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开瓶时辣椒酱爆炸 堪比案发现场：不可思议！

作者：小原爱好唱歌6

发布时间：2022-08-19 23:28

快照：

辣椒酱还会爆炸吗？这确实存在。 8月18日，贵州省都匀市，石先生在厨房打开一罐辣椒酱，罐子突然爆炸。结果，厨房里堆满了辣椒酱。

那一幕令人震惊。从视频来看，台面、墙壁、地板都沾满了红辣椒酱，尤其是靠近火炉的地方。打开瓶子后，石说它像疯了一样旋转，不停地煎，不到一分钟，整个厨房就变成了犯罪现场。幸运的是，石先生没有受伤。

目前尚不清楚辣椒酱罐被打破的原因。可能和最近的高温天气有关，但是贵州都匀的天气没那么热，最近最高气温在32-35摄氏度左右。

此外，在炎热的天气打开密封瓶时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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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十年·湖北”主题新闻发布会实录

作者：湖北发布

发布时间：2022-08-20 00:03

快照：

8月19日，中共湖北省委“中国这十年·湖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武汉举行，主题是“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省委书记王蒙徽作主题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忠林，省委副书记李荣灿，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郭元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回答有关提问。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委新闻发言人许正中主持发布会。

以下是发布会实录

王蒙徽首先作主题发布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向大家介绍湖北的情况。首先，我代表湖北省委、省政府，对大家长期以来对湖北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湖北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先后5次考察湖北，并参加全国人大湖北代表团审议，提出“四个着力”“四个切实”等重要要求，寄予“三个一定能够”的殷切期望，作出“三个没有改变”的重大判断，赋予湖北“建成支点、走在前列、谱写新篇”的历史使命。特别是今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莅临湖北，看望干部群众，并就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疫情防控、社区治理等作出重要指示，勉励我们坚定信心，再接再厉，取得更好成绩。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为我们做好湖北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十年来，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共享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历史荣光，成功承办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等国际盛会，如期完成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小康，打赢疫情防控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加快推进疫后重振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成支点”实现历史性突破、“走在前列”迈出关键性步伐、“谱写新篇”取得标志性成果。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由2012年的2.26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5万多亿元，排名居全国第7位。今年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5%，高于全国2个百分点，保持了经济平稳运行态势。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论述，全力打赢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坚决守住不出现疫情规模性反弹的底线。一是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起重中之重、决胜之地的主战场责任，牢牢守住全国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用3个月左右时间取得抗击疫情的决定性成果。我们永远铭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永远铭记举国上下的火线驰援和鼎力相助，永远铭记英雄的湖北人民、武汉人民展现出的伟大精神和非凡力量。二是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坚定不移贯彻“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坚持主动防、早发现、快处置，完善社区常态化防控、常态化核酸检测等机制，有效处置局部输入性疫情，没有发生大的反弹。习近平总书记称赞“武汉市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做得是好的，经验值得总结”。三是坚持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深化疾控体系改革，以强化基层为重点推进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坚持党建引领、做强街镇、夯实社区，4.3万多名社区工作者纳入规范管理，104万名党员干部常态化下沉社区服务，持续答好习近平总书记交给我们的“必答题”。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扎实推进科技强省建设，围绕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出台“1+4”等科技政策体系，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快建设武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已建和在建6个大科学装置，组建10个湖北实验室并实体化运行，努力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的通道。二是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规上工业产值迈上5万亿台阶，15个产业营业收入超过千亿，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实现“三个过万”，三次产业结构由2012年的11.8：49.4：38.8调整到2021年的9.3：37.9：52.8。三是统筹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施“一主引领、两翼驱动、全域协同”区域发展布局，推动以武汉、襄阳、宜昌为中心的三大都市圈建设，引导各市州差异化发展、协同化发展，加快形成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新格局，2021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09%。四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纵深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自贸区开放创新引领作用凸显，“四纵四横一核心”高铁枢纽网加快构建，“双枢纽、多支线”航空客货运通道初步形成，目前来鄂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比2012年增加219家，达到324家，2021年进出口总额是2012年的2.6倍。今天的湖北，发展动力和活力明显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成色越来越足。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论述，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始终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一是坚决抓好长江大保护，围绕提升长江流域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实施“四个三”重大生态工程、“双十”工程和“新双十”行动，“关改搬转”沿江化工企业 443家，取缔各类码头1810个，腾退长江岸线149.8公里，严格落实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干流湖北段水质保持在Ⅱ类，丹江口水库水质保持在Ⅱ类以上，确保一江清水东流、一库净水北送。二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认真做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2021年，全省17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86.7%，190个国控考核断面（水域）水质优良比例达93.7%，土壤环境质量总体安全可控。三是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落户武汉并投入运营，湖北碳市场交易规模居全国前列。今天的湖北，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展现了“千湖之省、鱼米之乡”的生态美景。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是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省581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37个贫困县全部摘帽、4821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书写了中国减贫奇迹的荆楚篇章。二是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严格落实“四个不摘”，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粮食产量连续9年稳定在500亿斤以上，十大重点农业产业链加快发展，2021年农产品加工业产值达到1.2万亿元。三是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2021年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达到79.2%、创历史新高，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0278元、18259元，是2012年的1.93倍、2.33倍，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达到864.7万人，基本医保参保率超过97%，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现省级统筹。今天的湖北，民生福祉持续改善，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断巩固拓展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一是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党内集中教育，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二是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让能干事者有舞台、干成事者得发展；强化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推动全省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三是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驰而不息纠治“四风”，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四是坚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开展“万名干部进万村惠万民”等活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扎实开展党员干部“下基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活动，推进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在共建共治共享中，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不断夯实党的执政根基。今天的湖北，经过全面从严治党革命性锻造，全省党风政风持续向上向好。十年砥砺前行，不负殷殷嘱托；十年非凡成就，彰显思想伟力。湖北取得的各项成就、荆楚大地发生的深刻变化，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奋进新征程，我们将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锚定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目标，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我就先向大家介绍这些。谢谢！

答记者问环节

人民日报记者：湖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努力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确定这一目标定位主要基于什么考虑？围绕建设先行区，湖北作出了哪些工作部署、推出了哪些重点举措？

王蒙徽：感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的深刻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率先探索有利于促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进入新发展阶段，湖北要加快“建成支点、走在前列、谱写新篇”，就必须按照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找准我们在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科学定位和比较优势，努力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湖北具备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的有利条件。首先，从经济结构看，与沿海地区相比，湖北外向型经济占比较低，2021年经济对外依存度为10.7%，产业链、供应链和产品销售市场主要在国内，经济发展主要靠内需，转型成本低，“船小好掉头”，在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先发优势。第二，从发展基础看，湖北是经济大省、科教大省、生态大省、农业大省，工业基础较好、产业门类齐全，既是制造业重地，又是鱼米之乡，科教资源丰富，产学研用链条较为完备，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处于全国第一方阵，综合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第三，从地理区位看，湖北东联长三角、西接成渝、南向粤港澳、北望京津冀，位于全国主要经济区的几何中心，是长江黄金水道和南北交通大通道的中心枢纽，“九省通衢”的交通优势突出，战略纵深大、市场腹地广，这些都是湖北独具的特色。特别是历经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和疫后重振等大战大考，全省上下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更足，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疫情防控形成的一系列制度性成果，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支撑和良好基础。我们有基础、有条件、有信心在探索促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中走在前列，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由沿海开放的“后队”转变为新时代内陆发展的“前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明确了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的目标任务和实施路径，当前全省上下正在抓紧贯彻落实，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推进：一是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流域综合治理明确并守住安全底线。首先要明确安全底线，明确底线是为了更好守住底线。我们科学划定流域综合治理的“底图单元”，在划定的“底图单元”内，明确水安全底线、水环境安全底线、耕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等，确定安全管控的“负面清单”。从源头做起，加强上下游统筹、左右岸协同、干支流互动，实施流域系统治理，确保江河安澜、社会安宁、人民安康。二是统筹城乡区域和资源环境，以四化同步发展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大力发展武汉、襄阳、宜荆荆三大都市圈，提高经济集聚度和城市竞争力。实施强县工程，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建设“三高地、两基地”，即全国科技创新高地、制造强国高地、数字经济发展高地和现代农业基地、现代服务业基地。三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打造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建设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全国重要物流枢纽，打造“新时代九省通衢”。以控制成本为核心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们提出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探索，需要保持战略定力、久久为功，我们一定要锚定目标、笃行不怠。我相信，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交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湖北答卷。谢谢！

新华社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湖北、参加全国两会湖北代表团审议以及今年6月28日在武汉考察时，都要求全力做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今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要要求。请问，湖北近年来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上，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哪些成效？

王忠林：感谢记者朋友的提问。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近年来特别是2020年以来，对湖北来讲极不平凡、极不容易。百年不遇的世纪疫情突袭湖北、突袭武汉，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全国人民鼎力支持，6100万荆楚儿女勠力同心，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为全国抗疫争取了战略主动。在抗疫斗争取得决定性成果后，面对艰巨繁重的疫后复苏重振任务，湖北人民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定能够彻底战胜疫情，一定能够浴火重生，一定能够创造新时代更加辉煌的业绩”的殷殷嘱托，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力推动疫后复苏重振。在2020年遭受疫情重创、一季度GDP断崖式下跌39.2%的情况下，全省上下艰苦努力，当年恢复到2019年的95.6%；去年增长12.9%、增幅全国第1，总量迈上5万亿大台阶，排名重回全国第7，经济发展重回主赛道；今年上半年增长4.5%，高出全国2个百分点，经济发展呈现稳中向好、进中提质的态势，实现了“把疫情造成的损失补回来、把应有的正增长追回来”的目标任务，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工作中我们把握了以下几点。一是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回顾惊心动魄的抗疫历程，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赢疫情防控的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我们之所以能从疫情的重创之下挺过来、走过来、强起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指路领航。在疫情至暗的时刻，总书记掷地有声地指出，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作出“四早”“四集中”的重要指示，给湖北人民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在封城最艰难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不顾个人安危，亲临武汉一线指挥抗疫，给我们加油鼓劲，极大地鼓舞了湖北人民的斗志。在疫后复苏重振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又亲自主持并研究制定了一揽子支持湖北的政策，为湖北走出低谷、恢复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今年6月28日，总书记再次莅临湖北莅临武汉考察，充分肯定了湖北省疫情防控、基层治理经验，更加坚定了我们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信心决心。经历大战大考的湖北人民深切感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北人民的似海深情、如山厚望，成为湖北人民克难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全省上下深怀感恩之心、砥砺奋斗之志，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可以说，湖北取得的每一次胜利、取得每一项重大成就，都是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的结果，都是一丝不苟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落地生根的结果。二是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疫情是一场大考，考验着我们的初心、能力和作风。面对肆虐的疫情，我们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救治每一个生命，从出生30个小时的婴儿到108岁的老人，一个也没有放弃，其中80岁以上老人就救治3600多人，那么这些治疗费用都是政府负担。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到一线指挥抗疫，在火神山医院亲切看望了一位81岁的栾应华老人，康复出院后他深情地说，“感谢总书记，感谢党中央。是党和政府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他现在还是一名社区志愿者。我们在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上全力以赴，无论是争分夺秒建院增床、研制疫苗，还是千方百计保供稳价、复工复产，无论是夯实社区防控主阵地、党员干部下社区，还是织密疾控体系防护网、公共卫生补短板，都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有力诠释。从波澜壮阔的抗疫斗争中，人们看到了我们党“执政为民”的使命担当，看到了社会主义中国“人民至上”的价值坚守，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看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卓越非凡的坚强领导力，人民对党、对领袖、对祖国、对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拥护热爱。三是注重因时因势、精准施策，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疫情是当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变量，我们把握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新特点，坚持晴天带伞、打伞干活，一手抓防控，一手抓发展，努力做到“两手抓、两手硬”。坚定坚决防住疫情。坚持做到“动态清零”不动摇，坚持常态化防控和局部应急有机结合，切实做到“主动防、早发现、快处置”，不断增强疫情防控的精准性，用最小代价、最短时间、最低成本控制住疫情。去年以来，我省先后遭遇13波输入型疫情冲击，但我们都在一个潜伏期内快速扑灭，守住了不发生疫情规模性反弹的底线。全力以赴稳住经济。抢抓有效防控带来的发展窗口，坚持防控不松懈、疫情不反弹、发展不止步，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千方百计稳企业强根基，真招实策为企业纾困解难，我们先后出台了加快恢复发展13条、稳经济133项清单等14个方面的政策，我们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开展“解难题、稳增长、促发展”的企业帮扶活动，两年为企业减税降费1563亿元，努力让企业在大疫之下能够活下来、挺过来、发展好。千方百计扩投资增后劲，充分发挥有效投资对稳增长的压舱石作用，在全省掀起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热潮，近三年我们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13025个，今年1-7月份，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在15.6%，在全国领先。千方百计抓创新转动能，坚持以科技创新提升产业的发展水平，加快构建“51020”现代产业体系，“光芯屏端网”、汽车制造与服务、大健康等五个产业现在加速迈向万亿级，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45万家、两年翻番，高技术制造业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31%。千方百计优环境激活力，以控制成本为核心打造近者悦远者来的一流营商环境，市场主体快速增长，去年新增114万户、历年最多，今年1-7月新增105万户，接近去年全年增量。四是奋力克难攻坚、化危为机，敢为善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面对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带来的严峻挑战，湖北人民不屈不挠、顶压前行，始终保持“拼抢实”的状态和作风，以自身确定性应对外部不确定性。主动出击、危中寻机。危机面前保持战略定力，用足用好中央支持湖北一揽子政策，全力抢时间、抢机遇、抢要素。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4751亿元，谋划推进总投资4.74万亿的619个重大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与28家央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成功举办中国5G+工业互联网大会、世界大健康博览会等国际性、全国性活动100多场次，近三年招商引资签约亿元以上项目15831个、总金额10.9万亿，湖北经济的活跃度、开放度、影响力进一步提升。聚力攻坚、难中求成。我们积极应对三重压力，以改革的办法、市场的办法为发展清除障碍，办成了一系列关系湖北现在和未来发展的大事难事。武汉获批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全国第5个，汉江实验室获批国家实验室，10个部省共建湖北实验室实体化运行，全球第四、亚洲第一的专业货运机场花湖机场建成投运，沿江高铁、长江中游航运中心等一批重大战略性工程加快推进，湖北科创高地、交通枢纽优势明显提升。民生优先、倾情倾力。我们顶住疫情“加试题”和经济下行的重压，如期完成581万贫困人口脱贫攻坚任务，湖北和全国同步迈入小康社会；就业形势持续向好，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保持在90万人以上，每年吸引留鄂来鄂高校毕业生40万人以上，均好于疫情前水平；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加，今年上半年分别增长5.8%、8.5%，增幅居全国第3位、第2位，大疫之下保持了社会大局的和谐稳定。楚人崇凤，今天的湖北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要要求，加快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谢谢大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展现了人民领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2018年4月，总书记考察武汉市青和居社区。2020年3月，总书记考察武汉市东湖新城社区。今年6月，总书记考察武汉市智苑社区，强调要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更好发挥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作用。请问，湖北按照总书记要求,采取了哪些措施，坚持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目标？李荣灿：感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刚才蒙徽书记已经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五次考察湖北，对湖北各项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提出了明确要求，这其中也包括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内容。省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社会治理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作为坚持“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实践，作为彰显制度优势、践行群众路线、提升省域治理效能的重要途径，总结运用战疫、战贫、战洪等大战大考经验，分别于2020年的6月、2021年的6月召开省委全会进行系统部署，出台了深化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促进乡村振兴等文件。今年6月，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对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又作出重要部署，明确提出，要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为加快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谱写新时代湖北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奠定坚实的基础。我们主要抓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完善治理机制，夯实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阵地基础。主要做了四件事：一是深化街道（乡镇）管理体制改革，统筹街道（乡镇）党政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编制调配，跨层级向街道调剂1.1万多个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选拔933名乡（镇）事业编制人员、优秀村党组织书记、到村任职过的选调生、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的“五方面人员”进入乡镇领导班子；推行“街乡吹哨、部门报到”，街道（乡镇）由“行政末梢”向“治理枢纽”转变。二是健全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基层党组织体系，完善“街道党工委（乡镇党委）—社区（村）党组织—网格党支部—楼栋（塆组）党小组—党员中心户”五级架构，实现基层党组织全覆盖。三是提升村（社区）党组织基层治理领导力，大力培养能够把群众组织起来的带头人队伍，实行城市社区党组织书记事业岗位管理，稳妥推进村、社区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来担任村（居）委会的主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肩挑”，目前“一肩挑”的比例达到99%以上。四是常态长效化实施机关企事业党员干部下沉，全面落实“双报到、双报告”制度，全省104万名党员干部到社区报到参与治理、服务居民。持续选派驻村工作队1.2万支、驻村干部4.26万人，在常态化疫情防控、防汛抗旱、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个方面的工作——推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基层治理体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让群众在基层治理中有更多、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是充分激发自治活力，全面加强村（居）委会规范化建设，依法制定或修订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实施村（居）委事务阳光工程。发展和培育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更加积极主动。引导群团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二是持续加强法治建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全面推行“一居一警”、“一村一辅警”、法律顾问服务全覆盖。深入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示范社区创建，提升基层党员、干部的法治素养、引导群众依法支持和配合基层治理。三是有效彰显德治教化，广泛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深入实施“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行动，群众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氛围日益浓厚。第三个方面的工作，也是我们当前正在着力推进的工作——开展共同缔造，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格局。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以城乡社区为基本单元，以改善群众身边、房前屋后人居环境的实事小事为切入点，以建立和完善全覆盖的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广泛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一是坚持群众主体。全方位增强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最大限度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找准群众的真实需求，推动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变政府“端菜”为群众“点菜”，变“你和我”为“我们”，变“要我做”为“一起做”。二是坚持赋能基层。按照“能下尽下、应下尽下”的原则，推动市、县将资源、服务、平台最大限度地下沉乡镇（街道）、村（社区）等基层单位，持续增强基层单位组织群众、服务群众能力。三是坚持共建共享。充分发挥政府、社会、群众等多方作用，以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推动社会治理方式由政府单向管理向社会多方参与转变，形成各类主体合作、多种手段统筹、多方资源融合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一丝不苟地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支撑基层治理的一系列论述，进一步完善各项措施，加大工作力度，努力开创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新局面，答好总书记交给我们的“必答题”！

经济日报社记者：习近平总书记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立规矩、画“红线”，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2018年考察湖北时要求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路子。湖北是生态大省，拥有长江干线最长径流里程，请问湖北在长江大保护中做了哪些工作，下一步将采取什么措施守住水安全底线？

王忠林：感谢记者朋友的提问。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了亿万华夏儿女。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保护高度重视，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以恢弘视野对长江提出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要求，先后三次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两次莅临湖北长江沿线考察，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立规矩”，为我们推动长江大保护提供了根本遵循。湖北是长江干线流经里程超千公里的唯一省份，担负着“一江清水东流”的特殊使命。这些年，湖北坚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决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着力推动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长江生态环境发生了“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明显变化。长江干流湖北段水质保持在Ⅱ类，河湖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3.7%，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6.7%，森林覆盖率达到42%，江豚逐浪、鱼翔浅底的美景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切实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水污染治理是长江大保护的首要任务，我们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重要要求，大力实施长江高水平保护十大攻坚提升行动和长江经济带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十大行动，用心用力守护好一江碧水。壮士断腕破解“化工围江”，“关改搬转”沿江化工企业443家，沿江1公里内实现“清零”；大力推进磷石膏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今年上半年全省新产生的磷石膏综合利用率达到60%以上，磷石膏治理“世界级难题”破题见效。重拳出击狠抓污水治理，关停搬迁禁养区1.28万家畜禽养殖场，“一口一策”全面整治12480个江河排污口，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96%，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消除。持续加力保障饮水安全，270个县级以上城市饮用水源地环境问题全部完成整治，3600个农村集中饮用水源地得到有效保护。二是切实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全力筑牢长江中游生态屏障。长江大保护的核心是流域生态环境修复，我们率先实施五级河湖长制、林长制，一体推进禁渔、治岸、增绿、活水，长江生态系统稳定性不断提升。坚决落实“十年禁渔”，率先实行长江汉江流域禁捕退捕，3.2万名渔民全部转产安置，1.7万艘渔船全部停业上岸，长江水生生物资源量快速恢复。坚决推进岸线整治，取缔码头1810座，沿江造林绿化84万亩，生产岸线变为生态岸线，成为广大人民群众亲水乐水好去处。坚决修复山体湿地，整治修复废弃矿山327个，曾经的“生态伤疤”蝶变成生态公园；洪湖等五大湖泊退垸还湖245平方公里，全省湿地保有量扩大到1.45万平方公里。今年11月，国际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将在湖北举行。三是切实统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全力推动全面绿色转型。我们坚持以绿色发展理念重塑发展方式、以低碳循环发展提升生态颜值，让美丽湖北、绿色崛起成为湖北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聚焦新旧动能转换，累计投入18.4万亿、实施重大技改项目6.8万个，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突破万亿、占GDP比重由13%增至21%，经济含新量持续攀升。兴发集团是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4月考察长江的第一站，近年来大力推动产业向高端迈进，以前是初级产品“按吨卖”，现在是电子级新材料“论克卖”，成为化工企业转型发展的典范。聚焦节能减排降碳，全省单位GDP能耗、碳排放分别累计下降30%、40%，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7.6%的经济增长；建成运行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湖北成为全国碳资产大数据中枢。聚焦循环经济发展，格林美“城市矿产”、青山循环经济产业园等23个国家示范试点加快建设，稻虾共作、猪沼粮、果沼茶等生态循环农业蓬勃发展，稻渔种养规模770万亩、全国第1，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路子越走越宽。保护长江是国之大者、千年大计。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大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以流域综合治理为基础的四化同步发展，加快构建荆楚安澜现代水网，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湖北。谢谢大家！

湖北广播电视台记者：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考察时强调“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今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考察时再次强调，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要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请问武汉在推进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下一步将采取什么措施，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郭元强：感谢记者的提问。科教人才优势是武汉最大的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5次到湖北武汉考察，多次就科技创新作出重要指示，对武汉寄予殷切期望。十年来，我们奋力把总书记殷殷嘱托变成生动实践，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成为武汉这十年的鲜明特征、鲜亮底色。一是集聚发展科技创新平台，重大原始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培育，启动建设东湖科学城，支持高校“双一流”建设，精密重力测量等5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获批建设，测绘遥感信息工程等29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汉落成，各类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达到148家，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不断深入。十年来，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由2.66%提升到3.51%，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增长5.2倍，产生国家级科技奖励250多项，全球首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全国首款128层三维闪存芯片等重大自主创新成果在汉问世，北斗导航、神舟飞船等一批“国之重器”凝聚武汉科技力量。二是大力发展创新型产业，发展新动能加快培育壮大。推动东湖高新区等三大国家级开发区创新发展，加快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建设，高水平建设存储器等五大国家级产业基地，集成电路、下一代信息网络等4个产业入选国家首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加快迈向万亿级，成为新的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湖北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在光电子信息产业领域独树一帜”。十年来，高新技术企业增长10.2倍，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2.5倍，占GDP比重27%、提高10.1个百分点，有力支撑了武汉疫后重振重回主赛道、跑出加速度。2021年全市GDP增长12.2%，经济总量保持全国城市前十;今年上半年GDP增长4.3%，增幅位居全国各大城市前列。三是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全社会创新创业氛围日益浓厚。深化科技成果“三权”改革、科技金融、知识产权保护等体制改革，科技创新体系不断完善。采取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方式，激励重点领域核心技术突破。深化“产学研用”高效协同，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深入实施武汉英才、“学子留汉”等人才工程，近5年留汉创业大学生191万余人，武汉成为人才汇聚的创新沃土。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6月28日考察湖北武汉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部署，举全市之力大力推进武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着力打造前沿领域原始创新策源地、世界级产业创新高地、内陆开放融合创新高地、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高地，努力在湖北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中当先锋、打头阵，加快把武汉科教人才优势转化为创新发展优势。重点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提升创新策源功能，加快建成世界一流东湖科学城，力争在光电、芯片、生物育种等领域突破一批“卡脖子”难题，提高国产化替代率，努力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更大作用。二是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带动以武鄂黄黄为核心的武汉都市圈协同创新，壮大光电子信息等创新型产业集群，推动“中国光谷”迈向“世界光谷”。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产业，开辟经济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三是强化科技赋能，促进科技惠民，提高科技防疫水平，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提升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四是优化创新创业环境，争创国家级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平台，加大政策和公共服务供给，创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和工作生活环境，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谢谢！

湖北日报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和参加全国两会湖北代表团审议时，给湖北提出了“着力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不断取得新成效”“要及时解决人民群众实际困难”“要做好保基本民生工作”等要求。请问，近年来湖北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取得哪些突出成效？董卫民：感谢记者的提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始终把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北的殷殷嘱托作为推动一切工作的“纲”和“魂”，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新时代湖北的十年，是奋进的十年，是非凡的十年，也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十年。我们始终不忘“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的决胜誓言，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咬定目标，尽锐出战，脱贫攻坚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全省581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37个贫困县全部摘帽，4821个贫困村全部出列。我们始终牢记“就业是最大民生”的殷切教诲，千方百计稳定扩大就业。坚持就业优先，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让人民群众有活干、有钱赚。十年来，筹措就业补助资金527亿元，实现城镇新增就业逐年增长，连续跨越80万人、90万人台阶，累计达到864.7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保持在1000万人以上。人民群众的就业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我们始终按照“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的重要要求，努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十年间增长152%，顺利实现翻番目标；到2021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0278元、18259元，分别增长8.3%、9.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不断缩小，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由十年前的2.4缩小至2.2。人民群众的腰包更鼓了。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加快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整体谋划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系统重塑公共卫生体系，全面提升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十年来，全省人均预期寿命由75.32岁提高到78.71岁，医疗卫生机构床位达到43.4万张，比2012年增长71.55%。特别是我们坚决答好习近平总书记交给湖北的“必答题”，大力实施公共卫生补短板工程，开工项目1649个，完成投资1046亿元，全力打造疾控体系改革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湖北样板”。我们始终遵循“兜住民生底线”的殷殷嘱托，全方位织密织牢社会保障网。十年间，落实养老保险投入资金5364亿元，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4448万人。安排基本医保补助资金1411亿元，城乡居民医保财政标准由2012年的人均240元，提高到2022年的人均610元。连续18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企业养老保险平均待遇水平从2012年的1390元/月提高至2021年的2935元/月，年均增幅8.6%。失业保险金标准提高至最低工资标准的90%。我们始终秉持“民生是最大政治”的价值导向，稳步推进民生事业发展。积极发展各项民生事业，财政民生支出连续十年保持在75%以上。全省各级财政投入教育经费十年累计达到9868亿元，各类教育得到更均衡的发展。筹集资金716亿元，用于支持建设发展保障性住房，加快城镇老旧小区和棚户区改造，促进城市功能品质实现新提升。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全省综合交通网总里程达31万公里，比2012年底增长31.9%，已实现市市有高铁，县县通高速，镇镇通二级路，村村通硬化路。民生事业的发展绘就了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温暖底色。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谢谢！湖北发布编辑部出品 | 转载请注明出处来源：湖北发布编辑：周密 曾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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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人，送你小心心！

作者：陕西榆林神木妇联

发布时间：2022-08-19 23:05

快照：

不知从何时起“比心”已经悄然流行起来这波“比心”送给你或许你只是随手捡起路边垃圾或许在不经意间装点了城市文明今天，文明的你请收下这些小心心呐！送给文明有礼的你小安安自由沐歌平等开开心心送给文明露营的你露露为了明天文明听说和谐送给健康生活的你追风人富强回眸一笑民主且三思送给文明用餐的你程程爱国ding敬业进行时送给乐于助人的你公正小七豆豆安妮法治送给崇德向善的你和你一起为了安全第一桃子夏天送给移风易俗的你芒果安心漫漫橙子小丸子END来源：文明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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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医”不可，10句文案致敬中国医生！

作者：跨界文案

发布时间：2022-08-19 22:49

快照：

- 这是 跨界文案 的第 346篇原创文章 -

奉命于病难之间

受任于疫虐之际

……

今天是第五个

中国医师节

面对再次袭来的新一轮疫情

医务工作者

顶着热浪

投身抗疫一线

在默默奉献与付出中度过属于他们的节日

医者仁心

就是今天最美的文案

文末还有去年写的往期推荐

喜欢记得点赞，一起来看一下吧

#2022中国医师节#原创文案

▽

01.

白衣执甲

丹心为矛

02.

大医为民

道济天下

03.

仁者之术

成全美好

04.

一声医师

医生一世

05.

敬畏生命

静待花开

06.

志存高远

为国担当

07.

以医者之心

行仁爱之术

08.

你守护生命

我们守护你

09.

怀救苦之心

做苍生大医

10.

你若信任相托

我必全力以赴

11.

仁心芳菲岁月

厚德润泽人间

12.

传承国医智慧

创新中国方案

13.

奉命于病难之间

受任于疫虐之际

14.

肩负光荣与梦想

照亮生命与希望

15.

给病人指一条路

让病人少走弯路

—END—

跨界文案

祝广大医务工作者

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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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海瑟薇「仙女级美貌进化史」大回顾，率性短发比男生还帅

作者：环球捌卦

发布时间：2022-08-19 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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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女星安妮·海瑟薇（Anne Hathaway）有着甜美笑容以及完美曲线，她早期以电影《公主日记》、《穿普拉达的女王》闯出知名度，后来又陆续演出《星际穿越》、《实习生》、《克罗索巨兽》等作品，演技备受肯定。安妮·海瑟薇因为姣好外貌而有着「美国甜心」的称号，她在2001年演出迪斯尼电影《公主日记》的女主角而火速走红，平凡傻女孩和优雅公主的反差被她诠释的活灵活现！当时安妮·海瑟薇才19岁，脸上饱满的胶原蛋白和明亮的眼神都非常让人心动，尤其露出笑容的瞬间更是散发满满的迷人魅力！2006年与梅丽尔·斯特里普搭档演出的《穿普拉达的女王》也是红遍全球，安妮·海瑟薇在剧中从时尚界小菜鸟变身成女强人秘书，观众也仿佛跟着她经历了一场时尚界冒险！安妮·海瑟薇也曾在《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中饰演火辣性感又危险的猫女，黑色紧身皮衣完美衬托出她窈窕的身材曲线，真的让观众全都喷鼻血啦～后来随着年纪增长，安妮·海瑟薇在《瞒天过海：美人计》、《偷心女盗》中都演出了霸气又性感的气质，成熟韵味比起年轻时的青春亮丽更显得有女人味。值得一提的是，一直以来都以长发示人的安妮·海瑟薇，过去也曾经多次以极短发亮相，即便没有柔顺长发也依然美丽迷人。虽然在结婚生子后，安妮·海瑟薇曾被拍下一系列身材微微走样的照片，不过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才是妈妈该有的样子，不应该以过度严苛的标准来批评艺人，只要保持身体健康就是最美的模样，也有网友表示：「美女胖了还是美女好吗？」小编也加码分享安妮·海瑟薇小时候的照片，可以看到她招牌的咧嘴微笑从小就超可爱，精致五官也非常惹人疼，只能说真的基因太好啦～安妮·海瑟薇真的是名符其实的好莱坞甜姐儿呀～大家最喜欢哪个时期的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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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员，也救不了小米的重重困境

作者：长桥海豚投研

发布时间：2022-08-19 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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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集团（1810.HK）于北京时间 2022 年 8 月 19 日晚的长桥港股盘后发布了 2022 年第二季度财报（截止 2022 年 6 月），要点如下：

1、整体业绩：手机，是业绩下滑的主谋。$ 小米集团-W.HK 本季度总营收 702 亿元，同比下滑 20.1%，符合市场预期（699 亿元）。公司收入在本季度出现下滑，主要是受低迷的手机业务拖累。小米集团本季度毛利率 16.8%，同比下降 0.5pct，符合市场预期（17%），公司在本季度通过促销继续清理库存对毛利率产生影响。

2、手机业务：两年来首次量价齐跌。经济放缓抑制市场要求，叠加疫情、地区政策等因素影响，手机出货量和去年同期相比下滑近 1300 万台，手机出货量同比下滑达到 26.1%。手机均价前几季度的连续上涨，在本季戛然而止。在高企的库存下公司开始降价销货，手机均价回落至 1081 元（同比-3.2%）。海豚君测算本季中国市场下滑约 300 万台，印度市场下滑约 270 万台。

3、IoT 业务：疲软之中，“白电” 成唯一亮点。在万物互联时候，市场曾预期双位数增长的 IoT 业务，在本季度也出现了负增长。在笔记本电脑的拖累下，本季主要 IoT 产品出现两位数的下滑。IoT 业务本季仅有空调等 “白电” 实现了 30% 以上的增长，其余 IoT 产品的表现都暗含需求不振。

4、互联网服务：首次下滑，宏观影响广告主预算。互联网业务，在本季度出现了首次下滑。从用户量看，公司本季度的用户数不论国内还是海外都净增加的。但是国内单用户的 ARPU 值实在 “辣眼”，海豚君测算本季度国内单用户 ARPU 值仅有 37.6 元，同比下滑 21.2%。在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国内广告主开始收缩广告预算，直接影响了互联网业务中最大部分广告业务。虽然小米作为硬件入口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但也挡不住大环境。

5、费用及业绩情况：裁员，也挡不住汽车投入的增加。粗粗的看，小米的费用端在本季度又创新高。但其实小米已经在暗暗裁员了，而不断走高的费用主要是来自于对汽车等创新业务的投入。本季度小米员工总人数下降 924 人，加入了互联网裁员大军。费用端不降反升，主要是汽车业务本季度带来了 6 亿多费用。而在汽车形成销售前，该部分都将直接构成公司的费用项的增加。

整体来看：虽然小米本季度基本 “完成了” 市场预期，但是从财报中每一处透露着 “惨”。本季度小米各项主要均出现了下滑，IoT 业务和互联网业务出现了首次下滑，而手机业务更是直接下滑近 30%。诚然市场已经预期了公司本季度的 “惨状”，业绩至少没出现显著 miss。

但是对于投资，主要是买入未来。从这份财报，能有什么指向作用呢？由于小米是 “软硬一体” 的公司，我们从硬件和软件分别来看。

1）硬件端（手机和 IoT）：这季度确实已经很差了，但现在却还没看到好转的迹象。本季度手机出货量不到 4000 万台，IoT 产品又出现下滑，可以说是小米近期最难的季度了。但是，从市场和财报中并没看到好转的迹象。①本次财报中的存货在本季度继续上升，二季度的促销并没把库存水位降低；②手机市场需求仍然疲软，以前些天舜宇的公司指引测算得下半年安卓手机仍将有两位数得下滑；③印度、德国等国家开始对小米等中国公司的政策施压，小米本季在印度市场份额掉了 8.8%，风险仍在。目前硬件端的三大风险，仍在。

2）软件端 (互联网服务)：互联网服务在本季度出现首次下滑，主要受宏观经济面的影响。如果经济增速持续放缓或低位，对广告主的预算有进一步收缩的风险。在整体广告行业预算收缩的大背景下，小米即使依靠硬件入口，也难独善其身。目前软件端的风险，也在。

综合来看，在众多风险压制下的小米，股价确实也已经回落到 12 元以下。但从本次财报看，海豚君并没有看到风险释放的迹象。单纯看小米的股价已经跌了很多，好像不算贵。

在各业务下滑和多重风险的压制，小米业绩存在下修的风险。小米已经不再是像去年那样年赚 200 亿的公司，小米今年的全年经调整后的净利润可能不到 100 亿，目前市值对应估值达到 25 倍（估值接近于$ 苹果.US ），实际上的估值也并不低。

重重风险之下，小米也开始了裁员降本的操作，努力把现在最困难的时候熬过去。小米的 “逆境重生”，需要看到这一层层风险逐步释放，或者是汽车业务带来的新成长。

以下是长桥海豚君对小米财报的具体分析：

一、整体业绩：手机，是业绩下滑的主谋

1.1 收入端

小米集团 2022 年第二季度总营收 702 亿元，同比下滑 20.1%，符合市场预期（699 亿元）。公司本季度收入同比下滑约有 150 亿元，这些基本都来自于手机业务的低迷。在经济放缓和疫情等不稳定因素下，整体手机市场需求疲软，小米手机业务也因此出现较大的下滑。

在本季度小米集团的各主要业务中，智能手机、IoT 和互联网服务的收入占比分别为 60.2%、28.2% 和 9.9%。手机业务仍然是小米集团的最大收入来源，但由于手机业务的下滑表现，在公司总收入中的占比继续下滑。

1.2 毛利率

小米集团 2022 年第二季度毛利率 16.8%，同比下降 0.5pct，略低于市场预期（17%）。

由于小米硬件端收入占比达到 9 成，所以小米公司的毛利率主要受硬件端产品的影响。硬件端的毛利率均有下滑，主要是因为市场需求疲软，公司加大了促销以清理库存；软件端（互联网服务）的毛利率同样回落，这主要是公司手机出货量相关的预装业务收入减少导致广告业务毛利率下降所致。

二、手机业务：两年来首次量价齐跌

2022 年第二季度小米智能手机业务实现营收 423 亿元，同比下滑 28.5%。公司手机业务在本季度的下滑主要来自于出货量上的较大下滑，出货量的下滑来自于国内和国外两市场的双双影响。

海豚君将小米的智能手机业务进行量价分拆，来看本季度智能手机业务主要推动力：

量：2022 年第二季度小米智能手机出货量 3910 万台，同比下滑 26.1%，仍然没回到 4000 万台的季度出货。本季度小米手机出货量的大幅下降，主要是整体手机市场的低迷，本季度全球手机出货量下滑 8.7%，而以小米、OV 为首的国内厂商的下滑幅度更是全都在 20% 以上。其中主要的因素有①经济增速放缓，导致整体市场需求疲软；②国内疫情，直接影响线下市场的销售；③部分海外市场加剧了对中国手机品牌的管制。

小米本季度同比下滑的 1300 万台手机中，其中国内大约下滑 300 万台，海外大约下滑 1000 万台。除经济放缓以外，国内市场还有疫情和荣耀的因素；海外市场还有各国政策的因素。

价：2022 年第二季度小米智能手机出货均价 1081 元，同比下降 3.2%。本季度手机价格再次出现下降的主要原因①境外市场低价智能手机出货量占比较高，带来结构性影响；②在库存高企的情况下，公司加大了产品的促销力度。

小米的高端化战略，对公司手机 ASP 的提升还是有一定效果。公司手机出货均价从过去的 1000 元左右，已经提升到 1100 元一带，过往几季公司手机 ASP 也呈现上升的态势。但由于近期市场需求疲软，公司采取促销的方式来消化手机库存，使得公司手机均价出现回落。

2022 年第二季度小米智能手机业务毛利 36.6 亿元，同比下滑 47.6%。在公司毛利中的占比 31.1%。本季度小米手机业务毛利的大幅下降，有收入下降的因素，也有毛利率明显下滑的影响。

本季度智能手机业务的毛利率 8.7%，同比下滑 3.1pct。由于二季度传统促销因素影响，毛利率本身有季节性下降的情况。但和去年同期相比，手机毛利率出现大幅下滑，主要是因为今年手机市场的需求疲软，公司手机库存高企。而公司在本季度增加促销力度影响了毛利率，同时美元升值也增加了公司销售成本。

三、IoT 业务： 疲软之中，“白电” 成唯一亮点

2022 年第二季度小米 IoT 业务实现营收 198 亿元，同比下跌 4.4%，主要受全球宏观经济影响，境外市场若干 IoT 产品需求减弱。

二季度原本是传统促销旺季，而在本季度并没看到明显的季节性增长，还是宏观经济增速下滑，压制了电子产品的这类可选消费的需求。

小米主要 IoT 产品主要涵盖电视和笔记本，2022 年第二季度主要 IoT 产品实现营收 53 亿元，同比下滑 11.7%，主要来源于笔记本电脑出货量下降所致。在疫情后，PC 市场需求出现萎缩。根据 IDC 的数据，二季度全球 PC 出货量同比下滑 14.7%。

小米智能电视实现同比逆势增长，在 2022 年第二季度全球出货量达到 260 万台。小米电视在中国大陆地区连续 14 个季度出货量排名第一，全球稳居前五。

2022 年第二季度小米其他 IoT 产品实现营收 145 亿元，同比下滑 1.5%。同比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境外市场若干 IoT 产品的需求减弱，智能大家电业务弥补了整体业务的下滑。

本季度中少有的亮点是，智能大家电类（空调、冰箱、洗衣机）本季度仍获得 25% 以上的同比增长，主要由于智能空调出货量增加所致。公司空调产品二季度出货量超过 120 万台，同比增长 35%，截至 7 月累计出货量已经超过 2021 年全年的 200 万台。

相比而言，在整个其他 IoT 产品业务下滑的情况下，可以看出本季度除白电以外的其他产品表现很低迷。

2022 年第二季度小米 IoT 业务毛利 28.3 亿元，同比增长 3.1%。收入下滑，毛利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季度 IoT 业务的毛利率同比有所提升。

第二季度 IoT 业务的毛利率 14.3%，同比上升 1.1pct。IoT 毛利率从 11.6% 的低点开始，连续三季的同比上升，印证了海豚君在 3 月财报点评《中规中矩的小米：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中的观点，“面板价格的下跌，从成本端推动业务毛利率的回升”。

但如今面板价格已经跌破现金成本价，中长期看面板价格肯定会触底回升，届时小米 IoT 业务的成本端承压对毛利率有抑制影响。

四、互联网服务：首次下滑，宏观影响广告主预算

2022 年第二季度小米互联网服务业务实现营收 70 亿元，同比下滑 0.9%，在公司总营收占比 9.9%。互联网服务营收首次出现下滑，主要是宏观环境影响，对中国大陆广告主预算投放有较大影响。

看互联网服务各分项情况：

①广告服务：是公司互联网服务的最大组成部分。第二季度小米广告服务实现营收 45 亿元，同比增长 0.6%，增长放缓主要受中国大陆地区影响。

本季度中国大陆地区预装广告收入受广告主预算减少，手机出货量波动影响较大。境外广告收入仍同比增长超 50%，主要得益于境外地区用户规模和生态服务的深化。

②游戏收入：保持稳定。第二季度小米游戏收入 10 亿元，同比增长 4.7%，实现逆势增长。主要得益于公司游戏活跃用户增长和黏性增强。公司产品作为硬件入口，整体抗风险能力较强，。

③其他增值业务：第二季度小米其他增值业务收入 15 亿元，金融科技业务继续收缩。

从小米和苹果公司的增值业务表现来看，占据硬件入口的公司相对抗风险能力较强，但广告业仍抵不住整体经济环境的冲击。在整体广告行业中，中国大陆地区的影响大于海外市场。

海豚君将小米的互联网服务业务进行量价分拆：

MIUI 用户数：截止到 2022 年 6 月，MIUI 月活跃用户数达到 5.47 亿，同比增长 20.5%。从 2018 年一季度至今，小米 MIUI 用户数已经连续 18 个季度实现 20% 以上的增长。虽然本季互联网出现同比下滑，但用户数仍呈现增长的态势。

ARPU 值：综合 MIUI 用户数，测算单季度的 ARPU 值情况。二季度小米互联网服务 ARPU 值为 12.7 元，同比下滑 18%。本季度小米公司 ARPU 值下降的原因在于，国内用户的 ARPU 值下滑（国内广告业务下滑）以及 ARPU 值较低的海外用户占比提升明显。

2022 年第二季度小米互联网服务业务毛利 50.9 亿元，同比下滑 2.4%。本季度互联网毛利率同比下滑 1.1pct，主要由于智能手机出货量相关的预装业务收入减少导致广告业务毛利率下降。

本身互联网服务这一波毛利率的上升主要由于，有较高毛利率的广告业务占比提升带来的结构性拉动。然而在本季度众多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下，广告行业整体的开支有所收紧，影响公司广告业务的收入增长，进而影响了业务毛利率。

五、海外市场：不稳定环境下，“出海” 的政策风险

2022 年第二季度小米海外收入 340 亿元，同比下降 22%，收入占比回落至 48.5%。受海外手机市场出货量大幅下降的冲击，公司本季度海外收入出现大幅下滑。

小米本季度海外互联网收入仍实现了 52.1% 的增长，而公司本季度海外收入的大幅下滑，主要来自于硬件业务。在地区冲突、疫情因素、海外物流以及各国政策等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下，直接影响了小米的手机和 IoT 产品的出口。根据海豚君的测算，小米手机二季度在海外市场（除中国以外）出货量同比下滑 27%。

小米的成功一部分来自于全球化，目前小米将近一半的收入来自于海外市场。虽然 “全球化战略” 一定程度能分散小米的风险，但是多个地区的不稳定直接影响了小米的业务发展。①中国大陆市场：小米手机二季度同比减少约 300 万台出货量，主要是因为疫情管控等因素直接影响了消费者的需求；②印度市场：小米手机二季度同比减少约 270 万台出货量，主要是因为当地政府政策等因素影响消费者购买的选择；③其他市场：小米手机二季度同比减少约 700 万台出货量。市场需求整体疲软，而小米二季度仍受俄乌冲突、欧洲部分国家的不友好政策等影响。

由于小米集团围绕 “硬件 + 软件” 模式的经营理念，虽然海外手机出货量同比出现下降，而软件端的海外用户数仍保持增长的态势（新增的购买量大于更换的量）。从 MIUI 用户的分布来看，小米至本季度末已经拥有 5.47 亿的 MIUI 用户，其中有 4 亿多来自于海外市场。换句话说，虽然小米公司来自于中国大陆，但是现在海外用户接近占到公司 3/4。

由于海内外存在较大的用户差异，而海外用户的人均 ARPU 值远低于国内用户，那么占比更高的海外用户结构性拉低了公司的 ARPU 值水平。本季度小米互联网服务 ARPU 值为 12.7 元，同比下滑 18%。其原因主要①海外用户的增长，②国内 ARPU 值的下滑。

长桥海豚君测算，小米二季度国内用户的 ARPU 值 37.6 元，同比下滑 21.2%，主要是由于国内广告主调低预算；而二季度海外用户的 ARPU 值 4.18 元，同比增长 23.3%，仍呈现提升的趋势。

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整体广告等互联网服务开始收紧预算。相比来看，国内广告业影响更大，而海外广告行业相对较小。此外海外互联网服务业务仍受益于用户增长和 ARPU 值双重拉动，但同时也需注意海外多个地区的政策风险。

六、费用及业绩情况： 裁员，也挡不住汽车投入的增加

2022 年第二季度小米三项费用合计 104.1 亿元，同比增长 5.2%。营业费用率提升 3.5pct，主要由于研发费用和管理费用的增长。小米公司本季度员工总人数环比的减少（900 多人），其实小米本身也在做控费用的事，然而无奈汽车等项目的研发投入使得本季度公司费用继续增长。

①研发费用：本季度 37.6 亿元，同比增长 22.8%，占营收的 5.4%。研发费用不断走高，主要来自于智能汽车等创新业务相关的研发开支增加所致。本季度小米公司研发人员数目是减少的，季度净减少 302 人。而研发投入的增长主要是对智能汽车等项目的投入，而手机业务的研发是有收缩。

本季度研发费用中，包含智能电动汽车研发费用达到 6.11 亿元，对研发费用率的影响提升了 0.87pct 左右。在小米汽车还未实现收入前，研发支出的增加提升了公司费用水平。从研发费用率看，小米原本 3% 左右的研发费用率已经提升至 5.4% 以上，未来仍将保持在高位。

②销售费用：本季度 53.3 亿元，同比减少 6.1%，占营收的 7.6%。本季度销售费用率的减少主要是宣传于广告开支减少，销售费用项目与产品销售的变化情况关联度较高。

③管理费用：本季度 13.2 亿元，同比增长 14.4%，占营收的 1.9%。整体占比略有提升，增长主要来自于新办公楼开支增加，其中包括折旧和摊销开支。

2022 年二季度小米整体毛利率 16.8%，同比下滑 0.5pct，公司毛利率下滑主要来自于手机业务和互联网服务两项业务毛利率的同比下滑。

手机业务的毛利下滑主要是在手机市场需求疲软，又叠加疫情、各地区政策等不稳定因素影响，公司本季出货量大幅下降，高企的库存促使公司降价让利。随着手机业务的低迷，互联网服务已经成为公司毛利的最大来源。而在本季度毛利最大来源的两项毛利率均出现下降，拉低了公司的毛利率水平。

2022 年第二季度经调整后的净利润 21 亿元，符合市场预期 20 亿元，小米本季财报各项指标，都基本符合市场预期。

<此处结束>

长桥海豚小米集团历史文章回溯：

财报季

2022 年 5 月 19 日电话会《内外交困的小米，管理层怎么说？（小米 22Q1 电话会）》

2022 年 5 月 19 日财报点评《内忧加外患，小米不是最优选》

2022 年 3 月 22 日电话会《小米集团：平平无奇的财报后，管理层怎么说？（电话会纪要）》

2022 年 3 月 22 日财报点评《中规中矩的小米：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2021 年 11 月 30 日电话会《和小米前后脚发布纯电车型，理想汽车靠什么竞争？（会议纪要）》

2021 年 11 月 23 日电话会《缺货引发手机下滑？听听小米管理层怎么讲（小米电话会）》

2021 年 11 月 23 日财报点评《大起大落，小米是要哪来哪去？》

2021 年 8 月 26 日电话会《小米集团：靓丽的成绩单后，听听管理层聊了啥》

2021 年 8 月 25 日财报点评《别再怀疑了，小米再登 “神坛”》

2021 年 5 月 26 日财报点评《战绩显赫，小米要来戴维斯双击？》

2021 年 3 月 25 日电话会《缺芯、互联网/IoT 龟速、造车？小米是这么回答的！》

2021 年 3 月 24 日财报点评《预期差大到令人怀疑人生，小米到底怎么回事？》

深度

2022 年 6 月 17 日《消费电子 “熟透”，苹果硬挺、小米苦熬》

2021 年 12 月 1 日《荣耀攻城，小米再遭＂生死劫＂》

2021 年 11 月 24 日《小米深跌背后，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2021 年 6 月 11 日《2021，小米 “脱胎换骨” | 海豚投研》

2021 年 3 月 16 日《海豚投研 | 峰回路转，小米终于要摆脱霉运了？》

直播

2022 年 5 月 19 日《小米集团-W(01810.HK) 2022 年第一季度业绩电话会》

2022 年 3 月 22 日《小米集团 (1810.HK) 2021 年第四季度及全年业绩发布》

2021 年 12 月 28 日《雷军 X 苏炳添 · 小米新年直播》

2021 年 11 月 23 日《小米集团 (1810.HK) 2021 年第三季度业绩会》

2021 年 9 月 15 日《让魔法开启—小米新品发布会》

2021 年 8 月 25 日《小米集团-W(01810.HK) 2021 年中期业绩发布会议》

2021 年 8 月 10 日《2021 雷军年度演讲》

2021 年 5 月 26 日《小米集团 (1810.HK) 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电话会》

2021 年 3 月 30 日《小米春季新品发布会 DA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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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若繁新」和我在中财的街头走一走——沙河校区揭秘

作者：文传说

发布时间：2022-08-19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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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高苏雅责编/ 廉菲 周艺洁 李妍 蔡怡楠 孙筱图片/ 孙筱 左茗萱 文传说图库 文案/ 唐悦茗美工/ 孙筱 排版/ 孙筱 唐悦茗出品/ 文化与传媒学院团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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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x怀特｜中国的人力资本赤字与社会火山情景

作者：艺术文化生活

发布时间：2022-08-19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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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对话海外学者第七十五期：在后现代情境中，被技术统治的人类社会，只有强化交谈、重建沟通伦理，才能获得文化新生的力量。这不是谁的理论，而是每个人都应实践的活动。龚鹏程先生遊走世界，并曾主持过“世界汉学研究中心”。我们会陆续推出“龚鹏程对话海外学者”系列文章，请他对话一些学界有意义的灵魂。范围不局限于汉学，会涉及多种学科。以期深山长谷之水，四面而出。

马丁·金·怀特教授（Professor Martin King Whyte）

哈佛大学国际研究和社会学教授。

龚鹏程教授：您好。我很想听听您对中国和东欧的后社会主义过渡的比较。

马丁·金·怀特教授：龚教授，您好。中国的后社会主义转型经验与东欧和苏联的前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类似转型非常不同，而且要成功得多。 几乎没有人预料到，中国会在启动转型后的近40年里享有两位数的增长率。(也很少有人预测到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会经历最初的急剧萧条，然后在1989/1991年以来的几十年里只有温和的复苏和缓慢的增长)。

虽然中国惊人的增长表现是没有预料到的，但回过头来看，有多种因素共同解释了中国为什么做得这么好（而且比其他转型经济体更好，越南是部分例外）。

首先，是选择增长战略的时机和国家自主权问题。 显然，中国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更早开始了系统的市场转型，在1978年而不是1989年之后。当时，中国几乎没有外债，而且与世界经济相当隔绝，因此能够制定自己的改革路线，而不必听从外国经济学家、银行或资本主义政府的建议和要求。

而中国选择的道路涉及到一位经济学家（巴瑞·诺顿）所说的"从计划中成长"。换句话说，中国没有采取 "大爆炸 "或 "休克疗法 "的方式，迅速将国有企业和财产私有化，向外国投资开放，在全球交易所释放货币，解雇多余的工人和削减员工福利，而是在最初让国有企业和财产基本保持不变，雇用他们的工人，经济相对受到全球市场力量的保护，同时允许私营和外国企业出现和经营，个人改变工作和居住地点，家庭农业取代集体农业，等等。

换句话说，在一种被称为"摸着石头过河 "的方法中，改革者允许非社会主义企业和行为者逐渐出现，并与现有的国有企业和计划生产竞争，从而对国有企业产生压力，使其进行内部改革，变得更有效率，使其产出更多地面向市场需求，而不是计划目标。

虽然"休克疗法 "的倡导者声称，国家和市场组织和激励措施的共存不会奏效，但在中国，它的效果出奇地好，直到现在，经济中最有活力和生产力的部分，以及最多新工作的来源，一直是非国有部门，包括私人和外国投资。（私有化和低效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缩减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那时替代性就业来源已经大量增加。）

中国战略的第二个关键部分是，从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体制转向，不是通过模仿西方社会的现代工厂和公司，而是利用国家的位置和文化遗产，主要遵循日本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方法，台湾、韩国和其他亚洲四小龙已经成功做到了这一点。 (这通常被描述为 "飞雁 "式的发展方式，日本是V字队形中的领头雁，其他四小龙经济体和随后的中国则排在后面)。

由于日本的经济增长是通过生产大量廉价的制成品在富裕国家销售而开始的，这种方法最初似乎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一直在制造对外国消费者有吸引力的商品。然而，事实证明，中国的条件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在日本和其他四小龙经济体，劳动力成本在20世纪70年代一直在上升，公司正在他们的边界之外寻找，以获得更便宜但勤奋的劳动力。中国可以提供大量这种廉价而勤奋的劳动力。

此外，在散居国外的中国人中，特别是在香港，有大量的企业家和公司，他们在海外销售商品，建立生产、质量控制和营销程序以满足外国商业规格方面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他们愿意甚至渴望参与协助和投资中国新生的市场导向型公司。

事实上，在中国经济繁荣的最初几年，中国的主要外国投资来源是香港，而不是西方国家。 来自香港的投资很快就被台湾、韩国和日本（然后是欧洲和北美）的公司大规模投资所取代。

东欧企业没有机会获得类似于这种偶然的和支持性的外部人力和经济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帮助启动了中国的繁荣，当他们试图迅速将其公司私有化，解雇多余的工人，并生产商品在西方市场销售时，结果是普遍失败，大量失业，以及公民的健康和寿命的严重下降。

中国在后社会主义转型中取得更大成功的第三个关键因素涉及冷战。 朝鲜战争后，中国面临着大多数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贸易和投资禁运，不得不把自力更生的发展作为一种美德。 但在1960年与苏联决裂以及随后几年中苏关系日益紧张（包括1969年的边境小规模军事冲突）之后，毛泽东再次寻求 "靠边站"，但现在是朝向美国，而不是苏联。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美国的反应是，从试图孤立中国到欢迎涉及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交易，并试图协助该国的经济发展，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不那么隐蔽的议程是，中国和美国将共同反对和抵制苏联。

因此，几乎在一夜之间，中国开始从近乎完全的自给自足转变为与全球经济最亲密的国家之一。显然，当东欧国家和前苏联的各个部分在1989年后开始他们的转型努力时，不再有冷战或威胁性的世界大国，可以激起促进他们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反应。

中国取得更大成功的第四个重要因素是，邓小平和改革者有能力拆除社会主义经济机构，向外部世界开放，同时保持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权力控制。

相比之下，在整个东欧和前苏联，启动市场转型的努力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的垮台相吻合。这种差异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保持对变革进程的实质性控制，并在很大程度上维护社会秩序，而东欧和俄罗斯的原民主立法机构最初的大量抗议和混乱，以及薄弱的决策权使得后社会主义体制有序改革变得非常困难。 而这些国家最初的经济萧条对其新的政治领导人和结构构成了更大的挑战。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中国之外，还有一个相对平稳和成功的后社会主义转型发生在越南。而在越南和中国，中央国家计划经济体制被放弃了，而共产党的统治却保持不变。

人们可以指出中国更成功的其他可能因素。 例如，中国比东欧国家要穷得多，农村也更多，这意味着有更多的移民劳工，他们从农业转移到生产力更高的制造业和建筑业工作，可以推动经济增长。

也许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特点，如高度重视学校教育，重视创业活动，以及强大的家庭传统，家庭可以分担在新的市场环境中运作的负担和风险，有助于中国的成功。

有一组非常大的问题笼罩着这场讨论。 未来会怎样？ 中国已经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急剧上升到中上收入国家的地位，能否通过在世界富国中占有一席之地来继续其崛起？

尽管迄今为止的经济记录令人印象深刻，但这一进展的成功绝非完全有保障。这里需要指出的是，1978年后促成中国经济急剧增长的各种因素不再对中国有利，在某些方面，它们可能会阻碍中国的进一步崛起。

这一点，在改革初期的几十年里，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户口制度和农民工方面尤其明显。 中国不再有如此庞大的廉价农村劳动力储备，中国的工资正在上涨，外国甚至国内的制造商都希望将生产外包给其他国家，如柬埔寨和菲律宾，以保持其产品的竞争力。对农村人口教育需求的歧视和忽视，使中国出现了人力资本赤字，将阻碍国家的崛起。 先进的西方国家也不再尽力协助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面临着外国对贸易、技术转让和科学合作的限制，这些可能阻碍中国崛起。

此外，由于其独特的人口历史和加速的老龄化，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既是几十年来独生子女政策的产物，也是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产物，满足老年人需求的基础设施不发达，资金不足（可能会压倒他们的独生子女），因此，资源和行政精力将不得不从普遍关注的创造经济增长中转移出来。(虽然中国仍然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但其人口的平均年龄现在已经超过了美国的平均年龄，延续了中国 "先老后富 "的轨迹)。

简而言之，近几十年来，中国在创造增长、提高民众收入和教育水平方面比其他国家（不仅是其他后社会主义国家）要成功得多，但能否找到新的方法来克服中国现在面临的主要外部挑战和国内障碍，以继续国家的崛起，还有待观察。

China’s experience in its post-socialist transition has been very different from, and much more successful than, the comparable transitions in former state socialist countries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Virtually nobody predicted that China would enjoy double digit growth rates for close to four decades after launching its transition. (And few predicted as well that East European state socialist countries would experience initial sharp depressions, and then only moderate recovery and slow growth in the decades since 1989/1991.) Although China’s amazing growth performance was not expected, in retrospect there are multiple factors that together explain why China did so well (and better than other transition economies, with the partial exception of Vietnam).

First, there is the matter or timing and national autonomy in choosing a growth strategy. Obviously, China began its systematic market transition earlier than other socialist countries, in 1978 rather than after 1989. At the time China had virtually no foreign debts and was quite isolated from the world economy, and was thus able to chart its own reform course without deferring to the advice and demands of foreign economists, banks, or capitalist governments. And the path China chose involved what one economist (Barry Naughton) has referred to as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In other words, rather than following the “big bang” or “shock therapy” approach of rapidly privatizing state firms and property, opening the country to foreign investment, freeing up the currency on global exchanges, laying off excess workers and cutting back on employee benefits, and so forth, China initially left state firms and property largely intact and their workers employed, and the economy relatively protected from global market forces, while allowing private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to emerge and operate, individuals to change jobs and residential locations, family farming to replace collective agriculture, and so forth. In other words, in an approach referred to as “crossing the river by going from stone to stone,” the reformers allowed non-socialist firms and actors to arise gradually and compete with existing state firms and planned production, thereby producing pressure on state firms to institute internal reforms to become more efficient and orient more of their output to market demands, rather than planning targets. While advocates of “shock therapy” claimed that the coexistence of state and market organizations and incentives would not work, in China it worked surprisingly well, and up to the present the most dynamic and productive parts of the economy, and the source of the most new jobs, have been the non-state sectors, both private and foreign-invested. (Privatization and large-scale down-sizing of inefficient SOEs didn’t begin until the late 1990s, by which time alternative sources of employment had proliferated substantially.)

A second key part of China’s strategy was to switch from centrally planned socialist institutions not by emulating modern factories and firms in Western societies, but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country’s loca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by predominantly following the Japanese approach of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which Taiwan, South Korea, and other East Asian tigers had already done successfully. (This is often described as the “flying goose”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with Japan the lead goose in the V formation, with other East Asian tiger economies and then the PRC falling in line behind.) Since the Japanese growth boom had started by producing large quantities of cheap manufactured goods for sale in rich countries, this approach initially seemed a poor fit for the PRC, which had been manufacturing few goods that would be attractive to foreign consumers. However, it turned out that there was a very good fit with conditions in the PRC, because in Japan and the other tiger economies, labor costs had been rising by the 1970s, and firms were looking outside their borders for access to cheaper but diligent labor. China could supply such cheap and diligent labor in abundance. Furthermore,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and particularly in Hong Kong, there were large numbers of entrepreneurs and firms with considerable experience in marketing goods overseas, and in instituting production, quality control, and marketing procedures to meet foreign commercial specifications, and that were willing and even eager to get involved in assisting and investing in nascent market-oriented firms in the PRC. Indeed, during the initial years of China’s boom, the primary source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PRC was Hong Kong, not Western countries. And investments from Hong Kong were quickly followed by large-scale investments from firms in Taiwan, South Korea, and Japan (and the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East European firms had no access to anything like this serendipitous and supportive external human and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that helped launch the Chinese boom, and when they tried to quickly privatize their firms, lay off redundant workers, and produce goods to sell in Western markets, what resulted was generally failure, mass unemployment, and hazardous declines in the health and life spans of their citizens.

A third crucial factor in China’s greater success in its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involved the Cold War. China after the Korean War faced an embargo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from most Western countries, and particular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had to make a virtue of self-reliant development. But after the break with the Soviet Union in 1960 and increasing Sino-Soviet tensions in subsequent years (including the military skirmish along the border in 1969), Mao was seeking once again to “lean to one side,” but now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and away from the Soviet Union. As a result of the Nixon visit to China in 1972, the United States responded by making a fundamental switch from trying to isolate China to welcom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deals involving China and trying to assist that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not so hidden agenda was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work together to oppose and resist the Soviet Union. So almost overnight China began its switch from near total autarky to becoming one of the countries most enmeshed in the global economy. Obviously, by the time that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 various parts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began their transition efforts after 1989, there was no longer a Cold War or a threatening world power that could provoke a response that would facilitate their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fourth important factor in China’s greater success was the ability of Deng Xiaoping and the reformers to dismantle socialist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open to the outside world while preserv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monopoly on power domestically. Throughout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contrast, the effort to launch market transformations coincided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communist parties in those countries. This difference was crucial, because the CCP was able to retain substantial control over the change process and largely preserve social order, while initially considerable protest and chaos and weak decision-making power in the proto-democratic legislatures in Eastern Europe and Russia made orderly sequencing of post-socialist institutional changes very difficult. And the initial economic depressions in these countries posed even stronger challenges to their new political leaders and structures. In this regard,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one other relatively smooth and successful post-socialist transition besides China occurred in Vietnam. And in Vietnam as well as in China, central state planning economic institutions were abandoned, while Communist Party rule remained intact.

One could point to other possible contributing factors to China’s greater success. For example, maybe the fact that China was so much poorer and more rural than the East European cases meant that there was a larger reservoir of migrant labor whose move from farming to more productive manufacturing and construction jobs could drive economic growth. Perhaps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China’s cultural traditions, such as the high priority on schooling, valuing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nd a strong family tradition, with families that could share the burdens and risks of operating in a new market environment, helped China succeed.

There is one set of very large questions that looms over this discussion.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Can China, having dramatically moved up from being one of the world’s poorest countries to upper-middle income status, continue its rise by taking its place among the rich countries of the world? Despite the impressive economic record so far, success in this further progress is by no means guaranteed. The important point to make here is that the various factors that contributed to China’s dramatic economic growth after 1978 are no longer working in China’s favor, and in some respects they may hamper China’s further rise. This is particularly apparent regarding the hukou system and migrant labor as the driver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initial reform decades. China no longer has such a large reservoir of cheap rural laborers, Chinese wages are rising, and foreign and even domestic manufacturers are looking to outsource production to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Cambodia and the Philippines, in order to keep their products competitive. The discrimination and neglect of the educational needs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has left China with a human capital deficit that will hamper the nation’s rise. Advanced Western countries are also no longer doing everything they can to assis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China faces the danger that foreign restrictions on trade,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could hamper China’s rise. In addition, China faces a daunting challenge due to its unique demographic history and accelerated aging, products of both the decades-long one-child policy and the rapidity of economic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with an underdeveloped and underfunded infrastructure for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which may overwhelm their singleton grown children), so that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ve energy will have to be diverted away from the prevailing focus on generating economic growth. (Although China is still a middle-income country, the average age of its population has now surpassed the average 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ing the nation’s trajectory of “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 In short, China has been much more successful than other countries (and not only other post-socialist countries) in recent decades in generating growth and raising popular incomes and education levels, but it remains to be seen whether new ways can be found to overcome the major external challenges and domestic obstacles that China now faces in order to continue the nation’s rise.

龚鹏程教授：对当代中国的城乡关系，您最新的研究如何？

马丁·金·怀特教授：几个世纪以来，农民一直可以自由迁徙到城市，甚至是海外。在1949年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将独特的户口制度和迁徙限制结合起来，将全国大量的农村人口（占当时总人口的80%以上）固定在土地上。农村的健康、寿命和大众教育有了一些改善，年轻人中的文盲几乎被消除了。

但尽管如此，大量的农村人口仍然深陷于赤贫之中，并被切断了迁移和非农的机会，直到1978年改革开始之后。(许多其他社会，以及帝国时代的中国，都有户籍制度，但这些制度的目的只是为了记录公民的居住地，当他们迁移时，他们很容易在新的地点登记，并在那里获得全部权利。只有在中国，户口身份是一种半永久性的，甚至是继承性的身份)。

改革启动后，发生了两个有点矛盾的重大变化。 首先，迁移限制被放宽，然后基本取消。这样，农村居民，特别是农村青年，就可以迁移到城镇，追求更好的机会和更高的收入。

但与此同时，农村的高中教育基本上崩溃了，因为年轻人为了外出打工而辍学，农村的高中也关门了，全国高中学生总数从1977年的1800万下降到1983年的630万。随后，农村的高中教育逐渐恢复，但进入新千年后，农村户口的年轻人的教育程度仍然很难超过初中水平，即使城市户口的年轻人发现越来越容易获得大学入学。 (1998年后，中国大学招生的大规模扩张，使城市户口的年轻人受益匪浅。研究表明，尽管学校教育的大规模扩张，农村和城市在教育机会方面的不平等实际上随后增加。）

直到2006年左右，农民工的子女不能进入城市公立学校，除非他们的家庭支付特殊的高额费用。即使在2006年之后，在最大的城市里，农民工家庭在让他们的孩子进入城市公立学校时也面临着相当大的障碍（因为本地户口的孩子有优先权）。

即使他们成功了，流动人口的孩子一般也被禁止在初中毕业后继续上学。他们的城市户口同学可以参加中考，继续读高中，然后参加高考，进入大学，但流动人口青年一般不能。他们要么找工作（有9年的学校教育），要么回到他们父母所在的农村地区，试图进入农村的普通高中，或者进入职业性高中（鉴于许多职业性高中的质量不高，他们在毕业时对就业市场的准备可能并不比入学时更好）。

鉴于这些障碍，许多农民工留下或将他们的孩子送回村里由祖父母照看，导致大量的"留守儿童"（通常估计有6000万），他们获得基础以上的教育前景是暗淡的。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即使在小学阶段也不得不上寄宿学校，因为学校稀少。最近的合并，以及与现有学校的距离，增加了城市户口的家庭和他们的孩子不需要面对的额外费用。

在改革启动后的最初几十年里，对中国农村人口的持续和系统性歧视，特别是农村户口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前景不佳，无论多么不公正，他们都对1978年后中国经济的大幅繁荣做出了核心贡献。 农民工建造了摩天大楼、高速铁路和当代中国城市其他闪亮的基础设施，他们也填补了出口型工厂的员工名单，这些工厂生产的商品远销富裕国家和世界各地的市场。

由于农民工急于摆脱乡村农业的贫穷和劳累，愿意努力工作，从事大多数城市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同时由于他们的人力资本不高，也无法获得高工资或社会福利）。他们的劳动以及他们的低工资和福利，为雇用他们的公司和地方创造了巨大的利润，使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率直线上升。

对中国来说，不幸的是，这种对农村出身的人的系统性歧视，在三十年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急剧繁荣，现在已经成为该国加入富裕国家行列的主要障碍。

为了实现这一转型，中国对有意愿但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民工的需求较少，而且无论如何，自2010年左右以来，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一直在减少，而农民工的工资却在上升。

中国需要做的，是强调更高质量和基于技术的制造和服务，为此，中国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但是，几十年来对农村青年教育的忽视和歧视，使中国这个拥有重视学校教育的光荣文化传统的继承者，比其他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的普通人口教育程度更低。

一项研究估计，在2015年，整个中国劳动力中只有不到30%的人受过高中教育，低于墨西哥、土耳其、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家的数字。

中国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他们所面临的人力资本赤字，自2005年以来，他们一直在争先恐后地促进初中以上的教育，即使是农村出身的年轻人（他们仍然占所有中国年轻人的2/3或以上）。

但迄今为止，农村青年的大部分新机会都是在中国有问题的（和关闭的）职业学校中找到的，而绝大多数城市青年可以继续接受学术教育，直到大学。 因此，从纸面上看，高中毕业率的城乡差距一直在缩小，但中国的大多数年轻人，也就是农村出身的年轻人，继续被亏待着。

几十年来，中国的领导人和政策分析家已经认识到，基于个人原籍和户口状况的歧视，是不民主和明显不公平的，他们一再承诺，户口制度将被逐步取消。 有时人们看到有人声称它已经被取消了。但现实是，迄今为止，户口改革只是在边缘进行，尽管在小城镇可能更广泛。

此外，即使户口制度在一夜之间神奇地被取消，六十年来的政策和优惠措施促进和加强了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具有更高的人类 "质量"（素质）的普遍信念，这将在未来几十年内维持民众对农村居民的偏见和歧视（正如在美国，在民权运动导致废除 "吉姆·克罗 "法律和合法隔离几十年后，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偏见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

为了跻身富裕国家的行列，中国需要依靠全体人民的劳动和才能，而不是主要依靠受宠的城市人的人力资本。

While peasants had been free to migrate to the cities, or even overseas, for centuries, and even initially after 1949, during the 1950s the CCP imposed a combination of the unique hukou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migration restrictions to keep the country’s massive rural population (80%+ of the total then) bound to the soil. Some improvements were made in rural health, life spans, and popular education, with illiteracy among the young virtually eliminated, but nonetheless the massive rural population remained mired in abject poverty and cut off from migration and non-farming opportunities until the reforms were launched after 1978. (Many other societies, and China in imperial times, have ha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s, but these are intended simply to keep track of where citizens are living, and when they move, they easily register in their new location and gain full rights there. Only in the PRC is hukou status a semi-permanent, and even inherited, status.)

When the reforms were launched, two somewhat contradictory major changes occurred. First, migration restrictions were eased and then basically eliminated, so that rural residents, and particularly rural youths, could migrate to towns and cities in pursuit of better opportunities and higher earnings. But at the same time, rural upper middle schooling basically collapsed, as youths dropped out in order to migrate for work, and as rural high schools closed their doors, with the national total of uppe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dropping from 18 million in 1977 to only 6.3 million in 1983. Subsequently, there was a very gradual recovery in rural upper middle schooling, but nonetheless well into the new millennium it remained very difficult for rural hukou youths to go beyond lower middle schooling, even as urban hukou youths found it increasingly easy to gain college entrance. (The massive expansion of China’s university enrollments after 1998 overwhelmingly benefited urban hukou youths, and research shows that rural-urban inequalities in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actually increased subsequently, despite the major expansion of schooling.)

Until around 2006, the children of rural migrants could not enroll in urban public schools unless their families paid special, high fees. Even after 2006, in the largest cities migrant families have faced considerable obstacles to enrolling their children in urban public schools (since local hukou children have priority). Even if they succeed, migrant children are generally prohibited from going further than lower middle school graduation. Their urban hukou classmates can take the zhongkao to continue into upper middle school, and then the gaokao to enter college, but migrant youths generally cannot. They have to either look for jobs (with their 9 years of schooling), return to the rural area their parents came from to try to enroll in a rural academic upper middle school, or enter a vocational upper middle school (where they may not be any better prepared for the job market when they graduate than when they entered, given the low quality of many such schools). Given these obstacles, many migrants leave behind or send their children back to the village to be tended by grandparents, resulting in the huge number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60 million has been a common estimate), whose prospects of getting more than basic schooling are bleak. And increasingly rural youths even in primary school have had to attend boarding schools, given the scarcity, recent amalgamations, and distance to available schools, adding extra expenses that urban hukou families and their children do not face.

In the initial decades after the reforms were launched, the persistent and systematic discrimination against China’s rural population, and particularly the poor prospects for advanced schooling of rural hukou youths, however unjust, made a central contribution to China’s dramatic post-1978 economic boom. Migrant laborers built the skyscrapers, high speed rail lines, and other glittering infrastructur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ities, and they also filled the employee rolls of export-oriented factories that produced the goods that flooded markets in rich countries and around the world. Because migrants have been so desperate to escape the poverty and drudgery of village agriculture and have been willing to work hard and fill jobs that most urbanites don’t want to perform (while also being unable to command high wages or social benefits, due to their modest human capital), their labors as well as their low wages and benefits produced huge profits for the firms and localities that employed them, driving China’s income inequality rates skyward.

Unfortunately for China, this systematic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ose of rural origin, which for three decades drove China’s dramatic economic boom, has now become a major obstacle to that country joining the ranks of rich countries. In order to make that transition, China has less need for willing but modestly educated migrant laborers, and in any case new entrants into the labor force have been declining since about 2010, with migrant wages rising. What China needs to do is to emphasize higher quality and technology-based manufactures and services, and for that the country needs a highly educated population. But decades of neglect and discrimination in the education of rural origin youths have left China, the heir to a proud cultural tradition of valuing schooling, with a more poorly educated general population than most other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One study estimated that in 2015, less than 30% of the overall Chinese labor force had any high school education at all, lower than the figures for such countries as Mexico, Turkey, Brazil, and Argentina. China’s leaders have recognized the human capital deficit they face, and since about 2005 they have been scrambling to promote education beyond lower middle school even for rural origin youths (who still represent 2/3 or more of all Chinese youths). But to date most of the new opportunities for rural origin youths are found in China’s problematic (and terminal) vocational schools, while the vast majority of urban origin youths can continue in academic schooling through college. So on paper the urban-rural gap in high school completion rates has been closing, but the majority of China’s young people, those of rural origin, continue to be short-changed.

For decades now China’s leaders and policy analysts have recognized that discrimination based upon an individual’s place of origin and hukou status is non-meritocratic and manifestly unfair, and they have repeatedly promised that the hukou system will be phased out. Sometimes one sees claims that it has already been eliminated. But the reality is that hukou reforms to date have only been around the edges, although perhaps more extensive in small towns and cities.

Furthermore, even if somehow the hukou system were to be magically eliminated overnight, the six decades of policies and preferences that promoted and reinforced the widespread belief that urban residents are of higher human “quality” (suzhi) than rural residents will sustain popular prejudice and mistreatment of those of rural origin for decades to come (just as racial prejudice against African-Americ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a serious problem, decades after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led to the abolition of “Jim Crow” laws and legal segregation). To rise into the ranks of rich countries, China needs to rely on the labors and talents of its entire population, and not primarily on the human capital of favored urbanites.

龚鹏程教授：对当代中国的分配不平等，您又有什么分析？

马丁·金·怀特教授：在描述我对中国民众在分配不公问题上的态度的研究结果之前，让我简要地总结一下自毛泽东时代后期以来中国客观不平等的模式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当时，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相对较少，因为大多数人从极度贫困到拥有非常适度的收入和消费模式，而没有非常富有的人。尽管在收入方面（尽管在政治权力方面不是），当时的中国是相当平等的，它也是一个僵化的分层社会。

在毛时代的城市里，人们被划分为继承的阶级出身类别，那些带有前地主或资本家标签的人及其子女（甚至孙子女）受到歧视，而那些带有贫农、工人或革命烈士标签的人则在大学入学、工作晋升、入党等方面受到系统的青睐。

更广泛地说，城市劳动力被分为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作的人，并进一步分为在大型和高级国家工作机构工作的人（如部委雇员、大型钢铁厂的工人、铁路工人、军队等）和在更普通的工作单位就业的人。例如，小学教师、办公室文员、商店销售人员等。

在当时的官僚劳动分配制度中，个人被分配到指定的工作单位，他们几乎没有能力改变工作或工作单位，尽管他们可以被官僚地随意调换。

市场改革启动后，国家社会主义的不平等和分层模式的这些特征，发生巨大变化。几十年来几乎完全被禁止的私营企业现在被允许出现并合法经营，外国企业被邀请进入，并开始雇用劳动力的主要部分，这是自195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

然而，并非所有的劳动力流动都是向上的。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由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发起的 "砸烂国有企业长期就业的铁饭碗 "运动导致了数百万国家工作人员的大规模下岗，他们不得不努力寻找新的工作，否则就有可能陷入城市贫困。

但自愿更换工作也成为可能，大量员工离开他们不喜欢的工作，到其他地方寻找更好的机会，有时是在崛起的私营公司和外国企业。

所有这些变化都意味着向一个流动性更强的社会转变，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社会地位上，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大量非常富有的公民，特别是那些抓住了中国经济急剧增长带来的新商机的人。

在收入分配方面，中国在过去40年里从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转变为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社会。就通常用于衡量整体不平等的基尼指数（其中0=完全平等，1=完全不平等）而言，中国的基尼指数从0.30或更低，到2010年左右接近0.50。

关于这一年之后基尼指数是略有下降还是继续上升，存在一些争议。根据一些估计，尽管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仍不及巴西和南非等国，但近年来，中国的基尼指数已高于美国这个最不平等的富裕国家。 今天，中国的美元亿万富翁也比美国多（尽管不是按人均计算）。

随着改革的进行，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僵化的分层壁垒已经越来越多地被打破，流动性大大增加，生活水平总体上大幅提高。

但是，伴随着这些变化的是收入不平等急剧上升的事实，因此，即使今天极度贫困的公民少了很多，但贫富之间的差距却大大增加了。

这就是我进行调查的背景，以研究民众对这些不平等和分配不公的变化所持的态度。

在我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也就是2000年左右，中国的官员、政策分析家和记者们普遍认为，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也许是这个国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人们经常看到这样的说法：当一个国家的基尼指数上升到0.40以上时（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民众的愤怒会助长社会抗议的激增，从而威胁到政治稳定。我把这称为"社会火山情景"，而我的调查项目一直专注于试图确定这种情景是否准确。

为了研究这些证据，我和一个同事小组于2000年在北京进行了一次试点调查。鉴于我们收集了大量的数据，这里只能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我们发现，与其他社会的公民相比，包括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其他后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总的来说，中国公民不是很愤怒，对当前不平等的大多数方面更接受和积极。

与其他国家最显著的对比是我们提出的一组问题，即受访者如何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很富有，而有些人很贫穷。他们被要求评价的原因，包括优点因素（努力工作、天赋、教育）以及非优点或不公平因素（例如不诚实、机会不平等、不公平的经济结构）。

事实证明，与我们比较的其他国家的受访者相比，普通的中国受访者更有可能从功绩的变化来解释谁是富人和穷人，而在社会不公平方面则更少。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受访者相似，赞成政府做更多的工作来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但他们不太赞成通过把富人的财富重新分配给穷人来资助这种工作。

在最近的调查中，我们确实发现，人们更强烈地支持政府为改善穷人和弱势群体的生活所做的事情，而且，人们认为政府而不是个人和家庭对确保获得医疗保健、教育、住房、甚至老年人护理负有主要责任，这是一个重大转变。

然而，总的来说，在后来的调查中，很少有人对当前不平等的不公平性感到愤怒，同样引人注目的模式是，中国公民比其他国家的公民更有可能从功绩的角度来解释谁是富人和穷人，而不是社会的不公平。

我们的调查涵盖了关于当前不平等的公平性的广泛问题，而在一个领域，我们得到的答复是非常消极的。 这些回答涉及一系列关于基于户口身份的各种歧视的公平性或不公平性的问题。

例如，农民工很难获得城市户口，他们的孩子很难进入城市公立学校，也很难获得城市福利，这是否公平？ (鉴于中国户口制度的独特性，这些问题在其他社会中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比较数据)。

整体上来说（一般为90%以上），在三次调查过程中，我们的受访者越来越多地回答说这种歧视是不公平的。即使是城市的受访者，作为这种歧视的受益者，也绝大多数认为这种歧视是不公平的。 (其他人的研究表明，在大城市，许多城市户口的市民认为农村人和移民的素质较低，并可能指责他们造成城市的拥挤和混乱，但至少在原则上，他们不认为这种系统性的歧视是公平的。)

让我在讨论的最后指出，虽然分配不公的社会火山情景是一个神话（至少到2014年），但我的项目并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公民普遍感到满足，不太可能抗议社会的不公平。

任何社会都有多种不公正，分配上的不公正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只是一种类型。程序上的不公正，以及一个人是否受到地方当局的公平对待，或者在受到不公平对待时能否获得补偿，是不公正的另一个重要领域。

尽管试图对程序性不公正问题进行研究比较困难，也比较敏感，但我的感觉是：在中国，民众的愤怒和抗议活动更多是由程序性不公正和当权者的滥用所引起的，而不是由分配性不公正和对非常富有的人的怨恨所引起。

Before describing my findings about Chinese popular attitudes on distributive injustice questions, let me briefly summarize the major changes that have occurred in the patterns of objective inequality in China since the late Mao era. At that time, there was relatively little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because most people ranged from desperate poverty to having very modest incomes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 and there were no very rich people to speak of. Even though in terms of income (although not in terms of political power) China then was quite equal, it was also a rigidly stratified society. Within Mao-era cities, people were classified into inherited class origin categories, with those bearing the former landlord or capitalist labels and their children (and even grandchildren) discriminated against, while those with poor peasant, worker, or revolutionary martyr labels were systematically favored in terms of university entrance, job promotions, entry into the Party, etc. More generally, the urban labor force was divided into those working in state versus collective enterprises, and further into those in large and high status state work organizations (e.g. ministry employees, workers in major steel factories, railway workers, the military, etc.) and those employed in more ordinary work units (danwei); for example,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office clerks, sales personnel in stores, etc. In the system of bureaucratic allocation of labor of the period, individuals were assigned to work in designated danwei, and they had little ability to change jobs or danwei, although they could be bureaucratically transferred at will.

After market reforms were launched, these features of the state socialist patterns of inequality and stratification began to change dramatically. Private enterprises, almost totally banned for decades, were now allowed to emerge and operate legally,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were invited in and began hiring major shares of the labor force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1950s. Not all labor mobility was upward, however.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late-1990s, the campaign to “smash the iron rice bowl” of permanent employment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launched by then-Premier Zhu Rongji resulted in mass layoffs of millions of state workers, who then had to try to find new jobs or risk descending into urban poverty. But voluntary job changes also became possible, with large numbers of employees leaving jobs they didn’t like for better opportunities elsewhere, sometimes in rising private firms and foreign businesses. All of these changes meant a transformation into a much more mobile society, both geographically and in terms of social status, and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1950s generated large numbers of very rich citizens, particularly those who seized new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rising from China’s dramatic economic growth.

In term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result was that China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was transformed from a relatively equal society to a very unequal one. In terms of the Gini index that is often used to measure overall inequality (in which 0=total equality and 1=total inequality), China went from a Gini of about .30 or lower to close to .50 by about 2010, with some debate about whether after that year the Gini declined very slightly or has continued to rise. By some estimates, although China still does not have as much income inequality as countries such as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in recent years it has had a higher Gini index than the United States, the most unequal rich country. China today also has more US dollar billionaires than the United States (although not on a per capita basis).

With the reforms Chinese society has been dramatically transformed. The rigid stratification barriers have increasingly broken down, there is much more mobility,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general have risen substantially higher. But accompanying these changes is the fact that income inequality has risen dramatically, so that even if today there are many fewer citizens who are desperately poor,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has widened considerably. This is the background which lies behind my surveys to examine popular attitudes toward these changes in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injustice. At the time I began my project, around 2000, there was a widespread belief among Chinese officials, policy analysts, and journalists that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was a very serious problem, perhaps the country’s most serious social problem. It was common to see claims that when a country’s Gini index rises above .40 (which had occurred in China by the early 1990s), popular anger would fuel upsurges of social protests that could threaten political stability. I call this the “social volcano scenario,” and my survey projects have been focused on trying to determine whether that scenario is accurate or not.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evidence, with a team of colleagues I conducted a pilot survey in Beijing in 2000. Given the large amount of the data we have collected, only a brief summary is possible here. We discovered that, compared with citizens of other societies, both advanced capitalist and other post-socialist ones, in general Chinese citizens are not very angry and are more accepting and positive about most aspects of current inequalities. The most dramatic contrasts with other countries involve a set of questions we asked about how respondents would explain why some people are rich while others are poor. The reasons they were asked to rate included merit factors (hard work, talent, education) as well as non-merit or unfairness factors (e.g. dishonesty, unequal opportunities, unfair economic structures). It turns out that the average Chinese respondent was much more likely to explain who is rich versus poor in terms of variations in merit, and much less likely in terms of societal unfairness, than were respondents in any of the other countries included in our comparisons. They were similar to respondents in other countries in favoring the government doing more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the disadvantaged, but they were somewhat less likely to favor financing such efforts by redistributing from the rich to the poor. We did find even stronger support in the recent surveys for the government doing things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the poor and disadvantaged, and there was a major shift toward feeling that the government rather than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has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for ensuring access to health care, education, housing, and even eldercare. However, on balance there was again very little anger about the unfairness of current inequalities in the later surveys, and the same striking pattern was visible of Chinese citizens being much more likely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other countries to explain who is rich versus poor in terms of variations in merit, rather than societal unfairness.

Our surveys covered a wide range of questions about the fairness of current inequalities, and in one domain the responses we got were very negative. These responses involved a set of questions about the fairness or unfairness of various kinds of discrimination based upon hukou status. For example, was it fair that migrants had difficulty obtain urban hukou status, enrolling their children in urban public schools, and obtaining urban welfare benefits? (Given the uniqueness of China’s hukou system, such questions would not be meaningful in other societies, so we have no comparative data on them.) Overwhelmingly (generally at 90%+), and increasingly over the course of the three surveys, our respondents replied that such discrimination was unfair. Even urban respondents, the beneficiaries of such discrimination, were overwhelmingly likely to view such discrimination as unfair. (Research by others indicates that in large cities many urban hukou citizens view rural people and migrants as of lower quality (suzhi) and may blame them for urban crowding and disorder, but at least in principle they do not view such systematic discrimination as fair.)

Let me close this discussion by noting that, although the distributive injustice social volcano scenario is a myth (at least up to 2014), my projects do not lea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Chinese citizens have been generally contented and unlikely to protest societal unfairness. There are multiple kinds of injustice in any society, and distributive injustice and a rising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is only one type. Procedural injustices, and whether one is being treated fairly by local authorities or can obtain redress if one is treated unfairly, is another important domain of injustice. And although it is harder and more sensitive to try to do research on procedural injustice issues, my sense is that popular anger and protest activity in China are much more provoked by procedural injustices and abuses by those in power than they are by distributive injustices and resentment of the very rich.

龚鹏程教授：中国现在的基层社会组织，经历社会变革，是强化了还是改造了？

马丁·金·怀特教授：显然，自1978年改革启动以来，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地方组织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毛时代后期，村民在很大程度上被固定在土地上，除了妇女结婚后通常会搬到丈夫的村庄外，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呆在当地。 全国统一的公社、大队和小组的组织框架对村民的监督和控制相当有效。

在城市里，工作单位和居民委员会的组合监督和控制着城市家庭，由于没有劳动力和住房市场，这些家庭同样在相同的住房和工作中固定了很多年甚至几十年。

因此，在乡村和城市，大多数中国人都认识他们的邻居和工作伙伴，并与他们定期互动多年，这种情况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隐私和匿名性，促进了社会控制和相对低的偏差和犯罪率。

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普遍存在的稳定和紧密的地方社会组织。

在农村地区，农村家庭成为越来越独立的经济实体，同时也刺激了家庭成员的外迁，以寻找其他地方的非农机会。

在城市里，单位不仅在监督工作方面，而且在监督雇员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的作用被大大削弱了，而且人们能够改变工作和住房，甚至迁移到其他地方去寻找更好的机会，这使得对城市家庭的监督变得更加困难。1990年代末城市住房大规模私有化后，越来越多的城市人，特别是中产阶级和富人中，在新建的住宅区购买了私人住房，他们的邻居在阶级上与他们相似，但在工作或工作组织上却不一样。他们与邻居的共同点可能很少，可能更象是你在电梯里点头打招呼的陌生人，其他社会的城市人也是如此。人们一直期望商品房管理部门能够发挥曾经由居民委员会和单位所发挥的监督和社会控制功能，但他们似乎普遍不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

城市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通过外来务工人员的涌入，他们可能占到大城市实际人口的30%或更多，即使户口制度继续剥夺了他们的城市公民身份和获得教育、住房和福利的平等机会。 (今天的中国有超过60%的城市人口，但其中大约40%是城市户口人口，20%是没有本地城市户口的外地人。）

所有这些变化都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基层社会组织，使对村民和城市居民的监督和社会控制变得更加复杂和棘手。 尤其是中国的城市，已经变得越来越像其他社会的城市人所熟悉的复杂和有点混乱的地方。 随着流动性、隐私性和匿名性更加普遍，与邻居的共同身份也不那么普遍，出现偏差、犯罪和其他社会问题的空间就更大了，而且无法被发现。 中国当局越来越多地依靠现代监控技术和新的外部社会控制机构来监控社会生活，并保持城市秩序。 但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城市人更容易感到他们被任意的陌生人和不可控的监控设备所监督，而不是被长期的、熟悉的邻里活动家所监督。定期报道的由城管机构人员犯下的滥用职权和丑闻表明了这种改变了的城市社会控制结构的问题。

说了这么多，我并不是要得出结论说，在毛时代后期更有序的基层结构中，生活会更好。 当时的社区，尤其是最大的城市，更加有序，但也非常乏味，没有什么多样性、创造性和创业活动，在服装、饮食、文化追求等方面几乎没有变化。

我清楚地记得1979年的一次中国之行，当时我参加的代表团成员决定在晚上9点半左右从我们的晚宴上步行回上海的酒店。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们沿着多个灯光昏暗的街区行走时，偶尔有一辆几乎空无一人的公共汽车或孤独的夜间骑车人经过，很明显，这个伟大城市的几乎所有人口都已经在家里，甚至可能已经睡着了，正在为未来一整天的工作休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夜生活、娱乐活动或任何其他偏离斯巴达式场景的行为。

是的，今天的中国城市更加混乱，但它们也更加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和富有创造性，居民有更多的选择和出路，而不是简单地去工作和回家睡觉。中国的大城市越来越像其他社会的城市，大多数人重视城市作为创造力和活力的中心。 但是，一个挑战仍然存在：是否有任何方法可以让一个社会拥有活泼和创造性的城市生活，而不至于让相对无序和偏差的行为也变得普遍？

It is obvious that major changes have occurred in the organization of localities in both rural and urban China since the reforms were launched in 1978. In the late Mao era, villagers were very much bound to the soil, and most stayed in place for their entire lives, except for women who married and usually moved into their husbands’ villages. And the nationally standardized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 of communes, brigades, and teams supervised and controlled villagers fairly effectively. In the cities the combination of work units (danwei) and residents committees supervised and controlled urban families, who were similarly fairly fixed in the same housing and jobs for many years or even decades, given the absence of labor and housing markets. So in both villages and cities, most Chinese knew and interacted regularly with their neighbors and workmates for many years, a circumstance which minimized privacy and anonymity and promoted social control and relatively low rates of deviance and crime.

The reforms fundamentally altered this pervasiveness of stable and tight-knit local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rural areas, rural families became increasingly independent economic entities while also stimulating out-migration of family members in search of non-farming opportunities elsewhere. In the cities the role of the danwei in supervising not only the work, but also much else about the lives of their employees, has been substantially undermined, and the ability of people to change jobs and housing, and even move elsewhere in search of better opportunities, has made supervision of urban families much more problematic. After the mass privatization of urban housing in the late 1990s, an increasing portion of urbanites, particularly in the middle class and among the wealthy, have bought private housing in newly built housing developments, where their neighbors are similar to them in class but not in jobs or work organizations. They may have little in common with their neighbors and may be more like strangers you nod hello to in the elevator, as is the case among urbanites in other societies. There has been some expectation that commercial housing management offices should play the supervision and social control functions that once were performed by residents’ committees and danwei, but they seem generally unable to do so effectively.

Cities have also grown substantially, particularly through the influx of migrant laborers, who may constitute as much as 30% or more of the de facto population in the largest cities, even if the hukou system continues to deprive them of full urban citizenship status and equal access to education, housing, and welfare benefits. (China today is over 60% urban, but of that total roughly 40% consists of the urban hukou population and 20% of outsiders without local urban hukou.)

All of these changes have unavoidably changed primary-level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made supervision and social control over both villagers and urban residents more complicated and problematic. Chinese cities, in particular,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like the complex and somewhat chaotic places familiar to urbanites in other societies. With mobility, privacy, and anonymity much more common, and shared identities with neighbors now less common, there is much more room for deviance, crime, and other social problems to arise and defy detection. Increasingl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relied on modern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and new external social control agencies to monitor social life and keep cities orderly. But one unavoidable result is that urbanites are more likely to feel that they are being supervised by arbitrary strangers and uncontrollable surveillance devices, rather than by long-term and familiar neighborhood activists. The regularly reported abuses and scandals perpetrated by agents of chengguan urban management agencies indicate the problems of this altered urban social control structure.

With all of that said, I don’t mean to conclude that life was better in the more orderly grass-roots structures of the late-Mao era. Communities then, and particularly even the largest cities, were more orderly, but they were also very boring, with little diversity, creativity,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nd almost no variety in clothing, diet, cultural pursuits, etc. I vividly recall a trip to China in 1979, when members of the delegation I was participating in decided to walk back from our evening banquet to our hotel in Shanghai at about 9:30pm. I was struck by the fact that, as we walked along multiple dimly lit blocks, with an occasional almost empty bus or lonely night time bicyclist passing by, it was obvious that almost the entire population of that great city was already at home and perhaps even asleep, getting rested up for another full day of work ahead. There was no sign of night life, recreational activity, or any other departure from the Spartan scene. Yes, Chinese cities today are much more chaotic, but they are also much more colorful, lively, and creative, with many more options and outlets for residents than simply going to work and heading home to sleep. Large cities in China increasingly resemble cities in other societies, and most people value cities as centers of creativity and vitality. But a challenge remains: is there any way to have a society with lively and creative urban life, without also having relatively disorderly and deviant behavior becoming common as well?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中国孔子博物馆名誉馆长、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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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酱爆炸

作者：办公室奇葩说

发布时间：2022-08-19 23:32

快照：

女子开瓶时辣椒酱爆炸 堪比案发现场

8月18日，贵州都匀一女子开辣椒酱时瓶子突然炸了，满厨房全是辣酱，场面令人震惊。石女士表示，打开后瓶子像发疯了一样，一直转一直炸。

四川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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