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十年丨流动的中国

作者：央视新闻

发布时间：2022-10-19 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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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0

2012年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5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幅员辽阔，体量庞大，人口众多。

中国怎样弥补发展的短板，缩小区域的差距，消弭贫富的分化？

中国如何才能够更好地协调发展？

十年间，天堑变通途。

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高效流动。

区域发展更加协调、均衡。

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的活力。

乡土上的流动

怒江，地处中国西南边陲。

每晚七点，怒江大峡谷中的福贡县城，舞曲歌声响成一片。

然而十年前，这里的夜晚还是一片寂静。

山川阻隔，交通闭塞，困扰着世世代代的怒江人。直到四年前，当地启动易地扶贫搬迁，实现了几代人走出深山、摆脱贫困的夙愿。

不只是这里，过去十年，在中西部崇山峻岭、荒漠化严重、高原高寒等地区，我国开启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易地扶贫搬迁。

在全国，因为搬迁而新建的村子和小镇就有3.5万个，960多万贫困人口完成了搬迁，相当于给一个中等规模人口的国家搬了一次家。千百万人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改变。

十年间，山川见证了历史巨变。

远方

海拔4700m，色季拉山。

中国自主研制的硬岩掘进机“雪域先锋号”将和另一台掘进机一起，用将近七年的时间，打出一条全长37.9公里的铁路隧道。

每隔1分钟，“雪域先锋号”身上的智能物联网关，会将它的工作状态回传到千里之外的数据中心。

利用中铁工程装备的数据平台，我们收集到了十年来大型隧道掘进设备的工作情况，在地图上，逐一找到了它们的位置。横断山、念青唐古拉山、祁连山……这些工程装备所在的地方，往往就是一座座过去一直难以征服的大山。

十年间，中国人和中国制造的工程装备，突破一个个前所未有的难关，打通了天山、昆仑山、秦岭，修通了超过20000公里的隧道，其中，中西部地区就占到了近六成。

十年穿山越岭的努力，只为了一个目标，填补空白。

这是2012年的铁路网，此时，西部地区铁路建设还有大量的空白，西部的铁路网密度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3.5%。这一年，从广州向西开行的铁路，只有1条广茂线。从广州向西开行的高铁，数量为零。

这是十年之前，发生在春运时的一幕景象。

归心似箭的人们，汇流成浩浩荡荡的摩托大军，最高峰时，规模超过了100万人。而十年后，当镜头再次对准摩托大军必经之路时，看到的却是这样的景象。

摩托大军去哪里了？2014年底开通的南广铁路也许能回答这个问题。12306票务大数据在这条线路上捕捉到了变化：从2015年开始，春运期间，广州开往广西方向的列车上，来自梧州、百色地区各县乡的乘客迅速多起来。

今天，越来越多的打工人，用这样的方式，踏上回家路，欢声笑语，见证时代的变迁。

十年间，铁路不断向中西部地区延伸，扩展。到2021年底，西部地区铁路里程突破6万公里，占到全国的40%；

公路网也在十年里不断织密织细，每一百平方公里中就有超过55公里的公路。而直接修到村口的农村公路，超过了440万公里，5万多个建制村通上了客车。

卫星从太空中也捕捉到这些变化。

以喀斯特地貌著称的贵州，近2万座各式各样的桥梁，把一个“地无三尺平”的地方变成了“高速平原”。

塔里木盆地边缘，一年半时间，戈壁中长出了一座整齐的建筑物，这是和若铁路上的一座火车站，于田站。今天，我们用2000多公里的铁路，把著名的“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包围”起来，戈壁飞沙，不再是流动的障碍。

为了让这里的葡萄和其他生鲜水果能够保鲜运输，在铁路沿线，还专门建起了一个5000吨级的大冷库。

通过对全国冷链大数据的追踪分析，我们发现了一些有趣的改变。随着中西部铁路网的不断延伸，配套物流设施的建设速度明显加快。2016年，十个西部省份，铁路周边冷库容量还只有26万吨，但是在五年的时间里，它们快速增长，到了2021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25万吨，扩大近5倍。

我们把观察的角度再放大一些，利用分布在乡村，高山中的拍摄设备捕捉到了更多的改变。

过去的十年间，中国对贫困地区的农村电网进行改造升级，800万贫困村村民因此受益。

超200万个5G基站遍布全国，村村通宽带，中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

十年间，中西部加速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缩小了和东部地区之间的区域发展差距。更重要的是，它们和东部之间的高效联动，让协调发展逐渐变为现实。

流动带来新格局

贵阳北站，全国十大高铁枢纽之一，每天有上万人在这里乘车。

山多路少，贵阳的经济发展长期受限，人才外流严重。从2013年开始，贵阳把数据产业作为主题，培育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装备制造业等产业。新产业不断兴起，成为吸引人口的“磁石”。

今天的贵阳，一条总长1305公里横跨三省的光缆传输通道正在修建。6个新建设好的大数据中心约400万台服务器将被它们连接，形成了中国最大的算力枢纽。

当我们来到高空视角俯瞰下去的时候，这个变化更加明显。

随着新兴产业的不断发展，贵阳的面积也在变大，我们圈出了城市明显的变化，十年间新增的人口就超过了160万，变化的还不仅仅是贵阳。

西安，城市在十年里快速发展，人也在变多。常住人口增量448.51万人，位居全国第四。就在不久前，西安刚刚完成了一次世界最大推力整体式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点火测试。现在，国内三分之一以上的航天科研单位在这里聚集。

今天，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事业首选不再只是北上广深，中西部成为他们开启梦想的新选择。

我们对全国338个城市十年来新注册市场主体数据进行了统计，过去十年，传统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两个领域，市场主体增长了4倍多。

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观察点，我们发现，过去十年，装备制造、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逐步由东部沿海地区向着内陆地区延伸，在中西部形成新的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的新布局，带来的是人口的聚集和城市的扩张。

一个个新的城市群在中西部悄然崛起。

今天，流动的速度前所未有地加快，这为千千万万试图改变命运的个体提供机遇，也在不断重塑经济版图。

当夜晚来临时，这一切，通过遥感卫星捕捉到的灯光图可以看得更为清晰。

利用中国科学院夜光遥感数据分析系统，我们看到了这些地方十年来的变化。

夜光图里有过往的努力，也承载未来的希望。

是区域间的深度连结，也是不同板块之间的鸿沟弥合。

是人与物的畅通其流，也是信息的交汇融合。

这是比时间和空间更辽阔的流动。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发展更加协调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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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年丨突破的中国

作者：央视新闻

发布时间：2022-10-18 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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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5

当经济总量不断迈上更高台阶，新的追求是什么？

当要素投入难以带动经济增长，新的动能在哪里？

当全球竞争日益激烈，新一轮科技产业变革即将到来，中国又将如何应对？

答案是，创新。

以创新驱动引领发展。从跟跑到并跑进而领跑，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到系统能力提升，过去十年，从发展理念到发展路径，都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持续攀升，从2012年到2022年，由第34位上升至第11位，成功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创新，这一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正牵引着中国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实现一个又一个新的突破。

从2013年开始到现在，中国发射了多颗高分卫星，可以观察到国土的细微变化。这是过去十年里，中国城市空间形态变化最大的区域之一——深圳前海。

2012年的前海还是一片泥泞的滩涂。十年之间，一座座蕴藏着创新密码的建筑物，从土地中生长出来。

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创新中心、人才驿站、创业学院，创业者能享受从公司注册到上市的全流程服务，601家团队在这里完成创业孵化，其中香港团队331家。

距离梦工场不到两公里，就是前海深港国际金融城，启用不到一年，签约入驻的金融机构已达到195家，为创业创新注入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在中国（深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平均每个工作日有近500件专利完成申请，办理的专利受理、转化运用等相关业务超过6000件。

如今的前海，累计推出制度创新成果685项，其中80多项在全国得以复制推广。

当我们将视线从前海扩大到全国，会发现创新已经无处不在。

如今，在导航软件上搜索“创新”两个字，会得到总数超过5万个目的地。过去十年里，它们从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加速向中西部延伸，现在已遍布全国各省区市。

翻阅近年来国家科技领域的五年规划， 我们发现，“十二五”时期的“科技发展规划”，从“十三五”起，名称变成了“科技创新规划”，从发展到创新，一词之变，两字之差，不仅是对“创新”的空前强调，更折射出全新的发展理念。

我们收集了31个省区市的“十二五”“十三五”科技规划，对62份文件150多万字的文本进行了数据分析。“改革”一词的出现频率从“十二五”的244次，猛增到“十三五”的748次，“创新”这个词的出现频率从“十二五”的3484次猛增到“十三五”的7793次；“基础研究”出现的频率从184次增加到300次。

在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羲和激光装置，科研人员采用多项创新方案，获得了当前国际最高亮度、最低能散电子束。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 王文涛：基于这项研究，可以将光子大科学装置压缩到桌面尺寸，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

在湖北武汉，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等大科学装置和多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已经投入使用，在精密重力测量研究设施，科研团队研制出国内最高精度的空间惯性传感器。

精密重力测量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体系负责人 白彦峥：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成功进行了“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天琴一号”卫星等多次在轨试验。

点燃创新引擎，激发无穷动力。

2015年出台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一共提出了143项重点任务，随着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施工图上，一项项任务渐次点亮，到2021年已全部完成。

创新的动能如何持续保持强劲？从最近十年各项生产要素的流向中，我们继续寻找答案。

我们对近300家中国“独角兽”企业进行分析，发现它们的创始人身上具有这样一些共同点。他们中的74%，拥有硕士或者博士研究生学历；他们中的76%，拥有技术专业背景；他们中的三分之一，有海外留学经历。他们在创办企业时，平均年龄只有38岁。

青年人才正在成为中国创新主力军。量子科学团队平均年龄35岁，“嫦娥”团队、“神舟”团队平均年龄33岁，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研制团队平均年龄31岁，“天眼FAST”研发团队平均年龄30岁。

在全球800多万科研人员当中，仅有不到1%能发表被高频次引用的论文，他们因此被称为“高被引科学家”。2021年中国内地获此殊荣者935人，这个数字是2014年的7倍，研究领域涵盖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学等。

十年间，高速铁路、5G网络等建设世界领先，载人航天、火星探测等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新能源汽车、新型显示产业规模居世界第一。中国为人类科技进步正在做出更大的贡献。

长三角、珠三角，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在土地空间如此稀缺的区域，如何用创新的指挥棒，集聚要素资源？如何提高用地效率，更好地支撑新兴产业成长壮大？各地在不断探求破解之道。地处长三角的安徽，将目光投向了那些低效和闲置的存量建设用地。

作为合肥经开区创新转型升级办公室负责人，李正茂最近的工作重心在围着土地转。合肥经开区被称为“安徽工业第一区”。但随着园区规模不断扩大，成长的烦恼却日益凸显。

合肥经开区创新转型升级办公室主任 李正茂：我们肯定要发展一些附加值高的、新兴的产业，但这又是一个矛盾，为什么，没有地了。

一面是大量加工型企业利润越来越薄，一面是蓬勃兴起的新兴产业无地可用。如何跳出产业在中低端徘徊的泥潭，让有限的土地资源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合肥经开区创新转型升级办公室主任 李正茂：我们当时举棋不定，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来了之后，提出了科技创新，所以我们抓住了这个机遇，最终大家决定，我们先试水。

2017年，合肥成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经开区开始探索“产业+科创”模式，对土地精打细算，区内企业按亩均营收、利润、研发投入等多项指标进行分类，实行差异化用地政策和财政政策，倒逼经济加快转型升级。

有724亩土地原本属于一家建筑机械企业，因长期闲置被收回后重新规划为智能科技园。机器人研究院、集成电路研发中心以及新能源汽车总部相继落户，牵引起多条千亿级产业链。地还是那块地，但每亩土地的效益已经从2013年的15万元提高到37万元，翻了一倍还多。

我们联合国家信息中心，对长三角、珠三角所有城市每个月招拍挂出让的土地分门别类加以汇总，用不同颜色的便利贴代表新增土地的不同用途。蓝色代表工业用地，黄色代表住宅用地，绿色代表其他用地，每一张便利贴对应着1个百分点。在“严守耕地红线”的前提下，工业用地在新增建设用地中的占比从2013年的43%提高到2021年的49%，多了6个百分点，住宅用地占比基本保持稳定。过去10年间，我国建设用地总量增加了26.5%，但同期创造出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多。

从卫星上看中国，经济结构之变清晰可见。

在江苏苏州科技城，2020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成长壮大，工业互联网、云计算等高精尖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就有40多家。

在四川天府新区，2022年，天府新经济产业园四个园区全部建成投用，已落地数字经济重大项目超过120个。

2017年，河北雄安新区设立。2022年，中国科学院雄安创新研究院正在加快建设，统筹中科院16个院所、高校的创新资源，推动集成创新和关键技术落地转化。

十年之间，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从3个增加到23个，全国高新技术企业从十多年前的4.9万家增加到33万家。

钱往哪里去，也是观察经济的一个风向标。中国如今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资本市场，每天，数以亿计的资金在股市中流动。

2012年，国内A股上市公司19个行业大类中，企业数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制造业、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 2021年，制造业上市企业数量增长了一倍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上升至第二位。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企业从原来的13家增加到97家，进入前十名。

资本市场风水轮流转的背后，是新旧产业的进退与更替。“硬科技”产业集聚效应在科创板上显露得更明显。

从2019年科创板开市到2022年上半年，短短三年时间里，429家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募资总额超过6100亿元。2021年，科创板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在营收中的占比达到了10.3%，十年来，制造业、科技企业等领域的信贷投放不断扩大，科技、资本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高水平循环正在打通。

新时代的中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用科技创新破解增长瓶颈。

在广袤的国土上，超200万个5G基站星罗棋布，在这个全球最大的通信网络上连接的，除了有数以亿计的手机，还有一个庞大的用户群，就是工厂。

夜晚来临，智能工厂里闪烁的灯带提示着生产正在火热进行。200多个高清摄像头、8000多个传感器实时收集着生产数据，机器通过分析数据自主感知，传递和诊断问题，完成全自动化生产。

在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汇集着数百万家数字化工厂，联网设备总数超过7000万台套。按照每台设备所在的地理位置信息，我们将联网机器最多的15个省份打印在胶片上，同时，将全国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幅度最大的15个省份打印在另一张胶片上，当两张胶片重叠在一起时，发现这些省份基本重合。数字化转型的浪潮，正对冲人口红利变化带来的影响，让制造业的生产效率持续提升。

创新不仅重塑了工厂，也再造了农田。

根据数万台农业无人机的飞行轨迹，我们生成了一张数据图，可以看到一簇簇光团随季节更替，出现在从南到北的农业主产区。进入9月，光影开始朝着新疆聚集。

天山南麓，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全年日照达到3000小时以上，地球上最适合棉花生长的土地之一。

2021年，这片古老而广袤的棉田上多出了一些年轻的身影。

两个“90后”小伙子、4架农业无人机、300多套智能设备，完成3000亩棉花试验田从种到收，这是一场从没有过的挑战。

农业数字化技术员 艾海鹏：其实刚接手到两个人挑战3000亩“超级棉田”这个项目的时候，第一感觉很兴奋，看看能不能用我们的科技，再给农业带来一些新的变化。

尽管乡亲们都不相信，但艾海鹏和凌磊两人干劲十足。凭借高精度导航和自动驾驶技术，无人播种机在大地上拖出笔直痕迹，很快，棉花幼苗就破土而出了。

然而就在他们信心满满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场风灾突袭了农场。

一场8级的大风，让原本长势喜人的棉花苗被吹死一半，在研发团队远程支持下，智能机械设备马力全开，高效完成了补种工作。春去夏来，无人农场渐入佳境。过去需要人工搅拌的肥料，日夜守护的泵房，一百多个手工转动的阀门，几十吨扛在肩上喷洒的农药，现在一个小小的平板电脑就能搞定，无人化作业率达到60%，而且每亩地成本降低了几百元。秋天，采棉机的歌声涌向天边，望到最远的地方，分不清是棉花还是白云。一年的艰苦努力都在这一刻化为了丰收的喜悦。

十年之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从57%提高到72%以上，水稻、玉米、小麦三大粮食作物机械化率分别超过85%、90%和97%，有力支撑了中国粮食18年连续丰收。科技创新正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和力度推动农业迈向现代化，这是中国这个传统农业大国从没有过的新突破。

数字化浪潮还重塑了社会分工。十年间，我国对1999年颁布的国家职业分类大典进行了两次修订。在最新公示的职业分类大典中，首次出现了数字职业标识，数量高达90多个。“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增材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商务数据分析师”“农业数字化技术员”……从这些新职业名称可以看出，如今数字职业从业者已分布在社会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各个环节，覆盖了一、二、三产业。

十年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1万亿元增长到45.5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21.6%提升至39.8%。数字化浪潮也带来经济社会运行效率的加速提升。

在国家统计局专业人员的帮助下，我们核算了过去十年中国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情况，从2013年到2021年，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提高6.8%，速度快于GDP6.6%的年均增速。

动力变革、效率变革、质量变革，创新正推动中国经济发生着历史性突破。

更高，十年之间，全球海拔最高5G基站在珠穆朗玛峰6500米前进营地开通，信号覆盖珠峰峰顶。

更深，十年之间，载人深潜器从7062米向11000米进发，探索深海奥秘。

更远，十年之间，实现从地月系到行星际的跨越，“祝融号”在4亿公里外的火星上留下印记。

一座座车水马龙的城市，一个个欣欣向荣的乡村，一家家生机勃勃的企业，还有无数个努力奋斗的中国人，正汇聚起一个持续前进，不断突破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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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十年丨经济体制改革，如何激活中国发展潜能？

作者：华舆

发布时间：2022-09-23 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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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9月21日电 题：经济体制改革，如何激活中国发展潜能？

——专访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体改司副司长蒋毅

中新社记者 王恩博

中国国家博物馆里，109枚来自天津滨海新区的红色公章静静躺着。它们形状、材质各异，有的如拳头般大，曾代表着政府的审批权力。

2014年5月，天津市滨海新区将分散在18个不同单位的216项审批职责归并到一个部门，率先实行“一颗印章管审批”。这109枚印章“封存了就永远不再打开”，被国家博物馆收藏，成为中国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见证。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一道世界级难题，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对二者关系的认识亦经历了不断深化的过程。

2013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较此前“基础性作用”的表述，两字之差折射出对市场的全新定位。随后，中共十九大再次明确了上述方向。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体改司副司长蒋毅日前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说，这个定位是中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新突破，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这个新阶段，中国通过改革，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也通过改革，让各类市场主体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实现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更多史无前例的改革举措随之落地开花。2020年10月，改革开放前沿深圳再次按下改革快进键，实施综合授权改革试点。此次改革授权力度之大、任务之艰巨、修法力度之大、试点模式之新均前所未有。

截至目前，首批40条授权事项已全面落地实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成效显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统筹发力，市场活力、制度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持续被激活。至2022年8月底，深圳共有企业240.48万户，占商事主体总量逾六成。

从地方到中央，中国正逐渐成为“善于驾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行家里手”。以此为切口观察这十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越来越多目标正照进现实。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成熟定型，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稳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正在加快形成，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和社会信用等市场体系的基础制度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眼下，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中国经济面临更复杂考验。人们期待上述改革红利持续释放，进一步化作增长的动力。

直面严峻挑战，中国决策层已部署了一系列激活发展动力的重大改革。加快推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稳增长扩内需的相关改革；加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绿色低碳转型……蒋毅表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认真把这些措施落实落细。

他强调：“我们将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体改司副司长蒋毅(右)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

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如何，取得了哪些成效和亮点？

蒋毅：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济体制改革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全方位展开、系统性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提升。主要成就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市场主体活力有效激发。国资国企改革完成顶层设计，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取得实质性突破，混合所有制经济稳健发展，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不断健全。重点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不断优化。过去10年，民营企业数量从1085万户增长到4457万户，翻了两番。

二是市场体系建设不断完善。立法、执法、司法全方位产权保护制度体系逐步形成。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加快完善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的要素市场制度，形成了100多万亿元(人民币，下同)经济总量、14亿人口、4亿左右中等收入群体的强大国内市场。

三是宏观经济治理改革取得新成就。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完善。宏观调控方式持续创新，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等更加灵活有效，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出台实施。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审批事项大幅减少。

四是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构建。统筹推进21个自贸试验区建设，向全国复制推广260多项制度创新成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顺利起步。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全面实行。颁布实施外商投资法。全面建成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并覆盖全国所有口岸，贸易便利化水平大幅度提高。

▲宁波舟山港作业场景。高雪峰 摄

中新社记者：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一道世界级难题。围绕把握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国家发展改革委推动了哪些重要改革举措？

蒋毅：我们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定位，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新突破，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国家发展改革委围绕处理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结合的体制优势，推动了许多改革举措。

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方面，一是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效运行的微观基础。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优化调整，积极稳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二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筑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体制基础。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

三是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方式等。

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方面，核心是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主要包括，构建有效协调的宏观调控新机制，全面完善科技创新制度和组织体系，完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体系，以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为牵引持续优化政府服务，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社会信用体系和新型监管机制等。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体改司副司长蒋毅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

中新社记者：“十四五”以来中国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按下加速键，并提出“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基本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请问“高标准”如何理解？建设进展如何？下一步有哪些工作重点？

蒋毅：市场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运转基础。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的通知》印发实施。《行动方案》提出要“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基本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高”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理解：

一是要有高标准的市场基础制度，包括完善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和社会信用制度体系。二是要有高标准的要素市场体系，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三是要有高标准的市场环境和质量，全面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四是要有高标准的市场基础设施，推动市场基础设施高标准互联互通和全面升级，形成高效畅通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通道。五是要有高标准的市场开放，国内外开放领域持续扩大，开放深度上持续拓展。六是要有高标准的现代市场监管机制，完善市场监管机制，提高市场监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行动方案》印发实施以来，各方面协同配合，中国高标准市场建设体系取得新的进展。一是市场规模效应进一步凸显。市场主体总量超过1.5亿户，其中企业4000多万户。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网络零售市场，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二是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产权保护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成效显著，市场准入限制不断放宽，公正竞争共识不断凝聚，社会信用体系逐步健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全面实施。三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入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劳动力和人才流动渠道进一步畅通，资本市场改革持续推进，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稳步发展。四是市场环境和质量明显提升。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市场监管效能不断提升，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环境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

下一步，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加快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一是深入推进市场统一开放。完善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推动制度型开放，促进内外规则衔接。二是大力促进市场有序竞争。着力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促进商品要素有序流动。三是全面提升制度建设水平。一方面加强市场体系本身的各项制度建设，另一方面加强促进市场体系有效运行相关的现代市场监管机制等配套制度建设。四是不断完善市场治理。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增强治理效能。

中新社记者：从目前的实践看，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效果怎么样？下一步将如何推进？

蒋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作出战略部署。随着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断深化，改革成效日益凸显。

一是形成了各类所有制经济互促共进的良好局面。国有资本实力品牌优势和非国有资本市场机制优势互补融合，围绕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的战略合作持续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重点行业改革提速，竞争性环节有序放开，有效带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企业累计引入社会资本超过2.5万亿元，地方国企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社会资本超7000亿元，呈现出融合发展的良好趋势。

二是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功能放大。超过100家完成试点任务的混改试点企业共计引入外部资本超过2530亿元，改革后国有资本权益平均增长约20%。近20家试点企业成功登陆国内股票市场，国有资本权益实现倍增。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存量国有资本的质量效益显著改善，盈利能力明显提升，增量国有资本也实现结构优化、转型升级，切实放大了国有资本功能。

三是培育了一批高质量的市场主体。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一批长期亏损甚至濒临破产的传统国企扭转颓势，在很多领域培育出一批生机勃勃的“专精特新”和隐形冠军企业，切实激发了微观主体活力，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推进混改过程中，指导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改革操作路径，为深化改革提供了有益参考借鉴。

▲图为航拍南沿江铁路江阴站站房屋面钢结构桁架整体提升现场。(无人机照片)中新社记者 泱波 摄

实践证明，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战略部署是完全正确的，符合现阶段中国改革发展实际，混合所有制企业有着蓬勃生命力。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持续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牢把握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发挥各种所有制资本优势，坚持依法依规推进、坚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一是突出改革深化。持续深化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严格遵循“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聚焦混资本、改机制、优监管、强配套，推动改革取得更大实效。二是突出增量混改。务实推进新能源等领域增量混合所有制改革，培育一批高质量的市场主体，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突出示范带动。组织开展深化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示范，加快培育建设一批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实微观基础。

中新社记者：始于深圳的综合授权改革试点是改革推进方式的重大创新，请问实施以来效果如何？下一步综合授权改革试点方面还有哪些重大举措？

蒋毅：在深圳实施综合授权改革试点，是新时代推动深圳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又一重大举措，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关键一招，也是创新改革方式方法的全新探索。和以往改革不同之处是，综合授权改革更加突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衔接配套、成熟定型，实现改革的目标集成、政策集成、效果集成。

综合授权改革试点落地近两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深圳等有关方面合力推动各项任务落细落实。目前，首批40条授权事项全面落地实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成效显现。

一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断深化。开展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制度改革。实现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与中小板合并，推动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实施契约型私募基金投资企业商事登记改革，首批开展3个基础设施REITs试点项目。

二是营商环境建设持续推进。实施科技、金融、医疗等6大领域24条放宽市场准入若干特别措施。出台首部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

三是科技创新制度环境不断完善。优化创新资源配置管理体制，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步伐加快。健全双轨制科研经费投入机制，开展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制定外籍“高精尖缺”人才认定标准，审发520多份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

四是对外开放合作领域持续扩大。出台实施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全国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65项。开展本外币合一跨境资金池业务试点，率先赴香港发行50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

五是民生服务供给体制不断优化。试点开展国际职业资格视同职称认可工作。开展航空资源结构化改革，宝安国际机场高峰小时容量标准从55提升到60架次/小时，预计每年增加2.7万架次航班时刻保障能力。

下一步，我们将总结深圳“实施方案+授权清单”改革探索经验，稳步做好复制推广工作。同时，我们还将按照中央顶层设计要求，把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推动改革落地见效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支持推动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综合改革试点，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深圳市蛇口滨海文化创意街区。广东省文旅厅供图

中新社记者：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围绕稳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未来将如何通过改革这“关键一招”这激活发展潜力、增强发展动力？

蒋毅：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了一系列激活发展动力的重大改革。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立足新发展阶段，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将这些重大改革认真落实落细。

一是加快推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改革。完成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任务，深入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积极稳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加快结构性改革步伐，实现高质量发展。聚焦市场主体关切，持续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营造各类市场主体竞相发展的良好环境。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二是加快推进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的改革。着力清除市场壁垒，完善市场体系基础制度，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力争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领域有重大突破，在数据要素相关基础制度上有显著进展。稳步推进重点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进一步完善全国统一的油气市场体系。

三是加快推进稳增长、扩内需的改革。创新投融资体制，推进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更好撬动社会资本扩大有效投资。推动消费提质扩容，进一步改善消费环境，促进居民消费持续恢复。完善按要素分配的制度设计，推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四是加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扩大制度型开放，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进一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实施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加快海南自贸港建设，抓好全岛封关运作。优化外商投资服务，推动重大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五是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完善科学考核和统计核算体系，有效避免“一刀切”和运动式减碳。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搞好用能权和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取得重要突破。

我们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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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调查丨中国这十年：基层堡垒

作者：国际在线

发布时间：2022-07-03 09:42

快照：

10:01

天津市河西区：“双报到”制引领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天津文化中心广场是天津市最大的公共广场。夏日傍晚，天还没黑，广场上已经热闹了起来。因为面积大，硬件好，许多群众自发组织，定期来这里休闲娱乐、锻炼健身。

舞蹈队、歌唱团、演奏队，每个队伍都带着大音箱来到广场上，队伍一多，广场上的声音也越来越杂，队伍间慢慢就出现了一些小摩擦。

对组织者来说，自己的队伍活动被人打扰，谁都不愿意退让。社团之间在音量上的较量，不仅困扰广场上活动的这些队伍，每天各种音乐、鼓点、歌声，也会飘进周边小区居民的家里。席秀芝一家就住在和平广场旁边的港云里小区，曾经因为广场上的吵闹声困扰不已。

席秀芝一家的困扰，小区里许多居民都曾经感同身受。当时，社区为了解决居民的困扰，曾经尝试着进行协调，但是效果却并不好。

修建文化中心广场本来是为了丰富群众业余生活，可却因为音响问题引发各种纠纷矛盾，给周边居民带来困扰。原本广场上的管理部门也曾经尝试对各个活动团队进行管理，最终也没能成功。

天津市河西区银河文化社团联合会原党委书记 杨洪发：区域办管理的时候，群众和他们之间产生了一些管理和不服管理的矛盾。

杨洪发是最早来到广场上活动的居民之一，见证了广场活动从星星点点到蓬勃发展的整个过程。退休前，杨洪发也是单位的管理人员，看到广场上这样的情况，他也觉得很困扰。

究竟怎样能把这些松散的群众组织起来呢？面对难题，文化中心广场所处的天津市河西区越秀路街道党工委站了出来，把管理松散的群众社团集中起来，组建了文化社团联合会并成立联合会党委，给每支队伍划定了场地，实行网格化管理。同时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头执行组织的安排。

党组织要发挥作用，离不开党员的引领。如何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近年来，天津市不断探索，采取“双报到”制度，党员除了要在组织关系所在处履行义务，也要到各个社区“报到”，在自己经常活动的区域履行党员的职责。两边同时对他进行考核和管理。

为了增强凝聚力，联合会党委对每个队伍的党员都进行了摸底，共有158名党员亮明了身份，25支队伍中，16个队伍成立了党支部，这些党员和党支部负责搭建起党组织和队员之间的桥梁，给各个社团宣传政策、调解矛盾、维护秩序。队伍里的党员成了服务群众、解决问题的主心骨。

广场上各社团间不和谐的声音越来越少，但是周边居民对广场噪声的投诉仍然时有发生，如何让周边居民也满意，这又是一个难题。

针对居民对广场噪声的投诉，社团联合会党委和周边社区党委把广场区域管理、公安、环保等相关部门请了过来，大家现场办公，一起解决问题。

近年来，在社会基层治理中，天津市一直在探索党建引领新途径，大胆创新，将权力、资源、力量下沉到基层，当遇到需要多部门共同解决的问题时，街道、社区党组织迅速“吹哨”提出要求，相关部门第一时间“报到”，一起到场解决。

经过实地测量、各部门座谈后，文化中心广场噪声扰民问题终于有了解决方案：在广场外围一圈安装分贝监测设备，环保部门提供技术支持、区域管理部门负责出资和施工建设、如果分贝超标，公安部门依法处理违规扰民行为。醒目的分贝仪在广场上竖起后，有效解决了广场活动因为音量问题引发的各种矛盾。

浙江宁波北仑区：“集卡司机之家”为司机送温暖

12:53

在浙江宁波北仑物流工业社区，每天都有上千辆货运卡车进出，司机们来自全国各地，这个公路边的驿站是由北仑物流工业社区党委牵头，专门为司机们打造的补给站。

今年是朱瑞申干集卡车司机的第20个年头，也是他来到宁波北仑港的第16年。北仑是宁波港一个重要的港区，北仑物流工业社区是一个纯工业园区，以往，社区主要服务这里的物流企业。这几年，随着物流业的不断发展、物流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吸引了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货车司机来这里常驻，他们的数量从一开始的几百人已经增加到现在的2000多人。人一多，司机们和社区的接触也慢慢多了起来。朱瑞申逐渐成了司机们的代表，经常替司机们到社区办事。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物流工业社区党委书记 丁慈英：朱师傅是原来他们车队队长，他经常把一些司机反映的问题收集以后，反映到我们社区党组织中来。

为了更好了解卡车司机们生活中的需求，解决他们的困难，北仑物流工业社区党委在2013年牵头建起了集卡司机之家。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物流工业社区党委书记 丁慈英：司机们其实一开始是观望状态，我们在走访中发现很多集卡司机跟物流企业在业务上的纠纷比较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成立了一个司机之家，解决司机的一些权益保障问题。

随着司机们反映的问题越来越复杂，社区经常需要协调不同部门来解决，效率明显不高。是否能把司机、企业甚至是管理部门请到一起，定时碰面，更快地解决问题呢？2017年，物流工业社区党委决定在物流企业中成立集卡司机党支部，将这些流动的司机们也纳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中，短时间无法将组织关系转过来的党员，可以在这里作为流动党员参加组织活动。

集卡之家党支部书记钟波是一家物流企业的负责人，他利用自己企业开发的派单平台，了解卡车司机中的党员情况。通过平台和北仑物流工业社区党委的合作摸底，当年，北仑工业社区集卡之家党支部就为20多位卡车司机党员提供了组织生活的平台。即使是出车在外的司机，也可以通过网络参加会议，打造“车轮上的党支部”。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物流工业社区党委书记 丁慈英：通过线上云支部，定期把党和国家政策及时发布上去，同时也会征求集卡司机的服务需求和诉求。

2020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物流行业受到很大影响。尤其是今年4月的疫情，让北仑港的集装箱卡车司机们把一个个问题抛到了社区面前。让社区工作人员没想到的是，就在他们为司机们努力解决问题时，集卡司机党员们牵头成立了红蚂蚁志愿者服务队，他们有的主动支援武汉抗疫，六出六进武汉，为他们送去物资。其他不能出车的司机们，主动为过往的卡车司机们提供服务和帮助。

在入党考察期间，朱瑞申跟着红蚂蚁志愿队，协助司机核酸筛查，清扫社区垃圾、疏导当地交通，还主动增加了自己在司机驿站值班的次数，把自己的时间更多地奉献给了社区。去年8月，他通过了组织的考察，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物流工业社区党委书记 丁慈英：对我们基层治理来说，特别针对我们流动的集卡司机群体来说，通过党建引领以后，其实让很多原来的流动的集卡司机从陌生的群体，陌生的人变成我们身边的人，变成我们企业职工中比较热心和积极的一分子。原来更多的是我们社区服务这些新就业群体，现在更多的其实是红蚂蚁志愿者队的司机，他们来反哺，帮助我们社区进行社会治理。

宁夏中卫白崖村：“新班子”带动乡村振兴新发展

11:45

白崖村地处偏僻山区，它所在的海原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白崖村村党组织薄弱，村里的事务被恶势力团伙把控，他们操控选举，阻碍发展党员，侵占惠农资金，村里多年没有发展，群众意见很大，对党组织也不信任。

村民张志强当时一家七口老老小小住着危房，以种地为生，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却几乎没有享受过任何政策补助。

2019年，白崖村恶势力团伙被打掉。但是村里依然面临着基层党组织瘫痪的局面。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农村各个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如果没有一个坚强过硬的农村党支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就不能在农村得到具体的落实。恰逢脱贫攻坚关键期，白崖村亟需重建一个坚强的基层战斗堡垒，带领全村走到正确的发展路线上。

组班子却无人可用，怎么办？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将白崖村确定为软弱涣散挂牌督战村。乡党委采取乡里支援、邻村选调、社会选聘的方式，迅速在白崖村组建起一个临时班子。

临时班子只能救急，未来还是要靠村子的内生力量。乡党委多方物色人选，从在外打工的白崖村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退伍军人中选拔村级后备力量。大专毕业一直在外做生意的34岁的马宝成进入了组织考察的视野。

像马宝成一样，回到村子里的年轻人共有三位。农村基层工作千头万绪，毫无基层工作经验的三个人靠着帮扶干部手把手地教，慢慢成长起来。

经过两年的帮扶，这些有能力，又有干劲儿的年轻人在2021年村两委选举中脱颖而出，成了白崖村两委班子的中坚力量。新班子建起来，就面临着一大难题，由于历史遗留问题，老百姓并不信任村两委。

重建信任，并非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党员干部俯下身，真正地为老百姓考虑问题，解决问题，日久才能见人心。

村里恶势力被打掉后，张志强家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体会到了前后两个班子截然不同的态度。这几年，在村党支部的帮助下，张志强家开展了肉牛养殖，不但脱了贫，还渐渐成了村里的养殖大户。按照政策规定，建档立卡户脱贫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然可以获得补助。眼看着日子越过越好，张志强和家里商量，不再享受一年两万的补助，以后要靠自己的双手致富。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树立斗志、增强本事，二者缺一不可，白崖村党组织在这上面下足了功夫。

村民田儿买最近正在参加村里举办的厨师培训班。学会了这道菜，她可以立刻用在新工作中。田儿买家里老老小小八口人，只有丈夫一个人在外跑大车挣钱，日子过得紧巴巴。她想外出打工，却没有一技之长，也因为要照顾老人孩子没法出远门，拒绝了好几个村里介绍的工作。前不久，村党支部千方百计为她找到了一份给村子附近一家企业做饭的工作，还鼓励她参加厨师培训学手艺，田儿买终于可以走出家门挣钱了。

这两年，整个村在新班子的带领下，改善村容村貌和居住环境，发展高端肉牛养殖业，逐渐走上了乡村振兴的道路。村里人干劲儿越来越足，对党组织也越来越信任，不少人还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力度不断加强， 2019年，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为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据统计，截至2021年底，我国491129个行政村已建立党组织，覆盖率均超过99.9%。

广西梧州富万村：“新鲜血液”推动走出产业发展新路子

广西梧州的富万村进行了一场由村党总支组织的村民代表会议。这场会议讨论的是村子未来产业发展的新路子。新入选村委的年轻人黎炳华提出建议，让大家尝试种植高端水果红宝石青柚。

村民们疑问不少，会上讨论热烈。像这样的会议，富万村党总支常常举行，目的是想方设法拓宽村民的增收渠道，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富万村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在当地一直走在前面，靠的就是村党组织这个坚强的战斗堡垒。

几年前，富万村党总支将村子的发展方向重点瞄准旅游产业，事业开启之初，村民们满心疑虑。

村民的疑虑考验着党总支的能力。为了打消疑虑，富万村当时的党总支组织村民代表两次外出考察，同时由党员干部先行先试。

村民们看到了成效，终于放下心来，纷纷参与其中。在村党总支的带领下，村子被打造成了广西“五星级乡村旅游区”，村集体成立了旅游公司，仅2020年一年旅游收入就超过一百万元，村民们的生活幸福指数与日俱增。

火车快不快，全靠车头带。为了让富万村驶上发展的快车道，村两委这个火车头也在升级换代。2021年经过换届选举，村两委新班子成立，既有富有经验的主要骨干，又补充进来了一些新鲜血液。

曾经在外务工的26岁大学毕业生黎炳华，就是经过层层筛选由村民选举出来的班子成员之一。富有经验的老班子成员遇上思想活络的年轻人，这就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

在发展旅游的基础上，如何开辟增收的新渠道？黎炳华提了不少建议。这一次，黎炳华看到过去村民种的砂糖橘收益不佳，不少地撂了荒，便提出了种高端水果。

会议上，虽然村民们有疑虑，但大家也同意外出看一看别人的经验。趁着天晴，村两委包了车，带着村民到了邻村种植基地。

名为红宝石的青柚，亩产1500个以上，近两年批发价每个达50元左右，一亩地收益达到75000元，仅一季就给邻村带来了120多万元的收益。黎炳华打算先拿自家地做个试验，让村民们看看效果。看到党员干部带头做，不少村民代表也有了兴趣，打算回去跟着实践起来。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才能够当好领头雁，带领大家走上乡村振兴之路。2020年10月，村“两委”任期由3年改为5年，目前，全国49.1万个村班子顺利完成换届。据统计，本次换届后，全国范围村班子结构特别是带头人队伍实现整体优化：学历明显提升，村党组织书记大专以上学历的占46.4%，比上届提高19.9%。年龄普遍比上届下降，村“两委”成员平均年龄为42.5岁，下降5.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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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十年，世界怎么看丨“西方可从中国实践中学习治国理政”——专访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

作者：天眼新闻

发布时间：2022-10-1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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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是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他的家族与中国有深厚渊源。佩里日前在伦敦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过去十年中国在经济、科技等多个领域的成就与贡献全球瞩目，将为世界发展带来重要的积极影响。

把人民放在中心位置

《参考消息》：在过去十年间，您曾多次到访中国。中国取得的哪些成绩令您印象深刻？

斯蒂芬·佩里：过去十年中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成就之一，是在太空探索领域的突破。中国探测器成功着陆月球、火星，这些都为人类更大规模进入太空做准备。这不仅是为了寻找人类可以生存的其他星球，也有助于人类更好了解宇宙、探寻未来如何保护人类，从而应对将面临的挑战。

第二个印象深刻的方面是，中国是一个擅长进行长期发展规划的国家，例如实施改革开放，制定不同阶段发展目标。当我们展望2049年及以后时，中国把目光投向更远。

当前阶段是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中国实现了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

中国崛起采取的是科学方法，通过思考和不断实践来完成。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都是如此。

当然，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有更多新事物出现，比如人工智能。中国在努力解决各种问题，因此中国的发展将在二三十年后变得更加明显，我们将再次认识和理解中国在这十年间为本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变革所作的贡献。

第三个印象深刻的方面是，中国人民在面对困难时始终保持团结，而且中国领导人始终把人民放在中心位置。

无论是遭遇卫生挑战，还是处理经济发展问题、农业收成问题，或是面对国外市场问题，尽管看似不可能解决，但中国人会坐下来认真研究如何应对。这既是一种处理长期问题的方式，也是处理短期现实问题的方式。

一个国家要想取得成功，唯一途径就是把人民放在中心位置。如果政府愿意认真思考如何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品质，那么他们就会找到正确的发展路径。

中西方政治体系虽然不同，但可以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例如中国可以向西方学习如何利用资本、私营部门、市场等，西方可以从中国进行的大量实践中学习治国理政。

可以说，过去十年中国的发展变化，是世界上最重要、最突出的发展变化之一。

“一带一路”是世界性项目

《参考消息》：“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实施九年，您对它有何评价？

斯蒂芬·佩里：如果改变世界可以称作伟大成就的话，“一带一路”倡议无疑已经做到了。它使跨区域货物和人员流动得以改善，降低了成本，缩短了时间。

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国因“一带一路”倡议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国家都得到了帮助，包括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开发新资源、建造工厂、铺设铁路等等。这些措施有助于贸易发展和人员流动，人们开始了解彼此以及彼此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非洲和南美洲也是如此。据我了解，“一带一路”倡议并非仓促上马的项目，而是反复斟酌如何促进货物流动、人员交流的结果。

“一带一路”并不只是考虑中国这一个国家，而是考虑整个世界。虽然目前可能更侧重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但这是一个世界性项目。

“一带一路”倡议很多项目在规划基础设施方面有超前性，这引发了一些争议。有人说，为什么你建了这座城市，却没有人在这里住？为什么你修了这些路，却没有车流？但事实证明，建好城市吸引了居民，修建的道路便利了交通，这些转变对地方发展意义重大。

世界变革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人口转移，“一带一路”倡议在推动人口流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当中国建设基础设施时，会推动“带状发展”。也就是说，当你建造一条新道路时，很有可能随之而来的是酒店、加油站、餐馆和人们生活、居住的场所，这将推动当地汽车业、旅游业的发展。

中英合作前景广阔

《参考消息》：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中英有哪些领域可以加强经贸往来？

斯蒂芬·佩里：中国政府提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告诉我们，中国将把国内大循环作为主体和优先事项。我不太看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是4%、5%、6%，还是10%。这只是代表今天经济发展的一个数字，不是长期特征。中国在未来将涌现一批新的亚洲大都市，它们将极大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该花大量时间来研究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当48家集团在1952年成立时，48家集团委员会成员的主要观点就是，中国在过去20个世纪中的18个世纪里一直是世界上领先的国家，强大的中国会回来的。所以我们当时开启“破冰”之旅，率先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封锁，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事实证明，在过去的70多年里，中国回来了。

在新时代里，我认为英中两国有很多合作机会，比如汽车行业、绿色金融、健康领域等。目前，我们正在努力研究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这需要时间，但至少现在大家都在关注它，所以我认为绿色金融是中英可以合作的一个领域。

总之，对中国来说，未来仍将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时期。中国人总是着眼于未来。我不担心中国人太成功或更强大。

来源 参考消息网

编辑 刘娟

二审 杨韬

三审 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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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起40年丨之于中国经济进程与国人命运改变，人口流动意味着什么

作者：客居世间

发布时间：2019-03-05 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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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网：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83137万人，比2017年末增加1790万人；2018年中国乡村常住人口56401万人，比2017年减少1260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9.58%，比2017年末提高1.06个百分点。

2018年全国人户分离人口（即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2.86亿人，比2017年末减少450万人；其中流动人口2.41亿人，比上年末减少378万人。

截至2018年，世界上总人口超过2亿人的国家，也不过屈指可数，仅有中国、印度、美国、印尼、巴西5国。即使是中国流动人口自2014年达到阶段巅峰后便逐年下滑，2018年减少至2.4亿人的规模，依旧可与世界人口排名第四位印尼的2.6亿国家总人口体量处于相同区间。

根据国家卫健委先前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显示：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44亿人，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所占比重为65.1%。

在新生代流动人口中，“80后”所占比重为35.5%；其次是“90后”，占24.3%，二者合计约占新生代流动人口的6成。“00后”和“10后”的占比分别为19.3%和20.9%。

在居留意愿方面，2017年，40.4%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愿意将户口迁入流入地。83.6%的新生代流动人口计划今后一段时间继续留在本地，其中36.6%计划在本地定居，15.3%计划在本地居留3到5年，9.2%计划居留10年以上。

我们发现，在中国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的同时，2.4亿的流动人口中的年轻化指数却是十分突出。从80后90后到00后10后，为什么中国年轻人回前赴后继加入“流动人口”大军。改革开放40年来，流动人口又是如何深刻改变中国区域经济和个人命运的？

历史上的大规模人口流动

历史上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热爱变化，热衷迁徙的民族。这点可以从历史上许许多多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观点中看出端倪。

《论语·里仁》中记载，孔子曾道，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写道，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凡以上种种，后人统一谓之曰“小农（小农经济）”，并陆续引申出小农意识、小农思想等诸多概念。它特别强调的是，老百姓的“守土”及“重迁”观念，把个人命运高度与农耕文明下的第一生产要素“土地”紧密绑定在一起。

小农（小农经济），即以家庭为单位，以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为基础，完全或主要依靠劳动者自己的劳动，独立经营小规模农业，以满足自身消费需要为主的经济形式。产生于原始社会瓦解时期，在奴隶社会初期曾大量存在，在整个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定的时期，是农业中的主要经济形式。

小农意识，指为满足个人温饱，在一小块地上自耕自作，无约束、无协作、无交换而长期形成的一种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简称小农意识。

小农思想，在小农意识上的进一步深化。心理素质上表现为求稳、怕变、盲目和狂热，从而形成很大的保守性，本能的排斥变革，缺乏主动进取精神；在价值观念上，自然经济使得人们形成以自足、患得患失、平均主义为特点的观念体系；在思维方式上自然经济的规模狭小导致人们的活动范围狭窄和认识水平低下，从而决定了人们的思想方式的经验性、直观性和不系统性。产生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封建制度下的小农经济。

毋庸置疑，由于特殊的历史进程和文化传承，中国人的“小农”思想一度入脑入心之深，令人唏嘘。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凡不至饿死，绝不离故乡，被许多中国人认为是忠孝的典范。

这种思维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上，曾为封建君主的治国安民带来巨大的帮助。尤其是在国家征收赋税时，无论是按土地还是按人头，都能够保证封建朝廷无论天时如何，都能旱涝保收。

但千百年的持续性小农思想教育和影响下的中国，心态的封闭，思维的僵化也在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达到了巅峰。当西方世界发达国家已经全面进入工业化时代，船坚炮利，对于征服世界跃跃欲试时。

古老的文明中国，却仍旧沉浸在“康乾盛世”的小富即安里，错过了最好的改变国运的机会。再之后，就是西方列强用血的惨痛教训，使得中国各界开始全面反思过去中国究竟犯了哪些巨大错误，才导致如此的塌天大祸。

在农耕文明文化的熏陶下，华夏民族在国民性上，事实上始终都是偏于防御与保守的。回顾封建中国的战争史，基本上就是与不同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防御史。

中华民族具有强烈外向性、扩张性与攻击性的历史时期，同样屈指可数。以至于后人最为推崇的，也只有距今两千多年前的秦皇扫六合，汉武开西域的遥远记忆。

而纵观世界文明历史，大规模的人口与文明输出，往往伴随着战争。

但在中国历史上，数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往往根本原因都是涉及到了生死存亡。一说为七次，一说为十次。这里我们为了更为全面，不妨引用十次说，分别是：

一、永嘉之乱，晋室南迁，中原汉族南下江南、湖南、湖北（八王之乱）。

二、安史之乱，中原涂炭，河南、河北、陕西的汉族居民南下江淮，西入川（藩镇割据）。

三、靖康之耻，天子蒙尘，金兵南下，高宗南渡，中原居民大规模南迁（金兵南下）。

四、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从山西南部向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中原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元代战乱）。

五、明末清初的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明清之战）。

六、粤、闽等沿海居民的下南洋（战乱频发/政治迫害）。

七、晋商和陕北居民的走西口，形成了今天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汉族人口（饥荒求生）。

八、山东、河北、河南的闯关东，形成了今天东北的多数居民（饥荒求生）。

九、抗日战争时期河南人沿陇海铁路的西北大移民（饥荒求生）。

十、新中国成立及以后半个多世纪的移民路线（多重因素）。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历史上的中国人口大规模迁徙，均非主动迁徙，而是迫不得已。其中，因战乱、饥荒、政治原因导致的被动迁徙最多。

一直到了新中国建立之后，虽然中国出现过数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但前期仍旧以政策性、被动型迁徙为主。

新中国成立前后，伴随着解放军的南下，国民政府的垮台，大批军政人员、家属和富豪逃离大陆，前往台湾、香港、缅甸等地区，有的甚至远赴欧美。据报道，仅到台湾的就有200万之众，那么，解放时逃离大陆的人员应该不下300万之众。

新中国成立后，有几次大的迁徙活动。首先是生产建设兵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10万来自上海的知识青年和鲁、豫、赣、蜀等省的农民加入兵团，1974年该兵团人口总数达226万，约占新疆总人口的1/5，占新疆汉族人口的2/5。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年10万转业官兵，还接收了本省和京、津、沪、杭各城市知青50万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吸纳了20多万名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和自治区内城市的知识青年。

其次是三线建设：三线地区大致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的广大山区腹地。期间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区投入巨资，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等，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最后，才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大军奔往东南沿海和农民工进城。这一次，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行动。从1978年的中国城镇化率尚不足20%，到2018年的城镇化率接近60%。40年间，中国有超过40%的人口完成了城镇化。这个人口体量，毫无疑问是以数亿为单位的。

未等旧势尽衰即谋新变，不仅是文明持续迭代的重要规则，更是生物存活的第一法则。

1978-2017年流动人口大数据

同样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先前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中显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的变动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阶段是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初期，随着《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的发布，国家放宽了对农村人口进入中小城镇就业生活的限制，促进了农村人口的乡城转移,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加至1990年的2135万人，年均增长约7%。

第二个阶段是1990～2010年，流动人口规模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从1990年的2135万人增加至2010年的22143万人，年均增长约12%。

第三个阶段是2010年以来至今，这段时期相对缓和，2010～2015年的流动人口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年均增长约2%。

从2015年开始，流动人口规模发展出现新的变化。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从此前的持续上升转为缓慢下降，201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47亿人，比2014年下降了约600万人；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比2015年份减少了171万人，2017年继续减少了82万人。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农村人口占比全国超过80%。所以最早期的所谓流动人口概念，其实就是和农民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农民工自然是社会俗称，官方层面对于这一群体的统一称谓，叫做“进城务工人员”。定义为本县（市）境内，户籍地在乡村，进入城区从事非农产业劳动6个月及以上，常住地在城区，以非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劳动者；或外县（市）进入本县（市）城区从事非农产业劳动6个月及以上，常住地在城区，以非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劳动者。进城务工人员的主体是农籍工人。

伴随着农民工进城务工人数的迅速增加，另一个相关概念“民工潮”随之出现。而民工潮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早期春运的惊人返乡人口体量流动。和当下春运包含了返乡过节、外出旅游在内的多种出行需求不同。改革开放初期的春运，基本上就是外出务工人员的绝对“势力范围”。

上图是一份综合整理自国家统计局及经济人口公报的1978-2017年中国常住人口、流动人口、农民工统计数据表。当然，由于各种原因，早期的相关数据大部分都是缺失的。但是我们仍就可以从个别年份的人口数据，感受到当年汹涌的民工浪潮。

表格上最早的农民工人数数据，可以追溯到1983年，体量仅为200万人，对标当年度全国已经超过10亿的总人口，几乎还是不太突出的一个群体。

由于1983年之于当下很多人而言都是个颇显遥远的年份，所以这里我们不妨带大家一起回顾下，那一年都发生过什么比较大的事件——

2月12日，中央电视台首届春节联欢晚会直播。

5月27日，我国首批博士诞生。这是我国自1981年1月1日正式实行学位制度以来培养出的第一批博士。

8月25日，国家作出《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严惩抢劫、强奸、盗窃等犯罪行为。

对于城镇化与区域经济领域，这一年事实上也发生了很多事。包括3月份调整四川省行政区划，4月份调整福建省行政区划，7月份调整浙江省行政区划，8月份调整陕西省行政区划，10月份调整黑龙江省、安徽省行政区划，省级行政区区划调整密集程度值得关注。

而表格中第二次出现农民工数量时，已经是1989年。之于改革开放40年，这一年同样是个非常关键性的一年。

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经历过两次严重的通货膨胀：第一次是1988年至1989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达到18%；第二次是1993年至1995年，CPI分别达到14.7%、24.1%和17.1%。

中国虽然一直以来都头顶“农业大国”的头衔，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中国耕地面积，远远与“农业大国”的头衔不相匹配。

地球上1亿480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中，大约有1500万平方公里是可耕地。我国耕地面积排世界第3，仅次于美国和印度。但占比全世界更低面积比值，却仅有10%左右。

那么具体的耕地面积，到底是多少呢？我搜集到部分年份国土资源部公布的全国耕地面积数据，大家可以做参考。

1996年底，国土资源部公布我国耕地面积为19.51亿亩；

2003年底，国土资源部公布我国耕地面积为18.51亿亩；

2005年10月，国土资源部公布我国耕地面积为18.31亿亩；

2009年2月，国土资源部公布我国耕地面积为18.2574亿亩。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国总的耕地面积在逐年减少。但即使倒推到1989年，中国耕地面积最多也只有20亿亩出头。

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排在全世界126位以后，人均耕地仅1.4亩，还不到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一半儿。加拿大的人均耕地是我国的18倍，印度是我国的1.2倍。

而1989年时，中国城镇化率仅为26.21%，全国农村人口总量高达8.3亿人。即使全部20亿亩更低都被开发种植（事实上这并不可能），那么分配到每个农民头上的耕地面积依旧少得可怜。再对应到收入上，最多解决温饱，距离脱贫致富还相去甚远。

收入之外，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户均不足几亩地，每年需要农务劳作的时间非常有限。大把的空闲时间，不知道该做什么，这才是曾经困扰非常多农民的大问题。

“一个月过年，三个月种田，八个月休闲”，这是当时广为流传在中国农村的一句玩笑，但却深刻反映了彼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突出问题。

此时我们再反过头来，联系之前伴随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制造业迅猛发展，城镇居民收入迅速增加。与之同时，伴随着中国经济由计划方式向市场方式的过渡，国家开始放开对物价的过度管制，全国物价水平也逐渐迎来相对较快速的上涨期。

农闲时间，到东部发达沿海城市打工，在制造业工作一两个月的收入，就有可能抵得上在农村从业农业一整年的收入。如此悬殊的收入比，在第一拨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口口相传后，“传染”效应惊人。进而来接下来的二十余年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最空前的人口流动浪潮。

而这一次，或许也是第一次中国人相对不那么被动的流动。因为这一次大规模人口流动既非因为战乱所迫，也非饥荒流离失所，继续留在家乡显然也并不会恶劣到吃不上饭的地步。但是，走出去，收入就能够大幅提高。在更好的生活面前，中国人开始了主动接触外面的大世界。

而这，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奇迹的最重要支柱。

没有人能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正在年轻

还是不久之前，中国第一部以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为主题的年度报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蓝皮书》发布。该《报告》选取了国内50个城市（不含北上广深）作为对象，从政治融合、经济融合、公共服务融合、心理文化融合等多个维度进行评估。其中有不少的观点，值得大家一起关注。

从评估结果来看，被评估的50个城市综合平均得分仅为51.62分(满分100分)。

其中50个被评估城市政治融合的平均得分是52.55分，公共服务融合的平均得分是57.29分，经济融合、心理文化融合的得分是47.13和44.57。

报告提出，当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存在的问题包括：部分城市面临的人口压力过大，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造成负面影响；阻碍流动人口在城市融合的制度性障碍仍然存在，城乡“二元”体制的格局没有被打破；流动人口经济融合面临高房价、低水平就业和消费不足三大困境；子女教育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成为决定流动人口返乡和留城两大制约因素等。

从50个城市来看，实际落户的人数占外来常住人口的比例平均只有不到4%。城市规模越大，融入难度越大，这还不算北上广深这些直辖市和一线城市。

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规划，总的导向是鼓励农业转移人口到中小城镇落户，严格限制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而事实上仅二十年来中国流动人口用脚投票的结果是，绝大多数人选择的方向一定都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从乡村到就近中小城市落户完成城镇化，于国家而言或许是最稳妥、最具性价比完成全国城镇化进程的方式。但是，如果我们纵观全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就会发现这与当下时代客观城镇化逻辑相悖。

当下时代城镇化进程，已经从人口大规模向大城市汇聚，进一步转向超大城市群聚集。向中小城市疏散人口，显然难以奏效。

报告还显示，50个城市流动人口购买商品性住房的比例平均只有10.76%，租房的比例占73.19%，流动人口在城市购买住房的难度持续加大。

房屋租金的高低成为其能不能立足城市的关键因素。从50个城市流动人口平均房租收入比来看，达到了26.67%，这说明流动人口收入当中有26.67%是用于租房支出，在一些特大城市平均达到了28.06%。

房价，成为众所周知阻碍流动人口融入工作所在城市的重要经济性阻碍。但截至目前仍为采取任何实质性环节措施，使得我们有理由怀疑，房价已然成为调控大城市及超大城市人口规模的重要工具。

但对于所有的大城市而言，限制人口流入，意味着在已经全面来临的老龄化时代前，无法有效对冲接下来将要面临的人口年龄结构断层。

数据显示，中国老年流动人口规模在2000年以后增长较快，从2000年的503万人增加至2015年的1304万人，年均增长6.6%。全国流动人口中老年流动人口的比例在2000～2015年间有小幅增加，2000年为4.9%，2015年为5.3%。

在近些年各类官方及媒体数据中，都有重点提到各中西部省份外出务工人员出现比较明显的人口回流趋势。但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回流人口的年龄结构，就会发现中年以上人口是回流的主力军。而真正的35岁以下的青少年人口，大规模反向流动情况并不突出。

上表，是1990~2016年中国历年人口结构及老龄化统计数据。

按照联合国的传统标准是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新标准是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该地区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

由于中国官方人口数据的年龄区间划分为14岁以下，15-64岁，65岁以上三个区间，所以我们不妨就以国际的新标准“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7%”作为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节点。

我们发现，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点，可以追溯到差不多20年前的2000年前后。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从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间，中国的老龄化人口比例仅从5.6%上升到了6.69%，上升值不到1.1个百分点。

但是从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老龄化人口比例则从6.69%快速上升到了8.87%，上升值翻倍到了接近2.2个百分点。而接下来老龄化人口比例再次提高2个百分点的时间，更是虽短到了6点，到2016年老龄化人口占比即达到10.85%。老龄化社会一旦开启，就会像潘多拉魔盒般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

据联合国预测，1990-2020年世界老龄人口平均年增速度为2.5%，同期我国老龄人口的递增速度为3.3%，世界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5年的6.6%上升至2020年9.3%，同期我国由6.1%上升至11.5%，无论从增长速度和比重都超过了世界老龄化的速度和比重，到2020年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1.67亿人，约占全世界老龄人口6.98亿人的24%，全世界四个老年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老年人。

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长达几十年至100多年，如法国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而我国只用了18年（1981-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的速度还在加快。

由于老龄化的加速，城镇离退休人员由1978年的314万人增加至2002年的4223万人，24年增长了12.4倍。离退休金由1978年的17.3亿元增至3646亿元，增长了210倍，年均递增25%，按可比价格计算，实际递增18.9%。快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递增9.4%的速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0.5%上升至3.6%。上述数字，均反映了城镇离退休金的增速快于经济的增速。

瑞典、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DP己达1~3万美元，在全球72个人口老龄化国家中，人均GDP达一万美元的占36%，一万至三千美元的占28%，而我国在2002年只有980多美元，就提前进入了老龄化。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尚处于世界中下水平时，老龄化程度却己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呈现了“未富先老” 的特征。

而同样是面对老龄化，事实上城市面临的压力更要远大于农村。除了上文中提到了庞大的城市退休职工群体节节攀升的养老金压力外，城市经济活力下行与消费能力的衰减，才是之于一个超大城市最致命的一击。

城市的级别越高，往往对于第三产业的依赖性也就越强。而在商业之中，年轻人口始终都占据最大额的消费比重。从购买房产、汽车等高价格商品，到不断被“消费升级”影响下快速升高的日常消费。年轻人口，事实上一直都是城市经济增长的最大驱动力。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新生人口增速，基本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反比。换而言之，即使是在当下中国人口增长全面放缓的大背景下，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人口生育欲望越低，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口生育欲望越高。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一众超大城市经济奇迹的背后，事实上就在于全面获取了不仅仅是自身人口的经济红利，还大规模收割了来自于许多欠发达地区流入人口的经济红利。

但没有人能够永远年轻，放眼现在，曾经的消费主力80后、90后已经全面迈入上有老、小有小的婚姻家庭阶段。而之前已经通过房地产大规模获取收益的大中城市，目前继续从两代人身上获取更多收益的渠道已经越来越窄。

那么，00后和10后的如何看待他们真在面临的流动人口生涯，他们的流动方向是哪里，他们想要以怎样的方式融入新城市，就成为下个阶段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最大影响变数。

永远有人正在年轻，就像本文开篇中提到的，截至2017年，中国流动中00后、10后的合计已经占到1980年后出生总流动人口体量的四成，这一数据未来还将继续上升。

流动人口，开放落户与阶层逆袭

前不久，某知名财经自媒体的一篇关于改革开放40年来，国人改变命运七次机遇的文章，曾经刷屏朋友圈。文章中提到的七次机会，分别是：恢复高考、乡镇企业、双轨生意、九二下海、资源巨潮、房产时代、网络红利。

首先我个人是比较认同以上七次机会本身的，这点其实但凡具备一定的经济和历史常识，大致回顾下过去40年的历史，基本也都能理解个大差不差。但是，为什么40年间有如上多轮大的机会，但仅有极少数国人抓住机会改变命运，其余绝大多数人都与机会擦肩而过，后知后觉了呢？

今天我想分享的观点是，其实以上这些机会，多数原本就和绝大多数普通人没有太多交集，是仅限于特定的人群，才有可能抓住的定向机会。

乡镇企业，这个属于典型的创业改变命运的方式。万向鲁冠球、新希望刘永好、福耀曹德旺，都是得益于此次机会，成功由农转商改变命运的代表人物。但即使放在今天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下，创业的成功率之低依旧是众所周知的，更不要说放在二三十年前。企业家，事实上从来都是所有职业中门槛最高的一档。

双轨生意，这个大家可以理解成为投机倒把的倒爷致富手段。这是诞生于中国经济由计划时期向市场时期过渡阶段中，个别人通过利用特殊关系和信息差进行高买低卖从中获利的方式。这个我且不说做生意本身就是一种天赋和能力，没有关系，没有消息，拿不到批号，这机会再大同样和普通人井水不犯河水。

九二下海，这个针对性就更强了，所谓中国商业中的“92派”，特指体制内官员下海，而且往往还不是基层公务员，科处级以上干部居多。数据统计九二派下海从商的总数量，大概是十几二十万。这个群体到底有多小众，我想也不必多说。

资源巨潮，这个就更好理解了，一言以蔽之，山西煤老板就是典型的凭借煤炭资源发家致富的代表人物。换而言之，家里有矿，是此类人群发家致富改变命运的途径，与普通大众的距离就更显遥不可及。

与定向机会相对的，则是普世机会，就是有相当体量的人群，可以从中受益的机会。按照中国多达十几亿人口的体量来看，能够称得上普世机会的，受益人数起码要在大几千万到一亿人以上。而在过去40年间，能够真正满足上述条件的机会，事实上只有两个半，两个是恢复高考和房产时代，半个是网络红利。

而以上两个半机会的本质，依照我个人的习惯，统一称之为：知识改变命运和城镇化改变命运。也就是说，看上去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发家致富的机会此起彼伏，但是之于真正意义上家境一般，毫无资源的普通人而言，能够称得上普世机会的，有且只有“知识”和“城镇化”两项。而这两者之间，有存在着很强的关联性。

所谓的知识改变命运，自然就是寒门出贵子的最普世做法，通过拼命苦读，走高考路线进入一所还不错的大学，进而改变父辈们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

而知识改变命运的同时，基本正是践行城镇化改变命运的路线。因为中国最好的教育资源，集中于中国的一二线城市，所以考入这些院校的同时，就伴随着进入更大城市行为。而毕业之后，无论是出于所学专业返回老家县城乡村毫无用武之地，或是留在大城市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和更高的薪资，优秀高校毕业生绝大多数都会在知识改变命运后踏上城镇化改变命运之路。

而后我们重点再关注“房产时代”和“网络红利”两个距离现如今最近的两个机会。我们同样发展，两项内容都与城镇化进程高度相关。

房产时代自不必说，虽然我们说过去的十几二十年是中国房地产的黄金时代，中国房价迎来了多轮快速上涨循环。但是反过头来看，真正意义上能够称得上使普通人改变命运的机会，仅限于购买了一线城市和强二线城市的人们。

而一线城市和强二线城市在过去十几年房价之所以会价格上涨数倍，归根结底在于这些城市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最大受益者，是过去几十年中国流动人口流入体量最大的区域。

而所谓的网络红利，则局限性更为强烈。长期以来，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和行业龙头企业都高度集中在极个别城市中，如果在这些企业的快速扩张期，你没有身处对应的城市，抓住机会进入企业，那么后续当企业发展至成熟期后。且不说进入门槛大幅上升，进入之后也最多能够得到一份尚可的收入，距离改变命运一样颇为遥远。

而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其实无论想通过知识改变命运还是城镇化改变命运，难度都增加了不少。

上表是一份1978-2016年中国出生人口数及高考录取率统计表，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一点，从1978年恢复高考到1997年二十年时间里，中国每年的高考录取总人数始终都不超过100万人。对标中国的总人口体量，这个录取率尚不足千分之一。

也就是说，在1997年之前，只要你能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无论本科专科，学校知名与否，并且成功顶着“大学生”的头衔毕业进入社会，运气不特别差，大致上都可以算得上是改变命运和阶层了。1978-1997年二十年内，中国高考总录取人数仅1200余万人，这是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知识改变命运”的一代人。

而伴随着中国高校全面扩招的开始，下一个累计高考录取超过1000万人的时间阶段，被大幅压缩到5年。1998-2002年期间，每年的高校录取人数都在创造新的纪录。

而时间推进到2005年时，中国高考年度录取人数历史性站上了500万的新高度。大致上也就是从进入21世纪开始，中国人通过“高考”这条路想要改变命运的门槛也被大幅提高了。本专科含金量被日益拉大，考上本科，而且是一本，才能够算得上是真正拿到改变命运的钥匙。

而到了最近的十年，由于存量大学生数量已经超出了6000万，高考录取率也全面迈进全民素质教育阶段的60%以上。但各行各业真正意义上的头部企业用工规模，又远达不到这个水平。所以，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门槛再一次被拔高到“985/211”。但无论如何，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大门，始终都尚未关上。

而时间推进到最近的三年间，我们看到全国多座城市密集性出台了各类放开人才落户政策。而用以区别人口和人才的方式，依旧采取非常原始而简单的学历及年龄双标衡量。

与此同时，真正意义上能够让外来人口融入经济发达城市的隐形门槛却在日益提高。一份不附带城市主流社会资源的“名义户口”，正在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鸡肋”，弃之虽可惜，但食之却无味。

但相比“知识改变命运”的高考逆袭命运路线，事实上城镇化逆袭命运的机会始终都要更大、更多也更深入。因为前者看上去全国优质高校十分之多，但需要达到的门槛却是统一的，没有考到对应的分数，你便无论如何都无法进入其中任何一个。

但无论中国经济发达城市的人口调控政策如何修改，只要没有出台真正意义上一刀切的禁止任何外来人口进入，那么便始终存在进入和融入的机会。更何况，目前中国除京沪以外的近乎所有大中城市，都尚且处于做大人口规模的阶段。

换而言之，无论你高考成功与否（当然成功了更应该坚定地留在一线城市），你都应该选择留在自己能够够得着的最高级别城市。而那之后，想方设法融入这座城市，从各个维度构建自己在这个新环境中的生存基建，就是你最应该做的事情。

十年融入，十年崛起，十年再上层楼。当然，如果你力所能及，你也可以将前面的“十年”换成“五年”，甚至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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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丨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2020年全国人口达14.1亿

作者：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发布时间：2021-05-12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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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韩亚栋 管筱璞

（制图：张寒）

5月11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举行发布会，介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并答记者问。

人口问题，不是单一的社会学问题，也不是单一的经济学问题，而是复杂且环环相扣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老龄化加重，生育率走低，由此伴生的养老问题、房价问题、城镇化问题、教育问题，牵动亿万国人的心。

如何看待我国人口增速放缓等现象？此次亮出的中国人口“家底”，将如何影响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走向？记者采访了有关业内人士。

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2020年我国人口达到14.1亿人，人口平均年龄38.8岁

人口每分每秒都在变化，根据统计法和《全国人口普查条例》，我国以202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开展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普查结果显示，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全国人口是指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

数据表明，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据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介绍，我国人口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的持续下降，人们生育时间的推迟，以及生育养育成本的提高，导致出生人口规模有所收紧。

普查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宁吉喆称，随着各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人口生育观念转变等方面的影响，低生育已经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普遍面临的问题，也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以前我们更多考虑人口增加怎么办，现在也要开始考虑人口增速放缓会带来什么影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成德宁说。

宁吉喆指出，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将长期存在，人口与资源环境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同时，人口增长放缓，需要采取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普查结果显示，我国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劳动力人口资源仍然充沛。我国人口平均年龄是38.8岁，总的看依然年富力强。美国最近公布了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平均年龄38岁，和我国水平差不多。

与2010年相比，此次普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4000多万人。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曾玉平指出，应全面客观看待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现象。尽管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但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绝对量依然较大；随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将日益提高；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资源的优势将得到有效发挥，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推动人口和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每10万人中有15467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素质不断提升，“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人口质量稳步提升，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是我国人口状况的重要特点。

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万人。与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9.67年提高至10.75年，文盲率由4.08%下降为2.67%。

衡量人口素质的两大指标，除了受教育水平，就是健康状况。新中国成立时，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仅有35岁。此后，我国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身体素质日益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卫生事业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2019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3岁，城镇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超过80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优于世界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经济学家任泽平曾提出一道公式：“国力=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其他”，即人口数量和质量共同影响国力。在他看来，人口众多在需求端形成大市场，在供给端则提供充足劳动力和更多人才。“对人均GDP来说，人口不仅是分母，也作用于分子，且作用更基础、更长效。”

人口是人才的基础，人口众多意味着人才储备库巨大，创新能力才可能更强。正是得益于各行各业中勇挑重担的高素质人才，中国近年来才逐渐在部分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

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双双上升，老龄化已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

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面临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挑战，突出表现是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普查结果显示，我国0至14岁、15至59岁、60岁及以上人口分别为25338万人、89438万人、26402万人，与2010年相比，比重分别上升1.35个百分点、下降6.79个百分点、上升5.44个百分点，呈现“两升一降”的态势。

对于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双双上升，宁吉喆称，少儿人口比重上升既反映了调整生育政策的积极成效，又凸显了“一老一小”问题的重要性，需要优化生育政策，完善养育等人口服务体系。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较快，老龄化已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

“所有的国家都曾经经历或正在经历老龄化。这是人类的规律，我们只能应对挑战。”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指出，老龄化社会标志是指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早在本世纪初，我国就已步入老龄化社会。“这是一个渐进、平缓的过程，大可不必谈之色变。”

2020年，我国0至14岁、15至64岁、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分别为17.95%、68.55%、13.50%，据此计算的人口总抚养比为45.88%。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介绍，一般把人口抚养比低于50%的阶段称之为“人口红利期”，目前我国仍处于人口抚养比较低的黄金时期，但60至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上升速度较快，将使得社会养老负担明显加重。

辩证来看，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会减少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增加家庭养老负担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压力。然而，在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扩大老年产品和服务消费、推动技术进步等方面，也将孕育机遇。老年人这个庞大群体也构成了中国超大规模消费潜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一些国家通过探索社会化养老、提升医疗服务水平等多种方式，努力缓解养老压力，其银发经济规模也持续扩大。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这些都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

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人口持续向沿江、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区集聚

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流动共同构成人口发展的基本驱动力量。人口流动所导致的人口在空间上的重新布局，不仅会对区域人口规模产生影响，还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现象已相当普遍。其中，流动人口3.76亿人，十年间增长了将近70%。从流向上看，人口持续向沿江、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区集聚，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等主要城市群的人口增长迅速，集聚度加大。

同时，我国城镇常住人口持续增加，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进一步提高。十年间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2.36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了14.21个百分点，比上一个十年的增幅又上升了0.75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李晓超称，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居于世界中等偏上水平，与我国人均GDP处于世界中等偏上水平大体的情况相当。预计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促进城镇化发展各项改革措施的持续推进，城镇化率仍将会保持上升的趋势。

“经济原因是当前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动机。”成德宁告诉记者，引发人口迁移流动的原因可分为两种力量：一是促使某人离开原住地的“推力”，二是吸引某人前往目的地的“拉力”。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流动人口空间移动的原因主要是婚姻迁入、家属随迁、投亲靠友等社会原因。上世纪90年代后，我国因务工经商迁移流动的人口比例逐渐上升。当前引起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推力”和“拉力”主要表现在经济层面和发展机会上。

全国都市圈城市群建设及其相关产业发展的集聚效应明显，对人口流动具有较大吸引力。劳动力再配置带来的效率提高，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19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和长江中游等城市群以十分之一的国土面积集聚了近五分之二的人口，创造了超过一半的国内财富总额。

李晓超指出，十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大幅增加，“这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有效配置的体现，也是结果。同时也是部分地区和区域包括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增强的结果，这和世界各国发展历程的趋势是一致的。”

“我国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人口流动的活跃，也反映了这些工作取得的巨大进展。”杨舸说。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4亿中国人携手迈入现代化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

历史地看，人口问题的解决总是相对的，而它的存在则是绝对的。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阶段，所出现的人口问题的特点有所不同。

上世纪50年代，在人们觉得“人多力量大”的时代，经济学家马寅初提出“我国人口增长太快”的命题；上世纪70年代初，国家开始关注计划生育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人口多底子薄被作为基本国情提了出来，人口多成了一个问题；后来，随着我国生育率不断下降，人口老龄化加速，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单独二孩”“全面两孩”等政策措施相继实施。

市场是现代经济最稀缺的资源，谁拥有了市场，谁就有发言权。“我们要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把市场做大，进而引导企业根据我们的市场需求来组织生产、组织产业链，这样我们就能在产业链中居于更加主导的地位，推动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成德宁说。

人口规模巨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有资料表明，18世纪下半叶英国开启现代化时人口是千万级的，20世纪后美国逐渐领跑现代化时人口是上亿级的，中国的现代化是“10亿级”超大人口规模的现代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告诉记者，当今世界，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总和不到10亿人。我国这个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意味着比现在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还要多的中国人民将进入现代化行列，这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必将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中国巨大人口规模的现代化，难度超过世界其他国家。这样一个人群，实现全面小康，把人类五分之一都纳入到比较富裕的社会，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居功至伟。”翟振武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发展这么快，包括人口的变化能够按照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可持续发展，归根结底跟中国的制度有关系。制度优势使得14亿人能够统一意志、统一行动，集中力量办大事。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表明，西方现代化道路并非人类通向现代化的唯一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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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奔腾看中国丨京杭大运河：流动的史诗 复苏的运河

作者：新民晚报

发布时间：2022-10-08 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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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韵、通江达海、运济天下”，浙江杭州是京杭大运河的南起点，古运河穿城而过。近年来，浙江着力打造运河文化，将文化和旅游融合，深度开发利用大运河资源。

最近十年，运河两岸建筑在变化、经济在发展、生态在恢复，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同时，运河依然保留着它运输的功能，老手艺在手艺人的传承下也依然在散发着光芒。

（总台记者 高珧 王卫国 王斐 李昕 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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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录丨中共北京市委“中国这十年·北京”主题新闻发布会

作者：北京日报客户端

发布时间：2022-09-02 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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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 | 记者 高枝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京华大地形成更多生动实践

——中共北京市委“中国这十年·北京”主题新闻发布会实录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这十年，是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十年，也是北京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期。牢记领袖嘱托，勇担历史使命。北京这座伟大城市实现了深刻转型,发生了新的历史性变化。

这十年，首都功能显著增强、协同发展实现历史性突破；科技创新全面跃升、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污染防治力度空前、生态环境实现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稳步提升，城市风貌实现历史性改善；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党的建设实现历史性提升。

昨天上午，中共北京市委举行“中国这十年·北京”主题新闻发布会，重点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生动实践，以及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作主题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莫高义，常务副市长崔述强出席发布会并回答有关提问。

科技创新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主要指标实现“6个翻番”

人民日报记者：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大家对北京的创新发展寄予很高期望。请介绍一下北京市围绕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重大成效？

陈吉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北京最大的优势是人才和科技，服务国家科技创新战略是北京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习近平总书记也要求中关村要开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先行先试改革，加快建设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始终把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放在国家发展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来抓落实。

第一，着力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国家科技的中坚力量。我们把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重要的政治责任，大力度支持、高强度投入、全方位保障，这几年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是全面建设国家实验室。按照国家统筹布局，围绕信息、生命、能源三个领域，着力打造中关村、昌平、怀柔三个国家实验室，已进入运行建设阶段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比如，谢晓亮团队发现了新冠病毒的逃逸机制，是关系疫情防控的重大科学发现，筛选出了新冠广谱中和抗体药物，目前已经进入到药物开发阶段。

二是加速建设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通过大科学装置集群建设，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平台，这是怀柔国家科学中心一个最突出的特征。目前，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的综合极端条件、地球系统数值模拟2个大科学装置已经投入使用，另外有5个交叉研究平台，包括材料基因组等，也已投入试运行，其他22个设施正在加紧建设之中，怀柔已成为全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聚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三是全方位支持高精尖原始创新突破。为了解决在京高校院所科研空间、产学研结合、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我们与高校院所合作建立了24个高精尖创新中心、78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4个国家技术创新中心、8个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这些合作有力推动了科技与产业紧密结合，也解决了一些科研院所面临的突出困难和问题。十年来，全市PCT国际专利年申请量从2705件增加到10358件、翻了近两番，位居全球创新城市前列。

第二，着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我们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直面科技创新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深化对不同领域创新规律的认识，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的实现路径。

一是打破人才培养的藩篱，为各类人才发展提供更大空间。结合创新链优化人才支持政策，将工程师、知识产权律师、创业者等纳入北京人才支持范畴，建立不同的人才评价标准，根据人才特点给予相应支持，目标就是让各类人才各尽所能，拓展了人才宽度。另外，针对“从0到1”顶尖人才不足的问题，实施海聚工程等人才计划，出台了“国际人才20条”等政策,建设了8个国际人才社区，为他们提供便利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一大批国际人才在京聚集，提升了人才高度。同时，针对青年人才培养的急迫问题实施“雏鹰计划”，将更多资源投向青年人才培养，让他们不要急功近利，要勇于选择难题、心无旁骛地做长期研究，增加了人才厚度。

二是破除科研组织管理的束缚，为科学发现和科技创新提供加速。针对“从0到1”不足、“从1到10”脱节的问题，通过公共政策改革带动科研组织形式变革，畅通创新链各个环节，实现更多的科学发现和更快的成果转化。针对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业链技术整合突破等不同的科研需求，分别搭建了不同的公共平台，出台了不同的科技支持政策和方案，建立了“揭榜挂帅”“赛马竞优”和科研经费包干等制度，更好地推动合作创新、联合创新和“从0到1”的突破。

三是突破创新激励的瓶颈，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支撑。针对长期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知识产权归属问题，出台了北京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明确职务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可以个人拥有，从法律上确保创新者合法获得成果转化收益。同时，针对耐心资本、长期资本不足的问题，专门设立了规模为300亿元的科技创新母基金，更加注重投早投小，目前80%投向原始创新和成果转化阶段，部分资金投入期长达15年。今天的北京科创企业80%是硬科技企业，创新质量大幅提升。针对股权投资“退出难”问题，开展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试点，支持设立S基金，及时释放天使等早期资金，加速风险投资周转循环。针对知识产权维权难、使用难问题，在中关村开展了知识产权保险试点，建立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分担机制，形成了全链条服务的知识产权保险“北京模式”。去年，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7000亿元，其中74%向外埠输出，有力带动了全国其他省市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体现了北京的创新溢出效应。

第三，着力完善创新生态体系。在发挥龙头企业创新牵引作用的同时，抓住底层技术、公共平台等核心要素，打造更具黏性、更有活力的创新生态。比如，针对区块链底层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建立微芯研究院，搭建了开发者、高校和创新企业协同攻关的平台，集聚了300多人的团队，共同开发了全球首个软硬件一体的区块链底层平台“长安链”，解决了底层技术和操作系统自主可控的问题，形成了国内最大的“长安链生态联盟”。目前长安链在各领域落地了300余个应用场景，特别是支撑了司法、金融、税务、能源等一大批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围绕公共平台搭建，近年来每年推出一大批应用场景，为新技术提供“比武练兵”的场地，同时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和面临的挑战，把整个城市的发展需求转换成充满活力的技术孵化器，为企业技术的验证、迭代、整合提供加速的机会。比如，在亦庄建设了全球首个网联云控式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创造了多个“第一”：在国内首个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的商业化试点，在我国超大城市首次推出“方向盘后无人”的自动驾驶服务，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用临时牌照发放数量居全国首位。

十年来，北京科技创新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主要指标实现了“6个翻番”：全市R&D投入翻了一番多，从1063.4亿元提高到2020年的2326.6亿元；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翻了两番多，从33.6件提高到185件；年技术合同成交额翻了一番多，从2458.5亿元提高到7005.7亿元；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翻了三番，从0.33万家提高到2.76万家；中关村示范区企业总收入翻了一番多，从2.45万亿元提高到8.44万亿元；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翻了三番多，从1139.2亿元提高到10866.9亿元。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仍然任重道远，需要继续付出极其艰苦的努力，我们将驰而不息、勇毅前行。

举全市之力做好首都文化这篇大文章

凤凰卫视记者：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的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发布实施，当中提出要求，强调要抓好文化中心建设，精心保护历史文化金名片，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请问，这些年北京市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和提升国际影响力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莫高义：建设全国文化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北京的重要职责。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摆在新时代首都发展的突出位置，在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举全市之力做好首都文化这篇大文章，坚持传承发展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迈出坚定步伐。

第一，干部群众“四个自信”更加坚定。我们坚持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新时代首都发展成为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生动实践。

一是深刻感悟党的创新理论思想伟力。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为龙头，将政治理论学习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学习有机结合，将集中专题学习和基层理论宣传有机结合，持续深化理论武装。精心策划庆祝建党10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等重大主题宣传，把服务保障党和国家重大活动作为最直接最生动的理想信念教育课堂，形成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动力。

二是着力建设理论研究宣传一流阵地。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持续加强研究阐释，在中央“三报一刊”发表理论文章数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持续加强“一平台两中心”建设，坚持“键对键”和“面对面”相结合，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直抵人心。

三是积极打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示范区。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出台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公民道德建设等系列实施方案，深化网络文明建设，推进文娱领域综合治理。连续九年开展“北京榜样”选树，累计举荐身边榜样45万人；市民公共行为文明指数连续十年提升，“文明驾车 礼让行人”成为重要的冬奥文化遗产；全市注册志愿者达449.3万人，汇聚起崇德向善、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第二，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坚决落实“老城不能再拆了”的要求，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保护、传承、利用好历史文化遗产，充分彰显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

一是以中轴线申遗保护带动老城整体保护复兴。“北京中轴线”已列为我国2024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百余项文物修缮工程深入推进，历史街区治理与景观视廊净化工程有序实施。推动文物建筑活化利用，形成“会馆有戏”“古建音乐季”等文化品牌。

二是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升三条文化带品质。带头落实长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任务，加强重点遗产保护，恢复重要文化景观。长城文化带坚持每年开展10个抢险加固项目，中国长城博物馆扩建工程正在加速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实现京冀段全线通航，大运河博物馆呼之欲出，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释放溢出效应；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坚持文化、生态、生活共融，“进京赶考之路”整体活化，首钢园成为城市复兴新地标，三山五园生态建设全面提升，三条文化带正在成为富民惠民的发展带。

三是以讲好“双奥之城”故事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抓住筹办冬奥重大机遇，推动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开放合作、命运共同体等中国理念走向世界，引发广泛共鸣。

第三，高品质文化供给更加丰富多样。我们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深化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

重大主题创作引领新时代文艺潮流，《长津湖》《觉醒年代》《香山之夜》《五星出东方》等精品力作持续涌现。北京国际戏剧中心等重大设施和一批演艺新空间落成，国家大剧院“艺术云贺岁”演出与北京人艺70周年院庆活动线上直播观看量双双破亿，“大戏看北京”文化名片更加闪亮。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国家版本馆总馆等国家重大文化设施落地北京。大力推进“书香京城”和“博物馆之城”建设，实体书店数量位居全国第一，数字化阅读水平领跑全国，备案博物馆10年间从162座增加至204座，年均推出600多项线下展览和100多项线上展览。

第四，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我们坚持科技为文化赋能，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市规模以上文化产业收入持续增长，去年在全国占比达15%。

以98个市级文化产业园区为主要抓手，重点推动郎园、751等园区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全市新闻出版业总体经济规模位居全国前列，北京电影票房2012年至2019年增长一倍多，国产影片票房排行榜前九名均为北京出品，文化市场活力持续迸发。

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建成11家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数量居全国首位；集聚文化领域独角兽企业42家，约占全国一半；5G+8K技术应用让超高清冬奥盛会惊艳世界，文化消费新业态蓬勃发展。今年1至5月，全市文化新业态16个行业小类实现收入占文化企业的比重达67.8%。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设计周等活动影响力不断扩大，为行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前不久，首届北京文化论坛成功举办，与会嘉宾热情发表真知灼见，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建言献策，我们正在积极将论坛成果转化为具体工作措施。接下来，我们将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不断书写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新篇章。

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累累硕果

总台央视记者：作为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这些年来，北京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崔述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开启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新的历史篇章。8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在每一个重要阶段和关键环节都及时把脉定向，引领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了累累硕果。这十年，是首都功能显著增强、协同发展实现历史性突破的十年，广大市民也有真真切切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我们紧紧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从单一城市发展转向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以来,连续开展两轮“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全市累计退出一般制造和污染企业近3000家，疏解提升区域性专业市场和物流中心近1000个，基本完成了一般制造业企业和区域性专业市场集中疏解的阶段性任务。北京电影学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等8所市属高校在五环外建设新校区，天坛医院、友谊医院等15家市属医疗资源向外布局，核心区三级医院床位累计疏解2200余张。制定实施并修订完善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从源头上严控非首都功能增量。累计不予办理新设立业务近2.4万件。功能的疏解带动中心城区人口向平原新城、向生态涵养区转移。2020年，中心城区常住人口1098.5万人，比2014年下降15.1%，实现了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目标。

我们聚焦交通、生态、产业等重点领域，持续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2019年9月，大兴国际机场建成投运，北京形成航空“双枢纽”格局，京冀共同规划建设临空经济区。加快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2019年京张高铁开通运营，2021年京哈高铁全线贯通，京唐城际铁路目前正有序推进，北京与周边主要城市天津、石家庄、张家口、保定、唐山之间均已实现约1小时以内快速通达，环首都“一小时交通圈”逐步扩大。持续加大区域生态环境联合治理和协同保护力度，市民抬头可见蓝天白云的日子成为常态。永定河865公里河道实现全线通水，潮白河干流近22年来首次全线水流贯通。加快推进区域产业协作，推动北京创新资源辐射外溢，2014年以来中关村企业在津冀两地设立分支机构9000余家，北京流向津冀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760亿元。经过这几年的协同发展，初步形成了由“通勤圈”“功能圈”“产业圈”组成的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我们全力支持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加快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推动形成北京“一核两翼”新格局。规划建设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对此高度重视，多次主持会议研究，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高水平规划建设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我们扎实落实京冀两省市共同推进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战略合作协议，全力支持雄安新区开局起势。以“交钥匙”方式在雄安建设3所学校、1所医院，目前幼儿园、小学、中学三所学校已全部建成交付，医院项目正在进行室内装修。建成后将由北海幼儿园、史家小学、北京四中、宣武医院提供办学办医支持。京冀两地共同建设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3700余家源自北京的高新技术企业在雄安注册。京雄城际铁路2020年全线开通运营，从北京西站到雄安新区的时间缩短至50分钟，从大兴国际机场最快19分钟可达雄安新区。我们深入实施城市副中心控规，认真落实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意见，有序拉开城市框架，城市副中心承载力、吸引力和影响力持续增强，呈现生机勃发的良好发展势头。

面向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指示，加强与津冀协同联动，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共同创造京津冀协同发展更加美好的明天。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全力打造红色文化弘扬传承高地

新华社记者：北京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阵地，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之一，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革命文物丰富、红色基因深厚。请问，这些年北京市在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方面作了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莫高义：红色文化是首都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北大红楼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阵地，卢沟桥“七七事变”吹响全民族抗战的号角，香山革命纪念地见证党领导人民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北京丰富厚重的红色资源镌刻着历久弥新的革命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参观北京革命历史纪念场所，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强调“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将赓续红色血脉作为首都使命，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力打造红色文化弘扬传承高地。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

第一，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强连片规划保护。我们以重大历史节点为坐标，全力推进革命文物集中连片保护，打造建党、抗战、新中国成立三大红色文化主题片区。围绕庆祝建党100周年，对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共31处进行保护修缮，迄今已接待近200万人次参观。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对双清别墅、来青轩等8处旧址进行保护修缮，建成香山革命纪念馆，目前正加紧推进清华园车站腾退保护，更加全面做好“进京赶考之路”保护利用工作。修缮改造北京地区抗战纪念设施，持续办好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等重要活动。

第二，建立健全常态化保护利用机制。我们强化合作保护机制，与国家文物局等中央部门形成合力，创新保护利用方式，推动一批革命旧址成为热门打卡地。我们建立内涵挖掘机制，聚焦重大保护利用工程，开展系统性党史研究，举办系列理论研讨会，推出北京红色文化丛书等重要成果；打造“光辉伟业 红色序章”“为新中国奠基”等精品展陈，动态推出特色专题展览。我们还积极拓展青少年宣传教育机制，建设红色场馆思政课堂，构建“七个一”活动体系，参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红色场馆成为全市中小学生的“必修课”。

第三，大力推动红色资源活起来。我们深入实施红色文化立体传播工程，综合运用影视作品、歌曲戏剧、融媒体产品等形式讲述革命故事。电视剧《觉醒年代》《香山叶正红》、话剧《香山之夜》、京剧《李大钊》在年轻观众中引发广泛共鸣，激发起继承先辈遗志、创造美好生活的奋斗热情。我们建强用好42家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65家市级基地，精心组织“永远跟党走”“强国复兴有我”等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使红色资源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景课堂，成为全社会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我们还依托红色文化底蕴开发文创产品，推出北京红色旅游地图，组织开展深度体验游和红色研学游，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持续推动首都红色文化建设，牢记初心使命，鼓足奋进力量，努力创造新时代首都发展的新业绩。

把城市副中心建设成为新时代城市建设发展的典范

北京日报记者：北京市第一批市级行政机关搬迁到北京城市副中心已经3年多了，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取得了哪些重要进展？

崔述强：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先后4次亲临北京城市副中心，体现了对首都发展、对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的莫大关怀。近几年，城市副中心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好的蓝图正一步步变成现实。

我们落实“一年一个节点，每年都有新变化”的要求，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近年来，城市副中心保持每年千亿元以上投资强度。2019年1月，第一批市级机关搬迁到了城市副中心。截至目前，已经有41个部门、约180家单位、1.72万人入驻行政办公区，第二批搬迁的相关准备正在进行。城市副中心剧院、城市副中心图书馆、大运河博物馆在加紧施工，将成为运河边上的三颗文化新明珠。城市副中心站作为亚洲最大地下综合交通枢纽，建成后将成为城市副中心未来的交通中心。

我们聚焦科技创新、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主导功能，着力推动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北投集团、首旅集团、华夏银行等一批市属企业相继落户，运河商务区注册企业约1.7万家。2021年9月20日，北京环球主题公园盛大开园，成为文旅新地标。高质量规划建设张家湾设计小镇、台湖演艺小镇和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形成各具特色和魅力的高质量发展支点。公共服务配套不断完善，友谊医院通州院区、东直门医院通州院区二期投入使用，北京学校、人大附中等优质教育资源入驻，城市副中心更加宜居宜业。

我们突出“水城共融、清新明亮、蓝绿交织”，着力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2020年9月，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正式开园，规划面积11.2平方公里，是城市副中心名副其实的“绿色心脏”和“绿色地标”。建成东郊森林公园、台湖万亩游憩园等8处万亩以上郊野公园和森林湿地、32个千亩以上森林组团，森林覆盖率达到33%，提前5年实现了全市平原地区“十四五”末森林覆盖率达到32%的目标。新建公共建筑全面执行三星绿色建筑标准。今年6月，大运河京冀段全线62公里实现通航，天蓝、水清、岸绿的城市生态画卷沿着运河徐徐展开，市民可以坐船领略运河之韵、运河之美、运河之变。我们正在与河北省共同谋划借助运河实现水上通勤，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住在河北来北京工作的人员可以乘船上下班。

我们坚持“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管控”，扎实推进通州区与廊坊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跨界道路通达性不断提高，通州区与北三县对接道路已达10条，轨道交通平谷线加快建设，北三县首次接入首都地铁网，将为当地群众出行提供更多选择。潮白河森林生态景观带建设工程有序推进。连续三年举办通州与北三县项目推介洽谈会，累计签约项目120余个、意向投资额约800亿元。北京潞河中学三河校区、北京实验学校三河校区正式揭牌，中日友好医院、朝阳医院等16家央属、市属医院与北三县医疗机构持续推进合作，让北三县群众就近享受北京优质教育医疗服务。

下一步，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努力把城市副中心建设成为新时代城市建设发展的典范，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城市精品，向党和人民交上满意答卷。欢迎各位媒体朋友多到城市副中心走一走、看一看，感受城市副中心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过去十年生态环境治理实现“三个前所未有”

中阿卫视记者：近些年，我们明显感受到北京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蓝天回归、碧水流动、城市更绿。请问北京为取得这些成效都做出了哪些超常规努力，在生态环境建设上有什么好的做法？

陈吉宁：环境污染曾经是北京“大城市病”的突出问题,也是北京老百姓的揪心事烦心事。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个问题非常关心，早在2014年2月26日，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来北京视察就指出，北京生态环境问题严重，“蓝天难见、繁星无影、河水断流、地下水超采、地面沉降”。习近平总书记在指出问题的同时，还提出怎么面对这些问题，要求我们久久为功、标本兼治，多策并举、多地联动，全社会共同行动。这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每年植树节期间都到北京参加植树，每次都一再叮嘱我们一定要把北京的生态环境搞好。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始终把生态环境治理“作为重大民生实事紧紧抓在手上”。过去十年我们的生态环境治理可以概括为“三个前所未有”。

第一，治理决心之大前所未有。

一是高位统筹污染治理。我们在全国率先组建了市委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高位统筹、高位推进，重大问题直接研究、连续攻坚，决不把难题留给后人。

二是坚决压实环保责任。先后建立“河长制”“林长制”“田长制”，运用纪检监察、审计、督察等多种手段，把责任压到“最后一公里”，压到各个层面，敢于在环保违法行为面前“唱黑脸”、亮利剑，决不让步。

三是系统推进绿色发展。以城市总规为引领，把26.1%的土地划定为生态保护红线。大力调整能源结构，压减燃煤超九成，平原区基本实现无煤化。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散乱污”企业实现动态清零，经济结构向高精尖快速转型发展。

第二，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一是依法科学精准。先后制定修订11部资源环境类法规，出台大气、水、土壤污染治理三个行动方案，全面实施“一微克”行动，一微克一微克地抠，抓重点、抓主要矛盾，紧紧抓住燃煤、机动车、扬尘、工业等，开展“点穴式”精准治理。全面提高执法的规范性和精准性，企业环保合规意识明显增强。

二是各方协同作战。市区联动、部门协同，拧成一股绳抓落实。与津冀及周边省区市强化联防联控联治，实现了区域生态环境整体改善。

三是投入力度空前。市区两级财政累计投入4300多亿元，环保基础设施大幅度提升，全市污水处理率从83%提高到95.8%；生活垃圾日处理能力从1.75万吨提高到2.51万吨，资源化率达到78%。建立了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决不让保护生态环境的吃亏。

第三，治理成效之大前所未有。

一是绿色空间大幅拓展。先后实施两轮百万亩造林工程，十年累计新增造林绿化面积241.9万亩、相当于增加了237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与此同时，新增309个城市休闲公园、609处小微绿地和口袋公园，北京已经成为山区有绿屏、平原有绿海、城市有绿景的生态宜居城市。

二是环境质量显著改善。空气质量全面达标，水环境有了历史性好转，天越来越蓝，水越来越清，老百姓的获得感越来越强。怀柔有个“星空小镇”，在喇叭沟门乡，前来观星的游客络绎不绝，成为网红打卡地。

三是生物多样性系统提升。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很多一度消失的动植物又回来了。比如，过去十年，北京的鸟类增加了近80种，特别是深受大家喜爱的、唯一以“北京”命名的“北京雨燕”，前些年种群规模仅剩3000余只，近年已经恢复到近万只。

十年如一日抓环境治理，不仅让生态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善，也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初心使命的认识，深化了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理解。

一是提高了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能力。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新发展理念内涵之间的关联性、整体性、系统性，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要把短板作为发展的抓手、把挑战变为抓发展的动力。

二是带动了城市转型发展，城市转型的过程是一个较为艰难的过程，需要有抓手来带动。污染治理工作加快了城市转型、改变了城市生产函数，不是主要靠外部资源的投入，而是主要靠人力资本、靠科技、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城市的转型，提高了城市的发展效率，推动城市发展从追求速度和规模，转向注重质量和效益。

三是锤炼了干部队伍的党性和作风。生态环境治理是一场硬仗，培养了一支讲政治、能扛活、有情怀的干部队伍，广大干部进一步树立了正确的政绩观，工作作风显著改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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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热评丨让户籍制度为“流动的中国”更添活力

作者：新浪财经

发布时间：2022-07-14 10:00

快照：

来源：央视网

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I型大城市，落户条件全面放宽……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户口”“落户”再度成为热门话题。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去年发布的“十四五”规划曾明确提出“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如今《“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对此进一步明确，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又迈出重要一步。

户籍制度，一头连着人口流动，一头连着城市发展。对于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采取差异化的开放落户进度安排，既符合实际情况，又释放出一个信号：推进“户随人走”的改革势在必行。无论是本地农业人口转向城市，还是人口从外地向本地迁移，将来，人口的流动会越来越顺畅、越来越有保障。以户籍制度改革撬动人才和城市的“双向奔赴”，既可以让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人口流动提供更多选择，又可以让人口流动为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提供更强支撑。

“要保障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受教育权利”“无论在哪里，都能享受均等的公众服务，这样才更有利于创新创业、安居乐业”……这两条点赞较高的网友留言，道出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工作重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市民化。户籍变化的背后，不仅包含人口有序流动，还呼唤体制机制保障。当“一人闯天下”变成“拖家带口一起走”，工作、住房、子女就学等多样化需求就随之而来，满足这些需求不仅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际需要，也是坚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近十年来，1.3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效显著，城镇化空间布局持续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越来越多城市放开放宽落户限制，限制少了、门槛降了，配套全了、保障多了，“新市民”们完成了户籍之变，更感受到生活之便。

与此同时也得理解，彻底打破户籍坚冰并非易事，不可能一蹴而就，做好户籍制度改革及其后续配套工作，依然任重道远。我们期待着这项改革进一步深化，让“流动中国”不断激发出新的发展活力。

（文丨董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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