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手回春！医生隔着妈妈肚皮将宝宝调了个头

作者：艺生深情

发布时间：2022-10-02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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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湖南长沙某家医院，一名35周的孕妇妈妈被医生发现胎位不正，肚子里的宝宝头是朝上、屁股朝下的。经过妇产科医生们的评估，医院的主任医师隔着这位妈妈的肚皮开展了一次“乾坤大挪移”——医学上称为臀位外倒转术，耗时不到1分钟，就让宝宝的头朝下、屁股朝上，把胎位缓缓转成了正常体位。在此，医生提醒，宝宝胎位不正，孕妇及家人千万不能自行进行扭转胎位。当然，也并不是所有孕妇能外倒转，如果孕妇有妊娠合并症、子宫瘢痕、脐带缠绕、羊水少等危险因素，是绝对不能进行外倒转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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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隔着妈妈肚皮将宝宝调了个头，真的是乾坤大挪移，医术精湛啊

作者：玉儿说时事

发布时间：2022-10-03 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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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见过隔着准妈妈的肚皮，把一屁股朝下，头朝上的胎儿，进行乾坤大挪移，来了个隔肚180度的大旋转吗？对的。你没听错，就是隔肚180度大旋转，这可不是武侠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件！

原来啊，湖南长沙，一名怀孕36周的准妈妈胎位不正，宝宝头朝上、屁股朝下。在临产之际，出现这样的胎位不正，一般都免不了开一刀刨腹产，大家知道刨腹产虽然生的快，但对母亲的产后恢复和元气的泄露很不利。

本着能顺产尽量不刨的原则，医院经过各方的综合分析，以及对孩子在母体内的综合评估，医院的郑医师对着孕妇的肚子，利用臀位外倒转术，就这么隔着孕妇肚皮转来转去，不到1分钟，宝宝的头便被转向朝下，屁股朝上，胎位变正！好多人看到这里直夸，这真乃神人神技也！

说到这个乾坤大挪移法，很多年龄大点的人都知道，这个操作在二三十年前，一些农村的赤脚医生很多都会做，但是随着一些纠纷问题，再加上划生育的影响，慢慢的这种技法也淡出人们的视线！以前有孕妇怀孩子的时候胎位不正，村医就让她经常在床上跪着，跪久了后来胎位慢慢就正常了。

其实很多地方的医生也会顺胎位，但因为怕惹麻烦，就让孕妇看能否自己转过来，到生产时，转过来就转过来了，若转不过来就剖腹产！现在时代不同了，中国失传的老手艺由于鲜有所见，因此变成了让人耳目一新的新技术。

而医学发展到今天，只要胎位不正，结果就是剖腹产！有的网友说，她生产时，胎儿也是臀位，但凡那时能遇到这样的好医生也不用剖腹产挨一刀了！所以能顺产就顺产，对妈妈影响小，对胎儿也好！

不管如何，现在这种既有能力又有良心的医生真的是值得我们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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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岁小女孩尿频 医生却把“处方”开给妈妈

作者：红网

发布时间：2022-09-23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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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网时刻新闻9月23日讯（通讯员 胡彪）“医生，我家孩子才6岁，却尿频得厉害，这是怎么回事呀？”妈妈带着6岁的小希，火急火燎地来到长沙市第三医院儿科门诊，焦急地向医生说起，近一周来，小希尿频得厉害，每隔几分钟、最多十几分钟就要上一次厕所，每次尿量又很少。一天下来，要跑厕所无数趟，大人和小孩都被折磨得精疲力尽。

接诊的儿科主任欧元香询问孩子饮食和睡眠情况。妈妈表示，小希每天吃饭喝水都正常，奇怪的是睡着后尿频就消失了，一个晚上顶多起来解一次小便。

欧元香为小希完善了血液、尿液、泌尿系超声等检查；在等待结果的过程中，向母女俩进一步了解情况。

妈妈表示，自己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压力比较大；之前暑假正好是工作最忙的时候，白天孩子无人照看，她便将小希送到朋友家，下班时再接回；晚上辅导孩子功课时难免有些急躁，母女间的争吵也时有发生。

小希一直安安静静，在医生问起时，她才小声说，自己跟妈妈朋友家的小朋友不熟悉，在那儿玩得不开心；晚上妈妈不仅没时间陪她玩，还总和自己吵架，她就更加不开心了。

聊着聊着，检查结果都出来了，显示均无明显异常。结合既往情况，欧元香的心里大致有了推论。她拿起一张宣教资料，请小希读出资料上的字。

尽管有些疑虑，但小希还是小声地读着，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抬头怯生生地看向妈妈。一旁的妈妈因为担心查不出病因而心不在焉，没有理会小希询问的眼神。

欧元香夸赞和鼓励小希，请她继续读下去。小希认真地读完了整页资料，在这个过程中，她也没有喊着要上厕所。

欧元香告诉妈妈，小希很有可能患上的是神经性尿频。

神经性尿频指非感染性尿频、尿急，不伴有尿痛、遗尿、排尿困难、发热、浮肿等。小儿由于大脑皮层发育尚未完善，高级中枢对骶髓排尿反射的初级中枢控制功能较弱，加上膀胱容量小，舒缩调节功能欠佳。在精神紧张等不良环境因素刺激下，支配膀胱的副交感神经兴奋性增高，以致膀胱逼尿肌持续收缩，膀胱括约肌松弛，排尿反射亢进而引起尿频。

欧元香提醒妈妈，要多鼓励孩子，和孩子多玩耍分散她的注意力，耐心地引导、避免责骂孩子减少她的焦虑。只要让孩子保持心情愉快，神经性尿频不用药也可以好。

妈妈听了后有些自责地表示，回去会按照医生的“处方”继续治疗。

欧元香介绍，当孩子出现尿频、尿急的症状时，建议及时就诊，排除掉尿路感染、儿童前列腺炎、尿路畸形、尿崩症、糖尿病等疾病后，一般可考虑诊断为神经性尿频。该病的患儿年龄一般在2～11岁，多发生在学龄前儿童，治疗以心理治疗为主。家长要积极去除引起焦虑的诱因，鼓励孩子、避免训斥加重孩子紧张，分散注意力等。如果仍无改善，则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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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宁：江村三日

作者：观察者网

发布时间：2022-10-03 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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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房宁】

开弦弓村或许是个陌生的名字，但是说起“江村”或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那可就是大名鼎鼎了。

1936年年轻的费孝通来开弦弓村养伤，并在此做社会调查。以此为基础，后来费孝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写出了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生活》（Peasant Life in China）。这部英文博士论文后被译为中文时名为《江村经济》。《江村经济》堪称现代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之作，至少是之一吧。它为中国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赢得了国际声誉，是国际学术界最早了解中国社会科学的一部著作。

由于费孝通，由于《江村经济》，原来这个江南水乡中的一个小小村落拥有了特殊的声望，它几乎成了中国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的一块圣地，至少在中国社会学界开弦弓村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939年版英文精装《江村经济》

开弦弓村以及所在的七都镇、吴江区在为“江村”和费孝通感到骄傲的同时，越来越意识到了“江村”的文化价值以及可能给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潜在推动作用。吴江区将域内农村赋予了一个统一名称：江村。江村成了像徽派建筑那样的苏南地区的一个文化符号。七都镇在吴江区支持下设立了“江村综合提升专班”项目，意在把开弦弓村打造成一个“新型文化小镇”，开创经济发达地区乡村振兴的新典范。

“驻村教授工作室”是开弦弓村“专班”设立的一个子项目，意在吸引学术界人士来此驻村生活，仿照当年费孝通，让学者们来乡间一边休闲，一边做些调研，还可以读书、写作。这让人想起了古代书院的体制，也有点像寺庙里的“挂单”。

非常荣幸，我竟然成了开弦弓村驻村教授工作室的第一位访问学者。2021年10月14日至17日，我应邀到此小住。三天里，我在开弦弓村生活，每天早起晨练，在村中散步，白天访问村中居民、商户，与村民、干部以及外来务工人员聊天，晚上独居工作室看书、思考，记笔记。三天时间虽短，但收获颇丰，密集访谈、快速阅读，狼吞虎咽接受到大量信息，加之联想、思考，确有胜读几年书的感觉。

房宁站在驻村教授工作室前

一、水乡

江南素有水乡之称，而苏南堪称水乡中的泽国，有的地方干脆以泽命名，如震泽、盛泽等就是此地名镇。这是一片与太湖面积相当的湖网湿地。2017年春，我们徒步考察京杭大运河时，在苏南沿环绕太湖东侧的京杭运河行走，水乡风光让一行人流连忘返。

太湖东岸河道纵横，漾荡成群。这一带地名几乎都带个三点水，是名副其实的水乡。我粗略地统计一下，太湖东岸的湖网区域带三点水的地名有20多个，计有：江、河、湖、荡、漾、港、溇、渡、渎、洋、泽、淀、浜、湾、漕、泾、溪、沟、池、潭、滩、渚等等。

在这些地名中，溇与港是最有地域特色的名称。太湖以东有72港、36溇之说，亦有“溇港文化”之称。所谓“溇”与“港”特指太湖以东的排水渠道。

太湖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她哺育了中国最为富庶的鱼米之乡。太湖水域广大，多年前我第一次到太湖边上，只见烟波浩渺直通天际，水天相连之处呈一道弧线，宽广如同大海。太湖在江南平原的中心，地势低平，平均海拔只有3、4米，太湖到东海的直线距离尚有100多公里。每逢汛期排水泄洪是这里农业的命脉。

从夏商时起，先民们便在太湖东岸开凿出一条条水道，将太湖之水引向湖东广袤大地，编织成纵横交错的水网。这个庞大水利工程系统，堪与灌溉天府之国的都江堰媲美。当地人把一条条太湖引水渠统称为：溇港。溇与港的区别是，在浙江湖州地界上称“溇”，在江苏苏州地界上称“港”。在古代，浙江属于越国，江苏属吴国，想必溇港之称肇始于春秋年代吧？

太湖流域得天独厚的气候、水文、土壤条件，加之自古勤劳的人们世代的劳作，开渠排水、围圩造地，形成“十里一横塘、七里一纵浦”的太湖地区特有塘浦圩田系统，变湿地为丰腴良田，造就了鱼米之乡。南宋时，便有民谚云：“湖苏熟，天下足”。从那时起，太湖沿岸“围田相望，皆千百亩”，男耕女织，水稻、蚕桑、渔业蓬勃发展，“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里成为农产品和纺织品主产区，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之仓廪。

二、江村

开弦弓村便坐落在这片古来富饶水乡的沃土之上。开弦弓村因费孝通而闻名，费孝通学术思想得益于开弦弓村的滋养。我甚至认为，没有与开弦弓村的偶遇，世间也许就没有大学者费孝通。开弦弓村+费孝通，谓之：地灵人杰。

费孝通是个大学者，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界一位代表性人物。但即使这样大名鼎鼎的学者，一生的重要学术贡献也屈指可数。

在我看来，费孝通终其一生主要学术贡献有二：一是，关于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理论概括，即人们熟知的“差序格局”的相关概念及理论；二是，关于中国社会矛盾的理论，即“人地矛盾”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和贫困问题的根本原因。费孝通这样声名浩荡的大学者主要学术贡献不过有二，可见科学道路有多艰难。无论在自然科学抑或社会科学领域，真正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谈何容易！

开弦弓村是费孝通学术成就的发源之地、滋养之地，对此费孝通念念不忘。从1936年到2002年，费孝通一生共26次到访开弦弓村，时逾66年。在开弦弓村通往费孝通纪念馆的路上，像好莱坞星光大道那样，镶嵌着26块纪念费孝通到访的石阶。

费孝通江村纪念馆（资料图）

1935年广西省政府邀请清华大学人类学教授史禄国来广西大瑶山对当地少数民族做人类学调查。史禄国工作繁忙不能成行，便推荐他的学生费孝通代为调查。那时费孝通已经获得了赴英国留学资格，而按当时人类学界的规矩，凡取得博士生资格的学生均应有一年的田野调查经历。费孝通接受了这项田野调查工作。为工作方便，行前费孝通与尚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未婚妻王同惠成婚，是年10月二人一起赴广西大瑶山。

十分不幸的是，当年12月16日，费孝通夫妇在调研途中因向导“先行不候”，而误入虎阱，费孝通身受重伤。王同惠竟在寻求救助路上不幸坠崖溺水身亡。费孝通挣扎爬行求生，幸运获救。后来在广西教育厅和友人帮助下，费孝通辗转到广州入医院治疗，翌年6月回家乡苏州吴江休养。

费孝通有个了不起的姐姐费达生。姐弟二人都是长寿之人，姐弟同于2005年去世，费达生103岁，费孝通95岁。费达生早年留学日本入东京高等蚕丝学校制丝科学习，归国后立志实业救国。费达生回到家乡吴江四处宣扬推广新型养蚕技术。一次偶然机会，当时开弦弓村村长陈杏荪听到了费达生的热情演讲，便邀请她来开弦弓村办学建厂发展桑蚕养殖。1924年，费达生来到开弦弓村办起了蚕业指导所。此后她又创办了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简称“合作丝厂”。

听闻弟弟受伤，费达生邀请费孝通来开弦弓村休养。费孝通的故事由此发生。

姚富坤是开弦弓村的一个奇人。他多年研究费孝通并运用其方法继续研究苏南农村的社会变迁。社会学界一些学者称他为“农民社会学家”。姚富坤在研究费孝通早年生涯和学术经历时说过一句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话确实很有见地。费孝通本人似乎也持这样看法，他在《江村经济》著者前言中写道：“这本书的写成可说是并非著者有意栽培的结果，而是由于一连串的客观偶然因素促成的。”

事物发生发展总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费孝通学术成就的取得，其偶然性是大瑶山遇难，这是他人生一大转折，而必然性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开弦弓村。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开弦弓村的休养和调研，费孝通很可能会沿着他原来生活和学术轨迹成为一位人类学家。提出“人地矛盾”是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是费孝通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成就，而这正是来自于他对开弦弓村经济社会情况的现地考察和归纳总结。

1982年，费孝通在吴江

开弦弓村紧邻太湖东岸，费孝通称之为“水乡深处”。这里正好是苏南自然条件最为优越、最为富庶的地方，但同时又是人多地少的“人地矛盾”最为突出的地方。

自宋代即有“湖苏熟，天下足”之说，但到了明清此说悄然变为“湖广熟，天下足”。明清两季，洞庭湖流域以及广东已经取代了太湖流域成为中国粮食的主产地。明嘉靖朝，权臣严嵩主张将江浙一半农田改为桑田，嘉靖帝不放心地问：如果将大量农田改为桑田，农民吃饭怎么办？严嵩答：现在每年外省都要给江浙调拨粮食100万石；增加了桑田后，继续再增调粮食即可。

为什么江南鱼米之乡到明清之时粮食不能自给自足了呢？并非粮食少了而是人口增加。

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记载，1935年开弦弓村人口为1458人，人口密度达每平方英里1980人。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因为当时人口密度已居全国前列的江苏省人口总密度为每平方英里896人。也就是说，开弦弓村人口密度是江苏省人口总密度一倍以上。1936年费孝通在开弦弓村考察时看到，在如此得天独厚的富庶之地，村民们生活却是困难重重，勉强温饱。费孝通由此领悟：

“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

那么，为什么农民收入水平会不断下降呢？

费孝通深入调查了开弦弓村的生产结构和农民收入结构。他直观地看到，江南农村的生产组织以及劳动分工是：男耕女织。后来费孝通解释说：

“苏南是一个农业开发历史悠久的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吸引和积聚越来越密集的人口。为了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维持住该地区的‘天堂’之富，这里很早就在农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家庭手工业。‘牛郎织女’的传说反映了夫妇之间的分工与合作，表明了农业与手工业在一个家庭内的有机结合。”

他的这种认识正好得益于开弦弓村这个典型。当时，开弦弓村的产业是两块：水稻种植和种桑养蚕。1935年开弦弓村水稻总产量折合成大米约为98万斤，全村人均约为600斤。开弦弓村有80%的农户养蚕，农户养蚕收入折合成大米约600至800斤。开弦弓村有谚：“吃靠田里，穿靠匾里”，也就是说，桑蚕养殖是村民们在水稻种植之外不可或缺的重要生活来源。

1936年，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缫丝车间（资料图/吴江通）

开弦弓村现场观察启发了当时还是青年学生的费孝通，他认识到人多地少的矛盾是中国农村贫穷的根本原因。不仅如此，他根据对开弦弓村“男耕女织”现象的观察，进一步指出了解决人地矛盾的根本出路。他在《江村经济》最后一章“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写道：

“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

费孝通的重要学术贡献直接来自田野调查，使用的是“观察-归纳法”，这是社会科学一种重要研究方法。西方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很大程度上就从牧场和渔场过度开发的现场观察中归纳、总结出来的。

费孝通幸运之处正好于他遇到了一个正确的地点——开弦弓村。在正确地点，他又运用了正确方法——观察-归纳法。第一个“正确”是客观的，第二个“正确”则要归功于他的主观。

他后来总结说，“开弦弓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因此，可以把这个村子作为在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正是这种考察地点的代表性、典型性，使得事物的本质与真相浮出了水面，本质与现象、表象与真相几乎重叠，使观察者一目了然。

孕育出中国伟大学术思想的主客观条件、偶然与必然因素，在1936年的“江村”碰头了。开弦弓村真乃中国社会科学的一块福地。

三、费孝通

开弦弓因费孝通而闻名，费孝通因开弦弓而出名。在来开弦弓村小住之前，我对费孝通的主要学术思想还是有所了解的，而这次来村里小住主要收获是，对费孝通这个人以及他的研究方法的了解和理解。

费孝通的人生以及学术生涯经历了许多曲折和磨难但终获成功，可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从自身原因看，我以为费孝通的成功主要得益三方面因素。

一是，向实求知，做时代学问。

不同时代有不同学问，不同时代有不同做学问方法。费孝通生活在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而他始终关注时代，关注时代问题，深入社会、深入生活，从社会实践和人民生活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变动时代是实践走在理论前面的时代，这样时代的学问必然要以实践为导向，学者要向实践者学习，向实践求知识。战国时期，秦国因商鞅变法而崛起。《商君书》中提出“以吏为师”。以吏为师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以当官的为榜样，谁官大谁手里真理多，而是在提倡向国家治理实践的操作者学习。

向实践求知，向有实践经验的人学习，主要是用观察法、归纳法，而不是演绎和推论方法。观察法和归纳法是变革时代科学方法论的时代特色，费孝通正是这样做的。对实践进行观察和归纳从而生产出原创性理论，这是费孝通成功的关键。

费孝通在调研（资料图/新华报业网）

二是，善于观察，见微知著。

乔布斯说过，他很幸运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真正喜欢做什么。事业要成功，一要执着，二要擅长。而执着首先来自兴趣，擅长就是有天赋才能。“兴趣+才能”是事业成功的充分必要条件。松下幸之助创办松下政经塾为日本培养政治人才，他选择学生的首要条件就是学生必须是充满好奇心之人。凡事有兴趣，万事皆文章。费孝通正好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为什么要到现场观察，因为“魔鬼在细节”、“现场有神灵”。在事物现场有大量的迹象与细节，捕捉到那些关键细节才找到通往真相之路。费孝通恰好是一个具有敏锐观察能力的人，只要他到达现场，就会捕捉到那些能够把认识导至真相的细节。

在开弦弓村费孝通纪念馆里有一张1936年他本人拍摄的照片。这是一张费达生开办的工厂排水的照片。

“圩”是太湖流域农田的特色。因为地势低洼，太湖周边特别是东岸农田、村庄需要建起围堰，然后不断向外排水以解决内涝。这种围起来的田地称为：圩。现在开弦弓村还可以看到，居民房前屋后的小块菜地都被高高堆起来，周围设沟以排水。这可以说是一种小型的圩。当年农人最苦的活计就是踏水车排水，一天到晚踏水车简直累死人。

彼时开弦弓村一共被分成了11个圩，其中只有费达生工厂所在的圩用机械排水。工厂有一台燃煤锅炉提供动力的抽水机，费孝通拍下一张抽水机抽水的照片。他发现开弦弓村只有这个圩里的村民有不少空闲时间，他们甚至有时间打牌赌博。费孝通进而意识到，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和人口众多造成的内卷可以通过发展工副业得以解决。他认定，农村发展工副业是解决人地矛盾的根本之道。

资料图

三是，勇于发现真理，敢于坚持真理。

学界有句话：做学问先学做人。费孝通学术生涯对此做出经典注解。在开弦弓村，睹物思人愈发使我意识到，费孝通之所以能够发现真理做出成绩，与他的人格、性格颇有关系。我甚至想，如果没有那份耿直与执著，费孝通也许做不出那么一番伟大的学术成就，至少他的学术影响力、现实影响力会打许多折扣。

通观费孝通一生，他是一个率真坦诚的人。实事求是、直面现实，不虚妄、不矫饰、不逢迎，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最基本的也是重要的素质与品格。费孝通正是这样做的。他有一说一、严谨细致、执著到有些固执。

最先发现费孝通这种品质的是他的恩师、他的贵人，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马林诺夫斯基在为费孝通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出版所作序中指出：

来自积贫积弱、处于衰落之中的东方大国的费孝通有着强烈爱国情怀，“费博士是中国的一个年轻爱国者”，而在他的书中“我们能够发现著书的道德品质，请允许我强调提出这一点。虽然这本书是一个中国人写给西方读者看的，文字中没有特殊的辩护或自宥的流露。相反倒是一种批评和自我批评。”

他指出：“作者的一切观察所具有的特征是，态度尊严、超脱、没有偏见。”马林诺夫斯基非常赞赏他的这位弟子的正直与高贵。

马林诺夫斯基（资料图/维基百科）

马林诺夫斯基没有看错。后来费孝通起伏跌宕的一生以及不懈学术耕耘都一再证明了，费孝通勇于探索真理，更敢于坚持真理的正直品质与高尚人格。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提出人地矛盾是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在当时是特立独行的。

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危机与衰落的原因，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当时主流观点认为，主要问题在于土地占有不均，在于社会的阶级分化与对立。孙中山主张“平均地权”，毛泽东主张发动阶级斗争，推翻剥削阶级统治。当然，费孝通是赞同这些的。但是，费孝通进一步看到了导致贫困和阻碍进步除了在生产关系领域中这些问题，更为深刻的问题还在于生产力领域，而农村工业化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最后一章“中国的土地问题”中明确指出：

“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

应该说，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乡村工业化，这是正确的观点。但这在当时以及后来很长时间内并未被主流意见所认可。而费孝通始终坚守这一观点，并为此付出了代价，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1957年3月，在当时国内政治气候下，费孝通以既兴奋又轻松的笔触写下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直对费孝通颇为欣赏并很友好的毛泽东看到此文后，不太高兴。毛泽东曾当面批评他说，你有什么意见就提出来，不必写这类文章。费孝通当场表示要像毛主席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样，深入农村和基层搞调查研究。

是年4月末至5月中旬，费孝通回到了阔别21年的开弦弓村。他还带来了一个七、八个人组成的调研小组，住在村里20多天，认真细致地对开弦弓村的经济、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回到北京后，他写下了《重访江村》并于当月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

费孝通第二次来到开弦弓村调研

费孝通重访开弦弓村的意义丝毫不亚于他于21年前的首访。再次来到开弦弓村还来不及体验故地重游的情愫，费孝通就被带入了现实的场景当中。《重访江村》开始部分记录下了刚刚进村的一幕：

见到乡亲们“拉着手不肯放。说什么好呢？问大家生活吧：‘日子过得可好？’许多老婆婆抢着回答：‘好是好了，就是粮食——’说到这里就有人插口了，‘刚见面就讲这个，改天再谈吧。’”

粮食，这个主题词在重访江村第一时间便深深印入费孝通脑海。令费孝通疑惑的是，中国革命已经胜利，新中国已经建立，已经实行了土改，农村甚至已经实行了合作化，而在开弦弓村“粮食”怎么居然还成了问题？！

这次来村小住，村里特意安排我到当年费孝通重访开弦弓村住过的周荣根老师家搭伙吃饭。在周家我们谈到了许多往事。当年费孝通一行工作起来可谓废寝忘食。现在房子已不是当年的了，但在我们每日吃饭圆桌旁有一张窄窄的老式条桌，那就是费孝通在周家时用过的。周老师说他父亲曾告诉他，费孝通带来了一台手摇计算机，每天放在条桌上计算村里经济及村民收入的各种数据。

重访开弦弓村，费孝通的主要发现是，虽然解放后实行土改和实行了合作化，虽然稻米产量比21年前有了很大增加，但开弦弓村人均收入并没有增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不如21年前。稻米产量增加了，但村民们甚至吃不饱。一个沉重的事实是：土改、合作化果真没有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没有带来农民生活水平的实质性提高。弦弓村的现实情况，证实了早年费孝通博士论文里的观点！但是，他并没有为此感到一丝高兴，他被深深触动和震撼了。

耿直的费孝通本着真正学者的道德操守，把重访江村的调研发现如实写出并公开发表了。他当时也明白这些观点可能有些“政治不正确”。为此，在《重访江村》的开头，他做了好多铺垫，预设了前提，试图为其观点提供某种保护。那夜，我坐在“驻村教授工作室”里翻看《重访江村》这一段时，不禁哑然失笑。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此时距离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开始已经不足几周时间了！费孝通颇有点“顶风作案”的味道。果然，《重访江村》刚一发表旋即引起高层震怒。很快从北京来一个调研组进驻开弦弓村，其中一部分人就住在费孝通住过的周家，他们对费孝通来了个反调查，意在证明费孝通反映假情况，蒙蔽视听。费孝通顿感大事不妙但为时已晚，是年9月费孝通被妥妥地戴上一顶右派帽子，开始了一生中最为艰辛的蹉跎岁月。

从1936年到1957年，从1957年到1978年，各是二十一年。可以说，这两个二十一年是费孝通一生及学术生涯的两个重要阶段。第一个二十一年里，费孝通提出了平生最重要的学术思想并被证实。第二个二十一年是费孝通沉默隐忍的二十一年。

与此同时，整个国家也走了弯路，吃了大亏。惨痛的教训终于让中国人民在眼泪中明白了是与非，这其中也包括费孝通告诉过大家的道理。而在那二十一年的艰辛岁月里，费孝通用他的沉默与隐忍坚持着他的观点。二十一年后他的坚守为真理增添了光辉，他的忍辱负重增强了真理的说服力。

费孝通（资料图/新华社）

作为政治学者，对于费孝通我还有个看法。

重复一下我对费孝通学术思想的认知，关于中国人社会关系的学说和关于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是他一生最主要的学术成就。如果非要从所谓学科上划分，费孝通这两大学说，前者属于社会学，而后者则应该属于政治学。但费孝通一概被称为社会学家。

我想这与费孝通在英国学习时的专业和后来工作所属的学科范围以及他的门生弟子大多是社会学专业出身有关。但我本人认为，费孝通对中国政治学以及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贡献远远超越了社会学的学术范围，甚至远不止于社会科学的理论层面。

四、姚富坤

费孝通的成功与成就并非仅仅依靠一己之力。费孝通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一种学术风格和研究范式，对当代中国社会学起到了奠基作用。但这种作用应该说费孝通有一半，中国社会科学界、社会学界的共同努力是另一半。

前人的奠基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后人传承赋予的。没有传承和发扬，前人的价值就会慢慢消磨乃至消失。在这个意义上，费孝通奠基了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学成就了费大师。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国际政治要补课。由此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这四个学科得以恢复或重建。40多年过去了，这四大“补习生”补课补得怎么样？在我看来，社会学的重建和恢复发展是非常成功和出色的。

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成功之处在于，在前人开拓基础上，在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根基上，形成了中国社会学大大小小的学术共同体。学术共同体是学术生产的土壤和工厂。正是这些学术共同体把中国社会学推上了专业化水平，使中国社会学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概念体系和方法体系的学科。

在中国社会学界无数学人中有一位相当特殊，这就是被称为“农民社会学家”的姚富坤。

姚富坤（资料图）

我见到姚富坤是四年前第一次到访开弦弓村的时候。2017年春天，徒步考察京杭大运河的路上，我们在苏州停留了三天。这三天里我们特意访问了两个有特殊意义的村庄——江阴华西村和吴江开弦弓村。在费孝通纪念馆我见到了十分消瘦、人称姚老师的姚富坤。那次接触时间不长，但我感受到这位姚老师不仅十分了解费孝通的学术，这些在书本大部分是可以了解到，他更知道许多费孝通文章著述背后的东西，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

第五次来开弦弓村，我确定的第一个访谈对象就是姚富坤。在村中逗留的三天里，我俩谈话不少于10小时。

姚富坤是本村人，他的父亲建国初期在震泽区开弦乡当过乡长。1975年，姚富坤在村里担任农业技术员一直到今天。自改革开放后费孝通“三访江村”开始，姚富坤参加了历次接待工作，记录下了全部访问活动。自那时起，他向费孝通学习，刻苦自学社会学知识，成了一位费孝通学术的传承者。他继续了费孝通对开弦弓村以及江南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社会及工业化的研究工作。2010年，姚富坤与人合作出版《江村变迁——江苏开弦弓村调查》一书，堪称《江村经济》的续篇。

住村几日里，通过交谈我感觉姚富坤确实十分了解费孝通，理解费孝通的学术，他甚至可以说是费孝通的一位忘年交。他向我谈起费孝通与他交往时的诸多往事、费孝通和他说过的许多心里话。费孝通桃李满天下，倒不多姚富坤这么一个未进师门的学生。但姚富坤的价值或许又是费孝通的许多门生弟子所不及的。这就是他对于开发费孝通的精神文化价值所起到的独特作用。

“差序格局”、“人地矛盾”这些学术概念体现了费孝通的科学价值。费孝通筚路蓝缕、开启山林的学术道路以及为此经历的坎坷磨难，则体现了他的精神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费孝通的一生堪称近代以来中国爱国知识分子人生经历的一个缩影。费孝通的精神价值与其科学价值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开弦弓村的传奇就是费孝通精神价值的载体。

我原来一直以为姚富坤是开弦弓村费孝通纪念馆的馆长，第一次见他就是在纪念馆一间宽大的办公室里。这次来他带我再一次参观了纪念馆。那天我们来得早，纪念馆还没开门，他带我走到一个小侧门前，拿出钥匙打开门领我进去。进去后他熟练地开灯，打开各种设备，那一切就像在自己家里。平时姚富坤大部分时间都在纪念馆里，但在这里他却没有任何正式职务和岗位。

姚富坤领着我在纪念馆里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讲，渐渐地我感觉已经化入了开弦弓村过往历史当中，那些照片、展品似乎活了起来，我的思绪完全被拉入了几十年前的开弦弓村。而姚富坤似乎是在和费孝通对话、拉家常，姚富坤似乎是在用费孝通的眼光看今天的世界，他用费孝通的语气讲话。

在开弦弓村的几天里对我触动最大、引发我思考最多的，是费孝通的经历和他的精神，这些仅仅在费孝通的著作和文章中是不能完全感受和领悟到的。开弦弓村、费孝通纪念馆，复原了那百年的风雨沧桑，带领后人走过前辈的心路。费孝通纪念馆不是为一个人树碑立传，它是一个时代的路书，它是一座精神的丰碑。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更了解和理解了姚富坤。

五、周会计

周会计叫周春燕，是开弦弓行政村唯一的会计，也是村委会委员。她是当年接待费孝通重访江村的周家的第四代。周会计是个“80后”，正好赶上改革开放，是中国农村工业化时代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

就像费孝通说的，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都与工业化有关。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总体上是以中国工业化为背景的，是工业化时代的学问。费孝通学术的要点之一就是工业化对于中国农业社会的意义，以及中国农村如何走工业化道路。今天开弦弓村以及整个苏南地区已经实现了工业化。

2017年我们走读京杭大运河时看出了一个知识，即中国乡村可以区分为工业化区域的乡村与未完成工业化区域的乡村，这补充了原来我们只知道中国有城乡差别的知识。在走运河的路上，我们竟然还发现了中国南北工业化区域乡村与未完成工业化区域乡村的明显分界线，这条界限就在苏北淮安与扬州接壤的地方。

那天我们从淮安启程沿京杭运河向宝应进发。宝应在扬州最北部与淮安接壤，两地以运河支流上的一座桥闸——运西闸为界。运西闸南面那个村子叫“春光村”，一到春光村景象大变。

一个月前，我们从天津静海区著名的九宣闸出发后，在华北大平原上的乡村行走了一千多里，这是以种植业为主的“18亿亩红线”内的农村地带，我们路过数以百计的村庄。在这千里农村地带，村中无餐馆、镇上无旅馆，田野里鲜见设施农业，想投宿必须到县城。这说明千里农村地带的商品化、货币化程度很低，我们称其为“半自然经济地带”。

春光村里景象与运西闸北面截然不同，我们看到了辞别九宣闸后在村庄里的第一家“农家乐”——“大兵餐厅”。这村子里居然还有连排的超市，超市里有了本地生产的品牌日用品和食品。我们终于看到了“绿茶”饮料而不是“缘茶”，看到了“康师傅”方便面而不是“康食府”……。田野里景色也变了，到处是成片的设施农业。这里依然是农村，但这里是中国工业化区域的农村。

费孝通的学问是中国行将进入工业化时代的学问，而今天可以告慰他的是，中国已经初步实现了工业化，行将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学问，假如费孝通先生今天还健在，他会做什么样的学问呢？再访开弦弓村他会关注什么呢？我想他首先会关注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开弦弓村的治理问题，因为这是现在最显而易见的问题。费孝通做学问的方法是现场观察法，是从表象出发探求真相。这也是我们今天运用的方法。

作为政治学者，关注和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是我们的必修课。在当代中国四大政治制度中，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创制的新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农村群众自治，其主要形式便是村民委员会。这次村居，我自然也会顺便了解一下苏南村民自治以及乡村治理。周会计就成了我的观察对象。

在农村，村两委，即党委会（党支部）和村委会，是整个国家社会治理的终端，即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相交的界面。从中央到地方，从地方到基层，村之上的各个层级都是治理的决策和传导部门及其环节，整个治理体系的政策措施最终要靠村两委实施实行。

好比一辆汽车，汽车有动力系统、方向系统、传动系统、制动系统以及安全系统等等，但汽车行驶最终是靠轮胎与路面作用，轮胎与路面相交摩擦是汽车运动的界面。在农村，社会治理是通过村两委实现的。按开弦弓村党委副书记谭玉根的话说就是：我们是面对群众的。

是呀，所有的干部、公务员都有下级，唯有村两委没了下级，他们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终端。

开弦弓村两委一共8个人。村党委会有：书记、副书记、纪检书记、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共五人。村委会有：村主任由党委书记兼任、副主任一位和两名村委会委员。周春燕是分管村会计工作的村委会委员，另一村委委员分管农业。因为开弦弓村特殊性，在村两委之外还有一个由七都镇派驻村里的机构“江村综合提升专班”。

专班体制是近年来经济发达地区加强基层建设和治理的一种新机制。当前基层治理任务十分繁重，现有村两委实在无法顾全。为了加强村级组织和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一般由镇政府负责设立“专班”，派遣到村负责专门项目。专班与村两委的分工是：专班负责专项任务，两委负责日常管理。

目前七都镇派驻开弦弓村的“江村综合提升专班”的任务是打造经济、社会、文旅全面发展的特色村庄。专班共有7人，他们单独办公，带有专项经费，颇有点“二村委”的味道。专班对于开弦弓村的整体村容村貌进行统一设计、包装、改造，在村里建立了俱乐部、图书室、小剧场以及其他一些公共设施。我所居住的“驻村教授工作室”就是专班建立和运营的，驻村期间学者的食宿费用由专班提供。

现在的开弦弓村是前些年合村并乡时由原来开弦弓村和其他三个自然村新组建的行政村。开弦弓自然村有421户，户籍人口1622人，开弦弓行政村有734户，户籍人口2841人。这四个自然村比较分散，最远的两个自然村相距3公里。

开弦弓村，在农牧渔业方面，有水稻种植、水产养殖、特色农产品种（养）植、桑蚕养殖等等。在工业方面，村里有4家纺织厂。第三产业方面，有综合市场、旅游民宿以及房屋厂房租赁等等。

经济发达加之人口密集，使开弦弓村的日常管理工作非常繁重。村两委一共8人，平均每人要管理355人。如今最令基层头疼的是来自上级单位下派的海量任务，现在是任务重头绪多、要求高难度大、时间紧督查严，搞得村干部每日从早到晚脚打后脑勺，疲于奔命，穷于应付。

拿周会计来说吧，村里734户2841人，农业、渔业、工业、商场各类经济活动活跃，加之村民的家庭、个人财务税收等业务服务林林总总反正就是周会计一人负责。在我印象里，周会计总是骑着一辆小电动车到处跑，一会儿在村委会、一会儿去工厂、一会儿上银行、一会儿跑村民家……一天到晚很难住脚。

我在她家搭伙，几天里没见她和大家一起吃顿安生饭。我问小周累不累、烦不烦？她说：还好，书记、副书记更忙。她说，只要周末能休息一下，陪陪孩子，就很知足了。我真是很佩服小周的工作精神。我跟其他驻村干部开玩笑说，小周是这村里的哪吒，那个小“电驴子”是她的“风火轮”。

其实，比起超负荷的工作，村干部们更受到待遇问题的困扰。这些年苏南经济发达地区公务员待遇有了很大改善，乡镇主要干部一年下来至少能拿二、三十万，区一级主要干部能拿到四、五十万。但是，真正处于管理界面上，每天要“面对群众”的村干部就差得远了。

我国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村级管理机构属于村民自治组织。因此，村干部不是公务员，也不是“事业编”，甚至不是政府聘用人员。那么，他们算什么呢？在当地从待遇上来说，他们分别叫“定工干部”和“误工干部”。

以开弦弓村来说，村书记夏志骁是下派干部属于事业编，而村两委其他7人目前都是“定工干部”。定工干部的薪酬待遇确定十分复杂，我问了几次才基本搞清楚。定工干部薪酬标准由镇里根据一套相当复杂的考核体系确定，而且是一村一策，一年一核。

2021年开弦弓村定工干部核定年薪酬基数是：8.3万/年。不同岗位村干部薪酬计算是基数乘一个系数，如村书记是1×1.35，副书记和其他村委是1×1.15。这样算下来，周会计每年从村里拿到薪酬一共95450元，谭副书记也是这个数。定工干部如此，误工干部待遇就更低了，其薪酬核定标准是定工干部的60%，其核定公式是：（1×1.35）×0.6。除此之外，即使村集体有钱也绝对不能给村干部发放任何额外报酬。

这样算起来，开弦弓村两委班子除书记外，每人每个月才能拿不到8000块钱！这要明显低于本村全劳力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按村干部自己的话说，这点钱不够养家。不要忘了他们可是一天忙到晚的全职干部呀？！更不要忘了这里是苏南富庶之地呀？！他们干点什么不能挣到更多？！

村干部薪酬背后蕴含着一个深层次问题。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农村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治理体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立之初，村委会确实是一个村民自治组织，其职能、责任、权利、义务等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本村具体情况自定义的。

而当下，在农村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村两委实际上已经转变成为基层政府的派出机构，其工作任务、职责范围、赋予资源以及薪酬待遇等都是由乡镇政府规定、下派和督促检查的。而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的身份却没有任何变化，他们连政府雇员都不是，也不受劳动合同法的保护，他们在乡镇政府核发的薪酬之外没有“五险一金”的社会保障。

这一现象在提醒人们，我国四大政治制度之一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

因工作需要，长期以来我一直关注中国党政干部、公务员待遇问题。这次驻村我也在明里暗里观察，同几位村干部谈及过此事，也得到过一些回答。但是，坦白地讲，我并不认为我真正了解和理解这种现象以及干部们的行为，我权当他们是“志愿者”、“发烧友”吧。

六、钱镇长

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社会治理体系中，村庄是政府与社会接壤的界面，村两委是政府与社会的连接器。村两委，既不是“政府”，也不算“社会”。从政府角度看它是治理工具，在村民眼里它代表政府。村两委背后是乡镇，乡镇党委、政府是中国五级政府体制中的末端，又是治理体系中的前沿。

与村两委相比，乡镇拥有决策权并握有一定资源。因此，乡镇可以说是乡村治理的发动机和指挥所。乡镇虽然权力不大、资源不多，但事情多，事难办。在公务员系统里，乡镇干部肯定是坐办公室最少的“行动派”，有点像警察中的刑警和交通警。尽管权力小、资源少，但社会治理实际成效往往取决于乡镇这一级。在中国社会治理舞台上，乡镇干部出场最多，离“观众”最近，扮演着关键角色。

在七都镇干部中，我最熟悉的是副镇长钱锋。我第一次和他认识不是在苏州而是在上海。2021年9月的一天，钱锋带着几个人来上海找我，谈开弦弓村的综合提升问题。而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自然帮不上忙，但他们这种不耻下问的敬业精神着实令我感动。

那天一见面，钱锋就拿出七都镇地图摊在桌上，就着地图讲七都。我历来主张“脚底板做学问”，常年做田野调查，自然离不开地图，未到一地先看地图。钱锋看图说事儿，让我顿生好感。盛情难却，当月我就第四次访问了开弦弓村。

开始和钱锋交往，我有许多疑惑。他个子高高的，人很干练帅气。看相貌、听口音，他肯定不是本地人。他的谈吐透露出见多识广，其观念和话语更像是在大城市知识分子圈里的人。从工作能力、作风看，他也不像地道的基层干部，至少应该在大机关里工作过。随着交往增加，我对他有了进一步了解。

钱锋是科班的警察出身。他本科考入沈阳刑警学院。在校期间，被送到英国大学联合培养。他进入了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奥斯特大学。作为一个警察专业的学生，贝尔法斯特可真是个好地方。他在奥斯特大学拿下了比较刑事司法专业本科文凭。后转到伦敦布鲁内尔大学获得了国际法专业的硕士学位。

回国后，他公考考回了母亲家乡的苏州市公安局，被分配到派出所“办案队”。2014年因工作需要被借调到苏州市编制办帮助工作，中间又被借调到北京中组部的中央编办。他的父母在北京工作，本来也可以想办法留在父母身边，可他觉得北京并不适合他，还是回了苏州。

回到苏州正好赶上2018年大部制改革，他被提拔为苏州编办体改处副处长。在旁人看来，年纪轻轻的就成了市政府机关的处级干部是令人羡慕的。但是，钱锋并不想沿着科层制体系中的晋升阶梯一步一步往上走，相反他要求下基层挂职锻炼。2020年初，他来到七都镇挂职副镇长，一下子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和这个岗位，干脆转了留任。

钱锋这样的履历和经历多少让人感到有些异样，他和那些通常在党政机关见到的谨慎精明的年轻人相比，至少在志趣上大相近庭。我原以为钱锋这样的年轻人是干部队伍里的奇葩，但在开弦弓村特别是江村综合提升专班里，我发现在钱锋周围有一群和他志趣相投的年轻干部。这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想了解他们。

在交谈和观察中，我渐渐地对这个年轻群体有了一些感觉，慢慢地似乎也解开了心中的一些疑惑。

在传统意义上，追求进步、积极向上是好青年的标准。对于公务员来说，那就是谦虚谨慎，努力工作，不断进步。公务员“进步”的台阶就是职级，从股级、科级、处级、局级、部级……逐级向上。但钱锋们似乎不持这样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那天和一位家境不错的女干部聊天，她流露出这样一种看法，在她看来，如果把更高职级当作目标，工作就成了手段，久而久之工作本身就会失去意义，沿着科层阶梯一步步向上会成为重点。但“进步”终点在哪里呢？现实点看，对基层干部而言实际上是没有“终点”的。

她的这种感觉让我想起了一句歌词：“一路上好风景没仔细琢磨，回到家里还照样推碾子拉磨……”我觉得我有点明白了，他们是不甘心在科层制阶梯上“内卷”一生。他们是想“活出一个自己的人生”，他们并不想栖息于职位、地位光环之下，而想自己发光、自带光芒。

来到基层，来到村里，脸贴到地上，脚踩进土里，没了“面子”，没了虚妄，剩下的也许就是事情和事业。山重水复之处，才是事业生发之地。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也许只有这里才是属于他们的天地。这也让我联想到一直在思考的“后现代”问题。

什么是“后现代”？工业化带来了物质财富丰裕，物质丰裕渐渐地祛除掉人的“物化”。一场以追求个性化高峰体验为核心内容的价值观革命悄然来到。以物质与财富定义和标识的传统价值渐渐消解，代之以个性化高峰体验为追求和志趣的价值观。“你吃了吗？”、“你发了吗？”、“你升了吗？”，正在被“你玩了吗？”、“你跑了吗？”、“你开心吗？”所取代。

这或许这就是“后现代”，这或许就是支撑“钱锋们”在江村、在七都终日奔波而自得其乐的精神动力吧？

（本文首发于《天涯》杂志，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刊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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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区、临港新片区2022-2024年土地使用计划以及启动项目选址

作者：楼市追踪

发布时间：2022-10-03 00:54

快照：

千呼万唤来

青浦区、临港新片区

上海建设用地”一哥“临港新片区

五大新城中，松江新城未来建设用地仅次于临港、其次为青浦区

2022-2024年土地使用计划国庆节前夕发布

涉及土地收储、项目选址、启动项目等最后附上各区域查询各自区域的方法

青浦区

几乎所有选址均围绕城市总体规划而来

青浦新城设计方案https://ghzyj.sh.gov.cn/cmsres/e7/e7e14042f96b4616ae76729ded15c729/d5c0f5cc44696cc6a06b77eeba6bde3a.pdf

复制下方链接看全部

https://hd.ghzyj.sh.gov.cn/zcfg/tdgl/202209/t20220930_1063890.html

符合查询单个地块信息

①根据所在街、镇去查寻

https://hd.ghzyj.sh.gov.cn/2009/kxgh/

查询不到@创智资讯

临港新片区

土地使用规划：https://hd.ghzyj.sh.gov.cn/zcfg/tdgl/202209/t20220930_1063891.html

滴水湖核心片区单元规划https://ghzyj.sh.gov.cn/ghgs/20210930/9854993cfc834178bcbe8efd5789c81c.html

综合产业片区单元规划https://ghzyj.sh.gov.cn/ghgs/20211230/0a349c51a8684e2eab4c14e8e698226c.html

新兴产业片区单元规划

https://ghzyj.sh.gov.cn/ghgs/20220428/2875e5ffc6ae4057b1e30a7e33f5ac13.html

先进智造片区单元规划

https://ghzyj.sh.gov.cn/ghgs/20211230/a114a0d59609496186efac3e69b72421.html

如何查询具体地块坐标规划更新

方式1：https://www.pudong.gov.cn/14523.gkml_ywl_gsxx_ghcags/index.html

该方法更新速度最快

方式2：https://hd.ghzyj.sh.gov.cn/2009/kxgh/

该方式比较简单，直接搜索镇、或是街道即可，也可只选浦东新区

在新增两个查询路径

方式3：管委会公示栏https://www.lingang.gov.cn/html/website/lgxc/index/government/index.html

设计到原奉贤区可以通过

https://www.fengxian.gov.cn/gtj/col2229/index.html

以上为全部，本文章仅限交流使用，链接均为相关部门，截图来自上海市规划局、青浦区、奉贤区、浦东新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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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的文明根源与话语传播学术论坛在京举行

作者：澎湃新闻

发布时间：2022-10-02 14:56

快照：

论坛主题：“中国道路的文明根源与话语传播” 本文图片均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供图9月24日，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文史教研部共同主办的第一届文化强国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宣布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并以“中国道路的文明根源与话语传播”为主题，深入探讨中国道路的文明根源，立足中华文明深化中国道路的学理建构，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升国际传播能力。

论坛现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院）长谢春涛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受邀出席并致辞，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李毅、中国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曲莹璞、新华社原副社长严文斌、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兼《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发表了主旨演讲。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育长兼文史部主任李文堂主持论坛第一单元并作总结。与会学者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文明比较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交流互鉴与话语创新、国际传播与中国叙事体系建构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华社、中国日报社、中国外文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河南省文旅厅、东方出版社等单位的部分领导、专家、学者等参加会议。《文史哲》《史学理论研究》《中国政治学》《现代传播》《国外社会科学前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行政管理改革》，以及中国日报社、光明网、中国网、澎湃新闻、观察者网、中国社会科学网等刊物媒体记者受邀参会。线上线下共100余人参会。

论坛现场致辞与主旨演讲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院）长谢春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院）长谢春涛在致辞中首先介绍了成立两个研究中心并举办文化强国论坛的背景。他指出，为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以及加强与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院）委前不久决定成立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挂靠在文史教研部，组织全校跨部门力量加强研究，同时加强与国内外学术交流。他结合本届论坛主题，对两个“中心”的工作提出具体要求：第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立足中华文明深化中国道路的学理研究，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第二，要加快建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把“道”贯通于故事之中，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话语权；第三，要锤炼一批思想性学术通才，形成一支具有跨学科、跨文明交流能力的人才队伍。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在致辞中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对两个“中心”的成立热烈祝贺，表示将全力支持两个中心的建设和发展，携手合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智力支持。他认为，中国道路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悠久文明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历史渊源与现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的内在联系。他谈了自己三点理解：第一，一脉相承、积淀深厚是中华文明的鲜明特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根源，铸就了独特的思想理念、文化基因，是我们历史自信的底气；第二，中国道路厚积于中华文明的历史，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历史道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社会形态所决定；第三，在传承历史中开创未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发展者。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李毅副校（院）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李毅副校（院）长在主旨演讲中认为，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丰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认识的一个新提升，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一个重要思想标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其意义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的反映，更是其思想丰富发展的标志；其二，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责任和担当；其三，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强化了民族复兴必然伴随的文化复兴的自觉；其四，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活水，成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资源。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学典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学典作了题为《东方历史文化传统与一个超大型国家的治理》的主旨演讲。他具体分析了中国的特点，认为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多民族、长历史的国家，驾驭这样的国家，必须依赖一种有组织的力量，维护大一统局面；而20世纪中国的重大任务，就是重建中国社会的核心力量，这种重建在中国共产党手里才得以完成，党的领导作为一项国家根本制度确立下来。这一点，西方人不了解中国历史就理解不了。大一统观念源自儒家思想，其社会治理理论有三大遗产，今天仍有特殊意义，一是贤能政治，选贤任能；二是道义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相通之处；三是儒家的天下主义，强调天下为公。同时，也需要正视儒家社会理论的局限性，如皇权制衡、个人权利保护较弱，因此儒家思想需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国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曲莹璞中国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曲莹璞作了题为《坚定自信，向世界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的主旨演讲。他指出，中国道路的文明根源与话语传播需要弘扬和合共生、和而不同的和平观，讲好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建设者故事；弘扬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天下观，讲好中国始终做国际秩序维护者故事；弘扬计利当计天下利的发展观，讲好中国始终做全球发展贡献者故事；弘扬平等包容交流互鉴的多元文明观，讲好中国始终做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者的故事。

新华社原副社长严文斌新华社原副社长严文斌在题为《国际话语权与中国叙事体系构建》的主旨演讲中，提出构建中国叙事体系的四点建议：一是把准中国发展的时与势，坚持中国叙事的破与立，构建中国故事的根与魂；二是打造中国叙事标签，建设为世界共知、共情到共识共享的话语体系，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三是秉承全球发展倡议，建立基于中华文化、中国发展的中国版叙事体系；四是设置议题，提炼概念，瞄准最佳节点，敢说、快说、会说，实现中国叙事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出击转变。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

北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曹卫东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副主任张军上午的会议研讨由北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曹卫东、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副主任张军共同主持。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教授在题为《20世纪中国的历史位置》的发言中指出，为了理解中国道路，必须结合5000年的文明历史，并由此思考20世纪发生的剧烈的社会变革与文明史之间的关系。理解20世纪的中国有两个特殊前提，一是在20世纪的动荡当中，中国变成了唯一保持原有地域人口及其历史连续性的文明，因此要把革命变革和历史的连续性问题当成一个问题给出辩证解释；二是90年代中国在维持政治基本结构的连续性的条件下实行深刻的经济改革，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变革与连续的辩证关系。另外，不把中国放在整个19、20世纪的世界性的剧变当中，就看不到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在20世纪资本主义边缘地区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中，中国革命是最重要、最深刻和最广阔的革命，对全球史影响深远，没有世界史的叙事框架，就无法给出中国文明史与中国道路的新解释。

中国社科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黄平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黄平研究员在线上做了题为《中国道路的连续性》的发言。他指出，讨论中国道路的连续性问题，要处理好应然与实然的关系问题。通常，我们是从应然去看待实然，但亦可从实然中理解某种应然。实然层面而言，文明史的延续性本身就构成了中国道路的事实正当性。中国道路是从40多年改革开放、70多年建设与探索、100年的建党史、1840年以来的反帝反殖民与国际共运史，乃至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中走出来的。延续性,而不是断裂性构成了中国道路的一大特色，这与欧洲现代性截然不同。但应然层面也需要回答，避免昨日如此未来必然如此的问题，要从中国思想、中国理性、中国制度等维度来回答中国道路为什么能延续、怎样能延续、为什么合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等问题。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历史系李怀印教授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历史系李怀印教授通过连线分享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迷思与现代国家形成的中国路径》。他认为，欧洲中心主义的“迷思”主要体现在两点：首先，把现代国家形成的欧洲经验视为唯一正确道路，从帝国裂变为众多民族国家才能体现“民族主权”原则；其次，认为只有一人一票的代议制民主才是“人民主权”原则的真正体现。然而，他们没有注意到中国体量之“大”和中国结构之“强”，进而忽视了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独特性和连续性。他强调说，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并非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断裂，而是从前现代疆域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型过程，这一过程保持了疆域、人口与族群的连续性，体现了中国体量之“大”；同时，现代中国是在解决晚清中央权力下移导致的种种问题过程中通过内部塑造强大政治认同、建立统一集中的财政军事力量而形成的“强国家”，体现了中国结构之“强”。因此，要正确理解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就要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思维，回到中国数百年来的历史实际中寻找答案。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科技部新型举国体制战略专家组成员谢茂松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科技部新型举国体制战略专家组成员谢茂松，他的发言题目是《贯通古今中西马：中华文明和中国道路的基本问题》。他强调了对中国文明与中国道路之间的关系需要有一种“整全性”的理解，并提出了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的基本框架、基本问题，这些基本问题包括：中国道路贯通古今中西马，具有“道”、“道统”的文明原理普遍性；中国文明的底层结构与“可大可久之道”；中、西政教比较；中国道路对中国文明在价值与制度上的继承与创新，以及中国共产党是文明型政党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主任、史学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史学理论研究》常务副主编吴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主任、史学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史学理论研究》常务副主编吴英研究员在题为《马克思对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的发言中，从文明史的书写方式入手，扼要分析了现存书写方式的缺陷以及恰切的应对之策。他认为文明史的书写应该具有世界史的视野和比较的眼光，努力吸取西方文明史写作的教训，突出中国人的写作主体地位，要体现中国的历史观、价值观，体现我们的身份意识。这就要求着眼点和切入点的转换：文明史的书写应该以“人民”为着眼点，而不是从“资本”切入。这同时意味着，我们要处理好书写方式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关系，运用好唯物史观书写我们的文明史。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江林昌教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江林昌教授在线上做了题为《环地中海与环太平洋：古代世界的两种文明形态》的主题发言。他从地理环境和气候学的角度对比分析了古希腊文明的“突破性”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这两种文明形态的不同特性。其中，古希腊文明具有环地中海的特性，而中华文明则具有环太平洋的特色。张光直先生曾说，根据中国上古史，我们可以清晰有力揭示人类历史变迁的新法则，这种法则可能代表了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文化连续体的文化法则，因此在建立全世界都适用的法则时，我们不但要使用西方的历史经验，也尤其要使用中国的历史经验。他引用张光直这一观点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结论，即正如同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古希腊、古罗马的材料所总结归纳出的文明理论可以适用环地中海古代诸文明形态一样，根据中国古代的材料总结归纳的文明理论，同样可以适用于环太平洋古代诸文明形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政治学》主编、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任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政治学》主编、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任锋做了题为《重新认识治体论传统：〈先秦政治思想史〉的“百年孤独”》的发言。他在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出版一百年之际，提请我们从两个角度关注这本书对于我们自主知识体系建立所具有的意义：一是文明与国家的角度，梁启超对西方文明与国家竞争有反思，强调中国文明的使命与世界主义；另一个就是立国思想家与共和语境中的治体论问题，梁启超对晚清以来过于注重政治体制移植也有所反思，而强调多维政治主体、政治价值、礼治与大一统的作用。综合分析这两个角度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思考现代中国的政治道路，思考我们政治秩序的根源与出路。

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博教授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博教授在题为《秩序问题与中国哲学》的线上发言中，强调了秩序问题之于中国哲学的根本意义，以及由此所揭示出的历史中国的文化特征。古典时代的精神成就体现在五经，五经皆围绕秩序问题，但各有侧重。礼崩乐坏之后，重建秩序的思考开启了中国的哲学时代，也让秩序问题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在儒家那里，出现了从天赐的秩序变而为生于人的秩序这一根本性转向，人也随之成为最核心的问题。儒家哲学以人和合乎人的秩序为中心，以人的生活世界尤其是伦理世界和政治世界为中心，从而建立起秩序形上学。但同时这种秩序又从未离开过天的向度，中国哲学的基本形态是天人之学，而不是单纯的人学。以人为中心的秩序思考让天在人的视角下获得了不同于古典时代的新的理解。在上午的最后研讨中，李文堂教育长提出了李毅校（院）长也关注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午多位学者都不约而同谈到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与剧变之间的关系问题，但连续性与剧变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他认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如何书写中华文明史、讲述中国故事，从而形成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的重要问题。

他进一步阐释说，几大文明都有其基本秩序，沃格林《秩序与历史》专门谈到这种基本秩序与历史变迁的关系，刚才王博教授也从哲学上讨论了儒家的秩序观。在中华文明基本秩序中，王学典教授谈到的大一统秩序、李怀印教授谈到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等，构成了中华文明基本政治秩序的某些面相，即使晚清也以弱权威方式基本守住了超大规模的人口、疆域的国家形态。但这个治理模式在殖民主义入侵与现代化过程中有一个动摇与重建，而中国共产党通过新的社会动员重建了大一统的国家治理模式。他说，这也是汪晖教授多年关注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全新的政党动员，用新文化、人民性重建文明秩序，从而完成超大规模的国家治理，因此他请汪晖教授对这个问题进行回应。

汪晖教授回应说，刚才几位教授如李怀印教授都谈到了政治整合问题，从政治文明的角度看，政治整合大体存在三种主要的模式。一条道路是政党政治、议会政治，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西方近代民主的模式。但在大部分王朝制国家这种整合都不成功，这个过程多半都和政治分裂发生关联，因为政党政治与各种利益集团、地方势力、族群分离发生关联。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王朝制国家在面临分裂局面的时候，都会重新诉诸于中央权力的集中，如袁世凯那样，这就产生了第二种模式，就是将政治整合变成国家整合，完全用行政权来包容整个体制，这正是近代国家主义的路径。但这个过程也不成功。第三种模式是中国革命的路径，以革命的方式进行社会动员，形成由下至上、由上而下互动的持续性变动过程。这个革命秩序一直渗透到所有的基层细胞中。这个道路的形成从中国共产党进入乡村开始，通过土地革命的过程进行政治再整合。他说，我过去曾用“人民战争”这个词来表达这种整合，但这不仅是军事意义上的，因为这个过程同时也是政治动员、经济改革、国家建设、社会组织的过程，几乎所有这些过程都在高度动员的进程中完成。他认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都是在一次大的革命变动当中建立国家，而中国的国家建设即发生在革命的长期过程中。秩序的生长与革命进程持续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具有草根性和基础性，没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此深入地把秩序建立在最基础的社会细胞中，所以它确实是社会革命，这个社会革命同时滋生了新秩序。这是当年的知识分子难以理解的，如梁漱溟，因此，我们不能离开革命进程去谈秩序的重建，而要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现代中国的剧变与连续性的关系，去思考中国道路的文明根源。

文明交流与话语传播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合作部主任董青

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高祖贵下午的会议研讨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合作部主任董青、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高祖贵主持。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强世功在《“跨文明”与“新边疆”——以边疆作为方法》的发言中指出，今天学术界的区域研究基本上延续了西方学术界的东方学与帝国研究传统，形成中心与边缘、文明与野蛮、我们与他者，尤其是西方与东方的基本范式。这种帝国-边疆范式最终形成帝国-文明的自我中心主义。中国的区域研究应以具有全球视野的“新天下主义”来批判西方的帝国-文明中心主义，以边疆作为方法，重视边疆的“能动性”，把边疆视为跨文明视野中“能动的边疆”；重视边疆的“居间性”，将其视为不同文明相互交流、包容、学习和吸纳的居间区域；重视边疆的“革命性”，将之视为摧毁中心的革命性力量。最后，他强调要将文明视为有待创造生成的“未成之物”，以自由创造的精神力量作为文明形成、变革和发展的源头活水。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前常务副院长李希光教授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前常务副院长李希光教授在《新形势的认识论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言中指出，西方现代性建立在文明等级之上。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打着启蒙和文明的旗帜入侵别国，对人类几千年的优秀文明进行“知识清洗”，否认其他文明的政治合法性和知识合法性。这种过时的文明形态叙事给世界带来更大的混乱。中国应深化与欧亚大陆和世界上其他志同道合国家的跨文明合作与对话，超越近现代以来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制造的狭隘落后的意识形态，通过非西方国家的思想家、学界和媒体的共同努力，让西方殖民者的意识形态失去动力，用我们的思想来取代西方殖民者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思想。中国倡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就超越了北大西洋主义的东西方文明二元对立的陈旧叙事。

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于运全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于运全做了题为《文明交流互鉴与对外话语创新》的发言。他认为，融通中外是对外话语创新的最佳路径、知识体系是对外话语创新的源头活水。文明交流互鉴已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只有以文明多样性为根基，以文明平等性为前提，以文明包容性为动力，以文明交融性为特质，才能在国际对话中实现情感上“共情”，道理上“共通”，价值上“共享”。在具体实践中，可以搭建平台，形成话语创新交流机制；引导讨论，在理性对话中建构话语；增强体验，丰富对外话语创新感知；知己知彼，通过交互让话语创新落到实处等。

北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曹卫东教授北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曹卫东教授在题为《哈贝马斯的文明交流理论及其当代意义》的发言中指出，文明交流或者文明溯源必须把握一个普遍有效性要求，即可接受性，这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最基本范畴。今天研究文明根性或者中国道路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需要考虑传播内容的可接受性，进一步建构可被接受的理想语言环境。同时，在不同文明间找到交流对话的可能，需要回到轴心时代重新思考西方文化陷入的困境，并借助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这一西方现代性自我反思的革命性力量，与中国古代哲学既具有超越性，又没有堕入二元对立的特性对西方文化进行反思与超越。在这里恰恰能够看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崭新视域，并对中华文明的根源、中国道路的文明根源、中国道路的现实话语，进行更深层次的对话与交流。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国外社会科学前沿》常务副主编杨嵘均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国外社会科学前沿》常务副主编杨嵘均在题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国际话语传播》的发言中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启动和发展的，也是由中国近现代特殊的历史情境所决定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汇聚历史、现实、未来三重维度的现代化。我们在国际话语中传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时，首先要阐释清楚这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现代化道路。我们往往习惯于强调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性、独特性，而忽略展现其普遍性和可学习性。其次要呈现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具有系统性、全面性和协调性特征的现代化道路。这是一条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符合人类未来发展方向和人性解放共同追求的现代化道路。最后，还要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具有世界格局和全球视野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全国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全国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勇教授在题为《面向未来的国际传播学科建设》的发言中指出，中国国际传播学科的未来发展要锚定“以中国为根本，以世界为面向”这一基点，秉持开放的主体性，面向实践界、多学科、国家社会，在多元应用场景（技能）、多学科的综合（智识）、基于中西方文化的底层逻辑（德性）等方面加强学科建设的宽度、厚度和深度。一是拓展“宽度”，以适应多场景、多语种、多层次的多元应用场景的技能培训。二是提升“厚度”，整合国际政治、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哲学等多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促进跨学科融通培养，开启“1+1+N”培养模式（即新闻、外语与其他学科），进行多学科综合的智识培养。三是强化“深度”，从器物层面到观念层面进行德性的养成。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现代传播》主编隋岩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现代传播》主编隋岩教授在题为《群体传播：互联网的本质》的发言中指出，互联网的本质属性是传播主体极端多元化的群体聚集性传播。这种群体具有匿名性与高度不确定性，一方面形塑了社会新的社交方式和社交场景，释放出积极活跃而又具有创造力的社会力量，为传播提供了新的活力与契机。但与此同时，互联网在扩大群体聚集规模的同时，也隐含着强大的情感爆发力，放大了群体心理中的非理性力量，从而强化了传播中的社会风险。

华东师范大学亚洲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所所长吕新雨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亚洲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所所长吕新雨教授在题为《列宁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的发言中认为，俄乌冲突仍然是冷战的延长版，是西方“文明冲突论”逻辑所带来的必然的现实后果。而美国正在打造的新冷战“遏制战略”指向的不仅是后冷战的俄罗斯，更是“共产主义”的中国。中华文明应当是文明互鉴交流的平等主体，社会主义价值观本身正是融通古今内外的人类文明的结果，需要以此为基础，划清与西方文明等级论与冲突论的界限，建立与全球范围内，特别是与全球南方的反对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重塑从国际主义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和战略地图——这是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关键。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成员张明新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成员张明新教授在谈到《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困境与策略》时指出，中国话语具有自身的实践关怀、文化特色和价值追求，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具有世界意义。中国话语不仅着眼于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同时着眼于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当前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困境，首先是主体性意识需要加强。要建构独立自主的、基于中国经验的知识建构和传播体系，提升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生产、供给、流通和转化能力。其次，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渠道和结构有待优化。中国需要全力打造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立体的传播渠道矩阵，搭建多元的跨文化交流平台。再次，要在全球文明互鉴和知识对话中寻求更大共识。当前中国的国家话语，在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的周密性与解释力方面，还有待提升。要建构更具灵活性和延展性的话语阐释空间，平衡话语表达尺度，优化民间导向的中国话语传播效能。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副主任秦露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副主任秦露在题为《文明的德性基础与话语建构》的发言中指出，从19世纪以来，由基佐建构出西方追求“代议制”的历史、由阿克顿建构出西方自古追求“自由”的历史、由剑桥学派波考克建构出西方自古就有“公民共和主义”传统，并在美国发扬光大，由此建构出美国政体是当今世界最佳政体。20世纪下半期新雅各宾主义进一步缔造出美国是人类道德和政治领头者的新神话。西方世界在国际传播中的强势话语权根基于对其文明德性的自我证成，并以政治意识形态的方式贯穿于西方强大的思想——传媒——政治网络之中。中西关系本质上是西方从根本上无法承认与承受一个非西方文明的国家、以非西方现代化的方式成功实现现代化，这将使基于普适原则的西方文明价值逐渐坍塌。发言环节结束后，部分现场参会学者向发言学者进行了提问与交流互动。

中央党校科社部刘晨光教授向发言学者提问

中央党校党建部王懂棋教授与发言学者交流

中央党校文史部沈伟鹏副教授提问交流论坛总结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育长兼文史部主任李文堂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育长兼文史部主任李文堂代表主办方做总结发言。他从一个学术思想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两个中心成立的思想背景，指出近年的一系列国际对抗与冲突，凸显了话语权的重要性。他说，中国道路的一些原创性概念提出来，得到广泛传播，但学术话语建构尚未完成，这不仅仅是一个党的理论建设问题，更是一个学术支撑问题、教育问题、艺术生产与传播问题等，一句话，文化领导权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五四以来的西方知识体系、话语体系进行了反思，既反右也反“左”的“洋教条”，强调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观，强调历史与社会内部的动力，强调党的历史主体性与主动性。今天，我们党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进一步认识到我们的道路、话语体系要植根于我们的文明母体，一方面要面对国际话语权博弈，同时要完成内部的思想重建。只有产生一大批有思想的学者、记者、教育家、艺术家、外交官、翻译家等，我们才可能掌握与传播自己的知识体系、话语体系。他认为，人文主义、学习理性、经史传统等塑造了以读书人为核心的社会动员模式，使中国的德性政治文明传统不断被激活，对今天的中国道路产生深刻影响，而本届论坛许多学者从不同维度都讨论到了中国道路的文明根性、自主知识体系与话语传播艺术，内容非常丰富，达到本届论坛预期目的，将来再组织进一步交流，深入探讨，推动构建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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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宝宝学走路的“育儿神器”，妈妈将其当作宝，儿科医生呼吁停售

作者：妖精妈妈育儿经

发布时间：2022-09-07 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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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步车该不该用”是每个有宝宝的父母反复思考、斟酌的问题。因为学步过程中的宝宝活泼好动，让父母难以招架，疲于奔命。“学步车，该不该用，怎么用”，这个问题应该站在婴幼儿身体发育的角度来讲，不能一概而论。

孙婷是一位职场妈妈，平常都是把女儿给公公婆婆带。一天下班回家，他就看见婆婆正在拆学步车的包装，准备给4个月大的孙女用。

孙婷突然想起来一位专家说不要太早给孩子用学步车，对健康不利。因此，她提醒婆婆说孩子还小，还不能用学步车呢。婆婆解释道：“先买回来备着，等孩子大点再用。”

第二天一下班，孙婷还没进门就听到婆婆的赞美声：“妮妮会走路了，真棒！”果不其然，她一进门就看到女儿在学步车里“走路”呢。

孙婷生气地说：“不是说好了，过几个月再用吗？怎么现在就用上了啊？”

婆婆理直气壮地说：“我生了2个孩子都是用学步车学走路，现在还不是好好的。”

为一个学步车引起的婆媳矛盾的家庭，想必不在少数。很多家长把学步车视为帮助宝宝学走路的“育儿神器”，很多儿科医生则把它视作洪水猛兽，多次呼吁禁售这种产品。

01那么学步车真的有危害吗？

早在2004年的时候，加拿大就开始禁止生产和销售学步车，甚至不允许进口该产品，理由很简单——学步车会导致婴儿受伤。

根据美国儿科协会的调查发现，1990年到2014年之间，美国有将近30万不足15个月的婴儿因学步车而受伤，需要接受紧急治疗。其中90%的婴儿是头颈部受伤，5%的婴儿是上肢受伤。

为此，美国消费者协会制定了学步车标准，对学步车的宽度和制动机制严格控制。要求学步车的宽度必须超过室内门口的宽度，防止婴儿从楼梯滚落；当学步车一个轮子悬空时，学步车就要制动，避免婴儿跌落。

你还别说，这个规则一出台就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同年婴儿因学步车而发生的事故同比降低了20%。

02学步车对孩子有哪些危害

对于不会走路的婴幼儿而言，学步车帮助他们打开了一扇门，他们可以坐着学步车去任何地方，当然也包括危险的地方。大多数的学步车都没有限速装置，加上宝宝身体比重不协调，上身重下身轻，遇到障碍物极易发生翻倒或翻滚的事故。学步车速度快，就算父母在孩子身边也来不及做任何反应。

根据调查，孩子在使用学步车的过程中常见的伤害有：

1、摔伤

学步车下方有几个轮子方便孩子活动，一旦遇到台阶、地板边缘就会翻倒。学步期的婴儿基本没有保护能力，一旦翻车就极易发生磕碰和摔伤。

2、烫伤

前面我们提到，学步车大大增加了婴儿的活动范围。如果父母安全意识不足，宝宝无意间触碰桌布就很有可能被热水烫伤。

3、溺水

如果孩子在室外活动，还有可能侧翻到池塘或水池中，诱发溺水的风险。

03既然学步车风险这么高，学步车还能不能用

我们常说凡事都有两面性，我们要看它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至于学步车该不该用，首先要看它到底能不能教会孩子学走路。

研究发现，大多数的孩子并没有因为使用了学步车就比别人更早地学会走路，反而导致孩子走路不稳、罗圈腿的问题。

欧洲的儿科专家对200名婴儿进行跟踪调查，发现102名使用学步车的婴儿无论是爬行，还是走路的时间都落后于没有使用学步车的婴儿3到4周。同时，因为学步车的跨布太高，这100多名婴儿走路时都有踮脚走路、O型腿的问题。

你肯定要说了，把跨布调低不就行了？当然不行。宝宝腿部的肌肉和骨骼发育还不成熟，不足以支撑身体的重量。跨布过低会增加宝宝腿部的压力，导致足弓塌陷，扁平足的问题，严重还会影响脊柱的发育。

04总结建议

尽管学步车的缺点和危害已经暴露无遗，但很多家长贪图省力，对学步车抱有幻想。其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学步车确实解放他们的双手，减轻了负担。

在这里，我想告诉那些抱有侥幸心理的父母，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在危险到来前可以及时制止，当危险发生时，就知道那都是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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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肚子里出来的孩子不是我的？”妈妈懵了：怎么可能？

作者：潇湘晨报

发布时间：2020-12-04 20:34

快照：

三湘都市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田甜 李琪 实习生 莫凤琴

有这样一种职业，知晓着万千的人的隐私、见证人生百态，品味生活的五味杂陈.....身为医生也是情感导师，他们就是亲子鉴定师。虽然隶属于法医物证的专业，要做的并不是大家熟知的“死亡医学”。不做尸体解剖、遗物鉴定，他们“解剖”的更多的是人性。

湖南省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副主任李汶从事该行业22年之久。12月3日，三湘都市报记者走进湖南省中信湘雅司法鉴定所，听神秘的亲子鉴定师讲述她的职业故事。

十月怀胎生下的孩子竟不是自己的？

上午9时许，记者来到位于长沙市开福区的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室外肆虐着刺骨的寒风，医院门口嘈杂的人群互相拥挤着。车声、人声、风雨声......互不相干地喧闹着。来往医院的人都形色匆匆，没人在意身边人和事，各不相同的故事默默在医院各个角落上演着。

仅一墙之隔，坐落在院内的李汶办公室却格外安静。安安静静地整理着资料，李汶手中一张张单薄的纸，承载的却是一个个家庭背后并不轻松的故事。

“来做亲子鉴定的无非就是这几种情况，要么就是因公要么就是因私。因公很简单，移民或者上户。因私就很有多情况了，纷繁复杂，疑心重重的丈夫带着妻儿，男人带来情人的孩子，女人无法确定孩子的父亲是谁......”李汶告诉记者，因为职业的特殊性，她见证了太多关于爱情、亲情与婚姻“光怪陆离”的故事，有的记忆尤为深刻。

“快来，今天非得把鉴定做了，老子才安心。”那是几年前的一个下午，安静的办公室被嘈杂的男声划破，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怀抱着约莫三四岁的小男孩气冲冲地找到李汶，一口断定怀里抱着的肯定不是自己的亲儿子，“今天一定要把亲子鉴定做了。”

“小家伙越长越不像我，越看越来气。”男子一脸暴躁，激动地挥着手，好几次都差点抱不稳怀中的孩子。小男孩天真地扑闪着大眼睛，有些害怕地往男子怀里钻，并不明白爸爸为何带他来医院。

“为了结果的准确性，建议孩子妈妈一起来，出具的结果也更准确。”在李汶的专业建议下，男子选择了带着妻儿一起做亲子鉴定。

7日后，夫妻一起来到了医院，等待着那份“宣判”未来关系走向的结果。“经鉴定，孩子与父亲的等位基因相符，存在血缘关系.....”李汶读到这里，眼前一直紧握着拳头的男子，浑身像泄了气般放松下来。“但结果显示，孩子与母亲有两个基因位点不符合....”没等李汶话说完，那人激动地抢过她手中的结果单，“怎么可能，怀胎十月，从我肚子里出来的，怎么可能不是我的孩子，长得和我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啊。”短短几行字，女人前后看了好几遍，生怕错过上面的任何关键信息。原本挂着些许委屈的脸上，满是错愕与惊慌。

见女子态度肯定，李汶将她拉到一旁。“这真的是我自己生下来的，怎么就不是的我的了.....”女人带着哭腔，攥着手中的鉴定结果，身子一软摊倒在椅子上，半天没了声响。“你把父母也带过来做一次检测吧，我怀疑孩子胚胎时期是异卵双生，后面长成了一个孩子，可能出现两个遗传物质的结合，影响检测结果。孩子是你的，那遗传物质可以从你父母那里找到来源。”李汶提出了新的鉴定方案。

这一次，李汶在鉴定过程中增加了基因位点，位点越多准确度就越高，可惜的是这一次的鉴定结果仍显示孩子的两个基因位点在外公外婆那里同样找不到来源。看着孩子妈妈的无助，李汶不肯放弃，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测。

“检测过程中有了新的发现，孩子的三个基因位点竟然是位于同一条染色体上的，说明这条染色体是有问题的，也说明这个结果是会受影响的。”在李汶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终于发现孩子的线粒体和x染体和妈妈完全一致，证明了孩子是她亲生的，只不过是孩子出现了罕见的两条染色体全部属于爸爸的情况，而正常情况下是父母双方一人一条染色体遗传给孩子。

“通常情况下，鉴定结果如果显示孩子有超过3个基因位点与父母不符合就排除了亲子关系，但我们鉴定了5次，用了5个检测系统才得出结果。虽然这个情况很罕见，但我们做医生的还是要不断钻研，不断的进步才能保证专业性。”李汶说，医学道路漫漫，想要做好“人性”的解剖师，她也是需要不断学习的，“数据是冰冷无情的，但我们希望每一个故事都有好的结局。”

一个父亲的绝望：双生子皆与自己无关

“您再给我检查检查，不是说有那种情况，一对双胞胎，两个爸爸嘛。”眼前这个神情有些憔悴的男人，李汶已经见过多次，几个月前，他曾带着自己的小女儿来找过她，非亲生的结果当场就让这个高大的男人低下了头。他告诉李汶，原本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双胞胎长得一点都不像，关键是两个小孩儿，长得与自己都不相似，他先带着其中一个来做鉴定，“我任劳任怨爱了她们三个这么多年，没想到结果却是这样。”

“医生，你是不知道，知道我老婆怀了双胞胎我有多开心，别人都羡慕我。我给他们买母女装，穿着出去不晓得几好看，现在我觉得我就是个傻子，被别人指着脊梁骨骂的那种傻子。”男子越说越激动，好几次李汶都能瞥见他眼角即将滑落的泪水。似乎无法独自消化这个结果，男子拉着她的手絮絮叨叨了了很久很久，李汶对他印象特别深刻，不久后男人又带着大女儿来了。

“我去网上做了功课的，国内都有好多例双胞胎不是同一个父亲的。你看看，大女儿神情还是有点像我的，养了这么多年，总要有一个是我的吧。”鉴定结果再次让男人陷入绝望，却依然不肯放弃最后一丝期待。

“确实是有过这样的案例，我们可以再帮你做一次，但你也知道，所有的结果还是需要自己承担的。”李汶心知眼前的汉子禁不起再次打击，心底暗暗希望，至少这一次让这个罕见的希望能够发生在他身上。

事与愿违，奇迹并没有发生。再一次检测鉴定，结果还是显示他与两个孩子都没有血缘关系。李汶望着眼前男人失落的背影陷入了沉思，原来爱并不能每一次都创造奇迹。

情绪失控是接受结果时，被检人最常见的反应。李汶告诉记者，为了控制这些可能会出现的失控场面，门口总是会守着医院里最强壮的保安。然而很多时候，他们担任的角色却与李汶一样--温柔的安慰天使。

20岁的小伙带着父母来做亲子鉴定

作为一名亲子鉴定师，除了专业外，李汶坦言更多的时候，自己除了是医生还是情感导师。“很多时候，来我们这里做亲子鉴定的，并非仅仅只追求一个答案。见证了很多人最脆弱的一面，自然而然地也变成了心灵导师。”说起一个特殊的案例，李汶又陷入回忆中。

大多数时候，都是父母带着孩子来做亲子鉴定，但多年前的一个夏日，一名20多岁的小伙子却拖着自己的父母来到了李汶的办公室，声称这不是他的亲生父母，要赶紧鉴定证明。

“肯定不是我的爸妈，医生你一定要相信我。他们对我简直是过分，我不要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小伙子情绪异常激动，时不时做出一些令人匪夷的动作。尽管小伙子说着让父母伤心失望的话，但一旁的父母只是满脸关心的顺着他，紧张地拉着他的手，一个劲儿的安抚着他激动的情绪。

李汶很快就意识到，眼前这个小伙子迫切需要并不是亲子鉴定，而是精神治疗的介入。

“我看你爸妈对你很好，你要不要再想想呢？”看着激动的小伙和窘迫的父母，李汶耐下心来劝导，但小伙子执意不肯。无奈之下，父母还是同意了儿子这个有些“无理”的要求。7日后，鉴定结果出来了，没有任何意外，小伙子与父母确属于亲生关系。似乎是心里早已知晓了这一切，小伙子迟迟未来医院取结果。

“小伙子，要不要来阿姨办公室和我聊聊呢？”电话里李汶温柔地发出了邀请，以医生和朋友的双重身份，耐心的劝导这个有些彷徨的年轻人。在李汶不断的劝说后，小伙子终于同意配合医生，接受精神治疗。

“大概是过了半年，小伙子给我打来了电话。很坦诚地告诉我，自己患的是精神分裂，经过治疗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准备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孝顺父母。”小伙子的故事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但李汶的职业之路仍在继续......

亲子鉴定师，温柔应对遭遇危机的爱与亲情

采访中，我几次问及李汶每天面对这么多怀疑与背叛，会不会影响心理健康，她每次都坚定地回答“不会”。她虔诚地热爱着自己的职业，在她看来，职业所带来的成就感足够弥补那些故事中的“荒诞”，她所接触的也不全是负面情绪，还有帮助失散多年的儿童认亲的，有辅助法庭作为检测证据....

“湖南省中信湘雅司法鉴定所不同于私人鉴定中心，是司法厅批准成立的具有司法鉴定许可证的正规机构。我们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具有法律效力，可做为呈堂证供。已经通过国家资质认定与CNAS认可（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鉴定结果获全球联盟国互认。”李汶告诉记者，从1995年开始，医院就开始提供亲子鉴定这个医疗服务，随着国家对司法鉴定行业的逐步规范管理，2009年正式成立了鉴定所。时至今日，行业早已步入了正轨，也有了更规范法的管理，“目前，湖南有许可证的亲子鉴定机构就有20家，其中长沙有10家。”

“现在每年来做亲子鉴定的是一年比一年少了，我们机构最忙的是2015年，那年大概有一千多例，平均一个月就有一百多例。”在她看来她不仅是一个专业的医生，还是很多事件的见证者。在这医院小小一角每天仍在上演着各式各样关于爱情、亲情与家庭的故事，只有保护温柔而强大的内心，才能帮助更多需要她帮助的人。

链接：亲子鉴定需要准备什么

亲子鉴定需所有被检方同意情况下进行，未成年人需要一名监护人同意。鉴定前，如是私人委托需提供所有被检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如是公检法委托检查，需出具相关委托书并签署亲子鉴定证明相关文件。

鉴定过程中，被检人需提供指尖血或带有毛囊的头发3到5根、亦或是唾液或精液。

亲子鉴定费用为每人1200元到1500元不等。被检方为父亲与孩子鉴定费用为3000元，被检方为父母双方及孩子鉴定费用为3600元。

[责编:苏亮]

[来源:三湘都市报]

【来源：新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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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时预测胎儿性别不科学？不可忽视的妈妈与宝宝的“心灵感应”

作者：小颖剧场精彩大放送

发布时间：2020-07-28 16:05

快照：

孕育生命是一个神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宝宝们从一个小小的胎芽儿慢慢长大，通过一根脐带与妈妈紧紧相连。除了输送营养，连在一起的还有母子的两颗心。

从怀孕 的那一刻起，准爸爸妈妈们就都开始在猜测胎儿的性别了。静静两口子也是如此。静静在结婚半年后如愿怀上了自己的宝宝，从知道自己怀孕的那一刻起，夫妻俩就在讨论宝宝的性别了。静静的老公是独生子，一直希望是个男孩儿，自从知道静静怀孕后，潜意识里就一直觉得老婆怀的是个男孩儿。

静静虽然对宝宝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都无所谓，可不知怎么的，无论老公怎样强调说一定是个男孩儿，静静还是感觉自己怀的是个女孩儿。

静静在单位和同事聊起了自己和老公的讨论，公司的一位大姐神秘地拿出了公司备用的针线。煞有介事地悬在静静的手腕上，看着针尖摆动的方向，非常肯定地告诉静静肯定是女孩儿。静静笑笑，对此她也只当是个玩笑，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家里，老公也找来朋友根据俩人的生育年龄等来情况预测了宝宝的性别，巧的是，这种方式预测的结果也是女孩儿。

虽然两口子对于这些预测方式并不是太相信，但静静的老公还是略有些失望。不过对于未来的宝宝，他说虽然自己想要儿子，但无论生下来是男是女，他都一样喜欢，这也让静静安心了不少。

随着宝宝在肚子里一天天长大，静静越来越有种强烈的感觉，肚子里的宝宝一定是个女孩儿。每一次胎动都会让静静更加确定自己的第六感是正确的。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母女见面的时刻终于到了，一声啼哭后，医生告诉静静，是个女孩儿。

为什么准爸妈们对宝宝的性别如此好奇

说到宝宝性别，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会是“重男轻女”。其实，随着社会的进步，大多数人的思想都已经发生了转变，甚至还有人更喜欢要女儿。那么，准爸妈们对宝宝性别的好奇，主要来自两点：

胎教时，和宝宝聊天，可以更准确的称呼宝宝“儿子”或“女儿”。怀孕时，准爸爸妈妈们都喜欢和宝宝来聊天，通常宝宝们也会通过胎动来回应。这时候更多的准爸妈通常都是通过自己的猜测称呼宝宝为“儿子”或女儿。我怀孕时，老公就一度超级自信的认为是个儿子。整个孕期都在隔着肚皮和“儿子”聊天。

2.准备宝宝出生后用品时，可以根据宝宝的性别更加精确的准备。

宝宝出生前，准爸妈们都会准备好宝宝出生后的衣物等各种用品，这时候我们可能就就更想要知道宝宝的性别。虽然说新生儿用品不用分性别，可毕竟哪个妈妈不想给宝宝准备的漂漂亮亮的呢？

3.给宝宝起名字更方便

要说前两种情况都还可以无所谓，那这一种可就不能太随意了。毕竟宝宝的名字是要叫一辈子的，产前不知道宝宝性别时，准爸妈们通常需要同时准备好男孩儿和女孩儿的名字，在孩子出生后再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越是在这种时候，准爸妈对于宝宝的性别越是好奇。

预测宝宝性别的方式真的是准确的吗？

准爸妈们对于宝宝性别的猜测有很多种方式，什么看肚皮，看腰背，看臀部变化等等。很多人都说是经验之谈，其实并无多大科学根据，其实真正神奇的是女人作为妈妈的第六感。

所谓“母子连心”，宝宝在妈妈肚子里与妈妈通过一根脐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除了获取营养外，母子间的两颗心也通过这根小小的脐带连接在了一起。

实际生活中，像静静一样，对宝宝的性别有强烈预感的妈妈们也不在少数。

网友A：怀大宝时预感是男孩准了，现在二宝九周预感女孩。

网友B：我怀孕是预感就是女孩，结果真是。

网友C：哈哈，我是天天幻想生女儿，最后如愿了。

网友D：女人的第六感蛮准的，我的预感也是和事实一样哦。

虽然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可事实往往就是如此。宝妈们，你们怀孕时，对于宝宝的性别有过预感吗？你的第六感准确吗？欢迎来留言哦。

我是米粒儿妈，感谢您的阅读，您随手的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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