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一直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难题,今年2月以来的俄乌冲突更是成了非洲粮食危机的催化剂。而在这片广袤的热带大陆上,相当一部分人口仍在以农业为生。
中地海外集团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水稻专家王学民在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尼日利亚工作了19年。他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表示,昔日的农业大国尼日利亚因上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工业崛起,农业逐渐萎缩。尽管农业产值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但从事农业的人口约占国内劳动力总人口的70%。
“目前仍然是一个粮食短缺的国家,国内的农业仍然不发达。尼日利亚继续依靠进口来满足国内的粮食需求,养活其两亿人。每年要花费巨额财政预算用于进口大米、小麦、蔗糖以及鱼产品等食品。”早在2006年,应尼日利亚西北部凯比州政府的邀请以及出于企业社会责任,中地海外即在尼日利亚投资开发农业,兴建机械化示范WARA农场并成立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
中地海外集团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水稻专家王学民(右一)和当地员工一起工作。除特别注明,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出海”非洲的农业公司当中还包括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荃银高科”,300087)。安徽荃银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荃银科技”)是荃银高科的全资子公司,承担荃银高科所有海外业务。该公司副总经理丁松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采访时同样谈及,整体来说非洲国家的农业发展确实比较落后,以中国绿色超级稻来说,“其育种和推广在中国很成功,在东南亚国家也比较成功,但是现在在非洲还不是很理想。”丁松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当地缺乏有效的组织体系;二是当地农业技术人才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够;三是生产力水平不高,种子商业化程度低下。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1月26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下称“作科所”)水稻分子设计技术与应用创新团队负责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项目“帮助西非国家建立水稻种业体系”正式启动。作科所所长钱前院士指出,该项目要抓住机遇,在原来盖茨基金项目“为亚洲和非洲资源贫瘠地区培育绿色超级稻”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中国水稻科研技术在非洲落地,要肩负大国担当,带动非洲水稻产业化,加快非洲水稻科技人员的培养。
中国农科院作科所的徐建龙研究员系该项目的负责人。他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表示,“通过在非洲前期开展的绿色超级稻项目,我们发现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有品种,但是落不到农民地里去,推广工作比较薄弱。”在解决国内民众免受饥饿、摆脱贫困这一难题上,中国毋庸置疑是优秀的“答题者”。今年3月31日,由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联合开展研究的《中国减贫四十年:驱动力量、借鉴意义和未来政策方向》在京发布。报告显示,农业发展是有效的脱离贫困的方式,中国在40多年时间里使近8亿人脱离贫困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提升农业生产力。
盖茨基金会全球农业发展团队代理主任伊诺克·奇卡瓦(Enock Chikava)表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40年时间里,农业不断发展,并促使其他产业变得更强大,“那些产业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农业。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让8亿人脱离了贫困,因此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
奇卡瓦日前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在内的媒体表示,从一个国家农业发展的历程来看,第一阶段为“温饱农业”,即农业生产以满足温饱为主,多为主食。“如果不包括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有48个国家勉强处于零阶段和第一阶段,也就是非常早期的‘温饱农业’阶段。”
农业环境有着天然的脆弱性,实际上很难保证稳定地生产口粮。一旦生产不足,进口是不得不采取的手段。“这就是为什么,像俄乌冲突这样发生在千里之外的事件,会如此严重地影响非洲的人们,因为非洲每年仍要进口价值近300亿美元的粮食。”奇卡瓦如是谈道。
在盖茨基金会9月12日发布的第六份年度《目标守卫者报告》中,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如是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粮食援助)是一个很好且必要的事情。各国应该慷慨解囊,防止人们陷入饥饿。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讲,这样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提供更多的粮食援助,而是确保最终没有援助的必要。
比尔·盖茨认为,在国际冲突、气候变化等威胁下,提供“魔力种子”等在内的农业创新,比仅仅捐赠更具力量。
11年:为非洲和亚洲资源贫瘠地区培育绿色超级稻
2019年4月2日,由中国主导的最大的国际农业科技扶贫项目“为非洲和亚洲资源贫瘠地区培育绿色超级稻”在北京结题。该项目由中国政府与盖茨基金会联合资助,中国农业科学院主导、作科所黎志康研究员牵头,联合国内外58家水稻研究单位组织实施。
据此前中国农科院方面介绍,该项目国内经费1.56亿元,国外经费4100万美元,于2008年启动,历经11年。项目旨在亚非国家分享中国的优质水稻品种、种质和生产技术,并培育能够应对气候变化、干旱、洪涝和病虫害等威胁的水稻新品种,以更好地适应当地种植条件。
图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官网。所谓的绿色超级稻,其构想由中科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启发教授于2005年提出。要求培育的品种不仅高产优质,而且具备抗病虫、高效的养分吸收利用、节水抗旱等绿色性状,达到生产上“少打农药、少施化肥、节水抗旱、优质高产”的目标。为什么要做绿色超级稻?回看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国的水稻育种实现了两次重要突破,成为世界范围内第一次“绿色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是上世纪60年代矮化育种的成功,水稻单产提高了20%左右;第二次则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水稻产量在矮秆良种的基础上继续增长20%左右。1989 年,国际水稻研究所提出了“超级稻”(SuperRice) 的概念并启动了“超级稻育种计划”。在随后的30多年中,我国育种家通过创新育种技术、拓宽遗传基础,配制强优势杂交组合,育成一批超级稻新品种, 使水稻单产水平不 断获得突破。
然而,问题也随之浮现。徐建龙总结了如下几点:第一,我国水稻产量水平多年徘徊不前,严重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自1998年后至2005年,单产水平有下降趋势。虽然有超级稻,但其条件是大肥大水,超级稻在70%的中低产田难以实现高产。
第二,水稻生产面临资源环境的严峻挑战,严重影响我国生态安全。“以前人口多要吃饱,越来越强调生产,大量使用化肥造成土壤退化、江河湖海富营养化,同时大量使用氮肥也导致米质下降。病虫害加重,通过大量喷药防治,破坏生态环境,危害人体健康。”
此外,中国是一个干旱缺水严重的国家,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徐建龙谈到,目前推广的水稻品种既不抗旱也不节水,所以面临干旱的严重危害。同时,这几年高温、低温、旱涝灾频发的气候变化,使得农业生产风险大大增加。
“鉴于粮食安全和环境资源的双重挑战,我们提出培育和推广绿色超级稻。”2014年,“绿色超级稻新品种选育”项目获得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的支持。该项目由张启发团队组织,全国27家单位参加,主要分布在全国各个水稻生态区。
徐建龙介绍,在项目开展下,育成绿色超级稻新品种66个,国审18个,省审48个。这些都具备抗主要病虫害、营养高效或耐旱、优质高产等特点。这些绿色超级稻品种在生产中进行大面积展示,包括6个生态区和15个百亩示范片、16个千亩示范方和9个万亩辐射区。此外,建立了水稻分子设计育种信息平台和全基因组选择育种技术平台。
从经济社会效益角度来看,绿色超级稻推广应用面积1.5亿亩,新增产值300多亿元。徐建龙补充道,“绿色超级稻理念提出及实施成果,推动了国家农作物绿色品种指标体系的建立,对国家绿色发展战略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中国绿色超级稻“出海”情况如何?上述提到的“为非洲和亚洲资源贫瘠地区培育绿色超级稻”自2008年9月开始,至2019年2月结束,共三期。目标国家和地区中,东非5个、西非4个、东南亚5个、南亚4个,此外还包括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贵州、云南、四川、广西和宁夏。
据该项目结题会上公布,截至2019年,累计有18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因此受益,160万农户增收,通过节本增效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超过14亿美元。项目在其他亚非国家审定绿色超级稻(GSR)新品种78个,其中常规稻品种52个,杂交稻品种26个。面向中国的西南五省培育和审定GSR新品种62个。
中国农科院作科所徐建龙研究员。新项目接力: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今年1月26日,“帮助西非国家建立水稻种业体系”项目正式启动。这可以视作是前述历经11年项目的进一步延伸。
这一新项目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推广。“通过前期在非洲开展的绿色超级稻项目,我们发现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有品种,但是落不到农民地里去,推广工作比较薄弱,所以接下来就确定了要帮助西非国家建立水稻种业体系项目。”
无论是育种还是推广,绿色超级稻在中国很成功,在东南亚国家也较为理想,但在非洲的表现效果并不佳。这是业内的共识。
徐建龙提到,这主要受制于两大因素:一是在绿色超级稻育种方面,非洲国家育种力量薄弱,资金投入不足,国内科研基础设施条件差,整体科研水平比较低,缺少顶层设计;二是在推广方面,品种推广缺少有效组织体系,很少有公立机构和种业公司将分散小农户组织起来,仅在大农场进行示范,进行高产观摩和组织培训,缺少高质量种子的生产能力和有效的市场流通体系。此外,小农户很分散,所以稻米加工和价值链很难形成规模,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户生产的稻谷销路。
中国水稻“育繁推一体化”的成功可提供一些经验。“一是有足够多的高产优质、抗病新品种供农户选择;二是有种业公司负责高质量种子规模化生产、市场营销以及高产技术的配套;三是我们国家稻米加工和价值链比较完善,政府有保护价收购和种植激励措施,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的优势。”徐建龙提到。
不过,具体到非洲国家而言,徐建龙认为仍有一些重要的环节需要注意。
第一,非洲农民要喜欢种新品种,“我们必须进行高产示范,让农民了解品种特性,掌握品种的高产技术,这样农民种了才能发挥品种的高产潜力。”第二,农民想种,要能买得到,也买得起种子,“我们必须在当地繁育种子,降低种子成本。不能把中国生产的种子运到那里去,肯定不现实。”第三,农民种稻必须有利可图,要打通价值链,确保丰收以后稻谷卖得掉,能够转化为效益,否则影响种稻积极性。
徐建龙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今年启动的是针对前一个项目绿色超级稻品种在非洲农民田里没有规模化种植而开展的新项目。“可以说,绿色超级稻惠及非洲小农户的增产增效,应该还有最后一公里要走。虽然有品种,但走不到农民地里去,这是接下去要做的工作。”
奇卡瓦谈到,非洲国家首先要聚焦提升生产效率。他认为,这一过程需要时间,同样需要强有力的科研推动,促进作物和牲畜品种的创新。“这样在保证温饱的基础上,小农户可以把剩余产品拿到市场上销售,从而获得收入。”其强调,对非洲而言,扶持小农经济绝对不是一项“爱好”,而是一项“事业”。“非洲有50%以上的人口依靠农业维持生计,这也是非洲重要的经济驱动力,大部分非洲国家3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自于农业。”
奇卡瓦补充道,除提高生产效率外,非洲还需要实现农业多元化,“不能只种主粮,还需要其他配套作物,保证营养。我们需要种豆类作物,我们也要关注那些对于非洲饮食很重要的作物,比如木薯、小米、高粱和红薯。”他提到,作物多元化变得非常重要,“而中国小米和高粱的产量就非常高,我们认为在非洲农业多元化过程中完全可以借鉴中国的经验。”
此外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开发市场”,如何确保非洲有良好的市场机制使得农民从生产盈余中受益?“中国在农业加工方面同样做了大量工作,以便分散的农户能够进入本地市场。”实际上,这意味着要发展道路和铁路基础设施,而这正是非洲目前极度缺乏的。
同样,非洲还需提升农业灌溉设施。“在非洲,目前只有不到5%的农业土地有灌溉设施,这使得农业生产非常容易受到天气变化和干旱的影响。”
这一现实带来多大影响?奇卡瓦举例提到,包括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等地的非洲之角,已经历了连续四年的干旱,“对农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超过2200万人今年底将面临饥荒的风险。”
从尼日利亚和马里开始,未来或进一步扩展
“帮助西非国家建立水稻种业体系”这一新项目的目标是:利用中国在水稻研究和种植等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建立水稻种业体系,支持其商业化水稻生产效率的提升,保障长期的粮食安全和自给自足。
项目目标国家选定尼日利亚和马里。参加单位则包括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科物科学研究所、上海农业生物基因中心、中国水稻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安徽荃银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和中地海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徐建龙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上述几家国内单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上海农业生物基因中心节水抗旱较强、中国水稻研究所杂交稻较强、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所在华南地区常规稻做得好。”此外,鉴于非洲地区需立足于常规稻,在常规稻基础上推杂交稻,“一下全推杂交稻有难度,所以常规稻、杂交稻同步进行,由此选了国内比较有实力的相关育种单位。”
而安徽荃银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和中地海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入局,是因为前者在马里合资公司的定位与项目的吻合度高;后者在尼日利亚则早已有布局。
王学民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中地海外最早于2006年开始在尼日利亚投资开发农业,2010年公司获得尼日利亚种子经营许可证书,开始围绕当地种植结构进行多元化种子开发和生产。从2011年至今,中地海外为尼日利亚三十多个州的农民供应了2万多吨的商品种和原种。尤其在2017年,公司自主研发培育的常规水稻品种“GAWAL R1”被尼日利亚政府正式审定定名并同时推荐为西非共同体国家的水稻品种。
在王学民的长期观察中,尼日利亚在育种方面面临着诸多困难,部分是共性的,例如,育种周期长投资大,“农业是一个弱势行业,投资周期长,且受自然环境影响大,收益慢,风险高,农业企业经营相对困难,且育种科研需要较大持续的投入。”
该国自身的挑战也不小,例如自然条件受限,审定难度高。“尼日利亚国家水稻区试点多数不规范,表现为地块不平,没有蓄水田埂,肥力不均,肥料水分草害的管理不到位,使整个区试点的产量均不高。”王学民直言,那些在他们农场试验表现优异的品种反而比不上已经适应了管理粗放的当地品种。
在“帮助西非国家建立水稻种业体系”项目中,王学民所在的公司主要承担优良种子与当地主推品种的对比示范,对农技人员和种田大户进行技术培训,以及选育优异品种参加尼日利亚国家区试,建立种子销售体系。
据其介绍,中地海外已在尼日利亚建立了4个示范点,每个示范点50亩(3.3公顷)的示范面积,其中杂交水稻MAYUN 1和公司的常规新品GAWAL R1各20亩,当地主推品种FARO44号种植10亩。2021年旱季已经按计划完成示范工作。4个示范点中,除阿尔贡固(Argungu)示范点由于下雨临时取消现场会外,阿布贾(Abuja)农业高科技园区、凯比州瓦拉(Wara)农场、几伽瓦州的哈代贾(Hadeja)示范点均成功举行了现场推介会。
从阿布贾示范点田间测产情况来看,对照FARO44号产量为每公顷5.6吨;GAWAL R1产量为7.0吨,较FARO44号增产25%,杂交水稻MAYUN 1产量为8.7吨,比FARO44号增产55%。
王学民表示,2022年雨季的示范工作已经启动,各个点均完成水稻移栽,现阶段在常规的水肥管理中。
2021-2022旱季阿布贾示范点,水稻示范测产的产量(每66平方米的产量)。从左到右分别是当地品种FARO44撒播、当地品种FARO44移栽、GAWAL R1移栽、杂交水稻移栽。另一目标国家马里则地处西非中部,全国可耕地面积3000万公顷,已耕地面积350万公顷,2020年水稻种植面积94.19万公顷。该国有成熟的水稻品种审定体系,4大灌区(莫不提、巴吉内达、塞古、赛林格)有现成的农业和农技推广机构。“马里的灌溉设施和农业技术推广审定体系在非洲国家里面算做得好的,我们也有比较好的基础。”徐建龙提到。丁松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早在2009年和2011年,荃银高科已参加“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项目-为非洲和亚洲资源贫瘠地区培育绿色超级稻”的适应性种植筛选试验项目。2015年公司针对非洲马里地区选育的MAYUN-1通过马里当地的SDR农业公司联合申报;2018年MAYUN-1通过当地审定。2019年与马里当地的SDR农业公司成立了WINALL-SDR合资公司,该公司是集农作物种子育、繁、推一体化的种业公司。旨在提供马里及周边西非国家杂交水稻、杂交玉米的本土选育和制种能力,通过高产杂交种子的大面积推广,提高西非粮食产量。目前正在审定的水稻、玉米品种各3个。
在丁松看来,尽管马里政府的发展目标是成为农产品输出国,一方面扩大农业生产规模,但是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存在的问题也成为农业发展的瓶颈。包括新品种缺乏、病虫草害严重、基础设施落后、缺乏栽培新技术、从事水稻育种和栽培技术研究的专业人员很少、农业机械化程度很低、稻米加工工艺落后等。
“农以种为先,粮食增产离不开良种的有力支撑,但是马里目前在农作物品种方面的选育还欠缺很多。”丁松如是表示。
据介绍,在今年新启动的前述项目中,安徽荃银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主要承担F1代水稻品种鉴定、制种及推广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新品种的推广工作。未来将选育的品种来进行产业化。
丁松类似谈到,截至目前已经完成2022年旱季的种植工作,正在开展的是2022年雨季的种植。“最主要的是在马里的三个农灌区开展的高产品种示范推广工作取得较为显著成就,大部分田块可以获得20%以上的增产,在SAN灌区我们选育并推广的MAYUN-1品种,农户种植单产达到9.6吨/公顷,比当地对照品种ADNY11(产量为5.92吨/公顷),增产幅度超过50%。”
其强调,我们不仅要有品种、有好品种,“最重要的是好品种配套好的种植技术也要走到农民的地里去。”
值得关注的是,在水稻海外推广过程中,当地的实践尤为重要。丁松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和消费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研发和推广杂交水稻的国家,在“高产、优质、多抗”的水稻育种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对非洲中小农户提高产量,摆脱贫困更具参考示范意义。
然而,非洲的土壤、环境、种植方式等与中国国内存在很大差别,“照搬中国的经验和模式是不行的,必须要结合非洲实际情况进行创新。”丁松如是强调。
此前的2016年,荃银在安哥拉罗安达成立了荃银安哥拉分公司,是安哥拉育、繁、推一体化的首家种业公司。丁松认为,凭借安哥拉分公司的经验,结合塞拉利昂、多哥、马里、莫桑比克、坦桑尼亚等农业项目的科研优势,以马里WINALL-SDR合资公司为依托,利用马里成熟的品种审定体系和地处西非中心的地缘优势,公司未来将形成种子生产到粮食种植再到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使农作物种子育繁推一体化体系可以通过马里向整个西非推广,布局西非市场。”
徐建龙对澎湃新闻记者强调,此次项目主要依靠尼日利亚和马里这两个国家在当地进行品种的试种、推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扶持当地育种单位,包括农技推广部门、种粮大户,通过国内这两家公司联合在当地建立子公司,或者通过当地的种业公司联合进行品种示范、推广,建立种子市场体系,最后把这个品种的技术推到农户手里,让农户享受到绿色超级稻品种带来的好处。”上一个项目历经11年,种业体系建设这一项目暂定期限不足3年。“时间肯定不够,所以选择两个条件相对比较好的国家进行示范,如果在这两个国家做得不错,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到其他国家,到整个西非或者非洲。”
回顾中国农业发展,徐建龙认为也走过弯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大量施化肥、大量打农药获取高产,付出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目前,多数非洲国家的农业正处在向绿色发展的转型期,我们可以帮助他们避免以资源为代价的农业发展的路子,最终实现粮食自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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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伙儿都知道咱们中国人非常勤劳,不仅在中国种水稻,还不远万里到广袤的非洲大地上推广超级稻。这份儿勤劳和智慧不是其他国能比的。
这几天看到了一条消息,中国的公司和技术专家应邀到非洲,到尼日利亚等国,在他们的黑土地上种上了咱们自己的超级稻,而且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成效。
这个事情还是非常喜庆的。
非洲幅员辽阔,在很多非洲国家都有肥沃广阔的土地,适合种植粮食的也不少。但是受到科学技术和基础设施的限制,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非洲很多国家依然出现了 大面积的饥荒,粮食危机一直悬而未决。
一边是大片的饥荒,一边是广袤的耕地;
一边是翘首以盼的非洲兄弟,一边是技术优良、实力雄厚的中国企业和技术专家,
一桩桩跨越万里的技术合作就这样在非洲大地上演。
中国帮助非洲兄弟推广超级稻,不仅能把水稻技术输出到国外,提高中国的大国形象,也能切实帮助部分非洲国家摆脱粮食危机;同时,在非洲国家的水稻种植中也能开展更多的粮食科研,反过来反哺我们自己的粮食科学,可谓是一举多得。
对于中国人不远万里到非洲种植超级稻一事,你认为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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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美丽国国际开发署署长鲍尔,造谣中方大量购买化肥粮食,不顾非洲数百万人忍饥挨饿。鲍尔,是战地记者出身,2003年获得普利策奖,这是他们新闻界最高荣誉,2004年入选《时代》周刊 “全球100名最具影响力人物”, 2007年成为《时代》周刊外交政策专栏作家,同年担任奥巴马竞选总统活动的外交政策顾问。对于这种老油条来说,要么不说话,要说就是剔骨不见血的狠话。如今超级稻在非洲遍地扎根,不知道她又在酝酿什么言论。
鲍尔先放一边,我们说非洲,上个世纪60年代,非洲每年都会出口价值13亿美元的粮食,但是进入2000年以后,非洲国家所需粮食中的25%必须依赖进口,这4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经济发展规律占一小部分原因,更多的是西方国家的操控,他们操控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主要靠两种手段,一个是低价冲击,另一个是高价引导。
非洲的粮食生产本来是以小农经济分散耕种为主,大量的农业人口可以实现自给自足。二战后,非洲为了迅速崛起,迫切需要工业化来强国,但是工业化、城市化必然会大幅减少耕地和农业人口,粮食产出少了,但对粮食的需求就增加了。此时某些西方国家正通过集约化经营农场以及巨额的农业补贴,发展成为粮食出口大国。于是它就对非洲大量出口价格低廉的粮食,谷贱伤农,于非洲的粮食生产遭遇了毁灭性打击,这等于把粮食安全交到了美丽国的手里。
另外一种打法要看埃及,古埃及是罗马的粮仓,但同样是进入二十世纪,现代埃及却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之一。这是因为世界纺织工业发展,棉花供不应求,于是西方国家就高价收购棉纺织品,吸引埃及人用肥沃的耕地大量种棉花,当地许多农村劳动力也被吸引到城市里从事棉花加工业,粮食主要靠进口,埃及就又成了粮食进口国。
美丽国通过国际组织向非洲和拉美的第三世界国家施压,迫使它们放弃小型农业,将大量人口推向城市生产咖啡、棉花等经济作物出口以偿还外债,然后再利用工业收入进口粮食。这彻底摧毁了这些国家的本国农业,将它们的粮食安全系于美国主导的全球粮食体系。
现在被称作ABCD的四家国际粮商,三家都是美国的,他们也想对我们如法炮制,但是迅速就被识破了。明天我们讲讲,让他们哑火的神秘的储备粮。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先向后看,再向前探,我是无心求雨的咸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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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粮食一直是中国人民最重视的东西,所以在世界范围内,要说谁最会种地,我觉得中国人绝对名列前茅,种地仿佛是中国人的天赋,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家里有 一小块地方一定会种上各种蔬菜,没有地方也会找出各种地方种上蔬菜,实在也找不出地方了,就弄个泡沫箱子装上土,种点葱姜蒜一类的东西。
而就在不久前中国人的超级稻已经种到了非洲,绿色超级稻的概念指一类具有绿色性状的高产水稻品种,这些绿色性状包括抗逆、抗病、抗虫、水肥高效等。根据中国农科院水稻分子设计和应用团队的首席专家徐建龙的总结,绿色超级稻的理念可以归纳为以下16个字:少打农药、少施化肥、节水抗旱、优质高产。
众所周知饥荒一直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难题,今年2月以来的俄乌冲突更是成了非洲粮食危机的催化剂。而在这片广袤的热带大陆上,相当一部分人口仍在以农业为生。
而我国的这种绿色超级稻无疑可以让无以计数的人吃上饭,这真是天大的公德,这也证明了我国的稻种是多么的优秀,我作为中国人感到十分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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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富充编辑 | 任雪松1
2013年4月,非洲南部莫桑比克,一片由中国企业家援建的稻田边,黎志康和国际水稻研究所的阿里博士、助手王文生博士站在那里,眺望着金黄色的滚滚稻浪。稻子长势喜人,稻穗饱满,迎来一场丰收应是十拿九稳的事。
“足足2万多公顷,那么广阔,即使在国内也是少见的,”黎志康回忆道。这位中国农科院作科所种业科学家,“绿色超级稻”粮食扶贫项目国际部分的主持者,提起当时的场景仍历历在目。
在投入了2个多亿人民币之后,那位来自湖北的中国企业家又加了贷款,雄心勃勃地要在莫桑比克开辟大米产业。他从当地中非援助工程找来大型机械帮忙开垦,又跟多个国营农场借调专业人才和大型农机进行全机械种植,也引进了规模化碾米设备。绿色超级稻项目为这片农场提供了优良的水稻品种,在一年的辛勤忙碌后,田地即将迎来丰收时刻。
此前,这里是河流冲击形成的下游滩涂处女地,湿地中的黑土不知有多深,极其肥沃的土壤即使不需要施肥也能亩产千斤。这位企业家做过精心测算,如果顺利的话,农场3-5年就能收回投资。先在3万公顷的范围试种,然后覆盖到周围的30万公顷,生产出来的大米不仅可以满足莫桑比克本土的粮食需求,还能出口周围非洲国家。
但谁都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便发生了洪灾,上游津巴布韦没有大坝,大水倾泻而下,重创了即将收获的大片稻田,次年亦复如是。两个收获季接连遭遇灭顶之灾,一切的计划宣告破产。几年后,黎志康再置身这家农场,破败的生产器械如同烂尾楼,全然不复往日盛况。
莫桑比克的洪灾是一次不小的挫折,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中国绿色超级稻种在非洲的拓展。2008年以来,中国科学家们在中国政府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的共同资助下,为包括中国在内的非洲和亚洲18个国家培育、推广绿色超级稻,解决这些国家的农民贫困问题。这个项目叫作“为非洲和亚洲资源贫瘠地区培育绿色超级稻”(以下简称“绿色超级稻项目”),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国际农业科技扶贫项目,中国政府和盖茨基金会合计为其出资超5000万美元。
当地农民在阿布贾的“帮助西非国家建立水稻种业体系”项目示范点。 图片:CGCOC Group
在十年半的“绿色超级稻项目”期间,包括两位院士在内的超100位中国农业科技人员投入其中,已培育出一大批高产、多抗绿色超级稻新品种,78个新稻种遍及亚非18个国家,覆盖612万公顷土地,使160多万农户收入显著增加。
盖茨基金会在9月13日发布的《2022目标守卫者报告》显示,今后,盖茨基金会将继续资助非洲水稻种业研究项目。目的是利用中国水稻研究和种植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建立水稻种业体系。
先进的中国水稻育种和种植技术开始在非洲国家成功推广,但正如莫桑比克那家中国农场,绿色超级稻走入非洲的背后,也布满鲜为人知的困难与挫折。
黎志康在尼日利亚指导田间育种。 图片:黎志康供图
比尔·盖茨“发现”的项目
2007年3月,盖茨基金会的CEO在中国农科院听取了多位科学家的讲座。离开后没几天,他就对黎志康说,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将于4月到访北京,希望你能为他介绍中国在农业科技方面的最新进展。
在此之前,黎志康于1990年至2003年先后在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和菲律宾国际水稻所工作。就职于国际水稻所工作期间,他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雄心勃勃地启动了一个“全球水稻分子育种”的工程,想把先进的基因组技术和常规育种技术整合在一起,最终实现在水稻分子设计育种上的突破。
后来因为项目做得太大,国际水稻所表示经费上难以支持,黎志康回到中国农科院继续这一项目。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更换管理人,停掉了所有资助农业的项目。不过此前的工作让黎志康的水稻分子育种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他猜想这便是盖茨基金会找到自己的原因。
黎志康为比尔·盖茨介绍中国水稻育种相关研究进展。 图片:黎志康供图
在农科院重大工程楼一楼的会议室,黎志康花了20多分钟向比尔·盖茨展示了中国水稻分子育种协作网在高效培育水稻品种的研究进展,其中就包括绿色超级稻技术。然后比尔·盖茨问他,“你愿不愿意应用在中国发展的技术帮助第三世界解决粮食和贫穷的问题”。
粮食短缺始终是以非洲国家为代表的第三世界的突出问题。
出生于津巴布韦的伊诺克·奇卡瓦是盖茨基金会农业发展部门代理主任,他在对包括界面新闻在内的媒体分享中指出,除北非外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尽管地域广袤,大多数区域降雨丰沛且有相当一部分的农业人口,仍然有48个国家勉强处于“温饱农业”水平。这意味着当地农业生产主要仅能维持口粮之需,非洲每年仍需进口价值近300亿美元的粮食,而当难以稳定生产足够口粮时,对进口的依赖便会加剧。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粮食产量增长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增长都要慢。图片:2022年《目标守卫者报告》
比尔·盖茨在2022年《目标守卫者报告》中提出,非洲有14个国家从乌克兰和俄罗斯进口一半左右的小麦,乌克兰危机导致粮食贸易中断,小麦价格因供给震荡飙升至40年以来最高水平。新冠疫情及今年席卷全球的高温气候也带来了包括作物、畜牧在内的食物来源减产。
全球对粮食援助累计支出不断攀升,但对农业研究的累计支出从2005年开始至今并无实质提高。“乌克兰危机表明,仅靠人道主义援助无法解决饥饿问题,我们必须对农业研发加大投入,”比尔·盖茨称。
全球粮食援助累计支出不断攀升,但对农业研究的累计支出并无实质提高。图片:2022年《目标守卫者报告》
2022年7月8日,中国在巴厘岛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外长会上提出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倡议,也明确表示“支持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及各国农业科技创新合作”,以推动农业研究。
作为世界上首个成功研发出和推广杂交水稻的国家,中国水稻育种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尤其在水稻品种培育和推广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在比尔·盖茨看来,中国四十年来从一个贫困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为今天世界强国的经验,尤其在农业发展上的经验,对于解决非洲食物危机和在世界范围内提升粮食产量都具有参考示范意义。
“农业资源本身是一种公共财产,水稻产量越高,国际大米市场进口价格也会降低,我认为这没什么不好。而且这个事情涉及的几乎都是一带一路国家,又可以扩大中国影响,”黎志康答应了比尔·盖茨的邀请。
作为一位中国科学家,黎志康也对这一项目提出要求:项目的目标地区必须包括中国西部的省份。这样一来可以既可以为国内农业做贡献,也可以将中国的农业技术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毕竟,大家当时对在非洲种大米没有什么把握,而在中国是可以做出成功案例的。
绿色超级稻的粮食援助项目共覆盖东非5个国家,西非4个国家,东南亚5个国家,南亚4个国家,其中包括中国西部的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宁夏。国际水稻研究所、非洲水稻中心,国内18家分子育种单位、公司,及非洲、亚洲18个目标国家的科研单位均参与其中。
绿色超级稻
绿色超级稻的概念指一类具有绿色性状的高产水稻品种,这些绿色性状包括抗逆、抗病、抗虫、水肥高效等。根据中国农科院水稻分子设计和应用团队的首席专家徐建龙的总结,绿色超级稻的理念可以归纳为以下16个字:少打农药、少施化肥、节水抗旱、优质高产。
尽管我国水稻种植推广技术世界领先,平均单产从上世纪50年代的2.25吨/公顷,增加到去年7.11吨/公顷,上涨3倍,但目前推广的水稻品种存在粮食安全和环境资源的双重挑战。
根据《农民日报》的报道,中国的水稻种植消耗了全国50%左右的淡水,作为世界上极度缺水的13个国家之一,我国目前的水稻生产面临资源环境的严峻挑战。
“大量使用化肥造成土壤的退化和江河的富营养化,同时大量的使用氮肥也导致米质的下降及病虫害加重,”徐建龙进一步解释:“我国水稻产量还出现多年徘徊,严重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1998年以后到2005年,产量有下降趋势。虽然我们国家有超级稻,但是超级稻需要大肥大水的条件,我们国家中低产田占70%,很难让超级稻发挥高产作用。”
近年高温、干旱等自然灾害频发,对粮食生产带来重大挑战,水稻也需要依据气候变化进行新品种培育。
绿色超级稻的理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一批科学家提出的。
2014年至2018年,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院士团队发起国家863重大项目“绿色超级稻新品种培育”,全国各个水稻生态区计27家单位参加,育成具有抗主要病虫害、抗旱等性状的绿色超级稻新品种66个,在国内6个生态区和多个示范片进行大面积种植展示后,在市场上引起很大反响。
此外,张启发团队的“绿色超级稻新品种培育”项目还建立了水稻分子设计育种信息平台,结合分子标记、基因芯片进行全基因组选择的方法加速了新种的选育。
中国专家和当地农民在阿布贾的“帮助西非国家建立水稻种业体系”项目示范种植点,2022年旱季,尼日利亚四个示范点种植的两个水稻品种全部获得丰收。 图片:CGCOC Group
尽管绿色超级稻在国内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光把中国育成的优质水稻品种送到国外去耕种是不够的,不同地区光、温度、土壤、病虫害等条件都有很大不同,需要根据当地环境情况培养出适宜的品种。
黎志康的策略是先挑选我国200~300个优良常规稻和杂交稻品种去目标国家试种,筛选出优良品种后再进一步杂交、选育,最终培育出适合非洲当地不同目标地区的新稻种。
比如非洲有水稻黄斑病毒病,土壤含铁过高等问题,就要在新培育的水稻里加入能对抗这种病毒以及抗铁性强的性状。在黎志康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实验室里,研究人员们依据部分中国水稻品种,按照这一思路开始培育绿色超级稻。
“当时效率非常高,2008年开始做育种,2012年就已经有一批品种被培育出来。短短4-6年时间,我们就培育出几十个高产、多抗的绿色超级稻新品种,进入菲律宾、越南、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度的区域试验多点试种。到2016年,新育成的绿色超级稻新品种光是在菲律宾就实现了200多万公顷的推广,”黎志康对绿色超级稻在东南亚的推广感到满意。
育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中国,目前平均要配几百个组合,花8-10年,才能完成一个水稻新品种的选育和审定。
黎志康团队的绿色超级稻不仅培育速度快,在很多地方也有不俗表现。2013年海燕台风袭击菲律宾,海水倒灌农田,五六天后海水褪去,又遭遇连续一个月的干旱,地裂得一塌糊涂。水淹加之高盐度,当地的水稻品种都颗粒无收,只有绿色超级稻表现得还不错。
“当年菲律宾政府便把我们几十个试验点的19000多公斤种子都收购了,加快了绿色超级稻新品种的推广。在印度、越南等亚洲国家也都有过相似的情况。“黎志康说道。
项目资助的独立专业人员在菲律宾、越南、孟加拉、印度、莫桑比克和乌干达分别进行了系统的项目社会经济效益评估后发布报告。数据显示,在菲律宾及孟加拉国的“望天田”和灌溉生态系统种植新培育的绿色超级稻品种,比当地主栽水稻品种平均每公顷增收230.9美元。
“绿色超级稻本身就是一种‘傻瓜技术’,因为即使用和以前一样粗放的方法栽种我们的种子,你也能比原来收获的多、花费的少、风险小,”黎志康称,在亚洲多个国家,绿色超级稻的效果要和当地过往表现最好的水稻作为对照,能看出明显的变化:如果遇到严重灾害,不至于颗粒无收;如果遇到轻度灾害,收成几乎不减;如果风调雨顺,那收获就会更好。
但是,当团队开始在非洲执行的时候,却发现事情的进展并不是那么顺利。
走入非洲
项目期间,黎志康每年要去2次非洲,每次走访多个国家。项目进展的十年,也是非洲产生巨大变化的十年。
“我还差点命丧非洲,”黎志康感慨道。
2007年,黎志康去尼日利亚参加盖茨基金会另一个水稻项目“STRASA”的启动会,之后从尼日利亚开车前往邻国贝宁的政府所在地科托努,当时同行的还有盖茨基金会一位官员以及一位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进入贝宁国境之前,每隔二三百米就会有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拦车检查,可想而知这里的治安水平。
抵达科托努的当天,三人找了家当地饭馆就餐。一条鱼刚吃了三分之一,黎志康就开始感觉不对,人有飘忽感,当场就险些要倒下,另外两个人也是如此。厚厚面团之下的鱼肉大概已经变质腐烂,大家都觉得自己是食物中毒了。
当地简陋的医疗条件,让黎志康放弃去医院洗胃洗肠的想法,选择硬扛过去。在宾馆里滴水未进地躺了三天三夜之后,黎志康饿得实在不行,在附近找了家中餐馆,让中国人老板给煮碗面条。“当时只有方便面,吃起来有股煤油味,但也没有别的办法,体力恢复之后我们就赶紧‘逃离’这里,之后的一年,我身体始终有些不适,血压等等总是不太正常。”
为非洲和亚洲资源贫瘠地区培育”绿色超级稻“第二期启动会合影。 图片:黎志康供图
2009年3月份,项目启动会又在西非召开,包括几位该领域的顶级专家、院士,黎志康组织了20多人的中国学者团一同前往。所有人在两位全副武装人员的陪同下乘坐一辆小巴,从机场赶往位于尼日利亚伊巴丹的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IITA)。
刚到伊巴丹,远远望去,整个城市呈现一片锈色。一望无际的铁皮矮房子,没有红绿灯,通电的区域仅能覆盖整座城市的四分之一。黎志康讲述起当时的情况, “车子在都是小平房的窄路上穿行,晚上到处一片漆黑,感觉可怕极了”。尽管黎志康极力劝阻大家不要在外面吃饭,众人还是执意要出去尝尝,这次运气“还好”,“只是”部分人吃得腹泻。
锈色的尼日利亚伊巴丹。 图片:图虫创意
可想而知,要在这样落后的环境开展一个前所未有的农业科学项目,难度是巨大的。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龙将绿色超级稻在非洲推广时遇到的问题总结成两点,一是由于非洲国家育种力量薄弱,资金投入不足,国内科研基础设施条件差,缺少顶层设计和商业体系规划;二来,品种推广缺少有效组织体系,很少有公立机构和种业公司将分散小农户组织起来在大农场进行示范,高产观摩和组织培训的缺乏,绿色超级稻虽然多抗、优质,但很难走到当地小农户地里去。”
非洲当地人习惯靠天吃饭,多数人没有种植习惯,种过水稻的更少。在没有当地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很多事情在执行层面也会有障碍。
要想在非洲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开展项目,黎志康需要采用外部合作。
一方面是与跨国机构合作,比如自己工作过多年的国际水稻研究所,这些机构在亚非发展中国家都设立了办公室,有很好的当地资源,可以协助在各地的交通出行。在与非洲水稻研究中心的合作中,还可调用当地农业协作网和研究机构安排试点种植及提交反馈。
另一方面,项目组在非洲也和一些中国企业合作,这些公司大多已经在非洲大地上深耕了二、三十年,深度了解当地的情况,在非洲赚到了钱之后,也帮忙发展起当地农业——既抱着反哺当地社会的理念,还希望通过解决非洲人温饱问题间接带来劳动力质量的提升。此外,作为本国企业,在项目执行监督方面“总还是有办法的”。
多年来,黎志康目睹中国企业对非洲发展提供的巨大帮助,当地绝大多数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都是由中国团队完成。他最后一次到访非洲是在2017年项目接近尾声时,他带领项目评估团队走访了每一个目标国家,“这时的非洲,感觉很像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到处都在建设,楼房平地而起”。
在项目完成的过程中,黎志康的身份也转换为管理者。从前期开始写研究计划、每年写进展报告、到后期账目管理,都需要亲力亲为,不得不将本应属于科研的时间也拿出来。
因为项目对接的都是国外机构,得力的助手难寻。幸运的是,项目第一期有一位香港助理,是英国毕业的植物分子生物学博士,语言沟通能力很棒,做事情也非常专业,只可惜她后来结婚把侧重点放在家庭。国内的学生农业专业素养不错,但英语却不够好。
后来是课题组的王文生博士放下自己的主要科研任务,作为专职助理协助黎志康。个人热情、细致、专业工作风格,及国际水稻研究所的3年学习、工作经历,使王文生成为项目的巨大助力。
遇到的困难太多,黎志康将其形容为“一种经历”。他对界面新闻称,坦率来说绿色超级稻目前在非洲国家的效果不能算非常理想,这是有点遗憾的。
“但是任何事情总需要有人去探索,做过的事情总会留下痕迹。这就像是种下了一颗种子,”他说,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了很多的人,摸索到了很多的经验。
最后一公里
绿色超级稻援助项目于2018年结束,但关于绿色超级稻的探索远没有结束。
根据徐建龙的说法,好的水稻品种还需抵达非洲的田间,“绿色超级稻惠及非洲小农户的增产增效应该还有最后一公里要走”。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院徐建龙在广东省江门市育种基地选种。 图片:受访者供图
2022年开始,盖茨基金会资助了非洲水稻种业体系建设项目。
第一阶段主要涉及的是尼日利亚、马里两国,由中国农科院作科所主持。参与方包括上海农业生产基因中心、中国水稻研究所以及深圳农业基因组所。“此外还包括安徽荃银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和中地海外,前者在马里建立了子公司,在那边有比较好的业务,后者在尼日利亚有比较好的基础,”徐建龙介绍道。
在全国范围内,有很多科学家参与的绿色超级稻项目取得了重大突破。
其中,云南大学胡凤益教授团队培育出了多年生稻,这是全世界首例的多年生稻,种植一次就可以实现连续多年的收获。这种水稻在非洲的某些地区可能有应用前景。
绿色超级稻的核心人物之一、上海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的科学家罗利军及其团队研发的“节水抗旱稻”在国家层面逐步获得认可,近期在津巴布韦的试种大获成功。这种水稻可以像小麦一样直播或者机械化收割,即使在今年旱灾的情况下,节水抗旱稻还在湖北、崇阳和安徽等地迎来了丰收。
绿色超级稻项目中最重要的水稻基础理论研究——“3000份水稻基因组测序”项目,在2014年由黎志康带队完成。这项工作集来自10多个国家科学家的智慧,在全基因组水平上剖析了水稻核心种质的基因组多样性,大大推动了水稻功能基因组研究成果在育种上的应用,也推动我国的水稻育种进入“后基因组时代”。
“从这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并挖掘到未来需要的、几乎所有有利基因和遗传性状,”黎志康如此解释其重要性。
“要想了解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就要有足够大并具代表性的样本。就像如果我想建立人类的基因库,对全球70亿人全部基因组测序并不现实,但如果我们很好地选择不同人种、不同地区的代表性人群,只取5%的样本就可以覆盖人类绝大部分的遗传多样性,”黎志康打了个比方。
这3000份水稻核心种质便是全球几十万份水稻种质资源的5%样本,来自约90个国家,基本覆盖了全世界所有水稻种质资源的多样性。3000份水稻中我国的种子占450多份,其余都是其他国家的种子资源,本来大部分样本是由国际水稻研究所收集并保存,通过完成这个项目,这一套水稻核心种质资源来到国内。
目前3000份水稻种质已经发放给中国科学院、武汉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50多家科研单位、高校和育种单位,发放超过4万份次,用于大规模发掘影响水稻重要农艺新基因的发掘和育种应用。
黎志康认为,过去我们一直注重对单个基因功能的深入研究,这种研究策略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任何水稻性状都是由许多基因控制的,而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反映在其基因组中绝大多数基因位点上的多样性,未来动植物的分子设计育种必将建立在对各个物种、每个基因在种群中的功能多样性的了解之上。
“尽管未来动植物设计育种的实现仍然任重道远,但‘3000份水稻基因组’这样的物种基因组重测序项目的重要意义在于,为未来动植物设计育种建立了基因多样性的大数据平台,”黎志康说。
科学进步的重大突破,往往由脚下的每一小步组成。
非洲田间。 图片:黎志康供图
(文章题图:在马达加斯加稻田里种水稻的妇女。 图片: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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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第一财经
作者: 钱小岩
“一些中国的水稻品种已成功纳入了西非农业体系,使每公顷产量提升超过30%。”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日前在采访中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受到盖茨赞扬的这些中国水稻品种,统称为“绿色超级稻”,这一概念最先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在2004年提出,具有“少打农药、少施化肥、节水抗旱、优质高产”的特点。
自从2008年起,在中国政府和盖茨基金会的资助下,中国科学家开始为非洲和亚洲资源贫瘠地区培育“绿色超级稻”。经过了10多年的培育,现在“绿色超级稻”已经在西非国家进行种植和推广。
参与培育“绿色超级稻”的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龙向第一财经等媒体表示,项目的目标是利用中国水稻研究和种植方面积累的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建立水稻种业体系,支持商业化水稻生产效率的提升,保障长期的粮食安全和自给自足。
非洲粮食自给自足
非洲大陆地域广袤,大多数地区降雨丰沛,然而由于生产力等原因,粮食供给一直无法自给自足,每年需要从国外进口价值约300亿美元的粮食。
以西非国家尼日利亚为例,是非洲人口第一大国,也是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全国约90%的人口从事与农业相关的活动,是非洲的农业大国,但全国每年约50%的大米需要靠进口得到满足。
尤其是今年以来,受地缘政治冲突、新冠疫情、极端天气及发达经济体调整货币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许多非洲国家陷入“买不起粮”“无粮可买”的双重困境,非洲贫困人口及弱势人群的生计受到巨大打击。
比尔·盖茨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中国在卫生和农业领域都拥有很大的优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很有帮助。”在2020年,中国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高农业生产力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
中国在水稻培育和推广方面的经验尤其丰富,对非洲中小农户提高产量,摆脱贫困更具参考示范意义。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和消费国。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研发和推广杂交水稻的国家,在“高产、优质、多抗”的水稻育种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盖茨基金会驻华代表处副主任朱庆华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希望用好的品种提升非洲国家的粮食产量,减少对进口的依赖,最终达到主粮作物能够自给自足。
中国稻落地非洲
水稻是世界三大粮食作物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普遍、最广泛被人们认可的主食。在绿色超级稻走出国门之前,各国也有自己的水稻品种,但是普遍存在品种不优质、产量偏低、抗自然灾害能力偏弱等问题。
在2022年尼日利亚旱季的示范种植中,两种绿色超级稻都获得了大丰收。徐建龙介绍道,对比当地主要栽培的品种,其中一个常规品种增产30%,另外一个杂交品种增产50%。能取得这一成绩让他十分欣喜,他感叹道,其实平时在育种上要增产5%都很困难。
这一成绩归功于中国和非洲育种专家的通力合作,利用双方的水稻资源,进行联合育种,通过本地化筛选,找到了具有适应非洲生态环境的优良性状的种质资源,选育出高产、高品质的抗逆品种。
徐建龙解释道,非洲国家的种植条件比较复杂,需要耐干旱高温,耐淹,对稻种进行改良,提高育种能力,同时增强品种抵御不良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以尼日利亚为例,稻田主要靠雨水灌溉,但极端天气导致的洪水增多对于种子的抗涝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此外,水稻基因约有4万个,是人体基因数量的1.7倍,建立完备的数据库还需要设备、专业人员和巨额资金支持。
不过徐建龙也坦言,绿色超级稻的育种和推广在中国很成功,在东南亚国家也比较成功,但是现在在非洲还不是很理想。主要原因在于当地缺乏有效的组织体系,将分散小农户组织起来进行观摩和培训。
他说,“绿色超级稻惠及非洲小农户的增产增效还有最后一公里要走,虽然有品种,但走不到农民地里去,这是接下去要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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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网消息: 记者昨天(2日)从中国农业科学院举办的“为非洲和亚洲资源贫瘠地区培育绿色超级稻”项目结题会上了解到,10多年来,我国农业科学家主导的国际绿色超级稻项目,已在18个非洲和亚洲国家试种推广、超过160万农户受益。
自2008年起,我国农业科学家在国家科技部和相关国际组织的支持下,在亚洲、非洲18个国家里,主导“为非洲和亚洲资源贫瘠地区培育绿色超级稻”项目,利用中国水稻为亲本,成功培育出适合当地种植的化肥少、农药少、用水少、抗虫、抗病的绿色超级稻品种,并得到广泛推广种植。
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黎志康 :“我们一共审定推广了78个水稻品种,包括52个常规稻和26个杂交稻,我们累计的(推广)面积超过600万公顷,超过160万农户受益。”
目前,中国的水稻育种及栽培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农业科学家通过选育和推广绿色超级稻,使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国家水稻平均增产了20%左右,而且还解决了当地不少农民的增收难题。
国际水稻研究所博士 阿里 :“菲律宾的水稻种植户,对覆盖了近100万公顷面积的水稻产量非常满意。户均收入因此增加了200多美元,人们从中受益。”
目前,“为非洲和亚洲资源贫瘠地区培育绿色超级稻”项目已告一段落,但从中受益的非洲国家仍准备继续同中国加强合作。
尼日利亚国家谷类作物研究所博士 默罕默德 :“到目前为止,我们有二十家种子公司已经采用了中国这些品种,我们正朝着规模化生产大米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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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记者于文静)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主导的“为亚洲和非洲资源贫瘠地区培育绿色超级稻”国际农业科技扶贫项目自2008年启动以来,已在18个非洲和亚洲国家试种、审定和推广,审定高产、优质、多抗的品种78个,累计推广面积达612万公顷。
这是记者2日在北京举行的“绿色超级稻”项目结题会上了解到的。“绿色超级稻”不仅是指具有绿色性状的新品种,还代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育种新理念和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栽培管理方式。
据了解,这一项目由中国政府、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资助,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黎志康主持,联合国内外58家水稻研究单位共同开展。项目的10年长期目标是在相关国家和地区及中国西部五省培育和推广新品种,使小农户平均水稻生产能力提高20%以上,目标国家的3000多万农民的收入显著增加。
黎志康介绍说,项目实现了农业科学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方面的“顶天立地”:
——在理论研究上,完成了全球最大的植物基因组重测序项目:3000份水稻核心种质的全基因组重测序,在全基因组水平上剖析了水稻核心种质的基因组多样性,推动了水稻功能基因组研究成果在育种上的应用。
——在实践上,采用分子育种技术和策略,培育出一批抗旱、耐盐、耐淹、养分高效等新品种,实现水稻生产中少用农药、少施化肥、节水抗旱、优质高产的目标。项目在菲律宾、越南等9个亚洲国家,莫桑比克、坦桑尼亚等9个非洲国家,以及中国五省区,产生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盖茨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员加里·阿特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项目达到了预期目标,中国一些品种资源在热带国家发挥的作用甚至超过预期。同时,项目建立了有效的合作模式,各层级科研机构、科学家、多个国家共同合作,为项目取得成效发挥了重要作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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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专家在菲律宾考察绿色超级稻的田间表现。 (资料图片)
“为非洲和亚洲资源贫瘠地区培育绿色超级稻”项目完成了全球最大的植物基因组重测序,培育出一批抗旱、耐盐、耐淹、养分高效的水稻新品种,提高了“一带一路”沿线18个国家和地区的水稻生产能力,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日前,中国农科院作科所传出喜讯:由该所黎志康研究员牵头的“为非洲和亚洲资源贫瘠地区培育绿色超级稻”项目在京结题。
该项目采用创新的绿色超级稻分子育种技术和策略,为“一带一路”沿线18个国家和地区培育了高产、优质、多抗的绿色超级稻新品种,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项目总负责人黎志康,探寻绿色超级稻背后的故事。
适应发展需要
2004年9月,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首次提出了“绿色水稻”概念。
次年,《分子植物育种》发表了3篇学术论文,分别是张启发撰写的《绿色超级稻培育的设想》,中国农科院、IRRI(国际水稻研究所)黎志康写的《我国水稻分子育种计划的策略》以及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的罗利军撰写的《水稻等基因导入系构建与分子技术育种》。
3位科学家分别从不同层面和角度思考了同一个问题,即“水稻育种的长远、可持续发展”。由此,“绿色水稻”正式更名为“绿色超级稻”。
对于这样一个新概念,科学界是如何定义的?黎志康用16个字概括:少打农药、少施化肥、节水抗旱、优质高产。
那么,由中国人提出的“绿色超级稻”概念,又是如何被国际上认可,从而走向世界各国的呢?
这恐怕要从黎志康的个人经历说起。1990年至2003年,黎志康先后在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和菲律宾国际水稻所工作。回国后,他担任国际水稻研究所驻中国代表科学家。
2008年,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来到北京,专门参观了中国农科院黎志康的实验室,并与他谈了近50分钟,谈话的核心内容就是:如何为第三世界国家解决粮食问题?
黎志康提出,要用传统育种和分子育种相结合的方式,研制出一批适应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需要的水稻品种,从而解决当地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于是,2008年,“为非洲和亚洲资源贫瘠地区培育绿色超级稻”项目在中国政府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合资助下应运而生。
项目规划为10年,分3期执行。主要目标国家包括9个亚洲国家(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印度和巴基斯坦),9个非洲国家(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卢旺达、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利比里亚、尼日利亚、马里和塞内加尔)以及中国五省区(宁夏、贵州、四川、云南和广西)。
黎志康表示,项目的10年长期目标是在亚洲和非洲撒哈拉边缘及中国五省区快速培育和推广绿色超级稻新品种,使这些地区的小农户平均水稻生产能力提高20%以上,使目标国家地区3000多万农民的收入显著增加。
截至目前,绿色超级稻项目在18个非洲和亚洲国家试种、审定和推广,审定高产、优质、多抗的品种78个,累计推广面积达612万公顷。
植入优良基因
水稻是世界三大粮食作物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普遍、最广泛被人们认可的主食。在绿色超级稻走出国门之前,各国也有自己的水稻品种,但是普遍存在品种不优质、产量偏低、抗自然灾害能力偏弱等问题。
2013年,一场巨大的台风“海燕”袭击了菲律宾中部的莱特岛,对当地农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大片稻田颗粒无收。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在这场台风之前,当地一些农民从菲律宾水稻所获得了一些绿色超级稻8号,并尝试性地进行了播种。令人惊奇的是,台风过后,这些来自中国的水稻品种不仅存活了下来,还获得了一定的产量。
当地一位农民表示,他从这次试种中采收了12麻袋稻米,并以采收的种子进行了第二次试种,共采收70袋稻米,每袋重45至50千克,比其他品种的收成多了一倍。而且,稻米的品质高,口感好。
除了生命力顽强和高产,绿色超级稻8号还是一个早熟品种。这意味着农民可以在11月台风到来之前就开始收割水稻。
如此好的稻米,是如何被研制出来的呢?
黎志康介绍说,绿色超级稻所涵盖的78个品种中,其亲本基本是来自中国南方的水稻品种。在此基础上,黎志康带领团队针对各个国家的不同需求,对水稻的亲本进行了“设计”和“改造”。
“想让绿色超级稻拥有最优良的基因组合,就要在现有优良品种的基础上,把其所缺少的目标优良基因‘植入’,培育出一批保留原有高产品种的优良性状但获得不同新的绿色性状组合的优异后代。”黎志康说,比如,在台风雨水偏多的沿海地区,就需要选取抗涝的品种,在非洲等干旱地区,要选取抗旱品种。
印度泰伦加纳邦瓦朗加尔的一名农民拥有40年水稻种植经验,他从电视上看到绿色超级稻品种,并在自家5公顷土地上进行了种植,结果让他惊喜不已。此后,他推荐面临灌溉和盐碱性问题的邻居、朋友都采用这个中国品种。
项目团队成员王文生介绍,项目资助了独立专业人员在菲律宾、越南、孟加拉、印度、莫桑比克和乌干达分别进行了系统的项目社会经济效益评估。报告显示,在菲律宾和孟加拉国望天田和灌溉生态系统种植新培育的绿色超级稻品种,比当地主栽水稻品种平均每公顷增产0.89至1.83吨,平均每公顷增收230.9美元。按此推算,到目前为止,非洲和亚洲目标国家的农户增收达14亿美元。
盖茨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员加里·阿特林认为,绿色超级稻项目达到了预期目标,中国一些品种资源在亚洲和非洲国家发挥的作用甚至超过预期,同时,项目还实现了多个国家各层级科研机构、科学家共同合作。
成果“顶天立地”
面对全球极端气候频繁出现的情况,提高亚洲和非洲大部分雨养地区的水稻生产能力、维持全球灌溉稻田的稻米生产力是未来几十年全球水稻育种专家面临的最大挑战。
绿色超级稻被定义为在较少投入的情况下能稳定高产的水稻品种,尤其对频繁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逆境的干扰具有较强抵抗力和恢复力,是为了应对未来水稻生产面临挑战而提出的重要概念。项目在实施的10年中,实现了“顶天立地”的重大成果。
在理论研究上,完成了全球最大的植物基因组重测序项目:3000份水稻核心种质的全基因组重测序,在全基因组水平上剖析了水稻核心种质的基因组多样性,推动了水稻功能基因组研究成果在育种上的应用。
在实践上,采用分子育种技术和策略,培育出一批抗旱、耐盐、耐淹、养分高效的新品种,实现水稻生产中少用农药、少施化肥、节水抗旱、优质高产的目标。
黎志康表示,在短期内要培育更多更好的适应气候变化的绿色超级稻品种,并配套相应的绿色增产增效技术,最大化地发挥绿色超级稻品种在这些目标国家的增产增效作用,促进目标国家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真正提高这些目标国家小型农户收益,这迫切需要育种、栽培、植保、农机和农业经济等多学科的大协作。同时,急需建立一种灵活、高效和安全的种质资源交换和品种输出管理新模式,最大限度减少农业技术和品种输出的政策障碍。
因此,集中国内优势力量,在帮助资源贫困国家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缓解我国自身的农业生产压力,确保我国粮食安全,仍是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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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主导的“为亚洲和非洲资源贫瘠地区培育绿色超级稻”国际农业科技扶贫项目近日正式结题,该项目自2008年启动以来,已在18个非洲和亚洲国家试种、审定和推广,审定高产、优质、多抗的品种78个,累计推广面积达612万公顷,使160万农户收入显著增加。
据介绍,这一项目由中国政府、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资助,中国农业科学院联合国内外58家水稻研究单位共同开展,项目的10年长期目标是在国外相关国家和地区及中国西部五省培育和推广新品种,使小农户平均水稻生产能力提高20%以上,目标国家的3000多万农民的收入显著增加。
项目实施11年来,已向18个目标国家的26个研究机构累计发放并试种具有不同绿色性状组合的“绿色超级稻”品种或育种材料5235份,鉴定出一大批适应目标国家不同水稻生态环境的优良品种。(记者 邱晨辉)
来源:中国青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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