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滞留旅客可考虑留疆就业”系误读

作者：正观新闻

发布时间：2022-10-09 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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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部分网络媒体账号篡改天山网文章标题发布“滞留旅客可考虑留疆就业”“滞留旅客可在当地就业”信息，曲解原意，引发网民误读。经核实，相关信息来源于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2022年10月6日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区长丁志军通报铁路乌鲁木齐站滞留旅客安置情况。丁志军表示，根据防止疫情外溢相关要求，10月4日起离乌列车及客车全面停运，部分旅客滞留乌鲁木齐站。截止10月6日，乌鲁木齐站滞留旅客86人，主要为来乌打工、探亲、就医人员，且在本市无固定住所。

为安置好滞留旅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立即启动应急保障机制，针对滞留旅客中的外地务工人员，根据需求，组织人员收集就业意向，由区就业办联系用工需求企业，推荐有电路、焊接、厨师、木瓦匠等方面经验的滞留务工人员，实现企业和务工人员的“双向奔赴”。

请广大网民不误读、不误解，正确理性看待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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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旅客可在新疆当地就业系误读

作者：白凡自媒体

发布时间：2022-10-09 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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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旅客可在新疆当地就业系误读#一些媒体误读的是，给滞留在新疆乌鲁木齐站的农民工提供就业机会，被解读为给所有滞留在新疆的旅客提供就业机会。其实是评论区个别网友的误解，也是个别自媒体的曲解。

其实有一些事情是为滞留新疆的人提供就业机会的，只是针对那些打算去新疆工作的人，而不是针对所有滞留的人。地方及时表态尤为重要，但真的没必要太害怕这些个别舆论的误解，及时澄清就够了。而且之前的新闻里也报道过，只针对那86名滞留农民工而已。你们，说呢？

各位老铁，针对此事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关注我不会走丢，欢迎大家关注留言和讨论。你的互动是我最大的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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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追究责任！用词一点都不严谨，对社会误读很大

作者：vivi大咖在路上

发布时间：2022-10-09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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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网络媒体篡改天山网发布的“滞留旅客可考虑留疆就业”“滞留旅客可在当地就业”信息，曲解原意，引发误读。

这件事情，使得新疆当地不得不出面正式回应，系媒体误读。这样不仅浪费了公共资源，还使防疫工作带来不便，对社会影响也很大。对于这些媒体，只想说，自己用词不当还要别人在百忙的防疫工作之中，抽出时间来帮你擦屁股，你还一点事情都没有。

这件事情发布消息的部门也有责任，一点也不严谨。用词错误，应该称为来乌鲁木齐的滞留务工人员提供就业服务，而不是旅客。本身有工作的还留在新疆工作的，难道不违背劳动合同吗。误不误读不重要，重要的是抓紧时间把疫情防控做扎实了就好，对于造谣生事者，也要严惩不贷。

鼓励滞留人员就地就业，只要滞留人员有就业意向，这个提议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到那边的无非就是旅游的人，能去旅游的都是非一般人。这些人怎能留下来工作呢？原来公司不把他们开除就不错了。

作为发布信息的当事部门和各大网络媒体，应该怀着严谨的态度，以免造成不必要误读现象，给社会带来不必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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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周说车三部曲》自序：老实交代 满油满墨

作者：汽势传媒

发布时间：2022-10-09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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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周说车#

汽势Auto-First|周光军

我把中国的汽车划分为两个时代。

1990—2020年，为进入汽车社会的时代，是中国人接触汽车和汽车企业在中国野蛮生长的时代。

2020—2050年，为建立文明汽车社会的时代，是中国人探索汽车和汽车企业优胜劣汰的时代，并将是中国自主汽车品牌立足世界的时代。

有人写书成名，有人成名写书。我非名人，也出不了名书，只是一个职业记者的“记着”。

书“序”多请翘楚、高手来写，我本着老实交代的原则，不烦劳别人，且自己絮絮叨叨。也因此，这个“自序”可谓“自絮”了。

路 ：我在长安街起步

从报苑蹒跚学步到现在，我从事新闻工作整整 28 年。可以说，我与新闻为伍，是从报纸上发表“豆腐块”的简讯开始的。我对新闻的热爱有例为证，那时的通信方式，别说手机了，连固定电话都是奢侈品。我和故乡山东的联系，靠“吼”都没机会，主要是靠写信。信的开头不是爸爸妈妈之类的尊称，而是“本报讯”！

我“本报讯”的初“训”，是高起点。我的报业生涯是从在《北京日报》做实习记者开始的。

《北京日报》的办公地址在东长安街西裱褙胡同。那时我住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东交民巷西头，距离天安门广场一步之遥。我时常骑车自西向东穿过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台基厂、北京医院等“高大上”的地方，经东单路口进西裱褙胡同，所经之地都颇具历史厚重感。东交民巷是曾经的使馆区，至今还有荷兰、丹麦使馆遗址，以及著名的六国饭店。如雷贯耳的地方还有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在北京的官邸、同仁医院等。

并不宽阔的东交民巷树木参天，每逢夏季，两旁古树茂盛的枝叶把整个街道罩得严严实实如长长的树隧道，古树新叶一起努力生长着，那是终生难忘的风景。

当时的《北京日报》大楼没有被分成新闻大厦和《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两座主体建筑， 也远不及今天通透、现代和气派。对我而言，更喜欢那时的《北京日报》大楼，蓝顶白墙的主楼配以单独的院落，院子坐南朝北，大门开向宽阔的长安街，主楼的东西两侧各有配楼，门口有警卫把守。

我和东配楼打交道很多，那里有照排室，我时常将时任《京华周末》版编辑室主任宗春启签好的发稿单送过去。所谓的照排，是指有专人把写在稿纸上的稿子录入电脑并打印出来，然后编辑拿着打印稿回办公室画版，再回到照排室拼版、出样。在那时并非人手一台电脑的日子里，我始终对照排室充满敬意 ：一是通体白色的照排室一尘不染， 二是照排室的人穿的全是白大褂，如外科医生般把全报社风格迥异的字体“妙手回春” 地打成铅字。这段“照排”经历很快成了历史。

报社大楼的五层，是《京华周末》办公室。那时，《京华周末》是《北京日报》的“大块头”，有深度，充满厚重感，类似于北方媒体的《南方周末》。

宗春启是个父亲般的领导，直到他从北京市记协常务副主席任上退休，我们依然保持联系。他和我父亲同龄，要求也如父亲般严格，是我新闻工作的启蒙者。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说如果你能抓拍到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婚礼的图片，我给你发《北京日报》的头版头条。尽管我始终没能抓拍到这一幕，但是捕获了不少“新闻大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大庆前夕，天安门城楼进行整体装饰粉刷，我克服恐高爬到城楼楼顶拍摄的一组照片被刊发在《京华周末》报眼位置。

宗春启对我的关爱并不局限于《京华周末》。在他的推荐下，我的稿子多次刊登在《北京日报》黄金的报眼位置，以及《北京晚报》头版重要位置。与此同时，我和新华社记者合写的稿子还以新华社通稿的形式“电通”全国，都是打眼的头版黄金位置。与这些相比，我更感激宗春启对我新闻敏锐感的培养和训练。

人 ：给我把过“ 方向盘” 的恩师商恺

商恺是我的另一位恩师。当然，这与《北京日报》旗下的《新闻与写作》杂志密不可分。《新闻与写作》直到今天，依然是新闻战线的核心期刊。那时，刚刚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任上退下来的商恺，在《新闻与写作》上连载他在胡乔木身边工作的回忆录。《新闻与写作》为商恺开辟的《乔木颐园话新闻》专栏，系统地讲述了他在胡乔木身边工作时有关新闻的诸多观点、论述。

作为秘书，自 1958 年起，商恺在胡乔木身边工作了 10 年之久，协助胡乔木联系《人民日报》。商恺是新闻界的旗帜性人物，这不仅缘于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 带出了《光明日报》总编辑王晨及《经济日报》总编辑艾丰等多位知名的门生，还在于他是胡乔木的秘书，在中南海工作 10 年，协助胡乔木分管《人民日报》。

作为记者，商恺以写工作通讯、旅行通讯见长，著有《大地笔踪》《春风秋雨马颊河》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作为教育家，他编有《报纸工作谈话录》，著有《致青年记者的 60 封信》《报海帆影》等影响了几代新闻工作者的著作。其中，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报海帆影》的书稿就是我骑自行车送到时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王晨手中的。

艾丰的本名是艾宝元，“艾丰”就是商恺给改的。艾丰的《新闻采访方法论》《新闻写作方法论》等著作成为我从业的良师益友。与王晨、艾丰等简单的交集相比，让我受益良多的是商恺的言传身教，这对我的人生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

商恺本身是个传奇。作为老革命，他 1922 年出生于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1938 年参加冀鲁青年记者团，并开始在《抗战日报》上发表抗战作品；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 年任中共清平县委宣传部干事，主编党的刊物《抗联生活》《支部生活》，在此期间遭国民党监禁 ；1946 年任中共博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并创办县委机关报《博平群众》；1948 年调入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1958 年调中共中央办公厅担任胡乔木的秘书 ；1977 年重新回到人民日报社，担任记者部负责人 ；1984 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培养和帮助过许多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报请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批复同意，于 1987 年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成为商恺如鱼得水的宝地。

自 1984 年 1 月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起，至 1995 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第二届专业职务评委会任上退休止，商恺 11 年担任新闻研究所重要职务，或者新闻法研究室主任，或者新闻研究所所长或党组书记。

商恺被称为“三不记者”。在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期间，他 60 岁高龄赴西北调查研究时，一不坐飞机，二不住宾馆，三不出席宴会。有次去新疆采访，拜访新疆《伊犁日报》，当他拿出名片时，报社高层大吃一惊！这样一位新闻界名人，竟是坐了一天半的长途汽车，翻越 700 多公里的天山，从乌鲁木齐一路颠簸来到伊犁的。坐汽车走这条路，就是年轻人下车后浑身都像散了架似的，何况是年已六旬的老人。到伊犁后，他执意不住高级宾馆，而是住在兵团招待所。2020 年，我跟随一汽奥迪组织的奥迪 Q5L 车队，驾车走过这条路，开车都把人累得够呛。

商恺的名字之于我及家乡，如雷贯耳。家乡人都知道他在中南海工作，虽然不知道是中央办公厅研究员及胡乔木秘书的头衔，但是都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从《新闻与写作》主编那里拿到联系方式后，在人民日报社东北角的一栋普通筒子楼轻轻敲门，为我开门的是一位和蔼的老人，戴着一副茶色花镜，用略带山东方言的普通话说 ：“欢迎你。”商恺平易近人的三言两语，让我此前的种种紧张和顾虑烟消云散。在看了我发表过的一些作品后，商恺决定收我为徒，并称我为他的“关门弟子”。

他说，首先看我的作品不错，其次又是老乡，他还邀请我搬到他身边来。比他教过的一批又一批在职研究生更幸运的是，我有机会在其身边居住 4 年，期间完成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商恺的夫人李群老师，也是一位老报人，是《光明日报》的著名记者。他们一辈子攒下来的书，我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随意翻看、阅读。

在商恺身边 4 年，我得到的不仅是一对一的授课，而且是胡乔木关于新闻价值观的教程，含金量是国家级的。很多时候，我是商恺专栏《乔木颐园话新闻》的第一读者。胡乔木时常把《人民日报》的记者邀请到中南海的颐园进行座谈。作为中央“一支笔” 的胡乔木有关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的谈话，广泛而大量，有抽象也有具体，从新闻采访到新闻写作和新闻编辑，从文章的遣词造句到标点符号的使用方法，无所不包。大力发展通讯员队伍就是胡乔木最早提出的报纸密切联系群众的方法。胡乔木还非常注重报纸编排得是否生动，他把同一版面上的长文章、长新闻称为挤在一张床上的胖子，姿势再美也不会好看。报纸的版式中既需要有吸引人的标题，也需要有适当的图片搭配。尤其是文章标题的重要性，文章好比“画龙”，标题才是“点睛”，龙身画得好，龙眼点得好，整条龙就活了起来。有人说，画龙容易点睛难；而胡乔木认为，写文章不易，做标题更难。有时候想个好标题，等于写一篇文章所用精力的三分之一……

当胡乔木这些关于新闻价值观的观点从商恺口中拉家常般口述给我时，我无疑是幸运的 ：我享受的是一对一的国家顶级的新闻学教育，授课老师是中国新闻界的翘楚，授课内容是胡乔木的新闻学。在今天，这种待遇也是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退休后，有相当一段时间，商恺担任《中国地市报人》总顾问。作为新闻界的翘楚和社会名流，拜访者在其退休后门可罗雀，这是商恺所乐见的。他教诲我要干实实在在的事。

《中国地市报人》每年都有新闻评选，出任总顾问的商恺，面对各地总编辑的拜访、托请，始终坚持自己“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原则。对此，我也体会深刻。记得首次拜访他，我买了一棵滴水观音绿植，受到严厉批评并约法三章 ：来之前务必给他打电话 ；不带礼物是原则 ；如果一定送所谓的礼，需征得同意。他所要的礼物无非是两斤鸡蛋、一块面包这样的日用品，哪怕是一管牙膏，在他眼里都胜过其他珍贵物品。

在他身上，不少人，像我这样都吃过闭门羹。对于拜访者，商恺不设宴，也不赴宴。当时， 不少登门拜访的地市报的总编辑，都在商恺家吃过我做的粗茶淡饭，我的厨艺就是在那个时候练就的。

退休后期，商恺患有糖尿病。作为学生也作为助手，我时常按需到北京各大医院为其买药。有一段时间，他吃的是松果体素，我就从城东的朝阳区东三环的金台路人民日报社到海淀区西三环外的空军总医院，骑车穿越半个北京城，往返两三个小时买药。

今年是商恺诞辰百年，这个特殊的年份，我无比怀念他。

商恺对我职业选择的影响也不小。他那会儿就要我做一个专业记者，做一个令人尊敬的行当，从事一个生涯相对长的职业。他当时就提出，足球、证券、汽车等专业性强的记者才是真正的记者。甚至举例说，哪里着火了的社会新闻，是个记者就能写，而类似于股票、金融、医疗等行业，则需要有较高的进入门槛和职业修养。

说到和商恺是同乡，也说说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山东聊城，确实人杰地灵。季羡林、李苦禅、傅斯年等名人的老家与我家相距不足百里。武训、孔繁森、张自忠等响当当的古今人物也生于斯。

聊城在古时候闻名遐迩，是京杭大运河上的四大商埠，康熙九下江南都在此留下千古诗句， 其下辖的临清也是季羡林的故里。临清不仅是历史文化名城，还以生产故宫的城砖和西藏的哈达著称。我一直在思索，一望无际的鲁西平原是怎样造就人杰地灵的？我想，除了黄河冲击形成的华北平原的一方水土，恐怕还和这里的人们格外善良、格外勤奋、格外淳朴有关。当然，在黄河数次水患形成包括河北大部分在内的华北平原之前，山东在8000 万年前是蓝色海洋，从地理演变上，五岳之首的泰山那时还是海上的一座孤岛。

车 ：开车上路热血未凉 28 载

从喊别人老师到别人也称呼我为老师，2022 年是我从事新闻职业的第 28 个年头。从娃娃记者做到四十不惑，其间“码字”近千万，文章上万篇。

似乎也是命中注定，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做实习记者起，除了在《中国汽车报》有过两年的专业经历，更多的时间都在“京报集团”转圈儿，《信报》《竞报》《北京晨报》。2018 年和《新京报》整合的《北京晨报》是我的老东家，从《北京晨报》1998 年创刊到 2018 年和《新京报》整合，我把 13 年的青春都贡献给了《北京晨报》。

按工种分，我跑过时政新闻、社会新闻，写过经济新闻，也从事过工会、共青团、妇联的报道，北京市妇联还给我发过大大的“妇女之友”聘书。

先做杂家再做专家，也是恩师商恺给我的指导思想。我从事最多的，一直是汽车产业的报道。如果从 1997 年《北京晚报》每两周一块汽车版的黑白版算起，至今整整 25 年了。北京纸媒有关汽车版块和汽车报道的起源，属《北京青年报》和《北京晚报》最早。

那时，《北京青年报》的产经版面还是大报，每周只有一块版。所谓的一块版，其实是半块，上半版是电脑的内容，下半版才是汽车。《北京晚报》的汽车版，是从经济部分离出来专门组建的专刊部。

那时，出版汽车类别的版面并不像今天这样容易，需要向北京市委宣传部打书面报告。我清晰地记得，在是否有必要创办汽车版上，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并没想好，甚至是充满争议的，创办申请拖延了一段时间才获批准。

那时，《北京晚报》的汽车版，相当于旬刊或半月刊，与“花鸟鱼虫”版，隔周轮流出版。所谓的版，也就是今天看来可怜的一块版，且是黑白的。那时的版主是屈俊峰， 我为其打杂。可惜，屈俊峰因心梗英年早逝。

那时，通用、宝马、奔驰等跨国汽车巨头并没有设立中国公司，机构多是商务代表处。全国跑汽车口的记者屈指可数。有段时间，北京的出租车在“黄面的”之后，用过一批车身整体用玻璃钢一次冲压成型的“中华子弹头”，是一种大两厢的旅行车，一次冲压成型的玻璃钢车身以对人的安全保护为卖点。工厂设在今天北京市丰台区西南三环丰益桥附近，采访后工厂请记者吃饭，全国跑汽车的记者一个圆桌都坐不满，远没有现在车企搞活动动辄三五百人的壮观场面。据统计，如今全国跑汽车的记者达 5000 人，也有说8000 人的，足见汽车产业的兴盛。

在我28 年的记者生涯中，除了做过时政和社会新闻的“短线”，绝大多数时候是在做汽车报道的“长线”。那些做“短线”的杂家经历，为我做汽车行当的专家进行了

“长线”能量储备。当然，我的“短线”也做得不错。例如，在“知青上山下乡 30 周年”的 1998 年，我奔波在北大荒采访一个多月，也是刚刚创刊的《北京晨报》开辟的第一个个人专栏。我也不曾忘记，我采写的《鸟类起源在中国》系列文章，不仅属国内首发， 还引起了业界轰动，时任中国地质博物馆馆长的季强博士在辽宁北票发现的“中华龙鸟” 被认为鸟类的鼻祖——比德国始祖鸟更早，我的系列文章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辽北化石保护区的成立。

我的“不务正业”还体现在汽车之外。熟悉我的人知道，我钟情摄影，也爱写一些“散文”。《新民晚报》的“夜光杯”和《北京晚报》的“五色土”是中国一南一北很好的副刊， 我那时的拙作时常见诸“五色土”副刊之上，摄影作品也发表过不少。当时，《北京晚报》分管“五色土”的副总编辑是李凤翔，和蔼可亲的李凤翔一手了得的书法至今令我印象深刻，我的不少作品就是通过这样的“大家”发表的。巧合的是，李凤翔的儿子李增勇是我《北京晨报》的同事。

人生没有几个 28 年，无论在我效力的单位还是汽车行业，很庆幸结交和认识了许多良师益友。刘顺发，先后担任《信报》《竞报》《北京晨报》的总编辑和社长，是我的长期领导。会用人、善用人、懂用人、团结人，和他打交道，不会因他是领导而紧张，他格外平易近人。《北京晨报》最后一任社长李凌云，出身报业世家，他有着操持大报的阅历，尤其是有着新旧媒体转换时代媒体的责任感。还有崔恩卿、陈炼一、宋汐、朱敏等领导和同事，我和他们有的长期共事过，有的也仅仅一面之交，但是他们都是我新闻生涯的良师益友。

新闻以外的汽车行业，或者媒体同行或车企同仁，李安定、吴迎秋、程远、李铁铮、李苗苗、何仑、李三，张兴业、徐留平、陈虹、竺延风、李书福、尹同跃、潘庆、陈志鑫、王晓秋、俞经民、刘亦功、董修惠、荆青春、孙惠斌、胡绍航、张海亮、贾鸣镝、张亮、刘智丰、孙玮、王燕、蔡建军、金弋波、张强、孙晓东、庄宇、曾家麟、孙广阔等，都不同程度地对我产生过影响。例如，李安定和我是忘年交，吴迎秋对行业有着无人能及的前瞻性思考，何仑的严谨，人称“三哥”的李三的留德十年，外语顶呱呱，尹同跃的坦诚，王晓秋的幽默等。和程远老师的交集远谈不上密切，但我从别处得知，他时常推荐“汽车预言家”的王鑫等人看我的“大周说车”。宝马大中华区企业事务副总裁孙玮，我和其在沃尔沃时就有交集，她是把我拉进马拉松圈的领路人。现任捷豹路虎中国企业与公共事务执行副总裁王燕，2000 年左右任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关经理，那是奔驰第一次组织国内媒体去奔驰总部斯图加特访问， 也是我的第一次出国……

一路走来，北京多家报纸皆留下了我的名字。《北京晚报》《信报》《竞报》《北京晨报》4 家报纸，要么是我亲自创办了汽车周刊，要么是由我长期担任汽车周刊的主编。哪怕是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之外的报纸，也有许多在创办汽车周刊之初，征求过我的意见。例如，《新京报》在创刊汽车周刊时，车云网创始人程李时任《新京报》汽车周刊的负责人，他和团队的吕惠敏等人，在前门饭店召开创刊前的调研座谈会，专门叫上我，征求我对办刊的意见。

在《北京晨报》1998 年 7 月 20 日的创刊号上，我采写的《大使座驾在京拍卖》的消息， 登上了报社头版。三五百字的消息，大意是一些驻华使馆的淘汰车辆，在潘家园古玩市场面向百姓进行拍卖。尽管是多国驻华使馆退下来的二手车，也尽管价格相比新车便宜很多，但是原本并不多的车辆还出现了流拍的现象。毕竟，那时有钱买得起汽车的百姓凤毛麟角。

“大周说车”就是从那时起开设的专栏。除了逢年过节报社整体必要的停刊，我的“大周说车”每周一篇千字文从未间断。

迄今，“大周说车”在行业保持了两个纪录 ：一是汽车界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专栏 ；二是 20 多年来每周一篇，持续不间断。记得有一次，腾讯汽车的编辑打电话邀请我的“大周说车”专栏入驻。让我感动的是，那位编辑说是“大周说车”陪伴了她整个大学时光，她甚至恭维地说，是看着我的“大周说车”长大的。

之于编委、主编、编辑、记者、顾问和智囊等头衔，我最看重的还是记者。除了出席必要的社会活动，我一直坚持在新闻采访第一线，这才是获得鲜活新闻的源头。只有跑得多、看得多、听得多、问得多，才能近得多、实得多、真得多、鲜得多，才符合新闻本源。坐在办公室是写不出别人爱看的新闻的，更别提给人以启迪、给行业以思考了。

直到今天，我依然尽可能冲在汽车采访第一线，比我“跑口”或早或晚的同行，在新媒体的冲击下，要么离开了汽车行当，要么自己创业。我始终还在一线奔跑，也有同行竖大拇指称赞我的坚守。有时候，对于我的亲力亲为，反倒是有些企业过意不去，他们认为有些活动完全可以派记者，不必事必躬亲。我非刻意，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所致。

这么多年，我对汽车行业充满敬畏之心，并用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的“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理念，作为写作的原则，更把“不胡写、不乱写、不瞎写”的“三不”原则作为信条。我把印在报纸上的名字看得比命还珍贵。过去的 28 年， 并不是说我采写了多少令行业轰动的文章，多少名篇佳作，我引以为傲的是，忠实记录了汽车行业在中国的进程。

感谢机遇。我见证了汽车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小 30 年”。也正是这 30 年，变革中的百姓经历了从买不起车到买车摇号的巨变，我们常说的中国 30 年时间走过了西方汽车百年的道路进程，老百姓的买车经历就是缩影。

感谢汽车。汽车行业是诸多行业中相对稳定的，无论是汽车企业的工作人员还是媒体同行，可能出现过跳槽现象，但大多还在这个行业。而有的其他行业，则并不稳定。伴随着新能源汽车及智能交通的发展，汽车是“四个轮子两个沙发”的造型可能不会出现太大变化，但是汽车在中国还大有前景，至少不是夕阳产业。

为此，我把中国的汽车划分为两个时代。

1990—2020 年，为进入汽车社会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接触汽车和汽车企业在中国野蛮生长的时代。

2020—2050 年，为建立文明汽车社会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探索汽车和汽车企业优胜劣汰的时代，并将是中国自主汽车品牌立足世界的时代。

两个时代长达 60 年。我有幸完整地见证了第一个时代。如果够幸运，还会见证第二个时代。

感谢热爱。热爱是发动机。很荣幸，我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汽车时代，成为中国汽车的见证者、记录者、参与者、思考者。往小处讲，从中国汽车可看经济转型、行业布局、百姓生活 ；往大处讲，从中国汽车可看中国道路、中国动力、中国速度。

中国发展、中国汽车，不挂“倒挡”。我也会勇往直前，“油墨”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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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画｜髡残山水画欣赏

作者：游艺草庐

发布时间：2022-10-09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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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画#

清代有"四僧"，为石涛、髡残、弘仁和朱耷四人。四僧都是怀有国破家亡之仇，而不愿委身于清朝统治，削发为僧，以绘画避世，抒愤解忧。四僧皆曾浪迹江湖，足迹遍及大山大河，所以四僧笔下的山水，更接近于其本色。同时四僧是以"禅"去观察自然、理解自然、淡薄的审美，凝练的表达，皆富于"禅气"，禅意十足。

/聆听音乐 品读文章/

远方的寂静 - 林海03:28来自游艺草庐

清代"四僧"之一——髡残

髡残，字石谿，号白秃、天壤残道者、石道人等，湖南常德人。他是一位传统功力深厚的山水画家，学养渊博，画学王蒙、黄公望，而自具风貌。与石涛合称“二石”。髡残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山水中度过，经常驻足于名山大川，在山林泽薮之间，侣烟霞而友泉石，踯躅峰巅，留连崖畔，以自然净化无垢之美，对比人生坎坷、市俗机巧，从中感悟禅机画趣。

髡残是书画俱佳的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如果他归顺清廷，也有仕途通达的机会。但是他性情直硬、一身正气。髡残二十岁时出家为僧，初名智杲，后更名大杲。明朝灭亡后，30多岁的髡残参加了南明何腾蛟的反清队伍，抗清失败后避难常德桃花源。战争的烽火迫使他避兵深山，关于他这段在古刹丛林的经历，《石溪小传》有载：“甲申间避兵桃源深处，历数山川奇辟，树木古怪与夫异禽珍兽，魈声鬼影，不可名状；寝处流离，或在溪涧枕石漱水，或在峦猿卧蛇委，或以血代饮，或以溺暖足，或藉草豕栏，或避雨虎穴，受诸苦恼凡三月。”艰险的丛林生活虽使他吃尽了苦头，但倒给了他一次感受大自然的好机会，为后来山水画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平生喜游名山大川的髡残对大自然的博大意境，有着深刻的领会和观察，最后落脚在南京牛首山幽栖寺。39岁，髡残在常德桃花源落发为僧，参禅隐居，终老于牛首堂幽栖寺。曾自谓平生有“三惭愧”：“尝惭愧这只脚，不曾阅历天下多山；又尝惭此两眼钝置，不能读万卷书；又惭两耳未尝记受智者教诲。”髡残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终身为僧。他以禅入画，画中有禅，正如他所说，"僧本不知画，偶因坐禅后悟此六法"。髡残的画，用笔自由，平和无欲，无欲而自刚。髡残《苍翠凌天图》作品赏析

清 髡残 苍翠凌天图，纸本设色 85×40.5厘米，南京博物馆藏

《残苍翠凌天图》轴是清四僧画家髡残的设色山水代表作，笔墨沉着，山石树木用浓墨描写，先以湿笔淡墨而后以干笔深墨层层皴擦，苍茫浑厚，似有元人王蒙的面貌。又以赭色勾染，凝炼圆浑、简洁空灵，焦墨点苔，远山峰顶，以少许花青勾皴，山势层峦重叠，顾盼、朝揖、宾主、向背分明。间以烟云迂回其间，使全图密而不塞，意境深幽，峰峦浑厚，笔墨苍茫。前景树石之后一片轻岚，空灵静寂，是全图的精神所在，不仅衬托着前景松树的兀立，也为图中的中心人物的安置创造了一种静谧的气氛。图中曲折的山道若隐若现，沟通了整个画面，从高处款款流下的一股清泉时断时续使全图充满着动感。

《残苍翠凌天图》中也不乏凝炼圆浑、简洁空灵的中锋勾勒，以及山头石上之浓墨大点，恰似从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中来。图中悬崖曲径，栅木院门，林中瓦舍隐现，一人坐于案前，似有所思。曲径而上古屋依摩崖而建，得苍茫高古，幽深静谧之气。再续其上，山路直通峰顶。周围奇峰峻岭，磅礴逶迤，古树苍翠挺拔，涧谷飞泉壁挂，横霭迷蒙。山石树木用赭石勾染，焦墨点苔，浓墨描写。用笔放纵洒脱，令人叹为观止。

《残苍翠凌天图》画面崇山层叠，古木丛生，近处茅屋数间，柴门半掩，远方山泉高挂，楼阁巍峨。在这幅画中，作者向我们透露了绘画所不能表达的信息：图中两楹小屋坐落于古树掩映之中，屋前轻岚浮动，山道自此处始，清泉及此处止。在这山水的交汇处，一道人凭几而坐，享受着这个平和而无欲的境界，画中的道人正是作者本人，作者也正是在这种境界中达到顿悟的。正如他所说“残僧本不知画，偶因坐禅后悟此六法”，以禅入画，画中有禅，正是作者山水画的绝妙之处。在那段带有叙事性质的题画诗中，作者还记述了他沐浴于山水自然之中的适意自在的感受，点出了他能与大自然达到的和谐和默契，表达了参禅与笔墨的关系。

自题诗日：“苍翠凌天半，松风晨夕吹，飞泉悬树杪，清磬彻山陲，屋居摩崖立，花明倚硐披，剥苔看断碣，追旧起馀思，游迹千年在，风规百世期，幸从清课后，笔砚亦相宜。雾气隐朝晖，疏村入翠微，路随流水转，人自半天归，树古藤偏坠，秋深雨渐稀，坐来诸境了，心事托天机。”款署：“时在庚子深秋，石溪残道人记写。”

髡残绘画艺术简论（节选）

髡残何时开始作画，已无考，他早年的恩师龙人俨家中富收藏，或可成为他最初学习的范本，他曾为龙人俨画过像。只是这一时期他的身份主要是僧人，作品又不成熟，加之明末清初的战乱，髡残转徙不定，其作品很可能散佚殆尽。髡残最早的一件传世作品《仿大痴设色山水图》（1657）便呈现出非常成熟的面貌，而他最后一件传世作品《山水册》创作于1670年，这之间仅有短短的14年。如此集中的创作时间，使我们很难对之进行分期，不过，其绘画创作受身体状况的影响而呈现出前密后疏的规律，画风也并非一成不变。

1660年，髡残刚从黄山返回的四个月内，他便创作了二十余件作品，这种创作势头一直持续到1663年，中间仅因病痛而有所间断。据笔者不完全统计，髡残有纪年的存世和见于著录的作品中，作于1660年到1663年的近七十件，这些作品中包括《苍翠凌天图》《层岩叠嶂图》《黄山道中图》《青峰凌霄图》《苍山结茅图》等代表作。在这期间，髡残体力充沛，创作激情高涨，保持着对大自然，尤其是黄山最为新鲜的感受，并以此与强大的传统相抗衡。我们从他这一时期的题跋中常常读到诗人般的激情，敏感细微地感受到自然的丰富与完美。在画法上，髡残也具有足够的体力来完成巨幅山水，画中层峦叠嶂，构图整严，繁笔重皴，层层渲染。张庚在《国朝画征录》中评髡残的山水云：“奥境奇辟，缅缈幽深，引人入胜，笔墨高古，设色精湛，诚元人之胜概也。此种笔法不见于世久矣！”“奥境奇辟，缅缈幽深”的确是髡残画境的最佳定位。近人林纾在《春觉斋论画》中曾说：“奇到济师而极，幽到髡残而极。”在此，二者均抓住了髡残作品“幽”的特色。

髡残山水画之“幽”，首先来自于特定题材的选择。其次是通过对深远的营造而达成的。宋代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首先提出了“三远法”。在构图上，髡残这一时期的作品多继承了王蒙繁密幽深的风格，以立轴为多，往往从前景的溪流坡石开始，接着以密林古树掩映的山居形成画面的第一个中心；屋后则作巨岩高耸，白云从石后轻盈飞升，使画面正中形成一个相对虚灵的空间；白云之上再作群山耸峙，便愈发雄奇巍峨。有时，他采用对角线构图，将山峰推至一边，在另一边绘江面远山，更似金陵山水。日益成熟的技法，使他对山石的空间位置的摆布得心应手，山脉沿着较为集中的脉络向远处推展，其间以清晰可见的山径加以连接，引导着观者的视线随着画家一同去“探奇涉险”，其意境是幽奥而高古的。加上地平线随山势而逐层提升，从而取得高远之势。髡残缜密严整的构图得法于黄鹤山樵，但他画中轻盈灵动的云雾却是王蒙画中所没有的。白云雾霭虚化了密实的画面空间，也减缓了逼塞感，从而增加了画面的幽深静穆感。

在髡残的画中，还充满着具体可感的细节描绘，山中飞泉奔突、道路相连、庙宇房舍历历在目，清晰可辩。当然，他并非对自然山川作纯客观的表面描摹，而是对山形的概括有了更多的自觉。

1663年后，髡残的存世作品明显减少：除1666年和1667年的作品较多外，其他几年的存世作品每年仅两三件而已，最多不超过5件。1670年后，便不再有作品传世。髡残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作品数量的减少最主要原因在于他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这严重地阻碍了他的创作。其次，1667年，程正揆离开南京回到老家湖北孝感（虽也有几次返回南京，但为期都极短，他少了一位书画上的同道与知己，缺乏创作激情，也使他疏于创作。当然，晚年大歇堂那场大火中化为灰烬的除了佛书经相、衣具器物之外，很可能还有髡残自己的一些作品。越是接近暮年，在髡残的作品中，用诗意的语言来叙述自己对自然山川的颖悟的题跋渐渐减少了，取而代之为对画理的探寻。这似乎暗示着他对自然感受的消退，黄山的记忆也变得越来越遥远和蒙胧。正如他在1670年的《山水册》第六开中云：“友人自黄山来，言其状谓情理俱无，余不禁肢痒。若知老之迅速如此，则早买草鞋踏遍了也。”但是，这并不表明他的艺术水平在整体上有所下降。髡残晚年与程正揆、徐东田、陈舒、龚贤、戴本孝、周亮工等画家和收藏家的交往，使他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向古代大师学习的机会，他开始在自己惯常的风格之外进行新的探索：从传统中寻找将对象简化、平面化、抽象化、几何化的途径，并从对传统笔墨的学习中提炼和纯化自己的笔墨语言；或许他开始试验老友程正揆所提倡的“画不难为繁，难于用减。减之力更大于繁，非以境减，减以笔，所谓弄一车兵器不若寸铁杀人者也”。通过对传统的更深入的学习和画理的研究，髡残的多件作品正在改变他已经驾轻就熟的风格。

1667年所作的《仿董华亭仙掌图》是髡残对董其昌那种注重形式，高度抽象化、概括化的山水的直接学习。在那种冷静地进行画面结构建构的过程中，在那种平淡天真的笔墨韵味的追求之中，髡残的运笔慢了下来，他不再是受激情驱使而挥毫，更多地靠着理智和分析作画。1670年初春，久病的髡残“开眼见新绿黄鸟，忽忽动笔墨之兴，日染数笔，画就颇自适”。这便是他又一代表作《绿树听鹂图》。虽然仍旧是层峦叠嶂的高远造境，但是山石间的叠压关系不如以往作品自然，既流于琐碎，又缺乏早年的那种空间感，深远与幽奥的意境也被削减了，说明暮年的髡残对大幅山水的宏观掌控能力在随着精力的衰减而丧失。但观其细部，山石以细碎的点线为主，自由纵放，毫无拘束，强烈的运动感可以感觉到画家的激情，有一种老而弥坚的气慨。有时皴法有种不确定性，接近于块面，看不出用笔的痕迹，然后再施以适度的勾勒，使之具有一定的厚度。总之，局部的笔法苍健而奔放，已进入化境，且多了几分老辣披离之感，但是整体上那种生机勃勃的东西却丧失了。他前一年创作的《溪桥策杖图》也具有相同的缺点，而且山石的结构更为松散。看来，羸弱的身体使髡残不再适于作如此耗费精力的创作。

虽然晚年体力与目力的衰退决定了髡残不再适合作大幅作品，但他最后的几件作品中也不乏创新之作。被高居翰认为是采用“后来石涛某些作品所采用的随意、即兴的画法”的是南京博物院藏的《松岩楼阁图》，作于1667年，虽然画跋中提到了王蒙的两件作品，但并不表明画家在此仍然要承继他的风格。这件作品很显然采用了一种吸水性更强的生宣，因此运笔速度更快。画家几乎用了泼墨的方法，墨色自然渗化之间自有一种泱漭滂沛之气，为髡残的杰作之一。

1670年冬天所作的十册《山水册》（上海博物馆藏）可谓髡残的绝唱：虽然离他高峰期那种浑厚幽奥的画风相去甚远，但笔墨语言的纯化与精到使他与董其昌更近了一步。如果将之与八大山人作于1702年的一套《书画册》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髡残与八大晚年在山水画中相似的追求。此册的第三、四开均有长题，用笔中已不同于几年前的流畅挥洒的行草书，行笔中引入了几分隶书笔意，天真与拙朴，老苍浑厚，自然流露出几分天趣。这在画面本身也有表现：以前那种严整宏大之感没有了，对山石树木更为概括的表现，随意点染，笔力沉厚，墨色涩重，笨拙得有几分可爱。在其中的几页中，用笔苍劲老健，蕴藉而富于变化，墨色丰富的层次和含蓄的变化充满着无穷的韵味；另几页中，色彩的运用则具有了独立的美感，如第四开中，没有明显的线，只有大片赭红与石青的渗化与交融，产生类似泼彩的效果，冷与暖的对比中给人以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力。

髡残最后几年的作品，画风的多样与笔墨的精到是前几年所不能比拟的，他似乎在努力摆脱早年的风格，寻找新的突破。只是“长年的宿疾”的确在不断削减着他的精力与热情，“十年兵火十年病，消去平生种种心”。“平生种种心”中难道没有他曾有的那份“笑看树重重，行到峰六六”，“乐志于其间，徜徉不受促”的自由与畅快吗？暮年的髡残的内心更多了一分痛苦，四十多岁已是“身臂少受寒湿，时作痛”的他很可能在生命的最后历程中不能再挥毫作画，这对于一位醉心绘事的画家来说是怎样的困扰。髡残为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如果他能有八大和石涛一样的长寿，他的试验也就不会因他的辞世而中断。

龚贤在周亮工藏《集名家山水册》上题“残道人粗服乱头，如王孟津书法”，的确一语中的。“粗服乱头”原意指粗劣的衣服，蓬乱的头发，借指人不加修饰。龚贤以此来形容髡残的画，一方面暗示出髡残的山水画不拘于常规，自由纵放，蓬头乱服，而又内敛含蓄的特色，另一方面也指出了髡残笔性的特征。

髡残笔性中“粗服乱头”的特色一方面受其书风的影响。我国古代的画家大多数也是书法家，因此，他们往往能将书法用笔融入绘画之中。髡残对此深有所悟，他在题程正揆的山水画时曾言：“书家之折钗股、屋漏痕、锥画沙、印印泥、飞鸟出林、惊蛇入草，银钩趸尾同是一笔，与画家皴法同一关钮。”虽然缺乏髡残书风来源的记载，但从其题跋中明显能看出他早年从学颜真卿入手，特别受到颜氏《争座位稿》和《祭侄文稿》的影响。其画中题跋均为用笔粗短、豪放率意的行草书，颇得颜书神韵。但比较而言，颜字更秀逸，髡残的书风更为雄浑。这一方面是与他喜用短锋秃笔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受到元代吴仲圭的影响。髡残山水画学过梅花道人，变王蒙的细秀为苍浑厚重，书法当亦受其影响。髡残善于将书法用笔融于山水画的用笔之中。诚如邵松年评髡残的画所云：“髡残山水如草法，笔笔空灵，笔笔沉实，虽极恣肆而无不在规矩之中，诚大家也。”因此，髡残虽学王蒙，但在他的画中，却很难寻到王蒙画中松秀的披麻皴和牛毛皴，他取王氏用笔之繁，而融篆书和草书笔意于其中，以焦墨秃笔作时断时连、粗短顿挫的线条，没有遒劲连绵的长线条（仅在画水纹时偶用，说明髡残也能拉出力透纸背的长线条）。其用笔豪迈浑厚、纵横驰骋，寓精细于豪放之中，给人以生气勃勃、豪放不野之感。观其画，满纸苍茫，淋漓赭墨，忽浓忽淡，忽干忽湿，笔墨色三者自然变幻，有一种“大江东去”的气势和豪情，一如髡残充满血性的个性。程正揆在《青溪遗稿》中曾将髡残用笔的特点形象地描述为“石公作画如龙行空，虎踞岩，草木风雷，自先变动，光怪百出，奇哉”，道出了其变化莫测、具有强烈动势的特色。

髡残的书法愈晚愈苍浑老辣、朴拙天真。他早年很可能在隶书上亦也极高的造诣，虽然他常见的书风是流畅圆转的行草书，但也偶尔在楷书或行草书中加入隶书笔意之作。前者如1663年的《仿王蒙山水图》（北京市文物商店藏）得锺繇之神韵，功力甚至在石涛之上；后者如1670年那十册精美的《山水册》（上海博物馆藏），其中第三、四、六开，行笔中有明显的波磔停顿，笔墨浓重，枯淡变化明显，枯笔飞白极多，其画风与之相一致，墨色浓重，用笔朴拙。末页即他对自己一生中对绘画执着追求的那段著名论述，更是苍浑老辣，自由无羁，已入化境。

髡残“粗头乱服”的笔性特征另一方面也与他的性格、气质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髡残的好友钱澄之曾谈到他的坏脾气：“师脱略一切，独嗔怒不可解。投灰之命，亦恶其肢体向多痛苦，仇视而弃之也。遇弟子，一以呵骂从事，非人可堪，不得已，去之他方，往往为上座，称大师，斧公其一也。”不仅对弟子如此，对朋友也一样，他对熊开元的叱骂不休虽说明了他对明王朝的忠诚，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暴燥易怒的直率性格。

除了自觉地“以书入画”，髡残的这种用笔特征很可能还来自于他对牛首山一带自然地貌的观察和体会。对此画家钱松嵒有过精当的评述。他在《牛首山》一画的题跋云：“余少时爱摹髡残上人画，拘拘笔墨形似，未知其所以然。后登牛首山，恍然有得。此山峻巅奇峰，露头铁矿石，漫山皆是，石面久经氧化，轮廓理纹浑朴苍劲，又如描颤笔。上人久栖此山，乃真粉本也。师古人当知古人实师造化。未见牛首山，自诩为得髡残真髓者，妄也。今谓继承传统，深入生活，传统当从生活中核证之。松嵒记。”

除了山水画，髡残也偶尔作人物画和花鸟画，但独立的作品极少。髡残的山水画中，大多有点景人物，概略精当，意韵幽奥，对强化画境有着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位佛门高僧，髡残谙熟于佛法禅理，自然首先将人物画的创作聚焦于佛教题材。髡残传世的独立的人物画仅有《面壁图》《罗汉图》《达摩图卷》等，均为佛教题材，体现出他对佛理的颖悟。髡残还常将自我的形象画于山水之中。如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幽栖图》。髡残画人物善于用简括精练的线条完成人物的造型。用线沉稳内敛，微妙的提按间有着难得的厚重质感，具有深厚的笔墨功底。髡残善用短锋秃笔，故其笔下的人物用笔苍老生辣，沉浑朴厚，造型极为概略，用笔简率，并不作过多细致的描绘，但神情毕现。

在文献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关于髡残花鸟画的蛛丝马迹。比如其好友程正揆在《青溪遗稿》卷十七《题石公画扇》：“石公为省斋何子画菜数茎、芋半头，省斋持向青溪，欲作一偈。奇哉！石公不向钟楼上念赞，却要床脚下种菜，大似瞌睡汉思量捉虱子咬……”

此画已不存，但髡残既为何省斋画菜数茎、芋半头，可见他还是从事过花鸟画创作的。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套《金陵画家集画》内，其中一页以工笔法写豆花、飞虫，刻画入微，栩栩如生，画上有髡残的题诗：“秋风浙浙白露冷，花繁子实寒香泌人。石道人。”似乎是髡残唯一存世的花鸟画，但为孤例，尚未得到证实，也不排除髡残在其他人画作上题诗的可能，因为该套册页中已有髡残的一页山水。

髡残在生前与程正揆并称“金陵二溪”。1669年左右，龚贤为周亮工题《集名家画册》时便指出：“今日画家以江南最盛，江南十郡以首郡为盛，郡中著名者且数十辈，但能吮笔者岂止千人？金陵画家能品最夥，而神品、逸品亦各有数人。然逸品则首推二溪，曰石溪，曰青溪。石溪画粗服乱头，如王孟津书法。青溪画冰肌玉骨，如董华亭书法。百年来论书法，则王董二公应不让；若论画笔，则今日两溪，又奚肯多让乎哉！”龚贤不仅言明“二溪”绘画的特色，实际也将他们推为清初画坛执牛耳者。与髡残年龄相若的杜浚在《变雅堂诗文》给汪秋涧的一封信中评云：“吾楚有诗（指公安派、竟陵派诸人）而无画，直至今日，突出两人，一为石溪禅师，一为青溪太史。仆前后见其巨幅长卷，云峰石迹，迥绝天机，原本古人，师友造化，未尝不叹为神品。不知何以不出画家则已，一出便到恁地？”都将“二溪”并列，程正揆在当时画坛享有盛名，笪重光曾评价道：“东坡云：‘国朝书法，余以君谟（蔡襄）为第一’，千百年后，始信其言。余谓本朝画法，必以青溪为第一，盖不俟千秋之后，已有知其说者。”竟然将程正揆推为国朝第一，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二溪”在清初的地位。

髡残同时代人多强调髡残的独创性，如张瑶星《题石溪仿米云水》云：“举天下言诗，几人发自性灵，举天下言画，几人师诸天地，举天下言禅，更几人抛却故纸摸着自家鼻孔也。介大师个中龙象直踞祖席，然绝不作拈椎竖拂恶套，偶然游戏濡吮，辄擅第一。”龙象，佛家语，称诸阿罗汉中修行勇猛有最大力者为龙象。足见张怡对髡残评价之高，而且他还指出髡残成就的取得，与他师法天地自然有关。钱澄之亦云：“间以己意作山水人物，脱尽常蹊。吾尝谓石溪自成其诗，自成其画，亦自成其禅也。”（《髡残石溪小传》）连有几分狂妄的石涛也在《题石溪山水横幅》上云：“古画小横幅皆无题跋，即有之，多在别纸联裰装裱，况以石溪禅师之笔墨，而可轻有所点污耶？偶田主人出此索题，敬书一二，又以告后之观者，使其知所爱重云。伯右先生以此画赠我，石涛济山僧跋。”在另一册《自题山水册》中，他将髡残列为“一代解人”之列：“此道从门入者，不是家珍。而以名振一时，得不难哉。高古之如白秃、青溪、道山诸君辈，清逸之如梅壑、渐江二老，干瘦之如垢道人，淋漓奇古之如南昌八大山人，豪放之如梅瞿山、雪坪子，皆一代解人也。”

到清代中后期，程正揆的声名日益浸微，画史开始将髡残和石涛并称为“二石”。如钱杜《松壶画忆》：“石溪上人笔墨，与石涛相仲伯。其临文徵明山水，不独形似，兼能得其神韵。余曾见其仿文氏数帧，并如太史腕下跳跃而出，虽精于鉴赏者不能辨也。”吴郁生曾题髡残为周亮工所作《山水图轴》云：“华亭苦演南宗派，此后五家迭主盟。独要老禅降不得，江湖二石铁铮铮。”“国初画家极盛，廉州烟客遂为大宗。唯石涛、石溪直入宋元人室，一空依傍，独张赵帜，可谓六法中豪杰矣。”“危峰怪石势参天，神到荆关笔力坚。除却蓝瑛规矩在，后来空坠野狐禅。”“学北宗不善遂流入江湖一派，二石之妙岂独神明规矩，抑其胸次有不同者在也。俗眼习于软玉且将望而去走。”吴氏不仅将髡残与石涛并列，而且还将他们与王时敏、王鉴相对比，认为他们能融合由元入宋，可谓“六法中豪杰矣”，其评价已超出金陵画坛的局限，而将之推向清代画坛。

潘正炜跋《溪山无尽图》云：“明季中以方外而善画者，首推清湘石溪，两人同是方外，同是明季方外。而石溪画流传于世不及清湘十之一，岂一则不懈临池，一则惜墨如金耶。此溪山行脚图卷，迭（叠）嶂则祖述山樵，平林则力追仲圭。溪山无尽画理亦无尽。较之清湘洵堪抗衡也。至书格之妙，与八大山人同一家眷属，非胸别具丘壑不能得此。道光己酉孟夏跋于南园听帆楼。季彤居士记。”己酉为道光二十九年，即1849年。此时，潘氏不仅将石涛、髡残并列，还指出髡残的书法与八大山人“同一家眷属”，足见评价之高。秦祖永在《桐阴论画》〔12〕中进一步对髡残和石涛的绘画进行对比：“清湘老人道济，笔意纵恣，脱尽画家窠臼，与石溪师相伯仲，盖石溪沉着痛快，以谨严胜，石涛排奡纵横，以奔放胜，师之用笔则一也，后无来者，二石有焉。石道人石溪笔墨苍莽高古，境界夭矫奇辟，处处有引人入胜之妙，盛夏展玩，顿消烦暑。盖胸中一段孤高秀逸之气，毕露毫端，诚元人之胜概也。蒲团上得来，不其然乎。”林纾在《春觉斋论画》中云：“余论画，奇到济师而极，幽到石溪而极，二绝不能分高下也。”在他们看来，二石是不相上下的。清末民初，随着中国画改良运动的兴起，“四僧”的概念作为“四王”的对立面而逐渐建构起来，随之，对髡残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其画风对后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髡残性格孤僻，不喜与人交往，又无门人传灯，虽然郑午昌言“石溪开金陵一派”，但其实其画风在有清一代影响并不大。到了民国时期，随着“四僧”概念的建构，对其画风的研究者和学习者逐渐增多，最典型的代表便有黄宾虹、黄君璧、张大千、钱松嵒、黄秋园等。（吕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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