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媒:韩国两团体在“慰安妇”少女像附近发生近4小时冲突
韩联社12日报道称,韩国保守团体与反日团体成员11日晚在首尔日本驻韩大使馆旧址前的“慰安妇”少女像附近,发生近4小时的冲突。
报道称,韩国保守团体“新自由联合”11日晚10时许在少女像附近举行集会,要求解散“慰安妇”受害者援助团体“正义与记忆联合”。在此期间,该团体成员与守护少女像的反日团体“反日行动”成员发生肢体冲突。“新自由联合”代表金相镇试图靠近少女像,而“反日行动”方面则阻止,双方展开长时间对峙。虽然警方在两个团体之间设置了警戒线,以防止发生肢体冲突,但双方成员皆调大喇叭音量,展开“言语冲突”。随着对峙持续,获知消息的各路视频博主也赶到现场,一些附近居民也走上街头。最终,双方的对峙在12日凌晨2时10分许结束。
韩国两团体在“慰安妇”少女像附近发生近4小时冲突 图源:韩媒
“反日行动”方面称“新自由联合”是“亲日极右”,批评他们要拆除少女像的恐怖行为。韩国“EDAILY”网站12日的报道称,这不是双方第一次在“慰安妇”少女像前发生冲突,“新自由联合”等保守团体从2020年开始在少女像附近持续进行示威游行,并在“正义与记忆联合”等组织为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举行的“周三集会”上进行各种骚扰活动。此前,“正义与记忆联合”多次就保守团体在“周三集会”周边进行辱骂和人身攻击等向韩国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韩国网民在MBC电视台等媒体报道下留言:“韩国有什么保守势力?全是极右卖国集团。”“日本至今对强奸杀害韩国人拒不道歉反省,这些人是亲日分子,根本不是什么保守势力!”
韩国两团体在“慰安妇”少女像附近发生近4小时冲突 图源:韩媒
长期以来,“慰安妇”问题是横亘在韩日两国之间的悬案,现在又成了韩国亲日团体挑起争端的话题。今年1月8日,“周三集会”迎来30周年。而当天,否认日军“慰安妇”存在的保守团体还在少女像附近举行集会。今年的8月14日还是第10个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却说,应防止个人或团体利用“慰安妇”受害者的痛苦,达到获取私人利益或歪曲政治的目的,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则批评称,无论是31年前还是现在,对受害者来说,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和赔偿刻不容缓,但尹锡悦政府上台后,韩国社会关于“慰安妇”的言论分裂情况反而加剧了。
(来源: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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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近4小时!韩国反日分子和“亲日分子”干架。随着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的走访上任韩国国内不同派系的政治冲突,并没有得到有效地弥合,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一种政治立场上的对立甚至蔓延到了民间组织之间。
韩国的亲日和反日政治团体在活动过程中爆发了长达4个小时的肢体冲突。韩国和日本之间遗留的历史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但是韩国现在的执政党更加倾向于重塑日韩之间的关系,淡化一系列以慰安妇问题为代表的战争遗留问题。
韩国亲日分子和反日分子发生冲突
根据韩联社的消息,韩国的保守团体新自由联合和反日团体反日行动,在慰安妇少女像附近发生了严重的肢体冲突,整个冲突持续了将近4个小时,引发了附近居民和各种视频博主的围观。
事实上新自由联合这一个保守派团体曾经多次对不同类型的反日团体进行过骚扰。很多反日组织都曾经遭受过保守派团体的谩骂。
此次冲突发生的原因,也是因为该组织的成员试图接近慰安妇少女像,而反日团体成员为了防止其对少女像造成破坏而与其发生了冲突。当然在韩国网络上,保守派团体的行为遭到了一致的批评。但是有人将其等同于卖国贼。
韩国执政党的态度
日本在二战时期对于很多亚洲国家犯下的累累罪行,韩国也是受害国家之一。日本对于二战问题的态度一直都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不承认不负责。
日本曾经在亚洲地区大量地强征慰安妇,给当时的妇女带去了极为深重的灾难这些受到侵害的女性很多已经去世,但是活着的至今没有得到日方给出的任何补偿。韩国的慰安妇少女像就是为了让大众不要忘记这些女性曾经受过的磨难。
韩国国内有很多亲日的政治团体,在保守派中占比很大。这些团体的成员很多都倾向于日方的说法,认为应该说问题是伪造的。还有人认为应该淡化这个问题,不要让有些人将这个问题政治化。
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持有的就是后一种观点。在野党共同民主党非常反对,在执政党的这种表述,他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日方必须得为慰安妇受害者进行道歉,并给出赔偿。
韩国现任总统上任之后,关于慰安妇问题的争论变得越来越多。作为民主国家的执政党,应该响应人民的呼声,而不是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支持者。用退让和无视民众苦难的方式换取了合作与和平,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部分消息参考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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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橙子皮
世界局势动荡不安,韩国也不太平。根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两团体因“慰安妇”问题发生冲突。双方在“慰安妇”少女像附近对峙,期间还大打出手,凸显出韩国社会的严重撕裂。
据悉,韩国保守派团体“新自由联合”在慰安妇少女像附近集会,要求解散“慰安妇受害援助团体”,还叫嚣要拆除慰安妇雕像。过程中保守团体的代表试图靠近少女像,遭到“反日行动团体”阻止,双方成员发生肢体冲突,对峙也随之展开。
韩国警方虽然在现场设置了警戒线,避免冲突升级,但是双方依然不断扩大音量,爆发激烈言语冲突。此事引起大量民众围观,还有很多自媒体博主赶来录视频。
对于韩国保守团体的行为,“反日行动”团体指责称:“新自由联合”根本不是什么韩国保守派势力,而是“亲日极右”。
事实上,这两个团体因此爆发冲突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之前,双方就发生过冲突。保守派团体“新自由联合”在慰安妇雕像处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拆除少女像。不仅如此,还对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的组织进行骚扰,企图阻止他们的活动,甚至还对其组织成员进行辱骂和人身攻击。
此事一经报道,韩国民众纷纷指责所谓的保守团体全部都是卖国集团,是亲日分子!
“慰安妇”问题在韩国一直都是很敏感的话题,也是梗在韩日两国之间的一块铁板。现在,又成了韩国亲日团体制造分歧和冲突的借口。而关于“慰安妇”的问题,分歧之所以越来越严重,和新上台的韩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和日本方面的“潜移默化”分不开关系。
尹锡悦上台后,曾不止一次对日本释放善意。韩国总统尹锡悦曾在光复节发表讲话,而此番讲话引起韩国民众强烈不满不满。尹锡悦着重强调韩日两国改善关系的必要性,但对于对于日本曾经的侵略历史,以及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包括强征劳工和“慰安妇”的罪行避而不谈。
当时就有很多韩国民众批评尹锡悦是“迎合日本”,让光复节意义褪色。而韩国执政党关于“慰安妇”问题的相关言论,也再次引起韩国民众的广泛不满。在“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活动中,韩国执政党表示:应防止个人或团体利用“慰安妇”问题,获取私人利益或歪曲政治。
而对于执政党的这番说辞,韩国在野党共同民主党批评称:对于慰安妇受害者来说,日本政府必须正式道歉,对受害者做出赔偿。而韩国政府本应继续为受害者发声,但是在尹锡悦上台后,韩国在关于“慰安妇”的问题上,却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日本作为二战的侵略者,对整个东亚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而截止到现在,日本政府依然欠所有受害者一个道歉。在历史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韩国总统尹锡悦却不断强调改善和日本的关系,对慰安妇问题避而不谈,的确很难服众。
尤其是韩国在军事上的动作,也相当引人注目。参加美国举行的联合演习,时隔许久再次和美国日本举行三方会晤,推动美日韩军事靠近。这对韩国民众来说,绝对是值得警惕的危险信号。
韩国国内对于尹锡悦政府亲日的做法,已经产生不满,尹锡悦的支持率更是不断走低,都低于30%。面对如此分裂的“民意”,面对不断走低的支持率,尹锡悦政府下一步又会如何调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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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妇”是中朝韩近现代史上的一块伤疤,然而因为历史上的某些原因,导致这个问题从未被妥善解决。
在中国,大部分的年轻人已经很少了解关于这一特殊群体的历史,曾有媒体在街头进行随机采访,北上广这些大城市中的年轻男女们,甚至很多人听所未听,闻所未闻。即便是知道的,也仅仅是以为这是韩国的事情,和中国并无关系。
相较于李易峰出事,一大群无脑粉丝哭喊着为其强行洗地相比,中国年轻人对历史的了解已经匮乏到了极致。
而韩国两个团体围绕着慰安妇问题,出现了长达4个小时的争斗,再次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提上了前台。
韩国保守团体“新自由联合”当晚10时许在少女像附近举行集会,要求解散“慰安妇”受害者援助团体“正义与记忆联合”。在此期间,该团体成员与守护少女像的反日团体“反日行动”成员发生肢体冲突。“新自由联合”代表金相镇试图靠近少女像,而“反日行动”方面则阻止,双方展开长时间对峙。虽然警方在两个团体之间设置了警戒线,以防止发生肢体冲突,但双方成员皆调大喇叭音量,展开“言语冲突”。随着对峙持续,获知消息的各路视频博主也赶到现场,一些附近居民也走上街头。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原本以为只有国内存在精日分子,没想到韩国这个在对日态度上向来比较刚的国家,竟然也有对日跪舔的团体存在。
而这绝非是双方第一次的冲突,理念上的不同,从双方甫一成立,就分处在不同的立场。多年前,双方就有过数次交锋。基本操作程序就是,只要是听闻对方举办活动,那么另外一方必然要派出人员进行骚扰。
作为亲日一方的“正义与记忆联合”,显然背后有着日本的金融财团在支持。当然,韩国国内的亲日团体并非仅有这一家,随着时间的延伸,相关团体的数量越来越多。正在通过各种形式来洗刷曾经的罪恶。
慰安妇问题只是其中一个焦点问题。
长期以来,慰安妇问题就是横亘在韩日两国之间的悬案。同样是双方团体之间斗争的焦点。其实,和我们想象的不同,韩国在慰安妇问题上的观点并不一致。亲日团体的诉求背后,有着不少的拥趸。在日本文化的熏陶和渗透下,韩国人同样面临着历史缺失的问题。
这种争议率先在精英阶层开始蔓延。
韩国著名大学庆熙大学的哲学系教授崔某,就曾经在上课时,表达了不同的认知。他认为是朝鲜的高宗皇帝为了保全自己的好日子,而接受了日本的贿赂,进而卖掉了国家。日本的行为仅仅算是法律上的罪行,而并非是战争的罪恶。
另外,日本统治朝鲜半岛期间,奠定了韩国的资本主义基础,并成功将韩国建设成为一个近代化国家,这些壮举居功至伟,不可磨灭。
对慰安妇问题,他认为并不存在大量的胁迫。而是这些韩国妇女为了自身的生计,甚至是更好的生活,采取的自愿随军卖淫的一种方式。在交易过程中不仅没有受到粗暴对待,反而得到了比平民更好的待遇。
类似的观点在国内同样存在,不少精日分子即便是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依旧在极力否认南京大屠杀。其中不乏在社会上有强大号召力的名人。日本外务省曾经曝光一份为其服务的中国公知名单,包括顶着天才少女作家名号的蒋某赫然在列。
所以,无论中韩现在都面临着极端严重的问题,对于慰安妇的争论仅仅是一个点,背后是已经被彻底渗透了意识领域。中韩年轻人中的大部分,深陷在娱乐至死的环境中难以自拔。他们对于某个明星的认同感,甚至要强于对自己的家庭的认同。此前就出现过不少粉丝为追星和家庭决裂的新闻。
年轻人是国家的未来,但目前来看,中韩的情况确实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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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韩国mbc电视台爆料了一则消息,证实了国情院与日本右翼有不正当交易,国情院私下将支持慰安妇维权以及支持独岛主权的主要韩国人员名单交给了日本。并且电视台还爆料国情院多次接待极右翼日本人员,同时分享了关于朝鲜的情报。该爆料一出,日韩局势升级,反日团体觉得自己被出卖了。
海外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公开真相
此事件披露的主人公是一位海外人员,目前在国情院已经工作了25年。他对公众表示,即便这个故事的公开会给自己带来危险,他也有义务让世界知道这一真相。他表示,长期以来,国情院都在给那些日本的极右翼提供帮助,并且将那些维护慰安妇权益的市民团体的名单告知了这一势力,维护独岛主权的主要人员的名单也遭到了泄露。日方收到这些名单之后,会率先了解这两团体的动向,并且可以提前通知警方对这些民间团体进行打压,并且电视台还获得了日本警方打压民间团体的非公开视频。
为了获得真相,电视台对国情院一些人士进行了长达七个月的跟踪。在此期间,他们发现国情院不只是会泄露关键信息,还会和那些极右翼势力进行联系,对这一部分势力进行接待,并且分享关于朝鲜的情报。在此期间,他们甚至遇到了一些知名人物,就比如日本知名极右翼记者樱井良子。这名记者在关于中国的问题上也多有发言,樱井良子否认日本在二战当中的错误,并且多次对中国作出负面评价。在安倍政府时期,屡次鼓政府采用激烈的政策,这让该记者迅速在日本右翼当中出门,加上姣好的外貌,成为这一势力的代言人。
日韩两国局势升级
按照奥运会之前的约定,日韩两国本来是要进行一次会面,但是这一计划并没有实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又有了新冲突。7月中旬,韩方人员已经进入奥运村,开始为接下来的赛事做准备。就在这时,一条带有挑衅意味的横幅出现在韩方人员住宿的阳台上。这一横幅激怒了日本人,紧接着,这些日本人拿着自己的军旗包围了住宿区,在这里进行示威。这一现象引起了奥委会的注意,奥委会随后出手平息争端,同时撤掉了具有挑衅意味的横幅和那些示威的军旗。在奥林匹斯宪章中有规定,不能让奥运会比赛成为政治宣传的舞台,要将舞台还给运动赛事。其实早在2019年9月,就已经开始解决日本军旗的问题。日本军旗是帝国主义的象征,在日本1945年无条件投降之后,这一标志就遭到了禁用。但是到上世纪50年代,日本又开始使用这一象征,但是日本的做法引起了受害国的不满,这导致后续发生了很多冲突。2019年,委会就此问题公布了解决方案,表示军旗在日本国内已经得到了广泛使用,这在他们看来,军旗并不是政治宣传品,所以不会对这一旗帜进行禁止。
西方人笔下的历史真相
樱井良子否认日本曾经犯下的罪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不存在其他见证人。南京大屠杀期间,许多西方人士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一位牧师在中国传教二十多年,他在1937年12月19日的时候给夫人寄去一封信,描述了当时的惨状。信件内容如下,上一周的惨状是我一生都没有见过的,我从来没有想象到日本兵会是一群野兽。他们一星期杀掉的人比我所看到的近代屠杀更多。他们不仅会杀死俘虏,也会杀死普通百姓。许多百姓就像动物一样,在街上被随意射杀。从城内到郊区,尸体随处可见。德国驻华大使也记录了这段历史,他在给德国的外交报告中有这么一段描写,红十字会正在为埋葬那些尸体而慢慢努力。很多尸体刚刚从水塘或者是地下掩体当中打捞与挖掘出来。大使馆附近的街道就已经挖出了多具尸体,郊区小港口下关有三万多具尸体。在这一时期,每天挖掘的尸体能达到五六百具。即便是这样,只要走到郊区,遍地都可以看到老百姓的尸骸。
类似的记录还有很多,在这场灾难当中,这些西方人士也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人。有人用书信记下这一段历史,有人用照片记下这一段历史。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日本的恶行暴露无遗。
军事判决书里的南京大屠杀
1946年,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进行审理。判决书内容如下,日军进入南京之后,短短的六周时间,这个城市附近被屠杀的中国人总人数达到20万人以上,这只是保守估计,因为含有大量烧毁的尸体、投入长江的尸体以及以其他方式进行处理的尸体,这些人的尸体根本没有办法计算在内。法庭坐实了日本的恶行,同时对后代也是警示,不要再一次走上右翼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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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日本艺术家、作家纷纷对昔日充满异域风情的旧中华街的消亡表示哀叹。20世纪20年代中期,好几部怀念地震前盛世的作品出版,包括鹿目省三的专栏文章集。与此同时,华人劳工和日本劳工间零星的冲突与口角也在继续发生。怀旧与敌意,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共同强化了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民族差异意识。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华人更明确地以中国国民的身份融入横滨,这一过程得到了许多新华人团体的推动。
20世纪20年代是蒋介石和国民党人建设统一中国的年代。新的国家权力导致横滨地区代表华人的组织激增,并且它们成为民族的代表。1928年8月,神奈川县对横滨市内的外国人团体进行调查,列出了30个华人团体,其中15个是在1919年后成立的,1919~1923年成立的有8个,1923~1927年又增加了7个。这些组织加强了华人社区与中华民国的关系,并超越了省际差异。它们也标志着政府参与建设海外社团的新阶段。从那时候起,中华民国驻横滨总领事可以用自己的意志更直接地影响中华会馆,甚至能规定会馆的规章和选举操作。新成立的华人团体参与了重建工作,并且加强了与祖国相联系的华人身份认同。
新组织的名称与任务,也体现出华人与日本人交往时采用了国际关系的语言。比如1919年成立的“中日协会”,旨在游说日本政府为新建立的华人学校拨款,将中华民国驻横滨总领事、横滨市长、神奈川县知事等列为名誉会员。它宣称要促进中日亲善,以及横滨的华人与日本居民共同的文化发展。本着这种精神,1924年4月,该会资助了为中日地震遇难者举办的佛教法事。类似的组织还有1929年成立的“日中同志会”,旨在促进地方的商业、工业发展,帮助横滨复苏经济。尽管这些组织将杂居的社区成员团结到一起,但它们名字中使用的是明确的国际性术语,进一步使得华人和日本人按国家类别区分彼此。各色各样的华人团体,在更强调国家还是地方的问题上有所差别。
例如名字相近的“驻日华侨联合会”和“横滨华侨团体总会”,两个组织的领导层和目标都有很大差异。驻日华侨联合会1924年成立于东京,1925年3月成立了横滨分部。其成员与国民党,以及王希天生前领导的“侨日共济会”有重合,其首要目标是提高华人在祖国政治议题中的参与度,倡导将国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他们每周举办国语演讲会,但由于横滨华人和学校广泛使用粤语,所以进展不大。横滨华侨团体总会创办于1926年,与驻日华侨联合会强调爱国主义和平等不同的是,它是横滨华人精英的代表,积极推动中日亲善。横滨华侨团体总会的会员不是个人,而是由现有团体的代表组成。其领导人中很多是第二代横滨华人,包括博雅亭的鲍博公、渣打银行的鲍明常等。
当时,这些出生于日本的华人在当地社区中很有影响力。他们有中国国籍,自认是中国人,但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很多人是中日混血。他们的经历和兴趣,自然与新来的中国学生活动家或劳工不同。“山下町自治联合会”是一个例外,它同时接纳华人、日本会员,避免使用民族化表述。该会成立于1924年4月,发起人是不屈不挠的梁扶初,以及他的日本朋友饭泉金次郎。这一组织自称代表山下町,包括中华街在内,旨在维持其秩序与公共安全,帮助横滨重建,促进自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类似日本大多数城市的邻里组织,但引人注目是,它接纳华人为当地的一员。1927年该组织已拥有300名成员,社会影响力不小。
在梁扶初的领导下,他们成功地动员山下町全体居民参与一系列活动。比如1925年1月,华人和日本人齐聚由华人建造的“和亲剧场”,聆听梁扶初的演讲。梁扶初反对横滨市的新市政规划,认为它会影响该地区的重建。这一联合行动,最终迫使横滨市与居民达成妥协。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政治动员、民族成见的共同作用,华人的身份认同得到进一步巩固。20世纪20年代,各个新组织原本是杂居社区内的一个职能单位,但又具备国际关系的形式。然而,即使在社区里,华人身份认同逐渐成为一种组织原则,但横滨华人对当地仍然保持着强烈的依恋。在传统上,地方性认同指的是华人的原籍地;但对第二代华人而言,横滨市在这方面似乎越来越重要。
20世纪30年代初,中日两国再次爆发军事冲突,对横滨的国际化社区产生了深刻影响。最重要的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对中国军阀张学良在东北的军队发动进攻,瓦解了横滨的中日团体在20世纪20年代倡导的合作精神。日本民众听到日军胜利的消息后反应狂热,报纸销量也随之激增。正如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年)时一样,这场战争热同样带来了对在日华人的敌意。日本发动侵略的借口是中国方面的挑衅,日本国内很多人信以为真。他们将冲突归咎于中国人的顽固和反日情绪,这威胁到了日本公民和日本在大陆的经济利益。有这样一个例子,当中日关系跌至冰点时,东京的一名剃头匠——25岁的超正余不得不放弃他的生意。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镇上的很多人开始散布关于他店铺的谣言——“不要去支那人的理发店”;还有关于他日本妻子的——“一个女人,怎么能嫁给支那人呢?”孩子们向他的店铺投掷石块,老顾客都不敢来了。1931年12月3日傍晚,超正余和他的妻子带着年幼的孩子从镇上消失了。日本报纸上的一篇报道称,超正余已经回到了上海,但其实他是躲到妻子在乡下的娘家去了。对生活在中华街之外的华人而言,类似的民族冲突经常发生;很多人试图搬到中华街这块民族“飞地”,以寻求庇护。徐秀兰一直居住在静冈县三岛市,她的父亲在那经营一家中餐馆。随着中日战争爆发,日本顾客都绕着他们的餐馆走,最后徐家决定回到横滨中华街,那里也是徐秀兰的出生地。
然而,中华街也不可能完全不受战争的影响。就像1894年一样,中华街社区对中日两国军事冲突的爆发惶惶不安。1931年9月以来,持续恶化的经济,加上对于自身安全问题的担忧,使很多人选择离开。但与1894年情况不同的是,当年责任落在了非官方组织诸如中华会馆的肩上,而这次中华民国驻横滨总领事公开鼓励华人回到祖国,打出了“抗日救国”的旗号,还提供免费船票。据日方估计,大部分横滨华人响应了这一建议。当横滨的华人总数从4300降到1500左右时,媒体报道中华街里“灯光暗淡”。离开的人包括凌荫堂(1925年生),他的父亲经营着一家藤制家具公司。凌荫堂回忆自己是在1931年随家人回到香港的,在那里待了将近六个月,直到东北和上海的战事平息。
还有一些华人不得不与子女和日本妻子分居,比如华人厨子刘为桂,此后其家人的生活捉襟见肘,直到他回到日本。和凌荫堂、刘为桂一样,大部分华人都在1932年春爆发的主要战役结束后回到了横滨。但在这个时候,棒球英雄、地方领袖梁扶初却永远地离开了横滨。他重建了中华体育会棒球队,该队于1930年再度赢得横滨市锦标赛冠军,但日本日益抬头的民族主义和反华情绪,却激起了他深切的爱国主义情怀。离开横滨后,他在香港、台湾和大陆推广棒球运动,作为一名职业棒球教练而广受尊敬。据他儿子梁友文说,梁扶初是“一个爱国华侨”,他两度带领球队赢得横滨市冠军,“为民族争了光,也让其他华侨感到自豪、受到鼓舞”。
结语
按这种说法,梁扶初的职业生涯是一个民族主义觉醒的典范故事,但这样的解读掩盖了他在横滨市的其他角色,这些角色戏剧化地展现了国家和地方认同的复杂性,以及华人和日本人有可能团结起来的事实。梁扶初在横滨的职业生涯,恰逢并反映了一段合作氛围中的民族认同时代,但到20世纪30年代,这种迹象却逐渐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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