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7.8级大地震,一次7.5级余震,上百次4级以上余震……据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局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月7日下午,2月6日凌晨开始的一系列地震,已造成该国3300余人遇难,至少两万人受伤。综合叙利亚政府及反对派控制区消息,叙利亚境内的地震遇难人数也已过千。土耳其和叙利亚两国的遇难者,累计超过5000人。美国地质调查局预计,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达到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
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国际社会展现出少有的团结。超过两万名救援人员从全球各地赶赴灾难现场,如伊朗送来救援物资,俄罗斯驻叙利亚武装部队投入救灾,两支美国救援队当天启程。但他们面对着空前的挑战:绵延数百公里的灾区余震不断,交通阻滞,医疗物资奇缺,电力中断,重型机械及燃料匮乏。降雨降雪的夜晚,灾民们无家可归,露宿街头。
多位地震学家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震级高并不意味着一定致命,这场悲剧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随着“新一轮大地震发生期”可能到来,这些问题也值得全球其他地区警惕。
“最重要的是,在地震风险高、有大地震历史记录的地区,政府和民众要保持足够的风险意识,做好准备。”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教授克里斯·埃尔德斯说。
2月7日,土耳其的卡赫拉曼马拉什市,一些建筑在震后成了废墟。本文图/视觉中国
逃生
当地时间2月6日凌晨4时,中国留学生小雷在土耳其第六大城市加济安泰普的一家旅馆中惊醒。“摇晃特别厉害,完全站不起来,一直晃了四五分钟。”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同在加济安泰普的另一位华人小陈接受媒体采访时,将地震发生时的感觉形容为“天旋地转,房子就像是在海上漂泊的船”。
这是当天发生的第一次7级以上地震,也是土耳其1939年以来发生的最强烈地震。晃动停止后,小雷立刻逃生,酒店的内墙已经出现裂痕。她是幸运的:据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局初步统计,包括加济安泰普在内,有超过1.1万栋建筑在地震中倒塌。在加济安泰普市中心,这座文明古城最具标志性的历史遗迹、建于公元6世纪的加济安泰普城堡轰然坍塌。百公里外,饱受战火折磨的叙利亚古城阿勒颇的历史建筑亦多损毁。
直到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也没有确切数据显示到底有多少人被埋在废墟中。世卫欧洲区高级紧急事务官史摩伍德2月7日表示,随着搜救工作的进展,死亡人数可能会是初期报告的8倍,遇难人数可能会超过两万。当地一支女排球队的14名球员都被埋在废墟下,俱乐部主席流泪录下视频:“这里的每个人都很痛苦,请派救护车来。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请真主帮助我们。”
不断发生的余震让灾难雪上加霜。外地的救援力量因道路中断、雨雪纷飞、通讯失联而难以抵达震中,土耳其内政部的直升机在6日当天也受困于恶劣的天气无法起飞。很多本地军警及逃出生天的市民只能自行寻找废墟中的生还者,直到大地震发生的9小时后,一次强达7.5级的余震来袭,将不及逃离废墟的营救者一并掩埋。
2月6日,土耳其奥斯曼尼耶省,一名10岁的孩子在10层楼的废墟下被救出。
小雷再次逃过一劫:她躲进一家牢固的咖啡厅里,看头顶上的吊灯晃来晃去。刚刚接通《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电话,她的第一句话就是:“啊,又地震了”,随即从咖啡厅跑了出去。小陈则住进了“冰窖一样冷”的体育馆,将政府发的薄毛毯铺在水泥地面上,哆嗦着熬过一夜。当晚,加济安泰普的气温只有0度。雨夹雪中,被要求不得回家的市民们或挤进开放的公共场所,或在车中过夜,也不乏裹着棉被露宿街头的休息者。
2月7日,越来越多的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多支中国救援队也奔赴在路上。深圳公益救援队2月7日表示,正在组建先遣队伍。7日午间,中国首支社会救援力量公羊救援队的8人先遣队落地香港国际机场,将转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计划于8日下午抵达地震灾区。蓝天救援体系下的队伍拟派出第一梯队60人携带中型救援装备及两条搜救犬,于2月8日出发前往伊斯坦布尔。
2月7日清晨,一名被埋超过24小时的男孩从土耳其城市卡赫拉曼马拉什的废墟中被救出送往医院。在场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高呼:这是“奇迹”。
在土耳其社交媒体上,很多人想到了2011年凡城地震中的“奇迹男孩”尤努斯,他被埋在一栋公寓楼底部的网吧废墟中,被救援人员发现时哀求道:“快救救我吧,我爸不知道我在网吧,要是他知道了会生我的气的!”人们将他从钢筋混凝土中拉出,最后却未能挽回他的生命。
天灾
土耳其大地震因何致命?这次地震震源深度约为24公里。地震学上,震源深度小于70公里的地震被称为浅源地震;震源深度越浅,地震对人类活动造成的伤害就越大。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的震源深度为14公里。2017年,两场震源深度50公里左右的7.1级和8.1级地震袭击墨西哥,造成全国性破坏和数百人死亡。
著名地震学家、南加州大学地质学教授和地震科学中心主任约翰·维达勒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7.5级左右的浅源地震,严重影响的范围约为距震中50公里到100公里之内。2020年墨西哥南部瓦哈卡州的7.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但震中只有6个村镇,距离主要城市超过100公里,所以未造成严重伤亡。
而这一次,距离震中仅30公里的加济安泰普市就有约210万人口,包括数十万叙利亚难民。同时,震中距离叙利亚西北部边境仅50公里,那里的难民营中还有超过170万流离失所者。“任何同类地震,如果袭击的是人口密集区,都是毁灭性的灾难。”维达勒说。
2月7日,土耳其地中海港口伊斯肯德伦港,部分集装箱在强震后倒塌并发生火灾。
除了震源深度浅、震中人口多,构造地质学家、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教授埃尔德斯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这次地震另一个特殊之处是,余震频繁,震级高且范围广,成为救灾的严重阻碍。
距离第一次7.8级地震才过去24小时,当地已发生上百次4级以上余震,绵延超过300公里。这包括一次7.5级余震,发生在震中东北方向95公里处,距第一次大地震发生仅9小时。
“这些余震还在继续,这表明地震导致多个断层带发生了显著的运动。”埃尔德斯说。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亦证明了这一点:大地震发生在安纳托利亚板块(约为土耳其大部分领土)的东安纳托利亚断层带上,但强烈的震动沿断层带向东北方向传播了数百公里。此处是安纳托利亚板块、阿拉伯板块和非洲板块的交汇之处,多个断层带受到压力,有可能发生较高震级的余震。
板块相互挤压的情况在白垩纪时就已形成。后来人类诞生,在这里定居,繁衍至今,形成如今8000多万人口的土耳其。在地下,阿拉伯板块始终不曾放弃将土耳其大陆挤向地中海。受此影响,东安纳托利亚断层年年由东向西移动,北安纳托利亚断层年年由北向南位移。不论人们是否能够感知得到,地震每天都在发生,造成每年6到10毫米的位移距离。
历史上,北安纳托利亚断层更为活跃,导致土耳其最近20多年里的两次7级以上地震,共计约4.7万人遇难。1998年之后,东安纳托利亚断层也不再平静,到2020年已发生四次6级地震。2020年1月的埃拉泽格地震造成至少41人死亡、1600余人受伤。
维达勒指出,这条断层带长达数百公里,按规模计算,很可能发生7级以上地震。在土耳其政府的地震灾害图中,遭受本次地震影响的地带也一直处于最高风险区,即存在发生7级以上地震的风险。然而,这仅仅是大尺度的概率分析。预测地震的具体位置、震级和时间,仍是全球性难题。
东安纳托利亚断层开始活跃后,学界更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预判。一些人认为,该断层的能量已在历次地震中得到释放,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更高震级的地震。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些地震是更大规模地震到来的警告信号。埃尔德斯指出,两种观点都是推论,都无法确认。直到这次大地震发生的前夜,专家们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人祸
“一直说这个地区会发生地震,要注意防范,但(楼房)并不总是按照防震规定施工。”土耳其人阿信(中文名)向《中国新闻周刊》抱怨道。本次地震中,土耳其东部哈塔伊省房屋损毁严重,阿信在当地的一些客户失去了亲人。
土耳其96%的国土位于地震带上,98%的人口生活在地震带上,平均每1.1年遭遇一次破坏性地震。早在1999年,土耳其就建立了关于建筑防震的检查制度,并在公共建筑建设中执行防震设计标准。目前,该地区的抗震建筑规范要求,建筑应该能够承受强烈地震(地面加速度为正常重力的 30% 至 40%)而不会发生完全破坏。本次7.8 级和 7.5 级地震可能引起20%到50%重力范围内的震动,大部分建筑物应不至于倒塌。
然而,2020年埃拉泽格地震发生后,土耳其萨卡里亚应用科学大学的工程师团队深入东安纳托利亚断层带周边村镇城市实地勘察,于2022年12月发布预印本论文。这项最新研究指出:地震中“几乎所有伤亡都是由建筑物倒塌造成的”。
研究团队观察到,在土耳其东部农村,因为成本低廉、可以就地取材,用土坯、石块等砌成的简单砖石结构建筑占据主流,在地震中不堪一击。在城市中,许多建筑物使用的混凝土质量事实上未达到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因为“几乎都是在建筑工地用传统方法手工生产而成”。
另一项由中东技术大学于2021年发布的研究显示,在加济安泰普的11万栋建筑中,只有11%的建筑完全符合建筑规范,多达38%的建筑不符合抗震建筑规范,许多5至8 层的公寓楼通常在没有正式批准的情况下建造。
本应最坚固的医院、学校等公共场所在地震时也面临危险。前述萨卡里亚应用科学大学论文指出,虽然此前已有多轮调查表明,城市公共建筑普遍使用的抗震结构设计,在实际施工中存在混凝土强度差、钢筋无肋(带肋可以增加钢筋和水泥的结合能力)、细节不达标等问题,但至今未有显著改观。据土耳其卫生部消息,本次大地震中,伊斯肯德伦省立医院已经倒塌。
边境另一边,叙利亚难民营中的状况更加糟糕。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介绍,那里多是妇女和儿童,本就遭受着大雪、霍乱、电力电信及道路中断的困扰,救援人员也很难在震后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评估其基础设施损毁状况。叙利亚西北部一家监狱还发生了囚犯越狱事件,20多名逃跑者大部分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成员。
一些专家认为,动荡中的叙利亚受灾区域只能等待国际社会的援助。而土耳其政府应加强对民众培训,引导市民、村民合理加固房屋,准备避难场所,同时调查建筑检查审批中可能存在的贪腐问题。
土耳其上一次发生7级以上地震,是在1999年。8月和11月连续两次大地震不仅造成超过两万人遇难,更暴露出新建建筑多不符合抗震标准的监管漏洞。但当时的土耳其政府并未追责腐败官员与承包商,还将重建家园的合同继续委托给遭到公众质疑的公司,引发民怨沸腾,“地震不杀人,建筑杀人”成为流行语。有测算显示,这导致执政党在2002年大选中失去了超过20%的支持者,而2001年新成立的正义与发展党打起反腐败的大旗,赢得大选。
当时的正义与发展党领导人,就是如今执政已达20年的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
循环
2022年9月四川泸定6.8级地震后,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孙士鋐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指出,如果将时间拉长,2004年印尼发生了9.1级地震,2010年智利发生了8.8级地震,2011年日本发生9.0级地震,七年内就发生了三场9级左右的地震。而在2011年以后,全球的地震活动总体偏少。所以“从明后年起,全球可能会进入新一轮大地震发生期,预计未来几年全球范围内可能再度发生9级地震”。
这次土耳其大地震发生后,科廷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教授埃尔德斯也对《中国新闻周刊》提到这一观点。他指出,高强度地震之间间隔的时间越长,其烈度就会越大。“因为在没有大地震活动的时候,地球内部的压力会增加。当压力释放时,堆积得越多,地震就会越大。”但遗憾的是,地震学家并不能准确判断到底何时何处会发生大地震。
那么,本次大地震释放了大量压力,是否能为地球带来一个相对“平静”的周期?埃尔德斯指出,触发地震的是各个构造板块之间的运动,土耳其地震释放的压力并不影响其他地区的压力积累。南加州大学地质学教授维达勒持同样的观点,但他补充道,遥远时间和空间的大地震不会相互诱发,所谓“大地震周期”可能是一个长达数十年或更久的漫长且“缓慢增加”的趋势,并非如公众想象的那么快。
目前,一个可以基本确定的坏消息是:在土耳其和叙利亚的灾区,这次大地震的余震还不会停止。“这将持续数周,如果严重的话可能达到数月之久,但通常不会出现更多高震级的余震。”埃尔德斯说。维达勒则提醒道,如果“断层暂时还没有破裂”的地区突然监测到余震活动开始加强,该地区的政府和民众应当有所准备,更多高震级的余震可能在当地发生。
记者:曹然 陈佳琳
举报/反馈
一次7.8级大地震,一次7.5级余震,上百次4级以上余震……据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局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月7日下午,2月6日凌晨开始的一系列地震,已造成该国3300余人遇难,至少两万人受伤。综合叙利亚政府及反对派控制区消息,叙利亚境内的地震遇难人数也已过千。土耳其和叙利亚两国的遇难者,累计超过5000人。美国地质调查局预计,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达到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
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国际社会展现出少有的团结。超过两万名救援人员从全球各地赶赴灾难现场,如伊朗送来救援物资,俄罗斯驻叙利亚武装部队投入救灾,两支美国救援队当天启程。但他们面对着空前的挑战:绵延数百公里的灾区余震不断,交通阻滞,医疗物资奇缺,电力中断,重型机械及燃料匮乏。降雨降雪的夜晚,灾民们无家可归,露宿街头。
多位地震学家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震级高并不意味着一定致命,这场悲剧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随着“新一轮大地震发生期”可能到来,这些问题也值得全球其他地区警惕。
“最重要的是,在地震风险高、有大地震历史记录的地区,政府和民众要保持足够的风险意识,做好准备。”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教授克里斯·埃尔德斯说。
逃生
当地时间2月6日凌晨4时,中国留学生小雷在土耳其第六大城市加济安泰普的一家旅馆中惊醒。“摇晃特别厉害,完全站不起来,一直晃了四五分钟。”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同在加济安泰普的另一位华人小陈接受媒体采访时,将地震发生时的感觉形容为“天旋地转,房子就像是在海上漂泊的船”。
这是当天发生的第一次7级以上地震,也是土耳其1939年以来发生的最强烈地震。晃动停止后,小雷立刻逃生,酒店的内墙已经出现裂痕。她是幸运的:据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局初步统计,包括加济安泰普在内,有超过1.1万栋建筑在地震中倒塌。在加济安泰普市中心,这座文明古城最具标志性的历史遗迹、建于公元6世纪的加济安泰普城堡轰然坍塌。百公里外,饱受战火折磨的叙利亚古城阿勒颇的历史建筑亦多损毁。
直到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也没有确切数据显示到底有多少人被埋在废墟中。世卫欧洲区高级紧急事务官史摩伍德2月7日表示,随着搜救工作的进展,死亡人数可能会是初期报告的8倍,遇难人数可能会超过两万。当地一支女排球队的14名球员都被埋在废墟下,俱乐部主席流泪录下视频:“这里的每个人都很痛苦,请派救护车来。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请真主帮助我们。”
不断发生的余震让灾难雪上加霜。外地的救援力量因道路中断、雨雪纷飞、通讯失联而难以抵达震中,土耳其内政部的直升机在6日当天也受困于恶劣的天气无法起飞。很多本地军警及逃出生天的市民只能自行寻找废墟中的生还者,直到大地震发生的9小时后,一次强达7.5级的余震来袭,将不及逃离废墟的营救者一并掩埋。
小雷再次逃过一劫:她躲进一家牢固的咖啡厅里,看头顶上的吊灯晃来晃去。刚刚接通《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电话,她的第一句话就是:“啊,又地震了”,随即从咖啡厅跑了出去。小陈则住进了“冰窖一样冷”的体育馆,将政府发的薄毛毯铺在水泥地面上,哆嗦着熬过一夜。当晚,加济安泰普的气温只有0度。雨夹雪中,被要求不得回家的市民们或挤进开放的公共场所,或在车中过夜,也不乏裹着棉被露宿街头的休息者。
2月7日,越来越多的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多支中国救援队也奔赴在路上。深圳公益救援队2月7日表示,正在组建先遣队伍。7日午间,中国首支社会救援力量公羊救援队的8人先遣队落地香港国际机场,将转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计划于8日下午抵达地震灾区。蓝天救援体系下的队伍拟派出第一梯队60人携带中型救援装备及两条搜救犬,于2月8日出发前往伊斯坦布尔。
2月7日清晨,一名被埋超过24小时的男孩从土耳其城市卡赫拉曼马拉什的废墟中被救出送往医院。在场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高呼:这是“奇迹”。
在土耳其社交媒体上,很多人想到了2011年凡城地震中的“奇迹男孩”尤努斯,他被埋在一栋公寓楼底部的网吧废墟中,被救援人员发现时哀求道:“快救救我吧,我爸不知道我在网吧,要是他知道了会生我的气的!”人们将他从钢筋混凝土中拉出,最后却未能挽回他的生命。
天灾
土耳其大地震因何致命?这次地震震源深度约为24公里。地震学上,震源深度小于70公里的地震被称为浅源地震;震源深度越浅,地震对人类活动造成的伤害就越大。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的震源深度为14公里。2017年,两场震源深度50公里左右的7.1级和8.1级地震袭击墨西哥,造成全国性破坏和数百人死亡。
著名地震学家、南加州大学地质学教授和地震科学中心主任约翰·维达勒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7.5级左右的浅源地震,严重影响的范围约为距震中50公里到100公里之内。2020年墨西哥南部瓦哈卡州的7.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但震中只有6个村镇,距离主要城市超过100公里,所以未造成严重伤亡。
而这一次,距离震中仅30公里的加济安泰普市就有约210万人口,包括数十万叙利亚难民。同时,震中距离叙利亚西北部边境仅50公里,那里的难民营中还有超过170万流离失所者。“任何同类地震,如果袭击的是人口密集区,都是毁灭性的灾难。”维达勒说。
除了震源深度浅、震中人口多,构造地质学家、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教授埃尔德斯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这次地震另一个特殊之处是,余震频繁,震级高且范围广,成为救灾的严重阻碍。
距离第一次7.8级地震才过去24小时,当地已发生上百次4级以上余震,绵延超过300公里。这包括一次7.5级余震,发生在震中东北方向95公里处,距第一次大地震发生仅9小时。
“这些余震还在继续,这表明地震导致多个断层带发生了显著的运动。”埃尔德斯说。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亦证明了这一点:大地震发生在安纳托利亚板块(约为土耳其大部分领土)的东安纳托利亚断层带上,但强烈的震动沿断层带向东北方向传播了数百公里。此处是安纳托利亚板块、阿拉伯板块和非洲板块的交汇之处,多个断层带受到压力,有可能发生较高震级的余震。
板块相互挤压的情况在白垩纪时就已形成。后来人类诞生,在这里定居,繁衍至今,形成如今8000多万人口的土耳其。在地下,阿拉伯板块始终不曾放弃将土耳其大陆挤向地中海。受此影响,东安纳托利亚断层年年由东向西移动,北安纳托利亚断层年年由北向南位移。不论人们是否能够感知得到,地震每天都在发生,造成每年6到10毫米的位移距离。
历史上,北安纳托利亚断层更为活跃,导致土耳其最近20多年里的两次7级以上地震,共计约4.7万人遇难。1998年之后,东安纳托利亚断层也不再平静,到2020年已发生四次6级地震。2020年1月的埃拉泽格地震造成至少41人死亡、1600余人受伤。
维达勒指出,这条断层带长达数百公里,按规模计算,很可能发生7级以上地震。在土耳其政府的地震灾害图中,遭受本次地震影响的地带也一直处于最高风险区,即存在发生7级以上地震的风险。然而,这仅仅是大尺度的概率分析。预测地震的具体位置、震级和时间,仍是全球性难题。
东安纳托利亚断层开始活跃后,学界更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预判。一些人认为,该断层的能量已在历次地震中得到释放,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更高震级的地震。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些地震是更大规模地震到来的警告信号。埃尔德斯指出,两种观点都是推论,都无法确认。直到这次大地震发生的前夜,专家们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人祸
“一直说这个地区会发生地震,要注意防范,但(楼房)并不总是按照防震规定施工。”土耳其人阿信(中文名)向《中国新闻周刊》抱怨道。本次地震中,土耳其东部哈塔伊省房屋损毁严重,阿信在当地的一些客户失去了亲人。
土耳其96%的国土位于地震带上,98%的人口生活在地震带上,平均每1.1年遭遇一次破坏性地震。早在1999年,土耳其就建立了关于建筑防震的检查制度,并在公共建筑建设中执行防震设计标准。目前,该地区的抗震建筑规范要求,建筑应该能够承受强烈地震(地面加速度为正常重力的30%至40%)而不会发生完全破坏。本次7.8级和7.5级地震可能引起20%到50%重力范围内的震动,大部分建筑物应不至于倒塌。
然而,2020年埃拉泽格地震发生后,土耳其萨卡里亚应用科学大学的工程师团队深入东安纳托利亚断层带周边村镇城市实地勘察,于2022年12月发布预印本论文。这项最新研究指出:地震中“几乎所有伤亡都是由建筑物倒塌造成的”。
研究团队观察到,在土耳其东部农村,因为成本低廉、可以就地取材,用土坯、石块等砌成的简单砖石结构建筑占据主流,在地震中不堪一击。在城市中,许多建筑物使用的混凝土质量事实上未达到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因为“几乎都是在建筑工地用传统方法手工生产而成”。
另一项由中东技术大学于2021年发布的研究显示,在加济安泰普的11万栋建筑中,只有11%的建筑完全符合建筑规范,多达38%的建筑不符合抗震建筑规范,许多5至8层的公寓楼通常在没有正式批准的情况下建造。
本应最坚固的医院、学校等公共场所在地震时也面临危险。前述萨卡里亚应用科学大学论文指出,虽然此前已有多轮调查表明,城市公共建筑普遍使用的抗震结构设计,在实际施工中存在混凝土强度差、钢筋无肋(带肋可以增加钢筋和水泥的结合能力)、细节不达标等问题,但至今未有显著改观。据土耳其卫生部消息,本次大地震中,伊斯肯德伦省立医院已经倒塌。
边境另一边,叙利亚难民营中的状况更加糟糕。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介绍,那里多是妇女和儿童,本就遭受着大雪、霍乱、电力电信及道路中断的困扰,救援人员也很难在震后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评估其基础设施损毁状况。叙利亚西北部一家监狱还发生了囚犯越狱事件,20多名逃跑者大部分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成员。
一些专家认为,动荡中的叙利亚受灾区域只能等待国际社会的援助。而土耳其政府应加强对民众培训,引导市民、村民合理加固房屋,准备避难场所,同时调查建筑检查审批中可能存在的贪腐问题。
土耳其上一次发生7级以上地震,是在1999年。8月和11月连续两次大地震不仅造成超过两万人遇难,更暴露出新建建筑多不符合抗震标准的监管漏洞。但当时的土耳其政府并未追责腐败官员与承包商,还将重建家园的合同继续委托给遭到公众质疑的公司,引发民怨沸腾,“地震不杀人,建筑杀人”成为流行语。有测算显示,这导致执政党在2002年大选中失去了超过20%的支持者,而2001年新成立的正义与发展党打起反腐败的大旗,赢得大选。
当时的正义与发展党领导人,就是如今执政已达20年的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
循环
2022年9月四川泸定6.8级地震后,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孙士鋐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指出,如果将时间拉长,2004年印尼发生了9.1级地震,2010年智利发生了8.8级地震,2011年日本发生9.0级地震,七年内就发生了三场9级左右的地震。而在2011年以后,全球的地震活动总体偏少。所以“从明后年起,全球可能会进入新一轮大地震发生期,预计未来几年全球范围内可能再度发生9级地震”。
这次土耳其大地震发生后,科廷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教授埃尔德斯也对《中国新闻周刊》提到这一观点。他指出,高强度地震之间间隔的时间越长,其烈度就会越大。“因为在没有大地震活动的时候,地球内部的压力会增加。当压力释放时,堆积得越多,地震就会越大。”但遗憾的是,地震学家并不能准确判断到底何时何处会发生大地震。
那么,本次大地震释放了大量压力,是否能为地球带来一个相对“平静”的周期?埃尔德斯指出,触发地震的是各个构造板块之间的运动,土耳其地震释放的压力并不影响其他地区的压力积累。南加州大学地质学教授维达勒持同样的观点,但他补充道,遥远时间和空间的大地震不会相互诱发,所谓“大地震周期”可能是一个长达数十年或更久的漫长且“缓慢增加”的趋势,并非如公众想象的那么快。
目前,一个可以基本确定的坏消息是:在土耳其和叙利亚的灾区,这次大地震的余震还不会停止。“这将持续数周,如果严重的话可能达到数月之久,但通常不会出现更多高震级的余震。”埃尔德斯说。维达勒则提醒道,如果“断层暂时还没有破裂”的地区突然监测到余震活动开始加强,该地区的政府和民众应当有所准备,更多高震级的余震可能在当地发生。(完)
记者/曹然 陈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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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月8日14时,据叙利亚卫生部最新消息,在叙利亚政府控制的阿勒颇、拉塔基亚、哈马、塔尔图斯等省,地震已造成1250人遇难、2054人受伤。另据救援人员表示,在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控制地区,地震已造成至少1280人遇难、约2600人受伤。据土耳其副总统奥克塔伊今天早些时候证实,地震已致土耳其5894人遇难、34810人受伤。
土耳其地震已造成了8000人遇难,这无疑是一场天灾,而令人更为难受的是,则是灾难背后的人祸:建筑不达标。事实上,在土耳其地震中,出现了一件连建筑学专家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情况;即,地震中,有的房子瞬间夷为平地,有点楼房却能屹立不倒。
在发生地震的时候,人们感受最深的还是纵波,假如房屋能够保持不倒塌,绝对不会造成太大的伤亡;一旦房屋轰然倒下,那么后果无疑是非常严重的。有数据显示,质量、结构不好的房屋,恐怕在10秒之内就完了;这么短的时间内,人们根本无法及时撤离,转移到安全的地区。
正因为如此,现在所有正规房子都会根据相关规范给定的抗震烈度进行建设,并且考虑了采用相关的抗震措施,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人们在地震中转移,赢得更多的生存时间。而在地震带地区,对于房屋的抗震比一般国家严格得多。
可是在土耳其,并不是如此。尤其是东部的农村,因为成本低廉、可以就地取材,用土坯、石块等砌成的简单砖石结构建筑占据主流,在地震中不堪一击。在城市中,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当地许多建筑物使用的混凝土质量事实上未达到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因为“几乎都是在建筑工地用传统方法手工生产而成”。因此,遇到地震这样的大的灾害,就会损失惨重了。
自然灾难虽然可怕,但人类也有办法进行缓解、对抗。真正令人觉得悲哀的是,土耳其地震中暴露出的建筑质量问题,确实属于人祸。更令人无奈的是,因为人祸造成间接性伤害的事情,总是一而再再三地在人类的历史上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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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南部2月6日凌晨发生7.8级强烈地震后,在当地下午再发生7.6级强震。截至目前,已发生超过120次余震。接连强震导致多处楼房倒塌,土耳其副总统福阿德·奥克塔伊2月6日说,当天发生在土耳其南部的强烈地震已在该国造成2379人死亡、14483人受伤。目前,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在土耳其阿达纳省当地多栋房屋完全坍塌,救援难度很大。
一、有组织越轨
1999年8月和11月,两次大地震袭击了土耳其西北部的Mamara和Düzce地区。破坏性最大的是Mamara大地震,瞬时强度高达7.4级。三年后,又在土耳其东部的Bingl发生地震(7.2级)。在这几次地震中,共有4万多人死亡,摧毁了30多万家庭。有观点认为,每次地震后造成的巨大人类灾难,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政府和行业腐败、严重过失,政府与有组织犯罪的联系(政府精心策划的有组织越轨)。正如Olson和他的同事所认为的:“不管怎么说……通过公共决策过程,社会政治体系有权决定谁将拥有多少生命安全,以及谁会为此买单。总而言之,这才是最重要的。”尽管Olson等人考察的是加州奥克兰市相对透明、合理的地区民主决策,相似的方法也可以应用于土耳其的政治决策过程。然而,本文所要论证的是,土耳其的许多决策、作为和不作为实际上是有组织的越轨,当侵犯人权的事件发生时,就构成国家犯罪。Green和Ward识别出六种将自然灾害理解为国家犯罪的国家有组织越轨:系统性的腐败、国家与公司犯罪相勾结;政府与其精英的非法行为沆瀣一气;战争罪;过失;灾难后的掩饰。本文将分析土耳其地震中的这些因素。
二、政治经济
为了解目前所关注的土耳其糟糕的建筑实践、腐败肆虐以及有组织越轨的根源,有必要简要地考察1980年代土耳其政府在实施经济自由化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在1980年代的政变后,Turgutzal总理为土耳其经济的自由化和全球化打开了大门,实施了取消贸易保护主义和公有土地私有化等政策。Keyder认为,“由国家精英主导的经济自由化,以及不情愿、不彻底的拒绝民粹主义者的干预,是形成自我规范的市场的前提条件……在土地方面,法律的发展促成了这个条件的成就,也使资本主义的企业有可能在建筑领域加大影响,并相应的出现了大型的建筑企业”。
Aybar和Lapavitsas指出,“在自由化过程中,腐败大行其道,表现为拥有特权以获得公共采购、取得无保证的贷款,以及向政客们行贿等”。
他们认为,尽管土耳其的统治阶级从上到下已彻底腐败,那些“与国家最紧密联系的人”是最腐败的。
除公有土地正经历私有化外,形形色色的敢于冒险的企业和个人,仰仗着民粹主义政府,在未开发的公有土地出售前,在地上造房子。这些建造非法房屋的行为将在大选前得到赦免。开发者对此心知肚明,便肆无忌惮,因为政府会颁布建筑赦免的法令。他们或是允许在目前的开发基础上建造更多楼层,或是许可将承受大量未经授权房屋开发的公有土地出售给个人或公司。
土耳其为了鼓励企业家,取消了数以百计的限制性规则和规章。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没受过学校教育并且没钱的土耳其人,做什么生意可以发财?许多人选择开建筑公司,依靠当地政界朋友的帮助,赢得承包的机会。”如果要给出一个违规行为的范例,非Veli Ger8莫属。作为一个承包商,他在1999年Marmara地震后成为政府的主要替罪羊:“没有任何理由能让我感到有罪……我当然同情那些受害者及其家属。然而,我却成为替罪羊,我不理解这是为什么。六年前,开始建造位于Yalova的Baheket建筑群时,我显然对建筑没有任何概念。我曾攻读文学专业,因此我是诗人而非建筑工程师。记得当我第一次来到施工地点时,看见工人们正在用海边的沙子制造混凝土。当时我就过问此事,建筑师回答说这完全正常。只是我到后来才得知,这么做是完全错误的,并且是危险的。于是,我下令停止这种令人厌恶的做法。不幸的是,工程已完成过半。”
有可能在任何地点随意建造,却没有足够的规范加以限制。这种放任的做法会在未来15年内愈演愈烈。地震后,针对工程的调查结果显示,在1999年灾难中,显然有不合比例的新建房屋倒塌。该结果表明,zal政权在1980年代采取的自由化和非规范化的措施和其后大量存在的劣质房屋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在伊斯坦布尔,大约有65%的房屋是非法建造的,这些工程不受法律规范的约束,已是人所共知。许多非法建筑叫gece kondu,其字面的意思是,为解决买不起房子的困难,在很短的时间内完工的社会住房。针对土耳其建筑业大范围的非法状态,Keyder作出了合理的总结:“在某些情况下,房屋建造在公有土地或是归私人所有的土地上,而实际结果是擅自占用土地;在其他情况下,违反区划规范,将房屋建在耕地或留用作公园用地(绿色区域)的土地上;或者是在建造的过程中,不遵守市级条例,没有适当的检查和许可,忽视有关当局制定的工程、卫生、外观、居住方面的标准。”
土耳其有70%~80%的土地属于国有(然而,在城市,私有土地的面积超过了国有土地的面积)——这是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近代土耳其共和派民族主义理念的传承。“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期,所有土地视为归属于国家,除非经过明确承认属于私人或基金会所有。正在耕作的土地,只要交纳了其应缴赋税,就由耕种者占有(用益权)。从国民的角度来看,应当将不动产从国家所有的范围内区分出来,以防卫国家的侵犯,因为他们可能随时会失去不动产,而使其重新归于国家。于是,不动产的安全依赖于权力的平衡和侵占者的策略。”
由于亚美尼亚人遭受了种族灭绝,其他少数族裔土地所有者(犹太人和希腊人)离去,1956年土耳其有大量土地无人认领。奥斯曼帝国的土地所有权转变为现代土耳其的土地所有权。然而,由于地主不在国内,或是个人没有在特定日期办理登记,大片土地归给土耳其财政部。土地商品化曾在意识形态上被视为可憎恶的理念,尤其是广泛地将个人侵占国有土地视为公民权利,与权威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原则格格不入。Keyder认为,作为一种交易的保护关系(clientelist relations),“会导致向政治决策者求助,其动机不纯。如果保护(patronage)成为一种有效的机制,划拨公有土地以及向新移民分配公共服务的规则就必定出于故意的模糊不清。这是因为,在广而告之的规则支配下,简单的分配或划拨将排除特殊的交易,而政客正是通过这样的特殊交易成为新的城市化群体的保护人”。
本文作者和他人合作对Marmara地震进行的研究能很好地解释上述现象。1989年至1999年间,Esenyurt市长Gürbüzapan向他的朋友和家人保证赢得一项利润丰厚的建筑投标,以“未授权房屋防止法”的名义征收个人所有的土地,再卖给开发者。于是,为了索贿,他积极推动未授权建筑;同时,通过帮派威胁那些敢于向这种做法挑战的人,并创建“基金会”,如Esenyurt公共工程与发展基金会,鼓励要求提供市政服务的个人开展捐赠。
非法建筑的出现清楚地表明了政治气氛。如果地方当局指出,选举即将来临,因此不实施市政规划条例,这预示着超过标准的多余楼层将会大量涌现。Keyder指出:“出于政治的原因,警察不大可能拆毁有人居住的房子(哪怕只是拆了一半),因为摄像头正在捕捉一幕幕惨不忍睹的场面。”
于是,在平民化的保护主义(populist clientelism)框架下,土地的国家所有及其惯常不受规范限制的非正式划拨,为土耳其官员的操作提供了便利。他们出于自己的选举目的,通过任意分配服务、发放执照和许可,通常无视建筑问题的存在并非法授予特权,进而获得民众的支持。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官员的决策给不得不居住在危险建筑中的人的生命安全带来了越来越大的风险。在这个意义上,建筑业和土耳其国家之间的关系符合Kramer和Michalowski做出的“由国家提供便利的国家——公司犯罪”(state-facilitated state-corporatecrime)的定义。在这个定义中,政府由于也具有有组织的目的而无法“限制越轨的商业活动”(下文将专门讨论)。
三、致命的腐败
众所周知,建筑业中的腐败已成顽疾:“无论什么事最终依赖于地方政权和市政当局,这些机构大多是腐败的。”市政当局发放三种许可证:设计许可、基金会许可和占有许可。因此,腐败的空间很大(与地震工程师Nuray Adinoglu教授的私人会谈,2000年12月18日)。土耳其权威的地球科学家之一AykutBarka教授描述了建筑业中支撑保护主义的社会关系网。他指出:“这是市政当局的控制……我的意思是,当你以承包商的身份去政府办事,你得有老乡关系(意味着因来自同一个市镇而得到照顾)。你若想得到这份差事,你得有老乡关系或是隶属于同一个党派。你的能力却排在第二位,或是第三位。”(私人会谈,1999年12月)2000年11月,声誉很高的土耳其研究所TESEV,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关于人们对腐败的看法和态度的调研活动。共有3000多人接受了采访,其中有25%的人声称,他们或他们的亲友曾接受贿赂或礼物,用以换取在1999年的全国大选中为某一政党投票的承诺。
一位权威的建筑师指出:“市政当局腐败,我有很多办法买到市长的职位。国家已经从下到上彻底腐败。”(私人会谈,2001年11月13日)以1999年Marmara地震中遭受最严重打击的地区为例,那里的市长顾问评论道:“工程的管理者们收受贿赂,我们自己就是这么做的。没有工程监测……项目的工程师、监察者、在工程合同上签字的技术规划审批者都是同一个人。”(私人会谈,2001年7月,Degirmendere)。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这方面的证据;在对地震后损失惨重的一个市镇的建筑监察中,进行监察的该市工程师指出,我们路过的一个房子没得到批准就造起来了,“因为市长想要这么做”,建筑师会在事后批准(私人会谈,2001年)。
四、建筑特赦
在土耳其,建筑特赦是国家提供便利的越轨最明显的表现形式之一。实际上,建筑特赦是地震灾难和以往许多自然灾害的导火索。1948年至2001年间,尽管专业团体(比如土耳其建筑和工程组织)强烈反对,土耳其仍然宣布了12次特赦(Cumhuriyet, 2001年8月17日)。2001年,土耳其政府曾酝酿再次宣布建筑特赦,但没有得到广大市政当局、专业团体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土耳其总统Ahmet Sezer破天荒地否决了这项法案。他声明:“特赦,和那些认为违反建筑法程序实施犯罪没什么大不了的人,正在使我们的生活遭受难以遏制的巨大损害,这多可耻啊!”(Ahmet Necet Sezer, Cumhuriyet引用,2001年11月8日)。
一次次地宣布建筑特赦的做法取消了许多正式的限制,而这些限制本该适用于不严谨或未受训练的承包商。此外,反复特赦还为不在安全土地上施工提供了保障。将房屋建造在淤积的土壤上、翻造的土地上、河床上、洪泛平原上、滑坡地带,以及在地震时易液化的地域,却不受惩罚。宣布特赦后,非法建筑被合法化了。开发者从售出的房屋中获利丰厚,而建筑监管者的要求,比如合适的建筑材料或充分抗地震的设计,却没能得以落实。对建筑业的影响表现为:“开发者不去寻找更好的建筑师或设计公司,而是偏爱那些迎合开发者口味的公司,尤其是在利润方面。开发者所理解的建筑成本来自于预计报表,而后者却以以往的项目为基础。他固执己见,认为设计应当与这种预计报表相符,而这种做法与标准程序背道而驰。”
除了对非法土地的特赦外,还有对合法所有土地上的非法建筑的特赦。据一位非常受人敬重的建筑师透露:“整个制度就是这么运作的。你能把房子造在一块未获授权的土地上。如果你付给市政当局合理的钱款,他们就不会在意这个建筑,你就能建造。但如果有人举报,他们就不得不开展调查。于是,作为所有者,你就遇到麻烦了。有时候,你可以通过给举报人钱(通常是邻居)来解决这个问题。”(私人会谈,2001年12月)。
还有些特赦,特别针对在已授权的房屋上建造多余楼层。Noray Aydinogˇlu声称:“在1967年的地震中(在Adapazari),有不到100人死亡。当时,该市四层或五层的建筑并不多。”而Adapazari禁止建造超过两层的房子。1967年地震为里氏7.2级,89人死亡,235人受伤。1980年代初,建筑业兴起,Adapazari成为接收土耳其更贫困地区移民的主要城市之一。为容纳新到来的人口,该市在开发新住房方面承受了很大压力。出于形势所迫,承包商建造了许多突破两层限制的房屋。据一个地震幸存者讲述:“当时,我们称造这些房子的人、买房子或租房子的人为‘疯子’。我们忘记了过去。甚至也包括我自己。我从1967年地震中活了过来,尽管如此,我还是在我的房子上加盖了第四层。”
受访者作为土耳其最资深和最受人敬重的地震工程师之一指出,在宣布特赦前,未被占有的公有土地、森林和集水有时会以低价出售或出租。非法开发该土地的个人就能以象征性的价格将其买进,然后在公开的市场上再合法地出售给买方。这种土地侵吞方式系统性地存在,包含着与国家关系密切的有组织犯罪因素。一位城市规划的管理者指出,这种做法现在有些行不通了,因为近来的公共设施私有化进程要为任何“关系”事件在法律上负责。政府在2002年就已通过法律将公有土地和未授权的房屋规定为公共设施。
1999年地震后,幸存者报告了为数以千计的无家可归者分配房屋过程中的腐败行为:“有很多‘熟人’(torpil)。市政当局把最好的房子留给了他们的技术人员,却将全部底层房屋分配给地震幸存者。地震幸存者怎能住在一楼呢?大多数住在一楼的人处在废墟之下……地震后的分房是摇号产生的,但我认识的人却都住在一楼。这个制度里肯定存在某些不公正。好房子都到与政府部门(Valilik)有关系的人那里去了。很多人拿了钱,就允许将他们的房屋鉴定报告由“中级损坏”(orta hasarli)改为“初级损坏”(azhasali)。在Yalova,没有信得过的房子。
五、保护主义、腐败和地震灾害
有关土耳其腐败和决策的文献显示,有必要区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并提供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以利于理解腐败的主-仆效忠关系的运作对1999年Marmara灾难和对1999年Bolu/Düzce及2003年Bingl灾难的影响。
一项针对土耳其全国范围内城市居民的调查比较了中央和地方,其结果显示,尽管所有级别的政府都被认为严重腐败,但中央政府比地方政府更腐败。这个结果与现代中央国家(根据军队和官僚机构界定)和历史上的农村周边地区之间长久以来存在的紧张关系相符。“一方面是压迫、冷漠、遥远的官僚精英,他们无法理解地方的问题,而是希望拓展西化的、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公民身份,却缺乏足够的手段进行沟通。
另一方面,村落礼俗社会(gemeinschaft)对国家和社会反应冷淡。因此,尽管意识形态上存在矛盾且逼迫,使地方融入中央的仅有的办法是使用现有的名人,笼络他们,将其纳入政治体系,并使其加入共和民主党。”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将腐败视为,政府把地方政治网络连接到国家政府框架所固有的组成部分。因此,腐败已成为土耳其国家组织的主要特征。
Adaman和arkoglu认为,尽管土耳其引入多党选举制后明显鼓励并发展了政治参与,“却没能为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创造出一个有活力的机制”。许多土耳其评论员指出,不妥协的保护关系,亲属、宗教、种族以及小规模投资者网络的力量,损害了更大范围的参与和政治透明。Adaman和arkoglu还发现,很大程度上,土耳其的城市人口已将政府的腐败内化,并照此操作。在非法建房方面,与这种内化伴随着的是建造并居住在gece kondu的人对这些建筑产生强烈的情感依赖。
因此,滋生危险、非法房屋的腐败行为不大可能遭遇挑战,甚至在地震前面临巨大风险的人也不会去质疑腐败。2001年9月,有报道显示,在地震损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Yalova,当地官员“掠夺”了供修缮受损房屋的国家合同。MHP的Yalova省主席Erol Tatar,副市长Birol Aslan,(ANAP)和MHP的前市长候选人Turgut Yuksel未经投标,就拿到了建筑合同。
六、过失、建筑失败和缺少政府管理
“地震本身仅仅是自然能量的释放。除非地震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否则将不会成为一场灾难。”2Coburn和Spence强调了地震和不安全建筑之间的关系,将其界定为对地震灾难起主要作用的因素。一位权威的土耳其地震工程师声称:“如果我们的房子是高质量的,也许只会死亡200~300人,而不是我们所看到的,数千人死亡。”大规模建造危险建筑的现象,其原因应从政治上剖析,而不是仅仅从建筑业的缺陷上探究:“在面对地震或其他来自自然或技术灾难的危险时,政治体制通过各种作为或不作为决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生命安全。可以说,建筑规范上的决策对生命安全至关重要,因为这些决策至少在概率上决定了在最终的灾难中,谁死亡,在哪里、何时以及怎样死去。”
Olson等人认为,发生在加州奥克兰市的Loma Prieta地震与违反建筑规范没有多少直接关系,而更多的是源于主要角色(专业团体、政府和工业)的“核心价值”之间的权衡。在土耳其,在相同的重要角色(专业团体、政府和工业)之间进行交易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政治过程,而违反建筑规范则是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
然而,在土耳其,为了追求国家的组织目标,中央政府在惩治践踏生命安全价值的过度交易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央政府所滋养的保护主义和腐败将这些交易制度化、合法化。国家的优势体现在两方面:保护主义对地方腐败横行听之任之;反过来,腐败为提供大量廉价的房屋保驾护航。
因此,土耳其通过腐败,这种廉价的、转移的方式,“解决”社会的房屋供应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是腐败催生出国家的组织目标,并能够解释为何腐败是可以容忍的。人们也可以将腐败视为服务于另一个主要的组织目标———维系土耳其的完整。保护主义所带来的政治稳定,以及在政治稳定的环境下所滋生的腐败,也可将这些视为一种内在的目标。“所有的人都在问我,‘下次地震是什么时候?’……我们无法预测地震,忘记这个想法吧。如果人们有可靠、安全的住房,谁还会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呢。”(Aykut Barka教授,地震学家,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1999年12月。)
国际工程调研队调查了Marmara地震,所提供的调查报告显示,损害规模可归因于缺乏足够的工程设计、缺少行业监督和质量保证,以及国家的懈怠。更特别的是,他们发现在Adapazari,Izmit和Yalova地区所遭受的严重灾害,可归咎于土壤的属性(包括松散的泥沙层,松散的有机粘土层)、工程设计不足,在许多建筑内拆除墙体后支撑弱化,所使用的劣质水泥,没有足够的修补人员,以及将房子建于Izmit海湾的海滩上。最适合上述劣质土地条件的地基是很深的基底或桩基(主要结构),然而调查队却很少发现这样的地基。此外,本该对所提交的设计进行严格的监察。然而,大部分考察过的损坏结构,其设计的地基是空的,且几乎不注重地震载荷。
土结构相互作用(SSIs)显著促成了地震地区建筑物的毁坏。Adapazari,Glük, Avcilar和Sapanca尤其受到了土体液化的影响。土体液化意味着,出于地震的摇动,饱和的淤积物质像液体一样运动,致使建筑沉降。比如,位于冲积平原的Adapazari,当地的地下水位与地表非常接近,一些建筑物沉降超过1.5米,液化影响了许多城市的大部分建筑。多层建筑比附近的单层建筑沉降得更厉害。显然,该地区的建筑设计没有考虑土结构共同作用和液化的影响。一位地球物理学专家声称:“不能在这些地区造房子。他们应当在附近的高地重新建造(Roger Bilham教授,New Civil Engineer,1999年9月16日)”。然而,地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官员们则声称,唯一的安全策略是重建这座城市。Adapazari市长指出,正在酝酿新的安置区计划。Green等人察觉到,重建旧Adapazari城的工作持续进行。
土木工程中对深钻孔的监测本该向承包商、咨询工程师和市政当局揭示出土壤条件中固有的风险。调查工作清晰表明,未曾实施监测,或是曾监测但未达到合理标准,或是为了更加有利可图的建造而忽略了监测结果。据一位曾为Adapazari市政府工作过的地质学家透露:“在地震前的Adapazari,我们没有进行过任何土壤测试,但我们知道这里存在液化问题,是土壤的问题。我知道这些,因为我是地质工程师,我有消息。但市政府不掌握这些建筑消息……在地震前,他们不知道土壤是否安全。”
国际调查组提出建议,以后应当为房屋建设提供充足的区域规划,加以建筑控制,把地基条件和潜在的危险考虑进去,这样做非常重要。许多房屋建造得十分靠近海岸线,这令人难以接受。在由填筑地形成的Glük海岸,与地震有关的现象,比如因液化而使土地沉降,海水吞没了长达30米的海滨上的几排咖啡馆和平房,有150500人被淹死。如果没有深埋桩基础,在由填筑地形成的海岸线上建造住宅将特别不安全。然而,在建筑物中,却没有发现这样的桩基础。
此外,许多建筑或者建造在断层线上,或离断层线特别接近。一些建筑物被断层的裂断撕扯开来,形成了平均约有三米的偏移(EERI,特别地震报告,1999年10月)。一位建筑师曾受委任,重建在地震中受损的Degir mendere市长办公室。他感叹道,这位市长本来想把他的办公室建在远离Marmara海岸线的市中心区域。建筑师却认为海景更重要,哪怕在该地区的海岸线建造房屋的危险是固有的、并已得到证实。
尽管地震学家、工程师、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持续发出警告,中央政府对实施法律保护生命安全故意保持冷漠:“这些法典和开发区法是由公共工程和建筑部创立的。然而,实施这些法典和规章的责任却并不在该部,而是在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却不向该部负责……由此可见,应负责任方和制定规则方是分离的。这就是执法不严的主要原因。(Polat Gülkan教授,METU,TDN引用,1999年9月17日)”据城市规划部门负责人提供的报告显示,1998年的开发区法(the 1998 Development Act(3194))没有规定公众参与的机制。该报告明确指出,地区利益集团(私人开发者和承包商)垄断了城市规划进程,包括决定开发哪块土地,何时开发以及如何开发,并能抬高城市土地的租金。建筑协会秘书长、安卡拉中东科技大学副教授Abdi Guzer认同上述观点。他分析了所谓的“部分计划”,即规划的责任从政府转到了个人开发者。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规划和开发的依据不再是人口的需求,而是“开发者的技术能力和项目所能带来的收益”(Abdi Guzer,TDN引用,1999年9月17日)。
Abdi Guzer认为,中央政府无法规划土地使用是问题的核心:“如果想在地震区域建造房屋,不论是暂时的还是永久性的,我们不知道要在哪里建造。我们在这些区域没有合适的规划。”(TDN引用,1999年9月17日)来自行业的声音是一致的:“我们知道这个错误遍及该区域。这里过去多次地震,最近的一次是1967年Adapazari地震。因此,这显而易见,从地理的角度分析,我们知道该地区存在这样的风险,但结果显示,这里的开发完全没有规划。”(Haluk Suguoglu, 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主任,METU)1
尽管1997年《土耳其建筑抗震设计法》(the 1997 Turkish Earthquake Resistant Design Code)是一部高质量的立法(与旧金山的那部地震法相似),在1999年和2003年,该法提供的保护却微乎其微。据土耳其地震工程师的说法,在土耳其的所有建筑中,符合1997年法的还不到25%。土耳其没能在地方当局层面建立管理机构,而这样的机构本该“评估设计和统计、视察在建工程、对不遵守规范的行为拥有惩罚权,并有权勒令停建不合格的未竣工建筑。”许多地震工程师、建筑师以及城市规划者指出,中央政府对实施由其制定的法律未能承担责任:“(公共工程与建筑部) 想要躲避在伊斯坦布尔发生的地震问题。他们只管重建,城市的防震工作却无人问津。”(Nuray Aydinoglu,地震工程学教授,Kandilli Rasathane Bosphorus大学)
如前所述,建筑和规划的失败不仅仅是贪婪、缺少培训、腐败或公务员慵懒造成的结果,而是由于政府的失败,是政府刑事方面的失败———故意逃避实施充分的城市和灾害规划,故意规避监管和执法。这种做法源于根深蒂固的保护主义文化,喜好腐败交易,进而为灾难创造了条件。
七、培训匮乏———国家过失
影响“生命安全”的国家不作为或过失,其另外一个特征表现为国家对有资格的工程师进行培训的方式。在16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时期,当时的建筑是高质量的,符合高标准,这要归功于对有资格的劳动人口的教育。
与之相比,20世纪末的土耳其建筑业则相去甚远,培训匮乏,没有监督,不受约束。对工程师和建筑者缺少足够的培训,在地震灾害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土耳其,培训工程师要经历4年制的本科教育。在培训后,一个土木工程专业的毕业生会立即拥有合法的权利,为任何规模的建筑工程承担技术责任。在调研过程中,接受采访的学术界地震工程师都高度关注这种现象:“作为土耳其的,也是国际的毕业生,他们于同一天将毕业证书塞进口袋,根据(《3158号开发法》)有资格作任何项目,成为任何项目的技术专家或项目管理人(fenni mesul)……没有人会告诉你:‘停下来,我的朋友,成为项目工程师可没这么简单,你需要精通地震工程和建筑技术,并对你的工作进行评估’,或是符合其它类似的要求。然而,在现实中,只需要找到城市的区级登记办事处,将自己登记在建筑工程事务所,再从城市委员会得到一个号码,这些就足够了。”
在建筑业领域内,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保障安全的职业文化。比如技术专家或项目管理者,他们没有视察建筑工地的义务,只有当工人在那里被杀害时,才会到场。“在土耳其,工程师只要有文凭,不论工程的难度(理论上的)有多大,都可以在项目上签字。在土木工程领域,没有确立起专家身份。这在实际上使得工程师和其他专家,正如(政府)官员那样,得到了完全的豁免。”
培训不足在地震之后也暴露无遗。临时建立起来的咨询与监察事务所(CCE),负责确认受地震影响的房屋的损害程度。500多位建筑师申请去那里工作。该机构在伊斯坦布尔的负责人Cemal Gke声称:“但我知道,我的大部分同事从未草拟过任何规划。他们不应该仅仅因为在政治上与公共工程与建筑部关系密切就允许这些人开办事务所”。(TDN引用,1999年10月29日)
大学培训的质量在不同的院校之间相差很大。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他人组成非政府组织,对高等教育主管部门(Yüksek Ogretim Kurulu, or YK)的批判愈发强烈。他们认为,主管部门对学者的晋升监督乏力,使一些学者得到了本不该得到的职位,或者至少是不以学术水平分配岗位。YK建立于以军事结构为框架的1982年会议之后,该机构的宗旨之一是保护“土耳其的整体福祉,有助于国家和领土的完整(土耳其《高等教育法》第4条)”。由于土耳其打压学术争鸣,不允许针对政权的学术批判,保护关系而不是自身价值决定了对学者的任命。“土耳其长期以来需要有资质的建筑工程师,有真才实学的人却寥寥无几。然而,每年数百名青年人怀揣成为建筑工程师的梦想,被大学录取,到我们的大城市就读。似乎这还不够,不负责任的官员们出于选举的目的……继续开办建筑工程院系。在这些院系中,专业领域并不重要,能找到一两个知名的学者足以。只有几个资深的建筑师站讲台,主要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于是,学生们就这样毕业了。大学如此胡乱教育,还四处颁发文凭。”
八、镇压、被迫移民和易受伤害
针对由极端地球物理事件所引起的巨大灾难,Green和Ward将国家的极权属性(同腐败和贫困一起),视为预测和评估易受损害程度的最重要的因素。在1999年,镇压、强制移民和危险建筑一同导致了灾难的发生。不得不承认,土耳其同位于其东南部的库尔德分裂分子展开的惨烈战争,与这种复杂的局面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土耳其在其东南部诸省打击恐怖主义,迫使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到境内其他地方寻求更好的生活。在Bing l, Elazig,Mardin, Siirt, Van,Adiyaman,Batman,Bitlis,Mugla,Diyarbakir,Hakkari,Sirnak和Tunceli,人们至少从1987年起就活在紧急状态的统治之下。
这个时期充斥着镇压、恐吓、暴力、经济剥削以及对一系列自由的限制。2003年的Bingl地震惨案,在地理上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在那次地震中,85名儿童死亡。当时,孩子们正在国立学校的寝室里睡觉。显然,战争以及土耳其对其东南部大量库尔德人口的政治剥削,导致了这起巨大的灾难。Bing觟l是一个贫困地区,长达15年处于紧急状态。将国家财力用于战争,打击库尔德起义者,以及维持国家机器的镇压,造成该地区基础设施薄弱。在学校睡觉的孩子大部分来自没有当地学校的村庄。他们在学校寄宿,是因为土耳其政府没能对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进行投资。一个遇难者的叔叔告诉《卫报》记者:“这些黑心的建造者让我感到愤怒。他们为孩子们设置了这样的陷阱,政治盟友却使其免于处罚。”(《卫报》2003年5月3日)于是,形成了几十万国内移民,许多是土耳其“焦土政策”的受害者。他们背井离乡,为了寻求经济和社会上的安全,来到伊斯坦布尔、Marmara地区、伊兹密尔(Izmir)和安卡拉这样的经济中心城市。
来自于东南部的库尔德移民逃离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悲惨境地,孤注一掷地想要找到栖息之地。而Izmit海湾附近一些繁荣的工业中心,如天然磁石般吸引着他们。因此,被迫漂泊异乡的人们认为,那些廉价、非法、乱糟糟的大片住房,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重获自由和安全的避难所。然而,实际上,这里是他们的坟墓,因为国家故意对此置若罔闻,迫使他们第二次受害。
九、土地黑手党:政府、建筑和有组织犯罪
犯罪人对官员和“伊斯坦布尔的资产阶级”,实际上是对土耳其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施加了巨大的影响。
由于建筑业依赖于国家的批准和许可,使其自身处于各种形式的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的漩涡之中。
Tom Behan研究了意大利南部的有组织犯罪和非法建筑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非法建筑不仅降低了生活质量,还在社会和政治上为支持有组织帮派———特别是1970年代在混凝土和建筑上投入巨资的Camorra帮派,提供了经济基础。1980年,发生在那不勒斯城外的地震使30万人无家可归。“腐败的行政管理者很快就发现,可以将许多建筑认定为遭受地震损坏,趁势利用国家灾难基金,大发国难财。”
意大利和土耳其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在政治上,两国具有保护主义、地方性腐败、政府不稳定和有组织犯罪等相同的特征。此外,两国还同样易受大地震的威胁。1996年11月,在土耳其西部的Susurluk附近发生了撞车事件,揭露出有组织犯罪成为土耳其一部分的本质和程度,体现为政治杀手、毒品走私者、极右翼帮派和执政的官员、国家安全机构人员关系密切。这些有组织的罪犯,对土耳其东南部的库尔德人发动影子反恐战争(由土耳其政府官员支持,正如Susurluk所显示的那样),于是就得到了政府的保护,促进一系列非法商事企业的发展,包括毒品、为讨债而敲诈勒索,以及绑架(Turkey Update 1998年)。非法土地划拨就是其中之一。
当对土地和房屋建筑有很大需求时,就会出现一部分土地的非法供给,土地黑社会将这些土地卖给其他人。
重要官员的亲属,比如前总统Süleyman Demirel4和前总理Tansu覶iller长久以来牵涉土耳其土地黑手党的活动。据说,“土地黑手党”根植于gece kondu体系,他们与地方和国家官员根深蒂固的联系表明,在更为重要的政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问题得到系统的解决之前,规划和建筑方面的改革只会对土耳其人的生命安全产生微小的影响。
十、Koray Aydin 案
2001年8月22日,安卡拉国家安全法院的公诉人对右翼民族主义的Milliyet觭i Haraket Partisi(MHP)和公共工程和建设部,针对其在国家投标,尤其是为Marmara地震幸存者发起的国家建筑合同投标中可能存在的腐败,发起了名为“战利品行动”的调查。公共工程和建筑部部长Koray Aydin,由于涉嫌在受灾区域重建中挪用公款,经常成为媒体批判的对象。地震后的5个月,Aydin和他的父亲创办了一家销售建材的公司。据说该公司强迫为地震幸存者永久住房进行建筑投标的公司向其购买材料。
一开始,总建部的部门管理人因涉嫌在投标中让一些公司受益,以及将关键资料从档案中拿走使竞争对手失去资格,正在接受调查(《土耳其每日新闻》,8月23日)。就在地震刚结束之际,负责建筑的部长曾与Aydin就后者决定为地震幸存者建造预制房屋而非永久性房屋一事,进行论战,尽管国外专家提供的证据显示预制房屋的标准更低并会导致成本无效。
2002年3月,安卡拉高等法院首次审理该腐败案,迫使Aydin于一个月前辞职。然而,土耳其议会当时决定不追诉Koray Aydin。公共工程与建筑部的361个犯罪嫌疑人(其中有13人在审判开始时处于在押状态)却于2002年3月27日面临刑事指控(《土耳其每日新闻》,2002年3月28日)。
2004年11月,针对投标分配、银行改革和能源项目中的腐败,议会结束了冗长、广泛的调查。此后,土耳其议会投票,决定审判Koray Aydin,罪状是其所在部委在投标中的腐败,不追究投标中的欺诈和来源不明的个人财富积累(法新社,2004年11月9日)。
十一、中央政府
本文所面对的挑战之一是,在明显有罪的贪婪的承包商草率、非法的行为外,如何解决归责的问题。明显的、系统性的政治腐败、国家———公司犯罪、追求公开宣称的目标而出现的重大过失,以及灾后的掩盖行为表明,灾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犯罪。
在对地震做出准备的责任方面,存在着一个基本的问题。Kandilli地震工程师Mustafa Erdick教授指出(私人会谈,2001年11月30日):“公共工程与建筑部想要规避伊斯坦布尔的地震问题。他们的职责是重建,但为城市做地震预防的工作却无人负责。”Yalova的公设辩护人Abdullah Cakir针对每一个应为Yalova(Yuksel Insaat, Veli Ger和Ceylan)房屋倒塌的主要建筑公司提起诉讼。他声称:“地震后我们看到的结果表明,真正的罪犯是这个政府和体制,是政府的每个行政部门以及各部委。”(Milliyet, 1999年10月11日)他的控诉可能来源于如下事实:Ceylan Insaat作为一个主要的建筑公司,由其负责建造的房屋在节日中的Yalova度假区倒塌,至少造成260人死亡。然而,出于公共工程与建筑部的运作,该公司却承包了为地震幸存者建造永久住房的项目。当Ceylan Insaat公司得到授权时,等待他的是Yalova重罪法庭对造成260人死亡事件的审判。
十二、政府部门否认:掩饰和隐瞒
“土耳其95%处于地震带。在治理灾难方面,土耳其政府已表明,它比世界上任何政府都成功。”4建筑与公共工程部部长Abdulkadir Akcan就是这样宣称的。这是一种最卓越的“通过解释予以否认”(interpretive denial)技术。
部长先生强调重建家园和物资救援,不仅表明否认灾难责任,居然还声称地震灾难在土耳其不可避免,政府在灾难管理策略上树立了典范。实际上,在8月地震后的数周内,土耳其政府的危机管理和救援行动已饱受诟病。然而,矛盾的是,这可能成为了政府的优势;因政府的失败、过失和腐败而导致了灾难的发生,这些最重要的原因却反而变得模糊不清。
Marmara地震后,替罪羊是另一种立刻积极加以使用的中和化(neutralization)方式。国家很快就因房屋毁损而谴责建筑与开发公司的恶劣行径,媒体也即刻表示支持,予以谴责。于是,失败和腐败都归咎于拥有很高知名度的Veli Ger公司。这是一种诱发公众支持的策略。然而,市民社会却坚定地认为,国家越轨是引发危险建筑问题的根源。正如伊斯坦布尔建筑师协会主席所说:“国家谴责gece kondu和未获授权的建筑,是为了推卸责任。”(Eyüp Muhu,2004年10月5日)
国家中和化策略的另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始终拒绝承认真实的地震死亡人数。这种否认集中体现为,不认可地震所导致的人口失踪,这似乎已经成为官方政策。政府只宣布了尸体的数目,而那些没有被计数在内的人,仍旧处于隐匿状态。就在Marmara地震后的几天里,政府官员报道称,估计有超过3.5万人死亡,大量住宅倒塌(《土耳其每日新闻》,1999年8月21日)。
两天后,联合国(以土耳其政府提供的信息为依据)估计死亡人数超过4万(《土耳其每日新闻》,1999年8月23日)。然而,政府最终宣布的来自官方的死亡人数是17840人。同时,政府拒绝公布失踪者名单。
结论
土耳其在加入欧盟的路途上可谓步履蹒跚。尽管政府出台了一些重大的人权改革方案,但在操作上显得模棱两可。
因此,有必要吸取地震所带来的教训,它提醒我们:在Marmara, Düzce和Bingl地震中生命的逝去,是对人权的大规模侵害。如果不关注基本的政治和社会组织问题,任凭更大范围的极权主义、保护主义和腐败盛行,就不能期待立法改革会对基本人权的保护起作用。
土耳其国家的越轨和重大过失相结合形成错综复杂的局面,酿成灾难,却没能引发人权运动。欧洲理事会也未能将减灾作为阵地,进而可能向改革施加压力。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是源于对自然灾害的主流观念,即将其视为需要事后做出反应的地球物理灾难,而不是提前预防。此外,由于哥本哈根准则要求发展“能够保障民主的稳固机制、法治、人权以及尊重和保护少数者”,土耳其做出庄严的承诺,进而“被捆锁在这个框架内”。因此,土耳其忽略了预防地震灾难的工作。哥本哈根准则中没有提及建筑法典的实施,并未批评建筑特赦,也未要求将生命安全的风险降到最低。截至目前,极其反常的灾害带来的生命安全风险尚未纳入人权日程。通过人权术语重建地震灾害的意识形态,可能是认识上述问题的必要条件,也体现了本文的部分用意。但可能更为重要的因素在于,发展自然灾害的政治犯罪学,尤其要认识到国家的有组织越轨,与之抗争,并将其作为未来减灾策略的重心。
(保留所有权利,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制度开门”。资料来源:彭尼·格林,马贺,人祸:腐败、建筑和灾难,青少年犯罪问题. 20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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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凌晨,土耳其发生了一场震惊全世界的灾难!
在土耳其的东南部地区,突发了7.8级大地震,周边多个城市受灾,叙利亚北部边境也受到影响。
7.8级大地震什么概念?
1976年摧毁整个唐山的大地震就是7.8级。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是8.0级,仅仅高了0.2级,汶川地震已经是我国目前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灾害损失最重、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
而这次土耳其南部大地震,也是该国近百年来最严重的大地震。
现场异常惨烈!
据外媒报道,地震始发时天气骤变,电闪雷鸣,随后大地开始剧烈摇晃,地震处的周边城市的诸多建筑瞬间坍塌...
上千栋建筑和房屋被夷为平地,仅仅几秒钟,就有无数民众被埋于废墟之中。
这波地震犹如猛兽,就这样无情掠夺了走了无数生命。
而且被波及的叙利亚,常年战火,生活本就困难,很多人已经数十次流离失所,如今又遇上如此巨大的天灾。
尤其此次受灾最严重几个地方,都临近叙利亚边境,每年都接收了大量的难民,人口已经达到了几百万。
地震来袭时,正好是当地的凌晨4点钟左右。
很多人还在睡梦中,连逃生的机会都没有。
有一位幸存者回忆说:“我被剧烈摇晃了三次,就像婴儿床上的婴儿般无助。”
据统计,目前土耳其和叙利亚因地震失去生命的人数,已经超过了4000人,并且死亡数字仍不断上升。
更残酷的是,就在第一波地震后,仅仅相隔不到10个小时,地震卷土重来,震级达到了7.5级。
并且余震不断,在土耳其东南部及其周边地区,已经发生了185次余震。
导致救援难度不断增大,进展缓慢,很多救援人员在施救的过程中,被二次地震吞噬...
祸不单行的天灾,还偏偏撞上了恶劣的天气。
正逢冬季,土耳其很多地方都在降雪,气温都在零摄氏度以下。
让黄金救援时间,不断缩减。
成千上万的受灾民众,在寒冷刺骨的冰天雪地中流离失所...
网上流传的一条视频,很多无家可归的民众,纷纷涌进一个倒在废墟中的集装箱里,翻找食物和物品。
这一幕看的人心酸。
地震加大雪,全是不可逆的巨大灾难。
双重打击,不仅是一场可怕的摧毁。
还对日后的重建有着巨大的影响。
据气象学家分析,冬季地震不仅会大大增加后续的灾后重建,整个地区的种植作物,也会受到强烈影响,未来几周甚至几个月都难以恢复。
这场毁灭性的地震,是过去100年来土耳其遭遇的最强烈的地震,也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最大的灾难之一。
世卫组织表示,此次的土耳其大地震,可能会在初期报告的基础上增加8倍,或将超过2万人遇难。
每一条官方消息,背后都充满了残忍和不幸...
每一个死亡数字,都牵动无数人的心...
在震后的每个废墟旁,都聚集着一堆幸存者和失联亲属,在焦急着等待...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已经变为废墟的家,绝望掩面,迟迟不肯离开。
一个父亲亲手在废墟中挖出了自己的孩子,哭的撕心裂肺。
视频里各种扎心的场景,看得人难受不已。
《西线无战事》的作者雷马克曾说:“即使怀着最伟大的乐观主义,你也不可能在一次毁灭一切的地震之后,希翼个人有多好的运气。”
这一夜,土耳其注定无眠。
新年后这场震撼全球的大地震,也再次告诉我们:无论何时,人类在灾难面前,都显得无比渺小。
不仅生命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中,不断消逝,很多千年古迹和城市建筑,也没能幸免。
二战时期,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仅仅投下两颗原子弹。
就造成两座城市内近5万幢建筑物被毁坏,2.2万幢建筑物被严重毁坏。
而此次土耳其两次7.5级以上的大地震,加上180多次的余震,有专家推算了一下,所造成的威力,相当于130颗原子弹爆炸。
可以想象,所缔造的毁坏程度,有多么巨大!
镜头里,土耳其震后的城市,遍布着惨烈和狼藉。
大部分建筑,都化为废墟,到处都是断裂和坍塌,高楼、房屋、公路、山丘,皆千疮百孔,满目疮痍。
很多屹立千年的文化古迹,也没能承受地震冲击,倒在了下来。
甚至,在受灾最严重的城市,大半个城市的建筑,都被夷为平地...
每一张地震的前后对比图,都看得人哀叹。
这些年,人类经历了太多天灾人祸。
山火、洪水、疫情、地震...
自然灾难永远不是一个国家或者一部分人的灾难,正如《流浪地球》开头的那一句话:
“最初没有人意识到这场灾难,直到最后这场灾难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这次对于土耳其而言,对全世界而言,历史又走到了地震爆发的十字路口。
现在,中国包括其他国家在内,都已在第一时间向土耳其派遣救援队,施于最大的帮助,希望能够早日渡过难关!
生命无常,但坚韧。
我相信,大地最雄浑的力量绝不是地震,而是万物的生长。
祈愿土耳其、叙利亚人民平安,在土同胞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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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接连发生两地强烈地震,正在土耳其探亲的湖南男子大胡被妻子艾夏叫醒,他看到屋顶的灯都在晃动,妻子吓坏了。好不容易等到房屋不再震动了,他们才下楼。
地震发生得如此突然,大胡一家也是猝不及防,他们住在土耳其梅尔辛,震感强烈,还没收到建筑损失及伤亡情况的报告。但是大胡妻子的家乡是靠近震中的,损失比较惨重,好多朋友都失联了,妻子情绪一度崩溃,正在恢复中。
有网友说,遭遇强震,我国作为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肯定会第一时间提供帮助,包括物资与搜救,后续还会支援灾后重建,希望在外的中国人注意安全,等待救援。
也有网友表示,每次国外有灾难第一时间关注的就是中国同胞是否安全,看见中国公民在土耳其没有伤亡这个就放心多了,中国肯定也会给予灾难国家帮助,土耳其也要加油。
还有网友认为,人类科技在各类高精尖武器成效显著,却对天灾还是毫无招架之力,更别说还手了。可是人类的苦难大多数还是来源于人祸,不是吗?
真是应了那句话:好好珍惜今天,因为你不知道意外和明天谁先到来。
根据现场救援画面显示,发生地震正值拂晓,绝大多数民众可能在睡梦中遭此厄运,连逃生机会都没有。
有人认为土耳其房屋结实,很多建筑7.8级的震都挺住没倒。其实,地震是地下不透气,地表堵了地气,底下组织分割裂变,塌陷,运行内存速度摇摆不定,这个再厉害的专家也很难估计。
建筑物没倒也不全是建筑物结实,而是地震力量偏移,强力避开了地面没倒的建筑物,震感弱才没倒。
地震虽说非人力可以阻止,也在提醒人类,保护地球,重视地脉活动,遇到地震地动灾难,就知道居住的地球破坏的威力如此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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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真的难以预测吗?
土耳其大地震发生后,人们惊讶的发现,在这次地震发生之前,至少有3名专家都成功预言了地震的发生,其中2名专家提前3天预测,1名专家提前2个月预测。
1:土耳其地质学家纳西古鲁,在土耳其强震前3天,预测到东安纳托利亚断层带或会发生地震,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我们应该关注该地震带上的切利汗—埃尔肯内克—马拉什区域。
事情果然就如他所料的那样,这次土耳其大地震确实发生在东安纳托利亚断层带,给当地居民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
2:荷兰一名太阳系几何测量的研究人员Frank Hoogerbeets,在3天前同样预测了土耳其大地震,他在2月3日表示:这个地区(土耳其中南部、约旦、叙利亚、黎巴嫩)迟早会发生 ~M 7.5 地震。
当时他在做这个预测的时候,社交网站上还给他贴出了“伪科学”的标签,但是土耳其大地震发生之后,全球无数网友涌入评论区打卡,被网友们当成神,有些网友评论的是:可惜,他的话没人听!
而且,就在土耳其第一次大地震之后,Frank Hoogerbeets又在自己的账号上预测还将会发生新的大地震。
推文刚发出去3个小时,土耳其就又发生了7.8级大地震,这下人们不得不怀疑:地震是不是可以预测,为什么地震发生之前没人听这名专家的话?
3:土耳其地震专家Serkan Içelli,他在去年12月预测土耳其将发生一场大地震。不过该专家的预言和实际情况有点出入,他预测的震中是靠近伊斯坦布尔,而这次地震震中位于加济安泰普省,距离伊斯坦布尔较远。
有网友还发现,除了这3位专家的预测之外,土耳其大地震在发生之前,似乎已经出现了不祥之兆:
1:鸟类聚集在城市上空
网友发现,在土耳其大地震发生之前,当地的鸟儿聚集,并且在城市上空飞来飞去。
对于这个现象,仅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是不认可是地震前兆的,我看了一下视频,视频中周围就这一棵大树,可供鸟儿歇脚的地方并不多,可能为了休息而聚集在这里。
还有,很多鸟儿都有在非繁殖期群居的习性,比如:乌鸦,麻雀,燕子等,而且它们还有偏好,会格外喜欢几棵树,聚集在一起生活。
厦门就有一棵树,吸引了上千只鸟儿年年在这里聚集,但是当地也没发生什么地震。
2:地震时土耳其上空出现了数道蓝光
地震发生时,土耳其上空出现了数道蓝光,意思是地光。地光确实是地震的前兆,可问题是想要通过地光来预测地震也非常难。
首先你要知道这道光是不是地光吧,可是地光又和爆炸产生的光,以及强力光源产生的光一样,你很难确定你看到的光是不是地光。
其次,地光发生后多久会发生地震没有规律,可能是几天,也可能是下一秒,因为毫无规律,所以很多人即便真的看到了地光逃了出去,可能等了几分钟甚至1-2个小时,觉得没啥问题又回屋了,万一在这个时候发生地震,还是很难躲过。
专家提前3天预测大地震,为啥没人听?
土耳其连续两次7.8级大地震给当地带来了非常灾难性的影响。尤其是第一次地震时正值当地时间凌晨4点17分,北京时间9点17分,很多人还在睡梦中,来不及逃生。
在第一次大地震之后,已经有大片房屋倒塌,没有倒塌的房屋也已经有暗伤,在接下来的余震中裂痕越来越大,到了下午发生的第二次7.8级大地震时,许多房屋再也坚持不住,轰然倒地。
这次大地震发生的地方,刚好是人口稠密地区,第一次大地震的震中距离加济安泰普市只有30公里,该城市人口超过200万,震中距离叙利亚北部边境仅50公里,这里的难民营居住着170万人口。
大地震发生在人口稠密地区,带来的破坏性也非常大,目前土耳其和叙利亚已经有超过5000人遇难,而外媒估计这次大地震中遇难人数可能会达到20000人。
越是灾难性的影响,人们越是希望可以提前预测,如果土耳其当地听信了专家的预言,提前做好防灾减灾工作,岂不是可以避免这次灾难的发生?
虽然在我们看来,3名专家的预言准确性非常高,但是对于专业机构和政府部门来说,3名专家的预言没有一点儿价值,即便是政府部门看到了这个预言,并且知道这个预言是真的,也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其实你带入一下自己是决策人员,也不会根据这3名专家的预言来提前疏散群众。
假如你是当地市长,你看到了土耳其地质学家纳西古鲁预言,要关注东安纳托利亚断层带;也看到了荷兰专家Frank Hoogerbeets,预言说土耳其中南部、约旦、叙利亚、黎巴嫩迟早会发生 ~M 7.5 地震。
你会怎么做?
1:这两名专家都没有预言大地震的准确时间,而是说迟早会发生,那最早是多早,最迟是多迟?就好像我说日本迟早会发生8.0级大地震,日本人也不会重视一样,他们也知道这是真的,可问题是啥时候会发生?日本人总不可能一直躲在外面,躲到地震发生吧!
土耳其也是地震多发的国家,全国96%的土地都位于地震带上,两名专家说要关注地震,但都没说是啥时候。
即便你是市长,你明知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你也无法采取行动进行防灾减灾。你总不可能让民众露宿街头,有家不能回的等到地震发生吧!那样的话这个城市都无法运行了,学生不能上课,上班族不能回写字楼上班,民众有家不能回,交通还会瘫痪,甚至可能引发秩序混乱,经济活动也会受到严重影响,更关键的是你还不知道啥时候发生地震,民众最多躲一周就回家了,甚至还怀疑你的决策。
2:专家没有准确预测震中位置,而是给出了大概的范围,尤其是荷兰专家,虽然他的预测看起来非常准,可是他的原话是土耳其中南部、约旦、叙利亚、黎巴嫩迟早会发生7.5级地震。
要知道的是,这个范围实在是太大了,如果震中在约旦、伊拉克境内,那土耳其大概率就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如果你是市长,在不知道地震时间,不知道震中位置的情况下,即便你知道会发生7.5级大地震,你能做的措施也有限。就好像,约旦,黎巴嫩虽然也在预测的范围内,但是他们没躲地震,也安然无恙,原因就是因为震中距离他们太远了。
如今我们看专家提前预测到了土耳其大地震,是因为我们站在上帝视角,在大地震发生之后再回过头来找到了预测大地震准确的专家,但实际上有很多人都预测了地震,比如:美国灵媒朱迪预测日本,新西兰等地会发生地震,但是这些地方并未发生大地震,所以我们就没关注她的预言;相反如果日本或者新西兰等地发生大地震,那我们也不会关注土耳其地震专家和荷兰专家的预测,而是会觉得灵媒朱迪的预言真准。
所以,这3名专家的预言之所以准,并不是他们厉害,而是很多人都预测了地震,但是那些人的预言我们都没看到,只挑选了我们觉得准的专家进行传播。
而且这3人预言也不准,因为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标准,要使得地震预测合法,必须准确预测3个标准:
日期和时间震中位置震级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标准,3名专家的预言根本无法称得上是预言。
如果你是市长,你最应该做什么?
事实上,3名专家的预测并不是为了准确预测地震,而是为即将到来的地震做好准备,如果你是市长,看到他们的预测要做的也不是疏散民众到空地,而是提前部署好防灾减灾工作。
首先,提升房屋的抗震等级。
土耳其本来就是地震多发地区,发生地震并不意外,但意外的是土耳其的房屋质量这么差。从灾区曝光的画面可以看出,当地的房屋建设质量实在是太差了,虽说地震是天灾,可是在地震中建筑物能碎成这么小的碎片,也说明当地在修建房屋时根本没考虑过防震,或者说是偷工减料。
在地震中,房屋碎片越小,供被困人员避难的空间就越小,而且救援难度也越大,一些原本有希望可以存活的人也将会遇难。
所以如果你是市长,你要做的是未雨绸缪,是要提升房屋的抗震等级,做到:小震不坏,中震不修,大震不倒。即便当地发生强地震,民众的生存率仍旧很高,对民生的影响也越小。
其次,地震演练
地震发生的时候,懂得避险的人和不懂的避险的人生存概率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市长,你知道当地是地震多发区,那就更应该定期组织民众开展地震演练。
还有,地震预警
目前虽然没办法进行地震预测,但是可以地震预警,地震发生之后,在地震横波到来之前通过电子设备提前向民众发布预警,及时疏散民众,也能尽可能的减少人员伤亡。
所以你看,即便咱们不知道地震何时何地会发生多高震级的地震,但是提前做好地震防灾减灾工作仍旧可以挽救生命。
土耳其大地震暴露的问题不是人们不相信专家的预测,而是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没有做好。房屋质量差,强震中碎成渣渣,地震发生后救援物资来不及送到灾区,灾区人民又面临暴风雪,天灾人祸之下,导致了这次地震对当地居民造成巨大伤亡,以及10亿至1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最后说一下,防止地震致灾的方法是建造更安全的建筑物,而不是在地震发生之前相信“预言”,然后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不能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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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遭遇2000年一现的致命地震,不仅给土耳其国内造成巨大损失,还将给本已复杂的俄乌局势增添更多变数。
2月6日,土耳其接连发生两次剧烈的地震,截至目前已造成土耳其和叙利亚两国逾3000人死亡,数千人受伤,6000多座建筑物倒塌。
地震专家表示,土耳其第一波强震破坏力很大,约等于130颗原子弹发生爆炸。
面对严峻的灾情,国际社会纷纷对土耳其伸出了援手。就连身处战争阴霾中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也默契地准备派出救援队伍。
由于土耳其独一无二的地缘位置和外交战略,这场地震产生的影响绝不仅限于土耳其周边,而是会深刻改写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
首当其冲的,就是目前战火仍炽的俄乌冲突。
一、北约很可能即将迎来新成员
在这次地震出现之前,土耳其就已经成为国际媒体的“重点关注对象”。当时,有关土耳其的新闻往往与北约有关。
俄乌冲突爆发后,瑞典和芬兰这两个传统中立国迅速向北约靠拢,两国在2022年5月左右正式申请加入北约。
按理说,北约没有什么拒绝的理由。1995年,瑞典和芬兰就加入了欧盟,此后两国的经济水平一直不错,人均GDP在5-6万美元左右,是标准的发达国家。这两个国家的地缘位置对美国和北约来说更是梦寐以求的风水宝地。
但截至目前,瑞典和芬兰还是没有加入北约。
这是因为,身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一直反对这两国加入,尤其是对瑞典,土耳其的反对态度异常坚决。
按照规定,北约必须在30个成员国“一致同意”的前提下才能吸纳新成员。土耳其现在已经成为北约内部最后一个反对瑞芬两国加入的国家,自然分外惹人注意。
不仅北约内部纷纷批评土耳其这是在“破坏团结”,美国更是对土耳其此举极度不满,甚至威胁土耳其称,如果再不批准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就不会再向土耳其出售价值200亿美元的F-16战机。
美国国会宁可放弃200亿美元,也要逼迫土耳其松口。可见瑞典和芬兰的地理位置对美国来说有多么重要。
那么,土耳其为什么要顶住美国和整个北约的压力,也不愿意批准瑞典和芬兰加入呢?
土耳其的官方解释是,瑞典和芬兰两国政府庇护被土耳其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
因为土耳其对库尔德武装发动攻势,瑞芬两国在2019年还对土耳其实施过武器禁运。这就是土耳其对两国不满的由来。
但这似乎并不足以让土耳其“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整个北约作对。
更有可能的原因是,土耳其想利用“批准瑞芬加入北约”这个筹码,在美俄之间纵横捭阖以利益最大化。
俄乌冲突后,紧邻俄罗斯的瑞典和芬兰的重要性直线上升。土耳其拦住这两个国家加入北约,俄罗斯当然喜闻乐见。
但土耳其并不是把完全站在俄罗斯这一边,而是在美俄两边反复横跳。
就在地震发生之前,土耳其对芬兰入约的态度有所软化,想要以此换取美国在军售方面的支持。
可以说,土耳其的目标从来就不是完全倒向一方,而是不断提高自己对各方的重要性。俄乌冲突以来,土耳其居然与俄乌双方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多次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引得国际社会纷纷注目。
但这样一场罕见的地震下来,土耳其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脆弱平衡很可能会被打破。局势正朝着不利于俄罗斯的方向发展。
二、土耳其地震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土耳其这场地震,无疑重创了其国内的经济。地震当日,土耳其的货币和股市就双双大跌,后续造成的损失甚至有可能达到土耳其GDP的2%。
就算没有地震,土耳其这两年也饱受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痛苦,2022年土耳其里拉对美元的汇率一度贬值了80%,国内民众怨声载道。
这次强震无疑会让土耳其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这对于三个月后就要准备大选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来说,绝对是个坏消息。
由于自身力量不足,土耳其目前急需外部力量开展救援和稳定经济,这正好给了美国和北约一个绝佳的介入机会。
美国和北约很可能会用援助变相“要挟”土耳其,以此加速通过瑞典和芬兰的入约申请。除非能找到其他外部力量的支援,否则土耳其很难拒绝这一条件。
因为从各方的经济状况以及与土耳其的传统关系来看,俄罗斯是有心但无力,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是有心更有力,因此绝对会“趁虚而入”。
一切顺利的话,瑞典和芬兰可能会以闪电般的速度加入北约,俄罗斯的安全环境立刻将变得更加恶劣。
特别是芬兰,距离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只有短短的170公里,且与俄罗斯有上千公里的边境线,北约这下可以顶着俄罗斯的鼻子开枪了。
一旦芬兰出现了北约的军事基地,为保障圣彼得堡地区的安全,俄罗斯就不得不将本已捉襟见肘的兵力,再分一部分到俄芬边境上,俄乌战场上俄军的压力势必增大。
这一变化,甚至有可能改写整个俄乌战场态势。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愿意用200亿美元换取土耳其批准瑞芬两国加入北约。长远来看,这笔买卖非常划算。
俄罗斯的战略要地波罗的海将彻底变成一个由北约成员国环绕的“北约湖”,俄罗斯的“西进梦”和“北极梦”将完全破灭。
可以说,土耳其这次地震,很有可能会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从一次地质活动最终演变为国际局势的根本变动。
结语
灾难发生后,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均在第一时间表达了向土耳其提供援助的意愿,双方均愿意派出救援队伍开赴土耳其。
这让人不由得感叹,哪怕是正在交战的双方,也可以在人道主义救助上展开合作。人类在自然面前实在过于渺小,自然灾害一瞬间就能夺走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将历经千年的建筑彻底摧毁。
但自然灾害带来的破坏又怎能比得上战争灾害的百分之一?
“天灾”并不可怕,“人祸”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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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灾还是人祸?最近土耳其发生多次地震,大量建筑倒塌,多人被埋,受伤人数不断上涨。
6.1,7.8、8.0这不只是数字,不只是说说而已,每一个数字下面,都是无数个家庭,都是鲜活的生命,一个个家庭亲人离散。
回想我们汶川地震,失去了多少鲜活的生命,我们失去了多少亲人,这是大自然给我们血的教训。
虽然我们生在不同的国度,但我们同是生活在这个地球村的人类,对于亲人来说,我们是没有界限的,每个人都是爹生父母养的,每个人都是血肉之躯,每个人都有自己留恋的东西,然而,这一切都在一瞬间土崩瓦解,一切都化为了无有,一切都将离我们而去,痛苦、无助、恐惧瞬间笼罩整个城市,击碎了每一个人的情绪防线。
土耳其地震发生后,其中有一个图片让人很是动容,俱乐部主席最终在恐惧、无助中没有守住一个男人的情绪防线,放声大哭,四处求助,那种无助、悲痛的心情在万里之外是可以体会到的。
人类在发展,人类在进步,但是人们对大自然一味的索取,导致我们的地球千疮百孔,没有给予这个母亲的疗伤的机会,战争的炮火,过度的开采,对环境的破坏,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在大自然面前,我们是多么的渺小,大自然馈赠了我们所有,我们应该给予回报,做人也是如此,不能一味地索取,要时刻懂得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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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镜报》消息,当地时间2月6日,土耳其发生7.8级地震,以色列和黎巴嫩等周边多国有震感。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02月06日09时17分在土耳其(北纬37.15度,东经36.95度)发生7.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
震中附近已出现倒塌房屋的废墟,甚至发生火灾等次生灾害。这次地震烈度大、震源浅(仅有20km左右)、震中人口密集,请当地华人朋友注意安全!
目前普遍认为,土耳其大地震震中附近最大烈度有11度,如此烈度、如此人口密度、如此浅的震源深度再加上后半夜发生,这次地震的危害可能会超出想象。
社交平台曝光的灾后画面显示,有建筑物被夷为平地,马路上堆积大片碎石,不少民众在街头大喊。网友萨格内拉在推特上写道,土耳其的地震震源相对较浅,大部分地区可能都有震感,这种规模无疑影响整个中东地区的民众。
距离土耳其M7.8震中170公里的马拉蒂亚,当地居民泽尔达接受采访时表示:“震动停止后,每个人都感到恐慌,停电停电,还有大雨和冰雹,非常寒冷,许多人赤脚前往避难场所,开车逃跑的人因此造成了大堵车。”
据法新社报道,目前土耳其官方表示,震灾已至少造成5人死亡。
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受地震影响,一间超市货架上的商品散落在地面。地震致叙利亚、伊拉克、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多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月6日9时17分(当地时间2月6日4时17分),土耳其发生7.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震中位于北纬37.15度,东经36.95度。目前尚不知具体死伤人数。
但是据网友爆料,土耳其地震现场,在土耳其东南部最大的城市迪亚巴克尔,有人拍下地震袭来时,公寓楼倒塌瞬间。
而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到处都是哭声,到处可见建筑倒塌后的废墟,搜救人员已经进入现场,但这次强地震发生在晚上,震源深度20千米,到现在都余震不断,而且震中300公里范围内有33座大中城市,恐怕伤亡数字不会小……
网友评论:
叶艾茂:震源深度20KM,所在海拔有1000m。300公里范围内有33座大中城市,震害不轻,损失很大。祝平安!
爱喝咖啡的盖盖 :希望当地华人注意安全吧 。土耳其的实力,这场地震将是一个不小的灾难了。希望平民安全。
然日卡小星星1376:除了土尔其,旁边的叙利亚离震中也不远,常年的战乱加大震,会是怎么样的人间lianyu?只想说,天灾人祸,最惨的还是老百姓,生命无国界,愿平安
资料来源:海外网、中国地震台网、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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