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14的出货量正在降低。11月6日,苹果公司发布了一份最新声明,受疫情影响,位于郑州的主要iPhone 14 Pro和iPhone 14 Pro Max组装工厂,目前产能大幅降低。由于出货量将低于此前预期,客户将经历更长的等待时间,才能收到他们的新产品。苹果公司称,“公司正与供应商密切合作,以恢复正常的生产水平,同时确保每位工人的健康和安全。”毋庸置疑,富士康,是苹果在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庞大的流水线要维持运转,人力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过去,依靠派遣公司和内部推荐,双线并行的用工系统,如一块海绵,能在短短一周内为富士康吸纳数以万计的人力。而依附于这个系统之上,在各处广泛分布的劳务中介,成了工人和富士康厂区之间的摆渡人。按照官方通报的消息,十月初,郑州出现疫情,部分区域开始封闭管理,其中就包括富士康在内的航空港区。十月中旬,厂区开始对所有员工采取闭环生产模式,宿舍到厂区的所有路径,全被铁皮围了起来,员工们只能两点一线流动。随着被隔离的员工越来越多,许多人选择穿越围栏,离开厂区,徒步返乡。而亲自把工人们招募进厂的中介们,此刻有了新的摆渡任务——为中途回家的人们解绑账号、结清费用,甚至是,捎一程回家路。
文 | 曹婷婷 罗镇昊编辑 | 易方兴运营 | 绘萤
蓝色围挡
“我也只能送你们到这里了。”
10月30日,站在郑州富士康航空港区最外围的蓝色围挡旁,富士康劳务中介赵成,举着手机,拍下了员工们离开的场景。围挡被掀开了一角,年轻的背影们,拖着行李箱,背着被褥,穿过围挡的缺口,消失在围挡另一边。
▲ 赵成的朋友圈。图 / 受访者提供
赵成是80后,河南开封人,他算是老中介,已经给富士康招工五年。招工这一行,也是看天吃饭,多的时候“一天能招百十来个”,少的时候“一天一个也招不到”。但唯独这一次是特别的,“他们是跟我进厂的,(现在想离开),我肯定得把他们安排好”,以前都是往富士康里面送人,这次,是头一回把里面的人往外送。
等出了围挡,那就是富士康外面的地界儿,这些人就可以回家了。
离开的想法,最早始于一天前。10月29日,一个以前他招进来的年轻人联系赵成,说想回家,希望他帮忙送到卡口。
从厂区到卡口,直线距离不到三公里,但许多道路封禁,即使开车,一趟也要花半小时。“如果工人不知道路线,可能得绕一上午。”
此时,在不对称的信息之下,富士康厂区里的谣言和恐惧已经开始潜滋暗长。赵成答应下来,但他自己也怕。最后,他在车上备了不少消毒酒精,每送一拨人,就用酒精全车喷一遍,“害怕也没办法,对不对,咱也不忍心看他们劳累”。
最开始,赵成送的是自己带进厂的工人们,这出自他的一种中介的“责任感”。他还发了个朋友圈,说“想回去还没有回去的,联系我”。但渐渐地,想离开的人多了,他就其他工人也送,有四十多岁的大姐,也有刚二十出头的女孩。
每个月的28号,对在富士康流水线上工作的人们来说,是个大日子,这一天会发放“小时工差价”。小时工是相对富士康正式工而言,被更多人接受的方式。在富士康,一线操作工,主要分为正式工、小时工和返费工。其中,返费工在职90天后,能拿到几千到一万多不等的返费。小时工更灵活,每月结算一次,好的时候一小时能赚30块钱左右。而正式工只拿固定工资,总工资不如派遣工高,但胜在稳定。
对赵成这样的“富士康摆渡人”来说,发工资的时间,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富士康招人的节奏。因为许多小时工和返费工,会选择在拿了工资之后离开。而富士康每个月要发两次工资,一次是7号,这一次发的是“同工同酬”的工资,即不论类型,统一发放底薪和加班费。等到每个月28号,再发小时工差价。赵成算了一笔账,比如工人一个月做了240个小时,每个小时30块,一个月计7200块,扣去7号统一发放的工资,剩下的数千块钱,就是给小时工补发的工资。
富士康被务工者们青睐的很大一个优点,就在于它不拖欠工资。所以,一到28号,工资发放,加上赶上疫情,才有了这次大规模的“离开”。
摆渡人
就在富士康劳务中介赵成开着车,一遍又一遍地往返于厂区和围挡送人的时候,另一些“摆渡人”也同样陷入了忙碌。他们的手机里,信息和电话接连不断,曾经进厂的人,第一时间想到联系的,往往都是自己曾找过的中介。有位中介说,他从早到晚都在接电话,晚上失眠时,也会发招工信息。
“摆渡人”的属性,此前没有哪一刻像现在这么紧密。许多人或许不会注意到,是这些摆渡人成了连接厂区和普通务工者的纽带。
作为郑州富士康三个厂区中最大的厂区,你其实可以把“航空港厂区”想象成一个中等人口规模的县城。这个厂区位于郑州东南端,距离城区的郑州东站,还要走二十多公里。旺季的时候,最多有35万人工作和生活在5.6平方公里的厂区内,如果没有“摆渡人”群体的存在,这条汇聚着务工者的河流,将不可避免出现断流。
某种意义上,富士康的某些员工,跟中介一样,也承担着“摆渡人”的职能。比如,在富士康工作的陈旭,2014年从深圳富士康调到郑州,到了2020年,也开始兼做招人工作。
来富士康的人,大部分都是冲着旺季而来。今年4月,陈旭曾遇到一位老家来的朋友找他帮忙办理入职,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姐,此前做些小生意。富士康招人的年龄区间在18到48岁,但四十多岁的工人数量并不算多。陈旭记得她家庭条件还不错,但“她老公赌博欠下20万,对她也不好,终于离了婚,她希望自己进厂挣钱,养孩子”。
那时,还不到返费最高的时机,陈旭让大姐先等待一段时间,“我在这边待了这么久,我会告诉她什么时候来”。到8月,返费突破了一万,陈旭赶紧联系她。岗位是随机分配的,进厂后,大姐挺满意,跟他说:“这活儿都挺好的,也不是很累,还有空调。”
也有人只为进厂,好有个过渡。今年5月,一对父母辗转联系上陈旭,他们正在上大学的孩子迟迟没开学,希望利用这段时间送他去厂里锻炼锻炼。原本,入职时间已经定好,“什么都谈好了”,突然遇到郑州疫情,富士康招募也中断了。
四五天之后,招人又重新放开,但是要“点对点”——外来车辆把人送到高速,富士康再派车到高速口接人。这样的方式颇为周折,但也可以看出来,是富士康为了缓解当时用工情况的一种特殊时期的办法。“当时整个港区管控了14天左右,进来的车辆,只要说是去富士康就放行,会给你一张小卡片,(送行人员)凭这张小卡片,一个小时内可以离开。”
▲ 今年五月,富士康派出大巴前往地市点对点接人。图 / 受访者提供
那一天,男孩家人自己联系车,把孩子送到高速口,终于顺利入职。男孩父母挺高兴,因为男孩走的派遣工,在富士康待满三个月,直到开学前,赚到了近两万元。“他父母挺感激我给他们提供消息,当时的信息,就像现在一样瞬息万变的。”
在这段特殊的时期,招聘政策可以说是在与疫情赛跑。
陈旭说,后来没过多久,招募方式又变了。那时,专门出了一项“重点企业招募保障”的政策,允许富士康直接从各地招人回厂区。急需用人的富士康,开始直接派大巴,到省内各地招人。“约好在哪个路口,或者哪个宾馆门口,几点钟,坐上车我直接给你拉过来。”陈旭很感慨,“那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富士康挺过来了。”
但这一次,郑州面对的挑战更加艰巨。11月6日,郑州市有关部门发言人一连用了三个“最”来形容,称这是“最广、最多、最长”的一轮疫情。
这一次,富士康停止招工近一个月,“摆渡人”们没闲着,他们的工作被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为回家的工人们处理后续工作,解除和富士康的在职绑定,计算每个员工的工资,了解工人们的健康状况。另一部分,则是将招工的范围从郑州向外转移,招工的企业定位从上海、杭州再到嘉兴。
而就在赵成将工人们送到围栏卡口的第三天,他发布的招募信息里,出现了招卡口保安的消息——8小时170元,工期直到疫情结束。
▲ 富士康的许多员工选择徒步回家。图 / 人民视觉
候鸟和提桶人
郑州航空港是苹果在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庞大的流水线要维持运转,人力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陈旭印象中,为了赶在每年9月苹果新品发布会前完成订单,7月、8月是富士康招募工人的高峰时期,“一周可以招五万人”。尤其是航空港富士康厂区,人数最多时可以直接翻两倍达到35万左右。
实际上,在疫情来临之前,“提桶跑路”才是富士康不少打工者们的常态。年轻人们把杂物、洗漱用品装进桶里,像候鸟一样涌入旺季时的富士康,又在淡季时离去。那时他们选择很多,其中的一些人自称为“提桶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但现在,情况再一次发生了变化。
一直以来,富士康如海绵吸水一样的人工聚拢能力,主要依靠两种模式:派遣公司和内部推荐。在河南,富士康的员工招募主要由六家派遣公司按地域瓜分,各派遣公司下方再设置门店,散落各处的小中介们则与门店对接。每招来一个工人,中介能拿到几百不等的提成,派遣公司也一样,这笔招人成本都由富士康支付。此外,还有内部推荐模式,每成功推荐一个人,推荐者可以得到500元奖励。
▲ 富士康六大派遣公司和负责区域。图 / 受访者提供
对于工资的实时调整,是富士康调动“海绵吸力”的关键,而像赵成和陈旭这样的中介,就是执行者。招人高峰期,返费一度可以上涨至一万以上,小时工资也能涨到33元每小时。
三个月后,还用不用人,也视情况而定——如果订单量多,富士康会与返费工人续签,意味着还能再拿返费;如果订单量少,则只提供转正式工的机会。正式工工资低,“大多数工人自己就走了”。
这些年来,富士康一直都如此运作,这也成为了中国许多劳动密集型公司的“模板”。8月到11月的旺季之后,富士康会依据产能判断所需工人数量,再动态调整返费和小时工价格,工人们也会判断值不值得续约。“有的时候在观望,你给我1万块我就继续干,你给我8000块我就走人,好多人就这样。”
就这样,一年年循环往复,像“候鸟”那样。为拿返费不断入职、离职的人,陈旭遇见过不少,“有的人一年最多可以入职三次”。
依靠这块不断吞吐的海绵,富士康灵活把控着一线操作工人数量,“只要钱砸了下去,不怕招不来人的。”直到现在,这种模式罕见地“失灵了”。
如今,富士康正在叠加用工和疫情的双重困境。现在,富士康的出勤补贴,已经由100元/天提高至 400 元/天,适用时段为2022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奖金额度也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1月份出满勤,总奖金可拿15000元”。但随着出走的人变多,富士康的人力缺口仍在增大。
11月6日,苹果公司发布了一份最新声明里,用了“产能大幅降低”的说法。声明中称:“受疫情影响,位于郑州的主要iPhone 14 Pro和iPhone 14 Pro Max组装工厂,目前产能大幅降低……公司正与供应商密切合作,以恢复正常的生产水平,同时确保每位工人的健康和安全。”
▲ 富士康发布新出勤补贴方案。图 / 受访者提供
围城
有的人想离开,但仍有的人想留下。
虽然富士康没有公布官方的数据,但根据中介们的估计,旺季时能有35万人的港区,如今可能仍有10万人选择留下。
陈旭观察,留下的人里,有不少是中年人。比如他介绍进厂的那位前夫赌博欠债20万的四十多岁大姐,疫情开始时,她找到陈旭问怎么办,陈旭让她准备好药物和食物。家里人给她打电话催她回家,但她还是希望留下挣钱。
结果,和陈旭联系的第二天,她自测快筛显示两道杠,隔了一天,单管结果出来了,阳性,她被送往富士康的统一隔离点。陈旭曾问她“后不后悔没有提前回家”,得到的答复依然是“不后悔”。“她告诉我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如果她检测没阳性,她是准备一直留在流水线上。”陈旭理解他们:“你身上有100万的时候是健康重要,当你身无分文,那时候就是钱重要。”
▲ 恒大未来之光小区,用做富士康隔离点。图 / 受访者提供
除了工人之外,紧密附着于富士康上的中介们,也感觉到“越来越不挣钱。”
赵成甚至考虑过换行业。“就跟买东西一样,你卖得便宜,我比你卖得还便宜,你给员工补200块,我给员工补300块。”这里的补差价,区别于富士康给小时工补的差价,是中介为招揽工人,而把自己的利润补贴出去,这样的竞争之下,中介的利润空间也越来越小。
比如,每招到一个返费工,中介能得到500块的固定提成和几百不等的奖励,但得是同一个地域招到的工人数量多,才能拿到奖励。而为了招人,许多中介会将提成再分出去一部分。陈旭曾听过最夸张的,直接把500元提成全部贴给工人,只为招揽到足够多人数,以拿到奖金,“就是在赌”,“到派遣公司那边,因为总人数高,招一个工人可能只赚10块钱”。
另一方面,富士康也在面临挑战。和富士康紧密联系这几年,就连处在人力供应链最末端的赵成和陈旭,也明显感觉到这座巨人有了压力。
据富士康一位内部人士透露,为了完成订单,郑州富士康不得已将设备运往深圳,并要求三天内运送到位。国内竞争激烈,在未来,国外也可能分走一杯羹。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最新款iPhone几乎都在郑州富士康生产,但从iPhone 14机型开始,印度钦奈(Chennai),也获得了该条生产线。据摩根大通报告,从2022年底开始,苹果将会把约5%的iPhone 14生产转移到印度,以利提升该国制造能力。
但无论如何,就像富士康始终在流传的那句话说的那样:富士康永远不会缺少年轻人。11月7日,一名亲手送出了许多员工的“摆渡人”,如今又开始接到新的消息——离开的人又想回来了。
计划重回富士康,是许多人没有选择的选择。这几天,陈旭又新发布了招工消息,结果,很快收到了二十多人的登记信息。现在,只等富士康重新开放招募,“候鸟”们就能第一时间“回巢”。
▲ 图 / 人民视觉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文章为每日人物原创,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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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生产iPhone的年轻人不够了
iPhone 14 出货量正在下降。 11 月 6 日,苹果发布新声明称,受疫情影响,郑州主要 iPhone 14 Pro 和 iPhone 14 Pro Max 组装厂目前产能大幅缩减。由于出货量将低于之前的预期,客户将经历更长的等待时间才能收到他们的新产品。苹果表示,“公司正在与供应商密切合作,以恢复正常的生产水平,同时确保每位工人的健康和安全。”毫无疑问,富士康是苹果全球最大的公司。铸造厂。
富士康生产iPhone的年轻人不够了
富士康生产iPhone的年轻人不够了
人力是维持庞大流水线运作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以往,依靠派遣公司和内部推荐,两线并行的劳务系统,就像海绵一样,在短短一周内就可以为富士康吸纳数以万计的人力。依附于这个系统,分布广泛的劳务中介成为工人与富士康工厂之间的摆渡人。据官方消息,10月初,郑州出现疫情,部分区域开始关闭管理,包括富士康在内的机场区域。 10月中旬,工厂开始对所有员工实行闭环生产模式。从宿舍到工厂的所有路径都被铁皮包围,员工只能在两点一线之间移动。随着越来越多的员工被隔离,许多人选择越过围栏,离开厂区,步行返回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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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招工人进厂的中介,现在又有了新的摆渡任务——解绑、结账,甚至为中途回家的人搭车回程。家路。正文 |曹婷婷罗振浩编辑 |易方兴操作 |我只能把你送到这里。” 10月30日,站在郑州富士康机场片区最外围的蓝色围栏旁,富士康劳务中介赵诚举起手机,拍下了员工离开现场的画面。围墙的一角被掀开,年轻的身影拖着行李箱,提着被子,穿过围墙的缝隙,消失在围墙的另一边。 ▲赵诚的朋友圈。照片/受访者提供赵诚,1980年出生,河南开封人。
他是个老经纪人,为富士康招工已经五年了。在招聘领域,这取决于天气。人多的时候,“一天能招一百个、十个人”,人少的时候,“一天招不到一个人”。但只有这一次比较特殊,“他们和我一起进厂,(现在要离开),我必须安排他们”,用来派人去富士康,这是第一次把里面的人派出去。围墙出来的时候,就是富士康外面的界线,这些人就可以回家了。离开的想法是从一天前开始的。
富士康生产iPhone的年轻人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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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点击输入图富士康生产iPhone的年轻人
10月29日,他之前招募的一名青年联系了赵诚,说他想回家,希望他帮忙把它送到刺刀上。从工厂到刺刀的直线距离不到三公里,但很多路都封闭了,就算开车也要半个小时。 “如果工人不知道路线,他们可能要绕道一上午。”此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富士康厂区内的谣言和恐惧已经开始滋长。赵诚同意了,但他也害怕。最后,他在车里准备了很多消毒酒精,每次派人来的时候,他都会用酒精喷洒全车。一开始,赵诚把自己带进来的工人送进厂里,是出于他作为中介的“责任感”。他还发了一个朋友圈,说:“如果你想回去还没回去,就联系我。”但渐渐地,想离开的人越来越多,他也派了其他工人,包括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姐和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每个月的 28 日,对于在富士康流水线上工作的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将发布“小时工价差”。在富士康,钟点工比普通工人更受欢迎。在富士康,一线操作人员主要分为正式工、小时工和有偿工。其中,返佣工在入职90天后,可以获得几千到一万多不等的返佣。小时工比较灵活,每月计费一次,顺风顺水的时候每小时能挣30元左右。正式工只能拿到固定工资,总工资没有派遣工高,但优点是稳定。致赵对于这样一个“富士康摆渡人”来说,工资发放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富士康的招聘节奏。因为许多小时工和有偿工人选择在获得报酬后离开。富士康每月发两次工资,7号一次。这次是“同工同酬”,即不分类型,基本工资和加班费一律发放。等到每个月的 28 号,然后发送时差。赵诚算了一笔账。比如,工人一个月工作240小时,每小时30元,一个月总共7200元。扣除7日统一发放的工资后,剩余的数千元分给了小时工。后备工资。富士康受到工人青睐的一大优势就是不拖欠工资。于是,28日,发了工资,跟着疫情,就发生了这场大规模的“离场”。
摆渡人就在富士康劳务中介赵诚一次次开车往返工厂送人的同时,其他“摆渡人”也在忙碌。在他们的手机上,不断地发出信息和电话。进过厂的人,经常会想到第一次接触他们。一位中介说,他从早到晚都在接电话,晚上失眠的时候会发招聘信息。 《摆渡人》的属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正是这些摆渡人成为了工厂和普通工人之间的纽带。作为富士康在郑州的三个工厂中最大的一个,你其实可以把“机场工厂”想象成一个中等人口的县城。
本厂位于郑州东南端,距市区郑州东站20多公里。旺季时,多达35万人在5.6平方公里的厂区工作和生活。如果没有“摆渡人”群体,这条聚集农民工的河流,难免会断流。从某种意义上说,富士康的一些员工,和中介一样,也承担着“摆渡人”的职能。比如在富士康工作的陈旭,2014年从深圳富士康调到郑州,2020年也开始做招聘工作。来富士大多数康的人都是为了旺季而来的。今年4月,陈旭遇到了家乡的朋友,让他帮自己找工作。富士康招聘年龄在 18 岁到 48 岁之间的人,但四十多岁的工人并不多。陈旭记得,她家条件不错,但“老公赌博欠了20万,对她不好,最后离婚了,希望自己进厂挣钱养孩子。”当时,还没到最高退款的时间,陈旭让大姐等了一会儿,“我来了这么久,我会告诉她什么时候来”。到了8月份,退货费就超过了1万,陈旭很快就联系上了她。位置是随机分配的。
进厂后,大姐很满意,对他说:“这份工作不累,还有空调。”也有人只想进厂,这样就有了过渡。今年5月,一对父母不时联系陈旭。他们上大学的孩子已经很久没有上学了。他们希望利用这段时间送他去工厂锻炼。本来,入职时间已经定好,“一切都谈好了”,但突然遭遇郑州疫情,富士康的招聘也中断了。四五天后,重新开始招聘,但要“点对点”——外国车派人上高速,富士康派车上高速接人。这种做法颇为挫折,但也可以看出当时是富士康缓解用工形势的特殊时期。 “当时整个港区被控制了14天左右,进来的车辆只要说要去富士康就放行,他们会给你一张小卡,有了这张小卡,你就可以一个小时内离开。” ▲ 今年 5 月,富士康派大巴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接人。照片/受访者提供当天,男孩的家人联系了汽车,将孩子送到了高速公路,最终顺利进入工作岗位。男孩的父母很高兴,因为男孩的派遣工,在富士康呆了三个月,在开学前就赚了近两万元。 “他的父母非常感谢我给他们提供了信息,当时的信息和现在一样快。”在这个特殊时期,招聘政策可以说是在与疫情赛跑。陈旭说,而不久之后,招募方式再次发生了变化。
当时专门出台了“重点企业招工保障”政策,允许富士康直接从各地招人回厂。急需就业的富士康开始直接派大巴到全省招人。 “在哪个路口,或者酒店门口,什么时候上车,我直接把你拉过去。”陈旭很感慨,“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富士康活下来了。”但这一次,郑州面临的挑战更加艰巨。 11月6日,郑州市有关部门发言人连续用三个“最多”来形容,称这是“最广泛、最多、最长”的一轮疫情。这一次,富士康停工近一个月,“摆渡人”也没有闲着。他们的工作分为两部分:一是处理返乡工人的后续工作,释放与富士康的在职羁绊,计算每个员工的工资,了解员工的健康状况。工作人员。另一部分是将招聘范围从郑州转移,招聘公司的定位从上海、杭州转移到嘉兴。赵成派工人到围栏刺刀的第三天,他发布的招聘信息显示招聘刺刀保安的消息——8小时170元,工期一直到疫情结束。 ▲ 很多富士康员工选择步行回家。图/人民愿景候鸟和水桶搬运工郑州机场是苹果全球最大的代工厂。人力是维持庞大流水线运作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陈旭的印象中,为了在每年9月份苹果新品发布前完成订单,7、8月份正是富士康招工的高峰期,“一周能招5万人”。尤其是机场的富士康厂区,人数可以翻一番,达到35万人左右。
事实上,在疫情爆发之前,“提桶跑”是很多富士康员工的常态。年轻人把杂物和洗漱用品装进桶里,旺季像候鸟一样涌向富士康,淡季离开。那时他们有很多选择,他们中的一些人称自己为“斗者”——“想来就去,想走就走”。但现在,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一一直以来,富士康如海绵般的人工聚集能力,主要依靠两种模式:派遣公司和内部推荐。在河南,富士康的员工招聘主要由六家派遣公司按地区划分,各个派遣公司下设门店,分散在各地的小中介与门店相连。每招一个工人,中介能拿到几百不等的提成,派遣公司也是如此。富士康支付招聘费用。此外,还有内部推荐模式。每推荐成功,推荐人可获得500元奖励。
▲富士康的六家派遣公司及负责区域。图/受访者提供工资实时调整是富士康调动“海绵吸力”的关键,而像赵诚、陈旭这样的中介是执行者。招聘高峰期,回扣一度可升至1万元以上,时薪也可升至33元/小时。三个月后,视情况而定——如果订单量大,富士康将与被偿还的工人续约,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再次获得回扣费;如果订单量小,只提供转正规就业的机会。正式工人工资低,“大多数工人自己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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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生产iPhone的年轻人不够了,郑州富士康为鼓励老员工返厂,入职后将给予补贴500,还提供了工时费。
而在之前苹果就说了,因为富士康郑州工厂目前的产能大幅降低,iphone14pro和iph14promax出货量低于之前预期,正在和供应商密切合作,恢复正常生产水平。
同时我们将供应链工人的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
郑州富士康可是苹果iphone14系列出货量最大的厂区了。你怎么看富士康生产iPhone的年轻人不够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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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略大参考,作者|旺仔,编辑|程怡
富士康获得舆论关注的方式,经常跟管理失败联系在一起。
12年前,以年仅19岁的青年工人马向前跳楼自杀身亡为起点的十二连跳,让富士康背上了血汗工厂的名号。日前,由于富士康郑州厂区的疫情防控不力,数万名员工徒步回家,又一次牵动舆论神经。这与劳动密集型企业本身的管理难度有关,也与富士康在中国科技产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有关。
随着包括多地政府在内的多方力量介入,富士康郑州园区的防疫工作已经逐渐平稳,也表示将继续招工,欢迎离开的回来。但作为全球最大iPhone生产基地的郑州富士康,所面临的挑战远没有结束。在接近5000公里之外的印度,由更加廉价的劳动力支撑起来的富士康工厂,正在苹果的全球分工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出走的工人还有可能再回来,但失去的订单,可能就不会了。
01
郑州富士康厂区附近的郑港十路上,临时搭建了多个上车点,河南周边市镇的返乡大巴停留在此,点对点地,来接那些拎着拉杆箱背着行李的富士康员工,回家。
10月中旬,富士康郑州航空港厂区爆发新冠疫情,部分员工在网上爆料,厂区防疫措施不到位,物资困难。恐慌逐渐扩散,有员工担心被感染,徒步百公里返乡,很快在社交网络上掀起了对富士康疫情的关注。
郑州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iPhone生产基地,决定着全球至少50%iPhone手机的生产进度。
对于忙于生产新款iPhone 14的富士康而言,此次疫情来得不是时候。疫情爆发的四季度,正处于苹果的节日季,是全年最重要的销售时间段,也是苹果供应链开足马力,保障供给的时段。2021年,iPhone1920亿美元的销售额,约三分之一在节日季产生。
一直以来,郑州富士康都是最新款iPhone的生产地,但是在iPhone 14机型上,却有了例外。距离郑州4200公里的印度钦奈(Chennai),也在进行着iPhone 14的生产。
地处钦奈到班加罗尔之间的斯里佩鲁姆布杜尔镇(Sriperumbudur),是莫迪政府“印度制造”计划中的明星小镇。4号国家公路穿城而过,运送载满货物的卡车和装满工人的白色巴士。
2017年,台湾电子制造商富士康落脚在此,并计划在这里为全世界生产iPhone手机。它有着亮眼的开始,投资30亿卢比,计划三年内创造三万个工作岗位。
对于印度的年轻人而言,富士康提供了背井离乡外出谋生的机会。尤其是年轻女性,在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只有20%的印度,富士康工厂女工是特别的存在。她们更听话,工资也不高。一位流水线女工,每月的薪资在1万卢比左右,换算成人民币,不到1千元。人工成本同国内相比,至少缩减三分之一。
苹果于2017年首次在印度生产iPhone,即iPhone SE。但直到iPhone 14为止,苹果在印度组装的都不是最新款机型。印度生产新款iPhone的时间通常比中国滞后6至9个月。比如,印度今年4月才生产iPhone 13机型。
不过,印度的iPhone生产时间表同中国的差距,已经越来越短。在iPhone 14上,印度生产的第一批iPhone14只比中国晚六周,即,会在10月底或11月出货。
02
从字面意义上看,苹果在印度的生产方式是组装。iPhone的产品标识上,标注的也是Assembled in lndia(印度组装)。
日前,一位在苹果大连直营店购买了两台暗紫色256GB版的iPhone 14 Pro Max的用户,发现两台手机的组装地不同,分别为中国和印度。其中一台苹果手机的外包装上显示印度组装,中国制造。在印度组装的iPhone ,意味着苹果仍在从世界各地采购所有组件,运到印度。然后 ,由富士康印度工厂组装——而不是真正制造。
乔布斯时代,苹果早期的组装工厂主要分布在爱尔兰。擅长供应链管理的库克加入苹果后,将制造重心转向亚洲。目前,苹果全球共有 18 家组装工厂,其中 14 家位于中国,负责iPhone、iPad等产品的生产。
从2007年起,富士康为苹果代工iPhone,郑州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iPhone生产基地,在郑州有三个工厂,90条生产线,高峰期雇佣35万名员工,带动了郑州手机产业链的发展,vivo、OPPO、荣耀6也相继在郑州设立了生产基地。
依靠手机代工产业的带动,河南,一个不沿边不靠海的内陆省份,连续十年外贸总量在中部省份排名第一。2021年,河南外贸进出口总值达8208.1亿元,同比增长22.9%,以手机产业链为主的机电产品进出口占全省外贸比重超六成。其中,仅手机的出口总额就高达2727.2亿元,同比增长17.8%,占到全国的28.9%。
富士康控制的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也多年位列中国对外贸易500强企业排名的第一名。
10月份,郑州厂区疫情发生以来,富士康从未停止生产。负责iPhone成品组装的IDPBG事业群,为激励员工出勤,补助从50元/天,加码至100元/天,全勤则最高奖励1500元。11月份,奖励再度加码,补贴提高到400元/天,全勤奖也提高到5000元。
此外,全勤奖的标准也有改变,从之前的大于13天,到如今的累积出勤超过25天。可以反映出富士康的用工压力。不过,富士康表示,生产运营都“相对稳定”,10月至12月的三个月产量将“展望不变”。
而富士康最重要的客户是苹果。来自苹果的代工收入占富士康收入的近45%。这也就意味着,富士康的诸多布局,都需要跟着苹果的步调走,符合苹果的需求。
比如在工厂选址方面的考量。
眼下,苹果看中的新增市场是印度。库克说,我非常相信印度的机会,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年轻人口结构的国家,无与伦比。苹果也正在与印度消费电子产品连锁店Croma合作,在印度推出自己的第一家线下Apple Store。
富士康也亦步亦趋。目前它控制的印度实体为Rising Stars Mobile India Private Limited(RSMIPL),旗下有两个生产基地,一个位于安德拉邦(“AP厂”),拥有1.5万名员工。一个位于泰米尔纳德邦的钦奈(“TN厂”),自2017年启动至今已拥有1.1万多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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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年,苹果主要通过在印度组装 iPhone(Assembled in lndia),用来节约印度政府对进口电子产品征收的约 20% 的进口关税。
但情况已经在改变。2020年印度产iPhone的比例仅为苹果全球产能的1.3%。到了2021年,iPhone在印度的产能达到了800万台,占比上升到3.1%。研究公司 Canalys 估计,截至去年 12 月的季度,苹果在印度的iPhone出货量接近92.5万部。
摩根大通的一份报告显示:从2022年底开始,苹果将会把约5%的iPhone 14生产转移到印度,以利提升该国制造能力,在2025 年让印度生产组装iPhone、iPad、Mac、Apple Watch和AirPods在内的苹果产品提升到25%,以降低中国制造比例。
富士康在印度的工厂也在扩张。今年4月,富士康在钦奈又拿下了40英亩土地,用来增加iPhone生产线。而在钦奈,还有另一家知名苹果代工厂——伟创力,它负责生产苹果Mac系列产品。
来自产业链的关注重点则在于:印度工厂和郑州工厂会同时生产iPhone 15吗?
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錤猜测,今年iPhone 14于印度的量产进度仍较中国迟约6周,但差距已明显缩小,因此可以合理地预计,印度和中国将能够在明年同时生产新的iPhone 15。摩根大通的报告称,苹果已将下一代的部分iPhone生产转移到印度,因为该公司愈发认识到,将生产集中在一个国家会增加风险。
受供应链影响,苹果二季度损失的收入约在40亿美元。近期的苹果财报分析师会议上,库克也经常提到供应链稳定问题。
平衡供应链风险,这项工作落到富士康头上的最直接表现便是,今年的生产准备期来到更早一些。早在5月,郑州富士康就已加大招聘力度,历史性地开出了将近万元的返费(新职工在入职90天后,并出勤满55天后即可一次性获得的补贴),深圳观澜富士康开始大量招聘员工,预计在8月份将会是高峰期。富士康深圳龙华厂区,苹果iPhone组装业务招工奖金提高至6480元。
代工从来都是在规模与廉价劳动力之间寻找平衡的生意,富士康更是如此。苹果意志是左右富士康未来布局的重点考量。当印度成为苹果眼中的迦南美地,富士康的脚步,也会悄然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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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Dong 审核/子扬 校正/知秋
2021年9月份,苹果公司发布的iPhone 13系列产品,受到了国内外消费者的青睐与热爱。基于iPhone 13系列的热销,苹果公司取得可观销量成绩的同时,苹果最大的组装厂富士康也借此取得了相当庞大的订单量。
自从iPhone 13系列手机发布之后,富士康不止一次传出高薪招人的消息。近日,在年假结束之前,富士康再度传出新消息。
富士康8000元高薪招人
根据业内媒体报道:富士康集团旗下的组装厂郑州富士康工厂再度宣布了大量招聘普通员工的消息,据悉,此次郑州富士康的推荐奖金最高可以达到8000元人民币。
郑州富士康iDPBG事业群的公告显示:2月4日开始相关厂区就开始了春季招工计划,此次招工提高推荐奖金。本来,相关工厂的推荐奖金在6000元左右,但是为了保证工厂的生产计划,自从2月6日开始,富士康工厂的推荐奖金将涨到8000元。
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富士康郑州工厂的春季推荐奖金的增幅超过33%,8000元高薪招人,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要吸引更多的工人加入生产,以便更好的满足市场对于iPhone 13系列的强劲需求。
实际上,富士康为了更好的满足iPhone 13系列的产能而高薪招人的举措,相当明智。自从iPhone 13系列产品发布之后,在国内外智能手机市场都展现出了相当强劲的发展势头。业内分析师预计2022年iPhone 13系列的出货量成绩将更上一层楼。
中国工厂招工难成社会现实
值得一提的是,富士康高薪招人,一方面展现出了公司对于相关产品产能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中国用工难的问题。
虽然说现如今中国已经进入了制造大国的行列,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Made in China”的相关标志,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中国工业的人才在不断凋零,不少工业都出现了“招工难”的问题,现如今的大部分年轻人都不愿意进工厂打工。
年轻人为何不愿进厂?
那么,现如今的年轻人到底为何不愿意进厂打工呢?笔者认为这其中主要有3方面的原因。
其一,当下的年轻人更愿意追求自由化、有意思的工作环境。在工厂中打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相同的工作,从本质上就劝退了追求新鲜感的年轻人。
其二,外卖、自媒体更为自由、灵活的行业兴起,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入局。本来,工作刻板化的工作模式就非常不受年轻人的待见,随着外卖行业以及自媒体行业的发展,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自然进一步导致了当下的年轻人不愿意进工厂打工。
因此,现如今中国虽然工业发展进程较快,但是“招工难”的问题却严重阻碍了我国制造业、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点需要引起重视。
写在最后
从目前我国制造业工厂的发展情况来看,为了解决招工难的问题,更好的吸引年轻人进厂打工,不少企业通过扩大招聘渠道、增加薪资的方式应对用工荒难题。
此外,为了让新入局的年轻员工感受到工厂温馨的氛围,甚至有部分企业选择解决员工的吃住以及子女教育的难题。
笔者认为,想要解决我国制造业工厂的用工荒难题,除了相关企业需要提升福利待遇之外,政府部门也需要给予相关企业适当的扶持。
对于当下年轻人不愿进厂的问题,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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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有鱼 审核/子扬 校正/知秋
作为苹果的“御用工厂”,富士康的生产旺季与iPhone手机息息相关。
每年9月中旬,苹果公司都会发布新iPhone,相应地,每年暑假期间也是富士康一年中订单量最大的时候,而年底通常是生产淡季。
但令人意外的是,富士康今年却罕见地在11月份迎来了一波新高潮,并且这波高潮还延续到了12月份。
12月15日快科技报道,富士康郑州工厂启动了新一轮招工,内部推荐同样有非常丰厚的奖励,总奖金高达1万元。
据悉,富士康此次罕见的在年底招工,主要是因为iPhone13要备战春节档。
2021年已经接近尾声,中国的春节即将到来。按照以往的惯例,春节前后是国内市场的消费旺季,市场对iPhone尤其是iPhone13系列的需求必然会增加。因此,苹果需要提前生产和备货iPhone13,才能应对消费旺季的到来。
但需要注意的是,受供应链短缺的影响,在今年的9、10月份,iPhone产能有明显下滑。日经亚洲在本月初曾报道,有多位消息人士透露,9月、10月的iPhone 13系列生产目标跟预期差了20%,10月份iPhone13甚至还短暂的停产过。
因为前不久的产能下滑,iPhone13系列直到现在仍然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笔者了解到,在苹果官网,iPhone13 Pro和Max版本依旧是无货的状态。
日经亚洲报道称,苹果已经告知供应商,在今年11月、12月和明年1月将重新加速iPhone的生产,弥补前段时间落下的产能空缺。
不过,即便富士康开出万元奖金招工,仍然有很多年轻人不愿进厂,以致于国内制造业普遍面临用工荒的问题。
按理说,如富士康一般的工厂给工人的工资并不低,再加上奖金,这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为什么年轻人还是不愿意进工厂呢?
在笔者看来,当代年轻人不愿意进工厂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工厂的工作枯燥乏味,且工作强度大;
另一方面,多种新兴职业兴起,年轻人有了更多的选择。
富士康毕竟是一家传统的制造业,一线工人的工作内容十分枯燥,几乎每天都在重复做一样的事情,如此日复一日,年轻人很容易厌烦。
而且,富士康此时正值生产高峰期,一线工人的工作强度比以往更大,据时代财经报道,产线每天的任务已经从前两个月的2000台升到将近5000台苹果手机。不仅如此,对于一线工人来说,加班更是家常便饭。
时代财经在报道中指出,目前已经有不少一线工人因为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身体已经坚持不住了,即便拿不到返费也要离职。
除了工作内容单调乏味,且工作强度大外,工厂的工作条件、工作环境也难以吸引年轻人,再加上管理较为严格,当代年轻人普遍将进厂作为最后的备选项,或者完全不考虑进工厂。
而即便不进工厂,年轻人也不必担心找不到工作,最近几年互联网高速发展,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岗位不断涌现,给了年轻人更多选择。
相较于富士康工厂工人的职业,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互联网服务行业相对自由,而且可以自行掌控薪资,工作内容也没有那么枯燥乏味。
由此可见,中国急速壮大的互联网服务业,也是导致年轻人不愿意进富士康等工厂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众所周知,如今的年轻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进工厂被他们视作是一件非常不体面的工作,而且在工厂内不仅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也很难有上升空间。
在多种因素的叠加下,富士康等工厂即便开出万元奖金,也难以打动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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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Dong 审核/子扬 校正/知秋
苹果公司作为富士康最大的客户,富士康对于苹果公司一举一动的反应都相当及时。
虽然说目前的富士康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但是富士康对于苹果公司的依赖性始终没有消退,苹果公司的相关订单对于富士康而言,也相当重要。
iPhone13销量太火爆
2021年9月份,苹果公司秋季旗舰新品iPhone 13系列发布之后,就深受全球消费者的欢迎与青睐,销量一直相当紧俏。
虽然iPhone 13系列发布之后受到缺芯等供应链问题的影响,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但是从目前iPhone 13的销售情况来看,供应链方面的问题相继解决,助力了iPhone 13系列销量的稳步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iPhone 13系列的助力,苹果公司在2021年10月份,时隔6年后再度稳定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冠军之后,2021年11月份,再度登顶中国智能手机销量冠军。
此前,有业内人士透露:受到供应链紧缺的影响,苹果公司紧急缩减了1000万部iPhone 13系列手机。
而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摩根大通表示,根据苹果iPhone 13系列的相关预估交货时间,可以推测苹果iPhone 13系列产品已经基本能够达到供需平衡。
富士康重金招工
正是由于iPhone 13系列销量的火爆,作为苹果公司代工厂的富士康自然也正在加班加点赶产量,开启了新一轮的招工模式。
根据财联社1月7日公布的消息显示:由于苹果iPhone 13系列的需求量旺盛,富士康河南工厂开启了新一轮的紧急招工工作。
根据富士康郑州工厂公布的招聘信息来看,除了27元/小时的时薪以及26元/小时的临时工补贴,此次富士康郑州工厂招聘还提供相关的返费工政策,招聘信息显示,返费奖金能够达到8500元。
据笔者了解,此次富士康罕见淡季招工,是继2021年12月份大规模招工之后,富士康招工历史上罕见两个月二度启动高薪招聘。
年轻人为何不愿进工厂?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为了能够保证产能,富士康开出了相当丰厚的招聘条件。但是从目前我国制造业发展的现实状况来看,年轻人不愿意进厂打工已经成为常态。
所以,当下的年轻人为何不愿意进工厂?国内制造业为何会存在招工难题呢?笔者认为,现如今的年轻人之所以不愿意进厂打工,无非有以下2方面的原因。
首先,当下的年轻人更喜欢自由度高的工作。
虽然说目前制造业工厂的薪资待遇十分优渥,但是对于大部分年轻人来说,难以忍受电子厂等制造业工厂流水线式的工作模式,工作单调乏味不说,管理还相当严格。
因此,不少年轻人宁愿选择工资不高但是自由度较高的服务行业,也不愿意选择福利待遇更好的制造业工厂。
其次,不少制造业工厂都需要进行两班倒。
为了能够保证产能,大部分工厂都有上夜班的需求,工人们需要一段时间上白班,一段时间上夜班,这对于当下不少年轻人来说,难以接受。
写在最后
对于当下的制造行业来说,面对严峻的用工荒难题以及较大的用工缺口,除了需要提升员工的福利待遇之外,更重要的是想办法进行产业体系与人力资源更高的协同发噶站。
相关制造企业只有转变用工思路,改善生产条件,才能够从根本上吸引当下的年轻人进厂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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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一号企业家(ID: yihaocaijing1)
P8们曾语带调侃又颇有优越感地称阿里、字节这样地互联网公司为大厂,其实在一线打工人眼中,真正的大厂属于富士康这样的企业。
五险一金、班车、食堂,“打螺丝”也有保障。
但是现在,年轻人也要逃离大厂富士康了,不是因为给苹果打螺丝不香了,而是大厂也有局限性。
算起来,今年是富士康进入中国大陆的第34个年头,与中国制造、“世界工厂”相伴而生近四十载,富士康第一次遇到业务经营之外的员工管理危机,而原本这正是它所擅长的绝对领域。
中国内地开拓往事
1988年,在宝安西乡的简陋厂房开始落脚;
1992年,搬到深圳黄田的新工厂;
1996年,富士康工业园区在龙华荒地上拔地而起。
据说在龙华选址时,站在长满野草的荒地上,郭台铭以一种成吉思汗般的气魄,振臂一划,对当地的政府官员说:
“看得见的土地我全要了。”
龙华园区的建成是富士康一个全新起点,“这不再是一个帐篷了,而是一个没有漂泊感的家。”郭台铭在接受《深圳特区报》采访时深有感触地说。
富士康深圳建厂
漂泊感,一个从郭台铭口中说出的90年代深圳的词汇,想不到在2022年的郑州富士康的年轻打工人身上又重演了。
确切地说,1988年的深圳对于富士康的渴求度不会低于今天的郑州。
从香港新界朝北望去,矗立起的闪闪发亮的摩天大楼之墙,勾画出深圳这座中国最年轻城市的天际线苍穹。
而在刚刚起步的岁月,除了廉价的劳动力和一样廉价的土地这里什么都没有,对资本和工业的渴望积攒在每一个热切的目光之中。
在中国台湾打磨了十年之久的郭台铭和他的鸿海,此时员工人数已经达千人,营业收入也已超过2.5亿元人民币。
但是对于节节升高的土地成本和超过内地5倍的用工成本,与大多数台商一样鸿海选择来大陆开厂,继而参与到四十多年的“淘金热潮”。
也是这一年,鸿海第一次设立打造“世界级企业”的目标,为了方便进行国际营销,“FOXCONN”品牌诞生,中文音译为“富士康”。
深圳站稳脚跟后,富士康又开始了北上步伐,于1993年设立江苏昆山科技园厂。到1999年,祖籍山西的郭台铭,又将富士康开驻进山西晋城,晋城科技园开工建设。
在内地圈地办厂的同时,郭台铭没有忘记其“代工之王”的身份定位,于是同时在美国市场锁定PC大厂客户,戴尔、康柏、英特尔一个不落。
传闻早年间跑遍美国时,郭台铭住的是一天只收12美元的小旅馆,自己开车跑了美国52个州的32个,拿下了大量PC订单。据说,最高峰时,全球每5台电脑就有一台装有鸿海产品,PC时代的富士康不可小觑。
尔后,富士康又从乔布斯手上拿到苹果代工订单,更加巩固其代工之王的地位。
为此,富士康也加速在大陆的开厂进程。
从最早发迹的深圳龙华厂,后来山西太原、山东烟台、湖北武汉、河南郑州,再到四川、重庆、贵州,最高峰时,富士康一年建了7家工厂。
根据2019年外贸500强排名,郑州富士康、深圳富士康、成都富士康分别位居十强榜单第1、第4和第5。其中,2019年,郑州富士康以316亿美元的出口总额,位居全国之首,是当年我国最大的外贸出口企业。
数据显示,富士康的出口额在郑州、太原、衡阳、成都、南宁的占比超过30%,郑州更是以82%的超高占比位居第一。
有一种说法认为,富士康之所以选择郑州落户,一是看中了郑州作为中部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但更重要的是其背后河南1亿户籍人口的基本盘。
想不到三十多年过去了,富士康最看重的还是土地与人口,这与其当年从海峡对岸搬厂过来,背后的逻辑并没有改变。
而近些年,富士康又在印度、东南亚等投资建厂,试图寻找更廉价的土地与劳动力,同时也是为了保持与苹果的合作关系,但离不开的仍然是完整的中国供应链体系。
谋变下南洋,印度富士康倒玩不转
早在2007年,越南加入WTO之际,郭台铭曾亲自走了一遍从深圳龙华工厂到越南河内的跨国运输路线,并且像当年深圳一样,大手一挥,一口气在越南北宁买下400多公顷的土地。
“前进越南”,彼时郭台铭曾向外界宣告,鸿海拟投资50亿美元在越南,40亿用于“造镇”,10亿用于建设电子产品制造产线。
而当时富士康在中国大陆尚有百万员工,越南地位并不显眼。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后,鸿海明显加大越南等地布局。
公开信息显示,2020年时,富士康在当地营收规模已达60亿美元,较前一年翻了一倍。富士康高层人士表态称,未来3-5年内,推动年营业收入提高至400亿美元。
实际上,富士康下南洋也有背后“金主”苹果的推手作用。
一向以来,苹果都有通过操盘和驾驭全球产业链来攫取高额利润的策略。
当智能硬件集成的元器件越来越多,劳动力成本在持续上涨,苹果的盈利能力自然也遭受巨大考验,比如iPhone硬件的毛利率就曾从最高峰时的74%,一路下滑至60%左右。
为缩减成本,苹果则相机给出“授意”,要求代工厂向生产成本更低的印度、越南等地区转移。
2017年,富士康印度工厂开始为苹果生产iPhone SE;此后,苹果还将4个旗舰机的订单交给印度富士康,毛利率回血至65%以上。
在接受采访时,郭台铭自己也承认,富士康的成功离不开三十年的人口红利期,而红利期终有一天会消失,富士康必须在那之前为自己找到新的廉价劳动力。
小试牛刀,苹果与富士康或许都认为印度在内的东南亚地区将是其离开中国内地后的首选。
曾有报道称,当时郭台铭计划,要在2020年前印度本土建起12座富士康工厂,员工数达到100万。
孰料,2020年第一季度后,疫情开始大规模扩散了,留在印度当地的富士康工厂也未能幸免,产能急剧萎缩。
此外,由于观念差异、基础设施落后、供应链欠完整等多种因素,开工半年后,富士康印度工厂产能下降一半,而苹果公司的最新产品马上要在秋季上市,富士康焦头烂额之下,只好转回国内加紧生产余下的产品。
印度富士康只是一个例子,背后其实说明了短期内富士康离不开中国的现实,但富士康作为一家代工厂,其意志更多需要考量“果链”顶端的决策。
据说,2009年8月,富士康的一个小零件的成本控制没能达到要求,苹果一通电话就直接打给了郭台铭,连带让郭台铭钦定的接班人蒋浩良,贬为董事长室特助。
由此可见,即便跻身世界500强第20位,富士康仍然不敢有“违拗”甲方的想法。而这种逻辑,其实也存在于当下的郑州,太多的声音表示郑州离不开富士康,背后的理由既有外贸依存度,也有解决就业和税收考量,但其实反过来想一想,富士康就能离开得了郑州吗?无非是无数次计算过后的成本最优选择而已。
富士康郑州就有包括本次出事的航空港厂区在内的三家厂区,占据着富士康在大陆的半壁江山,郑州厂区是生产iPhone的主要制造基地,有超过90条生产线,约30万名工人。
在2022年新发布的iPhone14系列产品序列中,富士康更是拿到了热销机型iPhone14Pro版本的独供名额。
10月31日就有消息人士出来表示,受疫情影响,富士康郑州园区11月iPhone出货量或将减少30%。
对此,鸿海集团的回应则是,集团也会协调其他园区产能备援,以降低可能影响。据称目前富士康正在加紧提高深圳厂区的iPhone产量。
所以,郑州也好、深圳也罢,内地富士康工厂的“代工能力”,这才是郭台铭跟苹果说话的本钱。
能用劳动力卡美国人的脖子,郭台铭会轻易放弃?
美国人曾敲锣打鼓“欢迎”富士康
芒特普莱森特(Mount Pleasant),“铁锈州”威斯康星州的东南角小镇,一个曾被寄予厚望边陲之地,甚至有着和中国大多数招商引资所在地相同的起名哲学:
“山谷科技园”
一切只因为五年前富士康的一句承诺,投资上百亿美金在此建造一座10.5代线的液晶面板厂,并将当地打造成高科技制造中心。
这本来是一个“一把手项目”,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亲自现身项目奠基仪式,并用他那一贯的语言风格称之为:
世界第八大奇迹。
看到Boos这么说,威斯康星州前任州长也非常有信心,表示相信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的投资,将会对当地带来巨大的变革,那效果:
就像当年的硅谷改变了旧金山湾区一样。
然而,五年多过去了,美国人最终发现,自己被富士康放了“鸽子”。
在特朗普亲自参加动工仪式,挥舞着金色铲子的奠基场地上,面板工厂连影子都没有。
与此同时,当地政府正背负着这家iPhone代工厂承诺偿还的3亿美元基础设施债务——当地官员希望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来吸引其他制造商,他们指望富士康能继续为这些改造项目买单。
当年为了吸引郭台铭和富士康投资,威斯康星州究竟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美国政府曾经出台了一项15年内给予富士康48亿美元的税收优惠奖励政策。根据《财富》的报道,普莱森特以及所在县政府,共同举债10亿美元,负担其为富士康的奖励计划。
富士康所给予的承诺是,出资100亿美元在威州建设制造工厂,并逐步提供1.3万个工作机会。
而2019年初,富士康宣布因为劳动力成本原因,放弃了在美国建设LCD产线的计划。
100亿美元的投资也缩水到了6亿多美元,工作岗位从1万多个减少到了1454个,这还是3年之后的承诺。
消息传出后,特朗普曾大为光火,一通电话打给郭台铭,质问其为何“背叛”。要知道对大统领来说,最讨厌的就是被人背叛。
可是特朗普遇到了语言艺术的顶级玩家,据称郭台铭给出的解释是,您上任以来,威斯康星州失业率从5%至6%,降到2%多,我根本招不到人啊!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逻辑鬼才。
再后来,随着特朗普离任,富士康美国建厂的计划更加遥遥无期了。
无论是东南亚,还是美国,富士康的海外建厂之路并不顺利,反而是中国大陆厂区给富士康提供了稳定的供应链体系和代工能力,如果这一次能挺过郑州厂区风波,富士康更应该坚定留在内地才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能帮到你的一定是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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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背后没有什么嗜血的资本,而是一家企业正常的选择。个人看法不妨继续保持,但无需恐慌。
冰川思想库特约研究员丨刘远举
疫情之下的郑州富士康,备受关注。
11月1日,富士康调整了挽留员工的激励政策。如果员工愿意留在港区自我隔离,将获得每人300元/天的生活补助,7天共计2100元。
隔离期满后,若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可选择返岗,公司已制订各项激励措施,也可选择返乡,政府将统一组织有序返乡。
如果员工正常出勤,则可以获得更高的激励。根据富士康最新政策,2022年11月1日至2022年11月30日,iDPBG郑州厂区正常出勤的全体员工,出勤补贴从现标准的100元/天提升至400元/天。
11月1日至30日按累计出勤天数≥15天但<20天、≥20天但<25天和≥25天分别奖励3000、4000、5000元。11月份出满勤,总奖金可拿15000元+。
01
这么大力度,是为了保供货。
富士康的确有可能做到保生产而不影响外界。虽然郑州富士康有超过20万名员工,厂区堪比一座城市,但管理是高度秩序化的,疫情之下,也是实行封闭管理。
当然,面对奥密克戎,难保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比如上海,平时城市正常运行的时候,劳动人口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从事的都是与正常生活衣食住行相关的行业,这些人突然都不能出门了,或者大多数人都不能出门了,城市的生活秩序一定会被打乱。
这不是公务员、志愿者,或者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努不努力的问题,而是他们压根做不到。这一点西安、兰州、成都等各个地方都验证过了。
▲工作人员在富士康园区内进行消杀(图/河南日报)
相比政府,富士康作为一家企业,能做的更少。政府可以调配公务员,有权威,有更多的各种资源,但企业没有这些东西。员工平时的生活需求,是依靠市场分工合作来进行的。一旦这个市场不存在了,就会出现大麻烦。
但富士康不得不努力这么做,尽量保生产,因为它体量太大。郑州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苹果手机生产基地,拥有50%的产能,它的生产状况,关乎全球iPhone供应。郑州富士康,也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制造企业,直接提供着超过20万人的就业岗位。
这个体量决定了它对郑州经济的影响非常大。到2020年,郑州富士康已是全国最大出口企业,出口额达316亿美元,占郑州进出口总额超过80%,占河南进出口总额约60%。
实际上,正因为疫情影响,今年二季度以后,苹果就开始督促其代工伙伴,向越南、印度转移产能,并转移在中国的订单。这些订单一旦转移过去,就很难再转回来了。
02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再怎么加钱,还是会遭到质疑,甚至说成资本嗜血。毕竟,富士康重不重要,对郑州乃至河南经济重不重要,对个体来说,似乎太遥远——虽然就业难是一个切实的风险。
所以,有人就问了:一个拿着5000月薪的打工人,如果老板让你顶着其他人阳性的风险,去车间继续上班,你会怎么办?
人的行为其实是由认知决定的,而认知,未必是由真相组成的,更可能是由那些更容易看到,到处充斥着的信息组成的。
郑州富士康的年轻人所了解的事实,构成了他们的“理性”。短视频平台上那些夸大的信息扭曲了他们的认知。他们非常地害怕,谁也不愿意为五千元工资去冒这个险。那些提着行李箱的返乡年轻人,已经用行动给出了答案。
直播海南,赞2.2万
很多人去国务院的“互联网+督察”平台上留言反映富士康的问题:转运隔离不及时,核酸检测频次低,确诊人员得不到药物治疗,核酸阳性人员与阴性人员混住……
这也印证了一个说法,这些年轻人不是怕封控,而是怕病毒感染。实际上,他们步行返乡后,还需要支付3000元左右的隔离费,自费隔离七天。
10月31日,郑州市卫健委官方微信公众号“健康郑州”发布题为《新冠肺炎不可怕,可防可治,郑州权威专家来解答》的文章。文章中,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及郑州市中医院专家表示,新冠病毒感染是自限性疾病,大家不用过于惊慌。
然而,这个时候权威的言论,好像已经多少人信了。
03
换一个角度看事实,这些质疑者或许有不同的看法。
2020年10月2日凌晨,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证实自己和夫人梅拉尼娅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并将立即开始隔离。
当地时间10月3日,他女儿伊万卡在社交平台上首次晒出了特朗普的最新状态照片,照片里特朗普穿白衬衫带病工作,面容憔悴。
2022年2月1日早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自己测试呈现阳性。特鲁多说:“今天早上,我的 COVID-19 检测呈阳性。我感觉很好,本周我将遵守公共卫生准则的同时,继续远程工作。”
2022年2月20日,英国白金汉宫发表声明称,95岁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白金汉宫在声明中称,伊丽莎白二世目前出现了类似于感冒的轻微症状,未来几周将在温莎履行“较轻的公务”,并且将“继续接受医疗看护并遵循所有相应规定”。
▲拜登感染新冠后仍参加视频会议(图/网络)
2022年7月21日,拜登感染新冠。次日,拜登仍然在工作,在白宫举行视频会议,与经济团队讨论油价问题,随后社交平台上公布了会议的部分画面。
有趣的是,拜登在康复后还发表了一段讲话,不忘带上特朗普:“感谢新冠特效药和疫苗!糟糕的是,我的前任(特朗普)染病时不得不被直升机抬走送往医院。他病得非常严重,幸好完全康复了。我感染新冠病毒后,症状轻微,身体没觉得有什么不适,甚至我在白宫楼上工作了5天——整个隔离期间都坚持工作。”
拜登能说这段话,是因为他感染的可以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病毒。在白宫于7月23日发布的一份备忘录中,拜登的医生凯文·奥康纳说, 拜登很可能感染了奥密克戎BA.5亚分支,这一毒株在美国的新冠病例中也占大多数。
比起特朗普感染的德尔塔病毒,这种病毒毒性低很多。特朗普当时并没有接种疫苗,感染了Delta毒株,当天就被直升机送往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他的症状主要是呼吸不畅、发热发烧。而当时的学者对新冠的了解也有限,给特朗普的治疗方法包括服用瑞德西韦、地塞米松等等——这两个组合从目前来看其实是比较激进的治疗方案。
当然,富士康没要求带病工作,但如果参考这些全球顶级政要权贵的选择,是不是会觉得奥密可戎也没那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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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会说,美国总统、英国女王,那都不是一般人,有全世界最好的医疗条件。
的确如此。但是,别忘了,除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51岁,其他的都是老人,很老的老人,是新冠导致死亡的高危人群。
特朗普感染的时候75岁,拜登今年79岁了,英国女王已经96岁了,再好的医疗条件,也比不过年轻二字,再好的医疗条件,也不能让他们14秒钟跑出100米远,这些他们比不了富士康这批年轻打工人。
或许还有人说,他们都是做着非常重要的工作,拿着高薪,或者享受权力,而我月薪5000元,何必这般冒险?
其实,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022年1月23日的报道,当时美国新冠确诊病例激增,给医院带来巨大压力,许多医院要求感染新冠的员工带病返岗。这当然也引发一些医护人员的不满。
2022年7月,中国男篮从澳洲转战印尼,但只有7人得以前往雅加达,郭艾伦、赵继伟、周琦等主力都留在澳洲治病。抵达印尼的球员,以及从国内驰援的队员,也几乎全部“中招”。
▲中国男篮发布相关情况说明(图/网络)
翟晓川发烧38度仍然在坚持比赛。孙铭徽说:“那天在力量房就出了特别多汗,到了晚上特别虚,在场上完全是站不住的感觉。怎么说呢,我们每个人都做到我们自己该做的,都坚持到了最后。”胡明轩出场时间长,因为他算是当时全队身体状况最好的球员。
篮球运动员当然身体更好,但他们参加的是高强度的比赛,而且,由于担心兴奋剂的问题,他们即便发着高烧也不能用药,全靠自身抵抗力硬扛。虽然最后中国男篮以81:93不敌韩国队,至少他们带病坚持完成了一场正常的比赛。
不妨再换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年轻人,朋友叫你去看演唱会、足球,参加万圣节活动,没有钱,纯粹为了玩,但你可能会被感染,你去吗?
越南、韩国、欧美的年轻人的答案又不一样。如果害怕新冠,韩国怎么会出现万圣节拥挤导致践踏事故呢?这些年轻人,不为钱,仅仅为了好玩,就不戴口罩去逛街。这些年轻人不是傻瓜,也是人类,也会怕死。
那么,对比这些场景,你是不是不那么害怕了呢?
那么,再看富士康的措施,掂量一下富士康身上肩负着河南经济发展的担子,是不是就不那么不可理解,不可接受了呢?
所以,这背后没有什么嗜血的资本,而是一家企业正常的选择。个人看法不妨继续保持,但无需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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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iPhone 13背后,非典型的大学生小时工和暑假工源源不断涌入富士康。他们的志向本不在流水线,但为了钱,要在那里待上几个月。这个错位的故事里没有内卷,也没有上升或下降,更像是一种真实人生的体验。见证过富士康流水线的年轻人们无一不告诉每日人物,他们喜欢钱和iPhone 13,却再也不想回到车间。
去富矿,淘金没有年轻人真的喜欢富士康。18岁的方晓童今年高中毕业,考上了一所二本院校,还在学校时,她就知道富士康是“文化素质不高的人”才去的地方。这样的印象来自于一位高中老师,他常常会在班上苦口婆心地劝诫学生们:“现在不好好学习,以后就要去富士康打工。”方晓童生活在山西晋城,学校不远处就是富士康科技工业园。1999年,富士康在这座城市落脚,流水线工厂和廉价劳动力捆绑在一起,这让有关它的故事大多带有一丝底层的灰色。她从没觉得自己会和富士康3个字有联系,直到今年7月的一个下午,学校门口挤满了人,不只是家长,还有许多寻找暑期兼职的人,人群里,一张小卡片递到她面前,上面写着:“富士康招小时工,工资23元/小时。”相比往年,这个价格更高。今年早些时候,受疫情影响,富士康在印度和越南的代工厂相继停摆,iPhone 13的相关订单回流至中国,6月起,富士康就以“疯狂招人”的姿态加码各个工种的奖金。以今年郑州富士康IDPBG事业群7月11日的招工政策为例,入职满120天,除了工资,还可以带走6000-6500元的返费。到了9月6日,这一政策变为:入职满90天,就能拿到8700-9500元的返费。人手不够,大学生小时工和暑期工自然受到青睐。因为门槛低,薪资高,即使是不喜欢,也并不妨碍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涌入富士康,将这里视为一个“淘金”的去处,一座可以短暂停留的“富矿”。方晓童早有做暑期兼职的意愿。家里还有弟弟和妹妹要养活,但只有父亲一个人在工作,干的是体力活。她马上要进入的那所大学,学费和杂费加起来一年要七千多,母亲想过,让她去办个助学贷款——她是一位缺钱的大学生,“我对流水线的理解很模糊,但富士康至少钱多”。她决定去富士康做小时工。按照工作8小时计算,23元的时薪,一天至少能挣到184元,如果加班,意味着挣得更多。同样是7月,100多公里外的洛阳,读大二的学生郑蓉在58同城上看到了“富士康招募中心”的暑期工信息。岗位介绍说,这个工作能坐能站,一个月挣5500元,待到8月25日再离职,还可以拿到3000元的返费。她至今还未完全实现经济独立,每个月家里会给她1000元的生活费,但这些钱只能满足最基本的开销,无法覆盖她网购衣服、化妆品的费用。她从大一开始就有打暑期工的习惯,之前尝试过打字员、促销员,每个月低至800元的薪资,并不让她满意,今年,她想要找一份收入更高的暑期工。 2020年,郑州某就业服务中心的双选会上,富士康的招聘要求与待遇。就读于农林经济专业的大二学生徐玟,也在今年暑假离开家乡平顶山,来到郑州富士康打工。放暑假前,一个大学同学告诉她,自己有亲戚在郑州富士康上班,可以内推入厂,一起结伴去打暑期工,推荐成功的话,亲戚可以拿到内推的600元奖金,这笔奖金之后会再匀一次,到徐玟这里,她能拿到150元。除了内推奖金的吸引,徐玟也没多少选择,在郑州,适合大学生的兼职不多,租房子太麻烦,拖工资的现象也时常发生,但富士康不会。另一位已经两度进入富士康的大学生卢静印证了徐玟的话:“世界500强的好处在于,提供宿舍,也不会故意克扣你工资。”去年寒假,她来到富士康打零工,挣到了将近1万元才离开。欢迎来到真实世界需要承认的是,对大学生们而言,富士康有时候的确会给他们“像个学校”的错觉。今年年初的一天,就读于大二的卢静坐在富士康摇摇晃晃的厂区班车上,想起了高中生活。拥挤的人群,无法站立的狭小空间,这和她放学回家时坐的公交车上的场景一样。下了车,她在人群中哈着白气,看看周围的环境才回过神来,这是富士康啊。偌大的厂区,下班后人头攒动的食堂,以及不远处有商业广场,夜晚来临时,工人在路边喝酒聊天,这些片段都和大学生活十分相似。但这里并没有校园里的那些浪漫和自由,对大学生们来说,进入富士康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放弃幻想,面对现实。从教室来到流水线,首先是一场来自身体的考验。郑蓉被安排给iPhone按颜色分类,一次迎来10个盘子,每个盘子里装着5台iPhone,她需要把10个盘子抱到自己的岗位上,将相同颜色的手机放到一起。第一天结束后,她粗略算了下,至少搬了5000台iPhone。“干完活儿从车间出来,脚特别疼,当时我想的是,我终于理解人鱼公主变成人后,那种脚走到刀尖上的感觉。”郑蓉说。不仅是脚,搬动盘子时,她的手需要弯曲,从早晨7:50干到晚上7点后,因为长期维持这个姿势,她的手都很难再伸直——这都是在读大学时,她从没有经历过的对身体的捶打。更重要的是,郑蓉的富士康之旅从一开始就充满不确定性。合同上的底薪让她疑惑——招聘网站上,这个数字是5500元,到了中介口中,底薪是4500元,而到了合同上,只有1900元。200元入厂券的疑云也一直在她心中挥之不去——在园区门口时,郑蓉联系的中介告诉她,来应聘的人太多了,必须先花费200元购买资格才能被录用。当她进入宿舍后问室友,你们都是交了钱才进来的吗?室友给出否定的答案,她才明白,自己被骗了。18岁的方晓童则被分配到检验iPhone 13手机壳的流水线上——用灯光照亮手机壳的其中一个部位,看哪里有刮伤或者异色。手机壳的后面贴了膜,膜上面会写着代表某条流水线的字母,任何一个部位没有过关,流水线线长都可以轻松地找到出错的工人。这些在晋城富士康被检测好的手机壳将会流向郑州富士康,接受下一轮的加工和拼装。有一段时间,来自郑州的验收人员,会待在方晓童所在的那条流水线上检查产品,奇怪的是,几乎每天都会有非常明显的次品出现,导致整条流水线上的工人都会被验收人员和组长责骂。“不管是新人和老人,一看到那种不良程度,就觉得这简直不可能发生。”大家开始怀疑,是不是有人针对他们这条流水线,往良品里掺了次品?在富士康,管理者权限从大到小依次为干部-组长-线长,关于组长和线长不和的传闻在车间里流传得很广,大家开始推测,是有人在作怪。方晓童所在的那条流水线的字母标识是“C”和“D”,大家商量之后,线长决定将标识改成“E”和“F”,打那个“掺料”的人一个措手不及。果然,标识更换以后,流水线的次品数量又回落到正常水平。没有人知道“掺料”的人是谁,那甚至可能是个假想敌,但这些见闻,让方晓童第一次感受到真实世界的复杂。▲ 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打捞出泥沙钱赚得并不容易。淘金的日子,泥沙也一同被打捞出。进入车间不能带手机,除了机械地工作,没有任何可供消遣的事情,方晓童觉得无聊至极,一天夜班结束后,走在回宿舍的路上,她忍不住在微博写下一句话:“我的精神世界决不能被蚀成废铁。”等回到宿舍,她甚至会在百度上搜索“怎么在密闭环境里打发时间”,没人能给出答案。她悄悄观察过一些和她同龄的女工,表面上,她们戴着口罩,一言不发,眼神里没有光,下了班就赶着去吃饭,但时间久了,她也发现,有的女工会在上白班时化着妆来,虽然戴着口罩作业,等巡逻的稽查一走,她们就会把口罩拉下来,露出化过妆的年轻面孔。方晓童还知道,有一位女工给自己报了化妆课,每次干完活就会匆忙离开,抓紧时间去上课。作为一个毫无话语权的准大学生,在流水线上,方晓童做得最多的,是竖起耳朵听老员工们聊天:富士康跳楼事件的真实情况怎么样?哪个线长抛弃家庭和一个女工谈恋爱?直到她的组长成为被谈论的对象。过往,方晓童一直觉得组长是个凶悍的女人,她曾用各种羞辱性的语言,将一位做了次品的老员工骂哭。但这一次,组长带着两个浓重的“黑眼圈”来到车间,起初她以为,是组长昨晚没睡好,并没有在意,直到后来她听工人们说,组长又被她老公家暴了,方晓童才意识到那些湖面下的暗涌。卢静有一张年轻的脸,以及一双没有被物料长期摩擦过的柔软的手。在社交平台上,她是个会写读书笔记、画画、穿JK制服、看《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的女大学生,看起来和流水线格格不入。第一次来富士康打工时,坐在卢静身边的男生突然跟她表白了。在枯燥且不停歇的工作里,大家不用动脑,每天除了聊天就是聊天,很自然地,一些情愫萌生了出来。卢静倒是很清醒,她告诉这个从许昌来的男孩:“你只是没人说话,所以才觉得喜欢我。”那些闯入的人注定成为她的过客,因为她也只是富士康的过客,大学校园还在等着她。但她也知道,在流水线上,有太多被压抑的情感。她见过女厕所里用笔写下的故事,在富士康,这叫“厕所文化”,一个笔迹写道:“我喜欢上一个弟弟,但是他返费到手了马上就要离职,我要不要离婚跟他走?”另一个笔迹回复道:“离吧,我相信爱情。”▲ 富士康的食堂里,工人们永远行动匆匆,吃完饭后飞快离开。没有别的出路钱到底能够支撑一个大学生零工在富士康待多久?这是个问题。富士康底薪低廉,靠的是加班和返费招揽人,这已不是秘密,但郑蓉没有想到,除了来的第一天按时下班外,没有一天是不加班的。和郑蓉一起进来的朋友有些坚持不住了,每天都在抱怨,想离开,郑蓉鼓励她:“再坚持一下,3000元的返费就要到手了!”淘金的美梦还没实现,郑州暴雨来了。7月20日,那一天暴雨达到了峰值,郑蓉晚上7:30下班,想坐班车回宿舍,整整等了1个小时,车也没来。她撑起伞想走回宿舍,瞬间,倾倒而下的雨水直接砸破了伞,最后,她是撑着孤零零的伞柄回到宿舍的。第二天,郑蓉发了低烧,生理期也来了,疼痛难耐,她打电话向干部请假,干部没有准许。“今天肯定有很多人请假。”对方说。后来,她坐了40分钟班车到车间,向干部当面求情。那是她进富士康以来第一次流眼泪。洪水带来的反应是多米诺骨牌式的,灾情之后,疫情也来了。园区里一度有传言说,郑州要封城,大家都慌了,年轻的工人们预想的最坏结果是,返费到手了,但是出不去了。同宿舍的一个大学生告诉郑蓉,自己叫了一辆私家车准备离开,富士康不值得这么待下去,郑蓉的朋友也走了,3000元的返费,她决定不要了。撤退开始了,在灾难面前,自由的价值比返费要高。那段时间,富士康的园区里频繁响起行李箱的滚轮声,和7月初往里涌不同,年轻人们开始往外跑。那是郑蓉最纠结的时刻,要不要离开?她觉得自己被骗的200元,以及睡梦中都会疼的手臂,一定要用最后的3000元返费偿还,这时候跑路,就什么也拿不到了。方晓童也开始经历一段磨人的时期。7月,晋城也下了场暴雨,富士康停水停电了,她所在的车间启用了备用电源,但只能用来维持流水线的基本运转,空调不能开。身上包裹着静电服,方晓童觉得自己快热晕过去了,尤其是上夜班时,车间里没有钟表,看不到时间流逝,她从没觉得一个晚上能过得这么慢。方晓童开始意识到,在富士康赚一两个月的钱可以,但长期肯定不行。她怀着好奇心问周围比自己大的人,为什么能在富士康待这么久还不走?有人告诉方晓童,打工,还是这里待遇好;流水线线长给了她一个标准答案:“要干到富士康倒闭。”还有另一个她听到的故事是,一位阿姨在富士康干了十几年,进来时是员一,在富士康,这是最低的职级,到现在,那位阿姨还是员一,“因为真的没有别的出路了”。▲ 富士康员工宿舍内,一名男性员工坐在床上发呆。逃离里边的人想出去,外边的人想进来。方晓童和郑蓉在富士康度过暑假的日子,薪资已经越垒越高。离iPhone 13的发售时间近了,疫情却没有完全消退,郑州厂区给出的价格一路上涨,最高时规定,9月6日及之后入职富士康的工人,在职满90天且有效出勤满90天,可以拿到8700-9500元的返费,以及2000元的疫情交通补贴,介绍人还能拿1200元的奖金。这和7月6日郑蓉踏进富士康大门时的薪酬已然不同,那段时间的人员流动也耐人寻味。尽管车间里的许多大学生可能待上几天就离开,但还是会有一大波新人涌入。有一天,方晓童所在的流水线上突然来了一名西南大学的研究生。她对此感到惊奇:为什么拥有这么高的学历,还来富士康?那名研究生告诉她,原本自己想去干一些其他工作,但富士康给的实在是太多了。后来,一名从教培机构离职的老师也去了方晓童隔壁的车间,“补课班不让开了,没收入,所以也来富士康了”。在富士康,人永远是流动的,以至于无法准确分辨这里到底缺不缺人。一名有11年工作经验的流水线线长告诉每日人物,富士康永远不会缺人,只要工资一涨,来自各地的大巴车就会不断地往园区开,将人输送到这里。但临近7月底,方晓童要离职的时候,又有其他流水线上的工人传言说,富士康不允许工人们离开,因为依然没有招到足够的人。原本,方晓童打算在7月25日离开,但中介告诉她,必须等拿到工资才能走。她有些生气,迫不及待要离开这个地方,“当时我都想好了,即使是不发工资我也要走,大不了我不要钱了”。最终在线长的帮助下,她完成了离职手续。和入职那天一样,人潮从一个小房间里喷涌出来,汇成一条长队,方晓童挤在里面,完成了和富士康的告别。8月底,约定发放返费的日子快到了,郑蓉去询问中介有关返费的具体事项,中介开始语焉不详。她去人资中心询问,工作人员告诉她,有返费的人会在一个名单上,而名单上面没有她的名字。后来郑蓉才明白,3000元的返费,是返费工才有的,暑假工的返费,事实上是富士康发给中介的入职推荐金,实际上只有700元,而中介也并没有将这笔钱给到郑蓉。她当时觉得“又愤怒,又冷静”,这场从一开始就充满疑点的暑期兼职,最终以黑中介的骗局告终。夏天结束了,方晓童陆续收到了几笔从富士康打来的小时工工资,她把第一笔发放的4000元给了母亲,剩下的3000多元留给了自己;郑蓉虽然失去了她心心念念的返费,但靠底薪和加班费,她拿到了5400元,和此前的兼职相比,这个数目也算高出不少;至于卢静,她两度前往富士康,今年春节也没有回家,为了留任奖金。拿到近1万元后,她给自己买了一台iPhone和一台iPad。富士康关于返费的最近一次调整是发生在9月11日,离iPhone 13发售只剩3天,这笔钱降到6300-7000元。淘金浪潮里,能够拿到万元的大学生零工还是少数,但所有人离开的原因都很相似。郑蓉离开富士康时,尽管郑州下着大雨,她心里却感到兴奋,也觉得解脱:再也不用为那个不能实现的3000元返费忍受痛苦了。方晓童离开车间前,听到一个女工也表达了要走的意愿,正是她心中想说的一句话:“这辈子都不会再回富士康了,不管它工资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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