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说话：中国经济稳定性何来？

作者：中国日报网

发布时间：2022-08-26 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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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1-7月份经济指标陆续公布，引发了很多关注。

作为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经济下一步的走势，牵动着全球经济的脉搏。

过去十年间，中国沿海11个国际枢纽港口的航线量增长了60%。海运服务网络联通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港口，成为全球海运连接度最高的国家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全球各国受到深刻冲击的大环境下，应该怎样理解中国经济眼下正在经历的挑战和未来增长的预期？

又该如何找准评估中国经济的坐标？

谭主和权威机构一起算了一笔账。

01

哪种疫情防控模式成本最低？

国家统计局一个研究小组对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国的疫情防控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损失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模型测算，结果显示：

2020年-2022年上半年，严格防控下中国经济总损失率仅为2.3%。

而偏紧防控（如日本、韩国）、被动防控（如德国、法国）、消极防控（如美国、英国）模式下经济损失率分别达到3.9%、5.5%、5.9%。

与此同时，在剔除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之后，中国在上述主要国家中，经济损失率降至最低水平。

国际媒体在一篇题为《中国的新冠感染“动态清零”政策包含对别国的教益》的文章中指出，中国采取“动态清零”的抗疫政策实现了每个国家在两年前曾经寻求的目标：低死亡率和尽可能少的经济混乱。

中国的防疫模式，达成了兼顾抗疫和生产发展的效果。

一个典型例证是，今年上半年，在全球主要国家经济增长预期都在下滑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数据却成为了增长的亮点。

02

中国为什么成为全球生命线？

这正是防疫成本算大账的视角之一，中国坚持采取“动态清零”，尽量减少了人力、物力与经济社会成本，换来了经济社会的总体稳定。

中国经济低损失率背后，是中国在“动态清零”政策下，始终保持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的稳定和韧性。

过去两年，延宕反复的疫情让这一点更凸显。

最近，谭主和全球集装箱航运物流巨头马士基集团的中国首席代表彦辞聊了聊。

马士基在中国投资第一个全自动化仓储项目的那一年，还是疫情刚刚开始的2020年。

敢于在逆风中投下这个项目，马士基的信心是有原因的。

在2020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彦辞称赞公司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仍然维持了正常的运转，供应链没有中断。

疫情中，中国以稳定的软硬环境全力保障着企业生产。而中国生产制造的商品，则源源不断地通过马士基这样的物流公司运输到全球。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统计数据，在疫情期间，中国占全球商品出口总值的份额从2019年的13%增加到2021年底的15%。

这其中，中国在全球电子产品出口中的份额从2019年的38%增至2021年的42%，在纺织品出口中的份额从32%增至34%。

中国增加的出口份额，成了美英等国家维系运转的“生命线”。

疫情刚刚暴发的2020年，美国83%的进口口罩为中国生产，三分之二的防护服来自中国，而专门用于储存疫苗的箱式冰箱进口更是有90%来自中国，呈现了爆炸式增长。

中国的疫情防控稳住了产业链和供应链，使得中国制造，成为满足全球防疫、生产、生活刚需的压舱石。

面对风雨的稳定，来自十年磨一剑的积累。总台播出的《解码十年》正是最好的例证。

疫情之下依然平稳行驶在亚欧大陆的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在这十年间爆发式增长，已经达到开通当年的近900倍。现在，平均每天有42列火车，穿梭在中国和190多个欧洲城市间

在复杂的全球疫情形势下，稳定的政策和环境更具吸引力，敏锐的国际资本流向很有说服力。

几天前，商务部公布，今年1-7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983.3亿元人民币，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7.3%。

投资就是信心。

03

谁对中国的信心更大？

可以看看商务部重点提及的四个对华投资来源国：

疫情防控不力的美国，对华投资增长36.3%，其余的国家，也都是美国在极力拉拢的盟友。

要知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外交的一个重心，就是以这些国家为轴，在产业链上建小院高墙。

但什么是大势所趋，跨国企业，已经“用脚投票”给出了自己的选择。

中国美国商会今年发布的2022年度《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会员公司继续将中国列为首要市场。

总部位于西雅图的咖啡连锁店星巴克，致力于实现年底前在中国开店6000家的目标。

德国，在今年上半年创下了2000年以来半年度对华投资历史新高，德国加大向中国投资的产业里，就有其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汽车产业。

今年，已经在中国生产经营了近40年的德国大众将旗下软件公司CARIAD的第一家子公司设在了中国——这也是CARIAD在海外设立的第一家子公司。

近40年前，大众的进驻曾经给中国汽车产业埋下过生长的种子。

而今天，在大众看来，在新能源汽车行业规模位居世界第一的中国设立新厂，代表了大众的希望。

把本国顶尖行业的“领头羊”带到中国，除了经济上的考量外，意味着更为珍贵的信心。

放到全球的维度去看，美国、日韩、德国，又分别是美洲、亚太和欧洲地区的经济领头羊，也是其所处区域的风向标，他们的选择很有说服力。

美国人自己其实早就算了：中国，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收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署的测算，2000年至2020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收益率的平均值是14.7%，远高于美国海外直接投资9.7%收益率。

相反，如果美企的对华投资减少一半，将对美国经济造成非常直接的伤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次性损失，会高达5000亿美元。

即便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外商在华投资总体收益率依然在上升。2021年，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仍然能获得超6%的收益率。

从更长的时间维度上来看，2020年和2021年对华投资收益率较之前依然保持在稳定的水平上。

疫情之下，保持稳定，这很能说明问题。

中国社科院国际投资专家潘圆圆告诉谭主：

外国直接投资的第一个特点是时间周期长；第二是外资企业也会参与管理，把它自身的技术、经验和渠道带到中国来，跟中国的资源结合进行转化。因此，跟证券市场上短期带有投机性的投资有不同，直接投资更看重经济的基本面，同时也更警惕风险和不确定性。

换句话说，外国直接投资最看重的就是一个国家经济预期的稳定性。

04

中国经济预期的稳定性何来？

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将特别提款权（SDR）中人民币权重由2016年的10.92%提高到12.28%。

这个数字，正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性的信心，也是对中国有效疫情防控的认可。

2020年，疫情危机之下，各国应对冲击的经济政策截然不同。

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消极防控，却为了短期见效快，采取了无限的量化宽松政策。

2020年二季度-2021年一季度，美国M2同比增速均保持在20%以上，疫情后M2平均增速比疫情前加快约10个百分点。

不仅如此，美国还多次出台大规模经济纾困法案，2021年财政赤字率达到了12.4%，甚至已经高于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9.8%的历史最高水平。

“下猛药”看似见效快，却导致了恶劣的后果。

疫情期间，美国不仅以6.5%的经济损失率（剔除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之后），位居调查中涉及的各国前列。更直接的表现，就是美国通胀水平创41年新高。

美国的通胀不仅让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承担了高昂的生产和生活成本，更把危机转嫁给了全球。

据国际清算银行评估，近60%的发达经济体年通胀率超过5%，创下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最高水平；50%以上发展中国家的通胀率也已超过7%。

而美联储应对通胀进行的快速加息，又使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规模扩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目前有38个发展中国家面临债务风险。

斯里兰卡在全球通胀和美联储加息冲击下，由于“资不抵债”而不得不宣布国家破产，成为了2022年首个主权债务违约的新型市场国家。

相比于美国的强刺激手段，疫情期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始终以稳健的节奏，徐徐引导。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1.7%，远远低于欧美国家水平。

正因如此，今年以来美元指数累计上涨超过11%，欧元、英镑和日元兑美元的贬值幅度在10%-17%之间。而相比这些全球主要货币，人民币的表现较为稳健——兑美元贬值5.8%左右。

正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国直接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卢进勇所言，在全球现在整个经济和市场都不太景气的情况下，中国还是给人了一种预期和希望——一种增长的预期、盈利的预期和越来越好的希望。

国际媒体评述中国经济的文章中，有一篇标题就叫，“中国经济有隐藏的力量”。

中国经济隐藏的力量是什么？

是统筹发展与安全，是用系统观念应对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

是风疾浪高，却坚韧如磐，稳扎稳打，而自有苍穹。

来源：玉渊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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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脱实向虚”现象，表现在哪些方面？

作者：和风财经

发布时间：2022-08-15 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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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脱实向虚”的现象，具体表现为：一方面，金融资源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偏离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造成了资金空转，使得实体经济投资收益下降；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脱离主营业务，依靠大量的金融投资盈利，造成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现象。

根据Wind数据库统计显示，在2010-2020年期间中国实体企业金融资产的平均配置规模由1.44万亿元增长到9.77万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6.75%。现有研究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的影响主要有“预防储蓄”效应和“挤占”效应。

在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认为企业金融投资存在加强的“挤占”效应，大量的金融投资会影响企业的实体投资，降低企业经营绩效、创新投入、公司绩效，增大公司经营风险和股价崩盘风险。也有学者认为短期来看金融投资对公司存在益处，但是长期的金融投资不利于企业未来发展，例如，已有文献表明金融化与公司投资效率呈倒U型关系，正确的金融投资可以帮助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获利，从而纾解其他融资约束，改善企业投资效率；

然而，当企业将资金用来购买金融产品时，会对企业生产经营造成“挤出”效应，降低实体投资效率；同时，也有文献认为企业的金融投资可以产生“盈利挤出效应”，帮助企业提高工资水平和劳动份额，但是长期的金融投资会带来“技术抑制效应”，抑制企业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在实务界，也有案例表明，企业金融化现象是一把“双刃剑”，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但也会造成“挤出效应”。例如，雅戈尔企业在2003-2007期间大量购入股票、证券等金融产品，以促进其经营利润的上升，但是随着其金融投资不断挤占实业投资以及2008-2009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雅戈尔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经营压力。

以上研究可以看出，金融投资极易造成泡沫经济，容易引发金融危机，损害我国经济发展。为了保证企业健康发展，在2018年、2019年召开的经济会议上，强调要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预防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避免实体企业金融化，这就使得如何正确引导实体企业金融化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热点。

董事会作为企业的决策和监督机构，具有决策咨询和监督管理层的职能，其如何发挥公司治理作用，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呢？少数学者从董事会成员背景、董事会网络出发研究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但是上述研究仅从董事会内部某一特征进行研究，而董事会成员具有多种特征，且董事会结构不尽相同。

在这一情况下，Lau和Murnighan最早提出董事会中存在一条隐形的“分裂带”，董事成员的性别、工作年限、持股比例、职业背景存在较大差异，会将董事会分为不同的子群体。对于董事会断裂带理论，学术界对其如何发挥治理作用，存在不同看法。一方面有学者认为董事会断裂带可以丰富信息来源，避免董事与高管合谋，提高董事监督意愿，进而提高董事会监督效率。

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董事会断裂带提高了公司隐藏“坏消息”的能力，降低了信息透明度，并且群体间的观念不一致容易引发冲突，破坏董事会稳定性，降低董事会监督效率。综上，董事会断裂带如何发挥公司治理作用？能否正确引导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尚未有学者对此展开讨论。

第一，拓展了董事会断裂带对公司决策和公司治理的研究后果。既有文献研究了董事会断裂带对股价崩盘风险、薪酬差距、高管私有收益、公司违规、创新战略、真实盈余管理和资本结构决策效率的影响，但是实体企业金融化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在危害，却少有学者关注董事会内部微观结构对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第二，丰富了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现有学者从非控股大股东、控股股东股权质押、CEO金融背景、高管从军经历、经济环境、经济政策等角度分析了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但是董事会具备决策和监督的职能，直接影响公司治理的效率，进而影响企业金融投资的决策行为，却鲜有学者关注到董事会断裂带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同时，已往关于董事会的研究，仅仅关注董事会的某一个特征，董事会断裂带是根据董事成员多个特征构成的指标，更具整体性。

第三，现有研究表明，企业金融化的动机有“蓄水池”效应和“投资替换”理论。认为中国企业金融化的原因主要是“投资替换”理论，研究结论打开了董事会断裂带和实体企业金融化的“黑箱”，认为断裂带可以降低代理成本，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改善公司治理提供了理论价值。

第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效率，但是也造成了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影响二者的沟通效率，容易引发冲突。董事会是重要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对监督管理层，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起着关键作用。依据董事成员特征的差异性，构建董事会断裂带指标，实证检验董事会断裂带是否可以降低代理成本，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结论对于完善公司治理，合理构造董事会结构以及提高监管效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第二，在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从微观层面研究董事会断裂带如何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依据董事成员的职业背景、性别年龄和持股比例等特征构建董事会断裂带指标，实证检验了董事会断裂带如何影响实体企业金融化，文章结论有助于提高企业金融投资决策的合理性。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脱实向虚”现象。一方面，银行、证券和保险等各类金融机构背离实体企业，金融资源更多的流转于股票、债券等金融体系，金融业在经济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另一方面，更多的实体企业脱离主营业务，将大量资金用于金融投资，利用金融产品盈利，导致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学术界认为出现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是预防储备动机，即“蓄水池”理论。企业持有金融产品的目的在于防止给企业带来不利影响，防止未来企业资金链断裂风险，属于企业的预防行为。其二是资本逐利动机，即“投资替换”理论。随着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管理层为了追逐利润往往会改变经营决策，放弃投资主营业务，将资金用于购买金融产品，达到粉饰利润的目的。有学者研究表明，相比较“蓄水池”理论，“投资替换”理论更能对中国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作出合理解释。管理层为了获得更多薪酬，出于职位、声望的考虑，往往会追求短期获利最大化的金融投资，从而达到迎合股东价值，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关于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现有学者主要从企业外部和企业内部两个方面展开讨论。从企业内部来看，非控股大股东、控股股东股权质押、CEO金融背景、高管从军经历、管理层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和企业内部控制会显著影响企业金融化现象。在股东层面，有学者认为非控股股东通过“退出危险”抑制企业基于“投资替换”理论进行的金融投资，也有学者使用A股上市公司研究股权质押对金融化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股权质押比例的扩大，企业金融投资先增后减，股权质押前期大股东的“掏空”动机更强导致企业金融投资增多；股权质押后期大股东为防止控制权转移减少了金融投资。

同时还有学者认为股权质押之后会增强投资者情绪，从而促使企业采用金融化投资行为迎合资本市场。在企业管理层方面多数学者基于高管职业背景展开研究，有学者认为总经理的金融背景能够帮助企业缓解融资约束，提高高管自信度，从而增强企业金融投资行为，也有学者认为公司高管的从军经历会导致管理层过度自信和盲目投资，增多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然而管理层股权激励使得管理层与股东利益趋于一致，进而对企业金融投资产生抑制作用。

在公司制度方面，有学者认为员工持股计划可以调动员工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增强管理层对员工的信任程度，降低代理成本，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也有学者认为良好的内部控制体系能够提高公司治理能力，抑制企业金融化在董事会层面，有学者将存在海外人事的董事会认定为国际化董事会，具有海外经历的董事能够完善公司内部制度，优化公司治理效率，提高董事会监督效率，抑制公司金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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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韧性的力量：“中国经济半年报：且共风雨”连麦分享会

作者：第一财经

发布时间：2022-08-17 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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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晚，第一财经·大V流水席发布第一财经研究院最新半年度宏观经济报告《中国经济半年报：且共风雨》，并以此为主题召开连麦分享会。

本次分享会围绕中国市场主体的信心和现状、疫情对各方面的影响、海外经济衰退、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及国外通胀对中国的影响等话题展开讨论。抖音财经大V笨嘴哥财经、潍坊奥凯美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军、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宁、西泽研究院院长赵建分享了他们的观点和经验，分享会由第一财经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于舰主持。

第一财经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于舰

第一财经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于舰首先简要介绍了研究院最新发布的《中国经济半年报：且共风雨》报告。她表示，在新冠疫情和全球通胀的背景下，认知和判断中国的经济形势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不同的看法会影响到我们的经济行为。尽管受到新冠疫情超预期的影响，中国经济上半年仍然实现了2.5%的GDP增速，来之不易。而下半年经济的恢复需要千千万万市场主体的努力和政策的助力，疫情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变量因素，因此本次分享会主题也包含“寻求韧性的力量”——无论风雨或晴天，我们都要向前奔走。

以下为连麦分享会嘉宾的观点整理（嘉宾按字母顺序排列，有删减）。

抖音财经大V 笨嘴哥财经

笨嘴哥财经：中国在疫情期间是最有信心、最好的地方

首先，在中国应该已经是全世界最快乐最幸福的地方了。为什么这么讲？美国的CPI已经到9.1了，欧洲已经接近10了，在全球大环境下，欧洲天然气能源断供，俄乌问题导致北溪1号供气仅20%，下一个阶段可能还会更少。俄罗斯供应欧洲的天然气要达到欧洲使用的50%甚至以上，法国颁布了相关法令，所有的商店如果开着冷气就不能开门，如果开门就高额罚款。我们的CPI现在只有2.5，全球有几个地区和国家能控制到2.5？只有我们这一块，我们中国在疫情期间是最有信心、最好的地方。

其次，从出口角度来看，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上半年都是贸易顺差。德国、法国、日本等都出现了贸易逆差，整个欧洲的债券比例大幅飙升。当年债务危机时，希腊债务占其GDP的30%，现在占70%。出口是检验GDP的唯一标准。GDP的概念是国家的动能，它发展的好与坏就类似发动机的热功率是不是足够强，如果非常强的话GDP很高，但出口是看你的车有没有往前走。整个进出口是我们国家是否能创造外汇，购买其他国家的资产专利产品，这就是国家整个购买力的体现。在主要大经济体里，最近半年只有我们国家的出口是顺差。全球市场上来讲，我们依旧是最有信心的那拨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全球唯一整个经济带竖化，从温带一直到热带全有的产业链，如果把我们这一块作为双循环的发动机，只有我们可以自己做到内循环。此外，我们上半年上市公司的报表过半数是预增的。从企业侧到消费侧，到出口侧，到创汇，这一系列都表明我们的信心。

此外，我们将会选择新道路、新赛道，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将会围绕着高科技、创新、新动能，但短期的阵痛不可避免。我们过去一直靠房地产来拉动，跟房地产相关的产业链上下游占超过35%的GDP了。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影响一部分人的工作和生活，包括服务业、传统车企等一系列行业。但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别人因为疫情信心受到了压制，而我们是为了下一阶段更好的起飞。下一阶段无论从半导体还是到新能源车，我们整个市场占比和国际市场占比会一路向前，疫情给我们的压力越大，机会就越大。

如何看待全球经济衰退？

我们需要关心全球经济衰退问题，国际间是相互依存的态势。1930年前后的经济大萧条肯定不会重演，因为那时全球生产总值、生产量非常低下，还没有完全进入社会工业化。但不同国家之间国力的重新划分，是我们即将能看到的。全球一进入美元回流周期的时候，美国2020年和2021年注入市场的流动性货币，相当于他们1776年建国以来一直到2012年或者2013年之前所有货币的投放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把所有货币回流的时候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问题的本质在于全球疫情结束之后的重新分配。

全球衰退的本质是全球不同国家之间过去一段时间的发展是否正向。假设一些国家只能出口工业品，结果发现全球贸易衰退导致好多地区的老百姓没有钱购买工业品了，它的出口就受到困难，这时候这些国家又要拿固定的美元去买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他们账上的美元就越来越少，于是他们的本币就会越来越不值钱。当本币越不值钱的时候，他们越要增发本币来换美元购买生活需要的物资。下一个阶段那些小经济体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他们的产业太单一了，没有足够的抗风险能力，因此汇率就会出现问题，还会出现一些地缘政治的问题。所以全球经济衰退的过程中，我们国家最后一定胜出，因为我们无论在生产还是消费板块，基本上是唯一一个具有全产业链的大国。在这种情况下衰退，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会引起金融、地缘、军事、粮食等一系列问题，当然会影响我们的贸易，会影响我们对外的出口，但是就算如此，我们的出口也是全球最强的。假设未来几个季度我们出口可能会回落，我们要有未来预期减弱，出口受阻的这种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可以通过我们自己内生的内循环方式，把这些事情盘活。

潍坊奥凯美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军

王军：市场信心建立源于自身

新冠疫情开始之后，整体外贸行业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像化工、纺织、食品等各行各业，下滑都非常严重。拿我们做例子，2020年的经营和利润相比2019年下降了25%，折合人民币在1.5亿左右。

全球的生产企业除了中国之外，基本都在限产和停产，像印度、日本、欧洲、美国。因为我们公司的主要产品是出口到日本为主。日本是一个加工国，采购了大陆便宜的产品深加工后，再销售到欧盟、美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但疫情严重使全球购买力下降，导致我们2020年以后的订单数量急剧减少。我们作为纯国际贸易公司来说，国外的展会比较多一些，但由于疫情我们已经取消了4、5个国际性展会。疫情三年来国内供货商的限产停产，对成本增加非常多，国内运输也受疫情影响，车辆减少导致运费增加。去年全国范围内的限电造成各种基础化工原料价格大幅增加，例如氯气和烧碱，特别是对我们化工企业影响很大。

疫情后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对我们的信心恢复帮助非常大，包括税务局的及时退税，海关便利快捷的报关报检，以及地方政府的一些优惠政策，例如潍坊政府加快了发放国外展会的补贴，并帮助企业开交流会从而解决难题。

我们的信心建立主要是以下四点：

第一是提高服务质量和意识。原来是“想客户之所想”，现在是“想客户之未想”，客户想到的我们都想到了这是非常应该的，客户想不到的且对客户本身有利的，我们也想，让客户更信赖我们，这就是我们现在增加信心的一点。

第二是让客户安心。我们的客户主要在日本，他们在采购之前要到生产商去看厂，给予包装和品质上的指导。疫情以后，客户无法亲自来厂，我们公司就去到生产现场以现场直播的形式，让客户指导工厂的包装、生产、投产等，使客户仍能做到现场指导。

第三是合同的履约。这点感觉非常简单，但在疫情的影响下，做起来一般比较难。我们的物流相对来说比较及时，能保证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来交货。但凡是交给我们的货物，我们一定按期不计成本履约，也赢得了客户的一份信任。

第四是开发新客户。我们利用包括海关一些数据网络平台、网络展会等，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新增加了十几家以日本为主的国外用户，虽然说目前成交量非常小，但是我们相信以后肯定会往好的一个方向发展。

是否担忧海外需求缩减？

习主席经常讲世界命运共同体，从经济来说也是这样。我从我们公司到我们客户，然后到最终用户这些方面展开来说一下。

中国制造和印度制造之间的竞争非常厉害，但是印度想追赶中国的话还是有点困难。因为从化工方面来说，印度在化学基础原料方面没有中国的整体性，但印度也有自己的强项，比如制药和软件方面。从化工角度来讲，他们缺乏整体性这一方面就是他们将来发展的限制。可能有些专利技术方面目前暂时在阻拦中国基本生产企业的发展，但是随着专利的到期，企业新产品的研发投入会越来越多。

如果说美国、欧盟等地区的经济出现非常大的问题，对中国肯定也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公司在中国采购产品后卖到日本，日本把它加工成A产品，再卖到美国、欧洲等地。如果说欧美国家以后现在经济不好，没有购买需求了，我们产品也卖不到日本去，日本也不需要加工以后再卖到欧美去。这就是我的一个观点。

国外通胀对企业有何影响？

通胀如果说牵扯到食品、药品这些方面，那么这个国家以后的经济会非常糟糕，再严重一步会跟30年前的经济大萧条没什么区别。如果国外不行的话，我们出口肯定也会受很大影响。我们今年出口相比去年和前年，包括2019年都要好一些。

国外通胀以后经济崩溃的可能性不大。我对中国下半年和未来的经济发展也是非常看好的，通过我现在接触的中国国内一些生产企业，尽管全国各地都有碰到难题的，但是大部分都在向好的一个方面发展。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宁

张宁：“W”型市场信心的分离

关于主体的信心，信息的差异还是挺大的。我主要从数据方面的几个角度来看：一个角度是统计局的数据，这里面能反映哪些市场主体的信心情况；另一个是基于我们本身所掌握的大量高净值、超高净值人群，他们通过家族办公室经营企业的整体情况；还有一个是基于金融科技体系搜集的金融业相关数据。

我们过去做宏观经济分析，并用于相关大规模资产配置的时候，看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这个情况我们叫做“W”型市场信心的分离。

“W”高的部分有三块。一块是中上规模的主体，信息呈现比较突出，突出是指市场比很多人预期的要好。另外一块是来自于一些特定行业，我把它叫做生命质量行业，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后全新的产业。这个行业里面整体的信息是明显超过预期的，换句话说就是好的方面非常大，实际上也是跟我们当前很多东西的影响有关。我们看到了这些行业，如果你把所有企业资金流向数据结合金融数据，结合我们掌握的整个家族办公室的大规模企业资金流向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行业的信心反倒比之前还增加了，这是我们看到非常好的地方。我们也协调了香港办公室和英国办公室大规模的资金流入这些行业，资金规模接近7000多亿美元。第三块是我们发现大部分国有控股的一些机构，呈现出相对性的信心，可能超过预期。因为实际上总体市场信息不会存在一个绝对值，而是说相对值。

我们把“W”用于相关的一些资产配置，或者说一些家办资金的协同。看短期的话，应该是寻找信心比较高起的一些行业，要是看长期的话，例如大规模资产，这个时候要考虑从底部上升的这一块。

疫情对经济、生活带了怎样的变化？

整体上我觉得对经济的影响有两点，一个是让经济里面能够创造价值的技术行业能够走出来，还有一个是让能够创造或者提升老百姓生命质量的行业能够走出来。疫情相当于做了一个沙箱，相当于做了一个压力测试，让这样一些行业凸显出来，这可能是疫情对整个经济的影响。

从个人角度来说有三点：

第一，疫情其实改变了我们的一些风险偏好。金融的核心其实是风险偏好，虽然实际上风险偏好不会精确的算出来，但当我们改变风险偏好的时候，就意味着很多东西要重建起来。改变了风险偏好，就意味着我们在整个投资，包括从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都会发生一些改变。

第二，疫情可能影响了我们的安全性，让我们把安全性放到了更靠前的位置。比如疫情之前，很多高净值人群在考虑的时候，长期性加保值增值是一个很主要的目标。但在疫情之后，我们发现即便是跟疫情和健康没有关系的一些安全性都会被考虑在内，包括税收等。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影响，疫情其实整体上重塑了基于关系构建的经济体，我常常把它称为关系金融。

第三，健康金融逐渐凸显出来。更多人在疫情期间，由于很多收入和支出发生一些改变，他们把金融更紧密的跟身体健康结合在一起。其实疫情本身对企业来说，也是企业把经营跟一些金融结合起来。对个人来说也是这样。他们开始考虑更多的健康问题，然后用金融来解决自身的一些健康问题，我们叫做一个全新的学科——健康金融。

国内内循环能否替代外部需求的减少？

这是我的个人观点，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但需要时间。因为相关研究已经有一些结论，比如说大约是一年半或者三年左右时间。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国家有全工业门类，同时可以在我们国家14亿人口里面实现所谓的践行效应，所以可以实现内循环来替代外部需求减少的一部分。

我觉得有两个最关键的点：

第一是中小企业在内循环中替代外部需求减少这一部分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不同雁行效应之间的关联性对当前经济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这是第一点。也是说中小企业是主体，一定要有相应的一些政策，比如在下半年在稳定货币政策的前提下，推出了很多财政政策瞄准了中小企业。

第二是投融资的渠道要畅通。现在北京交易所就要构建投融资的体系，但是这个体系不是很完美，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加以完善。回到这个问题最初，我对中国经济下半年跟大家一样抱有很大信心，但我对国外经济环境也没有那么悲观。我个人觉得世界经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悲观，甚至我认为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经过这样一轮的加息之后，比如到4%左右的时候，还是有可能软着陆的。

我们考虑的最坏的情景，用内循环代替需求减少，可能不需要替代那么多。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通过数据能够看到菲利普斯曲线已经变平了，应该能够在接下来几个月确确实实看到通胀率下降。因此我们要对经济充满信心，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国外通胀是否会传导到中国？

首先，肯定会受一些影响，但是由于我们国家出口的形式和结构，特别是整个外汇的组成结构，决定了这种传导受到很大的抑制性。第二点是我们的宏观调控非常有力度。我们从上到下实施了一揽子相关政策，进一步阻止了这种传导。更本质的是欧美体系在用供应链大数据全景化的视图来看，他们在消费端的闭环，跟国内相比分离度比较大。他们消费端的闭合度很大，我们有一些指标专门针对这个数据进行测度。

从外贸结构、政策还有数据方面来看，传导起来都是比较困难。我个人觉得国外通胀也不会持续下去，最后还是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西泽研究院院长 赵建

赵建：疫情带来了风险，也加速了社会的变迁

我们现在转到了新的高质量发展模式，用发展经济学的经典模型“罗斯托起飞模型”来说，一个经济体就像一架飞机，它要酝酿着起飞，起飞之后在平流层保持平稳。其实飞机最危险的就是起飞和降落的时候，中国现在就经历着长周期的软着陆，最近几年是对我们过去先富带动后富的一个修正。我们过去对数字资本是先任其自由发展，然后再去规范，现在到了规范的时候。最主要的是房地产，整顿房地产充满风险，突如其来的疫情加速了这个过程，更增加了它的风险。

中国在这次疫情中充分发挥出了制度优势。相比全球，中国最先控制住了疫情，保障了人民生命安全。2020年到2021年下半年，全球都在印钞，只有中国在生产。中国完整的产业链被称为全球物资的供给者，如果没有中国稳住生产，那么全球的通胀可不是现在的情况了。

疫情给传统的防控方法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3月份的上海面临着很大的困境，整个数字防疫系统、治理社区治理、网格化管理跟不上病毒的进化。我写过一篇报告，我说从来没见过如此险峻的宏观时刻，但是胜利很快就会到来。事实也如此，即使身处如此困难的环境，也表现出了我们经济的韧性，例如高铁、餐饮、茶室、咖啡店等都逐渐复苏，大家的信心也恢复了。疫情加速了我们约6～8年的技术变革和数字化程度，这是美国一家咨询公司采访了600多家企业后的调查结果。

另外一点是制度上加速了我们的变迁，就是我们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反思，以及社区自治理结构的觉醒。我们城市化太快，但只是物理空间的城市化，社会关系网络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还没有完全完成转型，但是疫情加速了转型，邻里关系得到了升华。放眼历史，历史上欧洲黑死病使整个欧洲减少了20%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剧，但从某种程度上，我怀疑它加速了欧洲的现代化，包括宗教革命、文艺复兴、工业革命。这主要是上了年纪的教职人员因黑死病离世，带有新思想的年轻人走上了教职岗位，为宗教革命埋下了种子，打下了基础。如果说回头来看，你会发现疫情对中国、对世界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还有一点是疫情解构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接触，缺少了很多非语言模块。比如说我们在线上，靠语言和虚拟视频带来的感受只有20%，假如5个人现在是面对面的话，很多的表情和气场我都能感受到，但是线上感受不到。这个可能会引起我们对元宇宙的加固，都是一些非常深刻的影响。

如何看待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实施的未来？

双循环系统可能是一个灾备系统。中国经济是一种长期的二元结构。以前的二元是城市乡村二元结构，当城市里发生像西方那样典型的经济危机时，城市的社会保障不足，大量的人可以回到故土，有土地的保障。之后的二元是数字中国，数字经济开始发展，经济衰退后大量失业人群可以暂时去网约车或外卖行业等谋生。因此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发生大危机导致发展进程断裂。

说到底，是把中国经济当做一辆车的话，双循环就是双引擎。对外从三驾马车来说的话，它就是进出口。出口非常重要。有一系列中小企业是依赖外循环的，进出口的主体百分之八九十就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中国经济的韧性不能只看总量，要看进出口背后的代表性市场主体，这是我强调的一点。还要强调一点，资源消费现在越来越重要。海外的衰退实际上面临着很大的风险，他们消费的引擎面临着非常大的通胀约束。我们国内的内循环长期依赖的是房地产，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房地产一熄火，整个经济面临着非常大的问题，包括一些三四线城市的财政问题，如何把房地产转化成消费非常重要。房地产涉及到一系列的产业链，当我们真的要去房地产化，我觉得面临一个是财政问题，以个是在阵痛期会出现消费被拉下去。

因此我们不能过度依赖出口，也不能再依赖房地产。在这两个引擎切换过程中，我们如何来完成一个消费型社会，让它成为统一内外循环的引擎，这不仅是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尤其是法治社会最终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我们在引擎转化过程中，中国长期的高质量发展可能要经历非常复杂的阵痛期。

消费是高质量、内循环发展的主要引擎

要完成消费型社会的变迁，说到底就是让消费成为最终力量，但是这就需要一个个闭环。我们大量的中小企业在创造外汇的过程中：第一，低劳动力成本付出；第二，大量资源的透支。完成消费型社会的蜕变，首先要完成引擎的结构，外汇要怎么来增加中国人的幸福感？在疫情之前，中国的主要的外汇有两个，一个是对外旅游，另一个是国外留学。但是疫情这两年我们对外旅游和高质量教育受到影响，出现了消费。要想更多的GDP增长发展的红利惠及到每一个人，就要让每一个人有能力消费，有信心消费，有保障消费。完成这一点之后，我们才会形成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把花钱消费反馈到效应函数中，让每一个个体都感受到发展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幸福感，这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最终目标。

国外经济衰退对中国的影响如何？

国外衰退会对中国外循环产生影响，但可能影响不会那么大。中国的通胀是相对稳定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有非常充足的产能。因为企业家市场经济是根据价格信号来补产能、补库存、扩大资本支出的，只要我们是健康的通胀，有利润的情况下企业家马上就会增加物资供应，把通胀抑制住。后发展时代发展经济体进入一个着陆之后，进入消费型社会，涨价的是人工。但最可怕的是价格上涨，但又不赚钱，这是对市场化基础的一种扭曲。

(本文题图来源：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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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刘慧雯 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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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名学者：看好中国经济的下半场，你信了吗？

作者：生命中可以承受之轻

发布时间：2022-08-20 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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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局是用数据说话，但是，我可以肯定，在所有数据指数中，唯有对经济学家的调查指数最没有说服力。

这道理太简单了，近几年的经济，许多深层的矛盾从湖底浮上了水面，但是，从来也没见到过哪一位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经济问题的好方案。他们给了我一个强烈的印象，个个是全才，爱好特别多，除了正经的专业以外。

只有任泽平在很认真地在写经济专论，非常敬业，一篇专论要写一个多月，收集大量的数据，我宁愿说他是统计家，因为他的结论感觉像是挂在西天云彩，太飘远了。他说下半年中国的A股将引领全球，全球股市不好这很有可能，因此说成是中国的A股将引领全球证券市场，这不是学者风范，是文字游戏。

曾经活跃过的经济学家们都在忙什么？他们忙着在讲感情故事、跑步、从唐山烧烤到苏州和服，谈着所有八杆子都与他们的专业毫不相干的话题，就是不谈经济；那么，请问，他们对中国经济的预判还有权威性吗？

这次调查是在国内对宏观经济有研究的111位经济学家中展开的，71%的经济学家认为当前经济差，25%认为还行，4%认为好；这不是重点，因为我们要放眼未来，果然，预期未来六个月经济形势好转的经济学者高达64%，持平的28%，变差的8%，总之，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专家们普遍看好未来，我反而有了些许的不安。

中国人的事不能太死心眼，越是强调什么，就越要有一种叛逆，一种逆向思维的叛逆；就算对宏观经济学一无所知，也可以做一回杠精，反向观天下，正确率肯定高过50%。

这种统计学预期都太空洞了，没有带入感，还是要谈问题。那么，这么多的学者都有什么好建议呢？看了一下，没有一条不是经济会议提出过的，全无个性，那还要这么多的专家干什么？

中国经济怎么样，现在做任何判断都意义不大，因为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失业率没下来，物价在上涨，企业不愿意贷款，居民不愿意买房，经济又能好到哪去呢？有问题不怕，重要的是如何去解决问题，这解决问题的事，还真没专家们什么事，所以，专家们其实也很落寞，拿不出方案也许是拿出来也没什么意义。任泽平拿出了一个十年发放二万亿鼓励三胎的方案，结果被封嘴两个月。

一切在政策就手。

政策出招了，我们就看好，就这么简单。

政策向何处发力，就看两点：企业看贷款，民生看楼市。真的不需要这么多专家一起填写那个经济问卷，太委屈他们的专业了。

七月份金融数据双降已经足以说明问题。

说明企业没有扩张的欲望，民间资本在退缩；老百姓没有买楼的动力，如果楼盘都不能如期交付，有钱也不会去买。这说明，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还是需求不足，而我们的发力差不多全用在了供给端上。我们刺激经济主要是通过放水，通过巨量的投资保增速，保地方财政、保房地产。虽然投资可以带动20%的消费，但是，也将继续加深需求不足的矛盾。

七月份的数据的确有好转，却大大低于预期，这说明我们把牛刀用错了地方。

下半年的希望之光，还是在货币工具的运用上，需要大幅降低贷款利率，让企业愿意贷款，稳住就业；让居民愿意买房。这就要降低存款利率，为贷款利率打开口子，把富人的存款从银行里逼出来，拉动消费，平衡需求。

企业货款大幅增加，楼市销量大幅增加，有了这两条，就看到了曙光；如果这两个数据还在继续下滑，那凉凉，就算一万个专家说好我也不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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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工作3年，存了10万块，在国内是什么水平？真实数据说话

作者：紫金观阁

发布时间：2022-08-13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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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N共建计划#对于工作多年的人来说，存款十万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对于工作三四年的90后新人来说，就不是一件容易事了，一方面是因为开始工作的起薪比较低，刚开始一两年工资比较低，另一方面是因为年轻人消费水平高，攒不下什么钱。

如何提高储蓄

很多人并不是花钱大手大脚，而是日常必要开销实在太大，比如房租，像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房租一个月三四千很常见，还有吃饭也不便宜，在这里工作的人即使收入不低，也很难存到什么钱。但还是想提两个建议。

一是把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当中，尽快升值加薪，或者转正，实在不行试一试跳槽，大家都知道，跳一次槽工资就会涨一些，二是对日常消费做好统计。像吃饭、车费房租这些都是固定的，但是千万不要去网上没事一冲动买一些没什么用的小物件，盲目消费不可取，还可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副业可以做。

还有就是不要抱有一夜暴富的想法，还是要脚踏实地努力工作才行，像胡乱买彩票，股票的话很有可能亏的血本无归，在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再进行一些投资，但是也要注意投资要理性。

在每月的工资不够用时，如何解决钱不够用的问题引起了关注，据统计，相当一部分会向父母或者亲戚朋友求助，一般而言。父母和亲戚作为工作几十年的人，是有一些积蓄的，可以暂时接济一下，而朋友可能跟自己一样是难兄难弟，通过信用卡和网贷来解决钱不够用的年轻人也不少，这里要注意一定不要逾期，否则会对信用产生影响。

而且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工作时间越长，对信用卡的使用频率越高，这是因为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人们面对的经济问题越多，除了房租，吃饭之外，买房和一些家庭开销也不得不加入了进来。

三年十万是不是很难

这个可能更与人们的收入水平有关，大家可能在网上看到一些人中龙凤，就读于计算机或金融专业，毕业一入职就是四五十万起步，但这些人只是少数，大多是名校的学生。而更多人年薪在几万到十几万不等。

像这些人中龙凤可能一年就可以存十万，虽然他们的支出也大吗，但是收入更高，只要不沾染上赌博什么的，一年存十几万不是问题。

而收入较低的年轻人，就是一年只能赚几万，可能一年不仅攒不下钱，还倒欠银行一笔钱，财务状况很是堪忧。

因为刚就业一两年内本来收入就不高，再加上高额的房租，以及日常生活开销，即使比较节省，身上的钱也只能是勉勉强强，而要是不那么节俭的话，钱很容易不够花，这时候不得不四处借钱，存下钱遥遥无期。

现在年轻人的压力确实十分的大，除非十分的出类拔萃，能拿到高薪，否则要是很普通的话，工资一年超过10万就不错了，这时候除去必要的开销，并不一定攒下什么钱，如果花钱再大手大脚或者爱好投资，基本就要欠外债了，所以年轻人一定要规划好自己的收入，切记不要花钱无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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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读懂中国经济的底层规律

作者：塔哥FRM

发布时间：2022-08-11 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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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补习班来聊一聊中国经济的规律和特征。

了解了它们，有助于我们看明白今天经济生活中各种现象发生的必然性。

我国经济在1978年之后，走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

改开的核心内容是市场化改革，是调整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而改开的起点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政府手中，所以改开既是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也是以政府为主，政府强力干预和推进经济运行的过程。

而这个以政府为主，首先是以中央政府为主。

计划经济时代，中央财政统收统支，导致地方活力受到压制。

改开从放开搞活开始，所以把很多事权交给了地方，以提高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

于是钱从哪儿来，就成了地方政府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财政包干

跟上面要钱肯定是不行的，上面要有钱就不用改革了嘛。

上面只能给政策。

于是，财政包干制就出现了。

大家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都非常熟悉，用一句话来概括它的模式就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财政包干跟这个非常类似。

地方政府对上面安排的财税上解目标包干负责，超支不补，结余留用。

这个形式极大地激励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地方政府在利益驱动下，迅速动了起来。

中央财政也受益于此，国库压力得到很大的缓解。中央财政收入的占比由1979年的20.18%，上升到1984年的40.5%。

但是这个包干也有很大的问题。

首先，它没有固定的标准，上解基数递增比例等等往往都是谈判的结果。其次，因为要谈判，所以央地博弈的情况非常严重。

由于上解基数跟预算内收入有关，于是为了降低谈判基数，同时也为了不被鞭打快牛，地方政府开始往预算外收入想办法。

比如，这边对企业减免税“藏富于企”，然后那边再通过收费赞助、集资摊派收一些回来，就可以避免和中央分成。

于是乡镇企业在地方政府明里暗里的支持下，出现了蓬勃发展。

这一阶段，预算外收入增长迅猛，增势远高于预算内收入。

1982-1992年，地方预算外收入年均增长30%，远超过预算内收入年均19%的增速。

到1992年，地方预算外收入已经达到预算内收入的86%，妥妥的第二财政。

而与地方财政实力的日益扩大形成对照的是中央财政收入的日趋单薄。

财政包干没几年，中央财政在总财政收入中的占比，就从1984年的40.5%，降到了1992年的28.14%。

1979-2000年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收入占比

收入都被地方截留了，结果就是枝粗干弱，中央财政捉襟见肘。

用时任财政部长王丙乾的话来说，就是穷得只剩下背心和裤衩了。

等刘仲藜过来接任的时候则已经是“连背心都没有，只剩下裤权了。”

中央空虚，财税分配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分税制改革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启动了。

分税制改革是我国历史上一次极重要的改革，它深刻影响了后续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模式。

此后我国税制的一些改革，比如重新调整分成比例，再比如2001年所得税税改，都是在这个改革的基础上加加减减，不改趋势。

分税制改革把税收分为三类，中央税（如关税）、地方税（如营业税）和共享税（如增值税），重新划分了央地分配比例，并分设国税地税两套机构进行垂直管理，与地方财政部门脱钩。

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增值税。

增值税在改革之前是最大的地方税，但在改革后则成为共享税，中央拿走75%，留给地方25%。

受此影响，1994年当年中央财政收入就实现了203.5%的增长。

上图中，中央财政收入（红线）在1994年有一个巨大的跳涨，反映的就是分税制的成果。

当然，与中央财政收入相对的就是地方财政收入有一个断崖性下跌（灰线）。

分税制具有计算科学征收规范等很多优势，它通过税收的重新划分，成功地重塑了央地关系，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不仅有利于中央推动改革任务，进行产业布局，而且为抵御后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打下了基础。

不过，凡是都有两面性，分税制成功的背后也留下了一些问题，其中最大问题就是央地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

地方政府的财权被收走了，但事权还留在手里。

而做事情是需要花钱的。

文教体卫基础设施，哪一样都要花钱，那么没有了财权的地方政府该怎么办呢？

地方政府将目光看向了土地。

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的出现具有必然性。

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税收大幅减少，而预算外收入又随着费改税的进程被纳入预算内，地方财政收入在预算内外这两个方向都受到了大幅度的压缩。

地方政府不得不另谋出路，土地财政就此登场。

不过土地财政也不是一开始就那么显眼，它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受限于我们的发展阶段，90年代我国城市化才刚刚起步，发展较好的乡镇企业也多是建立在集体土地之上，城市土地的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但1998年出现的两件事情，加速了土地财政的进程。

一是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务院于1998年7月3日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正式宣布福利分房年代的结束，开启了住宅商品化时代。

二是8月29日《土地管理法》进行修订。

新土地法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必须经过征地环节变成国有土地之后，才能转成建设用地，这一要求确立了地方政府对土地建设的垄断权力。

有动力，有条件，还符合中央的政策方向，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从此走上了快车道。

此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度不断提高，到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更是再上台阶。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2021年财政收支情况，2021年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87051亿元，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11077亿元，土地收入相当于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78.37%，已经完全顶替了财政包干时代的预算外收入，成为分税制改革时代的第二财政。

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方式也从之前的工业化变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

房地产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地方债务风险

土地财政已经看着很威风了，但其实第二财政并不是土地的最大威力，土地资本化才是。

由于土地的金融属性，一块钱的土地可以撬动数倍于己身的资金。

为了发挥出土地的金融属性，各地政府纷纷成立城投公司等融资平台，将土地资本化撬动海量的银行资金。

另一方面，城投公司的政信优势也帮助它们开拓了城投债等直接融资方式。

土地和金融的结合，让土地财政插上了翅膀。

对土地金融来说，2008年是一个尤其重要的时点。

2008年为应对次贷危机的冲击，国家推出4万亿刺激计划。

地方政府由于承担了大量的基建投融资任务，融资平台的融资作用更为凸显。这一时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数量快速增长，并开始大规模举债。

在海量资金的推动下，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飞速推进。

据2020年的一篇报道，18年来中国城市化的速度不但名列世界第一，而且还呈现出加速度的趋势。

2021年11月6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李晓超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1年会上表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显示，十年来，我国人口持续保持增长，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城镇化率持续提高。近十年来城镇化率持续提高，是建国以来提高幅度最快的十年。

然而，在城市化的繁荣景象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也在不断积累，并逐渐尾大对整体经济构成了威胁。

2010年，平台乱象终于引起了监管单位的注意。

据银监会2010年6月通报，全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总额为7.66万亿元。

但说实话，乱象我认可，但这数我没法信。

原因一：

7万亿也就是全国一年的政府发债规模，如果平台债务才7万亿的话，那么只要一年就可以消化掉。

可事实上，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消化直到今天也没有结束。

更何况，这里的7万亿还是个总数。

如果债务规模跟经济规模成正比的话，那么其中一二线城市的平台融资规模应该占大头，而这部分债务显然是有保障的，不能跟贵州独山县的地方政府债务混为一谈，共同归入到风险隐患一列。

原因二：

关键像独山县这样的400亿融资，也根本就不在银监会统计的平台融资当中。

所以，7万亿肯定偏低。

至于为什么，请看原因三。

原因三：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总额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呢？

第一步，银监会先让银行根据监管标准划分企业性质，把平台企业单拎出来。

第二步，汇总平台企业贷款总额。

第三步，统计地方政府和平台企业在交易所和银行间市场的发债数据。

第四步，将银行贷款和债务工具总额汇总，得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总额。

这个过程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影子银行的数据绝大多数都不在其中。

影子银行早已有之，只是以前不为人所注意。

但2008年的反危机措施成了影子银行发展的转折点。

为了解决银行资金不能投入股权和资本市场的限制，也为了解决政府不能担保的限制，金融机构和政府分别创新出影子银行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来加以应对。

在大家共同的创新推动下，2017年藏在表外的影子银行融资规模已经超过100万亿元的水平。

2020年12月，中国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统计信息与风险监测部课题组共同撰写了《中国影子银行报告》，报告对影子银行规模进行了估算。

即使是按照狭义口径统计，影子银行规模也得有39.14万亿元！

显然，不管是哪个口径的比较，平台融资的规模都远超表内的7万亿！

总之，因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高度积累，监管部门从2010年起发布了一系列监管文件，开始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行管控。

这之后除了2015-2016年由于经济下行压力过大，而放松过一段时间之外，全部都处于去杠杆降风险的调控阶段。

而在2017年12月的十九大报告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甚至成为三大攻坚战之首。

连番调控压力之下，我国经济的去杠杆过程直到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才算告一段落。

地区不平衡和贫富差距

伴随着地方政府的高举高打和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一些经济不平衡现象开始凸显。

首先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

城乡发展不平衡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这个不为中国所独有，因为后发国家需要通过工农业剪刀差来完成原始积累，为城市化和工业化创造条件。

但我国经济中地方政府的经营角色却加深了这种不平衡。

其次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沿海地区在地理上有先天的生产和物流优势，所以随着出口的飞速增长，制造业开始自然而然地向沿海省份集聚。

这种产业集聚虽然跟分税制改革无关，但由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缘故，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差距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步扩大。

而当它们加上土地财政的杠杆之后，地区差距不可逆转地加速扩大。

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地方发展格局形成了。

第三是民生投入不足，严重落后于生产投入。

受客观条件所限，我国税收以间接税为主，以直接税为辅，而间接税中又以增值税为大头。

以2021年全国税收情况为例。

2021年全国税收收入172731亿元，其中，国内增值税63519亿元，企业所得税42041亿元，而个人所得税仅为13993亿元。

跟增值税直接相关的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的重要性显然远高于个人。

由于利益相关，地方政府的关注点始终都放在招商引资和对企业的支持维护上。

地方政府往往从土地开发开始，就介入到企业的生产经营当中。

所以，生产投资型政府成为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

此起，彼伏。

跟政府对企业的高度重视相对应的，就是地方政府在民生方面的投入滞后，事实上，民生投入往往也是因为招商引资的配套而存在和改善。

受此影响，社会经济出现了一边产能严重过剩，另一边却居民在科教文卫养老助残等方面的需求长期处于饥渴的状况。

最后是贫富差距加大。

由于土地财政的存在，房价连着地价，地价连着财政，财政连着基础设施投资，于是经济增长、地方财政、银行、房地产之间就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这就导致城市房价有着强烈的上涨冲动。

而不断飞涨的房价则严重挤压了居民的消费，并导致居民财富的两极分化。

未来挑战

克服掉前面说的这些不平衡，经济就能迎来可持续发展。

但是平衡是结果而不是手段，是目标不是过程。

那么，要想达到平衡的目标，该从哪里着手呢？

这个工作肯定很难。况且，我们现在的经济环境还非常恶劣。用一句话来描述就是，科技革命的动能衰竭让整个世界都处于存量竞争的状态中。

而改革是靠增量来推动的，因此存量经济的到来给我们的下一步改革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从逻辑上讲，迎接挑战要靠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制造增量，然后在增量中调整矛盾，推动经济社会重回平衡。

那么作为掌握核心资源、并且深度参与经济发展的政府，该如何设计、如何行为，才能实现产业升级呢？

1、统一大市场。

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受客观条件所限，尤其是地理条件所限，是不可能做到平等的，但是人均可以平等。

2019年有一个中央财经委第五次会议“研究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等问题”决议。

在这次会议中，中央明确了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作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的作用，并提出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

这就是说，区域经济不再追求平等了。

今后大家要根据自己的禀赋特征发展，未来城市发展出现分化是正常现象。

但区域经济不追求平等，并不等于人员放弃追求平等。

恰恰相反，如果能够在各地依据禀赋特征发展的同时，让人员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那么就可以抹平人均上的差异。

这就是今年3月中央出台“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的背景。

换句话说，统一大市场一方面让各地互通有无，有利于各个地区发挥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让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起来，有助于抹平人均的差异。

2、增加民生投入，缩小贫富差距。

前面说了，在之前的发展阶段，地方政府过于关注企业，导致民生投入不足。

但民生投入短期来看是个净投入，是需要花钱的事。这就需要中央对央地财权事权做出重新调整，以补充地方财政的力量。

事实上，这方面的动作也已经有了。

首先是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

这个方案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的最大央地财税改革动作，方案目的在于增加地方收入，“缓解财政运行困难”，增强地方自主权。

其次是今年4月中央深改委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

这个意见明确提出“要理顺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使权责配置更为合理，收入划分更加规范，财力分布相对均衡，基层保障更加有力，促进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高质量发展。”

这既是对前面统一大市场的财政支持，也是增加基层财权的改革举措。

3、地方政府职能转型：从生产投资型转为服务型。

转型一方面是对生产投资型的反思。

以往的生产投资型政府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

但这种成就跟当时的落后简单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而当改开取得一定成绩、经济体量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政府就需要重新审视自己和市场之间的边界了。

政府的管理半径受到复杂多变的市场经济和不断抬高的知识密度的严峻挑战。

雪上加霜的是，在当下的存量经济环境里，投资的边际效益也在加速递减。

这个时候如果政府仍然保持路径依赖的话，不排除会适得其反。

转型另一方面则是对服务业兴起趋势的顺应。

随着技术的进步，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会越来越弱。

就业只能靠服务业的发展，而服务业的发展离不开城市化和人口密度。

服务业的重点是人。作为对服务业发展的响应，就需要政府从生产投资型向服务型转变。

事实上，地方政府也必须要学会从固定资产投资到人力资本投资的转变，这样才能有利于推动产业的全面升级。

4、国际国内双循环

外部不平衡是内部不平衡的表现。

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活动经过长期积累，一方面带来了制造业的庞大产能，另一方面也压缩了居民的消费能力。

这从经济结构上讲，就导致了内部消费不足，外部长期巨额顺差的内外部失衡现象。

居民消费的比重在2010年触底34.33%，到2020年回升至38.2%，但仍然远低于欧美日韩。

世界工厂和长期顺差的名声看着威风，但实则隐患巨大。

首先，这意味着中国会陷入全球的贸易摩擦当中，不利于塑造有利于我国的发展环境。

眼下因为疫情肆虐，世界各国需要中国开动马力提供物资，但时过境迁之后，这些支持全都会变成指责中国倾销产能的借口。

其次，影响GDP的不是出口，而是净出口。

2021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9%，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消费投资遭受重挫，净出口的重要性和贡献度只增不减。

我国进出口能够在高位保持高速增长，实属不易。

但这却也是受益于疫情期间的安全岛效应，世界工厂才能马力全开，释放产能。

这固然提振了我国经济，但随着欧美对疫情的适应和生产重启，净出口必然会被其国内生产所代替。

净出口现在有多么重要，那么届时的减少就会带来多大的压力。

最后，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调整产能，而不是释放产能。

我这里并不是说我们的出口是无效产能，但眼下的国际市场虽然有助于缓解国内的产能压力，但却与我们调控产能和产业升级的方向并不相符。

在当今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和贸易体系中，我们的物资和美元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美国可以凭借美元随意转移内部矛盾，而我们只能被动承受外部矛盾。

这就是美元霸权的力量。

都是净出口，在中国看是顺差，是在拉动经济，但在美国看，这就是齐纨鲁缟，是在用自己的外部失衡来扰乱中国的内部平衡。

而现在中美对抗的趋势已经形成。

当美国用逆全球化来打击中国净出口的时候，外部矛盾就会和内部矛盾累加到一起，给我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所以，从强化自身体质抵御美国冲击的角度来说，我国有必要尽快启动内需，打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5、金融领域改革：直接融资和去杠杆。

债务风险大杠杆率高是当前世界经济存在的普遍问题。

据中国人民银行《2021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我国宏观杠杆率在2020年末达到280.2%之后开始稳步下降，到2021年末降至272.5％。

这个水平虽然低于欧美（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美国2021年末宏观杠杆率为280.8%），但也相差不远。

分部门看，2021年末我国企业杠杆率为153.7%，居民杠杆率为 72.2%，政府杠杆率为 46.6%。

而美国的企业杠杆率为80.6%，居民杠杆率为78%，政府杠杆率为122.2%。

两厢比较，中国是企业负债高，美国是政府负债高。

总的来说，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去杠杆化解债务风险的难题。

不过，跟欧美比较起来，我国的债务化解空间明显要大很多。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国的融资体制以银行贷款这种间接融资为主，而欧美由于资本市场发达，企业融资普遍以股权这种直接融资为主。

据统计，2020年我国直接融资比例为12.6%。

这个数字其实已经属于近年来的高点。

易宪容（2019年）曾经提供过一个数据：

全口径直接融资规模占社会融资总额的比重，在2007年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由2002年的4.95%上升到11.09%，最近10年基本保持15%左右，而股权融资规模基本在5%左右徘徊。而美国股市融资占整个融资体系的比重则达80%以上。

显然，如果我们能够把我国企业部门的债项融资转化为股权融资，企业杠杆自然就会得到大幅压降。

举例换算一下，如果我们可以把企业直接融资比例从12.6%提高到60%，那么就可以将宏观杠杆率直接压降到200%以内。

宏观经济中的债务风险将得到极大缓释！

所以资本市场改革和供给问题，不光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环节，更是我国降杠杆调结构提质增效的关键一步。

而这就是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资本市场改革，落实注册制的最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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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出发，来讨论FIH对于我国经济的借鉴意义

作者：星空理财经

发布时间：2022-08-26 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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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于中国自身严峻的债务问题和艰巨的宏观挑战，经济学界对于债务问题与金融不稳定的讨论十分热烈。基于经济的实际国情以及具体的债务问题，可以从实际出发来讨论FIH对于我国经济的借鉴意义。

一、FIH的概述

FIH认为投资、利润和金融之间互相作用和依赖，这三者的作用是相互的，并且共同影响金融资产价格。但是绝大部分对于FIH的解读与概括都只关注主要观点而非具体的理论机制，这使得FIH被片面地理解与解读。

有的学者基于对明斯基的文本解读，来“重建”和剖析FIH，将其主旨概括为两层含义：一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稳定增长会自动产生现金流相互关系的变化，导致金融结构从稳健走向脆弱（向上不稳定性的形成）；二是在繁荣阶段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将金融结构的脆弱性转变为系统性金融危机（向下不稳定性的触发）。

向上不稳定性的形成出现于经济持续扩张期间，企业和银行家所认为的杠杆率在正常情况下会一直上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的企业家和银行家认为此时运用杠杆操作是增加利润的最方便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最终仅以一个稳定的、实际速度增长的、已实现的准租金将不足以提供偿付债务所需的资金，形成了向上的不稳定性。向下不稳定性的触发，涉及“触发条件”和“触发事件”两个要素。体系的结构性特征及演化过程便是“触发条件”，金融体系的结构性特征在持续扩张和经济繁荣期间会发生改变并不断积累，为危机的爆发提供了条件。而可能的触发事件包括融资成本上升、流动性偏好上升和收入少于预期等，明斯基尤其关注利率的上升。

二、马克思与明斯基经济危机理论的对比分析

除了对FIH的概述与分析外，还有一部分理论热衷于讨论马克思与明斯基经济危机理论的异同。目前学术界主要从两个方面对比了二者间的异同：第一，关注投资和利润；第二，重视资本主义货币经济中的货币功能。明斯基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货币是关键性的制度安排，一定会对实际经济产生影响。与此同时，马克思经过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及生产关系，探索出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通过从两种经济危机理论的历史背景、思想渊源、理论基础、实质解释、危机产生的逻辑线索、经济周期的产生原因、解决经济危机的措施和理论的现实解释力这八个角度进行了对比，构造了“实物—金融资本的有机构成”，帮助人们认识经济危机。

如果从继承和拓展的角度对比马克思和明斯基的危机理论，可以发现：马克思认为经济问题必须通过危机的形式一次性、强制地解决。这种做法可以短时间内达到目的，但没有考虑任何的后果以及可能产生的问题。而根据明斯基的理论，金融不稳定性最终取决于融资结构的特征和政策干预。但这种做法会对干预经济方面有倾向性的选择，从而会导致更大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明斯基悖论”。金融不稳定的根源主要来自金融结构的不稳定性，如果以类似金融危机的方式来“一次性”解决这种经济问题，虽然短期时间内可以将问题一起暴露出来，并且通过一系列的解决方案进行处理，但是其短期的影响力太大，所引起的后果会使部分经济体无法承受，因此目前市场规避金融不稳定的主流方案是适度干预以及制度处理，这也是目前大多数经济体所倾向的方式。

三、中国债务问题与金融不稳定

（一）家庭部门

从中国居民部门债务比例持续攀升态势、违约风险增大的现象出发，可以构建一个包含异质性家庭和面临资本充足约束商业银行的NKDSGE模型。这个模型的结果展示出，放松家庭借款这一约束，会极大地加大住房抵押约束对家庭债务和房屋价格的效应，结果就是导致家庭债务的扩大以及房屋价格的增长，从而会抑制居民消费以及产出的增长，提高居民的债务违约风险。同时，这一情况极有可能导致居民的贷款供给增加。而当居民违约的时候，银行或者贷款机构又会降低供给，从而产生了闭环反馈机制，加剧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造成金融不稳定。从这个角度出发，近几年来我国居民的负债率一直在上升，其中不动产的占比也在一直上升，在这个情况下如果金融环境的不稳定性扩大到结构方面，我国的债务结构会进一步放大这种不稳定性的影响。

（二）金融部门

在金融部门方面，可以建立其中包含收入差异、金融杠杆与金融稳定的局部均衡模型，设置高收入居民与低收入居民的效用函数，通过这个模型的构建可以发现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将增加高收入者对低收入者的债权，低收入者负债率的提高将会带来全社会金融杠杆攀升，从而增加金融危机爆发的概率，损害金融稳定。低收入者负债率的提高会侧面增加金融危机的爆发概率。我国目前其实有四成居民都属于低收入者，其中甚至有人还是负储蓄。我国有大约七成的家庭都背负着房贷，不仅如此因为疫情等因素的负面影响，有背负房贷的人因为实在无力承担房贷而选择断供。这种情况下如果低收入者的负债水平以及负债中不动产的比例一直增加，那么会加大危机的爆发概率。

（三）政府部门

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会影响政府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缩小（以下简称“缩表”），目前美国进行了缩表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的衰退。不仅如此，金融部门的缩表行为，会通过金融或者其他渠道进一步传导到政府部门，使得地方政府债券收益率差额增加，拉高其违约风险。因此，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一般和其他的风险同时发生，一并触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属于金融领域重点关注对象，且美国缩表步伐的加快对我国的经济也有一定的挑战。考虑到我国政府债务杠杆率不断推高，政府债务风险极有可能造成金融市场剧烈的动荡。因此，政府工作人员需要考虑地方政府债务的违约情况，以及某项违约对于政府部门的影响，需要掐断相关风险传导的路径，并且突出地方政府在问题解决方面的地位。

四、中国宏观政策与金融稳定

政府应进行逆周期宏观政策调控和约束过度的负债行为。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支持。同时在新基建方面（新能源、半导体等）也加大投资，适时运用逆周期的手段，平滑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当然，在目前的环境下，还需要做好以下两点。第一，仅依靠双支柱调控框架应对金融风险还不够审慎，应构建包含房产税政策、财政整顿政策的宏观调控框架，以强化财政政策在金融稳定中的作用；第二，盯住房价与社会总杠杆率的货币政策并不能提升金融系统的稳定性，而将宏观审慎政策作为防控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则是更为合理的选择。

结语

一般而言，过度的负债往往会带来金融压力上升，并对实体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目前的研究表明，政府支出性的干预无法降低金融体系的压力，不能消除经济下滑的风险，并且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是长期的、不可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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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经济数据波动，如何看待？如何出手？

作者：观察者网

发布时间：2022-08-18 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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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 王慧、刘骞、张菁娟 编辑/冯雪】随着7月金融数据、国民经济数据出炉，央行“降息”也随之而来。

8月15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4000亿元1年期MLF操作（含对8月16日MLF到期的续做）和2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分别为2.75%和2.0%，均较前次下降10个基点。

这是政策利率年内第二次下调，上次下调是在今年1月——MLF和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的中标利率均下降10个基点，分别降至2.85%、2.10%。

MLF利率的上调或下调，一般都会传导至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并最终影响贷款利率。目前市场普遍认为，8月LPR报价下调已经没有悬念，尤其是5年期LPR报价下调的可能性很大。

央行突然“降息”传递什么信号？房贷还能再降？楼市有望很快复苏吗？

就在这之前，上周五7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6790亿元，同比少增4042亿元。7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7561亿元，比上年同期少3191亿元。在新增信贷、社融规模增量数据远不及市场预期的同时，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2%，再创今年以来同比增速新高。

从M2数据可以看出，现在市场主体不缺钱，只是不想借钱，不敢花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降息”会扭转局面，刺激企业和家庭增加借贷吗？

针对上述问题，结合不久前刚发布的7月份国民经济数据，观察者网对话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深度解读当前的热点经济问题。

观察者网：对于这次“降息”不少人觉得突然、意外，您怎么看这次“降息”，为何央行会在此时选择“降息”，这是在传递什么信号？

张燕生：从二季度到7月份的经济数据基本可以看出，4月份是谷底，5月份开始回升，6月份制造业PMI这一先行指标重返扩张区间，7月份各项指标开始全面回落。这意味着，下半年“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仍面对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货币政策做一下微调在意料之中，也是很有必要的。不必反应过度强烈，也不必过度解读。

过去三年，中国是世界主要国家当中宏观政策刺激力度最小的，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恢复主要还是靠内生动力支撑。

2021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连续突破5万亿、6万亿美元关口，今年前7个月外贸表现还是不错的：四月份增速是0.1%、五月份增长9.5%、六月份增长14.3%，七月份是16.6%，主要靠外需扩张支撑。但是我认为，下半年外需萎缩是大概率事件。

宏观政策的重点是纠偏和精准施策，去年我们宏观政策还是收得有点紧。今年则是把过紧的宏观政策回归中性。精准施策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坚持不搞“大水漫灌”是一个既定方针。7月28日的政治局会议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做好自己的事。所以，当前及未来，中国同样会坚持货币政策“以我为主”精准施策。

观察者网：上周五的7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6790亿元，同比少增4042亿元。7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7561亿元，比上年同期少3191亿元。在新增信贷、社融规模增量数据远不及市场预期的同时，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2%，再创今年以来同比增速新高。您怎么解读这一经济数据？“降息”会扭转局面，刺激企业和家庭增加借贷吗？

张燕生：我认为，这里的核心问题是“稳预期”问题。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前40年高速增长故事告一段落，未来30年高质量发展故事开始起步的阶段。下一步中国经济究竟怎么走，对于企业、金融机构及各市场主体来说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既反映在政策环节上，也反映在舆论环节和社会环节上。所以，这种情况不是单纯的货币政策加息降息扩张紧缩操作能解决的。

但从新增信贷、社融规模增量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市场需求比较弱、市场主体生存发展状况及预期比较弱、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特困行业恢复比较弱，不管是在信贷上还是在资金需求上，明显能感受到企业的普遍观望气氛。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做好预期管理，让企业和市场主体真正领悟国家提出来的适应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究竟怎么走、向哪走。

另外，还要解决非经济因素对人们预期的影响。非经济因素影响既包括国内的，也包括国际的；在多重因素交织叠加的当下，企业保持谨慎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最近在货币政策上10个基点的“降息”调整，这不能说是一种刺激政策，只是一种正常调整，不可能靠这10个基点把经济刺激起来。

中国人民银行 图源：中新网

观察者网：就在央行宣布“降息”当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7月国民经济数据。数据显示，7月国民经济持续恢复，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同比增速均有所回落，低于市场预期。表现比较亮眼的是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6%。您如何评价7月份经济运行的表现，您认为7月未能持续复苏的原因是什么？

张燕生：从7月份国民经济数据来看，比较弱的指标还是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几个指标。如需求、服务业特困行业、就业等。前7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仍是-0.2%，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仍是-6.4%，16至24岁年青人调查失业率仍高达19.9%。

我觉得7月份出现部分指标回落的状况说明，国家出台的6方面33项措施需要尽快落地生效，还需要出台更有针对性的举措。

如“稳消费”的举措除稳市场主体外，还应当出台更多直接稳消费、稳收入、稳就业的举措。尽管二季度到7月份，部分经济数据在好转，但是像楼市、就业等指标，尤其16岁到24岁年轻人的就业指标，并没有得到好转，不少互联网大厂、外资大企业的减员还是引人高度关注的事实。

如果不转变央企国企、外企、民企等行业头部企业和大企业这种中长期不确定的预期，我们的经济怎么可能进入一个强劲复苏的增长态势？

因此，我觉得不确定性是当前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尤其是头部企业面对的不确定性。具体表现在政策环境、舆论环境、社会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预期管理是非常关键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助企纾困扶持的问题。

对于头部企业来说，如果他们对未来3到5年的预期比较稳定确定明朗，一些发展瓶颈和短板能够得到有效解决的话，那么他们一出手，就可以增加和创造几千上万个白领、蓝领就业岗位。这对解决1076万新毕业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对解决1600万城镇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对解决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就业问题大有帮助。

图源：国家统计局

观察者网：您认为下半年经济走势好转的可能性如何，为什么？

张燕生：今年7月份，IMF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速预测下调至3.3%，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下半年新冠疫情仍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上半年“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实绩表现看，一个地方的官员敢担当，能够兼顾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那么这个地方的GDP就能够达到5%以上；反之，一个地方的官员如果把疫情防控绝对化扩大化，不兼顾经济社会发展，其经济增长率就会大幅下滑。因此，疫情要防住的核心是打好公共治理攻坚战，兼顾经济社会发展。

所谓“敢担当”就是说，在防疫的风险点控制的同时，生意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全面复工、全面开工、全面放开，这样GDP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一地官员如果采取万无一失的手段，出现一个病例，就封城封区封路，疫情当然能控制住，可老百姓的生活和当地经济将会受到很大影响。

那些个体工商户，他们最希望的不是出台多少减税退税免租等政策，他们最希望的是复工，开放堂食。不能说我这边压根儿就没有病例，但堂食也不能开，我的生意也不能做，动不动就关了，这样做就会严重影响老百姓的生计。

观察者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7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6.4%。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78178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3.1%；商品房销售额75763亿元，下降28.8%。您如何解读7月份房地产市场的表现？

张燕生：为了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我们一直在努力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但现在房地产市场的表现说明我们仍没有把楼市稳住，房地产的长效机制仍没有建立起来。

我觉得核心的问题涉及三个主体。第一是银行，银行关注房贷风险。如果他们认为房地产市场积累的风险过大、搞不好就是“爆雷”的前夜，那么银行是不可能放贷的。

第二个是地方政府。如果当地土地开发强度较高，房地产市场存量矛盾突出，人口净流出、新冠疫情期间当地财政困难较大，政府在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作为有限。

第三个是老百姓，如何稳住老百姓的购房预期很重要。老百姓是有买房需求的，但是如果他们普遍看跌房价，那就不会有人出手买房。

楼市一直没有稳住，是目前稳经济、稳增长基础不稳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我觉得目前对房地产来说，需要综合施策，化解处理房地产风险的同时，引导房地产市场回到建立长效机制的轨道上，非常重要。

图源：国家统计局

观察者网：近期房地产领域“爆雷”事件频发，您觉得这些事件对房地产业、对经济产生哪些影响？

张燕生：我之前参加中日经济对话时，日本人反复问，你们的房地产“爆雷”，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前夜呢？

尤其像恒大这样一些头部房地产企业“爆雷”，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对银行来讲，差不多每家都握有这些头部的房地产企业几亿几十个亿的头寸。一旦“爆雷”，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这时候仍然让银行放贷，那么说实话他们手里真是捏了一把汗，因为房地产风险、金融风险、地方债风险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一边谈论种种风险防控，另一边又让他们大干快上，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刚才我们所讲的各种问题，像稳消费、稳楼市和稳信心等，就是一句话：要用改革和前进的方式来化解当前各种重大风险隐患，从对未来的不确定和不乐观的预期中走出来。

中国经济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表明，凡是遇到经济下行时期，往往也是结构上台阶的重要时期。往往是下行了几年以后，中国经济结构就变了一个样。因此，我们不要浪费经济下行这一大浪淘沙的作用。是躺平还是奋进，这将决定前途和命运。

图源：国家统计局

观察者网：接下来房地产业如何发展才能逐渐改善对经济的影响？

张燕生：房地产有三个不同的属性，第一个是金融属性，有投资功能；第二个是商品属性，市场交易的商品和服务功能；第三是社会属性，“居者有其屋”，住房保障功能。

这三个属性中，过去房地产开发投资的金融属性太强。如果一个人买上几套、十几套房子，那么他的日子就特别得好过。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中央政府越说稳房价，民众就越买房子，房价就越稳不住。稳不住的原因是：房地产商、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都是希望房价越高越好，民众不得不买。

这里核心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只住不炒，就要出台抑制炒房动机的举措，就要把房地产的商品属性让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政府管好房地产的社会属性，实现“居者有其屋”的保障功能，这才是政府应该做的事。

人们都喜欢房地产泡沫，非理性繁荣，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全社会为此要付出极大代价。换句话说，不把房地产市场中畸形了的属性、功能和动因解决掉，就很难让房地产市场建立在长效机制基础之上。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的市场功能怎么恢复，房地产的刚需怎样满足并为中低收入人群提供住房保障，金融属性怎样有效地抑制在合理范围。

图源：国家统计局

观察者网：MLF利率的上调或下调，一般都会传导至LPR利率，并最终影响贷款利率。目前市场普遍认为，8月LPR报价下调已经没有悬念，尤其是5年期LPR报价下调的可能性很大。您认为这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哪些影响，房贷是不是又能降了，楼市有望很快复苏吗，会刺激大家的买房热情吗？

张燕生：首先，本次降息10个基点，应该讲这个力度是很小的。相比于房贷利率的变化，房价本身的变化对于购房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更大。如果购房者对楼市是看跌的话，那么他们就没有即期购房的意愿，他们会推迟住房消费行为。这时仅仅是下调房贷利率的话，我个人认为是不够的。

其次，银行是不是真正下调了购房者的房贷利率和放松了贷款条件，我们是不知道的，因为银行从收紧风险的角度，可能还是会非常审慎、非常严格地审查房贷发放进度。

观察者网：这次“降息”的背景是，目前全球主要国家处于高通胀的压力当中，在美联储的带头下，世界掀起了一波“加息潮”，给我国造成一定的输入性通胀风险。美国7月份通胀数据低于市场预期，有人认为美国通胀见顶了，您怎么看？

张燕生：对于美国通胀，目前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美国通胀见顶了，2-3年之后美国通胀率能够回归2%目标值。

第二种看法认为，美国现在的通胀率和政策利率的差很像1975年，想解决通胀没那么容易。1975年至1983年，美国用8年的时间才把通胀率控制在4%左右，付出的代价是政策利率上调了将近13个百分点，失业率在70年代初的最高点又上升了6个百分点。

第三种观点是，美国宏观政策将对通胀和财赤有更高包容度。1975年至1983年，美国用8年时间控制通胀，付出的代价是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比如说，今年全年美国的失业率为3.7%，如果再增加6个百分点，那也就是9.7%。美国愿意接受9.7%的失业率的代价来换得通胀的稳定吗？应该讲，绝不。

对美国来说，下一步宏观政策最重要的是什么？有可能是扩大公共投资，也就是实施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从这次加息进程可以看到，美联储加息的政策偏好始终是偏鸽。而不愿真正加息的原因表面看是两党的党争，如果没有党争，美国的刺激力度绝不止6万亿到7万亿美元，美国债台高筑的上限也绝不会只是现在的近31万亿美元。

其背后真正的动因是地缘政治。中美博弈，美国要再次伟大，一定要为其基础设施更新融资、为美国科技实力增强融资、为美国民生改善融资，这三项融资是需要海量的公共投资的，美国需要实施扩张性而不是紧缩性的宏观政策。按这样的投资规模，美国是一定控制不住通胀的。通胀的实际效应是割全球的韭菜，通过对全球开征通胀税，使美国再次伟大，美国何乐而不为呢？

5月12日，安徽省合肥市的一家汽车企业，工作人员在生产线上忙碌 图源：新华社

观察者网：在美国通胀、加息的情况下，中国这时候选择“降息”，经济面临着哪些风险、机遇和挑战？

张燕生：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中美的经济周期是错位的，中美的宏观政策也是错位的。所以，两大世界经济的引擎错位发展，给世界创造了一个两面下注，对冲风险的投资选择。

中美经济周期错位，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继续实施稳增长的政策，同时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开放，加快推进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加快推进投资和金融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改革进程，中国将为全球发展提供公共产品，中国将为全球投资提供安全资产，中国将为世界经济提供稳定之锚，就看这个机会我们能不能把握住。

另外，我们要加快学会管理全球投资人对中国经济未来的预期。如果不懂预期管理，全球投资人就不知道你下一步是风险点还是安全岛。政府要学会和全球市场对话，和全球企业对话，和全球民众对话，告诉他们中国经济怎么样，中国经济下一步怎么变化，政府想做什么。

我到华尔街调研的时候，华尔街基金经理就说，中国如果预期管理做好了，全球市场就知道跟你逆向操作会赔钱，跟你正向操作会赚钱，那么市场自然就会配合你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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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声音｜刘世锦：关于当前经济“稳增长”若干问题的看法

作者：中国智库

发布时间：2022-08-22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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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世锦

｜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

年初政府提出了5.5%的增长目标，从潜在增长率来看，这是一个需要踮起脚尖跳一跳才能争取到的目标，有一定的难度，因为中国目前的潜在增长率大体上是在5%~5.5%之间。从实际情况来看，一季度增长4.8%，虽然偏低，也基本符合预期。

但是，今年4月份以后，由于受到疫情的冲击，部分地区增长大幅下滑。当然，6月份以后情况有所好转，高频数据显示最近经济整体是一个逐步回转的态势，但是上半年的增速是2.5%，应该说是低于预期的。所以，当务之急是力争经济能够尽早回到正常运行的轨道上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提出一个目标：在下半年争取实现年初提出的5.5%的增长速度。如果能够实现，那么全年平均下来应该是在4%左右。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其实并不容易，是有难度的，面临的挑战还是比较多。

｜目前的防疫和宏观政策问题

实现下半年这样一个增长目标，最重要的不确定性因素还是疫情，因为这是不可控的。但是，在继续应对疫情冲击的背景之下，应当力争形成一个比较确定、可预期、大体正常的经济运行环境。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一些消息，听到一些反映，说部分地区复工进展不及预期。为什么不及预期呢？一些企业不敢扩大采购、增加招工，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遇到疫情的管控，这样的话增加的支出是收不回来的。所以，现在讲疫情的常态化防控，是否应该达成一个状态：即疫情实际发生和防控政策影响到的经营活动，应该是在可预期、可承受、尽可能小的范围之内。要创造一个让大多数人、大多数经营活动在大多数时间比较确定的、正常或接近正常的经营环境，这也应是现在强调的高效协同疫情防控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性要求。

关于宏观政策，近期呼吁宏观政策进一步放松的声音比较多。但是如果缺少一个正常运行的经济环境，宏观政策到底是松了还是紧了，实际上是很难评估的。有些政策过了头，当经济运行正常以后，副作用可能就比较大。请大家关注一下最近公布的数据，就是国内6月份M2、社融等金融指标都超过了11%，M2和2020年疫情发生初期的二季度的增速大体上是相同的，应该说整个流动性还是充裕的。

最近全球都很关注美国的通胀，6月份达到9.1%，明显超过预期，原因就是前期疫情防控过程中货币放水过多。美联储的反应应该是很明确的，它不得不大幅加息，但代价是整个经济衰退的风险相应加大。这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需要重视。

另外，关于通胀影响的问题。由于疫情冲击、俄乌冲突和货币政策宽松等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国际能源和粮食价格大幅上升。美欧的CPI已创40年来新高，国内的CPI指数6月份公布的也已达到2.5%。高频数据显示，这个指标现在还有所上升。中国经济现在国际化水平已经相当高，不可能不受外部波动的影响，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其影响仍可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主要的理由有以下三条。第一，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经济体，其实还是以内循环为主，吸收外部冲击的能力应该明显强于其他经济体，特别是中小型的经济体。第二，中国目前总体上供给充裕，所谓的“过剩经济”特点比较明显，比如粮食生产现在是“十八连丰”。对大家都很关注的生猪产能，政府有关部门也在注重调控。能源方面，对国内前一段时间出现的保供问题，也及时采取了措施，尤其是在传统能源稳定供应的同时，清洁能源产能最近增长的速度也比较快，所以整个供给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这是稳定物价最重要的一个供给侧的因素，或者我们通常讲的物质基础。第三，中国政府整体调控能力比较强，可以通过一些储备的吞吐、进出口的调节和价格补贴等，稳定物价，保证民生。

但是，对成本推动型的通胀风险也不能掉以轻心。简短回顾一下这些年的历史，上个世纪90年代摆脱短缺经济的困扰以后，中国的通胀主要不是来自需求拉动，而是成本推动。在90年代以前，中国曾经出现过几次大的通胀，主要是物资短缺，90年代以后短缺经济逐步地转成了过剩经济，通胀是什么类型呢？成本推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我们经历了PPI的大幅上涨，但是由于中下游企业竞争激烈，涨价大部分被这些中下游企业自行消化了。不消化也不行，因为需求也没有那么旺盛，所以没有明显传导到CPI。PPI和CPI虽然是一个剪刀差，但是最近剪刀差已经在收缩。特别像粮食和能源，和其他商品可能还有区别，它的特点就是需求弹性很小，生产率提升慢。从历史的一些情况来看，这一类商品的涨价部分传导到CPI的空间其实还不小。

下一步会不会出现一个成本推动型的通胀？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要关注。因为成本推动型的通胀是有可能在供给并不紧张，甚至供给过剩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因为它是一种比价关系的调整，本质上来讲是不同部门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当然，短期内这种风险并不大，不必过度紧张，但还是需要关注和警惕，在政策上也应该有一定的储备。

｜需求侧的投资和消费

现在要讲需求侧稳增长，首先是稳投资，而目前来看重点就是稳房地产。这个问题最近大家讨论很多，不少人认为目前影响经济最大的因素，一个是疫情，另一个就是房地产。

根据我过去运用的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的房地产大概在几年前已经进入了历史需求峰值期。但是最近几年，整个房地产市场增长是不错的，韧性比较强。但仔细观察，其实是一个结构性的需求：主要是一部分地区房价在上升，都市圈城市群快速发展相关的结构性需求在拉动。但这种需求似乎也是达到一个峰值了，所以房地产增速有一定幅度的回落，是必然的、合乎规律的。

但是现在所面临的情况是，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进入了持续的负增长。我们有一个全口径的数据统计体系，按照不变价当月同比口径来计算，房地产投资从去年7月份以后就已经进入了负增长，到目前还是负增长。当然从官方公布的数据来讲，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了5.4%，但这是用现价计算的，如果用刚才说的不变价当月同比来计算，下降幅度还要更大一些。全国房地产销售面积和销售额也下降了20%以上。房地产行业自身规模大、带动行业多、与金融和民生直接相关，所以下得过快不可避免会带来全局性的冲击。

过去关于房地产问题的讨论比较多，怎么解决问题，要瞻前顾后。总体而言，对这个行业还是应该非常谨慎地对待。我们应该提一个目标，要采取针对性强、见效快的措施，使房地产能够尽快回到一个正常的经营环境和增长轨道。最近有关部门陆续在采取一些措施。与此同时，还是要抓紧时间解决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步形成一个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长期问题不解决，短期是容易出问题的。长效机制讲了很多年，这次能不能有一个实质性地进展。

另外，我认为包括我们搞经济学研究的过去缺少关注、但是需要关注的一个领域，是除去基建以后的其他服务业投资。我们有个数据库显示，最近几年这个领域的投资比重已经超过15%。过去占比是比较低的，大概是10%甚至10%以下。但是最近几年比重一直在上升，现在已经达到15%，和房地产、基建投资的比重在同一个水平上，都是在15%到20%左右。除去基建之后的其他服务业投资实际上相当重要，但是受重视程度明显不够，比如现在分析经济形势，很少有人讲这个行业的投资。仔细看这个行业的投资包括的内容：商务服务、科研、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批发、零售、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投资，体现的是消费结构的升级。去年以来投资整体下行，包括不变价当月同比一度实际上是负增长，但是这个领域的投资基本上是稳定的，而且增长、增速在各项投资中排在前面。正因为如此，我想向经济界的朋友呼吁一下，以后我们应该把除去基建之外的其他服务业的投资放在和基建、房地产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进行讨论。

讲完投资以后再讲消费。消费的重要性大家都很清楚。现在有两个问题，一是济困，即救助困难群体；二是扩大消费，这个更多的还是要关注中等收入群体，这一部分人才能真正扩大消费。救助困难群体的问题现在大家关注比较多。去年以来整个经济下滑，消费也在下滑。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受疫情的影响主要是对接触性消费影响比较大，所以服务消费应该降幅更大一些。但是我们看到一些数据是出乎意料的，有些时候商品消费的降幅是超过服务消费的。一个可能的重要原因，就是疫情已经有三年左右了，一部分困难群体，特别是那些“手停口停”的群体，他们实际收入是在下降的，导致基本生活用品购买力也出现下降。关于这个问题经济学界讨论也比较多，对怎么救助困难群体也提了不少的建议，如发消费券，也有人提出直接发现金等建议。这些建议面临的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发放渠道。我有一个相关的建议，救助困难群体首先应该用好已经有的、能够用的渠道。上个月末，我们一个研究团队利用网络平台发放专题调研问卷，监测和分析灵活就业群体的状况。在回收的26,000多份有效问卷中，谈到失业保障问题时，87.8%的失业人员没有领取失业保险金。为什么没有领？其中50.6%，也就是一半的人回答是不知道如何申请。所以我们认为，还是要用足用好现有的社会保障渠道，提高社会保障的可得性和领取方式的知晓度，真正做到应保尽保。

另外，关于消费还需要关注公共消费的问题。现在讲消费的扩大或者升级，一个重要的方面并不是个人消费，而是公共消费。看一下消费结构的变化，现在公共消费的比重是在上升的。中国的人均收入到了这个阶段以后，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公共消费比重的上升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直接相关，这也是个老问题了。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呼吁推动近3亿的进城农民工的户籍改革和相关的住房、社保、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果能有一个大的进展，能够做一些实事，那么通过扩大公共消费带动住房和基建投资、培育人力资本等渠道，对扩大内需稳定增长，特别是拉动消费，可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供给侧的结构性潜能

不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看，稳增长的立足点还是要放到激发供给侧的结构性潜能。经济下行，人们对宏观政策关注比较多，但实际上宏观政策解决的是短期宏观平衡和稳定的问题。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近10%的高速增长，近些年降到中速增长了，但是前几年也有6%-7%，现在我们至少有5%以上的潜在增长率，比美国等成熟的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要高出一倍到两倍。那么高出来的部分靠的什么呢，仅仅是由于宏观政策吗，应该不是，还是我们有结构性潜能。简单地说，就是中国现在作为一个后发的经济体和这些先行国家之间的增长的差距。我们现在刚过一万美元，到2035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一般在三四万美元，从一万美元到三四万美元就是中国的结构性潜能，还相当大。

最近一段时间，我就提出了在中速增长期“1+3+2”的结构性潜能框架。所谓“1”就是以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为龙头，我们做过一个测算，大概今后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新的增长动能的最少百分之六七十以上都在这个范围之内。所谓“3”就是补上三大短板：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这三大短板。“2”就是新的经济增长动能，我称为两“翼”，就是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简单地说，就是一个龙头引领，补上三大短板，两只翅膀赋能，这是一个通俗的说法。这就是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结构性潜能。如果能把这个结构性潜能发掘出来，中国现阶段整体增长潜力还是比较大的，对增长前景我们还是有信心的。应该说，总体上来讲中国还是处在一个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机遇期，中国市场规模大、产业配套全、对冲回旋能力强、创新资源集聚快等优势将会得到保持并持续地增强。但是回头看一看也会发现，有一些结构性潜能受到我们现有体制机制政策的束缚，看得见抓不住。下一步释放这些结构性潜能，还是要靠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开放，特别是要推出一些具有扩张效应的改革措施。

｜深化改革开放、稳预期，释放结构性潜能

第一，稳增长、稳民营经济发展首先还是要稳预期。中国经济减速是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的，主要还不是疫情的冲击，是因为有一些政策，包括一些监管政策产生的合成效应，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拖累影响，特别是对预期影响比较大。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三重压力，其中一项就是预期转弱。如果这个问题不能有效解决，投资者生产者不看好前景，宏观政策宽松了，潜在增速能不能发挥出来，恐怕还是一个问题。

怎么稳预期，需要进一步地重申和进一步明确党和国家关于改革开放发展的系列大政方针，比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建设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各种所有制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等等。这些话以前都说过，还要再说，因为一个时期以来，这方面的杂音不少，引起了思想上和政策上的混乱。所以要通过这种重申和进一步的明确，澄清是非，增强社会各界对党和国家改革开放发展大政方针的信心。

另外就是要进一步明确民营经济的定位和作用，给民营经济吃长效定心丸。我所在的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最近开展了一项关于共同富裕问题的研究，提出到2035年要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做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下一步有可能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这部分人，也就是潜在中等收入群体的3/4都是在民营经济就业的。这说明，下一步如果我们不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是很困难的。过去从不同的角度讲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性，我想下一步需要加一条，要促进共同富裕，还必须要加快民营经济的发展。

第二，加强市场经济基本常识的宣传教育，坚持用市场化法治化的办法，保持发展环境和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我们国家搞市场经济已经40多年了，但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依然会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冒出来。比如去年有个别地区，当然是比较短的时间，为了完成能耗总量指标拉闸限电。这个现象出来以后，可以做一个分析。首先是政府部门有没有可能精准地计算出一个地区某一段时间（如某几个月或者某几个季度或者一个年份）的能耗总量？这其实是个老问题 ，当年我们要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要改革开放，就是因为政府部门不可能算得准，需要把这个计算交给市场。这些基本的原理还是需要反复强调，加强市场经济基本知识的宣传和教育，从而减少一些不当的干预。出台政策、解决矛盾，还是要尽可能用市场的办法、法治的办法，在需要用行政办法的场合也要提高科学性、精准性，加强与市场和社会的沟通，有利于稳定和增强而不是弱化市场主体的预期。

第三，在稳预期方面，应该有更多更实的政策举措。一是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平台经济发展、创新型领先企业发展方面，能够出台一批针对性和获得感比较强的政策。二是在深化改革开放，解决深层次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方面，采取一些带有标志性的改革开放措施，比如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民工进城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行业领域放宽准入、制度规则性对外开放等方面，能够采取一些有扩张效应、能提振信心的政策措施。

第四，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我们仍然要讲摸着石头过河，把顶层设计和基层试验有效结合。有人说改革开放已经40多年了，还要摸着石头过河吗？回答是肯定的。这里涉及到对改革开放方法论的理解。改革开放在不同的时期要解决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时期都得过河，过的河是不一样的。比如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面对的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能不能搞、经济特区能不能办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现在都不是问题了，因为都已经解决了，但是在当时不清楚。那么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要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仍然面对着大量未知和不确定的因素，仍然要鼓励探索和试错。顶层设计就是指要指方向、划底线，在这个前提之下，还是要鼓励地方基层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短期内看不准、有争议的做法和政策，可以在地方基层先行先试，通过试错找到对的办法，总结提高以后在更大的范围之内推广。

｜通过结构性的货币政策支持建立促进绿色创新的增长型碳汇市场

最后再提一个具体的问题。我们现在讲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确实是新动能，但是怎么通过改革为它提供一个有效的市场激励？这个方面我们一个研究团队最近在做一项研究，提出通过结构性的货币政策支持建立促进绿色创新的增长型碳汇市场。所谓增长型碳汇，是指运用低碳、零碳和负碳技术，在获取相同产出的情况下，与原有的高碳基准生产方式相比，所减少或抵消的碳排放量。增长型碳汇市场可以与已有的碳排放权市场并存，后者主要任务是激励存量减排。增长型碳汇市场则应聚焦于激励增量部分的技术创新。这个市场应有强包容性，既可以包括绿电等绿色能源产品，还应包括钢铁、建材、化工等高碳领域能够产生增长型碳汇的产品。可通过发行国债或央行提供专项资金，对进入增长型碳汇市场的产品按照一定价格进行初次购买，然后转入市场流通。市场上的碳汇价格是对技术创新产品减排贡献的价值评估和报酬方式，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投入市场的资金规模相应调节激励创新的力度。增长型碳汇的确定要符合国内外相关技术标准和规则，可运用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和方法降低成本、规范流程。

作者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本文是作者7月24日在“2022大湾区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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