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证券网
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 国家统计局10月10日发布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八。报告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重视人口和就业工作,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规律,调整优化生育政策,人口规模持续扩大,人口素质不断提高。强化就业优先导向,把就业摆在“六稳”“六保”首位,全面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多措并举促就业、拓岗位,城镇就业人数继续增长,就业结构不断优化,就业质量稳步提升,就业形势保持稳定。
针对我国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等新的人口发展形势,党中央坚持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规律,分别于2013年和2016年实施“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生育政策。2021年,为进一步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党中央提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生育政策的调整优化,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生育需求,促进了出生人口规模的提升,2012—2021年年均出生人口为1620万人。2021年末,我国人口数量为141260万人,比2012年末增加5338万人,年均增长593.1万人,年均增长率为0.4%。
此外,我国经济规模不断跃上新台阶,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涌现,为稳定和扩大就业打下了坚实基础。2021年,城镇就业人员总量达到46773万人,比2012年增加9486万人,年均增长1054万人;城镇就业占比进一步提高到62.7%,比2012年增加13.8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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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北京5月11日电 (赵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并答记者问。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中,15—59岁人口为894376020人,占63.35%。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15—59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7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4.63个百分点。
对此,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与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十年来,我国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质量稳步提升,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人口结构调整变化,性别结构改善,年龄结构是“两升一降”。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曾玉平指出,与2010年相比,我国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4000多万人。但是劳动年龄人口的总规模仍然较大,达8.8亿人,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口红利也依然存在,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素质显著提高。普查数据显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1年,比2010年提高0.83年。其中,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0.75年,比2010年的9.67年提高了1.08年。同时,劳动年龄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达到了3.85亿人,占比为43.79%,比2010年提高了12.8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比达到了23.61%,也比2010年提高了11.27个百分点。
此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医疗服务体系的覆盖面也在不断扩大,而人口的身体素质也日益改善,人口的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人口健康水平的提高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保障。
曾玉平表示,对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现象,应当全面、客观地来看待。尽管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但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绝对量依然还是较大。总体上看,我国就业压力依然不小,虽然劳动年龄人口逐步减少,但随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将日益提高。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解决岗位需求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将成为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同时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红利逐步向人才红利转变,人口资源的优势将得到有效发挥,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推动人口和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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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流动人口。人户分离人口为49276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1694万人,流动人口为37582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12484万人。与201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5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92.66%,流动人口增长69.73%。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为人口的迁移流动创造了条件,人口流动趋势更加明显,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
来源: 同花顺金融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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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经济网讯 8月22日,国家统计局官网发布《人口总量平稳增长 人口素质显著提升——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报告指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明显高于“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1644万人的水平,政策效果显著。
以下为报告全文: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人口总量平稳增长,人口素质显著提升,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扩大的流动人口规模,持续提高的人口城镇化水平,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了突出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人口发展的新情况新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决策,统筹谋划,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趋势,积极有效应对风险挑战,作出了人口均衡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决策,促进了经济社会及人口均衡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一、人口总量平稳增长,人口发展特征逐步转变
(一)人口总量由高速增长转向平稳增长。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总人口由1949年的5.4亿人发展到2018年的近14亿人,年均增长率约为1.4%。庞大的人口总量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人口发展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1.高速增长阶段(1949—1970年)。新中国成立前,由于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发展缓慢,医疗条件落后,人口增长受到抑制。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医疗改善,为人口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基本保障。从1949年到1970年,我国人口由新中国成立时的5.4亿人增长到8.3亿人,二十年左右净增2.9亿人。除1960—1961年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人口出现了短暂的负增长外,这一时期各年人口增长率普遍在2%以上,部分年份接近3%。
2.有调控增长阶段(1971—1980年)。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人口增速出现明显下降,增长率由1971年的2.7%迅速下降至1980年的1.2%。但由于人口基数较大,1971—1980年的净增人口数仍相当可观,全国总人口由8.5亿人增加到9.9亿人,净增1.3亿人。
3.增速回升阶段(1981—1990年)。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施了十分严格的生育政策,生育率下降,但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婚育年龄,人口增长率出现短暂回升,在1987年达到峰值1.7%。这一阶段全国总人口由1981年的10.0亿人增加到1990年的11.4亿人,净增1.4亿人,年均增长1585万人,略高于1971—1980年的1497万人。
4.平稳增长阶段(1991—2018年)。由于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以及人们婚育观念的转变,1991年以来,我国人口增长率稳步下降,最终在0.5%左右的增速上保持平稳。1991—2018年,我国人口年均增长878万人,进入21世纪以来年均增长711万人,人口总量压力有所减轻,结构问题逐渐成为新时代关注的焦点。
(二)人口再生产类型两次转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和国家人口政策的变化,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发生了两次转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人口出生率为36.0‰,死亡率高达20.0‰,自然增长率为16.0‰,平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属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传统型人口再生产类型。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环境恢复和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事业逐步发展,到1957年,人口死亡率已下降至10.8‰,自然增长率升至23.2‰,人均预期寿命升至57岁。伴随死亡率的快速下降,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较快实现了第一次转变,进入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过渡型阶段。
进入20世纪70年代,生育率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再生产类型开始出现以出生率下降为主的第二次转变。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一直保持较高的生育率水平,1949—1969年,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为5.8,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平均为33.9‰和20.8‰。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生育水平迅速下降,至1977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3.0以下,上世纪末,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8左右,出生率降至15‰以下,自然增长率降至8‰左右,2018年人均预期寿命为77岁。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阶段,与现代经济发达和较发达国家类似。
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导致了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7.0%,0—14岁人口比重为22.9%,老年型年龄结构初步形成,中国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2018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1.9%,0—14岁人口占比降至16.9%,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将加大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压力,减弱人口红利,持续影响社会活力、创新动力和经济潜在增长率,是进入新时代人口发展面临的重要风险和挑战。
(三)生育政策适应人口形势变化不断完善。
新中国成立后,过高的出生率和生育率带来人口激增,给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1962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增长。20世纪70年代,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提出“晚、稀、少”人口生育政策,我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已初现端倪。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口冲破十亿大关,实施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生育政策刻不容缓。1980年9月,我国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出台。1984年4月起,逐步形成城市“一孩”、农村“一孩半”,少数民族和个别人群有照顾的,城乡间、区域间、民族间存在差异的生育政策体系,这一生育政策体系基本延续到2013年。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缓解了人口总量的压力。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社会转型速度加快,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很大转变,出生人口数量逐步减少,人口结构问题成为新的挑战。立足新时代,应对新问题,党中央、国务院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规律,适时调整生育政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2013年11月15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开始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生育政策。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明显高于“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1644万人的水平,政策效果显著。
二、“人口红利”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人才红利”铺垫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劳动力总量巨大带来的人口红利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随着我国人口增长速度放缓、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成为长期趋势,人口红利因素逐渐减弱,而由人口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提升带来的“人才红利”,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
(一)劳动年龄人口仍具潜力。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我国人口出现了一段时期高增长。进入70年代后,在大力推行计划生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作用下,迅速实现了人口生育水平从高到低的转变,由无计划自发的高增长时期步入有计划可控制的增长时期,但由于人口增长的巨大惯性,全国人口总量一直保持着持续递增的态势。与之相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也在不断扩大。1953年全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3.10亿人,1964年为3.53亿人。改革开放以后的1982、1990、2000和2010年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分别为5.67、6.99、8.08和9.16亿人。1982—1990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了23.2%;1990—2000年的10年间,增长了15.6%。进入2000年以后,2000—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了13.4%,增速低于1990—2000年的10年,但庞大的人口基数带来的绝对量增加仍然十分可观。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达到峰值9.22亿人,之后增量由正转负,总量进入减少阶段,2018年为8.97亿人,仍保持近9亿人的规模,劳动力资源绝对量依然庞大。
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才培养,随着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知识技能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刚刚超过8年提高到2018年的10.63年,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提供了坚实人力基础,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强有力人才支撑。
(二)人口受教育水平显著提升。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人口素质十分低下,全国80%的人口都是文盲,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不足20%。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国家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有了质的飞跃。1982年全国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7.2%,1990年占9.4%,2000年占14.7%,2010年达到22.9%,2018年提高到29.3%,呈现稳步提升态势。尤其是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显著提高,1982年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仅有0.6%,1990年为1.4%,2000年上升到3.6%。1999年教育部出台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高校招生规模快速增长,高学历层次的人才不断增多,2010年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为8.9%,比2000年提高了5.3个百分点。2018年达到了13.0%,比2010年提高4.1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51个百分点。此外,我国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5.2年提高到2018年的9.26年,增幅将近80%。
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扫盲教育在经历初步发展、调整与更新等一系列发展历程后,文盲人口的占比明显下降。粗文盲率由1982年的22.8%降到了2018年4.9%。总体来说,我国人口文化素质的提升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又为人口文化素质的进一步提升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走向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三)人民健康状况持续改善。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医疗卫生投入快速增长,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完善,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人民的身体素质日益改善,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1949年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1957 年达到57岁,1981年上升到68岁。三十多年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了30多岁。1990—2000年这10年间,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从68.55岁延长到71.40岁,增长2.85岁。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显著改善,社会保障制度更加健全,先进医疗服务体系覆盖面不断扩展,2010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4.83岁,比2000年延长3.43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卫生事业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重大疾病防治成效显著,2018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7岁。
与此同时,妇幼保健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大幅下降。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婴儿死亡率高达200‰,1982年为34.7‰,2018年下降到6.1‰。新中国成立之初孕产妇死亡率为150/10万,1991年为80/10万,2018年下降到18.3/10万。人口健康水平的提高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人力资源保障,也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质量。
三、流动人口规模显著增加,人口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形势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就是人口空间分布的剧烈变动,人们在不同地区之间频繁移动,形成了规模庞大,由乡村向城镇、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人口大潮。流动人口加快了城镇化进程,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条件,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流动人口规模显著增加。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近30年间,受经济发展、社会环境以及户籍制度等因素的限制,我国人口流动现象并不普遍,这一阶段的人口迁移大多是在国家政策指导下有计划进行,大部分迁移人口连同户籍关系一起变动,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比例很小。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流动人口出现迅猛增长,规模不断扩大,占全国人口比重快速上升。1982—1990年,我国流动人口逐年增多,从657万人[1]增加到213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0.6%增长到1.9%,平均每年大约增加185万人。1990—2014年,流动人口进入快速增长期,2000年已经超过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9.5%;2010年为2.2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5%;2014年,我国流动人口达到峰值2.5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8.5%。20多年间,流动人口数量增加了2.3 亿人,平均每年增加近1000万人。2015年以来,受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进城落户人口增加等因素的影响,流动人口虽然逐年略有减少,但仍保持在2.4亿人以上的规模,相当于每6个人中就有1个流动人口。快速增加的流动人口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对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显著贡献,流动人口聚集度较高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
(二)流动人口聚集程度明显上升。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省际人口流动是由东部向中、西部,由内陆向边疆,由人口稠密地区向人口稀疏地区移动。1950—1982年,年均净迁入人口最多的地区依次为黑龙江、安徽、贵州、新疆、陕西、内蒙古等,大多为西北、东北等边远地区;年均净迁出人口最多的地区依次为山东、广东、上海、江苏等,几乎都是东部地区。
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口迁移流向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由于迁移政策的松动和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率先发展,东部地区大批前期迁出人口逐渐回流,同时又吸引了大量新的流入人口,导致流动人口越来越集中地流向东部沿海城市。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主要流向东部沿海地区的总趋势依然未变,东部地区吸收了全国流动人口总量的52.9%,远远超过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比2000年提高1.3个百分点。从流入地看,流动人口数量排在前3位的地区依次为广东、浙江、江苏,分别吸收了全国流动人口总量的14.1%、7.6%、7.0%。与此同时,随着西部开发、中部崛起等政策措施力度的不断加大,沿海产业陆续向内陆地区转移,中西部地区发展明显加速,对人口和劳动力的吸引力有所增强。2010年,流入西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总量的22.1%,比2000年增长0.7个百分点;流入中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总量的17.7%,与2000年基本持平。
随着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的建立,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化格局持续完善,城市群人口集聚度持续加大。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哈长、中原、关中平原、兰州—西宁等城市群将吸引聚集更多的流动人口。
(三)城镇化水平大幅提高。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改革开放前,由于人口就业压力巨大、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等方面的现实国情,城镇化进程较缓慢。1949—1978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0.64%增加到17.92%,平均每年提高不到0.3个百分点。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成为中国发展中的一大奇迹。1978—2018年,全国总人口增长1.5倍,而城镇人口增长4.8倍;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17.92%增加到59.58%,平均每年提高1.04个百分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城镇化建设,明确提出实施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提高城镇化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短短几年间,涉及十几亿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人口管理向自愿落户和自由流动迈出了一大步。户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从2012年的35.33%、52.57%提高到2018年的43.37%、59.58%,户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1.03个百分点。截至2018年,大约有9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城市功能和宜居性稳步提升,城市产业就业支撑能力不断增强,城市居住水平大幅改善,2013—2017年,全国棚户区改造累计开工2645万套,通过城中村改造推动1200多万农民就地转为市民。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劳动力总量充裕、人口素质显著提升,但也面临着人口结构老龄化等风险挑战,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为主线,强化人口发展的战略地位和基础作用,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基础和持久动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铸造新的辉煌。
编辑:王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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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广网北京1月22日消息(记者张明浩 马喆)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21日)举行2018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初步核算,2018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90030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6%,实现了6.5%左右的预期发展目标。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我国经济运行实现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较好实现。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形势一直以来备受各方、各界的关注,刚刚过去的2018年,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初步核算,2018年我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90万亿元,达到900309亿元;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持续显现,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较好完成。宁吉喆介绍,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6%,实现了6.5%左右的预期发展目标。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6.8%,二季度增长6.7%,三季度增长6.5%,四季度增长6.4%。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64734亿元,比上年增长3.5%;第二产业增加值366001亿元,增长5.8%;第三产业增加值469575亿元,增长7.6%。
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比上年上涨2.1%,处于温和上涨区间,低于3%左右的预期目标。对于一些媒体担心的“通货紧缩”,宁吉喆回应,从近10年来看,我国全局的通货紧缩没有发生过,但个别年份有结构性的紧缩因素。宁吉喆表示:“影响CPI上涨因素很多,最关键是供求因素的影响,包括工业消费品和农产品供求。农产品供给充足,粮食产量稳定,多种经营模式不断发展,有丰富的农产品供给。工业消费品供求平衡态势总体稳定,很多工业消费品从总量上都是供大于求的,现在要更高标准要求质量上提质升级,更好地满足群众的消费需要。”
宁吉喆透露,2018年全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5%,快于人均GDP增速,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国家统计局测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人口已经超过4亿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
2018年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13953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30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对于近期网传中国人口负增长、人口红利消失的言论,宁吉喆回应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已经很清晰地表明,2018年中国不仅人口在正增长,出生人口数量也是比较大的,1523万人,这个数据还是很可观的。至于人口增长率、出生率有所下降,人口的数据不是只看一年,要长期观察,历史上我们有过人口高峰,现在人口的结构变化也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所以,不必过度解读。我们仍然存在人口红利,我们更加重视人才红利,应该说支撑中国经济中长期向好的因素没有也不会改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在这个过程中,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应该怎么更有针对性地去落实?宁吉喆说,主要是要从“加力”和“提效”上下功夫。“加力”体现在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地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进一步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重点支持补短板等方面。“提效”体现在提高财政资金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加大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使资金更多流入实体企业、流入中小微企业,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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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张寒)
5月11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举行发布会,介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并答记者问。
人口问题,不是单一的社会学问题,也不是单一的经济学问题,而是复杂且环环相扣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老龄化加重,生育率走低,由此伴生的养老问题、房价问题、城镇化问题、教育问题,牵动亿万国人的心。
如何看待我国人口增速放缓等现象?此次亮出的中国人口“家底”,将如何影响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走向?记者采访了有关业内人士。
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2020年我国人口达到14.1亿人,人口平均年龄38.8岁
人口每分每秒都在变化,根据统计法和《全国人口普查条例》,我国以202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开展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普查结果显示,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全国人口是指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
数据表明,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据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介绍,我国人口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的持续下降,人们生育时间的推迟,以及生育养育成本的提高,导致出生人口规模有所收紧。
普查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宁吉喆称,随着各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人口生育观念转变等方面的影响,低生育已经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普遍面临的问题,也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以前我们更多考虑人口增加怎么办,现在也要开始考虑人口增速放缓会带来什么影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成德宁说。
宁吉喆指出,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将长期存在,人口与资源环境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同时,人口增长放缓,需要采取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普查结果显示,我国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劳动力人口资源仍然充沛。我国人口平均年龄是38.8岁,总的看依然年富力强。美国最近公布了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平均年龄38岁,和我国水平差不多。
与2010年相比,此次普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4000多万人。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曾玉平指出,应全面客观看待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现象。尽管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但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绝对量依然较大;随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将日益提高;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资源的优势将得到有效发挥,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推动人口和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每10万人中有15467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素质不断提升,“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人口质量稳步提升,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是我国人口状况的重要特点。
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万人。与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9.67年提高至10.75年,文盲率由4.08%下降为2.67%。
衡量人口素质的两大指标,除了受教育水平,就是健康状况。新中国成立时,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仅有35岁。此后,我国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身体素质日益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卫生事业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2019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3岁,城镇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超过80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优于世界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经济学家任泽平曾提出一道公式:“国力=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其他”,即人口数量和质量共同影响国力。在他看来,人口众多在需求端形成大市场,在供给端则提供充足劳动力和更多人才。“对人均GDP来说,人口不仅是分母,也作用于分子,且作用更基础、更长效。”
人口是人才的基础,人口众多意味着人才储备库巨大,创新能力才可能更强。正是得益于各行各业中勇挑重担的高素质人才,中国近年来才逐渐在部分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
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双双上升,老龄化已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
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面临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挑战,突出表现是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普查结果显示,我国0至14岁、15至59岁、60岁及以上人口分别为25338万人、89438万人、26402万人,与2010年相比,比重分别上升1.35个百分点、下降6.79个百分点、上升5.44个百分点,呈现“两升一降”的态势。
对于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双双上升,宁吉喆称,少儿人口比重上升既反映了调整生育政策的积极成效,又凸显了“一老一小”问题的重要性,需要优化生育政策,完善养育等人口服务体系。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较快,老龄化已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
“所有的国家都曾经经历或正在经历老龄化。这是人类的规律,我们只能应对挑战。”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指出,老龄化社会标志是指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早在本世纪初,我国就已步入老龄化社会。“这是一个渐进、平缓的过程,大可不必谈之色变。”
2020年,我国0至14岁、15至64岁、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分别为17.95%、68.55%、13.50%,据此计算的人口总抚养比为45.88%。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介绍,一般把人口抚养比低于50%的阶段称之为“人口红利期”,目前我国仍处于人口抚养比较低的黄金时期,但60至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上升速度较快,将使得社会养老负担明显加重。
辩证来看,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会减少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增加家庭养老负担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压力。然而,在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扩大老年产品和服务消费、推动技术进步等方面,也将孕育机遇。老年人这个庞大群体也构成了中国超大规模消费潜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一些国家通过探索社会化养老、提升医疗服务水平等多种方式,努力缓解养老压力,其银发经济规模也持续扩大。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这些都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
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人口持续向沿江、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区集聚
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流动共同构成人口发展的基本驱动力量。人口流动所导致的人口在空间上的重新布局,不仅会对区域人口规模产生影响,还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现象已相当普遍。其中,流动人口3.76亿人,十年间增长了将近70%。从流向上看,人口持续向沿江、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区集聚,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等主要城市群的人口增长迅速,集聚度加大。
同时,我国城镇常住人口持续增加,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进一步提高。十年间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2.36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了14.21个百分点,比上一个十年的增幅又上升了0.75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李晓超称,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居于世界中等偏上水平,与我国人均GDP处于世界中等偏上水平大体的情况相当。预计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促进城镇化发展各项改革措施的持续推进,城镇化率仍将会保持上升的趋势。
“经济原因是当前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动机。”成德宁告诉记者,引发人口迁移流动的原因可分为两种力量:一是促使某人离开原住地的“推力”,二是吸引某人前往目的地的“拉力”。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流动人口空间移动的原因主要是婚姻迁入、家属随迁、投亲靠友等社会原因。上世纪90年代后,我国因务工经商迁移流动的人口比例逐渐上升。当前引起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推力”和“拉力”主要表现在经济层面和发展机会上。
全国都市圈城市群建设及其相关产业发展的集聚效应明显,对人口流动具有较大吸引力。劳动力再配置带来的效率提高,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19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和长江中游等城市群以十分之一的国土面积集聚了近五分之二的人口,创造了超过一半的国内财富总额。
李晓超指出,十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大幅增加,“这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有效配置的体现,也是结果。同时也是部分地区和区域包括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增强的结果,这和世界各国发展历程的趋势是一致的。”
“我国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人口流动的活跃,也反映了这些工作取得的巨大进展。”杨舸说。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4亿中国人携手迈入现代化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
历史地看,人口问题的解决总是相对的,而它的存在则是绝对的。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阶段,所出现的人口问题的特点有所不同。
上世纪50年代,在人们觉得“人多力量大”的时代,经济学家马寅初提出“我国人口增长太快”的命题;上世纪70年代初,国家开始关注计划生育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人口多底子薄被作为基本国情提了出来,人口多成了一个问题;后来,随着我国生育率不断下降,人口老龄化加速,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单独二孩”“全面两孩”等政策措施相继实施。
市场是现代经济最稀缺的资源,谁拥有了市场,谁就有发言权。“我们要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把市场做大,进而引导企业根据我们的市场需求来组织生产、组织产业链,这样我们就能在产业链中居于更加主导的地位,推动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成德宁说。
人口规模巨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有资料表明,18世纪下半叶英国开启现代化时人口是千万级的,20世纪后美国逐渐领跑现代化时人口是上亿级的,中国的现代化是“10亿级”超大人口规模的现代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告诉记者,当今世界,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总和不到10亿人。我国这个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意味着比现在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还要多的中国人民将进入现代化行列,这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必将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中国巨大人口规模的现代化,难度超过世界其他国家。这样一个人群,实现全面小康,把人类五分之一都纳入到比较富裕的社会,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居功至伟。”翟振武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发展这么快,包括人口的变化能够按照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可持续发展,归根结底跟中国的制度有关系。制度优势使得14亿人能够统一意志、统一行动,集中力量办大事。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表明,西方现代化道路并非人类通向现代化的唯一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本报记者 韩亚栋 管筱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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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八》。据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镇就业人数继续增长,就业结构不断优化,就业质量稳步提升,就业形势保持稳定。
在人口总量方面,该报告指出,2012年以来,我国人口总量平稳增长,集聚明显加快。针对我国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等新的人口发展形势,我国分别于2013年和2016年实施“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生育政策。2021年,提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生育政策的调整优化,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生育需求,促进了出生人口规模的提升,2012年至2021年年均出生人口为1620万人。2021年末,我国人口数量为141260万人,比2012年末增加5338万人,年均增长593.1万人,年均增长率为0.4%。
新华社资料图
与此同时,我国人口流动日益活跃。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4927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34.9%,其中,流动人口达到3758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6.6%。与2010年相比,全国人户分离人口增加23138万人,增长88.5%,流动人口增加15439万人,增长69.7%。另外,主要城市群人口集聚度加大,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人口增长迅速,分别增长了35.0%、12.0%和7.3%。上海、北京、广东、浙江4省(市)10年间人口密度增量均在100人/平方公里以上。
在人口健康状况方面,我国人口健康状况正持续改善。据统计,2021年底,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37.2%,人口健康状况继续改善。2020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7.9岁,比2010年提高3.1岁。老年人健康状况改善,健康老年人口比重上升。202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健康老年人口比重达到54.6%,比2010年提高10.8个百分点。
在就业形势方面,我国城镇就业规模持续扩大。2013年,城镇就业人员比重首次超越乡村,达到50.5%。2021年,城镇就业人员总量达到46773万人,比2012年增加9486万人,年均增长1054万人;城镇就业占比进一步提高到62.7%,比2012年增加13.8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
另外,失业率始终保持在合理区间。2018年至2019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始终稳定在5.0%左右的较低水平。2020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影响,就业形势受到冲击,2月份失业率升至6.2%。2020年12月降至5.2%,与2019年同期持平,2021年12月进一步回落至5.1%。
国家统计局表示,下一阶段,我国将继续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保障就业形势稳定,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促进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 记者 鹿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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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网消息: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组织开展了脱贫攻坚人民战争。经过八年接续奋斗,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绝对贫困得以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各地区各部门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脱贫县农村居民收入较快增长,生活质量继续提高。
一、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脱贫攻坚,把贫困地区作为脱贫攻坚重点区域,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优化政策供给,下足“绣花”功夫,到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力量。
(一)农村贫困人口如期全部脱贫
2013—2020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9899万人,年均减贫1237万人,贫困发生率年均下降1.3个百分点。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组织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开展消费扶贫行动,落实基本生活兜底保障,年初剩余的551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如期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现。国家脱贫攻坚普查结果显示,中西部22省(自治区、直辖市)建档立卡户全面实现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饮水安全也有保障,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二)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
一半以上农村减贫人口来自西部地区。分地区看[1],2013—2020年,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5086万人,减贫人口占全国减贫人口的51.4%,年均减少636万人;中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3446万人,减贫人口占全国减贫人口的34.8%,年均减少431万人;东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1367万人,减贫人口占全国减贫人口的13.8%,年均减少171万人。
区域性整体减贫成效显著。从不同贫困区域看,贫困人口相对集中、贫困程度相对较深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等地区同全国一起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2013—2020年,贫困地区[2]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6039万人,年均减贫755万人,减贫规模占全国农村减贫总规模的61.0%。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5067万人,年均减贫633万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5105万人,年均减贫638万人。
(三)我国脱贫事业为世界减贫作出突出贡献
中国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七成。改革开放以来,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我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据世界银行公开数据,我国贫困发生率从1981年末的88.3%下降至2016年末的0.5%,累计下降了87.8个百分点,年均下降2.5个百分点,同期全球贫困发生率从42.7%下降到9.7%,累计下降33.0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9个百分点,我国减贫速度明显快于全球,贫困发生率也大大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中国助力提高全球减贫治理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脱贫攻坚成效显著,为全球减贫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世界银行2018年发布的《中国系统性国别诊断》报告提出,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1年祝贺中国脱贫攻坚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的致函中指出“中国取得的非凡成就为整个国际社会带来了希望,提供了激励。这一成就证明,政府的政治承诺和政策稳定性对改善最贫困和最脆弱人群的境况至关重要”。中国不仅以自身的减贫成就直接贡献于世界减贫事业,同时也积极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减贫事业发展,实施惠及民生的国际减贫合作项目,开展多种形式的减贫经验分享交流,积极助力其他国家加快减贫步伐。
二、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贫困地区发展,不断加大支持力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生活消费水平明显提高,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
(一)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持续快于全国农村
2020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588元,2013—2020年年均增长11.6%[3],比全国农村年均增速快2.3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9.2%,比全国农村年均实际增速快2.2个百分点。特别是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各地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把贫困劳动力稳岗就业摆在优先位置,切实解决贫困地区农产品滞销卖难问题,多措并举帮助贫困户稳定增收渠道,全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实现平稳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73.5%,比2012年提高11.4个百分点,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分区域看,2020年,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420元,2013—2020年年均增长11.6%,比全国农村快2.3个百分点。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499元,2013—2020年年均增长11.9%,比全国农村快2.6个百分点。
(二)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结构持续优化
就业扶贫成效显著,工资性收入成为收入首要来源。2020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4444元,2014—2020年年均增长12.7%,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35.3%,比2013年提高3.7个百分点。经营净收入稳定增长,非农经营收入占比提高。2020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4391元,2014—2020年年均增长6.7%,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34.9%。其中,人均二三产经营净收入1192元,年均增长12.8%,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比2013年提高1.0个百分点。财产、转移净收入快速增长,收入来源更加多元。2020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达到185元和3567元,2014—2020年年均分别增长16.8%、15.4%,合计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29.8%,比2013年提高7.3个百分点。
(三)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明显提高
2020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10758元,2013—2020年年均增长10.9%,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8.6%。2020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78.5%,比2012年提高了8.0个百分点。分结构看,吃、穿等基本生活消费支出占比缩小,恩格尔系数进一步下降。2020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支出为3632元,2014—2020年年均增长8.4%,占消费支出比重(恩格尔系数)为33.8%,比2013年下降4.4个百分点;人均衣着支出588元,2014—2020年年均增长8.4%,占消费支出比重为5.5%,比2013年下降0.7个百分点。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等发展改善型消费支出较快增长,2020年人均支出分别达到1261元、1128元和1061元,2014—2020年年均分别增长13.7%、12.3%和13.8%;占消费支出比重分别为11.7%、10.5%和9.9%,分别比2013年提升2.2个、1.2个和1.9个百分点。
三、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显著改善,“四通”覆盖面不断扩大,社会事业长足进步,文化教育卫生资源逐渐丰富,人民吃穿不愁,上学难、就医难、居住难以及吃水难、行路难、用电难、通信难等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一)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持续完善
国家脱贫攻坚普查[4]结果显示,贫困地区中,通硬化路的行政村[5]比重99.6%,其中具备条件的行政村全部通硬化路;通动力电的行政村比重99.3%,其中大电网覆盖范围内行政村全部通动力电;通信信号覆盖的行政村比重99.9%;通宽带互联网的行政村比重99.6%;广播电视信号覆盖的行政村比重99.9%;有村级综合服务设施的行政村比重99.0%;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的行政村比重62.7%。
(二)贫困地区教育文化设施及服务水平提升
国家脱贫攻坚普查结果显示,贫困地区有小学的乡镇比重98.5%,所有的县均有初中,有初中的乡镇比重70.3%,有寄宿制学校的乡镇比重94.1%。非义务教育方面,贫困地区有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县比重82.4%,有技工院校的县比重18.7%,有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的县比重84.5%。文化服务设施进一步完善,有公共图书馆的县比重98.1%,有综合文化站的乡镇比重99.4%,有图书室或文化站的行政村比重98.9%。
(三)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
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实现贫困人口看病有地方、有医生、有医疗保险制度保障,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有效解决。国家脱贫攻坚普查结果显示,贫困地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所在辖区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贫困地区中,至少有一所县级公立医院(含中医院)的县比重99.8%,其他县符合基本医疗有保障标准。所在乡镇有卫生院的行政村比重99.8%,符合基本医疗有保障标准可不设置的行政村比重0.2%。所在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达标的行政村比重98.9%,符合基本医疗有保障标准不作要求的行政村比重1.1%。有卫生室或联合设置卫生室的行政村比重96.3%,符合基本医疗有保障标准可不设置的行政村比重3.7%。卫生室服务能力达标的行政村比重95.3%,符合基本医疗有保障标准不作要求的行政村比重4.7%。
(四)贫困地区农村居住条件明显改善
贫困人口居住环境持续向好,村庄环境基本干净整洁有序,村容村貌显著提升。2020年贫困地区居住在竹草土坯房、炊用柴草的农户比重分别为0.8%、29.3%,分别比2012年下降7.0个、31.8个百分点。使用管道供水、独用厕所的农户比重为91.0%、97.2%,分别比2012年提高34.6个、6.2个百分点。国家脱贫攻坚普查结果显示,贫困地区中,全部实现集中供水的行政村比重65.5%,部分实现集中供水的行政村比重31.9%;全部实现垃圾集中处理或清运的行政村比重89.9%,部分实现垃圾集中处理或清运的行政村比重9.0%。
四、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地区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继续提升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各地区各部门继续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健全落实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强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加强脱贫劳动力就业帮扶,脱贫县农村居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消费水平继续提高。
(一)脱贫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继续快于全国农村
2021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051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1.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8%,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均比全国农村快1.1个百分点。其中,脱贫县农村居民工资、经营、转移三项收入增速均快于全国农村该项收入增速。人均工资性收入5129元,增长 15.4%,增速比全国农村快1.3个百分点;人均经营净收入4791元,增长9.1%,增速比全国农村快1.1个百分点;人均转移净收入3929元,增长10.1%,增速比全国农村快2.6个百分点。从收入结构看,工资性收入仍是脱贫县农村居民第一收入来源,占比继续提升。2021年脱贫县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36.5%,比上年提升1.2个百分点。
(二)脱贫县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
2021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2311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4.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6%。其中,衣食消费支出较快增长,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4206元,增长 15.8%;人均衣着消费支出696元,增长18.5%。居住及生活用品支出稳定增长,生活质量稳步提高,人均居住消费支出2453元,增长7.1%;人均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697元,增长11.1%。发展型消费支出稳步恢复,人均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分别为1436元、1409元和1208元,分别增长13.9%、24.9%和13.8%。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朝着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继续前进。
注:
[1]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2]贫困地区,包括原83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2017年开始将享受片区政策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7个市县纳入监测范围。
[3]以下如无特别说明,均为名义增速。
[4]国家脱贫攻坚普查结果数据中所有县比重和“有小学的乡镇比重”“有初中的乡镇比重”“有综合文化站的乡镇比重”数据为2019年末时点的数据,其他数据均为普查登记时点的数据。
[5]普查中的行政村,包括国家贫困县的全部行政村和有建档立卡户的居委会、社区。
(来源: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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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0年10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
我国在扩内需方面还有哪些潜力可供挖掘?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表示,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经过战略性调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在持续增强,对于稳定国内经济、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未来发展看,中国扩大内需的潜力和空间巨大。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在人均发展水平上和主要发达国家还有差距,这种差距意味着有潜力。
从未来发展看,中国的城镇化尚未完成,信息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潜力和空间都是巨大的。同时,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是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比较多。缩小地区差距、补齐民生社会领域的短板,还需要很多投入。
从消费的角度来看,中国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而且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扩大,消费总量规模的扩大态势在延续,消费升级态势在持续,扩大国内需求是有空间和潜力的。特别是在养老、育幼、健康等领域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近期发展改革委联合13个部门出台了扩大国内需求的政策,主要是推进消费线上和线下结合,释放消费潜力。
“总的看,我觉得扩大国内需求的前景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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