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生被骗入传销组织有多容易?只需要某个不熟悉的同学说“有工作,工资4000多”。25岁的毛晓璐就是这样被骗走的。
而一个父亲要把女儿救出却艰难百倍,并要依赖种种运气。好在毛晓璐的父亲毛明军做到了。本以为人救回来,事就结束了。但几个月后,毛明军发现,那段经历给全家人带来的阴影远未消散。
文 × 陈龙
编辑 × 雪梨王
从传销组织出来大半年,2023年春节过后,毛晓璐终于找到了一份银行的工作。没上几天班,她又被分配到了离家几十公里处一个相对偏僻的支行,需要“在一个农家院里住宿”。
全家人合计了下,决定让毛晓璐辞职。大半年前误入传销组织的经历,让父亲毛明军有了心理阴影,他不敢让女儿走得太远。
阴影一直都在——几个月后,毛明军还记得视频通话那端,戴着口罩的毛晓璐。
“你把口罩摘下来,我看看你脸上的疙瘩(痘痘)下去没有?”隔着手机屏幕,毛明军要求。毛晓璐刚摘下两秒,旁边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把口罩戴上!”毛明军心里一哆嗦,他确定,女儿被传销组织控制了。
这之后,为避免女儿受伤害,他开始在微信、视频通话中“配合她的表演”。
彼时的毛晓璐刚刚毕业,她的整个25岁,都被传销吞噬了。
控制
误入传销组织的消息是在2022年5月13日传来的。
晚上九点多,毛明军接到学校辅导员的电话。彼时,毛晓璐刚“出门打工”两个月。电话里,辅导员告诉毛明军夫妇,有两个同学刚被山东临沂警方从传销组织的窝点解救出来。两人说在窝点见到了毛晓璐,但在警方捣毁该窝点的前几天,毛晓璐“已经被转移走了”。
25岁的毛晓璐原本会在6月,从河北一所本科院校毕业。也因此,刚过完年,她就忙着找实习单位了。3月2日,毛晓璐告诉父亲,要跟同学去秦皇岛打工。两天后,她又跟父亲说,秦皇岛本地工资只有2000元,一个同学给她介绍了份山东临沂的工作,工资4000元,“还可以带家属一起去”。
毛明军没在意,他觉得是好事。
3月5日,毛晓璐坐火车离开秦皇岛。不久,她给父母发来一个定位,显示到了“山东临沂市兰山区”。那之后,毛晓璐再也没给家里发过信息。十多天后,毛明军开始起疑。他问妻子,女儿去哪儿了。妻子纳闷,“不是上临沂了吗?”可毛明军总觉得不对劲。
同校同学表面介绍工作,实则是传销诱饵。
接到辅导员电话后,他马上给女儿打电话。“大闺女,你是不是被骗入传销组织了?”毛明军直截了当。女儿否认,说自己在学校学习。
毛明军隐约想起,此前屈指可数几次和家人的通话,毛晓璐都用打字或语音交流,“说话都不是她的口气。”偶尔的视频通话,也都戴着口罩。毛明军听人说,陷入传销组织的人随时会被看着,行动、说话,甚至想法都受控制。
其间,毛晓璐还以“准备考研”“报考研补习班”的名义,向父母要了7万元钱。这7万元,是毛明军和妻子东拼西凑来的。
毛晓璐说服父母的理由之一是,“这份工作,我一个月工资4000,人家(有硕士学位的人)1万。等我考上研,硕士毕业,一个月1万多。一年就能把这钱给你还上。”2022年4月10日,毛明军微信给女儿转账。那之后,毛晓璐基本不跟家里联系了。
从5月13日起,毛明军开始谋划着解救女儿了——他先是到秦皇岛市海港区某镇派出所报案。几天后询问进展,对方说,“不够(条件)立案”。毛明军不能理解,他说女儿3月5日出门,两个多月毫无音信。终于,在所长的帮助下,案子立上了。但民警告诉他,经过查询,毛晓璐“没有买火车票的记录,也没有住旅馆的记录”,“一点线索都没有”。
实际上,毛晓璐一直有搜集车票票据的爱好。当时从秦皇岛前往临沂的高铁票,她一直夹在驾驶证里,至今保留着。
偶尔视频对话里的毛晓璐,始终戴着口罩。
“配合表演”
毛明军“魔怔了一样”,吃不好也睡不好。
他每天翻手机,找人打听传销组织“内幕”。网上联系到的几个反传销人士告诉他,“进入传销组织的人,只要家人不着急,他(她)永远都不会回来。”曾在媒体工作的外甥了解情况后也说,“老舅你必须得找,不找这孩子不会回来。”
但毛明军没那么多资源和办法,这个53岁的男人甚至很难为自己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这几年,他经常在秦皇岛打零工,在工地上搬水泥、钢筋、钢管,每天收入在100元到150元之间。因为家里有亲戚在北京做建筑工程,所以毛明军的两个孩子所学专业都和建筑有关。他想着,也许以后能让孩子去亲戚那儿工作。但2022年亲戚经营状况不佳,毛晓璐只得自己出门找工作。
“找不回女儿,我宁可死在外头。”毛明军暗暗下了决心。
他原本想在5月动身去临沂,可听说当地有疫情,去了要隔离,因此耽搁下来。那段时间,毛明军一直跟女儿保持联系。有人提醒他,进了传销组织,干什么事旁边都有人看着。于是,为数不多的几次通话中,毛明军夫妇只能小心翼翼地说话,装作不知道女儿的危险处境,“含着泪往下‘演’”。电话打通了,他大多会寒暄几句,“大闺女,上学怎么样”,再叮嘱“好好学”,或是关心下“吃了什么”,“想吃啥买点,没钱了跟爸说”。但实际上,他已经囊中羞涩到掏不出钱了。
6月10日,距离毛明军报警过了一个月,秦皇岛、临沂两地警方毫无消息。他多次致电临沂警方,对方一直劝他,“不要过来。”毛明军又再次询问女儿“在哪里”,毛晓璐发来了一个“南京江宁区吉山考研小镇”的定位。
毛晓璐给父母、好友发来定位,但却拒绝进入位置共享。
一天傍晚,毛明军找侄子商量,打算次日开车去南京找女儿。临走前,他找当地神婆算了一卦。“大仙儿说,明天不是出行吉日,让我四天后再出发。”
就在等待的四天里,一位亲友找人做了通讯定位,确认毛晓璐还在临沂市罗庄区。
6月20日,毛明军决定去临沂。为了让临沂警方配合,也为了避免去后被隔离,临走前,他去老家派出所开“寻女证明”,哭闹了好一阵才办成。
夫妻俩,加上毛晓璐的姨父和两个司机,一行五人连夜开车前往临沂。
“情报”
23岁的山西人李桑和毛晓璐被骗进了同一个传销团伙。也正是他,在被解救后提供了毛晓璐误入传销组织的消息。
李桑是被老同学“骗”进组织的。2022年3月,他突然收到来自专科寝室室友付某的问候。从那所专科学校毕业五年了,他们基本没什么联系。此前李桑失业后再也没找到工作。得知了李桑的情况,付某邀请他去临沂“见见面”,“玩上一个礼拜,说不定还能找一份工作。”
3月3日,李桑坐高铁到达临沂——从时间线上看,只比毛晓璐早了两天。而他们一同陷入的,是北派传销的经典品牌“蝶贝蕾”。该组织曾是公安部挂号的大案,早在2006年,涉案者就多达50余万人,涉案金额20亿元。
5月中旬,组织内一个男生的家人找临沂警方报了警,警方根据线索摧毁了该窝点,李桑跟着获救。同时获救的,还有一个叫罗帆的姑娘。罗帆也是在石家庄找工作失败后,被同学王某蓉以“有份在天津的工作还不错,项目迁到了山东,刚好还缺人”为由,骗到了临沂。去窝点之前,三男一女陪她逛了两天街,摸清了她的底细。
见面前,传销人员会故意失联,考察被骗人性格并消耗其精力。
被解救当晚,李桑告诉罗帆,“毛晓璐好像也是你们学校的,她被骗了7万块钱。你进来之前,她已经被转移到另一个‘家’(窝点)了”。罗帆把自己和王某蓉共同认识的朋友问了个遍,确认毛也是被王某蓉骗走的。
罗帆既不认识,也没见过毛晓璐。而王某蓉在窝点里陪罗帆待了一个星期后,就消失了。5月12日,罗帆从派出所出来后,王某蓉在微信上问她,“安全到家了吗?”罗帆回复,“什么样叫安全?”对方没再回复,并在朋友圈屏蔽了罗帆。
解救
这趟出门寻女并不容易。6月21日至24日,毛明军在临沂罗庄区找了6个派出所。6月21日,派出所先把他们带去一个之前被端掉的窝点,又带着他们走了三四个村,毫无结果。23日,民警带他们见了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警察说,这个人是做民间反传销的,你给他点费用,他们找人比公安还快。”民间反传销,一般价格在2万元以上。此前,毛明军也在网上找过几家反传销团队,有的开价2.5万。“我对天发誓,我已经一分钱拿不出来了。”毛明军说,“我就相信政府,我相信人民警察,我不相信这个。”
他不理解,既然已经确定人就在罗庄区,秦皇岛、临沂两地为什么不花工夫找?他曾向警方建议,把女儿照片发给各大队(张贴),“她看到之后就可以直接报警。”但民警根据以往办案经验告诉他,“你可千万别让她知道。她要是知道了,更不想见你了”——被洗脑后,大部分受骗者会听从传销组织指挥,躲避家人,有的即便被找到也拒绝回家。
6月24日上午,毛明军夫妇去了临沂市公安局,被拒绝进入。随后,他们去了彭坡村,决定自己蹲守。蹲守无果后,毛明军再次找到警方。
“我女儿3月5号出来,到6月24号,已经110天了。”毛明军不理解为什么不出警,接着他放出狠话,“不给我找着,我就死在这里。”当天傍晚6点多,四名民警终于和毛明军、毛晓璐的姨父再次去了罗庄区彭坡村。
那是一个看起来挺富裕的村子,道路两侧净是路灯,也有不少监控设施。天线、路灯、树木,都像极了此前的一段录屏——听说毛晓璐误入传销组织后,同学黄碧晨给她打过视频电话,通话时长8分20秒,黄碧晨保留下一段6分20秒的录屏。视频里,毛晓璐穿着浅紫色T恤,扎着头发,戴着口罩。在仰拍视角里,可以看到沿路贯穿着十几根电线,道路两侧种着树,每隔一段有白色路灯。
录屏视频的背景,成了毛明军找到女儿的关键线索。
民警身着便衣,在村长陪同下搜了一圈,没有找到线索。他们担心毛晓璐又被转移走了,于是请村长调出监控。一个多小时的监控中,毛明军一眼发现了女儿的身影。“我女儿骑着自行车出来,后座上带着一个女的,后边一个男的骑着电动车跟着她们。”村长称,这些不是村里的人。
民警很快找到了可疑的院子,并呼叫了增援。敲了几分钟门,没有动静。接着,警方破门而入,大喊“趴下”。“里面十几个年轻人,都抱头蹲在地上。其中有两个女生蹲在一起,低着头。”虽然光线不好,毛明军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女儿。
当天晚上,毛晓璐等十几个人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路上,妈妈一直拉着她的手,像是生怕她再跑了。警方原本让他们再等两天,但第二天,毛明军就急匆匆把女儿带回了秦皇岛。“我宁可(7万块)钱不要了,也必须把她带回家。”
窝点
被救回家的很多天里,毛晓璐闷闷不乐。她的手机、身份证都丢在了传销窝点。刚回来的一个星期,她几乎不与外界联系。毛明军屡次想问女儿在传销窝点里的情况,她都沉默或避而不谈。
“旁边都是派出所,你自己不会跑吗?”妈妈试探地问了一句。
毛晓璐有些委屈,“我没见到派出所。我出去的时候,他们(传销人员)一直跟着,带我们走小路。”许多天后,她向记者描述,她进入窝点的第一天晚上,手机就被动了手脚。此后,“蝶贝蕾”传销组织以听课、考试等理由不让她走,并不断洗脑让她接受传销的那套观念。她想过逃走,但院子大门一直锁着。和家人打电话、通视频,会有两名传销人员带她出门,一直跟着。
“我平时自己一个人习惯了,不喜欢被监视,所以一开始反应挺大的,但是你架不住他们(的气势)。”毛晓璐说,后来为了安全,她开始假装顺从,“我坚信,不管多久,家里肯定会有人来找的。”
和外界通话时,遇到棘手的对话内容,身边的人就会把手机麦克风关掉,教毛晓璐怎么说。“(他们)告诉我这个话不能说,这个问题不能回。”几次与父母、同学发送位置或“位置共享”时,传销人员也使用了虚拟定位软件,发出错误的定位“南京”。
那个“家”里的领导只有25岁,十几个年轻人每天进出、行为都听他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像他们一样继续去发展下线,邀请更多人进来。”“家”里的女生都是极少数,但女生“拉新”却要比男生容易得多。为了防止周围邻居怀疑,传销人员会用不同手机在窗边和院子里播放音乐、打游戏的声音,“让其他人听不到里边在干吗”。
渐渐的,毛晓璐相信了“产品买得越多,升级就越快,下个月拿钱就越多”的模式。她觉得投资这7万后,未来她真的可以赚到数十数百万,“他们说,等我以后邀请别人过来,卖出多少套之后,级别够了,就可以当领导了。”
口头上,“蝶贝蕾”是一款护肤品——但它永远停留在口头上,毛晓璐没见过真实的产品,那7万元买来的20多份“产品”,其实是20多张签完字就被收走的单子。
而到下一个月,她会收到一张手写的“工资单”,上面写着:“毛晓璐,工资1万元”。这张纸条会被传销人员拿走。一段时间后,毛晓璐开始对“赚大钱”的说法产生怀疑。等到遇到李桑,两人简单交流了一下,都表示了“想走”——这促成了李桑之后向毛晓璐的学校传递情报。
但彼时毛晓璐又掉进了另一个陷阱。“那个时候我已经把钱投在里边了,想等着,看到底能拿回多少钱。”于是,在窝点一个多月后,毛晓璐开始在手机上和人聊天(拉人)。学校很快察觉到她的异常,对其他同学发出了预警。窝点领导转变思路,让她用社交软件,去找陌生人聊天。
被困期间,毛晓璐也想过这些人做的事是不是违法,“但看起来,他们每天除了打牌就是听课、聊天,也没干什么。”她也知道父母担心她,但大部分时间,手机并不在她手上。传销人员有时会直接替她回复,“我现在连吃饭的自由都没有了吗?什么事情都要问,什么事情都要管!”——类似“直怼”的回复,毛明军夫妇收到过许多次。
不能和父母说实话,甚至要欺骗他们,这给毛晓璐带来了心理困扰。但传销人员会立刻做“心理辅导”,“他们会说,你这么做只是为了以后能生活得更好一些,能赚更多钱,那才是对得起你父母。”
窝点虽然人员密集,但流动性很强——他们只有很少的行李,一旦发现风吹草动,可以立即转移。3个多月里,毛晓璐先后待过5个窝点。每次都是下午通知,晚上出发,会有男人骑自行车将她带到下一个“家”——获救一个多月后,毛晓璐还是习惯称待过的传销窝点为“家”。有的窝点间骑自行车只需十几分钟。
阴影
“我从没想过要考研,是他们(传销人员)说的。”毛晓璐说,那次和黄碧晨8分多钟的通话,也是传销人员安排的,“他们让我给她录个视频、发个照片、打个电话,再抱怨一下,说心情不好什么的。”毛晓璐解释,“这么做,是为了把考研的事坐实,让家人朋友不要来烦我。”
在临沂的三个多月,她感受到这里传销组织活动的密集,“就算是找到这个地方,他们还会转移去下一个地方,还会再扎根”,“根本清除不尽”。
由于大量传销人员同时也是受害者,根据目前法律,各地警方在清理掉一个窝点后,如果没抓到组织骨干,只能在24小时内将传销人员放了。许多人一转头,就再去从事传销。
辗转多个传销窝点的过程中,毛晓璐见过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一个出生于2002年的四川男生,当兵退伍后,被初中同学骗进东北的传销窝点,投了9万元。尽管一分钱没赚到,但他仍然相信传销套路,在东北待了几个月后,又来到临沂,再次投资。还有一个已经考上研究生的人,“他投了钱。但他告诉我他想走。我问为什么想走还要投钱。他说不知道为啥,跟那些人聊着聊着就相信了。”
女儿回来后,毛明军没责怪过她。他曾尝试问女儿,“那7万块钱给哪儿了?”女儿只回答“不知道”。毛明军就没多问。
看到女儿情绪低落,找不到工作,毛明军很揪心
原本以为人救回来,事就结束了。但看到女儿回来几个月了,每天吃完饭就回到自己房间刷手机,毛明军担心起来。亲戚曾介绍了一份工作,毛晓璐嫌工资低,拒绝了。毛明军觉得,传销洗脑的阴影和创伤还在,“思想没转变过来,遭(损失)了一大笔钱,她心里有压力。只想着赶快挣大钱,眼光高了,两三千块钱的工作看不上。”那段时间,他频繁求助身边那些看上去有些门路的人,“能不能求您帮我女儿找个工作?”
不久前从银行离职后,毛晓璐又恢复了宅在家里的生活。毛明军原本想着,该让女儿去大学里演讲,“讲讲亲身经历,让千家万户的大学生都别再受传销的骗”,但眼下,他只希望女儿心里的那块阴影能慢慢消散。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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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应该都知道现在的大学生遍地都是,而且现在的公司对大学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不是你是大学生就一定会得到很好的就业机会,因此现在的大学生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大学生在学校的时候就会学习很多很多有助于自己将来就业的能力,当然还是有很多大学生对自己的未来很迷茫,特别是很多女大学生对自己的未来就业很是不知所措,也对很多诱惑不知所措,而且现在的诱惑也很多,这样对大学生来说就需要更多的能力来分辨了,不过对于那些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女大学生来说,对于一些诱惑是无法正确的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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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真事!揭秘传销“洗脑”套路!请大家多多转发,能救无数刚步入社会的无辜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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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文字较多,只能分篇发布。之前已经发布两篇。接上一篇(可翻看之前“一、二”两篇后,再阅读此篇,会更有感触)
讲到传销窝点,用攻心术迎接新人。
传销男女“经理”一对一“洗脑”课
丽丽被传销团伙软禁后,一直被安排所谓的“经理”给丽丽一对一上课。
对她激昂地讲解传销的运作和激励政策,甚至拿起笔给她画起了图,级别分成,确实算下来收入可观。
给她举例子:团队中的某某经理,半年就复出了。“复出”的意思是:达到最高级别可以拿几千万走,想待在这都不行,因为升不了了。
可以拿这人生的第一桶金去创业,因为某某经理现在就在创业中,开了几家连锁店,他的第一桶金就是这里赚来的。
拼命给她灌输赚钱套路:鼓励丽丽也以同样的方式去邀约亲朋好友来了解。说丽丽长得亲切,人缘好!
重点!声称:丽丽需要做的只是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过来了解这个快速的赚钱方式,不需要强迫逼迫他一定要做,不喜欢随时可以走的。
说白了,和丽丽被骗的套路一样一样的。
这样的“洗脑”课程,一连上了4天,每天更换不同的“经理”。
“经理”有男的也有女的,每当丽丽情绪激动,怂他们的时候,就会换成女“经理”来给她讲课,并讲述她自己是如何加入这个有前景的组织的,用同理心来给丽丽做安抚。
太可怕!传销团伙的攻心术绝对比二级心理咨询师还专业。
可怕!“洗脑”不成功,却被迫留下来了
这样持续了6天,丽丽还是在做思想斗争,左脑劝说留下来,右脑理智地告诉她,这个地方不能待。
最终右脑战胜,丽丽坚持向对方说:不想了解,坚持要离开。
想走!有那么容易吗?
不管如何跟他们争辩,最终还是走不了,丽丽反问他们:不是说不想做随时可以走吗?
但得到的回答是:你现在还很激动,没有了解清楚,再多留几天再好好了解一下。
就这样, 又过了2天,“洗脑”依然在继续。
丽丽萌生:要不就在这个传销窝点好好地了解几天,反正也走不了了。
要不在这里试试,看起来他们应该不会伤害自己,说不定真能像他们说的赚到第一桶金!
关注小编,听下回分解。
真人真事,因文字比较多,小编暂且先揭秘到这,且听下回分解。
关注小编,待更新,这位女大学生是怎样一步一步被洗脑?结果怎么样了?
世间险恶,这位女大学生的遭遇在警醒我们,提醒我们身边的人,谨防被骗入传销组织,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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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一篇(可翻看上一篇后,再阅读此篇,会更有感触)
讲到传销窝点,用攻心术迎接新人。顿时让丽丽突然心生羡慕,这种生活多好!这群人多自在!
大家玩到很晚,大家慢慢散去。此时的丽丽还沉浸在刚才热闹的激情氛围中,回味无穷!
然而,她却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有人设计的,而她正在慢慢陷入泥潭中~传销人的真实生活第二天有一男一女早晨5点多就起了床,做早餐。这让丽丽有些惊讶,这群人真励志,很勤奋,不禁对他们肃然起敬!
吃过早饭,校友说借手机看一下时间,丽丽顺手就给他了。殊不知,手机就这样被他们掌控了!
但丽丽却没有丝毫察觉。9点多,来了一个西装革履的人,坐在了丽丽的对面。校友倒了一杯水, 放在他跟前,并称呼他为经理。
校友突然情绪激昂地做起了自我介绍,声音至少提高了50分贝,这把丽丽给吓了一大跳。
说着什么介绍人,什么感谢谁谁的话,丽丽压根就没听进去。因为她知道了,这里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传销组织。此时的丽丽有些害怕,紧张,但她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想找机会逃脱。
坐在她对面的经理一边讲了好几个小时,但丽丽压根没听进去。她脑海里一直在浮现传销组织可能会对自己怎么样?自己要怎样才能逃脱的画面。
就这样,丽丽坚持到吃晚饭的时间。忽然吃饭的人多了7-8个人,一桌子围着挤得满满的。加上自己,总共有12个人。听他们言语里面,这是一个大家庭,有一个主任管理家里的日常事务,也被其他们尊称为:家长。
被传销团伙软禁了
自从晚饭过后,丽丽就一直被人监控着,上厕所有人在门边守着,晚上睡觉两边都睡着人把被子两头压着。丽丽想着早上早点起床,去找刀子吓唬他们,但厨房的刀早就被他们收起来了。
丽丽拉了拉门,马上就有人在背后撕扯着她,把门给反锁了一遍又一遍。丽丽有些恼怒,但更多的是有些紧张,怕真被传说中的那样,被这群传销人给打死了。
校友走过来,劝了丽丽几句:这里没人会伤害你,只是想留你在这里多了解一下,觉得好就可以做,觉得不了过几天你就可以走了。
丽丽哪里还听得进去校友的话,一脚踹了过去,校友一闪, 躲开了。接着,丽丽就被两个女生拉着进了房间,做起了思想工作......
传销窝点,他们都在忙什么?
丽丽折腾了几天,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知道被他们看得死死的,很难出得去。
接下来的几天,每天固定时间,总有一位经理来给丽丽洗脑(讲传销的奖励制度和赚钱方式,级别等等)。
家里的这10多个人成对成对得出去,说是去别的家里学习。剩下的人就留在家里看书、辩论、聊天,给人的感觉他们好像都很爱学习。
每天的工作井井有条,没人抽烟,没人讲脏话,每个人都在抢活干。每个人好像都很斗志昂扬,文明有礼,卫生干净。
这让丽丽突然萌生出:要不就在这里好好地了解几天,反正也走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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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真事,因文字比较多,小编暂且先揭秘到这,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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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同学大学毕业之后,怀揣着巨大的梦想,到处找工作投简历。
远大的抱负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是很多大学生高不成低不就的原因。
薛同学也不例外,她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也面临这样得问题,一直没有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
因为家庭条件还不错,于是薛同学选择暂时在家啃老,边修养边找机会,对此父母也没有说什么,毕竟家庭的条件优越,还是养得起的。
一眨眼两年时间过去了,看到同学们都有了自己理想的工作,再看一下自己,强烈的落差让薛同学感觉空荡荡的。
这个时期,薛同学的朋友圈充斥着这种无奈的情绪。
一天,一个大学同学联系了自己。
久未联系的两个人共同回忆了在大学的日子,从大学聊到了工作。
这位同学告诉薛同学,自己现在工作很轻松,一个月差不多收入三四万。
这在一向怀才不遇的薛同学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刺激感。
自认为怀才不遇的薛同学试探性的问对方还要不要人了,对方说要问一下人事部。
第二天对方给薛同学回电话,现在还招人,想来的话就过来吧,薛同学感觉这个同学能力不如自己,自己去了一定比她强。
怀揣着伟大的梦想,薛同学踏上了旅程。
同学在广西火车站接待了她,随后去了一个破败不堪的小区。
进屋之后,薛同学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天壤之别。
随后身上的东西被没收,看着这个众多男女杂居的宿舍,薛同学明白了,自己进了传销窝点。
随后薛同学多次给家里打电话要钱,父母越来越觉得事情蹊跷,猜测女儿可能进了传销。
于是,薛同学父母开始了寻找女儿之路,他们找遍了女儿可能去的所有城市,经过苦苦寻觅,终于打听到了薛同学所说的位置,报警之后,警方打掉了这个窝点。
薛同学跟着父母回到家中,才几个月的时间,女儿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身体出现异样,后来去医院检查,发现怀孕了。
父母开始着急询问孩子父亲的情况,而女儿的回答让他们崩溃,因为传销窝点经常与其他窝的人员交换,与薛同学交往的男人很多,她自己也不知道孩子父亲是谁。
一个女孩的青春,一个女人的一辈子就这么被毁了,一个家庭也变得不完整。
幸福是靠努力得来的,天上不会掉馅饼,只有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致富才是永恒的真理。
歪门邪道碰都不要碰,最终害人害己,后悔莫及。
传销是在前些年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它通过发展成员拉人头的形式获取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很多人为之付出了青春贻害终身,追悔莫及。
如何识别传销呢?
一,看人
如果一个很久没有联系你的人,突然联系你,并且说他混得很好,想邀请你一起,十有八九是有问题的。
如果赚钱,人家为什么不让自己亲戚朋友去?如果赚钱,你们很久都没有联系,人家凭啥会想到你?如果赚钱,你觉得天下有这么好的事吗?如果赚钱,请掂量一下自己的实力。
不要轻信天上掉馅饼,本本分分做人的好,越想走捷径,越容易让人钻空子。
二,看情形
一般做传销的人都比较穷。
他们把人忽悠去之后,会去车站接人,有时候会吃个饭然后回家,有的干脆直接回家。
初来乍到许久不见,你应该提议在外面吃个饭,吃饭就可以观察。
如果他们的吃相很难看,像饿死鬼投胎的那种,十有八九有问题,你啥时候见赚大钱的人跟没吃过饭似的?
我表弟之前被朋友邀请去另一个城市,他们吃个鸭脖都不吐骨头,他就怀疑了,到家以后果然如此,然后坚持要走,顺利出来了,他们不会暴力干涉人身自由,相对还是文明一些,否则他根本出不来,也算他运气好。
做人只要不贪心,不妄想天上掉馅饼,谁也骗不到你,人还是务实点好,知足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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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得到政府的私底下支持的,是为了国家经济忍辱负重的突击队。”王建民告诉程岚和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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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成都大学生李欢向警方举报父母从事传销,并将自己卧底父母所在的“中绿”传销组织窝点所记录的文字、图片和录音资料,交给了警方。当李欢父母正在接受反传销“解救”工作的同时,新京报记者“潜伏”“中绿传销”,调查其“改头换面”的各种骗局。
2018年10月9日,成都女大学生李欢向四川警方举报父母从事传销,并将自己卧底父母所在的“中绿”传销组织窝点所记录的大量文字、图片和录音资料,交给了警方。
10月23日,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从北京前往四川,对李欢父母进行反传销“解救”工作。李欢父母表示,不再进入传销组织。
当李欢父母正在接受反传销“解救”工作的同时,新京报记者“潜伏”其加入的“中绿传销”,发现“中绿传销”在“李欢事件”后,为躲避查处,迅速变换窝点,将原本集中居住的传销人员分散到秦皇岛市的各大小区,将“中绿”的名字改为“中国商务商会”,将原本的“众筹模式”变为“分享经济”。
传销头目鼓吹打造“中产阶级”,渲染“西方经济侵略”,以此来增强内部凝聚力;伪造“国家政策”,通过展示黄金等财富,来维持谎言。实际上,传销组织并无产品,也无实体,依托民间资本累积财富,讲师口中的赚钱模式仍是拉人头入会,“投2900元赚130万”成了组织上下的目标。
有传销高层表示,在秦皇岛有数万人参与传销,分别以家庭为单位租住在各小区。为了躲避查处,该组织严格控制新人进入,新人进入后需要接受“组织”检查。
▲10月25日,传销组织“中国商务商会”在秦皇岛一酒店包下宴会厅,宴请数百名成员,并在宴会上展示金牌,给大家洗脑。
第一课:“讲师”的经历
李欢举报事件后,秦皇岛中绿传销组织不再集中住宿,其中一个据点搬到秦皇岛海港区海怡学府小区12栋1单元13层某室。来自新疆哈密的王建民夫妇及其哥哥王建军租住在此。
10月23日,新京报记者作为入会新人,被送到王建民处暂住。
虽然房间只有寥寥几件家具,为了接待新人,王建民购置一张木床摆放在客厅,屋内还种了几株花草。40多岁的王建军躺在床上,看着写在墙壁上的“赚钱模式”,兄弟王建民与其相互分析其中的利润,显得“自信满满”。
王建民一家负责对海怡学府小区内新传销人员进行宣讲工作。
王建民作为“讲师”,给新人的第一课就是讲自己为何进入“组织”。今年年初,他刚来秦皇岛时,哥哥王建华向他画图讲解“投资2900元如何收获130万元”,“投资的钱虽然不多,但是要通过拉人头才能获利,这不是传销才怪,”王建民不信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当天夜晚,王建民趁人不注意,独自买票回了新疆老家,从此和哥哥王建华暂停了联系。但在今年8月份的一天,一张王建华拥抱数十万现金、戴着大金链子的照片,勾起了王建民的欲望,他带上媳妇和老父亲,再次来到秦皇岛。
在这一家人中,大哥王建华极具说话权,通过他的介绍,王家四兄弟加上其80多岁的老父亲等6人离开新疆来到秦皇岛,谋求“暴富”。
王建民经过王建华介绍加盟“平台”,学习“纯资本运作”。按照平台内教授的邀约话术,不断地邀约新人加入,获取分成。
王建民一家也是“中绿传销”组织改名为“中国商务商会”后,发展速度最快的家庭之一。这个家庭里的最高“领导”王建华是传销组织的操盘手之一,行踪难觅,即便是面对王建民等亲兄弟,王建华的住址和关于其在传销组织内的具体工作,“也是不能打听的”。
新京报记者发现,王建华所在的“中国商务商会”,属于新兴的“南派传销”。相对于以往以发展下线兜售实物、控制人身自由为特点的“北派传销”,南派传销以“纯资本运作”、大打感情牌、畅谈人生发财梦为最大特点。
60多岁的刘文君是“中国商务商会”传销组织里的老成员,10月23日上午,刘文君带了一个名叫程岚的新人,想请王建民讲讲课,看到记者和程岚两位新人,王建民很热情、很爽快地答应下来。
▲10月23日,一名女“讲师”在租住的房子里,给成员讲授如何拉人头赚钱。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洗脑:“忍辱负重的突击队”
程岚出生于1976年,家在四川大竹县一个偏僻的村庄。一个月前,程岚与丈夫感情出现问题,一气之下独自外出务工后结识刘文君,通过长时间的接触,刘文君将程岚介绍到秦皇岛,视作下线,鼓动其参与传销。
新人会观看传销组织的宣传视频,其中秦皇岛圆梦园作为文化观光区,却被传销组织利用,曲解其中建筑的含义,号称是国家暗地支持,暗箱操作的映射。公园里的潘长江和姚明雕像,也被曲解为两人通过这个模式后成功的纪念雕像,以表示“平台”暗藏的巨大潜力。
王建民告诉记者,圆梦园的一切都在映射着“平台”的发展动态,是每个入会新人必定要去瞻仰的“圣地”。比如从“棺材”造型的火车站,寓意此地升官发财;圆梦园中的“石制沙发”,象征着“平台”是以寝室、家庭为单位进行运作。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圆梦园曾就此发过严正声明,指出有人盗取圆梦园的名义,涉传销之事。
在记者到来之前,传销组织的人已带着程岚游览了圆梦园,向她介绍秦皇岛的“运作热潮”。整个过程中,传销组织的人员请程岚吃饭、付车费,让因感情问题离开家门的程岚,在这里体会到“温暖”。
在程岚和记者动心后,王建民的工作则转移到论证“平台”的合法性上。
这是他必须向新人介绍的内容,他能从金融政策说到沿海城市的地域优势,再从国家安危谈到“平台使命”。这一阶段,要让新人相信“平台”背后是“有国家支持的”。而“国家支持”的原因是为了对抗“西方的经济侵略,创造7亿人口的中产阶级”。
王建民的解释里,还提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在经济领域打压中国,“平台”在民间从事资本运作,从而富国强民,以对抗侵略。
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王建民又举例,“每月有超过500人的会议在秦皇岛召开,从来不用报备,当地政府不知道?一定会知道。大量的资金流入银行会不知道?会知道。大量的人用实名制购买车票进入秦皇岛,会不知道?会知道。”王建民向记者和程岚介绍,“这是国家在默许,国家特殊的政策在操控。”
“我们是得到政府的私底下支持的,是为了国家经济忍辱负重的突击队。”王建民告诉程岚和记者。
程岚有些相信了。
发财梦:当了“大家长”就有了130万
10月23日上午10时左右,王建民在客厅的墙壁上挂上两张长方形的塑料壁画,将白色的底作为黑板,贴在墙上。王建民手拿马克笔,在墙上写下“中国分享经济”六个字。
王建民向程岚和记者介绍说,“模式运行了21年,全国有87支队伍在操作,光是秦皇岛就有几十万人在做。”
和以往的传销模式一样,王建民向记者和程岚讲述的赚钱模式依然是基于五级三晋制的拉人头模式。“只要投资2900元,就可以在平台中运作,之后再介绍两人加入,自己可以升级拿到返点工资,”王建民在墙上画出拉人头模式的树状图,按照一带二的形式,呈几何倍增的发展方式去发展下线,使得自身升级获取资金。
按照王建民讲述的模式,中国商务商会分为五个级别,依次排序为业务员、组长、主任、科长、经理。当到达经理级别后,可以选择出局,拿走树状图底下所有资金的52%。“按照正常发展,6到12个月,至少可以拿走130万元,最多可拿到2000多万。”王建民一边说着,一边在墙上写下“130万”几个字。
王建民强调,等到成为统领393个下线的经理级大家长时,最低130万也就进入了腰包。整个过程中没有产品,所有的资金都来自于发展层的2900元,“交了2900元,排队不干活保准赚大钱,别人也能把你推到领导层,这就是‘分享经济’。”
声情并茂,是王建民讲课的特色,这得益于哥哥王建华。
王建华教他如何利用讲课调动新成员对金钱和成功的欲望。这些手段都集中在话术手册中,传销组织为其取名“分享经济运作流程”。这些话术手册在传销组织最高领导——经理手中。王建民虽然和经理王建华是亲兄弟,“但是也不能破坏传销组织的规矩,阅读话术手册”。
程岚在王建民面前表现出将信将疑,王建民就拿出大哥王建华的例子作为教材。
“他现在每天最低有好几万的进账,平台还定制了500克的大金牌作为工作牌,手上戴着金表”。
在这个传销组织里,新成员能见到很多戴着金项链、金戒指和金手表的人。“就是要让他们展示出来激励新成员。”在一次聊天中,王建华向记者描述。
“别人能成功,你为什么不行?”王建华也经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反问那些表现出赚钱欲望的新成员们,“出国游,吃国宴,喝茅台,开豪车,这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
▲10月23日,传销组织的一男一女专程到车站接作为新人的记者。
“家法”:危及平台就“清理门户”
在“中绿”传销没改名的时候,传销组织内有句俗语:十年打工辛辛苦苦;十年经商忙忙碌碌;一年中绿光宗耀祖。“想要光宗耀祖,必须学会在平台里听话照做,”王建华对新人有这样的硬性要求,反之则有“家法”对待。
在中国商务商会传销组织里,有五种人不能参与:未满18周岁;当地人;外国人和在职公务员;网上在逃犯;刑事犯罪人。这是“家法”中的硬性规定。
“家法”还规定,在寝室里,不论谁的新朋友,大家要全心全意地投入,做到把别人的新朋友当做自己的亲戚,随时调节气氛,笑声不断,要新人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彰显出极高的亲和力。
王建华作为传销组织的最高“领导”,在和下线聊天时,明确说,“不要当着新朋友的面玩手机,接打电话,可以到阳台或者寝室接打电话,决不能当着新朋友的面去打邀约电话,不能互窜寝室。”
60多岁的刘文君曾当着新人的面打过电话。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就打开了房门,结果发现是“平台”派人来查房。刘文君当场被罚了200元,理由是她破坏了“平台”制定的规矩。
对于胆敢违反“家法”的人,平台会毫不犹豫地清理门户。2018年夏天,刘文君介绍进来的一名广东籍男子因为喝酒误事,与小区保安打架,就被“平台”劝退。
相对于对“酗酒、赌博、吸毒、偷窃”私德的管理,“平台”对于危及平台生存的“杂音”的管理更为严格。
吉林的张凤兰是2017年初被朋友邀约到秦皇岛参与传销的,和王建华的级别一样,她也达到经理级别。不过她不是通过发展下线,而是将全部身家60多万元投入到“平台”,摇身一变成为经理。然而,好景不长,她发现自己带领的很多下线,因赚不到钱而闹离婚、妻离子散、想自杀,她幡然醒悟,但为时已晚。她说自己想跟发起人于光明摊牌,但最终却因此被“隔离”了,穷困潦倒的她,从高档小区搬到离秦皇岛市中心较远的一个回迁房内,每天起早贪黑地去餐饮店打工,一天挣一百来块钱,凑足每月2000多元的房租费。
10月24日晚,秦皇岛市海港区下着小雨,冷风吹过,冰冷又刺骨。曾为最高级别经理的张凤兰下班后,缩着脖子,顶着细雨,骑着电动车消失在夜色当中。
炫富宴:传销经理展示金牌大谈“成功学”
就在曾经的经理张凤兰顶着冷雨落魄回家时,王建华和另外三位经理,在秦皇岛一家饭店内开办酒席,宴请十多名新成员。
王建民称,“这个会叫做‘见现实’。”
新京报记者参与其中发现,这场酒宴实则为另一个洗脑手段,算是“炫富宴席”。
王建华作为资历最新的经理,首先发言。他在饭桌上和其他三位经理先后介绍了自己,从经商失败、投入行业、赚到大钱、分析模式、大谈成功学。和王建华一样,每个经理的发言都在一个“公式”里。
席间,经理们为了让新成员相信“平台”能赚上大钱。王建华带头,从包里取出一个金色工作牌向在座的新老成员展示。“这是今年8月份上经理级别后,‘平台’给我们定制的黄金工作牌,这是给的奖励,只要上了经理,都会有,”王建华把金牌递给刘文君。刘文君将其戴在脖子上,俯下身来轻声向记者说:“听说这一条金链子重500克呢。”
当记者刚接过牌子的时候,王建华走了过来,直接从记者手中取走。
对于这样的模式,上了半辈子班的刘文君喜出望外,她坚信再来20年,也不会赚到这么多钱。然而,交了2900元的刘文君自从来到秦皇岛后,也拉来了多个亲戚朋友,却没有拿到一分钱。
这只是一场小型宴席,还有更大规模的宴会,等着传销组织里的新老会员。
10月25日晚上,秦皇岛市海港区四星级的首旅京伦酒店内,“创始人”于光明及王建华等十余名经理为了庆祝下线升级到经理级别,特意包下一个宴会厅,设宴款待新老成员400余人。首旅京伦酒店工作人员介绍,这样一场会议需要交纳近3万元人民币。
进入宴会厅的人要遵循“平台”指定的规矩,需要进行检查,不能带手机入内,不能录像,不能拍照。王建军负责对会场进行管理。
新京报记者在宴会现场发现,先是经理们上台分别演讲,每个人都按照话术公式自报家门、讲述经历、讨论成功的原因。最后,每人展示出手上的金牌,向台下的新老成员呐喊,“我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
台下的人沸腾起来,随着背景音乐鼓掌呐喊。
在张凤兰看来,这是一场大型的炫富大会,也是一场集中的大型洗脑会。
▲10月24日,几个“经理”邀请新人吃饭,一女子试戴“组织”给“经理”发的金牌。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入会:被表妹拉下水的“满单主任”
当晚宴会结束后,新成员李艳表示,“还好之前满单进入。”
所谓“满单”,就是一下交了15份最低入会费(43500元),直接跳级成为“主任”级别。就在晚宴之前,记者也亲历了李艳向传销组织交钱的过程。
当日下午,在海怡学府小区12栋1单元13层某室内,王建民拿来一份“中国分享经济经销商申购单”放在客厅的桌上。“加入平台必须要有仪式,要有考官,填写表格的时候不能填错,否则罚款50元,”王建民说。
考官王娜是李艳的表妹,一个月前加入传销组织,也是李艳的“推荐人”。说白了,就是王娜将表姐李艳拉进了传销。
为了这场仪式,王娜身穿白色衬衫,系着红色领带,左手放在右手上,置于小腹,端坐着。客厅的王娜目视前方,一言不发,面前的茶几旁放着三把椅子。而其他人则在卧室里等候仪式的开始。
“咚咚咚”,王建民先敲了房门。
“请进,”王娜说。
王建民走了过来,和她握了手,问候一句,“您好!”
“您好!请坐。”
后面的六个人一个接一个进来,王娜和他们重复着上述动作。众人坐下后,客厅极其安静。
“今天受平台委托,对你进行考试,考试之前,问你两个与考试无关的问题,在你考察的这几天,有没有人用强制性的手段、语言强迫你做不愿意做的事情?”王娜按照程序先发言。
“没有。”李艳回复。
“我们的行业暂时不被亲人和朋友所理解,你有多大的信心从这里走出去?”
“百分之一百。”李艳说。
一系列的程序过后,李艳签下自己的名字,按了手印。王娜收起表姐李艳递过来的银行卡说:“以后你拿回来的,将是千千万万个2900元。”
(文中程岚、王建华、王建军、王建民、刘文君、张凤兰、李艳、李旭、于光明、王娜均为化名)
【内幕揭秘】
传销头目:编写公式洗脑操控资金盘
“中绿”传销组织因被曝光改名“中国商务商会”后,继续打着“分享经济”的旗号在民间拉人头集资。
在记者卧底期间接触的各级别“领导”中,一些因传销而陷入困境的人自称幡然醒悟,向记者描述传销组织骗人内幕:谎言邀约新人,编织暴富梦洗脑,撰写全套话术操控资金盘。
▲10月27日,一名被骗进传销组织的女士,向记者展示向传销组织交钱时签订的“中国分享经济经销商申购单”照片。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被“隔离”的传销经理们
2016年底,吉林人张凤兰在海南的生意失败,经过朋友的介绍,她来到秦皇岛考察项目,想另谋生路。
根据张凤兰描述,在当时推荐人于光明的鼓动下,她了解到拉人头致富的赚钱模式,后来她发现进入的是传销组织。“一开始投了十几万进去,想赚回来,就跟着做了,”张凤兰回忆,于光明和其他几个经理建立资金盘后,开始疯狂拉下线,“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就拉了200多人。”
后来,有记者卧底进入“中绿”传销组织,于光明手中的一条线被执法部门端掉。“他开始低调一些,让没被抓的人分散居住,”张凤兰说,为了避免再次被打传办查处,于光明制定规则,“一套房里的居住人数不要超过五个,有人敲门不要开,必须电话通知后才开门。”
进入平台两年,张凤兰前后总计投入了60多万元。自己也曾拿到过钱,但是并没有超过投资的成本。后来,她发现她所带领的下线越来越多,“很多人赚不到钱,有闹离婚的、有妻离子散的、有失踪的、有想自杀的。”张凤兰意识到,“这个平台最大的危害是在伤害人的思维,创造更多的‘难民’去满足金字塔顶端的人。”
根据张凤兰回忆,今年6月,她约于光明在秦皇岛一家酒店见面,谈准备离开传销组织一事。因为投入巨额成本,张凤兰想让于光明退总投资成本的一半,30万元。
“一开始,他(于光明)是答应的,”张凤兰描述,“后来再联系于光明就没信儿了,电话也不接,人也找不到。”
张凤兰被“隔离”了。
辽宁人宋华芳也是“经理”之一。她在2016年底来到秦皇岛,加入传销组织。在将儿子结婚用的30多万元投入进去后,到目前为止,宋华芳一分钱也没收到。
她曾找到过于光明夫妇理论,“为什么平台没按照规则给她发工资。”宋华芳回忆当时的情景,“他(于光明)们夫妻二人一开始说给我查账,到最后直接失去联系。”
114页的《分享经济运作流程》
作为曾经的组织最高职级“经理”之一,张凤兰参与过洗脑话术的编写,“洗脑的资料是经理以下级别的人不能看到的东西,那里面记录了从邀约到骗人交钱的整个环节。”
张凤兰说,洗脑话术又叫做《分享经济运作流程》,分为上、下两册,洗脑话术由A4纸打印,全卷共114页,封面是圆梦园公园大门照片。
新京报记者翻阅洗脑话术发现,上册主要包括“分享经济”、“分享经济运作流程”、“分享经济运作宏观概述讲稿”、“制度讲稿”、“考试题”等十四个章节。在这些章节里,均被冠以“国家政策”、“暗中扶持”、“打造7亿中产阶级”等词汇、语句作为骗人幌子。
在《分享经济运作流程》一章节中,新京报记者发现传销组织对“见现实”的解读为:现实求证,成功人士现身说法,包括去茶楼、酒楼小规模交流以及酒会,与成功人士分享。“这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宋华芳说。
“中国商务商会”传销组织在邀约新人来的时候,需要设计谎言。在洗脑话术中,提出明确要求:根据邀约的方式不同,设计不同的揭谎稿,话要适度,以揭谎对方能接受,能使对方快速地稳定下来为上,语言不能急,要流畅巧妙。
而在下册中,传销组织设计好了“开课”、“主持”、“带人”、“公司的四大杀手”、“运作模式”等23个章节。
新京报记者翻开“主持”章节内容发现,上面记录的问答式话语与在卧底期间经历的宴会上如出一辙。甚至连“经理”们讲话的内容也是照搬洗脑话术上的内容作为模板。
“说到底,这些传销组织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让新人交钱,自己赚钱,至于下线,连哄带骗。” 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说。
▲传销组织“中国商务商会”印制的传销手册。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难觅踪迹的传销高层
张凤兰和宋华芳表示,她们在对“平台”提出异议后,均被平台“拉黑”。
她们想去找于光明理论,想讨回自己投资的巨额资金。“但是一次次地被拒绝,到现在,人都找不到”。
新京报记者在卧底期间发现,本该是全体新老成员参加的酒宴,张凤兰和宋华芳均未出席。“他让手下的人不要通知我们,让我们和他断开联系,有什么活动也不告诉我们。”宋华芳称,她和张凤兰一样,失去了平台的联系,也无法找到于光明,两人加起来的近100万元全打了水漂。
于光明和王建华有意阻止张凤兰和宋华芳参加活动以及各类会议。这在新京报记者卧底期间得以验证。10月25日下午4时,当刘文君提出想去参加在首旅京伦酒店召开的酒宴时,被王建民和王建华兄弟四人拒绝。王建民私下告知刘文君,“如果你要去的话,大家都去不了。”
“他们(王建华四兄弟)知道我和她们(张凤兰和宋华芳)有联系,所以提防着我。”刘文君说,于光明在躲着她们,“生怕她们惹出事端,导致窝点被端”。
没有人知道于光明和王建华的具体住所,只是每当有超过两个新人加入“平台”时,他们才出现在“洗脑”的会场上。
记者卧底期间,王建华曾表示于光明是大连城建局的干部,但记者核实,大连城建局根本没这个人。
“经理们所有的行动都是临时通知,没有规律,”宋华芳说,自从上次被中央电视台曝光后,于光明等人就换了住所,“现在住在哪里,根本不知道”。
“李欢事件”后,“每次进来一个新成员,王家那几个弟兄就会在趁人不注意的时候翻人家带来的行李,还会检查新人的手机,”刘文君说,这是为了预防记者和公安的卧底。
10月23日上午,新京报记者卧底进入上述传销组织。在外出购买洗漱用品的近一个小时后发现,记者放在王建民家里的包裹被挪动位置,包里的衣服存在被翻动的痕迹。
升级换代的传销方式
2006年,在经历过传销陷阱后,李旭成了一名反传销人士。他自费建立了中国民间反传销协会,并担任会长。
过去十多年里,李旭的协会每天都能接到上百个求助电话,咨询如何预防和应对传销,他也被媒体称为“民间反传销第一人”。
李旭介绍,随着国家的不断打击,近几年来,南派传销将这套“纯资本运作”传销变种为“民间互助理财体系”(燕郊传销组织的一种模式)后,又在秦皇岛变为“分享经济”。李旭在对李欢父母进行反洗脑工作时了解到,“中绿”传销组织又把43500元的入门费用,降低到一单2900元和满单(15单)43500元的模式,从而形成了投资成本更低的新型变种传销。
在这个传销系统里,不限制人身自由、严格控制扰民,绝对不发展本地人,参与者又能自由消费。李旭表示,这些不同以往的传销手段,都能让传销者不断地拉来新人,而不被发现,也正因为这样的一个管理模式,王建民和其他人将这个定义为“透明的分享经济项目”。
很多受害者被洗脑后,一步步地变成“加害者”。
李旭说,在传销里面的小头目,都是曾经的受害者。他们有双重身份,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在没有洗脑之前,他算是一个受害者。当他被洗脑以后,他也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一个加害者了。
“打击传销的法律门槛太高,处罚太轻,取证非常困难,传销组织屡打不绝”。李旭介绍,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对参与传销的人是以批评教育为主,顶多就是遣散。“遣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被洗脑了,执迷不悟,你打不散、赶不走。治标不治本。除非抓头目,摧网络,把头目抓了,自然底下就散了”。
(文中涉传销人士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游天燚 实习生 张慧 编辑 甘浩 程磊 校对 杨许丽 柳宝庆
值班编辑 花木南 吾彦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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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星、林华蓉被贫困的家庭寄予了改变窘迫处境的厚望,他们代表了一股迫切向上的草根力量,而不断收窄的青年上升通道,让传销有了可乘之机,最终,他们在横冲直撞中牺牲了自己。
文 | AI财经社 郑亚红
编 | 嘉辛 祝同
就读于985高校的李文星,曾是整个家族的希望。
他懂事有担当,回趟家舍不得坐卧铺,却在求职的路上误入传销,最终溺死在了冰冷浑浊的水塘。李文星后,极端案件接连浮出水面,林华蓉、张超等多名大学生命陨传销。
当许多个个体的不幸接连发生时,我们不能再捂住耳朵说“这是偶然事件”。
2003年9月,广西查获一个传销窝点,涉案500多人中,有90%是大学生。2010年8月,南京市查获了迄今为止全国最大的一起在校大学生传销案,案件涉及33所高校的834名在校大学生。更有说法,很多北派传销组织里有80%左右都是被骗来的大学生。
曾经这个被誉为“天之骄子”的群体,如今为何频频落入传销的圈套、成为受害者?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数据显示,2016年高校毕业生为765万人,比去年增加16万人,而整个青年的就业群体加在一起约有1500万人,就业压力十分大。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大学生,这种压力更是压在身上的一块重石,他们急于想摆脱,悲剧性在于越奋力越容易走进陷阱。
从过往案例中不难发现,受害大学生多出身农村,家境贫寒,性格内向。林华蓉、李文星们最后以终结生命的方式来对抗传销,但他们受到这份“工作”吸引,因为传销者制造的美丽陷阱,对贫困大学生来说是改变命运的通道。这一系列事件,折射出的也许是,底层青年在改变命运过程中不断碰壁的最大荒诞。
信息的壁垒、技术伦理的滥用、个人遭遇的叠加,让他们成为最终的受害者。
家族的希望
李文星,23岁,出生在山东德州的一个农村家庭,有一个妹妹;张超,25岁,家在山东郓城县郭屯镇村西边,家里还有一个弟弟;林华蓉,20岁,贫困女大学生,父母双双在外打工,有一个弟弟在读高一。
家境贫寒,却生来懂事、能吃苦,是他们共同特征。
张超从小就抱着上大学的信念,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媒体的报道中,张超上学时生活拮据,恨不得一块钱掰成两半花,高中时一顿饭常常用3块5打发掉。
2017年8月11日西安警方对全市多个传销窝点进行清查。@视觉中国
后来,品学兼优的孩子,考上大学,成为家族的荣耀,他们和家里人都觉得,从此命运被改写的概率加大,摆脱贫困和乡村指日可待。
张超的父亲在外省打工,睡大街、吃三五块的面。母亲在离家一小时车程的制板厂打工,12个小时工作下来,常常累得碗都搬不动。
林华蓉村里出了几个大学生,出去之后,在外面买了房,成了城里人。她高中时就对奶奶说,将来考上大学,要把爷爷和奶奶接到城里住,让他们享福。
李文星的父母对他的期待更为务实——日后赚了钱给妹妹在镇上买房子,或者兄妹俩将房子买到德州,挨在一起。
李文星、张超、林华蓉,他们的家乡在闭塞的农村。那里一方面受到现代科技的冲击,微信支付和网络视频已经走进村庄;另一方面,他们仍固守着传统的小农思想,子女高考之后院子里仍大摆流水宴席,考上大学的孩子依然被视作家庭逆袭的跳板。
告别天之骄子
虽然大学在扩招,但农村孩子考大学,特别是名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个多月以前,北京市的高考状元说了一番话走红网络,他说“现在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而像我这种父母都是外交官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享受北京教育资源上得天独厚的条件,对学习习惯和性格上培养都是潜移默化的,每一步基础打的牢靠,所以最后自然就水到渠成。”
十年寒窗苦读,一拔农村孩子被淘汰了,另一拔农村孩子则从中脱颖而出,考上大学。
鲤跃龙门后的农村孩子,或许在接近毕业时才知道,大学生的“天之骄子”时代一去不复返。随着大学扩招,大学的精英教育已变成平民教育,大学生毕业之后的价值已经今非昔比。
2017年8月15日,郑州市郑东新区启动打击传销专项行动。图为抓捕现场。@视觉中国
中国教育在线数据显示,2016年高校毕业生为765万人,比去年增加16万人,而整个青年的就业群体加在一起约有1500万人,就业压力显而易见。
李文星曾经对朋友抱怨,985出来的还不如一个专科学校学计算机的;张超因为一份5000元、提供五险一金的工作,放弃了云南原有的工作;林华蓉接受了3000元的暑假兼职,觉得可以为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工作有多难找?李文星并不是没有怀疑过这份天津的邀约,他跟朋友说“我都不知道靠不靠谱,我怕是传销。”可能是20多份石沉大海的简历,让急需工作的李文星踏上了那班城际高铁。
李文星在东北大学读资源勘查工程专业,这是一个边缘化的冷门专业。就业是这个专业的学生共同面临的难题。李文星曾经准备过考研,还试水过培训机构的考试,后来又寄希望于学习java来找到一份好工作,一飞冲天。
张超,上大学期间就去县城打工,每天从下午四点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毕业以后,张超去了云南六建,他的父亲张国超说“当时孩子去云南也是看就业情况不好,着急签了约。”
扩招之前,大学生不仅不愁没有工作,大批寒门之子通过上大学、下海经商完成自身阶层的上升。
而近些年,就业压力增大,上升通道收窄,加剧了出身底层青年奋斗的难度系数。想要靠一张大学门票,通关整个人生的好事。
平台的助恶
李文星们的死亡,罪恶的深渊在传销。
李文星们像无头苍蝇一样,蒙眼摸索,未来职业规划一片混沌。开放的互联网为他们敞开大门,将海量选择不加筛选地推送到解渴的青年面前。
在人人嘴边都在念叨“互联网+”的时代,传销组织也不落后。电脑屏幕的另一端,传销组织将触角伸进了互联网,通过招聘、相亲等方式吸引年轻人。
从杀熟到借招聘之名行骗,传销得以作恶逻辑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传销瞄准了那些焦急的年轻人,他们迫切地想要改变现状,但暂时走投无路。
天津静海“蝶贝蕾”传销活动现场。@视觉中国
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传销组织里有一个正在读大二的女生。她来自山区,家里很穷,进入传销后,被成功洗脑。东拼西借7万块,把弟弟发展为下线。她站在大卡车上痛哭流涕,冲着底下的人群说,“感谢将我带进来的人,我终于找到了组织,找到了发家致富的门路。”
误入传销之前,这些底层青年的生活就很艰辛。他们从一开始,就带着家庭的烙印负重前行。在改变命运的这条进击之路上,他们最终倒在了传销的设置的陷阱里。
事情结束之后,李文星和张超都因为生前未婚,不能进祖坟,便葬在了村边的自留地。林华蓉的遗体已经火化,但因为一些风俗,还没被带回到家乡,留在了湖北。
作为承载发布传销信息的平台,开始用尽一切办法危机公关。对于他们而言,只不过是成为独角兽理想道路上的一个坎而已。风头会过去,理想会重回舞台。
李文星们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
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分为先赋地位和自致地位。先赋,即是出生时所继承下来的阶层、财富和声望;自致,则需要后天努力来获得。
通常来说,二者有机结合,但若追根溯源,总有一个会发挥决定作用。
高考状元大多家庭中产,父母知识分子,他们在一出生时便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接受开放的信息,眼界开阔,并能从父母那里继承更广的人脉、接触到更多的社会资源。
这些条件在之后的人生里,会发挥指数级的正向效果。如上述高考状元所说,这可能先要归功于先赋地位。
先赋地位,带来的不仅是看得见的资源、信息、人脉,更多的是看不见的东西。比如孩子良好的社会化,包括其性格、视野、价值观等,都能以更加合理、健康的形态获得。他们也能在日后进入社会后,更好地适应社会,处理矛盾和关系。
而传销案件中的受害青年出身贫困,信息闭塞,家庭也并不能为其提供更多的信息和建议,人生的每一步都需要自己独立与世界对抗,这属于自致地位。
澎湃的那篇报道中写着“张超也从来不跟家里人诉苦,报喜不报忧、逆来顺受好像已成为他的习惯。”因为报忧是徒劳的,不会解决问题,只会增添其苦恼。
这些孩子的家庭,本身不具备造血能力,父母没有知识和关系为其人生路打通一些障碍。原生家庭几乎一无所有,并不能为其提供有效的上升通道,甚至,有些极端情况里,家庭都无法成为一个避风的港湾。他们急于自立、照顾家庭,而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工作机会。
同样,他们因为父母知识文化水平的限制,生活环境的影响,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受到家庭和父辈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会存在,农村的孩子大学四年下来,仍然没有脱离原有思维,无法融入集体。他们可能会内向、敏感、不自信,或者不善于处理矛盾和冲突。
张亮亮曾被困于传销组织,因身体消瘦20斤,没去找工作,在家制作葫芦烙画,图为正在路边卖葫芦。@视觉中国
李文星从不向人借钱,没找到工作不愿意见来京出差的发小。而张超从来不做领导者,专注做一个追随者。
这些孩子成长中所承担的,已不是个人命运,而是和家族深度捆绑。他们就像一个战士,冲锋陷阵,前方究竟何种模样,于他们而言一无所知,没有亲近的人传授经验,更无人脉资源可用。
从媒体的报道中,不难看出这些身陷传销的年轻人相似的命运轨迹:原生家庭几乎一无所有,并不能为其提供有效的上升通道,他们急于自己自立、照顾家庭,而他们最缺少的就是一个工作机会。
他们如手无寸铁一般,赤膊上阵,前方复杂凶险,有鲜花但也有陷阱。有人独自闯荡可能会受伤结痂后变得强大,有人不堪其苦滞留原地,还有少数人在此过程中丧了命。
路,总归是要靠自己走的。让他们奔走时少些荆棘,是我们和这个世界应该做的。
(杨红钦对本文有贡献)
【AI财经社原创,《财经天下》周刊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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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学生被骗入传销组织有多容易?只需要某个不熟悉的同学说“有工作,工资4000多”。25岁的毛晓璐就是这样被骗走的。
而一个父亲要把女儿救出却艰难百倍,并要依赖种种运气。好在毛晓璐的父亲毛明军做到了。本以为人救回来,事就结束了。但几个月后,毛明军发现,那段经历给全家人带来的阴影远未消散。
文 × 陈龙
编辑 × 雪梨王
从传销组织出来大半年,2023年春节过后,毛晓璐终于找到了一份银行的工作。没上几天班,她又被分配到了离家几十公里处一个相对偏僻的支行,需要“在一个农家院里住宿”。
全家人合计了下,决定让毛晓璐辞职。大半年前误入传销组织的经历,让父亲毛明军有了心理阴影,他不敢让女儿走得太远。
阴影一直都在——几个月后,毛明军还记得视频通话那端,戴着口罩的毛晓璐。
“你把口罩摘下来,我看看你脸上的疙瘩(痘痘)下去没有?”隔着手机屏幕,毛明军要求。毛晓璐刚摘下两秒,旁边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把口罩戴上!”毛明军心里一哆嗦,他确定,女儿被传销组织控制了。
这之后,为避免女儿受伤害,他开始在微信、视频通话中“配合她的表演”。
彼时的毛晓璐刚刚毕业,她的整个25岁,都被传销吞噬了。
控制
误入传销组织的消息是在2022年5月13日传来的。
晚上九点多,毛明军接到学校辅导员的电话。彼时,毛晓璐刚“出门打工”两个月。电话里,辅导员告诉毛明军夫妇,有两个同学刚被山东临沂警方从传销组织的窝点解救出来。两人说在窝点见到了毛晓璐,但在警方捣毁该窝点的前几天,毛晓璐“已经被转移走了”。
25岁的毛晓璐原本会在6月,从河北一所本科院校毕业。也因此,刚过完年,她就忙着找实习单位了。3月2日,毛晓璐告诉父亲,要跟同学去秦皇岛打工。两天后,她又跟父亲说,秦皇岛本地工资只有2000元,一个同学给她介绍了份山东临沂的工作,工资4000元,“还可以带家属一起去”。
毛明军没在意,他觉得是好事。
3月5日,毛晓璐坐火车离开秦皇岛。不久,她给父母发来一个定位,显示到了“山东临沂市兰山区”。那之后,毛晓璐再也没给家里发过信息。十多天后,毛明军开始起疑。他问妻子,女儿去哪儿了。妻子纳闷,“不是上临沂了吗?”可毛明军总觉得不对劲。
同校同学表面介绍工作,实则是传销诱饵。
接到辅导员电话后,他马上给女儿打电话。“大闺女,你是不是被骗入传销组织了?”毛明军直截了当。女儿否认,说自己在学校学习。
毛明军隐约想起,此前屈指可数几次和家人的通话,毛晓璐都用打字或语音交流,“说话都不是她的口气。”偶尔的视频通话,也都戴着口罩。毛明军听人说,陷入传销组织的人随时会被看着,行动、说话,甚至想法都受控制。
其间,毛晓璐还以“准备考研”“报考研补习班”的名义,向父母要了7万元钱。这7万元,是毛明军和妻子东拼西凑来的。
毛晓璐说服父母的理由之一是,“这份工作,我一个月工资4000,人家(有硕士学位的人)1万。等我考上研,硕士毕业,一个月1万多。一年就能把这钱给你还上。”2022年4月10日,毛明军微信给女儿转账。那之后,毛晓璐基本不跟家里联系了。
从5月13日起,毛明军开始谋划着解救女儿了——他先是到秦皇岛市海港区某镇派出所报案。几天后询问进展,对方说,“不够(条件)立案”。毛明军不能理解,他说女儿3月5日出门,两个多月毫无音信。终于,在所长的帮助下,案子立上了。但民警告诉他,经过查询,毛晓璐“没有买火车票的记录,也没有住旅馆的记录”,“一点线索都没有”。
实际上,毛晓璐一直有搜集车票票据的爱好。当时从秦皇岛前往临沂的高铁票,她一直夹在驾驶证里,至今保留着。
偶尔视频对话里的毛晓璐,始终戴着口罩。
“配合表演”
毛明军“魔怔了一样”,吃不好也睡不好。
他每天翻手机,找人打听传销组织“内幕”。网上联系到的几个反传销人士告诉他,“进入传销组织的人,只要家人不着急,他(她)永远都不会回来。”曾在媒体工作的外甥了解情况后也说,“老舅你必须得找,不找这孩子不会回来。”
但毛明军没那么多资源和办法,这个53岁的男人甚至很难为自己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这几年,他经常在秦皇岛打零工,在工地上搬水泥、钢筋、钢管,每天收入在100元到150元之间。因为家里有亲戚在北京做建筑工程,所以毛明军的两个孩子所学专业都和建筑有关。他想着,也许以后能让孩子去亲戚那儿工作。但2022年亲戚经营状况不佳,毛晓璐只得自己出门找工作。
“找不回女儿,我宁可死在外头。”毛明军暗暗下了决心。
他原本想在5月动身去临沂,可听说当地有疫情,去了要隔离,因此耽搁下来。那段时间,毛明军一直跟女儿保持联系。有人提醒他,进了传销组织,干什么事旁边都有人看着。于是,为数不多的几次通话中,毛明军夫妇只能小心翼翼地说话,装作不知道女儿的危险处境,“含着泪往下‘演’”。电话打通了,他大多会寒暄几句,“大闺女,上学怎么样”,再叮嘱“好好学”,或是关心下“吃了什么”,“想吃啥买点,没钱了跟爸说”。但实际上,他已经囊中羞涩到掏不出钱了。
6月10日,距离毛明军报警过了一个月,秦皇岛、临沂两地警方毫无消息。他多次致电临沂警方,对方一直劝他,“不要过来。”毛明军又再次询问女儿“在哪里”,毛晓璐发来了一个“南京江宁区吉山考研小镇”的定位。
毛晓璐给父母、好友发来定位,但却拒绝进入位置共享。
一天傍晚,毛明军找侄子商量,打算次日开车去南京找女儿。临走前,他找当地神婆算了一卦。“大仙儿说,明天不是出行吉日,让我四天后再出发。”
就在等待的四天里,一位亲友找人做了通讯定位,确认毛晓璐还在临沂市罗庄区。
6月20日,毛明军决定去临沂。为了让临沂警方配合,也为了避免去后被隔离,临走前,他去老家派出所开“寻女证明”,哭闹了好一阵才办成。
夫妻俩,加上毛晓璐的姨父和两个司机,一行五人连夜开车前往临沂。
“情报”
23岁的山西人李桑和毛晓璐被骗进了同一个传销团伙。也正是他,在被解救后提供了毛晓璐误入传销组织的消息。
李桑是被老同学“骗”进组织的。2022年3月,他突然收到来自专科寝室室友付某的问候。从那所专科学校毕业五年了,他们基本没什么联系。此前李桑失业后再也没找到工作。得知了李桑的情况,付某邀请他去临沂“见见面”,“玩上一个礼拜,说不定还能找一份工作。”
3月3日,李桑坐高铁到达临沂——从时间线上看,只比毛晓璐早了两天。而他们一同陷入的,是北派传销的经典品牌“蝶贝蕾”。该组织曾是公安部挂号的大案,早在2006年,涉案者就多达50余万人,涉案金额20亿元。
5月中旬,组织内一个男生的家人找临沂警方报了警,警方根据线索摧毁了该窝点,李桑跟着获救。同时获救的,还有一个叫罗帆的姑娘。罗帆也是在石家庄找工作失败后,被同学王某蓉以“有份在天津的工作还不错,项目迁到了山东,刚好还缺人”为由,骗到了临沂。去窝点之前,三男一女陪她逛了两天街,摸清了她的底细。
见面前,传销人员会故意失联,考察被骗人性格并消耗其精力。
被解救当晚,李桑告诉罗帆,“毛晓璐好像也是你们学校的,她被骗了7万块钱。你进来之前,她已经被转移到另一个‘家’(窝点)了”。罗帆把自己和王某蓉共同认识的朋友问了个遍,确认毛也是被王某蓉骗走的。
罗帆既不认识,也没见过毛晓璐。而王某蓉在窝点里陪罗帆待了一个星期后,就消失了。5月12日,罗帆从派出所出来后,王某蓉在微信上问她,“安全到家了吗?”罗帆回复,“什么样叫安全?”对方没再回复,并在朋友圈屏蔽了罗帆。
解救
这趟出门寻女并不容易。6月21日至24日,毛明军在临沂罗庄区找了6个派出所。6月21日,派出所先把他们带去一个之前被端掉的窝点,又带着他们走了三四个村,毫无结果。23日,民警带他们见了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警察说,这个人是做民间反传销的,你给他点费用,他们找人比公安还快。”民间反传销,一般价格在2万元以上。此前,毛明军也在网上找过几家反传销团队,有的开价2.5万。“我对天发誓,我已经一分钱拿不出来了。”毛明军说,“我就相信政府,我相信人民警察,我不相信这个。”
他不理解,既然已经确定人就在罗庄区,秦皇岛、临沂两地为什么不花工夫找?他曾向警方建议,把女儿照片发给各大队(张贴),“她看到之后就可以直接报警。”但民警根据以往办案经验告诉他,“你可千万别让她知道。她要是知道了,更不想见你了”——被洗脑后,大部分受骗者会听从传销组织指挥,躲避家人,有的即便被找到也拒绝回家。
6月24日上午,毛明军夫妇去了临沂市公安局,被拒绝进入。随后,他们去了彭坡村,决定自己蹲守。蹲守无果后,毛明军再次找到警方。
“我女儿3月5号出来,到6月24号,已经110天了。”毛明军不理解为什么不出警,接着他放出狠话,“不给我找着,我就死在这里。”当天傍晚6点多,四名民警终于和毛明军、毛晓璐的姨父再次去了罗庄区彭坡村。
那是一个看起来挺富裕的村子,道路两侧净是路灯,也有不少监控设施。天线、路灯、树木,都像极了此前的一段录屏——听说毛晓璐误入传销组织后,同学黄碧晨给她打过视频电话,通话时长8分20秒,黄碧晨保留下一段6分20秒的录屏。视频里,毛晓璐穿着浅紫色T恤,扎着头发,戴着口罩。在仰拍视角里,可以看到沿路贯穿着十几根电线,道路两侧种着树,每隔一段有白色路灯。
录屏视频的背景,成了毛明军找到女儿的关键线索。
民警身着便衣,在村长陪同下搜了一圈,没有找到线索。他们担心毛晓璐又被转移走了,于是请村长调出监控。一个多小时的监控中,毛明军一眼发现了女儿的身影。“我女儿骑着自行车出来,后座上带着一个女的,后边一个男的骑着电动车跟着她们。”村长称,这些不是村里的人。
民警很快找到了可疑的院子,并呼叫了增援。敲了几分钟门,没有动静。接着,警方破门而入,大喊“趴下”。“里面十几个年轻人,都抱头蹲在地上。其中有两个女生蹲在一起,低着头。”虽然光线不好,毛明军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女儿。
当天晚上,毛晓璐等十几个人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路上,妈妈一直拉着她的手,像是生怕她再跑了。警方原本让他们再等两天,但第二天,毛明军就急匆匆把女儿带回了秦皇岛。“我宁可(7万块)钱不要了,也必须把她带回家。”
窝点
被救回家的很多天里,毛晓璐闷闷不乐。她的手机、身份证都丢在了传销窝点。刚回来的一个星期,她几乎不与外界联系。毛明军屡次想问女儿在传销窝点里的情况,她都沉默或避而不谈。
“旁边都是派出所,你自己不会跑吗?”妈妈试探地问了一句。
毛晓璐有些委屈,“我没见到派出所。我出去的时候,他们(传销人员)一直跟着,带我们走小路。”许多天后,她向记者描述,她进入窝点的第一天晚上,手机就被动了手脚。此后,“蝶贝蕾”传销组织以听课、考试等理由不让她走,并不断洗脑让她接受传销的那套观念。她想过逃走,但院子大门一直锁着。和家人打电话、通视频,会有两名传销人员带她出门,一直跟着。
“我平时自己一个人习惯了,不喜欢被监视,所以一开始反应挺大的,但是你架不住他们(的气势)。”毛晓璐说,后来为了安全,她开始假装顺从,“我坚信,不管多久,家里肯定会有人来找的。”
和外界通话时,遇到棘手的对话内容,身边的人就会把手机麦克风关掉,教毛晓璐怎么说。“(他们)告诉我这个话不能说,这个问题不能回。”几次与父母、同学发送位置或“位置共享”时,传销人员也使用了虚拟定位软件,发出错误的定位“南京”。
那个“家”里的领导只有25岁,十几个年轻人每天进出、行为都听他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像他们一样继续去发展下线,邀请更多人进来。”“家”里的女生都是极少数,但女生“拉新”却要比男生容易得多。为了防止周围邻居怀疑,传销人员会用不同手机在窗边和院子里播放音乐、打游戏的声音,“让其他人听不到里边在干吗”。
渐渐的,毛晓璐相信了“产品买得越多,升级就越快,下个月拿钱就越多”的模式。她觉得投资这7万后,未来她真的可以赚到数十数百万,“他们说,等我以后邀请别人过来,卖出多少套之后,级别够了,就可以当领导了。”
口头上,“蝶贝蕾”是一款护肤品——但它永远停留在口头上,毛晓璐没见过真实的产品,那7万元买来的20多份“产品”,其实是20多张签完字就被收走的单子。
而到下一个月,她会收到一张手写的“工资单”,上面写着:“毛晓璐,工资1万元”。这张纸条会被传销人员拿走。一段时间后,毛晓璐开始对“赚大钱”的说法产生怀疑。等到遇到李桑,两人简单交流了一下,都表示了“想走”——这促成了李桑之后向毛晓璐的学校传递情报。
但彼时毛晓璐又掉进了另一个陷阱。“那个时候我已经把钱投在里边了,想等着,看到底能拿回多少钱。”于是,在窝点一个多月后,毛晓璐开始在手机上和人聊天(拉人)。学校很快察觉到她的异常,对其他同学发出了预警。窝点领导转变思路,让她用社交软件,去找陌生人聊天。
被困期间,毛晓璐也想过这些人做的事是不是违法,“但看起来,他们每天除了打牌就是听课、聊天,也没干什么。”她也知道父母担心她,但大部分时间,手机并不在她手上。传销人员有时会直接替她回复,“我现在连吃饭的自由都没有了吗?什么事情都要问,什么事情都要管!”——类似“直怼”的回复,毛明军夫妇收到过许多次。
不能和父母说实话,甚至要欺骗他们,这给毛晓璐带来了心理困扰。但传销人员会立刻做“心理辅导”,“他们会说,你这么做只是为了以后能生活得更好一些,能赚更多钱,那才是对得起你父母。”
窝点虽然人员密集,但流动性很强——他们只有很少的行李,一旦发现风吹草动,可以立即转移。3个多月里,毛晓璐先后待过5个窝点。每次都是下午通知,晚上出发,会有男人骑自行车将她带到下一个“家”——获救一个多月后,毛晓璐还是习惯称待过的传销窝点为“家”。有的窝点间骑自行车只需十几分钟。
阴影
“我从没想过要考研,是他们(传销人员)说的。”毛晓璐说,那次和黄碧晨8分多钟的通话,也是传销人员安排的,“他们让我给她录个视频、发个照片、打个电话,再抱怨一下,说心情不好什么的。”毛晓璐解释,“这么做,是为了把考研的事坐实,让家人朋友不要来烦我。”
在临沂的三个多月,她感受到这里传销组织活动的密集,“就算是找到这个地方,他们还会转移去下一个地方,还会再扎根”,“根本清除不尽”。
由于大量传销人员同时也是受害者,根据目前法律,各地警方在清理掉一个窝点后,如果没抓到组织骨干,只能在24小时内将传销人员放了。许多人一转头,就再去从事传销。
辗转多个传销窝点的过程中,毛晓璐见过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一个出生于2002年的四川男生,当兵退伍后,被初中同学骗进东北的传销窝点,投了9万元。尽管一分钱没赚到,但他仍然相信传销套路,在东北待了几个月后,又来到临沂,再次投资。还有一个已经考上研究生的人,“他投了钱。但他告诉我他想走。我问为什么想走还要投钱。他说不知道为啥,跟那些人聊着聊着就相信了。”
女儿回来后,毛明军没责怪过她。他曾尝试问女儿,“那7万块钱给哪儿了?”女儿只回答“不知道”。毛明军就没多问。
看到女儿情绪低落,找不到工作,毛明军很揪心
原本以为人救回来,事就结束了。但看到女儿回来几个月了,每天吃完饭就回到自己房间刷手机,毛明军担心起来。亲戚曾介绍了一份工作,毛晓璐嫌工资低,拒绝了。毛明军觉得,传销洗脑的阴影和创伤还在,“思想没转变过来,遭(损失)了一大笔钱,她心里有压力。只想着赶快挣大钱,眼光高了,两三千块钱的工作看不上。”那段时间,他频繁求助身边那些看上去有些门路的人,“能不能求您帮我女儿找个工作?”
不久前从银行离职后,毛晓璐又恢复了宅在家里的生活。毛明军原本想着,该让女儿去大学里演讲,“讲讲亲身经历,让千家万户的大学生都别再受传销的骗”,但眼下,他只希望女儿心里的那块阴影能慢慢消散。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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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紫是一名外表靓丽、多才多艺的女孩,擅长弹古筝,拥有10级证书,大学时参加省级比赛拿过金、银奖牌;拥有语言天赋,会英语、葡萄牙语等多种语言;大学选修色彩搭配,学过水彩画,接触过水溶铅。她还对计算机非常感兴趣,参加工作后管理过微信公众平台、网站网页,之后更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电脑技术申请了去新西兰留学。就是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女大学生,却因为误入了邪教前途尽毁。
为了不让母亲难过,孝顺的阿紫成了一名“全能神”信徒
阿紫小时候生长在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中,妈妈很疼爱阿紫。可是,13岁时阿紫发现父母开始经常吵架,不多久便离异,她跟随母亲生活。
自那时候起,母亲就把生活的希望寄托给了“全能神”,经常外出聚会、“尽本分”,有时候几天都不着家。聪明乖巧的阿紫小小年纪就习惯了一个人在家的日子,自己洗衣做饭,自己去学校,这些生活经历使她形成了特别胆小的个性。
母亲一直给阿紫灌输一些“全能神”的歪理邪说,特别是2012年左右,母亲神秘地对阿紫说:“世界末日就要来了,只有相信‘全能神’,在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才能得福、蒙拯救。”阿紫虽然害怕,但是聪明好学的她明白要“相信科学”的道理,便以自己读书任务重为由婉拒了母亲。
为了女儿也能“得福、蒙拯救”,母亲开始不断地给阿紫“传福音”。2016年3月,为了不让母亲难过,孝顺的阿紫刚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就在母亲不厌其烦地劝说下成了一名“全能神”信徒。
“全能神”邪教组织让阿紫辞去喜爱的工作为其卖命
阿紫在大学学的是教育专业,参加工作的第一份职业是特殊教育老师,训练特殊儿童,使他们康复并融入社会。阿紫天性善良,看到那些特殊儿童(有残疾的儿童)在她的精心呵护、教育下,从被照顾的弱势群体逐渐成长,直到能够独立完成指定的任务,她感到莫大的成就感。
终于有一天,母亲把“全能神”的书放在阿紫的手中。书中写道:“有残疾的人都是被“邪灵”附身的人”。即使分外不舍,当月,阿紫还是辞去了自己喜爱的工作,离开了她工作两年多的岗位和她喜爱的孩子们。
辞去了自己喜爱的工作,阿紫在母亲地安排下来到教会“尽本分”、预备“善行”。母亲告诉阿紫,这是在追求“有意义的人生”,并且逼迫阿紫写下“起誓保证书”:“我愿意向神起誓,全能神,我保证积极配合神给予自己的负担与托付,忠心为神花费……如果做不到,愿神刑罚我、咒诅我!”
从2017年3月开始,阿紫就开始为教会“尽本分”,负责培训教会人员学音乐,为歌词谱曲,教“组织”里的人唱那些“全能神”歌曲,通过歌曲美化邪教组织。后来,由于阿紫的电脑技术突出,又被邪教组织安排做教会网络组负责人,再后来做小区网络组负责人,专门负责“全能神”教会人员的上网,收发境外组织邮件,传达境外组织的指令,从事非法活动。从此,阿紫一步步堕入了邪教的万丈深渊……
“全能神”邪教组织鼓动信徒不要婚嫁生子,阿紫忍痛离开相恋的男友
阿紫和男友大学毕业后相继参加了工作,她没敢把自己参加“全能神”的情况告诉男友。好景不长,他们的恋爱关系很快被母亲知道。母亲找来几个“姊妹”,拿出“全能神”教义里的话对付阿紫:“有的人二十来岁,着急找对象,急不可待,看见一个就找了,找完两人一过上日子以为这回甜蜜生活开始了,其实是苦难开头了!丈夫是魔鬼,没过几天开始又打又骂,苦海无边!”
虽然有诸多不舍,但“神”的话阿紫不敢不听,无奈之下向男友提出分手……那次之后,阿紫再也没有恋爱过,如今30岁了,也没有要成家的打算。
不信“全能神”的父亲被阿紫看成是“魔鬼”
阿紫父亲身体不好,与奶奶一起居住。有一次阿紫去探望他们,奶奶看到久未谋面的孙女,开心地忙这忙那,阿紫尴尬地站在一边帮不上忙。这时恰好父亲进门撞见,就责怪阿紫:“奶奶这么大的岁数了,既要搞卫生,还要煮饭给你吃,你是大小姐吗?不像话!”阿紫刚想争辩,转而一想:“全能神”教义里说“不信神的人不管他是你的爹娘,还是你的妻子(丈夫)或者儿女,只要不信神便是魔鬼……对于恶人、不信派,包括家里的亲人以及一切神要毁灭的对象,我们都要划清界限。”
阿紫一直与母亲一起生活,与父亲的感情比较淡薄,心想:“既然这么冤枉我,那以后就和这些‘魔鬼’划清界限,不再和他们来往就是了!”自此,阿紫真的没有再回家探望过奶奶和父亲。
2021年11月,父亲心脏病突发,医生说要做心脏支架。在进手术室之前,父亲打电话给阿紫,想见女儿一面。当时阿紫正接受“全能神”邪教组织的安排,外出培训教会人员使用电脑。在父亲与邪教组织之间,阿紫内心纠结很久,想起自己在邪教组织里发的毒誓,要“积极配合神给予自己的负担与托付,忠心为神花费”,否则就会受到“神”的“咒诅”,就赶紧推托自己工作忙走不开,狠心地拒绝了父亲!
醒悟后,成为一名反邪教志愿者,为彻底瓦解“全能神”邪教组织出一份力
幸运的是,在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阿紫终于醒悟。她泪流满面地说:“这段时间我的眼泪都哭干了,我真是后悔加入了‘全能神’邪教组织!若不是反邪教志愿者的教育,我仍是被‘全能神’邪教组织利用的对象,还会继续危害社会!我真实地认识到邪教的危害,将我从那一层层枷锁中解救出来,回归到正常美好的社会生活,体尝人与人之间正常相处的温馨和睦。明白了要珍惜眼前的分分秒秒,珍惜眼前所相遇的人和事,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重新启航我的人生之路,坚决抵制一切反党反政府、危害社会的邪教组织!今后,我也要加入反邪教志愿者的行列,为帮助其他人脱离‘全能神’邪教组织出一份力!”
(张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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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提醒大家,网恋需谨慎。这年头,网恋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传销人员在撒网邀约,真的是让人防不胜防。
来自山西平遥的大二女学生这一次就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2019年暑假,这位女孩在网络上结交了一位男性网友,两人相谈甚欢,很快,单纯的小女孩就坠入了爱河,两个人正式在网上确定男女朋友关系。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整天在网上聊得越来越火热,男朋友也提出见面。坠入情网的小女孩没有丝毫迟疑,带上行李奔赴陕西西安。她没想到的是,一个巨大的骗局,正在等待着她的到来。
见面后,双方都比较满意,看到女孩心花怒放,男孩便对女孩说,他正在做一项伟大的事业,非常赚钱,希望女孩跟他一起做,两个人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一定能做得更好。女孩表示自己还在上学,恐怕这样不妥。但在男孩子的花言巧语下,她最终陷入传销,慢慢的变成了跟男孩一样,每天做着不切实际的梦。
与家人失联后,家属心急如焚,多番找寻都没有孩子的消息。最后,家属联系上了我们。经过我们侦查,女孩已经陷入西安传销,由于已经失联1年多,所以我们决定立刻展开救援行动,刻不容缓。 经过我们侦查摸排,最终确定了女孩所在窝点的位置。时间不等人,我们争分夺秒。
传销窝点寻人成功
认错
最终成功在传销窝点找到该女孩,父亲见了女儿,上去就是一巴掌,他说他真的是生气,也是第一次打她,希望能给她一个教训。在我们的耐心劝说下,女孩最终悔悟,给父亲道歉后,我们也倍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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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新闻网大同频道讯(记者 赵欣)9月11日,大同市公安局御东分局民警辗转三日夜,往返2000余公里,赴唐山成功解救一名误入传销窝点女大学生。
9月7日上午,御东公安分局接大同大学校方求助,称该校2017级医学护理系一名女学生,于7月20日学校考试结束后,告知家人去上海打工,后直至学校开学也未按时返校。期间,该生家长曾前往孩子提供的上海某公司厂址找人未果后,多次试图与该生视频通话了解其现状均被拒,家长怀疑女儿被骗,困在传销组织。
获悉警情后,御东公安分局高度重视,在警力紧张、治安任务繁重的情况下,迅速指令永和路派出所出动警力,配合大同大学保卫部门、学生班主任及家长赶赴河北唐山解救该生。由于该生手机关机已近半月左右,民警到达唐山后,迅速与当地公安机关取得联系并确定该学生所在位置后,在唐山市开平区开越路附近进行蹲守摸排。
由于开越路附近环境复杂,属城乡结合部地段,城中村较多,解救人员早出晚归,给摸排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9月11日,在当地警方、街道办、民间反传联盟的共同努力帮助下,最终摸清了开越路附近的传销窝点,将被困学生纪某某成功解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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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云南女大学生西安获救。 警方供图
中新网西安9月19日电 (阿琳娜 张枭)云南一女大学生王某称要利用暑期打工,期间向家人要了近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后与家人失去联系。西安市公安局未央分局汉城派出所19日透露,警方在一传销窝点解救了王某,王某父母已赶到西安将女儿接回家。
警方介绍,两个月前,20岁的女孩王某离开云南的家。当时正值暑假,她向家人称要和几个同学去昆明打工。
8月底,家人将近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通过银行打给了王某。但9月1日开学后,王某并没有回到学校。家人了解情况后,在当地报警。得知王某在7月28日,由昆明到了西安。9月3日,王某与家人失去联系,手机、微信等全部没有回音。
9月18日晚,西安市公安局未央分局汉城派出所对辖区一个城中村进行摸排走访,发现了一名操着云南口音的女孩。经过对其身份核查,确认这位女孩正是王某。
在一间用民房改造的传销窝点里,警方发现共9个人,男女混住在一起。被警方解救后,王某说,她在QQ上认识了一个男网友,暑假男网友以介绍工作为由,将她带到西安。
图为一家人时隔近两个月后团聚。 警方供图
“刚来的前几天,他带着我在西安旅游,逛了很多景点。”一星期之后,男网友提出让王某购买化妆品。钱掏了,却迟迟不见化妆品,王某也曾感到纳闷。而这些钱正是王某以交学费为由向父母要的。
“来了西安后,我的手机卡也重新换了,我想离开这里回家,但是没有钱。”王某告诉警方,她想回学校,想见家人。
当晚,警方联系了远在云南的王某的父母。家人连夜从文山州赶到昆明,乘坐19日早的飞机到西安,接女儿回家。
19日上午10点,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后,王某的父母,从昆明到了西安,在西安警方的陪同下,接回自己的女儿。时隔了近两个月,一家人以这种形式团聚。
经过初步审查之后,除了王某之外的其余8人,均已遣返回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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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九江市警方10月12日17时37分通过微博通报称,成功解救被同学骗入传销组织的女大学生孔丹历。
20岁的孔丹历系云南宣威人,今年考入贵州铜仁学院。九江警方上述通报称,孔丹历9月30日在高中同学邀请下到九江游玩,之后与家人失去联系。10月9日,她突然联系家人称从传销组织逃出,随后再次失联。
孔丹历的哥哥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接九江公安局通知,他正从上海虹桥火车站乘车赶往当地接人。
孔丹历的下落一直牵动人心。据《北京青年报》此前报道,孔丹历国庆期间乘车前往江西找同学,但假期结束后并未如期返回铜仁学院。家人打孔丹历的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家人心急如焚,并向贵州警方和江西警方报了案。据悉,孔丹历离开铜仁后,乘车到达九江。
孔丹历哥哥告诉澎湃新闻,10日中午12时40分左右,她曾打电话给其父亲,“安慰”家人“别担心”,自称“没有被绑架没有进传销”,且打算前往上海——但在此前一天,她曾联系家人称自己“从传销组织逃了出来”。
10日12时59分,孔丹历又在qq空间发了一张照片,上有九江前往上海的车票及个人身份证,配文“人生第一条路”。
“(10日下午16时左右)她给我打了电话,说刚到南昌,可她发的火车票时间是14时28分从九江出发,应该16时就可以到了,我提出视频聊天,她说手机没电。后来电话也打不通了,关机。”10日晚上,孔丹历哥哥告诉澎湃新闻,当时面临两大难题,一是怎么找到妹妹,二是怎么打消她不愿读书的念头。
11日,“消失”的孔丹历再次联系家人,坚称没有进过传销组织,也没有被骗,只是不想读书了,想出去闯闯。由于孔丹历多次联系家人,但说辞前后矛盾,家人怀疑其可能已被传销组织控制。
直至10月12日下午,终于传来了好消息。孔丹历哥哥告诉澎湃新闻,九江市公安局已经找到其妹妹。随后不久,九江警方发布《警情通报》,宣告成功解救被同学骗入传销组织的孔丹历。
上述通报介绍,9月30日,孔丹历在高中同学詹某邀请下到九江游玩,之后与家人失去联系。10月9日,该女生突然联系家人,称其从传销组织逃出,随后再次失联。12日上午,九江警方初步掌握了该传销组织的相关情况,张荣先副市长坐镇指挥相关警种解救,当日13时左右,浔阳区公安分局一举端掉“11人的传销窝点”,救出该女生。
孔丹历哥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他正从上海虹桥火车站赶往江西九江接妹妹,预计12日晚上8时左右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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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传销组织呈现二级分化,年轻的团队里聚集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刚毕业没多久的大学生。而年老的团队里,则聚集着很多的退休人员以及中老年农村人员。要论这2种极端团队哪一种对社会的危害性更大,我们反传销老师认为还是那些年轻团队的危害性更大,原因有二:
一: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本应该是为这个社会和家庭创造财富和能量的时候,却被骗进传销组织,浪费自己十多年的寒窗苦读不说,还耽误自己的青春和精力,摧残了自己的心理。这样的大学生即便日后自己想通了,退出传销的时候,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来调节。
二:这些大学生被骗进传销,几乎所有人都会骗家中父母的血汗钱来投入传销组织,如果家中父母不给的话,传销人员就会怂恿这些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去进行网贷。至于说大部分网贷平台都是吸血鬼,我想大家都没什么意见吧?好不容易学有所成,没挣到钱不要紧,反而让家庭背上一堆债。
近日,一哥团队就远赴合肥传销解救一个大学毕业才一年的女大学生小刘,小刘去年才大学毕业,本来在一个公司上着朝九晚五的班,没想到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被同学骗到合肥传销,刚开始家人也并不知情。
带着孩子的传销人员
直到9月份的时候,小刘把父亲叫过去的时候,父母才知道孩子已经被传销洗脑了。父亲为了把女儿带回家,就答应了女儿在这里考察,因为女儿说了如果考察完父亲要是还觉得不好就陪父亲一起回去。可是十天之后,父亲说要回去的时候,女儿却死活都不愿意走了。没办法,父亲只好独自回家了。
过了一段时间,父亲又带着母亲再次来到合肥,想着二个老人肯定能把孩子带回去。可是好说歹说,女儿就是不愿意回家,只好让姐夫出面强制性把女儿带回家去。在把女儿带到兰州的时候,没想到女儿趁火车停车的时候,直接从火车上跳窗而跑了。
看着马上要过年了,父母再次找到我们团队寻求帮助。在老师和家属到达合肥的时候,分析各种情况之后,发现孩子的警惕性已经特别高了。我们从以前的那些窝点附近没有发现任何踪迹,只好一步步排查和使计了。
南派传销里简陋的厨房
在蹲守了半天之后,终于发现了小刘的身影,为了防止传销人员的捣乱,我们叫上家属直接抓着孩子离开了。但是合肥的传销人员是真的胆大,明知道我们家属过来找孩子,居然还敢打电话报警说我们绑架人。看来以前说的合肥传销人员打砸派出所和袭警真不是无中生有,这是典型的无知者无畏。我们也寻求警察的帮忙,在合肥电信大楼下面,民警赶到了,当问清情况之后,民警出于好心想劝劝小刘,没想到小刘反而骂警察多管闲事。
看到撒泼耍混的传销受害者,我们只好把小刘带离这个城市,然后回办公室再给她好好分析传销的真相。
当然,经过大半天的交流,小刘是明白了传销的真相,但是还是说不想回家,因为这个家让她感到压抑,传销是不会回去了,但是家是不想回的。
传销讲师正在讲课
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引导她说出了内心的心里话,发现小刘的家庭因素导致她的叛逆性格和桀骜不驯,在家里她觉得自己像一个外人一样,无法和父母很好的沟通和交流。当然,我们最后让他们一家人坦诚相待了交流了一下,给彼此一个台阶。
其实每个进传销的孩子,都有着家庭因素的原因,尤其是那些桀骜不驯的孩子,父母给予的家庭教育和他成长的环境导致的处世方式,很容易被别有心机的人利用。所以,当我们发现孩子进传销后,要先找到内部矛盾,把内部矛盾解救了,那些所谓的传销问题只不过是浮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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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销害人,但是当你的父母都是传销人员,你的弟弟也被骗进去,那么你能选择怎么办呢?
你尝试劝他们逃离,却反被训斥不听话,不懂事。你想着告诉父母传销的内幕,却被告诉他们是为了财富。而看着身边的亲戚朋友一个个被骗,你焦急不堪。
你尝试了一切方法,甚至深入传销窝点,试图最后一搏。但是却仍旧没有能够收获理想的效果,于是乎你选择举报,选择把自己的父母送进监狱。
这一切不是股市,而是真真切切的发生在一个名叫李欢的女大学生身上。
李欢的父亲深陷传销之中,而且已经发展成为传销的中层,属于那种可以骗着别人赚钱的人。而那些被他骗得都是亲戚朋友,或者是亲戚朋友的亲戚朋友,这些人被骗到传销窝点之后遭受软禁和洗脑,而作为传销中层的李欢父亲这可以从中赚到不少钱。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男人不愿意退出传销窝点的关键,因为他已经不再是被剥削者,而是剥削别人的人。
李欢尝试很多努力,希望能够劝自己的父亲回头是岸,只是都以失败告终。于是乎李欢就想到了把这个传销窝点举报,为此她开始深入窝点,收集数据,把那些曾经被骗的人联系方式收集起来,把传销窝点的所在地和洗脑方式收集起来,然后报案。
目前,李欢已经和警方取得联系相信很快那些传销人员就会被抓捕跪安,李欢宁愿把父亲送进监狱也要打击传销窝点的勇气值得倾佩。只是这样的人太少,绝大多数人都是抱着了解传销的想法,最后却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尤其是那些知识水平低,家庭环境差的人,更是如此。他们渴望财富,希望一夜暴富,于是才会相信那些看起来漏洞百出的项目。
如何拯救这些人呢?传销窝点多,作案形式隐蔽,而且越来越多的传销组织开始以公司的形式来掩藏犯罪事实,发现这些传销公司难,抓捕更难。
有关部门也为此很头疼,这种影响范围广,治标不治本的打击方案其实根本解决不了传销泛滥。否则南宁这么多年也不会一直都传销窝点泛滥却屡打不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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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一女大学生失联多日,家长焦急报警,锁定此人在商洛后,商洛市公安局商州分局合成作战中心经过3天3夜研判蹲守一举打掉3个传销窝点,终于将女大学生解救了出来。
云南女大学生陕西“失联”
今年20岁的李某某是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人,在玉溪一所师范大学读大二,1月13日学校放假之后,李某某说想出去散散心,随后就和家人失去了联系。焦急的家长一直等不到女儿的消息,便报了警。普洱公安经过多方调查,了解到李某某来到陕西后失联,便请求陕西公安帮忙寻找。
2月4日,陕西省公安厅发布关于李某某“失联”事件的协查通报,商州公安合成作战中心接到线索后高度重视,为了积极践行商洛市公安局年底“破小案,暖民心”的号召,迅速对该线索进行深入研判,发现李某某的手机应用账号登录在贵州籍一男子贾某名下的手机账号上,而贾某的暂住地点为西关社区的一处民房。
经商州分局合成作战中心民警综合研判,民警认为李某某陷入了传销窝点。民警一边研判一边摸排,经过三天三夜的调查及蹲守,2月4日至2月7日,警方在州城路、文卫路以及西关打掉了3个传销窝点。
2月8日,研判员张煜明告诉华商报,2月7日,民警在西关社区发现4名疑似传销人员,看到民警靠近,4名传销人员一路狂奔,他与三名民警在后面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了商洛市小学,才将4人抓获。“其中一名传销人员拿着水果刀刺了我同事一刀,幸亏冬天穿得厚,没有伤到人,只是把棉衣刺破了。”
打掉3个传销窝点 女大学生“获救”
这些传销窝点最多的有近30人,在一家民房的7楼,房间里散乱地放着几十双鞋和十几个行李箱还有多床棉被,另外一大堆土豆,是这些传销人员的主要吃食。
“我们找到这些窝点以后,因为一些成员出去‘放风’了,我们便捣毁了传销窝点,将抓获的人员给其耐心做思想工作,讲解传销的危险,并对这些人员进行遣返。”
将这些传销窝点一网打尽后,民警也找到了被一直被传销团伙头目辗转于这三个窝点中的被困大学生李某某,据其介绍,她是通过网上交友软件认识了一名男网友,被男网友1月16日骗到商洛进入传销组织,并将其手机进行了没收。
李某某的父母也于2月5日来到了商洛寻找女儿,看到被警方解救出来的女儿,李某某的母亲喜极而泣,不住地向民警说着感谢。
2月7日下午,民警将李某某一家人送到了商洛市汽车客运站,并叮咛李某某回家后好好学习,不要接受陌生人邀约去陌生城市,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以免再次误入传销。
据了解,此次打掉3个传销窝点一共遣返15人,这些人分别来自云南、贵州、四川,甘肃、宁夏、青海等地。
如果不小心误入传销组织后该怎么办?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36计,走为上策!因为传销洗脑的威力是很大的,如果不尽早离开,就有被洗脑的危险。首先要克服恐惧心理,传销只是谋财,不会害命,即使误入其中,肯定不存在生命危险,所以要克服恐惧心理,沉着冷静,不能做一些过激的行为。比如跳楼、拿刀伤人这些都是不应该的,生命只有一次,要倍加珍惜。
如何逃离传销组织,请记住以下几点:
1、记住地址,伺机报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首先要掌握自己所处的具体位置,楼栋号,门牌号等,如果能发短信或打电话,可偷偷报警,或告知自己的亲人或朋友,让他们帮你报警。
2、外出上课学习的途中逃离。传销组织每天都有一些户外活动,在这个过程中随行的人相对较少,便于逃离和寻求别人的帮助。
3、装病,寻找外出逃离的机会。
4、从窗户扔纸条求救。可以在上厕所时偷偷写好求救纸条,为引起注意,可写在钞票上扔下楼。
5、骗取信任,寻机逃离。如果实在走不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就要想办法骗取他们的信任,让他们放松警惕,然后再寻找机会逃离。
当然只要新人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任传销组织者吹得再天花乱坠,你就是不上当,他们也没有办法,为了不长期白白养活人,他们也会主动放人的。所以坚持就是胜利,只要新人能沉着冷静,与传销组织斗智斗勇、巧妙周旋,就能化险为夷,避免生命财产不必要的损失。
华商报 程娟
作者/来源:二三里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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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学生被骗入传销组织有多容易?只需要某个不熟悉的同学说“有工作,工资4000多”。25岁的毛晓璐就是这样被骗走的。
而一个父亲要把女儿救出却艰难百倍,并要依赖种种运气。好在毛晓璐的父亲毛明军做到了。本以为人救回来,事就结束了。但几个月后,毛明军发现,那段经历给全家人带来的阴影远未消散。
文 × 陈龙
编辑 × 雪梨王
从传销组织出来大半年,2023年春节过后,毛晓璐终于找到了一份银行的工作。没上几天班,她又被分配到了离家几十公里处一个相对偏僻的支行,需要“在一个农家院里住宿”。
全家人合计了下,决定让毛晓璐辞职。大半年前误入传销组织的经历,让父亲毛明军有了心理阴影,他不敢让女儿走得太远。
阴影一直都在——几个月后,毛明军还记得视频通话那端,戴着口罩的毛晓璐。
“你把口罩摘下来,我看看你脸上的疙瘩(痘痘)下去没有?”隔着手机屏幕,毛明军要求。毛晓璐刚摘下两秒,旁边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把口罩戴上!”毛明军心里一哆嗦,他确定,女儿被传销组织控制了。
这之后,为避免女儿受伤害,他开始在微信、视频通话中“配合她的表演”。
彼时的毛晓璐刚刚毕业,她的整个25岁,都被传销吞噬了。
控制
误入传销组织的消息是在2022年5月13日传来的。
晚上九点多,毛明军接到学校辅导员的电话。彼时,毛晓璐刚“出门打工”两个月。电话里,辅导员告诉毛明军夫妇,有两个同学刚被山东临沂警方从传销组织的窝点解救出来。两人说在窝点见到了毛晓璐,但在警方捣毁该窝点的前几天,毛晓璐“已经被转移走了”。
25岁的毛晓璐原本会在6月,从河北一所本科院校毕业。也因此,刚过完年,她就忙着找实习单位了。3月2日,毛晓璐告诉父亲,要跟同学去秦皇岛打工。两天后,她又跟父亲说,秦皇岛本地工资只有2000元,一个同学给她介绍了份山东临沂的工作,工资4000元,“还可以带家属一起去”。
毛明军没在意,他觉得是好事。
3月5日,毛晓璐坐火车离开秦皇岛。不久,她给父母发来一个定位,显示到了“山东临沂市兰山区”。那之后,毛晓璐再也没给家里发过信息。十多天后,毛明军开始起疑。他问妻子,女儿去哪儿了。妻子纳闷,“不是上临沂了吗?”可毛明军总觉得不对劲。
同校同学表面介绍工作,实则是传销诱饵。
接到辅导员电话后,他马上给女儿打电话。“大闺女,你是不是被骗入传销组织了?”毛明军直截了当。女儿否认,说自己在学校学习。
毛明军隐约想起,此前屈指可数几次和家人的通话,毛晓璐都用打字或语音交流,“说话都不是她的口气。”偶尔的视频通话,也都戴着口罩。毛明军听人说,陷入传销组织的人随时会被看着,行动、说话,甚至想法都受控制。
其间,毛晓璐还以“准备考研”“报考研补习班”的名义,向父母要了7万元钱。这7万元,是毛明军和妻子东拼西凑来的。
毛晓璐说服父母的理由之一是,“这份工作,我一个月工资4000,人家(有硕士学位的人)1万。等我考上研,硕士毕业,一个月1万多。一年就能把这钱给你还上。”2022年4月10日,毛明军微信给女儿转账。那之后,毛晓璐基本不跟家里联系了。
从5月13日起,毛明军开始谋划着解救女儿了——他先是到秦皇岛市海港区某镇派出所报案。几天后询问进展,对方说,“不够(条件)立案”。毛明军不能理解,他说女儿3月5日出门,两个多月毫无音信。终于,在所长的帮助下,案子立上了。但民警告诉他,经过查询,毛晓璐“没有买火车票的记录,也没有住旅馆的记录”,“一点线索都没有”。
实际上,毛晓璐一直有搜集车票票据的爱好。当时从秦皇岛前往临沂的高铁票,她一直夹在驾驶证里,至今保留着。
偶尔视频对话里的毛晓璐,始终戴着口罩。
“配合表演”
毛明军“魔怔了一样”,吃不好也睡不好。
他每天翻手机,找人打听传销组织“内幕”。网上联系到的几个反传销人士告诉他,“进入传销组织的人,只要家人不着急,他(她)永远都不会回来。”曾在媒体工作的外甥了解情况后也说,“老舅你必须得找,不找这孩子不会回来。”
但毛明军没那么多资源和办法,这个53岁的男人甚至很难为自己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这几年,他经常在秦皇岛打零工,在工地上搬水泥、钢筋、钢管,每天收入在100元到150元之间。因为家里有亲戚在北京做建筑工程,所以毛明军的两个孩子所学专业都和建筑有关。他想着,也许以后能让孩子去亲戚那儿工作。但2022年亲戚经营状况不佳,毛晓璐只得自己出门找工作。
“找不回女儿,我宁可死在外头。”毛明军暗暗下了决心。
他原本想在5月动身去临沂,可听说当地有疫情,去了要隔离,因此耽搁下来。那段时间,毛明军一直跟女儿保持联系。有人提醒他,进了传销组织,干什么事旁边都有人看着。于是,为数不多的几次通话中,毛明军夫妇只能小心翼翼地说话,装作不知道女儿的危险处境,“含着泪往下‘演’”。电话打通了,他大多会寒暄几句,“大闺女,上学怎么样”,再叮嘱“好好学”,或是关心下“吃了什么”,“想吃啥买点,没钱了跟爸说”。但实际上,他已经囊中羞涩到掏不出钱了。
6月10日,距离毛明军报警过了一个月,秦皇岛、临沂两地警方毫无消息。他多次致电临沂警方,对方一直劝他,“不要过来。”毛明军又再次询问女儿“在哪里”,毛晓璐发来了一个“南京江宁区吉山考研小镇”的定位。
毛晓璐给父母、好友发来定位,但却拒绝进入位置共享。
一天傍晚,毛明军找侄子商量,打算次日开车去南京找女儿。临走前,他找当地神婆算了一卦。“大仙儿说,明天不是出行吉日,让我四天后再出发。”
就在等待的四天里,一位亲友找人做了通讯定位,确认毛晓璐还在临沂市罗庄区。
6月20日,毛明军决定去临沂。为了让临沂警方配合,也为了避免去后被隔离,临走前,他去老家派出所开“寻女证明”,哭闹了好一阵才办成。
夫妻俩,加上毛晓璐的姨父和两个司机,一行五人连夜开车前往临沂。
“情报”
23岁的山西人李桑和毛晓璐被骗进了同一个传销团伙。也正是他,在被解救后提供了毛晓璐误入传销组织的消息。
李桑是被老同学“骗”进组织的。2022年3月,他突然收到来自专科寝室室友付某的问候。从那所专科学校毕业五年了,他们基本没什么联系。此前李桑失业后再也没找到工作。得知了李桑的情况,付某邀请他去临沂“见见面”,“玩上一个礼拜,说不定还能找一份工作。”
3月3日,李桑坐高铁到达临沂——从时间线上看,只比毛晓璐早了两天。而他们一同陷入的,是北派传销的经典品牌“蝶贝蕾”。该组织曾是公安部挂号的大案,早在2006年,涉案者就多达50余万人,涉案金额20亿元。
5月中旬,组织内一个男生的家人找临沂警方报了警,警方根据线索摧毁了该窝点,李桑跟着获救。同时获救的,还有一个叫罗帆的姑娘。罗帆也是在石家庄找工作失败后,被同学王某蓉以“有份在天津的工作还不错,项目迁到了山东,刚好还缺人”为由,骗到了临沂。去窝点之前,三男一女陪她逛了两天街,摸清了她的底细。
见面前,传销人员会故意失联,考察被骗人性格并消耗其精力。
被解救当晚,李桑告诉罗帆,“毛晓璐好像也是你们学校的,她被骗了7万块钱。你进来之前,她已经被转移到另一个‘家’(窝点)了”。罗帆把自己和王某蓉共同认识的朋友问了个遍,确认毛也是被王某蓉骗走的。
罗帆既不认识,也没见过毛晓璐。而王某蓉在窝点里陪罗帆待了一个星期后,就消失了。5月12日,罗帆从派出所出来后,王某蓉在微信上问她,“安全到家了吗?”罗帆回复,“什么样叫安全?”对方没再回复,并在朋友圈屏蔽了罗帆。
解救
这趟出门寻女并不容易。6月21日至24日,毛明军在临沂罗庄区找了6个派出所。6月21日,派出所先把他们带去一个之前被端掉的窝点,又带着他们走了三四个村,毫无结果。23日,民警带他们见了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警察说,这个人是做民间反传销的,你给他点费用,他们找人比公安还快。”民间反传销,一般价格在2万元以上。此前,毛明军也在网上找过几家反传销团队,有的开价2.5万。“我对天发誓,我已经一分钱拿不出来了。”毛明军说,“我就相信政府,我相信人民警察,我不相信这个。”
他不理解,既然已经确定人就在罗庄区,秦皇岛、临沂两地为什么不花工夫找?他曾向警方建议,把女儿照片发给各大队(张贴),“她看到之后就可以直接报警。”但民警根据以往办案经验告诉他,“你可千万别让她知道。她要是知道了,更不想见你了”——被洗脑后,大部分受骗者会听从传销组织指挥,躲避家人,有的即便被找到也拒绝回家。
6月24日上午,毛明军夫妇去了临沂市公安局,被拒绝进入。随后,他们去了彭坡村,决定自己蹲守。蹲守无果后,毛明军再次找到警方。
“我女儿3月5号出来,到6月24号,已经110天了。”毛明军不理解为什么不出警,接着他放出狠话,“不给我找着,我就死在这里。”当天傍晚6点多,四名民警终于和毛明军、毛晓璐的姨父再次去了罗庄区彭坡村。
那是一个看起来挺富裕的村子,道路两侧净是路灯,也有不少监控设施。天线、路灯、树木,都像极了此前的一段录屏——听说毛晓璐误入传销组织后,同学黄碧晨给她打过视频电话,通话时长8分20秒,黄碧晨保留下一段6分20秒的录屏。视频里,毛晓璐穿着浅紫色T恤,扎着头发,戴着口罩。在仰拍视角里,可以看到沿路贯穿着十几根电线,道路两侧种着树,每隔一段有白色路灯。
录屏视频的背景,成了毛明军找到女儿的关键线索。
民警身着便衣,在村长陪同下搜了一圈,没有找到线索。他们担心毛晓璐又被转移走了,于是请村长调出监控。一个多小时的监控中,毛明军一眼发现了女儿的身影。“我女儿骑着自行车出来,后座上带着一个女的,后边一个男的骑着电动车跟着她们。”村长称,这些不是村里的人。
民警很快找到了可疑的院子,并呼叫了增援。敲了几分钟门,没有动静。接着,警方破门而入,大喊“趴下”。“里面十几个年轻人,都抱头蹲在地上。其中有两个女生蹲在一起,低着头。”虽然光线不好,毛明军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女儿。
当天晚上,毛晓璐等十几个人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路上,妈妈一直拉着她的手,像是生怕她再跑了。警方原本让他们再等两天,但第二天,毛明军就急匆匆把女儿带回了秦皇岛。“我宁可(7万块)钱不要了,也必须把她带回家。”
窝点
被救回家的很多天里,毛晓璐闷闷不乐。她的手机、身份证都丢在了传销窝点。刚回来的一个星期,她几乎不与外界联系。毛明军屡次想问女儿在传销窝点里的情况,她都沉默或避而不谈。
“旁边都是派出所,你自己不会跑吗?”妈妈试探地问了一句。
毛晓璐有些委屈,“我没见到派出所。我出去的时候,他们(传销人员)一直跟着,带我们走小路。”许多天后,她向记者描述,她进入窝点的第一天晚上,手机就被动了手脚。此后,“蝶贝蕾”传销组织以听课、考试等理由不让她走,并不断洗脑让她接受传销的那套观念。她想过逃走,但院子大门一直锁着。和家人打电话、通视频,会有两名传销人员带她出门,一直跟着。
“我平时自己一个人习惯了,不喜欢被监视,所以一开始反应挺大的,但是你架不住他们(的气势)。”毛晓璐说,后来为了安全,她开始假装顺从,“我坚信,不管多久,家里肯定会有人来找的。”
和外界通话时,遇到棘手的对话内容,身边的人就会把手机麦克风关掉,教毛晓璐怎么说。“(他们)告诉我这个话不能说,这个问题不能回。”几次与父母、同学发送位置或“位置共享”时,传销人员也使用了虚拟定位软件,发出错误的定位“南京”。
那个“家”里的领导只有25岁,十几个年轻人每天进出、行为都听他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像他们一样继续去发展下线,邀请更多人进来。”“家”里的女生都是极少数,但女生“拉新”却要比男生容易得多。为了防止周围邻居怀疑,传销人员会用不同手机在窗边和院子里播放音乐、打游戏的声音,“让其他人听不到里边在干吗”。
渐渐的,毛晓璐相信了“产品买得越多,升级就越快,下个月拿钱就越多”的模式。她觉得投资这7万后,未来她真的可以赚到数十数百万,“他们说,等我以后邀请别人过来,卖出多少套之后,级别够了,就可以当领导了。”
口头上,“蝶贝蕾”是一款护肤品——但它永远停留在口头上,毛晓璐没见过真实的产品,那7万元买来的20多份“产品”,其实是20多张签完字就被收走的单子。
而到下一个月,她会收到一张手写的“工资单”,上面写着:“毛晓璐,工资1万元”。这张纸条会被传销人员拿走。一段时间后,毛晓璐开始对“赚大钱”的说法产生怀疑。等到遇到李桑,两人简单交流了一下,都表示了“想走”——这促成了李桑之后向毛晓璐的学校传递情报。
但彼时毛晓璐又掉进了另一个陷阱。“那个时候我已经把钱投在里边了,想等着,看到底能拿回多少钱。”于是,在窝点一个多月后,毛晓璐开始在手机上和人聊天(拉人)。学校很快察觉到她的异常,对其他同学发出了预警。窝点领导转变思路,让她用社交软件,去找陌生人聊天。
被困期间,毛晓璐也想过这些人做的事是不是违法,“但看起来,他们每天除了打牌就是听课、聊天,也没干什么。”她也知道父母担心她,但大部分时间,手机并不在她手上。传销人员有时会直接替她回复,“我现在连吃饭的自由都没有了吗?什么事情都要问,什么事情都要管!”——类似“直怼”的回复,毛明军夫妇收到过许多次。
不能和父母说实话,甚至要欺骗他们,这给毛晓璐带来了心理困扰。但传销人员会立刻做“心理辅导”,“他们会说,你这么做只是为了以后能生活得更好一些,能赚更多钱,那才是对得起你父母。”
窝点虽然人员密集,但流动性很强——他们只有很少的行李,一旦发现风吹草动,可以立即转移。3个多月里,毛晓璐先后待过5个窝点。每次都是下午通知,晚上出发,会有男人骑自行车将她带到下一个“家”——获救一个多月后,毛晓璐还是习惯称待过的传销窝点为“家”。有的窝点间骑自行车只需十几分钟。
阴影
“我从没想过要考研,是他们(传销人员)说的。”毛晓璐说,那次和黄碧晨8分多钟的通话,也是传销人员安排的,“他们让我给她录个视频、发个照片、打个电话,再抱怨一下,说心情不好什么的。”毛晓璐解释,“这么做,是为了把考研的事坐实,让家人朋友不要来烦我。”
在临沂的三个多月,她感受到这里传销组织活动的密集,“就算是找到这个地方,他们还会转移去下一个地方,还会再扎根”,“根本清除不尽”。
由于大量传销人员同时也是受害者,根据目前法律,各地警方在清理掉一个窝点后,如果没抓到组织骨干,只能在24小时内将传销人员放了。许多人一转头,就再去从事传销。
辗转多个传销窝点的过程中,毛晓璐见过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一个出生于2002年的四川男生,当兵退伍后,被初中同学骗进东北的传销窝点,投了9万元。尽管一分钱没赚到,但他仍然相信传销套路,在东北待了几个月后,又来到临沂,再次投资。还有一个已经考上研究生的人,“他投了钱。但他告诉我他想走。我问为什么想走还要投钱。他说不知道为啥,跟那些人聊着聊着就相信了。”
女儿回来后,毛明军没责怪过她。他曾尝试问女儿,“那7万块钱给哪儿了?”女儿只回答“不知道”。毛明军就没多问。
看到女儿情绪低落,找不到工作,毛明军很揪心
原本以为人救回来,事就结束了。但看到女儿回来几个月了,每天吃完饭就回到自己房间刷手机,毛明军担心起来。亲戚曾介绍了一份工作,毛晓璐嫌工资低,拒绝了。毛明军觉得,传销洗脑的阴影和创伤还在,“思想没转变过来,遭(损失)了一大笔钱,她心里有压力。只想着赶快挣大钱,眼光高了,两三千块钱的工作看不上。”那段时间,他频繁求助身边那些看上去有些门路的人,“能不能求您帮我女儿找个工作?”
不久前从银行离职后,毛晓璐又恢复了宅在家里的生活。毛明军原本想着,该让女儿去大学里演讲,“讲讲亲身经历,让千家万户的大学生都别再受传销的骗”,但眼下,他只希望女儿心里的那块阴影能慢慢消散。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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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应该都知道现在的大学生遍地都是,而且现在的公司对大学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不是你是大学生就一定会得到很好的就业机会,因此现在的大学生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大学生在学校的时候就会学习很多很多有助于自己将来就业的能力,当然还是有很多大学生对自己的未来很迷茫,特别是很多女大学生对自己的未来就业很是不知所措,也对很多诱惑不知所措,而且现在的诱惑也很多,这样对大学生来说就需要更多的能力来分辨了,不过对于那些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女大学生来说,对于一些诱惑是无法正确的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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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女生叫小慧,是个20岁左右的女大学生,她刚刚走进大学的时候是一个对自己的大学生活充满了期待和向往,并且做任何事情都会很谨慎,然而之后几年下来认识了很多朋友,而且朋友当中也分三六九等,因此对自己的生活和态度就变的很放松了,也开始追求奢侈品,跟别的同学一样开始攀比起来,什么什么都需要好的,都需要名牌的,但是她的家庭经济不允许,小慧因此开始对自己的父母抱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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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慧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变的富有,并且能够买得起奢侈品,开始在网上查找了很多兼职的信息,而且是只找收入高的,最后找到了一个工作内容很简单,工作时间也很自由,而且收入相当的高,小慧感觉这样的工作就是为她准备的啊,于是就开始参加面试,而且面试还通过了,之后开始工作后被对方没收了自己的手机和自己的身份证,小慧感到很是不解,而且后来的工作也让小慧感觉自己应该是进入到了传销组织,但是小慧被解救出来却是1年之后!但是让人不解的是此时的小慧已经怀孕了5个月,而且她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小慧回忆只记得自己是跟4个男生合住的,小慧的家人看到小慧现在的情况后感到十分的伤心欲绝,这些传销组织真是太可恨了,真的希望我们的大学生以后要擦亮眼睛去找工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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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真事!揭秘传销“洗脑”套路!请大家多多转发,能救无数刚步入社会的无辜孩子。
请大家看到此文,多多转发,并提醒身边人多加防范。您的小小善举,能救无数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和孩子。
因文字较多,只能分篇发布。之前已经发布两篇。接上一篇(可翻看之前“一、二”两篇后,再阅读此篇,会更有感触)
讲到传销窝点,用攻心术迎接新人。
传销男女“经理”一对一“洗脑”课
丽丽被传销团伙软禁后,一直被安排所谓的“经理”给丽丽一对一上课。
对她激昂地讲解传销的运作和激励政策,甚至拿起笔给她画起了图,级别分成,确实算下来收入可观。
给她举例子:团队中的某某经理,半年就复出了。“复出”的意思是:达到最高级别可以拿几千万走,想待在这都不行,因为升不了了。
可以拿这人生的第一桶金去创业,因为某某经理现在就在创业中,开了几家连锁店,他的第一桶金就是这里赚来的。
拼命给她灌输赚钱套路:鼓励丽丽也以同样的方式去邀约亲朋好友来了解。说丽丽长得亲切,人缘好!
重点!声称:丽丽需要做的只是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过来了解这个快速的赚钱方式,不需要强迫逼迫他一定要做,不喜欢随时可以走的。
说白了,和丽丽被骗的套路一样一样的。
这样的“洗脑”课程,一连上了4天,每天更换不同的“经理”。
“经理”有男的也有女的,每当丽丽情绪激动,怂他们的时候,就会换成女“经理”来给她讲课,并讲述她自己是如何加入这个有前景的组织的,用同理心来给丽丽做安抚。
太可怕!传销团伙的攻心术绝对比二级心理咨询师还专业。
可怕!“洗脑”不成功,却被迫留下来了
这样持续了6天,丽丽还是在做思想斗争,左脑劝说留下来,右脑理智地告诉她,这个地方不能待。
最终右脑战胜,丽丽坚持向对方说:不想了解,坚持要离开。
想走!有那么容易吗?
不管如何跟他们争辩,最终还是走不了,丽丽反问他们:不是说不想做随时可以走吗?
但得到的回答是:你现在还很激动,没有了解清楚,再多留几天再好好了解一下。
就这样, 又过了2天,“洗脑”依然在继续。
丽丽萌生:要不就在这个传销窝点好好地了解几天,反正也走不了了。
要不在这里试试,看起来他们应该不会伤害自己,说不定真能像他们说的赚到第一桶金!
关注小编,听下回分解。
真人真事,因文字比较多,小编暂且先揭秘到这,且听下回分解。
关注小编,待更新,这位女大学生是怎样一步一步被洗脑?结果怎么样了?
世间险恶,这位女大学生的遭遇在警醒我们,提醒我们身边的人,谨防被骗入传销组织,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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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一篇(可翻看上一篇后,再阅读此篇,会更有感触)
讲到传销窝点,用攻心术迎接新人。顿时让丽丽突然心生羡慕,这种生活多好!这群人多自在!
大家玩到很晚,大家慢慢散去。此时的丽丽还沉浸在刚才热闹的激情氛围中,回味无穷!
然而,她却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有人设计的,而她正在慢慢陷入泥潭中~传销人的真实生活第二天有一男一女早晨5点多就起了床,做早餐。这让丽丽有些惊讶,这群人真励志,很勤奋,不禁对他们肃然起敬!
吃过早饭,校友说借手机看一下时间,丽丽顺手就给他了。殊不知,手机就这样被他们掌控了!
但丽丽却没有丝毫察觉。9点多,来了一个西装革履的人,坐在了丽丽的对面。校友倒了一杯水, 放在他跟前,并称呼他为经理。
校友突然情绪激昂地做起了自我介绍,声音至少提高了50分贝,这把丽丽给吓了一大跳。
说着什么介绍人,什么感谢谁谁的话,丽丽压根就没听进去。因为她知道了,这里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传销组织。此时的丽丽有些害怕,紧张,但她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想找机会逃脱。
坐在她对面的经理一边讲了好几个小时,但丽丽压根没听进去。她脑海里一直在浮现传销组织可能会对自己怎么样?自己要怎样才能逃脱的画面。
就这样,丽丽坚持到吃晚饭的时间。忽然吃饭的人多了7-8个人,一桌子围着挤得满满的。加上自己,总共有12个人。听他们言语里面,这是一个大家庭,有一个主任管理家里的日常事务,也被其他们尊称为:家长。
被传销团伙软禁了
自从晚饭过后,丽丽就一直被人监控着,上厕所有人在门边守着,晚上睡觉两边都睡着人把被子两头压着。丽丽想着早上早点起床,去找刀子吓唬他们,但厨房的刀早就被他们收起来了。
丽丽拉了拉门,马上就有人在背后撕扯着她,把门给反锁了一遍又一遍。丽丽有些恼怒,但更多的是有些紧张,怕真被传说中的那样,被这群传销人给打死了。
校友走过来,劝了丽丽几句:这里没人会伤害你,只是想留你在这里多了解一下,觉得好就可以做,觉得不了过几天你就可以走了。
丽丽哪里还听得进去校友的话,一脚踹了过去,校友一闪, 躲开了。接着,丽丽就被两个女生拉着进了房间,做起了思想工作......
传销窝点,他们都在忙什么?
丽丽折腾了几天,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知道被他们看得死死的,很难出得去。
接下来的几天,每天固定时间,总有一位经理来给丽丽洗脑(讲传销的奖励制度和赚钱方式,级别等等)。
家里的这10多个人成对成对得出去,说是去别的家里学习。剩下的人就留在家里看书、辩论、聊天,给人的感觉他们好像都很爱学习。
每天的工作井井有条,没人抽烟,没人讲脏话,每个人都在抢活干。每个人好像都很斗志昂扬,文明有礼,卫生干净。
这让丽丽突然萌生出:要不就在这里好好地了解几天,反正也走不了了。
关注小编,听下回分解。
真人真事,因文字比较多,小编暂且先揭秘到这,且听下回分解。
关注小编,待更新,这位女大学生是怎样一步一步被洗脑?结果怎么样了?
世间险恶,这位女大学生的遭遇在警醒我们,提醒我们身边的人,谨防被骗入传销组织,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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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同学大学毕业之后,怀揣着巨大的梦想,到处找工作投简历。
远大的抱负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是很多大学生高不成低不就的原因。
薛同学也不例外,她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也面临这样得问题,一直没有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
因为家庭条件还不错,于是薛同学选择暂时在家啃老,边修养边找机会,对此父母也没有说什么,毕竟家庭的条件优越,还是养得起的。
一眨眼两年时间过去了,看到同学们都有了自己理想的工作,再看一下自己,强烈的落差让薛同学感觉空荡荡的。
这个时期,薛同学的朋友圈充斥着这种无奈的情绪。
一天,一个大学同学联系了自己。
久未联系的两个人共同回忆了在大学的日子,从大学聊到了工作。
这位同学告诉薛同学,自己现在工作很轻松,一个月差不多收入三四万。
这在一向怀才不遇的薛同学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刺激感。
自认为怀才不遇的薛同学试探性的问对方还要不要人了,对方说要问一下人事部。
第二天对方给薛同学回电话,现在还招人,想来的话就过来吧,薛同学感觉这个同学能力不如自己,自己去了一定比她强。
怀揣着伟大的梦想,薛同学踏上了旅程。
同学在广西火车站接待了她,随后去了一个破败不堪的小区。
进屋之后,薛同学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天壤之别。
随后身上的东西被没收,看着这个众多男女杂居的宿舍,薛同学明白了,自己进了传销窝点。
随后薛同学多次给家里打电话要钱,父母越来越觉得事情蹊跷,猜测女儿可能进了传销。
于是,薛同学父母开始了寻找女儿之路,他们找遍了女儿可能去的所有城市,经过苦苦寻觅,终于打听到了薛同学所说的位置,报警之后,警方打掉了这个窝点。
薛同学跟着父母回到家中,才几个月的时间,女儿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身体出现异样,后来去医院检查,发现怀孕了。
父母开始着急询问孩子父亲的情况,而女儿的回答让他们崩溃,因为传销窝点经常与其他窝的人员交换,与薛同学交往的男人很多,她自己也不知道孩子父亲是谁。
一个女孩的青春,一个女人的一辈子就这么被毁了,一个家庭也变得不完整。
幸福是靠努力得来的,天上不会掉馅饼,只有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致富才是永恒的真理。
歪门邪道碰都不要碰,最终害人害己,后悔莫及。
传销是在前些年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它通过发展成员拉人头的形式获取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很多人为之付出了青春贻害终身,追悔莫及。
如何识别传销呢?
一,看人
如果一个很久没有联系你的人,突然联系你,并且说他混得很好,想邀请你一起,十有八九是有问题的。
如果赚钱,人家为什么不让自己亲戚朋友去?如果赚钱,你们很久都没有联系,人家凭啥会想到你?如果赚钱,你觉得天下有这么好的事吗?如果赚钱,请掂量一下自己的实力。
不要轻信天上掉馅饼,本本分分做人的好,越想走捷径,越容易让人钻空子。
二,看情形
一般做传销的人都比较穷。
他们把人忽悠去之后,会去车站接人,有时候会吃个饭然后回家,有的干脆直接回家。
初来乍到许久不见,你应该提议在外面吃个饭,吃饭就可以观察。
如果他们的吃相很难看,像饿死鬼投胎的那种,十有八九有问题,你啥时候见赚大钱的人跟没吃过饭似的?
我表弟之前被朋友邀请去另一个城市,他们吃个鸭脖都不吐骨头,他就怀疑了,到家以后果然如此,然后坚持要走,顺利出来了,他们不会暴力干涉人身自由,相对还是文明一些,否则他根本出不来,也算他运气好。
做人只要不贪心,不妄想天上掉馅饼,谁也骗不到你,人还是务实点好,知足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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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得到政府的私底下支持的,是为了国家经济忍辱负重的突击队。”王建民告诉程岚和记者。
05:50
全文8693字,阅读约需17.5分钟
10月9日,成都大学生李欢向警方举报父母从事传销,并将自己卧底父母所在的“中绿”传销组织窝点所记录的文字、图片和录音资料,交给了警方。当李欢父母正在接受反传销“解救”工作的同时,新京报记者“潜伏”“中绿传销”,调查其“改头换面”的各种骗局。
2018年10月9日,成都女大学生李欢向四川警方举报父母从事传销,并将自己卧底父母所在的“中绿”传销组织窝点所记录的大量文字、图片和录音资料,交给了警方。
10月23日,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从北京前往四川,对李欢父母进行反传销“解救”工作。李欢父母表示,不再进入传销组织。
当李欢父母正在接受反传销“解救”工作的同时,新京报记者“潜伏”其加入的“中绿传销”,发现“中绿传销”在“李欢事件”后,为躲避查处,迅速变换窝点,将原本集中居住的传销人员分散到秦皇岛市的各大小区,将“中绿”的名字改为“中国商务商会”,将原本的“众筹模式”变为“分享经济”。
传销头目鼓吹打造“中产阶级”,渲染“西方经济侵略”,以此来增强内部凝聚力;伪造“国家政策”,通过展示黄金等财富,来维持谎言。实际上,传销组织并无产品,也无实体,依托民间资本累积财富,讲师口中的赚钱模式仍是拉人头入会,“投2900元赚130万”成了组织上下的目标。
有传销高层表示,在秦皇岛有数万人参与传销,分别以家庭为单位租住在各小区。为了躲避查处,该组织严格控制新人进入,新人进入后需要接受“组织”检查。
▲10月25日,传销组织“中国商务商会”在秦皇岛一酒店包下宴会厅,宴请数百名成员,并在宴会上展示金牌,给大家洗脑。
第一课:“讲师”的经历
李欢举报事件后,秦皇岛中绿传销组织不再集中住宿,其中一个据点搬到秦皇岛海港区海怡学府小区12栋1单元13层某室。来自新疆哈密的王建民夫妇及其哥哥王建军租住在此。
10月23日,新京报记者作为入会新人,被送到王建民处暂住。
虽然房间只有寥寥几件家具,为了接待新人,王建民购置一张木床摆放在客厅,屋内还种了几株花草。40多岁的王建军躺在床上,看着写在墙壁上的“赚钱模式”,兄弟王建民与其相互分析其中的利润,显得“自信满满”。
王建民一家负责对海怡学府小区内新传销人员进行宣讲工作。
王建民作为“讲师”,给新人的第一课就是讲自己为何进入“组织”。今年年初,他刚来秦皇岛时,哥哥王建华向他画图讲解“投资2900元如何收获130万元”,“投资的钱虽然不多,但是要通过拉人头才能获利,这不是传销才怪,”王建民不信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当天夜晚,王建民趁人不注意,独自买票回了新疆老家,从此和哥哥王建华暂停了联系。但在今年8月份的一天,一张王建华拥抱数十万现金、戴着大金链子的照片,勾起了王建民的欲望,他带上媳妇和老父亲,再次来到秦皇岛。
在这一家人中,大哥王建华极具说话权,通过他的介绍,王家四兄弟加上其80多岁的老父亲等6人离开新疆来到秦皇岛,谋求“暴富”。
王建民经过王建华介绍加盟“平台”,学习“纯资本运作”。按照平台内教授的邀约话术,不断地邀约新人加入,获取分成。
王建民一家也是“中绿传销”组织改名为“中国商务商会”后,发展速度最快的家庭之一。这个家庭里的最高“领导”王建华是传销组织的操盘手之一,行踪难觅,即便是面对王建民等亲兄弟,王建华的住址和关于其在传销组织内的具体工作,“也是不能打听的”。
新京报记者发现,王建华所在的“中国商务商会”,属于新兴的“南派传销”。相对于以往以发展下线兜售实物、控制人身自由为特点的“北派传销”,南派传销以“纯资本运作”、大打感情牌、畅谈人生发财梦为最大特点。
60多岁的刘文君是“中国商务商会”传销组织里的老成员,10月23日上午,刘文君带了一个名叫程岚的新人,想请王建民讲讲课,看到记者和程岚两位新人,王建民很热情、很爽快地答应下来。
▲10月23日,一名女“讲师”在租住的房子里,给成员讲授如何拉人头赚钱。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洗脑:“忍辱负重的突击队”
程岚出生于1976年,家在四川大竹县一个偏僻的村庄。一个月前,程岚与丈夫感情出现问题,一气之下独自外出务工后结识刘文君,通过长时间的接触,刘文君将程岚介绍到秦皇岛,视作下线,鼓动其参与传销。
新人会观看传销组织的宣传视频,其中秦皇岛圆梦园作为文化观光区,却被传销组织利用,曲解其中建筑的含义,号称是国家暗地支持,暗箱操作的映射。公园里的潘长江和姚明雕像,也被曲解为两人通过这个模式后成功的纪念雕像,以表示“平台”暗藏的巨大潜力。
王建民告诉记者,圆梦园的一切都在映射着“平台”的发展动态,是每个入会新人必定要去瞻仰的“圣地”。比如从“棺材”造型的火车站,寓意此地升官发财;圆梦园中的“石制沙发”,象征着“平台”是以寝室、家庭为单位进行运作。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圆梦园曾就此发过严正声明,指出有人盗取圆梦园的名义,涉传销之事。
在记者到来之前,传销组织的人已带着程岚游览了圆梦园,向她介绍秦皇岛的“运作热潮”。整个过程中,传销组织的人员请程岚吃饭、付车费,让因感情问题离开家门的程岚,在这里体会到“温暖”。
在程岚和记者动心后,王建民的工作则转移到论证“平台”的合法性上。
这是他必须向新人介绍的内容,他能从金融政策说到沿海城市的地域优势,再从国家安危谈到“平台使命”。这一阶段,要让新人相信“平台”背后是“有国家支持的”。而“国家支持”的原因是为了对抗“西方的经济侵略,创造7亿人口的中产阶级”。
王建民的解释里,还提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在经济领域打压中国,“平台”在民间从事资本运作,从而富国强民,以对抗侵略。
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王建民又举例,“每月有超过500人的会议在秦皇岛召开,从来不用报备,当地政府不知道?一定会知道。大量的资金流入银行会不知道?会知道。大量的人用实名制购买车票进入秦皇岛,会不知道?会知道。”王建民向记者和程岚介绍,“这是国家在默许,国家特殊的政策在操控。”
“我们是得到政府的私底下支持的,是为了国家经济忍辱负重的突击队。”王建民告诉程岚和记者。
程岚有些相信了。
发财梦:当了“大家长”就有了130万
10月23日上午10时左右,王建民在客厅的墙壁上挂上两张长方形的塑料壁画,将白色的底作为黑板,贴在墙上。王建民手拿马克笔,在墙上写下“中国分享经济”六个字。
王建民向程岚和记者介绍说,“模式运行了21年,全国有87支队伍在操作,光是秦皇岛就有几十万人在做。”
和以往的传销模式一样,王建民向记者和程岚讲述的赚钱模式依然是基于五级三晋制的拉人头模式。“只要投资2900元,就可以在平台中运作,之后再介绍两人加入,自己可以升级拿到返点工资,”王建民在墙上画出拉人头模式的树状图,按照一带二的形式,呈几何倍增的发展方式去发展下线,使得自身升级获取资金。
按照王建民讲述的模式,中国商务商会分为五个级别,依次排序为业务员、组长、主任、科长、经理。当到达经理级别后,可以选择出局,拿走树状图底下所有资金的52%。“按照正常发展,6到12个月,至少可以拿走130万元,最多可拿到2000多万。”王建民一边说着,一边在墙上写下“130万”几个字。
王建民强调,等到成为统领393个下线的经理级大家长时,最低130万也就进入了腰包。整个过程中没有产品,所有的资金都来自于发展层的2900元,“交了2900元,排队不干活保准赚大钱,别人也能把你推到领导层,这就是‘分享经济’。”
声情并茂,是王建民讲课的特色,这得益于哥哥王建华。
王建华教他如何利用讲课调动新成员对金钱和成功的欲望。这些手段都集中在话术手册中,传销组织为其取名“分享经济运作流程”。这些话术手册在传销组织最高领导——经理手中。王建民虽然和经理王建华是亲兄弟,“但是也不能破坏传销组织的规矩,阅读话术手册”。
程岚在王建民面前表现出将信将疑,王建民就拿出大哥王建华的例子作为教材。
“他现在每天最低有好几万的进账,平台还定制了500克的大金牌作为工作牌,手上戴着金表”。
在这个传销组织里,新成员能见到很多戴着金项链、金戒指和金手表的人。“就是要让他们展示出来激励新成员。”在一次聊天中,王建华向记者描述。
“别人能成功,你为什么不行?”王建华也经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反问那些表现出赚钱欲望的新成员们,“出国游,吃国宴,喝茅台,开豪车,这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
▲10月23日,传销组织的一男一女专程到车站接作为新人的记者。
“家法”:危及平台就“清理门户”
在“中绿”传销没改名的时候,传销组织内有句俗语:十年打工辛辛苦苦;十年经商忙忙碌碌;一年中绿光宗耀祖。“想要光宗耀祖,必须学会在平台里听话照做,”王建华对新人有这样的硬性要求,反之则有“家法”对待。
在中国商务商会传销组织里,有五种人不能参与:未满18周岁;当地人;外国人和在职公务员;网上在逃犯;刑事犯罪人。这是“家法”中的硬性规定。
“家法”还规定,在寝室里,不论谁的新朋友,大家要全心全意地投入,做到把别人的新朋友当做自己的亲戚,随时调节气氛,笑声不断,要新人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彰显出极高的亲和力。
王建华作为传销组织的最高“领导”,在和下线聊天时,明确说,“不要当着新朋友的面玩手机,接打电话,可以到阳台或者寝室接打电话,决不能当着新朋友的面去打邀约电话,不能互窜寝室。”
60多岁的刘文君曾当着新人的面打过电话。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就打开了房门,结果发现是“平台”派人来查房。刘文君当场被罚了200元,理由是她破坏了“平台”制定的规矩。
对于胆敢违反“家法”的人,平台会毫不犹豫地清理门户。2018年夏天,刘文君介绍进来的一名广东籍男子因为喝酒误事,与小区保安打架,就被“平台”劝退。
相对于对“酗酒、赌博、吸毒、偷窃”私德的管理,“平台”对于危及平台生存的“杂音”的管理更为严格。
吉林的张凤兰是2017年初被朋友邀约到秦皇岛参与传销的,和王建华的级别一样,她也达到经理级别。不过她不是通过发展下线,而是将全部身家60多万元投入到“平台”,摇身一变成为经理。然而,好景不长,她发现自己带领的很多下线,因赚不到钱而闹离婚、妻离子散、想自杀,她幡然醒悟,但为时已晚。她说自己想跟发起人于光明摊牌,但最终却因此被“隔离”了,穷困潦倒的她,从高档小区搬到离秦皇岛市中心较远的一个回迁房内,每天起早贪黑地去餐饮店打工,一天挣一百来块钱,凑足每月2000多元的房租费。
10月24日晚,秦皇岛市海港区下着小雨,冷风吹过,冰冷又刺骨。曾为最高级别经理的张凤兰下班后,缩着脖子,顶着细雨,骑着电动车消失在夜色当中。
炫富宴:传销经理展示金牌大谈“成功学”
就在曾经的经理张凤兰顶着冷雨落魄回家时,王建华和另外三位经理,在秦皇岛一家饭店内开办酒席,宴请十多名新成员。
王建民称,“这个会叫做‘见现实’。”
新京报记者参与其中发现,这场酒宴实则为另一个洗脑手段,算是“炫富宴席”。
王建华作为资历最新的经理,首先发言。他在饭桌上和其他三位经理先后介绍了自己,从经商失败、投入行业、赚到大钱、分析模式、大谈成功学。和王建华一样,每个经理的发言都在一个“公式”里。
席间,经理们为了让新成员相信“平台”能赚上大钱。王建华带头,从包里取出一个金色工作牌向在座的新老成员展示。“这是今年8月份上经理级别后,‘平台’给我们定制的黄金工作牌,这是给的奖励,只要上了经理,都会有,”王建华把金牌递给刘文君。刘文君将其戴在脖子上,俯下身来轻声向记者说:“听说这一条金链子重500克呢。”
当记者刚接过牌子的时候,王建华走了过来,直接从记者手中取走。
对于这样的模式,上了半辈子班的刘文君喜出望外,她坚信再来20年,也不会赚到这么多钱。然而,交了2900元的刘文君自从来到秦皇岛后,也拉来了多个亲戚朋友,却没有拿到一分钱。
这只是一场小型宴席,还有更大规模的宴会,等着传销组织里的新老会员。
10月25日晚上,秦皇岛市海港区四星级的首旅京伦酒店内,“创始人”于光明及王建华等十余名经理为了庆祝下线升级到经理级别,特意包下一个宴会厅,设宴款待新老成员400余人。首旅京伦酒店工作人员介绍,这样一场会议需要交纳近3万元人民币。
进入宴会厅的人要遵循“平台”指定的规矩,需要进行检查,不能带手机入内,不能录像,不能拍照。王建军负责对会场进行管理。
新京报记者在宴会现场发现,先是经理们上台分别演讲,每个人都按照话术公式自报家门、讲述经历、讨论成功的原因。最后,每人展示出手上的金牌,向台下的新老成员呐喊,“我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
台下的人沸腾起来,随着背景音乐鼓掌呐喊。
在张凤兰看来,这是一场大型的炫富大会,也是一场集中的大型洗脑会。
▲10月24日,几个“经理”邀请新人吃饭,一女子试戴“组织”给“经理”发的金牌。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入会:被表妹拉下水的“满单主任”
当晚宴会结束后,新成员李艳表示,“还好之前满单进入。”
所谓“满单”,就是一下交了15份最低入会费(43500元),直接跳级成为“主任”级别。就在晚宴之前,记者也亲历了李艳向传销组织交钱的过程。
当日下午,在海怡学府小区12栋1单元13层某室内,王建民拿来一份“中国分享经济经销商申购单”放在客厅的桌上。“加入平台必须要有仪式,要有考官,填写表格的时候不能填错,否则罚款50元,”王建民说。
考官王娜是李艳的表妹,一个月前加入传销组织,也是李艳的“推荐人”。说白了,就是王娜将表姐李艳拉进了传销。
为了这场仪式,王娜身穿白色衬衫,系着红色领带,左手放在右手上,置于小腹,端坐着。客厅的王娜目视前方,一言不发,面前的茶几旁放着三把椅子。而其他人则在卧室里等候仪式的开始。
“咚咚咚”,王建民先敲了房门。
“请进,”王娜说。
王建民走了过来,和她握了手,问候一句,“您好!”
“您好!请坐。”
后面的六个人一个接一个进来,王娜和他们重复着上述动作。众人坐下后,客厅极其安静。
“今天受平台委托,对你进行考试,考试之前,问你两个与考试无关的问题,在你考察的这几天,有没有人用强制性的手段、语言强迫你做不愿意做的事情?”王娜按照程序先发言。
“没有。”李艳回复。
“我们的行业暂时不被亲人和朋友所理解,你有多大的信心从这里走出去?”
“百分之一百。”李艳说。
一系列的程序过后,李艳签下自己的名字,按了手印。王娜收起表姐李艳递过来的银行卡说:“以后你拿回来的,将是千千万万个2900元。”
(文中程岚、王建华、王建军、王建民、刘文君、张凤兰、李艳、李旭、于光明、王娜均为化名)
【内幕揭秘】
传销头目:编写公式洗脑操控资金盘
“中绿”传销组织因被曝光改名“中国商务商会”后,继续打着“分享经济”的旗号在民间拉人头集资。
在记者卧底期间接触的各级别“领导”中,一些因传销而陷入困境的人自称幡然醒悟,向记者描述传销组织骗人内幕:谎言邀约新人,编织暴富梦洗脑,撰写全套话术操控资金盘。
▲10月27日,一名被骗进传销组织的女士,向记者展示向传销组织交钱时签订的“中国分享经济经销商申购单”照片。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被“隔离”的传销经理们
2016年底,吉林人张凤兰在海南的生意失败,经过朋友的介绍,她来到秦皇岛考察项目,想另谋生路。
根据张凤兰描述,在当时推荐人于光明的鼓动下,她了解到拉人头致富的赚钱模式,后来她发现进入的是传销组织。“一开始投了十几万进去,想赚回来,就跟着做了,”张凤兰回忆,于光明和其他几个经理建立资金盘后,开始疯狂拉下线,“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就拉了200多人。”
后来,有记者卧底进入“中绿”传销组织,于光明手中的一条线被执法部门端掉。“他开始低调一些,让没被抓的人分散居住,”张凤兰说,为了避免再次被打传办查处,于光明制定规则,“一套房里的居住人数不要超过五个,有人敲门不要开,必须电话通知后才开门。”
进入平台两年,张凤兰前后总计投入了60多万元。自己也曾拿到过钱,但是并没有超过投资的成本。后来,她发现她所带领的下线越来越多,“很多人赚不到钱,有闹离婚的、有妻离子散的、有失踪的、有想自杀的。”张凤兰意识到,“这个平台最大的危害是在伤害人的思维,创造更多的‘难民’去满足金字塔顶端的人。”
根据张凤兰回忆,今年6月,她约于光明在秦皇岛一家酒店见面,谈准备离开传销组织一事。因为投入巨额成本,张凤兰想让于光明退总投资成本的一半,30万元。
“一开始,他(于光明)是答应的,”张凤兰描述,“后来再联系于光明就没信儿了,电话也不接,人也找不到。”
张凤兰被“隔离”了。
辽宁人宋华芳也是“经理”之一。她在2016年底来到秦皇岛,加入传销组织。在将儿子结婚用的30多万元投入进去后,到目前为止,宋华芳一分钱也没收到。
她曾找到过于光明夫妇理论,“为什么平台没按照规则给她发工资。”宋华芳回忆当时的情景,“他(于光明)们夫妻二人一开始说给我查账,到最后直接失去联系。”
114页的《分享经济运作流程》
作为曾经的组织最高职级“经理”之一,张凤兰参与过洗脑话术的编写,“洗脑的资料是经理以下级别的人不能看到的东西,那里面记录了从邀约到骗人交钱的整个环节。”
张凤兰说,洗脑话术又叫做《分享经济运作流程》,分为上、下两册,洗脑话术由A4纸打印,全卷共114页,封面是圆梦园公园大门照片。
新京报记者翻阅洗脑话术发现,上册主要包括“分享经济”、“分享经济运作流程”、“分享经济运作宏观概述讲稿”、“制度讲稿”、“考试题”等十四个章节。在这些章节里,均被冠以“国家政策”、“暗中扶持”、“打造7亿中产阶级”等词汇、语句作为骗人幌子。
在《分享经济运作流程》一章节中,新京报记者发现传销组织对“见现实”的解读为:现实求证,成功人士现身说法,包括去茶楼、酒楼小规模交流以及酒会,与成功人士分享。“这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宋华芳说。
“中国商务商会”传销组织在邀约新人来的时候,需要设计谎言。在洗脑话术中,提出明确要求:根据邀约的方式不同,设计不同的揭谎稿,话要适度,以揭谎对方能接受,能使对方快速地稳定下来为上,语言不能急,要流畅巧妙。
而在下册中,传销组织设计好了“开课”、“主持”、“带人”、“公司的四大杀手”、“运作模式”等23个章节。
新京报记者翻开“主持”章节内容发现,上面记录的问答式话语与在卧底期间经历的宴会上如出一辙。甚至连“经理”们讲话的内容也是照搬洗脑话术上的内容作为模板。
“说到底,这些传销组织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让新人交钱,自己赚钱,至于下线,连哄带骗。” 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说。
▲传销组织“中国商务商会”印制的传销手册。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难觅踪迹的传销高层
张凤兰和宋华芳表示,她们在对“平台”提出异议后,均被平台“拉黑”。
她们想去找于光明理论,想讨回自己投资的巨额资金。“但是一次次地被拒绝,到现在,人都找不到”。
新京报记者在卧底期间发现,本该是全体新老成员参加的酒宴,张凤兰和宋华芳均未出席。“他让手下的人不要通知我们,让我们和他断开联系,有什么活动也不告诉我们。”宋华芳称,她和张凤兰一样,失去了平台的联系,也无法找到于光明,两人加起来的近100万元全打了水漂。
于光明和王建华有意阻止张凤兰和宋华芳参加活动以及各类会议。这在新京报记者卧底期间得以验证。10月25日下午4时,当刘文君提出想去参加在首旅京伦酒店召开的酒宴时,被王建民和王建华兄弟四人拒绝。王建民私下告知刘文君,“如果你要去的话,大家都去不了。”
“他们(王建华四兄弟)知道我和她们(张凤兰和宋华芳)有联系,所以提防着我。”刘文君说,于光明在躲着她们,“生怕她们惹出事端,导致窝点被端”。
没有人知道于光明和王建华的具体住所,只是每当有超过两个新人加入“平台”时,他们才出现在“洗脑”的会场上。
记者卧底期间,王建华曾表示于光明是大连城建局的干部,但记者核实,大连城建局根本没这个人。
“经理们所有的行动都是临时通知,没有规律,”宋华芳说,自从上次被中央电视台曝光后,于光明等人就换了住所,“现在住在哪里,根本不知道”。
“李欢事件”后,“每次进来一个新成员,王家那几个弟兄就会在趁人不注意的时候翻人家带来的行李,还会检查新人的手机,”刘文君说,这是为了预防记者和公安的卧底。
10月23日上午,新京报记者卧底进入上述传销组织。在外出购买洗漱用品的近一个小时后发现,记者放在王建民家里的包裹被挪动位置,包里的衣服存在被翻动的痕迹。
升级换代的传销方式
2006年,在经历过传销陷阱后,李旭成了一名反传销人士。他自费建立了中国民间反传销协会,并担任会长。
过去十多年里,李旭的协会每天都能接到上百个求助电话,咨询如何预防和应对传销,他也被媒体称为“民间反传销第一人”。
李旭介绍,随着国家的不断打击,近几年来,南派传销将这套“纯资本运作”传销变种为“民间互助理财体系”(燕郊传销组织的一种模式)后,又在秦皇岛变为“分享经济”。李旭在对李欢父母进行反洗脑工作时了解到,“中绿”传销组织又把43500元的入门费用,降低到一单2900元和满单(15单)43500元的模式,从而形成了投资成本更低的新型变种传销。
在这个传销系统里,不限制人身自由、严格控制扰民,绝对不发展本地人,参与者又能自由消费。李旭表示,这些不同以往的传销手段,都能让传销者不断地拉来新人,而不被发现,也正因为这样的一个管理模式,王建民和其他人将这个定义为“透明的分享经济项目”。
很多受害者被洗脑后,一步步地变成“加害者”。
李旭说,在传销里面的小头目,都是曾经的受害者。他们有双重身份,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在没有洗脑之前,他算是一个受害者。当他被洗脑以后,他也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一个加害者了。
“打击传销的法律门槛太高,处罚太轻,取证非常困难,传销组织屡打不绝”。李旭介绍,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对参与传销的人是以批评教育为主,顶多就是遣散。“遣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被洗脑了,执迷不悟,你打不散、赶不走。治标不治本。除非抓头目,摧网络,把头目抓了,自然底下就散了”。
(文中涉传销人士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游天燚 实习生 张慧 编辑 甘浩 程磊 校对 杨许丽 柳宝庆
值班编辑 花木南 吾彦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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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星、林华蓉被贫困的家庭寄予了改变窘迫处境的厚望,他们代表了一股迫切向上的草根力量,而不断收窄的青年上升通道,让传销有了可乘之机,最终,他们在横冲直撞中牺牲了自己。
文 | AI财经社 郑亚红
编 | 嘉辛 祝同
就读于985高校的李文星,曾是整个家族的希望。
他懂事有担当,回趟家舍不得坐卧铺,却在求职的路上误入传销,最终溺死在了冰冷浑浊的水塘。李文星后,极端案件接连浮出水面,林华蓉、张超等多名大学生命陨传销。
当许多个个体的不幸接连发生时,我们不能再捂住耳朵说“这是偶然事件”。
2003年9月,广西查获一个传销窝点,涉案500多人中,有90%是大学生。2010年8月,南京市查获了迄今为止全国最大的一起在校大学生传销案,案件涉及33所高校的834名在校大学生。更有说法,很多北派传销组织里有80%左右都是被骗来的大学生。
曾经这个被誉为“天之骄子”的群体,如今为何频频落入传销的圈套、成为受害者?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数据显示,2016年高校毕业生为765万人,比去年增加16万人,而整个青年的就业群体加在一起约有1500万人,就业压力十分大。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大学生,这种压力更是压在身上的一块重石,他们急于想摆脱,悲剧性在于越奋力越容易走进陷阱。
从过往案例中不难发现,受害大学生多出身农村,家境贫寒,性格内向。林华蓉、李文星们最后以终结生命的方式来对抗传销,但他们受到这份“工作”吸引,因为传销者制造的美丽陷阱,对贫困大学生来说是改变命运的通道。这一系列事件,折射出的也许是,底层青年在改变命运过程中不断碰壁的最大荒诞。
信息的壁垒、技术伦理的滥用、个人遭遇的叠加,让他们成为最终的受害者。
家族的希望
李文星,23岁,出生在山东德州的一个农村家庭,有一个妹妹;张超,25岁,家在山东郓城县郭屯镇村西边,家里还有一个弟弟;林华蓉,20岁,贫困女大学生,父母双双在外打工,有一个弟弟在读高一。
家境贫寒,却生来懂事、能吃苦,是他们共同特征。
张超从小就抱着上大学的信念,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媒体的报道中,张超上学时生活拮据,恨不得一块钱掰成两半花,高中时一顿饭常常用3块5打发掉。
2017年8月11日西安警方对全市多个传销窝点进行清查。@视觉中国
后来,品学兼优的孩子,考上大学,成为家族的荣耀,他们和家里人都觉得,从此命运被改写的概率加大,摆脱贫困和乡村指日可待。
张超的父亲在外省打工,睡大街、吃三五块的面。母亲在离家一小时车程的制板厂打工,12个小时工作下来,常常累得碗都搬不动。
林华蓉村里出了几个大学生,出去之后,在外面买了房,成了城里人。她高中时就对奶奶说,将来考上大学,要把爷爷和奶奶接到城里住,让他们享福。
李文星的父母对他的期待更为务实——日后赚了钱给妹妹在镇上买房子,或者兄妹俩将房子买到德州,挨在一起。
李文星、张超、林华蓉,他们的家乡在闭塞的农村。那里一方面受到现代科技的冲击,微信支付和网络视频已经走进村庄;另一方面,他们仍固守着传统的小农思想,子女高考之后院子里仍大摆流水宴席,考上大学的孩子依然被视作家庭逆袭的跳板。
告别天之骄子
虽然大学在扩招,但农村孩子考大学,特别是名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个多月以前,北京市的高考状元说了一番话走红网络,他说“现在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而像我这种父母都是外交官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享受北京教育资源上得天独厚的条件,对学习习惯和性格上培养都是潜移默化的,每一步基础打的牢靠,所以最后自然就水到渠成。”
十年寒窗苦读,一拔农村孩子被淘汰了,另一拔农村孩子则从中脱颖而出,考上大学。
鲤跃龙门后的农村孩子,或许在接近毕业时才知道,大学生的“天之骄子”时代一去不复返。随着大学扩招,大学的精英教育已变成平民教育,大学生毕业之后的价值已经今非昔比。
2017年8月15日,郑州市郑东新区启动打击传销专项行动。图为抓捕现场。@视觉中国
中国教育在线数据显示,2016年高校毕业生为765万人,比去年增加16万人,而整个青年的就业群体加在一起约有1500万人,就业压力显而易见。
李文星曾经对朋友抱怨,985出来的还不如一个专科学校学计算机的;张超因为一份5000元、提供五险一金的工作,放弃了云南原有的工作;林华蓉接受了3000元的暑假兼职,觉得可以为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工作有多难找?李文星并不是没有怀疑过这份天津的邀约,他跟朋友说“我都不知道靠不靠谱,我怕是传销。”可能是20多份石沉大海的简历,让急需工作的李文星踏上了那班城际高铁。
李文星在东北大学读资源勘查工程专业,这是一个边缘化的冷门专业。就业是这个专业的学生共同面临的难题。李文星曾经准备过考研,还试水过培训机构的考试,后来又寄希望于学习java来找到一份好工作,一飞冲天。
张超,上大学期间就去县城打工,每天从下午四点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毕业以后,张超去了云南六建,他的父亲张国超说“当时孩子去云南也是看就业情况不好,着急签了约。”
扩招之前,大学生不仅不愁没有工作,大批寒门之子通过上大学、下海经商完成自身阶层的上升。
而近些年,就业压力增大,上升通道收窄,加剧了出身底层青年奋斗的难度系数。想要靠一张大学门票,通关整个人生的好事。
平台的助恶
李文星们的死亡,罪恶的深渊在传销。
李文星们像无头苍蝇一样,蒙眼摸索,未来职业规划一片混沌。开放的互联网为他们敞开大门,将海量选择不加筛选地推送到解渴的青年面前。
在人人嘴边都在念叨“互联网+”的时代,传销组织也不落后。电脑屏幕的另一端,传销组织将触角伸进了互联网,通过招聘、相亲等方式吸引年轻人。
从杀熟到借招聘之名行骗,传销得以作恶逻辑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传销瞄准了那些焦急的年轻人,他们迫切地想要改变现状,但暂时走投无路。
天津静海“蝶贝蕾”传销活动现场。@视觉中国
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传销组织里有一个正在读大二的女生。她来自山区,家里很穷,进入传销后,被成功洗脑。东拼西借7万块,把弟弟发展为下线。她站在大卡车上痛哭流涕,冲着底下的人群说,“感谢将我带进来的人,我终于找到了组织,找到了发家致富的门路。”
误入传销之前,这些底层青年的生活就很艰辛。他们从一开始,就带着家庭的烙印负重前行。在改变命运的这条进击之路上,他们最终倒在了传销的设置的陷阱里。
事情结束之后,李文星和张超都因为生前未婚,不能进祖坟,便葬在了村边的自留地。林华蓉的遗体已经火化,但因为一些风俗,还没被带回到家乡,留在了湖北。
作为承载发布传销信息的平台,开始用尽一切办法危机公关。对于他们而言,只不过是成为独角兽理想道路上的一个坎而已。风头会过去,理想会重回舞台。
李文星们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
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分为先赋地位和自致地位。先赋,即是出生时所继承下来的阶层、财富和声望;自致,则需要后天努力来获得。
通常来说,二者有机结合,但若追根溯源,总有一个会发挥决定作用。
高考状元大多家庭中产,父母知识分子,他们在一出生时便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接受开放的信息,眼界开阔,并能从父母那里继承更广的人脉、接触到更多的社会资源。
这些条件在之后的人生里,会发挥指数级的正向效果。如上述高考状元所说,这可能先要归功于先赋地位。
先赋地位,带来的不仅是看得见的资源、信息、人脉,更多的是看不见的东西。比如孩子良好的社会化,包括其性格、视野、价值观等,都能以更加合理、健康的形态获得。他们也能在日后进入社会后,更好地适应社会,处理矛盾和关系。
而传销案件中的受害青年出身贫困,信息闭塞,家庭也并不能为其提供更多的信息和建议,人生的每一步都需要自己独立与世界对抗,这属于自致地位。
澎湃的那篇报道中写着“张超也从来不跟家里人诉苦,报喜不报忧、逆来顺受好像已成为他的习惯。”因为报忧是徒劳的,不会解决问题,只会增添其苦恼。
这些孩子的家庭,本身不具备造血能力,父母没有知识和关系为其人生路打通一些障碍。原生家庭几乎一无所有,并不能为其提供有效的上升通道,甚至,有些极端情况里,家庭都无法成为一个避风的港湾。他们急于自立、照顾家庭,而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工作机会。
同样,他们因为父母知识文化水平的限制,生活环境的影响,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受到家庭和父辈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会存在,农村的孩子大学四年下来,仍然没有脱离原有思维,无法融入集体。他们可能会内向、敏感、不自信,或者不善于处理矛盾和冲突。
张亮亮曾被困于传销组织,因身体消瘦20斤,没去找工作,在家制作葫芦烙画,图为正在路边卖葫芦。@视觉中国
李文星从不向人借钱,没找到工作不愿意见来京出差的发小。而张超从来不做领导者,专注做一个追随者。
这些孩子成长中所承担的,已不是个人命运,而是和家族深度捆绑。他们就像一个战士,冲锋陷阵,前方究竟何种模样,于他们而言一无所知,没有亲近的人传授经验,更无人脉资源可用。
从媒体的报道中,不难看出这些身陷传销的年轻人相似的命运轨迹:原生家庭几乎一无所有,并不能为其提供有效的上升通道,他们急于自己自立、照顾家庭,而他们最缺少的就是一个工作机会。
他们如手无寸铁一般,赤膊上阵,前方复杂凶险,有鲜花但也有陷阱。有人独自闯荡可能会受伤结痂后变得强大,有人不堪其苦滞留原地,还有少数人在此过程中丧了命。
路,总归是要靠自己走的。让他们奔走时少些荆棘,是我们和这个世界应该做的。
(杨红钦对本文有贡献)
【AI财经社原创,《财经天下》周刊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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