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部素之(Motoyuki Hattori)是日本一位杰出的青年学者,曾在日本最顶尖的大学任职,其职业前景远比同龄人更有前途。
但是7年前,服部离开日本,来到中国一所大学任教,此后他再也没有想过回日本。
中国宽松稳定的科研环境、日益强大的学术影响力,吸引着越来越多同服部一样的青年学者来中国发展。
(图中间人物:服部素之)
中国科研经费更有保障,能让学者稳定开展科研工作
服部说,中国大学提供了更多稳定的机会,这是日本学者选择在中国开展科研工作的主要原因。
服部专攻膜转运蛋白的结构和功能研究,32岁时在东京大学任生命科学系助理教授,他希望能尽快建立个人实验室,但在日本的大学,他的期望无法很快实现,而在上海复旦大学则完全不同。
“在日本学术界中,博士后研究员通常需要10年左右才能完成所谓的教授‘学徒期’,此后才能建立个人实验室。我思考了自己30多岁的人生,那时我的身心条件正好能从事高强度工作。因此我的结论是出国。”
批评人士称,日本仍在采用的资助体系正在迫使日本青年科研人员出走。为了支付人员和研究经费,日本国立大学和研究机构长期依赖政府拨款和“竞争性研究基金”,但这些资金仅用于科学家提交并经政府审批的计划项目。
自2004年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缩减大学拨款,增加竞争性基金。而竞争性基金仅资助持续三至十年左右的项目,这就导致没有保障的聘用期。
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国立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日本大学和公共资助研究机构67.6%的博士后研究员在2018财年的合同期限不到三年。
该体系的支持者表示,固定期项目合同有助于资金流动和竞争,从而振兴科研。然而,批评人士认为,在没有资金保障的情况下,有抱负的研究人员,尤其是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可能不愿意在长远的个人生活规划中选择应对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项目。
在中国,人才是第一资源。对于高层次人才,高校除了提供年薪外各类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还会根据各自条件在头几年内提供免租周转房、过渡期校聘副教授待遇、安家费和科研启动费等。
在中国的六年里,服部组建后的实验室不仅获得了相当于1亿多日元的资金,他本人也被授予了教授的职称。
中国科研实力日益增强,日本青年学者掀起赴华浪潮
服部表示:“据我所知,很多青年日本科学家正在中国开展科研工作。”其中大多数人从事基础研究,如理论物理、天文学和生命科学。
中国过去常常从海外招募退休的科学家,以此希望吸引青年才俊,提高中国的科研能力,但如今越来越多科学家主动选择前往中国做研究,在世界各国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
因其在光催化领域的研究,80岁的化学家藤岛昭被视为有潜力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学者。去年他和研究团队迁至中国,震惊日本科学界。
评论人士称,藤岛昭和他的团队正在寻找一个可以继续研究的高校环境,而这所学校就在中国。藤岛昭曾任东京理科大学校长,现在他已经接受了上海理工大学提供的全职职位。
中国现在的科研影响力令人刮目相看。日本国立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发布的《科学技术指标2022》报告显示,2018年至2020年,中国在全球科学与工程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排名世界第一。
同期,中国在此类出版物中的论文引用数量分别位居全球前10%和前1%,而日本在三个类别中分别排名第五、第十二、第十,呈下滑趋势。
服部称,随着中国学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大,中国已经不需要像过去那样依靠大额科研项目来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
中国高度重视科研发展:对大学支持力度大、给高层次人才提供的待遇好
服部指出,中国的科研投入是日本的三倍。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开始培养更多大学生,在过去20年里,大学生的数量增长了10倍。海外深造的中国大学生也在同步增长,美国高校授予博士学位的留学生中,中国人占比最多,是日本人的50倍。
同时,教师队伍也在扩大。以服部所在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为例,在过去十年里,该学院的教授人数翻了一倍多。
为了稳固引进人才,中国还在不断改善其工作待遇。服部的年薪约为8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0万元),与终身聘用的同龄日本科学家相当。
34岁的岛袋隼士(Hayato Shimabukuro)在名古屋大学获得天文学博士学位,曾在巴黎天文台进行研究,于2018年来到中国顶尖学府清华大学。2019年末,他获得了云南大学中国西南天文研究所天文学副教授职位。
岛袋在三年内的年薪约为6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9万元),外加研究基金约为3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5万元)。
服部指出,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地方大学的支持力度,以提高全国的学术水平。为此,服部在复旦的一些同事已从上海转到地方学校工作。
服部建议,日本应该学习中国对科研人才的重视程度,在各地的大学提供全职职位,而不仅仅是在大城市的少数名校。
服部说:“拥有大量的学者,并且让学者们在更广泛的领域开展研究,这对于科学进步是至关重要的。就好比一座山,山越高,山底的基石越庞大。
九派新闻记者 梁霞
【来源:九派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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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一位日本教授,看到自己的中国学生心情不好时,给学生一堆酒票,让去喝点;看到中国学生的科研项目不顺利,继续给酒票,让去喝点;有的时候科研顺利,教授心情大好也会和自己的中国学生一起喝点。
就是这样一位“不靠谱”的教授,却多次提名“诺贝尔”奖日本教授,还给中国培养了3名中科院院士,如今还带团队加入了中国院校。难道这位教授不怕被日本人骂“日奸”吗?
怕。这位教授来中国也引起了不小的非议,但为何他毅然决然决定选择来中国发展,背后到底有什么玄机?
爱喝酒爱科研的藤岛昭教授
有这么一位和蔼可亲的教授,还是日本“国宝”级教授,被誉为“光催化之父”。他当过东京理科大学校长;曾担任过神奈川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主席;还是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和欧洲科学院院士;多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
前后共有38位中国留学生,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得到了这位日本教授的指点,这些留学生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内重要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中坚力量,其中三位已经成为了中科院院士。
这位教授对于自己的爱徒,绝不吝惜指教,学生归国时,担心他的科研可能遇到坎坷, 送了64箱仪器设备和材料,让学生安心科研。最后学生因为行李太多,只能上报给国家,派科考船来接。这些实验设备和材料让学生在中国建立了首屈一指的实验室。
这位教授就是藤岛昭教授,如今这位教授已年近耄耋之年,却带领科研团队加入中国大学。是为什么?
日本科研后继乏力,中国却进步神速
藤岛昭教授见识过战争的惨烈,又面对过日本经济战后的腾飞。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的经济和科技开始重新焕发生机,让日本的教育、科研的发展极为迅速。
就是在日本最好的时代,藤岛昭教授考入了日本的最高学府东京大学,开始了自己的“光化学”之旅。并和自己的导师本多健一共同发现了光触媒材料-二氧化钛。他们发现利用光照二氧化钛,二氧化钛可以对水进行电解,产生氢气和氧气,这个反应也被称为“本多-藤岛效应”,从此也让师徒俩一起开创了光催化的研究工作。
光触媒材料的用途极为广泛,在我们大多数人所熟知的领域就是杀菌消毒和降解有机化合物,比如让广大中国人担心的室内装修产生的甲醛和甲苯。光触媒能将其降解为无毒无害的小分子水和二氧化碳。
所以光触媒材料广泛使用在装修建筑材料的表面,可以自行降解油污、杀灭真菌、用在马桶等设备上,能有效抑制细菌和病毒的生长,还能自行降解尿液和抑制粪便产生的恶臭,是一种非常具有市场价值的建材。
而且经过专家潜心研究发现,光触媒材料还能让新冠病毒灭活,所以可以安装在人群密集场所的空气净化器当中。所以藤岛昭教授的研究具有庞大的经济价值,这也让他的学术论文成为了“香饽饽”,被引用超过14万次。论文引用次数甚至超过了物理学翘楚的杨振宁先生。
藤岛昭教授厉害之处不光在于研究,他在教徒弟上也颇有建树。比如他其中一位爱徒,也是中科院院士的江雷院士,专门从事仿生纳米材料、光电转换材料等研究工作。
江雷院士继承了老师的衣钵,培养了上百名博士生的同时,还发表了400余篇论文,研究成果数十次被世界知名刊物《科学》和《自然》报道,甚至可以成为杂志的封面。最恐怖的是江雷院士的论文引用次数不亚于自己的师傅藤岛昭教授。
现如今江雷院士成为了国内首屈一指的光电领域和纳米领域的专家,而它的老师藤岛昭教授也已经接受上海理工大学的聘任仪式,并带领团队专门从事光催化剂的空气净化技术研究工作。未来藤岛昭教授还会协助上海理工学院创建有关光催化剂的国际研究院,推动中国光催化的相关研究。
在中国人心目里,很难想象自家的顶级院士会去别国从事科研,但是现如今这个现象在日本却成为了常态。在上世纪80至90年代年代日本的经济腾飞,很多日本人甚至放下豪言要买下整个漂亮国,在当时日本的科研经费以每年10%至20%的增幅迅速增长,所以藤岛昭教授才能豪掷千万日元采购仪器和材料送给江雷院士。
可惜的是日本的辉煌,并没有持久。因为漂亮国外表光鲜,但是下手却极为卑劣,让日本一下陷入了长达30年的停滞。这也让日本进入21世纪以后,在科研方面投入的经费再无明显增长。
这也得结果直接导致日本愿意从事科研的年轻人大幅减少,高质量的论文数量也开始大幅降低。就在2018日本“科技白皮书”充分论述了日本在科研经费停滞造成的的现状和问题。尤其是这几年我们都知道日本诺奖拿得手软,但是诺奖颁发一般是科研项目落地后数年乃至数十年才颁发。
我国知名物理博主严伯钧就开玩笑地说道:诺奖等十年都算快的。
从这也能看出日本的主要技术贡献都来自上世纪末。日本的某知名杂志也曾发表了题为“日本大学崩溃”的专辑。从多角度描述了日本的科研进入21世纪以后无论是从质还是从量都和日本经济一样急剧下落。
在2020年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研究所发表了一篇《科学技术指标2020》的报告。该报告充分调研和分析了2016至2018年这两年的全球论文发展状况。以及国家分布情况和应用关注情况。
2016年至2018年全球年均论文发表数量达到154万篇,中国占比高达19.9%,超过美国的18.3%,位居榜首。但是在论文引用和关注度方面美国排第一,中国第二,但是数量差距不大,基本是望其项背。
相较之下日本的研究成果确实惨不忍睹,论文数量占4.2%,位居第四;但是论文引用数量,日本占比只有区区2.5%,位居第九。从这也能看出日本的科研水平大幅度的倒退,并且与中国的差距越来越大。
该报告对于中国科研进步进行了分析。相关数据显示从2000到2018年,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研经费增加了5倍至15倍不等。相较之下整个西方科研经费涨幅不到2倍,中国的科研经费增长的数据显得过于突出。
除此之外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留学生群体,约占总数量的1/5,赴美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十分庞大,从事最尖端研究领域的人才数量大幅增加。相较之下日本,除了一些知名大企业的科研经费有所增加,但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经费却停滞不前。
2018年中国的科研经费高达19677.9亿元,日本仅为中国的1/7。所以日本媒体屡屡爆出,数量不菲的日本的科研人员在日本难以寻找到难工作,开始去国外发展,尤其是赴华的日本人数量持续增加。
在山东大学空间天气物理与探测研究中心,一位身穿白大褂的普通研究员竟然是日本人,他叫野和田基晴。从2005年获得日本东海大学博士学位后一直未获得满意的工作,只能兜兜转转前往海外发展。
在湾湾也没找到工作,只能前往北大继续自己博士后的研读,毕业后回国求职继续未果。在愤懑中,北大的同学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野和田基晴仅凭一份个人简历,就在山东大学的重启了自己的科研生涯。
但是野和田基在中国就业,也遭到了日本的网络暴力,他说“日本媒体一味强调,他们赴华就是为了薪资和职位,被骂‘卖国贼’屡见不鲜。但自己真的在日本找不到能发挥的空间。”
但是这依旧阻止不了日本学者赴华的渴望,在日本名古屋大学获得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岛袋隼士亲口所述,他在中国申请到的经费比在日本要高出三四倍。只要做出成绩就能获得晋升教授的可能,这在日本想都不要想。
日本的高等教育依旧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日本很多学者和教授开始赴华就业,可以用英文和中国人交流。但是日本很多高龄专家教授,甚至一些拿了诺奖的高龄教授,都无法流利地使用英语,都是用日语发表论文,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是日本教育带来的优势,从上世纪60年代,日本遇到了和我们现在类似的问题,那就是高度的经济增长,但是教育方式却难以满足社会需求。
所以导致日本也在一段时间饱受了教育之苦,学生因为各种问题罢课,这也推动日本对于高等教育进行改革,促使日本建立了一套不错的教育体系。
对于高等院校的评价,需由政府、社会、大学、第三方机构共同评价。并且日本从1991年开始,将大学自我检查评定纳入到法律当中,为了保证大学内部保障教育质量,除了第三方评价机构的监护,还有严格的学位控制。
学位越高授予上越难,在日本只有极少数突出的科研人才,才有可能获得博士学位。日本机构认为,只有严格控制学位授予,才能提高教育质量。这让鄙人感受颇深,鄙人毕业于普通一本非985、211院校,对于自己毕业设计水平确实不敢恭维,但是依旧能勉强过关,所以鄙人一毕业就觉得自己不配进设计院,在体制内混了几年,也觉得自己潜力有限,所以决定辞职从事自媒体做科普。
对比一下日本高等教育对于学位卡得很严,而且不太崇洋媚外。一些日本专家的的论文在《自然》、《科学》等国际学术期刊发文,但是日本院校不会过分奖励他们,更不会把在SCI索引的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作为职称评价指标。
这种做法让日本一些专家和教授在过去可以专心地从事学术研究,避免了高校的附庸风雅和崇洋媚外的气息。现如今中国也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教育改革,未来的教育模式必然会更加重视实际,必然会推动中国高等院校的发展。尤其是双轨制教育模式,也让中国年轻人的选择更加广阔,未来也更加多元和长久,这是日本不具备的地方。
这就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中国已经的教育改革还需要一段时间,形成成果也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中国已经能够吸引世界顶级专家来华,这也意味着华夏复兴已成必然。候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若有人不满,柔弱胜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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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青年报有声思政课强国学堂。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述的是《赴法勤工俭学浪潮的兴起》。
1919年3月17日上午,上海汇山码头人头攒动。这一天,是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离开家乡、远赴重洋的日子。喧闹的人群中,89名青年提着行李,登上日本邮轮“因幡丸”号,怀揣着激情与梦想,踏上了探索求知的旅程。如此高涨的赴法求学浪潮从何而起?故事要从11年前的一家豆腐公司讲起。
20世纪初的法国巴黎
1908年,被誉为“豆腐博士”的李石曾,在巴黎郊区开创了法国第一家豆腐公司。李石曾是中国留学法国第一人,1902年,22岁的李石曾在父亲李鸿藻同僚的安排下前往法兰西。
李石曾的豆腐公司成立后,为解决劳工需求,他将老家河北的42名农村青年带到法国,并督促他们在白天做工,夜间学习。两年过后,这些原本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村青年,不仅有了自己的积蓄,而且掌握了基本的文化知识和工艺技能。
平民子弟无需支付高昂费用的留法大门,就这样被打开了。
北京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旧址
1912年,李石曾回国,在北京成立了留法俭学会,受到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不料两年后,由于袁世凯政府的阻碍,留法俭学会被迫停办。1916年,李石曾、蔡元培等中法两国人士,在巴黎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并在中国各地设立分会。一年后,河北蠡县布里村、保定育德中学、北京长辛店等地陆续出现了留法预备学校,向年轻的学生们教授基本的法语知识和工艺技术,鼓励学生走出国门,学习新文化。至1919年,北京、保定、上海、成都等地相继设有留法预备学校20余所。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的上海街头
五四运动前后,由于目睹中国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大批青年加入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渴望寻求改造社会的真理,挽救陷入水深火热的中国。1919至1921年间,先后有1800多名青年前往法国,学习西方社会的人文思想和科学技术。留学的经历使这些进步青年对中国社会的落后、愚昧状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注入了年轻的活力。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欢迎您下载中国青年报客户端,聆听故事、践行精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监制:唐轶 姜继葆
策划:苏诗 王羽璋
撰稿:田梦溪
旁白:周思薇
配音:李博灏
制作:周思薇
制图:吕元圣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人民视觉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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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瞻 关珺冉
编辑 / 漆菲
“一人一猫的奇幻冒险之旅,用返璞归真的二维手绘,讲述了一段唯美舒缓的国风故事。”27岁的东京人柴田至今对中国动漫电影《罗小黑战纪》念念不忘。
去年1月,在东京池袋的一家电影院里,她观看了由日本声优华泽加奈、樱井孝宏配音的这部电影。这部中国电影在日本上映86天,观影人次超过36万人,累计票房高达5.6亿日元,创造了中国动画电影海外发行的票房纪录。
四个月后,日本知名导演岩井俊二的经典影片《情书》在中国重映。岩井俊二发布了一张手写中文寄语:“你好吗,请一定要看‘情书’,并告诉我你的感受。”白茫茫的大雪、封存多年的借书卡、半生暗恋的剧情,让《情书》时隔26年在华收获超过6000万元票房。
◆2021年5月,日本知名导演岩井俊二的经典影片《情书》在中国重映。
因新冠疫情,中日民间交往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能走进电影院,看上一场彼此国家的电影,成为一种难得的体验。在物理距离被阻隔的时下,以新媒介为载体的民间交流加速。其中,年轻一代的交往更为两国民间交流打开一扇新窗。
◆9月24日-25日,在北京悠唐购物中心,举行了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活动。在现场,不仅有与宝可梦合影环节,还有茶道表演、手工DIY面具彩绘以及奥特曼特别活动等。
无论是日本的“平成后”(1989年后出生)还是中国的“90后”(1990年后出生),都被贴上过“自我”“御宅”“废柴”的标签,甚至被称作“垮掉的一代”。然而,在御宅族的游戏世界里、粉丝的同好社交圈中、废柴的吐槽与想象下,一个异于传统的中日交流空间初见雏形。尤当两国政治关系遭遇瓶颈时,这种交流更显得难能可贵。
日本年轻人掉进中国手游的“坑”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作为首部在华公映的日本电影《追捕》,不仅让日本演员高仓健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也推开中国人通过影视作品认知日本的大门。此后,无论是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中聪慧坚韧的小鹿纯子,还是80年代风靡一时的女性创业者阿信,“拼搏努力”的日本人形象刻在一代中国人的心里,成为中日交往大背景下的“时代记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日本动漫及游戏出海的黄金时代。当时正值改革开放的中国青年人,成为接纳日本文化的重要群体。中国的“80后”和“90后”们,披着“圣斗士”的铠甲,推开“哆啦A梦”的任意门,从《灌篮高手》中樱木花道和晴子打招呼的路口出发,形成专属于自己的“日本印象”。
◆2015年5月,日本动漫电影《哆啦A梦:伴我同行》在中国上映。该电影以漫画原著为基础,讲述了机器猫和大雄之间从相遇到分别的故事。
进入二十一世纪,伴随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中国流行文化也开始向日本蔓延。日本观众惊叹于《艺伎回忆录》中几位主演的精彩“对决”,接纳地铁站车厢里贴有中国明星的广告海报;在冯小刚拍摄的《非诚勿扰》的带动下,就连很多日本人都不曾到过的北海道,成为中国游客赴日观光的“巡礼地”。
从电影到动漫,再到炙手可热的手机游戏(下称手游),媒体技术的不断升级让嵌入在其中的中日交往有了时代烙印。以动画(Animation)、漫画(Comic)、游戏(Game)、小说(Novel)为代表的二次元(ACGN)文化,成为中日青年人之间最常交流的话题。
如今,在中国游戏出海的浪潮下,日本成为中国二次元文化输出的重要市场。9月公布的《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2022年1月至6月,中国自主研发的游戏在海外实际销售收入达到89.89亿美元,同比增长6.16%。疫情之下,这一增速有所减缓,但较其他行业而言依然亮眼。
中国游戏出海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也为日本青年人提供了“走近中国”的全新路径。
当地时间8月2日晚9时,27岁的日本上班族奈美准时登入中国在线视频网站哔哩哔哩(下称B站)。她与4000多万名网友同时在线,观看了中国手游《原神》3.0版本的前瞻直播。这次直播预告了《原神》游戏继蒙德、璃月、稻妻之后的第四个地区须弥的登场。
◆东京秋叶原地区的《原神》广告。
奈美是最早一批接触手游的日本年轻人。2013年,刚上大学的奈美拥有了人生第一部苹果手机。从那时起,她开始接触手游,但主要玩的是日本和美国的游戏。2020年11月起,在朋友的推荐下,奈美接触到《原神》。
最初,奈美并不知道这是一款中国游戏公司开发的手游。二次元、角色扮演、日系画风、冒险、动作等元素是她下载这款游戏的主因。每天下班后,她会花上一两个小时玩游戏,每个月平均花费2万日元(约合980元人民币)为角色换服装、买装备。
随着对《原神》喜爱的加深,奈美还迷上了为这款游戏配音的中国声优。“我非常喜欢中国的配音演员。”奈美告诉《凤凰周刊》,“日本的配音演员更多是年长的‘老司机’。而中国的配音演员相对年轻,会对角色进行二次创造,体现出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不久后出海日本的一定是中国的配音文化。”
在游戏中,奈美也感受到中国设计者的诚意与努力。“只要有玩家指出游戏中的问题,下一次更新后,这些问题会被及时修复。”
日版《原神》中,角色的“插刀方式”曾引发争议,当时一些角色将佩刀插入时是刀刃朝下的。但在日本文化中,正确的插刀方法是刀刃朝上。“当我们更新版本后,刀刃已改为朝上插入。这一细节得到日本玩家的一致好评。”奈美直言,“如果不尊重日本文化,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修改的。”
时至今日,奈美从未到访过中国,但她在生活中早已建立起与后者的密切联系:在B站收看中国动漫《时光代理人》,通过微博关注中国明星陈立农,上“小红书”平台学习中国美妆,用手机循环播放中国歌手周深的歌曲《大鱼》。
9月下旬接受采访时,奈美兴奋地说,“我刚追完电视剧《琅琊榜》,感觉掉进了中国影视剧的‘新坑’。”或许是爱屋及乌,她甚至开始关注日媒有关中国的报道。她坦言:“由于《原神》的创立团队在上海,此前我特别关注上海疫情。成都也是我很想去的地方,夏天的时候还会留意四川限电的新闻。”
在二次元中追求“异世界”的人
自诩为“Z世代宅男”的张辰(化名),尽管不会一句日语,也不曾去过日本,却对日本的二次元世界如数家珍。他告诉《凤凰周刊》:“现在哪还有人单纯玩游戏?二次创作的衍生内容才是最吸粉之处。”
“Z世代”通常指的是1995年至2009年间出生的一代人,其特征是极其重视网络社交,并将其视作自己生活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张辰所说的“二次创作”是指在动漫、游戏等原始故事架构下,粉丝自主展开的衍生创作内容。他最喜欢的是中国网友对日本动漫电影《Fate》(中文译为《命运之夜》)的二创作品。
◆发售于2004年的《Fate》系列作品,是日本二次元界最知名的IP之一。
发售于2004年的《Fate》系列作品,是日本二次元界最知名的IP之一。通过独家引进的方式,B站收获了最早一批粉丝。这些人不仅沉浸于动漫和游戏的世界,还会在社交媒体上传新手攻略、萌梗解读、音乐演奏等一系列自己创作的衍生作品。
张辰会深入挖掘这些二创作品,也乐于将自己的经验分享到社交媒体,分享对象是和他一样喜欢二次元的中国年轻人。他坦言,人生20年来还没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一个日本人,“但在同一个故事的架构下,我们仿佛在一个世界,又不在一个世界”。
在年轻人聚集的B站,也不乏专门研究日本文化的青年学者,42岁的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学系副教授潘妮妮就是其中一员。她在B站开设的账号名为“潘22老师”,目前有17.6万粉丝,平日主要解读二次元文化,分享对日本政治社会的观点。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学系副教授潘妮妮
“我自诩为‘老二次元’,加上本身又在研究日本,就想把这两个事情结合起来。”潘妮妮说,自己做视频前十分犹豫,一开始担心不太容易被外界接受,“如果想去学习和了解日本知识,有必要把动画扯进来吗?”
没想到效果不错,如今潘妮妮不但收获不少固定观众,还通过他们的留言了解到更多有关动画的新动向。“我也成了一个追新番的人!”在节目中,潘妮妮随口一说“我也有青春可爱的时候”,结果被粉丝们玩成了梗。她一出场,满屏的“青春可爱”打在弹幕上。这让她直呼:“网络文化深不可测!”
在潘妮妮看来,日本社会存在着表里两面,政客、大学教授、律师和医生等精英阶层对世界的想法和普通大众有着很大不同。“如果真的想要去了解日本,除了要知道精英的想法,更需要了解民间各种各样的情绪,而这些往往在动画中能感受到。”
《新世纪福音战士》通过“平成废柴”的主人公形象展示出一个低欲望的社会;《海贼王》中主人公征服海洋之举,勾勒出当今日本对世界主义思潮的想象;在《你的名字》中,日本传统神道教让灾难下的年轻人获得救赎……这些动漫情景的搭建,不经意间展现出当下日本年轻人对社会、对世界、对未来的体悟。
被问及“日本动漫作品里的中国形象”时,潘妮妮向《凤凰周刊》表示:“涉及中国元素时,日本动漫作品更多会去讲述古代的中国,比如高桥留美子的代表作《乱马1/2》,而不太会谈论现实。”
在潘妮妮看来,一方面,古老而神秘的中国体现了日本动漫创作者对“异世界”的想象;另一方面,虽然中日在经济上联系紧密,但在意识形态上日本人接受的是另一套教育,这会令他们感到混乱,也导致他们不太会在作品里直接勾勒现实中的中国。”
潘妮妮说,中国年轻人之所以喜欢日本动漫,也是想追求“异世界”的感觉。“与之类似,很多作品虽然让我们看到了日本,但那不是全然真实的日本,也是一个异世界。”
“通过影视或动漫了解的日本与现实的日本的确相差甚多。”在日本旅居8年的王宇(化名)向《凤凰周刊》描述道,“2014年去日本留学前,脑海里的日本是岩井俊二电影里的色彩。那是种泛着茶色与灰色的微光,略微曝光,透着青春与浪漫的感觉。现实中的日本颜色更丰富,但少了些浪漫,多了些刻板。”
王宇说,与国内朋友聊天时会发现,大家在很多事物上存在认知差异。“浮世绘的文身图样,阿美咔叽(美式)风格的机车服,日本的酵素和保健品……他们会不停跟我讨论这些事情。”王宇向《凤凰周刊》举例说,“但在日本,你很难见到刺着浮世绘文身、穿着机车服的时尚大叔,我也没见到哪个日本同事吃酵素,朋友们眼中的日本很多是一种想象。”
疫情以来,王宇已经两年多没回国了。其间他感受到了一丝改变:“找我代购日本商品的朋友少了,反倒是周围的日本同事开始向我寻问起中国的化妆品。”
◆日本年轻女孩正在学习化中国妆。
今年夏天,公司的女同事们围着一管名为花西子的雕花口红发出感叹。一些同事让他解释口红上中国雕花的意涵,这让对此一窍不通的王宇颇为无奈。当时热播的日剧《ANIMALS》中,来自中国杭州的这一美妆品牌出现在主要剧情中,引发关注。
一位日本公关公司职员告诉《凤凰周刊》:“从2018年开始,不少面向年轻群体的中国彩妆在日本流行起来。花西子2021年来到日本之后,很快冲到销量榜首位。无论是概念还是设计,该产品主打中国风,这也是它深受日本年轻人喜欢的原因。”
2019年以来,主打烈焰红唇、陶瓷肌的“中国妆”在日本走红,“中华系美人”(Chiborg)一度成为日本流行词。一时间,YouTube的不少日本美妆博主都在分享中国妆教程,月活跃用户达1300万的口碑网站cosme也推出了中国彩妆特辑。日本女性对中国妆的追捧,为花西子等中国美妆品牌进军日本市场营造了一个良好氛围。
日本粉丝因为中国偶像爱上汉服
伴随中国化妆品的走红,中国风妆容乃至汉服也出现在日本街头。
今年8月24日,两位20岁出头的日本女孩头戴发簪,身穿淡蓝色汉服,手拿蒲扇,站在一幅画有INTO1(在中国出道的国际偶像男团)成员刘宇古装造型的卷轴水墨画前。当天,刘宇的粉丝们在东京购物天堂原宿举办了“日本·刘宇国风主题生日展”。
作为近年来炙手可热的娱乐节目,腾讯视频出品的选秀综艺《创造营》吸引了国内外大批年轻观众。到了第四季,邀请海外练习生加盟成为《创造营2021》的最大卖点。本季节目中,有来自中国、日本、俄罗斯、泰国的90名练习生参演,其中日本练习生达到17人,是人数最多的外国人群体。
◆近几年来最炙手可热的选秀综艺《创造营》,吸引了国内外大批年轻观众。
最终,近田力丸、宇野赞多、米卡等三位日本选手通过这次选秀出道,成为INTO1组合的固定成员。这也是近年来第一次有日本练习生在中国出道。作为该团体的核心、冠军身份出道的刘宇收获大批日本粉丝。
在“韩风”扎堆的男偶像中,刘宇一直坚持国风传统。他的国风舞蹈给选秀节目带来一抹亮色,他也化身“汉服推广大使”,让外国成员体验汉服文化。借着偶像生日会,日本粉丝们第一次体验了汉服。她们接连感叹:“汉服的刺绣太可爱了。”
从4月下旬开始,日本东京、神户、福冈等地接连举办INTO1成团一周年的线下活动,6000多名日本粉丝参加了线下活动。参与该活动的旅日中国人刘婷(化名)告诉《凤凰周刊》:“虽然无法比拟一些韩国知名偶像团体动辄上万人的粉丝活动,但在小众文化当道的日本,中国偶像团体的初次尝试可谓艳惊四座。”
线下活动上,中日两国的粉丝一起穿汉服、喝普洱茶、吃月饼、剪窗花、做香囊、制作宫灯。刘婷感慨道:“这些日本女生从未去过中国,在此之前,她们跟中国没有任何交集,连一句中文都不会说。”
◆在日本京都,一名身穿汉服的女子坐在庭院内欣赏龙源院最著名的一处枯山水造景。
为了帮助偶像打开知名度,刘婷会把有关INTO1的信息翻译成日文,“搬运”到日本社交平台。这也成为日本粉丝获取偶像信息的重要渠道。有日本粉丝感慨道:“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平台,有着共同爱好的粉丝超越国界集结在一起,展现出惊人的力量。”
一直努力向日本社会推广中国内娱的YouTube视频博主、旅日中国人蕾蕾,记录了INTO1成团时在东京举办的线下活动。当时日本粉丝一边回忆节目中的种种细节,一边抱怨“没有日文字幕太难追了”。
节目播出后的一年间,一些日本粉丝开始尝试接触抖音、快手、微博等中国社交平台。有人留言道:“为了获取偶像更多的信息,我会把学习中文设定成为追星的必修课。节目字幕是最好的中文教材,可以学习到中国年轻人的说话方式。”
另外,中国广阔的娱乐市场,中国粉丝的包容,让苦于出道的日本练习生找到属于自己的“中国梦”。刘婷直言:“在中国出道的日本练习生们不属于颜值逆天,也不算是唱跳全能。相比于在成团条件苛刻的韩日出道,前往偶像选秀的未垦之地中国,让这些怀揣着明星梦的日本年轻人看到了希望。”
《创造营2021》播出后不久,为其负责在日宣传的ALAND公关公司CEO安田加奈子告诉《凤凰周刊》,有100多名日本年轻女生给该公司留言,表达了渴望报名2022年选秀节目的意愿。在中方的要求下,安田加奈子最终安排了5名日本女生进行线上面试。她们的年龄从17岁到22岁不等,能用中文自我介绍、唱中文歌,俨然已为赴华参加比赛做足准备。
“有些日本女生原本想从韩国出道,但看到了中国的选秀节目,感觉很公平,于是改变了想法。”安田加奈子说,“与此同时,很多中国娱乐公司也开始关注日本练习生。”
但自2021年6月起,随着旨在整治娱乐圈和饭圈乱象的“清朗运动”开启,选秀节目被纷纷叫停,上述练习生的面试和签约也不得不被搁置。
据蕾蕾观察,目前此类节目逐渐减少,加上疫情后中国偶像无法赴日参加活动,日本练习生也很难出现在中国节目中。“目前在日本,只有对《创造营》有浓厚兴趣的一小群人还在坚持。但这群粉丝势必会不断流失。只有当新节目层出不穷,中日饭圈的互动才会变得频繁。”
“小叙事”为中日交往打开一扇新窗
2020年5月30日,蕾蕾在她的YouTube账号“leilei的中国流行趋势”下发布了第一条视频:“520在中国是结婚的日子?表达爱的日子?”
她做视频的初衷,是因为在疫情初期,她感到周围日本人对中国的陌生感加深了。她向《凤凰周刊》直言:“我想传达给日本人,当下的中国正在发生什么。那是主流媒体之外的另一种声音。”
这一账号至今保持着一周一更的频率,节目主题五花八门:“中国儿童节(六一儿童节)的过法,大人比孩子更享受的节日?”“羽生结弦在中国到底人气有多高?”“5000万日元在中国,可以买到什么样的房子?”
两年内,蕾蕾收获了1.44万名粉丝。“我想告诉‘Z世代’的日本年轻人,同龄的中国人在想什么,今后中国的流行趋势是什么。”蕾蕾说,她也在同步经营推特,不过后者更专注发布中国的娱乐动态。“目前韩流文化在日本依然备受追捧,我的私心是希望让那些喜欢韩流的人也能对中国产生兴趣。”
据蕾蕾观察,中国现代剧《三十而已》也被日本引进,但大部分日本人不太容易对中国当下的社会价值观产生共情;相反,展现江湖侠义、古代穿搭以及中国妆容的古偶剧更能吸引他们。此外,日本年轻人中用“猫耳FM”广播平台收听耽美小说(多为男男同性爱恋题材小说)的风潮也悄然兴起。
2020年,由青年演员王一博和肖战主演的古偶剧《陈情令》在日本多次轮播,还被制成DVD加蓝光模式售卖。蕾蕾发现,日本视频网站似乎找到了关于中国的流量密码,大量引进包括古偶剧在内的中国古装剧。“总有粉丝在评论区留言,让我讲讲《陈情令》等古偶剧。”
◆日本年轻人通过广播平台收听《陈情令》。
与之相对,日本电影也旋风式席卷中国票房。蕾蕾介绍道:“今年,日本电影《恋爱如花束》在华票房收入达到14.8亿日元。日剧《孤独的美食家》和《深夜食堂》也很有人气。中国年轻人中近年流行的‘小确幸’一词,最早也是从日本传出来的。”
年轻一代的对华好感度受到日本各界关注。2021年末日本内阁府展开的舆论调查显示,在60多岁和70多岁的人中,回答对华有好感的比率只占10%多一点,18岁至29岁的人却超过40%。另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今年6月展开的对华好感度调查,日本属于对华认识上代沟最大的国家,但也明确了年轻一代对华更有好感。
谈到这一现象时,日本知名中国问题学者、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向《凤凰周刊》解释说,这说明中国软实力提高了,中国流行文化越来越有魅力。“年轻人比较开放,能够接受新的事物。对他们来说,好的东西与哪国产出是没有关系的。加上日本年轻人对政治一般不感兴趣。日中之间如果说存在障碍的话,主要是政治方面,文化和经济交往都是很好的。此外,年轻人获得信息的渠道更多元,很多人根本不看主流媒体,反而没有什么刻板印象。”
蕾蕾亦说,“中日大环境虽有波动,但娱乐本身没有任何政治颜色,也因此才能成为日本年轻人生活中快乐的源泉。”
日本著名文化批评家和哲学家东浩纪从更深的文化背景解释了这种情况。在《动物化的后现代》一书中,他剖析了由大众传媒为平台的“大叙事”向互联网为平台的“小叙事”迈进的时代变迁过程。他用“数据库动物”一词来形容这代年轻人的处境。在他看来,随着个体化的加速,年轻人把更多注意力投射在自己身上。同时,门类庞杂、种类众多的文化产品也给他们提供了足够多的选择空间。
现如今,粉谁当偶像、玩哪款手游蜕变成为彰显性格的个体行为。在东浩纪看来,追求二次元等亚文化可以被视为某些青年群体间的“小叙事”。与主流的政治表达和国际交往不同,“小叙事”是建立在共同喜好上的分享与沟通,在拥有“多元化”特质的同时也有着“排他性”特征。因此,以二次元为代表的文化交往也往往被贴上“非主流”标签。
潘妮妮也提到,漫画也好,游戏也罢,围绕二次元展开的中日青年交流大都是建立在共同爱好基础上的分享与沟通。“很难设想这种极具个人喜好色彩的交流活动,能够演变成公共舆论话题。”
结合中国人收看日本动漫的习惯,潘妮妮说,网络让更多中国年轻人接触到日本的动漫与漫画。“在日本,动漫有着较为严格的分级、分时段的管理和播放制度。但这些并不存在于中国的网络空间。”
深夜话题、略带暴力的打斗场景亦或悄生的耽美情愫,作为异于现实世界的“小叙事”吸引着一批年轻人,但这种交流能否承载中日交往的历史使命,值得商榷。尽管如此,对于“Z世代”的两国年轻人来说,已然开启了一场新的交流模式。
“我们无法判断未来两国关系的走向,但还是有一批日本人,在接纳来自中国的新事物,看中国的电视剧。我希望中日之间能减少一点刻板印象,让大家接触更多有关彼此的信息,少一些信息偏差,多创造一些共同的文化土壤。”蕾蕾说。
(王佳慧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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