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龙 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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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龙IN巷,知道这个项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没怎么跟进,因为这种位置出来新盘,除了天坛府是一二级联动获得的地块,其它环线内突然冒出来的新盘,大多都是旧改项目。但华龙in巷,还真不是旧改!项目位于东城区沙子口路甲48号院,建筑面积约35812平米,由2栋70年产权的住宅楼组成。项目建筑类型为塔楼,共2栋208户,楼高从9层至17层,1-3层是商业。毛坯交付,面积从36平至241平,从开间至4间。开发商为首旅集团旗下华龙转置业,物业为:北京华万家物管。物业费3元/月/平米。民水民电有燃气!车位比:1:0.55项目均价9.9万每平。开间:36-66平一居:76-82平二居:109-131平三居:147-158平四居:182-241平总价区间:360至2400万之间,这几天因为中介推这个项目人多,有大量粉丝问这个项目情况,问的人多,我们同步一下。该项目距离正在热售的天坛府项目和14号线景泰地铁站直线约600米,距离南二环900米。7号楼52户,北、东、西都是小户型,最小的43平米,南向是大户型,187平米。旁边还有一个45平小户型,并且是普宅。48平样板间项目有燃气,壁挂炉采暖,是70年住宅产权,这一点很重要。就算占坑,那也是小户型、小户型、小户型!同步一下项目一房一价表。毛坯实房项目地下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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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讲述的第964位真人的故事
我是小乔,来自河南,已经北漂12年。
3年前,我做了一个让人出乎意料的决定,舍弃在北京打拼9年的事业,毅然辞职,过了2年旅居生活。
不过,连我自己也没料到,我会重回北京上班。今年我35岁,在这个很多人都已经有娃的年龄,我又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住进一个10.6平方米的房车里。
(我在青海旅行)
1987年,我出生在河南省漯河市的一个小村庄,那里的烩面和胡辣汤是一绝。
我家有5口人,我还有两个姐姐。爸妈是勤勤恳恳的农民,我上小学时候,天还没亮,他们就动身去各村镇赶会做生意,常常忙到半夜才回家。
于是,我只能经常一个人在家,躺在平房的房顶上等爸妈回来,等着等着就睡着了。小学时,我就学会了做饭,慢慢变得非常独立、勇敢。
(我带爸妈去乌兰布统草原旅行)
爸爸老实巴交,是家里的顶梁柱。妈妈性格爽朗,大姐跟妈妈一样,有点像女汉子,我们一家人常有聊不完的话题。
这和睦的家庭是我在外闯荡的后盾,给我无限的支持,让我有勇气遵从内心,走自己的路。
在学习上,我的成绩一直不算突出,连大学也是随便选的。2005年,我考入河南南阳一所大学,在一众理工科专业里,挑了个看起来最文艺的动画专业。
我本以为,这个专业是学习电脑作图,没想到却要学素描。我对素描实在不感兴趣,一直到毕业,我连球都画不圆。
大一那年,我被比尔·盖茨退学创业的经历深深感染,也想抓紧大好年华,去干一番事业。
(我在大理)
所以,大一还没上完,我就办理了退学,想要去大姐所在的深圳闯一闯。
我本打算从广州转车到深圳,可刚在广州火车站下车,就被骗了。
有人跟我说,可以帮我安排住宿和工作,不过需要交500块钱。我信以为真,没想到那人拿了钱就消失了。在这都被骗,我就更不敢去深圳了,就直接买票去了成都。
那时,我太年轻,把一切都想得很简单,以为一定能找到轻松又赚钱的工作。然而,我一没学历、二没经验,只能去泡沫厂切泡沫。
可是,切泡沫太累,我只干了一天。后来,我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平面设计工作,虽然工资只有700元,也咬牙干了半年。
(我在青岛)
退学1年后,我意识到,要想找到好工作,还是得回去上学。因此,我又回了学校。此时,我的目标现实了很多,就想着以后能养活自己。
这段经历也让我更加独立。退学、打工、重回校园,一切都是我自己决定的。虽然结果并不好,但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尝试,我并不后悔。
回校后,我按时完成了全部课程学习。可因为学籍被注消,我无法参加考试,也就没有毕业证。这给我后来找工作,增加了重重困难。
(我在青海)
2010年,我毕业后,刚好亲戚的公司需要人。这省得再找工作,我就直接去了他那做旅游销售。我白天办公,晚上就住办公室里,可是每月到手只有500块钱。
后来,我又去了昆明做招生老师,勤勤恳恳干了1年,奖金拿了一万多,却常被人说靠亲戚才拿到这么多。我想想还是离开了,想靠自己赚钱。
因为我这人比较倔,不想让别人这样看我。再加上我当时感情问题,于是,我决定离开广东,换个城市重新开始。
(我和爸爸妈妈的合影)
正巧,有个同学在北京,我也一直很向往北京。于是,2010年10月,我来到北京投奔同学,正式开始了北漂生活。
北京工作机会多,可基本都要毕业证。面试时,我会直言没有毕业证,然后着重展示工作能力,接受面试官的任何测试。
就这样,我找到了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小学生口才培训机构,做课程销售,月薪1500元。
谁知,我只干了一个月,我的主管突然带着团队离职,唯独没带我。老板找我谈话,说他们都走了,暗示我也没必要再待下去,然后只给了我1200元工资。
(我在北京798园区)
我只能又去找工作,这次终于遇到了对的工作。这是家影视传媒公司,主要做儿童综艺节目,如《最强小孩》、《小小演说家》、《去户外吧少年》等。
那时,公司需要一个能策划和组织夏令营的人,我恰好在亲戚公司办过夏令营,符合公司的需求。
于是,2010年12月1日,我顺利入职,一干就是9年。我从业务员做起,每月工资1500元。日子过得紧巴巴,我只能在住上尽可能节省。
最初,我和同学住在西黄村5平方米小单间里,俩人挤在一张床上,将就着睡了几个月。
后来,我们搬到20多平的单间,终于能一人一张床了。半年后,由于公司搬到国贸,我只能搬到附近的地下室住。
那时,我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但更折磨我的是感情的苦。我在公司总是面带笑容,可回到家,我却常常愁眉苦脸,经常暗自流泪。
(我在北京大观园)
好在,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差不多花了3年时间,我终于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我的工作也越来越顺。我不仅工资不断上涨,年底还拿到了很可观的奖金。
2015年春节后,我去一位住在河北燕郊的朋友家玩。聊天中我得知,燕郊的房子每月房贷也就2000多元,和我的房租差不多。
我突然想到:与其把租金给房东,不如在燕郊买个房。
其实,我一直有买房的想法。人们都说:“九斗十斗住高楼”。我手上就有十个斗,所以我也觉得,自己迟早会买个高层的楼房。
(这是我在燕郊房子的小区)
而且当时,从燕郊到国贸的路上很少堵车,一般1小时内就能到。
我把买房的想法跟我妈一说,她问:“以后你在北京上班,还是在老家上班?”我还是想在北京工作,于是我妈果断赞同:“那你就买。”
我爸妈总是支持我的想法,可能因为知道我很努力,也能照顾好自己,他们对我非常放心。
2015年,我们全家凑了20多万首付,买下一个位于20多层、80多平方米的两室一厅,每月房贷3000元左右。
自此,我开始在燕郊和国贸间往返,单程1个多小时。这我还能接受,就这么坚持了几年。
(我在燕郊的家,简单装修就入住了)
期间,我又买了代步车,还养了狗和猫,也算达成有房有车的目标。朋友们非常羡慕我,我也觉得自己过上了想要的生活。
2019年底,在公司干了9年后,我选择了离职。
那时,从燕郊到北京的通勤时间,常因突发情况延长至三四个小时,导致我经常迟到。每次迟到,我就要被扣掉当日工资,一天白干。
心疼之余,我开始仔细考虑未来。在这里,我的收入已没多少上升空间,我也想换个环境,出去闯一闯。
2019年底,我裸辞了。这很需要勇气,不过我一向是个勇敢的人。
辞职后,我和朋友合伙创业。我也有一个旅行的梦想,世界那么大,我也想去看看。
(我养的暹罗猫,还养了1只金毛,2只边牧和1只泰迪)
因为我只用手机电脑就能工作,所以我开始全国旅行,重庆、山西、陕西、宁夏、内蒙古、云南等基本都去了,就差西藏没去。
我在欣赏美景、品尝美食的同时,也想分享各地风土人情,并且开拓副业。于是,我尝试做旅行自媒体,期待也能成为旅行博主。
旅程中,我结识了很多同样在路上的朋友。有人就是开着房车旅行,随走随停,无拘无束。我觉得这种生活很不错,期待哪天我也能开房车旅行。
我过了2年自由旅行的生活,自由却渐渐变了味。
因为我不用上班,所以上午几乎没起床过,也不吃早饭。这让我的身体大不如前。我也经常不洗头、不洗脸,有时甚至一天不刷牙,整个人缺乏精气神。
(我在大理双廊古城)
此外,我也并不享受长期旅行的生活。我渐渐发觉,旅行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不能作为全部。我需要正常工作和社交,才能更有精气神。
体会过所谓的自由后,我才发现真正的自由,其实是自律。
因为疫情原因,我创业的收入也一般。于是,在2021年12月底,我回了老家。
我本以为,哪怕在老家找个工资低点的工作,还能做三农题材的短视频创业。可回去后才发现,我想得太简单了。
老家的工资水平在3000元左右,我在北京积攒的近10年工作经验,一时半会并没有什么用武之地。
那时,我做短视频的收益有限,连房贷和人情往来都不够。而且我的生活圈子非常单一,甚至让我失去了斗志。
(旅行时,我把狗狗们送回老家,我妈帮我照顾)
天无绝人之路。我前领导得知我在做短视频,恰好公司也在做相关业务,于是她邀请我回去做短视频运营。
我很感念领导还记得我,加上我确实想上班,于是很心动。但一道大坎摆在眼前——不能迟到。
这是领导对我提的唯一要求,无论如何我都会达成。可是,因为疫情,从燕郊到国贸的路上每天都要检查,来回至少需4小时。
之前不上班时,我上午没起过床。如今,我要早上6点多就起来,9点前必须到公司,如此大的反差,光想想我就吃不消。
正犯愁时,我突然想到了房车。既然通勤时间太长,不如买个房车放公司旁边。我平时上班住房车,周末还能开房车旅行完美地把工作和旅行结合在一起。
(我的房车外部)
我跟领导一说,她没有异议,估计没觉得我真会买房车。不过,我是动真格的。
从2022年1月起,我开始在网上看房车,聊了非常多的房车厂家。
我先排除了自行式房车,因为我曾实际体验过,发现车内空间很小。我在车内扭转身体都觉得不舒服,只能直接坐下。而且,就算是二手的自行式房车,都要20多万起,我买不起。
拖挂式房车空间相对更大,价格也更便宜,基本10万左右。我的那辆SUV可作前车,因此,拖挂式房车更适合我。
定下车型后,我先看了一圈二手房车,可都没看上。并不是牌子和质量不行,而是我不喜欢其中的内饰。这辆房车毕竟是我要长期住的地方,我希望能舒服地住在喜欢的环境里。
(房车到之前,我就睡在床车里)
我找了一大圈,最终在2022年3月,定下了一辆半定制房车。等待房车做好的1个多月里,我几乎每隔两三天,就要问下制作进度。
期间,我已经重回公司上班。为了不迟到,我把自己的车停在公司旁边,晚上把车后座放下变成床车,就这样睡了一个多月。
2022年5月,一辆大卡车把我的房车运到了我公司附近。
我看到房车的第一眼,兴奋地两眼放光,激动地把它上上下下打量了个遍。它和我想象中几乎一模一样!
我走进房车,细细打量着床、厨房、卫生间、客厅等,发现洗衣机、空调、电视、微波炉、电磁炉、热水器等生活设施应有尽有。
(房车里的厨房、卫生间和洗手池)
在我眼中,它不太像房车,反而像酒店公寓的大开间,家的气息扑面而来。
我把房车移到公司对面的合适位置。此时,公司领导、同事才知道我真要长住房车。
他们惊叹我太有勇气了。很多人都想过住房车,可他们都没料到,真有身边的人把它变为现实。
他们也觉得我很聪明。毕竟,在国贸附近,租一个次卧就要每月3500元,好一点的房间甚至要6000元,两年半的房租就够买房车。
我只要在房车里住满两年半,就相当于白得一辆房车,稳赚不赔。
(房车里的床、空调、电视、冰箱和桌子)
我没跟我爸妈说买房车的事,他们是刷到我的房车视频时才知道的。不过,我爸妈还是一如既往地信任和支持我,还跟我说:“每一条视频我们都会认真看完”。
而且,与住在燕郊相比,现在我爸妈能更了解我每天的生活,彼此了解更深。这也让我心里很踏实,觉得房车真买对了。
住房车,必须解决水、电和停车等问题。我公司位于1楼,我把房车停在公司对面,距离只有5、6米。因此,我从房车走到公司只要5秒,上下班一共才10秒。
感谢领导的大力支持,水和电我都通过公司解决。而我的停车费,每月不到1000元。
(房车里的洗手池和收纳柜)
入住房车的第一晚,我一遍遍地看着车内每一个地方。我终于住进属于自己的房车里,实现了我的房车梦想。
然而,从来不存在完美的生活。我的房车生活也不断出现各种小问题。
在房车住了一两晚后,我发现它也像新房一样有点味道。所以,我又把房车晾了一个多月。夏天,我开空调时也会开窗户。
一次下雨,我忘关车窗,导致雨水淋湿了床垫边缘,我只能拿吹风机把床垫吹干。我还曾伸腿时用力过大,一脚把沙发板子蹬掉了,自己又买胶水买钉子修理。
房车里还闹过蚂蚁。蚂蚁趁我晚上睡觉来咬我,跟打针似的疼。
(偶尔,晚上我会展开天幕,坐在下面乘凉)
房车的隔音也没那么好,像雨滴落在房车顶部的声音、外面行人的说话声都会清晰地钻进耳朵。
不过,我并没感到困扰。因为我都提前了解,有了充足的心理准备。遇到问题,就想办法解决,这也很有意思。每当我顺利解决一个问题,都很有成就感。
我已经在房车里住了4个多月。很多人好奇的房车生活问题,我是这样解决的。
房车自带20米充电线,我把线拉到公司里给房车充电。一次能充9度,不开空调的话我能用10天左右,所以1个月最多冲4次电。
我另买了一根40米的水管,平时把它拉到公司水龙头那直接加水。我的水箱能存128L水,够我用5天,所以,一个月我补充6、7次水。
(车友帮我维修小部件)
水电费一个月不到200块,公司从我工资里扣。房车里有移动马桶,不过我大多数时间会去公司上厕所。
我在车底接了一根15米的排水管,直接把灰水(生活用水)排进附近下水道。
房车里有洗澡用的燃气热水器,但我总觉得燃气不那么安全,所以一直没用。
工作日住房车时,我会用公司洗手间里的热水管冲一冲,周末再回燕郊的家洗澡。夏天天热,有时我周三、周四也会回燕郊洗澡。
今年夏天北京很热,晚上我会打开房车里的空调。不过,冬天只靠空调取暖肯定不够,所以,我打算用房车的柴油暖风供暖。
安全方面,房车外有4个摄像头,在车内显示屏里实时显示周围情况,车内也有一个摄像头。
(电视旁是监控器显示屏,时时显示房车周围的情况)
每天早晨,我可以睡到8点40再起床,然后慢悠悠吃个早餐。我到公司打卡时,很多同事还没到。下班时,我推开公司大门,5秒就到了家。
住房车,让我每天多了两三个多小时的自由时间,做想做的事。周末,我就回燕郊的家,陪我的猫和狗。平时,它们由住在我家的朋友帮忙照顾。
我和朋友们也会偶尔在房车里聚会,一起喝酒、吃饭,非常畅快。
不过,我一直惦记着开房车出去。毕竟,我本来上班住房车,也是想把工作和旅行相结合,还想带爸妈坐房车去旅行。
可我的房车自从停放后再没移动过,被朋友戏称为“僵尸车”。自2022年4月起,要想开拖挂房车,必须有C6驾照。
(我的C6驾照)
于是,2022年7月底,我去廊坊报名了考C6驾照。后来考试练车的时候,我遇到很多开拖挂房车的人,尤其佩服一位67岁的北京大爷。
他是去年买的房车,已经开着房车去了很多地方,甚至还出国了。然而,由于年龄关系,他考下C6证后,最多开2年就会自动降级。连教练都劝他,都这么大年纪,要不就别学了。
可是大爷坚持要考:“我有房车为什么不开?我现在退休,每天开着房车自驾旅行多好。”
他的房车极其特别。车内一大块地方做成狗窝,里面住着2条流浪狗。
他已经把这2条狗养了10年,一直带在身边。他为了能让它们住得舒服一些,才买内部空间更大的拖挂房车。连他考驾照,也是想带狗狗们全国旅行。
(我在驾校练驾驶拖挂房车)
我感动于他和狗狗们的深厚感情,也佩服他想做就做的勇气。
最近,我又把房车挪远了点,距离公司约30米。之前,房车上面的树总掉树胶,影响车顶太阳能板的使用。现在,太阳能板能正常使用,每天能充约3度电。
加水时,我先把房车开到公司旁边,加完水再把车开回来,顺便练习车技。
我现在的房车生活,忙碌而充实。事业上,我多面发展,干好主业之余,之前我和朋友一起做的工作室也没有停,因为各种原因,效益很差但不用额外出钱勉强有收益。
我有时业余做短视频运营,虽然收入不多也不稳定,但足够支撑房贷和日常生活。若燕郊的房价适合,我考虑把房子卖了。
(我的前车和拖挂房车成功会师)
经过这段房车生活,我觉得长期在房车生活完全没问题。若我周末也在北京,就能开着房车去拍更多有趣的视频素材。
与住在燕郊的房子里相比,除水电的问题外,我觉得在房车里住可能更舒服一些,我甚至开始期待天天住在房车里的生活。
当然,我也承认,房子给人的安全感比房车更足。
也有很多人会觉得,等结婚有孩子后,就不能再住房车。确实,一旦有了家庭和孩子,房车生活可能就不适合了。
所以,我很珍惜现在还算自由的时间,想按照我自己的想法,享受房车生活的美妙时光。
(我在北京国贸中国尊对面)
这就是现阶段,我给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我很喜欢、也很享受我的房车生活。因为,只有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那样的生活才更有意义。
【口述:小乔】
【编辑:水长流】
我们不能走过不同的人生,却能在这里感受别人真实的故事,而且,每个故事都有真实照片噢!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真实的故事,请关注我们吧@真实人物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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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印度屡屡在边境挑衅。国际关系专家普遍认为,这一方面是印度借中美博弈之机,企图从美国“骗取”好处,同时转移国内矛盾;另一方面,背后也有印度与中国差距越来越大,心态失衡的因素。
心态失衡的印度,究竟能不能崛起?历史遗留问题,是否能得到解决?2019年底,张维为教授在时隔11年后再次访问了印度,带来了第一线的观察。
本文为《这就是中国》第45期的文字版,系网络首发。
[中印之间到底有哪些异同点?印度会赶上中国吗?
1月14日,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45期节目中,节目主讲嘉宾、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与大家一起探讨印度问题,观察者网整理节目内容,以飨读者。]
张维为:
去年11月,我和勇鹏老师还有几位学者访问了印度,和印度的智库、媒体、政府官员进行交流。我们抵达新德里那天,正好赶上了严重的雾霾,平均空气质量指数在500上下,新德里的学校全面停课。
图片来自印度快报
第二天我打开电视看到报道,印度议会召集空气污染问题的专题会议,要求29位议员和相关官员参加,但居然有25位不出席。由于到不了法定出席人数,会议只能取消。他们给出的不出席会议的理由各种各样,有的说是已经安排了活动,有的说是生病了,有的说跟自己领域没有任何关系。
但印度的新闻评论员认为主要是党派之争,因为这个会议是反对党发动的,要借机“审判”执政党。所以印度“雾霾治理”的困境,实际上集中反映了印度民主制度的困境。把一切问题都政治化,政客互相指责,导致许多问题迟迟无法解决。
我们这次出访是在中国大使馆的帮助下,广泛接触了印度的智库和官员,约见印度的媒体,举行记者会。我自己去过印度很多次,知道印度的媒体总体上是西方话语主导的,有时候喜欢问中国什么时候进行政治改革。
看到印度都敢问这样的问题,我们这次采用了《这就是中国》的风格,先做一个关于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的讲座、演讲,然后在谈中国崛起的同时,点出西方政治模式的困境和深层次的问题。比方说西方民主发源地希腊的破产,议会民主的发源地英国经历了脱欧危机,美国特朗普上台等等,我们想明确地指出西方模式一路走衰的事实。当然我们给印度面子,没有直接批评印度的政治制度,但我想他们感受到了我们这些观点带来的震撼。果真这一路下来,没有碰到任何印度记者质疑中国的政治制度,而是不少印度人对中国成功的经验表示了浓厚和强烈的兴趣。
中印关系自然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一位印度媒体人说,中国好像总是在印度周边的国家制造一些麻烦。我说不是这样的,我们和所有南亚国家都发展友好合作的关系。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就实际上走访过印度和印度所有的邻国,从巴基斯坦到孟加拉国,从尼泊尔到斯里兰卡、不丹,我有个感觉——几乎所有印度的邻国都对印度有不少疑虑和抱怨。所以我说希望你们印度自己能够反思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人家有这么多的疑虑和抱怨?
在我们访印期间正好赶上了印度外长苏杰生在新德里发表了一个蛮有影响的演说,这个演说涉及的内容很广。他提出一个观点,说印度要反思自己的问题。他说虽然印度与自己过去相比,这些年成就不小,但与中国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甚至越来越大。
他这番话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他同时又提出印度要像美国那样搞“印度优先”,包括印度不应该加入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等,我觉得这些是不明智的。
我自己上一次访问印度是2008年,也就是11年前,应该说印度这期间取得了不小的进步,比方说德里有了新的飞机场,街上的出租车换了车型,更加像样一点了,新的建筑也比过去多了一些。但总体上印度贫困的面貌没有太大的改变,特别是老城区大片的棚户区几乎没有改观。拥挤不堪的肮脏街道,暗天无日、延绵不断的各种各样的窝棚等等。
在世界大国中,中印比较还是蛮有意义的,因为中印两国都是人口大国,起点也比较相近,中国有14亿人口,印度是13亿。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印度独立于1947年,都选择计划经济,后来又都经济体制改革。
总体上印度在70年前的起点略微高于中国,因为中国在1949年之前连续经历了百年的战乱,而印度则相对稳定,1947年印巴分治是该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冲突,造成数十万人的死亡和很多混乱。
40年代末的时候,印度人均收入是高于中国的,预期寿命、识字率等指标和中国比较接近。后来两国选择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最后两国发展结果也大不相同。今天的中国远远领先印度,这种差距可以概括为“2、5、10和不可比”。2是中国的粮食产量是印度的2倍;5是中国的贸易总额是印度的5.2倍,中国的经济规模接近印度的5倍,确切地讲是印度的4.78倍;10是中国的人均寿命比印度高10岁左右;不可比就是两国的基础设施,特别是高速公路、高铁不可比,妇女的地位也不可比,奥运会获奖牌的人数不可比等等。总之这方面中国情况比印度要好很多很多倍。
印度从1947年独立以来走过的路,大概可以这样概括,政治方面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经济方面,从1947年到1990年,印度实行一种官僚控制的计划经济,我称之为公平优先于效率的政策。但印度始终没有放弃过私营经济,所以印度今天仍然有很多老字号的私营企业,有些已经做得很大。总体来看,在这段时间里,印度经济增长速度比较缓慢。印度从1991年开始经济改革,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大力吸引外资,这之后印度经济增长速度相对快了不少,在软件、信息、服务外包、制药等领域内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有不少方面值得中国学习。但这些产业创造的就业远远不如制造业,所以印度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是失业问题。
当年英国首相丘吉尔不相信在印度这么落后的地方能搞民主制度,但今天这个制度在印度已经基本稳定下来了。不少印度学者说,如果印度没有现在这样的民主制度,印度国家统一都无法维持,这个制度使不同的民族、宗教、地区、社团等等,在政治上或多或少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能对自己的利益做某种表达,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印度政治制度取得的成功。
但这种成功又是不全面的,它最大的弱点在于虽然各方表述了自己的利益,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却不能有效地整合,包括利益的整合、观点的整合,结果成了无休止的“党争”,影响了印度的经济发展。
印度政治制度问题还在于它无法真正地解决印度的种姓制度问题。印度教信奉自然崇拜、万物有灵和轮回转世,除了众所周知的四大种姓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贱民”阶层,这几种大种姓还可以进一步细分出成百上千个亚种姓。
由于种姓制度在印度根深蒂固、无所不在,使得印度社会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社会之一,人从一生出来就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印度虽然从法律上废除了种姓制度,但在更深的层面,特别在人的意识层面、信仰层面和实际生活层面,种姓制度及其影响仍然根深蒂固,严重束缚了印度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种姓制度本身是印度教教义的一部分,而印度民主制度无法推动任何实质性的宗教改革或社会改良,也无力冲破高种姓人对改革的阻挠和抵制。更有甚者,随着印度特色民主体制的演变,民粹政治与种姓制度结合的趋势愈演愈烈,使印度民主的品质进一步恶化。
中国与印度一个最基本的差别,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相信,通过自己诚实的奋斗和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而在印度就很难,低种姓者大都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印度独立都70多年了,但是在印度农村的很多小学里,高种姓的孩子可以坐在小木凳上,有个课本。而低种姓的孩子坐在地上,没有课本。
现代化首先就要消除贫困,印度在这方面虽然有进步,但总体成绩与中国相差还是非常大。主要原因就是高种姓的官员不热心解决低种姓人面临的疾苦和歧视。高种姓的人包括大批的政府官员,从不与低种姓的人握手,怎么能指望他们为低种姓的人的利益去努力奋斗呢?低种姓的人自己往往也非常认命,认为自己的贫困就是因为祖上积德不够,所以也没有社会进步所需要那种进取的动力和意识。这是我第一点,种姓制度的问题。
在劝说印度人民放弃种姓制度的甘地,但到今天种姓制度仍然深植于印度的社会生活中(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第二是印度的政治体制无法推动妇女的真正解放,无法真正地实现男女平等。印度独立都70多年了,但印度社会基本上还是一个父权社会,妇女地位远远低于男子。
从中国去印度访问就会发现,妇女可以从事的许多工作,在中国都是妇女做的比较多,在印度都是男人在做。虽然在大城市里,白领阶层中女性有一定的比例,但在绝大多数的酒店、旅馆、餐厅、商店、银行里,女职员的人数都大大低于男职员,女企业家、女商人更是凤毛麟角。农村的情况更为严重,妇女的文盲率远远高于男人,就业率远远低于男人。
印度传统中妇女出嫁要向男方支付高昂的嫁妆,虽然当年甘地主张男女平等,但印度从来没有真正进行过实质性的妇女解放运动。每年因嫁妆不足而被活活烧死的妇女成千上万,时至今日,包办婚姻、童婚等现象仍然广泛存在。
妇女地位低下严重阻碍了印度妇女智慧和能力的发挥。虽然印度政坛有英迪拉·甘地、索尼娅·甘地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但与巴基斯坦的贝娜齐尔·布托夫人一样,这并不说明这些国家妇女地位高,而是说明这些国家的民主质量有问题,普通民众仍然对名人的配偶和后代有某种盲目的崇拜,南亚地区的民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家族政治。这我讲的第二点,妇女解放问题。
第三是它无力推动真正的土地改革。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本人当年曾希望推动土改,但他所依赖的代表是控制印度土地资源的高种姓大地主阶层,至少在当时那个阶段,这个阶层又左右了国大党庞大的农村票源,所以尼赫鲁最后也只能妥协,把土地改革这个任务交给了邦一级的政府和议会。但在邦一级这些议会历来都是大地主阶层掌控的,印度各级议员中很大比例都是地主的代表,南亚不少国家情况都是类似的,这使得任何真正的土地改革方案在议会里都很难获得通过。另外英国人给印度留下一个包括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法律,这也使得土地改革更加难以展开。
印度的无地农民约占印度农村人口的一半以上,印度也进行了一些有限的土地改革,比方说政府把无主土地分给那些农民,但是得到土地的农民往往由于家庭成员过多,分到的土地面积非常小,无力进行规模经营,最后就把土地转卖。按照印度的习俗,土地是转给儿子或兄弟的,但男人往往喜欢到城里找报酬更高的工作,留在农村的妇女无力耕作,最后就把土地给卖了,卖地的收入用来做嫁妆,这也是印度农民失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发展中国家不解决土地问题,不进行土地改革,农民的富裕就不大可能。在印度只要你随意看看当地的农田和庄稼,你就知道印度的田间管理水平、水利建设水平都远远低于中国,印度的粮食产量大概是中国的一半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四是解决不了腐败问题。西方政治理论一般认为西方民主制度可以有效地遏制腐败,但实行西方制度的发展中国家腐败仍然非常严重,印度就是一个例子。我的一位印度学生曾这样对我描述——那是10年前的情况,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这样,他说和印度政府部门打交道,很像去印度教的神庙里拜神,你要学会做出一整套世界上最复杂的动作,懂得什么时候要跪下,什么时候要趴下,什么时候要躺下,什么时候要念经……申请一个护照出国,往往要经过十来个人,排几天的队,最后大家都想办法花钱去买通关系,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
为什么印度采用多党竞争的民主制度,腐败却有增无减呢?原因很简单,“民主”是可以操纵的。印度民主质量是相当之低的,这也是我想讲的第五点,劣质民主的问题。在印度,政客用钱直接或者间接地买选票,比方说收买黑社会来控制票源,这些都是家常便饭的事。如果你去孟买看过平民窟,你就会知道到处都是黑社会,打着非政府组织的招牌,可以呼风唤雨,使贫民窟成为一批腐败政客的稳定票仓。黑社会还与政客勾结,从事毒品买卖……印度劣质民主的问题还有很多可以谈,但今天时间有限,以后有机会可以专门谈谈印度的民主制度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总之,印度的崛起还面临很多深层次的挑战,特别是我刚才讲的五大问题,种姓制度、土地改革、妇女解放、腐败问题、劣质民主等等。如果印度无法有效地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是不可能赶上中国的,而且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当然我个人衷心希望印度人民能够通过自己的探索,最终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走向成功的道路。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范勇鹏:
前不久我刚和张老师一起访问了印度,我第一次到印度,第一印象就是人种、种姓、宗教和阶级非常的多元和分裂,所以我直观的感觉到治理这样一个国家是相当不容易的,我很敬佩。
其实很多国家都是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共存,包括我们中国,但我们是以共性为主,多元之中孕育着一体。为什么印度会出现这种状态呢?我就讲两点我的观察。
第一是历史和地理的原因。有句话叫“地理是历史之母”,印度历史上一大特色就是它的原住民不断地被外来民族征服,然后新的民族又被更新的民族征服,所以从来没有形成它的主体民族、主流文化长期积累和发展的状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地理,大家知道印度的地图是一个倒三角形,在巴基斯坦、阿富汗那个方向有两个重要的通道——开伯尔山口和波伦山口,自古以来都是贸易和入侵者的重要通道。
其他民族从这个山口一旦穿过来,就进入到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本地民族就无险可守,特别像我们中国的函谷关,一出来,过了三门峡,就是一马平川,一路可以跑到连云港,没有人能挡住。所以历史上雅利安人、波斯人、希腊人、大月氏人、塞西亚人、匈奴人、土耳其人、蒙古人和阿富汗人纷纷跟走城门一样,来统治了印度。
最近学术界有学者在探讨一个问题:如果印度早期出现了一个秦始皇,建立了一个统一帝国,在开伯尔山口修了一个长城——其实不用长城,这个山口最窄的地方只有600多米,中间还是一条河,只要修两个堡垒就可以守住。这样的话印度的历史会不会不一样?
历史没法假设,但从这个问题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的统一和文明的安全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变量。印度就是因为历史上长期缺乏这种统一和安全,所以文化产生了很多致命的弱点。
著名的印度裔作家奈保尔曾经把印度文明形容为“受伤的文明”。他说上千年的侵略与征服,注定给印度的智识带来一种枯竭。因为印度在历史上习惯于别人一征服就溃败、就臣服,统治者待不了多久也被征服了或者跑掉了,所以印度形成了一种不崇尚“有为”的文化,这也是种姓制度能够长期存在的一个心理基础。
《印度:受伤的文明》作者、印度裔作家V·S·奈保尔(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大家都知道印度独立运动里边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圣雄甘地,西方人把甘地捧得很高,但其实在印度很多思想家是批评他的,为什么?因为他的斗争策略是把贫穷和落后给神圣化,其实这就是文明长期被征服的一种自我麻醉。
从这个角度讲,印度的历史和印度的人民是非常值得同情的,他们长期忍受外来侵略的压迫和剥削。今天的印度能够追求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确实是印度人民之幸。所以我也认同张老师的观点,我们希望印度人民能够找到自己的成功道路。
中国和印度的历史文化很多不同,但近代中国也遭遇过类似的殖民侵略,所以我觉得中印人民在这个方面应该团结,共同探索第三世界人民独立自强之路。
我要讲的第二个就是它的制度选择,也是刚才张老师讲到的第五点。印度在独立的时候,选择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客观地讲,它也没有选择其他制度的机会,因为英国殖民者不会同意。如果这个制度真的是一个好东西,为什么殖民者非要给你留下来?这种制度,特别是里边的选举政治,给印度埋下了一些致命的隐患,导致印度社会和文化的整合难以实现,并且不断地向分化和分裂演进。如果印度没有搞这种制度,可能比今天还大。印度搞选举政治的过程,就是国家不断地分裂的过程,巴基斯坦、孟加拉纷纷独立了,内部的社会也不断分化。
选举政治以什么为基础?选票。一个政客想要上台,就要去争取一个地方或者一个群体的选票,他的私利和爱好不管合不合理,这个政客都要去迎合。所有的选举都会放大这种地方性、族群性的问题,一个好的或者合理的选举制度是需要在上边有一种统一性的因素来进行制约的。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民主需要集中。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没有这种集中,它以选举为主,所以必然会把地方性、族群性的利益博弈,通过选举过程一层一层地向上传导,最后传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这个问题在印度现代历史上非常典型。
早在独立之初,因为追求选举路线就已经产生了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两大政治力量,就产生了分裂。双方都希望通过动员自己的草根选民来拿选票,所以强化了印度内部的印度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民族之间的分歧。
国大党本身的理念对印度教徒是有偏袒的,对印度教的符号、对印地语的宣传,导致了穆斯林的不满,英国的殖民政府乐见其成,为什么?因为它可以利用这个问题来挑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斗争,分而治之。
1945年到1946年之间的选举,使印度的政治力量迅速分化成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两大阵营,双方都玩宗教政治、玩族群政治,最后的结果就是印巴分治。刚才张老师讲到了,这个结局非常惨烈。
印度当时的领导人尼赫鲁其实是一个很清醒的政治家,他极端重视印度的统一,但是为了选举,他要上台,所以没有办法,他又迎合这些。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语言政治,对我们中国来讲很多无非是一种方言,但是在印度,他们都要求自己的合法地位。导致印度有20多种官方语言,卢比上印了17种官方语言这种怪现象。大家想想,我们从秦朝就开始搞书同文,而印度到20世纪还在反其道而行之。
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在1980年为了第二次竞选上台,甚至连她父亲尼赫鲁的世俗主义都抛弃了,开始打种族牌、宗教牌,恶果就是宗教分裂进一步嵌入到印度的政治生活里边。
首先就是锡克人受迫害。1984年英迪拉·甘地派军警镇压锡克神庙,导致了数千人死伤。然后锡克人报仇,她的警卫锡克教徒把她刺杀掉了。结果又导致了印度全国范围对锡克人的报复,当时的国大党政府、政客和军警都在支持和默许,整整屠杀了三四天,仅首都就有1000多锡克人被杀,全国大概有3000到1万人被杀。等到英迪拉的儿子拉吉夫·甘地上台之后,继续迫害锡克人,一直迫害到90年代才结束。但是到今天,所有这些责任人都没有受到惩罚。
英迪拉·甘地遇刺的报道
到了20世纪末,印度已经从独立以来经历了十几次大选和上百次的邦级选举,结果是导致了印度社会的极端政治化,农村里面对穆斯林、对基督徒、对达利特这种低种姓的暴力事件泛滥。
1990年旁遮普有4000多人死于种族冲突;1992年巴布里大屠杀造成1000多人死亡;90年代末印控克什米尔死了3万多人;2002年大规模的教派屠杀,当时的印度教政府整整3天默许屠杀,至少1000多人死亡,15万人逃亡。
我讲的这些数字大家一定觉得很意外——怎么没有听说过?西方的一些媒体、人权组织天天在观察别的国家的人权状态,为什么没有人提这些事呢?我觉得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在西方人的眼里,所谓民主制度之下的杀人是不算杀人的。就像《孔乙己》那句名言,读书人的事能叫偷吗?
其实何止是印度,受过英国统治的地方,今天都存在严重的种族、教派冲突,包括北爱尔兰、巴勒斯坦、马来西亚等等。而选举政治就是这些地方冲突长期存在和无法弥合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原因。
今天印度的领导人非常希望通过强力的手段来实现印度的统一整合,但是在这种选举制度之下,他能使用的力量仍然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所以很显然,今天的印度领导人追求的目标和他所使用的手段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有没有办法来避免这些问题呢?我觉得需要印度人去探索。但回想我们自己的经验,我觉得就是破除选举神话、选举迷信,实行民主集中制,建立一个具有普遍代表性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意志来领导国家。
咱们在座的年轻人、观众朋友,可能不太喜欢读党和政府的文件,觉得比较枯燥,我建议大家读一读,能学到很多东西。比如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里有一句话,在评价中国的制度成就的时候,说的是实现了社会的长期稳定。这句话看起来很平淡,但大家比一比印度,比一比世界上很多地方,这确实是一个奇迹。这是怎么实现的呢?大家再读一读《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里边讲得很清楚,我们追求的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我们谋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以史为镜,通过印度的历史,我们恰恰可以看到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制度道路。
谢谢大家。
主持人:如果让两位去评价一下印度跟中国现在大约是多少年的差距的话,你们两位会给出一个怎样的数字?
张维为:我多次讲过,我在写的《中国震撼》中说,印度跟中国的差距至少是20年,这个是很给印度面子的,实际上恐怕40年都不止。
范勇鹏:二三十年吧。我在印度的感觉是特别像我小时候的记忆,特别怀旧,像80年代中国农村和县城地区的状态。
主持人:我们在现场请到了一位印度通,他是专门研究印度问题的一位专家——毛克疾先生,很多人可能都在网上阅读过您写的关于印度观察的文章,如果让你用几句话来勾勒印度这个国家的话,你会怎么来向大家做介绍?
毛克疾: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印度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独特”,它还是太独特了。
第一,它和中国一样,是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之外唯一的10亿级别人口的国家。
第二是印度这个国家的历史形成过程有很多的巧合性和独特性在里面,如果我们站在外人的角度去看这个国家的话,可能有些时候会被它震惊到或者囧到,或者说觉得它太奇葩了。比如说种姓制度,大家都说得很多,如果我们用现代的眼光看这当然是已经是过时了,但是如果放在历史的语境下说,还是有它的合理之处的。
印度在历史上是长期停滞的一个社会,要做到安抚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就必须用一套先验的东西告诉大家,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怎么做,这样的话就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社会的动乱,这跟我们中国传统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造反文化是截然不同的。
范勇鹏:印度的种姓制度确实独特,但又不那么独特,为什么?因为印度有这种极端的种姓制度,但是不那么极端的、人的先天的等级的划分是人类历史的普遍现象,包括到今天欧洲还存在像吉普赛人这样的现象,其实就等于一个没有种姓名称的种姓制度。
这方面我们中国恰恰是最独特的。中国在秦汉之后就建立了一个平民社会,平民可以通过举荐、考试来当官,来统治国家,这在世界所有地区都不存在。
张维为:范勇鹏老师讲到西方社会,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英国。比方说英国很多人看传统媒体,如果你在地铁上看《金融时报》,人家就都知道你是什么阶层——一般老百姓看《太阳报》,分得清清楚楚,井水不犯河水。他们有个研究说英国今天的富人,他们的家族500年前也是富人,实际上它是一种封建主义,真正的封建主义。
主持人:种姓制度、妇女的状况、教育等等,都会被认为是约束印度发展的因素。一位派驻到印度工作将近2年的国企员工给我们节目组写信,告诉我们他眼中的印度,他说其实种姓制度并没有大家所想象的对印度的生活干扰那么大,他觉得可能干扰更大的是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宗教的对立,两位怎么看?
张维为:我11年前到印度德里大学去讲学,住在他们大学的招待所。因为印度教里崇拜动物的权利,神牛、猴子、猫、狗等等,所以有天晚上我回到我那个房间,门口的小地毯上有一坨狗屎。我就跟前台说,你要帮我清理一下,他答应了。结果一直没有人来做,为什么?因为负责接待的人不能做这个事情,这是另外一个种姓的人做。印度的种姓是跟职业、行业连在一起的,印度中产阶级家里雇七八个、十几个佣人是很常见的,这个佣人是开门的不能开车,那个佣人是打扫厕所的,他也不能做其他事情比如去买菜。尽管宪法规定了各种姓平等、总统都可以是低种姓的人等等,但实际上在生活中种姓之间的不平等无处不在。如果印度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这个是需要突破的。
毛克疾:我说一点,其实张老师前面也提到了,印度的民主制度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它的种姓的区分,为了纠正种姓制度,印度立国以后就出台了很多措施去补偿,但后来有一些政策就被扭曲了。
我们都知道四大种姓,最后一个叫做首陀罗,它是四个种姓里面最低的,但是比贱民和部落民又高,他们也很不满意,说我们也受了很多歧视,为什么我们没有优惠待遇?同时他们的人数又很多,所以他们不满意就去闹,你有多少人就多少票,你就有多少能闹。到最后政府终于同意了。一个社会一半的人都能得到优惠,这个优惠就有些扭曲了,你明明是想去弥合种姓之间的差距,结果所有人都得到了优惠,反而等于这个优惠又没有了。
现在又出现一个情况是,莫迪政府去年通过了一项法案,是关于种姓中最高的婆罗门的,说虽然我们是婆罗门,我们所谓的宗教地位很高,但是我们的经济地位其实很低,所以就专门又出台一个法律,贫穷的婆罗门也有权利去享受这些优惠。
范勇鹏:我是搞美国史的,在美国历史上也有这种情况。比如说印第安人,大家知道,在历史上非常惨,受过很严重的迫害和压迫,但是到了二战后有一个时期,印第安人口的统计数字迅速上升,原因是什么呢?不是印第安人增加了,而是因为开始进行历史补偿,开始优待了,结果很多人沾了一点印第安血统,就把自己登记成印第安人。这种文化表面看是正义的,我是给你补偿、给你权利,但导致的结果是社会不断地朝分的方向去走,最后的结果是大家不可能变成一个共同体,全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在斗,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结果。
问答环节
Q1:一直以来中国和美国都将印度视为发展外交的重要国家,美国也坚持推行着印太战略,在中美贸易冲突、国际关系略显对抗的国际局势下面,我们应该怎样来应对和发展与印度的关系?谢谢。
张维为:印太战略是美国不久前刚搞出来的,才一两年时间,我觉得很荒谬。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这四国搞的安全协作会议,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印度的反应。我们这次去跟印度智库也有交流,他们说你们注意到没有,我们虽然是它的一个成员,但是我们跟美国的表述有差别,我们讲印太战略应该是包容性的、应该是开放性的,但是美国的建议不是包容性、开放性的。美国希望这四个国家都能够派出海军舰只到南海去巡视,但现在只有美国一家,另外三个不跟它走,所以这个很难做的。
而且这个明明是针对中国,但是它又不敢明确的点出来,点出来以后可能很多国家就不愿意加入了。美国提这样的战略,实际上缺少真正的战略思考,这是美国今天的困境。
毛克疾:美国和澳大利亚、和日本都是有条约的盟国,印太战略如果没有印度的话就做不成,因为其他三个国家本来就在一起。所以印度就是我们做工作的一个点,它既是最敏感的点,因为它一旦加入,印太战略就能成型;同时它也是最薄弱的点,因为印度始终坚守着它的大国情结,不愿意当美国的小弟。这就是我们逻辑的出发点,至少让它不成为我们前进路上的阻碍。
张维为: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印度实际上非常清楚,中国是印度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它知道这个利益关系。现在美国的尴尬就在于它老想搞军事同盟,但除此之外,它能提供的东西很少,这是美国国力走衰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连钱都拿不出来。
美国还取消了印度的普遍优惠制待遇,所以印度人恨得不得了,不会完全跟美国走。
Q2:众所周知印度和中国都是人口大国,印度因为宗教等社会因素不限制人口生育,而中国在经过几十年计划生育之后,我们的人口年龄结构面临着深刻的变化。那么印度的众多人口会不会在未来给它的发展带来巨大的人口红利?
主持人:人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印度不光是人口众多,而且整个人口比例特别好,比中国的人口结构要好得多,所以如果是放在更远的一个时间维度来考量的话,恐怕印度会更加有后劲。
印度2019年人口结构图(图片来自population pyramid)
张维为:我同意刚才主持人讲的,就是印度的人口相对比较年轻,我看到的统计数字大概是35岁以下的占到人口60%还多一点,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这个人口结构是非常合理的。但印度文盲率非常之高,人口受过的基本训练也很差。印度老说讲英语是他们一个巨大的优势,但是真正能够讲英语的人在印度人口中不超过10%。
现在我们说是互联网世界,网上的信息应该说英语还是最多的,其次大概就中文。印度的货币上是17种语言,掌握其中任何一种就是脱盲了,但这个语言在互联网上是没有资源的,所以它这个扫盲要达到现代科技的要求还差很远很远,劳动力的素质比中国工人低很多。
阿拉伯世界也有这个问题,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叙利亚、埃及都一样,人口超级年轻,但是素质比较弱,教育程度不是很高,失业非常严重,结果真的是炸弹的因素多于红利的因素。
范勇鹏:中国的人口红利是以什么为基础的?是以土地改革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基础教育、男女平等等方面为前提的。印度显然还没有做到这些,背后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呢?可能是大家很少想到的一个角度,就是政权在谁手里。
比如刚才张老师讲,印度搞土改一直改不了,为什么?因为政权是掌握在所有者手里的。
我举个例子,印度有一个邦叫喀拉拉邦,是印度唯一一个实现了基本上全民识字和男女平等的邦,为什么?这个邦1967年共产党选举上台了,是印度唯一一个共产党管理的邦,所以它可以实现全民识字。其他的邦都实现不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执政者不同,比如国大党最开始闹独立的时候,骨干成分都是土地所有者、商人,现在执政的印人党主要的骨干也是土地所有者、商人和白领。这样一群人掌握了政权之后,对他自己的利益是有利的。所以印度历史上搞了好多次土改,比如像50年代曾经也搞土地改革,但最后都失败了,因为掌权的人是有土地的人,劳动人民很难获得这种教育的权利、平等的权利,最后人口红利就是一个画饼充饥的空话。
主持人:我有一个问题要问。我们刚才讨论那么多制约、束缚印度发展的一些要素,但其实印度应该也有优点,它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学?
毛克疾:这个问题我其实思考了挺久,我觉得印度最令我或令我们羡慕的一点,就是它的社会韧性很强。我们经常在新闻上看到印度爆发了以亿计的社会动乱,比如说游行示威,最近印度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就是一个例子。其实每年都有,之前关于洋葱也抗议,洋葱价格涨了也抗议,洋葱价格跌了又抗议,反正各种抗议。
你会发现抗议归抗议,人家的社会生活还是保持着一定的节奏。我们是不轻易乱,印度是天天乱,它有一定的柔韧性在里面,这个是挺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地方,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范勇鹏:我去印度的飞机上看到了好多中国女性到印度去旅游,干什么呢?学瑜伽。印度人有些性格比较乐天知命,在历史上可能不是个好现象,但是它维系了印度社会的稳定。对于今天的中国,我们这种大城市病、后现代病,有时候适当的学一点这个东西,对身体和心理健康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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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银发财经
当下流行的各种观点,无不将老龄化先入为主地作为问题、挑战、发展障碍来看待。但如果我们回顾人类历史,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能让一个普通人拥有当今时代高达七八十岁的平均寿命。
就中国来看,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2021年的78.2岁,与世界发达国家处于同一区间乃至略高的水平,让“人生七十古来稀”彻底成为历史。
人均寿命大幅提升,难道不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吗?在这种进步背后,到底经历了什么发生了什么,意味着什么?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严重的老龄化时代,开端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初期的19世纪中叶
2018年,全世界 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7.05亿,超过0-4岁幼儿数量6.8亿,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老人数量超过幼儿数量。
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委员会第51次会议发布的《世界人口趋势报告》预计,到2050年,65岁以上老人数量将上升一倍有余,达到15亿,占总人口的16%。而同期0-4岁幼儿数量基本保持不变,65岁以上老人数量将是0-4岁幼儿数量的两倍多。
值得特别重视的还有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的快速增长。1990年,全世界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的数量为5400万,2019年升至1.43亿,几乎增加两倍。预计到2050年,80岁及以上老龄老人将达到4.26亿人,2100年更是高达8.81亿人。
但人口老龄化这一历史进程,并非近几十年才突然出现,其实从人类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踏入现代社会之初,既已悄然开始。
国外学者Ronald Lee研究认为,人类近代工业化之初的1800年,人均预期寿命仅为27岁,而同期总和生育率高达6.0,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仅为4%,而说明当时的人类社会生得多,但不得寿终的更多,故而老龄化程度很低。
此后每过一百年或者五十年,尤其是进入到20世纪后半叶,人类社会的预期寿命都会上升一个台阶,而生育率则下降一个台阶,两者共同导致老龄化率快速上升。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近代工业革命发源地的欧洲国家率先老龄化。法国早在1865年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龄化国家,当时法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0%。随后,瑞典、英国、爱尔兰、德国等欧洲国家相继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步入老龄化社会。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长期和平时期,在为人类带来宝贵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加速了全球老龄化的进程。
首先是欧洲国家在二战后迅速老龄化。从65岁及以上老人占比来看,1960年德国为德国为11.47%,法国为11.65%,英国为11.77%,1980年德国为15.65%,法国为13.92%,英国为14.95%,
在人口停滞乃至负增长、而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欧洲各国的老龄化在上世纪90年代后加速。2000年65岁及以上老人占比,德国为16.49%,法国为16.06%,英国为15.89%,
2020年这一数据进一步上升,英国为18.7%,法国为20.8%,德国为21.9%,欧洲成为全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大洲。
与欧洲隔着大西洋遥遥相望的美国,在二战后迎来1946-1964年的婴儿潮,累计出生了7600万婴儿,而且吸纳了大量欧洲、拉美和亚洲的大量年轻移民,使得其人口结构相较欧洲年轻许多。
但随着时间推移,到了80年代,由于出生率大幅降低,美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美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1960年为9.08%, 1980年为11.56%,2000年为12.33%,2020年为16.6%,预计2030年将达到20.3%,老龄化速度一路加速。
我们的邻国日本,老龄化速度远超欧洲和美国。从日本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来看,1960年为5.62%,远低于同期欧洲和美国水平1980年为8.91%,仍显著低于欧洲和美国(德国15.65%,法国13.92%,英国14.95%,美国11.56%)。到了2000年,日本65岁及以上老人占比达到16.98%,已经与欧洲国家几乎持平(德国16.49%,法国16.06%,英国15.89%,美国12.33%)。此后日本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速,至2020年高达28.4%,一跃成为全球第一。
同时日本于2008年迎来人口顶峰1.28亿人后,于2009年开始进入持续的人口负增长过程,2021年人口为1.26亿人。
根据官方数据,中国2021年预期寿命78.2岁,比疫情前2019年的77.4岁高出0.8岁,比印度高出10岁上下。
当然,上述老龄化的进程,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长达数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国际和平环境。因为一旦发生战争,无疑会让一个国家损失大量的宝贵生命,而老年人由于生存能力和恢复能力弱于年轻人,更可能受到战争的摧残,从人口结构上看,反而有可能让一个国家老化的人口结构变得重新年轻。
而且,长期和平环境可以为粮食扩大生产和建立完整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充裕的发展空间,而粮食和医疗,无疑是每个人尤其是老年人最底层的刚性需求。
毕竟每个普通人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拥有更长的寿命,这难道不正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吗?
中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且在2020年后进入加速过程,那么中国快速老龄化背后的成因到底是什么呢?
中国老龄化的各种数据和预测随处可见,在此不作赘述。但导致中国老龄化的历史成因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个因素,是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生育高峰,为2020年以后的老龄化加速提供了人口主力。
建国初期中国生育率处于高位,这一点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趋同。
根据联合国2019年人口报告,中国在上世纪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总和生育率处在6.0左右,当时一位妇女一生平均生育6个孩子,这个生育水平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处于同一水平。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普遍生育率特别高?学术界一般归纳为四个原因:
一是避孕手段、避孕观念落后,个人或家庭无法有效控制生育;
二是发展中国家新生儿死亡率高,普通家庭为了有适合数量的后代,必须生育更多数量的孩子;
三是发展中国家对孩子的抚养观念停留在衣食温饱层面,抚养成本相对较低,而发达国家的家庭注重从生活、教育各个方面加大对孩子的培养成本,那么能抚养得起的孩子数量必然减少,从而决定了少生孩子、大力培养的生育策略;
四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欠发达,女性缺乏独立经济地位,生育功能被社会放大,生育意愿普遍较强,而发达国家的女性显然拥有丰富得多的发展机会,女性的生育功能让位于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故而生育率大幅下降。
而以上原因大多在建国之初的中国社会普遍存在,因此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生育率高达6.0左右。当然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因素逐渐消解,后文将做分析。
第二个因素,是建国后中国人的营养水平和医疗条件极大改善,死亡率大幅下降,预期寿命大幅提升,老年人口数量自然而然地在2000年特别是2020年后越来越高。
新中国成立之初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是死亡率下降最迅速的时期,学术界称之为死亡率的快速下降期。根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口粗死亡率高达20‰,婴儿死亡率高达200‰,相当于每出生5个婴儿就有一个活不下去。同时人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在1950年年初迅速增长到50岁左右);到1978年,人口粗死亡率下降到6.25‰,婴儿死亡率下降到50‰以下,人均预期寿命增长到64岁左右。
改革开放以后至今,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人均预期寿命继续增长。这一时期,人口粗死亡率基本保持在6‰—7‰,婴儿死亡率继续下降,到2016年下降到7.5‰,人均预期寿命增长到76岁以上。(《新中国人口学研究70年》)
根据最新统计,中国2021年预期寿命为78.2岁,而美国却由于新冠疫情应对不善出现倒退,2021年为76.6岁,比中国低1.6岁,比美国疫情前的2019年78.86岁低2.26岁。
如果再将新生儿死亡率、传染病防治等数据做国家间的横向比较,中国在各种指标上与发达国家十分接近,与发展中国家则拉开十分明显的差距。
从新生儿死亡率看,有学者统计,2014年中国新生儿死亡率(千分之一)为5.9,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水平,同期美国为3.7,日本为1.0,德国为2.2,英国为2.5,法国为2.3;而发展中国家新生儿死亡率显著高出数量级,同期墨西哥为7.4,巴西为9.6,印尼为14,印度为28.6,世界平均为19.7。
从传染病防治看,2014年中国的结核发病率(例/10万人)为68,美国3.1,日本18,德国6.2,英国12,法国8.7;发展中国家墨西哥为21,巴西为44,印尼为399,印度为167,世界平均为133。
儿童麻疹免疫接种率,2014年中国为99%,美国为91%、日本为98%、德国为97%、英国为93%,法国为90%;发展中国家墨西哥为97%,巴西为97%,印尼为77%,印度为83%,世界平均为85%。
死亡率、发病率大幅降低的背后,是整个国家的医疗体系从建国之初的极低水平,在几十年间建设成为覆盖城乡的完善医疗、保健、预防体系。
首先从医疗机构数量看,1950年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总共才3 670个,其中医院2 803所、妇幼保健医院426所、专科疾病控制中心30所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61所。而到了2017年,医院数量31056所,妇幼保健医院3000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3482所,专业疾病控制中心1200所,合计约38738所,是1950年的十倍有余。
再看卫生人员数量,1949年中国医疗卫生人员总人数、医生人数以及医师护士人数分别为50.5万、36.3万和3.3万人。2017年,中国医疗卫生人员总人数达到898.8万,其中医生339万,医师护士380.4万,总人数相比于1949年增长了十几倍。
正是建国后五六十年代尤其是1962-1973年间婴儿潮出生的2亿多人口,在出生和成长阶段享受到了中国妇幼保健和医疗体系快速完善的红利,才能获得远超过旧中国和当今发展中国家的预期寿命,并且成为2020-2035年低龄老人高峰(此时年龄正好在60-70岁区间)和2035-2050高龄人口高峰(此时年龄正好在75-80岁区间)的主要构成力量。
第三个因素,是80年代以来受计划生育、个人价值凸显和生育成本上升等诸多因素影响,中国生育率一路下降。
自80年代以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1980-1985年为2.5,1990年以来更是降至2以下。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虽然也在下降,但下降速度缓慢得多,比如非洲目前约为4.72,拉丁美洲为2.14,都显著高于中国。
人口政策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将控制人口增长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实施了“晚、稀、少”的人口控制措施,继而在1980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随后更是在全国范围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不过,进入2000年尤其是2010年后,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而生育成本上升,比如房价和教育费用的飙升,新一代的80后、90后女性追求自我价值、不愿被生育羁绊,成为更重要的拉低生育率的影响因素。
可以说,中国的生育率水平在过去几十年间,迅速向发达国家靠拢,这是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之后国民自主选择的结果,具有世界范围的普遍性,并不受生育政策的决定性影响。
老龄化的“锅”,不能让计划生育来背
虽然近年对计划生育的批评不绝于耳,认为是计划生育造成了中国的老龄化,并为中国发展制造了重重障碍。
但回顾八十年代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粮食、资源、就业等方方面面的现实压力,将使处于改革转型攻坚阶段的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压力无比巨大。
有学者做过测算,计划生育实施期间累积少出生人口在2.5亿左右。如果这群人真的出生,那么将对中国的粮食产生巨大压力,将使中国的房价再上数个新台阶,也会造成远比90年代下岗潮和2008金融危机严重得多的就业和经济危机。
正因为出生人口减少,才能使事关生活水平、发展环境的一系列人均指标大幅增长。以营养水平来看,1980年以来,中国人均脂肪供应量提高了约1.8倍,人均蛋白质供应量和人均食物供应量分别提高了约81%和44%。1990年以来,人口营养不良比例下降了约56%。(《中国现代化报告2017:健康现代化研究》)
类似的人均数据,在教育、医疗等方方面面都有着相近的体现。
如果是在不实行计划生育、任由人口大幅增长的情况下,这样的成绩是很难取得的,中国人或将长期处于营养不良、健康状况堪忧、得不到充分教育的处境下挣扎。
这里再从粮食自给率的变化看人口政策背后的考量。
粮食自给率是衡量国家粮食安全水平的一项重要评估指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粮食自给率在100%以上,就属于完全自给;在95%~100%的水平,属于基本自给;在90%~95%的水平,是可以接受的粮食安全水平;一旦小于90%,粮食供求的风险就会增大。根据流向统计法和消费统计法计算,中国粮食自给率接近90%的安全水平。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粮食总产上升趋势明显,从1978年的30477.0万吨上升到2018年的65789.2万吨,增长了115.9%。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325.8千克上升到2018年的472.4千克,增长了45.0%(见图19-1),超过联合国规定的人均400千克的粮食安全线的18.1%。(《中国粮食安全:战略与对策》
但应该特别注意的是,1996年人均占有量达到80年代以来的最高点之后便一路下降,2003年中国的粮食人均产量跌破350公斤,回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低于联合国规定的人均400千克的粮食安全线,这让中国人似乎又有了吃不饱饭饿肚子的隐忧。
所以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在2000年尤其是2010年后中国生育率出现大幅下滑后,政策上对放开生育依然十分谨慎,背后对粮食的考量可能是重要因素之一。
恰好是在中国粮食再次登上新高峰的2015年前后,粮食供应对于国内人口规模已经出现绝对富裕,计划生育政策才开启进一步更大力度的放开。
最后必须要说,放眼世界,除了中国之外,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资格”老龄化,因此老龄化本质上是中国社会巨大进步的伴生现象,而非某种天生就是负面性质的“原罪”。
至于老龄化带来的种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的态度应该是积极应对,而不是以此为理由去否定老龄化所由以形成的那段历史。如此,才能更好地凝聚整个社会的合力,在老龄化的伴随下成功走出民族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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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不断完善妇女健康服务体系,针对妇女重点健康问题实施了一系列基本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推动妇女健康实现飞跃发展。
健康核心指标持续向好 妇女健康状况极大改善
每天早上,在北京市丰台区警备东路附近机场小区的红色步行道上,82岁的张阿姨都习惯和老伴儿一前一后走上几个来回。健康生活、阳光生活,我们周围像张阿姨一样的高龄妇女越来越多,她们正愉快地安享老年生活。
十年来,我国妇女健康核心指标持续向好。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女性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88岁。
中国孕产妇、婴儿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与全球比较孕产妇死亡率(1/10万):全球53.0/10万,中高收入国家43.0/10万,中国16.1/10万婴儿死亡率(‰):全球27.0‰,中高收入国家9.0‰,中国5.0‰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全球37.0‰,中高收入国家11.0‰,中国7.1‰我国目前孕产妇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等妇幼健康的核心指标已经远低于全球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全球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2021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已下降到16.1/10万,比2011年的26.1/10万下降了38.3%,我国妇幼健康核心指标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的前列,也被世界卫生组织评定为全球十个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
妇女健康工作对于提升全民健康水平、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意义。
我国始终秉持母亲安全理念,不断完善妇幼健康制度建设,持续提高妇幼健康服务能力,今年6月份,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目前,全国共有妇幼保健机构3032家,妇幼保健机构专业人员达到54.2万人,床位数达到26万张。
全国共有妇产医院793家,妇产科医师数达到37.3万人。
不断完善的相关制度建设,正是亿万妇女健康状况不断提升的护航保障。
十年来,我国住院分娩率稳定在99%以上。千千万万个家庭在幸福平安的婴儿啼哭声中,迎来了家庭的新生力量。
而对于影响广大妇女健康的宫颈癌和乳腺癌,我国实施了农村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检查项目。截至2020年, 妇女“两癌”筛查工作已经覆盖了近2600个县市区,累计为1.3亿人次妇女提供了免费宫颈癌检查,为6400万人次妇女提供了免费乳腺癌检查。
2012年以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共向30个省(区、市)捐赠1740辆“母亲健康快车”及车载医疗设备,价值约2.4亿元。持续围绕女性健康领域,着力打造健康扶贫综合模式,以“母亲健康快车”为载体,依托医疗专家团队,进学校、进社区、进乡村,开展义诊咨询、健康宣教、基层医生培训、接送孕产妇及危重病人等多种形式的健康服务,受益人次超过3616万。
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下,在财政部中央彩票公益金的支持下,2011年起,全国妇联实施了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贫困母亲“两癌”救助项目(2021年起更名为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项目),对罹患宫颈癌和乳腺癌的农村贫困妇女实施每人一次性1万元资金救助。
2012年以来,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已累计投入21.46亿元,救助农村贫困和低收入妇女21.32万人,有效缓解低收入妇女家庭因病致贫返贫问题。
加强母婴友好设施建设 完善妇女健康友好环境
在首都机场,在大兴机场,在全国各地的机场和火车站,不少带婴幼儿出行的父母,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公共场所哺乳室和母婴室的便利。
截至2020年9月,全国已建立女职工休息哺乳室的基层企事业工会达24.09万个,覆盖女职工1866.07万人。
相关部门着力推进,更多的友好环境和城市公共设施正在形成和建成:
——交通运输部在大型客运枢纽、公路服务区中均建设母婴室、母婴候乘休息区等设施,全国大型客运枢纽均建设使用面积一般不少于10平方米的独立母婴室,并配相应设备。在各大客运枢纽站场因地制宜为妇女儿童营造良好的候车环境。客运站均设置重点旅客候车室,为孕妇、儿童等群体提供舒适的候乘空间。在大型客运枢纽、公路服务区优化男女厕位比例,全国百佳示范服务区和部分其他服务区均设置了方便私密的母婴室和第三卫生间。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修订颁布《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大幅度提高女性厕位比例,从原来的1∶1提高为3∶2,人流量较大地区为2∶1,同时提出设置无障碍厕所、第三卫生间(无性别厕所)等要求,加强城市公厕精细化管理。
促进妇女身心健康,这一共识已经体现在社会各界的积极行动中。今年上半年上海疫情期间,按照全国妇联党组部署,其下属事业单位儿基会、妇基会积极认真了解上海疫情防控需求,特别关注一线女性医务工作者、女性社区工作者等群体的生理期等实际需求,火速行动,在社会各界爱心企业的响应和支持下,共募集款物超过1217万元。
实施重大科研项目 助力提升妇女健康水平
十年来,妇女身心健康的自我感受明显提升。
今年下半年,在十七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对于广大孕产妇关注的分娩镇痛相关需求也有体现。《意见》指出,扩大分娩镇痛试点,规范相关诊疗行为,提升分娩镇痛水平。
对此,已经奋战在医疗一线几十年的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教授、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主任委员黄宇光表示,可以预见,将来在全国范围内,分娩镇痛工作的普及和推广必将提质增效、由量变到质变,为广大孕妈妈提供更加有品质、有温度和有情怀的人文医疗服务。
作为一名麻醉医生,黄宇光见证了分娩镇痛的发展对于不断提升的孕妇对高质量分娩需求被满足的历程。自2018年以来,在国家卫健委关于开展分娩镇痛试点工作的文件指导下,先后在全国912家医院设立了分娩镇痛试点基地,有力促进了分娩镇痛工作的普及推广。目前,在综合性医院的试点基地,分娩镇痛的比例已经达到40%以上,而在妇幼专科医院,分娩镇痛的比例已经达到85%以上,广大孕产妇在生产过程中的感受明显得到改善。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随着乳腺癌发病人数增多,年轻乳腺癌患者人数也呈逐年上升趋势,很多患者发病前还未生育,而化疗会损伤患者的卵巢,影响生育。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我国医护人员在紧张的救治任务之外,急患者所需,积极承担起了女性生育力保护与保存方面科研重任。
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院长阴赪宏骄傲的是,2015年,北京妇产医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卵巢组织冻存库,开展冻存卵巢组织移植手术。2021年,中国首例冻存卵巢组织移植后自然妊娠孕妇在该院成功生下女婴,填补了我国生殖医学史上此项技术的空白。
截至目前,北京妇产医院卵巢组织冻存库已为超过400例的儿童及年轻患者进行卵巢组织冻存,并成功进行10例冻融卵巢组织移植,术后卵巢功能全部恢复正常,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这为患者带来了福音,改变了她们的人生。
十年来,我国科技助力妇女健康水平不断提升。
科技部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地和人才专项中,安排多个项目开展妇女健康等方面的科学研究:
——科技主体计划针对妇女儿童发展的研究项目支撑力度不断加大。启动“妇女常见多发疾病防治研究”“安全有效避孕节育新技术和产品研发”等项目,在妇女疾病防治及妇女避孕节育研究等方面起到支撑引领作用并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通过对生殖健康领域相关技术研发,从整体上提升我国妇女生殖疾病和出生缺陷防控科技水平。
——通过“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的实施,乙肝病毒母婴阻断率提高到90%,在高发区、综合示范区部分重点人群中,对艾滋病单阳家庭患者采取早期抗病毒治疗,使配偶的HIV新发感染率下降67%。
——依托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建设3家妇产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完善了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在妇女儿童健康方面的布局。
党旗所指 冲锋所向 彰显抗疫“她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国家就做好孕产妇疫情医疗服务保障工作专门出台文件,重点保障涉疫孕产妇正常的产检、急诊、分娩和必要的手术,畅通急救绿色通道,加强分流就诊和分类服务,切实保障孕产妇安全。
在疫情防控中各方关注妇女健康和妇女需求的同时,广大妇女巾帼不让须眉,在抗疫中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力量之歌。
党旗所指,冲锋所向。
从院士乔杰到一线护士,守好小家为“大家”,广大妇女和家庭奋战在抗疫一线。
北京市东城区普仁医院职工曹丽娜的家庭,是千千万万个投身抗疫的普通家庭之一。曹丽娜的丈夫就职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疫情期间,夫妻携手抗疫,曹丽娜主动报名到发热门诊工作,直面普仁医院第一例确诊病例并完成采血。同一时期,其爱人在武汉一线承担疫情分析任务。
女医务工作者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在各地驰援湖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4万多名医护人员中,女性占比达到三分之二。
女性党员干部、社区女性工作人员、巾帼志愿者奋战抗疫前线,参与城乡社区联防联控,协助织密织牢社区抗疫防线。
广大妇女动员家庭,科学做好个人防护、家庭防护,用实际行动为遏制疫情扩散贡献防疫“她力量”,用担当和奉献换来山河无恙。
2020年,因参加武汉抗疫表现突出而被批准火线入党的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王冰,荣获了中国中医科学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特别奖。像王冰一样,无数年轻女性,在重大考验面前,在国家需要面前为了人民健康挺身而出,在各自的岗位上成长起来。更有无数个女性党员,面对国家召唤,在请战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
广大女性党员怀着“国家召唤、使命必达”的家国情怀,为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巾帼力量。
十年辉煌,妇女健康水平不断提升、妇女健康友好环境不断完善,亿万妇女持续在建功新时代、奋进新征程中贡献巾帼之力。
来源/中国妇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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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钟春雨编辑 | 肖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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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爆发7个月后,俄罗斯迎来新的危机,女性“无人可嫁”。据媒体10月18日消息,“俄罗斯女性面临新郎短缺的危机。”由于今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俄罗斯婚姻市场中存在新郎短缺危机,俄罗斯女性“无人可嫁”的问题日益严重。
据报道,俄罗斯整体人口出生男女性别比保持在一个基本平衡的水平,为106(女=100)。然而,随着人口年龄增长,这一比例先趋于完全平衡,然后女性人口数量开始超过男性。俄罗斯盖达尔研究所研究员称,这是由一系列直接和间接因素造成的,最主要原因是两性死亡率的差异。数十年来,俄罗斯男女死亡率和预期寿命差距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在俄罗斯,年轻男性死亡率较高,主要是酗酒、吸烟和其他不安全行为所致。
报道称,俄罗斯盖达尔研究所的研究员表示,虽然俄罗斯近年来在平衡男女比例这一问题上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俄总统普京下达部分动员令和移民背景下,这一积极趋势可能会消失,很难预测未来几年这三个因素对俄性别比例的影响。另外,今年发生的事件可能引发经济和社会环境整体恶化,俄性别死亡率差距缩小的积极进展将停止。俄罗斯婚姻市场比例失调的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报道提到,目前,尽管俄年轻人中男性占多数,但女性越来越难以找到合适伴侣组建家庭的一大原因是,俄罗斯女性的平均教育水平比男性高得多。她们希望与具有同等或更高社会资本和教育水平的男性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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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推动人权事业全面发展。”——习近平
人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妇女权益状况反映了一个国家人权保障的整体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保障妇女权益系统纳入法律法规,上升为国家意志,内化为社会行为规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妇女事业发展,妇女权益保障取得历史性成就,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大亮点和特色,书写下了中国妇女人权保障的光辉篇章。
“妇女权益是基本人权”——习近平
“哇……”伴随着响亮有力的啼哭声,一个新生命顺利降生。就在今年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10月8日傍晚,一位新冠肺炎确诊孕妇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顺利分娩一名新生儿,母婴平安,婴儿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孕产妇和新生儿生命安全!”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生命至上”的人权价值愈加彰显——
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全力畅通抢救生命的“绿色通道”,制定各项流程及应急预案,严格按照要求,启动多学科会诊,实行“一人一策”,竭尽全力保障孕产妇和新生儿的安全和健康。
妇女儿童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石,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以妇女儿童健康为中心,以生命全周期、服务全过程、健康全方位为出发点,以努力满足广大妇女儿童的健康需求为落脚点,不断完善政策制度和服务链条,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启动妇幼健康促进行动,连续实施妇幼健康保障工程,实施母婴安全行动计划等,如期实现“十三五”规划目标和中国妇女发展规划纲要、妇幼健康各项目标,妇女健康水平显著提升。
世界卫生组织将人均预期寿命、孕产妇死亡率等作为衡量一个国家人民健康水平的主要指标。数据显示,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女性平均预期寿命已突破80岁,比世界女性平均水平高4岁;2021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已下降至16.1/10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妇女常见病筛查率为86.6%,比2010年提高25.4个百分点,被评定为“全球十个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
2022年5月10日,北京市第六医院妇产科护士长张淑萍(右)将新生儿抱到孩子的妈妈旁边。新华社记者 才扬 摄
如果说生存是一切人权的基础,那么贫穷就是实现人权的最大障碍。据不完全统计,在建档立卡贫困妇女中,因病致贫占比40%以上。
“曾经,我是一名癌症患者,是一个贫困户,是‘两癌’免费筛查及时发现了我的病,是医保政策+‘两癌’救助专项基金帮我完成了治疗,是精准扶贫、对口扶贫的政策助我摆脱了贫困。党和政府以及妇联组织的关心和帮扶,让我现在不仅有了健康生活,还带领全家一道走上了富裕路,日子一年比一年好!”满脸笑意的贵州省习水县大坡镇村民李晓蕾,是健康扶贫的直接受益者,也是脱贫攻坚的参与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战略谋划时统筹全体人民共同利益和妇女群体特殊利益,把妇女脱贫发展纳入党治国理政总体框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纳入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出台一系列扶持妇女脱贫的政策和举措,为贫困妇女脱贫致富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李晓蕾个人生活巨变的背后,是我国妇女扶贫减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生动写照。截至2020年底,在我国9899万农村脱贫人口中,妇女约占一半。
消除妇女贫困,不仅为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注入了强劲动能,也为促进全球妇女减贫进程乃至全球妇女事业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2022年6月23日,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特和社区“母亲回家手工坊直播中心”内,主播与当地绣娘一起直播刺绣技艺。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发展离不开妇女,发展要惠及包括妇女在内的全体人民”——习近平
“如果当时没有外界的帮助,你的人生会怎样?”
“90后”李永花不假思索地回答:“辍学,然后到了年纪嫁人。”——曾经,这对于贫困山区的女童来说,就近乎于标准答案。
李永花无疑是幸运的。她在“春蕾计划”的资助下,通过读书走出了大山,彻底改变了命运。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视关心下,在“春蕾计划”促进女童教育特使彭丽媛的亲力亲为和有力推动下,“春蕾计划”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关爱帮扶工作,共计176万人次“春蕾女童”受到资助,13.34万人次“春蕾女童”接受了一对一陪伴服务和个性化心理疏导。
2021年暑假,来自广西柳州、钦州、河池、百色等地近50名“春蕾女童”一同参加了“广西春蕾女童颂党恩 跟党走”主题夏令营。图为“春蕾女童”黄非平在体验新能源汽车。新华社记者 林凡诗 摄
一朵花儿的绽放,可以见证春天的绚丽;一滴水珠的轨迹,可以折射江河的奔腾。
“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妇女权益,靠发展改善妇女民生,实现妇女事业和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发展促人权,带领中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包括妇女在内的人的全面发展。
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跨越,广大妇女在新时代享有更加平等、更高质量的受教育机会——
十年来,我国妇女受教育水平持续提升。义务教育阶段性别差距基本消除,小学学龄女童基本实现应上尽上,普通高中、成人本专科、普通本专科、研究生在校生中女生占比均超过男生;广大妇女学习主动性自觉性进一步增强,通过教育获得更多成长成才的机会。
拓宽就业创业渠道,广大妇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成就——
全力支持妇女充分参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全社会就业人员中女性比重保持在四成以上,全国科技工作者中女性占比约45.8%,互联网领域创业者中女性达55%,新业态新就业群体中女性数量日渐增多,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得到依法保障,实现了“证上有名、名下有权”,生产积极性不断提高。
平等参保、平等享受待遇,广大妇女的美好生活更有保障——
我国基本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2020年参加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妇女分别为1.03亿、6.5亿、4.7亿、9207.2万、1.03亿人,人数都大幅增加,女职工劳动保护得到大力加强。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广大妇女参与民主政治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更加广泛深入——
“生逢其时、重任在肩”,得知自己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国网浙江省杭州供电公司滨江供电分公司服务拓展班班长徐川子的回答道出的是所有二十大女代表的心声。
党的二十大代表中,女党员619名,比十九届提高2.8个百分点,她们的背后,是全国2843.1万名女党员,截至2021年底,女党员占比与2012年底相比提高5.6个百分点。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女代表和全国政协女委员占比分别为24.9%、20.4%,均达历史最高;在今年6月底完成的全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中,妇女代表比例实现了双提升,比上届分别上升3.23和4.34个百分点;2022年全国村“两委”换届后,村班子中妇女占28.1%,较上届提高7.1个百分点;企业职工董事、职工监事、职工代表大会中女性占比也超过或接近三分之一。越来越多的妇女热情参与社区服务、生态保护、文化传播、公益慈善等社会事务。
2022年10月13日,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党的二十大代表乘高铁抵达北京北站。这是当日首个抵京的京外代表团。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 摄
促进公平正义,妇女权益法治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目前,我国已建立包括100多部法律法规在内的全面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的法律体系,先后制定实施了3个周期的妇女、儿童发展纲要,性侵、虐待未成年人、拐卖妇女儿童等犯罪行为得到有力惩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治精神、法治文化纳入全民普法规划,贯穿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链条、全过程。
社会和生态环境不断优化,性别平等理念深入人心——
温馨舒适的环境、私密整洁的空间,公共场所新建的母婴室让二孩宝妈陈景红再也不用像带大宝时那样为出门发愁了。小小母婴室,折射的是全社会关心关爱妇女的浓厚氛围。
推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城乡社区、进家庭,平等和睦文明的新时代家庭关系普遍建立,夫妻共同决策家庭事务渐成风尚。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八成左右被访者知晓妇女权益保障法、反家庭暴力法、婚姻法、继承法,知道有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比例为85.3%,认同“男人应该兼顾家庭和工作”的比例为93.3%,家庭重大事务决策由夫妻共同商量的占八成以上。
从“厕所革命”到垃圾分类,从实施河湖长制到加强食品安全监管……通过推动应对气候变化、控制生态恶化、防治环境污染,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升,广大妇女拥有了更蔚蓝的天空、清新空气、干净水源、健康饮食。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但也很朴素,归根结底就是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习近平
“我们通过劳动实现人生理想、创造幸福生活,这有错吗?!”面对美西方一些人说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的谣言,10月4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届会议上,来自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的女工阿米娜·吾布力大声地反问。
就在5年前,吾布力还是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斯也克乡一个普通的农民。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她通过招工走进工厂,公司同她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依靠勤劳的双手,吾布力很快就熟练掌握了技术。因表现突出,她被公司评为“进步之星”“模范务工人员”,现在每月工资5000多元,吾布力在城里买了房子,还经常资助父母,全家生活越来越好。
从普通农民到产业工人、生活从贫穷到富裕……看到自己的梦想逐渐变为现实,吾布力内心充满了希望和力量。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业余时间她很爱读书,吾布力想报考成人大学,通过学习成就更优秀的自己。她深信,她和其他所有中国女性一样“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
石榴花开,籽籽同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有效维护和保障各民族妇女合法权益,少数民族妇女的发展环境持续改善,越来越多的妇女积极参与到经济社会建设当中,各民族妇女姐妹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共建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和谐家园。
2021年1月23日,在新疆吉木萨尔县白泉村刺绣专业合作社,绣娘在制作哈萨克族刺绣。新华社记者 丁磊 摄
同样是10月4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安华怡园养老照料中心,满头银发的86岁李明丽老人正在为40多位“老伙伴”讲述重阳节的由来……这是李明丽入住后的第一个重阳节,也是她口中“最开心、最热闹”的重阳节,养老中心专业的照料让她感到踏实又舒心。
根据老年妇女的身体状况和实际需求,从大力发展老年教育、在基层设立超过4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到逐步建立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养老服务供给的加强让老年妇女们既能健康地安度晚年、颐养天年,又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2022年9月25日,山东省惠民县何坊街道“孝善食堂”,工作人员为老人添加馒头。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我想让全世界的观众,看到我们中国残疾女性的这种坚强!”面对镜头,中国姑娘于静直言。在参加北京2022年冬残奥冰球混合团体赛的7支球队中,38岁的她是唯一一名女球员。赛场上,于静不惧挑战、奋勇拼搏的身影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小到大,于静最爱说的话是“不要给自己设限”,而身为残疾女性,她最深的感受就是“从未受限”。
一组数据显示,2015—2019年,我国资助残疾女童3万余名,159.12万名残疾妇女接受就业培训,178.96万名残疾妇女实现就业。2018—2019年,3.1万残疾妇女接受扫盲教育。我国政府特别重视残疾妇女就业,为残疾妇女创建“美丽工坊”,通过就业提升残疾妇女的经济地位,通过劳动让她们过上美好而有尊严的生活。
2021年12月28日,在江西省宜春市特殊教育学校,少先队辅导员樊海艳用手语和学生在课堂上交流。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做好事、解难事、办实事,倾情关爱,切实保障少数民族妇女、老年妇女、残疾妇女群体权利;惠民生、纾民困、解民忧,一系列重大政策举措使广大妇女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不懈的追求。
在十月的阳光里,我们迎来新的历史坐标,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
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妇女人权保障及整体人权保障水平必将迈向一个新的高度,中国共产党必将带领亿万中华儿女创造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
来源/中国妇女报
作者/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乔虹
编辑/刘斌
审签/乔虹
监制/席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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