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天目新闻
8月19日,“四川停电”冲上了热搜。
1961年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强高温事件的持续,让中国的水电外送第一大省四川,也陷入了缺电困境。
既然自己都缺电,那四川可不可以少往外送点电,给自己多留点家底?答案是不行。
而这,涉及到了“西电东送”的国家战略,并不能由四川一家说了算。而未来,水电开发已触及“天花板”的四川,缺电或许将成为一个常态化问题。
省会成都开启“省电模式”
四川缺电有多严重?看省会成都为节电所做的努力就知道。目前成都已不得不进入“省电模式”。
8月18日晚,“成都社治”官方发出节约用电倡议书,提出空调制冷温度不低于27℃,电车尽量夜间充电,减少电磁炉、电水壶、饮水机等电器使用等。
地铁通车里程全国前五的成都,地铁站关闭了车站广告灯箱及不必要的设备设施,降低非必要用电负荷。同时,结合客流实际,优化调整平低峰期开行列车对数等举措降低电耗。
8月17日,成都要求关闭全部政府投资建设和企业自建自管的景观照明、灯光秀、形象展示及非安全照明设施,关闭所有户外广告照明(包括LED显示屏),督促商家店铺于歇业时间关闭招牌照明,并积极协调小区物业、商业物业等关闭楼名标志照明。
成都的“省电模式”,不禁让人疑虑,拥有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向家坝、锦屏、二滩等大型水电站,还是“西电东送”主力的水电大省四川,为何今年缺电成这样?
四川大学水电学院教授、四川省能源协会秘书长马光文接受天目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主要是极端高温下,紧张的电力供给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电力需求。
四川虽然是能源大省,但面对60年罕见的高温干旱灾害,支撑着80%电力供应的水电站有心无力。四川省气候中心数据显示,7月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135.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48%,位列历史同期第1少位。
天然来水的大幅减少,直接导致水库蓄水严重不足。国网四川电力调控中心副总工程师周剑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猴子岩、长河坝等主力水库已经见底,发电能力持续下降,供需缺口还在持续扩大,这种情况前所未有。”
猴子岩水电站水位对比 图源:国网四川电力
与供给侧低迷的状态相反,持续持久高温干旱导致用水用电需求量激增,进入7月以来,四川用电负荷接连6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5910万千瓦时。
马光文认为,为了缓解电力保供紧张形势,下一步需要优化电力资源的配置,增大水电留川规模,同时加大外省电力支援。
缺电可能会成为四川的常态化问题
增大水电留川规模,听上去容易,但具体实施起来,还是存在一定的难度。
“不送或少送,还真不是由四川说了算,因为这涉及到了‘西电东送’国家战略。”四川省一高校的电力教授向天目新闻记者表示,国家电网的电力调度是全国一盘棋,四川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保证东部沿海地区的用电,应该从国家层面来进行调度和规划,不仅仅是四川本身自身的考虑。
国网四川电力公司也曾发文称,四川作为全国水电基地,按照国家“西电东送”战略,四川境内向家坝、溪洛渡、锦屏、白鹤滩等梯级大型电站,均由国家统筹安排开发和消纳。其电量在全国范围内统筹分配,省内、省外有固定的分配比例,并不是四川优先消纳,多余电量才外送。
50台应急发电车陆续抵达四川 图源:四川日报
马光文认为,四川缺电的短期困局,通过降温和降水就能缓解。不过,面对用电负荷的刚性增长,缺电可能会成为四川的常态化问题。
一方面,四川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达1.45亿千瓦,技术可开发量1.2亿千瓦,水电开发潜力已接近“天花板”;另一方面,近年来四川经济活力的释放,在用电量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2021年全社会用电量3274.8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4.30%,增幅位居全国前列。
四川电力交易中心编制的《2021年度四川电力市场运营报告》,也印证了马光文的判断。《报告》认为,四川省经济社会已进入新一轮高速发展期,未来几年用电需求将呈稳步上升态势,电力供需形势将由“丰余枯缺”加快向“丰枯均缺”转变。
缓解电力紧缺 四川有哪些选项?
当前的高温干旱,让四川不少水电站陷入“无米之炊”。作为季风气候区,四川的降水具有季节性,是否能够在降雨多的“丰水期”,将水保存起来,待到干旱时候,继续放水发电?
国家能源局大坝安全监察中心副主任黄维在接受天目新闻采访时表示,水电站根据水库调节库容和年径流量区分水库的调节性能,一般有多年调节、年调节、周调节、日调节等。年调节水库可以将丰水期的水量存储起来留到枯水期发电供水,多年调节水库可以将丰水年的的水量存储起来留到枯水年发电供水,储存的水量多少由水库的调节库容决定。
黄维举例,我们熟悉的新安江水电站就属于多年调节水库。目前长江流域主要支流具有多年调节性能的水电站有乌江的洪家渡水电站、雅砻江的两河口水电站、大渡河的双江口水电站、金沙江中游的龙盘水电站。其中洪家渡、两河口水电站已建成运行,双江口水电站仍在建设中,龙盘水电站处于前期工作。
除了库容调解,四川也不再只盯着水电一项。当前如火如荼的新能源建设,成为四川新的选择。
四川盐源发展清洁能源 图源:新华社
《四川省“十四五”光伏、风电资源开发若干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底,四川省将建成光伏、风力发电装机容量各1000万千瓦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适应新能源的“靠天吃饭”特性,西南、西北电网也在积极探索电力系统运行管理新思路。
据中国电力网消息,今年7月29日,首笔德宝直流反向运行中长期交易开始执行,这是德宝直流通道资源首次用于四川和重庆度夏协同保供工作。迎峰度夏期间,德宝直流于日间南送促进消纳西北富余新能源发电,夜间北送促进消纳西南水电,在促进西北和西南地区清洁电力消纳的同时,提升了电力跨区互济保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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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去秋来,四川电荒危机得以暂时缓解,但是电力紧平衡并未真正走远,今冬明春甚至有陷入二次危机的风险。
华夏能源网获悉,9月20日,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召开全省控制性水电站蓄水保供专题视频会议。会上传递出来的信息是,水电大省四川的电力保供形势仍然紧张。
8月中旬,彼时的四川省还在“电荒”中,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就定下了蓄水保供“硬任务”:到今年11月初,四川20座控制性水电水库要完成130亿立方米蓄水。
然而,受7、8月极端高温干旱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截至9月20日,四川全省20座控制性水电站回蓄水量66亿立方米,仅完成蓄水任务的51%,仍有64亿立方米的蓄水缺口。
如果夏秋连旱形势延续并影响到蓄水保供,那将意味着,下一个汛期到来之前的冬春时节,四川省电荒仍有“卷土重来”的风险。
四川电力保供仍存缺口
今年7—8月,由于受持续高温少雨影响,四川省出现了“四最”叠加的严峻局面,即最极端高温、最少降雨、最枯江河来水和最高用电需求,水电发电量锐减50%以上,加之高比例的水电外送,四川出现了大规模电荒,影响到众多工商企业,在局部地区一度波及民生。
为了满足保供需要,水库电厂被迫消库发电,水位持续走低。猴子岩、长河坝、宝珠寺、亭子口等水库在8月中下旬就已经耗空。
为此,四川省内水资源调度的主管部门和牵头单位——水利厅在8月中旬就组织控制性水电站管理单位制定“一库一策”蓄水方案,充分考虑来水最少、蓄水最不利等情况,逐库细化落实蓄水时机、任务、进度和保障措施。
根据四川省水利厅统一部署,全省20座控制性水电水库的130亿立方米蓄水任务,已被按旬分解为7个阶段,逐旬、逐段明确蓄水目标。目前,各控制性水电站的蓄水工作正有序推进。
然而,从最新的情况看,蓄水工作的推进进度并不乐观。在9月20日的会议上,来自省级水利、经信、气象等部门以及水电站管理单位的代表,在提到今冬明春蓄水保供任务时,不少人都表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先看水电供给,目前,四川全省20座控制性水电站需增加蓄水量达64亿立方米,其中主要负荷区(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区)的8座控制性水电站需增加蓄水量达40亿立方米,比多年同期偏多近40%。与此同时,预计9月下旬至11月,四川各主要江河来水仍然以偏少为主,今年蓄水保供形势不容乐观,这无疑将影响到四川接下来的水电供给能力。
而在来水偏少的形势下,用电量却在大幅增加。今年1-7月,四川全社会用电量增速为8.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5.1个百分点,维持强劲增长水平。
据相关部门测算,若考虑来水不足、水库蓄水不够、电煤燃气不足,留川电量和外购电量难以保障等不利因素叠加,四川电力供应或出现10%—30%的缺口,迎峰度冬电力保供形势十分严峻。
跳出水电综合施策
四川出现的电力紧张,说明当下的四川电力系统缺乏足够的应对意外冲击的能力。而若要有效电力安全稳定供应的问题,需要跳出水电,需要电源侧和电网侧的综合施救。
先看发电结构。以“水电大省”自居的四川,却在今年丰水期遭遇严重电荒危机,这与其电力结构过于依赖水电大有关系。截至2021年底,四川全省装机容量11435.1万千瓦,其中水电装机容量接近78%,火电1824.9万千瓦,装机容量占比16%,风电光伏占比仅6%。
也是因此,增加火电作为应急调峰的能源,是优化目前四川电力结构问题的首要任务。尽管国家对新增煤电产能一直采取严控措施,但为了应对极端罕见缺电情形,四川煤电装机应该更加灵活。同时,也应考虑建立煤炭储备机制,由政府或发电央企建立长期的煤炭储备,保证煤电机组的调峰用煤。
参考同是水电大省的云南省,经历过去年干旱带来的水电危机之后,今年初云南印发2022年能源保供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力争在年内开工480万千瓦清洁煤电项目。同时提出要千方百计提升火电发电能力,力争全年统调火电发电量450亿千瓦时以上。
其次是跨省的电力互济。四川与陕西有一条±500千伏特高压直流线路,即德宝直流输电工程,四川限电期间反向为四川送电,主要利用陕西的火电支援四川,全天满功率300万千瓦时运行。
但目前,四川更多特高压直流线路主要是“点对网”送电,在7-9月的用电高峰期,受端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的电力也较为紧张,这些线路只能将四川的电力送出,无法实现反向送电。
也是因此,四川省电网线路改造,和发电机组灵活接入省网与点对网线路的技术攻关,可以让上述并入特高压点对网水电机组在跨省外送电的同时,兼顾一部分四川本地的需求。这样可以打破省间壁垒,通过电力市场使得地区之间的供需得到调剂,实现优势互补和电力互济。
此外,还需要在四川省内完善配电网、微电网。
目前,四川外送水电主要来自溪洛渡、向家坝、白鹤滩、乌东德等大型水电站。四川省内电力供应则依靠中小型水电站,但省内电网建设较为薄弱,川西较偏远的水电囿于网架薄弱问题,无法将全部电量完全送出,往往会出现一边缺电、另一边弃水的问题。
也是因此,解决四川缺电的困境,不太可能会“毕其功于一役”。需要长远考虑,多方施策,建立起更加科学的电力结构和更加灵活的电网输配,才是长久解决问题之道。
(转载请标明出处,文章来源:华夏能源网,微信号:hxny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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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类的很多决策行为往往是在自我利益与集体利益相互依赖的情境中发生的。例如,对于一个团队中的成员而言,他可以决定自己为团队项目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他选择不付出任何时间和精力,而其他成员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以促成项目完成,那么他就能够以最小成本来换取项目成功所带来的好处;但如果团队中的所有成员都不付出时间和精力,那么团队项目就有可能失败,这样每个成员就无法获得项目成功所带来的各种好处。
类似这样的互依情境通常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个体由于追求即时的自我利益,势必会损害其所在集体的利益,即追求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产生。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人类在追求自我利益的过程中,往往会因竞争过度而致使资源耗竭,进而影响生存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是有限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还是团队工作的顺利完成,都离不开人类的合作行为。然而群体中的个体时常要面对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冲突的情境,这种广泛存在于人类生活中的两难选择被称为社会困境。社会困境最早是由Dawes正式提出,其本质是个体理性决策会导致集体非理性结果的一种情境。
从社会困境中参与者的数量,可将其分为两人困境和多人困境,其中两人困境包括担保博弈、囚徒困境、斗鸡博弈、蜈蚣博弈等;多人困境包括公共物品困境和公共资源困境等。但从总体上看,社会困境可分为社会陷阱和社会藩篱两大类。社会陷阱是指奖励和惩罚的特定组合,那些短期之内对个体来说是奖赏的行为,从长远看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却意味着惩罚。
换言之,被眼前利益蒙蔽了双眼的人,容易掉进从长远角度看需要付出代价的陷阱当中。如“公地悲剧”所描述的资源困境便属于社会陷阱。相比于社会陷阱,社会藩篱则属于一种反向陷阱,即个体从事某种从短期角度看可能会带来令人厌恶结果的行为,但从长远角度看却能给自己及所在群体带来积极的结果。如“公共物品困境”和“给予困境”就属于社会藩篱。无论哪种类型的社会困境,它都包含两种属性:
(1)无论社会中其他个体如何选择,相比于合作决策,所有个体做出背叛决策都会获得更高的收益;
(2)相比于每个人都合作,如果每个人都选择背叛将导致最低收益。由此可见,社会困境中的合作决策是个体做出有利于集体的选择,而背叛决策是指做出有利于个体利益的选择。例如,老员工选择投入时间和精力帮助新员工成长属于合作决策;员工不愿从事超出职责范围的行为则属于背叛决策。
社会困境问题的提出,为理解人类合作之谜、揭示合作决策如何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正是因为社会困境问题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包括进化论、经济学、心理学、神经经济学等众多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们正围绕这一核心问题,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揭示着人类何时、为何会做出那些违背完全理性的合作行为,以及为何愿意以牺牲自我利益为代价来回报乐于贡献的参与者,或惩罚那些享受“搭便车”、不劳而获的人。
这里简单概述一下社会困境问题常见的几个研究视角,为本研究选择合作决策的视角提供依据。从进化论的视角,研究者们结合了博弈论和进化动力学的研究范式,将人群划分为既独立又相互作用的决策者,每位决策者有收益和策略,其中收益转化为适应度,策略的频率会随时间而发生变化:那些具有高收益的策略会随时间推移而不断扩散,而低收益的策略会随时间推移逐渐消亡。基于进化博弈论的理论框架,人类合作进化的动力问题就是自然选择如何进化过程中选择合作行为而不是背叛行为。
在人类进化过程中,高收益意味着能够成功繁殖,那么合作就体现在为了帮助别人而愿意放弃一些自身繁殖的机会。研究者们从亲缘选择、直接互惠、间接互惠、空间选择和多层级选择五个理论揭示了人类合作进化的在内机制。此外,研究者还发现不同形式的惩罚在人类合作进化和社会合作秩序的维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例如,集权化惩罚和法定权威对维持复杂大规模社会中的合作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空间交往情境中,当惩罚成本较高时,有代价的惩罚比无代价的惩罚具有更高的合作维持效率。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研究者们致力于帮助人们认识人类在何种环境或奖惩条件下更愿意合作或竞争。
传统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在该假设的基础上,社会困境中合作秩序的形成与维持只能依靠外部的奖励和惩罚;在缺乏奖励和惩罚的条件下,社会困境中的人们永远都不会选择合作。
但是,来自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大量研究却对这一经典假设提出了质疑,取而代之的是以社会偏好理论为代表的亲社会行为假设,来自独裁者游戏、最后通牒游戏和公共物品游戏等博弈范式的研究均证实了个体即使在未来收益可能为零的匿名情境中也愿意偏离理性的利己行为,从而表现出互惠合作的倾向性。
总体来看,经济学对社会困境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贡献:
第一,大量实验经济学研究的证据表明个体对理性自利行为的偏离,发现人类在面临社会困境问题时并不像经济人假设所描述的那么悲观,人类所具有的内在合作倾向为解决社会困境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第二,大量经典的博弈范式被开发用于揭示人类合作的动机因素,这不仅加深了我们对社会困境问题的全面认识和了解,更重要的是为心理学、神经经济学等领域开展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持。本研究中关于合作决策的测评方法就是来自经济学的博弈范式及其变式。心理学对社会困境问题的研究主要表现在:揭示人类做出亲社会决策的心理认知过程,即人类在面对不同社会困境时具有怎样的心理认知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心理因素促使人类能够走出社会困境,表现出亲社会行为。
心理学在研究社会困境问题时有别于经济学,经济学的研究者通常假设个体层面的因素是同质的,着重考察外部奖惩因素对行为的影响;而心理学的研究则假设人的个性特质存在差异,这些心理因素会影响个体行为的变化的发展。如研究证实了社会价值取向、未来结果考量、自我控制、群体归属需求、信任等心理因素均是影响社会困境中合作决策的心理因素。
除了探究社会困境中影响决策的心理因素外,心理学还关注合作决策的基本认知过程,即合作决策究竟是如何做出的?社会困境的心理学研究为揭示如何从个体层面来诱导人类合作提供了新的视角,而这也正是本研究的出发点。对合作决策认知过程的揭示,还离不开神经经济学的参与。
神经经济学是一门结合了神经科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中关于决策理论和实验范式的新兴交叉学科,神经经济学的研究涉及了互惠、利他、公平、信任、情绪、奖惩等认知加工的大脑神经基础,这些研究对社会困境问题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对合作决策过程的认识。神经经济学研究社会困境问题的常见方法是让被试完成经济学实验的同时记录被试的大脑活动情况,尤其是神经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这些研究成为可能。
常见的研究工具包括:采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功能性神经影像记录被试进行决策过程中大脑区域的血流量,或采用事件相关电位、脑磁图、正电子成像技术记录被试完成决策过程及对结果进行评估时的脑电变化情况。随着神经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研究者们已经可以利用经颅直流电刺激和经颅磁刺激直接激活或抑制大脑的特定区域,然后让被试在被干预的情况下进行决策,进而探究正常人大脑特点区域与决策行为的关联。
本研究主要采用ERPs技术记录被试博弈过程及结果评价的大脑动态时程,进而了解社会正念影响合作决策的神经机制。社会困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理解社会困境中合作行为的视野,其中进化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人类合作发展的动力来源(如繁殖),经济学更关注促进合作行为的具体实现机制(如奖惩规则),心理学侧重揭示人们在社会困境中的决策过程(如社会认知),而神经经济学帮助我们认识了人类合作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如血清素)。
结语
近几年,一些元分析和综述类文章对社会困境的内涵、特征以及理论发展过程进行了总结,尤其是VanLange,Balliet,Parks和Vugt出版了《社会困境:理解人类合作》一书,从进化、心理和文化等多个视角阐述了社会困境问题的发展历史、方法和研究范式,该书的出版标志着社会困境问题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综上所述,本研究以社会困境问题为研究框架,从心理学和神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探究社会正念对合作决策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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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得到具有可比性的计算结果,在制定碳排放清单之前,首先应确定城市的边界和碳排放清单的范围。通常来讲,城市边界的类型一般有三种,分别是行政边界、功能边界和形态边界。功能边界是是以地区之间的联系或者地区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定义的。而形态边界是根据土地覆盖、利用以及建筑环境的形式或结构来定义的。对于不同的研究,通常要选用不用的城市边界,边界选择不同对于计算结果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参考IPCC提供的方法,行政领土边界被认为是每个城市碳排放的范围,包括化石能源消耗和工业过程排放。
中国及各省市碳排放现状
根据IPCC提供的碳排放核算方法估计,2018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9621.12百万吨,占全球的比例达到了28%左右。其中,由煤炭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为7276.72百万吨,占总排放量的75.63%;由石油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为1303.34百万吨,占总排放量的13.55%;由天然气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为399.50百万吨,占总排放量的4.15%。原煤和焦炭的消费仍是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最主要来源,约占排放总量的65%左右。
从二氧化碳排放趋势上来看,2013年之前基本保持了较为显著的连续上升趋势,从2005年的5401.1百万吨增长到了2013年的9534.2百万吨,增加了76.52%;2013-2016年,二氧化碳排放由显著上升转变为了缓慢下降的趋势,2016年的排放总量为9217.2百万吨,相比于2013年下降了3.33%;2016年之后,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又呈现出了反弹上升的趋势,但是增速相对之前而言较为缓慢,到2018年仅上升了4.38%。其中,原煤消费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变动是影响排放总量趋势变动的主要原因,也是2013年之后我国碳排放增速显著放缓的主要原因。
从分行业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来看,在2018年期间,排放量占比较为明显的主要行业从大到小排序依次为: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46.87%)、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18.38%)、非金属矿物制品业(11.37%)、交通运输业(7.71%)、城镇居民生活(2.8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2.00%)、农村居民生活(1.73%)、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1.48%)。相比于2005年,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占比增长了7%左右,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变化不显著,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略有下降,其他行业变化不显著。
省市碳排放现状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再加上不同地区具有不一样的产业发展布局、能源利用模式自然资源禀赋,我国30个省市的碳排放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就二氧化碳排放量而言,2018年全国排放量最高的省份是河北省和山东省,都处于910百万吨左右的水平,占到全国排放总量的8.7%左右;其次是江苏省的764百万吨,占到全国排放总量的7.3%左右;再次是内蒙古的7246.9%。二氧化碳排放量最低的省份是海南省,2018年的排放量为420.5%;其次是青海省的520.5%;再次是北京的900.9%。
就二氧化碳排放变化趋势而言,2005年以来,各省帀整体上呈现出了上升趋势,但是,在进入“十二五”之后,一些地市的二氧化碳排放趋势出现了拐点,由之前的上升趋势转变为了缓慢下降趋势,虽然部分省市的排放量在“十三五”期间略有上升,但是都没有超过之前出现的拐点排放水平,出现二氧化碳排放拐点且当前仍是排放最高值的省市包括了北京市(2010年)、天津市(2012年)、吉林省(2012年)、黑龙江省(2013年)、上海市(2013年)、河南省(2011年)、湖北省(2011年)、重庆市(2015年)、四川省(2013年)、陕西省(2014)。
碳达峰研判困境
如何才能准确的判断出地区出现的二氧化碳排放拐点是否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真正峰值呢?如果不是真正的峰值,未来要如何针对性的进行社会经济系统变革呢?通过文献梳理可知,现有关于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研究多集中于预测,而缺少对现实情况或者预测情景中的拐点进行峰值的真假研判,二氧化碳排放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集中反映,如果不结合实际的社会经济发展基础去审视拐点情况,则容易导致地区未来发展规划和碳减排策略的制定和实施出现偏差。
通过中国以及各个省市二氧化碳排放现状的分析可知,近年来,受国内外经济发展势头的影响,随着中国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及低碳技术的革新进步,中国部分省市地区的能源消费量已经出现了峰值拐点,而相应的化石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对应出现了阶段性的峰值,结合国家层面的减排目标以及地区层面的发展规划,对于出现的阶段性碳排放峰值的真假性研判便显得尤为重要。
这将直接影响到未来碳减排政策、碳达峰路线图的制定和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调整,尤其是在双碳背景之下碳达峰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此外,没有出现碳排放拐点的地区也困惑于如何针对性的进行社会经济发展的调整才能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
那么,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将会在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下实现呢?而对于已经出现阶段性峰值且二氧化碳排放近年来处于不断下降趋势的省市来说,对应的阶段性峰值拐点是否是真正的峰值点呢?未来还会不会出现新的峰值呢?造成这种研判困境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缺乏碳达峰对应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参照
中国当前整体仍处于二氧化碳排放增长阶段,还未实现碳达峰,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主导的发展模式下,中国实现碳达峰的发展轨迹势必具有其独特性,但同时也与其他已经实现碳达峰的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相似性,把握存在相似性的前提下,对已实现碳达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参照有利于进一步明确社会经济发展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存在的动态演变关系,从而有利于在审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下对碳排放所处的状态进行初步研判。然而,目前仍缺乏对已有碳达峰模式下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相关参照,也未进一步揭示出社会经济演化对碳达峰过程的影响。
2、 缺乏将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与碳达峰目标有效衔接
现有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或者能源发展规划中已经涉及到了碳达峰目标方面的内容,虽然相关规划中已经明确提出优化产业发展布局和能源消费模式、实行能耗“双控”等关键碳减排举措,但是规划目标的提出比较笼统,仍未与碳达峰目标进行有效衔接,仍不明确相关指标要设置到哪种程度才能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3、缺乏针对性的碳达峰行动方案
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与碳达峰目标难以进行有效衔接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当前缺乏针对性的碳达峰行动方案,这也是中国当前正在着手进行的工作,行动方案的确定有利于明确行动路径,从而能够有针对性的进行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在此基础上才能预见并研判出碳达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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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欧洲天然气供应不确定性加大,欧洲产能占比高的化工品影响明显
国金证券指出,北溪管道的泄露使得欧洲冬季天然气供应不确定性加大,考虑到天然气价格高位,同时作为化工品的主要原料,对欧洲化工企业影响明显。尤其是欧洲产能占比高的品种,我国可以凭借国内原料成本优势增加海外出口竞争力。
1)事件
9月27日,丹麦能源署证实26日丹麦附近水域的“北溪-2”管道发现一个泄漏 点不久,“北溪-1” 管道又发现两个泄漏点,分别位于丹麦和瑞典附近水域,管道泄露区域发生强烈水下爆炸。
2)北溪- 1管道9月初已关停,天然气供给局势未变9月初以来俄罗斯便已停止北溪-1天然气输送,北溪-2号管线自去年竣工以来并未投入运行,本次北溪管道泄露并不改变德国天然气当前的供给局势,当前德国的天然气存储量已达到91%以上,欧洲天然气库存的储气率约为
88%,但去年9月至去年年底北溪-1号管线的输气量占欧盟进口天然气的
15%,这一缺口和即将到来的需求旺季使得欧洲冬季天然气供应仍存不确定性。
3)欧洲天然气供应持续紧张,欧洲产能占比较高的品种不确定性增大
欧洲天然气进口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欧洲天然气价格预计将维持高位。
天然气是欧洲重要的工业能源和部分化工品的原料,9月12日巴斯夫德国路德维希港PVP产品发生不可抗力也印证了高企的能源价格对欧洲化工品的影响。
当前欧洲产能占比较高的品种有维生素、蛋氨酸、PVP、MDI、TDI、间甲酚等,对国内相关企业而言,一方面可能受益于欧洲重要化工品区域性涨价传 导至全球带来的涨价收益,另一-方 面可以利用国内原料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增加海外出口竞争力。
欧洲天然气供应紧张对当地化工企业的影响在持续发酵,建议关注欧洲产能占比较高的品种如维生素(VA、 VE、 VB2)、蛋氨酸、PVP、MDI. TDI、 间甲酚等对应国内标的的投资机会,建议重点关注PVP龙头新开源,维生素龙 头新和成,间甲酚龙头辉隆股份,MDI 龙头万华化学,TDI 龙头沧州大化和蛋氨酸龙头安迪苏。
2、困境下逆势扩张,黄金珠宝龙头企业正获取更大市场份额,消费复苏时会 更受益(国信 证券)
国信证券指出,疫情下黄金珠宝龙头持续逆势扩张,推动营收逆势稳健增长。从行业天花板来看,头部黄金珠宝企业还有较大的渠道扩展空间。在疫情期间加速洗牌后,后续随着消费复苏,获得更多份额的龙头企业也将更受益。
1)头部品牌疫情下逆势扩张,渠道布局重要性突显
2022年1-8月以来黄金珠宝社零增速.2.2%,期间增速受疫情影响波动较大,由于行业需求中婚嫁、保值等刚需占比较高,在近期疫情防控向好情况下呈现较为确定的反弹趋势。
同时从上半年企业经营情况来看,疫情下龙头企业以渠道中的快速拓店依旧获得了稳健业绩表现,周大福上半年净开店568家,老凤祥.上半年净开店110
家,两者通过快速拓店支撑营收实现逆势稳健增长表现。
且长期来看,相关企业通过强势的渠道建设以提高了市场份额,有望助力后疫情时代的持续成长。
2)渠道竞争要素分析:把握下沉渠道红利,注重加盟商合作共赢
整体.上黄金珠宝行业作为传统行业,在有限的行业蛋糕扩大之外,对于企业发展的关键之-在于市占率的获取。
这一过程中渠道的扩张显得尤为关键。由于消费习惯及黄金珠宝高客单等特点,线下渠道扩张仍是核心,而从长期发展空间来看,低线下沉城市的拓展成为头部品牌发展的增量来源,这其中头部品牌在加盟代理模式中的成熟运用就成为了竞争关键点,具体包括:
以因地制宜的成熟门店模型和加盟政策吸引加盟商;以差异化受认可的产品赢得市场,增厚品牌溢价并加快渠道周转。
3)行业开店天花板测算
以常见的100mi的黄金珠宝门店为例,基于人均消费、各项经营投入等的假设,测算得到:
①在盈亏平衡线上,2021年静 态数据下,行业可容纳的门店总数在8.55万家左右,2025年动态数据下,行业可容纳的门店总数8.06万家左右,较2021年减少4900家。
②在净利率5%的设定下,2025年行业可容纳的门店数量在5.73万家左右。
以上测算反映了头部黄金珠宝企业仍有较大的渠道拓展空间,尤其在三四线及以下城市,此外在在疫情客观上加速行业洗牌、整体经营成本加大的背景下,看好未来行业集中度提升趋势。
■受今年线下消费渠道的式微及疫情反 复等因素的影响,黄金珠宝板块基本面有所承压,但从估值角度已经较为充分反映了前期基本面的利空因素。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好转趋势下,以及龙头品牌乘势提升市场份额,加速开店驱动下,整体基本面反转具备-定支撑:
■1) 传统黄金珠宝龙头企业:率先分享消费复苏机遇以及后疫情时期带来的集中度提升机遇,同时中长期的渠道拓展能力也有助力持续扩大店铺覆盖面和市场份额,从而推动业务持续增长,建议关注黄金珠宝龙头周大福、中国黄金、老凤祥、周大生及及豫园股份等。2)具有差异化品类布局,或是区域化深耕的细分龙头品牌,相关公司当前店铺数量较少,但随着品牌的破圈以及产品丰富度提升,有望支撑未来的快速开店,从而支撑高速成长,如迪阿股份、潮宏基、曼卡龙等。
省间电力现货价格高企,谁在受益?
7月浙江省电力市场总体亏损49.9亿元,较上月(盈余1.97亿元)环比下降26倍。天风证券从浙江电力市场的亏损为起点,溯源省间电力交易中的受益方。
1)省间电力现货推动电力余缺互济,促进能源优化配置
省间电力现货交易,指的是利用跨省跨区输电通道,通过市场化手段开展电力余缺互济所形成的电力交易,可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能源资源大范围优化配置,提升市场效率与效益。
中国规划2025年初步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持续推进省间现货市场建设:
①2021年国家电网发布首个覆盖所有省间范围、所有电源类型的《省间电力现货交易规则》;
②6月南方电网启动省间现货试运行,实现由广东到云南、贵州、广西、海南的电力现货市场跨区跨省交易。
2)省间电力现货价格高企,缺电省份用电成本大幅上涨
极端高温致使制冷负荷高企,叠加水电出力不足,多地陆续启动有序用电。省间电力现货推动电力余缺互济,促进能源优化配置。面对电力缺口,缺电省份在推动省内发电机组应开尽开的同时,外来电成为刚需。但省间电力现货价格持续高位,以山西省为例,2022M8省间电力现货月度均价近3000元/ MWh。
缺电省份持续购入高价外来电,致使用电成本高涨:
①浙江省2022M7电力市场总体亏损49.9亿元;
②四川省2022M8火电电量交易电价(省内+省间交易加权 均价)高达717.63元/ MWh,环比+37.5%。
3)山西、河北、辽宁、新疆等电力富裕省份发电厂商或深度受益
以缺电省份亏损为起点,溯源在本轮省间现货交易中的获益方:
①省间电力现货基于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实现电力余缺互济,我们根据跨省跨区输电通道锁定华北、西北、东北等电力输出主力区域,其中西北电网截至8月底助力完成省间价格匹配209次、达成交易电量66.4亿千瓦时。
②具体到省份,山西、河北、辽宁、新疆等电力富裕省份发电机组或收益颇丰,其中
2022年山西省已完成省间现货29.9亿千瓦时、辽宁于7-8月省间现货成交送出电量累计10亿千瓦。
此外,天风证券认为中长期来看,稳定电源未批量投产前,用电紧张或将进入常态化,电力富裕省份机组有望持续受益于省间现货交易溢价。根据电规总院,结合当前电源、电网工程、投产进度,预计2022年安徽、湖南、江西、重庆、贵州等5个地区负荷高峰时段电 力供需紧张; 2023年、2024年电力供需紧张地区将分别增加至6个和7个。
4)相关标的:
投资列议:极端高温叠加水电出力不足,多地面临用电缺口纷纷加强外省购电。但是省间电力现货价格持续维持高位,缺电省份购入外来电大幅拉高用电成本。在本轮省间电力现货高价交易中,山西、河北、辽宁等电力富裕省份发电机组或深度受益。此外,我们认为中长期来看,在稳定电源未批量投产前,用电紧张或将进入常态化,电力富裕省份发电机组有望持续受益。标 的方面,建议关注[晋控电力][内康华电] [华润电力][中国电力][国 电电力][华电国际] [华能国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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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电外送”的方程式亟待求出一个兼顾各方利益的新解
白鹤滩水电站
文 | 杨世兴
编者按:川渝地区本轮用电紧张的局面引发了全国关注,持续的极端高温缺水天气是以水电为主的四川此轮缺电的直接原因。
不过,极端天气导致限电背后,川渝本地的电力需求在逐年增长,四川水电外送和留川博弈可能愈演愈烈。偶然的危机下,仍有长期的问题需要面对。为此,《财经十一人》经作者同意,特转发这篇成文于2020年4月的文章,以供读者深入了解川渝地区电力供需形势和深层博弈。此文有编辑和删减,原文题为《“川渝电力一体化”试求“川电外送”新解》。下为正文:
基于四川水电“优先就地就近消纳”的原则,构建起川渝电力一体化的格局,进而发展成为一个川渝共同市场,这是川渝两地能源管理工作者、电网企业和研究机构通力协作,共同审视过去展望未来,通过经年累月工作得出来的宝贵共识,是川渝电力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之下的“川渝电力一体化”势将涉及更深层次的利益调整,“川电外送”的方程式亟待求出一个兼顾各方利益的新解,考验着我们如何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两个作用。
四川水电开发的送与留
四川是全国重要的优质清洁能源富集地,水能和天然气资源丰富,实施西电东送以来已累计外送水电逾万亿千瓦时。
有一种观点认为,川渝两地是中远期缺电,当前这些水电站将分批逐渐投产发电,外送是当下迫在眉睫的事,假使留下来近期川渝两地也吃不下,会造成新的弃水。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面对的是短期的矛和长期的盾之间的平衡。不能为了解决短期问题,就回避长期问题,也不能以长期问题,就忽视短期问题。重庆过去就长期饱受短期市场缺口不够大而恶化长期保障平衡的痛苦折磨。
退一步说,即使要再过个两三年才缺电,作为送端一旦出现缺电,那就是持续性的硬缺口。这种缺电局面将成为制约成渝地区长远发展的绊脚石,是影响区 域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
更何况,成渝地区缺电并不是远忧,而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四川用电需求的增速被低估,四川水电外送的总量盈余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成都负荷中心的用电需求缺口。重庆一直缺电,需求增长也同样长期被低,同时又常被一些大而化之经不起推敲的平衡建议掩盖了供给不足、通道不足的矛盾。尤其要避免三峡电站外送困境在川渝再现,电力一旦送出,作为库区的渝鄂两地无论怎样要求增加三峡电量,已经固化的计划分配要做根本性调整是极其艰难的。
四川水电可开发量约13000万千瓦,已经开发的有7800万千瓦。当前正在开发的雅中、白鹤滩、金上等水电站群共计3300万千瓦左右,预期也都是外送。那么能够留下来给成渝地区消纳的屈指可数。
虽然此前四川电力盈余,但预计到2025年也将出现约500万千瓦缺口,远期进一步扩大到2035年的2000万千瓦。重庆电力缺口2021年500万千瓦,2025年1100万千瓦,并将持续增加到2035年的2500万千瓦。
“十四五”期间四川水电开发的3300万千瓦,一旦通过规划的外送能力3200 万千瓦的四条特高压直流外送后,可以想见,最终只有一个结果,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却什么电也留不下。“十四五”以后,四川水电能够开发的容量仅存2000 万千瓦左右,不论多快的开发进度,既不足以解决需求缺口,也赶不上时间窗口。川渝两地提出的四川水电更多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就地就近消纳的诉求是迫在眉睫的,是客观合理的,也是符合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
四川水电开发和外送的政策处在了外部条件变化的临界点,亟待重新审视四川水电开发的送与留。
2020年1月,中央确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战略,很显然是破局川电外送政策的最佳契机。亟待按照川渝电力一体化发展模式统筹川渝电力供需平衡,川西的电能通过经济高效安全的方式优先输送到成都和重庆负荷中心,然后再考虑外送。
此时此刻,是继续因循过去制定的规划坚持外送,还是审时度势客观评估调整决策,是非常严肃的重大政策问题,亟待全力配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战略的需要,推动优化调整川渝区域能源发展定位,解决好川渝区域能源发展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能源保障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解决好川渝区域能源发展和保障后劲的问题。这是进入新时代川电外送面临的最大变局。也只有坚定推动川渝电力一体化发展,才能解决重庆长期守着四川水电却用不到的“灯下黑”状况,才能有效缓解重庆能源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的风险。
川电外送的计划与市场
针对川渝提出的川电更多留下来的意见,有这样一种观点,现在先把既定的外送通道实施了,未来再用市场的方式解决电力需求即资源配置。这种思路看似“符合”电力体制改革的方向,实际却经不起推敲。
实现这种市场化方式外送四川水电,那就需要充足的输电通道,保障不论华东、华中和川渝,抑或其它更广泛的区域,都有条件畅通无阻地通过市场化方式获得当下和未来开发的四川水电。
但现在的情形是,既有规划建设雅中到江西的通道,白鹤滩送江苏、浙江的通道,金上到华中的通道,电能并不能实现在多地之间市场化方式的流通和交易。估计也没有哪个市场能够承受得起这样的电网投资规模,支撑四川外送水电远距离的自由式市场流通。这种观点的实质,是用计划的方式建输电通道解燃眉之急,把当下的矛盾留给未来的市场。
当我们谈论电力市场时,电力市场究竟在哪里,是什么样的,我们还不能回 答。如何建立起电力市场,乃至我们畅想的全国统一市场,正是各方期待的。相对于用特高压直流建设长距离飞线式的市场,相邻省份先建立起的区域市场更可行、更安全可靠、更迅速有效。尤其是明确四川水电优先就地就近消纳原则后,一个有需求,一个有供给,而川渝电网构建起重要的基础设施支撑,有效破除既有的通道壁垒,也就彻底消除了市场壁垒。
按照国家推进交易机构独立规范运行的精神,还可以尝试川渝两省市电力交易中心加快融合发展,进一步加快区域电力市场的形成,从而实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这些“天时地利人和”,都是远距离送电难以具备的推动区域电力市场建设的优势条件。
当前,我们正处于电力行业从计划方式向市场方式转型的过程中,最要警惕的就是把市场当一个框,把各自要实现的诉求,都通过市场来包装。以至于我们有意无意中以为,通过计划的方式可以解市场的“方程式”。
谈到电力的计划与市场,就不得不详细讨论一下川电外送所谓的“点对网” 和“网对网”。
讨论“点对网”和“网对网”,首先要界定是物理电气关系的,还是交易关系的。除了极个别的电源外送项目,如贵州习水送重庆、湖南鲤鱼江送广东这类电厂直接接入受端电网,不与项目所在地电网发生电气连接,其它的电源项目均是物理上的网对网送出,包括四川水电外送。四川水电外送,不论是特高压直流还是超高压交流,从电网结构上均是网对网外送,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在交易关系上,计划方式留下了点对网和网对网的差别。川电特高压直流外送的都是点对网交易,发电企业与受端电网签订协议,四川作为送端电网为外送增加了电网投资并提供了服务,却因为“点对网”交易没有拿到相应的回报,还变相推高了四川全省输配电价。
在未来的市场环境下,“网对网”的实质,是电源与售电公司或用户交易时,输配电费既要包含跨区输电通道,也要涵盖送受端电网的输配服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不同的外送方式还带来其它利益的不均衡问题,比如遇到弃水时,不同交易模式对应的调度级别的电站境遇是非常不同的。不同电站的调峰分摊机制不均衡,这才是弃水背后的根本矛盾。
不论是计划方式还是市场方式外送,并不改变这些问题的实质。
市场的壁垒究竟在哪里
在启动本轮电力市场化改革之前,有一种声音认为之所以有的省份不愿意消纳外电,是想保护省内发电企业利益,就是所谓的省间壁垒,要用市场化改革打 破省间壁垒。
这种情形过去确实存在,但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各地都在争抢优质电力资源。传统的以邻为壑的市场观念已经不复存在,省间壁垒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当前我们面临的是市场的壁垒,这种壁垒制约了电力资源合理配资,不利于电力市场发展,更不利于西部地区发展。
当计划方式的省间壁垒不复存在,电力市场的壁垒实际上是输电通道壁垒。真正影响市场化配置资源的,还是输电通道能力不足,比如川渝之间饱受通道能 力的限制,比如反复提到的弃水,不是外送通道不够而是省内电网汇集通道的能力不足。
于是有观点提出,是不是通过输电权交易解决市场壁垒。输电权交易的功能是发现输电通道的价值,通过价格信号引导新增输电通道投资,但它并不能解决既有输电通道短期内的稀缺性,只会形成价高者得,它的价值在于长期上推动新的输电通道投资。所以,当出现通道壁垒时,不论在计划的方式下,还是在市场的方式下,最终的结果都是分配不到更多电力资源,即使有了市场,通道能力不及的地方连出价的机会都没有。
通道规划和投资审批面临市场方式和计划手段的选择。强调通道利用率、送受端装机容量替代率、有没有弃水等等指标,这就是计划方式,一般方法是规划 “点对网”交易的输电线路。这种方式显然解决不了通道壁垒带来的市场壁垒, 也就是说,计划的方式解决不了市场壁垒问题。这是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对电力行业治理带来的巨大挑战,如何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又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是一个全新的“方程式”。
水电外送的利益症结
任何一个“方程式”的解,背后都是利益。
水电开发外送最核心的利益其实就是上网电价,其它理由都是围绕上网电价的“梳妆打扮”。水电开发的核心利益诉求是保住电价,赶在市场形成之前,抓住计划的尾巴锁定电价。哪怕未来要转向市场化交易,或多或少还有机会运用计划的余温保住相当的既得利益。
于是也就出现了抢投产进度,甚至顶着一些违规的风险,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未来市场预期的不确定性。如果能够及早给出跨区送电价格市场机制的预期,这种状况是可以改善的。对于外送水电,未来不太可能全电量参与市场交易,一定是大比例长期协议为主。
弃水是推动尽快外送,也是掩盖自身瑕疵的最好理由。实际上,因为追求提前投产而形成的短期弃水,不能和调峰弃水相提并论。前几年四川水电弃水的主 要原因,主要是西部水电群到负荷中心的500千伏输电通道能力不足,目前已在逐步改善。短期内可能的弃水是可以有办法解决的,不能作为搪塞讨论川电优先就地就近消纳的理由。
首先,这些正在开发的项目一些建设手续有待完善,如果坚持合规开发,避免旧病未治又添新病,出现弃水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其次,水电投产不像火电那样集中,建设过程中还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影响机组投产进度,一些尚未核准的项目预排的投产计划也往往过于理想,这些问题在技术层面都可以影响决策。总的来说,水电站群的投产有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过程,成渝地区的市场增长具备足够的消纳空间。
水电开发外送利益的另一个更深层次的症结,在于不同时期的电源投资没有形成整体性的利益调节机制。
早期开发的电源成本低、价格低,后期开发的电源成本高、价格高。前期经济发达的东中部地区带动西部开发的同时,享受了优质资源的红利,等到西部资源地经济发展起来,需要要素支撑时,要么是面临无电可用,要么就是付出更高代价。这个根本性的制度问题不解决,水电开发的矛盾会始终存在并继续影响西部发展。任何一项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外部环境的变化,都会出现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需要后来者适时修正或改革。
市场和政府的两个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电力行业发展和管理的体制机制也需要主动调整适应新的发展形势。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政府绝对不介入,放手让市场自行其是,而是同时也要做到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电力市场而言,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多是在发挥其发现价格信号的作用,在投资决策层面让企业自主决策减少政府干预等。
但即使搞电力市场,电力领域也不是充分竞争的市场,依然具有相当的垄断属性,比如电网环节依然是自然垄断,发电环节仍然具有垄断竞争甚至寡头垄断,这个行业真正能够具备充分竞争的是尚在发育之中的售电侧市场。如果单纯的强调发挥市场作用,电力资源被市场的力量吸走,那么很可能就会出现价高者得,西部地区只能始终处于弱势地位,这种局面是和国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不协调的。
这也说明完全放手市场配置资源方式与全国经济协调发展诉求之间的矛盾,也是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症结之一,这个时候就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关键在于,政府并不是去替代市场,直接进入市场,而是引导和把握市场配置电力资源时背后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的关键在于,是从工程技术、项目经济性层面出发,追求投资的利益最大化,还是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出发,追求全社会利益最大化。很显然,技术要服从政策,政策要服从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说,西部水电在国民经济层面的资源配置,显然要更多发挥政府的作用,尤其是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相互协同配合。
不论是计划方式还是市场方式,都是资源配置的方式,任何方式都不能百分百保证实现资源的最优分配,稍有不慎都有可能造就资源错配,更好发挥政府的 作用尤为关键。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亟待调整川渝能源发展格局,实现水电资源优先就地就近消纳。这是一件很难的多方博弈,涉及送受电省份、发电企业、电网企业等,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责任担当。
作者为重庆资深能源人士;编辑:韩舒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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