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应注重分配结果的均平程度

作者：新浪财经

发布时间：2021-11-09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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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贝果财经

原标题：贾康：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应注重分配结果的均平程度

“2021（第十九届）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周”于11月9日在北京举行。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出席首场活动“2021年中经报智库大势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

贾康指出，共同富裕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初次分配要考虑怎么把蛋糕做大，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前提，要在保护产权的前提下，让各种要素的持有者得到应有回报；其次，再分配要凸显政府作用，缩小收入分配的差异化程度，做好“抬低”“限高”“扩中”；最后，三次分配要依据自愿原则，发展非政府主体的公益慈善，但三次分配是辅助性的，不可能“唱主角”。

贾康强调，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导向的富裕，更不是劫富济贫。分配结果的公平更多应该落在结果的均平程度，要注意权衡分配结果和微观效益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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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寄语｜杨春贵：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同等富裕

作者：北京日报客户端

发布时间：2022-01-26 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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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期盼。经过长期奋斗，我们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党中央审时度势，把促进全国人民共同富裕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可以说，现在我国已经到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必须科学理解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同等富裕，更不是劫富济贫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它只能导致贫困的普遍化。共同富裕作为一个大政策，其科学含义是：允许、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理经营先富起来，带动、帮助其他人逐步富裕起来，最终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它既反对两极分化，也反对平均主义。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必须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一是要坚持新发展理念，以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前者是后者的物质基础，没有高质量的发展就没有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二是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制度保证。公有制占主体，以避免两极分化；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充分调动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二者的结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之道。三是要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不断完善收入分配体系。通过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安排，充分发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情社会”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始终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在新的一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进展。

（作者为原中央党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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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经济学家陈宗胜：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是关键

作者：界面新闻

发布时间：2021-09-06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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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赵孟编辑 | 翟瑞民1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此时，共同富裕的目标被正式提上日程。

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了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提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此前在6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指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2020年中国宣布成功脱贫实现“全面小康”后，“共同富裕”开始频频被提起。此次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对共同富裕的特征属性、内涵外延和实现途径进行了较为清晰的界定，也为中国下一步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了更为具体的目标指引。

“共同富裕”突然变成热门话题的背景是什么？何为共同富裕，如何才能实现共同富裕？中央的这一决策，对未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将带来怎样的影响？为此，界面新闻专访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与“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院长陈宗胜。

陈宗胜198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93年在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后出站。陈宗胜是国内学术界研究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重要经济学家，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这些经历让他对中国收入格局有更深刻的洞察。他所著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通论：由贫穷迈向共同富裕的中国道路与经验》，被认为是一部全面研究我国改革发展中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著作。

作为研究收入分配领域的权威专家，陈宗胜认为，共同富裕并非一场财富平均运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长期目标。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陈宗胜强调，是将低收入阶层提升进入到中等收入阶层，而不是“杀富济贫”的反向操作。由于多年城乡隔离下二元经济带来的机会不平等，造成收入分配的城乡不平等，导致庞大的低收入阶层聚集在农村，这将是未来推进共同富裕一系列措施的关键着力点，也是最大的困难点。

陈宗胜。图片来源：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

界面新闻：当前提出共同富裕的大背景是什么？

陈宗胜：我们回溯历史，就会发现其实并不是最近突然提出共同富裕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实行消除剥削的社会主义制度，其本质上就是推动共同富裕。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期所说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即目的还是实现共同富裕。所以社会主义的内涵中就包括了共同富裕。如果失去了这一点，社会主义的本质就走偏了。

为什么现在提共同富裕比较频繁了？因为现在比过去推动共同富裕的条件更充分，基础也更扎实。在过去的战争年代，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取得政权。新中国成立后初期，是以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为主要任务，这个任务在前30年完成了，现在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同时前30年的发展奠定了工业基础和产业体系，可以说是为共同富裕打下了基础。

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经济本身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过去我们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现在已经是一个初步成为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虽然还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人均GDP也达到了1万美元，说明生产力水平还是提高了很多。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解决了温饱，2000年我们“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2020年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就该来讨论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共同富裕的问题。现在这已经变成一个可望也可及的大事业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理想，但那时是战争年代，只能是憧憬一下，叫做可望而不可及；现在党和国家经过100年的努力，从现实和基础出发，可以说现在强调共同富裕，就是变成可望也可及的目标了。

界面新闻：有研究认为，中国现在的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大概为30%，约4亿人，而且2020年中国刚打赢脱贫攻坚战，现在推进共同富裕会不会操之过急？

陈宗胜：我们现在是讨论如何实现它，逐步实现它，并不是说明马上就要达到共同富裕。现在我们的人均GDP虽然提高到1万美元了，但是要达到富裕水平，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人均GDP至少应该达到2万美元以上，现在最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都是7万、8万美元，显然我们还差得很远。从这一点来说，共同富裕也必定会是一个长期目标。

界面新闻：提到共同富裕，有人担心最后变成一场财富平均的运动，甚至“杀富济贫”，你怎么看？

陈宗胜：我想它不会搞成财富平均运动。在我们过去的发展中，深受平均主义的伤害，为了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搞平均主义，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积极性抹杀掉，没有积极性社会就不会富裕，最后就导致“贫困恶性循环”，变成“共同贫穷”。因为有这样的先例，所以现在有人才会有这样的担忧，但正因为有这样的先例，我们现在迈向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时，一定会避免这样的悲剧出现。搞平均主义，杀富济贫，实际上就是对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否定，是非常愚蠢的，党和国家不会推行这样的所谓“革命”政策，社会上任何人都不会支持这种政策。所以我们现在说的共同富裕，一定不是平均主义，而是一种有差别，分步骤，分阶段的富裕，不可能是同步、同等、同量的富裕。这在中央文件中再清楚不过地予以阐明了。

界面新闻：8月26日，中央财办副主任韩文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富裕”，不是仅仅物质上富裕而精神上空虚，为什么会出现“双富裕”这样的新提法？与过去更多强调物质层面的富裕有何不同？

陈宗胜：“双富裕”看起来是一个新词，但是除了物质生活之外，精神生活的提高，过去在中央和政府的文件中也经常提到，并不新鲜。这是因为，社会发展根本上是为了人的发展，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既要有物质方面的满足，又需要有精神生活。人吃饱了，有了健康的体魄以后，更需要精神的愉悦，即精神的“健康”。用专业领域的话说，精神生活的发展，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函数，这是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更高水平的特征，比如共同富裕后必然产生的人的需求，因此也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涵。

另一方面，我认为这个提法也是对近几年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的回应。在经济发达的国家，我们看到有许多腐朽思想出现，近几年这些现象在中国也露出苗头，比如在文艺界，一些艺人吸毒、私生活不检点，以及偷漏税的问题等等。这里面有个问题需要特别提到，就是所谓“饭圏”的事情。任何社会和国家都避免不了追星、星迷等等。对于文化艺术的发展来说，甚至也需要对艺术家的崇拜等等。

但这应当取决于艺术家的真功夫，如过去梅兰芳、张大千、鲁迅等等各界大师就是如此。而近些年我国出现的“饭圏文化”是商业恶意炒作的结果，其中有不少人利用其谋取不义之利，这实际上也为许多真正的艺术家所不齿。国家决不是一般地反对艺术崇拜，而是要抑制不正当的商业炒作与图谋；当然偷漏税就不必说了，它属于非法或违法的，即使补缴几个亿也不属于“杀富济贫”。

这些不良现象说明他们的精神生活失去了健康的方向，这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下应该出现的。这几年政府也在治理这方面的问题，比如把人们的精神生活追求引导到搞科研、搞创作、搞创新上去，这才是共同富裕追求的“精神健康”。所以我认为这个提法非常及时。

界面新闻：共同富裕被重点提出，是否意味着，过去中国讲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模式，已经到了调整的时候？

陈宗胜：我认为是这样的。中国改革与发展有一个指导原则，简单说就是适时、适当、适度地调整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效率优先政策已经带领中国走过了高速发展阶段，现在应该更注重公平。在改革开放初期，上世纪80年代经济水平比较落后的时候，基本上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这时候就有点开始把公平和效率平等对待的意思。2007年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分配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从2007年开始，一直到“十八大”、“十九大”，可以说逐渐强调公平了。虽然没明确说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但是从结果上看事实上是这样。

2012年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每年都超过10%，或者接近10%，2012年以后，增长率降为8%、7%，人们发现效率逐渐降为第二位，这个时候主张公平的策略、战略、政策当然是占了上位。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比较明确地提出要注重公平，那个时候说的还是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但现在，逐渐把公平摆在首位。当然，把公平摆在首位，绝对不意味着放弃效率，而是要追求高质量的效率。

共同富裕的关键在农村

界面新闻：中国各个阶层的收入情况经过了怎样的变化，目前又是怎样的格局？

陈宗胜：在上世纪80年代，全国普遍收入都很低，那个时候基尼系数才0.2多一点，相应地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格局，我们用直观形象来看看，像一个飞碟，是扁平的。到上世纪90年代，“飞碟”的“天线”开始上升，就变成金字塔形结构；再到2000年以后，高收入者继续提高，但是由于中国城市和乡村两个群体发展不一致，城市上升快，农村上升慢，就导致收入格局变成了一个葫芦形。葫芦下面最大群体的是农村，上面小群体的是城市，最上面还有个 “葫芦蒂把”，代表富有的人群。这种格局主要是城乡二元制度结构、城乡差距过大导致的。2015年前后，我国低收入阶层是占人口总数47%，中等收入阶层是占到36%到40%，高收入阶层占17%左右，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中国的收入格局并没有从“金字塔形”直接过渡到“橄榄型”，而是演变为现在的类似“葫芦形”。中等收入阶层有发展但规模远不够，所以我们现在提出共同富裕，就是要实现收入人群的分布格局从葫芦形向橄榄型发展。总体上看，中国的葫芦形是要经受考验的，葫芦形如果不能尽快演变为橄榄形，而是长期滞留为葫芦形，那么恰恰是对橄榄形的抑制，因为葫芦形导致的就是中等阶层过小而形成的需求不足，所以它会抑制内需循环，乃至抑制经济发展。并且，葫芦形可能导致民粹主义、社会不稳定等，也就是说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界面新闻：收入差距为什么会一直拉大？为什么收入人群分布的葫芦形结构一直没有发生变化？

陈宗胜：从我们的研究来看，收入差距并不是一直在拉大。在2008年，中国居民的收入差别达到了最高，当时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91、0.492这个高水平，然后开始呈现“倒U形”下降。

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因素是制度因素，比如公有资本积累效应，公有资本的均等效应，随着全部资源性资本、全部公共资本和近一半经营资本的均等化效果达到一定程度，收入差距的缩小就会显现出来；同时当前制度中按劳分配所依据的是劳动差别，由于教育普及，医疗水平提高，科技的普及，劳动差别从而由其带来的收入差别也开始越过拐点；第三是党和国家在适当阶段加大力度推进贫困化、贫困程度、贫困率的下降和减少等；此外，其他政策因素，如反腐、打击非法收入后小金库的减少，也都导致了收入差距下降。

不过，我们必须看到，2008年以后收入差距虽然越过了最高点，但下降幅度在波动中并不大，因为没有让葫芦形变成橄榄型，而且距离橄榄形还比较远。“葫芦”底下的低收入者最多，这个群体主要来自农村，去年总理说，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仅1000元”，这部分人主要在农村。中国收入差别总体上为什么依然很大，而且下降很慢，主要就是农村低收入群体无法进入到中等收入阶层，根源还在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二元制度壁垒。

界面新闻：那么，我们该如何向共同富裕要达到的“橄榄型”社会收入结构过度呢？

陈宗胜：葫芦形相对金字塔形是个很大的进步，但距离橄榄形又很远。如果要将收入人群分布的葫芦形结构演变到橄榄形，任务还很艰巨，也需要长期努力，首先是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数量，促进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提高，减少其数量使其上升到更高阶层，而不可能是相反，像现在有些人说的“杀富济贫”或者叫“劫富济贫”，把高收入人群拉下来，或者形象地说就是把“葫芦蒂把”给削掉了，那是错误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国人均GDP只有1万美元，就算推行平均主义，也不能实现共同“富裕”，这个水平只能出现“共同贫穷”。

这几年有些人有个误解，认为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就是提高现有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这是需要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扩大这个阶层的人口比重，解决办法只能是让低收入阶层人数减少，即增加其收入而提升到中等收入阶层，从而扩大中等阶层，让葫芦的庞大底座缩小而向其上面的细腰部位上升，使葫芦的中间部分变粗变胖，最后就是橄榄形了。

葫芦形收入结构的根源在于制度性地扩大城乡发展差距和不均衡，尤其是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发展不均衡，所以不能简单地只用再分配这些手段，还要从改革与发展的角度来消除，这就需要从供给侧进行改革，现在我们正在提倡供给侧改革，打破二元制度壁垒，比如推进乡村振兴与农村城镇化、改进城乡户籍的二元格局、缩小城乡在公共设施、公共服务方面的差别。但这一切还都是刚刚开始。这其中，消除了葫芦形也就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二者是同一个过程。

界面新闻：那么你认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着力点应该在哪里？

陈宗胜：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目前首先需要做的还是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中排第一位的是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其次是全国的总体发展，然后才是如何分配问题，这是我的基本看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公平发展，是以消除不公平不平衡为前提的。

对于农村发展，一方面我认为重要的是城镇化，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3.89%，但是，这些常住人口中很多并不完全能够享受城市居民待遇，因为有户口制度，有些人虽然离开了农村，但他没有真正进入城市，没有成为城市户籍人口。所谓离土没离乡，离乡没进城，进城又非市民。他没有真正成为城市的市民，相关福利待遇及收入也不可能跟上去。

另一方面是发展新型农村城镇，推动新型农村发展，这是相辅相成的过程。不发展新型农村经济，也就不能够有更多的人转移到城市里。从大方向看，我国现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要向规模化、向集约化方向发展，将来会有更多的能人来耕种土地、经营土地。另有一大部分人就不耕种土地了，会转到城市里去。到城市里去不是简单把人口转移过去就行，他必须要在城市里有工作有社保等等，城市化才能够真正完成。这就同时要推进户口制度改革，让进入城市后的农民成为真正的城市市民，这些人逐渐就会上升到中等阶层。低收入人口减少，中等收入人口增加，逐渐向上发展，这个社会才能稳定，共同富裕才能变成现实。

界面新闻：以此看来，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还很漫长？

陈宗胜：实现共同富裕必须重点放在农村低收入人群的发展上，要把农村人口加速城镇化，还要加速农村本身的城镇化，这已经不是遥不可及的，但是也是长期性的工作，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

实际上党和国家设定了比较清晰的步骤。新中国成立前30年主要是建立社会制度，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等等，同时建立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是为共同富裕建制度、打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实际步骤更加清楚，第一步到1990年人均GDP翻一翻，是解决温饱问题，到2000年“翻两翻”达到整体实现小康，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消除绝对贫困。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共同富裕达到实质性进展；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国现在正是按这样的步骤在前进。

“第三次分配”调节作用有限

界面新闻：此次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明确提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你如何看待三种分配形式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陈宗胜：我觉得主要还是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第三次分配作为道德、舆论、社会引导的结果，在任何社会都是起辅助作用的。即便在发达国家，也不是主要依靠捐助、慈善分配等的调节作用，但是这个辅助作用对社会来说不可或缺，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所以国家把第三次分配也纳入到分配体系。

初次分配是与效率相关的，要思考初次分配如何激励劳动者，他们的收入是否与效率挂钩了？一些发固定工资的企业我觉得未必就做好了初次分配。再次分配也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取决于政府和国家有多少财富再次分配。目前来看，共同富裕的重点事项仍然还是大力发展经济。

界面新闻：你提到“第三次分配”虽然对调节分配格局的作用有限，但也不可或缺，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声音，认为富裕阶层的财富只要是合法合理取得的，就不应该调整，你对此怎么看？

陈宗胜：这种说法肯定是错误的。现在每个人通过一次分配得到工资和收入，这应当是合理合法的。但是还必须缴纳个人所得税，这就是对合理合法得到的收入的调节，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要累进到近50%。比如国有银行行长，属于半官员，受国家任命，很多人年薪几百万，银行发展到这个阶段是你一个人经营的结果吗？劳动收入尚且如此，对企业收入更应如此。我们应该认识到，民营企业经营盈利得到的合理合法收入，也是社会、政府、员工及老百姓共同参与的结果，这也是一个多方协作的共同体，离开了这些条件，就不可能获得更高的合理合法收入。

对于企业家，对于富人群体，应该进行社会引导，首先是正确看待你的高收入，不合法的收入就必说了必须消除，即使合理合法的收入，也是整个社会支持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可能一部分人获得的过多，结果导致差距过大，所以反过来你也应该回馈社会。

改革开放早期时，吴敬琏、厉以宁以及南开大学谷书堂教授，都谈到这个问题，他们在提倡和鼓励要素分配的时候注意到，按照生产要素分配，虽然是合理合法的，但是也可能导致收入差距过大，也需要调节。这也是中央特别强调再分配并提出“第三次分配”的应有之意。

界面新闻：我们注意到，有学者对再次分配的重要性比较关注，尤其对资本税，比如遗产税、房产税等呼吁加快立法，你对此怎么看？

陈宗胜：遗产税、房产税这类税收都应该在适当的时机提上日程。这并不是说收入是不合法的，国家承认是合法的，但仍需要调节。房产税的征收，在一些城市已经开始试点，但它作为一种地方税，有一系列的具体标准，总体来看征收的比例很低，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有限。

遗产税也应该征收，但是什么时候征收，这就需要有“择机施政”“适时推行”的调节艺术问题。太早推行，比如2000年前征收，那时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会影响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即便现在推行，如果遗产税税率过高，也会限制很多人积极性。同样一个税收品种，何时推行，如何推行，什么时间推行，都考验执政者的执政才华，调控艺术，需要精确考量时机和度量。

浙江收入分配试验区意义重大

界面新闻：你在许多国家有过学习和工作的经验，在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上，其他国家有无经验借鉴？或者说教训供我们汲取？

陈宗胜：我访问过很多国家，有一些粗浅的总结性认识。首先主要还是要借鉴别国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也是我们的当务之急。纵观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北欧一些国家的收入分配历史，确实有许多经验教训需要我们汲取。我们通常所说的发达国家很多，但真正达到共同富裕的很少。

以美国为例，在二战后，也就是“罗斯福新政”时期，有过几十年时间，它号称是中等收入占主体的国家，也就是橄榄型国家。这是因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好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大发展的时候，也是凯恩斯主义大流行的时候。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干预，美国也受到了前苏联，以及苏东国家的影响。那时包括印度、法国、英国都搞过计划经济。“罗斯福新政”就是加强对穷人、社会底层的发展支持。社会要走向公平，必须要有政府的干预。

市场经济本身主要是激励人们的发展动力，不具有行政调节、社会调节的功能，很难实现自发的公平。特别是在私有制下，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这是马克思主义已经论证清楚的事情。但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又把上述“罗斯福新政”的政策舍弃了，所以带来的结果就是高收入阶层上升，低收入阶层扩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一直到现在，美国舍弃了实体工业经济，大力发展资本集中的金融服务业，这又成了一个两级分化的社会。美国在金融危机及疫情爆发期间货币发行大量放水，支持的就是富裕阶层。

再说北欧，这些国家采用高税收、高福利制度，比美国二战时期的福利力度还要大。高税收、高福利同时相伴的是，增长速度疲软，整体的发展速度就会很慢。当然，经济发展到一定富裕阶段，增长变慢是自然的，北欧在二战以后，它还处在需要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但是福利制度拖延了经济的发展。他们实际上早就意识到问题所在，也采取几次改革并且也有改进，但是即使国家规模较小问题也依然存在。前几年法国爆发的“黄马甲运动”，就是工会要求高福利，政府不同意导致的，因为他们也看到了是高福利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现在看来，这些都是中国要防止出现的情况。中国现在提共同富裕，但是我们的人均GDP刚过1万美元，所以一定要注重效率，做大蛋糕仍然很重要。美国的两极分化、北欧的高福利制度，既有我们需要借鉴的地方，也有我们应该防范的危机。我国现在正在向共同富裕推进，千万不能把共同富裕理解成一种简单的福利社会，理解成一种平均主义，理解成“杀富济贫”。毕竟人均GDP才1万美元，就算“杀富”，也不可能满足“济贫”的目标，我们理解的共同富裕肯定不是人均1万美元的水平。

界面新闻：不久前中央决定设立浙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试验区，在共同富裕目标被提上日程的背景下，你认为这一试验区有哪些意义？

陈宗胜：前面说了，共同富裕本身就是分阶段的，也是分地区的，不是一步到位，从目前到2035年这个阶段里，按照中央的部署和步骤，全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浙江的试点显然是为整个全国的阶段性的目标探路，我认为意义非常重大。

浙江有一些特点，首先它整体发展比较快，其次它的乡村发展比较快，城乡差距不是全国最低，还有这里的民营经济也很发达。这些特点决定它可能给全国提供一些经验。这就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共同富裕光靠劳动收入能否达到？是不是还要靠财产收入？目前我们说的财产收入，一般指的是房产，或者买个基金、股票，但是这类财产收入总体来看比较被动，额度也比较小，真正的财产收入，还要依靠产业投资和发展。

所以我认为，财产收入对共同富裕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财产收入，单单靠劳动收入，要实现共同富裕可能也是很缓慢的。浙江恰好民营经济比较发达，尤其农村的民营经济很发达，这就给浙江提出了很重要的任务，如何在不断增加老百姓财产收入的情况下实现共同富裕。这就很有典型意义。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必须要正视，即我们如何看待民营经济？财产收入跟劳动收入在中国在今后到底是什么地位？

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我们按劳分配的收入自然越来越多，按照恩格尔定律，劳动收入的剩余会越来越多，我们通常将这些钱存入银行，获得利息。但取得利息的前提，是有人使用我们剩余的劳动收入，去赚钱。这实际上是把我们的劳动收入，转换成了他人的资本及收入。今后使用我们闲余劳动收入的不只是国家或国有企业（过去实行低工资是为省钱进行国家建设）——那样就会限制生产力发展，还应该有大量有经营能力并且想从事经营的个人、私人，也就是民营经济的参与者。

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允许有经营才能的人，从银行获得贷款，也就是把其他人的闲余劳动收入，转化为资本，然后去投资和发展，进而获得财产收入。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制度可能产生私人资本，产生个体私人经济。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未来社会再造“个人所有制”。当然由此产生的私营经济通常是非主体地位，从而按要素分配也是辅助作用。这样，就为我们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发展非公有经济找到客观基础，而不必总要寻求“原罪”。

随着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劳动收入带来的剩余及储蓄也会越来越大，储蓄被借用于资本的部分也会越大，因此民营企业会越来越多，民营经济会越来越庞大。如何看待未来当然始终处于非主体地位但必然规模壮大的民营经济？如何看待他们的财产收入跟劳动收入？如果像一些人认为的，民营经济是外部渗入进来的，同我们的公有制有根本的冲突，则可能给民营经济的发展带来不确定性，也可能减慢类似浙江这样的省份的共同富裕进程。

界面新闻：但有句话说“资本都是逐利的”，你如何看待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侵犯劳动者权益的问题，政府又应该如何去规范？

陈宗胜：当然，资本都是逐利的，而且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存在剥削等问题，比如即使今天仍有相当多民企克扣工人工资，特别是农民工的收入，不给职工提供社保养老医疗补助等等。另一方面，民营经济促进了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政府应加以严格引导，尽快规范完善，不应该因此就否定它，即使以“杀富济贫”名义也是错误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实践证明，只要引导好，完全可以促进民营经济增长带动总体经济及财产收入和就业增长，实现共同富裕。

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也是关乎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和创业积极性的现实问题，否则使他们总是担心未来一定阶段还是要被消灭的，就可能影响经济发展活力和整体生产力发展，这需要深入研究并给予解答。总之，要加快实现共同富裕，还是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制度和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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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网评：共同富裕不是搞平均主义

作者：海外网

发布时间：2021-08-30 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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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海外网

浙江省嘉善市姚庄镇横港村。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编者按】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了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对促进共同富裕的方向、路径和重要任务等作出更为明确的阐释和部署，引发海内外高度关注。共同富裕是搞平均主义吗？是“劫富济贫”吗？是削弱市场经济吗？为澄清谬误，海外网推出“读懂中国的共同富裕”系列评论，此为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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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正在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然而，近期海外有声音把共同富裕描述为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将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这不仅不符合共同富裕的内涵，也背离中国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打破传统体制束缚，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与此同时，中国非常清醒地看到，中国仍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可能齐头并进、一蹴而就，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表示，中国促进共同富裕仍要持续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两件事情办好，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只会挫伤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无法促成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从目标来看，实现共同富裕是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这一结构表现为“中间大、两头小”，即中等收入群体占多数，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占少数。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到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要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方向一以贯之。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普遍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逐步缩小分配差距，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有利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有利于促进中国社会更加稳定、富有活力。

从过程来看，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需要循序渐进。当前，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可能一蹴而就，实现共同富裕将是一个在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一方面，在不同发展阶段，总有一部分人群或部分地区收入水平相对会高一点，这就需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以久久为功的毅力，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从手段来看，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强调共同奋斗。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在分配方面吃“大锅饭”，大搞平均主义，分配无差别，只能沦为共同贫穷。一方面，共同富裕强调兜底。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再到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都是为了保障低收入群体不掉队，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共同富裕强调机会公平。无论是提高人民受教育程度，还是促进各类资本规范健康发展，都是为了使人民都有能力和机会参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形成共同奋斗的社会氛围。这样既能有效防止中国落入福利主义的陷阱，也将极大激发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积极性。

当前，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绝不会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会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进一步做大“蛋糕”，更好地切好“蛋糕”，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海外网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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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共同富裕｜高培勇：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

作者：中国新闻网

发布时间：2022-03-07 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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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共同富裕|高培勇：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

中新财经3月7日电 7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举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高培勇在会上表示，促进共同富裕不能搞“绝对平均”“吃大锅饭”，也不能“养懒汉”、搞“福利主义，要充分调动企业家积极性，但不是“劫富济贫”，反对任何形式的“逼捐”“诱捐”。

需持续不断“做大蛋糕”基础上“分好蛋糕”

高培勇指出，共同富裕由“共同”和“富裕”两个关键词组成。“富裕”需要把蛋糕做大，“共同”则要求把蛋糕分好，两者是辩证关系。

“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仍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共同富裕只有也只能在坚持发展中加以实现，离开了发展或脱离了富裕这个基础，就谈不到共同富裕。”

高培勇认为，只有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在持续不断“做大蛋糕”基础上“分好蛋糕”，厚植共同富裕基础，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不能搞“绝对平均”“吃大锅饭”“养懒汉”

高培勇指出，共同富裕是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收入分配结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追求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只讲效率不讲公平，造成两极分化和阶层固化，不符合共同富裕原则，也背离社会主义初衷。同样，只求公平不要效率，搞平均主义，其结果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搞不好还可能造成共同贫穷。在历史上，我们曾吃过这方面的亏。”

高培勇认为，促进共同富裕更应该关注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营造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体系和制度环境，为大多数人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创新创业增收致富创造条件，为普通人通过奋斗改变命运提供通道。我们不能搞“绝对平均”“吃大锅饭”，也不能“养懒汉”、搞“福利主义”。

“近年来我国实施脱贫攻坚，基本消灭了绝对贫困，就是追求共同富裕的实际步骤和成果。”

资料图：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高培勇。崔楠 摄

要充分调动企业家积极性，但不是“劫富济贫”

高培勇表示，无论是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方面的调节力度，还是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领域精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抑或是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和社会群体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都要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前提下展开和推进。

高培勇指出，要发挥高收入群体和企业家作用，充分调动企业家积极性，但不是“劫富济贫”。要发挥三次分配对于改善分配结构的补充作用，但主要通过自愿慈善捐款方式进行，反对任何形式的“逼捐”“诱捐”。

要关注“富口袋”，又要关注“富脑袋”

高培勇认为，促进共同富裕涉及到社会再生产各方面和国家治理活动各领域，不能只考虑分配一个维度，也不能限于经济一个视角。要从统筹兼顾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要求出发，坚持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改善并重，综合施策。

高培勇强调，促进共同富裕既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又要防止两极分化。既要通过高质量发展提高效率效益，又要着力从制度安排上促进公平正义。既要关注“富口袋”，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又要关注“富脑袋”，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政府要研究实施既有利于效率也有利于公平的公共政策，如进一步普及和提升教育、支持中小企业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岗位、发展高质量基础设施等等。”

要因时因势因地制宜设定发展目标，不盲目攀比和冒进

高培勇指出，面对我国仍然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共同富裕是一个需要耐心、需要分阶段加以实现的目标，不能要求所有地区、所有人同时富裕，也不能要求不同区域、不同人群都达到全国一致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高培勇表示，在促进共同富裕进程中，不仅要尽力而为，而且要根据自身情况量力而行，不好高骛远，不吊高胃口。不仅要统筹需要和可能，脚踏实地、久久为功，而且要因时因势因地制宜设定发展目标，不搞“齐步走”，不做“过头事”，不盲目攀比和冒进，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基础之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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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财办谈“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同等富裕，不搞“杀富济贫”

作者：华尔街见闻

发布时间：2021-08-26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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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文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并举行新闻发布会，请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王晓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部长王建新、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齐家滨、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许又声、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中央外办副主任刘建超、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柴方国出席，介绍文献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发布会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徐麟主持，中国网现场直播。

目前，直播正在进行当中。

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在相关媒体提问“如何应对贫富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相关问题后表示：

这是一个热门话题。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前不久，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对共同富裕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作了全面部署。我理解，要从几个方面来把握好。

第一，什么是共同富裕。我们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这个基础上，要继续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两件事情办好，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普遍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逐步缩小分配差距，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富裕，不是仅仅物质上富裕而精神上空虚；是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同等富裕。

第二，我们靠什么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这是根本途径。要鼓励勤劳致富、创新致富，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不搞“杀富济贫”。

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社会向上流动的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的机会。要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防止落入福利主义的陷阱，我们不能等靠要，不能养懒汉。

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等调节的力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分配结构。第三次分配是在自愿基础上的，不是强制的，国家税收政策要给予适当激励，通过慈善捐赠等方式，起到改善分配结构的补充作用。

第三，要充分估计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我国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由全面小康迈向共同富裕，由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在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齐头并进。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久久为功，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新时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本文来自华尔街见闻，欢迎下载APP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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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希：共同富裕的前提是机会公平，“劫富济贫”是对中央精神的误解

作者：新浪财经

发布时间：2021-12-02 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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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原标题：刘尚希：共同富裕的前提是机会公平，“劫富济贫”是对中央精神的误解

文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吴丽华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走到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

“十四五”规划提出，到2035年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定调为中国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之一。

进入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我们应当如何全面理解共同富裕，怎么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近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在他看来，“均贫富”并不能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发展，甚至可能使发展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要实现共同富裕，就要实现人的共同发展，人的能力的共同提高。

共同富裕前提是拥有平等向上流动的机会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全面理解共同富裕？

刘尚希：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来孜孜以求的理想，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强调通过物品和财富的平均分配去实现共富。尤其在两极分化的历史时期，“均贫富”曾被视作共同富裕的主要方式。但是，历史实践表明，“均贫富”并不能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发展，甚至可能使发展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

共同富裕的充分条件是要通过社会合力来保障所有的人获得基本能力。如果仅仅是从结果上把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甚至把财富的差距也缩小，但能力的差距没有缩小的话，进入下一个经济循环的时候，这种差距又会再现出来。因此能力的改变与提高是最重要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实现人的共同发展，人的能力的共同提高；若仅仅在物质层面做文章，得到的只会是短期效应，长期看，贫富差距反而会不断扩大。

《财经国家周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首先应该具备什么基础？

刘尚希：首先是人们拥有均等的提升能力的机会，或者是有平等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更深层的是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教育、医疗这些都是围绕“人”来做文章的，为了人的发展，为了人的能力的提升，而不是说为了享受。追求“美好生活”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以所有人的能力的提升为目标，这是发展的概念。

理解共同富裕的概念，离不开物质生活条件，但更重要的是要从人的能力和精神状态方面去考虑。“共同富裕”本身就包含了公平与效率，“共同”是指公平，大家都有份；“富裕”就是指经济效率，没有效率，就无富裕可言。能把二者融合在一起的，就是人的能力和创新精神。只具备从事简单劳动的能力，那只能是低效率、低收入；若是具备创造性劳动的能力，如创造发明的能力，加上创新精神，那自然就会带来高效率、高收入。

促进共同富裕，要摆脱效率与公平、做“蛋糕”与分配“蛋糕”的困境，只有从物转向人，从财产和收入基准转向消费基准，才能真正做到从物本逻辑转向人本逻辑。国民基本能力普遍提升，起点公平、机会公平也就有了基础，同时也为创新创业提供了广泛社会基础，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效率与公平的融合也就内在其中了。

▲图/新华社发

起点公平、机会公平需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财经国家周刊》：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哪些因素限制了起点公平、机会公平的实现？

刘尚希：人的发展既受制于经济，即财产和收入问题，也受社会结构影响。从改革来看，我国已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但改革还不够全面，还有很多硬骨头，所有制、经济、社会领域的三个二元结构，从发展的底层逻辑上制约我国共同富裕的推进。

《财经国家周刊》：这一背景下，如何实现人们起点公平、机会公平，拥有均等的提升能力、平等的向上流动的机会？

刘尚希：能力来自于社会消费过程。消费的可获得性涉及到收入，但消费的可及性与收入无关，如教育、健康等消费，不是有钱就能解决的问题。比如，从户籍来看，占到人口55%的农民群体的消费水平明显偏低，在公共服务消费方面更是突出。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个体之间的能力和贫富差距是一种发展中永恒的现象，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不可能完全消除，但通过个人努力，个体的境况是可以改变的，或能够缩小与他人之间的差距。

然而，当这种差距的性质转变为一个固化的群体性现象时，就很难再通过个人努力去改变。同工同酬、同城待遇以及起点平等、机会平等也就成为一种奢望。当前来看，我国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群体性差距。

在长期积累的城乡分治背景下，社会基本权利不平等会导致机会的不平等，机会不平等使得农民群体能力普遍偏弱，而能力普遍偏弱又会导致收入水平偏低。这种传导机制，最终导致庞大低收入群体的形成，无形之中扩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通过加大政府财政投入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其效果是有的，但在农民不减少的条件下，财政投入难以持续，其效果也很有限。

因此，改变社会基本权利、义务的不平等及其不匹配，促进国民基本能力普遍提升，逐步实现起点公平、机会公平，群体性消费差距的缩小是当前的重中之重。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做到从关注物的分配到关注人的发展，从关注个体差距到关注群体差距，从强调分配结果到重视消费过程。

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遵循社会主义的内在价值要求，就是要从促进社会平等出发，进一步加快社会改革，为经济平等创造条件。只有机会与规则更加平等了，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才有条件和可能，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也就能打通。

针对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群体性差距，关键要改变以户籍制度为标志的城乡二元体制以及社会身份的分层体制，加快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赋予农民财产权利，促进人口和家庭的自由流动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图/新华社发

共同富裕不能等同于分配

《财经国家周刊》：近一段时期，三次分配的话题很受关注，甚至有观点认为，实现共同富裕，重点要靠三次分配，应该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刘尚希：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流行的看法是把共同富裕问题等同于分配问题，我觉得恐怕不能简单地把两者划等号。分配其实是一个结果，共同富裕达到什么样的状态，会呈现在分配的差距上、结构上。但不能把分配差距的调整视同为促进共同富裕的途径和手段来看待。

共同富裕本身包括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富裕，也就是要“做大蛋糕”；另一个是共同，也就是“分蛋糕”。所以，共同富裕既有“做大蛋糕”，也有“分蛋糕”；既有效率问题，也有公平问题，还有一个发展的问题。所以，如果把共同富裕仅仅理解为一个分配问题是片面的，不仅会导致理解和认知上的偏差，也会导致政策上的偏差，可能会使得共同富裕过分依赖于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等手段去实现。

《财经国家周刊》：分配在共同富裕过程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刘尚希：分蛋糕不能影响分配预期，不能淡化努力、贡献与分配预期之间的关联性，否则蛋糕就难以做大了。

现有的理论认为公平和效率是跷跷板，是无解的，认为扩大公平就必然有损效率，要提高效率可能就会有损公平，由此出现了“效率为主，兼顾公平”，或者是“公平为主，兼顾效率”。这两种说法都有偏颇。我们只要真正从物本转到人本的发展逻辑上，效率与公平就能融合统一起来，形成相互促进的局面。

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普遍提升国民能力，尤其是农民的能力，缩小能力的群体性差距，鼓励勤劳致富，激励创造性劳动，提升知识价值，实现包容性发展，既能分好蛋糕，也能做大蛋糕。

《财经国家周刊》：所以不能把共同富裕过多寄希望于三次分配？

刘尚希：分蛋糕是一个零和游戏，必须共同做大蛋糕，而这就要上升到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的社会机制上来，把这个机制片面地理解为就是三次分配是不对的，这包括了三次分配，但是不限于三次分配。

离开民营经济，何谈共同富裕

《财经国家周刊》：三次分配备受关注的同时，社会上出现了将共同富裕与“劫富济贫”联系起来的说法，甚至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一些民营企业主的恐慌。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发展阶段，民营企业家需不需要担心被“劫富济贫”？民营企业的地位会不会变化？

刘尚希：社会上，特别是境外媒体和国内互联网自媒体上确实有一些杂音，对中央的精神和当前形势有一些误解和误判，引起个别人人心浮动。但是，从中央文件和高层的讲话中我们可以判断，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现在不会变，将来也不会变。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石。民营经济为我国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这一组数据已经足以证明民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图/新华社发

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大多数人勤劳致富、创新致富的基本途径之一。所谓共同富裕，最通俗的理解就是发展的成果人人有份，就是要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努力、人人共享”的格局，这有赖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人民群众致富搭建平台，如办企业、搞个体、灵活就业等等。

没有民营经济的做大做强，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就谈不上共同富裕。进入新时代新发展阶段，不能用老眼光和旧观念，把国有和民营对立起来。其实二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国企的混改就反映了这一点。

鼓励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是我党一贯的主张。民营企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来源，只有创新才能提升竞争力。无论是从全球发展趋势，还是从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打压的背景看，民营企业做大做强都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部分。

《财经国家周刊》：去年以来，不少平台企业收到了反垄断罚单，也有人将反垄断与限制民营企业发展联系起来，对此应该怎么看？

刘尚希：反垄断不是专门针对民营企业的。实际上，反垄断不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只要妨碍市场公平竞争就是反垄断的对象，其目标是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互联网上的一些杂音实际上是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缺乏基本的认识。

反垄断、共同富裕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反垄断是要促进公平竞争，共同富裕是要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努力、人人共享”的格局，而公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都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石，其核心都是要维护“人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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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就是劫富济贫吗？

作者：新农人老K

发布时间：2021-08-30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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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共同富裕”相关的话题热度逐渐升高，但到底什么是共同富裕，我们今天来聊聊。

实际上，共同富裕的理念并不新了，古往今来，东西方思想家们一直在思考如何建立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

孔子在《论语·季氏》中就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西方思想家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等也分别从国家制度、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等不同视角提出了他们的见解。

而共同富裕真正从空想变成科学，是在一百多年前，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深刻阐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与制度要求，让共同富裕具备了从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的可能。

那“共同富裕”到底是啥？

我国官方的解释是：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

站在现在，回看过去我国发展的每个重要阶段，不难发现，我国的共同富裕已筹划多时。

新中国成立后的说法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

改革开放之初则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进入新时代的强调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作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八项基本要求之一，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而今年8月的第十次财经委会议，则是中央关于“共同富裕”的最新表态，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被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为什么现阶段更加重视公平和共同富裕？

如上所述，既然共同富裕早就提出来了，为何现在才逐渐重视起来呢？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党中央始终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适应我国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要求，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向前走。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水平较低，一穷二白，钱少人多，生产要素上劳动过剩、资本稀缺，劳动的话语权弱、资本的话语权强，发展目标是在比较低的水平上尽可能消除贫穷。

在路径选择上，则是以“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通过先富带后富的方式”来实现，收入分配上以效率优先，并衍生了一系列对资本友好的制度，比如户籍制度、土地财政、社保制度、税收制度、地方招商等。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重中之重，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经过8年持续奋斗，2020年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高度评价中国扶贫成就：“中国是为全球减贫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

如今，我国已进入到新发展阶段，有了新的发展基础和条件。

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增长到1,015,986亿元，GDP首破百万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19年就已突破1万美元大关，正在向着高收入国家迈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综合国力继续增强，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

如果说在一个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绝对贫困，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那么“十四五”时期则需要着力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不患寡而患不均，我国现阶段存在显著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

根据瑞士信贷《全球财富报告2021》，2020年全球12.2%的成人人口拥有84.9%的财富，财富差距极其悬殊。2020年联合国称，世界不平等状况“正在加剧并处于历史最坏水平”。

中国收入差距在世界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基尼系数近年来维持在0.46-0.47区间，高于0.4的警戒线。2019年我国人均财富中位数是仅为平均数的35.8%，2020年财富排名前1%居民占总财富的比例从29.0%上升至30.6%，我国财富分化程度显著高于收入分化。

城乡差距解释了中国收入差距的绝大部分。2020年，我国城镇收入水平是农村的2.55倍。城镇和农村低收入户（后20%）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5597元和4681元，前者是后者的3.3倍。

从地区生产总值看，东部地区明显最强，中部和部分西部地区次之，东北和少数西部地区则排名最末。2020年地区GDP体量排名前四的省份依次为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均为东部沿海地区。

随着老龄化少子化加速到来，“刘易斯拐点”出现，我国人口红利渐远，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社会不稳定性因素增多，因此必须提高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适当抑制资本，收入分配上更重视公平、分好蛋糕、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分配制度是核心

第十次财经委会议强调，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初次分配，是市场经济体系中按照各种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进行分配，比如居民收入、资本的投资收益等。初次分配主要体现的是效率优先原则，这对于“做大蛋糕”很关键。

再分配，是生产之后政府利用税收与财政支出，在不同收入主体之间进行再分配。再分配主要通过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及一些补贴体系等实现收入分配的相互协调。

初次分配主要是由市场来完成，而再分配主要是政府运用“看得见的手”来分配，从而实现民生目标、社会目标和政治目标。

第三次分配，有别于前两者，主要由高收入人群在道德、习惯体系下，自愿以募集、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分配，是一些高收入群体通过慈善公益方式实现对于低收入群体的帮扶。

从最朴素意义上理解：一次分配就是工资，由市场主导；二次分配就是社保，由政府主导；三次分配就是公益，由社会道德驱动。

为什么要在初次分配、再分配的基础上，补上三次分配这一环？

三次分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一种重要途径，在收入分配里，对高收入人群收入的适度节制，或者说使他们的一些收入能够用于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是一个最直接并且效果最为充分的选择，可以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进行有益补充，有利于缩小社会差距，实现更合理的收入分配。

随着社会发展进入不同阶段，三次分配的占比会有所变化，在一些发达国家，慈善公益的制度体系较为完善，发展相对较好，在很大程度上对初次分配、再分配进行了补充。

比如，按照西方一些国家的政策，如果主动捐赠收入所得，可以免除部分收入所得税等支出，这就使得一些高收入人员既能够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目标、道德伦理追求，也能够保有对自己财产的支配权。很多企业家则通过捐赠成立慈善基金，再通过慈善基金来从事相应的慈善活动，从而发挥三次分配的作用。

我国第三次分配的主要载体——慈善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界面新闻报道，2019年中国内地接收款物捐赠共计1509.44亿元，同比增长4.88%。这仅相当于当年中国GDP的0.15%；而美国个人、遗产捐赠、基金会和企业向慈善机构捐赠了约4496.4亿美元，占到美国当年GDP的2.1%。

“三次分配”上升到国家战略体系层面，意味着下一步围绕慈善事业，国家要完善相应的激励体系、保障体系及立法机制。这个激励体系必然包括捐赠涉及的一系列税收政策，目前我国很多企业的捐赠是免交企业所得税的，基本上是捐多少就免多少。

就分配结构而言，目前，我国约有4亿中等收入人口，到2035年有望达到8亿。橄榄型分配结构中间大、两头小，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中等收入群体在整个收入结构中占主体，也就是事实上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

橄榄型分配结构由于群体间差距小、利益趋同，需要做的调高和托底的工作少，社会矛盾较小，有利于社会稳定。

三次分配做补充，关键仍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

“三次分配”最早是由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在1994年提出来的，指慈善捐助这样一种基于道德力量产生的再分配效果。

尽管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体系层面，三次分配的作用也不宜被夸大，尤其就当前我国所处的阶段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的问题。

目前我国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仍然存在着很多体制性和结构性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改革。

当前中国的收入差距，最为主要的来源是地区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而地区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本身就是一个初次分配的问题。这涉及在生产要素市场上，劳动力是否可以充分利用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来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就业机会的问题。

2008年以来，低保、惠农、社保和户籍制度改革等政策相继出台，我国城乡差距逐渐收窄。但是由于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尚待进一步深化，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仍然存在一定障碍，因此，未来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仍然是我国在初次分配中缩小收入差距最为重要的政策。

由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原因，利率和资本的价格受到政府管制和补贴的较大影响，经过40多年的改革，虽然当前我国的利率市场化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仍存在进一步改革的空间。

同时，我国的经济增长依赖投资的拉动，而经济增长越是依赖于投资，在经济发展中就越容易形成国民收入分配更倾向于资本所得，而不是劳动所得的现象，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就相应地较低。

当前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存在偏好用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在招商引资方面通过补贴土地价格和税收优惠等政策来鼓励投资的路径依赖，这对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也是不利的。

此外，我国当前存在着一些行业性垄断，给垄断部门的企业带来了垄断性收入。而垄断性的收入，最后往往体现为相应行业里的资本所得，而不是相应行业的劳动者所得，更不是全体劳动者的所得。

因此，当前中国要优化收入分配，更重要的是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去深化改革，尽管三次分配在客观上也存在着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更多的是起补充性的作用，而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当然，对于大型企业来说，早点做出慈善方面的制度性安排是好事。比如某些企业在河南洪水期间捐款获得好评，捐款花的比公关费值多了，未来会有更多企业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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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网评：促进共同富裕不搞“劫富济贫”

作者：海外网

发布时间：2021-09-03 17:02

快照：

来源：海外网

游客在杭州市临平区一果园内采摘水果。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编者按】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了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对促进共同富裕的方向、路径和重要任务等作出更为明确的阐释和部署，引发海内外高度关注。共同富裕是搞平均主义吗？是“劫富济贫”吗？是削弱市场经济吗？为澄清谬误，海外网推出“读懂中国的共同富裕”系列评论，此为三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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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9月2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宣布的重大举措引发海内外广泛关注。中小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保就业的主力军。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不仅有利于保持创业创新的市场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也有利于带动全民增收，促进共同富裕。中国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举措释放出清晰信号：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先富带后富、帮后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在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齐头并进，需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然而近期，海外有媒体误读中国促进共同富裕的相关举措。比如，《华尔街日报》在8月28日的报道中称，共同富裕“更倾向于消灭富人或者至少削减他们的财富”。美国之音9月2日刊文称中国促进共同富裕“意味着一个‘劫富济贫’、政策取向更为保守时代的到来”。实际上，此类观点从根本上歪曲了共同富裕的深刻内涵和发力点。

从目标导向看，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十四五”时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035年，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这样的蓝图说明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性渐近目标，而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必须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解决好这个问题，需要逐步缩小地区、城乡和收入差距，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的是脚踏实地、循序渐进、久久为功。那种认为通过“短平快”方式能实现“共同富裕”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不仅不能达到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共建共富”目标，反而会吞噬共同富裕的经济社会基础，有违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

从实现途径看，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是共同奋斗。共同富裕强调在勤劳致富、合法致富的前提下，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同等富裕，而是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同富裕。适当的收入差距符合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当然过大的收入差距既有损社会公平，也影响经济运行效率。因此，需要做好收入分配调节这篇大文章，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从而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这是世界各国在收入分配政策上的通行做法。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中国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中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生力军”。近来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有利于促进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利于为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也有利于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这绝不意味着打压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相反，鉴于非公有制经济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中国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

从制度保障看，实现共同富裕要靠一系列有效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初次分配是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侧重于效率。尽管如此，也可以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上，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后续分配打下良好基础。再分配也称作二次分配，注重公平，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集中体现。除了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措施，也需要加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力度，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逐步消除广大人民群众的民生之虑。三次分配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强调的是自愿性而非强制性，是以募集、自愿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的分配。为此，要进一步完善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完善慈善褒奖制度，形成社会各界积极从事社会公益的激励机制。

总之，实现共同富裕绝不是“劫富济贫”，而是中国踏上现代化新征程上的必然选择，着眼于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做大“蛋糕”，也分好“蛋糕”，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畅通向上流动通道，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张德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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