域的专项规划，报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后实施。重大工程、重点项目的牵头部门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明确和细化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确保有序推进。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商务部、税务总局等要按照职责分工，切实落实有关政策，做好各项重点工程项目的实施和保障。各地要结合实际，编制和实施好本地区规划。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本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为评价地区发展水平、衡量发展质量和考核领导干部工作业绩的重要内容，抓好落实。

（二）加强资金支持

按照本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各级财政加强经费支持。落实中央与地方公共文化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要求，健全转移支付制度。优化对文化科技创新的支持机制。用好电影、出版、旅游、艺术等各类资金和基金。加强文化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重点支持国有文化企业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扶持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推进旅游业对外开放政策在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先行先试。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促进文化、旅游重大项目实施。推广文化和旅游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鼓励社会资本设立有关基金。省属重点文化企业经省级政府批准，2023年年底前可免缴国有资本收益。用好文化事业建设费。

（三）完善政策支持

落实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以及支持从事电影、广播电视、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出版、动漫、文物保护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落实出版物在出版、批发和零售环节享受的增值税优惠政策。完善文化文物单位从事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经营的有关政策。跟踪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下国家有关产业扶持优惠政策，推动将文化产业、旅游业纳入政策适用范围。优化调整国有公益性收藏单位进口藏品免税政策。加强文化和旅游建设用地保障，将文化和旅游类建设用地纳入国土空间规划，有效保障相关设施、项目用地需求。鼓励利用闲置设施、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业。企业利用文物建筑、历史建筑、旧厂房、仓库等存量房产、土地或生产装备、设施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在不改变用地主体、规划条件的前提下，可在5年内保持土地原用途、权利类型不变。

（四）健全实施机制

充分发挥已有国家级重大规划战略、重大改革举措、重大工程项目协调机制作用，加强协调与合作，形成更加高效的工作推进机制。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本规划实施情况的跟踪分析和监督检查，推动各项任务措施落到实处。建立健全年度监测评估机制，密切跟踪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加强对规划实施重点任务、政策举措及保障措施的动态监管。完善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机制，健全向本级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报告机制。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适时开展专项评估。

《青海日报》（2022年08月17日 第7版：要闻）

声明：以上内容除注明来源稿件外，均为青海日报原创稿件，未经书面许可严禁转载！

举报/反馈

继电保护原理与应用(第三版) 4 附录

作者：佛顶佛塔根

发布时间：2022-08-18 02:02

快照：

Appendix 4.1 Short-Circuit MVA and Equivalent Impedance附录4.1短路MVA和等效阻抗

Quite often short-circuit MVA data are supplied for three-phase and singlephase-to-ground faults at various buses or interconnection points in a power system. The derivation for this and conversion into system impedances are as follows:

电力系统中的各种母线或互联点上的三相和单相接地故障通常会提供短路MVA数据。其推导和转换为系统阻抗如下：

THREE-PHASE FAULTS三相故障

where I3f is the total three-phase fault current in amperes and kV is the system line-to-line voltage in kilovolts. From this,

式中，I3f是以安培为单位的三相故障总电流，kV是以千伏为单位的系统线间电压。从这里，

Substituting Equation 2.15, which is代入方程式2.15，即

the positive-sequence impedance to the fault location is故障点的正序阻抗为

Z1 Z2 for all practical cases. Z1 can be assumed to be X1 unless X=R data are provided to determine an angle.

Z1Z2适用于所有实际情况。Z1可以假设为X1，除非提供X=R数据来确定角度。

SINGLE-PHASE-TO-GROUND FAULTS单相接地故障

where IfG is the total single-line-to-ground fault current in amperes and kV is the system line-to-line voltage in kilovolts.

式中，IfG是以安培为单位的总单线对地故障电流，kV是以千伏为单位的系统线对线电压。

However, 然而，

where Zg Z1 Z2 Z0. From Equation A4.1-3 and Equation A4.1-7,

其中ZgZ1Z2Z0。根据方程式A4.1-3和方程式A4.1-7，

Therefore, Z0 Zg Z1 Z2, or in most practical cases, X0 Xg X1 X2 because the resistance is usually small in relation to the reactance.

因此，Z0Zg Z1 Z2，或在大多数实际情况下，X0Xg X1 X2，因为电阻通常相对于电抗很小。

Example

A short-circuit study indicates that at bus X in the 69 kV system,

例子

短路研究表明，在69 kV系统的母线X处，

Thus, the total reactance to the fault is因此，对故障的总电抗为

Appendix 4.2 Impedance and Sequence Connections for Transformer Banks附录4.2变压器组的阻抗和顺序连接

TWO-WINDING TRANSFORMER BANKS双绕组变压器组

Typical banks are shown in Figure A4.2-1. H is the high-voltage winding and L the low-voltage winding. These designations can be interchanged as required. ZT is the transformer leakage impedance between the two windings. It is normally designated in per unit or percent by the transformer and stamped on the transformer nameplate.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this value is on the self-cooled kVA or MVA rating at the rated voltages.

典型银行如图A4.2-1所示。H为高压绕组，L为低压绕组。这些名称可以根据需要互换。ZT是两个绕组之间的变压器泄漏阻抗。通常由变压器以单位或百分比表示，并压印在变压器铭牌上。除非另有规定，该值为额定电压下的自冷kVA或MVA额定值。

It can be measured by shorting one winding and applying voltage to the other winding. This voltage should not cause the transformer to saturate. From Figure A4.2-2,

它可以通过短接一个绕组并向另一个绕组施加电压来测量。此电压不应导致变压器饱和。根据图A4.2-2，

Because unsaturated Ze is very large compared with ZL, the term ZLZe=ZL Ze approaches and is approximately equal to ZL, so that for practical purposes

因为不饱和Ze与ZL相比非常大，所以ZLZe=ZLZe这个术语接近并近似等于ZL，因此出于实际目的

ZT is measured in practice by circulating rated current (IR), through one winding with the other shorted and measuring the voltage (VW) required to circulate this rated current. Then.

ZT实际上是通过循环额定电流（IR）测量的，通过一个绕组，另一个绕组短路，并测量循环该额定电流所需的电压（VW）。那么。

This test can be done for either winding or as convenient. On the measured side, the base impedance will be

该试验可在绕组上进行，也可在方便的情况下进行。在被测侧，基本阻抗为

FIGURE A4.2-1 Sequence connections for typical two-winding transformer banks. 图A4.2-1典型双绕组变压器组的顺序连接。

Transformer bank connection变压器组连接

Positive and negative sequence connections正负序连接

Zero sequence connection零序连接

where VR and IR are the rated voltage and current, respectively.

Then, the per-unit impedance from Equation 2.1 is

式中，VR和IR分别为额定电压和电流。

那么，方程式2.1中的单位阻抗为

For three-phase–type transformer units, the nameplate should specify this ZT, usually in percent, on the three-phase kVA (MVA) rating, and the kV lineto-line voltages. When several kVA (MVA) ratings are specified, the normal rating, without fans, pumps, and such (lowest) rating, should be used as one of the impedance bases.

对于三相变压器组，铭牌上应在三相kVA（MVA）额定值和kV线对线电压上注明ZT，通常以百分比表示。当规定了几个kVA（MVA）额定值时，不带风扇、泵的正常额定值和此类（最低）额定值应作为阻抗基础之一。

For individual single-phase transformers, the transformer impedance is normally specified on a single-phase kVA (MVA) and the rated winding voltages (kV) of the transformer. When three such units are used in threephase systems, then the three-phase kVA (MVA) and line-to-line voltage (kV) bases are required, as outlined in Chapter 2.

对于单个单相变压器，变压器阻抗通常规定为单相kVA（MVA）和变压器的额定绕组电压（kV）。如第2章所述，当三相系统中使用三个此类装置时，则需要三相kVA（MVA）和线间电压（kV）基准。

Thus, when three individual single-phase transformers are connected in the power system, the individual nameplate percent or per-unit impedance will be the ZT leakage impedance, but only on the three-phase kVA (MVA) base, and the system line-to-line kV.

因此，当电力系统中连接三个单独的单相变压器时，单独的铭牌百分比或单位阻抗将为ZT泄漏阻抗，但仅在三相kVA（MVA）基础上，以及系统线对线kV。

Example: Impedance of Single-Phase Transformers in Three-Phase Power Systems

Consider single-phase transformers, each with a nameplate rating of 20 MVA, 66.5 kV: 13.8 kV, X 10%. Considering the individual transformer alone, its leakage reactance is

例如：三相电力系统中单相变压器的阻抗

考虑单相变压器，每个变压器的铭牌额定值为20 MVA，66.5 kV:13.8 kV，X10%。单独考虑单个变压器，其漏抗为

FIGURE A4.2-2 Simplified equivalent diagram for a transformer: ZH and ZL are the components of the transformer leakage impedance and Ze is the exciting impedance. All values are in per unit or primary H side ohms.

图A4.2-2变压器简化等效图：ZH和ZL为变压器泄漏阻抗分量，Ze为励磁阻抗分量。所有值均以每单位或一次H侧欧姆为单位。

Converting these to actual ohms using Equation A4.2-5, VWH 0.10 VRH 0.10

使用方程式A4.2-5，VWH0.10 VRH0.10将其转换为实际欧姆

66,500 6650 volts on the high side, where IRH 20,000=66.5 300.75 amperes primary.

Then, we obtain from Equation A4.2-3,

高压侧为665006650伏，其中IRH20000=66.5300.75安培。

然后，我们从方程A4.2-3得到，

Now consider two possible applications of three of these individual transformers to a power system. These are intended to demonstrate the fundamentals; do not consider if the transformer windings are compatible or suitable for the system voltages shown.

现在考虑其中三个变压器在电力系统中的两种可能应用。这些旨在证明基本原理；不要考虑变压器绕组是否兼容或适合所示的系统电压。

Case 1

Connect the high-voltage windings in wye to a 115 kV system and the lowvoltage windings in delta to a 13.8 kV system. As indicated previously, the leakage impedance of this transformer bank for this application is

案例1

将Y形高压绕组连接至115 kV系统，将三角形低压绕组连接至13.8 kV系统。如前所述，该变压器组的泄漏阻抗为

Now Let us check this. From Equation 2.17,

现在让我们检查一下。根据方程式2.17，

It will be noted that the individual transformer reactance per Equation A4.2-8 is 0.952 V, but this is the reactance across the 13.8 kV because of the delta connection. The equivalent wye impedance can be determined by the product of the two-delta branches on either side of the desired wye branch divided by the sum of the three-delta branches. Thus, the wye equivalent is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等式A4.2-8，单个变压器的电抗为0.952V，但由于三角形连接，这是穿过13.8kV的电抗。等效Y形阻抗可由所需Y形分支两侧的两个三角形分支的乘积除以三个三角形分支之和来确定。因此，Y形三通等效为

Case 2

Connect the high-voltage windings in delta to a 66.5 kV system and the lowvoltage side in wye to a 24 kV system. Now the transformer bank impedance for this system application is

案例2

将三角形高压绕组连接至66.5 kV系统，Y形低压侧连接至24 kV系统。现在这个系统应用的变压器组阻抗是

Now to check this by converting to ohms, using Equation 2.17

现在用公式2.17把电阻转换成欧姆来检验

is obtained.

获得。

Now this primary winding of 22.11 ohms (Equation A4.2-7) is connected across the 66.5 kV system because of the delta. Accordingly, the equivalent wye reactance is 22.11

现在这个22.11欧姆的一次绕组（方程式A4.2-7）由于三角形连接在66.5 kV系统上。因此，等效Y形电抗为22.11

22.11=3

22.11 7.37 ohms line-to-neutral on the primary side.

22.117.37欧姆线路至一次侧的中性点。

On the secondary side, XTL 242

0.10=60 0.952 V is secondary as Equation A4.2-8.

0.10=600.952 V是次要的，如方程式A4.2-8所示。

The connections of two-winding transformers in the sequence networks are documented in Figure A4.2-1. Note that the connections for positive and negative sequences are all the same and are independent of the bank connections. This is not true for the zero sequence with different connections for each type of bank.

顺序网络中两个绕组变压器的连接如图A4.2-1所示。注意，正负序列的连接都是相同的，并且独立于组连接。对于每种类型的组具有不同连接的零序，这是不正确的。

Neutral impedance is shown for several connections. If the blanks are solid-grounded, the neutral impedance is zero, and the values shown are shorted-out in the system and are zero-sequence diagrams.

显示了几个连接的中性阻抗。如果空白是固体接地，中性阻抗为零，所示值在系统中短路，是零序图。

THREE-WINDING AND AUTOTRANSFORMER BANKS

Typical banks are shown in Figure A4.2-3. H, M, and L are the high-, medium-, and low-voltage windings. These designations can be interchanged as required. Normally, the manufacturer provides the leakage impedance between the windings as ZHM, ZHL, and ZML, usually on different kVA or MVA ratings and at the rated winding voltages.

三绕组自耦变压器组

典型银行如图A4.2-3所示。H、 M和L是高、中、低压绕组。这些名称可以根据需要互换。通常，制造商提供绕组之间的泄漏阻抗为ZHM、ZHL和ZML，通常在不同的kVA或MVA额定值和额定绕组电压下。

To use these impedances in the sequence networks, they must be converted to an equivalent wye-type network, as shown. This conversion is

要在序列网络中使用这些阻抗，必须将它们转换为等效的Y形网络，如图所示。此转换是

It is easy to remember this conversion, for the equivalent wye value is always half the sum of the leakage impedances involved, minus the one that is not involved. For example, ZH is half of ZHM, both involving H and minus ZML that does not involve H.

这个转换很容易记住，因为等效的Y形三通值总是所涉及的漏阻抗之和减去不涉及的漏阻抗之和的一半。例如，ZH是ZHM的一半，既包含H，又减去不包含H的ZML。

After determining ZH, ZM, and ZL, a good check is to see if they add up as ZH ZM ZHM, . . . . If these values are not available, they can be measured as described for a two-winding transformer. For the three-winding or autotransformers: ZHM is the impedance looking into H winding with M shorted, L open; ZHL is the impedance looking into H winding, with L shorted, M open; ZML is the impedance looking into M winding, with L shorted, H open.

在确定ZH、ZM和ZL之后，一个很好的检查是看它们是否加起来是ZHZMZHM。如果这些值不可用，可以按照双绕组变压器的说明进行测量。对于三绕组或自耦变压器：ZHM是针对H绕组的阻抗，M短路，L开路；ZHL是针对H绕组的阻抗，L短路，M开路；ZML是针对M绕组的阻抗，L短路，H开路。

This equivalent wye is a mathematical network representation valid for determining currents and voltages at the transformer terminals or in the associated system. The wye point has no physical meaning. Quite often, one of the values will be negative and should be used as such in the network. It does not represent a capacitor.

等效Y形三通是一种数学网络表示法，适用于确定变压器端子或相关系统中的电流和电压。Y形点没有物理意义。通常，其中一个值是负数，因此应在网络中使用。它不代表电容器。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sequence connections are all the same and independent of the actual bank connections. However, the connections for the zero-sequence network are all different and depend on the transformer bank connections. If the neutrals are solidly grounded, then the ZN and 3ZN components shown are shorted-out in the system and sequence circuits.

正负序连接都是相同的，独立于实际的银行连接。然而，零序网络的连接都是不同的，并且取决于变压器组的连接。如果中性点牢固接地，则系统和顺序电路中显示的ZN和3ZN元件短路。

FIGURE A4.2-3 Sequence connections for typical three-winding and autotransformer banks.

图A4.2-3典型三绕组和自耦变压器组的顺序连接。

Appendix 4.3 Sequence Phase Shifts through Wye–Delta Transformer Banks附录4.3通过Y形-三角形变压器组的顺序相移

As has been indicated, positive and negative sequences pass through the transformer bank, and in the sequence networks, the impedance is the same, independent of the bank connection. Thisis shown in Figure A4.2-1 and Figure A4.2-3. In these networksthe phase shift isignored, but if currents and voltages are transferred from one side of the transformer bank to the other, these phase shifts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This appendix will document these relations. For this the standard ANSI connections are shown in Figure A4.3-1.

如前所述，正负序通过变压器组，在序网中，阻抗相同，与变压器组连接无关。如图A4.2-1和图A4.2-3所示。在这些网络中，相移是忽略的，但如果电流和电压从变压器组的一侧转移到另一侧，则必须考虑这些相移。本附录将记录这些关系。为此，标准ANSI连接如图A4.3-1所示。

From Figure A4.3-1a, all quantities are phase-to-neutral values, and in amperes or volts; for per unit, N 1, n 1= ffiffiffi 3 p .

根据图A4.3-1a，所有数量均为相间中性值，单位为安培或伏特；对于每单位，N1，N1=ffi 3 p。

For positive sequence (see Equation 4.2),

对于正序（见等式4.2），

For negative sequence (see Equation 4.3),

对于负序（见等式4.3），

FIGURE A4.3-1 ANSI-connected wye–delta transformer banks: the high-voltage side phase a leads the low-voltage side phase a for both connections illustrated: (a) wye (star) on high side; (b) delta on high side.

图A4.3-1 ANSI连接的Y形-三角形变压器组：高压侧a相引出低压侧a相，如图所示：（a）Y形（星形）在高压侧；（b）三角形在高压侧。

举报/反馈

继电保护原理与应用(第三版) 4.11-4.15

作者：佛顶佛塔根

发布时间：2022-08-18 01:50

快照：

4.11 Example: Fault Calculations on a Typical System Shown in Figure 4.16示例：图4.16所示典型系统的故障计算

The system of Figure 4.16 is the same as that shown in Figure 4.5, but with typical constants for the various parts. These are on the bases indicated, so the first step is to transfer them to a common base, as discussed in Chapter 2.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sequence networks (negative is the same as positive, except for the omission of the voltage) are shown in Figure 4.17. The conversion to a common base of 100 MVA is shown as necessary.

图4.16中的系统与图4.5中所示的系统相同，但各部分具有典型常数。这些都是在指定的基础上，因此第一步是将它们转移到一个公共基础上，如第2章所述。正序和负序网络（负序与正序相同，只是省略了电压）如图4.17所示。如有必要，可转换为100 MVA的公共底座。

For a fault at bus G, the right-hand impedances (j0.18147 j0.03667 j0.03 j0.5481) are paralleled withthe left-hand impedances (j0.20 j0.1375 j0.3375). Reactance values, rather than impedance values, are used, as is typical when the resistance is relatively small.

对于母线G处的故障，右侧阻抗（j0.18147j0.03667j0.03j0.5481）与左侧阻抗（j0.20j0.1375j0.3375）平行。使用电抗值，而不是阻抗值，这是电阻相对较小时的典型情况。

FIGURE 4.16 Power system example for fault calculations . 图4.16电力系统故障计算示例。

Generator发电机

Transformer变压器

System系统

The division of 0.3375=0.5856 0.5763 and 0.2481=0.5856 0.4237, as shown, provides a partial check, for 0.5763 0.4237 must equal 1.0, which are the distribution factors indicating the per-unit current flow on either side of the fault. These values are added to the network diagram. Thus, for faults at bus G, X1 X2 j0.1430 pu on a 100 MVA base.

如图所示，0.3375=0.58560.5763和0.2481=0.58560.4237的除法提供了部分检查，因为0.57630.4237必须等于1.0，这是表示故障两侧每单位电流的分布系数。这些值将添加到网络图中。因此，对于总线G的故障，X1X2j0.1430 pu在100 MVA的基础上。

The zero-sequence network for Figure 4.16 is shown in Figure 4.18. Again the reactance values are converted to a common 100 MVA base.

图4.16的零序网络如图4.18所示。电抗值再次转换为100 MVA的公共基极。

FIGURE 4.17 Positive- and negative-sequence networks and their reduction to a single impedance for a fault at bus G in the power system in Figure 4.16.

图4.17正序和负序网络及其在图4.16中电力系统G母线故障时的单一阻抗。

FIGURE 4.18 Zero-sequence network and its reduction to a single impedance for a fault at bus G in the power system in Figure 4.16. 图4.18：图4.16中电力系统G母线故障的零序网络及其简化为单一阻抗。

Values in per unit at 100 MVA 100 MVA时的单位值

The three-winding bank connections are as indicated in Figure A4.2-3b with ZNH ZNM 0 because the neutrals are shown as solidly grounded.

三个绕组组连接如图A4.2-3b所示，ZNHZNM0，因为中性点显示为牢固接地。

The conversions to a common 100 MVA base are shown, except for the three-winding transformer. For this bank,

除三绕组变压器外，显示了到普通100 MVA底座的转换。对于这家银行，

and from Equation A4.2-13 through Equation A4.2-15, 从方程A4.2-13到方程A4.2-15，

These are shown in Figure 4.18.

This network is reduced for a fault at bus G by the first paralleling X0S ZH with ZL and then adding ZM and X0+GH;

如图4.18所示。

当G母线发生故障时，先将X0SZH与ZL并联，再加上ZM和X0+GH，使该网络规模减小；

This is the right-hand branch paralleling with the left-hand branch,

这是与左分支平行的右分支，

The values (0.8299) and (0.1701) add to 1.0 as a check and provide the current distribution on either side of the bus G fault, as shown on the zero-sequence network. The distribution factor 0.1701 for the right side is further divided by 0.6964×0.1701 = 0.1184 pu in the 230 kV system neutral and 0.3036 × 0.1701 = 0.0517 pu in the three-winding transformer H neutral winding. These are shown on the zero-sequence network.

值（0.8299）和（0.1701）相加至1.0作为检查，并提供母线G故障两侧的电流分布，如零序网络所示。右侧的分配系数0.1701进一步除以230kV系统中性点的0.6964×0.1701=0.1184pu和三绕组变压器H中性点绕组的0.3036×0.1701=0.0517pu。这些都显示在零序网络上。

4.11.1 Three-Phase Fault at Bus G G母线三相故障

For this fault,

对于这个结果，

The divisions of current from the left (IaG) and right (IaH) are:

电流从左侧（IaG）和右侧（IaH）的划分为：

4.11.2 Single-Phase-to-Ground Fault at Bus G G母线单相接地故障

For this fault,

Normally, the 3I0 currents are documented in the system, for these are used to operate the ground relays. As an aid to understanding these are illustrated in Figure 4.19 along with the phase currents. Equation 4.5 through Equation 4.7 provide the three-phase currents. Because X1 X2, such that I1 I2, these reduce to Ib Ic –I1 I0 for the phase b and c currents, since a a2 –1. The currents shown are determined by adding I1 I2 I0 for Ia, –11 I0 for Ib, and Ic and 3I0 for the neutral currents.

通常，3I0电流记录在系统中，用于操作接地继电器。图4.19以及相电流对理解这些问题有帮助。等式4.5到等式4.7提供了三相电流。因为X1X2，因此I1I2，对于b相和c相电流，这些减少到IbIc–I1I0，因为aa2–1。所示电流由Ia加I1I2I0，Ib加-11I0，中性电流加Ic和3I0确定。

FIGURE 4.19 Phase and 3I0 current distribution for a single-phase-to-ground fault at bus G in Figure 4.16. 图4.19图4.16中母线G单相接地故障的相电流和3I0电流分布。

Per-unit currents at 100 MVA 100 MVA时的单位电流

In the 115 kV system the sum of the two neutral currents is equal and opposite to the current in the fault. In the 230 kV system the current up the neutral equals the current down the other neutral.

在115kV系统中，两个中性点电流之和等于故障电流，且与故障电流相反。在230kV系统中，中性点上的电流等于另一个中性点下的电流。

The calculations assumed no load; accordingly, prefault, all currents in the system were zero. With the fault involving only phase a, it will be observed that current flows in the b and c phases. This is because the distribution factors in the zero-sequence network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sequence distribution factors. On a radial system where positive-, negative-, and zero-sequence currents flow only from one source and in the same direction, the distribution factors in all three networks will be 1.0, in spite of the zero-sequence impedances. Then Ib Ic –I1 I0 becomes zero, and fault current flows only in the faulted phase. In this type Ia 3I0 throughout the system for a single-phase-to-ground fault.

计算假设空载；因此，故障前，系统中的所有电流均为零。当故障仅涉及a相时，可以观察到电流在b相和c相流动。这是因为零序网络中的分布因子不同于正序和负序分布因子。在正、负、零序电流仅从一个电源流向同一方向的径向系统上，尽管存在零序阻抗，但所有三个网络中的分布系数均为1.0。然后IbIc–I1I0变为零，故障电流只在故障相流动。在这种类型的Ia3I0中，整个系统为单相接地故障。

4.12 Example: Fault Calculation for Autotransformers示例：自耦变压器的故障计算

Autotransformers have become quite common in recent years. They provide some different and interesting problems. Consider a typical autotransformer in a system, as shown in Figure 4.20, and assume that a single-phaseto-ground fault occurs at the H or 345 kV system values that are given based on this consideration. For the autotransformer, the equivalent network is as in Figure A4.2-3d, with values as follows: On a 100 MVA base,

近年来，自耦变压器已变得相当普遍。它们提供了一些不同且有趣的问题。考虑系统中的典型自耦变压器，如图4.20所示，并假设在基于此考虑给出的H或345 kV系统值处发生单相接地故障。对于自耦变压器，等效网络如图A4.2-3d所示，其值如下：在100 MVA的基础上，

FIGURE 4.20 Example of fault calculation for an autotransformer.

图4.20自耦变压器故障计算示例。

and from Equation A4.2-13 through Equation A4.2-15,

从方程A4.2-13到方程A4.2-15，

These values are shown in the sequence diagrams in Figure 4.20. In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sequence networks for a fault at H,

这些值如图4.20中的序列图所示。在H点故障的正序和负序网络中，

The zero-sequence network reduces as follows: first paralleling the left side,

零序网络简化如下：首先并联左侧，

通过XM路径的电流分布系数为0.7669×1.0198=0.78207，通过XL路径的电流分布系数为0.7669×0.0198=–0.01519。这些电流分布显示在网络上。

4.12.1 Single-Phase-to-Ground Fault at H Calculation H计算时单相接地故障

It is recommended that amperes, rather than per unit, may be used for fault current distribution, particularly in the neutral and common windings. The autotransformer is unique in that it is both a transformer and a direct electrical connection. Thus, amperes at the medium-voltage base IM are combined directly with amperes at the high-voltage base IH for the common winding current I or for the high-side fault,

建议使用安培（而不是单位安培）来分配故障电流，特别是在中性绕组和公共绕组中。自耦变压器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既是变压器又是直接的电气连接。因此，对于公共绕组电流I或高压侧故障，中压基极IM处的安培与高压基极IH处的安培直接组合，

For the current in the grounded neutral, 对于接地中性点的电流，

Both of the foregoing currents are assumed to flow up the neutral and to the M junction point.

假设上述两种电流都向上流过中性点并流至M连接点。

Correspondingly, for a fault on the M or medium-voltage system, the current flowing up the grounded neutral is

相应地，对于M或中压系统上的故障，流向接地中性点的电流为

Thus, these currents in the common winding and neutral are a mixture of high- and medium-voltage currents; therefore, there is no base to which they can be referred. This makes per unit difficult, as it must have a base. When, or if, per unit must be used, a fictional base can be devised based on the ratios of the transformer parts. This is quite complex. Because it is the fundamental base, amperes are easy to handle and they will be used in the following.

因此，公共绕组和中性点中的这些电流是高电压和中压电流的混合物；因此，它们没有可参考的基础。这使得每个单位都很困难，因为它必须有一个基础。当，或如果，每单位必须使用，一个虚构的基地可以设计的基础上的变压器部分的比率。这相当复杂。因为它是基本的基础，安培很容易处理，它们将用于以下领域。

The sequence, phase a, and neutral currents are documented in Figure 4.21 for the example in Figure 4.20. There will be current flowing in phases b and c because the current distribution factors are different in the positive- and zero-sequence networks. These are not shown, for they are of little importance in protection.

顺序、a相和中性点电流如图4.21所示，如图4.20所示。由于正序和零序网络中的电流分布系数不同，因此在b相和c相中会有电流流过。这些没有显示，因为它们在保护中不太重要。

FIGURE 4.21 Fault current distribution for the autotransformer in Figure 4.20.

图4.21图4.20中自耦变压器的故障电流分布。

FIGURE 4.22 Ampere-turn check to confirm or establish the direction of current flow in the tertiary.

图4.22安匝检查以确认或确定三次绕组中的电流方向。

The example indicates that current flows in the downward direction of the neutral sequence of the autotransformer instead of the upward direction, as might be expected. In addition, in this example, the current in the delta has reversed, because the negative branch of the transformer-equivalent circuit is larger than the very solidly grounded 161 kV connected system. Both these effects influence the protection. This is discussed further in Chapter 12.

该例子表明，电流是沿着自耦变压器中性点序列的向下方向流动，而不是按照预期的向上方向流动。此外，在本例中，由于变压器等效电路的负支路大于非常牢固接地的161 kV连接系统，因此三角形中的电流发生了反转。这两种效应都会影响保护效果。这将在第12章中进一步讨论。

There can be a question about the direction of current in the tertiary. This can be checked by ampere turns, as shown in Figure 4.22. Arbitrarily, one perunit turn was assumed for the 161 kV winding and the others were derived. Any convenient winding or group could be used for the base.

可能有一个关于第三系中电流方向的问题。如图4.22所示，可通过安培匝数进行检查。任意假设161kV绕组有一个perunit匝，其他匝则导出。底座可以使用任何方便的绕组或组。

4.13 Example: Open-Phase Conductor示例：断相导线

A blown fuse or broken conductor that opens one of the three phases represents an unbalance series that is dealt more in detail in Blackburn (1993). As an example, consider phase a open on the 34.5 kV line at bus H that is given in Figure 4.23. All constants are in per unit on a 30 MVA base.

熔断的保险丝或断开的导线断开了三相中的一个表示不平衡系列，在Blackburn（1993）中有更详细的论述。例如，考虑图4.23中给出的母线H处34.5 kV线路上的a相开路。所有常数均以30 MVA为单位。

The three sequence networks are shown in Figure 4.24. With no load, opening any phase makes no difference in the current flow because it is already zero. Constantly, in these series unbalance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load; therefore, the 30 MVA, 90%, is as shown. With induction motor loads, the negative-sequence load impedance is less than the positive-sequence impedance. This is covered in Chapter 11.

三个序列网络如图4.24所示。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打开任何相位都不会对电流产生影响，因为电流已经为零。在这些系列不平衡中，经常需要考虑负载；因此，30 MVA，90%，如图所示。对于感应电动机负载，负序负载阻抗小于正序负载阻抗。这在第11章中有介绍。

FIGURE 4.23 Example for series unbalance calculations.

图4.23串联不平衡计算示例。

FIGURE 4.24 The three sequence networks for the system in Figure 4.23.

图4.24系统的三序列网络如图4.23所示。

FIGURE 4.25 Per-unit current distribution for an open conductor in the power system in Figure 4.23 (per unit at 30 MVA where 1 pu 502 A at 34.5 kV).

图4.25图4.23中电力系统中开路导体的单位电流分布（30 MVA时的单位电流，其中34.5 kV时为1 pu502 A）。

If we assume the voltage at the load to be 1.008 pu, then the voltage at the generator will be 1.286 ff15:315 . Phase a open is represented by connecting the three-sequence X points together and the three-sequence Y points together. This connects the total zero-sequence impedances in parallel with the total negative-sequence impedances across the open X–Y of the positive-sequence network. From these data, I1, I2, and I0 can be easily calculated.

如果我们假设负载处的电压为1.008pu，那么发电机处的电压将为1.286ff15:315。将三个序列X点和三个序列Y点连接在一起表示a相开路。这将整个零序阻抗与整个正序网络的开放X–Y上的负序阻抗并联起来。根据这些数据，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出I1、I2和I0。

The resulting currents flowing in the system are shown in Figure 4.25 and are in the order of normal load currents. Thus, it is difficult to locate and provide protection for these faults.

系统中产生的电流如图4.25所示，其顺序为正常负载电流。因此，很难定位这些故障并为其提供保护。

4.14 Example: Open Phase Falling to Ground on One Side示例：断相一侧落地

In the system shown in Figure 4.23, the phase a conductor on the line at bus H opens and falls to ground value on the bus H side. The sequence networks are the same as those indicated in Figure 4.24, but are interconnected, as can be noted in Figure 4.26. These are simultaneous faults: a series open-phase fault and a phase-to-ground fault. Thus, three ideal or perfect transformers are used for isolation of the open-phase X–Y interconnection from three networks in series for the ground fault. Because these transformers have no leakage or exciting impedances, the voltage drop across them cannot be expressed by the current in their windings. The currents I1, I2, and I0 can be determined by solving various voltage drop equations around the networks. The resulting fault currents are shown in Figure 4.27. In this instance, it is possible to obtain currents by neglecting the load. These are shown in parentheses in Figure 4.27.

在图4.23所示的系统中，母线H处线路上的a相导线断开，并降至母线H侧的接地值。序列网络与图4.24所示相同，但相互连接，如图4.26所示。这些是同时发生的故障：串联断相故障和相对地故障。因此，三个理想的或完美的变压器用于隔离断相X–Y互连与三个串联的接地故障网络。因为这些变压器没有漏电或励磁阻抗，所以它们之间的电压降不能用绕组中的电流来表示。电流I1、I2和I0可以通过求解网络周围的各种电压降方程来确定。产生的故障电流如图4.27所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忽略负载来获得电流。这些在图4.27的括号中显示。

The other possibility is that the open conductor falls to ground value on the line side. Here, the three ideal transformers are moved to the left or X side of the three-sequence networks: there is now no option—load must be considered. The fault currents are shown in Figure 4.28. Note that, asin the open phase (see Figure 4.25), the currents are still quite low, not higher than load currents.

另一种可能性是开路导线在线路侧降至接地值。这里，将三个理想变压器移到三序网络的左侧或X侧：现在没有必须考虑的可选负载。故障电流如图4.28所示。注意，在开路阶段（见图4.25），电流仍然很低，不高于负载电流。

FIGURE 4.26 Example of the sequence network interconnections for phase a open and grounded at bus H (broken conductor has fallen to ground value).

图4.26母线H处a相开路和接地的顺序网络互连示例（断开的导线已降至接地值）。

4.15 Series and Simultaneous Unbalances串联和同时不平衡

Series and simultaneous unbalances certainly occur in power systems. One type is a blown fuse or open (broken) phase conductor. The broken conductor can contact the ground making a simultaneous unbalance. Several instances of these are covered with examples in Blackburn (1993).

串联不平衡和同时不平衡在电力系统中肯定会发生。一种是保险丝熔断或断相导线。断开的导线会与地面接触，同时造成不平衡。Blackburn（1993）中的例子涵盖了其中的几个例子。

FIGURE 4.27 Per-unit current distribution for a broken conductor at bus H that falls to ground value on the bus H side in the power system in Figure 4.23. Top values are seen with a 30 MVA load. Values in parentheses are with load neglected (no load). Per unit is at 30 MVA where 1 pu 502 A at 34.5 kV.

图4.27图4.23所示电力系统中，母线H断开导线降至母线H侧接地值时的单位电流分布。最高值为30 MVA负载。括号中的值忽略了负载（无负载）。每台装置为30 MVA，其中34.5 kV时为1 pu502 A。

举报/反馈

你的坚持，终将美好｜新甘肃一周“海”选第94期

作者：新甘肃

发布时间：2022-08-18 00:46

快照：

融媒表达，汇聚精彩！@老铁们，新甘肃客户端《一周“海”选》又来赴约了~本期都有哪些大事小情呢？一起来看～

一碗烟火，半城繁华

这座城市

正在逐渐恢复原来的模样

我们所追寻的不过是

市井长巷里的生活百味

一日三餐里的晨起暮落

日子如常，平安喜乐

便是生活最好的注脚

文案：马慧珺 设计：单晓凤

生命不息，运动不止

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

当你用运动唤醒身体时

也就唤醒了一个全新的自己

热爱运动，享受健康

放下手机，走出家门

积极参与到运动锻炼中去

有了健康

我们才能更好地

热爱生活，热爱生命

设计：王莉蓉

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守则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通勤路上、乘坐电梯

办公时、就餐时

……

做好防护

一刻也不能松懈

这份复工复产防疫指南

请收好

↓↓↓

设计：王裕霞

年过八旬的李伯藩

退休前是云南省

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中医院院长

他婉拒了高薪邀请

留在滇西小城宾川县

十几年如一日

开展义诊，不收分文

没有一句豪言

不图一丝名利

医治好每一个患者

李伯藩用几十年无言的行动

展现了“苍生大医”的深厚内涵

文案：赵博民 设计：王春培

每日新闻，精彩汇聚

《新甘肃天天见》

轻阅读、划重点

速闻天下

让国内外热点要闻直抵掌心

打卡专属您的“新闻大餐”

左右滑动查看更多

2022

愿你我从每一个清晨开始

把耳朵叫醒，把世界打开

就算步伐很小

也要步步前进

你的坚持，终将美好

待到苦尽甘来的那一天

山河星月都将做贺礼

左右滑动查看更多文案：赵博民 何征 李婷婷 罗明甜 祁晴 王春培 王万良（见习） 设计：王春培

往期荐读

8月14日甘肃“双零新增”呦呦视频 | 绿富同兴 生态甘肃白龙江引水工程可研报告通过水利部审查

举报/反馈

今日宜学习 丨 用单词打卡山青人的暑假生活

作者：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发布时间：2022-08-18 01:16

快照：

SCHOOL暑期特辑用SDYU 解锁暑假生活正值盛夏 暑假早已开启花与浓绿 美妙人间一个崭新的假期里山青人的生活也与SDYU息息相关有哪些值得认识的新单词呢跟着崝崝一起来解锁吧

01SDYU挥洒汗水，抖擞精神以饱满的热情向青春进发满怀希望，所向披靡假期里不要偷懒记得体育运动哦（点击图片，查看单词）strong：强壮有力的·salubrious：清爽的·sweater：出汗（过多）的人

02SDYU季节更替 老友依旧我们各自求学 背井离乡再次相见的我们会比以前更加懂事放假回家 记得跟朋友们聚一聚哦（点击图片，查看单词）·decorous：彬彬有礼的debonair：友善的delectable：令人愉快的

03SDYU假期漫长 许久未见崝崝等着你哦在经十东路31699号里去操场上看夜晚去后山上看日落在见不到面的日子里要互相想念哦（点击图片，查看单词）·yearn ：想念·youth：青年们·yummy：美味的

04SDYU在外求学的我们回家的机会少之又少在这个暑假里要让爸爸妈妈知道在没与他们见面的日子我们都在好好长大（点击图片，查看单词）·unexpectedly：出人意料地·unrivaled：无与伦比的·usefulness：有益

用首字母拼出山青人的假期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等着我们开启~~~/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大学生新闻中心 /图文编辑 / 贾向田 卜晓越 杜佳昱审核编辑 / 杨鑫艳责任编辑 / 王晓辉

举报/反馈

哪种人能执掌省纪委？基于中国422任省纪委书记的特别发现

作者：文化纵横

发布时间：2022-08-17 22:30

快照：

向杨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导读】长期以来，对于纪委书记，特别是省级纪委书记的任职、来源以及流动情况，公众与学界都颇显陌生。据统计，1949-2020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共产生422任省级纪委书记，除去在多省担任纪委书记的情况，实际担任省级纪委书记的官员共计383人。本文通过对这些省级纪委书记兼职、来源、任期和流动等人事信息的刻画分析，呈现出各级纪委与同级党委，各级纪委与上级党委纪委两对关系的动态演化情况。

作者分析：第一，从省级纪委书记的兼职情况看，1950至1980年代，有一定比例的纪委书记没有兼任省委常委。但1990年代之后，这一比例已趋于零。进入21世纪，省纪委书记兼任省委常委的比例高达90%。省纪委书记不仅与同级党委常委存在交叠，其兼任中央纪委委员的现象也已成常态。第二，从省级纪委书记的来源看，在十四大之前，省级纪委书记原地任职的比例几乎是100%。之后，其原地任职的比例不断下降，目前已接近为零。同时，省纪委书记跨区域任职和跨层级任职的比例不断上升。“空降”已成为省级纪委书记最主要来源。第三，从省级纪委书记的任期看，不同历史时期，省纪委书记的任期多有浮动。近十年来，省级纪委书记的任期受到更为严格的制度约束，平均任期约为4年，反映出更快的流动率。第四，从省级纪委书记的流动看，近十年来，从中央部门流入省级纪委书记的干部比例占比增加，省级纪委书记转任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比例也有所抬升。省级纪委书记的纵向流动性获得实质性增强。

经过分析，作者认为，纪委书记职位具有一定的促进党政互动与交融的作用，这一职位不仅与同级党委存在人事关联，同时还与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存在人事关联。总体来看，当前省级纪委书记的任职情况，符合“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的具体化、程序化和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的改革目标。

本文原载《江汉论坛》2022年第2期，原题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体制的变迁——基于1949-2020年省级纪委书记群体的考察》，本文有删节，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参考。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

纪律检查体制的变迁

——基于1949-2020年

省级纪委书记群体的考察

▍问题的提出

重视纪律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而党的纪律建设又最鲜明地体现在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建设上。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是围绕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而形成的制度体系，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党的纪律建设的好坏或成败。虽然早在1927年党内就出现了监督执纪的机关——监察委员会，但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受到战争环境的影响，这些党内监督执纪机关都未能稳定、持续地发挥作用。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才真正成为各级党组织的常设机关，并在党的治国理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即使从1949年至今，党的纪律检查体制也历经了70余年的演变。因此，系统梳理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变迁的过程和特征，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在党内的定位乃至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目前，学界已有大量的文献对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体制（制度）的变迁问题进行了讨论和解读。但这些文献主要还停留在对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历史演变过程的一般性描述上，更多是基于政策文本去总结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变迁的规律与特征，既缺乏对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在历史实践中丰富面相的关注，也未能提供理解党的纪律检查体制不同阶段特征的清晰、连贯的线索。

此外，还有少数研究侧重于从人事制度的视角来探讨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及其变迁。冯军旗考察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央纪委领导集体（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选出的中央纪委常委）的构成。王冠和任建明则进一步将研究对象扩大到1978年以来产生的所有中央纪委委员，发现中央纪委的专业水平和组织权威都在不断提升。过勇通过对1978—2011年省级纪委书记职业背景的分析，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省级纪委书记权威性、独立性、廉洁性和专业性的变化情况。这些研究所采用的“小切口”方式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与它们的切入点一致，本文也认可纪委书记这一群体所呈现出的职业特征是观察党的纪律检查体制的一个合适的“窗口”。

因此，本文将继续使用人事制度视角来观察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体制的变迁，通过对1949—2020年省级纪委书记履历资料的经验分析，刻画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变迁的轨迹、特征与逻辑。与以往的同类型研究不同的是，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更长，所选择的样本规模更大，尤其是涵盖了改革开放之前省级纪委书记（监委书记）的样本，这使得我们能够清晰地辨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党的纪律检查体制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另外，既有人事制度视角的研究更多是将注意力放在官员的个体层次上，典型的如李宏彬和周黎安对官员晋升的研究，而本文的研究则把省级纪委书记视为官职而非官员，每一名曾经任职省级纪委书记的官员都只被作为揭示该职位与机构特征的一个信息点来处理。换言之，本文只是将省级纪委书记这一人群作为研究的突破口，最终目的是透过他们去发现省级纪委书记职位乃至整个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不同时期制度设计的特征，并试图理解这些特征。

▍相关制度背景

纪委书记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核心职位，因而与纪委书记任职相关的制度必然是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在纪委书记任职的相关制度中，纪委书记的提名、任命和管理制度又是重中之重，它既是不同时期党内法规加以明确规范的重要方面，也是每次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的重点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都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此时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只是作为党委的工作机构，其地位相当于党委的组织部、宣传部。根据1949年11月党中央发布的《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各该级党委提出名单，经上两级党委批准后，在各该党委会指导之下进行工作”。可见，在地方纪委书记的人事权方面，同级党委拥有提名权，而上两级党委拥有决定权。1955年之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被党的监察委员会所取代。与纪委书记的产生方式不同的是，监委书记的产生增加了选举程序。例如1956年八大党章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地方监察委员会由本级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并且经过上一级党的委员会批准。”尽管此时党的监察委员会仍然属于党委的工作机构，但相比之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监察委员会的地位还是有所提升，因为监委书记的选举程序增强了这一职位在党内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监察委员会被取消，监委书记自然也就不复存在。

“文革”结束后，1977年十一大党章恢复了有关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条款。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选出了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此后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也重新设立。事实上，在1980年之前，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实行的都是单一领导体制，即各级纪委（监委）只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在这种单一领导体制下，各级纪委书记（监委书记）的任免权名义上掌握在上级党委手中，但实际上却主要由同级党委来行使，即对于同级党委提名的纪委书记人选，上级党委很少会行使否决权。而1980年党中央批转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改变省、市、自治区及以下各级党委纪委领导关系的请示报告》指出：“将省、市、自治区和省、市、自治区以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关系，由受同级党委领导改为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而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这标志着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双重领导体制的确立，但当时偏重于同级党委的领导，各级纪委书记的任免权仍然主要由同级党委行使。

1982年十二大党章确立了党的纪律检查体制的基本框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从由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改为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受同级党委领导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而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转变为“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第三，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仿照同级党的委员会，增设一级常设机构——常务委员会（包括书记、副书记和委员）作为其领导机构；第四，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每届任期与同级党的委员会相同，即中央、省、市级纪委的任期为5年，县级纪委的任期为3年；第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产生，尽管随后的十三大党章取消了这一规定，但是在实践中，各级纪委书记几乎仍然由同级党委常委兼任。

这样，各级纪委的地位就从同级党委的工作机构上升为仅次于同级党委的领导机构，而伴随着纪委地位的变化，纪委书记的任职制度也发生了一些改变。首先，纪委书记的每届任期最终被设定为5年。其次，在纪委书记的产生方面，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各级纪委换届时，纪委书记（包括副书记和其他纪委常委）均由各级纪委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并由同级党委通过，报上级党委批准；二是在各级纪委非换届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上级党委可以直接任命下级纪委书记。这实际上也就演变为两种纪委书记的任职方式，即“批准任命”和“决定任命”。前者可由下级党委行使提名权，上级党委行使决定权，而后者的提名权和决定权都由上级党委行使。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领导体制再次成为新一轮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的重点。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这表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双重领导体制朝着侧重垂直领导的方向发展，由此对纪委书记任职制度产生的重要影响是，下级党委基本上失去了对同级纪委书记的提名权，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权威性和独立性。这样，在纪委书记人事权的配置上，上级党委对下级纪委书记行使任免权，上级纪委和组织部门对下级纪委书记行使提名权和考察权，上级组织部门对下级纪委书记行使管理权。

通过以上对纪委书记任职相关制度文本的概要分析，我们可以把握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体制变迁的一般性规律，比如有关纪委书记人事权的逐步上移，但是却无法揭示制度文本之外的东西，即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在不同阶段的实际运行情况，而这对于深入理解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及其变迁又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为了更为完整和深刻地理解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我们有必要从文本分析转向实证分析。

▍资料与研究设计

为了从人事制度角度系统地刻画党的纪律检查体制的变迁，本文收集整理了1949—2020年（截止到7月）各省（包括直辖市、自治区）历任纪委书记的人事资料。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文革”期间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被取消，因而1966—1976年的资料也就缺失了。另外，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省级行政区划也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为了保持前后的一致性，本文以当前31个省级行政区划为基准，向前追溯所有的省级纪委书记。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于1958年，那么该区1958—2020年的历任纪委书记将被纳入本文的样本。

本文按照“省—职位”而不是“人—职位”的标准来构建样本，31个省份在1949—2020年共计产生了422任省级纪委书记，其中有39人在同一省份不止一次担任纪委书记或在不止一个省份担任纪委书记，因而实际的官员人数为383人。1949—1997年的省级纪委书记名单来自《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第五、六、七卷，1997—2008年的省级纪委书记名单来自各省年鉴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委委员大辞典（1927—2008）》，2008—2020年的省级纪委书记名单来自各省年鉴、官方网站、媒体报道和百度百科等公开资料。名单上这些官员的履历资料，除了少部分获取于《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委委员大辞典（1927—2008）》之外，大部分都是通过网络搜索而得。但是由于改革开放前公开的省级纪委书记的履历资料较少或不完整，导致样本中这一时段官员任职经历数据的严重缺失，所以某些指标的统计只适用于改革开放后的样本。

本文旨在通过对1949—2020年省级纪委书记履职信息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刻画和呈现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变迁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特定时期的一些正式制度（即明文规定）是否得以实施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施；第二，在各个时期，除正式制度之外，还产生了哪些非正式制度（即无明文规定的惯例）；第三，一些重要制度实施的时间节点与演变的主要轨迹。

▍研究发现

（一）省级纪委书记的兼职情况

从横向上看，省级纪委书记是否兼任省级党委职务是观察省级纪委与省级党委之间关系的重要维度。省级党委是省级党组织乃至省级行政区域的权力中心，因而省级纪委书记兼任省级党委的职务越重要，则表示省级纪委与省级党委的关系越密切，省级纪委在党内机关的地位也越高。由于省级党委的权力实际上是由它的常设机关——常务委员会来行使的，而常务委员会中又设有书记、副书记和普通常委等职务，因此省级纪委书记兼任省级党委普通常委甚至兼任省级党委副书记（不能兼任更高行政级别的省级党委书记），则反映出该职位和机构重要性和地位的提升。

为了进行更为细致的观察，我们将区分省级纪委书记兼任省级党委常委或副书记的以下三种情况：（1）官员任职省级纪委书记期间未兼任省级党委常委或副书记；（2）官员任职省级纪委书记的时间区间与兼任省级党委常委或副书记的时间区间完全重合；（3）官员任职省级纪委书记的时间区间与兼任省级党委常委或副书记的时间区间只存在部分重合。我们以每十年作为一个观察周期（1949年和2020年分别计入20世纪50年代和21世纪10年代），考察省级纪委书记兼任省级党委常委或副书记的不同类型在各观察周期的分布情况。相关统计结果见图1a和图1b，上述三种情况分别记为A、B、C，“文革”时期因资料缺失而予以剔除。

根据图1a，我们可以发现：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都有一定比例的省级纪委书记没有兼任省级党委常委。这意味着当时省级纪委书记并非省级党委常委会的固定成员，也就表明当时省级纪委在省级党委中还不是一个地位非常高或非常重要的机关（至少不是仅次于省级党委的机关）。不过，导致这两个时期出现较多未兼任省级党委常委的省级纪委书记的具体原因却并不相同：前者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刚刚设立，其重要性还未能得到彰显；后者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实现新老干部的正常交替，省级纪委承担了分流离退休老干部的任务。20世纪90年代以后，省级纪委书记未兼任省级党委常委的比例已降到零，而官员出任省级纪委书记的同时兼任省级党委常委的比例超过了50%，进入21世纪10年代更是接近90%，这表明省级纪委书记已成为省级党委常委会的固定成员，同时也显示了省级纪委地位的提升与稳固。

图1b显示，早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就已存在省级纪委书记兼任省级党委副书记的现象，而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现象更是大量存在。之后省级纪委书记兼任省级党委副书记的比例迅速下降，而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又有一定幅度的回升。但是在2006年中央明确限定地方党委副书记的职数为2名后（即1名担任政府正职的副书记和1名主抓党建工作的专职副书记），省级纪委书记兼任省级党委副书记的比例再次急剧下降，当前已趋近于零。

那么，当前省级纪委书记兼任省级党委副书记的制度安排被取消，是否意味着省级纪委书记这一职位和省级纪委这一机关的地位有所下降呢？倘若其他条件相同，并且在同一个时期，相比于不兼任省级党委副书记的省级纪委书记，兼任省级党委副书记的省级纪委书记更有助于提升省级纪委的权威和地位。然而在不同的时期，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尽管2006年之前乃至改革开放前都存在部分省级纪委书记兼任省级党委副书记的现象，但当时省级党委中设有多名副书记（大约5—7名），即使兼任省级党委副书记，省级纪委书记的职务排序也不一定靠前。2006年之后，尤其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地方纪委书记和纪律检查机关权威的提升并非依靠职务高配（以相对高的职务兼任相对低的职务），而是通过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体系的方式来实现的，如赋予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更大的权责，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与国家监察机关的合署办公等。

省级纪委除了在横向上与同级党委存在成员交叠之外，在纵向上也可能与上级纪委（即中央纪委）存在成员交叠。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各省级纪委书记几乎均是中央纪委委员。对此，我们感兴趣的是省级纪委书记兼任中央纪委委员的制度安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以及这一制度安排有何重要意义。我们仍然采用之前的时段划分和统计口径来考察省级纪委书记兼任中央纪委委员（包括常委和候补委员）的情况。

图2报告了各时期省级纪委书记兼任中央纪委委员的情况（“文革”时期因资料缺失而予以剔除）。从中可以发现，省级纪委书记兼任中央纪委委员的做法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当时有2名省级监委书记兼任了中央监委委员，有1名省级监委书记兼任了中央监委候补委员，但他们只是整个省级监委书记群体中的极少数。其中的原因，除了省级监委书记兼任中央监委委员尚未成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之外，也可能是当时中央监委的成员规模太小，从而导致向下级监委分配的名额不足。例如，即使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增选了21名中央监委委员和21名中央监委候补委员，中央监委的规模也仅为60人，这与改革开放后中央纪委的规模基本上在100人以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图2还显示，改革开放后，省级纪委书记兼任中央纪委委员逐渐成为普遍现象，省级纪委书记已成为中央纪委委员的固定人选，除了某些省级纪委书记上任时未能赶上全国党代会而错过当选（但只要他们在下一次全国党代会召开时仍然在任就能顺利当选）。

改革开放后，省级纪委书记兼任中央纪委委员的制度安排，与省级党委书记、担任政府正职的副书记兼任中央委员的制度安排具有类似的政治效果。美国学者谢淑丽指出，这种制度安排使得中央与省级官员之间具有了相互问责的特征，因为省级官员既是中央领导的下级，也是其选民。例如，根据党章的规定，中央纪委的领导机关——中央纪委常委会由中央纪委全体会议选举产生。这样，作为中央纪委委员的省级纪委书记就成为了中央纪委常委的“选民”，而省级纪委又受到省级党委和中央纪委的双重领导，因而省级纪委书记也是中央纪委常委的下级。另外，中央纪委与省级纪委之间成员交叠的更大意义在于，它有助于密切中央纪委与省级纪委之间的垂直联系，缓和科层结构下严格的领导与服从关系所带来的沟通不畅问题。一方面，省级纪委书记通过行使中央纪委委员的权利，尤其是参与中央纪委全体会议，不仅能够获得丰富、完整的有关上级施政的信息，也能够借此向上级反映情况和表达需求；另一方面，中央纪委通过将省级纪委书记吸纳为自己的成员，也便于向省级纪委传达施政意图和进行政治动员，进而提升对省级纪委的领导效能。

（二）省级纪委书记的来源情况

省级纪委书记的来源，即官员担任省级纪委书记前在何处（包括行政区域和行政层级）任职，能够最鲜明地反映省级纪律检查机关领导体制的状况。根据省级纪委书记的来源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三类：一是原地任职，即官员从某省的其他职位进入到该省的纪委书记职位；二是跨区域任职（也称“异地任职”），即官员从某省的职位进入到另一省的纪委书记职位；三是跨层级任职（俗称“空降”），即官员从中央的职位进入到某省的纪委书记职位。在这三类中，原地任职是省级党委行使省级纪委书记人事权（主要是提名权）的体现，而跨区域任职和跨层级任职都是中央主动行使省级纪委书记人事权的体现。因此，不同时期原地任职、跨区域任职和跨层级任职三种不同来源的省级纪委书记各自所占的比例，是反映省级纪律检查机关领导体制的状况及其变化的极为有效的指标。

由于本文未能获得改革开放前大多数省级纪委书记的履历资料，因而无法对改革开放前省级纪委书记的来源情况进行分类统计。但是从搜集到的改革开放前少数省级纪委书记的履历资料来看，没有发现省级纪委书记存在跨区域任职和跨层级任职的情况。我们推测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前整个省级纪委书记群体中应该是一种普遍现象，因为当时的省级纪委由省级党委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且实行的是单一领导体制（即只受同级党委领导），因此不太可能发生省级纪委书记跨区域任职和跨层级任职的情况。另外，从“文革”结束后到党的十二大召开前这段时间（1977—1982年），尽管省级纪律检查机关得以重新设立，但是其领导体制与之前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且这一阶段的省级纪律检查机关仍然由省级党委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为此，本文只对1982年以后的省级纪委书记（具体从各省党代会选举出的那一届省级纪委开始计算）原地任职、跨区域任职和跨层级任职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图3报告了1982年以来（以相邻两次全国党代会为观察周期）省级纪委书记来源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前，均未出现过省级纪委书记跨区域任职和跨层级任职的情况，即省级纪委书记原地任职的比例是100%。之后，省级纪委书记原地任职的比例不断下降，目前已接近为零，而跨区域任职和跨层级任职的比例则逐渐上升，尤其是跨层级任职的比例上升最快，“空降”目前已成为省级纪委书记最主要的来源。这反映了省级纪律检查机关的双重领导体制，逐渐从偏重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向偏重受上级纪委的领导的方向转变。图3还显示，省级纪委书记跨区域任职现象比跨层级任职现象更早出现，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省级纪委书记跨区域任职的比例都要大于跨层级任职的比例，但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后两者的相对次序则发生了逆转，这既反映出中央对省级纪委书记职位加强了控制和影响，也彰显了该职位在省域反腐败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三）省级纪委书记的任期情况

本文将从两个方面来考察省级纪委书记的任期情况：一是官员担任省级纪委书记的实际时长，即本文所谓的“官员任期”，反映的是作为个体的省级纪委书记的任期；二是省级纪委书记职位的任期，即本文所谓的“职位任期”，用某一时段内所有担任过省级纪委书记官员的平均任期来衡量。一般来说，某一职位上的官员任期容易受到个体或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某位官员可能因为在任期内病逝而导致其任期过短，但该职位上所有官员任期的平均趋势即职位任期，则更可能受到制度或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省级纪委书记的任期提供了认识省级纪委书记职位和省级纪委机构所需要的重要信息。首先，由于中央掌握着省级纪委书记的任免权和调动权，因而省级纪委书记的任期反映了中央对这一职位或机构的重视和控制程度，任期越短意味着中央的重视和控制程度越高。其次，省级纪委书记的任期也是担任该职位的官员流动或升迁速度的反映，任期越短意味着流动或升迁速度越快，而如果这种短任期是担任省级纪委书记官员中的普遍现象的话，就表明该职位具有较高的流动率或升迁率，也就具有更高的地位或重要性。最后，如周雪光等人所指出的，某一职位的任期还反映了该职位或机构的专业化程度，因为“一个职位的任期越长，可能意味着该职位需要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越多，也意味着该职位的专业化程度越高”。

为了系统地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省级纪委书记任期的变化情况，我们仍然以每十年作为一个观察周期，考察各时期省级纪委书记（剔除样本中任职尚未结束以及任职起止时间缺失的个案）的任期变化情况。图4a展示了不同时期省级纪委书记职位上官员任期的箱线图，图4b则报告了其平均值（即省级纪委书记的职位任期）与置信区间变化情况。图4a显示，在省级纪律检查机关初创阶段（建国初期）和恢复阶段（改革开放初期），官员任期的离散程度较小，而在这两个阶段之后的阶段，官员任期的离散程度分别都呈扩大之势，但是在最近十年，官员任期的离散程度则又明显变小，反映出省级纪委书记的任期受到了更为严格的制度约束，从而导致作为个体的省级纪委书记任期的异质性被削弱。而从图4b中可以发现，省级纪委书记的职位任期在“文革”前和改革开放后都经历了一次大幅的上升，但近十年则出现了小幅下降，即从69.183个月（约5.8年）降至48.024个月（约4年），这显然低于党章所规定的省级纪委书记每个任期为5年的标准，由此反映出2010年以来（尤其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省级纪委书记这一职位有了更快的流动率。

（四）省级纪委书记的流动情况

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中，官员流动是不同职位或机构之间产生联系的一种重要机制。反过来，对于不同职位或机构之间是否有关联以及关联程度如何，也可以借助官员在这些职位或机构间的流动频率来衡量，例如对于两个特定的职位或机构来说，如果从未或者很少发生官员流动现象，则意味着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可能较弱。就省级纪委书记这一职位而言，我们重点关注的是不同时期官员在进入该职位之前和之后的职位（即流入职位和流出职位）的类型及比例，以揭示省级纪委书记和省级纪委与其他职位和机构之间的关联性及其变化情况。

由于缺乏改革开放前省级纪委书记的履历资料，因而我们只对改革开放后省级纪委书记的流入职位和流出职位进行统计。另外，考虑到1982年以后省级纪委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即从同级党委的工作机构变为仅次于同级党委的领导机构，我们最终选择1982年作为观察的起始年份，并以相邻两次全国党代会的时间为周期（这样更利于捕捉因中央领导集体更迭和宏观政策调整而引起的地方人事变动信息），考察省级纪委书记流入职位和流出职位的变化情况。

表1a反映了各时期省级纪委书记流入职位人次占总流入职位人次的百分比。我们发现：第一，无论哪一个时期，省级党委及其部门都是省级纪委书记流入职位所属系统的主要类型，但是自2012年以来其所占比例下降明显（从64.52%下降至29.03%）。第二，省级纪委书记的流入职位，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全部集中于省级及以下党政系统，而2002年以来，中央系统的职位明显增多，尤其是2012年之后更是成为主要部分。第三，从流入职位所属的系统来看，除了党委（包括纪委）与政府系统之外，省级纪委书记这一职位与司法系统（包括法院和检察院）、企事业单位的相关职位之间还存在一定的人事交流。

以上这些信息刻画了省级纪委书记职位与其他职位和机构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及其变化。总的来看，省级纪委书记职位在纵向上与中央纪委相关职位的关联性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且有不断增强的趋势，而在横向上与省级党委内部其他职位的关联性目前已大幅减弱，但依然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另外，省级纪委书记职位与党委系统所属职位的关联性明显强于与其他系统（主要是政府系统）所属职位的关联性，但与政府系统所属职位的关联性也维持在了一定的水平。这反映出不同时期省级纪委书记职位在条块关系与党政关系中相对位置的状况及其变化，也体现了省级纪委书记职位在一定程度上所具有的条块交融性和党政交融性。

表1b反映了各时期省级纪委书记流出职位的人次占总流出职位人次的百分比。我们发现：相比于流入职位，省级纪委书记流出职位的分布更为多元和稳定，不仅包括党委和政府系统，还包括人大、政协、法检、群团等系统。这表明省级纪委书记的出口较广，但是由于省级纪委书记的行政级别为副省级，导致官员进入这一职位之后在省级层面晋升的空间已极为有限（除了平调之外，就只有省级党委书记、省级政府正职、省级人大主任和省级政协主席四个职位可供晋升），因而虽然官员卸任省级纪委书记后能够进入的系统领域更多，但是能够进入的与此前级别相当甚至更高的职位数却更少了。此外，我们还发现，自2012年以来，官员卸任省级纪委书记后，除了同级转岗（即担任相同级别的党委其他职务）和退居二线（如进入人大和政协）之外，进入中央有关职位的比例明显增大。省级纪委书记职位纵向流动性的增强，既有助于缓解省级纪委书记职位横向流动上的拥堵，也有助于提高省级纪委书记职位的地位和权威。

▍结论与讨论

各级纪委与同级党委、上级党委纪委的关系是党的纪律检查体制的核心所在，而纪委书记职位则是这两对关系最重要的交汇点。为此，本文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省级纪委书记兼职、来源、任期和流动等人事信息的刻画与分析，呈现了这两对关系的动态演化情况，并进而为认识党的纪律检查体制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线索。由于各级党组织结构和功能的高度一致性和趋同性，因而本文对省级纪委书记所作的分析和主要发现也大致适用于其他层级的纪委书记职位。总的来说，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从人事制度的视角为各级纪委从受同级党委的单一领导向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且更侧重于上级纪委的领导的转变过程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测量思路。此外，本文还有如下重要发现：

第一，纪委书记职位主要与党委系统的职位进行人事交流，但也与政府系统的职位保持了相当规模的人事交流，这反映出纪委书记职位具有一定的促进党政互动或交融的性质。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绝不是纪委书记职位所独有的特征，而是党委系统的职位普遍具有的特征。在当代中国，党的领导原则贯穿于整个政治体制之中，这使得党的组织和机构比其他类型的组织和机构具有更强的吸纳和整合能力，因而党委系统职位的出口和入口也更为广泛。不过，各职位或机构出口和入口的多样性，不仅在不同的系统（比如党委与政府）之间存在差异，也与各职位或机构所处的层级、级别以及被赋予的功能、职责有很大的关系。

第二，纪委书记职位从最开始只与同级党委存在人事关联，演变为同时与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存在人事关联。这不仅体现在纪委书记职位与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有关职位之间的人事交流上，还体现在纪委书记职位与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相关职位之间的交叉重叠上，即下级纪委书记同时担任同级党委常委（甚至党委副书记）和上级纪委委员（常委）。因此，从条块关系来看，纪委书记职位也具有一定的促进条块互动或交融的性质。我们推测这也绝非纪委书记职位所独有的特征，党委系统的其他职位应该也具有类似的特征，不过这需要后续的研究加以验证。

第三，纪委书记职位的专业性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从时间维度来看，其专业性在不断增强，但似乎也没有刻意追求很高程度的专业化。例如，一方面，当前省级纪委书记职位上具有纪委或司法领域（包括政法委、法院、检察院等）工作经验的官员数量相比之前增加了不少；另一方面，省纪委书记职位上的官员平均任期仍然较短（不足5年），其流动的出口和入口也仍然较广，这显然又不利于该职位专业性的进一步增强。这一矛盾或许可以用詹森和梅克林对组织知识（经验）的分类进行解释，即技术性很强或任务单一的组织一般需要拥有较多的专用性知识，而领导和协调任务比较重的组织则一般需要拥有较多的通用性知识。纪委书记职位属于党委系统的职位，而各级党委又在各自区域内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使得纪委书记职位的专业性可能更多地体现在通用性知识的获得和积累上。

本文以上发现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实际上，纪委书记职位所呈现出的这些特征，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政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所决定的。换言之，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作为党的组织机构的一部分，其设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实施、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服务，例如十九大党章就规定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党的委员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这也就是为什么不能将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视为单纯的反腐败机关的重要原因。另外，这或许同样又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并不刻意追求高度专业化的原因之一，因为高度专业化可能会强化部门利益，并导致机构僵化或封闭，从而不利于党的领导的实施和加强。

当前，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的主要思路是：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的具体化、程序化和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那么，伴随着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领导的加强，尤其是为了使各级纪委能够对同级党委委员乃至常委进行有效监督，地方纪委的双重领导体制是否有必要最终转变为单一领导体制，即地方各级纪委只受上级纪委的领导？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曾模仿俄国共产党设立过与党的委员会平行的党的监察委员会，但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俄国共产党都很快放弃了这一制度设计，中国共产党后来形成的是一元化的组织结构，即每个党组织只有一个权力中心，那就是党委，其他所有机构都要接受它的领导。这种组织结构的最大特点在于各组织之间的结构与功能相似，能够自主和独立地完成任务。目前，各级党组织内的绝大多数机构，如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等实行的都是单一领导体制（即只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唯一比较特殊的是实行双重领导体制的纪委。如果地方各级纪委只接受上级纪委的领导，可能会影响到各地方党组织的完整性和功能的发挥，从而不利于地方党委在各自范围内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

本文原载《江汉论坛》2022年第2期，原题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体制的变迁——基于1949-2020年省级纪委书记群体的考察》，篇幅所限，内容有删节。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举报/反馈

腾讯内部海外用研首曝：未来出海的机会，要看这三个群体

作者：游戏葡萄

发布时间：2022-08-17 22:27

快照：

整理/果脯

出海到底难在哪里？在不少人看来，难在对于海外用户的理解。

由于社会背景、文化环境都不尽相同，国内的开发运营经验不见得在国外同样好用，而且产品表现还会受到经济发展、族裔分布等多种要素影响。并且，不同地区的用户细分人群的表现也不尽相同，甚至有时候对某个品类的理解都相距甚远，就算是同一品类的经验可能也并不通用。

在今天由腾讯游戏学堂举办的第六届腾讯游戏开发者大会（ Tencent Game Developers Conference，即 TGDC ）上，腾讯互娱市场与用户研究部区域本地化用户洞察负责人Attyzhang（张宇）和腾讯互娱市场与用户研究部高级研究经理Aliceshen（沈楼一媛），分享了MUR市场与用户研究部近年来针对海外市场的部分研究结果，比较具有针对性地介绍了几个海外区域的规律和用户细分人群，让厂商能少走一些弯路。

以下是葡萄君整理的分享内容：

大家好，我是来自腾讯互娱市场与用户研究部海外用户洞察中心的张宇。今天我和Alice将给大家带来关于海外用户研究视角的分享。

在分享前，让我先来介绍一下我来自的团队MUR。MUR立足于三个方面，首先是秉承专业深耕，我们从2010年起十多年来一直专注游戏行业的探索，积累了很多研究方法和专业案例；其次，我们注重实战作战，紧贴业务，打通产品的全生命周期进行业务支持，跟业务团队紧密捆绑；第三点，我们立足全球视野，依托于国家视角的丰富积累，将这些研究带到海外去拓展广度和深度。

我们在开展海外研究的时候注重三个方向：第一，注重在海外多区域建设当地的研究资源及能力，为我们搭建好的基础；其次，注重区域本地化洞察深耕，围绕用户的游戏内外态度和行为特点开展相关的研究；再者，我们比较注重跨区域和跨文化的横向对比研究，这样可以分析和提炼更多的规律性，为业务出海提供更前置的输入判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主要带来两个视角：一个是海外的多区域规律探寻，再者是关于细分人群的洞察。

01

海外多区域规律探寻

整个海外游戏市场随着疫情红利的消退，用户和营收增长均有放缓，在这个视角之下，出海也到了深耕的阶段。

我们进入区域的视角进行解读，如果将海外的市场划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欧美日韩市场，再者是新兴市场。

从用户占比的表现来看，2021年的时候新兴市场用户量贡献了76%，从预测来看依然是上涨的趋势。从收入营收的角度来看，新兴市场在2021年的时候占比是30%，通过行业预测以及用研内部搭建的预测模型来看，预计在2024年能上涨到36%。行业内对于新兴市场也有更多的关注，希望听一下更多的潜力解读。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三个视角。

首先是关于新兴市场的基建能力。我们一直有一些疑虑和在观望，新兴市场现在能不能跑得动很多游戏？

先来看一下不同的新兴市场，比如说拉美的巴西和墨西哥，带着一个历史的视角再来看一下它现在的基建相当于中国当时的什么水平。以中国的参考线为例，手机的性能目前新兴市场大概是处于中国的2018、2019年的阶段；另外网络质量，新兴区域市场目前大概处于国内市场2016年的阶段，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理解，我们回想国内的2015、2016年发生了什么故事，那个时候重度手游在逐步崛起，2015 年之前重度游戏的渗透比例只有20%多，到了2017年其实已经上涨到了60%多。从很多视角分析，目前新兴市场已经具备一定的品类发展的基础。

但是在这个时候业务出海也要更多基于当地用户的特征，注重基建能力的不断迭代和完善，注重小包体等。

第二个视角，大家有一些疑虑的是新兴市场的收入怎么样，这个时候我们提出支付余力的视角。以不同的新兴市场的收入来看，如巴西、墨西哥、土耳其、沙特，用户的总体收入上还是有一定的量。但是，通过游戏的投入占总体收入的比例，我们会发现以东南亚为标杆，东南亚目前的手游支出占比已经达到了0.33%（经过了品类重度化的阶段），但其他的新兴市场目前的比例是在0.15%左右。这里面我们看到了有一定的洼地空间和上涨空间。

再者，大家疑虑新兴市场的长期发展。先来看人口结构，新兴市场人口结构是偏年轻化的，而且人口的增速也是比较快的。再就是经济增速，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6月数据显示，新兴市场的增速也是保持了一定的增速。

那有没有哪些市场是建议短期关注的呢？我们综合了很多当地用户的理解以及政策的解读等等视角，会建议短期关注一下拉美、土耳其和沙特市场，比如说沙特提出了2030年的愿景，更多政府侧会支持娱乐方向的投入，这些方面都是我们关于市场侧给大家的判断。

那么如果要进入海外市场了，用户洞察如何能帮到业务提供哪些更多的启示？我们选择了关于拉动用户和留住用户的两个视角。

首先进入到拉动用户，我们会更多关注用户的下载决策链。

先来看认知，不同区域的用户在认知上是有差异性的特征，新兴市场的用户的整个手游行为暂未固化，下载新游的意愿会比较强。意味着新兴市场比欧美日韩市场偏主动，尝新的意愿更强，从认知到决策链路比较短，所以要非常注重曝光。

在渠道方面，新兴市场通过直播和短视频两个渠道来认知游的占比是非常高的，明显高于欧美日韩市场，这两个渠道对于欧美日韩更多是补充型的定位，但是对于新兴区域的重要性就非常高。以墨西哥为例，短视频已经上升到仅次于应用商店的认知渠道，所以大家在发力上需要非常关注。

作为海外区域，除了头部渠道平台之外，大家也应该更多去关注一下区域本地有较高影响力的阵地。

以欧美为例，市场和用户经过教育之后，成熟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垂媒渠道在欧美市场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像法国的Euro Gamer和德国的Game star，这些也在用户的认知上能占到23%的比例。

日韩这边我们需要更多关注本土社媒这一块的合作，这在用户的认知方面也是非常关键的点。他们的SNS发展很早也很成熟，像日本的Line，韩国的Naver和Kakao Talk，都有很强的用户基础，因此可以考虑跟其加强如账号导流、社媒营销合作。

新兴区域，尤其是一些非英语市场，本地用户习惯使用的母语平台值得关注，一方面能够击中习惯使用母语媒体的用户，另一方面则起到语言同源，跨区域传播的辐射效果。如巴西的葡语媒体Globo，沙特的阿语媒体Hespress等，其中Hespress不仅在沙特，在整个阿拉伯语世界都能够起到辐射作用。

除了认知之外，决策意味着用户在下载一款游戏的时候会关注哪些方面。

首先，欧美市场由于游戏发展早，用户教育成熟，相对会更加看重产品的口碑。因为用户对游戏的品质有一定判断能力，他们在决策时会更慎重理性，包括应用商店评分，游戏编辑评价以及朋友评价等口碑向反馈都会参考，对游戏的厂牌也认识更深。

日韩市场的话，用户决策同样关心品质，而且明显受到了流行品类的教育，更关注内容力特征，包括世界观，玩法，人设，题材与自己口味的匹配度。同时，也有一定区域文化的影响，用户更加在意游戏的负面评价，所以公关维护的重要性更高。

而新兴市场则因为游戏市场起步晚，所以用户相比内容，口碑等品质向决策点，更关心这个游戏火不火，流不流行，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在玩，即热度因素。比如榜单排名、预约下载人数，能明显制造话题拉动热度的赛事和活动等。同时，头部KOL的宣传和拉动也是塑造热度的关键手段，在新兴市场作用明显。

接下来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在决策方面关于KOL的tips建议。当我们做海外推广的时候，基于用户的理解，本身有某些新兴区域对KOL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KOL可以作为本地内容传播的放大器。因为据我们之前的一些经验会发现，如果你偏PGC的内容，在一些区域推广，很难掌握一些区域当地用户的内容上的偏好特点，就可能以你自己的很多认知在做，但KOL是很好的裂变器，他会帮助你把这个产品的特点进行更好的区域解读和放大。

我们以拉美的竞技类游戏为例，通过我们调研发现，用户观看KOL更多关注两个方面，这里面基于理解也可以为自己选择什么样的KOL提供一个参考。比如说拉美的用户比较注重自我的提升、社交娱乐，你可能在KOL的选择上有一些搞笑型的娱乐向的KOL的设置和选择，就会满足用户的观赏性的需求。

从用户诉求出发，拉美用户看KOL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提高游戏水平，也就是自我提升诉求；二是跟他人互动，从而打发消磨时间，也就是社交娱乐向诉求。那反应到实际的内容中，可以看到，普遍有偏夸张、搞怪的视觉风格，来加强娱乐效果。

具体内容而言，则有3类比较火：

其中最火的是武器更新测试/炫技，既可以前置性了解版本meta，也满足了尝新娱乐体验。其次则是皮肤的前测、带货，也体现了娱乐尝新的诉求。最后一种则是福利放送内容，一方面可以代偿满足并刺激用户的消费欲望，另一方面白嫖福利本身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接下来带大家看一下可以怎么样分析海外用户，帮大家提供一些留住用户方面的启示。

我们整个研究非常注重用户诉求和用户能力的解读，我们多年一直在积累和追踪海外用户不同区域诉求的偏好，还有能力的特征。通过我们积累的用户诉求模型和能力模型，可以对全球用户进行一个细分的聚类。通过这个聚类可以达到三个应用性的效果。

首先是帮助我们去理解用户的诉求偏好；其次可以追踪用户趋势结构的变化，比如说今年欧美市场的竞技派用户的比例，明年是否有一个提升，这个提升的背后哪些用户进入到了竞技派用户的池子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更好地满足和拉动。

也可以基于这样的分析，为我们的业务更多看一下品类用户的增长潜力，哪些品类可能在不同的区域。它的增量、存量怎么样，这个底层大家可以理解为是用户的诉求和能力是偏底层的，但是供给端有可能落后于市场的用户需求的满足。基于这样的前置性的分析，希望能够更多为业务带来前置和趋势向的视角。

接下来带大家看一下基于2021年的分析。首先看一下全球游戏市场用户的细分可以划分为哪些类型，我们通过这个分析将他们分为了五大类：

1.竞技派的用户。这群用户的竞技属性是比较强的，而且兼顾了成长和策略的诉求，游戏行为会比较重度，是更多区域里面的硬核向的用户，人口属性近半数在18-29岁之间，而且男性占比达到7成。如果你的游戏产品是偏这个赛道，可以更多地关注一下稍后的解读。

2.策略派的用户。他们在游戏中的竞争满足更多来源于策略的思考，重视团队，这部分用户在海外来看偏大龄，35-44岁的占比会非常高，而且他们消费能力很强。

3.剧情派。这个群体受内容驱动力明显，不仅情感、人设的诉求突出，而且内容题材涉猎也比较广泛。所以如果是圈层型的产品，可以比较关注这个群体在海外的特征。

4.Party派。之前这个群体没有那么涌现的，近年会看到，也是受疫情的影响，用户对于社交的需求驱动是明显的，更多希望通过线上的互补填补线下社交的需求满足，所以在这个群体里面会玩聚会桌游、音乐类、舞蹈类强社交向的产品。Roblox和沙盒类的游戏也比较受欢迎。

5.休闲派。海外普遍有一类十分轻度以放松解压为需求的派系，他们更多希望游戏的轻度化。

第二个疑问，大家知道有这五类之后，可能国内有相应的感知，但是放到海外在不同区域的比例是什么样的？

目前通过我们的调研，在欧美市场和日韩市场，竞技类的占比目前大概在16%-19%的比例区间；在新兴区域竞技派的占比会非常突出，在30%-40%。

是不是停留在这儿就能够为业务解答了呢？业务会问出进一步的问题，不同区域下的用户的需求有没有进一步的细分呢？这个也是我们想给大家带来的分享。每一个人群以及他们所注重的需求，比如说社交需求、竞技需求，都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解读的空间。

接下来我们以竞技派的用户对于竞技的偏好差异来进行解读。我们开展过一些像射击类游戏的用户调研，发现不同区域的用户对于竞技的偏好差异性是比较明显的。

欧美市场的用户比较注重的是个人的成长，不是非常注重结果导向，比较注重在这个过程中的任务驱动。所以其实在这个角度里面，我们大家如果带着国内很多视角，强行让他玩排位、追求竞技，其实有非常多其他娱乐向的载体可以满足这类需求，反而更多要思考怎么在游戏内给他很多个人过程的鼓励。

日本市场的用户则特别怕麻烦别人，而且尤其在意别人的评价。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是一款竞技项的游戏，尤其如是注重团队配合的类型，他就会担心如果自己太认真，可能会让别人觉得很惹人烦，但如果是太消极，又怕自己拖后腿，有非常多的顾虑。所以需要在游戏的机制上是需要明确目标引导的，怎么样让用户更好地基于引导性更好地发挥他的特质。以及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在功能设计上会非常注重保护用户的相应隐私，比如说他可以隐藏自己的战绩，这些都是需要满足用户的需求特点。

拉美市场，我们会发现拉美市场的用户特别注重结果导向（相比美国），而且非常注重欢乐氛围。他们要求在整个过程中不要那么的严肃竞技，希望获得更多的欢乐。

这个时候就会比较关心，为什么拉美的用户特别强调欢乐氛围呢？我们来看一下解读，以拉美为例，用户在很多探讨交流的时候，他会提到我要的竞争前面是有前缀的，需要relaxed、healthy、cute的，拉美的用户希望在整个过程中能够轻松娱乐享受这样的欢乐氛围，所以不仅在游戏的设计上，在宣发都非常注重这个特征的放大。

很多诉求的解读上是一时的还是长期的？我们也引入了更多的视角，我们建议在海外做区域洞察底色研究的时候，要更多注重区域的底色解读。

以拉美为例，这个区域更多存在贫富差距，所以导致用户不同的阶层上跨阶层有一定的难度，催生了他们的躺平心态。再者，拉美在历史上是自然条件比较优渥的，很多用户在这个时候有丰裕的背景，加上本身的社会环境，使得他们对于教育和房产的长线投资都不是那么的偏好，所以更多希望集中于短期的吃喝玩乐的投入，所以在这个方面短期导向是一个特点。第三，享乐主义。从文化本身来看，拉美地区的现代文明是受殖民者的影响，所以享乐主义相对比较突出。在我们借助文化维度的指数分析里面，也看到这样的一些印证。

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启发，如果我们未来在做海外研究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从冰山视角的上面看到了很多现象，能够结合用户的娱乐特点，以及整个区域的底色、政治经济、文化解读，能够为业务带来更深入的理解，提供跨区域、跨文化规律的探寻，可以使得业务的分析能够提供更前置的解读以及更深度的解读。

02

海外细分人群洞察分析

大家好，我是来自腾讯互娱市场与用户研究部的Alice，接下来分享我们对于海外细分人群相关的洞察。

为什么要关注细分人群？这和游戏出海产业从粗放到精耕细作的趋势有关。过去五年可以说是海外手游市场高速发展的时段，而未来五年，一方面手游市场的红利依然存在，但是增速区域平缓，另一方面随着更多的厂商瞄准海外市场，出海的竞争也将会更加的激烈。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对用户的理解也更加需要进入深水区，才能够精准地找到目标，带来更高的性价比。

如何对人群进行细分呢？我们也看到，其实随着市场的发展，各种各样的融合品类、新型赛道不断出现，这使得传统上以人口、品类这样的标签去对用户进行划分，已经不足以更加前置性地锚定用户。因此，我们更加需要回到用户本身的理解，就如同刚刚金字塔冰山所提到的，去思考用户行为背后观念的形成。

比如说可以结合讲到的诉求、能力这样一些综合的维度对用户进行聚类，而不仅仅用品类这样一种单一的标签；又比如说丰富的人文和亚文化属性标签，也可以协助我们对用户进行更精准的定位，更好地服务于游戏的研运发设计。

在这个方向的探索上，近年来我们有一些观察到的细分人群的方向，希望跟大家分享和探讨的。

首先是少数族裔人群。在这些年来，我们对于海外跨区域市场的研究当中已经逐步地意识到在年龄、性别之外，文化底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用户进行分析的人口属性。尤其是在射击近年来大热的品类上，这个感知更明显。

图中是美国三款比较重点的射击产品的用户画像，可以看到少数族裔的占比超过40%甚至接近8成，并且各款产品还有一些差异，产品2的西裔和产品3的亚裔都是比较突出的。

对这三款产品用户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解读，并且对产品的设计进行回圈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不同族裔的用户在游戏需求行为上也的确存在一些差异，也正是这一次研究，引发了我们对少数族裔群体价值的进一步思考。

所以让我们跳脱出品类本身，回来看用户市场更基础的情况。

最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人口量级了，在2020年美国的人口普查当中可以看到，少数族裔的人口占比已经超过了4成，其中西裔占比达到了19%，是占比最高的族裔。如果来看增量就更加可观了，在2020年新出生的人口当中，有53%都是西裔，不夸张地说，如果维持现在的增长趋势，十年之后，三分之一甚至是接近50%的美国年轻人口可能就是西裔。

他们对游戏的态度怎么样呢？虽然说他们的收入情况稍低，但是他们对游戏的投入趋势却是向好的，在2010-2017年间，西裔的人口占比增长了2%，但他们的游戏支出却增长了10%。这种增长一方面和他们对手游的投入比较高，跟市场的大趋势比较匹配相关，另一方面也跟他们文化同源性所带来的诉求上的特征相关。

可以看到在成长个性、竞争这一系列的诉求上，他们都要比英语用户高出不少，更接近墨西哥的群体。

面对这样一群有比较丰富潜力的西裔用户，我们要怎么理解他们呢？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是“Ambicultural”，这个词在英文当中特定那些可以在两种文化当中切换自如的人，西裔用户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如果我们用一系列分析用户的指标去看他们的话，他们可以说是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反复横跳，在日常生活触媒习惯上他们更接近美国的其他用户，但比如说在游戏的诉求、场景、社交的对象上，他们又会更接近墨西哥的用户。

当然，这种细分方法是比较简单粗暴的，如果希望能够更细致地了解他们，还需要有更多方面的解读。比如说西裔这个词本身就很大，拉丁美洲各个说西语的国家当中文化本身就存在一些差异。在美国的西裔用户来源之中，除了有61%的用户来源于墨西哥以外，还有10%来源于波多黎各，29%来源于其他国家，他们的差异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又比如因为历史等一系列的原因，西裔用户他们的文化心态更开放，有更强的双向共鸣的能力，他们会更乐于分享自己的民族文化，同时也更乐于接收其他民族的文化。

同样，他们还会更偏向线上社交，更热爱折扣等等。这些特点都会映射到他们对于游戏的选择和行为上。

因此，针对西裔用户偏双向的特征，游戏产品怎么做本地化，两个例子抛砖引玉。

第一个是关于游戏内的激励反馈，对于同一种类型的活动设计，他们的偏好点、在意点是不是会有差别？还记得刚刚说的，西裔用户对线上社交的投入更重，对手游的态度更积极，同时更在意折扣。所以这会导致他们在进行游戏活动看待的时候，对于游戏周期的接受度范围是比较广泛的，如果有一个活动经过他们的计算性价比是比较高的，他们会比较愿意投入比较多时间、精力去完成这个任务获取奖励，也正因为这样一个活动的终极奖励的品质、收益对他们来讲更重要。

英语用户就会有一些不同，他们同样在意性价比的基础上，还会更在意时间成本，如果说有一个活动一开始就发现需要我事前承诺投入比较长的周期，或者有更大的完成难度才能够获取奖励，他们就会更加谨慎，正是因为这样，他们对于阶段性奖励也会非常在意，甚至能追上对于终极奖励的在意程度。这就是一个本地化的空间。

另一个可以存在本地化空间的，则是游戏外运营，它在渠道的选择上相对主流，但是在手段上可以更加个性化。比如社区运营上，Discord是北美非常重要的一个用户运营的阵地，但如果说在具体进行运营的时候能够针对西裔玩家的特性，设定一些语言专区、闲聊专区、运气探讨/吹水专区，更符合西裔用户，可能可以跟匹配他们对待竞技不那么严肃，同时也愿意以运气为话题进行探讨甚至炫耀的特征。

西裔用户是少数族裔在欧美价值的集中体现，也绝对不仅仅是唯一。一方面我们看到欧洲的移民数量在近年来不断增加，他们同样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族裔用户处在原文化和现有生活环境的包围当中；另一方面，也有更多的文化同源区域，像法语、阿拉伯语、俄语带来的语言文化同源区的用户值得我们关注。

长期以来，重度手游在欧美都面临着轻度手游和端游的双重包围，少数族裔对竞技的态度相对更开放，同时也有更好单局时长的接受度，可以是我们重要的敲门砖之一。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群体也是近年来的热词之一，二次元群体。

随着内容型产品近年来重视度的提升，文化出海的热点浮现，这个群体也再一次被推向水面。国内的二次元市场也在不断发展的阶段，它的意义已经发展得更加多元，群体受众也更加多样。在海外的研究当中，我们发现二次元群体也是很值得关注的。

首先厘清一下定义，这里讨论到的二次元定义还是比较传统的，是指那些经常消费日式动漫相关的作品、并且自认为是粉丝的用户，如果只有消费行为或自我认定不足是不算在这个范围内的。在这样的传统定义下，海外游戏用户当中有二次元标签的大概有6.3亿，占到总用户数的21%。并且并不仅仅是在一些我们熟知的第三世界市场比较风行，在欧美的发达国家同样能看到相当大的比例。

用户的规模放在这里，同时他们的游戏行为的含金量也是很丰富的，对于游戏、尤其是手游的行为会更加重度，对于品类的涉猎会更加多元，同时付费能力也会稍好于大盘。可能这时候会有一个问题，是不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对于游戏投入比较多的偏年轻、偏男性的用户呢？也不完全是这样子的。从全球范围内来看，二次元用户当中，18-25岁的占比大概是36%，并不是全然低龄化，同时女性的占比也有42%，还是比较均衡的。

比较突出的是他们在内容力和音画设计上有一定的追求，在角色、人设、画面、音乐和故事剧情上的诉求，都要显著高于非二次元用户。也正是因为他们对于内容力的高追求、高探索的欲望，对文化出海而言既是机会也是挑战。

为什么说是一种机遇呢？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去看待：

首先二次元标签天然帮我们尝试筛选了一群文化心态更开放的用户。我们在调研中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在未来的手游产品当中，你希望看到哪些区域的文化元素呢？二次元用户选择的标签数量是4.7个，而非二次元用户是2.6个，同时他们对于小众流行文化也有更多的兴趣，可以说其实日漫这样一个形式，是天然在非东亚的市场尤其是欧美受众当中帮我们进行了一轮筛选，找到了那些心态更开放、对异文化更感兴趣的人。

另一个维度，则是二次元的作品同时也是在对它的受众不断进行二次教育，我们以My Anime List这个立足欧美辐射全球的站点榜单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在他们今年春季TOP 15作品当中，有5部都是异世界的作品，异世界主题大家也有所了解，本身就是文化大融合的题材，会包容多元的文化元素，在欧美受众中还是挺受欢迎的，潜移默化地也给这些受众带来一些其他区域文化的要素教育。除此之外，还有8部作品是东亚文化，甚至有1部作品是中国三国题材文化相关的作品，讲的是诸葛亮反穿越到现代社会的故事，当然这种信息的输出不那么正统，甚至可能对部分用户来说有一些混淆的风险，但是它依然是为我们的受众打下了一个关于中国文化要素与人设概念的基础理解，毕竟诸葛亮的人设还是偏足智多谋类型。

同时，从我们的调研数据再次证明了这个观点，可以看到在26个国家和区域的调研当中，用户无论是对于中国文化元素还是水墨画风的接受度还是武侠要素的欢迎程度上都比非二次元用户高出不少。

当然，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他们对内容力的高感兴趣度、高敏感性。这意味着我们未来的产品除了在本身质量上要做更好的打磨以外，也需要在用户的内容消费习惯探索上做更多的研究、更好地了解他们的圈层生态，来避免踩雷。

二次元用户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群人，怎么跟他们交流呢？

先从一个很小的词入手，Otaku这个词在日语当中是御宅族的意思，在某一些文化语境当中稍有负面含义，在美国却发现有不少用户会用它来自称，成为一个偏正面含义的表达自我身份的单词，这和他们的文化发展历史当中有《Otaku USA》这样一本全面介绍日本流行文化的杂志以及一些相关站点，都是有关联的。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不同的词语上，比如说我们也有遇到过用户用Whi-panese来形容自己，表达自己对于异文化的热爱；用Ken-Sama来形容穿着和服的白人男性；在一定的语境下，也会用Weeaboo这样的词来形容原来日语当中Otaku的含义。每一个文化离开自己的成长环境，到了新的环境中，会形成一些在地化的演变，我们也必须理解这些演变才能够避免在跟用户的沟通中踩雷。

第二个理解圈层语境重要的方式是理解他们的成长路径和内容消费的习惯。在美国二次元用户可以大致被分成两个阶段的消费群体：第一个阶段偏早期的二次元用户，他们更多是通过Toonami这样一个动漫电视站点去进行内容接收，同时也有像Funimation、Crunchyroll这样的一些垂类渠道的内容接收。由于Toonami在1997到2008年播放了大量的日漫，使得这个时间阶段的用户会有比较强的群体记忆和群体共鸣。后期流媒体介入之后，用户则会更习惯在Netflix、Hulu这样的平台上消费动漫的内容，这个时候他们的选择就更加多元了，与此同时，也会更有大众化、全球化的讨论氛围。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资源接收和成长路径的不同，也会影响到用户对于游戏的看法和选择。比如说流媒体时代的二次元用户，他们消费更多的是热血漫的内容、异世界番的内容，这些内容往往有华丽的战斗场景，会有Coming of Age的热血感、青春感，角色的养成成长性也会比较显著。在这样的情况下，像《战双》这样的产品的确以它的战斗场面以及Combo的形式吸引到比较多的这一类的用户。

另一类偏传统的二次元用户，他们的关注点还是在剧情、内容里。也的确看到像《尼尔》的IP手游作品，除了保持端游的高水平音画制作水平以外，也通过2D、3D转换叙事的方式，能够更好地吸引到这一类的用户。

对于未来将要出海的产品，无论是比较传统的RPG类的作品，还是其他形式但包含有文化要素出海的作品，都可以针对这两群甚至是更多类型的细分用户进行产品和营销上的精细化定位。

对于前者，更带有协作感的、投入度的团队战斗的设定，以及更有代入感的角色养成线，对他们而言是更有吸引力的。对于后者，一些比较独特的世界观设定、独特的角色设定，以及巧妙的叙事方式，可能能够更好地吸引到他们。

最后，看一下年轻代际用户。

年轻代际人群的价值不用再多做介绍了，因为成长阶段的原因，他们几乎是天然的潜力人群，在全球范围内也有相当的占比。同时，因为宏观原因，在不少的新兴市场，他们的人口还处于上窄下宽的增长型金字塔的结构，这种人口红利也将映射到游戏市场的用户上。

我们觉得今天可以跟大家讨论的一个思路是分析年轻代际用户的时候需要区别年龄特征和代际特征。

年龄特征指的是用户由于到了某一个特定的成长阶段而表现出来的特征，可能每一个代际的用户都会迈入到这条河流。比较典型的是年轻人都偏好竞争、对抗，这一点就会影响到他们的品类选择；又比如年轻用户更偏好高质量的感官享受，希望有更多的个性化内容体现自己的身份和特征，这个也跟他们处于一种自我彰显的成长阶段相关；同时，年轻用户也会更难以忍受无聊，更希望用创新的思维解决问题。这些我们认为都更偏年龄特征。

代际特征指的是那些跟用户的成长环境、成长年代更相关，持续性更强的特征，往往更底层，并且在用户跨出这个年龄阶段之后还有一定的延续性。

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审美，用户的审美形成往往跟他们在成长阶段的社会环境以及内容消费是息息相关的。对于这一代的海外年轻人来说，他们对于英雄主义的偏好在多个国家都出现下降，而对于反英雄的要素、反套路的要素以及韩流因素的偏好正在上升。

第二个代际特征是触媒的因素，很有意思的是年轻人往往倾向于打造自己不同的社交圈，使用不同的社交工具，来彰显自己和上一代的差别。结合目前媒介发展的环境，这一代年轻人更习惯使用短视频，同时在社交沟通软件上，以及社交媒体与工具的选择，也和上一代有所差异。

最后价值观层面，也是非常底层的一点，可以看到这一代的年轻人尤其是在欧美市场当中，他们对于政治正确的强调是非常突出的，对于性别认同、种族平等这些议题强调度更高。

对于这一代人来讲，最大的milestone（大事件）还是疫情，这是代际因素非常重要的特征因素影响。有69%的年轻人认为疫情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93%的年轻人认为改变了他们的教育方式，也有30%的人认为他们的社交形式发生了迁移，到线上甚至到游戏中。在家庭结构、经济习惯、未来规划这些特征上，也有不同程度占比的年轻代际受到了影响。

在这样的影响下，在今天分享的最后，同样是抛砖引玉，还有两个近年来观察到的关于年轻代际的信号或趋势，希望能够跟大家进行分享。

第一个是平台型玩法，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风口，而我们发现对于年轻代际来说，这好像真的开始慢慢成长为一种思维模式。

Roblox作为去年大火的一个产品，就不介绍产品背景了。从用户的行为来看也非常有意思，Roblox当中仅有26%的用户是固定在3-5款偏好的小游戏上进行游玩，有接近半数的用户除了这些偏好产品之外还会不断尝新，更有28%的用户就是几乎就是在不断尝新中度过的。

游戏这么多，怎么找一个新的产品来玩呢？想象一下当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根据当天的心情去想到一些词语，并且想几个随机的数字，用这个词语在游戏库当中进行搜索，用数字来决定今天玩第几个游戏。这是一次调研当中用户给我们实际形容的场景，和传统游戏决策链路是非常不同的，充分地体现了平台化的价值。

而像Roblox这样的产品还有不少，比如像Rec Room当中，用户的行为也同样很有平台化特征，他们会在里面举行会议，甚至举办婚礼，或者就是进行平凡的会面会见，具有一个虚拟社交空间的雏形。

第二个信号，是娱乐的边界在不断模糊化，同时线上线下的边界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打破。

首先整体而言，受到疫情以及触媒习惯的影响，年轻人们在线上投入的时间更多了，每周32个小时的娱乐时长甚至有26个小时都放在线上。同时这些媒介形式也在不断进行融合和合作，现在在游戏里面进行演唱会、舞蹈节这样的合作形式已经非常常见了，包括更新型的形式，比如说可编程的互动音乐视频也开始出现。

与此同时，很多线下活动也开始加入线上要素甚至是游戏要素，比如说时隔两年重新归来的科切拉音乐节，它今年结合了一些AR的要素、游戏的要素，构建了一个在线互动的社区，也有发行它的虚拟货币。像Spotify这样的产品也收购了Heardle，模仿Wordle的一个猜歌软件。像MTV也设置了元宇宙最佳音乐表演奖。

这样一系列的融媒趋势都在告诉我们，如果想要抓住新一代的年轻用户，必须要做更多的思考，要去想怎么结合这些融媒时代的合作机会去吸引更多的受众，未来又要怎么样和边界越来越模糊的其他娱乐形式进行范围更广的竞争，这都是我们值得长期关注的议题。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三类细分人群：其中少数族裔群体对重度手游、竞技玩法有更多值得关注的意义，二次元人群和内容型产品以及文化出海息息相关，年轻代际人群则为我们带来了平台型玩法和融媒相关的启示。

未来MUR也会持续在海外区域上进行深耕和探索，一方面我们会在底层洞察上继续下探，尝试更进一步理解用户行为的冰山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另一方面，我们也会拓展更多区域的研究能力，探索更多人群的细分偏好，持续为业务出海保驾护航。

03

Q&A

Q：在分享当中提到了不同类型的细分人群，目前还有哪些我们认为值得关注的细分人群？以及对于这些细分人群的内部，是否也存在一些不同区域之间的需求差异？对业务来说有什么可以参考的？

沈楼一媛：首先在细分人群的选择上，今天我们更多分享的是关于人文、亚文化这些标签的细分人群。还有另外一个提到的是通过诉求能力标签进行综合聚类的细分人群，我们认为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就像提及到的竞技派、Party派，这样一些人群在未来都是值得关注。

问题第二部分提的是关于细分人群内部的差异，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今天由于时间原因，我们更多是向大家分享跨区域的细分人群的共性特征，但其实他们在区域间的差别有时候也是很明显，而且会更有落地性。

比如说竞技派这一类的用户，他们的社交pattern在各个区会差别挺大的。

比如说拉美和东南亚，竞技派的用户他们的社交可能更符合我们的想象，比如说交新朋友，可能会愿意有更多共利的社交驱动，想要排位更高、完成任务，这样的场景都会非常多见。在沙特是具有更多一点点社交压力的情况，可能用户也会看，即便说是一个竞技派的用户，也会受到熟人社交环境的牵引、其他朋友的牵引，所以说一个优质的熟人社交机制和减缓他们社交压力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

在日本社交就更加特别了，刚刚也讲到日本用户会带有非常强的预设，非常怕拖别人的后腿，带来麻烦，所以对他们的社交来说是要创造一个comfort zone（舒适区），就是给他们设定一个安全区，我跟谁社交的时候应该要表达什么样的行为，这是他会非常关注的内容。所以要在功能上做出一些区隔，当认认真真打游戏的时候，社交可以更共利，甚至可以争吵，但是如果只是跟朋友一起随便打打，那我需要另外一种社交场景。

对于欧美用户，欧美用户不是不要社交竞技派的用户，他们也要，只是这个行为不一定完全发生在单局内，甚至不完全发生在游戏内，一些游戏外的社交场景的设定对于他们的竞技派用户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

Q：前面提到了新兴市场，也提到了冰山模型，表层和底层。针对这部分能否再分享多一些？在平时做业务的时候，尤其是海外深耕的时候，能有没有一些tips的方向和建议？

张宇：大家在做区域深耕的时候，内容和玩法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要做区域本地化深耕的时候，在做内容方面，冰山的视角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启发，比如可以更多可以关注区域底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视角，然后再去思考它对于用户在娱乐方面的特征偏好，再到本身用户的态度和游戏行为层的特征。

关于内容本地化方面，这里面举一个小例子，比如说你可能在某一个区域，想要在这个区域做一个亲近度或唤醒用户的亲和力的内容。以土耳其为例，可以在区域的内容生态方面做一些监测和分析，看看用户在内容偏好上有什么样的共性特点，比如说很多明星角色、历史角色等人设是有胡子的，这个时候大家是不是就可以说做一个内容型的本地化角色就直接用胡子了？这就是给大家分享冰山体系的洞察思维，以及怎么做更深入的分析？这里就需要一个更好地下探，因为胡子本身的背后可能意味着用户的偏好底层，土耳其本身的民族特点中用户对胡子是有一个慕强的联想；但是不同的胡子可能和不同的宗教、政治等都有关联，需要非常深入的理解区域文化底色，才能从中识别出什么类型的胡子可以使用会比较合适。

此外，更多关于发行和本地化方面，比如说做赛事，也要更多理解区域本身在赛事上怎么样可以更好地满足用户的偏好和需求。比如说提到的新兴区域，在拉美，有一些赛事是国际赛或区域赛，哪个会更好满足用户的需求？这个也需要理解拉美用户对赛事的需求承载，以及结合区域国民底色来判断。

未来我们的海外研究也会不断的通过区域深耕下探，带来更多的用户洞察解读。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