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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标题: 送儿子上北大店主曾被北大食堂挽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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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送儿子上北大的店主在北大做了6天鸡蛋灌饼,被北大食堂挽留
    作者:露西的后花园
    发布时间:2022-10-10 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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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儿子上北大的小吃店主见到韦神#

    近日,曾挂出“送儿子去北大,店铺歇业,喜糖自取”横幅的信阳小吃店老板彭虎,又受邀参加北大2022国庆校园美食文化节。

    10月9日,彭虎接受采访称,国庆期间在北大做了6天鸡蛋灌饼,每天1000多个,把手艺教给师傅们后已回老家,自家店面6号重新营业。彭虎表示,学校当时发出邀请意向,说可以在那边工作,但家里走不开,就拒绝了。不过信阳的鸡蛋饼,食堂的师傅已经学会了,下个月好像就要上。

    彭虎在表示在北大期间和儿子不怎么见面,大一学习紧张,就吃饭的时候见一会面。来北大的事开头他不知道,最后知道了感到很惊讶,没想到学校那么有爱,把父亲都请来了。这次去北大收获很大,进入北大校园和年轻人在一起,被那种阳光上进的氛围感染,受这种氛围影响,自己也更加自信,要不断努力。这期间比较激动的是,还见到了传说中的韦神, 走过去才看到是韦神,拍了他的北影,他走路非常快。

    说起当初悬挂的标语,彭虎说当时心里高兴,要到北京送孩子上大学。告诉顾客这几天不在家,和街坊四邻分享喜悦,照片是网友放网上的。他们只是平常人家,孩子的目标一直是北大,希望他学成后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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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春花承认博士学位未被认证,向北大提出辞职申请
    作者:大河报
    发布时间:2022-08-03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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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张晶晶

    陷入舆论漩涡的北大教授陈春花,8月3日在微信公众号“春暖花开”发布公开信称,配合学校北大保持沉默至今,决定就近期热点问题作出说明。

    其中,她对华为声明事件的情况、博士学历及北大聘用过程均做出了说明。之后,北京大学官方微博发布声明称,收到了陈春花老师的辞职申请。学校按程序终止其聘用合同。

    陈春花在说明中提到,华为7月6日发出公开声明,引发讨论、评价甚至热搜,自己虽然已经在事发当日做简要回应,但仍受到后续舆论带来的极大困扰。

    她表示,2016年底和姚老师一起去拜访任正非先生,一个上午的时间收获甚多,回来后把所获记录下来,整理成《与任正非:围炉日话》一文经在场华为友人确认后,于2017年1月17日在公众号“春暖花开”公号推送,但是绝对没有想到,这篇文章被扭曲、篡改。

    据悉,《与任正非先生:围炉日话》描述了2016年年底,陈春花和多位其他教授与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见面交流的情况,文章提及任正非提前等候大家、转场时任正非驾车送大家,“任先生竟亲自开车带我们过去,我和姚老师都说,这该是史上最贵的‘司机’。”

    陈春花介绍,2021年发现一些盗版书商为销售盗版她的系列管理书籍,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发布大量虚假信息,为博眼球夸大编造事实,严重损害了相关企业的商誉和自己的学术声誉。

    这些文章有“任正非不顾华为高管的反对,坚持自己驾车接北大女教授陈春花”、“任正非亲自驾车接北大女教授,她在讲座上的话,让任正非直冒冷汗”等。陈春花也被描述为“华为军师”、“华为海军司令”,与华为紧密捆绑。

    陈春花表示,“时至今日,我对这些由盗版机构引发的不实宣传炒作,给华为带来的困扰表示遗憾和歉意。就此事件而言,我们都是受害者...盗版机构的目的可能是为销售盗版图书和盗版课程,或者是为了吸引流量,为达目的不在乎运用多么低俗和耸人听闻的写法,不会在意编造的内容是否伤害一个人的名誉和一家好企业。”

    她介绍,2021年6月初与华为、新希望集团做了相应沟通之后,她决定打假维权。2021年6月下旬,她与出版社联动,委托律师起诉相关平台上运营的盗版书商,并按照律师的要求先不公布,2021年9月23号法院立案,目前案件还在推进中。

    而针对博士毕业院校被质疑为“野鸡大学”,陈春花回应称,论文导师苏东水教授推荐自己就读爱尔兰欧洲大学DBA。2003年2月,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出台,执行时间为2003年9月,随后自己才知道所获得博士学位未被认证,自己的这段求学经历是在国家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和学历学位认证相关规定出台之前。“对于苏东水老师让我读他的博士,至今我仍然感激。”

    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网站对陈春花的介绍:

    陈春花,北京大学王宽诚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企业文化管理、组织行为学、中国企业成长模式、中国领先企业成长之道、数字化时代组织管理创新研究,主授课程为企业文化管理、组织行为学。“领导力与高效能组织”线上课程曾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曾三次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科优秀著作奖;多次获得研究论文奖和出版界年度最佳作者奖;两次获得《清华管理评论》“年度管理创新思想家”。两次出任大型企业的CEO;两次获评《财富》“中国50位最具影响力商界领袖”;蝉联四届《财富》“中国最具影响力25位商界女性”。出版著作近30本,代表作有《共生》、《协同》、《领先之道》等。曾任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与贸易学院执行院长;兼任新华都商学院理事会理事长,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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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国心机拜金女徐贤乐,2年套光北大校长家产,气死丈夫活到98岁
    作者:于青呀
    发布时间:2022-10-03 12:32
    快照:

    徐贤乐

    1960年,北大校长蒋梦麟开展了一段“黄昏恋”,身边亲友的反对声如潮水一般。

    好友胡适甚至替他这份感情出了“上中”两策:“决心放弃续弦的事,这是上策,万不得已,至少还有中策:暂缓结婚日期,请律师办好遗嘱,将你的财产明白分配……”

    要知道,胡适可是民国出了名的“红娘”,只有他保媒拉纤的时候,少有劝分的时候。

    此外,蒋梦麟的好友陈诚也说:“蒋夫人(宋美龄)同样反对你结婚,如果你一定和她结婚,我们以后就不能再见面了,至少,不能和你的夫人见面。”

    简而言之一句话:要是蒋梦麟执意结婚,他们这些好友都要跟他“绝交”!

    结婚本是好事,到了蒋梦麟身上,却处处都是反对的声音。并不是亲友们见不惯他“老树开花”,只是因为那花是朵“食人花”。

    徐贤乐第一任丈夫杨杰将军

    徐贤乐——民国时期出了名的“拜金女”,她挑选伴侣,不在乎人品好坏,只看重金钱多少。

    很多人都好奇徐贤乐为什么会养成这种“畸形”的婚恋观,毕竟她的原生家庭并不缺钱。

    徐贤乐出自名门世家,祖父是晚晴时期著名的工业家、实业家,积累了很大一笔原始财富。她的父亲徐家保继续在实业这条路上发光发热,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广东石井机器局总办、陆军部技师等职务。

    徐贤乐作为家中最小的女儿,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并长大的。

    等到年龄渐大的时候,徐贤乐又展现出了异于常人的美貌,上学的时候是校花,工作的时候是“部花”、“局花”。

    上天似乎格外偏爱徐贤乐,给了她优渥的家世、惊人的美貌、精明的头脑……

    这样集万千光环于一身的女人,自然不会缺乏追求者,徐贤乐也在形形色色的追求者中,形成了一套独有的“择偶标准”。

    蒋梦麟的手稿

    徐贤乐始终坚信“婚姻是女人第二次投胎”,既然她能投身到富裕的原生家庭,就应该将这份财富和地位“延续”下去。

    她的婚姻生活必须比原本的生活更好更优越,才能不辜负她的美貌与才华!

    徐贤乐将自己当做一个绝世精美的“花瓶”,待价而沽,盼望着能碰到一位集财富和地位于一身的“收藏家”。

    可在遇到合适的人选之前,她也曾有过寻常少女的心动,只是最后败给了现实的虚伪和残忍。

    徐贤乐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和一名叫沈道明的青年相爱了。沈道明将徐贤乐规划到人生计划里,连两人什么时候结婚都想好了。

    徐贤乐起初也沉浸在恋爱的甜蜜中,但接触社会没多久,她就从短暂的“迷失”中清醒过来了。

    蒋梦麟

    沈道明虽然才貌出众,到底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人,事业才刚刚起步。

    徐贤乐享乐惯了,花钱大手大脚,又爱和身边的同事攀比,以沈道明的财力根本“养活”不了她。

    徐贤乐意识到这一点,短暂地挣扎过后,就在爱情和面包里,选择了后者。无论沈道明如何哀求挽留,徐贤乐都不为所动,决然离开了他。

    这场初恋草草收尾,成了徐贤乐警示自己的一块“警戒石”:既然已经抛弃了真爱,那今后谈情说爱,就再不谈真心,只图物质。

    徐贤乐的拜金理念一步步进化,到了这个时候,已经算是全面奠定了。她也开始了纸醉金迷,纵情享乐的荒诞人生!

    蒋梦麟和徐贤乐

    1937年,中日全面抗战爆发,时局造就英雄,很多出色的军事人才横空出世,其中就有国民党中将杨杰。

    徐贤乐出席酒会,暗中将在场的男性打量个遍,最终将杨杰看做了“猎物”。

    战争时期,有钱不如有权,只要有权,自然不会缺钱,像杨杰那样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就是“钻石王老五”的化身。

    徐贤乐认定杨杰前途不可限量,果断出击示好,她在酒色情场上混迹多年,从来没有失手过。

    杨杰果然被她的美貌和才情所吸引,两人迅速确定了恋爱关系。恋爱之后,杨杰没少往徐贤乐身上砸钱,这让她越发坚定杨杰是个结婚的好人选。

    即便明知杨杰已有家室,徐贤乐也不顾一切地往上贴,出席各大酒场宴会的时候,都以“杨杰未婚妻”的名义自居。

    蒋梦麟雕像

    徐贤乐用尽各种手段,磨得杨杰没有办法,只能答应纳她为妾。

    1940年,杨杰因为政治立场问题,得罪了蒋介石,被“发配”到了重庆。徐贤乐还沉浸在当将军夫人的喜悦中,丝毫没有意识到杨杰的仕途岌岌可危。

    等她真正赶去重庆奔赴杨杰的时候,才意识到杨杰就是个“绣花枕头”,外表看着风光,内里根本没有多少钱。

    徐贤乐拿不到钱,自然不愿意和杨杰虚与委蛇,当即就提出了离婚。杨杰本就因为官场上的事情郁郁寡欢,如此看破徐贤乐贪慕虚荣的嘴脸,气不打一处来。

    两人一刀两断,徐贤乐离开之前,还狠狠“敲诈”了杨杰一大笔分手费!

    就这样,这段短暂的婚姻只维持了七个月就宣告终结。徐贤乐不顾忌杨杰的骂骂咧咧,不在乎外界的指指点点,拿着到手的金钱潇洒离开了。

    经此一事,徐贤乐“一战成名”,成了圈子里公认的拜金女。贪慕她美色的男人依旧愿意和她谈情说爱,但一旦谈及婚姻,就望而生畏了!

    徐贤乐

    直到1960年,北大校长蒋梦麟再次重蹈杨杰的“覆辙”,被徐贤乐的美貌所迷惑,执意非她不娶。

    说起蒋梦麟,其实他也能算个“情种”,在认识徐贤乐之前也经历过两段婚姻了。

    第一段婚姻是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和原配妻子孙玉书并没有多少爱情。

    在他们结婚的第二十五个年头,蒋梦麟登报和妻子离婚。孙玉书从儿子那得知消息后,只说了一句:“你爹变心了……”再无其他怨言和反抗。

    此后,孙玉书“离婚不离门”,不再是蒋梦麟的妻子,却依旧是蒋家的儿媳,在老家养育一干儿女。

    就连他们的孩子聊起父母的婚姻,都说:“同情母亲并理解父亲。”

    可换个角度想,若是蒋梦麟不和原配妻子离婚,他的婚姻是否就能少些波折与坎坷?晚年的悲剧是否就能避免了哪?

    答案不得而知,只能说性格决定选择,选择决定命运!

    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

    蒋梦麟恢复单身后,火速和陶曾谷结婚。这段婚姻在他的家乡和朋友圈里,引起不小的非议。

    只因为陶曾谷是蒋梦麟好友高仁山的遗孀,都说“朋友妻,不可欺”,虽然高仁山已经去世,但“娶朋友妻”这种事情还是过于惊世骇俗。

    蒋梦麟承受了不少的压力,为了平息舆论,还专门请好友胡适在婚礼上“撑门面”。

    胡适碍于朋友情分不好拒绝,他妻子江冬秀却第一个跳出来反对:“这样抛弃原配的人,我不许你去证婚。”

    说罢,为了表明态度,江冬秀还将家中的大门都锁住,就是为了阻止胡适去参加婚礼。

    蒋梦麟和第二任妻子的结婚现场

    胡适在家中苦恼不已,一面是妻子的叮嘱,一面是好友的终身大事,他思想想后,还是决定应该支持好友一次。最后胡适砸破房中的窗户,翻窗逃出家门给蒋梦麟证了婚。

    只可惜,胡适不惜违背“妻命”也要促成的婚事,依旧没能落得善终。

    1958年,陶曾谷病逝。临终之前,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蒋梦麟,她将此事托付给朋友。

    “他的身体很好,而且很重情感,我死了之后,他一定守不住,我也不忍心他承受长期的寂寞,要是有合适的对象,请帮梦麟介绍一个吧……”

    蒋梦麟带女儿探望胡适

    事实证明,陶曾谷的确很了解蒋梦麟。他就是一个感情丰富,不甘寂寞的人,只是没能碰到对的另一半。

    “遇人不淑”这个成语,用在他身上同样很合适。

    自陶曾谷去世后,蒋梦麟在亲友的安排下相了不少亲,却没哪个能入他的眼,直到遇见徐贤乐。

    “在我见过的女士中,你是最使我心动的……”

    自蒋梦麟见到徐贤乐的第一眼,就被她深深吸引。彼时徐贤乐已经年过半百,因为保养得宜,既有成熟女人的风韵,又不失清丽娇媚,将蒋梦麟迷得死死的。

    蒋梦麟是文人,每天都要给徐贤乐写信抄诗,字里行间全是炙热如火的爱意,年过七旬却如“老房子着火”一般疯狂。

    两人热恋四个月后,蒋梦麟就决定和徐贤乐结婚。

    他兴冲冲地将婚事告知胡适,胡适一改以往支持的态度,这次坚决反对蒋梦麟结婚。他反对的不是蒋梦麟年老续弦,而是反对续弦的对象徐贤乐。

    “这小姐的手法,完全是复刻前夫某将军,和以前交往的无数前男友,先是要大款子,之后要全部财产管理权,闹得人一文不名,六亲不上门。”

    徐贤乐的口碑早被自己弄烂弄臭了,胡适将她的套路研究得一清二楚,觉得好友蒋梦麟绝不是她的对手,一旦结婚,就是悲剧的开始。

    蒋梦麟完全不信,在他看来,自己虽然不缺钱,但徐贤乐只会比他更有钱,对方不可能会贪图他的财产。

    蒋梦麟

    “她是爱慕我的才,不是财,我们是真爱……”

    都说陷入爱情的女儿没有理智可言,陷入爱情的男人也是一样。蒋梦麟这个在教育界、文学界、乃至政界都赫赫有名的人物,遇到了所谓的爱情,也是沦为了“天真的笨蛋”!

    1961年7月,蒋梦麟不顾各界亲友的反对,执意和徐贤乐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也造就了他不幸的开始。

    “一时冲动,晚年不详。”成了蒋梦麟先生的真实写照!

    蒋梦麟和徐贤乐结婚之初,为了配合妻子的社交活动,一向不爱交际的他四处参加酒宴晚会。

    可身边的朋友都知道,蒋梦麟的身体状况完全没有看起来那么好,都怀疑徐贤乐是故意“搞垮”蒋梦麟的身体,想要霸占遗产!

    右一蒋梦麟、右二徐贤乐

    蒋梦麟完全听不进去各种唱衰的声音,自顾自地沉浸在新婚的快乐中,还将家中的财政大权交给了徐贤乐。

    这一交,就再没有要回来的机会了!

    徐贤乐掌财之后,跟蒋梦麟提议要节俭:“以后要在衣食住行上都压缩一下,精打细算才能过好日子。”

    蒋梦麟一听,大为赞同,心里还替妻子感到委屈,谁说她只贪图自己财产的?贪图财产的人能主张节俭吗?

    等到真正的落实的时候,蒋梦麟才意识到不对:徐贤乐所谓的省钱,不省自己,只从他身上省。

    徐贤乐“金口一开”,将蒋梦麟的生活水平安排得明明白白:“以后你每天的饭钱限定在二十台币,不能超支。”

    要知道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二十台币能买到的东西少之又少,别说吃什么有营养的东西了,就连吃饱都成了问题。

    图中为蒋梦麟

    蒋梦麟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身体首先就受不了,可家里的钱都在徐贤乐手里,她不愿意给丈夫改善生活,蒋梦麟就只能饿着。

    时间久了,蒋梦麟营养不良,平日里靠朋友的接济打打牙祭,吃些营养品补补,才不至于彻底垮掉。

    大家见状,纷纷劝他及时止损,不要再被徐贤乐所骗。

    可蒋梦麟依旧心存幻想,幻想徐贤乐对他是真心的,继续在上当受骗的“沼泽”里越陷越深。

    1962年12月,蒋梦麟意外跌伤,脚踝骨折住院。

    在他彷徨无助的时候,妻子徐贤乐姗姗而来,说的第一句话就让蒋梦麟的心凉个半截:“转到小病房吧,大病房太花钱了。”

    就这样,蒋梦麟被医护人员“强制转房”,本该照顾他的妻子却离开了医院。

    到了这个时候,他终于看清徐贤乐的嘴脸,气的捶胸顿足,痛哭不已。

    蒋梦麟

    昔日风光无限的北大校长,竟然沦落到如此凄凉的地步,也是令人唏嘘。

    等到出院之后,蒋梦麟写下一封“讨伐文”,洋洋洒洒几千字,全是控诉徐贤乐的不贤不义……

    徐贤乐见蒋梦麟生了离婚的心思,也不害怕,直接以个人名义召开了记者会。

    她深谙名人效应,知道和蒋梦麟这种大人物“打擂台”,只有对方先碍于颜面松口的份,她即便捞不到钱,也能赚个名声,怎么看她都不亏!

    果不其然,两人的“混战”持续了一年之久,蒋梦麟的名声大大受损,隐私也被曝光在世人眼前。

    四面八方而来的压迫,让他不堪重负,不惜在媒体面前哽咽“求饶”:“不要太注意我的个人生活,只等冷静处理结果。”

    这场“闹剧”发展到最后,徐贤乐没有半点损失,蒋梦麟却赔进了全部身家。

    两人离婚了,蒋梦麟的生活也彻底“毁了”!在愤懑懊悔中,结束了凄凉的晚年生涯。

    蒋梦麟

    徐贤乐成了最后的“赢家”,拿着赚来的的赡养费,继续纸醉金迷的潇洒生活,一直活到了98 岁。

    前车之鉴,后车之师。蒋梦麟没能吸取杨杰的教训,反而栽了更大的跟头,

    若是人生可以重来,蒋梦麟最想改变的应该就是这场凄凉的“黄昏恋”吧,不仅伤心伤情,还“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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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大博士王永强,移居美国后消失20年,母亲卧病在床他却拒不相见
    作者:裘克谈历史
    发布时间:2022-09-28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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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一位躺在病榻上的老妇,迫切的想要见儿子最后一面,她气息奄奄,靠着吸氧才能勉强维持生命,口中不停地呼唤着:“强强,妈妈想见你”。

    她这个儿子很优秀,是北大的博士后,不过在留学日本后却一去不复返,整整消失了20年。

    一时间,病危母亲寻儿的消息引来社会各界的关注,在媒体的曝光以及热心网友的寻找下,她的儿子王永强还真的被大家找到了。

    此时,身在美国亚特兰大的高材生,却以两个字“勿扰”匆忙挂掉了电话,并拒绝回国。

    中国一向以孝为本,王永强的做法令人感到匪夷所思,他是父母养出的“白眼狼”,还是背后另有隐情呢?当大家义愤填膺地讨伐他时,一直沉默的家人反而说出了实情,听完令人五味杂陈。

    1969年,王永强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农民家庭,在他上面有一哥一姐,哥哥从小患有大脑炎和胃窦炎,父亲也是疾病缠身,姐姐早晚要出嫁,因此供养家庭的重担,从一开始就落在了小儿子身上。

    从小学到中学,王永强总是利用课间和放学的时间,回家帮大哥如厕,给他喂饭等等,将兄长照顾得妥妥帖帖,父母则是忙于务农打工,无暇兼顾。

    因为家中贫困,他总是捡别人扔掉的铅笔头或是用过的旧本子,用橡皮擦掉字迹后接着用,啃着硬馒头和咸菜,王永强愣是连年拿下“三好学生”,让左邻右舍刮目相看,可小儿子的好处父母却不以为然,甚至出言嘲讽。

    有一次,王永强将“三好学生”的奖状拿回家,被贪玩的哥哥撕碎了,爸妈觉得一张纸有啥用,让他赶紧收拾干净了好做家务,父母的举动让他伤透了心,但王永强坚信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再多的委屈他都能忍。

    后来,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重点高中,爸妈却让他辍学,理由简单粗暴:一是他们认为村里娃能认识几个字就行了,也该打工贴补家用了;二是高中离家远,王永强白天不能回家,那大儿子要谁来照顾呢?

    小儿子好说歹说,加上他所在的高中对于贫困家庭有补助,这才说服了父母让他继续读书。

    王永强异常的珍惜这次读书机会,他省吃俭用,刻苦努力,终于考上了苏州大学。

    上世纪80年代,18岁的他半工半读,加上大学一个月有4元钱的补贴勉强度日,还得按月给父母邮寄生活费,这才完成了大学学业。

    因为他的优秀表现,王永强被保送研究生,补贴也水涨船高,涨到72元一个月。

    20多岁,王永强已经有了自己的社交生活,他向父母隐瞒了补助提高的事情,还是按照之前的标准给家里寄钱。

    没成想,母亲也不是吃素的,她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了这件事,一气之下来到大学,痛骂儿子是“白眼狼”,说他只顾自己享受,对父母不闻不问,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王永强走在校园里,总是被人指指点点,他无奈提高了给父母的“待遇”,可家人却变本加厉,让他给亲戚家的孩子以及自家大哥安排工作,希望能给患有大脑炎的哥哥,在苏州找一份活少、钱多又体面的工作。

    王永强一再解释,自己只是个研究生无权无势,养活自己都困难,更别提给别人帮忙了,可父母就是听不进去,纠缠不休。

    顶着巨大的压力,王永强考上了中科院的博士,后来他又到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后,期间被教授的女儿相中,迎来了自己爱情的春天,可是他的人生依然在原地打转。

    起初,这段婚姻并不被父母所看好,他们怕儿子娶了媳妇忘了娘,尤其还是个外地户,儿子再三和他们保证,结婚后也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家里,爸妈这才欢天喜地。

    结婚时,父母要求儿子邮寄上千元的路费,以便来参加婚礼,被王永强拒绝了,婚礼上,男方只有一个舅舅来参加,显得格外冷清。

    本以为自己成家立业后,家人会收敛许多,谁知王永强掉进了更大的坑,平时给家里小恩小惠,妻子都不说什么,可是公婆却提出让他们将大哥接到北京一起生活,方便一家人照顾。

    这件事情突破了小夫妻的底线,妻子忍无可忍情绪爆发,而长期限于家庭纠纷的王永强,博士后的科研工作也受到了影响,“凤凰男”的苦楚让他左右为难。

    恰逢此时,小两口得到了一个去日本进修的机会,王永强如蒙大赦,他决定带上妻子到日本生活。

    父母又提出去日本可以,那就带上一家人,他劝说父母到日本一年能挣18万,两三年就能攒下一笔钱,回村里盖一间大房子。

    听到儿子将来会叶落归根,还能盖房子光宗耀祖,父母这才放下心,风风光光地给儿子、儿媳妇办了一场践行宴,还合影留念。

    刚到日本的时候,王永强仍像以前一样给家里寄钱写信,还隔三岔五地打跨国电话嘘寒问暖,可惜父母一张口就是要钱,对于他在国外奋斗的辛酸只字不提。

    时间长了,儿媳妇的积怨越来越重,她不堪忍受被公婆一家人“吸血”,果断提出了离婚,王永强苦苦挽留,依然无法挽回妻子,自己寒窗苦读,白手起家,居然落到了这样的结局,他知道只要自己一日不摆脱家人,就不能自由呼吸。

    离婚后,王永强一气之下远赴美国,就此和父母断了联系,这一断就是20年。

    在国内的父母等不到王永强的信息,连忙到在北京的亲家要人,亲家表示两人早已离婚。

    父母不信,又上演了“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戏码,逼着亲家举家搬家,从此再无纠葛。

    父母找遍了他的导师、同学,可却始终一无所获,直到2019年,王永强的母亲在病重弥留之际,想到了通过媒体寻人,这才知道王永强一直生活在美国,还是一位高级工程师。

    要知道,母亲并不是简单的见儿子一面,她还提出要一笔丰厚的钱,这样在她死后,傻哥哥也有人照顾,但这次王永强不想再被道德绑架了,他拒绝回国,对媒体说“勿扰”。

    在朋友的询问下,他却难得地说了几个字“清官难断家务事”,而王母始终没等到儿子的回心转意,含恨而终。

    有人说:“身为人子,他的做法太过冷血,是不孝,起码应该见一面”。

    还有人说:“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手心手背都是肉,父母不该一味向子女索取,甚至是勒索,而从未享受过家庭温暖,作为摇钱树的王永强,这种做法无可厚非。”

    种种说法不一而足,如果你面对的是这样的父母,你又会作何抉择呢?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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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蔡元培与陈独秀:一个为保全北大而辞职,另一个临危不惧被捕入狱
    作者:文史之新
    发布时间:2020-12-16 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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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6年末,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但很多人都劝蔡元培不要去任职。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当时的北大虽为最高学府,但校风很差,差到很多学生和老师去逛风雨场所、聚众赌博,蔡元培这个时候去当校长,费力不讨好;二是蔡元培曾经是首任教育总长,又是革命元老,去当校长的话有越混越差之嫌。

    蔡元培经过一番思索,最终决定接受任命,因为他想完成教育救国的宏愿。用蔡元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吾人切实从教育入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表就职演说,向全体师生强调了三点:一、抱定宗旨;二、砥砺德行;三、敬爱师友。“抱定宗旨”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树立正确的目标,如蔡元培本人的“教育救国”。

    当然,要办好一所学校,光有校长的理念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师资力量。当时,北京大学的关键职位“文科学长”(相当于现在的北大人文科学院院长)空缺,有人向蔡元培推荐了陈独秀。

    陈独秀是蔡元培的老相识,为配合黄兴的起义,这两位文科生(一个是翰林,一个是秀才)早年曾一起在实验室里研究过炸药。当时的陈独秀已因《新青年》杂志名动天下,又正好有事在京,蔡元培便亲自出马邀请陈独秀。

    起初,陈独秀并没有答应蔡元培的请求。因为他只不过是一名前清秀才,根本没上过大学,更别说给大学生讲课了。此外,《新青年》总部在上海,他的妻小又在老家安徽怀宁,如果他来北大任职,生活上多有不便。但是,蔡元培认定北大需要陈独秀这位具有新思想的人才,便拿出了刘备三顾茅庐的决心。

    有一次,蔡元培去的太早,陈独秀还没起床。蔡元培便叮嘱茶房不要叫醒陈独秀,给自己一张板凳坐在门口等就行。最终,陈独秀被蔡元培打动,接受了邀请。要知道,论年纪蔡元培长陈独秀十多岁,论资历蔡元培是前清翰林而陈独秀只是秀才,论地位蔡元培曾任教育总长而陈独秀只是一个自创杂志的总编。这等礼遇,相信任何一个人都很难不被打动。

    为了让陈独秀安心来北大当文科学长,蔡元培还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是帮助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搬到北京,并允诺北大的教授同仁给《新青年》写稿,提升《新青年》的质量、知名度;二是替陈独秀“假造”简历,当时教育界重资历而轻能力,蔡元培为了让教育部下委任状,帮陈独秀捏造了“东京大学毕业、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资历。

    陈独秀来到北京大学后,为文科制定了新的的教育方针,指出教育应是自动的 、启发的、实用的、全身心的,而不是被动的、灌输的、应试的(这完全是现在所提倡的素质教育的内涵)。更重要的是,陈独秀还将《新青年》杂志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带到了北大,为北大注入了全新的革命性内容。事实上,蔡元培之所以如此看重陈独秀,就是想借他这名“闯将”来为北大、为中国教育打开新局面。

    陈独秀没有令蔡元培失望,力主个性解放、抨击封建礼教的《新青年》成为了北大新思想的源头,鲁迅、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人相继在《新青年》发表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章,北大文科顺利打开局面。在宽松、自由的人文环境下,报纸、刊物和团体空前繁荣。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先是组建了新潮社,之后又创立了《新潮》杂志,与《新青年》相呼应。不久之后,这些学生成为了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

    马克思主义这股新风亦在此时吹入北大,成为了一中研究“时尚”。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是一股歪风,但蔡元培说:只是做研究,没有强迫谁信仰与不信仰。正是这句话,使这种对中国影响深远的思想在北大顺利生根。我们知道,当时的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还有北大的图书馆助理管理员、北大学生张国焘与陈公博,在几年之后做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当然,陈独秀能力很强,但缺点也不少。曾与陈独秀同事的梁簌溟就曾回忆说:

    我认为蔡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中,陈独秀先生确是佼佼者。当时他是一名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 的人。但是,陈这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 ,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个。如果得不到蔡元培先生的器重、维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而无用武之地。

    正因为蔡元培这种开明的作风,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等引领时代潮流的才俊才不致被扼杀在摇篮里,最终发挥出了惊天动地的作用。于新文化及五四而言,蔡元培似乎什么都没做,但他其实做了很多。正如当年的北大学子冯友兰在许多年后回忆起往事时所说: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当时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的。

    道路已开辟,新思想已深入青年之心,爆发只需一个契机。1919年5月1日,北京大学的学生获悉巴黎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代表急忙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两天后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两天后,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北京师范大学、法政专门大学、高等工业大学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

    1919年5月4日,以北大学生为首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举行了集会示威活动,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等口号,并冲入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家中,引发了“火烧赵家楼”事件。社会各界亦纷纷响应,以各种方式支持学生的爱国行为。数日后,全国多地爆发了类似的爱国运动。

    这是一场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对中国未来的走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但在当时,这场运动很快遭到了镇压。而欲除新思想而后快的旧势力,更是鼓吹北大为罪魁祸首,想要借此铲除蔡元培、解散北大。

    为了减轻当局对学生的处罚,为了保全北大,蔡元培于事件发生后的第4天递交了辞呈,理由是:元培自任北京大学校长以来,奉职无状,久思隐退。5月9日,蔡元培不等批准,便离开了北京。当时弄权的安福系众人巴不得撤掉蔡元培,但是他们不能不考虑蔡元培的影响力及他在广大师生中的地位。

    北大师生在得知蔡元培辞职的消息后,立刻便明白了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保全学校,但是师生们怎么舍得让这位好校长离开呢?为了挽留蔡元培,北大学生又组织了一次全体罢课活动,迫使当局下达了“慰留”的命令。但是,“慰留”只不过是一招缓兵之计。把持权力的安福系,并不想让蔡元培重回北大,甚至还想要重组北大。

    6月5日,蔡元培被准许辞职,决议北大校长由胡仁源担任。胡仁源是蔡元培之前的北大校长,教育思想较为守旧。北大好不容易打开新局面,师生们自然不会同意北大再次落入胡仁源手中。不仅是北大师生,北京其它高校师生亦反对由胡仁源担任北大校长,他们共同发表声明称:蔡校长复职与否为北京学界全体问题,既非北京大学一校问题,更非蔡元培一人问题。

    但蔡元培知道,安福系欲除他而后快,如果他此时贸然继续担任北大校长一职,很可能会将北大拖入万劫不复之地。因此,蔡元培发表了《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一文,在文章中蔡元培这样写道:

    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不难看出,蔡元培并非真的想要弃北大而去,而是想要通过辞职形成舆论压力,迫使当局接受一个由蔡元培当校长的思想自由、包容开放的北大。蔡元培之所以采用这种以退为进的柔和方式,跟他的性格有关,也跟他的思想观念有关,他始终在追求圆满解决问题。

    与蔡元培的柔和相比,陈独秀则显得要激进得多。陈独秀是五四的总司令,又无显要的社会地位护身,处境远比蔡元培危险。当时很多人都劝陈独秀赶紧离开北京,但陈独秀没有走。军警非法逮捕爱国学生,蔡元培被迫离开北大,陈独秀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决定留下来,像个战士一样继续与旧势力作斗争。

    6月8日,陈独秀已经预料到了自己接下来的命运。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称: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两个,一个是科学研究室,一个是监狱。不难看出,陈独秀已经做好了入狱的准备,并且下定了在监狱中继续作斗争的准备。3天后,陈独秀在北京前门外发传单时被侦缉队逮捕,经拷问后入狱。

    此时,明眼人都知道,蔡元培和陈独秀的命运已经紧紧联系在一起。如果陈独秀被惩处或者被害,那么蔡元培肯定不会再担任北大校长。如果要蔡元培回北大当校长,那么陈独秀肯定要无罪释放。当时便有报纸做出了这样的论断:陈既办罪,蔡必不敢来,北大可望根本改造。

    当局把陈独秀关在了监狱中,但没有马上下最后论断,因为他们也知道陈独秀背后是蔡元培和北大。如果不把蔡元培及北大近些年的成就否定,贸然处理陈独秀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安福系无耻地用金钱收买了小部分北大师生,企图令他们冒用全体北大师生的名义,发表声明否定蔡元培改革北大的成就,要求蔡元培不再担任北大校长。好在,他们的阴谋被北大学生干事提前发觉,并未得逞。

    之后,安福系又试图令蒋观云当校长,阻止蔡元培回归。蒋观云思想虽比较保守,但为人正直,不愿被军阀利用。不仅拒绝了当北大校长的要求,还在北大学生的催促下,将整个事情公之于众。安福系的奸计彻底败露,再也无力阻止蔡元培回归北大。

    1919年9月12日,蔡元培回到北京,陈独秀亦被释放。我们虽无直接证据,但可推断二者之间存在联系——当局在巨大的舆论压力面前不得不请蔡元培回来,而蔡元培自然会适时提出一些要求,其中包括释放陈独秀。

    遗憾的是,蔡元培和陈独秀虽然再次相聚于北京,但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了共事的机会。在1920之后的十多年里,蔡元培和陈独秀因为思想、政见的不同,只见过两次面。一次是1926年于上海亚东图书馆,一次是1933年在监狱中。

    陈独秀于1932年再次被捕入狱,当时的他可以说两面不是人,处境极为艰难。蔡元培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找到了宋庆龄、杨杏佛等人,联合致电请求“爱惜人才,释放陈独秀”。之后,蔡元培又请求时任教育部次长的学生段锡朋,要他尽一切可能保全陈独秀的性命。迫于压力,当局虽未直接让步,但亦保证进行公开审判。经蔡元培、章士钊等人的努力,陈独秀被判了8年(1937年提前释放)。

    陈独秀入狱后,蔡元培于1933年亲自探望,此后多次托人关照陈独秀,为陈独秀送去他需要的书籍。此外,蔡元培还促使《独秀文存》再版,亲自为其作序,高度称赞了陈独秀的成就。那些文章,多是陈独秀当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只可惜,两人再难共事。不过,好在友谊长存。

    1940年,蔡元培病逝,陈独秀得知消息后于悲痛中写道:

    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的坚持着,不肯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先生容纳异而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先生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他是反对祀孔的,他从来不拿道德向人说教,可是他的品行要好过许多高唱道德的人。

    此后,陈独秀还再次回首了数十年前的五四,他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两年后,陈独秀在贫病中离开了这个世界。希望在另一世界,他们能成为道相同、相为谋的好友。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蔡元培先生的故事,欢迎阅读下方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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