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白重恩谈拉闸限电：最好用电价来调节

作者：中新经纬

发布时间：2022-08-20 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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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经纬8月20日电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2022夏季峰会20日举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白重恩认为，解决拉闸限电问题，最好就是用电价来调节，但是希望电价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排放的成本。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白重恩 主办方供图

会上，白重恩指出，碳中和赛道长，电力市场是统一的市场，长期来说，有一个可预期的制度框架，就特别地重要。但是这个制度框架不是很完善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

白重恩介绍，最近因为气温特别高，空调用电又多，工业生产的用电又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在电力供给紧张的时候，怎么配置电力使用就变成了很大的问题。

2021年的拉闸限电对很多的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是因为我们的配置是基本行政手段的，基层政府要想非常有目的性说哪些企业停电成本低就少用电，停电成本高的就多用电，这样对政府要求实在太高了，要对各种各样生产的程序都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很难做到。但是如果有价格机制就可以比较好配置短缺的电力，有些企业停电一次生产线完全毁掉，对他们来说成本非常高，也有一些不那么极端的，停电一次重新开启需要3天的调试时间才能让产品的质量稳定，对他们来说停电成本也非常高。

“如果用价格机制，那些停电成本高的企业宁愿付高价也要保证供电稳定，需求可以得到满足，而停电成本比较低的企业，当电价上涨可以少用电，把电腾出来让需求比较迫切的企业来用，电价合理的调节就非常地重要。”

白重恩还介绍，电力这么紧张，那就希望用清洁的电力，比如说风电、光电等等，我们清洁能源投资能力很强，但也遇到一些生态的约束，有些地方适合于做风电，但是生态规定说不能做，但总体来说约束是消纳能力。

还有碳关税，欧盟已经在讨论征收碳关税，尽管措施有变化，最终实施时间也还没有最终确定，但是几乎可以肯定最终要实施，对中国出口欧盟的企业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在白重恩看来，这些问题中，拉闸限电如果用价格机制分配电力，效率会更高一点；另一种办法就是现在扩大电力的生产，扩大电力生产新的能源消纳能力还不够，就扩大煤电的生产，但煤电的生产建设周期很长，而且要提前退役成本就会很高，等等问题，最好的就是用电价来调节，但是电价调节就希望电价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排放的成本。

同时，新能源使用效率低，来自于消纳能力现在还不够，消纳能力为什么还不够呢？一方面电网需要改造，需要建设配套的网，因为新能源发电的地方跟传统的发电的地方不一样，本来电网是服务煤电的，现在有新能源在另外地区，所以新建电网有成本。要建设储能和调峰能力，新能源不稳定，所以要变成稳定的电源，要储能、调峰，这个成本谁来承担。电网在多个发电源之间切换的时候需要有高度的安全性、智能性、稳定性，这也对电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的投资是非常多的。

但是这些成本谁来承担？白重恩认为，“如果电力的价格中不反映这些投资的成本，那电网是没有积极性投资的。你可以押着他投，但是长期不可持续，所以我们希望配套的网络的建设，改善电网的智能性、坚强性的成本在电价中得到体现。”

白重恩强调，拉闸限电的问题、新能源消纳能力不够的问题、应对碳关税的问题，都要求我们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碳定价的体系，在这个完整的碳定价体系，电力价格和碳的价格一定要有联动，否则就不能解决面临的很多问题。“当然，这里面电价是特别重要，因为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中很大一部分(40%左右)是来自于发电，如果把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减排要实现碳中和是非常困难的。”白重恩说。

不过，白重恩称，电价要反映排放的成本，就应该和碳定价统筹选择，但是改革电价的阻力是非常大，原因就是当电价改革以后，如果电价反映了排放的成本，电价就要涨上去，消费者显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改变，生产者也担心是不是失去了全球竞争力。

有什么办法解决呢？白重恩集中讲到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白重恩建议，想象把排放权方式做改变，不是把排放权给发电企业，而是把排放权给用户，包括消费者、用电生产者。给了用户以后，发电企业发电要排放，就需要排放权才能排放，怎么办呢？从市场上收购这些排放权。如果市场运行很有效，那么就会定出一个价格，然后发电企业排放权的需求可以通过收购来获得。那么发电企业会不会很不高兴呢？当然是，现在免费给的，但是后面通过收购有成本。但是如果允许电价随之调整，收购排放权的成本就可以有电价的调整来对冲，所以对发电企业并不会产生特别大的负面冲击。

对用电企业，当排放权价格上去了，电价随之上涨。但是另一方面，它免费获得了排放权，排放权价格上涨了，出售排放权的收益就上涨，这两个可以设计好的话是可以很好对冲。

白重恩说，所以，用户企业成本上去了，由排放权交易价格来对冲；发电企业成本上去了，购买排放权成本上去了，由电价上涨来对冲，“大家都得到了对冲，如果我们做这样的改变，对大家的影响不会太大。”(中新经纬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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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拉闸限电问题？白重恩：用电价来调节

作者：金融界

发布时间：2022-08-20 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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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金融界

金融界8月20日消息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2夏季峰会今日召开。会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白重恩认为，应对市场出现的“拉闸限电”问题应用电价来调整电力分配。

白重恩认为，在解决拉闸限电问题上，还可以扩大电力生产，而当前扩大电力生产新的能源消纳能力还不够，只能扩大煤电的生产。但煤电的生产建设周期很长，要提前退役成本就会很高。因此最好可以用电价来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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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闸限电”问题频出 白重恩：应用电价来调整电力分配

作者：新京报

发布时间：2022-08-20 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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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贝壳财经讯（记者姜樊）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2夏季峰会今日召开。会上，面对在绿色低碳转型中市场频频出现的“拉闸限电”问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白重恩认为，应用电价来调整电力分配。

白重恩认为，在解决拉闸限电问题上，还可以扩大电力生产，而当前扩大电力生产新的能源消纳能力还不够，只能扩大煤电的生产。但煤电的生产建设周期很长，要提前退役成本就会很高。因此最好的可以用电价来调节。

“电价调节就是要让电价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排放的成本。”白重恩坦言，当前新能源使用效率低，消纳能力还明显不足。这需要对电网进行改造，要建设储能和调峰能力等。这些成本如果不反映在电力价格中，将无法带动电网投资的积极性。

白重恩认为，无论是拉闸限电的问题，还是应对国际的“碳关税”问题，都要求我国建立相对完整的碳定价的体系，让电力价格和碳价格有所联动。而我国二氧化碳排放中超过40%是来自于发电，如果不把电价问题解决好，我国要实现“碳中和”将非常困难。

他指出，如果允许电价随之调整，收购排放权的成本就可以由电价的调整来对冲，意味着对发电企业总体并不会产生特别大的负面冲击，但排放很严重的发电企业会受到影响，就像现在碳排放交易制度也会对他们产生影响一样。

“对用电企业来讲，当排放权价格上行，电价也会随之上涨。”白重恩表示，但企业免费获得了排放权，因此排放权价格上涨意味着出售排放权的收益就上涨，因此可以形成对冲。

白重恩直言，如果我国按照上述方法进行，各方的收益和成本得到了对冲，影响相对较小。而电力价格涨上去了，出口企业用电支付比较高的价格，在欧盟实施“碳关税”时，就可跟欧盟价格差比较小，关税负担将有所减小。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欧盟已经在讨论征收碳关税，几乎可以肯定最终要实施碳关税。由于我国碳定价相对较低，因此碳关税可能对中国出口欧盟企业来说负担较大。

据了解，欧盟碳关税设想是欧盟企业要为排放每一吨二氧化碳支付100欧元的成本，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最终传导到用电企业。但中国的企业成本中碳定价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欧盟企业认为，其中存在的差价对他们形成了不公平的竞争，所以希望要把中间的差价变成它定碳关税的基准。

编辑 王雨晨

校对 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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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重恩：合理调节电价以应对短缺电力配置 建议有效联动电价与碳价格

作者：金融界

发布时间：2022-08-20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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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联社8月20日讯（记者 徐川）近期部分区域的高温限电受到广泛关注。在电力供给相对紧张的情况下，解决电力使用的配给问题成为关键。在今日举行的“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2022夏季峰会”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表示，可通过良好的价格机制来合理调节电价，实现有效配置短缺电力。

“调节机制就是要让电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排放的成本。”白重恩认为，当前新能源的使用效率较低，消纳能力也存在明显不足。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对电网进行改造，如建设配套电网等；此外，还要建设储能和调峰能力。由于电网在多个发电源之间切换时需要有高度的安全性、智能性、稳定性，这对电网提出了很高要求，要更精准地在毫秒级的时间内实现不同电源间的切换。

“所以，整体电网改造的投资成本非常高，而这些成本如果不反映在电力价格中，将无法带动电网投资的积极性。”白重恩直言。

白重恩表示，如果能够实现电价调节，那么收购排放权的成本就可以由电价调整来对冲，意味着总体上对发电企业并不会产生特别大的负面冲击，而排放相对较严重的发电企业会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对用电企业来说，当排放权价格上涨，电价也会随之上涨。”白重恩进一步称，但同时，企业免费获得了排放权，因此排放权价格上涨意味着出售排放权的收益就上涨，所以可以很好地形成对冲。

此前有观点认为，目前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行并不完美，可使用碳税替代排放权交易，即排放一吨二氧化碳就征收多少税。

“如果征收碳税以后，用户的碳税成本将反映到电价中，而电价上涨，就会加重用户负担。”白重恩指出，另有观点认为，在征收碳税同时可发放补贴，这引发的问题是如何确定补贴的量。虽然当排放权价格上涨，出售排放权的收益也会上涨，可对冲电价上涨，但在一般情况下，碳税是较早就能确定的，而排放权的价格浮动可能又与补贴不一致，所以补贴的量较难确定。

白重恩表示，当前欧盟已在讨论征收碳关税，几乎可以确定最终要实施碳关税。由于我国的碳定价相对较低，因此碳关税可能对出口欧盟的发电企业来说负担较大。“无论是解决限电问题，还是应对碳关税问题，都要求我国建立相对完整的碳定价体系，实现电力价格和碳价格之间形成联动”。

他建议称，政策措施应更好统筹，一方面不能有过多的政策叠加，也要防止政策套利，尤其是要帮助企业能够很好地统计碳足迹，以及企业已经为碳排放支付了多少成本。

本文源自财联社记者 徐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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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碳关税迫在眉睫，当建立比较完整的碳定价体系

作者：河南商报

发布时间：2022-08-21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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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新闻首席记者杨桂芳

8月20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举行50人论坛2022夏季峰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白重恩就电力市场和碳市场之间的融合发展问题进行观点分享。

白重恩特别关注碳中赛道制度框架建立和资源配置问题。他提到2021年工业生产用电紧张给企业如何分配用电的问题。

“2021年的拉闸限电对很多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是因为我们的配置基本是行政手段的。”白重恩说，对于基层政府来说，想实现哪些企业停电成本低就少用电、停电成本高就多用电的方式配电，这个要求实在太高了，很难做到。

如何解决？白重恩建议可以尝试通过价格机制配置短缺电力。有些企业停电一次生产线完全毁掉，对他们来说成本非常高，也有一些不那么极端的，停电一次重新开启需要3天的调试时间才能让产品的质量稳定，对他们来说停电成本也非常高。

“如果用价格机制分配电力，那些停电成本高的企业宁愿付高价也要保证供电稳定，需求可以得到满足，而停电成本比较低的企业，当电价上涨可以少用电，把电腾出来让需求比较迫切的企业来用，电价合理的调节就非常地重要。”

在分享中，白重恩还提到，一种是倡导清洁能源建设，但由于风电、光电等不是稳定电源，而我国电力系统消纳不稳定电源的能力，需要进一步建设。另一种办法就是现在扩大电力的生产，不止清洁能源的供电，还要扩大煤电生产。

如何提升电力系统消纳能力？一方面电网需要改造，提升储能和调峰能力，将不稳定的新能源供电不变成稳定的电源。

他提到，碳关税几乎迫在眉睫了，有声音说欧盟在2027年初开始征收碳关税，中国的出口企业倒是要报相关的数据，我们要做好一系列准备，每个企业能够以可信的方式报告碳足迹。

这对于企业来说，有什么难题亟待解决？白重恩认为目前多种多样的减排方式，包括碳排放权的交易、碳税、绿色电力、补贴、碳金融等各种各样眼花缭乱的政策手段之间没有很好的协调。如果要应对碳关税，我们需要让许多政策措施更好统筹、没有过多的政策叠加，并防止政策套利，帮助企业能够很好的统计碳足迹，以及企业已经为碳排放支付了多少成本。

“拉闸限电的问题、新能源消纳能力不够的问题、应对碳关税的问题，都要求我们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碳定价的体系。”白重恩说，在这个完整的碳定价体系，电力价格和碳的价格一定要有联动，否则就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当然，这里面电价是特别重要，因为二氧化碳排放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发电，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要实现碳中和是非常困难的。

白重恩建议，把碳排放权方式做出改变，不是把排放权给发电企业，而是把排放权给用户，包括消费者、用电生产者。给了用户以后，发电企业发电要排放，就需要排放权才能排放，它们可以从市场上收购这些排放权。如果市场运行很有效，就会定出一个价格，然后发电企业的排放权需求可以通过收购获得。

这么做发电企业会不会很不高兴呢？

“当然是，现在免费给的，但是后面通过收购有成本。”白重恩说，如果允许电价随之调整，收购排放权的成本就可以有电价的调整来对冲，所以对发电企业并不会产生特别大的负面冲击。但那些排放很严重的企业会受到影响，就像现在碳排放交易制度也会对它们产生影响一样。

白重恩认为，目前最大的难题是部门间协调问题，比如管电力市场、管碳排放权市场等众多部门之间怎么协调，可能是现在最大的堵点。如果可以实现部门间有效的协调，把碳排放权市场变得更加有效，让排放成本传导到电力市场，最后所有人做投资决策、消费决策的时候都考虑到排放成本，再通过一些手段让这一机制不会产生过大的短期冲击，相信我们的“双碳”目标的实现会更加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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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要帮助企业统计碳足迹，合理制定规则和减震措施

作者：新浪财经

发布时间：2022-08-20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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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金融一线

8月20日消息，由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举办的“2022夏季峰会”在京举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白重恩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

白重恩表示，应对碳关税，我们需要让这些政策的措施可以更好统筹，不有过多的政策叠加，也要防止政策套利，尤其是帮助企业能够很好统计碳足迹，以及它已经为碳排放支付了多少成本。

白重恩强调，我们可以制定规则，比如说每个月到一定时间自动交易，如果不主动交易的话，有什么程序让你自动交易等等；当价格有过高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设计一些减震措施，来对大家的影响比较平缓。最大的难题是部门间的协调，把排放权市场变得更加有效，让排放成本传导到电力市场，最后所有人做投资决策、消费决策的时候都考虑到排放成本。

以下为嘉宾发言全文：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 白重恩

各位嘉宾、各位听众：

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分享，我的大题目是电力市场和碳市场之间的融合发展，一个很具体的建议是改变碳排放配额初始发放方式，希望通过这样的初始发放方式的改革可以推动碳中和事业更加高效的前进。

前面陈理事长讲了碳市场，他对“双碳”的事业描绘了一个非常广阔的前景，特别是他说到碳中和这个赛道是既长又宽、又厚，这给我下面讲的内容提供了特别好的大背景。

因为这个赛道长，所以我们叫做长远的规划，尤其是在电力市场上有一些发电的方式，比如说煤电发电的方式，一个煤电厂生命周期40周年左右，从现在到实现碳中和目标还有38年，已经短于一个煤电厂的建设周期了，如果我们不及早规划，如果我们现在建了煤电厂，到时要被迫提早退役，提前折现就会非常严重，成本就会非常高。所以我们需要有稳定的预期引导怎么做这些长期的投资。

煤电之外，因为电力市场是统一的市场，如果煤电市场遇到刚才说的问题，就是长期计划的问题，其他的绿色的电力、其他的电力发展也会受到影响。所以长期来说，我们有一个可预期的制度框架，就特别地重要。

从宽和厚这个角度来说，因为我们有很多种发电方式，很多种节能环保的方式，有很多种的绿色方式，包括投资、创新、消费、生产。那怎么在他们之间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这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这也需要给我们有一个稳定的制度框架。

除了投资以外，消费，绿色消费，买冰箱未来会怎么样，选择买什么样的冰箱等等，都会受到整体制度框架的影响。

我想讲的是，我们怎么来让我们整体的制度框架变得更加合理，来让我们更加地做长期规划，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在宽和厚的赛道上配置各种资源。

我们来看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刚才说了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制度框架，但是这个制度框架不是很完善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

大家记忆犹新的2021年的拉闸限电，最近因为气温特别高，空调用电又多，工业生产的用电又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那怎么在电力供给紧张的时候，怎么配给电力使用就变成了很大的问题。

2021年的拉闸限电对很多的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是因为我们的配置是基本行政手段的，一定程度上上面定了总体的目标说今年发多少电，用多少能源，层层分解，到了基层政府就分解到企业头上。基层政府要想非常有目的性说哪些企业停电成本低就少用电，停电成本高的就多用电，做到这样对政府要求实在太高了，要对各种各样生产的程序都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很难做到。但是如果我们有价格机制就可以比较好配置短缺的电力，有些企业停电一次生产线完全毁掉，对他们来说成本非常高。也有一些不那么极端的，停电一次重新开启需要3天的调试时间才能让产品的质量稳定，对他们来说停电成本也非常高。但是另外一些企业停电成本就会相对较低一点。如果用价格机制，那些停电成本高的企业宁愿付高价也要保证供电稳定，需求可以得到满足，而停电成本比较低的企业，当电价上涨可以少用电，把电腾出来让需求比较迫切的企业来用。电价合理的调节就非常地重要。但是，要电价调节阻力是非常大的。

既然电这么紧张，如果我们再做传统的发电设施的建设，比如说煤电的建设，用最多可以是38年，除非我们捕捉二氧化碳的技术有突飞猛进，现在大家看不到这样的前景。所以几乎所有的设计中都是说最终煤电要退出市场。它的生命周期是48年，而我们要达到碳中和只有38年，所以做进一步的投资煤电效率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就希望用清洁的电力，比如说风电、光电等等。但是我们清洁能源投资能力很强，但也遇到一些生态的约束，有些地方适合于做风电，但是生态规定说不能做。但总体来说，它的约束是我们的消纳能力。我们发了风电和光电，因为它不是稳定的电源，所以电力系统消纳不稳定电源的能力还是需要有很多建设的。

那为什么消纳能力现在没有突飞猛进呢？我们在不断地进步，但为什么还有障碍呢？一会儿我会跟大家分析，跟我们的定价体制有什么关系。

还有碳关税。欧盟已经在讨论征收碳关税，尽管他们的措施有变化，最终实施时间也还没有最终确定，但是几乎可以肯定最终要实施碳关税。碳关税对中国出口欧盟的企业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为我们的碳定价是比较低的，欧盟碳关税设想是欧盟企业要为排放每一吨二氧化碳支付100欧元的成本，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最终传导到用电企业。但是，中国的企业成本中碳定价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这中间的差异欧盟的企业认为对他们竞争不公平，所以他们的议会就说我要把中间的差异100欧元和我们现在碳价大概是40元、50元人民币之间的差价变成它定碳关税的基准。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国内保护企业不让他们成本增加，但是出口的时候全部以碳关税的形式体现出来。所以等于国内其他行业碳排放企业，出口企业没有承担，最后欧盟关税把这些全部拿到了。

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拉闸限电如果用价格机制分配电力，效率会更高一点。另一种办法就是现在扩大电力的生产，扩大电力生产新的能源消纳能力还不够，我们就扩大煤电的生产。煤电的生产建设周期很长，而且要提前退役成本就会很高，等等问题。最好的就是用电价来调节，但是电价调节就希望电价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排放的成本。新能源使用效率低，来自于消纳能力现在还不够，消纳能力为什么还不够呢？一方面电网需要改造，我们需要建设配套的网，因为新能源发电的地方跟传统的发电的地方不一样，本来电网是服务煤电的，现在有新能源在另外地区，所以新建电网有成本。要建设储能和调峰能力，新能源不稳定，所以要变成稳定的电源，要储能、调峰，这个成本谁来承担。电网在多个发电源之间切换的时候需要有高度的安全性、智能性、稳定性，这也对电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本来切换时间就不够了，现在要更精准用毫秒级的时间在不同电源间切换，这需要的投资是非常多的。

但是这些成本谁来承担？如果电力的价格中不反映这些投资的成本，那电网是没有积极性投资的。你可以押着他投，但是长期不可持续。所以我们希望配套的网络的建设，改善电网的智能性、坚强性的成本在电价中得到体现。

分时电价，白天光比较充足，晚上没有了，能不能通过定价引导使用者，尤其工业使用者在光电多的时候多生产，光电少的时候少生产，这也跟价格优关系。

要让价格可以合理，要不同的时间定不同的价格，不同的地区定不同的价格等等，要让价格变得合理，就希望价格和碳排放的成本能够更好地联系。

碳关税几乎是迫在眉睫了，因为欧盟现在的版本是说2027年初开始征收，明年开始中国出口企业要报数据，即使是2027年初征收，从现在到那时候也只有5年时间。要做好一系列准备，需要每个企业能够以可信的方式报告碳足迹，在生产过程中排了多少碳，也要以可信的方式报告它为这些排放已经支付了多少成本，那么计税的时候就有了基础，而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做。

我们现在有多种多样的减排的方式，包括碳排放权的交易、碳税有一些讨论，绿色电力、绿证、补贴、碳金融等等各种各样眼花缭乱的政策手段，但是他们之间没有很好的协调。要让一个出口的企业统计从碳排放权交易中支付了多少成本，碳税中有多少成本，绿电用了多少，绿证支付了什么样的价格，补贴得到了多少，从碳金融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收益等等，其实对企业来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如果我们要应对碳关税的话，我们需要让这些政策的措施可以更好统筹，不有过多的政策叠加，也要防止政策套利，尤其是帮助企业能够很好统计碳足迹，以及它已经为碳排放支付了多少成本。

上面讲的这几个问题：拉闸限电的问题，新能源消纳能力不够的问题，应对碳关税的问题，都要求我们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碳定价的体系，在这个完整的碳定价体系，电力价格和碳的价格一定要有联动，否则就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当然，这里面电价是特别重要，因为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中很大一部分（40%几）是来自于发电，如果把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减排要实现碳中和是非常困难的。

电价要反映排放的成本，就应该和碳定价统筹选择，但是改革电价的阻力是非常大。2021年拉闸限电的时候终于推动了多年电价的浮动，允许了一定的空间。对于工业用电允许它有一定的浮动，但是对于消费者的用电，居民的用电，基本是很难动的。原因就是当你电价改革了以后，如果电价反映了排放的成本，电价就要涨上去。涨上去对使用电力的用户的成本就会上升，消费者显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改变。生产者也担心这样的成本上升了，是不是让他们失去了全球的竞争力。

我们有什么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现在的市场是怎么安排的呢？我想集中看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还有碳税等等其他的时间关系不一一说了。我们就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去年7月份我们开始的，现在是从电力行业开始试点，怎么交易的呢？我们是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公式计算每一个电力行业每年能拿到多少排放权的配额，这个配额根据公式它可以拿到多少，是免费给的。但是有的电力企业需要用的排放权比较多，生产技术比较落后，排放强度比较大，所以分配给它的排放权不够，它就要在市场上购买。另一些企业技术比较绿色，排放比平均值要低，就会有多余排除权出售，这设计似乎很合理，有需求方、供给方、有交易，建立了市场可以有交易。大家知道，我们排放权的交易有多大量呢？大概1亿吨，我们全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有100多亿吨，通过碳交易市场交易的排放权比到碳排放量的1%，非常小的交易量。我给了排放权，尤其是一些国企电力企业，它基本不会把排放权拿出去卖，也造成交易量特别小。

还有电价应该反映碳排放的成本，碳排放成本怎么反映呢？排放权交易价格应该是碳排放成本的一种体现，这个价格现在比较低，未来可能会变化，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一种反映碳排放成本的体现。

那么电力企业是免费获得了这些排放权，价格涨上去了，下游的用户在承担成本，电力企业电价涨了，但是因为排放权免费给电力企业，它的交易需求只在边际上，总的交易量比到总排放量的1%，所以那个交易对电力企业的平均成本，在边际成本会受到影响，但对它的平均成本几乎没有影响。而我们的电力定价很多企业是考虑平均成本的，因为电力是价格管制的行业，企业没有动力推动电价的改变。即使我们电价改变了，分配也不合理，因为终端用户承担了所有的成本，而发电企业电价涨了，排放权没有支付成本，分配也不合理。

这样的分配不合理就带来了电力改革的困难，因为终端用户说你增加了我的成本，凭什么？而且还影响了我的竞争力。这样的问题就使得我们整个的体系设计得很好，但是实际运行不了。

那有什么办法来解决它呢？刚才陈理事长讲了非常重要的整个的大的框架，但是这里面一个关键点就是在这里，我们想象把排放权方式做改变，不是把排放权给发电企业，而是把排放权给用户，包括消费者、用电生产者。给了用户以后，发电企业发电要排放，就需要排放权才能排放，怎么办呢？从市场上收购这些排放权。如果市场运行很有效，那么就会定出一个价格，然后发电企业的排放权的需求可以通过收购来获得。那么发电企业会不会很不高兴呢？当然是，现在免费给的，但是后面通过收购有成本。但是如果允许电价随之调整，收购排放权的成本就可以有电价的调整来对冲，所以对发电企业并不会产生特别大的负面冲击。但那些排放很严重的企业会受到影响，就像现在碳排放交易制度也会对他们产生影响一样。这是一个对发电企业的影响。

对用电企业，当排放权价格上去了，电价随之上涨。但是另一方面，它免费获得了排放权，排放权价格上涨了，出售排放权的收益就上涨，这两个可以设计好的话是可以很好对冲。

所以用户企业成本上去了，由排放权交易价格来对冲。发电企业成本上去了，购买排放权成本上去了，由电价上涨来对冲。大家都得到了对冲。当然，那些效率特别低的企业不能完全对冲，这也是我们设计的目的之一。

如果我们做这样的改变，首先各方的收益和成本得到了对冲，对大家的影响不会太大。电力价格涨上去了，出口企业用电支付比较高的价格，在欧盟碳关税的时候，成本上去了，跟欧盟价格差比较小，关税也就不用交那么多。这是这个机制希望可以起到的作用。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建议。很多人认为现在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行不完美，一个是用碳税来替代排放权交易，不再做排放权交易，就征碳税，排放一吨二氧化碳征多少税。理论上跟排放权交易市场起到的作用类似，但是有很多细节的差别。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征碳税以后，用户的成本，碳税成本反映到电价去，电价上涨，用户负担加重，用户得不到对冲。那么有说一边征收碳税一边给补贴，让他们不至于受到很大冲击，补贴就带来的问题是怎么来定补贴的量。如果排放权价格上涨了，卖排放权的收益也涨，电价也涨，两个正好对冲。但是一般碳税是比较早就决定了，而排放权的价格浮动可能又跟补贴的不一致，所以补贴的量比较难定。另外就是补贴一旦给了，很难退出。而我刚才说的设计是有一个自然退出的，随着碳中和的实现，最终排放减得很少了，每年排放权的发放也就很少了，所以那种补贴也就逐渐退出。

另一种方式是说排放权不再免费发放，由国家拍卖，因为有拍卖，电力企业面临成本价格也会涨，但是拍卖和碳税有同样问题，拍卖以后，终端用户负担增加了，怎么来对冲，对冲的困难跟刚才是一样的。

下面有很多细节问题，怎么分配，把排放权分配给用户，消费者、生产者，怎么分配呢？按照谁最终承担成本的比例来分配，用户用多少电，然后它购买消费品，消费品生产者用多少电，电成本转移到用户那里有多少，可以有大概匡算。当然，消费者之间不是你用电多了就多给补助，而是平均分配，这也鼓励人们少用电。生产者投资成本增加了，我们给他一定排放权对冲。出口生产者不需要给他对冲，因为即使对冲了，关税也会把对冲效果抵消。

实施上市场运营要更加有效，电力企业担心当排放权分给众多的消费者、使用者的时候，交易会怎么样？我们可以定很多规则，比如说每个月到一定时间自动交易，如果不主动交易的话，有一个程序让你自动交易等等，当价格有过高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设计一些减震措施，来对大家的影响比较平缓。最大的难题是部门间的协调，我们有管电力市场的，管排放权市场的等等众多部门之间怎么协调，这可能是现在最大的堵点。所以如果可以实现部门间有效的协调，把排放权市场变得更加有效，让排放成本传导到电力市场，最后所有人做投资决策、消费决策的时候都考虑到排放成本，再做一些安排，使得这样的机制不会产生过大的短期冲击，我相信我们的“双碳”目标的实现会更加高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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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重恩：将碳排放权让与用户、加强部门协调，助力“双碳”目标高效实现

作者：证券时报

发布时间：2022-08-20 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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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秦燕玲

8月20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举行50人论坛2022夏季峰会，相关政府部门领导、专家、学者、行业领袖就“金融助力稳增长与财富管理高质量发展”，共同交流探讨。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CWM50学术委员会主席白重恩表示，去年拉闸限电的问题，新能源消纳能力不够的问题，应对碳关税的问题，都要求我们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碳定价体系。

“在这个完整的碳定价体系中，电力价格和碳的价格一定要有联动，否则就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白重恩指出，“当然，这里面电价是特别重要，因为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中很大一部分（超过40%）来自发电，如果把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减排要实现碳中和非常困难。”

白重恩认为，电价要反映排放成本，就应该和碳定价统筹选择，但改革电价阻力非常大。

“2021年拉闸限电的时候终于推动了多年电价的浮动，允许了一定的空间——对于工业用电允许它有一定的浮动，但是对于消费者的用电，居民的用电，基本是很难动的。”

从当前的解决办法和市场安排来看，白重恩认为，仍存在一些矛盾。白重恩指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自去年7月在电力行业试点，通过公式计算每个电力行业每年能拿到多少排放权配额，配额之内为免费，超过配额的排放权可从市场上购买。目前排放权交易量大约为1亿吨。

“我们全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有100多亿吨，通过碳交易市场交易的排放权比到碳排放量的1%，非常小的交易量”，白重恩指出，“虽然给了排放权，但企业，尤其是一些国企电力企业，基本不会把排放权拿出去卖，也造成交易量特别小。”

此外，从成本来看，电力企业免费获得排放权，价格上涨，下游用户承担成本，交易需求只在边际上，“所以那个交易对电力企业的平均成本，在边际成本会受到影响，但对它的平均成本几乎没有影响……而电力定价很多企业是考虑平均成本的，因为电力是价格管制行业，企业没有动力推动电价改变,即使电价改变了，分配也不合理，因为终端用户承担了所有的成本，而发电企业电价涨了，排放权没有支付成本，分配也不合理。”

解决这些问题，白重恩认为，应该对排放权方式做出改变，即不是把排放权给发电企业，而是把排放权给用户，包括消费者、用电生产者。

“给了用户以后，发电企业发电要排放，就需要排放权才能排放，怎么办呢？从市场上收购这些排放权。如果市场运行很有效，那么就会定出一个价格，然后发电企业的排放权的需求可以通过收购来获得”，白重恩解释称。

如此一来，发电企业虽然需要购买排放权，但是如果允许电价随之调整，收购排放权成本就可以有电价调整来对冲，对发电企业并不会产生特别大的负面冲击。对用电企业而言，排放权价格上去了，电价随之上涨。但是由于免费获得了排放权，排放权价格上涨了，出售排放权的收益就上涨。

“所以用户企业成本上去了，由排放权交易价格来对冲；发电企业成本上去了、购买排放权成本上去了，由电价上涨来对冲”，白重恩认为，各方收益和成本得到对冲，影响就不会太大。

此外，还可以让排放权不再免费发放，由国家拍卖。“因为有拍卖，电力企业面临成本价格也会涨，但是拍卖和碳税有同样问题，拍卖以后，终端用户负担增加了，怎么来对冲，对冲的困难跟刚才是一样的。”

“我们有管电力市场的，管排放权市场的等等众多部门之间怎么协调，这可能是现在最大的堵点”，白重恩认为，所以，如果可以实现部门间有效的协调，把排放权市场变得更加有效，让排放成本传导到电力市场，最后所有人做投资决策、消费决策的时候都考虑到排放成本，再做一些安排，“使得这样的机制不会产生过大的短期冲击，我相信我们的‘双碳’目标的实现会更加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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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重恩：改变碳排放配额初始发放方式 推动碳中和事业更加高效的前进

作者：人民融媒体

发布时间：2022-08-20 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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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证券日报

本报记者 袁元

8月20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2年夏季峰会在北京举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白重恩就电力市场和碳市场之间的融合发展发表了观点。白重恩建议改变碳排放配额初始发放方式，推动碳中和事业更加高效的前进。

白重恩表示，从现在到实现碳中和目标还有38年，已经短于一个煤电厂的建设周期了，需要有稳定的预期引导怎么做这些长期的投资。

“我们有很多种发电方式，很多种节能环保的方式，怎么在它们之间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这也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制度框架。”白重恩说。

欧盟已经在讨论征收碳关税，欧盟碳关税设想是欧盟企业要为排放每一吨二氧化碳支付100欧元的成本，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最终传导到用电企业。碳关税对中国出口欧盟的企业可能负担较大，中国的企业成本中，碳定价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

现在有多种多样的减排方式，要让一个出口的企业统计从碳排放权交易中支付了多少成本，碳税中有多少成本，绿电用了多少，绿证支付了什么样的价格，补贴得到了多少，从碳金融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收益等等，其实对企业来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如果要应对欧盟碳关税的话，需要让这些政策的措施可以更好统筹。

白重恩表示，有什么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看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去年7月份，开始从电力行业开始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去年碳排放权的交易量大概1亿吨，全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有100多亿吨，通过碳交易市场交易的碳排放权占比到碳排放量的1%，非常小的交易量。

为此，如果把碳排放权方式做改变，不是把碳排放权给发电企业，而是把排放权给用户，包括消费者、用电生产者。给了用户以后，发电企业发电要碳排放，就需要碳排放权才能排放，怎么办呢？从市场上收购这些碳排放权。如果市场运行很有效，就会定出一个价格，然后发电企业的碳排放权需求可以通过收购来获得。发电企业收购碳排放权有成本。但是如果允许电价随之调整，收购碳排放权的成本就可以由电价的调整来对冲，所以对发电企业并不会产生特别大的负面冲击。对用电企业来说，当碳排放权价格上去了，电价随之上涨。但是另一方面，它免费获得了排放权，碳排放权价格上涨了，出售碳排放权的收益就上涨，这两个可以设计好的话是可以很好对冲的。

如果做这样的改变，首先各方的收益和成本得到了对冲，对大家的影响不会太大。电力价格涨上去了，出口企业用电支付比较高的价格，在欧盟碳关税的时候，成本上去了，跟欧盟价格差比较小，关税也就不用交那么多。

白重恩表示，如果可以实现部门间有效的协调，把碳排放权市场变得更加有效，让碳排放成本传导到电力市场，最后所有人做投资决策、消费决策的时候都考虑到碳排放成本，再做一些安排，使得这样的机制不会产生过大的短期冲击，相信“双碳”目标的实现会更加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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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重磅！尚福林、肖钢、陈文辉、白重恩等集体发声，信息量超大

作者：大河财立方

发布时间：2022-08-20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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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陈玉静 丁倩 裴熔熔）作为联结实体经济与居民财富的重要桥梁，财富管理在促进优化融资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能、深度赋能实体经济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新发展格局的不断深化，财富管理行业应积极探索创新发展路径，加快高质量发展，把握机遇，积极作为。

在此背景下，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2022年8月20日在北京举行夏季峰会，会议主题为“金融助力稳增长与财富管理高质量发展”，CWM50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陈文辉等共同交流探讨，为当前形势下增强金融支持稳增长效能、助力经济复苏、进一步推动金融与财富管理行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嘉宾观点

尚福林：要防范信用风险，不断提高资产质量

尚福林表示，从上半年情况看，一二月份经济恢复好于预期，三四月份受到超预期因素的影响，主要指标下滑得比较明显。随着稳增长政策落实见效，5月份以来，经济运行的逐步改善，积极因素在积累增多。同时，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存在，对金融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在他看来，要不断提高金融服务效能，更好地支持经济稳定发展；要稳定宏观杠杆率，保持债务总量与经济增长匹配；要防范信用风险，不断提高资产质量。

尚福林认为，接下来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随着经济下行压力映射到金融领域，银行不良贷款反弹的压力将会持续增加，受经济下行和行业景气度下降的影响，信用风险可能加大。另一方面，由于实施了贷款延期等政策，操作当中可能难以判断企业的经营是面临着短期流动性的挑战，还是经营受到根本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真实风险水平可能无法充分暴露，一些本应淘汰的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有可能得以存续，影响市场出清，进而削弱经济活力。

肖钢：五大维度解析资管机构如何数字化转型

未来，我国资管机构应采取哪些举措力推数字化转型？肖钢给出了五点建议：

一是数字化资管要制定长期战略目标。一个资管机构价值观、文化一定要统一，而且要持续，不能一届班子改一次。

二是要加强数据中台的建设。通过数据中台的建设，把内外部的数据整合起来，实现数据线上化、集中化、标准化、标签化、图谱化。

三是打造智能化的投研一体化资管平台。

四是精准刻画客户、陪伴客户。现在机构都很重视用数字刻画客户特征，也就是要从了解客户到了解客户的想法，要比客户更了解自己，这点很不容易做到。科学计算可投资资产，建立客户动态风险模型，帮助客户克服市场波动情绪，长期陪伴客户成长。

五是数字化资管人才培养。按照个性化、动态化、启发式的教育方式，使整个资管从投资博弈到智能组合，从学习知识到学习工具，更好地提升资管行业质量。

陈文辉：“双碳”是一条又长又宽又厚的赛道

陈文辉提到，“双碳”虽然只是一场能源革命，但它与数字化一样，会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带来一遍全面的改造，蕴含着一条又长又宽又厚的投资赛道。

所谓“长”，是指“30·60目标”，意味着这个赛道可以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中叶；所谓“宽”，是指目前大量相关产业仍然处于萌芽期，随着绿色能源和减碳技术成本不断降低，越来越多的行业将被纳入“双碳”赛道，也会不断衍生出新的产业；而“厚”，则是指“双碳”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地遇到新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又会形成新的产业。

陈文辉表示，在这背后，离不开资本和金融的支持和引导。尤其是发展初期，一定要有金融、财税、投资政策的支持，使其逐渐具备投融资的可持续性。对于投资而言，有几个重点领域可以关注，如可再生能源和绿色基础设施领域，碳资产、碳交易领域，把“双碳”与数字经济结合，也是一个比较容易产生爆发力的地方。

胡晓炼：促进增长动能转换必须要跨过经济增长过多依赖房地产这道坎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胡晓炼认为，促进增长动能转换，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必须要跨过经济增长过多依赖房地产这道坎。

胡晓炼表示，房地产投资对稳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过度依赖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产生了诸多弊端。进入新时代，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不能再过度依赖房地产投资。此外，我国投资潜力巨大，有众多新的投资增长点可以抵消房地产投资放缓的影响。

关于新的投资增长点，胡晓炼认为，主要有两大方面：一个是交通、能源、水利、国土治理、农田改造、城市地下管廊建设、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项目，面临巨大的公共投资需求。另一个是数字经济、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现代服务业等领域。

王兆星：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国务院参事、中国银保监会原副主席王兆星认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关键在于稳预期，提振信心。同时，要注重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中长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金融政策要进一步提高精准性、有效性。

对此，王兆星给出了五方面建议：进一步扩大开发性、政策性金融资金投放；精准覆盖新市民的金融需求，促进社会消费稳定增长；加强对有效投资、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王兆星认为，国内经济下行会导致信用环境恶化，更多的金融风险可能会水落石出。一旦爆发重大金融风险，便会影响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所以要全面分析研判经济波动、经济周期及宏观经济政策对金融风险的影响，及时采取控制和预防措施，妥善应对不良资产反弹，防范高风险“影子银行”反弹回潮，强化监管，严防资金脱实向虚，严厉打击逃废债行为和各类违法违规的金融活动，维护区域信用环境和金融秩序。

白重恩：要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碳定价体系

CWM50学术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表示，去年的拉闸限电问题、新能源消纳能力不够的问题、应对碳关税的问题，都要求我们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碳定价体系。在这个定价体系中，电力价格和碳的价格一定要有联动，否则就不能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很多问题。在这之中，电价特别重要，因为二氧化碳排放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发电。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通过减排要实现碳中和非常困难。

资管新规四周年

银行理财高质量发展之道

工银理财董事长王海璐：要处理好客户投资习惯和净值化转型之间的关系

当前，资管行业已经逐步从以人的资产为中心向以人的需求为中心演进，投资背后最深层次的逻辑，实际上是要通过获取投资收益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此背景下，王海璐认为，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首先，要处理好客户投资习惯和净值化转型之间的关系；其次要处理好风险和收益的关系；最后要处理好服务实体经济和提升自主投研能力之间的关系。

“投研能力是银行理财作为资管机构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是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银行理财在大类资产配置和固收领域具有传统的投研优势，同时还能够和集团进行协同发挥联动效应，但是在权益投资等领域的经验积累，客观上来说还是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的。”王海璐说道。

建信理财董事长刘兴华：理财公司母子风险联防共治是当前紧迫的课题

银行理财已经走过了3年历程，一路颠簸基本完成了阶段性的历史使命，即隐形刚兑开始打破，“影子银行”大幅减少，理财回归资管本源，走上正道。公司理财正式接过银行理财的重任。

不过，银行理财也遇到了一些新的课题。例如，资产出险怎么办？产品破净怎么办？客户投诉怎么办？风险共治怎么办？

“风险隔离的理念正面临考验，风险联防已经成为迫切的现实。风险跨越机构传染在时空上是很难避免的，一旦资产出现违约，马上就在市场上传播开来，各机构很快做出反应。母子风险联防与风险控制是当前紧迫的课题。单一机构可能侥幸逃避个别风险，但无法化解整体和系统风险，因此，如何与其他机构一起联防共治风险，是需要有制度安排和机制保障的课题。”刘兴华说。

理财新需求

财富管理行业的转型与变革

中信建投总经理李格平：财富管理行业转型的三个痛点和破解路径

李格平认为财富管理行业转型的痛点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刚性兑付的预期被打破，但投资者预期的转换需要时间来衔接；二是基金很挣钱，但基民不挣钱；三是，缺乏多层次的金融产品。

“多层次金融产品的缺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除了一些基础的金融产品外，衍生品的市场规模还很小，就使得金融产品的组合会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李格平说。

如何解决？他认为可以从两端发力。在资产端，一方面要构建针对不同群体的多层次的产品体系，另一方面就是重视客户需求；在财富端，最主要的就是要践行以客户为中心的买方投顾的模式。业务理念上，要从产品的销售中心转变为以客户服务为中心。

建信信托总裁孙庆文：信托公司投资转型应全面重塑传统业务的流程和组织架构

对于财富管理，孙庆文认为，一是坚持买方思维，以客户为中心，陪伴客户，打造开放、多元、个性化的大类资产配置的货架。二是要立足投研，提升市场投资专业管理能力。三是打破业务边界，构建内部财富管理协同机制。四是，重塑传统优势，开辟信托特色的另类投资渠道。

“实践表明，信托公司的投资转型应该理清募、投、管、退关键环节，全面重塑传统业务的流程和组织架构，提供符合委托人风险偏好、具有稳定可预期现金流的资产。所以我们认为另类投资，包括现在开放的公募REITs渠道是一个非常好的给高净值客户提供稳定、可预期现金流的产品。”孙庆文说道。

应对老龄化

三支柱发展与资管业机遇

中国人保资产总裁曾北川：投资机构利用资源禀赋，对养老人群进行差异化产品供给

曾北川认为，在我国国情下，保险型养老产品发展前景广阔，我国有三点国情和国际的保险型养老金体系相似：一是我国的养老体系以现收现付为主，养老金存量占GDP比重大幅低于基金型的国家，与保险型国家类似。二是我国直接融资占比在20%左右，而美国直接融资比重从1995年以来一直保持在85%左右，这表明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程度和发达市场还有相当差距。三是保险型国家居民储蓄率普遍高于基金型国家，我国居民储蓄率尽管今年有所下降，但仍然处在较高水平。

此外，曾北川表示，随着我国养老人群投资理念的成熟，各投资机构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形成比较优势，进行差异化产品供给。如果做终极思考的话，养老人群进入到养老阶段，是进入到人生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基本特征是价值创造，投资策略应该是进取型，进入到养老阶段，应该进入到成果的分享阶段，更多投资偏好是保持守成为主。

招商基金总经理徐勇：社会将进入养老金融快速发展的大时代

徐勇认为，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迈入老龄化社会是当下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针对我国人口结构、投资者教育水平等因素，构建起适配的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是整个资管行业必须坚守的社会使命。从资管行业视角看，最大限度发挥养老金的长期、稳定资金属性，着力提升主动投资的管理能力，引领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投研理念，也是资管行业助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行业使命。

因此，无论从抓机遇来看，还是机构肩负使命来看，要求机构站在过往，面向未来，提高站位地理解和把握第三支柱政策所带来的深刻的变革。

这种深刻变革所呼应的是，社会即将进入养老金融快速发展的大时代，迈入养老一、二、三支柱协同发展的新阶段。

所谓的协同发展，徐勇认为有两个维度：一是在目标替代率为核心前景的基础上，统筹考虑一、二、三支柱的投资风格、策略差异的协同。二是传承一、二支柱既有业务积淀和行业经验基础上，统筹考虑养老金三个支柱投资管理能力的协同。

责编:史健 | 审核:李震 | 总监:万军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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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说说即将到来的碳关税

作者：政邦智库

发布时间：2022-07-24 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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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弗里曼讲席教授白重恩在第二届ESG全球领导者峰会主题演讲的会议实录。

文丨白重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弗里曼讲席教授）

大家好，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双碳目标的一些想法。

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推进双碳目标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开始了碳排放权的交易。我们国家去年7月份正式成立了全国统一的碳开放权交易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我们先从电力行业开始，我们是把排放权的配额先分发给电力企业，然后它们有需求的时候就进行交易，最后形成一个交易的价格。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认为我们需要对这样一个排放权配额的初始发放方式来进行改革，改革以后我们才可以更加高效地推动碳中和。

首先，我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我们在双碳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去年我们有一段时间不得不实施拉闸限电。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最关键的是我们电力的供给是不足的，不足以满足需求。这是第一个问题，等会儿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第二个问题，我们新能源的使用率比较低。我们谈了很多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阳能和风电，我们太阳能发电占总发电量的比重大概只有3%左右，当然都是在增长，但是也就是3%左右。风电的发电占总发电量的6%左右，这两个可再生能源加起来是9%左右。这是我想跟大家谈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大家可能都知道欧盟将对它的一些进口产品，选择的几个进口产品，在2026年初要开始征收边境调节税。这样一个变化尽管开始只有五个产品参加试点，但是未来肯定会扩大范围。这样一个变化对中国企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的企业应该做什么样的应对？

刚才我跟大家提了三个问题，下面我分别就这三个问题谈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拉闸限电给企业带来的损失非常大，有些生产线就不能停止，一旦停了对生产线可能会带来损害。还有一些生产线让它停了之后，重新开启需要比较长的调试的时间，有的甚至需要经过三天的调试才能够恢复正常的生产。这些企业如果我们设计得好，应该不对这些企业停电。而另一些企业的调节比较灵活，当这个时间停电的时候，它可以另外一个时间生产，电力的供给对它来说稳定性不是那么关键。

我们怎么来使得我们当有供给短缺的时候，使得那些停电成本比较高的企业的供电得到保障，而那些停电成本比较低的企业，它可以为减少用电多做一些贡献，因为他们做的时候成本不那么高。

如果靠行政手段来做是非常难的，还好价格机制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一个价格机制如果能让它更好地起作用，就可以大大地降低停电给社会带来的总成本。

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有很好地利用这样的价格机制来起作用？很重要的是我们电力的价格还没能很好地反映市场的供需平衡情况。

刚才在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提到我们碳排放权交易安排的特殊情况，我们是将排放权免费地发放给发电的企业，这些企业如果需要产生的排放多于它获得的排放权的配额，它就需要在市场上购买排放权；如果它的配额用不掉，它就可以出售排放权。所以，对一些企业来说，它们可能会要进行一部分的交易，但是它的绝大部分排放就可以由它免费获得的排放权来覆盖。所以，它的成本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当我们做这样的安排的时候，就很难对电力的价格进行调整。如果电力价格不调整，排放的成本就没有办法通过电力的价格传导到最终的用户那里去，那么节省启用电力的动力就不够强。这是我们现在的排放权的安排所带来的一个问题，不利于电力价格的调整。

我们想象，我们如果改变我们排放权分配的方式，我们排放权不是免费地分发给电力企业，而是把排放权发给终端用户，也是免费地发给终端的用户，这个终端用户包括生产者，也包括居民。这个时候发电企业要发电，它就可能产生排放，如果它用的是火电的话。为了它能够去用火力来发电，它就要去购买排放权，它的成本就增加了。这个时候就有压力要让电力价格来调整。这是一个后果。

第二个后果，我们看对终端用户的影响。首先，它免费地获得了这些排放权，然后它在市场上去出售这些排放权，它获得了收益。电力价格涨了，它有了新的负担。如果我们设计得好，它出售排放权的收益正好就可以对冲它的电价上涨给它带来的负担。总体来说电力价格上涨的负担可以由出售排放权的收益来对冲。 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对冲，对于电力价格改革的阻力就会比较小。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排放的成本最后传导到终端用户，就会鼓励终端用户来节约使用电力，来节约使用能源，最终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

也有人主张不是把排放权免费地发给终端用户，而是把排放权拍卖出去，政府获得收益。这个对于电力企业来说，它要通过排放来购买排放权，成本上升，电力价格会上涨，这个传导没有问题，排放的成本会传导到电价那儿去。但是对于终端用户来说，它的电力价格的负担增加了，但是它没有办法对冲，因而电力价格的改革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新能源的使用率比较低。

不是由于新能源的供给能力不够强，如果我们看太阳能和光电的装机容量，其实我们增加的都是挺快的，装机容量远远地大于发电量。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新能源的发电没有得到有效的使用，我们对新能源的消纳能力还不够强。下面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新能源的消纳能力不够强？

这里面有几个原因：

要增强新能源的消纳能力，需要我们的电网进行更新，进行升级，才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这样的更新和升级需要成本。哪些方面需要更新和升级呢？ 首先，新能源发电的地点可能跟传统能源的地点不一样，为了让新能源能够上网，需要铺设新的线路，总体来说，当我们引进新能源的时候，整个电网的平均的成本就会上升。

第二，除了铺设新电路之外，还要电网增强它的智能化的程度。

第三，新能源供给不稳定，也需要电网变得更加坚强，去更新我们电网的智能化程度和坚强化程度。

第四，除了这些以外，电网还要建设调峰的能力，而这些调峰的能力也是有成本的。

第五，还有一个要考虑的是我们能不能引导电力的使用者在新能源供给高峰的时候多使用电，在新能源使用低谷的时候少使用电，这样可以降低调峰的负担和调峰的压力，这个也需要电网来做努力。

总体来说，为了增强新能源的消纳能力，我们的电网企业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如果这些努力不能得到适当的补偿，我们的电网企业是没有能力去做这些工作的。

刚才我们讲到的需要的这些价格的改革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碳排放的成本要能够传导到电力的价格中去，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的排放权发放的方式，对第二个问题也有它的影响、

第三个问题，即将到来的碳关税。

在欧盟的方案中要对五种产品的范围一排放征收碳关税，未来产品的范围可能扩大，排放的种类的范围也可能扩大，潜在地来说对中国企业还是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应对的话，这样的碳关税会为中国企业带来比较大的冲击。

我们怎么来应对呢？刚才我们介绍碳关税的时候说过，如果说出口国对碳排放已经征收了比较高的成本，这个成本如果接近欧盟的碳排放的成本，就不需要交碳关税。所以，我们要考虑这个碳关税的时候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考虑。一个是少用传统的电力，多用清洁能源。

为了让企业更好地降低他们所受到的冲击，我们能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绿色的发电，太阳能的发电和风电等等，这些是绿电，这些绿电如果我们尽量地让出口企业多用绿电，那么它们生产产品所带来的碳足迹就会比较小，他们使用绿电要支付比较高的成本，所以他们为碳排放支付的成本比较高，这两个因素都会减少它所要交的关税。

最后，我想跟大家回顾一下刚才我谈的三个问题。一个是拉闸限电的问题；第二个是新能源的消纳能力不够的问题；第三是如何应对碳关税。对这三个问题来说，如果我们能更好地建立好我们的价格机制，让我们的碳排放的成本有效地传导到电力价格中，这都会有利于我们这些问题的解决，也使得我们电力的价格变得更加合理。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政策部门能够在这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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