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岁女孩天生爆炸头不想上学，网友称与爱因斯坦是同款发型

作者：科技生活快报

发布时间：2022-10-11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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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菏泽一名6岁的女孩，因为头发天生自然卷，被同学嘲笑是“爆炸头”，因此感到烦恼不想上学。她的梦想是自己能扎个哪吒的发型。

女孩的父亲称，等孩子大一点，就把她的头发拉直，目前，打算找个理发师，隔几天给她编一次头发。

妈妈程女士称，平时出门总有人好奇女儿的头发是真是假，一般大人见到都会夸女儿的头发好看，但小孩子见到总会嘲笑她。

以前还认为漫画里道明寺的头发是瞎编的，原来真有的人头发真是这样的。一头卷发也挺好看，千万别拉直，跟孩子说这气质才是独一份，这是天才发型，爱因斯坦也是这个发型，别人想学都学不来。其实，一头蓬松卷发也是超酷的，这个发型配她的脸蛋是很好看的！特别是这个发量，真是让人羡慕！

有网友称，这是爱因斯坦同款发型，自己也是自然卷，小时候因为头发总被人取笑，后来才发现人要花钱才能卷起来，这下子省烫发的钱了，烫一次发一两百呢。长大了就知道这个发量和发型，是多么让人羡慕了！但是小孩子很敏感，应该尽早帮她处理下，不要让她产生厌学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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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天子酒，留香持久

作者：分享生活678

发布时间：2022-10-11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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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天子酒，留香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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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VC生存指南

作者：母基金周刊

发布时间：2022-10-11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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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在中国，想募资成功，是一项既要，又要，还要的组合题。VC投资也是一样，如果仅仅瞄着Gartner的技术曲线和美国曾经走过的路投资，必然陷入了经验与教条的陷阱。中国的产业发展和经济模式，一定和政策以及政府行为绑定的。

作者丨冯斯基

中国的经济是艘巨轮，船大了掉头不易。

不过，每十年都会进行方向的调整；每五年回头看，船头都是在做微调。

自1992年开始，凡是以2为结尾的年份，都是大年：预示着未来十年的政治经济走向。

在这个2022的秋天，我们又一次迎来了这样年份。

作为一级市场的股权投资从业者，我们一直都在关注着宏观政策的变化，同时在城市和地区搜寻着微观标的。这些标的的高速增长，从来都是和中央政府的方向性政策变化，以及地方政府的实际促进扶持息息相关的。

因此，在我们跟踪和立项之前，内部讨论会议都会来这么一句：

当遇到一个新项目的时候，一定往天上瞅一瞅，看看能不能映射到天上哪个政策的变化。

在中国做投资，就不能忽视政策和法规；

做早期投资，更像是在大海中寻找潜力的“大鱼”。

冷暖流交汇的地方，我们叫做渔场；

政策法规演进的时候，我们称为红利。

现存市面上的各种报告，无论是二级券商研究院，还是一级行业市场分析机构。大多在研究中央政策和产业发展方向。而最少被研究的，反而是中国经济生态中最重要的一环：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投资活动中，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群体。承担了经济增长的主要责任角色。自主权利挺大。

如果薪酬是一个人行为驱动力的话，那么政府行为的驱动力，就来自于财政。自1994年开始分税制改革，对于政府的钱袋子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募资不到基金GP是很难真正帮助到创业企业的。而地方政府的引导基金，是GP出资的最主要群体之一。

我们了解地方政府的诉求，也许会让我们的双赢合作更加的默契一些。

地方的收支

要办事，就需要钱；要投资，也需要钱。作为GP基金，我们募资的时候往往都去问政府：领导，要不我们落地，看看您这边投点？如果能站在政府的角度，考虑一下政府的钱是怎么来的？会让伸手这个动作更有点艺术感。

要了解政府收入，就要了解政府财政和税收。这是政府的很大一块收入（当然不是唯一的一块，具体后面谈）。

地方政府的收入改变，这还要从1993年的分税制改革开始谈。

1993年以前，中央和地方在财政角度的关系叫“包干制”。以1988年的北京为例，是以1987年的财政收入为基数，设定一个固定的年收入增长率4%，超过4%的增收部分都归北京，没超过的部分则和中央五五分成。假如北京1987年收入100亿元，1988年收入110亿元，增长10%，那超过了4%增长的6亿元都归北京，其余104亿元和中央五五分成。

广东的包干形式更简单（千人千面），1988年上解中央14亿元，以后每年在此基础上递增9%，剩余的都归自己。1988年，广东预算收入108亿元，上解的14亿元不过只占13%。而且广东预算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9%(1989 年比上年增加了27%)，上解负担实际上越来越轻，正因如此，广东对后来的分税制改革一开始是反对的。

相比之下，上海的负担就重多了。上海实行“定额上交”，每年雷打不动上缴中央105亿元。1988年，上海的预算收入是162亿元，上缴105亿元，占比65%，自古就是贡献派。

这个“包干制”的缺点很明显，中国省、直辖市、自治区，每个地方都差别。和中央的分成政策也不一样。自然有的重，有的轻。所以内部肯定是“闹腾”的。增速快的地方，自己的钱袋子越来越大。负担重的地方，自然也会到中央哭的吱哇乱叫。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大，纳税总额也急速增长。在其发展鼎盛期的1995年，乡镇企业雇工人数超过 6000万。乡镇企业为地方政府贡献的第二类收入是上缴的利润，主要交给乡镇政府和村集体作为预算外收入（小金库）。

当时乡镇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所得税和利润税都很低。因此，地方，村镇，有钱了。但上交中央的钱，增长地没那么快。

小雷家登封电线厂是典型的乡镇企业

虽然中央和地方搞分成制度，毕竟实际的经济体，纳税体都在地方。这小金库玩起来，不要太溜。虽然地方预算内的税收收入要和中央分成，但预算外收入则可以独享。如果给企业减免税，“藏富于企业”，再通过其他诸如行政收费、集资、摊派、赞助等手段收一些回来（当年俗称叫：化缘），就可以避免和中央分成，变成可以完全自由支配的预算外收入。

结果就是：“地方越来越富，中央越来越穷”。

这么搞下去，国家这不成了“三哥化”了么。

“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资治通鉴》

这还了得！改，必须得改！

因此，影响中国巨大的“分税制”，携最高级指示，款款走来~~

199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带着财政部长项怀诚，一个个省去谈。主要是谈了13个重要的经济重镇。谈什么？自然是分税制改革。

最难的往往是最肥的地方。到了广东省，广东省地方领导还寒暄下：这财政的事儿，怎么正国级领导来谈？

说真的，不是正国级，还真没法谈。很多省的一把手，都是政治局委员。一个财政部的部长，正部级的干部，咋谈啊？（有点像现在国资委，一把手和很多大国企领导平级，说话就没那么好使了)

中央决心是很大的，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的也愿意。当然中央和地方都有妥协的部分。结果就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把税收分为三类:

1、中央税(如关税)

2、地方税 (如营业税)

3、共享税(如增值税)

同时分设国税、地税两套机构， 与地方财政部门脱钩，省以下税务机关以垂直管理为主，由上级税务机构负责管理人员和工资。这种设置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对税收的干扰，保障中央税收收入。

看到增值税三个字，大家来劲儿，终于看到熟悉的名词了。这部分中央拿走75%，地方留存25%。还有一部分地方税，营业税，这个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了。

大家一定听过一个词儿：“营改增”（2016年5月1日全面实行）。就是这部分也纳入共享税部分。75对25分成。地方有权利的部分，就剩下1/4。都纳入了流转税，这样的好处是减少了不少地方对企业的重复征税。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只要有“税”，那就都是要纳入中央的管控和分成之中。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赚钱了，中央也知道，也不能瞎搞了。本质还是中央对地方税收的进一步管控。

除了增值税以外，企业所得税是我国的第二大税种，2018年占全国税收收入的23%。2002年改革之前，企业所得税按行政隶属关系上缴:中央企业交中央，地方企业交地方。地方企业比中央企业多，所以六成以上的所得税交给了地方。地方政府自然就有动力创办价高利大的企业，比如烟厂和酒厂，这些都是创税大户。

20世纪90年代，各地烟厂、酒厂越办越多，很多地方只抽本地牌子的烟、喝本地牌子的啤酒。还出现了政府保护本地酒厂，做起来地方保护主义的事。话说，捂紧自己的钱袋子，每个人都上心。

这种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也不利于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在2002年的所得税改革中，除一些特殊央企的所得税归中央外，所有企业的所得税中央和地方六四分成(仅2002年当年为五五分)。为防止地方收入下降，同样也设置了税收返还机制，并把2001年的所得税收入定为返还基数。

这样，除了增值税中央和地方切蛋糕以外，所得税也设置了分成的比例。收入不能100%进入自己的小金库，大家搞地方保护主义的热情也就弱了。后来啤酒进入了大并购的阶段，大品牌兼并了不少经营不好的地方酒厂。当然，这个酒厂的税，还是交到当地。

分税制+营改增，最终的局面是什么？就是企业税收，中央拿走了大部分。中央占全国预算收入的比重从改革前的22%一跃变成55%，并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国家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从改革前的11%逐渐增加到了20%以上。改革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历史看来，中国有一个有钱有力的中央政府，对整个中国都是有长期好处的。中央弱，地方强，肯定就乱了。

地方政府的收入想要扩大财政收入，就得扩大税基，比例上是玩不了花样了，在我的地盘上的开票越多越好。知道为什么政府积极招商了吧？招商，增值税在我这个锅里开出去，我就多了25%。

另外，因为分税制的原因，中央给了地方另外一个收入特权：土地出让金，归地方所有。

土地财政

总的来看，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手中的钱袋子干瘪了不少。

首先，预算内财政支出从重点支持生产建设转向了重点支持公共服务和民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占40%，“社会文教费”(科教文卫及社会保障)只占26%。到了 2018年，“社会文教费”支出占到了40%，“经济建设费”则下降了。

其次，分税制改革前，企业不仅缴税，还要向地方政府缴纳很多费(行政 收费、集资、摊派、赞助等)，这部分预算外收入在改革后大大减少。（费改税）

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也纷纷改制，利润不再上缴，基层政府的预算外收入进一步减少。（乡镇企业改制，支付了一批乡镇企业家，当然也盘活了一批乡镇企业）

最后，2001年的税改中，中央政府又拿走了所得税收入的60%，加剧了地方财政压力。地方不得不另谋出路，寻找资金来源，轰轰烈烈的“土地财政”就此登场~~

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国有土地转让的决定权和收益都留给了地方。1998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城市土地的真正价值才开始显现。

第一是单位停止福利分房，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商品房和房地产时代的大幕拉开。1997—2002年，城镇住宅新开工面积年均增速为26%，五年增长了近4倍。

第二是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开始实施，基本上锁死了农村集体土地的非农建设通道，规定了农地要想转为建设用地，必须经过征地后变成国有土地，这也就确立了城市政府对土地建设的垄断权力。

土地财政的主力是土地价格，房价走高，土地拍卖的金额也随之走高……

归地方的不仅仅是巨额的土地出让金，还有各种税收。这部分的也是留在地方。

这些税收分为两类：

一类是直接和土地相关的税收，主要是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其收入百分之百归属地方政府。

另一类税收则和房地产开发和建筑企业有关，主要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2018 年，这两种税收中归属地方的部分(增值税五成，所得税四成)占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9%。土地出让金和税的合并，对于地方财政的贡献巨大。

到了2018年，土地相关的财政占地方财政收入的89%。名副其实的第一大收入来源。

讲到这里，大家终于明白了一些事儿的背后的原因了吧……(略)

而土地财政的力量，不仅仅在土地出让金，而是“土地金融”的力量。既然政府有收入，自然就有输出。这些钱是谁给的？大部分都上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中国央地两级政府部门宏观杠杆率 单位：万亿

数据来源：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CNBS）

截至2022年4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22871亿元

政府出让土地交给了城投公司，城投公司在这里面的责任包括：征地拆迁补偿和“七通一平”等基础性土地开发支出。这些钱其实也不少。

城投公司通过这些土地发城投债，然后开发商竞拍土地。然后，开发商再次向商业银行贷款。而最终的消费者，不管是首套二套，按揭、还是抵押。除了个人荷包存款付出的现金部分。最终，接近一半的房款，还是上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在普通人眼里，富=强；

而且国家层面，如果只有钱，那也不一定是自己的。

因为富=强，是建立在法治的情况下；

国与国之间的国际社会有没有法治？

有！但是又强又流氓的，说没收其他国家的财产就直接没收了。

远的不说，就看中东。除了暴富有钱以外，其他弱的一塌糊涂。必须要要交保护费，才能保得住“膘”。

真正国家的强，还是在于工业和科技，以及军事力量。

如果，全国都去倒腾土地，谁还做实业和科技行业呢？

当有容易赚的钱的时候，没有人会赚辛苦钱。所以，2020年开始，“挤泡沫”“断奶”行动开始了。

2020年的信贷的收紧，直接导致了2021年的民营房地产公司不少都走在了危机的边缘。暴雷的也不少。Top200的民营地产开发商，有暴雷的100家不稀奇。

2020年后，发现LP的清单中，民资开发商老板的身影少了……

到了2021年底的现象就是除了一线城市之外，甚至不少强二线城市土地都在流拍。土地流拍，意味着围绕土地的出让金以及税收等一系列的地方财政预算都没了。土地财政依赖度越高，肯定越惨。

土地的金融属性和地方债是息息相关的，没有了土地财政，地方就少了大部分收入。自然财政捉襟见肘。经济发达的城市和地区还好，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无法再次通过政府融资平台向银行借钱，那就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土地财政不可能一直持续，这个领域也不是VC等股权从业者关心的。但一切有果都是有因，知道房子为什么在那些年，全国普涨了吧。当然，这里面还有中心城市人口虹吸的效果。

本质还是和大家唠唠：投资，是个抓住核心本质的过程，不能仅仅凭几句口号，几份什么宏观报告，几件国际事件来对微观事物下判断。抓住了对方的利益主要矛盾，才是判断对方行为的标准。

那2022年的今天，问你个问题，未来中国房产还涨不涨？

招商引资

如果大家接触过地方政府负责招商引资的官员，会发现这类有职级的领导最“不像领导”。不但没有什么架子，并且对市场行业了解、为人处世、以及灵活处理问题的能力都给人深刻的印象。类比到企业，他们很像销售，卖出去的是当地各种客制化的政策，换回来的是产业落地和税收。

税改前，企业的大多数税收按隶属关系上缴，改革后则变成了在所在地上缴，这自然会刺激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尤其青睐重资产的制造业。

一是因为投资规模大，对GDP的拉动作用明显;

二是因为增值税在生产环节征收，跟生产规模直接挂钩;

三是因为制造业不仅可以吸纳从农业部门转移出的低技能劳动力，也可以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增加相关税收。

这几年在政府圈广为流传的合肥模式，依然是在制造业，引入龙头企业，带入龙头上游产业链的模式体现出了对于政府财政的收入贡献价值。

京东方后来又在合肥建设了8.5代(2014年投产)和10.5 代生产线(2018年投产)，吸引了大量上下游厂商落地合肥，形成了产业集群，使合肥成为我国光电显示产业的中心之一。

曾有合肥市政府相关人士反驳外界对其投资京东方的质疑:“不要以为我们不会算账，政府是要算细账的。一个京东方生产线，从开始建就能拉动300亿元的工业投资，建成之后的年产值就是千亿级别。从开建到完全投产不到五年时间，五年打造一个千亿级别的高新技术产业，这种投资效率非常高了。”

还有另外一个野史桥段，京东方说了：“我来建厂，能让你周围的房价，每米涨几千，你怎么看？”

京东方在合肥先后投资建设了三条生产线，吸引了大量配套企业，使合肥成为我国光电显示产业的主要基地之一。如前文所述，这一产业使用的很多技术又与其他产业直接相关，比如芯片和半导体，所以合肥政府利用和京东方合作的经验和产业基础，后来又吸引了兆易创新等半导体行业龙头企业，设立了合肥长鑫，成为我国内存 (DRAM）制造产业的中心之一。

2008年至2019年，合肥的实际GDP(扣除物价因素)上涨了3.4倍，高于全国GDP同期上涨幅度(2.3 倍)。2020年，合肥GDP总量破万亿，新晋“万亿GDP城市”(2020年末 共有23个城市)。

这种大项目引进模式，效果是很明显。但也有风险，比如面板本身就是周期性行业；再也有可能会有不可思议的“黑科技”出世，完全消灭掉现有显示技术，就像当年液晶技术消灭掉显像管技术一样。

没人能够预知未来。最好的路子还是大的小的，一起抓，都有。就像现在一线城市京、沪、深，他们对土地财政依赖最小，吸引的年轻人最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线城市的多元。大的产业也有，小的也有，新的更有，消费我也不差！

引导基金

与国资企业出生就是大企业不一样，所有的民营企业都是由小长大的。投小，投早，招商引资有潜力的早期创业公司，也成为地方政府设立引导基金投GP的原因。

地方政府引导基金是个啥东西，咱们就不用赘述了；它的爆发主要是在2014年前后，最直接的“导火索”是围绕新版《预算法》的一系列改革。改革之前，地方政府经常利用预算内设立的各种专项基金去招商引资，为企业提供补贴。

而在2014年改革后，国务院开始严格限制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财政补贴。这些原本用于补贴和税收优惠的财政资金，就必须寻找新的载体和出路，不能趴在账上。因为新《预算法》规定，连续两年还没花出去的钱，可能将被收归同级或上级财政统筹使用。

自2015年起，财政部和发改委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细则，为各地提供了行动指南。然后各地的引导基金就爆发。言而总之，总而言之，各地的财政的钱最主要目的还是服务于当地的招商引资。在保本的情况下，如何调动市场化GP帮助当地招商，或者培养寻找高成长的公司成为最根本的目的。

从招商的角度看待引导基金，就不得不面对不同的级别的城市设立引导基金的做法也不一样。

一线城市，愿意投早、投小。比如上海天使引导基金，更愿意做天使基金的天使。（良心LP）我的池子里的项目多，帮我筛出来高成长赋能就可以了。请各位注意：上海，是没有独立招商局的（有别于其他城市），招商局是经信委下面的一个部门。无不显示了大上海的底气：我的优秀创业早期项目，是层出不穷的。

二线省会，则更希望直接引进相对成熟的，可以立刻批量开票的。话说，这个其实最难。因为养大的孩子，看得都紧。从一线搞过来养大的孩子，都颇费周折。只能提供更好条件。

三、四、五线，能建立分公司或者部分工厂就好。本区内的自己产生的高成长的创业企业不多，要求母公司直接迁入也不容易，只要换来一部分税收就可。

换句话来说，一线的引导基金最好用，和GP对财务回报诉求最近；但一线毕竟没几个城市，要想拿其他城市的引导基金，招商引资能力成为GP的募资核心能力之一。

据说从认缴规模来说当前，约4000亿规模的引导基金正进入退出期，约1万亿规模的引导基金将在未来两年即将进入退出期。这个是认缴规模，但是我估计打个三折应该是有的。

这部分怎么退？对于很多母基金，引导基金，都是个问号。

面对可资本化的企业，如果能同时完成招商引资，这个是绝对的契合。

但毕竟，能资本化的，最后登录二级市场IPO的公司毕竟是少数。

消费零售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因为绝大多数税收征收自企业，且多在生产环节征收，所以地方政府重视企业而相对轻视民生，重视生产而相对轻视消费。

以增值税为例，虽然企业可以层层抵扣，最终支付税金的一般是消费者(增值税发票上会分开记录货款和税额，消费者支付的是二者之和)，但因为增值税在生产环节征收，所以地方政府更加关心企业所在地而不是消费者所在地。

美国的零售销售税，是主要的税种，并没有增值税。税收归宿明确，仅在零售环节征收，重复征税现象不明显。所以，美国的消费力为什么强？消费占GDP币种为什么高，就是因为税收原因在这呢。人多的地方，消费多的地方。就是产生税收多，政府财政收入多。所以，美国是消费大国，原因是地方政府鼓励消费。拿出浑身解数，让人多消费，大消费。

中国这种倚重生产的税制，刺激了各地竞相投资制造业、上马大项目，推动了制造业迅猛发展，加之充足高效的劳动力资源和全球产业链重整等内外因素，我国在短短二三十年内就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消费对于政府来说，就没有生产那么重要。之前中国所谓的投消费升级，基本是站在了人口红利这一维度。那么，从本身境内A股资本化来说，消费这个事儿，没那么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政府角度，招商引资更喜欢：更大的、硬的、链式的、产业链长的……

相比于土地金融，实业投资难多了。考虑到周期、时间、经营风险。地方政府想在本地引进大项目，纳税大户。都不容易。

“重投资、重生产、轻消费”，优点是拉动了经济快速增长， 扩大了对外贸易，使我国迅速成为制造业强国，缺点是经济结构不平衡。

城市化的真正核心:人。

地价要靠房价拉动，但房价要由老百姓买单，按揭要靠买房者的收入来还。所以土地的资本化，实质是个人收入的资本化。支撑房价和地价的，是人的收入。人的收入从哪来？从就业机会而来，而且越高端的就业机会，越能创造人的聚集，尤其是有能力消费和买房的人的聚集。

张江科学城就是一个神奇的存在，本身地理位置并不是上海的核心。但是房价和毗邻辐射的区域，都可堪比内环。本质上，还是在张江的产业提供了高薪的就业机会，而这些人就是强大的购买力。

如果忽略了人，忽略了城市化本该服务于人，城市化就入了歧途。大量的工业用地，厂房，却缺少吸引年轻人的东西。工业生产的税收有了，但是人缺空了，自然消费，房价，天花板都很低。

地方政府与VC

其实VC这个名词还是舶来品，这个物种就算是在发源地美国，也不是正态分布的。甚至是从地域纬度凸显出巨大的二元性。

在中国的资本化项目比较多城市圈可能就是：北京、长三角、珠三角。其他地域的政府引导基金，是不是一定要在自己的地盘内找到面向利润高成长的扶持项目是可行的，但是一定要找到能资本IPO的项目，还真不一定是在本地寻找。

真正和VC最匹配的钱是：没有地域限制、产业赛道限制、专门面向资本回报的LP。

这部分的钱在中国是一个头一个尾，头就是：金融机构的钱，以及有党支部的各类母基金。全是大钱，入门门槛也很高。尾部就是：个人财富的钱。但是单笔投资金额上不去。

而中国地方政府也好、上市公司也好，这两大超级LP群体都有一些地域&行业的诉求和限制。

所以在中国，想募资成功，是一项既要，又要，还要的组合题。

VC投资也是一样，如果仅仅瞄着Gartner的技术曲线和美国曾经走过的路投资，必然陷入了经验与教条的陷阱。中国的产业发展和经济模式，一定和政策以及政府行为绑定的。

不要太在意宣传什么，要很多看他需要的真实是什么。

“辨别利益是看透一切事物真相的不二法则”——毛选·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参考资料：

《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 》—— 作者：兰小欢

《中国城市群发展潜力排名：2022》—— 作者：任泽平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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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飘摇的欧洲联盟

作者：洋恺宏观

发布时间：2022-10-05 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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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应该是世界上福利最好的经济体之一，根据OECD（经合组织）的统计，欧盟大部分成员国日均工作时长不超过6小时，其中德国日均工作时长仅为5.2小时，法国则为5.8小时。相比之下，东亚国家加班文化盛行，韩国日均工作时长为7.8小时，中国则为9.2小时。去欧盟旅游可以发现，很多员工在下午4点以后就早早下班，有些甚至开始享受一周四天的工作制。而且欧盟法律还规定各成员国必须授予员工至少4周的带薪休假，因此每到夏季和冬季欧洲都有大批游客去世界各地度长假。

但奇怪的是，虽然欧盟工作时间很短，假期又很长，但欧盟的人均收入及福利水平却明显高于勤劳的东亚人，欧盟人均GDP将近4万美元，西欧地区则超过5万美元，生活水准高于东亚的日韩地区，也高于我国沿海地区。为什么不爱加班的欧盟人均收入会高于热衷加班的东亚呢？一部分原因在于欧盟有老本可以吃，作为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诞生地，欧盟在众多高科技领域依然保持优势地位，可以靠技术附加值从世界各地赚取利润。

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过去30年里，欧盟享受了太多外交红利。

在中美俄之间骑墙，使欧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1991年苏联解体后，欧共体失去了一个可怕的敌人，苏联的继承人俄罗斯奄奄一息，完全没有能力发动大规模战争。中国则加速改革开放，承接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此时的美国，正处于国力巅峰期，但由于意识形态和历史原因，美国仍将战略矛头对准中俄。欧洲人突然发现，他们获得了一个在美国和中俄之间骑墙的机会，利用美国和中俄的矛盾，来捞取经济利益。

俄罗斯有着丰富的能源，因此从90年代开始，西欧特别是德国开始大力推进欧俄能源合作。1998年德国总理施罗德上任后，针对德国本土油气资源匮乏的特点，施罗德将俄罗斯视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为此他不惜冒着得罪英美的风险多次访问俄罗斯，奠定了德俄能源合作的基石。大名鼎鼎的“北溪1号”就是在施罗德的主导下修建的，该管道年输气量高达550亿立方米，足以满足德国一半的用气需求。为了保证项目进度，施罗德在卸任总理后还担任俄罗斯能源企业高管，维护着德国的能源生命线。

欧盟天然气管道分布图：

凭借俄罗斯的能源管道，欧盟获得了极低的能源价格，在考虑海运费的情况下，欧盟的能源成本仅为东亚的1/2，这是为什么欧盟可以在人工成本较高的情况下维持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欧俄能源合作，既让俄罗斯赚取了丰厚的油气收入，也让欧盟大幅压低了工业品生产成本。

东欧地区无险可守，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对欧盟始终是个威胁：

俗话说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对欧盟来说，俄罗斯虽然可以为其提供廉价的能源，但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也会对欧盟造成地缘威胁。东欧地区地势平坦，几乎无险可守，历史上欧洲经常遭到来自东面敌人的威胁（包括匈奴人、蒙古人、苏俄人等）。因此无论俄罗斯多么想融入西方，都会被拒之门外，因为西欧人知道，凭借地缘压制，一旦俄罗斯成功崛起，整个西欧加起来都不是对手，跟俄国人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

如果是在古代，欧洲人可能会尝试修建长城或者依靠河流（主要是多瑙河）来抵御东边的威胁。但在现代，欧洲人找到了新的办法，那就是投靠美国，依靠美国的军事保护来抵御俄罗斯的威胁。

北约的存在，使欧盟节省了大量军费开支：

欧洲各国军费开支占GDP比重：

凭借北约这一机制，美国不仅为欧盟提供了核保护伞，还在欧盟部署了大量军队，依靠集体防卫原则威慑俄罗斯。在这种背景下，冷战后欧盟各国大幅削减了军费开支，大部分国家军费占GDP比重不到2%，远低于美俄。欧盟财政省下了一大笔钱用于给居民增加福利。不仅如此，开支巨大的驻欧美军每年还能拉动周边就业，可谓一举两得。

中国逐渐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

90年代以来，中国凭借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成为世界工厂，这也给欧盟带来巨大好处。由于中欧之间没有地缘和历史矛盾，双边经贸往来飞速发展。2020年以来，中国持续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大幅压低了欧洲人的生活成本，使其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低通胀时代。同样一件衣服，欧盟的人工生产成本可能是中国的4-6倍，中国制造，大大抬升了欧洲人的生活品质。当然了，作为中国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欧盟的进口需求也为中国创造了上千万个就业岗位。中欧双方可谓是互利共赢，算得上天然的合作伙伴。

因此过去三十年里，凭借俄罗斯提供的廉价能源、美国提供的廉价国防、中国提供的廉价商品，欧盟不仅维持了经济繁荣，也基本满足了国防安全需求。欧盟的外交政策也一直尝试在中美俄之间保持微妙平衡，反战主义和普世价值在欧盟内部很有市场，因为世界越和平，道德制高点的作用越大，欧盟就越能享受到这种巨大的经济好处。

用廉价能源对冲福利社会下的高昂人力成本、用美国的军事保护对冲俄罗斯的安全威胁、用廉价商品对冲宽松经济政策带来的通胀压力，依靠这种层层相扣的巧妙地设计，欧盟得以在经济和外交上实现了多重平衡，使其成为世界上生活质量最高的地区。工作强度远低于东亚，人均收入却不逊色于美国，成为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最吸引移民的地区。

欧元汇率表面上取决于欧美货币政策，实质上取决于国际形势：

但欧盟的这套经济模式却严重依赖外交环境，中美俄关系太差或者太好都会导致这套模式的瓦解。在2018年以前，美国和中俄维持斗而不破的格局，欧盟尚可在两大阵营之间左右逢源。2018年之后，随着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走向全面对立，欧盟这套左右逢源的经济模式就越来越难以为继了。2022年俄乌战争，正式宣告欧盟骑墙政策破产，它将被迫在经济利益和安全需求中做出选择。长期来看，欧盟经济将无可奈何地陷入衰退之中，过去那种呼吁全球化、环保、平等的左翼主张很难再带来好处，整个社会右转成为必然。

事实上欧盟并非一个统一的国家，作为一个内部有残缺的政治实体，欧盟天生就存在两大问题。一个是财政和货币不统一的问题，带来了南欧国家和北欧国家的矛盾；另一个是能源利益和国防需求不统一的问题，带来了西欧国家和东欧国家的矛盾。

南欧国家债务率（总债务占GDP比重）普遍偏高：

作为一个联盟组织，欧盟虽然有统一的央行和统一的货币，但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欧元成立以来，德国等北欧国家凭借强大的制造业竞争力，把南欧（特别是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国家的工业全部挤垮。由于采用统一货币，希腊等国无法依靠汇率贬值等手段维持产业竞争力，只能眼睁睁看着本国产业被悉数摧毁。不仅丧失了大量就业岗位，也失去了重要的税收来源，不得不走上了举债维生的道路。这也是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

如果是在中国，凭借统一的财政制度，在对外开放中受益颇丰的沿海地区每年必须向中央缴纳大量税收，中央再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扶持中西部地区，以维持区域平衡。如此一来，中西部地区虽然面临人才和产业流失的问题，但也能通过财政获得一定补偿，这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局面。但欧盟的问题在于，最大的受益者——德国、荷兰等制造业强国，拒绝对南欧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德国人将欧元诞生后的经济奇迹视为自己的功劳，并将区域分化的原因归结于南欧人的懒惰，尽管德国人的工作时长比南欧人更短。这引起了2010年欧盟内部的第一次分裂，希腊、意大利等国差点退出欧元区。直到最后德国才勉为其难牵头推动高达数千亿欧元的财政救济，但条件是希腊人必须实施财政紧缩方案。欧债危机算是得到初步解决。

“北溪”管道意味着德国在不用承担军事义务的同时还可以享受来自俄罗斯的经济好处：

财政和货币不统一的矛盾或许好解决，但能源利益和国防需求的矛盾却很难解决。东欧国家（特别是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身处对抗俄罗斯的第一线，他们与俄罗斯有深刻的历史仇恨，也随时担忧被俄罗斯吞并，所以从现实利益角度它们必然是反俄的。不仅主张对俄强硬，也希望德法等核心国家能对其提供一定的军事支持。特别是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面对俄罗斯的扩张势头，东欧国家普遍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乌克兰，因此希望德法能出面，带领欧盟遏制俄罗斯的武力扩张。

但这种希望最终却落空了，在廉价能源的诱惑下，德法选择了绥靖政策。2015年初，德国和法国以用气需求得不到满足为理由，强迫乌克兰与俄罗斯和谈，签署了《明斯克协议》，该协议不仅要求乌克兰默认克里米亚被割让，还要求乌克兰承认顿巴斯地区的自治权利。这份协议被乌克兰人视为丧权辱国，也让东欧各国对德法的安全承诺失去了信心。他们普遍认为，一旦有一天本国遭到俄罗斯入侵，德法依旧会为了俄罗斯的能源出卖东欧的利益。也就是2015年开始，东欧各国加快了倒向美国的过程，特别是在拜登上任之后，东欧大多数国家的外交政策几乎是跟随英美而不是德法，这成为欧俄和谈的重大阻碍。

开战前德国仅愿向乌克兰提供5000顶头盔，成为援助最少的西方大国：

这次俄乌战争爆发后，德国成为援助乌克兰里面最消极的欧洲国家。开战之前德国仅承诺向乌克兰提供5000顶头盔，尽管如此，最后这5000顶头盔并没有交付给乌军，沦为口头支票。3月之后，尽管西方各国都加大了对乌援助，但德国更多口惠而实不至，武器交付可谓能拖就拖。德国的态度不仅让乌克兰大为嫌弃，也让东欧国家强烈不满，因为这些国家历史上都充当过绥靖政策的牺牲品。作为对比，英美对乌克兰的援助倒是不遗余力（尽管英美更多是为了拱火）。东欧国家选择用脚投票，它们不仅在外交上进一步与英美绑定，也在武器订单上更加偏向英美，因为它们担心有一天与俄罗斯开战后德法会限制弹药出口，这样即便有再多的德制/法制武器也只能成为摆设。欧盟内部出现了一道深深的裂痕，继南欧与北欧的财政矛盾后，东欧与西欧之间的安全矛盾也被摆上台面。

俄乌战争后德国被推到风口浪尖之上，作为欧盟最发达的国家，德国享受到了最多好处，却未能履行对应的义务。

德国是冷战后国际秩序最大受益者之一：

冷战后，德国与日本的发展呈现截然不同的走势。日本陷入“失去的三十年”，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低增长、低利率、高债务成为日本经济标签，整个社会似乎失去了活力，创业文化被压制，大量年轻人躺平。作为对比，同样面临老龄化问题的德国经济却蒸蒸日上，GDP总量也有赶超日本的势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德国拥有欧盟提供的外交和经济红利。

冷战时期，德国身处对抗苏联的第一线：

冷战时期，德国的地缘环境比日本恶劣得多，德国身处对抗苏联的第一线，一旦北约和华约爆发战争，德国首当其冲，为此联邦德国必须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由于此时中国尚未崛起，日本可以充当亚洲老大，在东亚产业分工里占尽好处。

冷战后，德日的地缘环境完全逆转过来。东欧国家从苏联阵营转向西方阵营，俄德之间出现大量缓冲国（包括波兰、立陶宛、乌克兰等），德国不用再担心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日本的地缘压力则越来越大，因为与日本隔海相望的中国无论经济实力还是人口规模都远超曾经的苏联。由于有缓冲国的存在，德俄可以放开手合作。与之相反，中日关系则时不时会受到台湾和钓鱼岛问题的冲击。

中日油气管道之争：

凭借缓冲国的存在，德国可以放心大胆与俄罗斯搞能源合作，享用廉价的俄国油气。日本也想从俄罗斯进口油气，但一方面是因为日俄存在领土争端，两国经贸合作受限；另一方面日本在远东油气管道上必须与中国竞争（比如“安大线”与“安纳线”的分歧），俄罗斯的远东油气管道，日本与中国最终各分到运输量的一半。由于能源价格高于德国，日本人必须大量加班才能维持与德国人相同的竞争力。

不仅如此，由于中日矛盾的存在，中日关系远不如中德关系密切。尽管日本离中国更近，船运费更低，但日系车在中国卖得就是不如德系车好。中国也一跃成为德国最大市场，每年德国都要向中国大量出口机械设备、汽车、精密仪器等高附加值产品。

另一方面，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为德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年轻劳动力。德国位于欧洲中部，相当于欧洲的十字路口，东欧的年轻人外出打工通常会把德国作为首选。不仅是因为德国经济实力雄厚，也是因为德国是发达国家里面离东欧最近的，去德国打工远比去英国、法国打工更方便。因此德国也成为欧盟东扩最大赢家，8000多万德国人里面有四分之一有移民背景，是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移民国家。德国的移民里面很多又是东欧移民，包括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这些移民不仅相对年轻，学历还普遍较高，文化也与德国接近，这就极大缓解了德国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来自西欧的人口虹吸，使东欧成为世界上人口下降最快的地区：

东欧劳动力涌入虽然使德国经济保持兴盛，但却加重了东欧各国人口流失的问题。90年代以来，东欧各国人口普遍下降，保加利亚、立陶宛等国人口下降了20%，罗马尼亚下降了15%，波兰和匈牙利则下降了12%，而且流失的大部分是年轻人。东欧的人口结构急速恶化，这也是东欧国家对德法不满的原因之一。

相比之下，日本很难像德国那样从东亚源源不断抽取劳动力，尽管有几十万中国人和韩国人去日本打工，但对缓解日本劳动力萎缩杯水车薪，日本也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不仅如此，德国相比日本的另一个优势在于低估的汇率。在欧元诞生之前，作为贸易顺差方，德国马克和日元经常被要求升值，这就大大削弱了日德制造业竞争力。特别是广场协议之后，由于汇率升值，日德经济双双衰退，90年代日本经济低迷的同时，德国也成为“欧洲经济病夫”，经济增速长期低于欧盟平均水平。

但欧元诞生后，德国经济重新焕发了第二春。以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为代表的南欧国家制造业竞争力很弱，每年都要产生大量贸易逆差，这在欧盟内部抵消了德国庞大的贸易顺差，最终拉低了欧元汇率。凭借弱势欧元这一汇率武器，过去二十年德国长期保持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的头衔，也成为全球化最大赢家。南欧国家则叫苦不迭，同样的欧元汇率，对德国来说可能是低估，对意大利可能就是高估，南欧国家陷入去工业化的困境。

相比之下，日元汇率则被美国盯得死死的，在90年代和00年代，美国不允许日元随意贬值，以削弱日本制造业竞争力。直到2011年美国决定重返亚太后，出于联日反中的战略需求，美国政府才允许日元贬值，随即日本政府才敢推出“安倍经济学”，用货币宽松预期引导本国汇率贬值。但与德国相比，90年代以来日本外贸很不景气，外需占GDP比重仅30%左右，远低于德国的70%。不仅如此，日本还出现了贸易逆差，出口从经济的拉动项变为拖累项。

德国成为欧盟这套机制的最大受益者，它不仅可以享受来自东欧的廉价劳动力、来自南欧的廉价汇率，还能依靠欧盟弥补自身政治地位的不足，一举摆脱了战败国地位。何曾几时，德国人发动一战二战，只为了获得欧洲共同市场；如今，德国依靠欧盟这个组织，以兵不血刃地方式实现了曾经的目的。如果说美国从全世界吸血，那德国就是从全欧洲吸血，二者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但德国在享受好处的同时，却没有承担对应的义务，这是其遭到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嫌弃的原因。中国富裕的广东和江浙，每年都要向中央上缴大量财税以扶持中西部地区；德国在占尽欧盟好处的同时，却不愿意掏钱接济欧盟的落后国家。最多只愿意借贷，而且必须附加很多政治条件，以图控制它国财政。这让很多债台高筑的南欧国家不爽，因为它们必须为德国的贸易顺差买单。

更重要的是，冷战后东欧成为欧盟对抗俄罗斯的第一线，波兰、立陶宛、罗马尼亚等国随时担忧遭到俄罗斯入侵，为此不得不大力增加在军事上的投入。过去欧俄的能源管道专门途经东欧，让沿线国家可以征收一定的“过境费”，作为其充当德俄缓冲国的补偿。但德国后来却修建了“北溪”管道，试图绕开东欧单独跟俄罗斯合作，以节省这笔“过境费”。这让东欧国家强烈不满，自己冲在前面为德国挡刀子，德国却躲在后面跟俄罗斯谈笑风生，这也是为什么东欧国家视“北溪”管道为眼中钉的原因。

德国就跟明朝末年的江南士绅一样，在享受权益的同时拒绝履行义务。明末的江南一方面向北方各省倾销茶叶、丝绸、瓷器等高附加值商品，以致于大量白银从北方流入江南，造成中国北方严重的通缩问题，最后老百姓因为交不出税而造反。另一方面江南士绅带头抵制向中央缴纳工商税，尽管此时女真人已经成为明朝最大威胁，但江南士绅认为女真与江南隔着华北，战火落不到他们头上。这些人对华北同胞的战争苦难无法感同身受，反而是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整个国家之上。最终，江南士绅为自己的狭隘付出代价，等待他们的将是农民军的仇恨和女真人的屠刀。

乌克兰危机以来，德国也成为世界上唯二的陷入外交被动的国家。在俄乌战争前，由于国防依赖美国，又舍不得放弃俄国的廉价能源，德国既没办法在外交上阻止拜登拱火乌克兰局势，又没办法在军事上阻止普京的战争决心，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俄乌打起来。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德国既不愿意彻底得罪俄罗斯，又必须做个样子给东欧看，因此只能扭扭捏捏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正因如此，德国在被俄罗斯威胁的同时还得忍受乌克兰人的辱骂。

中间路线用得好的时候就是两头讨好，用不好的时候就是两头挨骂，德国就属于后一种情况。时至今日，它既享用不到俄罗斯的廉价天然气，又因为得罪东欧而失去对欧盟的领导权。如果俄乌局势进一步升级，德国的外交环境只会更糟糕，未来几年经济衰退已成定局。

21世纪以来，德国看似光鲜亮丽的经济，实质是建立在对欧盟的吸血之上。东欧的年轻移民+俄国的低价能源+南欧的贸易逆差支撑了德国的经济繁荣，一旦这些失去以后，德国经济会被逐渐打回原型。事实上这20年来，德国在互联网、人工智能、新能源车等新兴领域并没取得太大成就，互联网革命的盛宴基本被中美平分，德国本土并没有诞生多少IT巨头。汽车一度是德国支柱产业，汽车工业占德国GDP10%左右，但目前新能源车革命如火如荼，德国引以为豪的燃油车可能会被逐步淘汰，新能源车领域则是中美的天下。

不仅是德国，法国也因为俄乌战争声名扫地。马克龙和朔尔茨，这两个90年代后才崛起的政客，长期生长于全球化的温室之中，对国际关系的残忍和尔虞我诈缺乏深刻认知。相比之下，作为完整经历过冷战、拥有50年外交经历的拜登，无论老辣程度、狠心程度都远在大多数政客之上。他最擅长的事就是通过不断示弱来麻痹对手，引诱对手犯错。靠着这招，2020年拜登扳倒了特朗普，2022年又迷惑了普京，使普京误认为其软弱可欺。90年代以来，中俄和德法不断走近，一个反美阵线逐渐形成。俄乌战争前中俄的能源贸易甚至打算用欧元来结算，如果能够成功实施，无异于迈出了去美元化的重要一步，眼看横跨亚欧大陆的“中俄德法四国机制”正逐渐成型。但俄乌战争的爆发，以及俄军兵败基辅，使欧亚合作机制化为泡影，德国和法国沦为美国的提线木偶。

另一方面，拜登只用了一年，就毁掉了德国整合欧洲的梦想，让德俄被迫反目成仇，使德国三代人（科尔、施罗德、默克尔）的努力付诸东流。下一步，拜登还会将触手伸向东亚，在台湾复制乌克兰模式，继挑唆德俄矛盾之后挑唆中日和中韩矛盾，未来东亚局势亦不容乐观。

欧盟是悲剧的，但欧盟的悲剧大部分都是自己造成的。作为世界前三的经济体，欧盟幻想可以依靠美国提供军事保护，为此不惜让渡外交主导权，最终却被美国牵着鼻子走。相比之下，印度虽然经济实力远不如欧盟，但印度至少愿意砸钱搞国防，以此来维护外交独立性。这也是为什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印度可以在美俄之间两头讨好，欧盟只能被迫在美俄之间选边站的重要原因。对一个大型经济体而言，独立的外交和国防是再多钱也无法衡量的，大多数时候看似无用，但关键时刻却能避免受制于人。这对我国也是一种警醒，所谓的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国防安全、科技安全、经贸安全并不是一句空话，如果平时不大力维护，等到战时再想补救就来不及了。

未来几年，欧洲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核战争的阴云密布在这片古老的大陆，猜忌和恐惧会让欧盟各国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从左翼转向右翼或许只是时间问题。曾经引领人类历史走向的欧洲文明，或许只能在过去的事迹中寻找荣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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