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名中国台湾男子在柬埔寨被枪杀 均有犯罪前科

作者：看看新闻Knews

发布时间：2022-08-29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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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台媒援引柬埔寨《柬中时报》消息称，8月28日晚7时左右，柬埔寨首都金边一处公寓发生枪击案，3名男子遭枪击身亡，他们均来自中国台湾。

《柬中时报》消息称，位于金边一幢公寓28日晚7时许传出枪响，警方接获报案后立即赶往现场，发现3人中弹身亡，现场还找到一支手枪、41颗子弹及约43克毒品k他命。另据《柬中时报》报道，警方初步报告称3名死者均来自中国台湾，外号分别为小林（30岁）、阿韦（30岁）和阿宏（30岁）。

台南警方29日上午证实，这3人确实都是台南人，都曾有组织犯罪及诈骗前科，他们并未遭诈骗而是自愿前往柬埔寨，警方将走访家属进一步了解原因。有台媒报道还称，这3人疑似起口角，其中一人拿枪射死两人后再饮弹自尽，全案仍待警方进一步调查。

台南市警方29日上午表示，3名遭枪杀者中，家住台南市东区的林姓男子“阿宏”是在本月10日才前往柬埔寨，其余2人家住台南仁德区，前往时间仍待清。林姓男子的父亲说，儿子只说到柬埔寨工作，没想到竟惨死异乡。

（编辑：斯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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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台湾人在柬埔寨被枪杀，岛内讨论“输出犯罪”的臭名

作者：枢密院十号

发布时间：2022-08-30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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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这是怎么了？前几天刚发生震惊岛内的“杀警夺枪案”，现在又被爆有3名台湾人在柬埔寨被枪杀。

柬埔寨媒体29日报道称，首都金边一处公寓28日晚发生命案，3名台湾男子遭枪击身亡，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一把短枪、弹夹以及43.67克毒品等证物。网络上甚至流传疑似有人认出3名死者，还说他们都是台南人，“直接被爆头”。

这样的猜测在29日得到了证实。台南市警方查出，这3名台南人分别为林姓男子、程姓男子和叶姓男子，其中程某今年2月25日从台湾出境，是3人之中最早到柬埔寨的。不仅如此，3人犯案累累，程某为台南角头（黑社会头目），与同样遭枪杀的叶某属于同一个帮派。下面就列举一下3人的前科：

程某：2014年因涉嫌恐吓取财、杀人未遂、妨害自由、抢劫等罪被警方移送。2016年7月购入二级毒品，结果骑摩托车闯红灯被警方拦下，买的毒品也被查获。他因此被判拘役55天。

在柬埔寨被枪杀的程姓男子

林某：2013年—2014年间因涉嫌违反台湾枪炮弹刀条例与恐吓罪遭判刑；2018年，他用棍棒殴打有私仇的翁姓男子，还用热汤淋对方，造成翁某身体多处裂伤与烫伤。

叶某：2015年间加入诈骗团伙，将伪造的台北地检署服务证贴上自己照片，向受害人诈骗57万元新台币，结果被关了两年。最近一次犯事是2018年与多名友人深夜在台南市区飚车，数次在路口并排与横越车道遭法院判刑。

这3人被枪杀后，台湾开始各种猜想。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29日认为，根据目前线索分析，犯罪集团“黑吃黑”的可能性比较大。台湾警方也表示不排除熟人下手或“黑吃黑”，内部推测有这么几种可能性：一是林某先枪杀程某和叶某后再自杀；二是“黑吃黑”，是大陆帮派下的手；三是柬埔寨警方攻坚时被枪杀。

台湾网友普遍认为，虽然柬埔寨尚未确定3人的死因，到底是内讧，还是被寻仇，但3人显然并非被骗到柬埔寨的受害者。

目前在岛内讨论最多的是台湾已经成了“犯罪输出地”。这几年，台湾骗子可谓遍及世界各地，远到肯尼亚，近到大陆以及东南亚，都有台湾电信诈骗犯出没。谢龙介直言，3名台湾人在柬埔寨被枪杀，此事被柬媒体大幅报道，让台湾“输出犯罪”的臭名再一次被讨论。这些真实发生的事，民进党当局用多少钱来做大内宣和大外宣都无法掩盖。不少网友也嘲讽说，“台湾真不愧是犯罪天堂”。

台湾刑事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滞留在柬埔寨的台湾人有4657人，其中900人失联，有305人报案遭拐卖。网友普遍认为，剩下没报案的，可能多数自身都有问题。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承认“输出犯罪”，而且拒绝大陆帮助在柬同胞，说什么“绝不会让渡给他人代劳”。真不知道在他们的心目中，是“抗中”重要，还是救回受困的同胞重要？

相比之下，大陆一直宣示，“台湾同胞就是中国公民，有困难请找中国大使馆”。29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目前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已收到20多名台胞求助信息，并已协助柬方成功解救部分人员。

格局孰大孰小，谁更爱台湾，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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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诈骗犯从柬埔寨逃回台湾：每天都有人遭枪杀 同伙最年轻15岁

作者：环球网

发布时间：2022-08-09 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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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海外网】；

图为2017年从金边被遣返的诈骗犯（资料图）

海外网8月9日电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一名24岁男子“阿忠”（化名）7日从柬埔寨金边逃回台湾，随即因两年前的诈骗案被航警逮捕。男子交代案情时自曝，在柬埔寨诈骗窝点每天工作16小时，每天都能听到屋外有人遭枪杀。

“阿忠”2020年在朋友介绍下赴柬埔寨金边工作，未料抵达金边就被带去别墅剃光头、扣旅行证件，并被集中管理。他和约20人关在一起，打电话扮大陆疾控中心，诈骗大陆民众。

在此期间“阿忠”与众多同伙都目睹女性被带走性侵，每天听到屋外枪响，代表有人丧命。他还说，从早上7时工作到深夜11时，只能吃两餐，且永远都是稀饭、炒饭、咸鸭蛋配酱油，深夜还要补课“进修”诈骗话术。同伙最年轻才15岁。

“阿忠”透露，诈骗团伙原本称诈骗得手可分6％的分成，但实际只有1.3％，被骗去打黑工的人员没固定薪水，绩效不好就没饭吃，甚至被当商品转卖到其他地方。“阿忠”绩效很差，曾开口说想回台，但遭对方恫吓：“这不是你想走，就能走的地方。”

每天听到窗外枪声，“阿忠”心想迟早被卖，回不了家，最终决定冒险偷回旅行证件与手机，请姐姐订机票求救。“阿忠”姐姐求助警方与台外事机构，对方却说待救案件太多，要其耐心等待。“阿忠”担心被同伙察觉，自己将成为枪下亡魂，只能计划脱逃。

8月5日深夜，“阿忠”从二层楼跳下，忍痛在郊区走20分钟，拦出租车前往市区，住了一晚，7日傍晚搭机回台。“阿忠”在机场被捕时告诉警方逃离经过，说到激动处潸然泪下，泣诉两个月来在柬埔寨被剥削的血泪经历。他还表示，本想赚一桶金，结果回台仅剩6元美金。

台检方视讯开庭后，命其交保1万元。目前，“阿忠”在防疫旅馆隔离，台“刑事局”将向他了解人口贩运经过。（海外网 李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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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禁、转卖、枪杀，台湾在东南亚骗人与被骗

作者：焱焱看世界

发布时间：2022-08-20 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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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电信诈骗，传统深厚

之前有读者朋友在《狗庄黑奴狗人事，中国人沦为行走的美金，海外诈骗有多黑？》的评论区提问，现在不好出国，有没有港澳台老铁被骗的？

这个问题嘛，首先，西南边境上有着大片荒山野岭，对于搞偷渡的犯罪分子来说，翻越并不困难。

其次，港澳暂且不论，作为国内电信诈骗的发源地，台湾地区可是有很多人在境外从事电信诈骗，很多台湾人被骗到东南亚。

大约在1996年，随着电信业在台湾发展，电话普及，电信诈骗犯罪在台湾产生了。

几年后，电信业在大陆发展迅速，台湾电信诈骗就开始向大陆渗透。2009年，海峡两岸签署了《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台湾电信诈骗生存空间被压缩，开始向海外转移。

台湾电信诈骗团伙转移的范围很广泛，国内比较熟知的就是东南亚地区，除此之外还有澳大利亚、肯尼亚、亚美尼亚、俄罗斯、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波兰等国家。

台湾电信诈骗团伙的主要诈骗手段是冒充公检法诈骗。一开始往往是广撒网进行诈骗，但随着群众警惕性上升，一般的骗术已经难以成功，骗术又进化到获取特定的人的信息，按照个人信息量身定制骗局，套到相应的诈骗话术模板里。

骗局变复杂后，诈骗团伙也变得层次更多、更复杂、公司化程度加深。

以2016年从肯尼亚遣返中国大陆的诈骗团伙为例，77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中大陆犯罪嫌疑人32名、台湾犯罪嫌疑人45名。

团伙里分工明确，分为“一线”、“二线”、“三线”。

“一线”以没什么诈骗经验的大陆人为主，按照老板给的电话号段，向大陆发送群呼业务，受骗群众往往接到一个语音包，说自己的医保或是快递等出了问题，要了解更多信息请按9。

群众上当受骗，按下“9”后，“一线”按照话术套取受害者个人信息，还声称受害者信息被盗用，把电话转到“二线”，并将受害者个人信息也传递给“二线”。

“二线”则播放如医院、公安局等场景的预录制音，还使用改号软件，将来电显示为大陆任何公安机关的电话，冒充警察，说受害者身份信息被盗用，涉嫌洗钱，让受害者提供姓名、家庭情况、职业、收入等信息，以及经常使用的银行账户。

“二线”还能询问处受害者账户余额，如果小额就可以直接要求转账，大额则把电话转给“三线”，由“三线”的人冒充金融犯罪科科长，解答受骗者的疑问，消除对方怀疑，诱骗受害者通过ATM进行转账。

这种冒充公检法诈骗在2017年以前是电信诈骗主流，2017年后随着大陆势力涌入跨境电信诈骗，危害最为严重的骗术变成了“杀猪盘”诈骗。

但这不意味着台湾电信诈骗销声匿迹了，他们在东南亚等地势力仍旧庞大，骗术也推陈出新——这行的迭代速度可真快。

成千上万台湾人，和电信诈骗有关

台湾电信诈骗在东南亚势力有多庞大？

这个问题恐怕台湾警方也搞不清楚。

仅柬埔寨一国，台湾警察部门统计，疫情期间至少2000名台湾人被拐卖到柬埔寨，实际数字恐怕在5000人以上。

而台外事部门“亚太司长”周民淦表示，从台交通部门“观光局”的统计资料来看，今年1月到6月从台湾飞到柬埔寨的有6481人，但“观光局”没有从柬埔寨回台湾的数字，而华航、长荣等航空公司提供的数字是1月到6月自柬埔寨返台的有3400多人，所以可以估算出3000多人在柬埔寨，这些人当中有340人已经立案求助，只有10%左右。

这还只是柬埔寨一国的情况，考虑到台湾电信诈骗以及其他犯罪团伙分布在世界各地，在海外骗人或受骗的台湾民众数量要大大超过这些数字。

按照他们的估计，在柬埔寨深陷犯罪的台湾人有5000人，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台湾有约2300万人，就相当于万分之二的人口在柬埔寨，不是骗人就是被骗，或者被骗后去骗人……这还没加上其他国家，可见在海外深陷犯罪的台湾人比例有多大。

当然，这也并不意外，毕竟2016年时台湾就有近10万人以从事电信诈骗犯罪为生。

为什么这么多台湾人在海外与诈骗有关呢？

其中有一部分是有案底的人员，在台湾混不下去，而台湾电信诈骗团伙尤其喜欢招有诈骗经验、有案底的人员。比如刚才提到的在肯尼亚的诈骗团伙，就有成员从小打架、吸毒，高中肄业处于无业状态，自称被抓获时仍是被台湾警方通缉的在逃人员。

但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是被骗到海外去的。

像缅甸、越南、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家，人均GDP是中国大陆的几分之一，大陆还有人相信能去那些地方赚到高薪，可能是真的对外界不了解而且出于侥幸，而且也确实有不少人在大陆收入微薄，想去冒险。但台湾地区人均GDP又是大陆的两倍多，那里的民众以为那些国家有高薪而被骗去，乍一看就更不可思议了。

可是台湾近些年房价涨得很快，群众获得感却不高，有网友评论称：“除了医生、科技外，还有什么职业是在台湾过得好的？”可见在高人均GDP的表象之下，还有不少台湾人收入不高，甚至连孩子都生不起了，之前连续两年台湾人口负增长，今年有望是第三年。

加上为数不少的台湾人对外界了解甚少，许以高薪就被骗到东南亚，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且台湾电信诈骗团伙会用各种手段招人，比如利用同乡、朋友情谊诱骗人去东南亚，等到了才知道是“老乡见老乡，背后开一枪”。又或者联系岛内做偷渡的黑帮引诱年轻人，比如在彰化针对弱势家庭的老人，拿钱给老人，引诱老人回家劝孩子去柬埔寨。

台湾当局也不是对这类犯罪毫无作为，还是有所反应的，比如在机场对准备前往柬埔寨的民众进行提醒。

最近，台湾警方就拦下一名男子。该男子称在求职网站投简历后接到来电，邀他去柬埔寨赌场做荷官，除了包吃住、机票外，不但薪资高，还有分红抽成。台湾警方告诉他，约90%去柬埔寨求职的民众，都被人口贩子控制，此男子竟回复称“我是10%的天选之人”。

哎，在哪里都有这种，对自己的好运颇有自信的人，实在是挡都挡不住。

虐待、强奸、转卖、枪杀，到了东南亚就无路可退

从上面的故事来看，不少被骗去柬埔寨的台湾人是知道自己要从事的是不正当行业，但仍抱有侥幸心理，执意要去。

台外事部门“亚太司长”周民淦在解释被骗去柬埔寨的台湾人只有340人立案求助时，称其他9成不是很清楚有多少人是自愿去，因为很多人是自己知道自己要去从事诈骗行为而去，有些人当然是无辜被骗去，但剩下的人当中，有多少人是无辜被骗也是不清楚的。

看来还是有不少台湾人是明知要去干那见不得人的勾当，还要为了钱而去冒险。

但无论他们对自己会犯罪是否知情，在踏上柬埔寨土地的那一刻，可就由不得他们了，等待他们的是悲惨的命运。

台湾一名24岁男子“阿忠”（化名），2020年被朋友诱骗到柬埔寨金边，结果刚到就被带去别墅，和大概20个人关在一起，被剃了光头，扣下证件，强迫进行电信诈骗，同伙里还有年仅15岁就来柬埔寨的。

他们用的骗术还推陈出新，是冒充公检法的进阶版，即假装大陆疾控中心，诈骗大陆民众。这类诈骗最近很多，希望读者朋友们注意。

台湾电信诈骗团伙对这些同乡并没有什么仁慈可言，每天强迫他们从早7点到晚11点连续诈骗，中间只能吃两顿饭，还都是都是稀饭、炒饭、咸鸭蛋配酱油等。许诺的高薪没有，甚至许诺诈骗所得的高额提成都拿不到，诈骗绩效不好就没饭吃，甚至被当商品转卖到其他地方。阿忠绩效很差，请求回台湾，台湾电信诈骗团伙就吓唬他：

“这不是你想走，就能走的地方。”

台湾电信诈骗团伙这么说是有底气的，深度涉黑的他们杀人不眨眼。阿忠每天都能听到屋外枪响，那就是有人被枪毙了，还时常有女性被拉走性侵。

说到女性被性侵，简直是被骗去柬埔寨的女性的家常便饭。

有台媒7月31日披露一起案件称，一名台湾女子被熟人引诱到柬埔寨工作，结果一到柬埔寨，就被对方没收“护照”，若不服从就会遭到毒打，逼迫她卖淫。傍晚人贩子将她转卖给第二家公司，惨遭3名男子轮奸。之后她又被多次侵犯，6月29日被卖到第四家人口贩卖公司，老板同意让她拿回自己的“护照”才逃离。

还有台媒称，比骗到柬埔寨更惨的是在缅甸，人口贩卖集团在那里加快抛售“猪仔”，没被赎回就直接在船上活摘器官，然后把尸体丢到海里。但这种说法过于猎奇，台媒报道也经常夸大其词，让人将信将疑，此处只能存疑。

但在东南亚，不少台湾人被贩卖的确是事实，最近还有从柬埔寨跨境往泰国贩卖台湾人的案件查出，可见这种人口买卖绝不局限于一国，而是在东南亚各国之间有着联系。

救人困难，还需打击犯罪

最近台湾人被骗去东南亚的事情，在台湾成了舆论热点，原因是这种事件的集中曝光。

比如刚才提到的从柬埔寨跨境往泰国贩卖台湾人的案件，就是最近泰国政府通报，12名台湾民众自柬埔寨入境泰国曼谷苏旺纳普机场，疑为人口贩运案件，其中3人向警察机关报案。

台外事部门驻泰国办事处得知后，发现12名民众当中9人为被害人，立即安排班机将其接回台湾。

这是近期为数不多台湾当局接回台湾人的案例，就这还多亏了泰国政府通报。要是这些人贩子不是胆大到把人从柬埔寨往泰国卖，恐怕这些人也接不回来。

有些受骗的台湾人被救回台湾后表示，他们及在台湾的家属都曾不断向台当局求救，但都没有得到正面回应，听到最多的答案是，“台湾跟柬埔寨没有正式邦交，所以没有办法救人”。

有被从柬埔寨救出的台湾人称，曾经直接打电话求助台外事部门，结果对方却说没有在处理这类事件，直接挂了电话。

还有被骗到柬埔寨的女性的哥哥，担心妹妹遭到凌虐和侵犯，向屏东警方报警，屏东警方竟是这样回复的：

“你妹妹就是出去，赚钱赚太爽，不想回来了。”

踢皮球也就罢了，还这么羞辱人，实在是太过分了。

台湾当局指望不上了，本可以指望一些非政府组织。可是最近“全球反诈骗组织”（Global Anti Scam Org）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们目前救援了约60位民众，很多时候负责救援的人员需要自己掏钱来帮助被害者渡过难关，“我们拿命来救援，跟诈骗犯谈条件”，但“受害人被救出来后一声谢谢也没说过”，回去也不再回复消息。因此，“全球反诈骗组织”决定，拒绝受理8月3日起前往柬埔寨的台湾地区民众和马来西亚民众，公告立即生效。

部分台湾受害人及家属依靠与柬埔寨有特殊交情的台商和社会人士花大钱、费尽千辛万苦，才获救回台。

其中一位参与救援的台湾民众介绍，当他找到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时，使馆不仅认真帮助营救，而且成功救出，可见这其中也有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的作用。

但是这样的救援显然较为低效，想要救出无辜的台湾人，抓获诈骗犯，进行有效甄别，还是得东南亚各国与中国加强警务合作，共同打击跨境犯罪，抓捕犯罪分子。而且诈骗犯要在大陆受审，因为台湾对诈骗往往轻判，以前还有大陆将一批诈骗犯遣送回台湾，2年后这些诈骗犯又去海外继续行骗的荒唐事例。

当然，更高效地打击台湾跨境诈骗犯罪，还是得在统一之后直接进行严厉打击。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下水的每一艘军舰，都是未来打击台湾诈骗犯罪、解救无辜被骗台湾人民的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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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氏三兄弟叛逃台湾，枪杀7名战友，周总理严令：去台途中打下来

作者：博览历史

发布时间：2022-08-01 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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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定均

1966年，正在中南海西花厅埋头处理公文的周总理，突然被行色匆匆的秘书打断，说：“报告，总理，这里有一通急电，是从福州军区守备七师传来的。”

周总理接过电话，神情也变得凝重起来，因为电话那头的人是时任福州军区副司令的皮定均，他称军队中有三名吴氏士兵杀害七名战友，已经投靠国民党，要前往台湾地区。

周总理

这种公然叛敌的行为，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都预示着不可原谅。而周总理也提出对那三名士兵的处罚，对福州军区副司令皮定均说：“不能心慈手软，务必在他们抵达台湾地区的途中击毙。”

那三名吴氏兄弟为何叛敌？最后结果又是否如周总理所愿呢？

蒋某人的贼心不死

图源网络

新中国成立之初，蒋介石及剩余国民党余孽败退台湾省。我军虽然击溃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部分主力，但仍然消灭不掉蒋介石的野心，他四处筹划，妄想积攒力量，等待反攻。

不过，国民党的小打小闹终究不成气候，也无法撼动丝毫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但蒋介石却想出了另一招“扰乱军心”的办法。

蒋介石

当时，美国从头至尾都想扶持“蒋氏王朝”坐上中国的“王位”，以此达到掌控东方大陆的目的，稳固自身的“霸主”地位。

因此，他们向蒋介石献计，说：“中国大陆非常贫穷，要是能把台湾的富有、发达以及享乐生活传播过去，吸引他们‘投诚’，一方面削减解放军的实力，另一方面增强国民党的力量，两全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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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一听，阴谋诡计立即涌上心头，命台湾地区立即开一档“台湾之声”电台，与美国的“美国之音”电台相结合，向大陆地区散播“资本主义优越性”的思想，称只要来到台湾，普通人获得100块钱的奖金，而士兵则获得1000两黄金和一栋房子。

吴氏三兄弟在理发

对于如此丰厚的待遇条件，我军大部分将士依旧忠诚，但某些利益熏心的奸佞小人，却如苍蝇一般围了上去，而三名吴氏士兵就是此类的典型代表，分别是吴文献、吴珍加、吴春富。

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之所以能凑到一起，只为一个“利”字。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沿海地区一直受到外来势力的侵扰。为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国家独立，特此成立了边防部队，大肆招揽人才，扩充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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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福建地区，还为此成立了一支特殊的队伍，名为“福建军备七师”，经过不停改隶属以及增减士兵，导致其中鱼龙混杂。

吴文献、吴珍加、吴春富是福建莆田人，他们游手好闲，总想着不劳而获。而加入军备七师也是为了当上“军爷”后，能在当地搜刮民脂民膏，满足自己的私欲。

然而，解放军是人民的队伍，对欺压百姓等作威作福的行为是严令禁止，这让吴氏三兄弟的美梦毫无疑问地破碎，而军队内的严格训练，也让他们开始想办法逃离。

吴氏三兄弟

但是，在军队服兵役的期限是一定的，不允许“说走就走”。吴氏三兄弟的请求遭到拒绝后，他们起了歹意，想在军队中“捞油水”。

当时，军队内负责物资的人员不足，吴氏三兄弟合计后，主动向上级申请，希望能看守物资。他们并非牺牲精神，而是想“监守自盗”。

获得领导的同意后，三兄弟打着配合，偷运物资出去变卖，换来的钱全都进了自己的腰包，还添置了很多贵重物品，比如收音机等等。

皮定均

当然，对于吴氏三兄弟的“突然暴富”，身边的战友们也有所察觉，不时会投来疑问。这让他们顿时有了担忧，再次商量着“另谋他处”的好办法。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1966年初，收音机里出现的甜美女声，让吴氏三兄弟来了灵感。

“听众们，大家好，这里是‘台湾之声’，一如既往地为大家播报台湾地区的情况……欢迎你们前来，届时会有丰厚的酬劳相待。”

收音机

女人的声音，诱人的条件，让吴氏三兄弟激动万分，说：“台湾地区如此发达，我们还留在大陆作甚，直接投靠国民党吧！”

然而，如何前往台湾地区，让吴氏三兄弟有些为难。他们只能暂时继续以权谋私，吞卖大量物资，为之后的叛逃生活做准备。

没过多久，吴氏三兄弟就迎来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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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守备七师得到指示，要他们派人手乘坐登陆舰，由福州马尾运送一批物资到霞浦。

上级把任务委任给吴氏三兄弟及其他七位战士。本以为只是一次简单的任务，但没想到却引来了严重后果。

1966年1月8日，吴氏三兄弟登上舷号为F131的登陆艇，担任艇上的重要职位，分别是领航员、轮机手以及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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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提前商量好计划，恶狠狠地说：“我们干掉其他七人，直接带着登陆艇和物资，向国民党表示诚意。”

在接近马祖海域后，因为是国民党的看辖领域，F131登陆艇上的所有人员只能熄灯通过，尽量不引起注意。

然而，在一片寂静无声的黑暗环境中，吴氏三兄弟露出了凶狠的眼神，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56式冲锋枪以及54式手枪，把枪口对准了熟睡中的战友。

登陆舰

在一阵密集的扫射下，有的战友在睡梦中去世，连凶手是谁都不知道。也有些警觉的战友，发觉枪声后，准备拿枪反攻，却被吴氏三兄弟当场击毙，死前的眼神中充满了不解和怨恨。

就这样，那七位无辜的战士们，无声无息地牺牲在了一望无际的海面上。然而，吴氏三兄弟对于残忍杀害昔日的战友，没有丝毫悔意，反而积极地寻找国民党的驻地。

吴氏三兄弟

他们切断登陆艇上与基地联系的所有设备，调头前往马祖海域，还赤裸裸地在艇上挂起了白旗，写道：“投诚国民党，请不要攻击”。

1月9日凌晨，国民党驻地亮起灯光，看到远方行驶过来的船艇后立即进入警备。当看到艇上挥舞的白旗时，岸上的国民党驻军上司表示尤为欢迎，打着旗号，说：“此为友军，予以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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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吴氏三兄弟在国民党驻军的簇拥下，走下登陆艇，接受着国民党的厚待，幻想着抵达台湾后纸醉金迷的生活。

然而，F131登陆艇的事故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次发生舰艇杀人事件，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尤其是叛变的吴氏三兄弟，凭他们在边防部队的任职时间和过程，对我军的武器装备以及驻地情况等非常了解。

登陆舰

如果这些情况被国民党以及国外势力知晓，将会对我军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甚至还会威胁我国人民的生命安全。

因此，福州军区副司令皮定均立即报告给周总理，在得到指示后，迅速做出安排，布下了天罗地网……

击杀任务的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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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氏三兄弟投诚国民党后不久，深知自己已经无法回头，也担心会受到我军的抓捕。因此着急地请求国民党，说：“能不能尽快安排我们去台湾地区，大陆这里我们一秒都不想待了。”

国民党当然不愿错过得知我军详情的大好机会，决定于9日下午派遣专机抵达马祖港，将吴氏三兄弟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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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此响亮的算盘，在我军严密的监控下，简直不堪一击。尤其是我军战士们得知要击落吴氏三兄弟的飞机时义愤填膺，纷纷表示要为冤死的兄弟们报仇。

福州军区副司令皮定均清楚战士们的悲愤心情，但是，此项任务并非看起来那么轻松。

首先是马祖港距离台湾省很近，意味着飞行时间不会过长，倘若不能在空中击毙，抵达国民党部队后将前功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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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狡猾的国民党肯定不会单单派出一辆飞机接应，还有用作迷惑的飞机以及其他战斗机，确保万无一失。

因此，为了保证能完全击毙吴氏三兄弟，皮定均选择了沉着冷静、经验丰富的曾幼诫作为此次行动的总指挥，还专门派出了解放军空军战斗主力的战机歼-5。

要知道战机歼-5是仿造苏联战机制作出的高亚音速战斗机，重火力攻击以及飞行速度都属于中上等水平，再加上改良过的歼-6辅助作战，可谓是大大增强任务的完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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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国民党也并非等闲之辈，他们派出F-100战斗机。这是美军曾经使用过的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不仅能在狂风暴雨天飞行，而且还能停在海面上。

另外，能承载22人的HU-16水上飞机用作接应五十三兄弟以及其他国民党人员。这辆战机可以低空飞行，而且雷达几乎检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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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小伎俩对于曾幼诫而言，不过班门弄斧而已。他非常清楚战机的类别，也明白HU-16战机虽然在正常情况下不会被监测到，但只要把雷达天线的角度由仰角改为俯角，监测整个海域，定能发现。

1月9日的中午，一架飞机从马祖港起飞，飞行姿势非常张扬，而且盘旋时间很久，这与我军得到的情报完全不符，曾幼诫清楚：这定是国民党装作接应吴氏三兄弟的飞机，不用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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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自以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没过多久，其余飞机相继从马祖港起飞。

曾幼诫得到消息后势在必得，立即派出两架歼-6与两架歼-5，由其中一位驾驶歼-5战机的飞行员李纯光担任击落任务。

那时，两架歼-6与一架歼-5利用火力吸引住国民党的F-100战斗机，将其引走，只留下行踪暴露的HU-16战机，孤单影只，被迂回的我军战机击中机翼，只能迫降。

李纯光

而李纯光用高超的飞行技术驾驶着歼-5，竟然飞得比HU-16战机，隐藏在国民党的视线外。

时机成熟后，他驾驶着歼-5快速向搭载吴氏三兄弟的HU-16战机飞去，冒着高速坠落的风险，给予敌机致命一击，使HU-16战机落入深海中。

缓缓降速的李纯光看着海面上泛起的巨大涟漪，长长地出了口气。说：“兄弟们，我们替你们报仇了，你们安息吧！”

有人欢喜有人愁

距离吴氏三兄弟叛敌仅16个小时，他们为自己的野心和七条人命付出了代价。

图源网络

很快，周总理就收到了福州军区传来的捷报，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对参与任务的飞行员予以嘉奖，尤其是李纯光，特别授予一等功勋章。

此外，1966年1月10日早上，一则“1月9日下午，我国空军部队于马祖海域击落一架美蒋制机，搭乘飞机的三名吴姓叛国人员及整个机上人员全部死亡”出现在人民日报的版面上。

图源网络

全国人民清楚吴氏三兄弟的罪行，自然是拍手称赞，同时也对国家的空军实力以及边防力量的强大有了一定了解，更加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正确的。

值得一提的是，骄傲自满的蒋介石为了迎接吴氏三兄弟的到来，还特意邀请了媒体以及各界人士等候在机场，场面尤为浩大。此举是想借助舆论的力量，造谣中国共产党，蒙蔽海峡两岸人民的双眼。

吴氏三兄弟

然而，计划失败，不仅没有成功抹黑大陆，还白白损失了一架战机。这意料不到的后果让他拍桌而起，气愤地破口大骂，指责国民党无用。

国防力量的增强始终是我国的重中之重，而海峡两岸统一也是我国人民期盼已久的圆满结局。

图源网络

台湾地区始终是我国的领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美国先是在抗美援朝期间肆意派遣驻军入侵台湾地区，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后又利用多方力量，阻挠我国实现海峡两岸统一的计划。

不过，言而总之，“领土完整，民族统一”是我国坚持的方针，台湾地区终究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而任何背叛国家，残忍杀害战友的罪恶行径，也必将不会轻易饶恕，终究会付出惨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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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叛徒枪杀7名战友，叛逃途中，周总理严令：不惜代价打下来

作者：历史侦查处

发布时间：2022-07-31 16:02

快照：

1966年1月9日下午15时，国民党当局一架水陆两栖飞机，刚从马祖东南升空后不久，我军四架歼击机直刺云霄。

紧接着，我军战机以雷霆万钧之势，向这架低空飞行的敌机突然开火，刹那间，敌机腾起一缕缕浓烟坠入大海。

在次日的《人民日报》上出现了这样一则消息：

“1月9日下午，我军空军部队于华东地区上空击落一架美制蒋机，该飞机残骸落海，机上无一人生还。”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原副司令林虎介绍：“自1949年至1968年，在近20年的祖国领空保卫工作中，我国空军和海军总共击落141架、击伤238架各型敌军，其中包含台湾地区的国民党飞机。”

由此来看，1966年1月9日下午，击落的那一架美制蒋机似乎只是建国以来一次例行的普通领空保卫事件。

但事实上，该起事件之所以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主要是因为与飞机上搭载的吴文献、吴珍加、吴春富三兄弟有关，这三个人为叛逃台湾残忍杀害战友，在全国上下引起了极大的愤慨，所以，周总理获悉后，震怒之下严令：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除掉这三个叛徒！

一、腐化堕落，为叛逃残杀战友

上个世纪60年代，于新中国而言，是一个对外政策调整的重要转折节点。

这个时候，由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中苏关系转入急剧恶化的局面，苏联在中蒙苏三国边境陈兵百万，扬言要对新中国实施外科式手术核打击。

而美国则在东边积极扶持日本，东南边的台湾国民党当局不断袭扰大陆，西南部印度频频向新中国挑衅。

一时间，在美苏的围堵和制裁之下，新中国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

为了保卫国土，维护全国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捍卫百年以来中国人民得来不易的民族尊严，新中国在重要关口和地带组建了大量边防部队。而对于时刻因袭扰造成大陆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台湾国民党当局，新中国在东南沿海的福建一线，组建了一支特殊的守备部队——福州军区守备七师。

说守备七师特殊，是因为这支部队以福建省宁德市下辖县级市福安市军分区机关人员为基础，从晋江、龙溪等地军分区抽调部分人员共同组建的。

该部队由原隶属于福安军分区建制的边防第19、24团分别改建成的守备第93、94团，后再次改隶建制，才归属了守备七师指挥。守备七师先是归属到福建省军区，在1961年4月后才被划进福州军区。

像这样部队隶属不断改易的军队，人员成分比较复杂，新老血液交错融合，军事素养参差不齐，每个士兵的人生经历截然不同，政治思想工作难免也会有疏漏，这为后续悲剧性事件的出现埋下了重大隐患。

也正是在这样的一支部队当中，有三个来自福建莆田的吴氏三兄弟，他们分别是吴文献、吴珍加和吴春富。

三人打小一块儿长大，不是亲兄弟却胜似亲兄弟，三人追名逐利、爱慕虚荣，十分向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灯红酒绿的生活，因此参军后，为追求奢靡的生活，他们常常合伙偷藏物资，共同享用。

但随着参军的时间越来越长，藏匿的物资越来越多，渐渐地，他们露出了马脚，害怕被发现而遭到军法处置的三人，时刻思索着如何逃避处罚，尽早离开部队远走高飞。

这个时候，台湾的一档广播节目“台湾之声”，让他们贪婪的目光为之一亮。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仍旧日夜幻想着重建昔日的荣光，可他明白，自己的军事实力根本无法比肩大陆，为从意识形态和斗志方面瓦解对手，蒋介石在美国人的帮助之下，仿效美国的“美国之声”，创建了台湾方面所谓的“台湾之声”。

为促成驻守前沿的广大解放军将士和人民思想方面的混乱，“台湾之声”专门聘用声音甜美嗲人的女主播，大肆向我方宣传资本主义世界的美好，并一再扯虎皮拉大旗地允诺，只要叛逃台湾，高官厚禄、黄金前两，美女房子任意挑选。

在这种形势之下，吴氏三兄弟却依然我行我素，暗中不顾禁令私下偷听，并最终没能抵挡住国民党当局物质诱惑。

于是，他们私下密谋叛逃事宜，并等待着合适的机会。

1966年新年后，他们的机会来了！

这一年的新年刚过，三人所在的守备七师接到了上级下派的任务，吴氏三兄弟与战友陈振新、魏献美、杨保、张正庆、许忠义等7人，将用登陆艇把一批物资从福州马尾送往霞浦。

接到任务后的吴氏三兄弟意识到这是一次绝佳的叛逃机会，错过这次下次很难再实现叛逃计划了。

于是，他们开始暗中密谋，打算待登艇后，杀掉艇上面的7人，然后趁乱驾艇驶入马祖。

1月8日这一天，吴氏三兄弟和7名战友登上了舷号为F131的登陆艇。

当晚为避免被马祖海域的国民党守军发现，我军舰艇关掉所有灯光，趁着夜幕掩护，朝着目的地悄悄驶去。

就在这个时候，吴氏三兄弟趁着其他正在休息舱内熟睡的战友刚刚进入梦乡不久，竟用事先准备好的56式步枪和54式手枪，朝着尚未醒来的7名战友疯狂扫射。

7名战士做梦都不会想到，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吴氏三兄弟，竟然会向他们下此毒手。

在杀害掉其他同行的7名战友后，吴氏三兄弟用白布扯起一杆白旗，上书“起义投诚，望君接应”八个毫无礼义廉耻的大字后，加足马力朝着马祖轰鸣驶去。

二、叛逃成功成“榜样”，总理震怒下令全力击杀

对岸突然驶来一艘舰艇，这令驻守马祖的国民党官兵大为紧张，正当他们做好警戒准备，打算一举击沉舰艇之际，这时，舰艇上的吴氏三兄弟加速向马祖驶去。

岛上的国民党官兵，待舰艇驶近后才发现看清白旗上的大字。于是，国民党官兵连忙把吴氏三兄弟带上了岸，在听到他们详细的讲述后，岛上的国民党官兵立刻把情况上报到了国民党高层。

获悉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国民党高层大为振奋，他们一方面就地举行挂绶带、拍照片等反动宣传事宜，一面派出水陆两栖飞机紧急前往马祖打算把人接到台湾岛。

台湾方面的报道公之于众后，很快，我方便得知了吴氏三兄弟残杀7名战友的禽兽行径。

由于吴氏三兄弟手段极其残忍、影响极其恶劣，给全国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同时泄露了国家机密，因此，当周总理获悉后极其震怒严令：不惜一切代价给他打下来！

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叛逃事件，事件的元凶首恶吴氏三兄弟为追名逐利，罔顾7名战友的鲜活生命，将他们杀害，于情于理于法，绝对是不可以原谅的丑恶行径。

不管怎样，都不能让这罪大恶极的吴氏三兄弟成功到达台湾，他们必须为自己的罪行付出巨大的代价！

接到总理的指示后，时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的皮定钧中将立即开始着手布置，他将福州空军副参谋长、福建前线空军指挥所主任曾幼诚少将作为本次空中拦截作战的总指挥。

马祖离台湾距离不远，飞机起飞后很快就能到达，这就意味着他们完成任务的时间很紧迫，更何况，期间，吴氏三兄弟所乘坐的水陆两栖飞机还有国民党军飞机的保驾护航，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击杀掉吴氏三兄弟所乘坐的飞机，其难度可想而知！

尽管困难重重，但并不代表我军没有必胜的把握，恰恰相反，在水陆两栖飞机从台湾出发抵达马祖后，我方潜伏在马祖的谍报人员已经将飞机届时返回台湾的情报摸得一清二楚。

除此以外，虽然国民党军投入使用的是F-100“超级佩刀”喷气式战斗机，但这种飞机的故障率高，容易出现空中停车，转向机动方面也不如我军使用的歼-5、歼-6，并且这个时候，我军飞行员驾驶的基本上的歼-5、歼-6的混合编队，在经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洗礼，此时我军的空天作战能力，早已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

所以，综合来看，此时我军在空战方面也不输于台湾国民党军。只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1月9日这一天，我军事先用专用雷达扫描海平面，以防止敌机逃出雷达搜索范围，紧接着，4名飞行员驾驶4架歼击机进入备战状态，保持着高度警惕，随时准备截杀敌机。

当天下午，我军收到新消息：“吴文献、吴珍加和吴春富三人将同其他国民党重要军官共计17人一同乘坐水陆两栖飞机前往台湾地区。”

9日15时半，一直在待命的专用雷达发出了警报——国民党的水陆两栖飞机已经靠近！

旋即，我军4架歼击机拉着长长的呼啸声腾空而起，迅速朝着既定的海面飞去。

当时，国民党军这架水陆两栖飞机为避开我军雷达监测，故意压低飞行高度，实施贴地飞行，只是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载着吴氏三兄弟等人的水陆两栖飞机刚飞到马祖海域上空没多久，我军4架歼击机突然向其开火，当场打得敌机浓烟直冒，火光冲天。

紧接着，敌机在一通挣扎后直直跌入了大海，至此，我军一场惩治叛徒的行动圆满收官。

三、叛徒咎由自取，我军狠狠震慑美蒋

叛徒殒命马祖后，《人民日报》罕见刊文披露，这一消息无疑极大震慑了美帝等西方国家。

虽然在近20年的海空保卫战中，我空军和海军总共击落141架、击伤238架各型敌军，但1966年1月9日的这一击显得尤为特别。

遥想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空军的力量几乎为零，尤其是在抗美援朝初期，我军由于严重缺乏制空权，大量军需辎重在美机的轰炸下无法运抵前线，前方志愿军将士不得不在冻饿中殊死与“联合国军”拼死力战，这才有了令后世铭记的“冰雕连”等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先进事迹。

那段时期，美军就是仗着我军没有制空权，肆意对志愿军后方狂轰滥炸，大国尊严在这一刻才深知空军的重要性。

此后，我军在苏联的帮助下，空军全体将士舍命力战，中国的空军事业才能实现一夜壮大，我军也方能在苍穹与美军一较高低。

可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美帝并没有放弃对人民政权的绞杀，国民党空军在美国人的支持下不断袭扰大陆，美军也明目张胆多次侵入我国凌空，其目的不外乎是炫耀他们的空军实力，割裂两岸同胞的血肉联系。

但这一次的狠狠击杀，不断有力打击了叛逃者的嚣张气焰，完成了万军之中直取敌首的伟大壮举，而且也极大震慑了国民党军，威慑了美帝等西方国家，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让一切胆敢犯我疆土者明白：明犯中华者，虽远必诛的决心和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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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比大片：台湾黑帮帮主前往大陆成为令人闻之色变的“江湖大哥”

作者：为正义发声

发布时间：2020-07-25 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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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比大片：台湾黑帮帮主前往大陆成为令人闻之色变的“江湖大哥”

网络配图

当事人信息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建伟，化名童金阳，男，1962年1月14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高中，台湾地区桃园市居民。因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于2006年7月31日被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2007年3月22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8年6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3日被逮捕。现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朱鹏，广东朗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寿清，男，1984年8月7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初中，户籍地福建省罗源县。因犯抢劫罪于2004年1月14日被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2004年9月15日刑满释放；因犯贩卖毒品罪于2006年9月5日被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2007年2月20日刑满释放；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09年11月17日被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2011年1月6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8年10月1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7日被逮捕。现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黄凯欢，广东定海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正雄，男，1958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初中，台湾地区云林市居民。因犯非法拘禁罪于2012年8月20日被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2013年4月21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8年7月1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7日被逮捕。现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杨玲，广东国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尚礼，男，1974年5月2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初中，台湾地区屏东县居民。因犯故意伤害罪、私藏枪支、弹药罪于1999年11月17日被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7年7月9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8年6月1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3日被逮捕。现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简永盛，化名宋柒，男，1967年9月10日出生，文化程度高中，台湾地区南投县居民。因犯非法持有枪支罪于2006年7月31日被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2006年11月22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8年8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31日被逮捕。现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高兰，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邱俊荣，男，1970年4月15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高中，台湾地区桃园市居民。因本案于2018年6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3日被逮捕。现已取保候审。

审理经过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黄建伟犯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绑架罪、非法拘禁罪、故意毁坏尸体罪、被告人王正雄犯绑架罪、非法拘禁罪、被告人黄尚礼犯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被告人邱俊荣犯非法拘禁罪、被告人陈寿清犯绑架罪、被告人简永盛犯买卖身份证件罪、故意毁坏尸体罪一案，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2019）粤04刑初86号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人黄建伟、陈寿清、王正雄、黄尚礼、简永盛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提讯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决定以不开庭的方式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

原判认定：2002年，被告人黄建伟从台湾来到大陆后，长期居住在广东省东莞市，先后拉拢、召集被告人简永盛、王正雄、邱俊荣、黄尚礼等人，以台湾“某帮伟董”等身份招揽非法追债业务，并采用暴力、暴力威胁、恐吓等手段强行索取债务以此获利。被告人黄建伟等人在广东省中山市、东莞市、珠海市等地多次实施绑架、非法拘禁等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一）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的犯罪事实

被告人黄建伟是台湾地区“某帮”领导者之一，在台湾涉命案被通缉后潜逃至大陆境内。2008年以来，黄建伟以东莞作为据点，炫耀自己台湾“某帮”领导者的身份和在台湾杀人、逞凶等经历，以此在广东台商圈中招揽非法追债业务。在此期间，被告人黄建伟拉拢简永盛、王正雄、黄尚礼、邱俊荣加入台湾“某帮”作为“小弟”，自己是理所当然的台湾“某帮伟董”，并指使简永盛等人以台湾“某帮”的名义，采用暴力、暴力威胁、恐吓等方式强行索取债务以此获取暴利。在东莞台商圈中成为令人闻之色变的“江湖大哥”。

（二）绑架、杀害被害人魏某1及故意毁坏尸体的犯罪事实

2007年至2008年初，被告人黄建伟打听到台湾“某帮”成员魏某2与其兄魏某1在台湾诈骗获利颇丰，加之其与魏某2有旧怨，于是与王正雄多次密谋绑架魏某1以勒索财物，如勒索不成便杀害魏某1。2008年年中，黄建伟与王正雄商定通过许某鸿（在逃），以参加张某某钦生日会的名义将魏某1约到张某某钦位于中山市南朗镇的农庄内实施绑架。2008年9月17日许某鸿与魏某1一起驾车从珠海去到上述农庄。

随后在该农庄内，黄建伟安排王正雄、陈寿清、张某强、吕某扬（在逃）等人将被害人魏某1以铁丝捆绑手脚的方式控制起来，并禁锢在农庄里的一间房屋内，由陈寿清、吕某扬负责看守，第二天黄建伟、王正雄、陈寿清、吕某扬等人将魏某1塞在汽车后备箱内转移至东莞市大岭山一别墅内。其间，黄建伟要求魏某1写家书要求在台湾的亲人筹集赎金，由于黄建伟与魏某1就赎金金额未达成一致，加上与魏某1有旧怨，于是安排吕某扬、陈寿清将魏某1杀害，并分尸冷藏于该别墅一楼由黄建伟事先准备好的冰柜内，随后黄建伟安排简永盛、陈某强等人将藏尸冰柜搬到一出租屋内，并与简永盛、陈某强一起，通过肢解、烹煮、搅碎、抛弃的方式将魏某1的尸体毁尸灭迹。

（三）绑架、非法拘禁被害人李某某、曾某某的犯罪事实

2017年至2018年期间，被告人黄建伟伙同吴易霖（另案处理）等人多次在广东东莞等地密谋绑架台湾人李某某以勒索财物。2018年4月17日上午，在得知李某某当天从台湾到广东珠海的准确消息后，黄建伟指使吴易霖以帮忙追债为名纠集马友富、钟堂、熊长玺（三人均另案处理）驾车来到珠海，同时黄建伟指使王正雄、黄尚礼、邱俊荣驾车来到珠海市拱北口岸，由王正雄在澳门机场、黄尚礼在拱北口岸分别盯梢李某某，将李某某当天的行踪通报给在珠海守候的吴易霖等人。当日下午14时许，吴易霖、马友富、钟堂、熊长玺见到李某某、曾某某到达珠海市华发广场的住处后，即伙同黄尚礼直接闯入房间，冒充警察将李某某、曾某某押上汽车带到东莞市厚街镇某村台菜馆后，吴易霖安排人员用铁链锁住该二人双脚，由马友富、钟堂、熊长玺等人负责轮流看守。

当晚，黄建伟以杀害相威胁，向李某某勒索台币1亿元赎金。4月18日，黄建伟、吴易霖又强逼李某某签下面额为台币5000万元的本票及《投资分红还款协议书》，同时威逼李某某录制筹钱求救录音并通过手机向其亲友播放。李某某的亲友林某辉等人因担心李某某的人身安全，四处紧急筹款并于4月20日将台币1000万元的赎金在台湾桃园市交付给黄建伟指定人员，当日下午，黄建伟、吴易霖将被害人李某某、曾某某释放。黄建伟通过地下钱庄兑换上述台币1000万元，实际收取人民币2,164,502元后，其支付给同案人吴易霖人民币32万元、王正雄人民币1万元作为报酬。

（四）敲诈勒索被害人伍某某的犯罪事实

2015年，台湾地区居民王嘉吉（另案处理）与台湾同乡在广东省惠东县某镇经营某农场的负责人伍某某约定合作种植水果获利分成，由于王嘉吉的种植基本无收成导致无法分红，但伍某某在生活方面还时常接济王嘉吉。2017年期间，王嘉吉因生病没有得到照顾，而对伍某某产生怨恨，遂借口与伍某某是雇佣关系，向其索要工资但被拒绝。2017年8月，王嘉吉经人介绍认识了吴易霖等人，双方合谋以索要工资为借口向伍某某勒索财物。

2017年10月13日下午，吴易霖纠集马友富、钟堂、熊长玺、黄尚礼等人，在王嘉吉的引领下，前往惠东县某农场找到伍某某，以帮助王嘉吉追讨工资的名义用手铐拷住伍某某，并用电击枪电击其身体，强迫其承认拖欠工资，向其索要人民币100万元现金，被害人伍某某因恐惧，被逼无奈同意交付30万元现金。当晚18时许，伍某某电话通知司机送来人民币10万元现金交给王嘉吉，后又于10月24日安排他人将人民币20万元现金转交给对方。吴易霖从中收取人民币12万元报酬，支付黄尚礼人民币8000元、支付马友富、钟堂、熊长玺每人人民币5000元作为报酬。

（五）非法拘禁被害人吴某某的犯罪事实

2012年3月，简某某、马某某委托黄建伟处理吴某某（马某某表弟的合作伙伴）签署某电子（惠州）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合同一事。2012年4月21日14时许，黄建伟指使王正雄驾车（粤ST×）搭载曾某杰、方某仁到东莞市石排镇赤坎村万丰广场，将吴某某强行拉上车，吴某某在反抗过程中遭到三人殴打。后三人将吴某某强行带至东莞市长安镇锦厦村锦江路×号店铺内关押。黄建伟、马某某、简某某随后赶到上述关押地点。马某某将某电子（惠州）有限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合同提供给黄建伟，由黄建伟强迫吴某某在该合同上签字确认。随后马某某、简某某、黄建伟携带合同离开现场。4月22日凌晨5时许，东莞市公安局通过技术手段解救吴某某。

（六）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的犯罪事实

2012年开始，被告人简永盛使用姓名为“宋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办理建设银行储蓄卡两张、入住酒店58次。

（七）寻衅滋事的犯罪事实

2017年10月，东莞寮步镇某皮具厂负责人张某某与某皮具厂老板冼某某因劳务加工有关货物质量问题产生赔偿及债务纠纷。张某某经人介绍，请托吴易霖与冼某某请托的“东北帮”人员商谈相关债务事宜。后“东北帮”因一方被吴易霖一方揭露私自吞掉追讨的钱款5万元，意图找吴易霖寻仇报复，并与吴易霖电话约定斗殴的时间地点。2017年12月的一天晚上，吴易霖带领被告人黄尚礼以及马友富、钟堂、熊长玺等人驾车来到东莞市厚街镇锦豪酒店附近，与“东北帮”十余人发生相互追逐打斗，吴易霖持钢笔枪朝对方击发数枪，“东北帮”人员持砍刀追砍其驾驶的汽车。2018年1月，“东北帮”指派的三人又在某皮具厂追债闹事，吴易霖立即带领被告人黄尚礼以及马友富、钟堂、熊长玺等人手持组装好的枪支及仿真枪支威慑并殴打驱赶对方，此后“东北帮”不敢再来追债闹事。事后，张某某支付人民币3万元给吴易霖作为酬劳。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被害人陈述、书证、物证、搜查及现场勘验检查工作笔录、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各被告人亦供述与辩解在案。

一审法院认为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黄建伟系台湾“某帮”成员，到大陆境内发展多名黑社会组织成员，以勒索财物及绑架他人作为人质为目的绑架并杀害他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为索取债务非法拘禁他人，其行为分别构成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绑架罪、非法拘禁罪。被告人陈寿清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并杀害他人，其行为构成绑架罪。被告人王正雄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为索取债务非法拘禁他人，其行为分别构成绑架罪、非法拘禁罪。被告人黄尚礼为索取债务非法拘禁他人、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巨大、为非法追债随意殴打他人且情节恶劣，其行为分别构成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被告人简永盛明知是尸体而予以肢解、烹煮、搅碎；在应当提供身份证明的活动中，使用伪造的身份证件，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毁坏尸体罪、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

被告人邱俊荣为索取债务而非法拘禁他人，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被告人黄建伟、王正雄、黄尚礼、简永盛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被告人黄建伟在绑架并杀害被害人魏某1、绑架被害人李某某、曾某某、非法拘禁被害人吴某某的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王正雄在绑架被害人魏某1的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在非法拘禁被害人李某某、曾某某的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黄尚礼在非法拘禁被害人李某某、曾某某、敲诈勒索被害人伍某某、为非法追债随意殴打他人的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陈寿清在绑架并杀害被害人魏某1的犯罪中是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简永盛在故意毁坏魏某1尸体的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

被告人邱俊荣在非法拘禁被害人李某某、曾某某的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是从犯，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黄建伟、王正雄、简永盛、黄尚礼、陈寿清曾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故被告人黄建伟、陈寿清在绑架杀害被害人魏某1、被告人简永盛在故意毁坏尸体、被告人王正雄、黄尚礼在非法拘禁被害人李某某、曾某某、被告人黄尚礼在敲诈勒索伍某某、寻衅滋事的犯罪中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黄尚礼归案后检举、揭发同案人及其他犯罪集团的相关犯罪事实，并经查证属实，应认定为重大立功，可以减轻处罚；其归案后如实供述了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寻衅滋事的犯罪事实，对该犯罪应认定为自首，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王正雄、黄尚礼、陈寿清、简永盛、邱俊荣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并当庭表示愿意认罪认罚，可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二款、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百零二条、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八十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八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第二款、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作出判决：

（一）被告人黄建伟犯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绑架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二）对被告人黄建伟限制减刑。

（三）被告人陈寿清犯绑架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十万元。

（四）被告人王正雄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五）被告人黄尚礼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六）被告人简永盛犯故意毁坏尸体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七）被告人邱俊荣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

（八）被告人黄建伟、王正雄、黄尚礼、邱俊荣与同案人吴易霖、马友富、钟堂、熊长玺（均另案处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被害人李某某退赔人民币2,164,502元；被告人黄尚礼与吴易霖、马友富、钟堂、熊长玺向被害人伍某某返还人民币30万元。

（九）扣押在案的各被告人犯罪所用财物，予以没收（详见清单），其余物品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

二审请求情况

黄建伟上诉提出：

（1）其从台湾到大陆之后一直低调，尽量隐瞒真实身份、减少与外界接触，不存在宣扬自己在“某帮”身份非法追债的行为，同案人亦否认被吸收到“某帮”，不能以侦查期间的不实供述作为认定其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的依据；

（2）认定其绑架罪没有证据；所谓绑架并杀死魏某1，既没有尸体、工具、现场，也没有信件、录音，也不能确定魏已经死亡；而原判认定其与李某某不存在债务纠纷，仅听信一面之词。

（3）一审法院没有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在证据不足之下对其定罪，并受到公诉机关引用台湾媒体片段的误导，先入为主地认为其属于十恶不赦之徒，从而对其作出过重的量刑。请求二审予以改判。

黄建伟的辩护人提出：（1）黄建伟离开台湾多年，与“某帮”已无联系，不再是帮主，不属于境外黑社会组织人员；其没有为“某帮”扩充势力的意图，也不存在宣扬和拉拢行为，其所结成的仅为一般团伙；即便其利用曾经的身份和影响力使人产生畏惧心理，也不能认定其有发展黑社会组织成员的主观目的；如果其行为构成犯罪，应当以相应的罪名追究刑事责任，不能简单认定其构成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2）在魏某1案中，认定黄建伟构成绑架罪的证据不充分，表现在：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本案中黄建伟存在向魏某1以外的其他人索取赎金等不法要求；仅有言词证据指向黄建伟，同案人之间的供述无法相互印证，存在诸多疑点；缺乏凶器、其他作案工具以及被害人尸骨等证明被害人死亡的物证等直接证据。

（3）李某某案中黄建伟不构成绑架罪，两人中间存在债务纠纷，黄建伟只是默认吴易霖以非法拘禁的方式索债，表现在：黄建伟供述其与李某某存在债务纠纷，同案人吴易霖、钟堂也供述李某某被拘禁期间承认其欠黄建伟的钱；黄建伟只是在吴易霖主动提出帮其处理债务时予以同意，其本人没有参与对李实施非法拘禁；在李某某被拘禁后，黄建伟到场与李沟通债务解决方案，收到首期款后即释放被害人，没有造成更严重后果。（4）同意一审对黄建伟非法拘禁吴某某的认定。请求二审对黄建伟的定罪量刑予以重新考虑。

陈寿清上诉提出：（1）其虽然参与绑架杀害魏某1的犯罪事实，但不是主犯，而是在黄建伟威逼下，在自身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才无奈实施犯罪行为。（2）其归案后如实供述，认罪态度好，认罪悔罪，请求二审予以改判，使其可以早日回归社会，照顾家属。

陈寿清的辩护人提出：陈寿清没有参与绑架的预谋，是在受蒙蔽之下参与了犯罪；其在被黄建伟威胁不动手杀人就要杀他等威胁之下才被迫参与杀害魏某1，应当认定为胁从犯；陈寿清归案后认罪态度好，悔罪态度诚恳，且其作为家庭支柱，被抓之后家庭陷入困难，请求二审对其改判，在十五年有期徒刑以下量刑。

王正雄上诉提出：其没有参与绑架，只是由于法律意识淡薄而在李某某案中到澳门机场察看李某某的航班是否到达。其有罪供述是由于文化程度不高、身体不好之下，在办案单位长时间审讯后连哄带骗而糊里糊涂签字的，全无事实。请求二审撤销一审判决或依法改判。

王正雄的辩护人提出：对原判认定王正雄参与绑架、非法拘禁的事实不持异议；王正雄只是在黄建伟安排下听从其指令参与犯罪行为，不知道黄建伟要杀害魏某1，对绑架后续的杀人行为不知情、未参与，不应对魏某1死亡的结果承担责任，原判认定王正雄为主犯是错误的；王正雄归案后如实供述，主动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有重大立功表现。请求二审予以改判，对王正雄从轻判决。

黄尚礼上诉提出：（1）对其随吴易霖到惠东县帮助王嘉吉追收工资款的行为，原判认定其构成敲诈勒索罪，且与吴易霖同为主犯，依据不足，定性不准。（2）原判虽然认定其有重大立功表现，但在量刑时对其多个立功情节没有充分体现。请求二审改判较轻刑罚。

简永盛上诉提出：魏某1被绑架案是其首先交代，有重大立功；其毁坏尸体行为亦是其主动交代，应认定为自首，且该行为是在黄建伟胁迫之下而实施。对这些情节原判均未予以体现。请求二审予以改判。

简永盛的辩护人提出：简永盛因涉嫌买卖身份证被立案后主动供述毁坏尸体行为，对该罪存在自首和主动供述情节；且在毁坏尸体中，简永盛被动参与，处于从犯地位，事后极其害怕和后悔，认罪、悔罪态度良好；原判对其重大立功表现亦未认定及体现。请求二审对简永盛从轻处理。

本院查明

经审理查明：

2002年，上诉人黄建伟为逃避台湾警方通缉来到大陆，居住在广东省东莞市。在此期间，黄建伟为获取非法利益，先后拉拢、纠集上诉人简永盛、王正雄、黄尚礼、原审被告人邱俊荣等人，以台湾“某帮伟董”等身份招揽非法追债业务，采用暴力、暴力威胁、恐吓等手段强行索取债务，在广东省中山市、东莞市、珠海市等地多次实施绑架、非法拘禁等犯罪行为。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一）黄建伟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的事实。

上诉人黄建伟是台湾桃园黑社会组织“某帮”领导者之一。2008年以来，黄建伟以东莞作为据点，炫耀自己作为“某帮”领导者、“精神领袖”的身份和曾在台湾杀人、逞凶的经历，在广东台商圈中扩大影响，招揽非法追债业务。在此期间，黄建伟以“某帮伟董”拉拢来自台湾的简永盛、王正雄、黄尚礼、邱俊荣作为“某帮”的“小弟”，指使上述人员以“某帮”的名义，采用暴力、暴力威胁、恐吓等方式强行索取债务以此获取非法利益，对在广东省东莞等地经商、亲属和部分产业仍在台湾的台商造成巨大的危害。

认定依据：

1.书证。

（1）广东省公安厅港澳台事务工作办公室出具的《关于核查四名台湾籍犯罪嫌疑人背景资料的复函》。主要内容：黄建伟在台有不良帮派背景，是台湾桃园地区“某帮”的前任帮主，并因涉嫌杀人等罪于2003年、2005年、2012年6月29日被台湾司法部门通缉；邱俊荣无帮派列管资料，在台因涉嫌违反毒品防治条例于2013年6月28日被台湾司法部门通缉；黄尚礼无帮派列管资料，因涉嫌强盗罪于1998年7月24日被台湾司法部门通缉。

（2）广东省公安厅港澳台事务工作办公室鉴证的《桃园某帮之成立经过、经营行业等情资》，证实“某帮”的成立和发展过程。

（3）广东省公安厅港澳台事务工作办公室鉴证的《被告黄建伟等人帮派背景情资》，证实黄建伟在“某帮”的一些恐吓、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情况。

（4）广东省公安厅港澳台事务工作办公室出具的《关于提供台籍犯罪嫌疑人黄建伟在台涉案相关资料的函》及《黄建伟刑案记录》，证实广东省公安厅港澳台办将黄建伟在台有杀人、枪炮、组织犯罪等重大刑事案件的刑案记录、起诉书、判决书等资料转送省公安厅扫黑办。黄建伟在台刑案记录共5宗，其中杀人案件2宗，枪弹刀械案件3宗。

2.证人证言。

（1）证人吴某昌的证言。主要内容：我在台湾坐牢时认识了黄建伟，2005年左右我和黄建伟、陈某剑一起做普洱茶生意，最后生意赔了，但黄建伟要我还他7万元的损失。2009年的时候他到东莞来要这7万元，我无奈将我的一辆蓝色320型号的奔驰车给他，两个月后他还车给我，但还是要我还那7万元。2018年二三月份的时候，黄建伟的一个小弟（经辨认为黄尚礼）带着一帮人来到我在樟木头的钓鱼场找到我，说他是黄建伟某帮的小弟，黄建伟让他来收7万元的钱，他还当面打电话给黄建伟，我后来通过电话跟黄建伟谈每个月还他3000元，之后还了两个月听说黄建伟出事了。我知道黄建伟是台湾桃园人，是“某帮”的人，听说是“某帮”的一个大佬，“某帮”在台湾桃园是黑道社团，就会打杀什么的。大约是在2005年左右黄建伟在台湾犯了事逃到大陆来，然后就打着“某帮”的旗号去帮人收数，收取分成，之前我还听说有些人被黄建伟勒索过。

证人吴某昌辨认出黄建伟、黄尚礼。

（2）证人池某荣的证言。主要内容：2014年初，我承包张某在番禺海鸥岛一个工程项目，完工后张某没有给我钱，写了份《工程款支付承诺书》确认欠我工程款人民币4717364.71元，并承诺支付我误工费30万元。但是他没有履行承诺，我就一直催他还，但张某一直以各种借口推脱。到了2017年尾，我就向法院起诉张某，后有一天我跟朋友李某超喝茶时，提起了这件事，李某超说他有个朋友阿辉认识一帮催收工程款的人，我同意找他帮忙。几天后李某超、阿辉及另几名男子就来到我办公室，期间我写了一份《委托书》委托阿辉带来的一名男子去向张某收工程款，并注明要合法，不能使用暴力。第二天我带这名男子和几位兄弟去张某的住处，找到张某我就离开了。过了几天后我问李某超这件事怎么样了，阿超说他们找了张某两次都没有找到，他们没有办法了，事情就是这样。我不知道阿辉和被委托人的信息，李某超应该知道。

证人池某荣提供《工程款支付承诺书》并签名确认。

（3）证人李某超的证言。主要内容：2018年1月份左右，我、阿辉、池某荣有一次一起喝茶，池某荣说起他帮海鸥岛的开发商张某做了四五百万的工程，但张某不给工程款的事情，阿辉就说认识一个叫阿龙的，是专门帮人要债的，池某荣就说把阿龙介绍给他认识，后来我就让阿辉把阿龙约去池某荣在广州荔湾区的办公室里介绍阿龙给池某荣认识，阿龙了解事情后就让池某荣拿了份委托书给他。阿辉，全名侯某辉，47岁左右，住广州市白云区，池某荣、阿辉都是我多年的朋友。听阿辉说阿龙手下有一帮人很有势力的，具体是什么势力，什么背景，用什么手法收债我就不知道了。

证人李某超辨认出黄尚礼就是其所说的阿龙。

（4）证人张某的证言。主要内容：我之前在广州某海洋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开发一个“番禺海鸥岛某工程”项目，该项目承包给了广东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当时我们签合同规定是不能分包的，工程做到800万进度我们就付款，但是广东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层层分包，一个叫池某荣的包工头带领工程队做了100多万的工程虚报做了500多万工程就来要钱，我以没有按照合同履行为由拒绝付款。池某荣曾多次找我催收，要500多万人民币，我一直拒绝，只有一次看到工人实在辛苦就给了50多万给工人工资。

后来他带着一帮人直接到我家小区门口拦住我，当时池某荣说已经委托这帮人向我追讨工程款了，以后就由这帮人找我谈，并出示了委托书，我就把他们带到我的办公室，后来因为他们太吵了我就把他们带到附近的茶馆商谈。商谈期间他们一直威胁我，说我不给钱就对我家人不利，我自始至终都没给，他们就来了一次，后面不知什么原因就没有来了。我不认识这帮人，应该是债务公司里专门帮人追债的人。我之前有去过洛溪新城派出所但是未果，后来我也没去了。

证人张某辨认出黄尚礼、吴易霖是带头追债威胁的人员之一。

（5）证人侯某辉的证言。主要内容：2017年8、9月份的时候，我到东莞玩时遇见了黄尚礼，他是我前些年认识的一位狱友，就互留了电话开始有互动，并在2018年春节时一起到广西桂林玩。过年后的一天，我和李某超一起喝茶时听说池某荣在海鸥岛的工程被拖了几百万工程款要不回来了，我就说我认识一个台湾人在东莞开财务公司的，专门帮人收债的，可以帮忙。之后李某超就跟池某荣讲，池某荣也同意让黄尚礼帮忙。隔了几天我约黄尚礼到池某荣在广州西湾路的办公室见面，见面后池某荣就把基本情况介绍给黄尚礼听，之后黄尚礼就要池某荣给他写了份委托书。这次见面后我还见了黄尚礼几次面，后来就听说他被抓了。黄尚礼是台湾人，之前听他说他曾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刑，我知道他有个财务公司，但是没去过，具体是什么业务也不清楚，具体怎样帮别人收债我也不清楚。

证人侯某辉辨认出黄尚礼。

（6）证人谢某泽的证言。主要内容：2002年我来大陆深圳做生意，2004年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台湾人许某宏。2008年左右，许某宏引荐他的大哥“伟董”给我认识。认识之后，黄建伟经常约我喝咖啡，某的老大突然对我这个普通人这么好，我感到受宠若惊。一次他让我帮他从深圳买了六部手机（每部500元），合计3000元人民币，没过几天他就说手机有问题要退货，但我又无法退货，黄建伟就以此为由让我跟他做事，我知道他心狠手辣，迫于无奈开始做他小弟。2009年初我跟黄建伟跑到福州一个酒店房间内，他拿出翡翠杂志，特意翻到登他照片的那一页，说要我们看看他以前的事迹，我们就轮流翻看了。

2009年，许某宏接了一个委托收账的，对方是一个叫“阿根”的台湾人。许某宏与简永盛商量怎么去收，简永盛说他不想让黄建伟插手（因为他会拿大头），于是他们决定委托当地的一帮东北人去收，把收账委托书给了东北人，后来黄建伟知道了这事，而且去找债主收回了10万元，黄建伟把这10万元分给了简永盛1万元，许某宏5000元，还有5万元给了“阿根”。当时简永盛没敢收，因他还委托了东北人去收，怕两边不是人，没多久东北人还是知道了，他们把我、许某宏、“阿根”绑到了大岭山镇的一家西餐厅谈，当时外围有两三百都是东北人。据我了解，黄建伟很霸道，他说这是我们台湾人的债务凭啥给大陆人收，另外他对简永盛、许某宏私自背着他去收账很生气，后来简永盛也因为这笔账的事情与黄建伟闹翻了。

我经常在简永盛的餐厅吃饭，听他抱怨过黄建伟让他做了一些非常棘手的事情，但黄建伟只给了他5000元人民币就打发了。他说黄建伟当时命令他处理一个用铁链捆绑着的冰箱，他当时没说里面装着什么，但我和许某宏都听出来了里面是尸体，简永盛对黄建伟只给他5000元很不满。

我知道黄建伟手下有“马沙”、简永盛、许某宏、“旺旺”，另外还有一个叫“阿酷”的人给黄建伟当司机，还有一个叫“阿布”的大陆人，后来离开了。我知道他都是接受委托去帮台湾人收账的，因为黄建伟在台湾有命案，所以名气在外，委托他收账的数额都不小，他收账都打着“某”帮主的名号。

证人谢某泽辨认出黄建伟，马沙（王正雄），简永盛。

（7）证人罗某金的证言。主要内容：我2001年就回到大陆，在东莞做生意，2008年我生病中风之后，回台湾治疗以后又回东莞一直至今。我大约在2013年通过一个叫小许的朋友介绍认识黄建伟。认识之后，黄建伟和他的一些朋友常来我这喝茶聊天，他们称黄建伟为“伟董”，也提到“某帮”，所以我渐渐了解到黄建伟就是“某帮”的帮主。后来我从台湾新闻媒体报道中才了解到黄建伟在台湾犯案在逃了。黄建伟在东莞有几处物业出租，其中有两间是铺头，另一处是住宅。

在日常生活中，黄建伟身边关系近的有两个台湾人，一个年纪比较大叫“马沙”，另一个年纪比较轻叫“阿俊”的男子，这两人平时经常跟着黄建伟，“阿俊”为人很客气，做事很勤奋，黄建伟很多事情都让“阿俊”去办。但那个叫“马沙”的男子经常打着黄建伟的名头在外面任意妄为。一个叫张某平的台湾男子经常从台湾过来找黄建伟，我看黄建伟对他非常尊重。

（8）证人谢某裕的证言。主要内容：2014年左右，黄建伟在我的茶庄对面开了一家牛排馆。有次他走进我的茶庄自我介绍说“我是桃园黄建伟”，我一听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因为他在台湾很出名，新闻经常会播他的恶行，听朋友说了很多他的事迹。后来听说黄建伟在东莞帮人收账，就是对在东莞做生意的台湾人敲诈勒索，比如我知道的两件事，一件是去年九月底，我朋友王嘉吉（台湾人）委托黄建伟帮他追债，王嘉吉和黄建伟是在罗某金的“饺世界”说的，但王嘉吉跟我很好，他告诉我他在农场打工，老板欠了他几年工钱，三十多万，后来黄建伟安排了几个“马仔”帮他要回来了，但由黄建伟先保管着。

还有一件事是大约2012年的时候，黄建伟指使“马沙”带着他的几个“马仔”在东莞绑架了一个叫吴某某的台湾老板，目的是帮人追债，这个事情是曾某杰告诉我的，他就是当时绑架吴某某的人之一。我们在东莞的台湾人都很怕黄建伟，怕哪天也被他绑架了，听说他被抓我们还是很高兴的。

（9）证人骆某泉的证言。主要内容：我认识黄建伟、“阿明”等人，两年前，他们主动来到我公司，目的是向我讲讲他们的势力和背景，以方便他们以后做违法的事情。大概两年前，我当时是东城区台商协会的会长。那天我在办公室，来了七、八名陌生男子，为首的当时有三名男子说来拜访我。我的一个叫“三哥”的台湾朋友和我相约说来我办公室坐坐，之后就有七八名男子和“三哥”一起来到我的办公室，为首的有三个人，一个自称叫“伟哥”，一个叫“明哥”，还有一个叫萧某兴，他们说来拜访一下我这个会长，当时我就感觉不对，我觉得有些来者不善，他们是押着“三哥”过来的，我听说“三哥”欠他们一笔赌债，“三哥”和他们过来是向我借点钱还给他们，于是我就借了5000元给三哥还给他们。

之后“伟哥”就直接向我示威性介绍自己，说他是台湾“某帮”的老大，他在台湾已经有好几条命案在身，现在他什么事情都不怕，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他都敢做。接着“明哥”也自我介绍，他说他在厚街一带的实力也很强，当时看他带着几个大陆小弟，“明哥”说以后有什么债收不回来可以找他，他是犯过事的人，有人有枪的，而且枪支要多少有多少，“伟哥”还特地对“明哥”说，“阿明，你拿出两只枪给会长看看，”当时我很害怕，就很客气地和他们聊天，没有看枪，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叫萧某兴的台湾人，他就说他是厚街做生意的，没说什么背景，后来经过和其他台胞了解，我感觉萧某兴像是这些人的金主。

之后“伟哥”约了我好几次，我害怕得罪他，表面上也和他接触，慢慢的知道他叫黄建伟，他还特地带我去东莞市公安局附近一座东升大厦认识一个叫“杨董”的台湾人，在那里开设赌场以后，我就感觉黄建伟会常带一些台商到这些赌场赌博，从中产生赌债，从而他们可以为由追债等。“三哥”可能就是这样的例子。

证人骆某泉辨认出黄建伟、吴易霖（“阿明”）。

（10）证人严某章的证言。主要内容：黄建伟是台湾“桃园某”的帮主，平常就靠绑架、勒索台湾的商人，放高利贷为生，反正东莞的台湾人都怕他。我一个姓郑的朋友因为在餐厅吃饭提起黄建伟时说“伟哥”，被传到黄建伟手下“马沙”那里去了，“马沙”说他不尊敬黄建伟，不称呼“伟董”，要修理他，除非他摆酒道歉。后来姓郑的摆了三围酒才把这事摆平。我还听说黄建伟绑架过吴某某，“玛莎”还因此坐了牢，还有“玛莎”曾经打着“某伟董”的名号去惠州农场追讨过工钱。反正我知道黄建伟是混黑道的，平常不敢惹他。

（11）证人黄某彦的证言。主要内容：我是东莞市常平镇土塘某塑料厂董事长，是台湾人。大约是2009年的时候，一个名叫陈某吉的台湾人来我厂里找我喝茶，“阿伟”带着三四名男子进来说陈某吉欠了他们80万元人民币，要把他带走，我把他们拦下一起坐下来谈，协商第二天陈某吉带50万到我厂里给他们来取。第二天陈某吉带了50万元过来给了“阿伟”他们。过了半年，“阿伟”带了两名男子来厂里找我说陈某吉欠了他们80万元，还了50万元，剩下的30万元要我补上。我拒绝了，几天后一天早上我骑单车从厂里出门，一辆蓝色的别克车把我拦下并拿球棍打我，我跑回厂里并报警了，当时我打给一个派出所工作人员，不是110。

第二天一名叫“水仙”的人来做说客，但我也拒绝了，后来“阿伟”他们几次托人来找我要钱，我都拒绝了。我被打后“阿伟”没有上门来找过我，“阿伟”外号叫“矮子伟”，真名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叫黄建伟，我能辨认出他，“阿伟”带来的人我不一定能认出。我不知道陈某吉为何要把50万给“阿伟”，我也没有陈某吉的联系方式，“阿伟”当时找我要钱的时候没有其他人在场，“水仙”当时来找我说客的时候说过是“阿伟”找人打我的，但“水仙”现在已经死了。关于“阿伟”，据一些在东莞的台商说接到阿伟的电话问要50万，不给就在台湾绑架、殴打他的家人，“阿伟”就是靠到处恐吓别人弄钱的。

证人黄某彦辨认出黄建伟。

（12）证人林某辉的证言。主要内容：我在东莞长安镇做五金生意，在2000年的时候，我在东莞长安镇经营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黄建伟、王正雄和一个叫“水仙”的人在长安镇一个楼盘那里开设赌场，我认识了他们，我当时听说黄建伟这群人经常打着某帮、某帮的名义勒索财物，而且黄建伟身上有命案，就一直躲着他们。大概2016年底的时候，我在长安镇一家卤肉店招待台湾朋友，黄建伟、王正雄一伙人十多个来到卤肉店，其中两个黄建伟的小弟走过来一左一右用手押着我说老大要找我谈谈，我当时身边也有七八个朋友，就帮我拦住了黄建伟那群人，我挣脱控制后从饭店的侧门离开了，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黄建伟他们了。

他们当时应该是要绑架我勒索钱财，因为他们通常都是这种手段，当时我有去长安的派出所备案，但因为我提供的证据和线索不够，派出所没有立案。当时在场的人都回台湾去了，联系不上他们了。黄建伟一伙人其中“水仙”是台湾桃县人，60多岁，已经死了。王正雄，60多岁，也是台湾人。

证人林某辉辨认出黄建伟、王正雄。

3.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1）上诉人黄建伟的供述和辩解。主要内容：台湾“某帮”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创帮会，有七批成员，每一批相隔3至4年。第七批是我、吴某国、“阿鹿”。我二十多岁时，我在“某帮”里的威望日益提升，帮派里的人都尊我为“某帮”的“精神领袖”，地位与教主相当。我在“某帮”里最顶峰时期，我的手下有几十个堂口，帮派的小弟共有几千人，我们帮派涉猎的行业很多，包括了夜总会、赌场、电玩城等等，还承办一些演出、赛事。

大约1995年至1998年间，台湾当局对台湾所有帮派进行了一次整治。当时我也以“某帮”帮主的身份被抓了起来，还给我加了很多罪名，如：毁损、枪击、组织帮派犯罪等。当时我被送到台湾台东绿岛监狱羁押，我被判无罪后被释放。到了2002年，我沾上了几件事情，被迫潜逃至大陆。我到大陆后没有参与管理“某帮”的事情，“某帮”表面上现在是李某某做帮主。但是我的江湖影响力还是有的，虽然我到了大陆来，但是他们还是很尊重我的为人和江湖地位，我有事情也会有人帮忙，帮会别人有事也会给我电话，我也有帮忙调解处理。

我到东莞后，台湾那边的“某帮”社团的许某宏、许某鸿找过我，还有三个台湾的生意人张某平、谢某、川哥找过我，他们知道我在台湾出事了，过来大陆玩顺便看看我。我从福建偷渡台湾时是林某榕帮我联系介绍的，后来到东莞长安又联系到他。我因偷渡被判刑出狱后自己一个人又回东莞，认识了我女朋友戴某英，通过“小黑”认识王正雄（“马沙”）、“阿酷”是“马沙”的亲戚、于某展（“旺旺”）、简永盛、吴易霖、邱俊荣、黄尚礼、许某鸿，迈克。“马沙”年纪比我大，我叫他“马沙哥”，他是台湾台北人，他是承包集体食堂做餐饮的，有时调解纠纷他会出面处理。邱俊荣是台湾的“某帮”社团的，他的老大是我们社团第五代的成员。

“旺旺”是台湾的生意人，简永盛也是我们“某帮”社团的。吴易霖是我到大陆这边才认识的，他是台湾地下“某队”的成员，专门抢赌场的。黄尚礼是台湾高雄平东地区社团成员，之前是在东莞监狱坐牢认识吴易霖，出来后投靠吴易霖，迈克是简永盛的朋友，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简永盛、邱俊荣、徐世宏、许彦宏和吕某国都是“某帮”的人，其中我只在中山见过许彦宏一次。

我在大陆也帮人处理一些经济纠纷或者追债之类的事情，但是我很少亲自出马，很多时候都是介绍其他人去帮忙。具体是：①2008年“马沙”叫我帮忙处理“大象”哥哥尸体那件事情，我就找了简永盛帮忙，简永盛又找来“胖子”帮忙；②2008年以后，有一次徐世宏找我帮忙处理“阿根”和他表弟的那个涉及60万元人民币的纠纷，当时我帮忙收回了10万，但是因为分成的问题和简永盛发生了误会，之后简永盛就开始对我有意见了；

③2012年，简某某找我帮忙处理他女朋友马某某和吴某某的经济纠纷，当中涉及公司更名的问题和8000多万台币，那时我和简某某在电话里谈论这件事的时候刚好王正雄在我身边，王正雄就叫我交给他去办，我就介绍王正雄给简某某认识，让王正雄自己去帮简某某，王正雄又找了“阿杰”和“何仁”帮忙，后来他们抓了吴某某，犯了非法拘禁罪被判了刑。④2016年还是2017年，在广州花都有两个台湾人之间发生了经济纠纷，其中一方找我帮忙解决，我就找了吴易霖去，吴易霖还签了委托书去帮忙处理，但后来没有处理好；⑤2018年我找吴易霖帮忙向李某某追债这件事。

（2）上诉人黄尚礼的供述和辩解。主要内容：我在2017年7月出狱之后先是投靠了吴易霖，经吴易霖介绍认识了台湾“某帮”的帮主黄建伟，黄建伟知道我被限制出境一年，又刚出狱没有什么经济收入，于是叫我跟着他做帮人追债的事，他让我出去收债的时候，用他“某帮”的旗号（但也不会要我搞什么仪式入会）。他还让我去帮他招兵买马收小弟一起做他追债的“单子”，所以后来黄建伟算是我老大，我跟着他听他安排做事，做成事后会给我分三成作为我的好处。

黄建伟接的委托很多，有绑人的，也有杀人的，接到委托之后会叫我和吴易霖跟他见面商量，他只对我们这条线，我们下面的小弟不能直接跟他有联系，以免被警察抓了之后这些小弟会供他出来。他会把本票或者收据给我们，让我们去帮他把人绑了，用黄建伟台湾“某帮”主的旗号告知对方是“伟哥”要追的钱，并且让我们用被绑的人自己的手机录音，比如花都那个姓蔡的老板，黄建伟给了我们一张纸，纸上大概内容是：“XX我们做人要讲良心，不该我们得的钱就不要得，还给人家，按照对方说的去做……”，让我们绑了人之后让对方按照这些内容去说，然后录音交给邱俊荣，再由邱俊荣交给他，他会找人去台湾那边把录音给这个老板的儿子听，然后收钱。一般据我所知，黄建伟绑过的台湾老板都知道台湾某“伟哥”，一说“伟哥”的名字他们都很害怕。

我看过黄建伟身边比较固定的成员有邱俊荣、“马沙”，还有一些从台湾过来的他的小弟，比如“阿堂”。帮黄建伟干过最多绑人的事情的是吴易霖，吴易霖手下有好多内地马仔，另外黄建伟还有一些我没见过的其他小弟。我也很快找到可以跟我一起帮黄建伟做事的人，比如“阿木”（四川人），“阿达”（台湾人），我也拉了一些吴易霖的小弟来帮黄建伟做事。

黄建伟让我安排人做过一些委托的单子，具体为：1、2018年2月份左右，黄建伟接了个台湾蔡老板（家住花都龙泉西路）欠人两千万人民币的委托，他叫我和“阿堂”带人去绑人，让我将蔡老板绑到他在一龙路据点的那个仓库，但是我装了GPS在这个老板的车底下跟踪了一下一直没有机会；2、黄建伟同时还叫我和“阿堂”去珠海夏湾新村绑架台湾某不倒会的会长，这个会长在珠海开了家融资公司，而且他在台湾也逼死了七、八个人，台湾那边黑帮老大“典哥”出资一千万找他，我和“阿堂”、黄建伟、“马沙”、“典哥”还有几个大哥级别的台湾人都来过珠海踩点，但还没机会下手；3、黄建伟让吴易霖策划实施绑架李某某，还安排了我、邱俊荣和“马沙”和吴易霖一起做。

我加入到某之后，黄建伟对我们也没有提过什么要求，但要求讲排场，吃饭人多或者走路的时候，我和邱俊荣都在他身后，像保镖一样，他讲话的时候，其他人不能插嘴，不然就会挨骂。黄建伟对帮派的小弟很严，如果乱做事或做错事，就被黄建伟骂。但像对吴易霖这些不是他本人小弟的，黄建伟的态度就会很好，跟对方有商有量。一般黄建伟召集我们处理事情都会通知我们去邱俊荣的汽车美容店内，平时会叫大家一起吃个饭，没有所谓的重要的节假日或者纪念日。

我还听邱俊荣和“阿堂”说过，2008年，黄建伟还将一个人分尸，他们还说黄建伟说过找到尸体就是谋杀罪，找不到尸体最多就是失踪案。

（3）上诉人简永盛的供述和辩解。主要内容：我在台湾时就被黄某义发展成为“某帮”的成员，具体帮“某帮”做了如下事情：①我加入某大约一年左右，黄建伟叫我去桃园清理门户杀一个小弟，我没砍死那个小弟，还在台湾判了七年刑罚，但实际只坐了两年十个月就出来了，黄建伟让我做了南投地区某的堂主。

②我做了南投堂主后不久（当时我应该是34岁），黄建伟又要我和黄某义带着另外两个小弟游某益、邱某胜去杀某的叛徒王某成和台湾立委李某南，黄建伟跑来大陆之后就用电话遥控指挥黄某义操作某的事情，他在电话里面跟黄某义说，他来大陆之后身边需要小弟继续帮他在大陆这边做事，后来游某益拿着一把92式手枪，15发子弹都打光打死了王某成，然后就一直躲在台湾继续等机会枪杀李某南，我们动过两次手，但没有成功，我觉得在台湾呆不住了，就和黄某义先跑来大陆投靠了黄建伟，大约在2005年左右，黄建伟又安排我和李某龙偷渡回台湾枪杀李某南，但因为偷渡被抓，这事也不了了之。

③来了大陆之后黄某义跟黄建伟闹了些矛盾就离开了黄建伟去柬埔寨贩毒了，而我投靠黄建伟之后，黄建伟让我帮他做着追债的事情，但因为当时我们没什么帮手，追不到钱，黄建伟小气，也不给我钱用，我只能自己在外面找事做，比如做做导游，和在朋友的餐厅里打打工。

④到了2008年或2009年初，黄建伟绑架了“大象”的哥哥魏某1，后来把人弄死了，让我和陈某强帮他一起处理掉了魏某1的尸体。⑤2009年的时候帮派里的许某宏拿了一个追债的委托给黄建伟，黄建伟又让我去追，后来我找了东北人帮忙把钱追到了，黄建伟又不给人家分钱，因为这件事我跟黄建伟就闹翻了，跑去福建躲开黄建伟了。

2004至2005年期间，黄建伟会偶尔找我一起，与其小弟出去收债，到2007至2008年下半年，我在东莞生活，此时与黄建伟接触频繁，这段时间帮其收债较多。黄建伟的职业主要就是接受其他台湾人的委托，向在大陆生活的欠下债务的台湾人讨债。2004至2005年间，跟着黄建伟的小弟有许某宏、“马沙”、“阿欢”（黄建伟的司机，2005年离开了大陆）、“阿酷”（顶替“阿欢”做黄建伟的司机）、“米高”、“阿国”及我。2007至2008年间，跟着黄建伟的“小弟”只剩下许某宏、“马沙”、“阿酷”、“旺旺”、陈某强和我。

我们这些跟着黄建伟的“小弟”都是台湾人。许某宏、“马沙”、“阿欢”、“阿酷”、“阿国”、“旺旺”都是台湾“某”的成员，因在台湾犯事、或被警方通缉，从而潜逃回大陆投靠黄建伟的。而我、陈某强没有台湾黑道背景，只是因在大陆混的不好，于是被黄建伟收纳旗下，跟着黄建伟，或者帮其前去收取一些在大陆台湾人的债务，从而获取一些经济利益。

黄建伟让我去收债的时候都是要我打着他“某帮主伟董”的旗号去跟别人说的，他要我们跟对方说：“现在这个钱是台湾某的老大‘伟董’要我们来收的，你可以去打听一下黄建伟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由于黄建伟收数的对象几乎都是台湾人，这些老板都听过黄建伟的事，因为黄建伟在台湾做的事情都是轰动全岛的。

黄建伟和我及其他帮派成员说过，如果背叛帮派、不服从帮主就视为违反帮规，违反帮规的就要被做掉（杀掉）。比如王某成和“大象”的哥哥魏某1就是某的人，因为出卖了黄建伟所以黄建伟要杀掉他们。黄建伟过来大陆之后曾跟我们说过，要许某宏在台湾那边帮他安排一些在台湾犯了事的人过来投靠他帮他做事，我见过过来投靠他的有“阿杰”、“迷糊”、“阿酷”、“旺旺”还有一些我记不住称呼的都有好几个。这些人都是“某帮”的，黄建伟在这边也是让他们帮他去追债。另外黄建伟在内地也有收小弟，我和他一起的时候他身边也常常会有带过几个内地的小弟，但是黄建伟不会介绍这些人，因为这些人的辈分不足以上台面，也没资格在台面上说话。

（4）上诉人王正雄的供述和辩解。主要内容：我在2007年认识黄建伟，我跟黄建伟从相识到深交，成为好朋友，并经常帮他做事。黄建伟在台湾做坏事很出名的，在台湾的警网上都会有他的名字，在道上混的人都知道他，他的名气在我们台湾人当中还是很出名的，在东莞黄建伟也是最有名气最高调的，很多台湾老板会找他去帮忙追讨债务。黄建伟接到委托之后就会安排给手下的人去做。

2009年，黄建伟曾跟我、曾某杰、小谢、方某仁去说他接了“阿根”的亲戚委托找人砸“阿根”的公司，黄建伟那次第一次明确说要我们说自己是“某帮伟董”的人，是“伟董”接受了他人委托要我们去砸的。我们当时都同意了，按照黄建伟的安排，方某仁和曾某杰、小谢上去公司砸，我负责开车接送他们。只是这次公司没人，所以我们没干成。但是黄建伟从这次的事看我们都同意按照他的安排做事，就认为我们是他某的马仔了。所以到了2012年，他又接了简某某的委托，要绑吴某某回来追债，他约了简某某、马某某、我、曾某杰、方某仁在长安迪欧咖啡厅谈这件事。我同意加入某有两个原因，一是担心违背黄建伟的意思会遭到他报复；二是打着某的名义去帮黄建伟追债有底气，因为在台湾人来说，有帮派身份的人一般他们都会比较害怕，容易办成事。

黄建伟让我称呼他“同学”，这是做给外面人看的，就是想让别人觉得我背景清白，不容易被警方盯上。事实上我只是他手下的一个小弟，做什么事都是他来安排，我要提出一下自己的意见就会被他训斥：“你懂还是我懂，你是大哥还是我是大哥。”然后我就不敢再出声了。

我在黄建伟手下具体做的事：①在黄建伟的指使下，打着“某”的名头参与实施相关的讨债活动；②大概2010年，一个叫“阿根”的台湾人可能跟他亲戚在生意上有冲突，导致那位亲戚对“阿根”很不满，于是那位亲戚就叫黄建伟去教训一下“阿根”，黄建伟就叫了曾某杰、方某仁、小谢去深圳“阿根”的公司里，如果见到“阿根”在公司，就砸他的公司，由我开着别克商务车载曾某杰、方某仁、小谢过去深圳，后来曾某杰、方某仁、小谢上去公司里，没有发现“阿根”，所以就没有砸；

③2012年，我参与对吴某某的非法拘禁案，这件事是马某某、简某某找到黄建伟帮忙，当时他们在咖啡馆商量如何处理这件事情时，我也是看见过黄建伟拿出那本有报道他“某帮”的台湾杂志给马某某他们看，黄建伟安排了曾某杰、方某仁以及我去抓吴某某；④在李某某绑架案中，我帮黄建伟到澳门机场看李某某等人是否已到达，然后把信息告诉给邱俊荣。但后来事情发生完之后，我听邱俊荣说，黄建伟与吴易霖因为分赃的事情闹得不愉快。

黄建伟手下的“马仔”有“阿酷”（司机）、“阿呆”、邱俊荣、许某宏、方某仁、“小谢”、“旺旺”、“永盛”、“阿龙”（黄尚礼）及我。这些人都是台湾人。我们这些“马仔”对黄均尊称“伟董”。如果他们不听黄建伟的指挥或办事不利，黄建伟会骂下面“马仔”，我听过黄建伟直接用台湾话骂邱俊荣，内容大约是：说好几点来，你不来，是不想混了，想找死是吗，他下面的“马仔”都必须听他的。黄建伟还拿过一些报导他在台湾“某帮”所犯下的违法犯罪事迹的台湾杂志给大陆的台湾人看，就是为了让人怕他。

（5）原审被告人邱俊荣的供述和辩解。主要内容：2012年我从台湾来东莞，2014年通过吴易霖的介绍认识黄建伟，当时在场的还有黄尚礼。熟悉了之后，黄建伟对我说，你一个台湾人在这边万一有什么事情怎么办，不如过来跟我，帮我做事，我好照应你。当时我也觉得自己主动不欺负人，但也希望不被其他人欺负，而且帮黄建伟做事也有些好处，所以同意了。黄建伟在别人面前都会介绍我是他的小弟，他比较信任我，一般认识不久的人要找黄建伟，都会先找到我，黄尚礼（也叫“阿龙”）也跟着黄建伟做事，另外还有“马沙”、郑某堂、还有一个在厚街开旅行社的叫“阿水”的台湾男子，我做事做得不好，就会被黄建伟骂。

我应该是2017年7、8月份答应帮黄建伟做事时，就已经算是“某帮”的成员。虽然黄建伟没有很明确叫我加入“某帮”，但他是很明确地叫我去帮他做事，也跟别人说我是他“公司”的小弟，我也承认了，黄建伟指“公司”的意思也就是大家都知道他的“某帮”，因为他没有开名义上的公司，他在别人面前都说自己是“某帮”的帮主、“精神领袖”，况且我们每次出去帮黄建伟收数，黄建伟都要让我们这些小弟跟对方说是“台湾的伟董”或者“台湾某帮的伟董”叫我们来收数，不能打着其它旗号去收数，因为“台湾某帮黄建伟”的名气在大陆东莞那一带的台湾人里都非常有知名度，知道黄建伟是怎样的一个狠角色，收数起来都很方便，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尽管黄建伟没有明确说是加入“某帮”，但其实从我答应帮他做事那天起，黄建伟就把我当做是“某帮”的人，我也觉得无所谓。

我帮黄建伟做过以下事情：①2018年3、4月份的时候，黄建伟的一个叫“山东哥”的台湾朋友，他委托黄建伟去珠海收数，后来黄建伟、我、“山东哥”等人去珠海认人，但后来事情没办好，“山东哥”没付钱给黄建伟，自然我们做小弟也不可能收到报酬，但是这次的车费、油费是黄建伟出的；②2018年3、4月黄建伟说他有个叫“国昌”的朋友欠了他七万元，于是就叫我和“阿龙”去东莞樟木头向这名台湾人收数，我们找到“国昌”，他让“阿龙”打电话给黄建伟，接通后“国昌”就拿着阿龙的电话跟黄建伟谈，之后谈好每个月还给黄建伟2000至3000元人民币，以转账方式给黄建伟，事后每次“国昌”还钱给黄建伟，我和阿龙都能获取报酬，其中阿龙500元，我400元；

③2018年3月底的时候，一个姓“孙”的台湾人委托黄建伟向广州花都的一名台商收一笔大概2000万台币的账，黄建伟就叫我和“阿龙”负责这件事，但这件事折腾了好几回，还是未能把人绑回来，所以这笔债暂时还没有能收到；④还有就是今年（2019年）3、4月份绑架李某某的事情，前期是黄建伟安排我和“阿龙”去珠海踩点，到实施绑架的当天，是由我开车载着“阿龙”、“马沙”到珠海拱北地下停车场，“马沙”过关去了澳门确认李某某的航班信息，后黄建伟或是“马沙”发了信息给我说李某某已经到达，再后来黄建伟叫我接上马沙一起回来，但“马沙”说在珠海跟朋友一起，之后“阿龙”打电话给我，叫我开车到珠海的竹林酒店，我在酒店等了一个多小时，“阿龙”说他们已经把人押走，目前在高速公路上，我就自己叫了一部滴滴回东莞，让朋友帮忙付了300多块的车费。事后，我才从吴易霖那里分得2万元人民币；

⑤去年年底，黄建伟受委托要向一个叫“中裕”的台湾人收大概20万人民币的账，当时就问我有没有认识“中裕”这个人，刚好我的朋友“阿达”在旁边，就说认识这个“中裕”，于是黄建伟就让阿达负责收这笔账，后来阿达说这个“中裕”是住在东莞常平一带，还说“中裕”身材高大，不好对付，就叫黄建伟借一把枪给他用来防身，黄建伟就通过我把枪交给了阿达，我记得当时黄建伟叫我到南栅公园，然后把一个装有90制式手枪、6颗子弹的黑白色相间电脑手提袋交给我，我就再转交给阿达，不过后来阿达也是因为找

潘玉良：从青楼里走出来的一代画魂，画作藏入卢浮宫的中国第一人

作者：遥山书雁

发布时间：2022-08-29 09:01

快照：

中国历史上，为人妻妾而从良的青楼女子不胜枚举，尔后本人做出一番成就的却寥若晨星。举目仰望，浩瀚星空中终有亮眼的闪耀吸引万千目光她，就是我国著名旅法艺术家潘玉良。作为接受新美术教育并成为画家的女性典型，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付出巨大牺牲，用一生的承诺实践着对艺术的追求一从孤儿到“雏妓”的艰难身世，从妻妾到艺术追求者的梦寐以求，从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到世界艺坛的著名艺术家的传奇一生，是潘玉良肉与灵，人与画的风尘重奏。

一、灰暗的人生底色

1895年6月14日，潘玉良出生。老家在古城扬州广储门街。1929年秋，她离开上海美专赴中央大学任教前夕，回此地探望过。她是一个贫民家庭里的第二个女婴。《清明》杂志连载石楠所写的《张玉良传》中说她叫张玉良。这个名字再通过电影和电视的宣传已广为人知。但后来在同名书中的《潘玉良年表》中石楠说她本姓陈，名叫秀清。

潘玉良青年时期

另外，她上海美专的同学在回忆里提到她曾经叫过潘世秀的名字，因而推测她以前叫陈世秀。原名的确证似乎已无关紧要，因为世界风云在“天朝大国”上空激荡的19世纪末，连普通家庭的起落沉浮都司空见惯而容易淹没在历史洪流中，更何况区区一个名字？

足以让后人深切触动悲悯情怀的事实是：一岁不到丧父，两岁时姐姐夭折，八岁时相依为命的母亲撒手人寰——孤儿成了孜孜以求的潘玉良一生的灰暗底色。

稚嫩的潘玉良失去了生存依靠，孤苦伶仃。念在同胞手足的情分上，舅舅收养了她。“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舅舅收养的五六年里，她拣拾柴火、洒扫庭院、烧茶倒水、洗衣做饭，将劳苦辛勤的“寄人篱下”生活和幼小生命的成长全部打发在那一件接一件的农家小事中。

要是日子就这样往复继续，潘玉良的未来不过是农村里最普通的勤苦之妻、温顺之母，终将在无数的平凡女子中湮没。

青年潘玉良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十三四岁的少女初现春色旖旎，这在“卖儿卖女”的艰难时代里有足够的理由让有点赌性的舅父彻底忘却那偶尔念起的手足之情。

1909年初夏，不到14岁的她被舅父带到芜湖县城，哄着将她卖给了“怡春院”当烧火丫头。只能接受命运的小玉良依然是孤儿，而此时更成了一名“雏妓”。

她心有不甘，曾数次逃跑，或上吊寻死。可14岁的幼小身躯又如何能对抗那纸醉金迷的青楼生活呢？小玉良的心渐渐地冷了下来，任命运的浪潮携带着起落沉浮。

二、贵人相助的生命转折

上天并非垂怜所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却独具慧眼地向小玉良伸出了机缘之手。1912年，海关监督潘赞化到芜湖上任。当地乡绅富豪为了讨好新任长官，在接风宴席上，点选了潘玉良弦歌助兴。

从没读过书的她借南宋天台营妓严蕊的古调《卜算子》“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去”让潘赞化深受感动。

潘赞化，号亮聃，1884年生。原是桐城才子，1902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参加东京青年会，后加人同盟会。民国元年回国。追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也参加过蔡锷将军的护国军，任旅长，讨伐袁世凯。后转入政界，在南京政府交通部当过司长。他外形上身材高大，端庄浑厚，内心里诚恳厚道，是一个开明的知识分子。

接下来，两人交往了几个月。潘赞化亲自教她认字读书，还发现了她的绘画爱好与天赋。

如果继续交往，潘赞化难逃“狎妓而不务关务”的嫌疑，如果任潘玉良在“怡春院”生活下去，潘赞化于心不忍。两难抉择的最后出路是：将其从青楼赎出，并在一条普通而又特殊的街道——《新青年》诞生地，上海渔阳里为她找到了一幢石库门房子做新居，让她离开伤心地开始新生活。

人的机遇是人不能控制的，如天上风云变幻般难以预料。有时偶然性就是一种奇特的命运，会把梦想不到的幸运赐给人。认识“贵人”潘赞化，是潘玉良人生路上的转折点一像春暖花开时节的乳莺和雏燕，既然春光明媚，就要学着飞向天空！

没有车水马龙簇拥，没有锣鼓喧天闹热，没有盛大的喜庆酒宴1913年，29岁的潘赞化和18岁的潘玉良结成伉俪，证婚人是潘赞化的挚友陈独秀。自此而后，摆脱雏妓的身份，潘玉良做了小妾。

三、求学上海美专

忙碌的潘赞化为潘玉良聘请了家庭教师。潘玉良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一边继续自己对颜色线条的爱好。后来，她的临摹习作被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色彩学教授洪野发现，因而有幸随他学习绘画。

潘玉良天资聪慧，毅力过人，飞速的进步使洪野万分欣喜，给潘赞化的信中他写道：我高兴地向您宣布，我已正式收阁下的夫人做我的学生，免费教授美术....她在美术的感觉上已显示出惊人的敏锐和少有的接受能力。”

回想当初，潘赞化带潘玉良去拜邻居洪野为师学画，当洪先生知道她从没正式上过学之后，哈哈大笑：“潘先生，恕我直言，一个没有受过基本文化教育的人，就想迈进艺术园地，似乎不大可能。不瞒阁下说，我从事美术几十年，就是没当过小学图画教师呢。”这个转折似乎已经暗示了潘玉良作为画家的一生既幸运又坎坷的必然历程。

1918年，在丈夫和老师的鼓励下，潘玉良报考了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此校1912年11月由刘海粟创办，名为上海图画美术院。1921年改名上海美术专门学校。1930年改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是国内最早的高等美术院校。)

虽然她的成绩是优秀的，但教务主任考虑到美专为画模特儿一事曾经引起风潮，受到了社会的攻击(被军阀孙传芳等视为大逆不道)，再接受一个出身青楼的女子人校，可能会将学校卷人难堪，因而没有录取潘玉良。

1984年，刘海粟回忆当初情形，说是陈独秀找到他，他才帮忙录取了潘玉良，并亲自通知她被录取了。也有当时在上海美专读书的人说潘玉良是插班进去的，这已经不可考证。

录取的事还关联到张玉良改名潘玉良。改名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刘海粟在录取榜上第一名的旁边加上了她的名字，但改姓潘，既避免学校的难堪和社会的谣言，又意味着让她与原来有一个决裂，走向新生。

另一种说法是张玉良感念潘赞化的恩情，结婚的时候就主动改姓潘。无论出于何因，完成从上海美专开始正式踏进艺术之门到成就斐然、名扬四海的不凡一生，不是张玉良，而是潘玉良。

在上海美专，潘玉良师从朱屺瞻、王济远学习油画。她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坎坷的经历积累下的忍辱负重、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执著渴望的个性品质此刻全部发挥了出来。她的各科成绩都十分优异，经常受到教师和校长刘海粟的激励。回忆那段美好的时光时，潘玉良说：“不止一次地从梦中笑醒。”

期间，潘玉良以自己为模特儿(隐去面孔)，画了命名为《裸女》的习作。后来在学校举办的师生联合展览会上展出，引起轰动。人们当作新闻传递，褒贬不一，但多是秽言污语。

虽然难以接受自己妻子的赤裸躯体成为众人目光下品评对象的事实，更无法忍受一些不时灌进耳根的轻侮和谩骂，但潘赞化毕竟是个知性而且通达的人，加上内心的信仰和道义感——他被自己怜惜疼爱的女人那执着的追求精神感染，因而同意了刘海粟的意见，决定送她去国外深造。

四、赴法留学深造

1921年，美专三年学满后，潘赞化帮潘玉良在安徽省争取到官费留学名额(也有人认为是潘玉良自己考取的。但当时确实有很多人没有通过考试就参加了留学，潘玉良是否属于此列人员现在已无法得知)。同行的还有苏雪林、林宝权、罗振英、杨润余等13名女生。在“法华教育会”的安排下，离开卜，海奔赴法国。

她先在里昂中法大学补习了一个多月法语，然后以素描成绩第一其他成绩优异考进了国立里昂美专，师从德卡教授学画。1923年，转插到巴黎国立美专，师从达昂.西蒙教授，与徐悲鸿师出同门。

两年后，其绘画天赋得到罗马国立美术学院绘画系主任康洛马蒂教授的赏识，直接升入该系三年级学习，成为该院的第一位中国女画家。1928年，她油画专业毕业，正式考人了琼斯教授授课的雕塑班。

留学期间，潘玉良刻苦学习，辛勤创作，还有作品获了奖。1925年创作的油画《白菊》在南京市教育局展览会展出。1926年创作油画《水果》、《罗马残迹》等参加过意大利国家美术展。1927年创作油画《酒仙》、《黑女》、《威尼斯》、《罗那丁》等。同年，习作油画《裸体》获意大利国际美术展览会金奖，得意大利币五千元。

在即将举行毕业仪式时，潘玉良与在欧洲游历的母校校长刘海粟不期而遇。第二天，她特地邀请老校长参观了她和同学们的画室。在老校长面前，琼斯教授把赞美之词毫不吝惜地给予了潘玉良。异国教授和同学的推崇使老校长感到非常快慰和自豪。当下，刘海粟校长给潘玉良写下聘书，聘任她任上海美专绘画研究室主任兼导师。

五、中国西洋画家中第一流人物

回国两个月后，王济远在上海举办的潘玉良的个人画展震动了中国画坛。《申报》发了专题消息，她被誉为“中国西洋画家中第一流人物”。这时，同学徐悲鸿以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身份聘请她去中大执教。在国内的几年里，她一直兼任新华艺专、中央大学教授、导师，执教往来于宁沪。

1932年，潘玉良举办第二次个人画展，回国的刘校长亲临画展。两年后，她展出了别开生面的新作，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誉。193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潘玉良画集》，第二年就再版。她的第四次画展在明复图书馆开幕，展出了百件近作。其中《我的家庭》、《瘦西湖之晨》、《白荡湖》和《春》引起了画坛的轰动。

在日本侵华期间，潘玉良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当时美术界义展义卖活动，发表讲话，谴责一些“知名人士”远离现实话多画少。结果受到一些无耻之徒诽谤攻击。她不为“妓女不能玷污象牙之塔”等谗言污语所动，反而加倍努力投身艺术创作和社会活动。

回国初，与朱屺瞻、王济远等五人创办了“艺苑绘画研究所”，并编辑、发行了两期“艺苑”特刊。1930年于上海创办“艺苑绘画研究所”。1931年发起“中国美术会”，并协助蔡元培先生组织“中国美术学会”。1934年捐赠玉雕佛像与支援绥远军民抗日的“义展”，为此田汉曾撰文高度评价。

1936年她举办个人第五次美展，也是她在祖国土地上的最后一次画展。其中的《人力壮士》赢得了最高荣誉(被当时的外交部部长以1000银元收购)，不料在收展时，《人力壮士》上贴出了一张纸条讽刺。

对潘玉良恶语相加的不是别人，正是潘赞化的原配夫人。潘夫人是一个裹着小脚的旧式女人，睚眦必报，寸土必争。社会上的闲言碎语不曾击倒浸淫于艺术中的潘玉良，但来自丈夫家庭的“原配夫人”可以让一个“小妾”走投无路。

这不仅关联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冤家路窄”undefined还关联潘赞化在感情与道义之间做出的选择，更是潘玉良在艺术精神激励下独立自主的自我意识的本然要求潘玉良从法国留学回来后再次背井离乡，纵然有万千原因，除了国内的艺术氛围有些束缚手脚外，主要就是拜潘夫人所赐。

六、旅法世界艺术家

1937年，潘玉良借参加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和在巴黎举办自己的画展的机会，再次赴欧，此后就客居巴黎40多年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第二次到法国后，潘玉良开始努力做一个独立的人。她有“三不女士”的称号。即一生坚持不入外国国籍，不恋爱，不和任何画商签订合同。她积极投人创作，每年定期参加巴黎的一些团体展，如法国艺术家沙龙、独立沙龙、秋季沙龙等活动。她的汗水没有白流，她的辛苦没有白费，她的心血凝结出了辉煌，她成功了！

1948年10月，她与萧林召、常玉、赵无极等中国画家举行联展，获得了好评。1953年至1959年两次巡回个人展，历经日本、比利时，英国、德国、希腊、卢森堡、意大利等数国，获得成功。

1958年8月，“中国画家潘玉良夫人美术作品展览会”在巴黎多尔赛画廊开幕。展出了她多年珍藏的作品：雕塑《张大千头像》、《矿工》、《王义胸像》、《中国女诗人》，油画《塞纳河畔》、水彩画《浴后》等等。展出期间还刊印了特刊，出版了画册。展览未闭幕，展品除“自藏”而未标价外，均订购一空。巴黎市政府购藏16件，法国国家教育部，市立东方美术馆都有收藏。更引人注目的是国立现代美术馆购藏了雕塑《张大千头像》和水彩画《浴后》，报纸和艺术刊物都争相撰文评介。

在后半生的旅居法国的日子里，潘玉良还参加过法国的51届、55届、56届“法国独立沙龙展”，油画《裸体》参加1946年“秋季沙龙展”、联合国举办的“现代国际艺术展”，并且在美国、英国、意大利、希腊等国巡展。

1945年荣获过“法国国家金质奖章”(国内《大公报》等曾予以报道)，1959年获“巴黎大学多尔烈奖”，1966年荣获法国“文化教育”一级勋章，1967年“比利时布鲁塞尔银奖”，1971年获“法国艺术家协会鼓励奖”等等。除创作《自画像》、《少女肖像》、《屠杀》、《苏联农妇》、《蒙巴拉斯人》、《扇舞》、《母爱图》、《友谊》等多次参加画展受到好评的油画之外，她还创作了雕塑《格鲁赛头像》、《蒙德梭鲁头像》，分别为巴黎尚拿士奇博物馆和法国国立教育学院收藏。

法国的艺术刊物有过这样的评价：“现代艺术博物馆、塞洛斯奇博物馆以及巴黎市博物馆以拥有她最成功的几幅作品而自豪”。在艺术之都的巴黎，由于她的人品和艺术成就，曾多年担任“华侨艺术家联合会”会长和“女艺术家协会”会长。

潘玉良一生自认为最大的荣誉是1959年4月巴黎大学把“多尔烈奖”颁给了她这个中国女子，这在巴黎大学的奖励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破天荒”。巴黎市市长亲自主持授奖仪式，把银盾、奖章、奖状和一个星型佩章授给了她。

主席致词时，盛赞她在艺术上的成就，说20年前，她的画就已经进人秋季沙龙，她的画富有雕塑感，很有创造性；她的雕塑有绘画的风味。

当天晚上，她写了两封信，一封给老校长刘海粟，一封给丈夫潘赞化。她在一张照片背面写上：“今天获巴黎大学多尔利奖，此系授奖时与巴黎市市长留影。赞化兄惠存。玉良1959年4月27日。”

潘玉良的艺术之路在国外似乎是顺畅的，但她的现实生活却并非人们可以想见的风光。倘若说在国内时潘玉良的挣扎主要来自自身肉与灵之间，那么，她的后40年的挣扎则主要来自生活与艺术之间。有两人的回忆可证。

1940年代在法国留学的周小燕曾与潘玉良在巴黎有过一段交往。她回忆说，那时的潘玉良十分潦倒，她的住处就是歌剧《波西米亚人》中所描绘的许多穷画家、穷学生集居的“拉丁区”。潘玉良住在一个小阁楼里，墙上贴满了她画的素描，线条非常流畅，而且很有力，多是裸体，其中还有她的自画像。虽然从外表看，潘玉良不仅长得有点怪，穿着打扮也怪，但她为人善良、内心坚韧，最终以出色的艺术成就获得了人们的尊敬。

旅法画家贺慕群曾这样回忆他印象中的潘玉良：“侨居巴黎后我和潘玉良常有来往，在艺术上和生活上都曾得到她的指导和帮助。潘玉良生活并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乐于助人。她常留短发，喜喝酒，不拘细节，说话时声音很大，气势不让须眉，颇有男子气度。晚年时住在蒙巴拿斯附近的一条小街，她住在顶楼，住房兼画室，生活清苦，但是勤于作画，有时候一天到晚在家作画，一天都不出来。1954年，法国曾拍过一部纪录片《蒙巴拿斯人》，介绍这个地区的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潘玉良，她是片中惟一的一个东方人。”

七、另一段情缘

艰难的尘世生活并没有阻止潘玉良后半生的艺术追求，这中间有个很重要的人物不得不提及，那就是王守义。

王守义1898年生于河北省高阳县西田果庄，高小毕业，在家乡结婚并生子王欣蒲。后来受惠于他的老乡李石曾所开创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于1920年11月7日与周恩来、郭隆真、傅钟等共197人乘法轮“博尔多斯”号去法国。由于基础差，法文又学得不好，只好在巴黎干些劳动量大、报酬少的工作。他去煤矿挖过煤，在饭店洗过碗，后来学会汽车驾驶和修理技术，租赁汽车跑运输。边做工边学习，终于考人巴黎航空驾驶专科学校，毕业后拿到了飞机驾驶员证书。

七七事变后，王守义与一些爱国志士决心投人国内抗日，准备驾机赴东北抗日战场，但却遭到投降派的国民党驻法国组织的追杀。王守义一度到瑞士避难。回巴黎后，王守义和同乡一起在巴黎圣米歇街开了一间中餐馆，取名东方饭店。此时，他结识了潘玉良。

当时，潘玉良租住在达累齐亚路的一个小套间内。1940年纳粹的铁蹄践踏了巴黎。潘玉良画室没了，生活境况十分窘迫。是王守义去买材料修理装修，购置了绘画的各种材料，让潘玉良冷寂的斗室重又燃起暖烘烘的炉火，并且有了面包，有了黄油，有了咖啡.....南京陷落后，潘玉良与丈夫失去了联系。她悲痛万分，伤心欲绝。是王守义经常与她在一起，用言语和行动使她得到安慰....

从1950年到1952年间潘玉良三次因为鼻疾住院动手术，第三次差点手术中遇险。1963年9月，潘玉良遭车祸。人生意外难以预料，但王守义却是可以信任的。是他一再地....

解放后任安徽省文史馆馆员的潘赞化于1959年10月因大腿动脉瘤医治无效在安徽病逝。潘玉良知道的时候已是1964年，她悲痛欲绝，遥望蓝天，忧郁成疾。是王守义陪在她身旁，延医熬药，精心护理。

“边塞峡江三更月，扬子江头万里行。”(1938年《自画像》上自题诗)越是暮年，潘玉良思乡之心越切，尤其到了最后的岁月。女画家的枕头下面，总是留有一张字条，下而写着：“这是我的家信，如果我死了，烦朋友们将这封信寄给小孙潘忠玉留作纪念。中国，安庆市，郭家桥41号。”

随着年岁的增长，体力的衰退(顽固的鼻炎症已缠绕她多年，多次开刀治疗，又有高血压，经常头晕、便血)，潘玉良思念故土和亲人与日俱增。1976年她给儿子潘牟写信：“我一接到家信，就想到我的问题...我想把身体养好了，就回祖国了在等待最后愿望达成的日子里，潘玉良与王守义相互依靠总是久久地凭栏东望。

1977年4月，已感到时日不多的王守义和潘玉良携手离开巴黎郊外的住宅，搬进了巴黎政府官员的宿舍。

在生命之火行将熄灭时，潘玉良嘱托王守义——晚年搀扶她走到生命尽头的伴侣来完成她的遗愿一日后回到祖国，一定将当年她与潘赞化结婚时的项链，和她第二次来法国时潘赞化送她的一块银壳怀表归还给潘赞化的后人。

项链是结婚时潘赞化送给她的，系有新娘、新郎照片同心结。怀表是蔡锷将军送与潘费化的珍贵礼品，潘赞化在黄浦江边作为一种信念、信物、诺言送给潘玉良做临别纪念的。

有情有义的王守义做到了潘玉良希望他做到的一切。1978年国庆节前夕，他忍受着病痛，拖着80岁的老迈身躯终于回国，将潘玉良的遗物亲手交给了潘赞化的儿媳。

1979年，邓小平出访法国。身为旅法华侨团体负责人的王守义到机场迎接。翌年，邓颖超访问法国，四次与王守义见面话旧。邓颖超希望王守义早日回国安度晚年。但1981年5月5日他病逝于巴黎。

从1912年到1959年，潘赞化与潘玉良“既是夫妻，又是很好的朋友”(刘海粟给潘玉良画册题的序中说到两人的关系)，从1938年到1977年，王守义与潘玉良患难与共、心照不宣。这是潘玉良的幸运两个男人没有在她一生中增添第三重挣扎，却陪伴和见证了她风尘重奏的生命！

八、魂归故里

“遐路思难行，异域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身处繁华界，心涌故国情。何日飞故里，不作寄篱人。”(中国大陆解放前，潘玉良写给潘赞化的信里所写的诗)数年后，“潘玉良”终于回来了。

1981年，郁风和中央美院院长吴作人出访法国，在驻法大使馆了解到潘玉良身后有大批遗作。她和吴作人建议应尽快运回国内。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派中央美院院长侯逸民、广东美术学院有关专家专程赴法国，经过吕霞光等人的努力，在中国驻法使馆的帮助之下，将王守义为潘玉良在法国巴黎博物馆保存的2000余件艺术作品完整地运回祖国，在安徽省博物馆收藏。

潘玉良的生前愿望，潘玉良的艺术心血结晶，终于魂归故里与祖国人民见面。1985安徽省美协和安徽省博物馆联合在博物馆举办了《潘玉良遗作展览》，1992年上海美术馆和安徽省博物馆联合在上海举办了“潘玉良画展”。

2002年国际三八妇女节，由上海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联合举办“潘玉良人体绘画精品展”，1982年出版了安徽省女作家石楠创作的传记小说《张玉良传》，1993年，电影《画魂》让更多没有机会直接接触绘画的观众了解到潘玉良。2003年，30集电视连续剧《画魂》在更广大的空间中使潘玉良穿街走巷到达平常百姓家

九、尤可佩也

2004年7月，潘玉良的作品《裸女坐像》在东方国拍“华人西画”专场上，自50万元起拍，最后创下92.4万元的高价。这是出人意料的天价吗？人们把她跟梵高的高价画相比，认为是因为梵高有苦难的历史，苦难的人生参与了拍卖，人们用高价对他的苦难进行一种补偿。并且更进一步认为对潘玉良的画给出一个高价，不仅仅是对她苦难的一种补偿，更重要的，她作为一个女性，从旧时代走出来的女性，背负着孤儿、“雏妓”、小妾身份，能够一步一步地自我实现，彰显女性的尊严，自我完满生命，这些都需要给予特别的尊敬。

姑且承认上面的理由，但也应该像现在的艺术家一样来仔细看看潘玉良画作的艺术价值：

《春之歌》中可以看出她吸取印象派绘画的光色变化，以自然抒情的笔调表达出生活中蕴涵的美的境界。

《仰卧女人体》(1925年)则用笔刚劲，造型简洁，色彩浑厚，有19世纪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的影子。

《红衣老人》、《黑女像》等风格典雅，构图庄重，技法娴熟，笔力道劲，展示出师承古典主义的严谨作风和良好的学院派功力。

在《穿红靴的女人》中，用野兽派强烈奔放的纯色作画，在不损害造型、结构和色彩本质的情况下，细腻地处理画面中衣服、皮靴、皮肤的质感和光影造成的色彩变化，保存着印象主义明亮的光线和鲜明的色调。

《屠杀》在对战争的表述上又和毕加索的名作《格尼尔》有着相同的观点和切人角度，画画里没有枪炮、飞机、炸弹、坦克，看到的只是仰天狂叫的求救者，奔逃的人群、血泊中婴儿肢解的尸体它聚集了痛苦、绝望、恐怖、残暴的全部意义。

在1941年的《女人与猫、躺着女人体》以及1942年的《戴帽子的妇女》中潘玉良娴熟地运用线描的粗细、轻重、虚实、顿挫，笔简意深，形象准确，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人体的姿态，耐人寻味。

在《观猫女人体》(1960年)，《披花巾女人体》(1960年)和《女人体》(1963年)中，潘玉良先用细腻流畅的线条勾勒出典雅素净的女裸体，然后用淡彩点染出人体的结构和质感，背景部分运用点彩和交错的短线来制造层次，成功地将中国的笔墨精神和西画的实体质感巧妙地融人她的彩墨画中，呈现出既秀美灵逸又坚实饱满的极富独创性和个性化的审美情趣。

一批以中国民间妇女活动为题材的油画作品如《双人袖舞》(1955年)《双人扇舞》(1955年)等，乍看起来有马蒂斯的大块纯色运用的特点，然而在纷繁的西画色彩中又融人了国画的线条勾勒，蕴藏着中国艺术的意境、韵律、诗情。构图大胆而夸张，画面奔放而深沉，色彩绚烂而宁静，有着强烈的律动感，给人以美的享受。在她的静物画里，盛开与凋谢的花朵是其经常刻意描绘的题材，明显有着象征主义的痕迹。

如《月季与扑克》和彩墨作品《玩扑克的女人》......她的油画以现实主义、印象主义及野兽派等众多西方绘画流派为基础，融人中国传统艺术的线描手法，将中国艺术的意境、韵律和诗情蕴藏其中；色彩线条互相依存，用笔俊逸洒脱，气韵生动，赋色浓艳，雍容华贵，别有趣味；构图大胆而夸张，色彩绚烂而宁静，律动感和独立的审美意识呼之欲出。

她的国画一反文人画的淡雅，充分发挥西画背景烘染和厚朴、浑厚、沉静的韵味，成功地将中国的笔墨精神和西画的实体质感融于一体，既弥补了传统中国画的形体结构欠准，又发挥了传统国画的线条精炼，呈现富有独创性的审美情趣。

最经典的评价是法国东方美术研究家叶赛夫先生说的：

“她的作品融中西画之长，又赋予自己的个性色彩。她的素描又具中国书法的笔致，以生动的线条来形容实体的柔和与自在，这是潘夫人的风格。她的油画含有中国水墨画技法，用清雅的色调点染画面，色彩的深浅疏密与线条相互依存，很自然地显露出远近、明暗、虚实，色韵生动....她用中国的书法和笔法来描绘万物，对现代艺术已做出了丰富的贡献。”

再看与潘玉良关系较为密切的人的评价吧。19世纪30年代中期，潘玉良与国画大师张大千在南京相识。其间，张大千几度与潘玉良合作绘画；潘玉良的雕塑作品中就有《张大千头像》，这幅作品后来被法国巴黎现代美术馆收藏，这是该馆收藏的中国人的第一件雕塑作品，弥足珍贵。

20年后，潘玉良和张大千在法国巴黎相逢。挚友相逢，倍增亲切，即兴作巨幅《豢猫》，猫和牵牛花跃然纸上，栩栩如生，趣味无穷。张大千高兴异常，信手作长题：“宋人最重写生，体会物情物理，传神写照，栩栩如生今观玉良写其豢猫，温婉如生，用笔用墨确为国画正宗，尤可佩也。”

同学加同事的徐悲鸿对潘玉良绘画的评论十分独特，“夫穷奇履险，以探询造物之至美，乃三百年来作画之士大夫所决不能者也...真艺没落，吾道式微，乃欲求其人而振之，士大夫无得，而得于巾帼英雄潘玉良夫人。”

十、风尘女子的星光照耀

1989年，刘海粟为自己钟爱的弟子潘玉良题了“风尘女子”四个字..以他近90年的生命与艺术修为，其意是字面彰显还是深刻蕴涵？潘玉良在形象艺术的虚构里，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时尚美女，然而参照潘玉良留下的照片和一些以自己为模特儿的自画像，实际并非若此。

潘玉良不是艳名远播的一代名妓，必须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才能闻名天下。东视文艺频道录制名人访谈节目《可凡倾听》时，主持人曹可凡对曾与潘玉良有过交往的著名歌唱家周小燕追问“相貌问题”，周小燕坦白：当年旅居法国巴黎的潘玉良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是颇有“回头率”的，但这并非因为她漂亮，而是其狮子鼻、厚嘴屑的相貌十分奇特，甚至可以说很丑。

潘玉良不是风情万种、温顺依人的小女人。真实的潘玉良是一个具有男子气质的女人，做事、说话直来直去，她的嗓音也像男人。她喜欢且善唱京戏，在上海美专读书的课堂休息时，同学们叫她唱一段，她会毫不胆怯地大声唱，但她只唱老生。她与张大千和唱京戏曾是艺术史上一段佳话。她得以扬名的是绘画的天赋，不懈的努力，艺术的成就。

波伏娃说过，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被造就的，女人是整个社会文明的整体所造就的。要是没人为她赎身，教她识字读书，让她学画，倘若不是有人帮她远走欧洲，在艰难中要是没人支撑着她，她会有那么崇高的艺术荣耀吗？她的祖国会给这“风尘女子”宽容与机会吗？如果说过去不能，今天能否？

我宁愿相信，在刘海粟题写“风尘女子”四个字前后的若干岁月里，他的深重感叹里有无限骄傲，混杂在一起，仿佛潘玉良本人肉与灵、人与画的风尘重奏的回音---以至在他举目仰望时，发现一个世俗以为最卑贱的人，却造就了光芒如星辰闪耀：1977年7月22日，巴黎的夜空中一束灿烂的流星划落...

历史已经记住：第一个以雕塑作品走进巴黎现代美术天地的中国艺术家，第一个在罗马画廊陈列作品的中国人。朝拜的脚步请记住，蒙巴拿斯墓园第七慕区，编号：143PA1977一平滑如镜、凝重深沉的黑色大理石基碑上，镶嵌着长眠者的白色大理石浮雕像。雕像的下方，悬挂着十多枚造型各异，书写着多个国家文字的精致奖章；右边是一行用中国汉字隶体镌刻的碑文：艺术家潘玉良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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