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式庭院｜静坐亭台楼阁，俯瞰小桥流水

作者：创作者eV4jpSlx1Q

发布时间：2022-08-28 17:22

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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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官响：清代楚雄地区的儒学教育

作者：阿细先基

发布时间：2022-08-28 16:16

快照：

摘要：楚雄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但在明代之前，儒家文化对其影响有限。明代主要以流官群体治理楚雄，儒学教育得以开展和推广。清代更加注重儒学教育的教化作用，继续推广和传播儒学教育。一是恢复或修葺明代建立的各级宫学，并广开资金来源渠道；二是启蒙教育机构——义学发展迅速，成绩斐然；三是书院在明代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清代儒学教育的传播和发展，不仅培养了大量人才，而且在夷汉文化交融和民族融合方面影响甚巨。

关键词：清代；楚雄地区；儒学教育；民族融合；文化交融

楚雄地区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早在先秦时期，云南地区已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作为汉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至迟在东汉时已传入云南。然而，在中央实施羁縻治策和土司制度，或云南割据一方的情况下，儒学对包括楚雄在内的云南地区影响有限。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载：“其俊秀者颇能书，有晋人笔意。蛮文云‘保和中，遣张志成学书于唐’，故云南尊王羲之，不知尊孔、孟。”[1]

有明一代，随着郡县制和改土归流的运行和实施，儒学教育也在楚雄地区得到广泛传播，使古蛮夷之地“人才崛起，屡中甲科”，促进了汉夷之间的文化交融。清政府承继了明代儒学教化的治边之道，更加重视儒学教育的推广。

一、儒学教育的传播

明清鼎革，清王朝对明代治边之策多有承继，其中就包括“尊孔读经”的文教政策。平定“三藩之乱”后，云贵首任总督蔡毓荣就认为：“从来地方，在风俗；风俗之后，在教化；教化之兴，在诗书，其所以鼓舞而作新之者，是又在上之人加之意耳。”[2]明代楚雄地区各府州县所建学宫，历经自然界的风雨和改朝换代的战火，到康熙年间大多破败不堪了。清代各府州县儒学一般是在明代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起来的（见表1）。

表1 清代楚雄地区重修府州县学宫一览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清廷在楚雄、武定等八府，楚雄县、定远县、和曲州、姚州等十七州县儒学各设训导一员，此为清代数量最大、时间最集中的一次学校设置。

清代儒学教育系统的重建，虽由地方主要行政官员，如知府、知州、知县主持，但办学资金来源却是多方筹措的，主要包括财政拨款、士绅捐助和学田三部分。雍正十三年（1735年）修建白盐井儒学，“除奉拨十一年分归公门随银二百三十二两外，贡生罗铨乐捐银一百两，五井士杜乐捐银二百四十三两三钱四分五厘九毫四丝”，地方士绅捐赠成为经费来源大宗。

不仅如此，儒学教育若想长期健康存续，必须稳定其经费来源，而学田的建立和维护是主要举措。白井文庙建于万历年间，“历任父师虽间有修葺之处，不过补偏救敝，既无学田以为修补之资，日久年深，木植腐朽，迟延至今，尽为倾颓废”。因而白井生员陈斗光，“情愿将父遗柳树塘田一分，递年收租谷价值百金永入学宫，以为将来修葺之费。若有余剩谷石，或学中有志上进无父兄供给者，将此项租谷给与以助膏火”[3]。

如果说元代的云南儒学是生长，明代是扎根的话，那么清代的云南府州县儒学则向纵深发展，是时云南人才辈出，儒学之盛洋洋大观，内地儒学和儒学思想已经僵化，已是穷途末路，而在云南则方兴未艾。[4]

二、义学教育的开展

明代的启蒙教育机构，一般称为社学；到清代，对贫寒子弟进行启蒙及初等教育的机构，则被称为义学。康熙时南安州知州张伦至称：“我朝于郡州县皆建学，所以籍士之秀者，潜裕敏给，以一其情于仁义礼乐之具，而恣之成以仕，可谓盛矣。至于乡闾有塾，择贤有德为之师。问之，此地间有而或无也，则义学之设诚亟已。”[5]义学招生没有学生数量限制，也不需要经过考试，只要在孔子牌位前和塾师前行跪拜叩首礼，即可成为义学学生。义学负有德化的使命，道德教育的内容渗透在识字、习字、学诗、作文、读史、学经等各类教材之中。同时还为学生进一步深造或应科举考试做准备。

“三藩之乱”平定后，云贵总督蔡毓荣就建义学、兴教化上疏：“滇人陷溺数年，所见习者皆灭理乱常之事，几不知孝悌忠信为何物矣！今既如长夜之复旦，反经定志，全在此时。臣已饬行有司各设义学，教其子弟，各以朔望讲约，阐扬圣谕，以感动其天良。各选年高有德之人，给以月廪，风示乡里，但人情率始勤而终怠，其或作辍不常，安能久道化成而保民无邪慝耶?则所以革民心，兴民行者之力行宜亟也。”[6]蔡毓荣兴建义学之议得到了批准。在云南布政司、楚雄府两级政府的督办下，康熙二十年（1681年）至二十九年（1690年），不到10年的时间，楚雄地区即建起了21所义学（见表2）。

表2 康熙年间楚雄地区义学一览

续表2：

资料来源：《古今图书集成》第一七八册《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一千四百八十卷《楚雄府部汇考二·楚雄府学校考》，中华书局1945年影印本，第8-9页；第一七九册《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一千四百九十七卷《姚安府部汇考一·姚安府学校考》，中华书局1945年影印本，第25-26页；第一七九册《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一千五百一卷《武定府部汇考一·武定府学校考》，中华书局1945年影印本，第48页。康熙《镇南州志》卷二《学校》，《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南华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表2显示，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至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楚雄地区共建义学23所，其中楚雄府最多，共有12所。从设立时间上来看，最早设立的两所分别是康熙二十年（1681年）设立的定远县义学和二十二年（1683年）设立的镇南州义学，两者甚至比楚雄府主持设立的府义学还要早7～9年。有学者根据康熙《云南通志》所载，统计出康熙年间云南共设立义学139所。①若楚雄府就有23所的话，那么139所的总量则显得过于保守了。

如果说康熙年间是云南义学初步发轫的时期，那么雍正、乾隆年间则是云南义学充分发展的时期。雍正继位后，对云南省情也有深刻认知：“云南等省所有苗蛮种类甚多……朕亦不忍听其独在德化之外，是亦从封疆大臣之请，剿抚兼行，而切加训诲，务以化导招徕为本，不可胁以兵武。”[7]力行教化、德化成为先于兵武的治滇之策，而要达此目的，兴办义学、多加训诲则是必然之路。雍正十一年（1733年），陈宏谋任云南布政使，成为云南义学发展的开拓者。

陈宏谋，字汝咨，广西临桂人，雍正元年（1723年），举乡试第一，成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乾隆二年（1737年），陈氏经过细致调研，撰写了《查建义学檄》，提出“兴学为变俗之方”的理念，决意要多设义学。②“义学宜城市与乡村并设”，除了保留以前在城内所设的义学外，陈宏谋力主将义学更多地建在乡村边远地区。为确保义学在云南的发展，陈宏谋特别拟定了《义学条规议》，以保证义学能够持续正常运行。对于陈氏兴建义学之功，《清史稿》称：“十一年，擢云南布政使，立义学七百余所，令苗民得就学，教之书。刻孝经、小学及所辑纲鉴、大学衍义，分布各属。其后边人及苗民多能读书取科第，宏谋之教也。”[8]

此后，云南总督张允随亦对义学重视有加。乾隆九年（1744年），张允随奏称：“滇省蛮夷之性，虽云犷野，而朴直无欺，结以恩信，咸知感格，时时勉励各属，躬行倡导。现在夷方倮族，亦解好施，爨女蛮媛，渐知守志；并增建义学三百七十余所，捐置田亩，以充馆谷；选择师儒，以司训课。现在肄业诸生中，不乏笃学好修之士。此教民各条之实事也。”[9]

在各级官员的努力下，义学亦很快在楚雄地区发展起来。丁存金根据《新纂云南通志》，计算出清代云南共举办义学827所，而楚雄地区为122所，后者占全省数量的14.75%，具体数目见表3。

表3 清代云南省志中所载楚雄地区的义学数目一览 单位：所

资料来源：丁存金：《清代云南义学的发展和演变》附表，《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11期。

表3显示，康熙时期是云南义学初步发展的阶段，彼时楚雄地区的义学也有较大发展，其数量占云南全省的15%。雍正在位期间（1723—1735年）是清代云南义学发展最快的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13年，然而云南义学数量却有跨越式发展。康熙时期云南义学数量只有120所，雍正年间增加了405所。而楚雄地区义学的数量，也从18所增加了73所。而根据前文论述，云南义学发展的最好时期应该是乾隆年间。因为无论是陈宏谋，还是张允随，其主政云南、力推义学的时段均为乾隆年间，而非雍正年间。前者执政期间“立义学七百余所”，而后者亦“增建义学三百七十余所”，可惜没有遗存文献刊载。嘉庆之后直至清末，楚雄地区乃至云南省义学处于停滞或衰退的状态。

义学是一种基础性初等教育，若要维持或进一步扩大办学规模，必须解决好经费问题。学田是义学经费的稳定来源。广通县义学是在明社学旧址上建成的，岁入租成为办学经费。③元谋县“义学地一块，每年收高粱租市石五石三，充教习薪水”[10]。有的地方学田不足，政府官员就需要设法拨给一些田产。④

由于政策、经费得到保证，义学在楚雄地区有了长足发展。有的义学由明代社学改建而来，如嘉县社学日久已废，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在城隍祠重建。[11]有的义学后来则发展为书院，如建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的南安州山天书院，是由于两年前所建义学“地促屋少，不能多集生童”扩建而来[12]。清代云南基础教育的扩展，就使少数民族子弟接受儒学教育的比例逐渐增高。康熙年间元谋知县由衷感叹，“僻壤荒陬，无不敦诗书而尚礼乐”[13]。

三、书院讲学的兴盛

清代义学正如明代社学，皆属于启蒙教育和初等教育之范畴，而书院则属于高等教育的范畴。“今夫育才之所有二，曰学校，曰书院。学校为士子习礼之地，而书院在讲肄之所聚也”[14]。书院的学生都要经过考试，合格者方能入学。书院也是义学学生深造的地方。为鼓励学生上进，陈宏谋曾规定可以为义学经馆中的成材学员提供便利，经考试后到书院读书。清代云南书院以科举考试为主要目标，讲学之风荡然无存。

顺治年间，鉴于明末东林党影响之巨，清政府对思想言论控制甚严，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但因书院制度历经宋、元、明涵泳，盘根错节，影响至深，清政令虽严，然禁而不止。康熙当政后，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欣赏态度，亦允许书院聚徒讲学，并手书“学达性天”匾额赐给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

清代楚雄第一批书院是在明代书院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起来的。不过有的是在原址重建，如定远县嘉靖时所建文龙书院，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由知县袁乃湔捐脩重建。[15]有的是恢复原有书院的名称，但另外选址，如大姚县的文明书院、楚雄府的龙泉书院。有的则纯粹为新建书院，如镇南州明代并无书院，清代新建龙川书院。此书院在学宫东，濒临龙川江，嘉庆十七年（1812年）由知州苏世勋等倡建，“规制宏敞，栋宇磈叠，榜曰龙川，义取龙川江之所发源也”[16]。龙川江为金沙江支流，发源于镇南州，即以此而取名。

选址重建或新建书院，所需费用较多，首先得筹集建校经费。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楚雄知府卢洵于府城西学旧址，捐俸起建明伦堂三间，左右书舍各五间，大门三楹，为诸生肄业之所。嘉庆时苏世勋所建龙川书院，因咸丰、同治年间的战乱而毁于战火中。光绪十一年（1893年），蜀人蔡之模任云南镇南州知州，以“差徭”费用，移做龙川书院重修经费，并自捐“俸金五十两”[17]，最终龙川书院得以重建。可见，官员捐俸，不仅是兴办义学的经费来源，举办书院也是如此。甚至挪用公款，也能成为书院成败的关键。

与明代相比，清代官员兴办书院的热情更高，成就自然也更大。表4列示了清代楚雄地区所建书院的情况。

表4显示，清代楚雄地区建有书院35所，而明代书院只有11所，清代书院的数量是明代的3倍多，可见清代楚雄地区书院之盛。对照两表可知，明代黑盐井、白盐井和琅盐井三提举司并无书院之设，而清代三提举司不仅取得零的突破，而且所建书院达到8所。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盛况，当然与清政府大力提倡，地方官员有所作为有关。然而对三提举司来说，人文荟萃、书院勃兴更多的是由于盐业经济兴盛所引致。

楚雄地区书院初创时，主要依靠热心教育的士绅及民众的捐款、捐租，这与义学创办主要靠官员捐俸有所不同。而在书院存续和发展的过程中，学田所起的作用是首屈一指的。

清末一些书院改为学堂，近代教育开始建立起来。如龙泉书院，原名雁峰书院，在楚雄县，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书院改学堂；宣统元年（1909年），知府崇谦以中学堂为七属荟萃之所，改在学使考棚，将龙泉书院拨归楚雄县为高等小学；宣统二年（1910年），“学生除送府送省外，陆续添入共百余名，分甲乙丙三班”。[18]又如白盐井龙吟书院，亦于光绪三十年改为高等小学堂。清末书院成为创建近代学堂的基础，对于近代楚雄教育的创建和发展，其作用不可抹杀。

表4 清代楚雄地区书院一览表

资料来源：据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六）》卷一三五《学制考五》统计，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56-561、593-597页。另据道光《姚州志》卷二《学校》，《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姚安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273页；《古今图书集成》第一七八册《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一千四百八十卷《楚雄府部汇考二·楚雄府学校考》，中华书局1945年影印本，第8-9页增补。

四、儒学传播对楚雄地区的影响

作为多民族杂居之地，历史上楚雄彝族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较之内地均有所不及。明太祖认为风淳俗美，国易为治，从而彰显教化，因而秉持“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主”的治边理念。清朝秉持“尊孔读经”的理念，教化成为创办各级儒学、社学、义学、书院等所有教育机构的目的。明清儒学在楚雄地区的传播，在人才培养、文化融合等方面对当地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是儒学教育大发展的时期，根据李中清研究，1750-1850年的100年里，有70多个少数民族人士考中了进士或状元，此数略3倍于1350-1750年共400年间考上总数。[19]楚雄地区也是如此，考中进士者达到38人，是明代10人的3.8倍。具体内容见表5。

表5 清代楚雄地区进士分布表

资料来源：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明代云南、临安、大理、永昌和鹤庆五府所出人才最多，五府进士216人，占明代全省进士总数的82.18%；清朝云南、临安、大理、澄江、楚雄五府所出人才最多，五府进士550人，占清代全省进士的80.15%，[20]楚雄地区的进士数量进入了全省前五名。从朝代分布来看，嘉庆年间楚雄地区中进士者最多，共10人，占云南进士总数的8.62%。清代姚州在明代四进士的基础上，雍乾年间继续科举连发，樊仲琇、甘美、李天骏、饶有亮成为新的四进士[21]。明代元谋一县，未曾出过进士；然这一局面在清初被陈时夏改变了。陈氏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中举，为四十五年（1706年）丙戌科进士，后补内阁中书，历任湖北按察使、江苏巡抚、山东布政使，《清史稿》卷二九三有其传记。

清代楚雄书院亦为科举考试输送了大量人才，表6列示了部分书院培养的人才名录，其中黑盐井提举司的龙江书院表现尤为优异。

随着改土归流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汉族移民来到楚雄地区，原来“夷多汉少”的状况已发生了较大改变。人才蔚起，出为国桢，“曲靖、楚雄、姚安、澄江之间，山川夷旷，民富足而生礼仪，人文日益兴起”。[22]其中名声最著者是明末姚安府的陶珽、陶珙兄弟和清初学术大师高奣映。

陶珽，字紫阗，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交游广泛，与袁宏道、董其昌、陈继儒等文坛领袖时有诗文唱和。其著述丰富，以《说郛续》流传最广。陶珙，字紫阎，陶珽之弟，天启初举人，有《寄园集》传留后世。此后高奣映继起，著书七十九种，凡经史释老、天文舆地、文学诗词，均有著作诠解。高奣映（1647-1707），字雪君，清初姚安府土同知。姚安高氏是明清时期受汉文化影响至深的土司，在传播汉文化、提携后学方面成绩斐然。清人谓，“清初诸儒，应以顾、黄、王、颜、高五氏并列，非过论也”，而高氏“及门之士，成进士者二十二人，登乡荐者四十七人”。[23]

表6 清代楚雄地区部分书院培养的人才统计

资料来源：云南省图书馆藏《云南通志馆征集云南省各县旧日书院资料》，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三年抄本，转引自肖雄《明清云南书院与边疆文化教育发展研究》表5-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在文化交融的基础上，民族融合也有了进一步加强。明代之前的“汉夷”民族关系，其表现是汉族不断融入少数民族文化之中。彼时楚雄地区处于比较初级的社会形态，没有自觉接受儒家文化的基础。因而不论何种原因进入的汉民，因其人口较少，只能“变服从其俗”，接受“夷化”。明清时期各级学校的举办，儒学的广泛传播，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通过“德化”或“教化”，少数民族逐渐接受了“汉化”，其日常礼仪、行为规范等，逐渐统一到正统的儒学文化体系中。从“夷化”到“汉化”的过程，是与儒学教育的推广与传播相一致的。

清代的义学不同于府州县的儒学和书院，主要承担初等教育的功能，不以为国家输送科举人才为目的，因而直接引发了教育平民化的趋势。无论学宫、书院还是义学，授课语言均是汉语，课文均用汉字书写。少数民族儒学启蒙教育的第一步就是“先通汉音，渐识汉字”。姚安府为“汉夷”杂居区，社学设立之后，该地出现了“用夏变夷……以敷文教”“文教之盛，猗欤休哉”的状况。白盐井民“莫不沐浴圣化，习礼让而安升业”[24]。

从维护边疆稳定、巩固国家统一的角度看，在边疆民族地区兴办官办各类学校，普及汉文化，是清朝维护边疆统一安定，加速边疆社会进步和文明化进程的重要举措，虽然主观上具有明显的政治教化的目的，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汉夷”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

注释：① 于晓燕：《清代云南官办民助初等教育“义学”探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统计康熙时云南义学共有139所。② 雍正《云南通志》卷二九《艺文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584页载：“滇南越在遐荒，夷多汉少，土田硗瘠，居民穷苦，多有俊秀子弟，苦于无力延师；又夷俗不事诗书，罔知礼法，急当诱掖奖劝，俾其向学亲师，熏陶渐染，以化其鄙野强悍之习。是义学之设，文化风俗所系，在滇省尤为紧要也……但查各属从前义学，或止为成材而设，而蒙童小子未能广行教读。或止设在城中，便于附近汉人子弟，而乡村夷倮，未能多设义师。蒙养为圣功之始，则教小子尤急于教成人；兴学为变俗之方，则教夷人尤切于教汉户。今欲使成人、小子、汉人、夷人不以家贫而废学，不以地僻而无师，非多设义学不可。”《培远堂文檄》卷三《通省义学规条详》亦载：“边土之义学，视中土尤宜，而乡村夷寨之义学，较城市尤急，边土贫寒，力能延师者寡，至于乡村夷寨，刀耕火种，力食不暇，何有诗书无惑乎？”③ 《古今图书集成》第一七八册《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一千四百八十卷《楚雄府部汇考二·楚雄府学校考》，中华书局1945年影印本，第8页称“其旧租岁入米约三十石，岁纳粮一石七斗，岁入租除交粮捐赈贫生外，额存银七两二钱七分三厘解提学道”。④道光《定远县志》卷二《学校》，《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牟定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标点本，第154页载：“明时，士民捐输义田一顷八十八亩三分，又地九十一亩七分六厘，大小十五块。雍正十三年，知县马公德至查清，归入义学。”参考文献：[1] 李京著，王叔武校.云南志略辑校[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88.[2] 蔡毓荣.新建昆明书院碑记[C]//新纂云南通志（六）·卷一三四[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528.[3] 刘邦瑞.捐置学田碑记[C]//光绪续修白盐井志·卷八.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大姚卷上.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869.[4] 木芹，木霁.儒学与云南政治经济的发展及文化转型[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232.[5] 张伦至.南安州义学记[C]//康熙南安州志·卷六.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双柏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67.[6] 蔡毓荣.筹滇十疏[C]//雍正云南通志·卷二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81.[7]云南通志·卷二九[Z]//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16-317.[8] 清史稿·卷三〇七[Z].北京：中华书局，1977:10558.[9]清实录·高宗实录·二二九[Z].北京：中华书局，1985:962-963.[10] 元谋县志·卷三[Z]//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元谋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51.[11] 南安州志·卷三[Z]//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双柏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26.[12] 南安州志·卷六[Z]//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双柏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71.[13]元谋县志·卷四[Z]//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元谋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139.[14] 续修白盐井志·卷八[Z].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873.[15]定远县志·卷二[Z]//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牟定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17.[16] 镇南州志略·卷三[Z]//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南华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463.[17]镇南州志略·卷一〇[Z]//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南华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463-464.[18] 楚雄县志·卷三[Z]//中国方志丛书·第3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49.[19] 李中清.一二五〇年——一八五〇年西南移民史[J].社会科学战线，1983（1）:125.[20] 侯峰，罗朝新.明清云南人才的地理分布[J].学术探索，2002（1）:87-90.[21] 姚州志·卷三[Z]//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姚安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166.[22] 谢肇淛.滇略·卷四[Z]//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41.[23] 姚安县志·第五册·学术志[Z]//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姚安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1646.[24] 白盐井志·卷一[Z]//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大姚卷上.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421-422.

作者简介：侯官响，男，山东临沂人，楚雄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经济史、地方文化研究。原载于《文山学院学报》 2020年第2期。

说明：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平台《 滇史》，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请联系管理删除。云南松稞商业有限公司旗下松稞茶业，专注于云南普洱古树茶私人订制、礼品包装定制、古茶树认购认养、茶山游等业务，欢迎骚扰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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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能系债务压顶，“野蛮人”姚振华已到穷途末路？

作者：凤凰网财经

发布时间：2022-08-28 15:51

快照：

凤凰网《风暴眼》出品

作者：卫民 雅欣 文杰

爆料投诉邮箱：all_cj@ifeng.com

8月24日，深圳迎来暴雨天气。随着雨势转急，南山大学城附近的不少行人都跑到了宝能环球汇的商场避雨。

这个总面积超过10万平的大型商场，是西丽三大豪宅区之一“深圳宝能城项目”的配套商业设施。宝能城花园里那一栋栋高达40多层的住宅楼，在滂沱的雨幕中依然醒目。

一年多前，这块坐拥西丽湖等生态绿肺资源，与南方科技大学仅一路之隔的豪宅区，还是买房人争相抢购的对象。而现在，其中的不少豪宅已沦为姚振华用来抵债的标的。

阿里司法拍卖平台显示，宝能城里的56套豪宅目前已被挂出，并将于9月底被拍卖。单套房源起拍价为1298万～1962万元，所得款项将用于偿还宝能系的相关债务。

被用来还债的宝能城豪宅，远不止这56套。公开信息显示，今年5月，因未能偿还平安银行贷款，宝能旗下被抵押的价值54亿的484套深圳宝能城一手豪宅被挂出强制拍卖。

而在20年前，这块占地约10万平方米的豪宅区，还只是深圳市和信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一个奶牛场畜牧用地。

从2008年开始，姚振华通过竞拍股权等操作，用极小的代价拿下了这块当时已经从畜牧用地变为住宅用地的土地，并在这块土地上建设了宝能城项目。

根据和信吉董事长陈谷嘉在2016年的举报信，“宝能只花了3.5亿元就把这块价值百亿的土地掠夺走了”。宝能则回应称获取股权的所有程序、对价经多级有权机关复核并确认合法。

以小博大，上演“蛇吞象”，这正是姚振华的一贯风格。正如他创业之初用170万元撬动几亿元的项目，正如“宝万之争”中以60亿元自有资金撬动总资产超过6100亿元的万科。

吴晓波说，优秀的企业家基本上是一样的：“赌徒+工程师”。在某种程度上，姚振华或许正是这样一个人。

但，这种“赌性”有时会成就一个人，有时也会让人利令智昏，满盘皆输。

在暴雨降临前一天，深圳市在8月23日刚刚发布了台风“马鞍”（热带风暴级）的蓝色预警，全市进入台风注意状态。

山雨欲来风满楼。据凤凰网《风暴眼》统计，截至目前宝能系总负债至少超过5000亿元。当债权人的起诉书如雪花般飞向姚振华的时候，庞大的宝能系似乎也风雨飘摇。

深圳南山宝能城花园（简称“宝能城”）（图片来源：网络）

超5000亿债务压顶，宝能系摇摇欲坠

500多套被拍卖的豪宅，只是宝能系庞大债务的冰山一角。

天眼查数据显示，去年9月以来，宝能系旗下的5家主要企业钜盛华、宝能地产、宝能控股、宝能汽车和宝能集团，已合计被法院执行186次。剔除重复执行的情况，5家公司合计被执行460.17亿元。

今年3月，在被广州银行开发区支行起诉后，姚振华还曾短暂“失联”，着实吓坏了宝能的债权人们。不过，姚老板很快就出现在了一档电视节目中，打破了“跑路”“被抓”的传言。

“法院公告中提到的宝能系相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业务……跟广州银行的借贷也就7个亿……最近正在安排很快就能够解决。”面对采访镜头，姚老板笑容满面，丝毫看不出来债务缠身的烦恼。

但宝能系面临的情况，似乎并没有姚老板说的那般云淡风轻。种种迹象表明，宝能系的债务危机正逐渐变得失控。

7月26日，宝能系旗下主要的金融平台、曾为姚振华在资本市场“大杀四方”提供资金的钜盛华，在上交所官网发布了2021年债券年度报告。

根据年报，截至2021年末，年报显示，钜盛华有息债务余额为822.91亿元，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572.89亿元，融资及对外担保等诉讼事项涉诉金额 550.02亿元。各项负债总计4715.46亿元，资产负债率达84.93%。

据凤凰网《风暴眼》统计，根据钜盛华近8年的年报数据，从2014年至2021年，钜盛华的总资产由283.13亿元增加到5552.33亿元，8年时间暴涨1861.05%。

但与此同时，钜盛华的负债也几十倍的增加。总负债由2014年的96.37亿元增加2021年的4715.46亿元，暴增4793.08%。资产负债率从2014年的34.04%增至2021年的84.93%。

这仅仅是钜盛华一家公司的情况。去年6月，钜盛华公布的公司债募集说明书中曾披露了宝能集团近几年的资产状况，其中也透露出宝能系的一些信息。

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0年末，宝能集团合并口径资产总额分别为3909.68亿元、4552.50亿元和5653.03亿元。期间净资产分别为474.93亿元、583.97亿元和591.80亿元。

凤凰网《风暴眼》根据总资产和净资产数据估算得出，2018年至2020年，宝能集团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87.85%、87.17%和89.53%。截止2020年底，其负债总额已经超过5000亿元。

债务缠身之下，无力偿还的宝能系不得不一次次“割肉”还债。

除了宝能城的豪宅被拍卖外，宝能系所持中炬高新、南宁百货和韶能股份等上市公司的部分股份也都出现司法冻结或轮候冻结的情况。

不久之前，宝能系旗下深圳华利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华利通”）持有的韶能股份1.42亿股份就曾被司法拍卖。后被去年12月刚刚注册成立的深圳方富实业有限公司以13亿元拍下，但方富实业之后“无端失踪”，因未足额付款毁约，导致此次拍卖无效。

8月25日，重新上架拍卖的韶能股份1.42亿股份，被深圳智茂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智茂公司”）以10亿元拍下。让人感到蹊跷的是，智茂公司同样是一家刚刚成立的公司。天眼查显示，智茂公司成立于2022年7月13日，注册资本也是100万元。

另据媒体报道，记者实地走访智茂公司的注册地址，却发现查无此公司。注册地址所在的办公区工作人员证实，未曾听说过智茂公司，其所在公司从事的业务，也与房地产业务无关。

智茂公司注册地址：华丰大厦1806室 图片来源：上证报

此前，宝能系持股上市公司中炬高新的公告显示，宝能集团2021年12月末合并报表总资产约8300亿元。剔除并表金融资产及负债后集团总资产约4300亿元，有息负债合计为1918亿元（包含银行贷款、信托贷款、理财产品及发行的公司债券），对外担保余额308亿。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从2020年至2021年，宝能集团总资产一年时间内增加了2647亿元。在不断“割肉”还债的情况下，2600多亿的资产增长是如何来的？这个数据也不得不让人怀疑。

拆解宝能债务手段：用到极致的杠杆

宝能系如何膨胀成为近万亿的商业帝国？

频繁的股权质押是重要的推手之一。

钜盛华的年度报告中，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宝能投资集团已把所持公司股权绝大部分进行了质押。截至2021年末，控股股东宝能投资集团109.80亿股已质押，占公司总股本的67.35%。

股权大量被质押的，并非只有宝能投资一家。凤凰网《风暴眼》发现，宝能系控股上市公司亦大抵如此。例如宝能集团控股的中山润田目前持有中炬高新的1.59亿股中，已有1.57亿股处于质押状态，质押比例高达98.67 %。

中山润田持有的另一家A股公司——南玻A，目前中山润田已将持有南玻A的8663.34万股进行质押贷款，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100%。而且南玻A股票反复被质押。去年年12月3日，中山润田曾将8100万股质押股解除质押后再质押6765万股，占其所持股份的78.09%。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一位熟悉宝能日常业务经营的前宝能高管人士透露，宝能系的资产几乎已经全部抵押了，甚至有些已经经过几轮质押。

上述人士称，在评估的时候都是在相对比较乐观的情况下押出去的，宝能的坂田科技城项目甚至有6押，这种情况下资产怎么可能还有余值。现在让宝能拿出一个完整没有抵押的，甚至二押的资产都不可能有。

“宝能的资产无论是股票、股权还是土地，他一般的操作就把某一个项目的债权工程押出去以后，再把股权再押一次。杠杆已经用到极致了。”该人士表示。

实际上，这种“质押+杠杆”的手法，姚振华在“宝万之争”时就曾使用过。

“宝万之争”中，宝能系以450亿元的资金撬动总资产超过6100亿元的万科。其“蛇吞象”式的杠杆收购模式，资金源自保险、证券、银行等多领域，期限错配且层层嵌套加杠杆。

据媒体报道，宝能系在这场股权大战中的实际自有资金只有60亿元。宝能系收购万科的资金，至少包含在不同金融市场的四层加杠杆动作，真实杠杆累加超过10倍。

中证金融研究院万丽梅指出，宝能系的这种高杠杆资金背后潜藏着流动性风险、杠杆风险、影子银行风险等。多重风险叠加可能引发资管计划“流动性螺旋”，导致交叉传染风险。

资料来源：中证金融研究院

之后，姚振华造车，也是通过汽车子公司股权质押、将还未开工的汽车产业园拿去信托融资等，这同样是一场大冒险，风险也随着产业园的扩张不断积聚。

通过“质押+杠杆”的手段来达到以小博大的目的，在姚振华的发家史和宝能扩张过程中，曾多次上演。

但这种“赌徒”式手段，在帮姚振华开疆拓土的同时，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一旦融资收紧、业绩下滑或者股价产生大幅变动，利润不足以支付利息，加了杠杆的债务就会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

“野蛮人”的终局：走下牌桌or逆境翻盘？

如果放在一本武侠小说里，姚振华绝对是“亦正亦邪，快意江湖”的代表人物。

1970年生于汕头的姚振华，身上有着典型潮汕商人的影子。

他们一方面吃苦耐劳、勤奋坚韧，懂得抱团让利；另一方面又处处透着精明算计，行事凶悍，胆大果决。矛盾而又怪诞的两种风格，交织在这群“东方犹太人”的身上，就像天使与魔鬼的化身。

但相较于李嘉诚、陈湖雄、蔡东青等人的谨慎低调，姚振华显得更为“大胆凶悍”。或者说，姚振华更敢“赌”。这一点，从他的发家史就能看出一二。

1988年姚振华用170余万元拿到了深圳“菜篮子工程用地”的两块土地。之后，通过土地性质变更、将地块及在建工程抵押至某银行贷款等方式，仅用了170万元便撬动了一个几亿元的项目，并在2000年成立了宝能集团。

2015年让姚振华一战成名的“宝万之争”，也证明其“赌性”。为了打赢股权争夺战，宝能通过收益互换、股权质押、资管计划等方式，撬动起好几倍的金融杠杆对万科股份进行收购。

王石坐不住了。2015年12月在北京万科的内部会议上，王石怒斥姚振华“赌性太强”、“信用不够”，评价姚振华的成功是——“野蛮人登堂入室”，明确表示不欢迎新晋股东宝能系。

对于王石野蛮人的指控，姚振华则显得云淡风轻：“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干的都是踏踏实实的事”，随即继续大举买入万科。

姚振华称自己为知识分子倒也没错。生于一个普通的潮汕离异家庭，少时的姚振华一直被父亲鞭策：“凡事不如人，唯有读书高”。从小成绩优异的他，后来考入当时广东仅有的两所985高校之一——华南理工大学。

图片来源：华南理工大学校刊，左2为姚振华

姚振华在资本市场掀起的“血雨腥风”，也招致了此后外界对这个“从未有过什么印象”的潮汕商人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舆论—— 在“野蛮人”、“千古罪人”等唾弃之语以外，还有一众小股东们对其“孤胆英雄”的欣赏。

但另一面，姚振华并不在意这些骂名。

除万科外，宝能系接二连三通过资本“染指”实业，终至监管层入场调查。姚振华的野心，不得不在一封“保证书”前低头，其本人最终十年禁入保险行业。

尽管败走，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虽最终未能入主万科，但宝能系以62亿元自由资金，撬动杠杆资金262亿元。一进一撤之间，姚老板揽走200亿元投资浮盈，又不失为是一个金钱层面的“赢家”。

正如这两种极为矛盾的评价一样，对已有之物的挣扎和对觊觎之物的大胆，两种人生底色也这样充斥在姚振华的一举一动中。

在宝能遭遇资金链危机后的一段时间里，姚振华都颇为低调。2021年10月，有网友在深圳一家装修简陋的肠粉店偶遇姚振华。很难相信，曾经叱咤资本市场的他孤身一人坐在一把红色塑料凳子上，吃着一碗据说是只有8块钱的肠粉。

有人说，这是富豪的没落，令人不胜唏嘘。也有人评价称，这是底层逆袭者不忘本的烙印。

据报道，在宝能现金流吃紧后，深圳市政府方面曾给予过一定支持，希望宝能能尽快处理资产、度过危机，但姚振华当时处理资产的态度并不积极。一位前宝能高管透露，“姚振华之所以不积极是因为他不舍得。”

接近姚振华的人士透露，姚振华曾表示“谁要吃我的肉，我就剁他”。其“不想失去”的心，在宝能内部早已是昭然若揭。

很多人评价姚振华“赌性十足”，从他毅然决然辞职卖菜、进军房地产、挟千亿滂沱资金闯入资本市场，到折戟后转型造车、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依旧大举圈地等等，都不免充斥着“赌”的色彩。

只不过，在流动性宽松的日子里，这些“赌局”可以让人赚得盆满钵满，但当去杠杆的大潮席卷而来时，这些“赌局”却又成为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不断拖入水底的巨石。

2017年，姚振华大举进军造车和房地产时，万达的王老板已经提前嗅到危险，将旗下的一批酒店和文旅项目，打折甩卖给了富力地产。如今，在一众民营房企纷纷暴雷之时，当年骂王老板傻的人，也都闭上了嘴。

很多时候，人会将时代给予的红利，归功于自己的能力。纵然姚振华是一个优秀的“赌徒”，也难逃久赌必输的定律。

“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在姚振华“大杀四方”，风光无两之时，债务危机的种子或许已经悄然埋下。

今年7月，宝能失去中炬高新控制权。随后，钜盛华也面临了类似的情况。这也就意味着，面对失去，52岁的姚振华或许已经很难再如多年前一样昂首抵抗。

而姚振华昔日的对手们，则也在各自演绎着不同的故事——王石功成隐退，过上了攀岩、品茶的悠闲生活；董明珠一边稳做格力“铁娘子”一边寻找接班人；许家印深陷债务泥淖，还在寄梦于“造车”翻身。

不同选择，不同宿命。对于姚振华这个孤勇冒险家来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最后一句话或许是他最恰当的人生注脚——

“我们奋力向前，逆水行舟，却不断地被浪潮向后推，推到过去。”

参考资料：

1、《宝能“生死局”》，经济观察报

2、《宝万之争看杠杆资金风险》，中国金融杂志

凤凰网《风暴眼》出品

作者：卫民 雅欣 文杰

爆料投诉邮箱：all_cj@ifeng.com

8月24日，深圳迎来暴雨天气。随着雨势转急，南山大学城附近的不少行人都跑到了宝能环球汇的商场避雨。

这个总面积超过10万平的大型商场，是西丽三大豪宅区之一“深圳宝能城项目”的配套商业设施。宝能城花园里那一栋栋高达40多层的住宅楼，在滂沱的雨幕中依然醒目。

一年多前，这块坐拥西丽湖等生态绿肺资源，与南方科技大学仅一路之隔的豪宅区，还是买房人争相抢购的对象。而现在，其中的不少豪宅已沦为姚振华用来抵债的标的。

阿里司法拍卖平台显示，宝能城里的56套豪宅目前已被挂出，并将于9月底被拍卖。单套房源起拍价为1298万～1962万元，所得款项将用于偿还宝能系的相关债务。

被用来还债的宝能城豪宅，远不止这56套。公开信息显示，今年5月，因未能偿还平安银行贷款，宝能旗下被抵押的价值54亿的484套深圳宝能城一手豪宅被挂出强制拍卖。

而在20年前，这块占地约10万平方米的豪宅区，还只是深圳市和信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一个奶牛场畜牧用地。

从2008年开始，姚振华通过竞拍股权等操作，用极小的代价拿下了这块当时已经从畜牧用地变为住宅用地的土地，并在这块土地上建设了宝能城项目。

根据和信吉董事长陈谷嘉在2016年的举报信，“宝能只花了3.5亿元就把这块价值百亿的土地掠夺走了”。宝能则回应称获取股权的所有程序、对价经多级有权机关复核并确认合法。

以小博大，上演“蛇吞象”，这正是姚振华的一贯风格。正如他创业之初用170万元撬动几亿元的项目，正如“宝万之争”中以60亿元自有资金撬动总资产超过6100亿元的万科。

吴晓波说，优秀的企业家基本上是一样的：“赌徒+工程师”。在某种程度上，姚振华或许正是这样一个人。

但，这种“赌性”有时会成就一个人，有时也会让人利令智昏，满盘皆输。

在暴雨降临前一天，深圳市在8月23日刚刚发布了台风“马鞍”（热带风暴级）的蓝色预警，全市进入台风注意状态。

山雨欲来风满楼。据凤凰网《风暴眼》统计，截至目前宝能系总负债至少超过5000亿元。当债权人的起诉书如雪花般飞向姚振华的时候，庞大的宝能系似乎也风雨飘摇。

深圳南山宝能城花园（简称“宝能城”）（图片来源：网络）

超5000亿债务压顶，宝能系摇摇欲坠

500多套被拍卖的豪宅，只是宝能系庞大债务的冰山一角。

天眼查数据显示，去年9月以来，宝能系旗下的5家主要企业钜盛华、宝能地产、宝能控股、宝能汽车和宝能集团，已合计被法院执行186次。剔除重复执行的情况，5家公司合计被执行460.17亿元。

今年3月，在被广州银行开发区支行起诉后，姚振华还曾短暂“失联”，着实吓坏了宝能的债权人们。不过，姚老板很快就出现在了一档电视节目中，打破了“跑路”“被抓”的传言。

“法院公告中提到的宝能系相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业务……跟广州银行的借贷也就7个亿……最近正在安排很快就能够解决。”面对采访镜头，姚老板笑容满面，丝毫看不出来债务缠身的烦恼。

但宝能系面临的情况，似乎并没有姚老板说的那般云淡风轻。种种迹象表明，宝能系的债务危机正逐渐变得失控。

7月26日，宝能系旗下主要的金融平台、曾为姚振华在资本市场“大杀四方”提供资金的钜盛华，在上交所官网发布了2021年债券年度报告。

根据年报，截至2021年末，年报显示，钜盛华有息债务余额为822.91亿元，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572.89亿元，融资及对外担保等诉讼事项涉诉金额 550.02亿元。各项负债总计4715.46亿元，资产负债率达84.93%。

据凤凰网《风暴眼》统计，根据钜盛华近8年的年报数据，从2014年至2021年，钜盛华的总资产由283.13亿元增加到5552.33亿元，8年时间暴涨1861.05%。

但与此同时，钜盛华的负债也几十倍的增加。总负债由2014年的96.37亿元增加2021年的4715.46亿元，暴增4793.08%。资产负债率从2014年的34.04%增至2021年的84.93%。

这仅仅是钜盛华一家公司的情况。去年6月，钜盛华公布的公司债募集说明书中曾披露了宝能集团近几年的资产状况，其中也透露出宝能系的一些信息。

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0年末，宝能集团合并口径资产总额分别为3909.68亿元、4552.50亿元和5653.03亿元。期间净资产分别为474.93亿元、583.97亿元和591.80亿元。

凤凰网《风暴眼》根据总资产和净资产数据估算得出，2018年至2020年，宝能集团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87.85%、87.17%和89.53%。截止2020年底，其负债总额已经超过5000亿元。

债务缠身之下，无力偿还的宝能系不得不一次次“割肉”还债。

除了宝能城的豪宅被拍卖外，宝能系所持中炬高新、南宁百货和韶能股份等上市公司的部分股份也都出现司法冻结或轮候冻结的情况。

不久之前，宝能系旗下深圳华利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华利通”）持有的韶能股份1.42亿股份就曾被司法拍卖。后被去年12月刚刚注册成立的深圳方富实业有限公司以13亿元拍下，但方富实业之后“无端失踪”，因未足额付款毁约，导致此次拍卖无效。

8月25日，重新上架拍卖的韶能股份1.42亿股份，被深圳智茂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智茂公司”）以10亿元拍下。让人感到蹊跷的是，智茂公司同样是一家刚刚成立的公司。天眼查显示，智茂公司成立于2022年7月13日，注册资本也是100万元。

另据媒体报道，记者实地走访智茂公司的注册地址，却发现查无此公司。注册地址所在的办公区工作人员证实，未曾听说过智茂公司，其所在公司从事的业务，也与房地产业务无关。

智茂公司注册地址：华丰大厦1806室 图片来源：上证报

此前，宝能系持股上市公司中炬高新的公告显示，宝能集团2021年12月末合并报表总资产约8300亿元。剔除并表金融资产及负债后集团总资产约4300亿元，有息负债合计为1918亿元（包含银行贷款、信托贷款、理财产品及发行的公司债券），对外担保余额308亿。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从2020年至2021年，宝能集团总资产一年时间内增加了2647亿元。在不断“割肉”还债的情况下，2600多亿的资产增长是如何来的？这个数据也不得不让人怀疑。

拆解宝能债务手段：用到极致的杠杆

宝能系如何膨胀成为近万亿的商业帝国？

频繁的股权质押是重要的推手之一。

钜盛华的年度报告中，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宝能投资集团已把所持公司股权绝大部分进行了质押。截至2021年末，控股股东宝能投资集团109.80亿股已质押，占公司总股本的67.35%。

股权大量被质押的，并非只有宝能投资一家。凤凰网《风暴眼》发现，宝能系控股上市公司亦大抵如此。例如宝能集团控股的中山润田目前持有中炬高新的1.59亿股中，已有1.57亿股处于质押状态，质押比例高达98.67 %。

中山润田持有的另一家A股公司——南玻A，目前中山润田已将持有南玻A的8663.34万股进行质押贷款，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100%。而且南玻A股票反复被质押。去年年12月3日，中山润田曾将8100万股质押股解除质押后再质押6765万股，占其所持股份的78.09%。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一位熟悉宝能日常业务经营的前宝能高管人士透露，宝能系的资产几乎已经全部抵押了，甚至有些已经经过几轮质押。

上述人士称，在评估的时候都是在相对比较乐观的情况下押出去的，宝能的坂田科技城项目甚至有6押，这种情况下资产怎么可能还有余值。现在让宝能拿出一个完整没有抵押的，甚至二押的资产都不可能有。

“宝能的资产无论是股票、股权还是土地，他一般的操作就把某一个项目的债权工程押出去以后，再把股权再押一次。杠杆已经用到极致了。”该人士表示。

实际上，这种“质押+杠杆”的手法，姚振华在“宝万之争”时就曾使用过。

“宝万之争”中，宝能系以450亿元的资金撬动总资产超过6100亿元的万科。其“蛇吞象”式的杠杆收购模式，资金源自保险、证券、银行等多领域，期限错配且层层嵌套加杠杆。

据媒体报道，宝能系在这场股权大战中的实际自有资金只有60亿元。宝能系收购万科的资金，至少包含在不同金融市场的四层加杠杆动作，真实杠杆累加超过10倍。

中证金融研究院万丽梅指出，宝能系的这种高杠杆资金背后潜藏着流动性风险、杠杆风险、影子银行风险等。多重风险叠加可能引发资管计划“流动性螺旋”，导致交叉传染风险。

资料来源：中证金融研究院

之后，姚振华造车，也是通过汽车子公司股权质押、将还未开工的汽车产业园拿去信托融资等，这同样是一场大冒险，风险也随着产业园的扩张不断积聚。

通过“质押+杠杆”的手段来达到以小博大的目的，在姚振华的发家史和宝能扩张过程中，曾多次上演。

但这种“赌徒”式手段，在帮姚振华开疆拓土的同时，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一旦融资收紧、业绩下滑或者股价产生大幅变动，利润不足以支付利息，加了杠杆的债务就会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

“野蛮人”的终局：走下牌桌or逆境翻盘？

如果放在一本武侠小说里，姚振华绝对是“亦正亦邪，快意江湖”的代表人物。

1970年生于汕头的姚振华，身上有着典型潮汕商人的影子。

他们一方面吃苦耐劳、勤奋坚韧，懂得抱团让利；另一方面又处处透着精明算计，行事凶悍，胆大果决。矛盾而又怪诞的两种风格，交织在这群“东方犹太人”的身上，就像天使与魔鬼的化身。

但相较于李嘉诚、陈湖雄、蔡东青等人的谨慎低调，姚振华显得更为“大胆凶悍”。或者说，姚振华更敢“赌”。这一点，从他的发家史就能看出一二。

1988年姚振华用170余万元拿到了深圳“菜篮子工程用地”的两块土地。之后，通过土地性质变更、将地块及在建工程抵押至某银行贷款等方式，仅用了170万元便撬动了一个几亿元的项目，并在2000年成立了宝能集团。

2015年让姚振华一战成名的“宝万之争”，也证明其“赌性”。为了打赢股权争夺战，宝能通过收益互换、股权质押、资管计划等方式，撬动起好几倍的金融杠杆对万科股份进行收购。

王石坐不住了。2015年12月在北京万科的内部会议上，王石怒斥姚振华“赌性太强”、“信用不够”，评价姚振华的成功是——“野蛮人登堂入室”，明确表示不欢迎新晋股东宝能系。

对于王石野蛮人的指控，姚振华则显得云淡风轻：“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干的都是踏踏实实的事”，随即继续大举买入万科。

姚振华称自己为知识分子倒也没错。生于一个普通的潮汕离异家庭，少时的姚振华一直被父亲鞭策：“凡事不如人，唯有读书高”。从小成绩优异的他，后来考入当时广东仅有的两所985高校之一——华南理工大学。

图片来源：华南理工大学校刊，左2为姚振华

姚振华在资本市场掀起的“血雨腥风”，也招致了此后外界对这个“从未有过什么印象”的潮汕商人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舆论—— 在“野蛮人”、“千古罪人”等唾弃之语以外，还有一众小股东们对其“孤胆英雄”的欣赏。

但另一面，姚振华并不在意这些骂名。

除万科外，宝能系接二连三通过资本“染指”实业，终至监管层入场调查。姚振华的野心，不得不在一封“保证书”前低头，其本人最终十年禁入保险行业。

尽管败走，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虽最终未能入主万科，但宝能系以62亿元自由资金，撬动杠杆资金262亿元。一进一撤之间，姚老板揽走200亿元投资浮盈，又不失为是一个金钱层面的“赢家”。

正如这两种极为矛盾的评价一样，对已有之物的挣扎和对觊觎之物的大胆，两种人生底色也这样充斥在姚振华的一举一动中。

在宝能遭遇资金链危机后的一段时间里，姚振华都颇为低调。2021年10月，有网友在深圳一家装修简陋的肠粉店偶遇姚振华。很难相信，曾经叱咤资本市场的他孤身一人坐在一把红色塑料凳子上，吃着一碗据说是只有8块钱的肠粉。

有人说，这是富豪的没落，令人不胜唏嘘。也有人评价称，这是底层逆袭者不忘本的烙印。

据报道，在宝能现金流吃紧后，深圳市政府方面曾给予过一定支持，希望宝能能尽快处理资产、度过危机，但姚振华当时处理资产的态度并不积极。一位前宝能高管透露，“姚振华之所以不积极是因为他不舍得。”

接近姚振华的人士透露，姚振华曾表示“谁要吃我的肉，我就剁他”。其“不想失去”的心，在宝能内部早已是昭然若揭。

很多人评价姚振华“赌性十足”，从他毅然决然辞职卖菜、进军房地产、挟千亿滂沱资金闯入资本市场，到折戟后转型造车、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依旧大举圈地等等，都不免充斥着“赌”的色彩。

只不过，在流动性宽松的日子里，这些“赌局”可以让人赚得盆满钵满，但当去杠杆的大潮席卷而来时，这些“赌局”却又成为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不断拖入水底的巨石。

2017年，姚振华大举进军造车和房地产时，万达的王老板已经提前嗅到危险，将旗下的一批酒店和文旅项目，打折甩卖给了富力地产。如今，在一众民营房企纷纷暴雷之时，当年骂王老板傻的人，也都闭上了嘴。

很多时候，人会将时代给予的红利，归功于自己的能力。纵然姚振华是一个优秀的“赌徒”，也难逃久赌必输的定律。

“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在姚振华“大杀四方”，风光无两之时，债务危机的种子或许已经悄然埋下。

今年7月，宝能失去中炬高新控制权。随后，钜盛华也面临了类似的情况。这也就意味着，面对失去，52岁的姚振华或许已经很难再如多年前一样昂首抵抗。

而姚振华昔日的对手们，则也在各自演绎着不同的故事——王石功成隐退，过上了攀岩、品茶的悠闲生活；董明珠一边稳做格力“铁娘子”一边寻找接班人；许家印深陷债务泥淖，还在寄梦于“造车”翻身。

不同选择，不同宿命。对于姚振华这个孤勇冒险家来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最后一句话或许是他最恰当的人生注脚——

“我们奋力向前，逆水行舟，却不断地被浪潮向后推，推到过去。”

参考资料：

1、《宝能“生死局”》，经济观察报

2、《宝万之争看杠杆资金风险》，中国金融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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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脱维亚首都苏联纪念碑被拆，俄使馆：已提抗议，保留报复权利

作者：观察者网

发布时间：2022-08-27 16:14

快照：

【文/观察者网 周弋博】

据英国《卫报》消息，当地时间8月25日，位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市的苏联“里加解放者”纪念碑被拆除，高达79米的碑体因底部被挖断而轰然倒塌，在一旁的水池中砸出巨大的水花。

据报道，该纪念碑早在今年5月就被拉脱维亚议会投票批准拆除，旨在回应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决定。拉脱维亚外长在纪念碑拆除后称，拉脱维亚“结束了历史上痛苦的一页，将寻求更好的未来”。

据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24日报道，俄罗斯国际文化合作特使、前文化部长米哈伊尔·什维德科伊认为，在里加发生的事件“只会引起一种深切的愤慨”，“因为一座解放里加的勇士纪念碑在那里被摧毁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也表示，拆毁纪念碑的“亵渎行为”无法摧毁对苏联解放者英雄事迹的记忆，只会导致双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俄罗斯驻拉脱维亚大使馆则于24日、25日先后发布声明称，已就此事向拉脱维亚外交部提出抗议照会，俄方将保留采取报复措施的权利。该声明强调，俄罗斯境内也有许多拉脱维亚移民坟墓与纪念物，两国之间是否需要在该领域“发起一场全面的对抗，将由里加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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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资料显示，苏联“里加解放者”纪念碑建立于1985年，位于拉脱维亚里加市的胜利公园，其中包括一座79米高的碑体和两组雕像——一位高举双臂代表“祖国”的妇女和三名红军士兵，旨在纪念二战期间苏联士兵从纳粹德国手中夺回里加并解放拉脱维亚的事迹

1991年8月22日，拉脱维亚脱离苏联恢复独立后，这座纪念碑的存废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不过，因拉脱维亚境内有大量俄罗斯族人，每年5月9日“胜利日”都会有大量民众自发前往胜利公园献花纪念。

俄乌冲突爆发后，作为欧盟和北约成员国的拉脱维加坚定地站在了乌克兰一方，积极响应各项对俄制裁措施，就连多年以来的“胜利日”都被重新命名为“乌克兰死难者纪念日”，还要求民众不要在这天参观该纪念碑。

据波罗的海新闻网（BNN）消息，据拉脱维亚国家警察统计，今年5月9日的7:30-10:30间，约有300人参观了这座纪念碑，这让警方再次敦促民众不要前往此处。10日清晨，隶属于里加市政府的一家公司将人们送上的鲜花全部铲走，引发各方不满。

有拉脱维亚官员透露，在此前的献花活动中，一名举着俄罗斯国旗的年轻男性被捕，警方认为他“赞扬侵略行为及使用相关标志”。

被拆除前的苏联“里加解放者”纪念碑 资料图

综合《卫报》、《纽约时报》消息，拉脱维亚议会已与5月投票批准拆除这座纪念碑，里加市议会作出了类似的决定。

本周，纪念碑拆除工作正式开启，两座雕像首先被移除，随后该地区被封锁，里加市当局还发布了无人机飞行禁令。25日当天，当地警方以安全为由暂时封锁了胜利公园附近的交通。

现场视频显示，这座纪念碑的碑体底部已被基本挖断，数十米高的建筑摇摇欲坠。在一台机器的引导下，整座碑体向后方倒塌，撞进了附近的水池，在胜利公园溅起了巨大的水花。

拉脱维亚一家媒体对该事件进行了现场直播。画面显示，现场的一些人肩膀上绑着拉脱维亚国旗，还有围观群众在欢呼鼓掌。

苏联“里加解放者”纪念碑被拆除的现场画面 视频截图

在纪念碑拆除的前一天（24日），里加市议会公开宣布，这座纪念碑已经成为“苏联极权主义政权和军队的一个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象征”。

纪念碑拆除后，拉脱维亚外长埃德加斯·林克维奇在推特发文称，拉脱维亚“结束了历史上痛苦的一页，将寻求更好的未来”。

《纽约时报》报道称，对于此事，克里姆林宫指责欧洲国家篡改历史，无视俄罗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一名俄罗斯官员称，拆除纪念碑是对苏联士兵的侮辱。

据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24日报道，俄罗斯国际文化合作特使、前文化部长米哈伊尔·什维德科伊认为，在里加发生的事件“只会引起一种深切的愤慨”，“因为一座解放里加的勇士纪念碑在那里被摧毁了”。

同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发布声明称，拉脱维亚当局已经深陷“恐俄症”，欧洲人民对那些抗击纳粹以争取自由和独立的牺牲者有着神圣记忆，而该国正试图抹杀这一记忆的物质载体——纪念碑。

“苏联军队曾将里加和拉脱维亚从纳粹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摧毁苏军士兵纪念碑对一个‘文明国家’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而这正是拉脱维亚自我标榜的称号。”扎哈罗娃说，里加必须认识到，拆毁纪念碑的“亵渎行为”无法摧毁对苏联解放者英雄事迹的记忆，只会导致双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扎哈罗娃就拉脱维亚的苏联纪念碑被拆除一事发表的声明 图源：俄罗斯外交部网站

24日，俄罗斯驻拉脱维亚大使馆也在其Telegram账号发布声明称，拆除苏联纪念碑是一种“野蛮的恐俄伎俩”，这一经过拉脱维亚国家领导人层面批准的行为亵渎了民众对数十万苏联士兵的记忆，已就此事向拉脱维亚外交部递交抗议照会，表示保留采取报复措施的权利。

25日，该使馆在Telegram发布的另一份声明中称，拉脱维亚当局对历史纪念物的“战争”已经“越来越难看”，近期收到的该国外交部照会显示，该国正在对其境内一座葬有137名苏联官兵的公墓采取”破坏安宁“的挖掘行动。

“我们要提醒我们的拉脱维亚邻国，他们已经再次亵渎对死者的神圣记忆与和平。在俄罗斯有许多埋葬拉脱维亚移民尸体的地方，更不用说还有许多纪念物了。”该声明称，“我们是否需要打开这个‘潘多拉魔盒’，在纪念物领域发起一场全面的对抗，将由里加决定。”

俄罗斯驻拉脱维亚大使馆tele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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