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是人”记不清？这些诗文，你可能也一直背“错”了

作者：极目新闻

发布时间：2022-10-28 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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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还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近日，这一话题被网友吵上了热搜第一。

人教社回应，该出版社历套教材文章一直是“是人”，从未有过“斯人”。网友纷纷凌乱：难道我的记忆出错了？

可能受一些影视剧影响，也可能与书本的不同版本有关……有一些诗词，我们确实背“错”了或者背得与课本上不一样。不信？来挑战一下吧！

答案：B

热播剧《甄嬛传》中，甄嬛在倚梅园留下了这样一句经典的台词——“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几乎贯穿了整部剧。

事实上，这句诗来源于唐代崔道融的《梅花》，原文是“朔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朔风”的意思即为北风。诗人希望北风如果理解怜梅之意，就请不要轻易摧残它。

答案：B

“白云生处” 还是“白云深处”？这引起过网友大讨论。事实上，两个版本都存在。人教社曾对此作出解释，在杜牧自己的《樊川集》中，用“生处”的较多，；“深处”则常见于他人著作对杜牧诗句的转引。明朝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卷三十六“考文”中评述道：“杜牧之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亦有亲笔刻在甲秀堂帖中。今刻本作‘深’，不逮‘生’字远甚。”直言用“生”字意境更佳。综合考虑上述条件，教材便选用了“白云生处”这一版本。

答案：A

《中国诗词大会》第五季中，曾出现过这个题，有不少人选择“一人心”。这或许是受到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愿得一人心》的干扰。

相传《白头吟》为才女卓文君所作，那么“一人心”和“一心人”什么区别？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群老师在解释这句诗的时候说到，两者意义差别很大，“一心人”强调的是“一心”，因为你的”一心一意“和我的真心才能够相配，这是爱情“洁癖者”的标配。

答案：B

“最是橙黄橘绿时”一句，也有另一个版本，写作“正是橙黄橘绿时”。选用“正”字的版本，有宋魏庆之著《诗人玉屑》、唐圭璋编《全宋词》等书；而今人点校本《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中，出现此句时均作“最”，其可信度和文献价值更高。同时，这句诗的大意是，一年中最美好的风光，莫过于橙黄橘绿的秋景。如果用“最”字，语气上会比“正”更加强烈，更能贴合作者想表达的情绪。因此，人教社表示，教材和点校本《苏轼诗集》保持一致，用了“最是”。

答案：A

很多人对这句话的第一印象，来自于1995年TVB版《神雕侠侣》，剧中李莫愁一出场，就说着“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几乎成了她的口头禅。就连最后葬身火海时，她念叨的还是这句。

原句应为“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出自元好问的词作《摸鱼儿·雁丘词》。这首词写的是一对殉情大雁的凄美故事，也是作者为爱情所作的赞歌。

（来源：新黄河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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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你真的记错了

作者：济南时报

发布时间：2022-10-28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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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句人们熟悉的经典古文近日在社交网络上引发热议。有网友发文《出大事了，我们这个时空的时间线似乎被人动了！》，称其记忆里中学语文课本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篇中的那句“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其实从来没有在教材出现过，而在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年代至今的语文教材上，原句一直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这让很多网友皆有同感，甚至为“斯人”还是“是人”争论不休。新黄河记者采访儒学领域相关研究学者，获悉典籍原版即为“是人”，不只是这一句，“言必信，行必果”等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经典古文其实也是误传。

“是人”而非“斯人”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还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近来让网友争论不休。孟子的这一经典语句，很多人可能都记错了。

据悉，人民教育出版社自1960年代至今的历套语文教材中都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这篇课文节选自《孟子·告子下》，在收录时题目有所变化，曾直接以《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为题，后来改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曲阜师范大学2020级中国史专业儒学方向博士研究生葛宁记得很清楚，他十几年前在中学语文课本上学的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也一直是这样背诵的。据其介绍，清代焦循《孟子正义》沈文倬点校（十三经清人注疏）中，这句话便用的“是人”，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宋代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里，用的同样为“是人”，而非“斯人”。

中华书局出版的《四书章句集注》 受访者供图

曲阜师范大学2020级中国史专业先秦儒学方向博士研究生苏相阳查阅相关文献和学术著作，北京图书馆藏的闵齐伋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孟子》刻本、国家图书馆藏的元（1271—1368）《孟子集注》刻本中，这句话都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斯人”和“是人”的意思都是“这个人”，但它们之所以让许多网友产生记忆偏差，有多方面的原因。葛宁解释，“是”跟“斯”发音相似，特别是在一些不分翘舌音和平舌音的方言里，它们很容易被混淆。在现代汉语里，“是”多用来表示判断，而“斯”依然用来表示指代，而且“斯”在使用的时候更像古文。这或许影响了人们对这句话里“斯”和“是”的使用。

葛宁认为，古诗词中频繁出现的“斯人”可能也加深了人们对这个词的印象。他介绍，李白在《夜泊牛渚怀古》里就有“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李之仪《减字木兰花》里有一句“古有斯人”，王翰《与和仲古心饮酒分韵得诗字》里也有“斯人不可见，载歌停云诗”等。在很多耳熟能详的古诗词里也常常出现“斯人”，这可能也影响了人们的语感，感觉“斯人”更加顺口。

在葛宁看来，很多人之所以将“是人”记成了“斯人”，与一些电视节目和古装影视剧也有关。这些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呈现方式如果引用出现错误，也很容易传播开来。特别是一些古装影视剧，为了台词更符合剧集氛围，便会常常引用一些古代名人名句，但稍失谨慎，便会造成误用误传，而大部分观众也不会专门去查阅资料核实。

另外，传统戏文可能也是影响人们产生“斯人”还是“是人”这类记忆偏差的一个原因。传统戏文的很多故事都是来自历史典故，而涉及一些经典名句时，会根据自己的行文韵律进行改造，就在这个化用的过程中或许也对误传造成了一些影响。

元（1271—1368）《孟子集注》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受访者供图

最流行的是最通俗易懂的

不只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些年来，一些在当代人生活中流行的古文、古诗词名句，都不是原版。葛宁举例，人们常常使用的“人间至味是清欢”，其实在苏轼《浣溪沙》里的原文是“人间有味是清欢”。

苏相阳表示，儒学经典文本语句也有一些被误解误用。他提到了社会上流行的“言必信，行必果”，很多人以为这句话是孔子说的，但其实它表达的是墨家的态度。这句话出自《论语·子路》：“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苏相阳解释，孔子其实对这句话并不十分赞同，虽然不否定，“但是同时会考虑到说话行事的时机，考虑得更为全面一些，在讲求原则的前提下，允许适当的调整与变通。”

在苏相阳看来，在大众中最流行的不一定是最“权威”的，却往往是最通俗易懂的。“斯人”与“是人”表达的是一样的意思，而且已经成为语言习惯，人们在一般场合的使用中顺应潮流就好，不一定执着于某个字，语言文字本身也是发展变化的。

对大众而言，语言通常只是生活里的一个交流工具，而非研究对象。人们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使用习惯对语言进行改造，这或许会使其与最准确的用法相去甚远，但却在实际生活中成为约定俗成的准则。“像我们最常说的‘连累’，‘累’读四声，但是正确读音是三声，可说三声的话大家反而感觉莫名其妙。”葛宁说。

闵齐伋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孟子》刻本，北京图书馆藏 受访者供图

葛宁认为，作为专业研究者还是应该尊重原版，不能忘记它们最原本的面貌。“它们毕竟是从过去来的，是个传统，即便它们有一些变化，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它们的源头，”葛宁说，“像‘是人’和‘斯人’，虽然意思不变，但还是尊重原版更好一些，我们的教材这方面就做得比较好，没有因为大家都说‘斯人’，就把它改成‘斯人’。”

新黄河客户端记者：江丹 编辑：孙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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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到邵阳物流公司

作者：张虞酷奇

发布时间：2022-10-28 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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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到洛阳物流公司

作者：晓倩聊动漫

发布时间：2022-10-28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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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汪民安：后现代概念为什么过时了？

作者：新京报

发布时间：2022-10-28 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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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像大多数人一样，汪民安被困在家中，“呆着”，在无法做什么的状况下，汪民安充分发挥了“去做”的潜能。过去几年的写作，在今年集中出版。除了两本旧书重印之外，汪民安今年还有3本新书出版。

七月出版的《论爱欲》脱胎自他尚未写完的另一本有关生命哲学的书，“爱欲”是其中的一章，但“写着写着，太长了，写了16万字，就索性单独拿出来出一本”。10月份刚刚出版的《情动、物质与当代性》，是他近几年来在主题和思考上有关联的论文合集。还有一本是下个月即将面世的艺术评论集《绘画反对图像》。几本书串起了汪民安过去十多年内的理论趣味变化：从身体到情动，从空间到物质，从后现代到当代性。

《情动、物质与当代性》，汪民安著，胡杨文化｜山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

乍看之下，这些主题似乎很贴合当下文化研究的学术潮流走向。但在《情动、物质与当代性》一书的“后记”里，他却说：“我并不是受到情动转向和物质转向这样席卷性的理论潮流的挟裹而去写，我也没有依照严格的理论模式去从事我的研究。相反，我是出于经验、兴趣以及某种理论直觉去写作的……我抱有这样一个理想：激活理论，让它流动起来，并且可以到处运转，甚至将它拖到我也无法预料的地方。我相信，将理论进行封闭性的还原解释实际上是对理论的扼杀。”

事实也的确如此。身为学者，汪民安对理论的探索并不完全是去寻求对理论的准确“解释”，他更关心理论是否有趣，关心它如何被出人意料地重读和运用。在学术研究和写作之外，汪民安有着多重身份，他做过编辑，主编过系列丛书，拍过两部论文电影，也策划过艺术展览。

此外，他还是“一个每周都必须上课”的教师。在知乎“如何评价汪民安”的问答词条下，一位用户这样答道：“汪老师讲课的时候刚开始喃喃私语，然后开始遁入一种迷狂中，语句很长，充满韵律，带着湖北口音，他的演讲和上课很吸引人，他说话的韵律有着一种别样的魅力。”

今年10月，借着最近的新书出版之际，我们和汪民安做了一次采访。采访后，我们还去蹭了一堂汪民安的文化理论专题课。而汪民安的授课风格，如他的研究与写作，也是情动式的，没有PPT，也没有什么板书，就坐在那里讲述，像是回到哲学的口语源头，情感不断起伏，穿行于理论与现实之间。同学在下面一边听着一边飞快地记着笔记。

汪民安，1969年出生于湖北新洲。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批评理论，文化研究，现代艺术和文学。出版《福柯的界线》《尼采与身体》等十几部专著；最新著作是《论爱欲》《情动、物质与当代性》。

每周三晚上7点前后，汪民安会准时出现在清华大学第六教学楼三楼的一间教室门口。这门课是汪民安这学期的主要教学安排，一周三个课时，面向本科生的《文化理论专题》。

一间容纳60人的教室挤得满满当当，有学生提前两个小时来占位置。教室过道上也放满了从其他教室搬来的凳子。因为疫情，有学生无法到场，只能线上接入。教室里大概有一半是旁听生。汪民安眼睛不太好，辨识面孔的能力很差。他也搞不清楚谁是旁听生谁是选课生。一学期下来，只对前排的学生有印象。

7点20分，上课铃响，汪民安从门口走上讲台。当天的pre部分是上周未完成的学生分组作业展示，主题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读书笔记。第一组学生上台，汪民安搬一把椅子坐到门边，侧身相向，眼镜推上头顶，全程认真倾听，偶尔会抬头看看PPT。两组分享完毕，汪民安走上台前稍作点评，再次强调了这本书的重要性，“它是一本毫无争议的经典。人文学科的大学生都应该读这本书。”

接下来就是汪民安讲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汪民安重新戴上眼镜，接着上周的课讲情境主义的两大战术：异轨与漂移。讲完这两个概念的基本内涵之后，他举了两个艺术家的作品例子：艺术家谢德庆在纽约有一年不进入任何室内空间，以及神秘的班克斯的涂鸦行为。前者类似于漂移，后者类似于异轨。

9点40分，下课前10分钟。汪民安刚讲完福柯对于德波的批评，“他的批评实际上对德波伤害很大……”停顿了一会儿，“我脑子已经不行了。”他冒出一句，很快又开始讲：“对于波德里亚来说，拟像可以吞噬一切。”下课铃响。

有学生过来提问。10点20分，汪民安解答完学生的提问，走出教室。门口仍旧围着一些学生，有他的博士生、硕士生，还有些旁听生。汪民安和学生一同走出教学楼，一路闲谈，告别。

课堂上的汪民安。

汪民安，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69年出生于湖北新洲，200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很少有人知道，进入大学教书之前，汪民安最开始的职业是出版社编辑，曾编辑出版过一套译丛“知识分子图书馆”，是国内较早成系统地翻译的批评理论丛书。

成为大学老师之后，汪民安仍然保持着编书的习惯。2003年到2014年，汪民安一直是不定期出版物《生产》的主编，每期一个主题，译介国外最新理论探索。对于许多相关专业的学生来说，正是通过《生产》，才第一次读到了阿甘本、巴迪欧、哈拉维等当下流行的西方学术明星。

《生产（第一辑）：战争的伦理和政治》，汪民安主编，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

汪民安的博士生王艳秋就是其中一位。“汪老师主编的《生产》系列，对我和我身边的朋友都有很大影响，那种冲击可能不亚于我第一次读《知识考古学》。”尽管《生产》已停刊好几年。但是，王艳秋和几位同学仍在通过新媒介的方式继续着类似的介绍工作。

2016年，福柯诞辰90周年。汪民安拍摄了一部纪录片《米歇尔·福柯》。放映会现场，汪民安被问及为什么要为福柯拍这样一部纪录片，“就是我喜欢福柯。”简单、直白。

纪录片《米歇尔·福柯》剧照。

如今，汪民安认为自己过的是一种简单的知识分子式的生活。除了教学、研究、写作和必须参加的讲座和会议之类外，大部分时间他就在家待着。“我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什么追求的人，就是大多数时间在家里待着不动。正是在家里待的时间太多了，就写了一本《论家用电器》。”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对汪民安的采访。我们的话题从他的经历聊起，聊到近年来的学术趣味转向与关键概念。当然，我们也聊到了福柯。

“就是一个每周都必须上课的教师”

新京报：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成长经历、求学经历和研究经历吗？从今天回望，你认为哪个阶段对你人生的影响更大？或者说，存在哪些对于生命而言决定性的“事件”？

汪民安：我的经历平淡无奇。你知道，发表文章出版书籍或者讲座什么的，经常需要你提交一份简历，有些还要求字数。我的一个朋友在澳门发表了一篇我的文章，说杂志这个栏目很重要，需要个人500字的简历！我绞尽脑汁也编不出这么多字来。我没有值得一提的经历、奖项、荣誉和头衔，就是一个每周都必须上课的教师。

我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上的大学，在90年代中期读完了硕士。过后几年又读完了博士。我开始的职业是出版社的编辑。我做编辑最主要的工作是和社科院的王逢振老师合作编辑出版了一套“知识分子图书馆”，这是国内比较早地成系统地翻译批评理论的丛书。

“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之《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美]海登·怀特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那段时期的工作非常愉快，因为那个时候出版社没有什么经济压力，编辑这样的书也符合我的专业兴趣，而且一年看几本书就够了，并不忙碌，我还有大把的时间在二环内闲逛。我每周两次来后海旁边的出版社上班，每次来我就要围着后海逛一大圈。那个时候后海很安静，只有银锭桥旁边的一家永远是大开着窗户的酒吧。我经常一个人坐在里边看着桥上的人来人往发呆。后来离开了出版社是因为整个出版界都转向市场了，编辑必须给出版社挣钱。我无法适应这样的处境，就去大学教书了。

至于我的决定性“事件”，就是两次相遇——我和我的硕士导师以及博士导师的相遇。他们收留了我，也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影响了我和教育了我。如果我没有碰到两位老师，我不知道我会是什么样子，但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新京报：你提到过“虽然在大学中，但我自觉我的性情并不适合大学”。现在仍然这么认为吗？能否分享一下，你的日常生活的轨迹大概是什么样的？

汪民安：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的。我难以忍受各种束缚。我特别理解居伊·德波这样的情境主义者的口号：“永不工作”。当然，这对今天的人来说，只是一个理想了。不过，相对于其他工作而言，大学还是最适合我的。如果你没有太多的其他追求，而只是觉得读书、写作乃至教学还有意思的话，那大学还是一个不错的地方。我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什么追求的人，没有追求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轨迹。就是大多数时间在家里待着不动。正是在家里待的时间太多了，就写了一本《论家用电器》。

《论家用电器》，汪民安著，新行思｜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7月。

新京报：你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和艺术家来往。此前的访问中，你也谈到过：“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差异在于，他们不体系化，没有固定模式和知识束缚，依赖感性和直觉。虽然有浅白的一面，但是也有敏锐的一面。因为不受约束，在行动、实践、语言、想象力以及对现实的啃噬方面，艺术家比知识分子更有活力。”你和艺术家的接触，艺术生产的介入与艺术评论的写作，对于你的生活、学术思考、风格产生过哪些影响？

汪民安：我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就喜欢看艺术家的传记，相较于艺术家的作品，我更喜欢艺术家的生活——那种创造性的自由生活。二十世纪的艺术家中，我最喜欢达达和杜尚，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而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本身。他们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作品。艺术家和大学教师是我接触到的最多的两类人。我在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很多艺术家朋友。他们和大学知识分子非常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相近之处。或许正是和艺术家的持久接触，使我的生活不是那么知识分子化。我的学生经常说我不像一个典型的大学老师。当然，我也不是一个艺术家，我也过不了艺术家的生活。

我写过一些艺术评论文章，这些文章的结集《绘画反对图像》下个月就出版了。写这些文章当然一方面是跟艺术家接触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理论本身的原因。虽然有一种所谓的纯理论，但理论同时也一直是在和别的学科嫁接的过程中来发展自己。在今天，艺术和理论的关系非常密切。理论的主要兴趣对象也从二三十年前的文学转向了艺术。

在欧美的大学中，文学理论这个概念已经不太流行了。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视觉文化理论，图像理论或电影理论。理论总是有冲动要探讨具体的文本。有一些中文系和哲学系的师生也转向图像和视觉文化研究了。我在课堂上也越来越感觉到，对理论感兴趣的主要是艺术学院的学生而不是中文系的学生。

纪录片《我们一起游荡在夜的黑暗中，然后被烈火吞噬》剧照。

新京报：2003年到2014年这段时间，你一直是《生产》系列的主编。能否展开谈谈，当时为什么想开启这样一项工作，又为何停止了？它和自上世纪90年代开启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以及之后的“人文科学译丛”的关系是什么？

汪民安：我2003年开始编辑《生产》，2004年出版了第一期。以后差不多是每年出一本，大概出版了十四期就停止了。我最基本的动机是介绍国外的最新理论探索。那个时候的网络没现在这么普及，人们对国外的学术进展还很陌生。这个杂志是我一个人具体负责的，我在工作的时候不太喜欢找合作者，也不喜欢开什么选题会来回讨论。我只是对我个人的兴趣负责。

在编辑《生产》的十几年中，我没有为这个杂志开过任何一次会，也没有和任何人商量选题的事情。我自己确定选题就行了。我那个时候年轻，可以干很多活。我经常一个人骑车去国图的外文新书资料室查找和复印资料。我把复印的资料分头寄给朋友们，让他们翻译，然后我把稿子收起来，交给出版社。整个过程就是这样，非常简单。最后几年，我有点跑不动了，我在网上查到了资料，让学生去国图借书复印，他们后来也可以翻译了，我的工作就简单多了。另外，《生产》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没有这些帮助是不可能持续出版的。有几位提供关键支持的朋友，现在虽然联系不多，但我一直铭记在心。

《生产（第12辑）：事件哲学》，汪民安/郭晓彦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

至于为什么停止了，我觉得是现在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生产》在十几年前开始翻译介绍阿甘本、巴迪欧、哈拉维等人的时候，国内还没有他们的著作出版。但现在这些人在国内已经非常流行了。国内最近十来年翻译了大量的理论著作。也可以说，因为网络的普及和便捷，现在国内外的学术信息基本上不存在时间方面的落差。国外的学术热点在国内很快就会引起关注，不再需要通过一本书来迂回绕道地介绍了。

“知识分子图书馆”和“人文科学译丛”这两套书，在性质上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前后跨越了二十多年。从书目上也可以看出理论在发生变化。还有一个差异是，前者我是作为出版社的编辑来工作的，后者是我作为主编来和出版社的杨全强合作的。而《生产》，我既是主编也是编辑。我从二十多岁一直到现在编了太久的书了，已经对这个工作没有激情了。我以后不会再编书了。现在有更年轻的人在从事编译和出版工作。

新京报：近年来，你在译介和研究这些国外的前沿理论过程中，有过哪些惊喜的发现吗？在当下中文世界对于哲学、文化理论的关注中，又有哪些是亟待开掘的？

汪民安：至于现在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前沿理论，我只能说，理论越来越多样化了。但总体上来看，半个世纪前的那种充满想象力的元理论创造的时代结束了。法国的福柯、德勒兹、德里达和拉康以及德国的海德格尔和本雅明等代表了理论辉煌的最后一代。他们的理论不仅仅是关注现时，还努力超出现时使之具有更抽象更普遍的适应性。现在的理论家可能情况相反，他们的眼光主要盯住现时，是将那种更抽象的理论来解释现时从而完善、发展和修补一种更加局部化更加专门化的理论。

纪录片《米歇尔·福柯》剧照。

“是我的此刻经验，促使我展开理论研究。”

新京报：今年你有五本书出版。除了《身体、空间与后现代》《论家用电器》（均为再版），还有前段时间出版的《论爱欲》和刚刚出版的《情动、物质与当代性》，以及你即将出版的《绘画反对图像》。几本书串起了你近年来理论趣味的变化：身体对应情动，空间对应物质，后现代对应当代性。对你而言，这种趣味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汪民安：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直以来，我的研究工作和方向都是按照兴趣展开的。我大学上的是中文系，我的大学时光主要是看小说，这就很自然地会遇到当时流行的卡夫卡、贝克特这类作家。我非常喜欢他们的作品，但我不清楚为什么。我为了搞懂这些就去找评论文章看。也就是说，我正是为了理解这些小说才去读理论书籍的。但是，我发现理论让我很着迷。理论比卡夫卡更难懂，但是，好像也对我更有吸引力。那个时候我就莫名其妙地被解构，被符号学这样的东西所吸引——尽管我当时既没有搞懂什么是解构也没有搞懂什么是符号学。

我大概就是这样摸进理论研究领域的。我的研究不怎么受周围人影响，主要靠的是直觉和兴趣本身。因此很难说得上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学术规划。如果你非要让我说我有什么思考谱系的话，那或许就是我总是以理论的方式来回应当下的文化生活，来回应我自己的经验。也就是说，是此时此刻的文化生活，是我的此刻经验促使我展开理论研究——虽然我的书中可能并没有出现任何的经验场景，也没有出现我自己。

新京报：为什么会在20年前开始研究身体理论和空间理论？

汪民安：我就是觉得如果我要理解世界，我要获得世界的有关知识的话，那么，我最先要理解的就是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和我的欲望是一切知识的来源。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会对尼采、巴塔耶、德勒兹和福柯这些非常强调身体和欲望的哲学家感兴趣的原因，他们构成我青年时期的主要作者。这也可以解释我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太喜欢现象学的身体概念。比如梅洛·庞蒂，甚至是受他影响的布尔迪厄，我在他们的身体中没有找到尼采式的欲望。

为什么研究空间？空间是跟身体最紧密相关的一个场所。你甚至可以说，空间和身体还是一种装配关系，这一点梅洛·庞蒂做了非常完美的论述。不过，对我来说，研究空间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当时已经开始了喧嚣的城市化进程以及房地产的大规模扩张——我那时也被住房的问题所折磨，我的空间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和空间焦虑相关的。

电影《生态箱》剧照。

你看，我虽然是从事理论研究，但绝对是以经验为出发点的。如果你看到我在研究什么理论，可能就是因为我对那个理论背后的经验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简单地说，我的理论研究的变化实际上也是在试图展示生活经验和历史经验的变化。

我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将理论和哲学区分开来。对哲学而言，尤其是那些思辨类型的哲学，它们更偏好传统的概念游戏，偏好哲学家之间的相互辩驳和哲学传统的继承和批判等等，哲学和哲学家所置身的时代通常被忽视了。与之不同，我们今天一般称之为理论的东西，更多地逃逸出纯粹的概念思辨的范畴，而不断地向传统哲学之外的领地渗透，不断地和其他的人文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相结合，并借此同当下活生生的经验发生联系。

“现代主义式的忧郁遍布全球。”

新京报：在《情动、物质与当代性》的“后记”中，你提到，情动（感）和物质这样的主题已经吸引了你很久，为什么会从“身体”转向“情动”？

汪民安：从身体到情动（affect）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情动就是身体和身体之间的感应关系。当然，这也跟阅读德勒兹有关。我大概在2000年前后读到德勒兹的《尼采与哲学》，那本书精彩绝伦，完全可以和海德格尔的巨著《尼采》相提并论。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迷恋德勒兹的。情动是德勒兹从斯宾诺莎那里激活的概念。对德勒兹来说，有两个身体，一个是“无器官的身体”，这样的身体特别强调身体内部的强度，身体的内在性，身体内部力和力的争斗；还有另一个与“情动”相关的身体，它要讨论的就是身体和身体，身体和身体外部之间的关系。

《尼采与哲学》，[法]吉尔·德勒兹著，周颖/刘玉宇译，上河卓远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

我们对一个内在性的身体感兴趣，还会对身体和身体之间的感应，你也可以说身体和身体之间彼此激发的情感波动感兴趣。我觉得德勒兹是试图通过激活斯宾诺莎的情动概念来和梅洛·庞蒂的身体概念进行竞争。他有好几次隐含地批评后者的身体概念太过表面化。我个人的感觉是德勒兹认为梅洛·庞蒂太强调知觉，而不是强调身体内部的力的竞争和嬉戏。

当然，现在流行的“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的理论潮流，不止是斯宾诺莎-德勒兹这一派，还有一个主要是北美的将精神分析和性别研究结合在一起的情感理论，这是从汤姆金斯（Silvan Tomkins）到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发展出来的一套更加经验化和政治化的情感理论。不过，现在情感理论好像已经渗透到不同的人文科学领域中去了。

新京报：在《情动、物质与当代性》中，有一部分是关于“物的转向”。这就不得不提到2007年以来大陆哲学的一个运动思潮：“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在2015年出版的《生产（第10辑）》中，你也曾将主题定为“迈向思辨实在论”。能否展开谈一谈，思辨实在论的兴起、内部不同的脉络/代表人物以及它的重要性？

汪民安：“思辨实在论”也是一个比较含糊的命名。他们是一个相对年轻的跨国哲学研究小组，在网络上联系沟通，后来在伦敦的金匠学院（Goldsmiths）开了一个会议。与之前的哲学流派非常不一样的是，这个哲学小组采用的是某种学术战略，就是借助新的互联网媒体，设计一套明确的规划和方案来推出自己的主张和观点。这是学术生产的一个新方式。实际上借助这个方式他们也成功了，他们吸引了很多人注意，也因此能够顺利地出版自己的著作。

《生产（第10辑）：迈向思辨实在论》，汪民安/郭晓彦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

他们都很明确地强调物/客体的重要性。这也是对过去半个世纪由福柯和德里达等主导的所谓的后结构主义的反驳。对后结构主义而言，重要的是话语或主体。在他们看来，客体不过是话语叙述的效果，没有所谓的绝对客体，就像康德所做的那样，客体的知识是主体赋予的，客体总是跟人和语言相关。这就是梅亚苏所说的关系主义。物和客体在后结构主义那里明显地遭到了忽视和压制，或者说它只是一个次要对象。这正是思辨实在论的批判出发点，他们要将物和客体重新纳入到哲学的主要思考中，而且要将客体和物从主体和语言叙述中解放出来。这显然是一种哲学传统的逆反。

当然，思辨实在论有各种各样的主张。影响比较大的是哈曼和梅亚苏。哈曼重要的思想来源是海德格尔和拉图尔。受他们的影响，哈曼主张，物（客体）应该处在人和物的关系的中心，他特别重视物和物的引诱关系，物和物的关系并不比人和物的关系更不重要。而梅亚苏的思想来源更复杂，他的著作透露出庞大的欧洲哲学传统，他比其他人更加激进一些，他的哲学有一种充满野心的报复性，就是要努力清除二百多年来现代哲学对人的迷恋。除了思辨实在论之外，对物的兴趣在各种学术潮流中都开始出现了。

我觉得对物的强调的不同学术潮流在今天有汇合的趋势，这就是如今所谓的新唯物主义（New Materialism），它们共同的或多或少的反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制造了一种浓厚的后人类氛围。相对思辨实在论这种对社会议题兴趣不大的流派而言，我觉得哈拉维（Donna Haraway）、拉图尔、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等人类学家的研究更值得关注。这些人类学家对自然和生态问题有强烈的危机感，他们在不断地发出类似于地球末世论的声音。

纪录片《渔业阴谋》剧照。

新京报：你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还提到，“如果说身体理论和空间理论是在几十年前的后现代氛围下展开的，那么，情动理论和各种有关物的理论很显然被笼罩在当代性的氛围中——如今后现代这个词已经很少被提及了，人们更愿意用语焉不详的当代性这个概念来命名此时此刻。”能展开谈一谈这点吗？

汪民安：后现代这个概念越来越少被提及，我想可能是有一段时间它太时髦了，时髦得像是理论界发明出来的一个有学术推销意义的概念。它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北美流行。尽管这个概念的流行跟法国哲学家利奥塔相关，但是在欧洲提及的人并不是很多。我的印象中，福柯、德勒兹、德里达甚至是阿甘本、巴迪欧等人，都很少用这个词，好像只有哈贝马斯用过。

但后现代这个概念消退，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是，它的意义被一些口号式的词语庸俗化地限定了：快乐的消费主义，真理游戏，跨界，反深度，反本质主义，拒绝宏大叙事，等等。这些界定在几十年前的世界当然有它的合理性，它描述的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全新的文化处境。当时的西方文化和之前的现代主义文化有一个明显的断裂，所以被称为后现代。一大批北美理论家就是这样解释当时的历史状态的。

但是，后现代这样的概念已经远远不能表达今天世界更复杂的经验现实了。今天，远远不是一个游戏、削平深度和无历史感的时代。我们遇到的是遍布全球的战争、气候危机、政治的左右缠斗，以及大流行的疾病，等等。我想至少在精神状态方面，没有人会有后现代意义上的游戏感，相反，现代主义式的忧郁遍布全球。这不是安迪·沃霍尔或鲍德里亚所面对的历史情景，反而像是更早的本雅明和卡夫卡所置身的历史处境。

电影《红色沙漠》剧照。

“当代性”这个概念的流行跟阿甘本的一篇文章“什么是当代”有关联。不过，用当代性这个概念来描述现在实际上是一个权宜之计。我们很难说当代性是否有一个共同的意义。当代性当然是关于当代的，就像我们用当代艺术来描述今天的艺术一样。我们只能说，用当代性描述当代肯定不是一个错误的用法，它只是一个习惯的用法。至于为什么不用现代这个概念，主要是因为现代这个概念有它约定俗成的含义。

“第欧根尼才是福柯心目中的哲学战士。”

新京报：在“当代性”一章中，你论及福柯的生命政治。自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许多国内外学者也从生命政治与技术政治等交叉性视点上作出了反思。事实上，生命政治的转向，构成了近半个世纪政治哲学的一股潮流。我也想借此请你和读者分享，生命政治作为福柯思考权力技术问题的一个支点，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汪民安：生命政治是最近一二十年来比较受关注的一个概念。它也被认为是福柯最重要的思想遗产之一。福柯在不同的著述中使用了这个词，但对这个词的界定意思又不太一样。他甚至有一本讲自由主义发展历程的书《生命政治的诞生》，但书中基本上没怎么提及生命政治。这样人们很难确切地知道福柯这个概念到底指的是什么。如果非要用最粗疏的话来概括的话，福柯的生命政治大体上指的是18世纪下半期开始出现在欧洲的新的政治治理技术，它的核心目标是为社会建立一个安全配置，从而保障和促使整体人口的安全和健康。

上世纪70年代，福柯在最后几年思考现代治理术的历史，尤其是18世纪晚期治理技术的转向。他用生命政治这个概念笼而统之地命名这个始自18世纪下半期的转向过程。但是，这个新的治理技术有很多维度，很多对象，很多手段和很多目标，他把它们都归结到生命政治名下，这是一个大词。

实际上，福柯是在动态地思考和使用这个概念的，那几年，他不断阅读新的材料，不断在不同的文本中去解释、修正和完善这个概念。如果不是对他这一时期的所有著作都了解的话，就可能只会从某一个角度或者他的某一个文本去理解生命政治。这样的理解当然不错，但显然不全面也不准确。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有关这个概念的五花八门的解释性运用。

福柯去世的时候，还没有太多人讨论生命政治。生命政治的思想遗产在意大利最受重视，不过，内格里和哈特在《帝国》中对这个概念的解释性运用，基本上是误读，他们甚至把福柯的生命政治的时间维度都搞错了。相反，阿甘本和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的运用和阐发最有价值，我也觉得是他们真正地激活了福柯这个思想遗产。尤其是阿甘本，他早年深受海德格尔和本雅明的影响，但是，只是通过他在homo sacer（神圣人）一书中对福柯的生命政治的创造性阐释，他才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生产（第7辑）：生命政治》，汪民安/郭晓彦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

新京报：近年来，福柯的晚期作品被译介进入中文世界，也丰富了我们对于福柯晚年学术思想的理解。在“真理与犬儒主义”一章中，你借由福柯晚年对于自我技术的关注与思考，梳理了西方哲学史中的另一条脉络：照看自己和关心自己/自己改造自己或自我的生活技术（生命风格的哲学探讨）。能否简单谈谈，古典思想中的犬儒主义在这一脉络中的位置？同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犬儒主义在今天还存在吗？

汪民安：福柯在他生命的最后四五年时间才开始研究古典思想。虽然很短暂，但是他的研究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就。他的古典研究主要是从自我技术这个角度出发的，这个思路和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比较接近，就是特别强调古代人的自我修炼、自我塑造和自我管理等一系列生活技术问题。

具体到哲学而言，哲学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或者理念的探讨，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实践方式。这两种哲学活动同时体现在苏格拉底身上。强调理论探讨的哲学被柏拉图继承，并且逐渐占据了西方哲学的主流。而将哲学视作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实践的是犬儒学派。但是犬儒学派正因为是以实践和行动来表达思想，他们留下的著述很少。人们只能从他们被记录下来的片言只语或者行动事迹里去领悟他们的观点。因此，犬儒主义这个强调哲学生活的传统就逐渐消失了。

不过，福柯试图重新打开这个被压抑的哲学传统：不仅是犬儒主义，而且还在漫长的欧洲历史中体现出犬儒主义风格的观念和人物。福柯在病逝之前的法兰西学院讲座课程中，有一半的时间是在讲犬儒主义。我从未读到过如此清晰如此富有洞见但又如此优美如此充满感情的哲学，我觉得这是福柯最令人感动的篇章。我没有能力确定哪些是犬儒主义的观点，哪些是福柯自己的发明，但毫无疑问福柯将他本人的理想投射到犬儒主义者身上来了。或许，不是苏格拉底，不是尼采，第欧根尼才是他心目中的哲学战士。

纪录片《米歇尔·福柯》剧照。

当然，古典的犬儒主义和今天流行的犬儒主义概念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你甚至可以说这是两个意义恰好相反的概念。至于古典的犬儒主义在今天是否还存在？我想人类只要曾经存在过某种气质，某种观念的话，这些东西是不会绝对地从历史中消失的。它们可能在后世某个时刻会突然自发地涌现。只不过在今天如果有一个第欧根尼式的人物的话，他或许并不了解第欧根尼。不过，现在也确实很少看到这样一个以真理为己任而向整个世界咆哮的哲人了。

“有一种理想的友谊，但没有一种理想的友谊关系。”

新京报：有关《论爱欲》这本书，在过去一段时间已经探讨得很多。在这本书中，你对爱欲谱系的勾勒止步于“奇遇之爱”。想进一步追问，在你看来，今天探讨爱欲的问题框架是什么？与这本书所梳理的几个转向相比，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汪民安：实际上我在书的末尾大概提到了这点。我们今天的爱被资本主义的市场原则所主导。资本主义的厉害之处，就是将一切都货币化和商品化了，爱作为一种情感，它从根本上是反对市场原则的，这是19世纪兴起的浪漫之爱带来的冲击。但是，这种自主的浪漫之爱现在也开始臣服于市场原则了。人们看上去是在自主选择伴侣，并且也宣称是真正地爱这个伴侣，但是，今天对一个人所谓的情感之爱和对这个人的钱财地位之爱有时候很难区分开来。相对于浪漫之爱而言，爱和婚姻再一次退回到古老的交换形式中，只不过这种交换形式越来越隐蔽了，因为它在形式上是自主的，以至于人们不认为这和家族利益所主导的交换形式有任何相似之处。

实际上，浪漫之爱这样的个人情感是普遍的，但是，它的实践历史却非常短暂——在历史的大多数时候，浪漫之爱都处在压抑状态。而今天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浪漫之爱并没有被压抑，但是，交换之爱也以隐蔽的形式弥漫在资本主义市场上。它们在很多时候混为一体让人们难以辨认。不过，我也不太想说这是一种爱欲分析的问题框架。我这本书实际上并没怎么讨论现实的或者历史的爱欲实践问题，我写的是一本有关爱的观念的理论著作，而不是一本有关爱欲实践的历史著作。

《论爱欲》，汪民安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

新京报：我的一个不满足是这本《论爱欲》涉及的谱系更多由男性哲学家写就。而在探讨爱欲问题这件事上，女性主义哲学家的视点很不相同。例如伊利格瑞就站在“裂隙”的角度，重新将女性言说的经验进一步发挥为：I love to you，我是你，你是我，主词和谓词都未得到规定。而未规定就意味着缺口，男人女人得以朝向彼此，在裂隙之中，才有朝向真理和爱的可能。

汪民安：是的，我在书中没怎么提到女性哲学家。我在写书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我意识到这一点的话，也许我会添加一个章节。你知道，一个人写作的时候，总是有自己的思路和线索，我是根据这个思路去组织材料的，我不可能将所有与爱欲主题相关的观点和著作都纳入到写作范围内来。那会是一个无限庞大的工作。我的书的讨论线索是从古代开始的，而古代只有男性哲学家的著述。不过，尽管是男性的著作，但是，在这些讨论爱的著作中，并没有明显的性别歧视。实际上，在彼得拉克和但丁的笔下，充满了对女性的赞美，并且将女性看作是男人的老师。

你可以说，我这本书没有讨论女性哲学家的著作，但是，毫无疑问，这本书并没有任何男性中心主义的观点。这些男性哲学家都是从爱的关系，而不是从男女的性别关系来讨论爱的。或许，女性主义哲学家恰恰是从男女关系这个角度着手来讨论爱的。

我读过伊利格瑞的书，我印象最深的是她非常强调男女身体结构方面的差异。对她来说，爱欲的动力和情感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特殊的身体结构。这是男性哲学家很少关注的地方，男性哲学家只是把爱的双方看作是两个抽象的主体。类似于康德和黑格尔这样的男性哲学家特别强调在爱的关系中对平等和承认的诉求，这当然也是女性哲学家的诉求，不过，女性哲学家则会更多地强调差异。对她们而言，平等也是保持各自差异性的平等，而不是像男性哲学家那样强调的是消除差异性的平等。

《性差异的伦理学》，[法]露西·伊利格瑞著，张念译，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

新京报：无论是在《情动、物质与当代性》还是在《论爱欲》中，都有“友谊”这部分。而在更早之前的《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一文中，你提到：“友谊是具有颠覆性的……对福柯来说，友谊就是彼此给予对方快乐的总和。”我很好奇，你心目中理想的友谊关系是福柯和布朗肖式的吗？

汪民安：相较于婚姻和恋人相对固定和排他的关系而言，友谊的关系要灵活和自由得多，这使得友谊会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一个人可以和不同的人发生友谊，而每一种友谊关系都是独特的。福柯和布朗肖之间的友谊也是创造出来的一种关系，它非常特殊，非常罕见，也令人感动。但是，没有一种友谊模式是必须模仿的。

我觉得，有一种理想的友谊，它是一种美妙的情感，非常默契，非常快乐。但是没有一种唯一理想的友谊关系或友谊模式。

纪录片《米歇尔·福柯》剧照。

作者/青青子

编辑/小青

校对/杨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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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还是“是人”，你可能从小到大都背错了

作者：极目新闻

发布时间：2022-10-27 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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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目新闻记者 邹浩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初中课文，绝大多数人都背诵过，甚至过了几十年仍滚瓜烂熟。然而，近日却有眼尖的网友发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语文教材中明明写的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人教社1961年版初中语文教科书（图片来源：网络）

到底是“斯人”还是“是人”？大多数网友倾向于前者。“从小到大都是‘斯人也’！我是85后”“斯人！我记得非常清楚，我背‘shi’人的时候老师还纠正我读音错了，是‘si’人！因为这个我还多背了几遍”“斯人也，不接受辩驳”……也有少部分网友认为是“是人”，“我是95后，我记得书上是‘是人也’”“考级时学的是：是人”。更有网友打趣说“观察以后有所改变的实验结论？这是量子力学？”

人教社1982年版初中语文教科书（图片来源：网络）

极目新闻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不同年代的人，70后、80后均认为毫无疑问是“斯人”，90后、00后则开始产生分化，有的记得是“斯人”，有的则认为应该是“是人”。

武汉一名70后初中语文老师认为，自己读书的时候就是“斯人”，“如果是节选时有改动，我觉得改动不妥。从诵读的角度看，斯为平声，是为仄声，这句话七个字一大半为仄声，读着不动听。另外，尽管两个字同义，但用‘斯人’可以避免与‘世人’‘士人’混淆。”

人教社1991年版初中语文教科书（图片来源：网络）

“读书的时候觉得这篇文章很难，背了好多遍才背下来，肯定是‘斯人’，‘是人’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新闻专业毕业的80后汪小姐说。

中文专业毕业的90后小王告诉记者，当时学的就是“是人”，“老师教的时候说：是，指代的是一类人；斯，指代的是一个明确具体的人。孟子的这篇文章明显指代的是一类人，而不是指代具体某个人。”

人教社2001年版初中语文教科书（图片来源：网络）

极目新闻记者随后找到一本目前正在使用的人教版八年级上册语文教材，其中第六单元第23课《孟子》三章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第138页写的确实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但在各类输入法和搜索引擎中，自动联想到的仍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现行使用的人教社2017年版初中语文教科书（极目新闻记者拍摄）

对此，也有细心的网友进行了查证，人教社这篇课文自1961年开始，包括1982年、1994年、2006年等各版本均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四库全书刻本《孟子集注》（宋·朱熹 注），明代刻本《孟子注疏解经》（汉·赵歧 注）均为“是人”。近日，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部工作人员接受上游新闻采访时也证实，人教版中学教材自1961年收录《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文章以来，历套的教材都是“是人”版本，他们也查阅了众多古籍，查阅的结果也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十三经注疏本《孟子注疏》（张鹏飞教授提供）

极目新闻记者采访了两位汉语言文学专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古典文学教授、语文课程专家谭邦和认为“是人”是对的，《孟子》的流行版本都是“是人”。但“是”和“斯”都是代词，都是“这”的意思，理解上没有差异。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张鹏飞教授特地查阅了《孟子》三种代表性的文献版本：十三经注疏本《孟子注疏》、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清人焦循的《孟子正义》，都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之前我们的诵读记忆，很可能是因为在先秦汉语中‘是’和‘斯’作代词使用是等义的，所以换读替用了。”张鹏飞教授说。

（来源：极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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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啵啵啵洋

发布时间：2022-10-28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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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晓倩聊动漫

发布时间：2022-10-28 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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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晓菲聊动漫

发布时间：2022-10-28 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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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诗，仅凭半句就可以封神！你能背出几句？

作者：河南卫视

发布时间：2022-10-25 00:37

快照：

我国有很多古诗词以半句封神，另外半句却鲜为人知。今天河大卫来给大家盘点盘点，看看你能背出几句？

王一一丨文

01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

出处：宋·苏轼《和董传留别》

董传是洛阳人，苏轼的穷朋友，当时他正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苏轼和他分别时，写诗称赞董传虽然穿得不好，但是很有才华。

苏轼还贴心地“提醒”老朋友，等将来上榜了，别忘了向大家炫耀啊。后来董传果然考上了进士，证明苏轼的眼光还是很准的嘛。

02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

出处：明《增广贤文》

这句的意思是警示世人学无止境，不要止步不前，否则将被后人超越。后一句可不是“前浪死在沙滩上”。

03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出处：宋·苏轼《蝶恋花·春景》

苏轼的词风，以豪放、旷达居多。但他写起婉约风格来，也是个中圣手。

嘴里说着“天涯何处无芳草”，但自己还是站在墙外偷听佳人笑，难怪会“多情却被无情恼”。

04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

出处：明·杨仪《明良记》

据《明良记》记载：“唐解元寅既废弃，诗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人。’”清代魏子安的《花月痕》，将这句诗改为了开头的版本。

人是感情动物，有时会因为某些原因，做出遗恨终生的事。百年身，就是下一辈子的事了。在因冲动犯错前，要警惕自己将付出惨痛的代价。

05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

出处：宋·苏轼《春宵》

“春宵一刻值千金”，经常用来形容洞房花烛夜，但其实后半句“花有清香月有阴”更重要！

苏轼描绘了春夜迷人的景色，是想提醒大家珍惜光阴，本意并不是用来祝福新婚。那都是后人想歪啦。

06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

出处：唐·王贞白《白鹿洞》

“一寸光阴一寸金”，特别容易跟苏轼上面那句“春宵一刻值千金”连起来背。因为这两句诗意思太接近了，都是在告诫我们春天时光的珍贵。

曾经背错的，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07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出处：清·黄景仁《杂感》

后半句常用来自嘲。诗人黄景仁短暂的一生，大都是在贫病愁苦中度过的。他所作诗歌，除了抒发穷愁不遇、寂寞凄苦的情怀，也常常发出不平的感慨。

08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

出处：宋·佚名《月儿弯弯照九州》

这句平实的话，居然是千年前不知名的作者写下的。诗人由月亮引发自己的思绪，通过鲜明的对比，寄托了对漂泊在外、有家难归的游子的同情。

09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出处：唐·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

“天若有情天亦老”是千古名句，写出了时代变幻和兴亡感叹。想想吧，连老天爷看到这一幕都会伤情变老，更何况是普通人呢？

后代很多著名诗人引用过这句，河大卫看到这句诗的第一反应是“人间正道是沧桑”，你呢？

10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出处：唐·杜甫《曲江二首》

在曲江看花吃酒，可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然而杜甫却开心不起来，因为他到处欠下了酒债，不得不把春衣都典当出去。

杜甫这首诗力透纸背，写尽了不得志的孤苦和愤懑。

11

二百衬钱五味食，羊毛出在羊身上

出处：宋·释道济《闻王妈妈定做小祥功德作二首》

这句诗比喻表面人家给了自己好处，但实际上这好处已附加在自己付出的代价里。

12

福王少小风流惯，不爱江山爱美人

出处：清·陈于王《题桃花扇传奇》

“爱江山更爱美人，哪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这首歌曾唱遍大江南北，出处就是陈于王的这首诗。

福王朱由崧是南明第一位皇帝，在位不到一年就被清军杀害。诗人感叹福王沉溺酒色，所以才丢掉了江山。

13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出处：唐·曹松《己亥岁》

只要你看过演义小说，就一定会对“一将功成万骨枯”印象深刻。

曹松是晚唐诗人，当时战乱频繁。节度使们不能稳定时局，却靠屠杀农民起义军来邀功，这让诗人倍感心酸。

诗句的轻描淡写之间，道出了现实的斑斑血泪。

14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出处：清·吴伟业《圆圆曲》

吴伟业这首诗虽然叫《圆圆曲》，却从吴三桂降清写起。这一联对仗工整，讽刺深刻，嘲笑吴三桂因为个人私欲而背叛。

15

殚竭心力终为子，可怜天下父母心

出处：清·慈禧《祝母寿诗》

没想到，“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诗竟然是慈禧写的。对，就是一顿饭摆200多道菜那个慈禧太后。

慈禧这首诗整体像打油诗，只有最后一句传唱开来。也有说法认为，慈禧只是采用民间俗语入诗。

慈禧对自己母亲挺孝顺的，只是她在临终前毒死了养子光绪帝，看来自己这母亲没当好呀。

16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出处：唐·罗隐《自遣》

罗隐仕途坎坷，十举进士而不第，于是作《自遣》。

这首诗成功地塑造出一位纵酒高歌的旷士形象。这个形象尽管有失意后颓唐的一面，其中愤世嫉俗的品格却颇得人们赞叹。

17

若见雷州寇司户，人生何处不相逢

出处：宋·欧阳修《归田录》

寇司户就是北宋名相寇准，他和丁谓曾是好朋友。后来两人闹翻了，丁谓趁机把寇准贬到了很远的雷州。

没想到，丁谓失势后，被贬到了更远的崖州。丁谓路过雷州时，寇准还准备了蒸羊款待他。时人称赞寇准的雅量，却写了这句诗来嘲讽丁谓。

也有人认为这句诗出自晏殊的《金柅园》：“一曲清歌满樽酒，人生何处不相逢。”

18

桂林山水甲天下，玉碧罗青意可参

出处：宋·王正功《鹿鸣宴劝驾诗二首》

即使没有去过桂林，也都听说过“桂林山水甲天下”。但下半句到底是什么，一直众说纷纭。直到1983年，王正功的石刻被发现，才确定下来。

王正功和苏轼同届参加科举考试，夺得了魁首。王正功为桂林乡试高中的11位学子举办鹿鸣宴，祝贺他们并提出了殷切期望，于是写下了这首诗。

19

色不迷人人自迷，情人眼里出西施

出处：清·黄增《集杭州俗语诗》

这句诗通俗易懂，却说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只要两人相爱，就会觉得对方是最好的。

这句名诗之所以出自杭州，可能因为杭州有西湖，“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20

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

出处：唐·卢照邻《长安古意》

这首诗名托古意，实抒今情。闻一多先生将《长安古意》称为“宫体诗的自赎”。

这一联写出了爱情的美好，让人奋不顾身。

上面这些名句，你能完整地背出几句呢？还有哪些凭半句封神的名句，请在评论区告诉河大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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