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上涨、生意困难，在望京的韩国人逐渐离开

作者：每日人物社

发布时间：2022-09-26 09:33

快照：

站在北京望京的街头，贾丁有一股强烈的感受：“韩国元素所剩不多了。”

作为央视纪录片频道的导演，十年前，他拍摄了一部关于韩国人在望京生活的纪录片——《望京》。一个名叫“7080”的韩国人乐队是纪录片的主角。

2012年《望京》播出后，反响很好，中韩两国的很多媒体都前来采访。但贾丁说：“这其实并不是我拍过最好的片子。”的确，过去10年，他执导的纪录片们获过不少国际大奖，但这却是一部让他难以忘怀的纪录片。而望京，在他的摄影机之外经历了巨变的十年。“拍完片子后，我一直没什么机会来望京，十年来，听到关于望京最多的消息就是房价又涨了。”今年9月的一天，贾丁路过望京，再次打量起这片土地——

写着韩文的招牌变少了，说着韩语的路人不多了，曾经“7080”韩国乐队的成员们，也全部联系不上了。出现在贾丁眼前的，几乎是一个全新而陌生的望京：十年里，利星行广场、望京soho、绿地中心拔地而起，玻璃幕墙一栋挨着一栋，而关于望京韩国人的故事则越来越少被提及……贾丁最后得出结论：“望京越来越像另一个CBD。”

很显然，旧的望京逐渐淡出，一个更商业、更具有时代特征的“新望京”正在生长出来。

他说不清过去的、现在的望京哪个更好，“那是两种不同形态的社会”。但他说：“但无论如何，我怀念过去那个时代的望京。”

那么，那个时代的人们呢？

我们找到了一群在望京的韩国人，听他们聊了聊自己的2002年到2022年。二十年的漫长时间跨度里，他们先后来到望京生活、工作，每个人都见证、参与了这片土地上的一部分发展与变迁。

这些与望京产生深刻羁绊的韩国人，也讲起了一直徘徊在心底的“去留”抉择。从他们身上，能强烈地感知到：韩国人正在离开望京，望京也正在脱离韩国人。但这不只是一群韩国人异国漂泊、融合的故事，它也关乎我们的时代记忆、商业博弈、社会变迁，是每一个普通人对安身之地的憧憬与找寻。

文 | 盐里

编辑 | 易方兴

运营 | 绘萤

01褪色

在望京的一家韩餐厅里，泡菜、大酱、苏子叶的香气里混进了一股忧愁。

已经是第11通电话了。36岁的韩国人朴南巡按下接听键，另一头讲起的又是店面的事儿。9月份，商场又对朴南巡的店铺提出了新的施工要求，装修费用也因此翻了一倍。

眼前，这个抱怨着的韩国女生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开餐厅的老板。朴南巡瘦小的个头藏在一身黑T、黑裤里，头顶着一束马尾，见谁都是和和气气，好像永远不会提高喉咙，永远不会说命令的语气。她也不太像个韩国人，讲起中文字正腔圆，讲到中国历史如数家珍，甚至可以详细到陕西面条的起源——大概因为她念的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还一路念上了博士。

地理位置上，望京在北京的四环以外，五环以里，距离首都机场与天安门都差不多10公里。这片17.8平方公里的五边形土地像一只风筝飘在城市的东北边。大概有30万人日夜穿梭在它钻石型的道路上，出租车司机们因此常在望京迷路。有时，他们还会遇上“老外”——望京生活着8000多名外国人，大多都是韩国人。这是写在北京朝阳区政府网站上2020年的数据。另一个在望京广为流传的版本是，这里韩国人最多的时候能达到7、8万。

“不过，那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金成勋感慨道，他那双凸起的大圆眼睛眯了起来，整个人似乎都陷进了回忆。54岁的金成勋在望京美食城经营着一家名为“安客葱鸡”的炸鸡店。自2000年后搬入望京，他就没有离开过，算得上一个“老望京人”。

而他炸鸡店所在的望京美食城，也绝对算得上望京的“老地标建筑”。不止一位采访对象说起，他们都曾约朋友在美食城的一楼KFC前见面。但如今，KFC变成了一家串串店。就连美食城也在2017年从“韩式美食城”改名“望京美食城”。像名字一样，美食城里的韩餐厅老板大多换成了朝鲜族，就连一楼的韩国超市也不例外。

这家超市和美食城一样年长，开了十几年。“韩国人以前占顾客的80%，现在就只剩20%。”店长阿冰说道。这家韩国超市原先售卖的品类有7000多种，包括粮油零食、生活用品，甚至还有文具。“文具店老板也是韩国人，只是后来走了。”阿冰说道。

▲ 改名后的望京美食城。图 / 受访者供图

金成勋的炸鸡店就开在这家韩国超市对面。我见到他的那个下午，他的店里没有一位客人。

炸鸡店的生意并不好做。5月北京禁止堂食后，这家店的客流一直不好。或者说，早在7、8年前，当韩剧里的炸鸡热过去后，他的生意就开始下坡。金成勋的炸鸡店有过几次腾挪，最后一次，他和一家炸猪排店的韩国老板商量后合租下这家门店。四五十平米的店铺一半卖炸鸡，一半卖炸猪排，每月房租两万元。

那时，赚的钱交完租金，每人就只剩一万元了。炸猪排店的老板选择去了越南，而金成勋独自租下了整个店铺。他比炸猪排店老板幸运一些，至少，早些年他挣到过钱，还在这里买了房。

每个久居望京的人都能说出一些韩国人离开的故事。“以前开店的都是韩国人，如今美食城里的韩国老板只剩下两三位了吧。”一位朝鲜族老板说道，他在这座美食城里开了十几年的理发店。金成勋是他口中剩下的人之一，而在金成勋隔壁开连锁烤肉店的郑号锡，则是另一位。

32岁的郑号锡出生在韩国，但他的整个青少年时代都在望京度过。大多数时候他就像在首尔一样，在满是韩国人的韩餐厅里吃饭，穿韩式的西装校服去国际学校上课，和来自各个国家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其中韩国朋友占大多数。甚至到了服兵役的年纪，也要回到韩国进入军队。不同的是，“我有自己一个人的房间，天天学中文有专门辅导老师，家里还有保姆，这些在韩国得是有钱人家才能有的待遇”。

郑号锡已经是这家连锁烤肉店的第二代老板了。他的父亲几年前从望京搬去顺义，后来又说“想退休”，就从顺义搬回韩国，十几家烤肉店都留给了儿子。但90年出生的郑号锡有自己的志向，他想做一个线上专营的运动服装品牌。目前，这个创业计划找到了一群韩国合伙人，正在首尔筹备。

“那你会离开望京吗？”

郑号锡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起自己的线上品牌“以后一定会进入中国”，但也透露，自己最近正在处理留在望京的房产。

那是7月的一天，我们坐在一家名为“咖啡陪你”的咖啡馆里。咖啡陪你曾是韩国最大的咖啡连锁企业，巅峰时全球的门店超过1200多家，其中600多家开在了中国。2018年，国产新式茶饮争相开进各条街道时，咖啡陪你的在华合资企业则宣告了破产。也许得益于韩国顾客的光顾，望京的这家咖啡陪你从风暴中幸存了下来。

两个月后，这家咖啡馆就迎来了十周年店庆。可店庆的广告牌还没有撤走，酒吧老板Jason就在里头规划起了改造——这家咖啡馆1/3的区域以后会将用来当作夜间酒吧。

咖啡店不远处，望京西园3区大门边，一家中原地产已经开了19年。店里资历最久的业务员老杨说：“就连专门为韩国人办业务的朝鲜族中介，这两年也从四五家变成两家了。他们过去客户非常多，都不愁找。现在的话，新客户特别少，只能吃老本。”

似乎一切都在默默昭示：韩国人正在离开望京，望京正在褪去韩国色彩。

02“中国会有很好的未来”

金成勋如今54岁，他一半的时间都留在了中国。

他坐在自家空荡的包间里，往不锈钢杯子里冲了两包产自韩国的麦馨咖啡，一边喝着自己国家的咖啡，一边讲起自己28年的他乡故事。

第一次来中国的时间是1994年，中韩建交的第三个年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语言班学中文。那时，大部分中国人对他的身份都充满陌生与好奇，有出租车司机得知他来自韩国后，还会追问一句：“那你是朝鲜人？”

新奇的目光里也带着善意。“当时每个中国人都对我很热情。”金成勋笑了起来，圆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记得，1997年自己特意跑去香港看回归仪式，但路上弄丢了护照，没有住处，热心的空姐就邀请他住进自己家。素昧平生，他就与空姐的爸爸睡一张床。

孤独也是有的。刚在中国打拼时，他独自租住在潘家园，一个月说不上几句韩语。“那时打开电视，看得懂的只有《还珠格格》，说的话还比较现代。”

大多数时候，金成勋过着和一般北京市民差不多的日子——跑去王府井第一家麦当劳排队；去国贸看独一栋的中国大饭店；后来又在北京林业大学旁经营着韩餐厅。只不过，和别家餐厅不同，他生意奇好，一个月挣1万人民币，那些进店的女大学生们还总爱问他，“知不知道韩国组合NRG、H.O.T……”

直到他遇见望京。

金成勋第一次听到望京两个字大概是在2000年。一位韩国朋友说自己搬到了“望京新城”，给朋友温居时，金成勋第一次在北京见到了20层以上的公寓楼。

“望京新城”，是当年不少韩国人所认知到的最早的、关于望京的“符号”。1997年前后，望京就作为北京市最大的一块规划住宅区，建起了望京新城101号楼，当时的开发商还邀请了200位韩国人入住。

这也是“望京”与“韩国人”建立联结的开端。一篇研究“望京韩国城”的论文里写道：“这些在望京置业的韩国业主，以求学者、投资创业者和在京服务于领事馆、外资企业者居多。随着‘望京新城’的建成和渐具规模，陆续有住在花家地和亚运村公寓的韩国人搬迁过去。口碑相传，‘望京’在韩国人心目中的知名度越来越高，甚至很多没来过北京的韩国人，都知道，望京是北京韩国人聚居最多的地区。2000年以后，大规模的韩国人来了。”

韩餐厅老板朴南巡在纸上画过那时的望京，“除了几栋比较现代化的公寓楼外，还有一片南湖农贸市场”。泡菜、韩餐、炒饭、刀削面、服装，全在市场里一起卖，但无论哪家的小摊贩都学会用韩语讲价。而在农贸市场更远一些的地方，望京仍是大片的菜地、玉米地——比如望京第一批住宅小区“花家地”，之所以得名，就是因为盖房子之前，这里是一片花椒地。

“我相信中国会有很好的未来，但没想到过会发展得这么快。”朴南巡说。2002年，还在念高二的朴南巡，第一次来到北京。她在北大留学生办公室门口徘徊了30多天。“那时他们还没有接触过我这样的留学生，年纪小、高中也没毕业，很多手续不知道怎么办理。”

学校对韩国面孔仍感生疏。上课时，中国同学们第一次听到“朴南巡”三个字的时候发出了大笑。“怎么会有人叫南巡呢？”有人问，“我们一般说的都是‘邓小平南巡讲话’。”朴南巡对同学提到的历史也是生疏的。

“来中国”是朴南巡父亲的决定。1939年出生的朴父经历过朝鲜战争，童年时会说着英语向过路的美军讨要巧克力。“也许就是因为这些经历，他觉得学会外语和往外走是很有必要的。”朴南巡猜想。

朴父押注了中国，他喜欢中国的文化、历史，家里的书架上摆满了中国影片。朴南巡至今记得，家里放着由梁朝伟出演的58集电视剧《大运河》全套光碟，“妈妈看了好几遍”。她的幼儿园是在釜山的华侨村里上的，中文从牙牙学语的时代就开始浇灌。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这个家庭看到了更多的未来。一年后，朴父对16岁的朴南巡说：“要好好在中国学习，不要太想家。”两人约定每年只回一次家后，朴南巡便转身上了来北京的飞机，一落地就是20年。

“中国的未来”几乎是所有韩国人到来的理由。哪怕是中国入世10年后，来北京留学的金娜恩提到故事的开头，说得也是“我爸爸当时觉得中国很有潜力”“他觉得来中国经济会发展得很好。”甚至是2018年来中国的现代员工池昌浩，他听说了很多韩国人在华创业成功的案例，在50岁的时候申请上了公司的海外派遣，带着妻子、儿子、女儿举家来到中国，住进了以韩国人多著称的望京。

而金成勋，当年住的就是望京里韩国人最密集的小区“望京西园”，一个月房租在3000元上下。20年后，他经营的炸鸡店几经迁移，又回到这里，月租却已经翻了四倍。

▲ 在望京，经常能看到中韩双语告示牌。盐里 / 摄

03“地球村”

金成勋接着回忆着望京的这几年，可脑海中的那个韩国小伙变得有些模糊不清了。他总是摆摆手对我说“记不得了”，他的语调一直温和平淡，并保持着韩国人特有的轻声细语。

不过，有些时刻，他又好像猛然清醒，眼里闪着亮光地讲起故事。

2002年，对很多在望京的韩国人来说，是个极其特别的年份。这一年举办了韩日世界杯。那个夏天，韩国市民自发地为球队应援，“红魔”拉拉队占领了整个首尔广场。而在遥远中国的望京各小区里，也会响起此起彼伏的欢呼声。“当时有中国邻居说，不用看就知道，肯定是韩国队进球了。”金成勋大笑起来。

当年只有12岁的郑号锡也一直记得韩国打入四强的那个夜晚。他和家人以及一群长辈，在二十一世纪的饭店里观看了比赛。啤酒、呐喊、还有肆意庆祝的人群充斥着那个夜晚。席间，他认出，人群里还坐着韩国大明星安七炫。“但谁都不理他，那时大家嘴里喊的是另一个名字，著名球星安贞焕。”

几乎所有的受访对象，都用“热闹”形容十多年前的望京。

“我觉得，望京最早的夜生活就是我们带来的。”金成勋一脸骄傲地说。繁华、热闹也带来了飞涨的房价。《中国青年报》曾提到，2008年，“望京的房价已经从几千元一平方米，涨到了1万5左右，房租也创了新高”。

北京奥运会是另一个标志性节点。2008年，“北京欢迎你”唱遍大街小巷，望京也一样。

“开奥运的时候，能明确地感到，早些年中国人对自己的好奇感已经消失了。”金成勋回忆道。那一年，因为奥运会，北京的道路宽阔了，一些楼房被修整一新，公交、地铁抵达更多的地方，走在路上的面孔也来自世界各地。

作为奥运会志愿者，朴南巡在鸟巢场馆外，见到了此生最多的人潮——“围栏里满满的人，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人。”

郑号锡则作为奥运观众去看了一场棒球赛。他说，韩国人喜欢棒球，那天赛场边坐了许多同胞。不知哪位大叔在观众席唱起了《阿里郎》，一拨接一拨人加入，一声比一声响亮，最后球场上空都飘荡着这支朝鲜半岛的民歌，“那个时刻我真的感觉到了，我和自己的国家在一起。”

同样地，坏事也会把世界各国的人联结在一起。

2008年，从美国开始引爆的金融危机，席卷到韩国，韩元贬值，也连累着在望京的韩国人们，他们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曾在2009年发表过一篇报道，讲述韩元贬值下韩国人的离开。文章中写道：“出租房子的人多，真正租房子的人少，望京的租金下降了许多，差不多有1000元到2000元。”韩国人租不起房子，望京房东挣不着钱，疼痛感从全球的大环境传递到每个普通人的神经末梢，就像冰点那期报道的标题一样——《韩元咳嗽 望京感冒》。

这也是“同住地球村”的代价。

为了“融入中国社会”，朴南巡曾经历过一段坎坷的学习生涯。她记得大学上的第一堂专业课，由于她不流畅的中文，老师让她从教室离开，“你们不要过来上课了，你们先去学习语言”。她怨自己中文不够好，不够好到让去表达自己。那个时候，由于两个国家历史、文化的不同，观点的分歧往往在各种时候出现，但她都不与人争辩，“不敢”。她也不理解周围的同学，为什么那么专注念书，有的到大二都没离开过校门，没有去过颐和园、王府井。

奥运志愿者工作结束后，朴南巡选择了回国。到了韩国，从机场回家的路上，看着窗外，她突然就后悔了，“韩国好小，好单一”“建筑不大、路也不宽”。对她来说，那不仅仅是肉眼可见的逼仄，而是一种见过广阔世界后的不想回头。

她决定回中国，她想理解中国。

▲ 望京街头。 盐里 / 摄

04黄金年代

央视纪录片导演贾丁，也曾置身在中国人和韩国人两个群体间，但他打破“不理解”只花了6个月。

2012年，中韩两国建交20周年之际，贾丁接到台里给的任务，“拍一部韩国人在中国生活的纪录片”。这就是《望京》这部片子的全部要求，没有固定地点，也没有固定主人公。

与贾丁一同发愁的还有韩国KBS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们，他们同时也要拍一部中国人在韩国生活的纪录片。两拨人在北京相遇，聚在一起讨论怎么拍片。一次交流会上，一家媒体记者提到了望京有一支7080乐队。“完全没有名气，只说是一群70年代出生，80年代成长起来的韩国人”，但贾丁决定去见见。

在望京某个小区的地下室里，贾丁见到了7080乐队的五位成员。

10年前很多事，贾丁都记不清了，他不记得那个地下室在哪个小区，也不太记得乐队成员们的准确名字。但他清楚记得初次见到他们的场景。“那个地下室用隔音棉包成了排练厅，同时还是一家音乐培训学校，学萨克斯、架子鼓的孩子进进出出。”“大家坐在一起，喝着咖啡、抽着烟就开始聊。我发现跟他们的聊天一点也没有障碍，因为他们都会说中国话。”

乐手们排练起来，80年代的韩文歌旋律悠扬，尽管一句歌词都没听懂，但贾丁觉得，那五张步入中年的面孔真挚又沉醉，“很打动我”。于是，纪录片的主角就这样敲定了。

贾丁也因此第一次关注了主角们所住的望京，“韩国城是我认为的那个时候的望京中心地带，也应该是韩国人认为的”。

贾丁口中的韩国城是一家位于望京里的的两层商铺，外墙上挂着“韩国百货 望京韩国城”的红色大字，里面挤满标写了韩文的餐厅、理发店、蛋糕店、手机店。很多韩国人的第一台智能手机就在韩国城里购入，比如朴南巡、金娜恩。而纪录片主人公之一的朴圣镐当时交了一位中国女友，她就在韩国城里销售来自东大门市场的衣服。

▲ 图 / 《望京》纪录片

几乎每个采访对象都对这座商场有自己的记忆。朴南巡记得自己在这里买下了一台三星智能手机。楼里还有家名叫“阿姨家”的小菜店，卖得泡菜酸辣爽口，特别正宗，“老板娘还说自己上过KBS”。不到一分钟，朴南巡就找出了当年的报道。金娜恩记得自己刚来留学不久，没有朋友，认识的姐姐每个月都会领自己到韩国城来吃饭，地下一家韩餐厅让她怀念至今，那是花30元，就能吃上炒年糕、汤饭自助的“家乡味道”。

贾丁跟着主人公们去了韩国城，也去了南湖农贸市场、跆拳道馆、汉语培训学校……这些早已在城市变迁里从地图上消失的地方。他在望京住下，真的生活了起来。“常常一天的拍摄结束后，我们就收起摄影机，与7080乐队一起去聚餐、喝酒。”他印象中，韩国人爱喝二锅头。摄制组人还没到齐，他们就一杯又一杯地喝到迷离。饭后大家还会去KTV，听7080唱那些韩文老歌，萨克斯手朴圣稿兴致很高，有时当面来一个一字马。“我们都震惊了，这哥们太牛了。”

2012年仿佛又回到贾丁的眼前，他把与望京韩国人的那半年的相处形容成“拍纪录片最好的状态”。

“我没觉得他们是韩国人，他们也不觉的我是中国人，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无非是他们说话音调有点怪模怪样。”他记得乐队中有个女主唱，来中国八个月，汉语说得不好，“但她提到自己年轻时是校花，在校晚会上唱很好听的歌，常有男孩子追她。她讲起这些伴随着不流利的汉语，却是骄傲的神情。大家的情感是相通的，完全一样。”

韩国女生朴南巡则在走遍大半个中国后，才明白这种“一样”。再次回到中国后，朴南巡继续在北大考古专业念研究生。一有空就去旅行，去上海、深圳这样的大城市，也去四川、云南的小村子。走到新疆时，一个放羊的男孩问她：“你的中文为什么那么好？”她回答：“因为我在北大念书呀。”“我以后也想念北大，姐姐你要等我。”那一刻，男孩的眼睛像是蒙了层潮湿的薄膜。朴南巡突然想到自己埋头苦读，不愿出校门的同学，“很多中国人上北大是拼了命的，学习可能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

那是北京不能带给她的感悟。距离新疆2700多公里外，LG、摩托罗拉、爱立信等跨国企业已经相继在望京的各座大厦中建立自己的中国总部。一时间，望京聚集了北京65%的高收入人群和约1/3的外籍人士，成为当年亚洲最大的国际居住区。

郑号锡记得童年时大人们都说“望京会是第二个西单”。成年后，他站在望京西园的高层里俯视未开发的用地，好奇“这些地得值多少钱”。

问题的答案在2010年终于揭晓。远洋集团经过84轮角逐，以40.8亿元拿下大望京村1号商业用地。仅仅过了两天，保利集团又以50.4亿元的高价圈下2号商业用地。而最后一块3号商业用地则被绿地集团以25.8亿元斩获，其中绿地中心3号楼后来被阿里巴巴整栋买下，挂上了硕大的橙红色logo，一直闪耀至今。

望京没有成为传言里的第二个西单，却有望成为第二个CBD，并被正式写入《北京市规划委“十二五”规划》中，定名为“大望京科技商务创新区”。

那是韩国人不熟悉的望京，带着浓烈的中国商业气息。互联网黄金年代也从那一年开启，阿里、美团、Uber、携程都在这片土地上划分着各自的势力范围，熊猫直播、A站、陌陌、小蓝单车则在风头正劲时入驻这里，标榜着自身新兴经济体的生命力。

中国互联网的潮汐涨落对韩国女生金娜恩来说，既遥远，也贴近。比如，她不知道曾驻扎过望京的每日优鲜，在今年7月的一个夜晚“原地解散”了。但她也直接感受过ofo的起落。和很多中国用户一起，她还排在退99元押金的路上，“一打开手机，看到排队人数显示好多位数，连数都不想数就关上了”。

今年30岁的金娜恩过着最普通的韩国年轻人在华生活。2011年，她来到中国留学，先上语言班、再读中文系，为了毕业，她蒙着头狂背古文，成天泡在汉字里。顺利毕业后，她进入望京一家韩国动漫公司当设计师。求职时，四年努力给了她回报，她可以和中国客户沟通，做其他韩国设计师干不了的活儿。

不过，没有前几代韩国人的那种幸运，她的工资并不足以支撑2016年的望京房价。尽管当时她的工资已经过万，但一间她看上的一居室月租就要7000元。“住不起，住不起。”金娜恩的声音低沉下来。她是个性开朗的女生，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喜欢用瞪圆的双眼表达震惊、不解和认同，声音也跟着这些情绪起起伏伏。

韩国人在街边，偶尔能感知到这种中国式理想里的狂热。互联网最热闹的那几年，望京soho与合生麒麟社之间形成了“扫码一条街”。金娜恩记得，几十家小摊贩在树荫下摆开，摊前就贴着二维码，总有人扯着嗓子喊着“扫码关注就能获得纸巾、耳机。”金娜恩从不扫码，但她也学会叫滴滴，骑ofo，并把它们归类为“回韩国都会想念的中国技术”。

那些年，无论是玻璃幕墙后的中国互联网人，还是陆续住进各小区的韩国人，每个人都浸泡在信心与希望里。

▲ 这里曾叫望京韩国城。图 / 受访者供图

05“家”

朴南巡算是最近一批搬入望京的韩国人。

2015年开始，她先跟着哥哥住在燕郊家里。燕郊曾经被许多韩国人看作第二个望京。韩国餐厅、韩国超市、便利店、电影院全被复制到小镇上。房地产企业直接为韩国人量身打造了一个新的小区，取名“首尔甜城”。在望京租金涨到九千、一万的时候，首尔甜城里的三居还在3800元一个月徘徊。燕郊又有大巴直达CBD商圈、中关村。出城、回家从来不是一件难事。

但燕郊终究成不了第二个望京，因为它没有能够赶上当年望京飞速发展那个时代。

与此同时，望京在这些年里，正逐步转变为一个综合型新城，韩国元素在逐渐褪去的同时，一批国内大型互联网企业均选择进驻望京——包括阿里、美团、陌陌、携程、奇虎360等等，背靠丰富的住宅产品，完善的商业配套，望京已经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还是有韩国人继续看好未来的发展，选择留在望京。2021年4月，朴南巡搬进望京，开了一家地道的韩餐厅。北大15年的考古专业被抛下了。原因有很多，比如一个外国人在中国考古队里的尴尬，比如作为领队的压力让她不断掉发，“但至少我给大家做菜时是开心的”。

▲ 朴南巡开的韩餐厅。图 / 受访者供图

朴南巡把餐厅开在望京的一个原因是，其他商圈地区的招商经理不能接受一家不知名的新韩餐品牌入驻。就连五道口也因为韩国留学生减少，韩餐厅不再有吸引力，而拒绝了朴南巡的加盟。

朴南巡最初联系上招商经理时，对方说：“前面还有好几店排着队呢。”但他后来又说：“望京以韩餐厅为代表，前阵子我们商场已经关了两三家，还是得有。”

这差一点成为了朴南巡餐厅的命运。一年多时间，她的餐厅一共关了三回。今年最难的时候，一天流水只有194元，只来了两拨客人。朴南巡总是坐在店里，盯着空荡荡的商场发呆。到了夜晚，她根本睡不着，只能研究菜谱，计算成本，听着望京半夜里突然响彻天空的喊叫，还有汽车摩擦着路面的声响。想着，听着，天就亮了。

直到一些隔离在家的韩国居民们打来电话，说要订团餐，朴南巡卖出了平日70%的营业额，终于得以渡过经营难关。但失眠的问题一种延续到现在，“我们餐厅还在回本阶段。”

尽管热闹的生意肉眼可见，一些机场、商场已经给朴南巡打来邀请电话，但她知道，在不确定的时候，做什么决定都要小心翼翼。

两条街外，望京美食城里的炸鸡店老板金成勋也想做一些决定。

他想回国了。他快三年没有回家了，讲到故乡韩国，那双凸起的大圆眼睛变红了。金成勋设想过，如果离开望京，回了韩国，就在济州岛开个小餐厅。他的很多朋友已经搬去济州岛生活了。

“那也开韩餐厅吗？”

“对啊，济州岛不是也有很多游客吗？”

“但现在游客应该也少很多了吧。”“也是，也是，那还是留在这里吧。”金成勋笑了笑，眼睛却没有眯成缝。

金成勋讲起那个去了越南的炸猪排店老板。“他在越南也没挣到钱，那里的房子没涨几年就卖不出去了。最后就回了韩国，还是开韩餐厅，也不知道干得怎样。”

金成勋的妻子是中国人，作为跨文化家庭，他的儿子正在望京的国际学校读初三，女儿则在一所中国学校念高三。这是金成勋作为父亲，留在望京的唯一理由——因为外国人身份，他的孩子在高考时都比大多数本国学生会更轻松些，“为了孩子我也应该留在中国”。

如果回家的话，你会想做什么事呢？

“那可太多了，要全部说完，今晚你可回不了家。”同样三年没回家的金娜恩聊起来却像个许愿的小孩。她眨着眼睛，笑意盈盈地说：“要说起来的话， 第一个是见家人和朋友，无条件的好嘛。 第二个是去餐厅吃地道的韩餐，第三去家门口便利店，吃一堆不营养的膨化食品，第四去韩国CGV电影院，第五去韩国的Hot Place，比如新沙洞、圣水洞、汉江等地方打卡、购物，还要去美容室，头发也要剪嘛 ，还有去OLIVE YOUNG,在打折季买一堆化妆品,然后还会进行健康检查……”这份“回家必做”的心愿清单，她目前写到了30个。

“我真的好想回家啊。”有一天，金娜恩看了一档《Seoul Check-In》韩国综艺，歌手李孝利与朋友们回忆过往，屏幕上出现了几帧画面是旧时的汉江、江南（韩国地名）。金娜恩的眼泪突然止不住地掉了下来。

无论在哪里，乡愁都是所有异乡人面临的共同命题。

但她没想过一走了之式的离开。“留在中国还是很多好处。这里不用太在意别人，非常舒适，非常自在，可以直接在路边吃着串子，不用太在意人与人之间的上下级……”“我在这里生活了10多年 ，和这里一起度过了我20多岁的光景，这里仍是一个让人迷恋的地方。”金娜恩也讲述着自己对北京的眷恋。

晚上10点30分，望京的街道上流淌着霓虹灯光，车队从横七竖八的道路拐向城市的各个方向。望京之名，取自“瞭望北京”之意。这个名字的最开始，昭示了这片区域与北京城中心的一种距离感。而如今，它却真正成为了北京繁华的一部分。出租车司机们感概着：“北京最容易堵车的地方，一个国贸，一个西二旗，另一个就是望京。”

站在望京繁忙的路口，娜恩与我作别，和同伴商量着去处，可能是去朴南巡开的那家韩餐厅，也可能是去金成勋、郑号锡所在的望京美食城。尽管选择在慢慢变少，但这里依然是韩国元素最多的城市一隅。

在望京西园、大西洋新城、华鼎世家等小区里，还挂着许多陈旧的韩文招牌，房产中介、民宿、餐厅、洗衣店……小区里总有家超市货架上还摆放着农心、三养这样的韩国拉面，以及初饮初乐、真露这样的韩国烧酒。超市里的售货员们也保留本能，见人先说“安宁哈赛呦（,韩语你好)”，就连小区路边爱护花草的路牌上也尚留着韩语。只是出了小区大门，从更广阔的世界涌来的喧闹声，大多仍是中文。

热闹的间隙里，居民楼逐渐安静下来。望京西园四区内，晚风吹过绿化带，树叶摇动起来。沙沙作响的矮木丛里立了一块大石头。大石头背后，是高耸了近20年的公寓楼群，楼内，韩国住户来来去去，一如这更迭变换的时代。夜色中，望京的灯火渐次熄灭，无论这群韩国人最后的落脚点在哪儿，他们都带着石头上刻下的心愿，那是一个大写的中国字——“家”。

▲ 望京西园门口的“家”。盐里 / 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除贾丁、朴南巡外，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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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望京韩国人在犹豫去留｜编年史

作者：时尚先生

发布时间：2022-03-31 15:58

快照：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19岁的大崔高考志愿报了中文系，那时韩国年轻人认为，学中文好赚钱。毕业后他来中国工作，娶了中国太太，落户望京。大崔完整体验了中韩20年经济来往，他说，以前是在韩国挣钱来中国花，现在是来中国挣钱回韩国花。他在中国奇遇不断，和文在寅总统自拍，误打误撞出演了《流浪地球》。2010年代，韩国制造业逐渐向东南亚转移，大崔一家曾考虑落户越南，最终又回到中国。而在胡志明市，已经复刻了一个全新的韩国城。2022年，大崔在望京的韩国朋友已经回国一大半，疫情让原本便捷的中韩往返变得成本高昂，他和妻子也在考虑，是否要离开望京。

撰文 吴喋喋

去还是留？一个望京韩国人的编年史

1997年 大田1997年11月，亚洲金融风暴席卷韩国，19岁的大崔正在参加高考。大崔是韩国江陵人，他不喜欢数学，对语言倒是有点兴趣，被大田大学的国际语言文化学院录取后，他在思考，该学哪一门外语？时代给大崔的答案是：学中文。大崔上中学时，最热门的外语专业是英语和日语，他高考这一年，大田大学中文系的人数反超了日语系，仅次于英语系。1992年中韩建交，五年后的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受影响最小，当时的韩国年轻人认为，学中文毕业后更好赚钱。这一年，大田大学中文系招满了三个班，有120名新生。大崔从最基础的拼音和单词学起，mā má mǎ mà，一二三四，别的他也不太记得，因为他几乎不上课，一直在玩。大崔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不是他一个人在玩，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韩国高考竞争激烈，高三学生清早起床，一直学到凌晨，千辛万苦考上大学，却发现和理想中的大学校园不一样，这里什么也没有，最多的是时间。于是大崔挥霍时间，每天和朋友见面，喝酒，参加社团，运动，到了期末就挂科。2001年 吉林大二之前，大崔办理了休学，服兵役两年，回学校复学之前，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大崔的大伯在朝鲜半岛战争中被部队带到了朝鲜，与家人分离近半个世纪后，2001 年，大伯在中国吉林的港口城市珲春，与家人相聚。珲春市东部与俄罗斯接壤，西南以图们江为界与朝鲜相邻。中介从朝鲜把大伯带到了珲春，大崔和父亲、姑姑一块坐船，从韩国一路去到俄罗斯，再入吉林珲春。学一口半吊子中文的大崔，第一次见到了中国的样子，他觉得珲春贫穷落后，印象不算太好。2002 北京再一次来中国是2002年春节，大崔退伍复学后，趁寒假来中国高校补习。兵役像是韩国男性的成人式。在那之前，大崔无意识地疯玩，荒废学业，挂科好像无所谓，退伍后再回到校园，他如梦初醒，担心毕不了业，试图重新认真规划一切：重整学业，顺利毕业，找一份好工作，成家立业。当时韩国人到中国学汉语，首选外国语大学，但大崔主动避开了，他怕和熟悉的朋友在一块，又忍不住成日聚会玩耍，自己一个人跑到北京郊区的华北电力大学上了四周课。华北电力大学的汉语班韩国人不多，还有几个越南同学，学校图书馆也很冷清，中国学生都回家过年了。大崔上课很沉浸，几乎不出校园，开学后回到大田，老师觉得大崔判若两人：你怎么回事，中文进步那么大？来中国补习汉语，对韩国学生来说相当划算。大崔一个月的学费、机票和食宿加起来，只花了150万韩元，约合一万五千元人民币。算起汇率，大崔恍如隔世，现在150万韩元只能换7600多元人民币。“我以前是在韩国挣钱到中国花，现在在中国挣钱，回韩国花。”读大三那年，大崔又到首都师范大学做了一年交换生，这回仍然刻苦，一年里从没在中国旅行过，也不和韩国朋友社交，只找中国学生聊天练口语。2005年，大崔顺利毕业，进入一家韩国贸易公司，负责在中国采购电器后，弄去韩国和欧洲卖。同期的毕业生，不少人去了进出口贸易公司，一些女同学成了中文老师，还有很多人做了专业不对口的工作。2006年 首尔2006年，大崔第一次见到中国女生华，在首尔，几个大田大学中文系的同学聚会，来韩国旅行的华也跟着朋友参加。一行人租了一个别墅，烤肉、唱歌、放烟花，男生睡在一楼，女生睡在二楼。华对大崔印象很好，他永远在给大家做饭，早上最早起床给大家煮汤，吃饭的时候又负责逗乐子，两人互加了MSN。两年后，大学老师找到大崔，告诉他韩国大企业斗山集团需要一个会说中文，懂会计和销售的人，常驻中国分公司，大崔顺利通过面试，从首尔来到中国天津，开始了在中国的长期生活。2008 天津北京奥运前后，像大崔这样被派遣到中国工作的韩国人，在天津有数万。韩国三星1992年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天津分布着三星手机、相机和电视的工厂，一些三星子公司和为三星供货的各路韩国公司，也都跟着聚集到了天津。韩企为了吸引韩国人来华长期工作，给的待遇相当丰厚。单身汉大崔一个人在天津，公司让他独享一个三居室公寓，房租1600元人民币。最近大崔查了这个公寓现在的租金，已经要上万元。还有很多拖家带口来天津工作的韩国人，会分配到租金两三千元的大公寓。2008年，汇率对韩国人仍然划算，天津物价又不高，大崔回忆那几年，不记得多少工作的艰辛，但记得“玩得特别好”。当时韩国人分散在南开区、西青区和梅江一带，一到周末，大家就开车十几二十分钟凑到一起聚会，还踢足球，最多的时候，天津的韩国人组建了六七支足球队，现在已经没这么多了。大崔和华一直有联系，二人开始频繁见面，中国人和韩国人就这么谈起了京津异地恋。2009年 胡志明市安逸的天津生活，让大崔错失了一个发达的良机——去东南亚。2009年，中国制造业的起步对韩企造成了冲击。大崔所在的斗山集团，主要往中国卖叉车，那几年里，中国国产叉车的性能已经和斗山并驾齐驱，价格还更便宜，中国企业纷纷开始用国产叉车，只剩韩企在中国的工厂还坚持买斗山牌。三星生产的电子产品也一样，不得不与华为、小米等中国品牌激烈竞争。大崔说，以前中国制造虽然便宜，但是容易坏，但在2009年已经不是这么回事，不仅价格实惠，性能也上来了。中国的劳动力和材料也开始涨价了，在这里办工厂的优势越来越小，韩国企业开始往东南亚迁移。2009年，斗山把大崔从天津调去了越南的胡志明市，在那里，三星电子的厂房遍布在园区，大崔迅速找到了一块踢足球的新朋友。胡志明市的待遇比天津更好，但大崔半年后就回了中国。主要是因为他要和华结婚了，其次是语言问题，大崔是中文系毕业的，在越南，他觉得自己发挥不了专业优势，而且东南亚的气候太炎热了，生长在温带气候里的大崔适应不了。现在想起来，大崔有点后悔，当时至少应该在胡志明市买套房子再走。2010年，大崔和华结婚，2011年底，他们的大女儿出生。2013年，大崔辞职，去北京和华团聚。他开始自己创业，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常去南边的温州和义乌进货，再把商品卖到韩国。创业多年后，2021年，大崔看到一条新闻，斗山集团被韩国现代收购了。2013年 北京大崔夫妇在望京买了套新房子。在1990年代，望京兴建过一批高档小区，这里坐标在四环外，离城中心远，离机场近，对在北京工作的韩国人正合适，对中国人反而不是最优选择。北京朋友曾经跟华吐槽，望京“果岭里(CLASS)”居然要5000元一平方米，“谁会花这么多钱买这儿啊？”但韩国人在望京看楼盘，几套几套地买房子。华记得，自家小区楼盘开发商是香港的，广告宣传特别高大上，当时每栋楼的一层还配有专门的服务员，买房的时候价格是4万一平方米。但近几年，小区物业水平已经大不如前，房价涨到了8万8一平方米，但没跑过周边的新楼盘，与之相邻的一个小区，均价超过10万一平方米。刚入住那几年，华在楼下永远能听见有人用韩语打电话。大女儿上韩国幼儿园的时候，幼儿园有专门的接送班车，每天从小区接走二十几个孩子，但如今华的小儿子上同一家幼儿园，整个小区已经找不到一个同学了。在望京，大崔继续和朋友踢足球，后来改成打羽毛球，周一三五的晚上约上球友，多的时候有三十几人，定期参加同乡会，他几乎认识全望京的韩国人，商会的、使馆的，开韩餐厅的的朋友也不少，大崔今天光顾这个朋友的餐厅，明天去那个朋友的烤肉店聚会，轮着来。随着结婚生子，华的社交圈子“泡菜浓度”也增加了。2012年是中韩建交20周年，一次使馆活动上，华认识了二十几对像他们这样的中韩夫妻，她牵头建了一个微信群，群名“泡菜媳妇欢乐多”，初始成员20多人，十年间已经扩展到80人。这个微信群里什么都聊，韩剧、育儿、日常生活。一到中秋和春节，群里就开始晒各种祭祀照片，韩国传统家庭祭祀祖先，少不了一碟又一碟小菜，来自中国的妻子们负责不停地洗碗，自嘲是田螺姑娘。华说自己比较幸运，去韩国做祭祀的时候，家里还有小姑子可以帮忙，不过公公每次都叮嘱华认真学，等以后他们老了，这些都得交给华。2016年 首尔2016年秋天，韩国总统朴槿惠的亲信崔顺实“干政”事件爆发，大崔积极地参与到了反对朴槿惠的行动中去。从秋天到冬天，几十万韩国民众在首尔光化门广场静坐抗议，大崔每个月飞回首尔，加入抗议的队伍。在望京大崔也没闲着，他建了一个聊天群，里面都是反对朴槿惠、支持文在寅所在的共同民主党的在华韩国人，一开始为了凑人数，他把华也拉了进去。大崔甚至试探过能不能在北京抗议。他打电话给派出所，问能不能在公共场所抵制朴槿惠。电话那头问：你是谁？护照号码报一下，大崔被制止了。可是大崔没有放弃，一位开韩国餐馆的朋友慷慨地答应大崔，他们可以来自家餐厅拍抵制朴槿惠的照片。大崔就和十几个朋友一块拿了纸板，写上“朴槿惠下台”，以望京韩餐馆为背景拍照上传到互联网，也有一些朋友担心风险，并没有参加。这件事引起了韩国媒体的注意，韩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KBS电视台专门来采访，大崔对着镜头说，发生崔顺实门这样的政治丑闻，让他们这些身在海外的韩国人感到很丢脸，所以即便在国外进行抗议有点不方便，但他必须这么做，坚决让朴槿惠下台。2017年5月，文在寅以高支持率当选韩国总统，大崔高兴极了。这年底，文在寅总统来中国访问，大崔作为在华韩国人里的支持者代表，被邀请去和总统吃饭。华记得那天大崔特别兴奋，一大早就开始选衣服、擦皮鞋，到了举办活动的索菲特大酒店后，一直在给华发图片直播，说我进去了，我到哪儿了，演员秋瓷炫夫妇跟总统坐一桌。大崔还和文在寅自拍了一张，华感叹：这总统也太平易近人了。对在望京生活的韩国人来说，朴槿惠留下的烂摊子还有一个“萨德”。2017年初，韩国乐天集团决定为美国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提供用地，引发了中国民众空前的厌韩情绪，对韩国政府、韩国财团甚至韩流明星，都自发地进行抵触。最严重的时候，韩国留学生在北京坐公交车，不敢说自己是韩国人，在北京工作的韩国人，觉得待在望京才能保障安全。生意也不好做了，之前韩国服装在淘宝上卖得特别好，萨德之后就卖不出去，大崔的很多朋友在2017年就回了韩国。大崔还是很积极地想解决这些困难，带头去跟使馆呼吁，争取一些保护在华韩国人的相应措施。华对此不置可否，她觉得谁会管呢？你们是自愿在中国生活的，她不能理解丈夫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热情。2017年 青岛那是一个星期三的晚上11点，“泡菜媳妇欢乐多”群里有群友求助，想找韩国人录15秒的自我介绍，用韩语说一下大家好，我叫什么名字，身高体重多少就行。一部中国电影在找韩国群演，选角导演当天晚上急需交10个视频应付差事。热心的华二话不说让大崔录了视频，没想到两天后，剧组找来，约大崔去青岛拍戏。青岛的韩国人那么多，怎么还要从北京找人？夫妻俩搜了导演名字，判断这是个骗子剧组。然而打电话的副导演也是韩国人，苦苦哀求大崔，看着同胞的份儿上帮帮忙。大崔硬着头皮，高铁去了青岛，一到就套上了50斤重的戏服，从晚上8点翻来覆去拍到凌晨3点，第二天又高铁回了北京。大崔回到家，啪地扔给华一个信封，说这你是卖我的钱，你数数吧。信封里是两千元片酬。剧组告诉大崔，电影会在2018年春节上映，结果杳无音信。又过了一年，春节这部片子上映，叫《流浪地球》，大崔在其中饰演韩国救援队员，眉头紧皱地坐在卡车里讨论世界末日，有足足6秒钟正脸镜头。大崔正在韩国祭祖，华跟妈妈在东北老家的电影院，举起手机，录到了大崔出镜的6 秒钟，由于出现得太快，华的母亲根本没反应过来。《流浪地球》是2019 年中国票房第二的爆款电影。华发了条微博分享这个花絮，导演郭帆赶来留言：“兄弟辛苦了！”《环球时报》的视频栏目也去专访大崔，发出来的视频标题是：《震惊！韩国欧巴首次试水中国电影，拿下46亿票房》。2018年 胡志明市2009年，华曾去越南探望在此工作的大崔，当时华对越南的印象堪称糟糕，在胡志明市，她遭遇人生中第一次被抢，骑着摩托车的小偷“唰”地掠过，顺走了华的包，华觉得整个城市都脏兮兮的，在路上走还得小心踩到排泄物——她强调，一看就不是狗屎，是人的排泄物。旅行最后一天，华打算把外币在机场花完，买点纪念品带给同事，结果什么也没瞧上，就算买了，送给同事她也觉得拿不出手。2018年，大崔又得到一个去胡志明市工作的机会，华再次跟着去了，这一回她对胡志明市刮目相看，认为这里已经发展到2010年上海的程度，到处都在修路盖楼，有服务质量在线的连锁五星级酒店，而且出现了一个成形的韩国城，在韩国人集中的街区，街上招牌已经完全没有越南商品的标识，全是韩文，超市里的服务员和顾客也全是韩国人。这一次什么都很满意，好像找到了第二个望京。但当地的韩国学校所有的班级都满员了，无法接纳大崔的两个孩子插班，越来越多的韩国家庭涌入胡志明市，这里的韩国学校还来不及招更多教师。华觉得不如再等等，他们再一次离开越南，回到了望京。

2021 望京2021年末，我在华的家里第一次“见到”大崔，透过视频电话。那天大崔刚从首尔返回北京，正在酒店隔离。当天是大崔的生日，华打了一个视频电话，让孩子们给爸爸唱了韩语的生日快乐歌。起初得知我们要采访时，大崔立刻一本正经地回复妻子，自己很想聊聊政治经济、中美关系、全球气候变化这些事儿。华回他一个带文字的表情包：“这不是月薪3000的人该考虑的事情。”意思是，都四十岁的人了，你安分一点。漫长的新冠疫情让更多的韩国人离开了北京，离开了望京。三年间，大崔频繁地为相识将近十年的朋友饯行，这让他有些空落落的。他提起刚送走的一个朋友，是同小区的邻居，他觉得对方已经在中国待了这么久，回韩国会感到陌生。紧接着他又送走一对韩国夫妇，离开的原因是丈夫被公司解雇，在中国没什么业务可做了。失去工作之前，丈夫在中国已经待了十八年，妻子也跟过来，孩子在中国出生、上学，第二个孩子刚刚考上大学。大崔自2013年在望京认识的韩国朋友，如今差不多走了有一半。还留下来的，主要是使馆的工作人员、生意成功的商人。经商失败的大都走了，公司职员早就没剩几个人在了。随着阿里、美团等互联网公司进驻望京，越来越多互联网大厂员工住进了华的小区，他们家对门就住着一个阿里员工。夏天有时候下班早，华带着孩子在大望京公园遛弯儿，迎面能撞上好多带着胸牌、一看就是IT从业者打扮的年轻人在那转悠。小区对面的底商，原先开着一家著名连锁韩国超市，旁边有韩式猪蹄点，各种烤肉、韩餐厅，这几年几乎全变成中国商店了，但大大小小的餐馆，也总是无法长期开下去，三个月就关门，再换下一家。留在望京的韩国人，也要面临越来越多的不便。大崔的生意需要时常跑义乌和温州，总是不知道在哪一天，突然遭遇疫情、隔离和健康码弹窗。回一趟韩国变得极其麻烦，之前韩国落地得隔离一周（今年3月开始，韩国取消了入境隔离），中国隔离三周，签证材料要求也比疫情前手续更繁琐，一趟往返，两个月就没了。疫情之前，往返于首尔和北京只需要坐两小时飞机，这样的国际航班一天十几趟，但在2022年，每周只剩下一趟航班。大崔的朋友、一位在北京韩国人会任职的韩国人告诉我，他们协会每周的例行活动增加了一项：给在酒店隔离的韩国人送去慰问品，一个手提纸袋里，装着健康红参饮料，韩国拉面，泡菜，口罩之类的物品。一周只有一趟航班落地，他们做这件事颇有余裕，换做以前可负担不起。

2022年 韩国驻华使馆2022，又是一年韩国总统大选。大崔为了支持文在寅而热血沸腾的2017年，和今天形成鲜明的对照。今年2月23日到28日，在北京，韩国使馆安排了可以搭载50人的接驳巴士，每天上午、下午分别从五道口和望京社区接韩国人来使馆，参与韩国总统选举的旅外公民投票。投票最后一天，我在亮马桥的韩国使馆周围逛了很久，没看到本应该出现的接驳巴士，来投票的韩国人也很少。最后在使馆后门，我遇到一对年轻的韩国情侣，他们刚刚投完了票，女孩告诉我，四年前文在寅竞选韩国总统的时候，她也是来这里投票的。女孩在上海念大学，在北京工作，几乎所有一块来中国留学的朋友都回韩国了，她在这边除了男友，没什么别的韩国朋友。在北京，一开始她住大望路，后来觉得房租太贵，搬去了望京，这两年望京也变得很贵，她又搬到了顺义。她不到三十岁，和老一辈在北京的韩国人不同，她不参加同乡会，父母也远在韩国，她觉得和男友两个人的生活也并不孤独，望京和北京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同，在房租面前被一视同仁，“反正想吃什么韩国食物的话，都可以淘宝买。”这个女孩打算一直在中国生活下去，虽然疫情已经让她两年没法回韩国了，对于冬奥会上中韩网友的争吵，她显得很看得开：吵架的人并不是百分之百，一百个人里也许只有一两个在吵架，那和我们大部分人有什么关系呢？几天后，3月10日，韩国大选公布结果，新总统尹锡悦上台。华发了个朋友圈，说韩国换总统，大崔emo了。昨天还兴高采烈要去跟朋友们一起喝酒等结果，这会儿在家里唉声叹气，饭也不吃了，娃也不送了。而在北京，像大崔这样，对政治依旧抱有热情的韩国人，已经不多。根据韩联社的报道，10万在京韩国人里，只有5315人申请了参加投票，整个中国，有2.9万旅居的韩国人申请投票。在五年前的那次选举，申请在华投票的韩国人有4.4万——我不知道这个大跳水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韩国人大量离开了中国？抑或是在华韩国人的投票热情进一步降低了。望京的韩籍员工越来越少了，东南亚之后，韩国制造业又将印度当做跨国流动的下一站。留下来的韩国人，有些还对中国抱有很大兴趣，采访中我听到的一种观点是，印度的种姓制度、基建和交通状况，让不少韩企难以适应。相比之下，中国的高铁可以直达三线城市，在中国大量二三线城市中，或许还有机会。走，还是留，是望京韩国人又一次面对的选择。大崔和华原本计划，两个孩子的中学在中国念，去首尔读大学。眼下的环境正催他们重新做计划，大崔的业务主要在韩国，往返中韩的成本实在太高，朋友们也都纷纷离开了。可是华不会韩语，一旦到了韩国，只能成为全职主妇，她还在犹豫。

感谢北京韩国人会传媒中心主任柳亨锡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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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房回忆82，再说望京，韩国人落魄、拆迁户暴富的那点事儿

作者：章哥说买房

发布时间：2022-06-26 07:13

快照：

北京章哥，房地产从业20年，通晓业内门道，我不做所谓的“专家”，只用二十年实战经验帮大家答疑解惑。

本系列只是回忆，钩沉北京20多年来的楼市片段。随笔而已，既不映射现实，也不预测未来。

楼市的历史有点儿特殊，总能让人感觉庆幸或后悔。但这就对了，所谓普通人的生活，就是一次次的侥幸和错失机会嘛。后悔也好，庆幸也罢，往事就在这里。

一、

上一篇写了望京早期的那点事儿，之后一直没写主要是因为记性不好了，很多东西真想不起来了。所以只好脑子里装着，偶尔想起什么就赶紧记下来。这都没想起多少来，还是写到哪儿是哪儿吧。

我曾经听好几个人说过望京的韩国人历史，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个在望京的韩国人是禹东硕，最早是从望京西园三区开始的，望京高峰期有三分之一韩国人，今天望京还有至少5万韩国人，以后韩国人还会来中国还会来望京……

那我告诉你吧，以上的这些全部都是胡说八道。

二、

我也听说过这禹东硕的故事，但一听就是瞎编的，韩国净是这种人，吹牛不打草稿。有可能他是在望京新城居住的第一个韩国人，但在此之前望京已经有了花家地和南湖等小区，韩国人已经在这里租房或借房（名义上的）居住了。

这起源于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韩国留学生和商务机构就大量来华，他们在上海住进了古北，青岛住进了城阳，而北京则先在五道口最多，之后才发现了望京。

没别的原因，当时的望京租金便宜，但离大使馆和机场都近，还离着几所有中文留学生的大学也近，自然就成了首选。当时的望京根本还没正式规划呢，跟酒仙桥燕莎什么的无法相比，比亚运村更差得太远了。印象中只有一趟公交车，好像是409吧，从来广营到阜成门的，我还坐过呢，坑坑洼洼的路，可破了。

禹东硕这批韩国人其实也是图的望京的性价比。当时望京新城和A4区刚开盘，房子新租金还不高，自然就成了首选。当时北京市区的房子动辄2/3000，这里才1000多，那干嘛不租新房啊？

于是，韩国人纷纷从花家地等老小区搬到了西园三区四区，2002年后有的人还干脆买了房，因为北京取消了内销外销的限制，外国人可以购买普通住宅。其实在之前就也有买的，只是不合规而已。大概是2006年吧，北京还专门出台了外国人买房的规定，主要针对的就是韩国人和日本人。

三、

望京西园三区不是最早的韩国人聚集区，但却是后来规模最大，占比最高的一个。大概到2003年前后，望京的韩国人达到2万人，其中大部分都住在三区和四区。按照当时官方派出所的说法，有70%的住户是韩国人，派出所甚至专门为他们配备了懂韩语的警察。不光是管治安，后来连韩国人夫妻打架都得帮着去劝架。

有一段时期还查过呢，因为租房的行为不算合法，或者说不合规。但当时韩国跟中国的关系好，也就没人较劲了。

话说回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韩国人到中国来啊，又为什么开始都看上了望京？其实除了留学生和大公司派驻的之外，当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躲债的老赖。

中韩是1992年建交的，但来华韩国人是1998年之后增多的，这也和中国的住房货币化改革重合，为什么？因为1997年发生了亚洲金融风暴，中国香港还好，在中央支持下保住了汇市没崩盘。但也损失惨重，所以无奈的开源节流，启动了房地产市场来促进经济。

而韩国呢，在97风暴中就不是胜负的事儿了，而是是否能活下去的事儿。他们没有真正挺住，在美欧的逼迫下，被大枪顶在脑门儿上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从此韩国彻底成为欧美的附庸国，再也无力回天。

可即便如此，韩国经济还是遭受重创，连韩太、起亚等财阀都破产了，其他中小企业更是纷纷倒闭。韩国股市暴跌70%，韩元贬值约一半以上（记住这个数字，后面有对应场景）。那这结果是什么？是能扛住的企业携带资本争相外逃呗。而老百姓呢，先是在爱国心的驱使下献出了自己的黄金和财产（献金运动），但最终的结局仍然是上百万人失业，留给债务缠身的百姓也只有两条路，或是等死，或是跑路。

于是，韩国当时国内的自杀率暴涨，同时向其他国家移民躲债的浪潮也达到顶峰。其中中国由于受到经济危机影响相对小，而且政局稳定，所以成为了部分韩国人的避难所。山东、东北、北京、上海，都涌入了大量的韩国老赖。这也不是他们愿意当背井离乡的老赖，但国家经济破产了，作为个人的个体又能怎样？只好犹如时代中的风飘絮，飘到哪儿算哪儿吧。

而且，那个时代的韩国已经很发达，人均收入上万美金不是新鲜事儿。而中国呢，北京的平均年收入不过万把人民币，差距巨大。那韩国人只要是还稍有积蓄，或者能找到个在华的韩国企业工作，就能生活得相当不错。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在韩国受罪，还不如来中国呢。所以他们大批来到北京，选择了当时看起来性价比超高的望京。

四 、

开始我不知道韩国人已经在望京扎堆儿，还以为仍然是在五道口呢。后来公司让我去参加个什么仪式，韩国某个高科技基地在望京落地，说是来了多少企业。我到了之后一看觉得没怎样，十多家小公司的联合体，一共也没多少人，更用不了多少面积。

但一听介绍倒有些惊讶了，说这种企业在望京已经上百家，从业规模近万人。要知道当时是2001年夏天，中国还未入世，而这些韩国小企业，赌的就是中国入世。他们赌赢了，不到半年，也就是年底的时候中国入世成功，这些韩国企业借势赚得盆满钵满。

后来到2003年非典之后，在望京的韩国人就号称达到2/3万人了。真假不知道，但像西园三区四区和望京新城什么的真的是韩国人遍地，各种饭馆商店也都是韩文标志，望京真的成了韩国城。

再后来韩语翻译在望京是标配了，不仅派出所有，售楼处更得有，得赚韩国人的钱啊。还有中介，动不动也有能简单交流的。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说望京有三分之一韩国人的传言就几乎成了标准说辞。

其实没那么多，但也差不太多。高峰期传闻望京有10万韩国人，而望京总人口30万。实际上韩国人是7万左右，望京总人口不到30万，也就是四分之一。当然这也已经很多了，只不过韩国人的外貌不算太明显，而如果都换成黑人，那想想四分之一在马路上晃悠是什么场景吧。

韩国人多了事儿就多，开始还无所谓，后来随着人越来越多，韩国的跆拳道、高尔夫这种在当时还算小众的场所也有了。韩国学校也多了，甚至传说还有韩文报纸和专门的邮递员。这我倒没见过，也觉得不可能，媒体和邮政系统是不太可能被批准的。

但望京的论坛上曾经闹过一阵儿要把路标都加上韩文的争论，支持者有，反对者更多。我当时看到了也觉得别扭，毕竟这里是中国，说民间的超市商店里弄韩文无所谓，只要不过分就行。但官方的路标也弄上韩文就说不过去了，那以后是不是所有商店的招牌都得有韩文啊？不太现实。但据说是有弄的，我没见到过，估计是民间自己弄的吧。

当时反对声不止于此，上升到了租界、殖民地、侵略者的高度。这我也觉得有些不至于，虽然我也不喜欢韩国人，但也没觉得他们太过分，也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

说句不好听的吧，当时的韩国人就相当于现在的中国人在非洲南亚某些国家似的。仗着自己钱多，而当地的物价低，所以花起钱来满不在乎。这未必是真的出于炫富心理，但在当地人看来就是这种效果。

我曾问过几个韩国人的收入和消费观，简单说就是能挣敢花。尤其是在2005-2007那个阶段，中国经济腾飞，在华的韩国企业赚了大钱。他们如果在本国，大概能挣2万多人民币一个月，但在中国加上补助补贴什么的，一个月3/4万是常态，高管7/8万都不新鲜，那就是年薪百万了。

比如有个做什么仪器的公司，半导体的吧。给普通员工的租房补贴就是1万多，高管达到2万多。而当时望京100多平的三居室也不过是5/6000块钱，房屋租售比是200-300，很符合国际惯例。那价值百万的房子，年租金4万左右，200万的也就是8万左右。

房价也不是太贵，即便在2007年房价最高峰期，望京的房子均价也就是1.5万上下，不算多贵。这还得说是房龄新的好小区，之后到2008年还跌了20-30%呢。

那这些韩国人拿着高薪，自然在中国也是大手大脚了。所以当时有个说法，就是韩国人不会砍价，只要觉得差不多合适就买。甚至那会儿在望京的保姆拥有率全北京第一，绝大部分都是韩国家庭雇佣的。甚至是只有老婆一个人在家带孩子，那都动不动的雇个中国保姆，没别的，觉得便宜啊。

那中国人瞅他们什么态度？挺矛盾的呗，做生意的希望从他们身上赚钱，但普通百姓就有些腻歪了。你们有钱是自己的事儿，但别在我们眼前瞎晃悠好不好，弄得羡慕嫉妒恨对大家都不好。

在当时有个说法，之所以望京的物价高，都是这帮韩国人给闹的。肯定是有关系，我也觉得望京物价高，尤其是韩国烤肉店什么的，动不动就人均200了，放到今天都不便宜，何况是十多年前呢。

但对我来说还好，觉得贵不去不就得了，又不是没中国本土的超市饭馆，何必跟韩国货较劲呢。但望京是个时尚的板块，不少人就是为了追求“韩流”才来消费的。这些人收入未必高，但追求这种感觉，那就没辙了，自己给自己找别扭。

五、

还有一些纠纷是不可避免的，是民族性和生活习惯的差异。比如这说话方式吧，韩国和中国人就有很大不同，中国人再吵也没他们吵。一个店里只要有两三个韩国人，那就跟满屋子都是差不多了，再多几个就是蛤蟆坑了。所以到现在我也不爱去韩国饭馆儿，留下阴影了。

这不是说中国人多的饭馆就不吵，但这感觉不一样。咱们的语言能听懂，也就好得多，听到有意思的还想多听会儿呢。而韩国话能听懂几个词？呜哩哇啦的就剩下思密达了，跟噪音没什么区别，越听越烦。

还有就是中韩邻居的问题，在望京西园还好，但在望京新城、夏都盈座、大西洋新城、华鼎世家等社区都出现过激烈的矛盾对立。主要就是韩国人夜里喝多了闹腾，年轻人夜里飚摩托、还有什么屋门口放鞋、孩子多楼底下吵闹一类的。物业居委会的曾经想组织中韩联谊会，但中国人不爱组织，韩国人不爱参加，基本都不了了之了。

我倒没见过中国人和韩国人打架的，听说过，饭馆里发生的居多，说不清楚就动手。居民区里打架的不多，毕竟语言不通，鸡同鸭讲吵不起来。只听朋友说过两家吵架找翻译的，结果翻译来翻译去的两边儿都不满意，急眼了之后合伙儿把翻译揍了一顿，这招谁惹谁了。所以说翻译不是个好差事，弄不好就两边儿得罪。

在我印象中发生的比较大一次中韩商业纠纷是在2006年前后，商业地产引发了矛盾。开始是望京北部的宝星国际招商，宣布引入了韩国新世界集团的“易买得”百货，宣称是给望京的6万韩国人提供家乡商品。

当时是韩国人在望京的高峰时期，那只要是商业地产就想跟韩国人沾边儿，都想再开个大型的韩国商城。于是几乎同时期，望京南的望京国际也宣布，与韩国一个最大的商管公司合作，提供更大更全的韩国商品。

两边这就开始竞争了，我也搞不懂怎么回事儿。但望京国际仗着是跟韩国商管公司合作的，有韩国中小企业的资源，于是干脆跑到首尔招商去了。那会儿我还问过中国的商管公司代理行什么的，招商效果怎么样？

回答是非常成功，但估计要惹麻烦。因为他们在韩国虽然把几百个商铺都卖了出去，至少是预定了。但要想想，是什么人胆敢投资这种连去都没过去的外国小商铺？肯定是资金不多但急于发财的人呗，也就是韩国的小商户。那他们既不能亲自经营，又会以自己国内的商业思维来思考，开业之后能不在管理方面惹麻烦吗？

其实想多了，根本没到开业就惹麻烦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反正就在易买得和宝星签约前不久，望京国际的韩国城说是解约了。然后就是中国韩国人互相推诿，闹了个一地鸡毛。不谈谁对谁错，反正对两边商人的声誉影响都不好。

然后两边还都内部掐起来了。中方这好理解，商家交了钱却看不到承诺的效果，自然得闹。而韩国方面呢，当时之所以要投资，都是咨询了在望京生活的老乡的，结果拉吹了，那自然也是埋怨。反正后来就是罗圈儿架，一地的鸡毛。

六、

韩国人在中国，至少是在望京的衰落发生在2008年底，高峰期延伸至2009年初。原因很简单，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世界金融风暴，韩国作为美国的忠诚小弟自然跑不了，而且首当其冲，幸运的成为了炮灰。

那在经济危机之下，后果自然是出口受阻，投资收缩和消费下降，三驾马车都受到巨大影响。企业扛不住了就得自救，自救的方法无非是裁员和紧缩资金。那不光是收缩本国的，在外投资更得收缩，那就自然影响到了望京。

算笔账吧，韩元在2005-2006年的高峰期，人民币和韩元的汇率是1:120。那如果他们在本国挣4/500万韩元，在中国加上补贴什么的能到千万左右，换算成人民币就是8万月薪，能吃香的喝辣的。毕竟当时北京的平均收入也就是4000多，几乎是他们平均值的十分之一。

可是经济危机爆发，人民币基本坚挺，但韩元却大幅贬值，和人民币的汇率最高跌至240。那也就是说，望京的韩国人什么也没干，收入减少了一半，从8万变4万，4万变2万了。之后的汇率基本稳定在220吧，总之至少是贬值了40%。

那就想想自己的收入突然减少一半是什么感受吧？年入百万的变50万了，这还得说是高管没降薪的情况下，降薪之后也就剩30万了。而普通员工呢，本来整个3/4万块钱，在望京生活得挺好。现在突然之间剩不到2万了，神马心情？而且还有被裁员的风险，那就更别扭了呗，朝不保夕。

于是，望京和五道口等地都陆续出现了卖房和退租的韩国人，到最后甚至是成批的出现。他们有的是生意做不下去了，或者是被裁员了不得不回国。也有的是还没被裁呢，但担心被裁，生怕回去晚了没好位置，所以提前回国抢饭碗。甭管都是因为什么吧，反正韩国人开始撤了。

韩国人到底走了多少我不知道，但30%应该是个保底数字，也就是说，望京的韩国人从高峰期的7/8万左右，至少降到了5万多。而房租呢，从高峰期到2009年春节后，五道口和望京基本都下跌了10%，20%的也不少见，反正肯定是没涨的。

当时我能理解韩国人回国，退房不租了也是正常现象，但想不通的是他们为什么非得要卖房？而且有的真是抛售性甩卖，最狠的见到过华鼎世家的，200多平的三居室，装修完好全套家具，竟然不到9000甩卖，全款的话甚至有可能到8000。这这我看来简直是疯了，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崩盘，什么叫竞相踩踏的出逃。

其实就算是没有韩国人甩卖，望京的房价也在下跌，因为全北京、全中国的房价都跌了。北京还算好的，高峰期也不过20-30%，外地的腰斩都不新鲜，60%以上的有的是。但望京就算是再跌，当时也基本都在单价1万以上，花家地和南湖的老房还过万呢，不算跌得太狠。

可加上了韩国人甩卖就不同了，未必是真的砸下多少价格来，但却肯定是加剧摧毁了市场信心，让成交量更加的惨淡。

比如这些年很火的融科橄榄城，当时最低谷时1.2万肯定能买到，再低都行。只要你脸皮厚还价，不管还多少都可以谈。当时我很不理解这种情况，跟中介的韩国翻译探讨了好几次。最后得出结论，这就是炒房客的心态导致，是真的看不到希望、不相信有希望了，所以才会不惜血本的甩卖。

中国人没经历过太惨烈的经济危机，无论是1988、1993、1997，都是小部分人有记忆，大多数人无感。而韩国不同，1997年的记忆太深刻了，教训太惨痛了。那不是普通的危机，而是亡国灭种的恐惧，是丧权辱国的无奈与愤怒。

而到中国工作的这些人，本身就是对经济有很强的敏感性的，他们记得十年前的惨状，所以不相信中国能扛得住。这也不能说韩国人有什么坏心眼儿，但大多数都有一些天然的优越感，认为自己国家比中国的资本主义时间长，经济更好，制度更先进，人均收入更高。那连韩国都扛不住美国的危机冲击，中国凭什么能扛下来？

所以他们才迫不及待的卖掉房子，真的是宁可甩卖也要逃离中国。这种人在开始不占多数，但这情绪是会传染的，所以据说在望京，离开的人数虽然是30%，但卖掉房子的却占到业主中的50%左右。

所以当时在望京有个说法，就是这些“韩国逃”是最有经验的，他们已经预感到了中国楼市要崩盘，所以才坚决的卖房。当时弄得我也挺迷糊的，不知道该听谁的。但最后还是坚定的相信租售比，相信北京的房价没有太大泡沫。尤其是在暴跌之后，租售比已经降到合理范畴，那就先观望吧，不卖了。

但当时我也没敢买什么。那会儿曾经有人计划着抄底望京来着，尤其是和中介串通从韩国人手里接盘。但这事儿想了想有些太疯狂，所以真敢这么干的不多。但如果当年真的接了，那绝对算是赚大发了。

比如橄榄城，当时最低价1万多可能能买到，1.3万不超过就行。现在可都是动辄11万往上了，这升值率远远超过大盘。哪怕就是望京新城、西园什么的，或者是华鼎大户型，甚至说只要是望京的普宅小区吧，在当年只要买到就是赚到了。

可当时的人们有几个能有这脑子和决心啊，富贵险中求，万一这市场不按套路出牌怎么办？再说也没地方弄这么多钱去，都只是想想罢了。那会儿虽然价格低，但百姓们的投资意识也弱，我在售楼处还见过买完房痛哭的呢，觉得自己这辈子完了，被一套房子所绑定，每个月都得还好几千。十年过去，也不知这些人还后悔不？

七、

当年望京的韩国人中，卖房的大多数都回国了。租房的不一定，有一些是因为收入减少，所以搬到了周边房租和消费更低些的板块，比如来广营、北苑、酒仙桥等地。到了第二年，也就是2009年夏天之后，据说是有些回流，但再也回不到曾经的辉煌了。

此后望京的韩国人应该是逐步减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还剩多少，按照官方说法是2万多不到3万人，有可能差不多吧，顶多是高峰期的30-40%。

我认为韩国人是不会再回来了，以后也不太可能再形成韩国村。因为当时他们来中国是基于咱们各项都落后较多，无论是科技和商贸上都需要他们。但以中国现在的基础和发展速度，韩国的东西不太有什么优势了，来了也就是普通。

再一个就是收入，现在韩国人普通还是挣4/50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2万多吧。那到了中国哪怕再翻番也就是4/5万，高管也仍然是8万，和当年差不多。但这时代可不一样了，2008年之前的几万月薪，和现在的购买力简直无法相比。所以中国对他们的吸引力不是太大了，去印度或南亚国家或许还行，收入差距大，吸引力也就更强。

八、

总之吧，望京的韩国城是当年的时代产物，过了也就过去了，我不认为还能再次兴旺。尤其是“萨德事件”爆发后的一些事，韩国对中国不再友好了。中国也犯不上再拿他们太当回事儿，平等的普通对待吧，他们当年在望京的繁荣是再也找不回来了。

本来还想写写大望京的拆迁的，但这韩国人就写了一堆，那就下回再说吧。

仅供参考。

我是北京章哥，如果你有问题私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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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日本人定居在上海后，又一座城市被韩国人入侵，人数过万

作者：阿俊带你看世界

发布时间：2018-09-20 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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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日本人定居在上海后，又一座城市被韩国人入侵，人数过万

我国的发展速度比较快，城市建设也越来越好，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后都选择定居。于是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都能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有些国家距离中国较近，就直接定居在能够直飞自己国家的城市，比如日本人定居在上海。继日本人定居在上海后，又一座城市被韩国人入侵，人数过万。

这座被入侵的城市就是我国首都北京，特别是北京的望京街道，是有名的韩国人聚集地。望京属于朝阳区，北京比较繁华的区，当地有个望京韩国城，是众多韩国人聚集的地区。北京对于韩国人来说都是比较向往的城市，不仅是因为深厚的历史文化，还有比较先进的技术等。韩国人早年在望京的投资量非常可观，在这里居住的韩国人对于望京的喜爱也是超出寻常的。

其实关于望京韩国城有段曲折的历史，起初来望京的韩国人觉得这里可以满足他们对北京的想象，韩国人在此地能享受到韩国的食物，也能体验到中国的文化特色，非常有亲切感和新鲜感，然而经济危机后韩国人便陆陆续续回国。危机结束后，韩国人又渐渐变多，这里的韩国氛围依旧非常浓厚。

在异乡找到本国的风味是比较难的，韩国人能找到这样的望京也是分外珍惜。很多韩国人在北京的根基都是望京，长期的生活仿佛也成为了本地人。当地的企业也有很多韩国人投资，所以韩国人也不会轻易离开望京。大家对此现象有什么看法呢？欢迎评论与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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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吸引韩国人的两个地方，近30万韩国人定居，不愿离开

作者：晓健电影

发布时间：2018-08-26 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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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位于东北亚朝鲜半岛南部，三面环海，西濒临黄海，与胶东半岛隔海相望。近几年来，韩国文化传入我国，韩国风味的泡菜、饮食、韩剧、韩流文化逐渐俘获了不少年轻人的喜好和钱包，济州岛、雪岳山、首尔宗庙、海印寺等著名景点也成了人们出国旅游的首选。其实我国有几个地方也吸引了不少韩国人。

这些韩国人大部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来到这些地方，后来就逐渐在这里安定下来。据统计，韩国人定居最多的城市是北京，在北京望京有大约20万韩国人。望京总居住人口将来可能达到60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

望京有着亚洲最大的家具商场宜家家居、双叶家居和各种大型连锁商场，还有新世界百货、家乐福、沃尔玛、华联等大型生活连锁超市，还有一些非常有名的医疗机构，比如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等，各种便民设施齐全。

望京的发展源于20世纪末的一笔投资，使之中国乃至全亚洲最大的居民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币一度贬值，那个时候北京的生活成本、劳动力成本都比韩国低很多，很多人就选择来中国定居，现在望京成为了北京最大的韩国人聚集地。

另外一个韩国人定居的地方就是青岛，大约居住了10万韩国人。青岛是沿海重要中心城市、沿海开放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是国际性港口城市。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部沿海，胶东半岛东部，濒临黄海，隔海与朝鲜半岛相望，在地理位置上和韩国较近。

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在青岛现在有5500多家韩国企业，这些企业给当地人带来不少工作机会，也让不少韩国人在这里定居下来。在当地流传这样的说法：“出门碰上韩国人不奇怪，碰不上韩国人才奇怪。”

韩资企业大部分集中在城阳区，大部分韩国人聚集在悦华园。青岛诞生了海尔、海信、青岛啤酒、双星等一批企业和品牌。经济上近几年来也不断攀升，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城市基础建设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这也是吸引不少韩国人在这里定居下来的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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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望京

作者：虎嗅

发布时间：2020-04-18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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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 | 视觉中国

酒仙桥旁边，聚集了360等科技互联网公司的电子城，听起来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产物，如果不是老北京，直觉上会认为，这起码是改革开放之后，信息技术革命才带来的规划称呼。

但实际上，它是在1953年至1957年第一次五年计划中，就已经定下的名字。当时北京将这片人烟稀少的区域定型为中国电子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基地，开设了大片电子管、无线器材工厂。

这些工厂在数十年后废弃，又被艺术家重新定义，成为了今天的798艺术区。

而因为这层历史因素，再加上身居机场和各城区之间的要冲，望京也在时代风云变幻间，迎来种种奇遇，成为北京近20年来从城市规划到市井文化中，演变最快，也最富传奇色彩的地区。

即使当今天望京已经是很标准，以致有些无趣的现代化商圈，那些逐渐褪色的时代烙印，也依然鲜活的留在城市的角落，和人们的记忆之中。

艺术区与韩国城

不同时期的望京人，或许会将记忆定格在不同片段，只一眨眼，这里就变了模样。

而让望京名声大噪，最早成为记忆符号的，还是艺术区与韩国城。

后来知名全球的画家张晓刚回忆起自己90年代初来花家地的务实原因是：“守在城乡接合部，来人方便，没想到这样真的有好多机会。“

而更务实的是很多艺术考生、教师围绕着坐落于此的中央美院，开始艺考的复习。许多艺术家也就此在望京扎根，不断的策展、开画室，直接成就了当初的798。

纽约苏荷区，旧金山的艺术宫，东伦敦艺术区，巴黎左岸……这些上世纪经典城市规划案例成为了望京的导师，他们无不是和望京一样，先聚集了一批艺术家，以独特文化吸引大量人群游览乃至居住，再进而成为成熟和繁华的商务区。

与艺术氛围并行的，是韩国人带来的异域神秘感。据说望京在顶峰时有7万韩国人，占望京1/3以上人口，连路牌都专门有韩语标示。以至于今天，许多北京人提起望京和五道口，仍然能条件反射耳畔的韩语。

1997年时，望京新城的开发商就已经知道利用韩国人为楼盘做广告，当时韩国商人禹东硕被邀请到楼盘101号楼“试住”，由此吸引来了更多韩国人，以及部分早期的中国中产阶级。

在早期，普通韩国人的收入远高于普通中国人，因此他们聚集之处，也似乎代表着另一种生活品质。在2006年时，望京已经拥有了成熟的高档社区，对于中国人还略显昂贵的价格，对于韩国人来说无论租还是买，都显得十分便宜。

作为一个城区价值最直观的参照，当时望京房价均价已经比北京均价高出了一千块钱，突破了7000元/平。艺术和异域的加持下，望京初具规模。

但这，仅仅是时代的一瞬，仅仅是一个开始。

外企，IT，堵车

07、08年，西门子大厦和方恒国际中心先后竣工，加上早先就成型的恒通商务园，望京随着整个历史进程，迎来了商务活动的进一步繁荣，以及科技互联网时代。

早先进驻的是外企，摩托罗拉、西门子带来的不仅仅是公司的名号，还带动了许多科技人才来到望京。说通俗一些，他们有钱，带动望京的消费，以及房产的增值。同时他们也成为望京的名片，吸引更多高端人才前来。

09年，作为北京市两个城乡一体化试点村之一，望京在53天内完成了旧村房的腾退，也造就了望京一批“拆迁户”富豪。在当时看来，改造的代价巨大，但今天回首，却是不可逆的时代洪流。

曾经的艺术区和韩国城标签，也在渐渐退场。

随着租金上涨和拆迁的进行，798艺术区和中央美院固然还在原地，但艺术家的聚集地却开始四散，要么迁移至宋庄、东坝等其它地方，要么散落于望京的边缘乃至顺义。

另一方面，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造成“韩元咳嗽，望京感冒”，望京的韩国人锐减，韩国城也就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则是互联网的创业浪潮，这股浪潮在之后10年间，一次又一次的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

2011年11月20日，当时还以英语老师兼公知网红身份示人的罗永浩，在望京西门子总部门口，挥起大锤，怒砸两台西门子冰箱，并引发了轰动一时的“西门子冰箱门”。该事件最终以西门子官方的道歉告终。

就在次年，罗永浩便成立了锤子科技，开始成为一名手机创业者，并很快从中关村搬到了望京。

中关村是当时互联网创业的图腾，但在带来“创业大街”的同时，中关村的房价、房租也飞涨起来。于是一批创业公司，瞄上了相对便宜，而且人才和氛围都不错的望京。

锤子科技最早入驻的是摩托罗拉大厦，这一时期摩托罗拉经历了分拆，移动业务相继被Google和联想收购，望京的老名片逐渐黯淡，大量的创业公司，成为这里新的活力。

到了2015年前后，望京SOHO到麒麟社之间的“扫码一条街”丝毫不输创业大街，从“千团大战”到O2O，望京人民最早体验了拼单、抢券、“扫码关注送鸡腿”等日后全国流行的生活方式。

但创业本就是九死一生，资本和潮流一轮轮掠过后，许多抱着独角兽梦想的公司，最终成为了历史的尘埃。到了今天，只有如陌陌科技等极少量创业最终存留了下来。

直到罗永浩离开，锤子科技也始终在望京辗转，从摩托罗拉大厦到绿地中心，再到启明国际，却也不复曾经的意气风发。

即便如此，从将台到望京东地铁站涌动的人流，和永远堵车的大山子，却看不见一丝破败的痕迹。

美团、Uber、每日优鲜乃至后来的阿里填补了这些空白。稳定成熟的大公司，象征着稳定成熟的望京。2016年望京的房价升至7万/平，远超北京均价，由此真正如愿，成为了繁华之所。

望京的最后一瞥

仅从故事的角度来说，也许未来望京的故事，不会像过去20年那样有趣了。今天的望京有大公司坐镇，有完善的商业设施，有高校，有艺术，有小腰也有烤肉。短期内，很难有下一次狂飙突进式的改造。

位于来广营东路北侧的阿里新总部或许是其最后一块拼图，在阿里进驻之前，拥有6000平米户外草坪文化广场的宏昌竣体育公园，以及从小学覆盖到高中的乐成国际学校都已经初见雏形。

而之后，大到国际医院、商业综合体等高端城市配套项目会相继落地，关乎人们生活的阿里生态，诸如盒马鲜生和菜鸟物流，或许也会开始覆盖这里的上上下下，当硬件设施和软件资源陆续补充完后，这里的未来将实现进一步的升级。

但相比于曾经的大动干戈，这些变化，多少还是显得零敲碎打。就如同一个人度过了动荡的青少年，终于成家立业，只是修补，无需重构。

而热闹了20年的望京楼市，也迎来了某种意义上的“收官”，距离阿里新总部800米的华樾北京二期，被称为“望京核心区最后一个在售项目”，即使是限竞房，上限价格依然会达到7万8千元/平，但仍远低于去年望京新盘的均价超过9万元/平的价格和周边超过10万元/平的二手房均价。虽然还未开售，因为阿里总部带来的上涨效应，却依旧被很多购房者青睐。

房产领域一个简单朴素的道理是：大城市核心商务区住宅，即使受到外部环境影响，比如现在的疫情或者曾经的金融危机，就算短期波动，但很快又会回归其本身的价值。2020年的第一季度，北京作为疫情管制最严格的城市之一，尽管有恐慌和看房不便等因素影响，但望京的房价却没有太大变化。

一方面，这是望京本身的生态成熟，无论潮流如何变化，它岿然不动，地位依旧。而另一方面，也是稀缺性的体现：望京核心区20年的快速开发接近尾声，新盘没有了，进入望京的机会也少了。

在华樾北京这最后大约400套新房售罄之后，曾经人头窜动的新盘售楼处，也许会像曾经的艺术家群落那般，离开望京，向着更远的方向走去。而望京，则守望着又一批带着梦想的造富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望京的新老居民，见证了这里从规划变成事实的繁荣，更多的也不再仅是关乎财富保值的地段、增值，更关乎生活的实用与健康变得愈发重要。

在华樾北京二期项目，这种实用体现在89平米三居，且保证一梯两户的宜居格局。健康则体现在疫情下，通过语音、刷脸带来的无触碰体验，全小区布局的新风系统和智能电梯。这些都体现出，如今来到望京置业的人们，看到的不再仅是房产带来的财富增值，更重要的是一份生活品质。淘金冒险不再是唯一追求，追梦者们看到了在望京安定下来的稳稳幸福。

在各种意义上，望京都将迎来一段相对“乏味”的时期，但这种“乏味”正是几代望京人大兴土木之后，所期盼的繁荣，并且更盼望着，将这种“乏味”能有序的保持下去。

瞭望台

“京城四面，因无墩台瞭望，寇至不能知其远近及下营处，卒难提备，可用四面离城一、二十里或三十里筑立墩台，以便瞭望。”景帝回曰：“所言甚善。”

这是明景泰元年(1450年)，打完北京保卫战不久之后，于谦给明代宗的奏折。之后便建起了“东直门外望京村墩台”，这也是望京发展的起点。

换句话说，望京的存在，本是为巩固城防，守卫北京。

而今换了日月，催走时光，望京依然是一座瞭望台，它瞭望艺术，瞭望国际，也瞭望科技。

但在百年守卫之后，位于城区和机场之间的望京，已不再是当年的村落，科技与人文交汇时分，它不知不觉，成为又一个北京人和北漂的应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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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人来华定居成热潮，30万韩国人不愿离开！这两座城市最受欢迎

作者：白菜吉聊世界

发布时间：2018-07-23 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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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新闻媒体报道，老是喜欢说年轻人受到韩流的侵袭，通过韩国输送的电视剧、电影、美食等文化，中国年轻人盲目的向往韩国的生活，甚至很多人去往韩国工作和定居，而且韩国方面也表示，大批的中国人来到韩国这边，引起了韩国社会的不稳定。

但是大家只看到韩国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却忽略了中国文化对韩国人的影响，其实，在中国的年轻人受到韩国文化影响的同时，中国的年轻人也给韩国人带去了中国的文化，而且很多韩国人被中国的文化所吸引，现在来到中国这边学习工作或者是定居。

有数据统计显示，现在来中国定居的韩国人有接近40万人，这个数据还是很大的，这些韩国人来到中国，被中国所吸引，并且喜欢这里的生活方式，认为这里的生活比他们自己国内的生活更好，所以他们选择来到这边定居。在中国有两个城市最受韩国人的欢迎，第一个就是中国的首都北京市。

北京各方面的条件设施都很好，尤其是在北京的望京，聚集了很多韩国人，有"小韩国"之称，韩国人在这里生活，并且开了很多具有韩国特色的店，不管是服装店还是美食店，这里也吸引了很多人光顾生意。

而且北京是大都市，即使是韩国人来到这边，也有很多的机会，是韩国人定居不错的选择。第二个受韩国欢迎的城市是青岛，青岛因为离韩国特别近，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而且青岛的生活方式和条件等等都和韩国那边很像，韩国人来到青岛这边生活，不会有任何的不舒适感，就和他们在国内是一样的，所以很多韩国人都会选择来到青岛这边生活定居，青岛现在有韩国人超过10万人，在青岛随处可见韩文，这也是现在青岛的特色。小编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韩国和日本人在外面生活，总是很喜欢去传播自己本国国家的文化，有一种盲目的自信，而中国人则内敛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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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时代｜此韩国城彼韩国城？在华韩国人的族裔社区与经济

作者：澎湃新闻

发布时间：2020-07-25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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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关注在华韩国人群体将近十年，仍对第一次访问北京望京“韩国城”的经历记忆犹新。2011年夏天，我带着满满的想象走出北京地铁15号线望京站，以为自己将置身类似韩国明洞的异国空间中：鳞次栉比的韩式服装化妆品店、韩式烤肉食堂、咖啡甜品店，与单眼皮戴棒球帽的韩国欧巴擦肩而过，“”（你好）的韩语问候不绝于耳。然而，我却失望地发现这个地方并不是“很韩国”。主干道两旁有韩文标识的商铺并不占多数，路上匆匆而过的行人也大多说的是普通话。接待我的居委会张阿姨更是给我泼了一盆冷水，“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好多韩国人都走了，你还研究他们做什么?”

极度的沮丧激发了我的思考：为什么声名远播的“韩国城”会是这番模样？果真只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地方效应吗？欧美学者已经在“唐人街”、“韩国城”的研究课题上有丰富的成果，那么中国情境中的“韩国城”与之有何异同？进一步而言，我关心的三大问题是：“韩国城”到底是不是一个发展成熟和制度完善的“族裔社区”？韩国人的族裔经济形态和族群关系的状态如何？族裔企业家的个人生命历程如何与族裔社区和经济的发展历程相互纠缠和影响？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韩国人是中国最大的外国人群体，达到12.08万。而韩国外交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华韩国人的数量在2007年达到顶峰51.8万之后，就一直呈下降趋势，2011年统计为36.9万，2017年则下降到34.9万。其原因错综复杂，除了国际金融和贸易形势的巨变之外，还与变幻莫测的中韩外交关系、中韩两国各自的经济社会环境紧密相关。尽管在华韩国人总数与庞大的中国人口相比微不足道，但他们集中在大城市的特定区域，已经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居住区和商业区，其中包括本文提及的北京望京地区和上海虹泉路一带。

2014-2015年，我在望京地区进行了将近1年的田野调查，之后又有过三次短期访问。田野调查期间，我寻找各种机会接触和参与韩国人、朝鲜族和汉族的日常社会和经济生活。我曾长期租住朝鲜族开设的民宿，给韩商和韩企干做过翻译，在韩国人开设的补习班里当过兼职汉语教师，还担任过韩国主妇汉语学习小组的志愿教师。在参与观察的基础上，我又对经营者、被雇佣者和消费者三个群体进行了深度访谈。今年初开始，我带领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的本科生研究团队开始对上海虹泉路的韩国街进行调研，并有了初步的成果产出。

“韩国城”：都市化、国际化与士绅化

2014年5月，我在北京望京访谈了来华将近15年的韩国人柳先生。尽管在华打拼多年，他还是决定结束一切，举家回国。他在中国取得博士学位，汉语流利，在北京某高校任职韩语教师的同时与人合伙经营小生意。柳先生坦言，决心回国主要原因是他在高校任职的工资不高，爱人也没有工作，再加上越来越高的生活和经商成本，一家人在北京越来越难以维持“体面”的生活。

柳先生特别提到了休闲娱乐消费方面，他喜欢看话剧，在韩国时每月都要去看一两次，但在中国一次也没看过。原因之一是票价太高，另外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也导致他无法享受包括话剧在内的文化商品和服务。言谈之间他用了“望京岛”的比喻，形容许多韩国人因语言和经济的障碍生活在望京这一文化孤岛之上，不敢去外面，“就像犯人被关在监狱里一样。”

2020年5月底，与韩国老公共同经营中韩物流代理生意的中国人小玉将设在望京的办公室搬到了地下一层，这样每个月可省下6000元房租。小玉告诉笔者，受今年疫情影响，超过半数的公司都在搬家，大公司从高档写字楼搬到中低档的，小公司则往地下、郊区搬，都是为了尽量减少支出，挺过经济萧条的难关。小玉说，望京当地很多韩国人经营的饭店、学院（补习班）、美容院都关门了，没有收入支付不起房租是最主要的原因，很多韩国人走了就没回来。

小玉说，其实疫情前生意就不好做了，疫情加剧了这个情况。小玉夫妇从事中韩物流行业20年，80-90%的客户是韩国企业和个人；公司是“夫妻店”的形式，雇佣几个固定的小时工负责包装和拉货。小玉告诉我，过去中韩物流是“进多出少”，有竞争力的韩国商品、机器配件等输入中国的情况较多；但现在的情况完全相反，因为各大电商的一站式全球购平台极大冲击了跨国物流代理的业务。他们现在的主营业务是将中国生产的服装、日用品等输出到韩国。疫情之下，外资私营小企业显示出更明显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对此，小玉感慨地说，“我们在夹缝中生存。”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韩国城”、“唐人街”等少数族裔移民聚居区的研究视角之一为族裔社区的视角，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帕克等人对美国少数族裔移民社区的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威廉·怀特描写波士顿意大利人贫民区的《街角社会》，是无数社会学专业学生必读的经典著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人类学家Caroline Brettell 发出了发人深省的疑问，“族裔社区是必然发生的吗？（Is the ethnic community inevitable?）” 。她比较并发现在多伦多和巴黎的葡萄牙移民群体存在显著的不同，前者形成了紧密的社会经济关系，而后者则松散似乌合之众。通过分析差异的原因，Brettell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移民社会关系网络和社区的形成并不是一个必然发生的过程，而是受到移民的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当地社会对待移民的态度以及政府移民政策等多元因素的影响。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例如Nina Glick Schiller、Andreas Wimmer）都开始强调，族裔社区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分析单位是存在问题的。

那么，北京的望京地区是一个发展完善的“韩国城”族裔社区吗？位于北京东北部四环与五环之间的望京开始作为一个“韩国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始于2002年中韩建交十周年之际，当时中韩的主流媒体（例如新华网、The Korea Times）都纷纷报道了韩国人聚集望京居住，以韩式餐厅超市为特征的族裔经济的繁荣。

“韩国城”的诞生与北京郊区的都市化进程紧密相关。199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解决内城住房紧缺的问题，市政府将包括望京在内的几个城市郊区规划为“城市新区”，并开始在望京兴建高层公寓住宅小区。新建的小区干净整洁、安保规范、有涉外性质且租金较外交公寓便宜，非常符合当时韩国“新城市中产阶级”的房屋消费偏好，因而吸引了许多韩国和朝鲜族商人聚集居住。

2000年中期开始，望京地区新一轮房地产开发项目展开，通过打造低密度和中高档公寓小区，吸引中外商业文化精英租住和购买。随着望京当地公共交通和生活设施逐步健全，韩国使馆和大企业开始将在亚运村和使馆区居住的外派员们安排到望京，进一步带动了以韩国人为服务对象的族裔经济的发展。

尽管如此，市政府并没有将望京“韩国化”作为城市规划的目标。例如，最新版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强调，望京等地要朝着“国际人才社区”、“创意文化景观区域”的方向发展。由于“国际化”的定位，望京不断吸引国内外高新技术企业进驻，当地房价和房租也随之大幅上涨。以50平米左右的单人公寓为例，受2016年阿里巴巴进驻望京的影响，一夜之间租金从5000元涨至6000元。受房租上涨影响，许多中低收入的韩国人为了寻找更廉价的居所，开始迁往顺义、通州甚至是河北省三河市的燕郊镇。

当地政府主导的国际化发展战略直接推动了都市的“士绅化”过程。城市士绅化（gentrification）指的是，由于上涨的经济和生活成本，低收入的（通常是）外来移民群体被中高收入的群体置换的都市空间发展过程。城市为外来移民企业家提供经济机会的同时，也将他们裹挟进国际化的洪流中，令他们与本国企业家一样，共同承担了城市士绅化的成本。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则加速了士绅化的过程，增加了移民经济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

随着北京韩国人居住空间的分散，“韩国城”正在演变成一个边界模糊、千疮百孔（porous）的城市空间；曾经如日中天的韩国人经济也在被欣欣向荣的网红打卡店、连锁美食店不断蚕食。柳先生的离去和小玉的挣扎反映了韩国人经济社会关系网络的脆弱，他们在势不可挡的国际化洪流中，或坚持，或放弃。北京“韩国城”并不是一个发展成熟的族裔社区。

望京“韩国城”消费场所，2016年夏。

逐渐缩小的望京“韩国城”消费场所，笔者摄于2019年冬。

“韩国街”：首尔夜市、“K-Beauty”与族群化

上海闵行区虹泉路的“首尔夜市”于今年元旦开市，因疫情沉寂三个月后，以“明洞De夏天”为名，趁着五一假期“强势回归”。白色棚顶的花车沿虹泉路一字排开，中韩两国国旗迎风飘扬，装饰品、首饰、服装、特色小吃、韩语培训机构等应有尽有。

“首尔夜市的确吸引了大量人流，但很多人都是在室外逛街消费，真正进入大厦的人还不多。”在虹泉路的主要商务楼宇之一的井亭天地生活广场卖化妆品和服装的韩国人金先生说道。金先生5月份的营业额达到疫情前的一半左右，尽管还不理想，但比前两个月要好得多。考虑到疫情影响，井亭天地生活广场的业主主动减免了2个月店租，大大减轻了租户的经济压力。

虹泉路韩国街，笔者摄于2020年6月1日

今年是金先生来沪的第十六个年头了。作为公司外派员来华工作的他五年前与太太一起接手朋友的店，开始从事韩国化妆品和服装生意。金先生认为自己从事这一行业的优势在于，在韩流文化的推动下“K-Beauty”（韩国式的美丽）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影响，特别是中国人的皮肤状态与韩国人很接近，因此相较欧美化妆品，韩妆在中国市场更有竞争优势。 同时他也感到有明显的语言、文化和性别方面的障碍。他的大部分顾客是中国年轻女性，尽管他中文流利，还将每种化妆品的中文名字和效用背得滚瓜烂熟，但还是无法自由地与顾客进行深入交流，给出化妆和穿着方面的建议。为了弥补这个缺憾，他雇佣了一名朝鲜族女性做店长接待顾客。金先生说，大厦里许多韩国人老板都雇佣了汉族女性看店，因为她们能够在语言和文化上与顾客建立有效的沟通与连接。

作为上海第一个涉外商务区和居住区，古北新区在上世纪90年代是绝大部分在沪外国人的主要居住地。2003 年上海解除了对外国人居住地的限制后，古北的外国人开始四散，古北新区向西5公里左右的龙柏地区成为韩国人的集中去向。龙柏地区的房租比古北便宜，而且具有离韩国总领事馆、商会和韩国学校近的区位优势，又紧邻通往市中心的高架，因而成为许多韩国人的居住选择。1990年代中期开始，龙柏新村、锦绣江南、井亭苑等一系列居住小区先后建成，为中韩居民提供了丰富的居住资源。

据2006年8月《新民晚报》报道，当时上海有3万多名韩国人，至少三五千人住在龙柏，龙柏是人数最多的韩国人聚居区，龙柏新村西面的紫藤路从一条普通的美食街在短短几年间发展成特色鲜明的韩国料理街。2008年，衣念（上海）时装贸易有限公司成立，并将总部设在距离龙柏不远的徐汇区宜山路，带动更多韩国公司外派员到龙柏地区居住。

2009年11月，龙柏新村往南约2公里的虹泉路第一次出现在韩国媒体的报道中。为了庆祝日据时期流亡中国的朝鲜人在上海建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90周年生日，韩国人在虹泉路上的协和双语国际学校内举办了盛大的“中韩亚细亚超级模特大赛”。

2013年起，虹泉路开始摇身成为韩式商业娱乐一条街，韩流文化与跨国资本的推动是其成功变身的重要因素。当时，韩国热播的电视剧《绅士的品格》、《继承者们》带动了韩国咖啡甜品连锁店mangosix落地虹泉路，韩粉们排队几小时购买剧中出现的蓝色汽水和芒果椰奶；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则带动了韩式炸鸡啤酒的火爆消费。

据金先生回忆，炸鸡啤酒的文化消费带动了各类韩式餐饮生意的同时，也拉高了当地的店租，有餐厅的店租涨了五倍之多，许多韩国企业家因难以实现收支平衡而选择离开。金先生认识一家烤肉店的韩国老板就因为无法承担两层店铺的租金，把整个店搬到了房租和人工费用低廉的崇明岛。虹泉路上一家房地产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2017年左右开始，当地韩流消费的热度就有所降温了。那时，中韩关系正因“萨德”遭遇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尽管如此，2018年发布的《上海市闵行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明确了将“虹泉路韩国街”作为当地四大特色商业街区的地位。 2020年初，虹泉路“首尔夜市”的问世和沿街迎风招展的中韩两国国旗都表明了当地政府积极利用韩国文化元素刺激当地经济的发展举措和决心。对此，金先生毫不犹豫地说，“这里已经是上海最具代表性的韩国城了。”

美国华裔社会学家周敏的代表作《唐人街》从族裔经济的视角出发，通过对美国唐人街华裔制衣业的研究，发现了华人移民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族裔聚居区经济（ethnic enclave economy）”，这是一种通过空间聚集形成的、以自雇佣经济为主并为同族裔（也可以是其他少数族裔）成员提供就业机会和商品和服务的经济形式。此外，另一种备受关注的族裔经济形态是“中间人少数族裔经济”（middleman minority economy），主要指某些外来移民群体集中从事商贸、中间人等职业，他们处于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雇主和雇员、房东和房客的一种居中的经济角色和地位。美籍韩裔社会学家Min Pyong Gap运用这个概念分析了美国韩裔小商人被夹在白人和黑人间的种族化的经济困境。

从族裔经济的研究视角来看，上海的“韩国街”兼具以上两种经济形态的特征。它不仅是内聚、排他的，也是开放、连接的。一方面，韩国企业家扮演了“文化中间人”的角色，他们将韩国流行的商品和服务输送到中国，满足了大批当地韩粉们对流行文化元素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它不仅为同族成员提供生活必须的商品、服务和就业机会，还为当地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言，社会关系的开放或封闭取决于参与者是否能从开放或垄断关系中获得自我改善的经济机会。

北美的唐人街不仅为华裔移民提供了大量经济和社会机会，而且帮助他们在不丧失族裔特质的情况下站稳脚跟，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最终融入主流社会。不同的是，我国的“韩国城”、“韩国街”体现出的是“发展主义”的取向，它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外国人政策相契合；即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的，鼓励招商引资，利用外资和技术发展我国经济。 但是，北京与上海在具体做法上存在微妙的差异。前者通过倡导国际化，引进外企外资与外国人才，实现城市空间转型升级；而后者则采取了通过利用和强化韩国文化元素，刺激消费、吸引外资的发展观。

虹泉路韩国街，笔者摄于2020年6月1日

此韩国城？彼韩国城？

从族裔社区和族裔经济的视角切入，我们发现了在华韩国人的族裔社区和经济与北美“唐人街”、“韩国城”的显著差异。尽管如此，近期被翻译成中文的人类学家陈志明和王保华编写的《唐人街》一书更令我们看到了两者的相似和可比之处。《唐人街》一书中，多位研究者分别深入地描述了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唐人街的发展历程以及影响其发展历程的力量。他们将移民社区置于一个动态变化的历史过程中进行考察，强调不能孤立地看待族裔经济，而要将其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社区背景下进行审视。从社区发展的视角切入，我们可以在洛杉矶的韩国城曾经走过的道路中找寻到中国的“韩国城”和“韩国街”正在经历的相似过程。

1970年代末开始，韩国企业家开始向加州和美国其他地区进行投资，E-2投资签证能够令他们携带配偶、子女，并享受自由出入、居留以及特定的免费教育权利；与亚洲不断增加的国际贸易也给韩国城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1980年代初，洛杉矶政府正式将韩国人居住和经商的区域定名为“韩国城”，并推动它从一个族裔飞地（ethnic enclave）发展为全球贸易和跨国投资的结点。经济的发展令洛杉矶韩国城的经商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受过良好教育的、中高收入的中产阶级新移民逐渐取代早年到来的小企业主和小商人。

士绅化是洛杉矶、北京和上海的韩国人企业家共同被卷入的社区历程，而当地政府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在北京望京地区，士绅化的原因是政府主导的都市国际化，国内外高新技术企业和外资进入，挤压了韩国小企业主的生存空间，这个过程是去族群化的。相比而言，上海的虹泉路的“韩国街”首先是作为一个较古北地区廉价的选择出现的，算是都市士绅化、韩国人居住空间分散的可视结果和解决路径。在韩流热度和资本逐利的推动下，它更快又被卷入一轮新的士绅化过程，具体表现为当地店租上涨和许多韩国店主的离开。目前，当地政府采取了韩国街族群化的经济发展策略，特别作为后疫情时期刺激当地消费的手段。首尔夜市在吸引更多消费者的同时，也会带来更激烈的经济竞争，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小企业家是否能够真正得利还未可知。

此韩国城，似彼韩国城，又非彼韩国城。

（作者系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团队成员游震豪、季婧源、范博琳、李献伟对本文均有贡献。）

参考文献：

Brettell, C. (1981). Is the ethnic community inevitable? A comparison of the settlement patterns of portuguese immigrants in toronto and paris. The Journal of Ethnic Studies, 9(3), 1–17.

Lett, D. P. (1998). In pursuit of status: The making of South Korea’s ‘new’’ urban middle cl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俞凯，五五购物节·全闵嗨起来： “韩国街”首尔夜市强势回归，澎湃新闻，2020-05-02，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246568

周雯婷、刘云刚,2015,《上海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特征》,《地理研究》第11期。

孙云, 2007，《上海龙柏“韩国城”》. 王孝俭主编，《闵行年鉴》，学林出版社，2007：569-571。

李子慧，没有了欧巴的上海韩国街, 这些年过得不太好, 界面新闻, 2018-06-07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203595.html

2009 , , 韩国经济每日新闻，2009-11-06，

http://bntnews.hankyung.com/apps/news?popup=0&nid=02&c1=02&c2=02&c3=00&nkey=200911031707173&mode=sub_view

《特色街区与节日市场：井亭虹泉路韩国街》，《上海商贸年鉴》，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6：178-179。

《2018年上海市闵行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网站，2019-03-15，

http://www.shmh.gov.cn/shmh/tjsj-tjgb/20190315/423948.html

Min, P. G. (1996).Caught in the middle: Korean communities in New York and Los Angeles(Pbk., 2nd pri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樊鹏,2018,《国际化社区治理:专业化社会治理创新的中国方案》,《新视野》第2期。

Kyeyoung Park & Jessica Kim (2008) The Contested Nexus of Los Angeles Koreatown: Capital Restructuring, Gentrification, and Displacement, Amerasia Journal, 34:3, 126-150.

Angie Chung (2007) Legacies of Struggle: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Korean American Politic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40-43.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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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青岛后，十几万韩国人“占领”中国这城市！网友：成小首尔了吗

作者：秘密旅行

发布时间：2018-07-15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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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青岛后，十几万韩国人“占领”中国这一城市！网友：成小首尔了

近年来，随着我们中国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都将目光看向了中国，认为中国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国家，能够在这里好好的闯荡一番。

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有发展的国度，而且非常安全，还有著名的中华美食，目前在我们国家居住工作的外国人也非常之多，其中北京、青岛、广州、上海等地就成为了外国人的首选。

而来到中国发展的外国人之中，最多的是日本人和韩国人，日本人大部分都在上海工作生活，而韩国人则喜欢来到我国青岛地区，可继青岛后，还有这么一座城市也大量的涌入了韩国人。对此，还有不少网友们调侃：这怕不是成为”小首尔“了吧！

它就是望京，望京位于北京的东北部，迄今已有悠久的历史，我们的首都北京是六朝古都，而望京则是名副其实的“天子脚下“。尽管在1992年的时候这里还是荒凉的郊区，但后来顺应政府，这里建设了很多小区，高级公寓等等，打造成了一个社区圈。

自从1992年我们国家和韩国建交，就有大批韩国人选择定居在望京地区，后来越来越多的韩国人都看向中国，来到这里创业。在这片16平方公里的土地，就居住着30万的常住人口，其中韩国人在鼎盛时期达到了十几万人次，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截止到目前为止，仍然有五万多名韩国人在这座城市里面生活工作，不愿离开。

而望京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韩国城，在这里有着大量的韩国企业，韩国超市，韩国餐饮，如果你从北京打车去望京，就连司机都会忍不住问你一句：你是韩国人吗？

可见韩国人对这座历史悠久的望京造成了多么深厚的影响，对此，网友们议论纷纷。

网友1：来者是客，对待这些外国人我们都应该抱有一颗包容的心！

网友2：我们国家的千年名城，怕不是要被韩国所“占领“吧？难道成为他们的小首尔了吗？

对于这种现象，你是如何看待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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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那么多韩国女性在北京定居？她们靠什么生活，还不肯离开？

作者：青媒旅游

发布时间：2018-12-18 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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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世界各个国家都在努力提升自身实力，尤其是我们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让其他国家惊叹不已。随着我国的崛起，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工作之余都会选择外出游玩，有些人甚至终年游历于全球各个国家，出国游相当火爆。

不仅是这样，很多外国朋友看到我国的发展如此迅速，纷纷前来寻找机遇，希望能分到一杯羹。这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系。有很多韩国人去往北京定居，而且以女性居多，她们靠什么生活，还不愿意离开？

北京作为首都，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都是国内最发达的，而且距离韩国不远，所以很多韩国人会选择来这里。她们大部分聚集在望京韩国城，人数最多的时候超过了5万，街道上每隔不远就有一个韩国人，要是不开口说话，都分不出是哪个国家的。

其实，韩国虽然是发达国家，可是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经济就停滞不前，所以就业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韩国非常重视教育，很多人就算是名校毕业，仍然很难谋得好工作，因为拥有高学历的人太多了，可是工作机会并不多。结果就成了恶性循环，经济停滞使得消费萎缩，对服务业的影响也很大，所以她们十分渴望中国游客能够前去购物，带动当地经济增长。

韩国的女性不受重视，日常工作中总是被呼来喝去，就像是个“杂工”，甚至聚会时都会被要求倒酒、唱歌、跳舞，有时还会被一些不怀好意的人骚扰，所以她们的生活不算舒心。

这些来到中国的韩国女性，学历普遍比较高，有的是名牌大学毕业，至少也有本科文凭，所以她们之中很多人都会从事教育行业。在望京能看到很多韩国女教师，有的在幼儿园工作，有的在大学里当韩语老师，还有的人会在韩语辅导班授课。除此之外，一些女性会选择去韩国烤肉店工作，在那里消费时经常能看到她们的身影。

与自己国家比起来，她们在北京的生活反而更好，不需要为了工作勾心斗角甚至去整容，也不会有太过激烈的就业竞争。正因如此，很多人愿意留在这里，她们自身条件不错，往往会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嫁了。

目前国内很多大城市都有韩国人的存在，相比于回国，她们更愿意留在我们国家。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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