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土耳其发生了多次地震,而遭受重创。一位15岁女孩在地震中遇难后 ,一位摄影师拍下了一组照片,看了让人特别难过,不知不觉泪流满面,久久不能平静。这一张照片显示,这一位痛苦的父亲就蜷缩在废墟里,牵着遇难女儿的手不肯放开,面无表情地凝视着远方。
据报道称,这件事情发生在土耳其城市卡赫拉曼马拉什,这里曾是这一家人居住的公寓楼,这一位父亲就坐在曾经是他们家的废墟上,紧紧抓着死去女儿的手,不肯离去。
看了这样的画面真的让人十分难过,心痛的无法呼吸。有网友称,她的父亲此时该多伤心啊!手,仍有温热,人,已然阴阳两隔。 一瞬间,泪已潸然!痛失爱女,让人悲伤!天灾无情,人间有爱!愿灾区人民都能挺过!
有网友表示,这个父亲,只是想再陪她一会,让她不会感到害怕!看了好心酸!跟当年的汶川一样的,不敢看,可是又想看!还是会掉眼泪!愿土耳其的人们早日渡过难关!希望这位父亲余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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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在土耳其卡赫拉曼马拉什地震后倒塌的废墟上,Mesut Hancer紧握住已经遇难的15岁女儿的手,不肯离去。6日,在土耳其南部发生的两次地震。目前强震在土耳其和叙利亚造成的遇难人数已超7800人。救援黄金72小时,救援人员正与时间赛跑!
(原标题:土耳其震后,父亲在废墟里牵着遇难女儿的手)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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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目新闻记者 宋清影
6日土耳其东南部靠近叙利亚地区的两次强震,已致两国至少7800人罹难。法新社记者在土耳其卡赫拉曼马拉什拍下一组照片,一名土耳其父亲坐在建筑物废墟中,紧紧握住15岁女儿的手,尽管女儿已经遇难,他仍然不肯放开。画面令人泫然欲泣。
在照片中,土耳其父亲汉瑟(Mesut Hancer)裹着一件荧光橙色的夹克,坐在地震后的废墟里,而他15岁的女儿伊尔玛克(Irmak)被压在巨大的公寓楼混凝土块下,旁边散落着破碎的窗户、床垫。伊尔玛克的一只手从废墟中露出来,汉瑟就紧紧握着女儿的手指。
据《每日邮报》报道,伊尔玛克在6日遇难,她的尸体被压在巨大的混凝土块下,从他们家的废墟狭窄缝隙中,只能看到她已经变得蜡质的手指。
据“France 24”报道,汉瑟悲痛欲绝,说不出话来。尽管天气寒冷,他仍拒绝放手,汉瑟一直紧握女儿手的画面也被镜头捕捉下来。
这组照片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起网友的强烈共鸣,不少网友表示看着照片瞬间泪流满面,希望遇难的女孩一路走好,祝愿更多人平安。
《卫报》报道称,很少有图片能像这组照片一样清晰地描绘地震中的痛苦。伊尔马克是在土耳其遇难的5000多人之一。
据土耳其灾难和应急管理署7日晚发布消息说,土耳其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地区6日发生的强烈地震已导致该国5434人死亡、31777人受伤。
(图片来源:法新社)
(来源:极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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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目前,距离土耳其遭遇强震已经接近两天,各地都有伤者不断从废墟中被救出。土耳其副总统奥克塔伊表示,目前获救人数约有8000人。法新社摄影师Adem Altan在土耳其城市卡赫拉曼马拉什拍下一组照片:15岁的女孩伊尔马克在地震中被压在倒塌的建筑物下,不幸遇难,她的父亲汉瑟不肯离去,仍坐在废墟里,紧紧抓着死去女儿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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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月7日,一张拍摄于土耳其大地震震中附近城市卡赫拉曼马拉(Kahramanmaras)的照片,让很多人为之动容,甚至还有不少的人落泪了。
一位名叫梅苏特·汉瑟 (Mesut Hancer)的父亲,蹲坐在陡峭的瓦砾堆上,而他的左手则是紧紧握住了废墟之中的一只手,那是他的女儿伊尔马克雷拉·汉瑟(Irmakleyla Hancer)的手。小姑娘被压在了巨大的混凝土石块下面,已经没有了生还的可能。
尽管已经身处阴阳两界,但梅苏特怎么也不愿意放开他的手……
从梅苏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照片看,他曾是一位骄傲的父亲,和女儿有过很多温馨的时光。这是一张7年前拍摄的画面,而现在女孩已经15岁了,却也永远都是15岁了。
从远景画面可以知道,凭借着徒手救援,女孩的遗体是无法被抬出来的,需要等待大型的挖掘机器。而在等待的过程中,梅苏特就一直静静地蹲在那里,似乎想给自己的孩子最后的保护。
让很多人更为伤感的是,梅苏特的脸上没有泪水,似乎他的心已经被痛苦击碎了,无法再用情绪来表达了,“悲莫过于无声”。
而从不断增加的遇难者人数可以知道,像梅苏特这样处在极度痛苦之中的人还有很多,一夜之间就再也听不到家人的欢声笑语了。
这是汉瑟一家人所生活的卡赫拉曼马拉市,据悉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被摧毁了,民众的伤亡程度想来也会是相当惨烈的。
据《每日邮报》的最新报道称,在地震发生近48小时之后,土耳其和叙利亚两国的遇难者人数已经超过了7800人,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不会是最终的数字。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发出警告说,可能会有超过2万人遇难,而且地震也会影响2300万人的生活,其中包括140万的儿童。
而就在7日清晨,土耳其又发生了一次较为强烈的地震。接二连三的余震,让本就千疮百孔的建筑更加难以支撑,有的挺过了大地震却在余震之中倒塌了。这也让很多人心存的一丝希望破灭了,原本还以为有家能回呢。
另一方面,侥幸生存下来的当地人,还是需要面对艰难的生活。数以万计的人无家可归,只能睡在车里或在建筑物倒塌后看似安全的地方,寻找临时住所。天寒地冻再加上食物短缺,让他们真的是举步维艰。
尽管救援人员会向灾民们分发食物,但据说还是有人得不到,为此已经有了未倒塌的超市被打劫的报告。而现在只能希望这些幸存者能够得到妥善地安置,不要让悲剧继续发生。
尤其还很年幼的孩子们,他们不只是食不果腹,他们的心灵也同样遭到了很大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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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读书君
#汶川地震十三周年#
山崩路断高楼倾,商贾闭门行人稀,百千残废断肝肠,万千家庭失亲人,有家难归夜难眠,人亡城毁举国哀。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4秒,一场突如其来的8.0级的大地震,打破了四川的宁静,更打破了整个中国的宁静。这场发生在汶川县的地震,造成了近7万人遇难,30多万人不同程度受伤。
在那样一个令人悲痛的日子里,有无数令人心碎的故事;细微之下,同样也有着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
01人间五月的悲剧
2008年,程林祥的儿子程磊刚踏入高中的校园。5月11日晚,程磊从父亲手中接过低薄的110元的生活费,前往离家有20多公里的学校上学。临行之时,父亲还特意叮嘱儿子:“将钱用在该用的地方,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有什么困难和家里联系……”
程磊知道父母不易,省吃俭用供自己上学,回过父亲的话说"知道了,放心吧爸"。
或许,谁也不曾想到,这么一次平常不过的出行对话,竟然成了最后阴阳相隔的“告别”之话。
5月12日下午14时28分,汶川地震发生,大地颤抖,街道开裂,房屋倒塌,道路截断,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被无情掩埋在废墟底下。灾难发生,举国上下哀悼。
当时,正在地里干农活的程祥林夫妇,也感到了明显的震感,不过也没有多想什么。随后,学校临时通知放假,许多孩子都从学校跑回了家里,而程祥林夫妇却没能等来儿子回家的身影。
夫妇二人随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担心儿子的安危。第二天中午,两人再也忍不了煎熬的等待,赶到学校去找儿子。而两人到了学校看到的,目之所及尽是残檐断壁、碎砖碎瓦,一片疮痍。
程祥林夫妇二人,在幸存者中一遍又一遍地找寻着儿子,但是却没有任何收获。疲惫不堪的两人,不敢想象,也不愿意去接受他们将可能要面对得令人心碎的事实打击。"孩子还活着",成了两人不停地寻找下去的精神动力。
终于,在昼夜不停地寻找后,程祥林在废墟堆里找到了儿子程磊,只是孩子早已双脚冰凉,永远闭上了眼,生命已如风飘逝。
看到眼前的儿子,夫妇两人悲痛不已,泣不成声。
然而,一切悲痛都已经无法再改变什么。程祥林看着眼前的一切,无能为力,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他取来了一条毛毯,包裹在了儿子冰冷的身体上,打算将儿子带回家。
02 徒步25公里,背着儿子遗体回家
家,对中国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从小家到大家,从家庭到国家,中国人素以“家”为纽带,安身立命,世代传承。一个人在外,无论多苦多累,有家就有依靠,有支撑。
程祥林虽然是个朴实的农民,但也是一个有血有肉、铁骨铮铮的中国汉子。
他虽然身体弱小,早已不如儿子长得壮实、高大,但是在儿子面前,他终究是一位父亲,一个肩负着责任和大爱的父亲。他的内心深处告诉他:有一个方向叫回家。
他说:“我要把儿子背回去,让他在家里过完最后一夜。”
然而,从灾区到家的路程足足有25公里,若是平时不负重前行,也是一个不简单的行程。而要背起一个身躯比自己还要高大许多的儿子,走在崎岖不堪,满是泥泞和随着可能受阻的道路上,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有多大。
不过,尽管道路是崎岖的,行程是艰辛的,但是程祥林却走得非常坚决和平静。他说“我要带儿子回家,不能把他丢在废墟里。”
这是一位其貌不扬,平凡朴素的父亲,说出的最平淡的话,但是却让人为之动容。
程祥林背着冰冷的儿子,一步步艰难地朝着家的方向走去,儿子的身长和体重足于压垮这个瘦弱的男人,但是他却走得异常坚定,尽管身上写满了憔悴和疲倦,而母亲则紧跟在身后。
孩子白色的干净的衣服和鞋袜,和父亲身上满是泥巴、尘土的鞋子、裤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那个空旷而满是疮痍的自然环境下,更显得震颤人心,更让人感到了什么是肝肠寸断,大爱无言,让人泪目和动容!
03 伤痛背后,依旧要坚韧地活着
最终,走了25公里,程林祥艰难地把儿子背回了家。
儿子被安葬在了离家后面几十米的山坡上,那是一块平缓的空地,面朝着山下,周边是森林、小河,那是儿子平日里喜欢去嬉戏玩耍的地方。
当时,用石头垒起的小坟头,坟前什么都没有,只有几束已经插着的已经熄灭的香。因为地震,路断了,物资无法供应上来,家中早已找不出完整的容器,程林祥拿了一个缺口的瓷盘,装了几块饼干当祭品,而这并不是儿子喜欢吃的零食。
程林祥夫妇痛心地说:“日后再慢慢补上”。
也许是过于思念儿子,母亲轻拍着坟头自言自语说道:
“幺儿,妈妈现在只有一个念想儿,妈妈上做梦的时候,你来陪妈妈说说话,好不好?”
而一旁的父亲程林祥,则是一边垂着头,一边不断地用手擦拭泪水。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失去至亲之痛,又岂是眼泪所能言语。《诗经》里曾说,“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父母之爱,厚重如山啊。
不过,丧子之痛纵然沉重,生活还需继续。正如余华的精神所言:“历经世间沧桑,生活再多苦难,也拼命活着”。
在失去大儿子之后,程林祥夫妇在经周围人的劝慰之下,又生下了三儿子,起名为“天乐”。如今的他们,依旧是朴实的农民,生活过得依旧拮据,但是却十分乐观。
或许,这就是历经苦痛之后,更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也许,这就是对程林祥夫妇二人最好的一个概括,也是对千万从地震灾难中走出的人们的最好概括。
写到最后,愿你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也依然热爱生活;愿你历经了苦难后,仍依然努力向前,加油!
参考资料:
《大国不屈:一位军旅作家眼里的汶川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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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在宋朝时期,在山西有一位王员外和一位韩员外,两家是世交,而且王夫人和韩夫人同时怀孕。于是两位员外便来个指腹为婚,王、韩两家如果生的是一儿一女便结为夫妻,如果是两女儿便结为姐妹,如是两男孩便结成兄弟。
十月怀胎之后,韩家夫人先生了一个男孩,取名韩胜六。没过多久王家夫人也生了,是个女儿,取名王心莲。这可把王员外和韩员外高兴坏了,这就是俩孩子的缘分,便当即定下了娃娃亲。
一转眼十六年过去了,王家女儿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而且知书达理,一看就是大家闺秀。韩家男儿也是英俊潇洒,饱读诗书,而年纪轻轻就中了秀才,可谓是前途无量。
这天王员外来到韩员外府邸,说道:“韩兄,如今心莲和胜六都己经长大成人,我看是时候该让他们完婚了”。
“呵呵,王兄,我也正有此意”韩员外说道:“那我们就择一良辰吉日让他们完婚吧”。
“好,全听韩兄安排”王员外笑着说。
“王兄客气了,胜六那小子能娶到心莲是他的福气,我们听王兄的安排才是”韩员外说。
“韩兄自谦了,胜六那孩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我是打心底喜欢”王员外道。
这时韩夫人姜氏走了进来,说道:“老爷,我让厨房炒了几个菜,你和王兄边吃边聊吧”。
“还是夫人想得周到”韩员外道:“王兄,我们去客厅喝两杯”。
“这边请,王兄”员外向王员外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有劳韩兄了,有嫂嫂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呵呵”王员外笑道。”
“哈哈哈,边吃边聊”韩员外也笑到,两人一起走向客厅…
在韩府的书房中,两名少年正在进行辩论,谁也不认同谁的观点,正在进行激烈的辩论中。这两名少年正是韩胜六和他的师兄兼好友李铭。
李铭的父亲是一名教书先生,也就是韩胜六的老师。从小韩胜六便和李铭一起读书,两人感情深后如兄弟一般,李铭便常常来韩家和韩胜六一起讨论学问。
这时一名书童兴奋地跑了进来:“少爷,少爷,王老爷来了,正和老爷商良你和王家小姐的婚事呢?”
“真的吗?柱子,你没听错?”韩胜六向柱子确认道。
“公子,不信你自己去看,老爷他们正在客厅呢!”柱子道。
“看来韩弟很快就能娶到心爱的姑娘了,韩弟好福气啊!王家小姐可是出了名的美人啊”李铭道。
“李兄莫取笑韩某了,这日子还没定下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呢?”韩胜六羞涩地道。
“那都是早晚的事,我先祝贺韩弟了”李铭道。
“我先不和你说了,我去找娘亲”韩胜六说完就离开了。
很快,两家就把日子定了下来,定在八月十五团圆之日。日子定下之后,两家就开始为婚事准备着。
眼看日子将近,王家把嫁妆也准备得差不多了。
这天,王心莲正和母亲清点嫁妆看还差些什么。突然一个Y环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边跑边喊:“夫人、小姐,不好了,韩家出事了”。
“出什么事,大呼小叫,成何体统”夫人怒斥Y环道。
“夫人、小姐,韩家昨夜走水,韩府一夜之间烧没了”Y环道。
“什么,梅儿你说什么?”王心莲不敢置信。
“小姐,韩府送信的小厮刚走,说你和韩少爷的婚事只能暂缓了,”小梅道。
王心莲听完只觉得眼前一黑,便昏倒了过去。
等王心莲醒来时,发现父母都在她身边,焦急地望着她。
“莲儿,你醒了,”母亲关切地问。
“娘,爹爹,韩公子一家没事吧?”王心莲着急地问。
“唉!”王员外叹了口气,道:“人倒是没事,就是韩府烧得片瓦不剩”。
“人沒事就好,沒事就好”王心莲喃喃地道。
“莲儿,如今韩家遭了变故,一时半会也弄不过来,你和韩家公子的婚期只能延后了”,王夫人道。
“母亲,女儿明白,女儿没事,我倒担心韩伯父一家,突糟大难,他们一定很难过,我们要帮帮他们才是”王心莲道。
“这个自然,我儿不必担心,我和你韩伯父乃世交,他家遇难,我定会全力相助”王员外道。
再说韩家突然走水,若大的韩府一夜烧没,所幸的是人都及时地跑了出来,没有伤亡。但家具,贵重物品一样也没有搬得出来。
韩员外一家看着曾经偌大的庭院,一夜之间变成一堆废墟,抱头痛哭。偌大的韩府说没就没,烧得片瓦不剩,他们连个遮风避雨的地方都没有了。
由于韩员外过度悲伤,便病倒了,不久之后就去世了。韩员外一死,整个韩家就彻底败落了。
王家也是出钱出力,尽力帮助韩家,但都是车水杯薪,根本帮助不了韩家东山再起。
韩员外一死,就只剩下韩胜六和母亲相依为命,韩母一时接受不了家中如此变故,日日以泪洗面。好在有韩胜六陪在身边,时时安慰,母亲心情才好些。
再说王员外见韩家落到如些地步,韩家想重振以前的风光,基本不可能,便有了退婚的想法。可王心莲不答应,她坚持一定要嫁韩胜六。
为了能帮助韩胜六渡过难关,她偷偷拿出她的私房钱想要接济韩胜六,便让人捎信给韩公子,说她此生非韩胜六不嫁,约韩胜六晚上于王家后花园相见,韩公子务必要来。
韩胜六没想到王家小姐如此重情重义,他如今家破人亡,王小姐还能如此待他。他在心中暗暗发誓,如有一日他能东山再起,定会加倍对王小姐好。
这时,好友李铭来了,自从韩家变故之后,李铭常常接济韩胜六,常常开导他,让他振作起来。幸亏这艰难的日子一直有李铭陪伴,否则,韩胜六都不知道如何撑下去。
今日,收到王小姐的邀约,韩胜六顿时心情好多了,多日的愁云散去,露出难得船笑容。
“韩弟今天看其心情不错,”李铭说道。
“是的,李兄,王小姐约我晚上到王家后花园一见,我真沒想到王小姐还愿意见我,”韩胜六说道。
“这真是太好了,没想到这王小姐这么重情义,真是难得啊”李铭道。
“韩弟,走,既然要和王小姐见面,你总得收拾收拾,哥哥带你买身衣服去。”李明说完便拉着韩胜六往外跑。
他们来到集市,先是买了衣服,然后李铭又拉着韩胜六到酒楼吃饭。
自从韩家落魄之后,韩胜六就沒有再吃过肉了,难得来酒楼,李铭便点了一桌好酒好菜,韩胜六看着一桌子的菜,不由得多喝了几杯。
夜幕很快来临,韩胜六悄悄地朝着王家后花园走去…
第二天早上,王家下人却发现小姐的Y环梅儿死在了后花园。
于是,王员外赶紧报官,不一会儿衙门的人就到了。
他们便对现场进行勘察,检查梅儿的尸体,然后对王府上下做笔录,看是否能找到有用的线索。由于死的是小姐的贴身丫环,也要对小姐做笔录。
于是王心莲不得己说出她约见韩胜六,想要给他些银子接济一下。可又觉得两人见面不妥,便让梅儿带着银子去后花园等韩公子,没想到却因些害了梅儿,王心莲甚是难过。
可官差们在现场并没有发现银子。
“大人,肯定是姓韩那小子杀了梅儿,把银子拿走了,你得为梅儿做主啊!”王员外道。
“爹爹,你不要胡说,我相信韩公子,那些银子本来就是要给他的,他何必杀了梅儿呢?”王心连辨道。
“除了他还能有谁?你这个不孝女,居然为了外人顶撞为父,你私自约男子,传出去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王员外怒道:“还不快滚回房间去。”
王心莲只能委屈地回房间,但她坚信梅儿一定不是韩胜六杀的。
很快韩胜六便被认定为杀害梅儿的凶手,被抓了。韩胜六不承认杀害梅儿,不管官差怎么对他严刑拷打,他就是不承认杀人。看着如此嘴硬的韩胜六,王员外偷偷地给县太爷送去了一袋银子…他要韩胜六成为杀人犯。
原来,自从韩家败落了以后,他就有了退婚的想法,但是女儿不答应,坚持要嫁给韩胜六。他也不想做得那么明显,怕人说他嫌贫爱富,这不刚好借梅儿之死,让韩胜六成了杀人犯,那么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和韩家解除婚姻了。
那县太爷就是一个贪宫,收了银子,自然要办事,管你冤不冤,谁有银子谁说了算?于是,韩胜六变成了凶手,杀人偿命,很快韩胜六便被判了死刑,不久之后就被斩首了。
韩胜六的死讯传来,王心莲悲痛欲绝,便跳河自尽了。
女儿死了,王员外也是悲痛欲绝,他以为只要韩家小子一死,女儿就会回心转意。他女儿貌美如花,才华出众,向他家提亲的贵公子,世家子弟多的是。他要为女儿另谋良婿,谁知道女儿如此刚烈?居然跳河自尽,可怜的女儿连尸首都找不道,不知道被河水冲到何处去了。想到这些,王员外也是痛心疾首。
一转眼三年过了,今天又到了女儿王心莲的忌日,自从女儿死后,每一年的忌日王员外夫妻俩都会给女儿烧很多纸钱,让女儿在阴间能过得好些。
突然,一队官差抬着两顶豪华的大轿子走进了王家大院,轿子停下之后,缓缓走出两人。王员外看清两人时,顿时吓得瘫软在地。
原来来人不是别人,正是“死去”的韩胜六和“死去”的女儿王心莲。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二人明明死了,为何又回来了,而且还是一起回来的?王员外夫妻瞪大眼睛,不敢相信:“这二人到底是人是鬼?”
当然是人了,这还得从韩胜六被抓坐牢时说起。
当时,韩胜六被抓坐牢判了死刑。韩母姜氏伤心欲绝,他深信儿子是冤枉的,正好韩母得知弟弟姜子文从边疆归来。姜子文是韩母的亲弟弟,他是名武将,常年驻守边疆,已经多年未归,这次因打了胜仗,皇帝特批准他回来探亲。
姐姐姜氏找到他时,他才知姐姐家糟到了如此变故,韩胜六是姐姐唯一的儿子,他一定要想办法保住他。
由于时间仓促,韩胜六已经被判了死刑并且就要被问斩了,重审来不及。于是,姜子文买通狱卒,用另一个死刑犯换下了韩胜六。
韩胜六因此得救,姜子文便恳求皇上重审此案。后调查得知,杀害王家Y环梅儿的真正凶手是李铭,而且韩家也是他放火烧的。
原来他爱慕王心莲已久,当得知韩胜六和王心莲就要完婚时,他妒火中烧,便一把火把韩家给烧了。然后为了不引起别人怀疑,又装出一幅重情义的样子,接济安慰韩胜六。
韩胜六一度以为他是最好的兄弟,对他知无言,当他再次得知韩胜六要与王心莲见面时,他便用计让韩胜六喝醉,当韩胜六摇摇晃晃的要去见王家小姐时,他便半路迷晕了韩胜六。
然后进入王家后花园,看到是梅儿而不是王家小姐时,他感觉自己被骗。同时,梅儿也岁现了他,梅儿见来人不是韩公子时,便要离开。
李铭害怕梅儿叫人,便把梅儿残忍杀害,然后拿走银子,逃离现场。他以为有韩胜六背锅,任何人也不会怀疑到他头上,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就在他以为韩胜六己死,他可以高枕无忧时,却被抓进牢房。经过审问,在重重证据面前,他不得已全部招供。最后,被判了死刑。
而那个县太爷因贪污,草菅人命,被革职查办。
至于王员外为何能置身事外,对后来发生的事一无所知?那是因为韩胜六帮他们求情,看在他们年龄已大,又痛失爱女的份上放过了他们。
看到这里大家一定会问,那王家小姐王心莲不是跳河了吗?为何又会和韩胜六一起回来?
原来当初王心莲跳河,却顺着水顺一直飘到五台山下,被五台山上的和尚发现便把她捞上岸。发现她居然沒死,还有微弱气息,便把她带回五台山上抢救,所幸把王心莲救活了过来。
人活了过来,但心却死了。王心莲也不想再回家,便请求五台山上的师傅让她住下来,她打算青灯古佛,了此残生。
在五台山上一住就是三年。
再说韩胜六洗清罪名之后,在舅舅的帮助下,发奋图强努力读书。三年之后,他考中了状元,便衣锦还乡。
当他的船经过五台山下时,怎么也开不出那个水涡,兜兜转转船始终盘旋在那里。
当他抬头看到五台山上的庙时,便决定下船上山来拜佛,请求佛祖保佑。
沒想到再次遇到了王心莲,两人大难不死,还能相遇,便当即结为了夫妻,谁也休想再分开他们。
成亲之后,韩胜六便带着王心莲一起回来了。
得知事情的真相之后,王员外羞愧难当。
韩胜六诚恳的对王员外说:“岳父大人、如今我已和心莲结成夫妻,日后定会孝顺二老,请岳父放心。”
王员外满脸通红,便拉着夫人进屋了
王员外对夫人说:“如今他贵为状元,居然不说我一句不是,我真是无脸见他”。
“老爷也不必过度自责,日后我们好好弥补便是”王夫人说道。
“嗯,夫人说的是,你去给他们准些吃的吧,长途劳累想必他们也饿了”王员外说道。
王夫人离开后,王员外便羞愧自尽了…
人呀,千万不能嫌贫爱富,有句老话说得好,三穷三富不到老。人都有起起落落的时候,谁的未来会怎样都看不见?所以不要在贫时自卑,更不要在富时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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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北碚,同康路1号,好多年在导航上都只搜得到食堂,最近才能搜到全名: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这是一处洼地隆起的小山坡,绿油油的风总是抢着带来远处缙云山的花期。法医科在一楼,常年垂着遮光帘或者纱窗。这里的人大多走路极快,卷起三尺高的气浪,微微掀开帘子一角。
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法医科致伤工具实验室,每个人手里的工作,都在讲述一个案件背后的故事
法医宋若冰24小时高烧不退,他去了医院,跟医生说,我被跳蚤或者其他什么虫子咬了。医生嘴角牵动了一下:“哦,跳蚤……咬哪里了,让我看看。”
衣服脱下来,医生啧啧一声吸了口气。那是一整块看不到完好皮肤的后背,密密麻麻疙瘩覆盖着疙瘩,小疙瘩重叠着大疙瘩,凹凸不平,红得瘆人。
前一天,宋若冰去出勘了一个现场,偏远、密闭的农村小屋,一具高腐尸体,没有运输尸体的条件,又必须尽快解剖。屋里屋外都是死者收养的流浪狗,已经不知道是第几代的蛆虫、苍蝇、跳蚤以及各种不知名的虫子,在狗身上、在屋子里狂欢。
宋若冰是踩在一层蛆虫上做的解剖。4个多小时,有了那一后背的疙瘩。
出门的时候,村民看到他背上黑压压盖满了虫子,在蠕动,在飞,或者吃得太饱一动不动。村民喊:“不要动!眼睛嘴巴闭起!”抓起杀虫剂就往他后背喷,喷落一地的黑物。
输了3天液,宋若冰退烧了,疙瘩也慢慢消了。从此后,家里落下一个规矩:但凡出勘现场后回家,家人都会烧好一桶滚烫的开水,放在门口,他必须脱得只剩内裤,把衣服扔进开水桶,人直接冲进卫生间洗澡。
这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法医科,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些奇怪的小禁忌,跟职业有着隐秘的联系。
职业要求他们守口如瓶,沉默如海,而这些秘密是一个起点,让人重新认识法医这个职业,重新发现人间。
实验室在地下一层,有一坡长长的通道,结束工作的法医,出来的时候都要深深换一口气。
又是一个寻常的周末,法医科的微信群突然弹出来几张室内血迹照片。法医周洋的岳母腿部受伤,一个裂口,出血量较大,需要缝针。
岳母是淡定的人,从容收拾东西准备去医院。周洋是更淡定的人,法医都学过4年临床医学,心中不慌。他用手机拍下室内血迹形态、轨迹、位置,不说岳母受伤,也不讲伤情,发到工作群,喊大家分析。
科长夏鹏心里暗暗点了个赞。随手拍随手记录随时查案,这是他理想中的团队日常。他自己眼睛被撞伤,也是每天拍一张照片发到群里,一起讨论陈旧性伤痕和新鲜伤痕的对比。
很快群里就有了答案:根据血迹形态和血量分析出了伤者伤情,根据血迹滴落方向和足迹位置关系,分析出了伤者受伤部位。
法医的家人,要学会在这种时候,不怄气,不打人。法医同理。
夏鹏的女儿在读小学,散步的时候,父女俩看到一只死在路边的蝉。女儿问:“你说,它怎么死的?”夏鹏哭笑不得:“这我怎么知道。”女儿继续穷追不舍:“那你把它解剖了吧,解剖了告诉我它怎么死的。”女儿有一只公仔熊,从小就好奇肚子里有什么,她安排爸爸:“你去把它解剖了!”
李卡纳的办公室文件柜塞得最满,除了工作资料,还有他全部的制服,堆堆叠叠。家人要求,他出完现场都必须在单位清洗,换好便服才让回家,包括鞋子。
一个刑警,家里没有一件工作制服。
最好的“感同”,是“身受”——出过现场的衣服,解剖穿过的衣服,气味会钻进布料纤维,会附着在上面,散不散,好久散,看情况。
夏天的时候,宋若冰在解剖室解剖高腐女尸,5个小时后出来,我离他两米就开始反胃。他常年剃着光头,没有头发,仿佛就不会藏气味。但当他突然把光头凑过来,那一瞬间,我觉得鼻子撞上了一堵墙,晃了几晃才稳住——我第一次知道,臭是有重量的,是一个厚重的平面,压在人鼻子上,口腔里,肺腑里,毛孔里,需要若干时间,靠人体的代谢,一点一点从毛孔把气味挤出去,排出去。
这是法医的小恶作剧,惊吓外行,算是翻开了《法医学》第一页。我是在这个时刻,才真正理解了李卡纳那一柜子的警服。
法医还有一个公开的秘密——酒量都深不可测,不分男女。
往上数,他们都记得,师父的师父就教会了师父,一个代代相传的行业密码:工作结束,喝酒消毒。
我问过他们,喝酒消毒有什么科学依据?每个人都诡异地笑一笑,不答。周洋说:“法医本质上是一种很压抑的工作。”
去过现场的人会找到一个解码器:死亡是一团灰霾,走进去,穿出来,霾尘总要在心上落几粒。酒是一种燃烧与浇灭,一种稀释和挥发。
职业会有比人更漫长的耐心,来悄悄渗透人。
王小伟是山西人,北方汉子,高大威猛。路上遇到搭灵棚办丧事的人家,他会绕路走,绝不从中间穿过,也不从边沿通过,他绕很远,从另外的大路转过去。这个小禁忌他很少提,同事都不知道,但他自己知道它一直在,跟职业双生,伴行。
“是怕吗?”“不是。就是心里不舒服,堵着,压着。我不想看到逝者的脸。”
王小伟解剖的时候有个习惯,他会给死者合上眼睛,如果实在合不上了,就用一条毛巾盖上。有时候,解剖是在晚上,殡仪馆很静,他只听到自己手表上秒针走动的声音。
人是矛盾的。条件允许的时候,他不喜欢戴口罩解剖,“口罩在吸气的时候是挡不住气味和有害物质的,呼气的时候,大量的有害物质又聚集在口罩内侧,会更臭。”他近视,尸体细目要凑很近看,就在鼻尖下。
他很认真地说“警服辟邪”,“战衣会给人心理暗示,给人力量。”
刘振江也是山西人。他经常开车去远郊玩,村道乡道的路边,有时候一拐弯,就在路边几米的地方,一个或几个墓碑突然就杵进了视野,他会赶紧侧开目光,不看。不看墓碑,更不看上面的照片和文字,是他的小秘密。
区县法医有时候会来总队送检材,帮李明带一块肋骨。李明做的科研课题需要肋骨。同行们装在检材袋子里,拿进来放在办公桌上。刘振江就会“抗议”:办公区怎么能放块肋骨?啊?啊?后来李明悄悄藏到柜子下面,刘振江鼻子灵,一闻到就在办公室搞现场勘查,坚决把骨头撵到实验室。
谢玉波吃午饭的时候,喜欢在手机上看小说,有人凑过来,他会赶紧锁屏,若无其事。我瞄到一眼,他看的是《长生不死》。
他们都无法解释这些小秘密,并不是恐惧,但又比常人纤细敏感。如果没有罪恶,没有杀戮,他们的秘密,会跟我们一样,仅仅是藏进鞋底的一卷私房钱。
“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刘振江、谢玉波和王小伟(从左至右)在致伤工具上提取物证
所有现勘法医,都会有一个时刻,是死者,或者是凶手。
一条穿越农村的公路上,躺着一个像在熟睡的醉汉。大清早的雾霭罩下来,清扫路面的人走近了,才发现不对。人已经没有气息,地面、护栏、行道树、路基下的排水沟、田坎……来来回回到处是血迹。
李卡纳勘查了现场。在各处血迹的附近,有烟头、烟盒纸、餐巾纸,经检验都属于死者。死者手掌裂创,腹部大裂创,一个悲惨的现场。普通人都会觉得是凶杀,法医们说不是。
桌上的4个空烟盒像堆积木一样,叠在电脑前。这是现勘回来的次日上午,9个法医,3个小时的口粮,见底了。老规矩,所有现场,出勘法医回来后都要迅速把搜集的各种资料、图片做成PPT,整个法医科当日在单位的全员查案。
法医科科长夏鹏经常会挖一个小坑:即使案件已经告破,他还是不讲答案,甚至在提问的时候故意干扰一下主流思路。大家都在PPT里重新勘查一次现场,脑力激荡,各讲各理。
法医有一整套复杂的技术分析系统:通过两处裂创的生活反应推定受伤先后顺序;血迹可推定死者生前经过、停留信息,合并其他物证,可重构死者当时的行为逻辑……最终一点一点串起1号到N号物证牌之间,死者的行动路线、方式。
这是重物碾压导致的致命伤害,是一场交通事故,不是凶杀。
周洋胖,说话走路都是法医科最慢的人,但每句话之间逻辑衔接,像木匠老师傅打的榫头,稳,结实。他开始进入死者视角,从手掌受伤开始重构现场:致伤工具是什么?受伤后行动路线是什么?45度倾斜的排水沟,根据血迹,死者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在哪些地方停留时间较长?重新回到主公路,最终在哪里遭受意外?车辆行驶方向是什么?当场有无停留?
研判室关着灯,只有投影亮着,那个死者像复活了一样,跟着周洋的讲述重演了这个致命的夜晚,一路走,一路流血,几百米内的死循环。
一个潦倒的中年人,在一个寒冬夜晚的命运,在烟雾的那一头,传送门的另一边,无法逆转。
每个法医的脸都藏在香烟腾起的雾中,看起来冷,硬。提问也平静,没有受过职业训练的人听起来,瘆,不近人情。
真相从来不讲人情。比如与此案相反的,是伪装成事故的另一起案件。
也是一条乡村公路,路边的荒地、草丛,蔫哒哒的。路上人烟稀少,隔很远才看得到农家的房子。
终于有过路的人,发现路边草丛,倒着一辆摩托车,再看,摩托车下压了一个人。死者是个中年男人,头部有严重损伤,脸上血糊糊,看不清。
太像是一场交通事故了——摩托车被迎面撞起,车和人都飞出去,被巨大的离心力甩到路基外的草丛中,人被摩托压在下面,头部受伤。可能也有短暂的意识,但已没有能力求生。
也是李卡纳去勘查的,他说不是事故,这是一场谋杀。
法医科的研判室又开始腾起新一轮烟雾。交通事故造成的颅骨损伤,与其他钝器造成的损伤有很大区别,致伤工具是一门专业的学问。死者的头部损伤,放大看,显然是钝器导致,法医们甚至可以准确描述出,是什么形状、质地、大致质量的钝器。
另一个关键信息是,死者死亡前不久,购买了高额车险,受益人是亲人。
案子破了。这个跑摩的男人,在死前的最后时刻,都不知道是亲人想要他的命。人间的关系,有太多寂静岭上散不开的浓雾,彼此之间都看不清。
李卡纳终于在掘地三尺之后找到重要物证
有时候,法医也是凶手,模拟凶手那样去杀人。侦查实验,在影视剧里,往往被称为“双面法医”。
夏夜的同康路1号,静得像在山里,半个巴掌大的飞蛾呼啦撞击办公室的灯,一惊一乍的。白色灯光透着寡淡的冷,杨小城一个人在办公室,拿一把打开的瑞士军刀,用刀背戳自己,肋下、肩膀、胸口、脖子……一边戳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从门口看过去,他背后是窗外的黑幕,幽幽的巡逻灯无声地闪过。
上午杨小城出勘的现场,两个同室居住的男子,甲杀害了乙,然后自杀。案件发生在头天深夜,万物熟睡的时刻。两个死者,凭什么说是甲杀害了乙,而不是相反?
死者已逝,活着的人咬牙说,就要一个真相!他们是他们的亲人,他们记得那些再也不会回来的爱和笑。
依据来自科学实证。乙身上十几处裂创,哪些可以自主形成,哪些不能,每一处伤口刀口方向是什么,行为人握刀的姿势是什么,正手还是反手……每一处信息都有指向,每一个指向都逼近唯一的真相。
我说法医你把刀换成笔吧,打开的刀子容易误伤自己。杨小城不以为然笑了笑:“用笔看不出来刀口方向”。他继续挥舞,我马上往后退了大半步。
根据调查,两个人曾经是好友。甲没有留下片言只语,摸黑行凶。友情是在什么时候破碎,碎片又是以怎样的方式扎进了心灵的最深处,滴血成恨,最终酿成了悲剧?这些往往是证据解不开的部分,是人文学科的部分。
我问过法医们,这个工作总是要潜入人性的黑潭里探查,如何让自己采光?
每个人都没有直接回答,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
巩强以前曾经出勘一个类似案件,两个女子,也是A杀害B以后自杀,A的家属拒绝接受结论,法医科派出几组人,反复勘查现场,现场侦查实验,一轮轮集体论证。
根据现场重建,第一处形成的血迹是B的,第一处造成的大裂创是B的脖颈,B还有第二处无法自主形成的绝对致命伤,遭受这种程度的伤害后并倒地后,B无法再对A造成多处试切创,进而再对A造成致命伤害。
给家属解释背景关系,不听;讲证据讲科学,不信。
巩强也急,急了脸上会浮一层红,越急越红。他是甘肃人,没有重庆人的大锣嗓门和奔放语速,又有当年本科读中医的温柔节奏。
最后,法医们把A的家属带到会议室,出示部分图片,进行模拟讲解。讲他们的亲人,是怎样杀害别人的亲人,然后结束自己的生命。一个动作一个动作讲。
人心哪个瞬间突然软下去塌下去,你看不到。真相和残忍更多时候是在一起的,人不能只挑拣自己想要的看。
A姑娘爱着B姑娘,B姑娘有更积极的人生追求,彼此逐渐拉开了差距。因爱生恨,A在事发前,陆续跟亲人有邮件往来,流露极端情绪,不甘心,又渴望被人记取。买了刀,一路不回头。证据链的每一环,都扣死了下一环。
巩强做的解剖,清洗后看,受害者是一个很美的女孩,人生才刚刚展开。
巩强(左)和王小伟(右)把待检尸体拉出来,接下来他们会走向解剖室,揭开一个死者死亡的真相
世间有八百万种死法,就有八百万种侦查实验。巩强做过一个自杀实验。
秋冬的长江和两岸,是一条沉甸甸的铅灰色飘带,铺向天空的那一头。一具混着泥沙的铅灰色的尸体被水流冲到了枯萎的草丛中,尸体的胸腹、上臂、裤裆等部位共绑缚着10块石头,大小形态各异,总重量超过了25.5公斤。绳索走线方向混乱、复杂,打结上身紧,下身松。
侦查获得的各种证据都不支持是他杀。自杀?怎么可能?人怎能以这样的造型,对自己五花大绑,沉重的躯体还能自主行走到江中?
巩强沿着江岸一直走,一路寻找跟死者身上材质相同、形状接近、数量一致、总质量相同的石块。
他按死者身上绳索的走线方式、石块绑缚的位置、绳结的松紧程度,全程一个人,在自己身上,原版复刻了死者被发现时的状态,并缓慢移动,证明自己可以完成绑缚和沉江。
那是个绝望的中年男子,但若把时间再往后推半年,光线就能照进生活,只是他不知道,就这样决绝地沉落。
巩强绑完自己的时候,心情复杂。确认答案的时刻,对大多数人是good,对法医来说,不一定。
绑石头沉江,证据不会消失。有的罪恶,会以清洗、丢弃、损毁的方式去消灭证据,但证据举头三尺,它看着你。
巩强在身上绑缚了10块石头,超过25公斤,全部独立完成,原版复刻了死者被发现时的状态,用侦查实验证明了死者是自杀 警方供图
一个水库边的夜晚,荧光幽幽,一位老人被杀害的证据浮了上来。
水库背靠山梁,面朝更广阔的开发区域,远景中的房子在一天天生长,水库边躺着的老人,从这一天起,再也看不到未来成片连天的样子。
李卡纳到达现场的时候是傍晚,他测了水库的水温,又记下了当天的气温。尸体颅骨被砸成几十块碎片,身体已经呈巨人观,被气体胀满。根据腐败程度,死者已经死亡两天以上。前两天下过雨,痕迹似乎消失了。
水库边不是老人遇害的第一现场,他是被拖拽到水库抛尸的。必须要找到抛尸的路径,获取一些关键信息。
有一种试剂可以让隐藏的证据浮现出来,但要等到天黑,伸手不见五指那种黑。
夏天最后一缕残红沉进了水库,水面没有风,安安稳稳地铺平。霾重,月光穿不过来,正好。
李卡纳和痕迹的同事,打开电筒,把试剂调匀,摇散,喊了声,“走”。几把电筒、手机光源同时关闭,周围突然一黑,像泼天的墨扣下来。
李卡纳沿着推测的抛尸路径喷洒过去,我看到罪案影片里的那一幕:幽幽的荧光蓝,点状、圆团状、条状,沿着房子门口的泥土、草丛,一闪一闪通往水库。
那是血,死者的血。
刑警在拍照,除了镜头的声音,几乎没有人说话。每个人都从那条蓝光带上,看到了那个同样的夜晚在回放,看到了凶手慌乱凶残的动作,停留、转移、掩藏的路径,和另一个生命的永别。
致伤工具是另一个关键点。李卡纳有些执拗的坚持,他要把破碎的颅骨拼回去。老人的颅骨太碎,被钝器重击成几十片,解剖的时候,碎成了胡乱的一堆。囫囵的死因好说:大质量钝器造成的颅骨机械性损伤。但这不够:具体是什么钝器?击打的位置和顺序是什么?哪一处伤是致命伤?这需要把颅骨拼接还原,观察骨折线。
人骨拼图,是在法医科二楼的实验室完成的。李卡纳和周洋两个人,前后用了两周。
蒸煮过的颅骨,去掉了软组织,颜色变深,凑近了,依然闻得到臭。骨片有厚度,裂口形状在正反两面也呈现细微的不同,最小的碎片直径只有两三毫米,几十片,颠来倒去,毫无头绪。
实验室的空调调到了最低的22摄氏度,我觉得冷,周洋还在飙汗,衣领很快湿了一圈。
两个法医拼颅骨的时候,很少说话,空荡荡的实验室却有一种紧绷感。像是那个死者,在无声地讲述一些事情。
每拼好一块,他们会给自己一个小欢呼,又马上抓起下一块。看不见的致命钝器,渐渐浮现在颅骨的上方,人字缝,矢状缝,骨折线从哪里开始,哪里结束,法医的眼睛,看到了一幅图。
案件破了,是游手好闲的熟人青年,为一点钱财的临时起意。老人生前跟凶手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招呼他吃自家李子树摘下来的新鲜李子。
这个拼好的颅骨,至今放在法医科的实验室里。因为缺损几块骨片,有一个黑森森的洞,像来自深渊的凝视。李卡纳有时候路过,会从窗外看一眼。
嫌疑人清洗过的血迹,法医喷洒一种试剂,隐血会重新浮现出来,幽幽蓝光是死者的血,也是犯罪的铁证
谢玉波曾经最焦虑的时候,一周没有回家。以前为了破案,他把头发剃光,在脑袋上画来画去,看损伤,看骨折线,那次不行,那次是碎尸案,死者身份不明。
那是一片城乡接合部的野地,大量尸块不规则抛撒,高度腐败,农家散养的狗衔走了骨头。有价值的信息太少了,唯一能确认的是,死者是一个男性。
重庆命案侦破率,近年保持在全国前列。数据背后都是人,无数人的无数个小时,昼夜不计。每个法医,每个刑警,都有同一种怕,怕自己掉出这个数据以外,成为孤零零的那个“未破”。
谢玉波很慌,命案前期的压力都在技术人员身上,给侦破提供的方向不能错,毫厘就是千里。可是方向在哪里?死者是谁?
法医科根据骨骼等信息,分析死者年龄,差距最大达到20岁。这是被特殊处理过的尸体,信息误差很大。“入职多年,我是在这个时候对自己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谢玉波总觉得自己少捕捉了一点什么东西,就那么一点点。
那些天,他失去了生物钟。吃和睡,有时在一个查案的缝隙里,有时没有。他座位的前后左右,杨小城、宋若冰、周洋,轮流陪他加班,查资料,做比对。一周下来,谢玉波瘦了10斤,泡乎乎的两颊,开始有了骨骼的形状。
有一阵,谢玉波眼里全是蛆。他每天都盯着死者身上的蛆虫大图看,对比各种资料上的蛆虫,从蛆虫的生长去倒推抛尸(死亡)时间。悲剧的是,谢玉波是法医科狂热的米饭热爱者,对一粒粒白米饭的爱,远远超过各种菜品。讲到这里,他突然警惕地摇头否认:“不不不,我没有这样去联系,我没有……”
总会有一条小路通往真相,那一点点最关键的信息,是牙齿。
死者有假牙,法医跟侦查部门一起寻找,周边43家可以做假牙的机构,一家一家筛查牙齿建模。抓到凶手的时候,他还在那间杀人分尸的屋里住着。
两个打工的中年人,租住在一起,都是些生活龃龉,谁业务好点,谁脾气大点,犄角旮旯,柴米油盐……法医看过太多这样的“五毛钱”杀人,恶有万千种形态,而杀人的,总是对生命极端冷漠,对他人,也对自己。
真相不会消失。沉下去的会浮起来,抛撒开的会重新聚拢。讲那些处心积虑的谋杀和毁尸灭证时,周洋幽幽接了句:“高智商杀人?呃……不要妄想以一人之力对抗一个团队的整体智商和经验,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杀手智商高过我们。”
谢玉波稍有不同:“杀人本身,就是低智行为。”
法医科全员查案
无论多么复杂缠绕的推理小说,都会有同一个铁打的价值宣示:正义战胜罪恶。而通往这个价值终点的过程,是智力比拼。法医这个工作,几乎就是一本一本推理小说的复刻——在现实版的浓雾模式中,准确找到关键点位,一颗一颗布下北斗七星,最终构建一个逻辑严密的天罡北斗阵,豁然开朗。
因此,法医们面对的其实不是尸体,而是尸体背后的人,人的逻辑、心理、情感。
偏远农村的夜里,一对中老年夫妻死亡。连通屋外的两处门都关着,一处有抵门杠,另一处被救援者撞开。门后的狭长通道有板凳,板凳上有锅。女子死在饭厅门边,身上有四种工具导致的损伤,男子死在厨房地上,头和手有至少两种工具造成的损伤。根据勘查检验,一共有四种致伤工具:螺丝起子、羊角锤、普通切菜刀、大质量砍刀。
是第三人作案?密室杀人?还是杀人后自杀?谁杀的谁?用的什么工具?先后顺序是什么?
这是以前周洋出勘的一个现场,是一个完全依靠现场勘查和法医学知识,通过严密的逻辑,进行复盘的案件。
墙上投影亮了,研判室灯灭,声音像从屋顶传来:“天黑请闭眼”——
“根据死亡时间推定,这是夜里发生的案件。多种致伤工具的使用,可看出杀人者有更换工具的过程,为什么工具会更换?为了更趁手,越换越趁手。这一过程也可看出整个案件不是瞬时的,而是一个延续的过程。”
“当天晚上,夫妻两人发生了争执,从卧室被翻动的痕迹,和存折上显示的信息看,疑似为钱。最先发生肢体冲突的位置,是在妻子卧室,在争斗中丈夫用疑似撬锁的螺丝起子,戳伤了妻子头面部一处。孔状伤口可证。”
“妻子抓起羊角锤,敲击丈夫头部还击,有平面一侧接触丈夫头顶部,月牙形表皮伤和脑硬膜圆形凹陷可证。由于女性力量较弱,或不想致对方于死地,因此未造成颅骨骨折。”
“丈夫夺过羊角锤还击,此时工具转向,羊角面朝向妻子,头部四组对称性伤口(羊角)可证。”
“妻子向屋外逃跑,沿途滴落血迹可证。走到其尸体发现位置,即饭厅门边的时候,丈夫拿了切菜刀追上来继续砍击妻子头部,造成妻子头部第三种伤口。此时妻子因受伤体力不支,倒地。地上血泊可证,倒地停留有一定时间。”
“丈夫回卧室翻找东西,推测是钱或存折,推测心理疑似两种,一种为逃跑,一种为送医。”
“丈夫返回妻子倒地处,并将妻子扶起,坐地,背靠在门上,门上扇形血迹可证扶起过程。妻子救治无望,但推测尚有一丝气息,丈夫回到厨房,拿砍刀砍杀妻子脖颈处,造成动脉、气管横断。妻子死亡。”
“丈夫回到厨房,在对自己脖颈处反复试切后,选择了砍切自己手腕自杀。”
“现场没有第三者进入,抵门杠完好,门后通道的板凳和锅,是主人的防盗设计。”
侦查员最终的调查,印证了周洋的复盘。妻子对家庭财务控制极严,丈夫又很爱喝酒,那是春节前,是人们都喜欢喝两杯的时候。
复盘完成,周洋说了句:“不过……我觉得……这是个悲伤的故事……”
杨小城、李卡纳、周洋、宋若冰(从左至右)在解剖室工作,重庆的天气,从春天开始,防护服里就开始像一个浴缸,积满了汗水
“精神上经历过兵荒马乱的人,事后大多沉默……”法医科的人大多是朋友圈的隐身人,他们偶尔点赞,几乎不发言。
死亡从来不只是九画写成的两个字。
宋若冰做完解剖出来,第一件事情一定是给妻子打个电话。解剖那几个小时,法医都是处于失联状态的。他和妻子女儿,甚至不能忍受几个小时的“失联”。
夏天的一个中午,办公室只有我,他说:“我不能想象,以后女儿长大了,慢慢有自己的圈子,自己的世界,而我逐渐退得越来越远……我没有准备好,永远都没法准备好……”女儿还在读小学,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从他眼里看到一种老年的苍茫。
他对自己有奇怪的代谢要求:从来不吃午饭,不午睡,像在坐禅,中午是他的苍茫时刻,一中午要给女儿打好几个电话,聊天,视频讲作业,有时候看看手机里女儿跳舞的视频。
宋若冰不会使用微信付款,以及任何网络支付、手机银行。科里女同事梁黎有他妻子的微信,需要交任何费用,梁黎直接找嫂子,参加比赛得了一点奖金,梁黎也发给嫂子。这让他显得非常复古。
后来谜底稍稍翻开一角:宋若冰每年都会倾尽这一年的结余,给女儿买下一个不会过期的礼物,从未间断,他要在女儿成年的时候一起送给她。
闫伟是整个办公室最沉默的人,行踪神秘,唯一确定可以找到他的时间地点,是下班后的篮球场。同一间屋子工作两个月后,我们才开始有了第一次交流:
“你是学中文的?”他问
“嗯。”
“讲点你喜欢看的书。”
一个法医正式开始采访一个记者。但很快我们又不知不觉交换了场地:他讲他喜欢的导演是枝裕和,讲他喜欢的小说显克微支的《十字军骑士》,贾平凹的《山本》,给我推荐日本纪录片《中国铁路大纪行》。
后来某天凌晨三点半,他给我打了一个紧急电话,只有两句话:地点、路线。所有客套、人情藩篱都在这10秒里消失。那个雨夜的凌晨出门,我想起周洋说:闫伟是那种人——他说他只能喝四杯酒,就一定会喝完,你要再让他多喝一杯,他真的就倒了。
就在这个雨夜,在工作现场,我们听到一间屋子里有个老人,从凌晨四点开始,持续两个小时不断呜咽。那声音,有时是人类的哀嚎,有时像某种动物面对危险的嘶吼,有时是痛哭。每一声都在人心上用力抓,一抓一槽血。
这是一种失智后表达烦躁的方式,闫伟突然问了句:“你说我们老了,会不会像这样?”我在记工作提纲,手抖了一下,没有回答。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钥匙,有些人藏起来,有些人紧紧攥在手里,有些人一把换一把。
唯一确定可以找到闫伟的时间地点,是下班后的篮球场
从同康路1号的院子看出去,缙云山脉四季常绿,风会吹来草叶、树枝的气息,吸一吸,整个肺里都是缙云山。早上上班的法医,相遇的时候点个头,一个问:“你值班?”另一个笑着答“国泰民安。”
这像是他们的接头暗号:不要有死亡,不要有现场。
杨小城跟闫伟在办公室算是同桌,一个静,一个动。没开工的时候,杨小城似乎永远在唱歌:去食堂的路上、爬上值班床的上铺铺被子、早上推开办公室的门……他唱李健,唱他喜欢却永远记不住歌词的民谣。这个时候,法医科不像研究死亡的地方,清风明月,少年锦时,死亡很远。
那个夏夜,杨小城用刀背扎自己的那个侦查实验,以及后来他的讲述,让我想起作家鲁敏《九种忧伤》里写的:每个人都如同一枚环形玉器,带有忧伤的缺口,它不被重视,它申诉无门。它在那里。
杨小城父亲离世的时候,他没在身边,当时他在外地工作,父母在重庆。他人的死亡和亲人的离世,是不同的生命教育。
所有贫困少年的励志故事都有一个刻进生命的镜头,他的镜头是:父亲在学校旁边摆摊,每次他得了获奖证书,父亲都拿在手里舍不得装好,买东西的人看了搭句腔,父亲就会高兴地讲,是儿子得的奖。
终于工作了,父亲查出癌症晚期。回重庆的时候,他特地带了一身警服:父亲从来没见过他穿警服的样子。老人是在他回单位的路上离去的,眼里最后的影像,是儿子笔挺端正的样子。
从那天开始,杨小城觉得心上缺了一个小角。他是从对母亲的迁就上意识到那个缺角的存在:母亲碎碎念,让他去相亲,赶紧结婚,从早上念到晚上,吃饭都没停,念叨了整整8个小时。他没有顶撞一句。他记得父亲离世时他跟自己说:“爸爸走了,更要对妈妈好一些。”
这句话说得特别慢,时间跨过零点,新的一天开始,窗外依然是黑夜。杨小城背过身,用手掌按住眼睛,深深吸气。这跟白天在解剖室那个麻利高效的法医,那个吃饭都在唱歌的法医,不是同一个人。
天亮的时候,他又会笑着说:“我爸没给我把名字起好。”“小城?哪里不好?”
“邓丽君有一首歌,《小城故事多》……”
杨小城身后的颅骨,是法医科的历代法医在工作中搜集的无名颅骨
周洋下班后只有三件事:喝酒、看动漫或者打游戏、把狗洗干净鼻子杵进狗毛里吸狗味。这是女儿降生之前,降生后第三条换成了把鼻子杵进娃娃头发吸娃。现在下班后约饭,他会说:“你们先吃,我要先回去一趟,吸吸娃。”
夏天的时候从解剖室外的玻璃窗看过去,会看到一个白色的解剖服撕得稀烂的周洋,腋下、大腿、后背,巾巾吊吊,看得人悚然:解剖室里发生了什么。
解剖服像生化防护服,全包围,不透气,不吸水,夏天出汗多的,汗水顺着衣服内壁流淌,多站一阵,地上就是两摊水。周洋受不了人在衣服里泡澡的感觉,撕了破口透气。
他体型接近“纯圆”,总是给人某种喜感,这让他找到了一种方式,讲死亡时举重若轻。比如,他认真地回答过一个问题:最不愿意出勘哪种现场?
“火灾,烧焦的尸体。那个味道……不不,不是臭,是香!你去过烧烤摊吧?这个气味是很严重的干扰,会让一个法医内心自责,我是来工作的……所以我更愿意在高腐的臭味中去工作。”
“还有一种是地面铺满了蛆,踩过去,吱吱脆响,又滑,那种触感从脚掌心传上来,肌肉都绷紧了,难受得很。”
总会有一个时刻,举重就是举重,无法若轻。
我唯一一次崩溃,是周洋抓住我的衣领,从水中捞起来,重新聚回元神。
死者是个男孩,还没上小学,被亲生父亲杀害。那个父亲,骗他出门去玩,一路带到僻静处杀害。男孩出门的时候多么开心啊,小书包装着喜欢的零食。他说想去河边玩,爸爸就带他去。他永远无法明白,为什么看到这个世界最后的样子,是父亲杀害他的样子。
孩子的父母早已离婚,父亲有新的生活,嫌他是个累赘。
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已经高腐了,整个头部失去了形状。母亲来认尸,解剖室在长长通道另一头,母亲的哭声穿过通道,像一串串子弹呼啸着打过来,打穿我。眼泪会传染,如同人类的情感会传染。
眼泪在口罩下无声奔流,我被周洋抓进另一间空着的解剖室,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像锐器摩擦着黑板发出的那种刺耳,变形:“那不是我的孩子……但又好像是……”
他沉默了很久,长久得空气像被水泥封住了,然后我听到他说:“都有这种时候。想哭就哭出来,不羞耻。”
我知道这个时刻,我们辨认出了彼此。
常红发不吃兔子,刘振江也不吃兔子。他们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撞死了几百只兔子。
常红发戏称自己和刘振江是在大坪医院的实验室里,关了两年小黑屋。实验室在地下,没有窗户。他们做的一个课题研究,关于力学传导,要通过撞击机对动物活体的撞击,进行数据取样,在浩瀚的数据信息中进行分析比对,最终获得人体损伤鉴定方面的研究依据。
常红发最看不得别人流泪,但却硬生生在实验室里听了两年兔子的哀叫。他在做另一种攀登,科学探索,也是法医的一种工作。如果可以选择,解剖室和实验室,他更喜欢后者。
几年前母亲去世后,他愈发不愿意面对死亡。老家在山西,那时母亲已经脑死亡了,全家都在等他回家,等他来做一个决定:拔管。
拔管很久以后,他才梦到母亲,“她在前面牵着弟弟妹妹跑,我死活追不上,在梦里哭,哭醒了,一抹脸,手上都是湿的。”
这以后,他总觉得自己心肠在一点点变得更软,“甚至不敢一个人呆在解剖室。”同事们赞他“自带科研体质”,他喜欢科研,科研是向高处摸索,向亮光处摸索。
他现在在做有限元模型:把人体用数字化表达,用几十万个点位构成人,可以更清晰地显示力的传导。
电脑屏幕上,一个三维的人体模型,在被棍棒击打后,脑部出现了清晰的损伤。这个受力过程,不是动漫设计,是常红发在几百张不同损伤的颅骨CT片里,一点点擦除和提取,获得关键信息,进行推算和编辑后,做成的模型。
一个人值班的晚上,仔细听,能听到窗外树叶落地的声音。他在这个系统里反复修改,填写,补充。他喜欢这种安宁,重击、损伤,都只是在电脑图像里,屏幕一黑,明早的太阳照常升起。明天七夕,他在手机里给妻子订了一束花,“国泰民安”。
常红发(左)和巩强在做力学实验
值班的夜晚,周洋通常会早点睡觉,万一有现场,谁也不知道下一场睡眠要在几天之后了。12点刚过,一个黑影轻轻蹿进值班寝室,俯身看了看周洋。手机电筒突然打开,激光一样直射周洋眼睛。
周洋眼睛闭得更紧了,他知道是李明,不会是其他人。他觉得李明即使50岁了也依然是50岁的熊孩子。
李明是人类学专家,在法医人类学领域已经很有成就,他是“西南第一耻(耻骨)”卢涌的弟子。尸体骨骼方面的疑难,他就是新一代的权威,这个权威打完篮球,脱下臭袜子,会突然捂压在周洋鼻子上。
这一点他遗传给了儿子,小朋友会用儿童手表给父亲报假警,类似广告里那种“爸爸快来救我呀”,气得李明每次打电话都要提醒儿子:“好好呆在幼儿园,不要乱按手表!”
法医科有一条隐藏的分界线,把罪恶的渊薮和日常隔开。生活的这一头,他们像是特别需要光照,在光合作用里,永远有过不完的青春期。
冬天的时候,周洋招呼大家吃烤羊,这个情绪身姿都特别稳定的胖子,吃着吃着就哭了。他至今不知道为什么哭,心里灰灰的,想要释放什么。一桌人都陷入了沉思。烤架下的火苗蹿了出来,悄悄燃到凳子下面,杨小城木然指着火说:“燃起来了哦。”
没人动,杨小城自己也没动。火燃大了,王昊第一个醒悟过来,然后把气管上的火灭了,呼喊大家赶快跑。
这种时候很多,每个人隐隐知道为什么,但又都说不清楚为什么。
周洋最不屑的就是法医科有怕老婆的传统。谢玉波说,早上出门,身上最后剩下5块5,结果被女儿搜走了,周洋表示“哼哼”;李卡纳有一天没带公交卡,找同事借了三块钱坐轻轨,周洋又笑了;李明在家不敢抽烟,到了单位猛抽,周洋说,鄙视他。
唯一让周洋称赞的是宋若冰,这个恋家狂人的柜子,塞满了各种吃的,茶叶香烟饼干咖啡口香糖方便面,法医们值班饿了,都知道去翻宋若冰的柜子。这些都是宋若冰老婆买的。
周洋自己呢,工资卡都交给老婆了,剩一点零碎的补贴,他说够用。“300块自由跟30块自由有本质区别吗?”他说有。
法医大多是学霸,医学院很难考。但是学霸们斗不过小学生的奥数题。
李卡纳的父亲,是著名大气科学家、物理学家赵九章的弟子,研究地质。他给儿子选了三个方向:法律、医学、电子,李卡纳把前面两个结合在一起,当了法医。
他的名字曾经被人反复讨论其中的科学感,他没有辜负这个名字。我问死者为什么绑缚了50斤石头沉江还会浮上来,他给我讲一串水的比重、各种类型石头的比重,以及尸体巨人观以后的胀气,然后用一串公式推导出来。我在心里给他发了个表情包:“打扰了!告辞!”
“科学家”急了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唯独奥数做不出来。午休时间,他经常带着女儿的奥数题来找周洋和宋若冰,这个面积那个阴影,三个脑袋趴在一起,纸上画来画去,还要争,急了就互相伤害,拿智商碾压对方。猛一推门进来,我觉得误入了高中教室,又想扔个表情包:“打扰了!告辞!”
周洋(左)和李卡纳拼接颅骨碎片,从骨折线上还原死者受伤过程
网上鸡汤流传度很高的一句话是:除了死亡都是擦伤。
谢玉波母亲瘫痪卧床8年,脖子以下毫无知觉。疾病把母亲变得越来越喜怒无常,父亲一个人独自照顾,还要下地干农活,翻身喂水排便,都是定时,比闹钟还准。整整8年,母亲没有长一处褥疮。
送走母亲后,谢玉波第一件事情,就是帮父亲寻找一个老伴。父亲不急,他急得很。“活着的时候要好好活,死亡要快速翻过去。”现在父亲和谢玉波找的阿姨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主城带带孩子,老家修修房子。
周洋以前在区县工作,带他的法医,比他大12岁,要求严。头一天,他还在批评周洋,说桌子太乱,不收拾,周洋不吭声,心里嘟哝悄悄翻白眼。第二天,这个法医就出事了。
那是冬天,阳光照不到山的背阴面,公路上有暗冰。山路弯多,开车从朝阳的坡面绕过去,车速快,一拐弯就进了背阴面,来不及减速,车在冰面上直接甩出去。
周洋去做的尸检。“有一种不真实的穿越感,这个人不是还在批评我吗?怎么突然就没了……”
我想起第一次对话式采访,周洋说,有几种现场他特别怕出,其中有一种就是“死者跟我同名同姓,跟我亲人同名同姓,跟我同事朋友同名同姓。”母亲去世,前三天,他一滴眼泪都没有掉。
“死亡时间在2小时以内的尸体,手上会有余温,身体也有微温。我拉着他(她)的手,会有幻觉,像拉着一个活人的手。”
周洋开车很慢。有天早上上班,开车在内环快速路上,遇到7次危险的贴身超车,他不发火,不路怒,他的方式是自言自语跟导航抬杠:“哦,NO,NO,闭嘴吧,我才不要相信你这傻瓜机。
法医病理组从事更精细的镜下工作
法医科长夏鹏很潮,冬天穿那种笔挺的H型驼色羊毛大衣,窄腿裤,鬼冢虎的鞋,脚踝露着,从不穿秋裤。很难想象,一年多以前,他比现在重30斤,他硬生生跑步跑掉了30斤脂肪。这是A面,上班的时候,他是另一个人。
值班的早上,夏鹏把自己的工具箱挪了一个方向。值上一个班,他出了一个现场,只要出过现场,下一个班,他一定要做一个微小的改变,箱子换个方向,或者多放两把止血钳进去。
“就是给自己的一个心理暗示,这个班一定要平安无事。类似他们打招呼说,国泰民安。”
他是法医科的“箱子杀手”:他会不定期,毫无规律地突然抽查箱子,法医们用过的器具、耗材,没有及时补充的,会被罚款,现款现交。法医有好几个箱子,常规的现勘箱,耗材箱,DVI(群体性伤亡事件调查)专用箱,尸表和个体识别又有专门的箱子……每个都不能错,不能少。
我见过“箱子杀手”唯一一次生气,是在批评一个法医。一个凌晨三点的突发现场,走得急,法医的工具箱里,前一天的记录表没来得及换新的。其实也就是一套表格里,其中一页被填过了一些信息。夏鹏也觉得自己变得啰嗦了:“不啰嗦不行。”
法医科每天早上9点10分,雷打不动要开早会。9点11分,没到会议室的,夏鹏会喊梁黎:把名字记下来,处罚。有一次,杨小城从厕所一路飞跑过来,刚跑到门口,脚下趔趄滑了一下,夏鹏说,已经记下了。
他解释过这种对细节的苛刻:“崩塌往往就是从细节开始的。法医出现场,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一个细节都散不得,一散就是全部散。”
他给他们讲过一个自己的故事。那时候他还在一个分局,有一次做解剖,开颅锯拿掉了,痕迹同事帮他出去拿。他一个人在解剖室继续解剖,外面是一个长长的通道,通道两侧摆满了尸柜。同事出去以后,整个通道安静得瘆人。
他在进行口腔探查,突然,尸体咬了他一口。刚好,殡仪馆的灯突然灭了。他慌张了,连手术刀都没有放下,就往外跑,一直穿过长长的通道,站到门口,等同事回来。
夏鹏从不相信灵异,他知道科学的答案:自己肯定是碰到死者下颌的某个位置,导致死者牙齿动了一下。如果同事在场,他们甚至会互相开个玩笑。夏鹏告诉法医们,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拿掉过一样东西。
他也会“恐吓”科里的法医:给AI输入系统知识和现勘资料,像阿尔法狗学习围棋那样学习法医学,以后你们就会被取代。周洋不太相信:“人命关天的事情,请问AI可以签字负责吗?”
在实战部门带队伍,没人能当翘脚老板,“领导”有更丰富的外延。
夏鹏会敲打兄弟们的私人生活:“下班吃饭要AA制哈,我教过你们,微信里的AA付款,不要给任何兄弟增加负担。”兄弟们也敲打他:“喊你不要跟娃儿急,不要凶,不要吵,不要吼娃,都是亲生的……”
法医科北方人多,占了一半,每年大年三十值班,夏鹏都会请来李明的母亲,一位辽宁阿姨,做最正宗的手擀面,包饺子,值班的法医们,也过一个北方春节。
这是法医科最有味道的一顿午饭,家属带着孩子们,来陪伴一两个小时,过一个短暂除夕。猪肉白菜馅的饺子,常常被其他科室值班的同事蹭走一半,法医们的孩子,围着大人追来追去。这个时候,法医们觉得夏鹏就是个大哥。
夏鹏小时候有两个理想,一个是警察,一个是医生,命运想了想,混搭一下,让他当了法医。职业改变是从对弱者的敏感开始的。
夏鹏小时候读重庆一中,他是这个重点中学里的熊孩子。语速快,反应快,动作快,爱欺负人,图个乐,喊同学交出饭票来。也不是真要,别人喊他大哥,恳求两句,他就还给别人。同学觉得他是“社会人”,不敢跟他耍。
做了法医,像变了个人,尤其有了女儿后,所有跟孩子有关的案子,他都特别敏感。
一个两岁多的农村女孩,死在一个冰凉的夜晚。父母出门打工,孩子一直带在爷爷身边,那间农村土房子,又窄又乱,床是那种竹凉板搭在垫起的砖头上做的简易床。平常都是爷爷带着孙女睡,这些日子,母亲回来了。
小女孩脸色苍白,家里人以为是病死的。夏鹏反复看她的口腔和眼睛粘膜,窒息征象不太明显,但有,要非常仔细地看,很细小的小点。病死是普通人含混的说法,法医出具的死因里,没有“病死”这种说法。
女孩的死因是外力捂压导致的机械性窒息。再查下去,凶手是孩子的母亲,也是要开始自己新的生活,女儿是个负担。
夏鹏想到自己的女儿,想到第一眼看到这个小婴儿,是在电梯里,她在哭。他还没来得及给妻子拿麻药去手术室,女儿就出生了,电梯里碰到护士抱下来,他恨不得抢过来自己抱着。
怎么会有人下得了手?
曾经一起儿童被袭击的案子,夏鹏没有去。常红发、闫伟和孙广胜去出勘的现场,去做的伤情鉴定。
常红发和闫伟还没有做父亲,夏鹏觉得这是一种更好的安排。工作都是训练有素的,但不同的人,心上会留下不同的痕迹。
给孩子做伤情鉴定,最困难的就是心尖上的那种绞痛感。受伤的孩子烦躁,难以沟通,但工作又必须要完成。
常红发做的鉴定,孩子头面部重伤。手术出来,任何人都无法安抚情绪,一直哭,一声一声声嘶力竭。孩子不让任何人靠近,父母都不行,只接受外婆。常红发在外面一直等,他不知道要等多久,几个小时或者几天,他愿意等。他安抚自己的方式,是不断出去透一口气。
孩子遇袭的视频,夏鹏至今没有点开看。他最后审看鉴定书。鉴定书是规范的法医学鉴定语言,一板一眼,科学,冰冷。夏鹏看的时候,几次停下来,读不下去。那些伤情描述,一句一句都会跳出来,立体浮现在孩子的脸上。
夏鹏做了十几年法医,命案发案率比他入行的时候低了接近80%,但是青少年自杀这类死亡,在增多。“做父母的人,会特别敏感,会追问自己,我做得好不好,我真的知道孩子在想什么吗?”
女儿小忆读小学5年级,他跟李卡纳和宋若冰一样,焦虑同样的问题:“我明明是个学霸啊,孩子明明是亲生的啊,数学怎么就不像我?”
小忆在天分上更靠近妈妈,情感细腻,语言有灵气。几年前,夏鹏和妻子出国旅游,出发前的晚上,小忆非要看一看妈妈的箱子。到达后,夏鹏打开箱子,在衣服中间看到小忆悄悄塞进来的纸条:爸爸妈妈,祝你们玩得开心,你们不要忘了我。
从此以后,夏鹏休假出门,都要带上女儿,“在她长大离开父母以前,每一天都是珍贵的一天。”
因为自己做法医,因为孩子是女孩,夏鹏的安全教育从很小就开始了,碎碎念,反复念。小忆5岁的时候,他做了一次测试。
他和妻子带女儿逛街,走着走着就在后面藏起来。他一直教女儿,走丢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能大哭,不能吸引周围的人注意。要沿着大路走,去找穿制服的人,告诉对方父母的名字和单位。
小忆发现父母不见了,没有哭,但也慌张。她四处张望,想哭,但在努力忍。然后她沿着大路往前走,忍不住了才开始哭。
夏鹏给女儿说得最多的话是:活着是最大的价值,无论如何艰难,不要放弃生命,要努力生活。他知道小忆现在不会完全懂,但他要种下一颗种子,他相信种子的力量。
夏鹏
浮士德与魔鬼签署协议,以灵魂作为交换,让魔鬼满足自己的欲望。抵押灵魂的人,有时候就在我们身边,每个人身边。
王小伟以前出得最久的一个现场,用了12天。一个农村的大家族,从卧病在床的老母亲开始,各房叔伯婶子,有瘫痪的,也有健全的,都有人相继死去。深山里的村子,人们眼里的生老病死,都像风中的苇草,一伏,一伸,不惊奇。话多一点的,无非讲这家人着了魔。
在家族办丧事的答谢饭桌上,有人吃着饭,就倒了下去。
投毒案的勘查工作量很大,每一处居所,每一样可疑物件,都要一一提取。仅仅一间厨房的碗碟容器,就提取了上百个检材。最后的检验报告和案卷,堆起来,比两张办公桌叠起来还高。
王小伟第一天就在一个白色瓷碗里,提到了毒物,确定了案件性质,现场的人都绷紧了一根弦。
家族人多,调查笔录也多。山区村子离县城远,条件有限,民警厨房在做笔录。一个女子在旁边走进走出,她咿咿呀呀有语言障碍,但听力完全正常,是家族一个兄弟在外地打工带回的女友,就在厨房给大家做饭倒水。
几天后,在家族一个兄弟的面包车里,民警看到一瓶盖子拧开过的饮料,女子招呼民警喝。没有人喝,但迷雾似乎在开始散去。
当天晚上,这辆面包车后座的脚垫上,法医发现了微尘样的白色粉末,凭经验和直觉,大家都知道危险逼近了。
女子被抓了,所有证据都指向她。抵押了灵魂她要什么?她要家族的房子,要家族的另一个哥哥,要给自己曾经受过的欺负出口恶气,要到后来,只是一桩罪恶掩盖另一桩罪恶。
她扔掉的毒药,一会指是东边的垃圾山,又指认是西边的半坡崖,民警和消防员一起,身上拴好保险绳,吊下山崖,一点点翻找。
王小伟说这不是危险时刻,真正的危险,是证据跟凶手赛跑的时候,魔鬼就在你身边,你甚至感觉到它在,但你不能管它,你只能向着证据的方向跑。
那瓶打开的饮料,已经被那个讲不出话的女子投毒,车里的白色粉末,就是她往瓶口灌入的时候,洒落的。王小伟他们跑赢了,跑的时候,魔鬼就在身边同行。
杨小城曾经教我如何戴手套,如何拿手术刀。那种解剖用的白色乳胶手套,我戴上第一层,死活戴不上第二层。我把手术刀递还给他们的时候,刀头朝外,一屋子的法医都吓得跳起来退了一圈。
手术刀只能放在解剖台上或者器械盘里,刀头不能朝向任何人。刀锋嗜血,解剖室嗜血。
刘振江在昆明医科大学读的法医学研究生,研一开始,就要跟着师兄们出现场、解剖。大河淹死会水人,危险往往出现在熟练后的大意阶段。快毕业的时候,刘振江解剖了一具男性尸体,他的手被扎破了。
那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刘振江锯开老人的颅骨,下一步是掀开顶盖。顶盖靠后的中段位置,有一块凸起的骨刺样硬物,要用力气掀开。就在用力的时候,他手滑了,食指被那处凸起刺破,刺穿两层手套,刺进肉里,血涌出来。
老人的血检艾滋病阳性。一个尚未毕业的年轻人,第一次意识到死亡的另一种面目。在等待自己检验结果的那一周里,他什么都没心思做,他在昆明著名的金马碧鸡两个牌坊之间走来走去,坐一阵,走一阵。他很害怕,又不知道怎么诉说。他问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你害不害怕?
那只是一次有惊无险,一个对年轻法医的警示:你想好了吗?
刘振江后来再也没有在工作中受伤。法医科每次查案,一屋子的人唇枪舌战,常常是他默默起身,烧好开水,给同事们一一掺茶倒水。他办公桌上贴着唯一一张便利贴:每天早上9点前必须打卡。前一晚睡在单位值班的人,不进大门口,往往会忘了早上这一波,他不允许自己忘。这样的人很难再受伤了。
宋若冰曾打着保险绳到山崖下寻找物证 警方供图
远郊区县的一个深夜,一辆行驶异常的小轿车被拦了下来,一对神色慌张的父子,讲话语无伦次。打开后备箱,一个60多岁的女性死者蜷在里面,脖子上绑缚着绳结。
死者是父亲的妻子,儿子的妈妈。
按这对父子的说法,死者身患直肠癌晚期,痛苦不堪,渴望解脱。家住在城里的小区,不远处就是长江,老人想过跳江,但传统观念里又怕找不到尸体,无法入土为安;想从家中高层阳台一跃而下,又觉得砸碎的肢体过于血腥。
想来想去,她决定上吊自杀。走不动路了,她恳求家人开车,送她去老家果园,找一棵树。
脖子上的绑带,是女式大衣腰间那根腰带。父子俩送她到树下,然后走到远处,不看。半小时后回来,把死者取下来。
刘振江要做的工作,是从死者身上寻找证据:这对父子讲的是真话,还是他们谋杀了亲人?
解剖室建在半山腰的一块凹地里,特别兜风,秋天的风冷得像严冬。解剖的时候,刘振江发现,死者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胰腺等多个脏器,身体消瘦,接近恶病质。
他问我,是否知道直肠癌晚期症状?我不知道,但想起采访过的医生讲过宫颈癌晚期症状:粪、尿,所有能漏的都漏,人会散发恶臭。他叹息了一声,没有回答。
没有证据指向是谋杀。但教唆、帮助他人自杀,根据刑法,也是罪。
刘振江是法医科少有的不抽烟的人,工作结束,他解乏的方式是长时间沉默,既不看手机,也不讲话。我等到他沉默的尽头,跟他聊到“人在死亡这件事情上,有多大的自主权”,他想了想说“一个警察,只能在法律的框架里工作,不能跑到法律的前面。”
情感和伦理有时候会把人逼进死角问:你相信血缘吗?相信孩子都是天使吗?
一个废弃的居民房背后,有一条阴沟。一个8岁的小男孩,被发现的时候,面朝下,脸扑在沟里。背上盖了一块泡沫板,没有盖住头和腿。
最后一个看到男孩的是他12岁的哥哥,当天下午跟弟弟出门买饼子,哥哥自己回家了,弟弟说再玩一会,自己走远,再也没回来。
主流意见倾向于是一个意外:男孩意外跌落到阴沟里,脸埋在水里窒息死亡。周洋觉得不是,“身上遮盖的泡沫板,风吹过来正好盖在躯干部分?有这么精于计算的风?”
他觉得是一个未成年人作的案,心智不成熟,一张板子盖住身子,以为是藏尸了,就像小孩逮猫猫的时候,顾头不顾尾。
法医要为自己给出的方向负责,坚持一种判断是需要勇气的。科长夏鹏也是执拗的人,他不管哪边声音大,意见多,他只站他认为对的那边。这次他站周洋。
侦查员很给力,始终信任法医,始终没有放弃。坚持走访调查3个月后,案子破了。
12岁的哥哥作案。他认为弟弟很坏,不爱学习,调皮捣蛋,杀了熊孩子,他是“为民除害”。
法律如果是零度,伦理也许就是人的体温。真相的背后,是一个家庭破碎的悲剧。“杀人案,人们通常不愿意往未成年人身上去推测,尤其是血亲。”周洋说,通常情况下,也不提倡首先怀疑近亲作案,除非有重大嫌疑,否则容易造成家庭撕裂。“侦破也要考虑人。”
“法医这个工作本质上很压抑。”撞上伦理的墙,就更压抑。
一个长期瘫痪在床的老人,意识不清,每天都把粪便抠出来糊满手指可以触及的任何地方:墙壁、被褥、床边小桌……长期的这个动作,导致老人指甲缝里都已经染上了洗不掉的黄色。
照顾他的儿子,已经筋疲力尽,在一次不顺利的喂饭后,儿子情绪爆发,暴力伤害了老人。在最危急的时刻,他承认心里曾经闪过念头“我希望他死”。
法医进行了开棺验尸。老人身上的每一处伤,法医科全科一一查案讨论,包括生前的每一份入院就医记录。活着的人和死者,都需要公道,事实本身就是公道。
苍茫才是人间的底色,赤橙黄绿青蓝紫不是。
周洋(左)和李卡纳在做人骨拼图,颅骨缺损的碎片,是一个永恒的黑洞
有些人的高光时刻,是在聚光灯下,有些人是在一些平凡的瞬间。
宋若冰曾经在外地工作。出得远的现场,车都开了一天多。没有条件把尸体运送到城市里的解剖室进行解剖。要在有限的时间完成工作,只有在现场进行解剖。
那是一个山谷,湍急的河水汹涌撞击河里和两岸的大石头,找不到完全平整的地面,只能在石头上解剖。天渐渐黑下来,同事们只有打开车前的大灯照明。入夜的高海拔地区,空气冷得像坚硬的石墙。雪花落下来,一层比一层密。
宋若冰手僵了,肋骨在发抖往胸腔里收,他要控制住自己手上的动作不走形,要快,要准确,家属就在不远处看着。
“成就感有时候不在工作本身,而在一些意外的小时刻。”
有一次出现场,道路塌方,巨石挡了去路。宋若冰急了,拦了一个骑摩托的藏族青年。青年摩托车后面挂着两个竹筐,刚刚从山上采了两筐新鲜的松茸,送下山去卖。
松茸是城里餐桌上的珍品,两大筐,都是藏民一支一支山里挖的。青年听了宋若冰的求援,二话没说,把筐子里的松茸倒了一半,让宋若冰踩进筐子,他送过去。宋若冰给他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