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进入“长寿时代” 百岁老人有这三个显著特征

作者：北京日报客户端

发布时间：2023-02-12 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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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人口与发展论坛昨天（11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老年健康和家庭幸福影响因素跟踪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高龄老人的生活满意度高，子女孝道指数良好。

由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计划生育协会联合开展的中国老年健康调查，以百岁老人为核心进行抽样，80岁及以上老人占调查对象的71.2%。接受调查的老人中，住养老机构占2.9%，独居占19.6%，与儿子同住占41.8%，独居和仅与配偶居住比例为45%。八成老人的日常生活照料由家庭成员提供，其中有一半来自儿子和儿媳。社会服务和养老机构提供的照料服务约占5.32%，保姆提供的照料约为5.44%。80岁之前，提供照料的主体是配偶，80岁之后，子孙照料比重快速升高，配偶照料快速减少。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这次调查我们发现百岁老人的三个显著特征，一是心态平和，从来不为小事烦恼。第二个是膳食合理，保持了食品的多样性和均衡性。第三个是积极参与益智类活动，看书看报甚至还能上网冲浪。

数字化对老年人生活的影响将激增。65~69岁老人使用智能手机的占比超过五成。百岁及以上老人仍有1.3%使用智能手机。82.2%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视频聊天，55.5%用于看新闻、看电影电视剧等娱乐。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我们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显示，到2050年我国80岁以上老人数量将会翻两番，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长寿时代。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编辑：高珊珊

流程编辑：郭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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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进入“长寿时代” 百岁老人有这三个显著特征

作者：浙江日报

发布时间：2023-02-12 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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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视觉中国图

第三届中国人口与发展论坛昨天（11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老年健康和家庭幸福影响因素跟踪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高龄老人的生活满意度高，子女孝道指数良好。

由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计划生育协会联合开展的中国老年健康调查，以百岁老人为核心进行抽样，80岁及以上老人占调查对象的71.2%。 接受调查的老人中，住养老机构占2.9% ，独居占19.6%， 与儿子同住占41.8% ，独居和仅与配偶居住比例为45%。八成老人的日常生活照料由家庭成员提供，其中有一半来自儿子和儿媳。社会服务和养老机构提供的照料服务约占5.32%，保姆提供的照料约为5.44%。80岁之前，提供照料的主体是配偶，80岁之后，子孙照料比重快速升高，配偶照料快速减少。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贺丹：这次调查我们发现百岁老人的三个显著特征，一是心态平和，从来不为小事烦恼。第二个是膳食合理，保持了食品的多样性和均衡性。第三个是积极参与益智类活动，看书看报甚至还能上网冲浪。

数字化对老年人生活的影响将激增。65~69岁老人使用智能手机的占比超过五成。百岁及以上老人仍有1.3%使用智能手机。82.2%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视频聊天，55.5%用于看新闻、看电影电视剧等娱乐。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贺丹：我们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显示，到2050年我国80岁以上老人数量将会翻两番，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长寿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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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升：人类正在进入数据时代 数据时代后将叠加长寿时代

作者：新浪财经

发布时间：2020-09-29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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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浪财经

2020中国绿公司年会于9月28-30日在海口举办。本届年会以“数字时代的商业成长”为主题，着力研讨数字时代的企业成长理念和方法论。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陈东升出席会议并发言。

陈东升表示，这次疫情最重要的是“健康比黄金还重要”，一个健康时代也被催生出来了，健康时代带来的就是人们健康长寿。他表示自己最近写了一篇论文，《长寿时代来临了》，什么叫长寿时代？他解释称长寿时代就是人的预期寿命，大概50年左右的时间进入百岁时代。所以，百岁人生即将来临。百岁人生来临一个特殊的现象是“人人带病长期生存”。他强调，长寿时代有几个个重要的特征：低死亡率，现在癌症变成了低死亡率；低出生率，人的预期寿命不断地在增加，我们传统的金字塔型的人口结构慢慢地变成了是一个柱状的结构，所谓柱状结构变成了一个常态，柱状结构带来第五个现象，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位65岁以上的老人。他指出，长寿社会，一定是健康时代，一定是这样一个财富时代。所以，长寿经济呼唤而出。他认为，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数据时代，数据时代再叠加的就是长寿时代，未来影响整个社会结构、整个社会经济、整个社会的变化的就是科技、数据、健康、长寿，是这样一个叠加的社会，抓住这个趋势就抓住了未来的经济、未来的社会、未来的未来。

以下为会议实录：

尊敬的刘书记、李主席、马主席，尊敬各位大使、各位企业家、各位参会的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最近也是跟马主席一路走，有两个观点跟书记、领导做一个汇报和分享。第一个是两个世界在变，大国的竞争，后中美关系时代。后中美关系时代最本质的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加大，全球的不确定性加大。所以，作为我们不管是政府、企业和企业家做事情，在这样一个大国未来的不确定性中来寻找确定性，这是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

第二，我们在这样一个大国的关系过程中，其实提出来双循环的经济战略，其实双循环的经济战略还是在持续我们经济的升级转型，坚持以高端制造业、智能制造业，最后到马主席提出的数字制造业。

见到书记之前，我们跟省长交流，省长非常清楚地把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区非常清楚地讲出来，我突然想到在双循环的过程中，我们海南马上要实行的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扮演什么角色？其实我认为是一种新的进口替代。比如上亿的人去买名牌，其实全球的名牌店也可以在这儿加工，高附加值加工，也可以把这些产业引到这儿，实际上是一个新的消费的进口替代。倒过来讲，海南的中央的政策其实是下一轮中国经济消费内需的一个新引擎，它起到一个国家整个引擎的作用，会拉动中国经济的升级，拉动中国的消费，拉动中国的内需，会成为中国最大的消费内需经济升级的最大的引擎。

听到这些介绍后，这是对双循环的新认识。所以，整个海南、海口在中国经济下一轮双循环的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引擎作用。

第二，后疫情时代。

后疫情时代最重要的是大大加速了整个世界，加速了整个社会，加速了我们在座所有人拥抱科技、拥抱数据。马主席提出来一个新的全球化，是在传统的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一个产品进行全球要素配置的全球化的基础上进行一个新一轮的全球化，是数据的全球化，我百分之百地完全赞同。包括今天的全球G20开会也是用视频。

所以，数据时代在加速到来，这次疫情催生了整个社会拥抱数据时代，拥抱数据社会，所以整个人类社会，我认为中国也是走在前面。我认为未来在世界经济的竞争中，谁第一个成为数据社会，第一个人类文明进程中是走在最前面。所以，第一个是拥抱科技。

这次疫情最重要的是“健康比黄金还重要”，一个健康时代应该也被催生出来了，健康时代带来的就是人们健康长寿。我最近写了一篇论文，叫《长寿时代来临了》。什么叫长寿时代？长寿时代就是人的预期寿命，大概50年左右的时间进入百岁时代。所以，百岁人生即将来临。百岁人生来临一个特殊的现象是“人人带病长期生存”。所以，长寿时代有五个重要的特征，低死亡率。现在癌症变成了一个低死亡率。低出生率。人的预期寿命不断地在增加，我们传统的金字塔型的人口结构慢慢地变成了是一个柱状的结构。所谓柱状结构变成了一个常态，柱状结构带来第五个现象，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位65岁以上的老人。今天的日本已经是一个活样本，今天每一百个人中有28.7个65岁以上的人了，已经不是4个人拥有一个65岁以上的人，已经是接近三个人有一个65岁以上的人。这就是长寿社会，一定是健康时代，一定是这样一个财富时代。所以，长寿经济呼唤而出。我认为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数据时代，数据时代再叠加的就是长寿时代，未来影响整个社会结构、整个社会经济、整个社会的变化的就是科技、数据、健康、长寿。是这样一个叠加的社会。抓住这两个趋势就抓住了未来的经济、未来的社会、未来的未来，全球全人类大概到100亿、110亿之后就进入负增长阶段。

我们从1810年不到10亿人口到今天80亿人口，只用了200年。所以，人口的增长、城市化的进步、科技的延伸、经济的繁荣，推动了200年的增长。再过50年之后，又进入了一个像农业时代，人口一万年不增加，这就叫新均衡时代，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时代。

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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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方案，为长寿时代贡献“中国样本”

作者：羊城派

发布时间：2021-10-29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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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清清 图/受访者供图

长寿时代已经来临。据最新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老龄人口超2.6亿人。“十四五”期间，中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广东是老年人口大省，截至2020年年底，广东省60周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达到1498万，占全省户籍总人口的15.3%。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养老方面，广东同样要先行先试。

即将在2022年1月迎来开业运营五周年的泰康之家·粤园，是泰康保险集团在粤港澳大湾区打造的首个大规模、全功能、国际标准的医养结合养老社区，被广东省民政厅评为“五星级养老机构”，并获得“2020年羊城金牌养老机构”称号。泰康之家养老社区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标杆，泰康之家·粤园也见证了广东在养老方面的探索创新。

A 活力养老，“银发智慧”再造人生新价值

长寿时代，百岁人生来临。年龄不再是创造人生价值的限制。长寿时代赋予了老年人新的社会角色；在泰康之家，老年人的价值被重新认识、定位和发掘。拥有良好的生理、心理状态，让“银发智慧”再创造新的社会价值，也许是一种新型的“享老”生活模式。

今年80岁的万叶，入住泰康之家·粤园后开设了“爱之梦话剧俱乐部”，创作剧本、教授话剧，与俱乐部“学生”们一起演出过抗疫、庆祝党的生日等主题节目，深受好评。今年重阳节，她还收获了泰康之家·粤园社区总经理孙家俊先生为她颁发的泰康之家居民艺术团顾问委员聘书。

78岁学画，87岁开个人画展，曹宇文的梦想清单，是在泰康之家·粤园实现的。今年88岁的曹宇文是万叶的丈夫，他说：“在这里我们想学什么、想玩什么都可以，这样的养老生活才是有内容、有质量的！”

10月14日，“创享长寿时代·追梦精彩人生”第二届泰康居民节重阳盛典如期而至。泰康之家全国7城8地养老社区同步开展了一系列主题庆祝活动。作为最受泰康居民欢迎的年度活动之一，“追梦计划”第二季同时启航。今年的活动主题是“我们的梦”，旨在倡导长辈个人追梦的同时，鼓励社区居民团体追梦，在追梦路上加深社交联合和融合，合力打造老年人新的社会角色。

围绕长者需求，泰康之家打造了一整套服务体系，让泰康居民在乐享健康人生的安心生活时，在社区搭建的“银发智慧”空间和平台上，能够并愿意持续生产、持续创新，享受高品质文化养老服务，享受价值再创造带来的满足感和获得感，打造以“价值再创造中心”为特色的养老社区。

这个长者们施展“银发智慧”的空间和平台，不仅是让长者们充分发挥余热，更进一步增强他们与社会的链接性，消除孤独感，享受快乐感，共建富有生命力的“开放的大学”。截至目前，泰康之家全国已开业运营社区共开设了约230门课程，拥有居民俱乐部约170个，在乐泰学院担任教师的长辈人数合计234人。长辈们既当“老师”又当“学生”，每天充满动力和活力。

“泰康之家不仅是老年迪士尼乐园，更重要的是让长辈们发挥智慧、经验、创造力，让泰康之家成为价值再创造的中心！”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陈东升说，“今天，改变中国老年人对生命的态度和生活方式，已经在泰康之家成为现实。”

B 医养结合，身心皆安“享老”高起点

子女忙于工作，无法全身心照顾父母，是长寿时代许多长者的现状。尤其在泰康之家，多数长者都是高干高知，退休前忙碌的工作状态再加上年龄增长，身心健康状况时刻需要专业、科学的关注。

为满足长寿时代长寿居民的健康需求，泰康之家通过“一个社区，一家医院”的模式和“1+N”多学科照护模式，搭建起的“急救——慢病管理——康复”三重防线，覆盖了体检、预防、保健、诊断、治疗和康复全链条，打造真正的“健康之家”。

“要让长辈在泰康之家·粤园生活的身心皆愉悦，将高规格医疗服务送到家门口，让长辈们足不出户即可享受专家医疗服务，是团队近期致力推进的一项服务优化方案。”泰康之家·粤园社区总经理孙家俊介绍，光是今年10月份，就已引进了两场“名医义诊”活动。

泰康之家·粤园配套建设的广州泰康粤园医院，汇集了国内诸多医学专家，提供综合门诊、老年医学、康复医学、健康管理、体检服务、急诊绿色通道等医疗服务，同时还有中医养生馆，进行慢病调理和亚健康调理。同时，也与中山大学岭南医院等医疗机构建立了就医绿色通道和双向转诊。

目前，粤园医院已获得医疗保险服务定点资质，医保服务已经正式开通。社区居民医保定点泰康粤园医院之后，就诊时可直接刷医保卡进行支付。

“让长者们住得安心，拥有一个精彩有为的晚年，是我们的初心和使命。作为国家大民生工程的核心骨干企业，泰康会用心持续完善服务体系，让每位长者在长寿时代下，过上‘享老’生活。”孙家俊表示，泰康之家·粤园将持续致力为每位长者的享老健康生活提供好服务保障，让长辈切实感受“身心皆安处即为家”。

C 布局大湾区，泰康方案助力长寿时代“大健康”

长寿时代，如何乐享百岁人生？人类寿命延长对个人的养老、健康、财富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泰康自2007年投身养老事业，以“长寿、健康、财富”三大闭环，构建出日渐完善的大健康产业生态体系。25年来创新永续，将虚拟保险和医养服务创新结合。目前，泰康之家高品质连锁养老社区已树立起养老行业的标杆，未来还将持续通过模式创新和效率创新，务求令更多人群享受到全新“享老”生活方式。

截至目前，泰康之家已基本覆盖京津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西南、华中等核心区域的24个重点城市，其中北京燕园、上海申园、上海锦绣府、广州粤园、成都蜀园、苏州吴园、武汉楚园、杭州大清谷等全国7城8地社区相继开业运营，入住居民超过了5000人。

粤港澳大湾区是泰康大健康产业生态体系重点布局和建设的区域，目前已搭建起区域立体化医养康宁网络。

继泰康之家·粤园之后，泰康在粤港澳大湾区投资的第二家养老社区泰康之家·鹏园于2019年12月落地深圳，规划约1300个养老单元，按照泰康“一个社区+一家医院”的医养结合模式配套建设规模100床的康复医疗机构，打造成为大规模、全功能、国际标准的高品质医养结合养老社区。泰康之家·鹏园社区已于今年3月动工建设，计划于2023年投入运营。

同时，泰康深圳前海国际医院（筹）也于2019年12月落地深圳，并于去年12月动工建设。作为泰康在粤港澳大湾区医养布局的旗舰项目，该医院定位于国际标准的高品质三级综合医院，建成后可提供超过1000张床位。作为前海合作区规划的配套重点项目，在国家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及前海合作区等多重利好政策加持下，将充分受益、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广阔发展。

“长寿时代是一种新的适应性世界观，吹响了人们在人口达到‘新均衡’的趋势下主动追求长寿、健康和富足的号角。”正如陈东升在其《长寿时代》一书中所说，“长寿时代的种种考验犹如灰犀牛，是社会面临的挑战，更是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的机遇。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探索，泰康方案贡献了长寿时代的‘中国样本’，为长寿时代来临这个全人类的共同挑战提供了企业解决方案，以企业力量助力社会和政府应对长寿时代的挑战。”

关于泰康之家·粤园更多资讯，可致电40060-95522了解。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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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口飓风来袭，如何构建中国式“长寿时代”

作者：八点健闻

发布时间：2021-08-26 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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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时代》是泰康营建“大健康产业”的历史记录和经验总结。泰康方案在如何实现养老保险体系与养医服务结合方面所作出的探索，对思考进一步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途径具有启发意义，对进行其他类型的医保医养结合试验也有参考价值。本书还涉及许多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争论多年而众说纷纭的问题。 希望本书能引起更多的人关注，并由此引发关心老龄化问题解决的人们的深入思考。 ——吴敬琏

“短期看宏观，中期看结构，长期看人口。”

8月25日，“长寿时代：人类未来健康及财富的新机遇高峰论坛 暨<长寿时代>新书发布仪式”上，《长寿时代》作者、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

△《长寿时代》作者、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

人口的消费决定了产业，产业决定了宏观趋势。换句话来说，所有的商业行为都是人的行为，所有商业模式的底层逻辑都是人的需求。

“人口”这一核心，正处在历史大变革之中。像是飓风，风暴中心看似风平浪静却席卷周遭一切。

寿命延长伴随着生育率下降造成了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带来了医疗负担加重、养老设施紧缺以及医养资金筹措困难等问题。一个老龄人口占比高的社会即将来临，整个社会的经济组织需要调整、转型和重建，否则由老龄化带来的财务负担不但会压垮个人和家庭，也会使得政府财政难以为继。

“长寿时代”一词区别于“老龄化”，呼唤以一种更乐观的态度去看待这一人口趋势，意在对旧观念的全面重构。《长寿时代》则是陈东升根据自己经营泰康的实践经验并借鉴国外考察结果，从一位企业家、金融家的视角，提出的一套应对老龄化压力的解决方案。

△《长寿时代》是陈东升提出的一套应对老龄化压力的解决方案。

“站到一万米的高空看这个世界，身处一百年的时空观察这个世界，才能有远见和坚持，才能不出现偏差，才能看得更早、更远”——是为《长寿时代》前文“开启长寿时代新认知”的题记。

长寿时代，历史之变革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必然趋势，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但与一种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的发达国家相较而言，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中国是在还处于中等收入的经济水平上时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让中国需要解决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更为突出。

“长寿时代”是指人口增速大大放缓，甚至陷入负增长，同时人口年龄结构向“柱状”收敛后，老年人口占比很高的一种社会状态。

超预期的寿命延长使得养老保障问题越加突出，目前，中国主要通过公共养老金作为养老保障的支柱，但随着老年人口占比的逐年提升和早年计划生育政策带来“少子化”效果逐渐凸显，“养老金穿底之忧”屡现。

另一方面，寿命的延长不代表健康的长寿，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医疗支出同样不容忽视。活得越久，就越需要养老和医疗的支持，这就会改变产业结构，以及相应的筹资制度安排。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化也对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最根本的驱动力。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充分享受了人口红利，但当那些创造人口红利的劳动人口逐渐老去时，整个社会的老年抚养压力陡增。劳动力不足、储蓄率下降、社会创新源动力枯竭的问题也会随之而来。

简而言之，长寿时代的来临，带来的是一场全社会的变革。

长寿时代呼唤长寿经济

提起“人口老龄化”，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感。这些曾经为社会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们，成为了阻碍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掣肘”。

但其实，长寿时代是未来人类社会的新常态，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一种体现。死亡率的下降正是人类不断解放生产力的结果，医学为代表的科学发展驱散了死亡的阴霾。

在陈东升看来，一切围绕着“老龄化”所提出的挑战，都是第二次跌入了“马尔萨斯陷阱”。只不过这次陷阱的根源不是外界资源的限制，而是人类的某种“自陷”。

目前的一系列理论研究都是针对老龄化现象本身的，首先假定社会经济的基本运行模式不变，然后孤立地开展老龄化研究，就像是站在农业时代去描绘工业社会。

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我们审视人生的尺度要发生根本变化。现在20岁时青年，40岁时中年，60岁是老年；但在长寿时代、百岁人生，40岁是青年，60岁是中年，80岁才是老年。

如果以这种尺度去衡量我们的人生，长寿时代并不可怕，但与之相对应的，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也要与个人的微观改变相适应。

长寿时代的另一个必然趋势是人们会对个人健康和财富更为看重，由此带来的健康需求、养老和医疗筹资的需求将催生一个健康时代和财富时代到来。

能为人们提供健康生活解决方案的大健康产业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大健康产业是长寿时代最大的商机，也是推动社会进入健康时代的重要力量。

但步入长寿时代之前，现阶段的一个核心痛点是，超预期的寿命延长将对个人的养老、健康和财富管理提出更高需求，然而目前社会缺少化解种种压力的理想方法。

长寿时代泰康方案

“泰康的商业模式说到底是一个筹资模式，通过专业的投资通过复利现象来帮助个人积累资金。等到了老年，在发生医疗费、养老费的冲突的时候，仍旧能保障人的幸福生活。”在高峰论坛上，陈东升这样解释泰康本身的商业模式。

△泰康之家医疗专家为居民查看病情

在大健康产业中，保险公司作为医疗健康服务的第三支付方是极其重要的参与者，与养老和健康有着天然的交集。但大型寿险公司如何去适应长寿时代的发展，通过创新继续造福社会是一步难下的棋。

泰康的方式是通过打通虚拟的保险与实体的医养，重构传统寿险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拓展寿险产业链的上下游，实现对客户全生命周期长寿、健康、财富的需求。

长寿时代，首先就要改变中国老年人对生命的态度和生活方式。泰康之家的核心经营理念是“活力养老、文化养老、医养养老”，满足老人们“社交、运动、美食、文化、健康、财务管理和心灵归属”七大核心需求，为居民们提供“温馨的家、高品质医疗保健中心、开放的大学、优雅的活力中心、长辈心灵和精神的家园”五位一体的生活方式。专业化的机构养老可以实现对老年人的解放，让老年的生命流光溢彩。

泰康方案的另一个目标是重塑国人的健康观、养老观和生死观。

2019年8月，儿科医生、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夫人崔可忻在泰康之家·燕园舞台上举办了一场个人演出。很难相信一身白裙，歌声缱绻的她已经走到了人生的末期。在人生的最后几个月，崔可忻决定不做化疗、不动手术，选择在泰康燕园康复医院接受疼痛管理治疗，以优雅的姿态走完自己的一生。

在崔可忻远行时隔一年之后，钱理群教授写了一封《关于推动燕园康复医院“临终关怀”事业的几点想法》的信。随即，泰康就在便在燕园社区举办了首届安宁疗护论坛，正式开始筹备安宁疗护项目。

现如今，泰康燕园康复医院的安宁疗护病房运营至今仅四个多月，已经收治了14位患者，抚慰了14位老人的灵魂。从“活力养老”到“终极关怀”，长寿时代的泰康方案正在推动一场轰轰烈烈的养老革命。

经济学家吴敬琏在《长寿时代》的序言中这样写道：“《长寿时代》这本书，也可以说是泰康保险集团营建‘大健康产业’的历史记录和经验总结。泰康方案是从中高端起步，受到中国现实经济结构和大众收入水平的限制，财富积累不足的广大中低收入家庭的养老需求还需要社会各界群策群力，但泰康方案在如何实现养老保险体系与养医服务结合方面所作出的探索，对思考进一步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途径具有启发意义，对进行其他类型的医保医养结合试验，例如居家养老社区建设、医药医疗医保‘三医联动’改革等，也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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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升：开启长寿时代新认知

作者：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

发布时间：2021-10-18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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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从狩猎—采集时代起的人类25万年历史浓缩成一天，那么在这一天的前23小时58分半，人类都处在漫长的狩猎—采集到农耕文明的演进过程中。直到公元1800年，人类的生活水平整体上没有发生过重大变化，此时人类的预期寿命与狩猎—采集时期的人类相差不大——基本都是30~35岁。然而就在“这一天”的最后一分半钟，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人类仿佛打开了奇妙之门。工业革命是名副其实的伟大革命，它开启了过去两个半世纪人类文明的飞速发展，技术进步使得人类大幅度突破自身极限，创造了空前的繁荣。农业技术的进步让人类得以大面积消除饥饿，营养状况不断改善。煤炭、石油的使用大幅提高了人类的生产效率，并为工业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高速迭代升级，不断改变人类的通信和生活方式，极大地降低了人类的生产成本。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预期寿命成倍增长，到2019年，全球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2.6岁，发达国家普遍迈过80岁门槛。全球人口数量也从18世纪初的不足10亿人增长到 2019年的77亿人。今天，我们习惯了这个熙来攘往的世界，直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才激起人类已尘封百余年的大流感记忆。如果以这次世纪大疫情作为下一天的零点，我们不禁要问，工业革命后的繁荣状态还会持续到明天吗？在浩瀚宇宙乘坐这艘蓝色方舟的人类，究竟是否能就此度过资源匮乏的时代，走向无尽的增长？

近年来，有识之士都切实感到人类正站在一个时代的十字路口。我认为从百年时空的跨度来看，我们面临的时代变局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全球化和世界格局的大变局，其次是以碳达峰、碳中和作为发展目标带来的文明形式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大变局，最后是长寿时代带来的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自身的大变局。这三个问题相互影响，将成为影响全球未来的主要力量。

市场经济带来的全球化已经深刻改变了国际秩序。在工业革命后的200余年中，世界主要国家在经历过现代战争与革命的洗礼后，都逐渐走向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过去30年，全球化成为主旋律，全球化的本质是各类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配置及优化利用。由于劳动力很难跨国流动，因此跨国公司进行全球要素配置时，大量制造业岗位流向供给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然而发达国家的本土蓝领工人的生活状况并未得到明显改善，甚至出现倒退。一系列逆全球化现象，包括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都是这一过程的具体反映。全球化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问题是影响当下世界格局的关键变量，这些变量在碰撞调整后会逐渐进入一个新的平衡状态。

碳达峰、碳中和是对工业文明的深刻反思，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一次革命。工业文明是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文明，带来了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而新能源技术正在重构这一体系。与此同时，随着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不断深入，社会经济各部门都将以更高效的方式运行，也将改变能源消费的结构。未来，清洁的新能源将极大程度地替代化石燃料燃烧供能，这为新的技术革命带来了无限可能。在突破耗能的桎梏后，人类对“数据富矿”的开采将实现新突破，这将重塑生产过程，减少浪费，建立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人类社会将真正进入生态文明时代。在这一过程中，新旧产业会发生更替。就像数码照相技术的兴起使传统胶卷产业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样，未来相似的故事还会在许多产业上演。

长寿时代来临，攸关人类自身命运。我们所说的“长寿时代”，是指人口增速大大减缓（甚至陷入负增长），同时人口年龄结构向“柱状”收敛后，老龄人口占比很高的一种社会状态。在此状态下，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长期超过1/4。当前世界的中等以上收入国家普遍都行进在长寿时代的轨道上。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超过了0~14岁人群，达到2.64亿人，占总人口的18.7%，已经在向“柱状”收敛。日本已经进入长寿时代，202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28.7%，并且日本在2005年就出现了人口负增长。长寿时代是一个新的人口均衡状态，结束了工业革命之后200多年的人口爆发式增长。在长寿时代，很可能人的寿命稳定地增长，而人口总数却稳定地下降。当前人类的预期寿命每10年增长2~3岁，大概再过30~50年，100岁的寿命将是人人都有可能预期的。寿命增长固然是普通人乐于看到的，但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口进入负增长而老龄人口占比很大时，经济增长必然面临挑战，社会也将承受巨大的再分配压力，原有的发展轨道必须转型。

长寿时代是一个关于人类自身的话题，我认为它与全球化等关乎环境的大命题有所不同。人是一切经济供需和社会现象的主体，随着人口激增、平衡、衰退的变化，人类的社会经济组织也将调整、转型、重建。激发长寿时代下的经济潜力，维持经济增长，会成为所有国家都逃不过的重大课题。“短期看宏观，中期看结构，长期看人口”，这是我在多年的宏观经济研究中形成的重要认识，也是可以用来分析市场的一种方法论。长期以来，我创办的泰康保险集团持续深耕寿险产业链，尤其是近年来进入了医养和大健康领域，因此得以更深入地洞察人口变迁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

2020年，我将初步的思考进行了浓缩总结，形成了《长寿时代的理论与对策》这篇文章，并发表在《管理世界》杂志上。近期在阅读国内外文章和研究问题的过程中，我对长寿时代的内涵又有了更多认识，把这些新的认识汇集起来，就形成了《长寿时代》这本书。与本书高度相关的一个概念是人口老龄化，联合国用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来划分老龄化程度，超过 7% 被称为老龄化社会（aging society），超过 14%被称为老龄社会（agedsociety），超过21%则被称为超老龄社会（super-aged society）。自19世纪60年代起，主要工业化国家如法国、瑞典、英国、德国等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13.5%，已接近老龄社会，这使得老龄化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老龄化是一种人口动态现象，是众多社会经济因素发展的客观结果，但人们往往将老龄化与消极含义联系在一起。人们甚至用“银色海啸”来形容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的破坏力。实际上，当老年人口增长到一定水平，人口年龄结构将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社会经济组织和要素配置在调整、重建后，会逐渐形成一种新均衡。为了用一个更精确和中性的概念来总括这个认识，本书提出了“长寿时代”的概念。

“长寿时代”这个词过去在很多场景下都被使用过，但没有被体系化。2019年底，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准备制作一部名为《长寿时代》的纪录片，为此来采访我，“长寿时代”这个词语在那一刻映入我的眼帘。导演解释道，他们为了寻找一个有新意的片名也花了很多时间。于我而言，这个词语不仅有新意，还打通了我长期以来的思考脉络。长寿时代可以启迪人们跳出“老龄化”圈定的固有框架，一个新时代来临，必将对旧时代带来全面的重构。人们需要在这样一个更宏大的语境中，积极地思考未来、畅想未来。我希望重新定义这个概念。

全球学术界和智库机构对人口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相关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近代人口学诞生以来，一共经历了三个主要理论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主流观点是从18世纪末发展至今的马尔萨斯主义理论，认为农业社会中的耕地等资源对人口增长存在限制。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就是指人口的几何级增长远超生存资源的算术级增长，因此将引发灾难。这明显过度放大了人口增长的潜在风险，忽视了技术进步的潜力。第二个阶段的主要观点是20世纪后期兴起的人口衰竭理论，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对消费、生产力、就业、创新等造成消极压力，强调老龄人口的负担性。这是发达国家在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冲击后，由于缺乏有效应对方案，因而走向的另一个极端。第三个阶段是近20年间对“积极老龄化”（activeageing）的广泛探讨，这个阶段延续至今，研究领域逐渐多样化、细分化，人们开始认为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医疗、公共卫生领域取得进步的体现，而倡导理智、客观地接受老龄化也逐渐成为一种主流声音。

当前，几乎世界所有发达国家都在面对老龄化的挑战，人们之所以对老龄化抱有忧虑情绪，是由于人们难以清晰预见和有效应对它对人类社会带来的重大影响。综合有关理论，老龄化对社会带来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下降，冲击工业化生产组织形态。由于出生率不断下降，年轻劳动力人口将出现长期萎缩，工厂和企业可能会面临无人可用的局面。

二是老龄化将对社会储蓄与资本造成较大影响。传统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老年人是消费主体，随着老年人的占比不断上升，消费率会上升，社会整体储蓄率会下降，这将不利于资本积累，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另一种观点认为，当老龄化成为社会普遍认识后，人们会更加倾向于进行预防性储蓄，因此造成消费市场的萎缩。

三是老龄化社会对社会发展和创新形成抑制。老年人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开拓进取能力普遍不如年轻人，老龄化将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创新动力的提升带来不利影响。

四是社会保障体系将难以为继，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目前各国的社会保险体系都是在人口高速增长时期制定的，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逐渐出现了收不抵支的情况，国外普遍通过延迟退休年龄、提高缴费、降低给付水平、增加财政补贴等方式缓和赤字问题，然而人们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依靠基本社会保障来覆盖老年生活成本。

五是老龄化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分化，将有相当一部分人和家庭背负巨大的负担，难以走出困境。

日本是当前全球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国家，2020年65岁以上人口比例已经超过28%，上述问题已在日本社会中逐步显现，这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敲响了警钟。近些年，每当提及与老龄人口增长有关的话题时，一层阴蒙蒙的乌云就会笼罩在人们心头。就像不愿面对自己必将到来的晚年那样，人们也不愿意迎接必然来临的老龄社会。然而回顾历史，前一个时代的尾声也必然是后一个时代的先声，当大多数人被悲观情绪限制想象力时，我们也会错过长寿时代穿过乌云投下的第一缕阳光。

在我看来，上面提到的老龄化挑战，仿佛是第二次跌入了“马尔萨斯陷阱”，只不过这次陷阱的根源不是外界资源的限制，而是人类的某种“自限”。目前的一系列理论研究主要都是针对老龄化现象本身的，它首先假设社会经济的基本运行模式不变，然后孤立地开展老龄化研究，这就像是站在农业时代去描绘工业社会，“站在过去看未来”，得出来的结论一定是陈旧过时的，一定是对未来益处不大的。而“站在未来看未来”时我们就会发现，在人类历史上，由教会主导的社会最终适应了科学与信仰的共存，由农耕主导的社会最终适应了蒸汽机与劳动者共同进入工厂，被传染病笼罩的世界最终合力战胜了黑死病与天花，深受工业污染折磨的各国也开始提出“碳中和”这样颇具野心的目标……技术的持续进步与大规模应用，将成为人们持续解决社会矛盾的有效工具，而政府、企业与个人在微观层面的自适应能力，以及追求和谐发展的内在冲动，则能够充分利用这些工具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与认识创新，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能够破解未来面对的挑战。

长寿时代是一种新的适应性世界观，如果说老龄化是人口衰退的挽歌，长寿时代则吹响了人们在人口达到“新均衡”的趋势下主动追求长寿、健康和富足的号角。长寿时代将衍生出长寿经济，在新旧要素的交错作用之下，我们将逐步迎来一个更加和谐、稳定的长寿社会。

长寿时代所代表的概念体系是我长期思考人口结构变化及其影响，以及在过去十几年深耕大健康产业的过程中得到的一套认识论和世界观。这套概念体系是以一种前瞻的、主动适应的视角，立足于未来的人口和社会形态，同时又吸收了科技发展带给我们的认识改变。马克思曾说，“哲学家们总是在解释世界 , 而重要的是改造这个世界”，我相信这个新认知有潜力指导我们从各自的角度去改造这个社会，让人类的明天更美好。

长寿时代与之前的人类社会究竟有什么不同？《长寿时代》这本书认为长寿时代具有五大特征：死亡率降至低水平，预期寿命持续延长，生育率降至低水平，人口年龄结构呈柱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长期超过1/4。同时，随着科技不断发展，人类的生产方式正在发生又一次重要的转型，因此基于工业时代的分析结论在未来的适用性将会大打折扣。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将传统的对老龄化的认知进行一次系统更新，更加积极主动地应对这个问题。

长寿时代是未来人类社会的新常态。工业时代，老龄化被异化为一种悲观的现象，而长寿时代则代表一种更为客观的态度，把老龄人口占比高视为人类社会的一个新常态。在这个新常态下，我们衡量人类寿命长短的尺度将发生根本变化，传统的人生三段论——学习、工作、退休将被改写，三者之间的界限将变得模糊。寿命的持续延长将令人们不得不面对新的就业、健康和财务挑战，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规划和安排生命的全过程。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也需做出相应调整，这也将为人们带来新的机遇。具体来说，长寿时代这套新的认知框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长寿时代不仅仅针对“长寿”。长寿时代既关注人的寿命延长，也关注长寿与健康、财富等主题的内在关联，以及人口现象背后一系列的经济与社会形态变化。需要注意的是，人类即将同时进入长寿时代和数据时代，伴随着技术的变迁，数据时代将带来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组织方式。长寿时代需要充分吸收数据时代的发展成果，借此改变传统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更好地迎接挑战。

第二，长寿时代“启动”健康时代。在长寿时代，人类最主要的疾病负担将由急性传染性疾病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转变。寿命延长使得“带病长期生存”成为常态，传统的以急症治疗为核心的医疗模式将转向以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为核心的医疗模式，健康成为个体关注的第一要素和最宝贵的财富，这将刺激并释放人们对于健康的需求。庞大的健康需求将促进大健康产业的快速发展，令其有望成为中国经济未来的支柱产业，并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其中，医药工业、健康服务和健康保险是大健康产业中最核心的产业。

第三，长寿时代“呼唤”财富时代。长寿时代带来的自然寿命延长会使人们对财富积累和筹资问题更加关注。养老和医疗健康的筹资都需要着眼于全生命周期来规划，这会形成旺盛的财富管理需求。巨大的需求同时也会带来财富管理的供给侧改革。随着资本市场不断成熟，个人投资者会变得更加理性，更倾向于向专业的财富管理机构寻求投资建议，并通过长期复利和多元化配置进行财富积累，降低长寿时代个人资产耗竭的风险。

第四，长寿时代赋予老年人新的社会角色，还将改变工业时代以来的生产组织方式，激发长寿经济的更多可能性。在传统老龄化的理解框架下，一些学者提出老年人口会通过消费来提振经济，但仅仅把老年人定义为消费者是不够的。社会必须注重老年人力资本的开发，激发老年人的生产潜能。我们正处于一个科技驱动的转型期，对体力劳动的需求在持续减少，互联网和5G正在重新组合生产要素，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将彻底解放人力资本，老年人的价值将被重新认识、定位和发掘，而不是停留在社会资源的消耗者这个刻板的定位上。我们要运用新思路让老年人通过更灵活的方式参与劳动力市场，传授知识技能和经验，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第三次人口红利”。

长寿时代是关系人类未来发展的重大课题，如何让长寿时代不伴随贫困和疾病，让人们在长寿时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现实，是国家、社会和企业都在思考的问题。长寿时代同时也是健康与财富的时代，它必将深刻改造人类社会经济，也必将激发全新的解决方案。社会各界只有洞察长寿时代人类社会的变化，才能未雨绸缪。长寿时代的未来取决于包括个人、政府、企业在内的各方的行动，让我们共同塑造出一个人人都能够安享长寿馈赠的美好社会！

【责编：宋雪】

各方如何应对长寿时代下人类社会的变化？百岁人生时代来临，如何实现积极的老龄化？政府、企业与个人应该如何面对长寿时代筹资与养老、医疗服务的挑战？10月27—29日，在2021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七届夏季高峰会的【公共话题论坛】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长、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陈东升将以“步入长寿时代，我们需要改变什么？”为题进行分享。届时，御风集团董事长冯仑，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宋敏等多位大咖，也将共同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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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升：开启“长寿时代”新认知

作者：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21-08-27 14:08

快照：

如果把从狩猎—采集时代起的人类迄今25万年的历史浓缩成一天，那么，在这一天的前23小时58分半里，人类都处在漫长的狩猎—采集到农耕文明的演进过程中。直到公元1800年，人类的生活水平整体上没有发生过重大变化，此时人类的预期寿命与狩猎—采集时期的人类相差不大——基本都是 30~35 岁。然而，就在“这一天”的最后一分半钟，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人类仿佛打开了奇妙之门。工业革命是名副其实的伟大革命，它开启了过去两个半世纪人类文明的飞速发展，技术进步使得人类大幅度突破自身极限，创造了空前的繁荣。农业技术的进步让人类得以大面积消除饥饿，营养状况不断改善。煤炭、石油的使用大幅提高了人类的生产效率，并为工业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高速迭代升级，不断改变人类的通信和生活方式，极大地降低了人类的生产成本。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预期寿命成倍增长，到2019年，全球预期寿命已经达到 72.6岁，发达国家普遍迈过80岁的门槛。全球人口数量也从18世纪初的不足10亿人增长到2019年的77亿人。今天，我们习惯了这个熙来攘往的世界，直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才激起人类已尘封百余年的大流感记忆。如果以这次世纪大疫情作为“下一天”的零点，我们不禁要问，工业革命后的繁荣状态还会持续到明天吗？在浩瀚宇宙乘坐这艘蓝色方舟的人类，究竟是否能就此度过资源匮乏的时代，走向无尽的增长？

近年来，很多有识之士都切实感到人类正站在一个时代的十字路口。我认为，从百年时空的跨度来看，我们面临的时代变局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全球化和世界格局的大变局，其次是以碳达峰、碳中和作为发展目标带来的文明形式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大变局，最后是长寿时代带来的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自身的大变局。这三个问题相互影响，将成为影响全球未来的主要力量。

市场经济带来的全球化已经深刻改变了国际秩序。过去30年，全球化成为主旋律，全球化的本质是各类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配置及优化利用。由于劳动力很难跨国流动，因此跨国公司进行全球要素配置时，大量制造业岗位流向供给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然而，发达国家的本土蓝领工人的生活状况并未得到明显改善，甚至出现倒退。一系列逆全球化现象，包括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等都是这一过程的具体反映。全球化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问题，是影响当下世界格局的关键变量，这些变量在碰撞调整后会逐渐进入一个新的平衡状态。

碳达峰、碳中和是对工业文明的深刻反思，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一次革命。工业文明是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文明，带来了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新能源技术正在重构这一体系。与此同时，随着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不断深入，社会经济各部门都将以更高效的方式运行，也将改变能源消费的结构。未来，清洁的新能源将极大程度地替代化石燃料燃烧供能，这为新的技术革命带来了无限可能。在突破耗能的桎梏后，人类对“数据富矿”的开采将实现新突破，这将重塑生产过程、减少浪费，建立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人类社会将真正进入生态文明时代。在这一过程中，新旧产业会发生更替。就像数码照相技术的兴起使传统胶卷产业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样，未来相似的故事还会在许多产业上演。

长寿时代来临，攸关人类自身命运。我们所说的“长寿时代”，是指人口增速大大减缓（甚至陷入负增长），同时人口年龄结构向“柱状”收敛后，老龄人口占比很高的一种社会状态。在此状态下，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长期超过1/4。当前世界的中等以上收入国家普遍都行进在长寿时代的轨道上。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超过了 0~14 岁人群，达到2.64亿人，占总人口的18.7%，已经在向“柱状”收敛。日本已经进入长寿时代，202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28.7%，并且日本在2005年就出现了人口负增长。长寿时代是一个新的人口均衡状态，结束了工业革命之后200多年的人口爆发式增长。在长寿时代，很可能人的寿命稳定地增长，人口总数却稳定地下降。当前人类的预期寿命每10年增长2~3岁，大概再过30~50年，100岁的寿命将是人人都有可能预期的。寿命增长固然是普通人乐于看到的，但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口进入负增长而老龄人口占比很大时，经济增长必然面临挑战，社会也将承受巨大的再分配压力，原有的发展轨道必须转型。

长寿时代是一个关于人类自身的话题，我认为，它与全球化等关乎环境的大命题有所不同。人是一切经济供需和社会现象的主体，随着人口激增、平衡、衰退的变化，人类的社会经济组织也将调整、转型、重建。激发长寿时代下的经济潜力，维持经济增长，会成为所有国家都逃不过的重大课题。“短期看宏观，中期看结构，长期看人口”，这是我在多年的宏观经济研究中形成的认识，也是可以用来分析市场的一种方法论。

与本书高度相关的一个概念是“人口老龄化”，联合国用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来划分老龄化程度，超过7%的被称为老龄化社会（aging society），超过14%的被称为老龄社会（aged society），超过21%的则被称为超老龄社会（super-aged society）。自19世纪60年代起，主要工业化国家如法国、瑞典、英国、德国等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13.5%，已接近老龄社会，这使得老龄化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老龄化是一种人口动态现象，是众多社会经济因素发展的客观结果，但人们往往将老龄化与消极含义联系在一起。人们甚至用“银色海啸”来形容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的破坏力。实际上，当老年人口增长到一定水平，人口年龄结构将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社会经济组织和要素配置在调整、重建后，会逐渐形成一种新均衡。为了用一个更精确和中性的概念来总括这个认识，本书提出了“长寿时代”的概念。

“长寿时代”这个词过去在很多场景下都被使用过，但没有被体系化。2019年底，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准备制作一部名为《长寿时代》的纪录片，为此来采访我，“长寿时代”这个词在那一刻映入我的眼帘。导演解释道，他们为了寻找一个有新意的片名也花了很多时间。于我而言，这个词语不仅有新意，还打通了我长期以来的思考脉络。长寿时代可以启迪人们跳出“老龄化”圈定的固有框架，一个新时代来临，必将对旧时代带来全面的重构。人们需要在这样一个更宏大的语境中，积极地思考未来、畅想未来。

（注：本文摘编自《长寿时代：从长寿、健康、财富的角度透视人类未来》一书前言，篇幅略有删节；本文作者陈东升系经济学博士，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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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长寿时代下的机遇与挑战，我们该如何确保健康与财富并行

作者：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20-09-12 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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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七十古来稀。这是古人对于生命的感慨，也是古人眼中长寿。近几个世纪以来，随着时代的进步，医疗水平的提升，以及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七旬老人已不是稀罕事。

不可否认，我们人类的寿命越来越长，人类逐渐步入长寿时代。如何能在长寿时代下，让健康与财富并行，成为人们的思考的关注点。近期，泰康发布了《长寿时代 泰康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一书，从动态视角探讨了长寿时代的挑战和机遇，提出了对中国应对策略的建议，初步提出了解决方案的设想和具体商业实践。其价值正如书所写：“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社会和谐、家庭幸福和身体健康。”

长寿时代的到来伴随着健康挑战

世界正在慢慢变老。人类进入18世纪中叶，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生活水平提高、营养改善是决定性的因素。工业革命带来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使人们逐步摆脱了饥饿的困扰，增强了抵御疾病的能力。英国和法国的预期寿命分别从1750年的37岁和26岁增至1900年的48岁和46岁。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主要发达国家都保持了每10年增长2~3岁的趋势。

联合国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19》显示，1990年全球65岁及以上老人约占总人口的6.2%，2019年这一数字上升到9.1%，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15.9%。与此同时，80岁以上高龄人口的增速会超过低龄老人，1990年全球80岁以上人口只有5400万，2019年已达1.43亿，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4.26亿。

长寿时代的特征是低死亡率、低生育率、寿命延长。与此同时，人口年龄结构从金字塔结构转变为柱状结构，平台期老龄人口占比超越1/4。然而，在长寿时代，人类的预期寿命固然获得延长，却也面临着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健康挑战。

20世纪90年代起“积极老龄化”引起了广泛探讨。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开始倡导“健康老龄化”，后又提出“积极老龄化”概念，人们意识到应多角度地看待老龄人口增长现象，研究领域逐渐多样化、细分化。老龄人口增长开始被看作是科技、医疗、健康护理、公共卫生等多方面的进步，人们普遍认为该问题“机遇与挑战并存”。

长寿时代下核心产业潜力巨大

长寿时代将促使健康产业发展。《方案》中指出，在长寿时代，随着人体的衰老，不可避免地出现相关健康问题，带病生存成为常态，健康将成为个体关注的第一要素和最宝贵财富。这种判断依据可以从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看出一二。

根据调查显示，老年人照护服务需求持续上升：2015年，我国城乡老年人自报需要照护服务的比例为15.3%，比2000年的6.6%上升近9个百分点；城乡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项目排在前3位的分别是上门看病、上门做家务和康复护理，其比例分别是38.1%、12.1%、11.3%。这些都是老年人群庞大的潜在需求，目前来看，只有部分社区提供这些服务，大部分社区都存在供给短缺。

《方案》指出，在美国，卫生总支出占GDP的17.9%，大健康是最大的产业。美国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6%，卫生总支出占比达到36%；如果从55岁算起，29%的人口花费了56%的卫生支出。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中，房地产占比最高，其次是汽车，卫生总费用在GDP中占比仅有6.4%。

作为健康时代里最核心的产业，医药工业、健康服务和健康保险同样具有巨大潜力。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美国有15家大健康企业，中国只有2家算是大健康企业。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目标，到2020年，中国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超8万亿元，2030年达16万亿元。可见，中国大健康产业具有巨大成长空间和产业结构转变机会，未来有望成为中国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之一。

长寿时代下挑战与机遇并行

面对养老问题，人们常会进行直击灵魂的质问：赚的钱够花吗？存的钱够用吗？

少子化使得依靠子女养老的可能性下降，人们通常选择投资和存钱来应对养老。居民财富管理将直接影响居民消费，包括老年时期消费。不过，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在长寿时代，随着老龄人口的数量不断上升，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过去单一的财富结构无法满足人们的养老需求。《方案》强调，长寿时代将带来财富时代，我国居民财富结构将更加多元化。

同时，《方案》还指出，在长寿时代下，人类疾病谱转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对健康寿命的关注将产生庞大的需求，促使健康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社会进入健康时代。同时，在长寿时代养老金替代率成为关键，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养老财富积累期限延长将促进社会财富总量的发展，个人消费、储蓄、财富积累的方式会为之改变，财富管理的旺盛需求将引领财富时代。随着人类迈入长寿时代，健康时代和财富时代必然随之到来，需要用大健康的视角系统性地分析三者的关系。

《方案》强调，长寿时代下社会经济面临的挑战具体表现有四点：一是长寿时代劳动力人口供给降低，冲击传统的工业化组织形态；二是长寿时代储蓄率降低，导致资本形成率下降；三是长寿时代劳动力老化，影响社会创新效率；四是长寿时代社会不平等程度加深。

但值得注意的是，长寿经济蕴含巨大的商业机会。《方案》中指出，长寿时代下社会经济发展的机遇表现在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率提升和“长寿经济”创造新的供给与需求。其经济收益不可估量，将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机构和投资者参与其中。

《方案》强调，在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长寿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在全球老龄人口占比上升的大趋势中，将成为全球经济的驱动力，并造福于各年龄层和各代人。长寿经济变得更为普遍，充分激发“第三次人口红利”，进而成为经济和社会的核心之一。

长寿时代下的企业对策

《方案》一书中，对于长寿时代下，从社会层面、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给出建议，并着重介绍了企业层面的建议。近年来国家颁布一系列文件鼓励和支持保险企业为社会服务领域提供长期股本融资、参与养老服务机构的建设运营、引领医养领域的改革发展，比如2020年银保监会联合十三部委颁布的《关于促进社会服务领域商业保险发展的意见》就指出，允许商业保险机构有序投资设立中西医等医疗机构和康复、照护、医养结合等健康服务机构；鼓励保险资金与其他社会资本合作设立具备医养结合服务功能的养老机构，增加多样化养老服务供给等等。

《方案》提出，企业自身的内部型态也需要足够的灵活性来适应未来更多样化的个人职业发展需求。最直接的表现是，企业传统的雇佣模式将转变为合伙模式，建立利益共享机制，让成员找到归属感、价值感，体现企业家精神，从而最大程度地展现出积极性和创造力。

同时，由于长寿时代人口年龄结构柱状特征，各年龄段人口分布均匀，年龄组内和组间的需求趋于多元化，这会带来市场集中度的下降和市场需求的多样化。面对市场变化，只有建立生态产业体系的企业才能够满足长寿时代客户多样化的需求。在长寿时代，随着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传统的大型企业将有可能被更多的小而精的细分领域的更专业的企业所包围，大型企业将与越来越多的小企业组成生态系统，共同迎接未来的挑战。

相较其他企业，商业保险公司在参与构建长寿时代下的产业体系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一方面商业保险公司可以通过不同类型的保险金的累积，解决不同层级客户未来长期的养老和健康资金需求；另一方面，在长寿时代商业保险公司不仅可以是个人和家庭医养支付资金的重要承担者，是企业和政府采购养老和健康保障计划的产品提供者，更可以成为医疗、养老、健康服务产业创新发展的有力促进者。借用保险资金特有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商业保险公司长期投资支持养老地产、医疗健康产业的发展，不仅能解决上述产业发展的融资问题，也能实现保险资金投资的多元化，更是保险产业链的延伸，建立产业生态取得协同效用。

因此，国内领先的保险公司都在不同程度上探索企业解决方案。如泰康通过打造长寿、健康、富足3个闭环，构建大健康产业生态体系。其中，长寿闭环指寿险与养老服务构成的闭环，客户购买寿险和年金保障，在养老社区里安享晚年；健康闭环指健康险与医疗服务构成的闭环，客户购买健康保险保障，在医疗体系享受诊疗等健康服务；富足闭环指养老金与资管构成的闭环，客户购买各类财富管理产品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保障自己的医疗和养老需求。

此外，泰康还提出“活力养老、高端医疗、卓越理财、终极关怀”四位一体的全生命周期商业模式，在实体服务方面实现了对老年生命链的整合，目标是使长者们以最优的成本、最高的效率获得最优质的医养康宁全方位服务和体验。

《方案》指出，长寿时代的到来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影响程度更大，重新规划长寿时代个体全生命周期的安排，是社会、政府、企业都需要考虑的问题。中国的企业已经在积极探索长寿时代的解决方案，为中国乃至全球面对长寿时代的挑战和机遇提供了一种以企业实践推动社会变革的可持续稳定发展方案。

来源：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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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升数万言详解“长寿时代”，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了

作者：新浪财经

发布时间：2020-04-08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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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慧保天下

注：本文原载于《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原题《长寿时代的理论与对策》

编者按

老龄化，是近年来时常引发公众热议的社会焦点话题之一，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目前来看，对于“老龄化”尤其是中国“未富先老”的焦虑情绪暂时占据了上峰，这其中既包含对于过往人口政策的反思，也有对于加快放开人口生育政策的呼吁。

在这方面，有许多典型学者，其对于中国人口老龄化忧心忡忡，质疑中国人口数据的真实有效性，同时也不断深入分析老龄化对于社会经济活力造成的负面影响。

从这一角度来切入，“老龄化”似乎真的是“洪水猛兽”，按照其逻辑，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延缓老龄化，就应该积极鼓励生育，努力提高生育率，因为在其看来，人口红利与人口数量紧密相关，“不会有少而精的人口红利”。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陈东升近期在《管理世界》上发表的署名文章中透露出的观点。

在这篇题为《长寿时代的理论与对策》的文章中，陈东升指出了人类社会长寿时代来临的不可逆——农业社会需要更高的生育率、更多的人口以提高生产率，但进入工业社会，尤其是智能化时代，劳动力短缺可以通过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替代，人口的增长已经不再是生产率提升的唯一要素；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技术的进步也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生育观念；与此同时，生活条件改善、医疗技术提升等导致的人口预期寿命延长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种现实情况下，与其焦虑万分，或许不如采取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人口结构的改变。陈东升在文章中，通过系统梳理人口理论变迁指出，事实上，相关人口理论一直在不断进化，自20世纪90年代起“积极老龄化”已经开始引起了广泛探讨，老龄人口增长开始被看作是科技、医疗、健康护理、公共卫生等多方面的进步，人们普遍认为该问题“机遇与挑战并存”。

面对人类寿命日益延长，一些学者聚焦于寿命实质增长所带来的生活与就业的改变，更提出了“长寿时代”（the Age of Longevity）的概念。

“老龄化”往往着眼于老年人口变化的阶段性过程和发展困境，而“长寿时代”则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

陈东升指出“长寿时代”是人口转变后的新均衡，这一时代伴随着五大特征：低死亡率、低生育率、预期寿命持续提升、人口年龄结构趋向柱状、平台期老龄人口占比超越1/4。

在长寿时代，健康成为更为迫切的需求，且这种需求将更加多样化和长期化，成为健康产业成长的强劲动力，健康时代随之来临；人们的预期寿命延长，形成旺盛的财富管理需求，因此，财富时代也随之而来。

这些特征会对社会的经济模式、产业结构等造成深刻影响，也将在微观层面深刻改变个人的生活方式及健康财富规划，这对于社会、政府、企业都意味着新的挑战与机遇。

陈东升同时指出，相较其他企业，商业保险公司在参与构建长寿时代下的产业体系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因为保险是金融服务业，更是民生产业，与养老、健康产业有天然的交集。

而泰康，作为国内“保险+养老社区”这一商业模式的引领者，陈东升认为，其本质是用商业方式推动一场养老革命，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和商业创新来不断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为人类社会进入长寿时代提供应对思路。这不仅是长寿时代的企业解决方案，而且是一种以企业的力量推动社会和政府解决长寿时代挑战的方案。

作为不同行业的领军企业家，陈东升与部分学者对于“老龄化”或者说“长寿时代”显然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及其现实意义，从不同的行业出发，也基本反映了不同行业面向未来的状态，对于保险业而言，很显然，长寿时代，依然是黄金时代。

引言

世界快速变老，经典人口学理论显缺陷，“积极老龄化”引广泛探讨

随着世界老龄人口占比不断增加的趋势日益明显，学界普遍认为其速度加快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日本等部分国家已出现了经济衰退现象。但也有实证研究发现老龄人口不断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负面关系，经济学家将其归因于相关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对老龄化的适应速度较快（Acemoglu and Restrepo，2017）。

面对人类寿命日益延长，一些学者聚焦于寿命实质增长所带来的生活与就业的改变，提出了“长寿时代”（the Age of Longevity）的概念（琳达·格拉顿等，2018）。我们认为，“长寿时代”这一概念，虽然包含“老龄化”所描述的一些典型人口现象，但更多地指向老年人口占比升高后人类社会的一种相对稳定状态，有着更丰富的含义。

首先，“长寿时代”更具前瞻性，强调人口结构转变后的新均衡及其带来的影响，启迪个人和社会立足全生命周期，积极主动地应对这一变化。而老龄化多是关注老年人口变化的阶段性过程和发展困境，其视角往往着眼于老龄人口本身及其产生的问题，偏向被动应对。

其次，“长寿时代”涵盖的领域更广，包括长寿与健康、财富等主题的内在关联，蕴涵了人口现象背后一系列的挑战和机遇。

最后，在阐述“长寿时代”特征时，我们不仅仅停留在死亡率、出生率下降这两个导致“老龄化”的因素上，而是增加了对寿命增长和人口结构变迁长期趋势的预测，把“长寿时代”所指的长期的、相对稳定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形态界定得更清晰。

本文旨在系统性地阐述“长寿时代”的内涵与外延，扩充完善其学术理论，并在社会、政府、企业层面探讨了对长寿时代的应对思路。

数据表明，世界正在快速地变老。联合国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19》显示，2019年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2.6岁，比1990年提升8.4岁，预计2050年全球平均预期寿命有望达到77.1岁。1990年全球65岁及以上老人约占总人口的6.2%，2019年这一数字上升到9.1%，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15.9%。

与此同时，80岁以上高龄人口的增速会超过低龄老人，1990年全球80岁以上人口只有5400万，2019年已达1.43亿，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4.26亿。

同时，联合国数据还显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几乎都在经历生育率的下降，总和生育率已从1990年的3.2降至2019年的2.5，到2050年将可能降至2.2的水平。这也导致全球出生人口增速已经变得非常缓慢，预计到2045年后全球出生人口数量将开始逐年下降。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中等假设水平预测，全球人口规模可能在2100年前后到达顶峰并开始回落，也有一部分人口学家认为2050年就有可能迎来人口拐点（达雷尔·布里克等，2019）。

联合国给出的人口中位数变化趋势显示，与许多欧美国家相比，东亚国家的老龄人口增长速度更快。其中，日本老龄人口占比自2005年开始超过北欧国家高居全球首位，其老年抚养比目前已达到48%。2010年至2019年之间，日本的死亡人数比出生人数多出260万人，预计到21世纪中叶日本人口将减少到1亿左右，21世纪末将进一步缩水至7500万人。近年，日本的情况在亚太地区（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等）相继重演，其发展脉络具有借鉴意义。

与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类似，中国的人均期望寿命在增加，老龄人口增长速度不断加快，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2016年的人口预期寿命为76.3岁，在195个国家中排名68位，有学者认为若按此趋势保持下去，2040年中国的排名将会上升至39位，人口预期寿命达到81.9岁（Foreman et al.，2018）。在老龄人口占比结构及增长速度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从2000年的7.0%上升到2019年的12.6%。据联合国预计，到2025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就将上升到14%，到2045年预计每4个中国人中就有1位老人。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中国人口基数大、生育率下降快，导致老龄人口增长进程愈发加速；国家医疗保障体制、福利保障体系难以匹配将要到来的社会人口年龄结构；人口预期寿命快速增长，但人均收入及储蓄均不及同时期发达国家，难以支撑个人退休期间的消费水平，或导致“未富先老”、“又老又穷”的社会现象发生。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而美、日、韩老龄人口比重达12.6%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有国外专家提出，中国未来的老龄人口增长速度很可能比日本更快，引起的问题也更严重。

人类进入18世纪中叶，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期望寿命开始前所未有地增长，长期以来相对恒定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深刻改变，这引起了学者的极大兴趣和理论思考（安格斯·迪顿，2014）。近代人口学诞生以来经历了3个主要理论发展阶段：一是从18世纪末发展至今的马尔萨斯主义理论，二是20世纪后期兴起的人口衰竭理论，三是近20年间对“积极老龄化”（Active Ageing）的广泛探讨及相关研究。然而面对目前全球范围下的老龄人口增长浪潮，各种理论都难以有效应对挑战。

第一类理论为马尔萨斯主义学派。近代人口问题研究的先驱马尔萨斯在其人口理论中阐述了农业社会中资源对人口增长的限制作用，后衍生出马尔萨斯学派，强调控制人口的必要性。20世纪70年代，著名民间学术组织罗马俱乐部对工业时期的人口过度增长及其所致的经济增长极限作出建模预测（德内拉·梅多斯等，2019），认为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增长及资源利用将导致不可控的衰竭，应引起警惕重视。该类预测在近年被真实数据证明存在偏误，未充分考虑技术革命带来的资源解放以及城市化导致的生育意愿降低，过度放大了人口增长的潜在风险。

第二类理论密切关注老龄人口增长问题，并提出人口衰竭的预期。20世纪末至今，全球相继迈入老龄人口快速增长阶段且各国缺乏有效应对方案，有关人口结构老龄化、人口规模衰减的分析研究开始大量兴起。1987年，德克·范德卡（Dirk Van de Kaa）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对生育率低于人口替代率的现象作出解释（Van de Kaa，1987）。在分析老龄人口增长及人口规模下降的成因及影响方面，多国学者均指出人口老龄化及人口负增长会对消费、生产力、就业、创新、竞争力、财政储蓄与文明传承造成压力，此类研究强调老龄人口的负担性及人口负增长带来的挑战（Bloom et al.，2003；Maestas et al.，2016；大前研一，2017；梁建章、黄文政，2018；达雷尔·布里克等，2019）。

20世纪90年代起“积极老龄化”引起了广泛探讨。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开始倡导“健康老龄化”，后又提出“积极老龄化”概念，人们意识到应多角度地看待老龄人口增长现象，研究领域逐渐多样化、细分化。老龄人口增长开始被看作是科技、医疗、健康护理、公共卫生等多方面的进步，人们普遍认为该问题“机遇与挑战并存”。与此同时，2000年以来中国关于养老问题的研究成果增多，上升趋势明显（曹献雨、睢党臣，2018）。

在各国老龄人口占比均不断升高的时代背景下，经典人口学理论显示出诸多缺陷，而针对老龄人口问题的研究，一方面以碎片化成果为主，缺乏成体系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偏重数据分析和预测推演，缺少针对未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实践经验及系统性解决方案。

站在过去看未来，将受制于当前社会阶段的发展逻辑，难以有效应对挑战。本文通过解读全球人口发展脉络，指出长寿时代的不可逆性，立足未来人口和社会形态分析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并由此推导出合理有效的对策。文章将延伸丰富长寿时代的理论价值，建立一套发展的、符合未来寿命和人口年龄结构长期趋势的理论分析框架，深入剖析长寿时代的挑战和机遇，并指出企业及个人的应对思路。

文章首先阐述长寿时代的主要特征及形成原因，探讨低死亡率、低生育率，以及预期寿命保持增长、人口年龄结构趋向柱状、平台期老龄人口占比超越1/4等人口现象。

第二，在微观角度指出长寿时代与健康时代、财富时代的关联性：长寿时代下预期寿命的延长、生存质量的提高和社会功能的变化将造就健康产业及健康经济，同时社会储蓄结构及财富积累形式将会发生变化，对养老金替代率充足的需求，会推动第二次人口红利（Mason and Lee，2004）。

第三，从宏观角度说明长寿时代对生产、需求、就业、增长、社会公平等多方面的影响。最后，文章着重探讨了在长寿时代下，个人社会需要作出的调整，政府的作用，以及企业应如何创新商业模式、保持企业活力、承担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积极迎接机遇与挑战。

长寿时代的特征及形成

长寿时代人口年龄结构趋向柱状，伴生健康时代、财富时代

（一）长寿时代的特征

18世纪中期开始的工业革命打破了农业社会资源承载人口能力的限制，世界人口在那时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增长。基于对人口增长过程中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化的研究，1929年美国人口学家沃恩·汤普森（Warren Thompson）提出按人口增长模式可以将各国划分为3类。

在此基础上，1945年弗兰克·诺特斯坦（Frank Notestein）进一步将人口增长模式归纳为潜在下降、转变增长、潜在高增长3个类别。此后对于人口增长模式的描述逐步发展形成了人口转变理论。

当前普遍将人口转变分为4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人口规模不变或增长极其缓慢；第二阶段是高出生率、死亡率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第三阶段是出生率下降、低死亡率，人口增速放缓；第四阶段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人口规模趋于稳定。

当前世界正在由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快速转向第四阶段，但第四阶段以及之后会进入什么状态？我们在此提出长寿时代的概念，认为它将是人口转变后的新均衡。这一时代伴随着五大特征：低死亡率、低生育率、预期寿命持续提升、人口年龄结构趋向柱状、平台期老龄人口占比超越1/4。

死亡率下降至低水平

19世纪人类的死亡率开始显著下降。当时生活水平提高、营养改善是决定性的因素。工业革命带来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使人们逐步摆脱了饥饿的困扰，增强了抵御疾病的能力。英国和法国的预期寿命分别从1750年的37岁和26岁增至1900年的48岁和46岁。

英国学者托马斯·麦基翁（Thomas McKeown）提出19世纪英国死亡率下降是由于经济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其中最重要的是饮食的改善（McKeown，1962）。

美国学者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也提出人们对周围环境的控制和创造技术革新的能力相互促进推动了死亡率的不断降低（Fogel，2004）。

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对死亡率的下降同样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传染性疾病的控制。以美国为例，由于通过水和空气传播的传染性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1900年至1940年美国整体死亡率下降了40%，预期寿命从47岁提升至63岁，原来在城市生活死亡率更高的问题也在这一时期消失了。

研究发现净水过滤和氯化系统的广泛应用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美国带来了这一史无前例、最为快速的死亡率下降（Cutler，2005）。

此外，20世纪40年代抗生素类药物的使用进一步降低了传染病的病死率。例如，根据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在此期间肺结核的死亡率一下从1945年的39.9/10万降到了1955年的9.1/10万。

到20世纪下半叶，医疗和技术进步与死亡率下降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有研究指出美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死亡率下降更多是得益于医疗进步带来的心脏病、中风等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的降低。1950~2016年美国预期寿命提升了11岁，其中一半以上的增长与65岁及以上人群生存率提升有关（Catillon et al.，2018）。

此外，欧美发达国家在公共卫生方面的知识和现代医药技术向发展中国家的传播推动了全球死亡率的快速下降。1960~2000年期间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免疫接种、疾病专项防治等成为带动发展中国家死亡率下降的重要因素，而收入和营养改善的影响已不像欧美发达国家早期所经历的那样显著（Soares，2007）。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卫生健康领域非常重视，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实现了死亡率的快速下降。20世纪50年代初期发起的全民卫生运动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公共卫生状况，显著提升了对传染病的防治能力。《中国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报告（2019）》显示，与解放前相比，到2018年中国孕产妇死亡率从1500/10万下降到18.3/10万，婴儿死亡率从200‰下降到6.1‰，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升至77.0岁。

生育率下降至低水平

在农业社会，人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孩子是生活保障和劳动力的来源，因此在高死亡率的生存环境下，高生育率是维持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工业革命的到来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女性的地位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生育意愿也因此发生了改变。

首先，儿童死亡率的显著降低使人们对生育孩子数量的意愿产生了变化。孩子的质量与父母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投入相关，夫妻在潜在生育孩子的供给量和需求量上需要寻求一个平衡（Becker，1960）。

其次，女性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增强了女性社会和工作参与的能力，改变了女性对生育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相应推迟了结婚和生育年龄。

此外，对有效避孕知识的掌握和避孕工具的普及使两性行为与生育实现了分离。随着20世纪60年代廉价、便捷的避孕药在美欧及此后在全球的快速普及，有效的避孕工具变得简单易得（保罗·莫兰，2019）。

20世纪70年代开始，生育率走低成为全球性趋势。不仅是发达国家，随着低收入国家的发展，其生育率也随之降低。1950~2017年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全球总和生育率下降了49.4%，由4.7个活产婴儿降至2.4个（Murray et al.，2018）。另据联合国中等假设水平预测，全球生育率还将继续走低，到2050年每名妇女生育子女数将降至2.2个，到2100年降至1.9个。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起经历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到1980年总和生育率已经从6左右降至3以下，到20世纪90年代已降至替代水平以下。这其中生育政策的影响只是一方面，实际上社会、人口、经济的发展变化越来越成为影响生育率的主导因素（都阳，2005）。近年中国二胎政策开放并没有带来生育率的回升，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低生育率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也是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才可能看出成效（杨昕，2016）。

预期寿命持续延长

新兴药物的不断创新、先进医疗技术的普及应用和进步使得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艾滋病等疾病逐渐从致死性的疾病杀手变成可控制的慢性疾病，人类的预期寿命得到持续延长，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主要发达国家都保持了每10年增长2~3岁的趋势。以癌症为例，研究数据显示，与1991年相比，2017年美国癌症死亡率已经下降了29%，其中2008~2017年平均每年下降1.5%，2016~2017年更是下降了2.2%，创历年新高（Siegel et al.，2020）。

从全球来看，1950年以来人口预期寿命显著提升。1950~2017年全球男性预期寿命从48.1岁增至70.5岁，女性从52.9岁增至75.6岁（Dicker et al.，2018）。毫无疑问，人类的预期寿命还将保持稳步的增长，有预测研究指出，到2040年全球男性和女性的预期寿命都将提升4.4年，届时日本、新加坡、西班牙、瑞士有望超过85岁，另有59个国家也将超过80岁（Foreman et al.，2018）。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有研究发现美国和英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出现轻微下降，这背后是由青年人滥用药物、酗酒和自杀等社会问题引起，并不是老年人去世早了，也不能代表长期趋势（Ho and Hendi，2018）。

在中国，伴随着死亡率的快速下降，预期寿命也得到了大幅提升。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的20年间中国的预期寿命增长了22岁，之后以每10年增长约3岁的速度稳步提升，到2018年已达77岁。有研究预测到2040年中国预期寿命将达到81.9岁，也就是未来20年保持每10年增长约2.5岁的趋势（Foreman et al.，2018）。尽管联合国的预测相对保守，但是中国未来30年预期寿命仍将以平均每10年增长1.6~1.7岁的速度稳步提升。

对于人类寿命是否存在增长的极限，目前尚无定论。有研究回顾1900年以来多国数据后提出人类的寿命受各种自然因素的限制是存在天花板的（Dong et al.，2016）。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当年龄超过105岁之后，死亡风险水平基本上不再变化，死亡率不再随着年龄增大而上升（Barbi et al.，2018）。从经验角度看，经济、社会、医学的发展会不断推动人类寿命延长，人类的预期寿命可以持续地增长（Oeppen and Vaupel，2002；Vaupel and Kistowski，2005）。

人口年龄结构趋向“柱状”，老龄人口占比高峰平台期超越1/4

在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的双重作用下，世界人口增速放缓，全球的人口年龄结构在由传统的金字塔形态向柱状转变，即各年龄段人口占比向均等化发展，老龄人口与青少年人口数量均等化（Haub，2013）。从更为长期的角度看，由于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人口年龄结构还可能出现倒梯形。

联合国数据显示，1960~2020年，全球0~14岁少儿人口占比不断下降，由37.2%降至25.4%；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持续上升，由5.0%增至9.3%，并且预计在50年后二者将趋于均等。

同时，在过去的60年间各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速度有所不同，例如美国在移民持续涌入的影响下，人口年龄中位数由29.7岁增至38.3岁，只增长了8.6岁；而日本受生育率快速下降且长期低迷的影响，人口年龄中位数由25.4岁跃升至48.4岁，增长达23.0岁。

相比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较快的转变。1960~2020年人口年龄中位数从21.3岁增至38.4岁，其中1960~1990年只增加了3.6岁，而1990~2020年增长了13.6岁。

经济学上将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占比增长快于其他年龄组人口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称为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Bloom et al.，2003）。它通常发生在人口转型的第三阶段末，因为此时生育率发生快速下降使得受抚养的青幼年人口明显减少（Bloom and Williamson，1998）。新中国成立后的前20年死亡率大幅下降，而生育率继续保持高水平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才开始明显降低，这使得改革开放后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了爆发性增长，抚养比下降、劳动力供给充分带来的人口红利推动了中国的高速发展。然而，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进一步转变，中国的人口红利在快速消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的总抚养比在2010年已降至低点，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也已达到峰值。伴随着死亡率、生育率降至低水平并趋于稳定，预期寿命稳步提升，老龄人口占比增加，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开始日渐趋于柱状。

大多数经历人口转变第三阶段的国家都出现过或长或短的婴儿潮，之后生育率便急速下降。当婴儿潮老去，正好也是人口跨越第三阶段达到第四阶段的时候。低死亡率、寿命延长、生育率骤降造成了后期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经历过大幅婴儿潮的国家，老龄人口占比都会加速超越总人口的1/4，并且在达到峰值后，由于稳定的低生育率和预期寿命的持续延长，其比例会保持相对稳定。

与这个规律相符合，中国老龄人口数量及其占比正在进入快速增长期。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人口达到14亿，其中65岁及以上1.76亿，占比达到12.6%。2017年、2018年、2019年，65岁及以上人口分别新增828万、827万、945万。联合国预测，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还将继续保持高位增长，直至2040年之后年均增幅才会降至500万人以下。到2057年65岁及以上人口与8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有望达到峰值，分别为4.0亿和1.3亿，占29.6%和9.8%。同时，从全球视角来看，中国是世界老龄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2030年左右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在全球老龄人口的占比将超过25%。

（二）长寿时代与健康时代

在长寿时代，人类的预期寿命获得延长，同时也面临着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健康挑战。健康成为更为迫切的需求，且这种需求将更加多样化和长期化，成为健康产业成长的强劲动力，健康时代随之来临。

长寿时代疾病谱发生重大改变

人类疾病类型的流行病学转变（Epidemiological Transition）（Omran，1977）与长寿时代同步来临。2002年召开的第二次世界老龄大会就已经指出，当时全球各区域都正处于流行病学转变的阶段，即从主要罹患传染性疾病和寄生虫病为主转向罹患慢性疾病和变性疾病为主（宋新明，2003）。

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2017年对195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表明：1990~2017年，新生儿疾病、肠道感染、呼吸道感染、结核病等传染性疾病导致的过早死亡人数下降，而缺血性心脏病、中风、慢阻肺等慢性病、老年性疾病则大幅上升，特别是缺血性心脏病成为全球首要致死原因（Roth et al.，2017）。

中国也正在面临同样的转变，中国1990~2017年致死和生命损失疾病谱前5名已经从传染性疾病、新生儿疾病等急性疾病、儿童期疾病转变为心脑血管疾病、肿瘤、退行性疾病等慢性病、老年性疾病（Zhou et al.，2019）。

正是因为流行病学的转变，人类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的最大威胁已经从传染性疾病转移到衰老导致的退行性和人为疾病（如：道路伤害、意外死亡等），那些慢性退行性疾病未来随着人类生活方式变得更加健康、医疗技术创新加快、最终死亡年龄的延长，将在长寿时代与人类共存更长时间。

各类非传染性慢性病正成为人类长寿健康损失的主要原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用来估量由于各种致命及非致命疾病所导致的健康损失，它等于寿命损失年数（YLL）与残疾生命年数（YLD）之和（Murray，1994）。用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数据计算的结果表明：从1970年到2016年之间，传染病以及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健康损失下降了40.1%，与之对应的各种非传染性慢性病所导致的健康损失却整体增加了36.6%，其中心血管疾病增长了32.4%、神经系统疾病增长了59.4%；同期全球范围内80岁以上人口贡献的健康损失增长了98%（Wang et al.，2017）。同篇数据显示，老龄人口的增加给中国带来的健康损失情况比全球平均水平更为严峻。

长寿时代使得带病生存时间延长

在长寿时代更多疾病将与高龄老人共存，带病生存成为长寿时代的普遍现象。如果将60岁以上老年人寿命分为健康状态和带病状态，就会发现人群预期寿命增加主要是带病生存时间的延长，特别是各种非遗传性慢性病导致的健康损失并不会短期内致人死亡，而是与人长期共存。

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对195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表明：1990~2017年间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的健康预期寿命的增速要逊于预期寿命的增速，预期寿命增加7.4年，而健康预期寿命只增加了6.3年（Kyu et al.，2018）。

英国学者基于欧洲25个国家的数据研究表明，2005~2011年，65岁老人的预期寿命增加了1.3年，而同期的健康预期寿命没有变化（Brown，2015）。在中国，1993年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显示60岁以上老年人在60岁以后的预期寿命中约3/4的时间处于各种慢性病的状态下（王梅，1993）。2018年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研成果显示中国2018年人均预期寿命是77岁，健康预期寿命仅为68.7岁，存在较大落差。

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发展趋势表明：越是长寿，带病生存越将成为普遍现象，虽然我们寿命在不断增加，但生存质量则不一定随之变得更好。因此，获得的额外寿命是处于身体健康还是疾病状态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如何面对长寿时代带病生存的疾病负担在未来将对卫生系统的规划、健康相关支出和健康产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长寿时代将促使健康产业发展

长寿时代的带病生存使得人们与健康相关的费用支出剧增。据国内外的有关资料，人均医疗费用和年龄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60岁以上年龄组的医疗费用是60岁以下年龄组医疗费用的3~5倍（李剑阁，2002）。同时，老龄人口规模的增加必然带来社会医疗总费用的增加。日本研究显示，医疗技术进步、经济财富增加、人口老龄化和民众患病结构的不断变化共同导致医疗卫生支出不断攀升，技术进步因素占比40%，为首要因素，其他因素分别占26%、18%和16%（胡苏云，2013）。

医疗技术创新是近年推动医疗费用增长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回溯医疗技术的发展路径，可以看到研究投入和医疗资源更多地向急性或者致死性疾病倾斜，在消除或延缓与年龄相关的慢性病和细胞变性类疾病方面却投入不够。这种不平衡的投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早期研究所处时代的人口结构不同造成的，那时人均期望寿命不超过80岁是常态，带病生存的人口比例较小，对社会的影响也有限。

在当前阶段，人口结构已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因此需要重新审视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英国的一项研究显示了这种资源的错配情况，以呼吸道和神经精神类疾病为例，指出两种疾病的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占比分别为8.3%和26.7%，而研究经费占比仅为1.7%和15.3%，表明这两种疾病造成了较大的社会负担却未获得对等的资源投入；此外，癌症的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占比为15.9%，明显低于神经精神类疾病，但研究经费占比却高达19.6%。

目前主流的医疗技术还是以医院内使用的针对重大疾病的治疗手段为主，此类技术的成本和使用门槛高，导致费用昂贵。将患者从医院引流进入基础医疗机构，使用更多低成本的医疗技术，加强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将不仅对患者自身的健康有利，也将对遏制医疗费用的快速上涨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们可以预见到，长寿时代将促使健康产业结构升级。在长寿时代，随着人体的衰老，不可避免地出现相关健康问题，带病生存成为常态，健康将成为个体关注的第一要素和最宝贵财富。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老年人照护服务需求持续上升：2015年，我国城乡老年人自报需要照护服务的比例为15.3%，比2000年的6.6%上升近9个百分点；城乡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项目排在前3位的分别是上门看病、上门做家务和康复护理，其比例分别是38.1%、12.1%、11.3%。这些都是老年人群庞大的潜在需求，目前来看，只有部分社区提供这些服务，大部分社区都存在供给短缺（杨晓奇、王莉莉，2019）。

长寿时代，庞大的健康需求将促进大健康产业的极大发展。为人们提供健康生活解决方案，是大健康产业最大的商机，也将推动社会进入健康时代。在美国，卫生总支出占GDP的17.9%，大健康是最大的产业。美国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6%，卫生总支出占比达到36%；如果从55岁算起，29%的人口花费了56%的卫生支出。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中，房地产占比最高，其次是汽车，卫生总费用在GDP中占比仅有6.4%。

健康时代里最核心的产业是医药工业、健康服务和健康保险。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美国有15家大健康企业，中国只有2家算是大健康企业。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目标，到2020年，中国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超8万亿元，2030年达16万亿元。可见，中国大健康产业具有巨大成长空间和产业结构转变机会，未来有望成为中国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之一。

（三）长寿时代与财富时代

长寿时代，人们的预期寿命延长，居民高度关注养老资金是否充沛。在公共养老资金有限的情况下，理性人将更有动机增加财富总量和延长财富积累期限来储备养老资金，形成旺盛的财富管理需求，因此，与长寿时代相伴而生的是财富时代。

长寿时代，养老金替代率是关键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人的储蓄行为受所处年龄阶段影响（Ando and Modligliani，1963）。年轻时提供劳动力增加储蓄，老年时用于消费。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和预期抚养比的上升，个体会通过调整消费和储蓄行为、年轻时增加资本积累等方式应对延长的老年生活消费所需（Lee and Mason，2006），以保证充足的替代率（平均养老金与社会平均工资之比）满足平滑消费，实现与生命等长的现金流。

在老龄人口占比增多的背景下，公共养老金会持续承压，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和领取养老金年限的延长势必会导致狭义养老金替代率的下降。而广义养老储蓄资本（包括公共养老金和个人养老储备）在提前筹划尽早储备的前提下可以实现随老龄人口占比增多而提高。2019年墨尔本美世养老金指数报告样本国家数据显示，养老金充足率指数与老龄人口占比呈现正相关性，相关系数为58%。养老金指数排名前三的荷兰、丹麦，其养老金结余资本与GDP之比分别是173.3%和198.6%，且随着老龄人口占比的增加呈上升趋势。荷兰、丹麦等国家老龄人口占比更高，但因为鼓励养老储蓄政策的存在，养老资金储备保持了较高的充足率。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1997年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体系改革以来，养老金社会平均工资替代率从71.51%降至45.92%。在广义养老金总量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养老资金储备有待提高。中国养老金三支柱占GDP的比重仅为8%，OECD国家平均占比为49.7%，而美国的占比也达到146%（孙博，2018）。在养老金结构上，中国的养老储备严重依赖第一支柱，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占比过低。由于企业负担和经济结构的差异，中国发展第二支柱养老体系迟缓，亟须提高第三支柱占比，让个人养老保险发挥更大作用。

长寿时代带来财富的增长

在人口红利理论之后，人口经济学家提出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即理性人会调整自己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劳动力供给行为，以应对长寿时代的各项挑战（Disney，2000；Lee and Mason，2006；蔡昉，2009）。

人力资本在第二次人口红利形成中起到重要作用。经济学家卢卡斯将人力资本定义为“其质量取决于教育程度的有效劳动力”（Lucas，1988）。人力资本的重要成分包括健康和教育，在上一节我们已经对健康进行了讨论，这里我们将重点放在教育。

个人层面，教育水平提高有利于受教育者竞争力的提升，促进职业生涯发展和工资收入提高。预期寿命的提高可以激励教育投入。个体理性预期的调整包括基于人力资本积累预期的教育年限和教育投资调整（杨英、林焕荣，2013）。预期寿命的提高使得教育投入的受益时间拉长，个体更有激励进行教育投资（Hansen and Lnstrup，2012；Cervellati and Sunde，2013）。

宏观层面，老龄人口占比提升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让渡给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人力资本的价值更加重要。世界银行数据显示，预期寿命越长的国家受教育水平越高。预计中国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2018年的10.5年上升至2035年的12年。总之，人力资本的质量提升将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亦将随之增加，进而促进社会财富总量的发展。

养老财富积累期限的延长，也将促进社会财富总量的发展。伴随着人口预期寿命延长与健康水平提升，健康低龄老人人数将大幅增加，叠加教育投入增加带来的人力资本质量提升，人力资本的折旧将放缓，该人群具备延长工作年限的基本条件。如果劳动人口的工作年限延长，其养老的财富储备期限将延长。事实上，多个老龄人口占比较高的国家采取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方式来作为应对措施之一。此外，为应对长寿时代，理性人会在年轻时期更早地开始筹划养老的财富储备。以上两种方式都将延长养老财富储备的期限，提升社会财富总量。

长寿时代居民的财富管理需求引领财富时代

长寿时代，居民将更加依赖投资回报和财富积累来养老，财富管理需求旺盛，长寿时代将带来财富时代。随着老龄人口总量和比例快速增长，公共养老金替代率呈下降趋势。同时，少子化使得依靠子女养老的可能性下降。因此，个人和家庭的投资回报对于居民养老的重要性提高。

以中国、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老龄人口占比较高的国家近20年的数据为例，随着老龄人口占比的不断提升，个人财富市场规模也持续增加。而且，一国个人财富市场规模与GDP的倍数关系基本趋于稳定，甚或上升。例如，根据瑞信2019年全球财富报告（Global Wealth Report 2019）显示，近20年来，中国的老龄人口占比从7%上升至12%，个人财富市场规模从4万亿美元上升至64万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从3.1倍上升至4.7倍，倍数呈持续上升态势；同期，美国的老龄人口占比从16%上升至19%，个人财富市场规模从42万亿美元上升至106万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从4.1倍上升至5.2倍，倍数呈上升趋势。

财富时代，中国居民财富结构将更加多元化。居民财富管理将直接影响居民消费，包括老年时期消费。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与广发银行联合发布的《2018中国城市家庭财富健康报告》，中国居民财富管理的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家庭住房资产占比过高（70%），远高于美国的31%，严重挤压了金融资产配置。下一步，中国居民财富从房地产向金融资产转移预计将是大趋势，中国居民财富结构将更加多元化。

另外经历资本市场洗礼，个人投资者开始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成熟，更倾向于向专业的财富管理机构寻求投资建议。瑞信2019年全球财富报告中也指出，中国人均财富在近20年间从4293美元提升至5.85万美元，增长了13倍；同期，与美国相比，中国人均财富水平从美国的1/49上升至1/7.5，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也将不断提升，个人财富市场规模将持续成长。

综上所述，长寿时代人口年龄结构将逐步形成新均衡，并以低死亡率、低生育率、预期寿命持续提升、人口年龄结构趋向柱状、平台期老龄人口占比超越1/4为主要特征。在长寿时代下，人类疾病谱转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对健康寿命的关注将产生庞大的需求，促使健康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社会进入健康时代。同时，在长寿时代养老金替代率成为关键，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养老财富积累期限延长将促进社会财富总量的发展，个人消费、储蓄、财富积累的方式会为之改变，财富管理的旺盛需求将引领财富时代。随着人类迈入长寿时代，健康时代和财富时代必然随之到来，需要用大健康的视角系统性地分析三者的关系。

长寿时代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当人们活得更长、更健康，并继续积极参与经济活动，长寿也将成为社会的财富来源

长寿时代下，社会经济发展面临挑战和机遇。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经济增长主要受劳动力、资本和科技进步的影响。在长寿时代上述变量都会发生显著变化，进而对宏观经济产生深远影响。一些研究认为，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将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或因为劳动力供给不足，或因为社会的储蓄率降低造成资本形成率低，或因为老龄化社会创新力不足等（陆旸、蔡昉，2014；马学礼、陈志恒，2014；周助平、刘海斌，2016）。长寿时代的社会还面临财富不平等加剧的挑战，低收入群体的境况在长寿时代可能进一步恶化，他们的生存需求和健康需求对社会保障提出更高要求，公共财政也面临更大压力。

但另一方面，当人们活得更长、更健康，并继续积极参与经济活动，长寿也将成为社会的财富来源。最新研究表明长寿时代未必会出现经济增速下行，主要原因是自动化技术的普及应用有效替代了下降的劳动力（Acemoglu and Restrepo，2017）。长寿正在定义未来，给经济和社会带来新的供给和需求，为各个年龄段的人提供创新、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新机会。沃顿商学院人力资源中心主任彼得·卡普利（Peter Cappelli）主持的美国老年学协会的《长寿经济学》课题提出社会和经济应最大限度地利用长寿，消除年龄歧视，促进长寿经济的发展。

（一）长寿时代下社会经济面临的挑战

长寿时代劳动力人口供给降低，冲击传统的工业化组织形态

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之一。一方面，劳动力作为主要的生产要素，其数量增长可以推动生产增长；另一方面，劳动力人口也可以为社会提供广泛的终端需求，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施锦芳，2015）。然而，进入长寿时代后，出生率明显下降，年轻人口占比乃至绝对数量减少，新增劳动力人口规模下滑，因此对经济发展将产生负面影响。

劳动力的长周期下滑可能对人类传统的工业化组织形态造成冲击。工业化时代，生产组织形式从家庭逐渐演化到工厂和企业，生产的聚集性明显提升。劳动力人口大量聚集带动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时，社会化大生产促进了社会分工，劳动效率持续提升，劳动力需求持续上涨，产出水平持续提高。当人类仍处于高生育率阶段，劳动力供给源源不断，可以满足生产需要。同时劳动力人口占比较高还会形成高储蓄和高投资的局面，称为第一次人口红利。历史上看，凡是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日本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大都享受了第一次人口红利，经济也获得了高速发展。

长寿时代面临劳动力供给的挑战。由于出生率不断下降，年轻劳动力数量将在长周期出现萎缩，部分工厂和企业将面临无人可用的局面。这一趋势目前在日本已经有所体现。日本民间企业信誉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所数据显示，2019年日本因“人手不足”而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并因此破产的企业数量达426家，比上一年增加10%，是该因素被纳入统计以来数量最多的一年。

可用劳动力的减少将会对人类的生产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将迫使传统工业企业加速智能化、自动化转型，从而降低生产活动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长期的劳动力短缺也可能会对工业化的组织形式产生冲击。由于技术进步将降低生产对人力资源的依赖，人类有可能演化出新的组织和生产形式，以应对新增劳动力资源下降带来的挑战，我们将在后面的部分予以讨论。

长寿时代储蓄率降低，导致资本形成率下降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随着老龄人口的数量不断上升，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对资本形成率产生负面影响。有研究指出，随着老龄人口占比增加和年轻人口占比减少，人口抚养比将会上升，导致抚养支出增加、储蓄率下降（陆旸、蔡昉，2014），而储蓄率下降则会导致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降低。

另有研究也表明了类似观点：人口老龄化最终会导致生产性人口相对乃至绝对减少，消费性人口相对乃至绝对增加（李军、刘生龙，2017）。因此，一个社会的老龄人口比重越高，意味着其分享产出成果的比例越高，可用于生产投资的产出比例相对较小，宏观上就会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不利于资本积累。在全球角度看，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甚至提出人口老龄化使全球投资资源萎缩。

与之相应，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认为，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中，人力资本回报水平变高，个体会调整消费和储蓄行为，通过个人资产配置和延长劳动力供给年限等方式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促使社会财富积累增加。

更进一步，老龄人口占比增加将导致社会劳动力下降，因此资本/劳动比率上升可以推动经济增长，该过程将对冲社会整体储蓄率下降的效果。

然而第二次人口红利能否真正释放，仍然依赖许多外部性和制度性因素。一方面，老年人从生产者变成纯粹的消费者，不断消耗其资本积累。减缓老年人的资本消耗则要求社会建立起更全面、更包容的养老制度和服务体系。另一方面，人均资本的提升要转化为经济增长需要依赖外部的制度性建设，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建设。

长寿时代劳动力老化，影响社会创新效率

长寿时代面临整个社会创新效率的挑战。人类的创新活动并非平均分布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研究表明，个人创新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倒“U”型曲线，老年人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开拓进取能力不如年轻人，劳动力老化将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科技创新动力提升带来不利影响（马学礼、陈志恒，2014）。此外，长寿时代将延长人类的工作年限，年长者处于组织内重要位置的时长也会相应增加，年轻人升迁难度加大，有可能限制创新才能和创新意愿的发展。综上，长寿时代可能会对社会整体创新效率有负面影响。

长寿时代社会不平等程度加深

长寿时代的到来本身也可能加剧财富的不平等。为了研究其作用机制，可将社会人口分为年轻人口和老龄人口两组。从组内角度看，长寿时代可能导致收入和消费的差异随时间延长不断扩大。同龄人之间消费和收入的差异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扩大，因为个体的收入和消费受自身教育、职业、健康状况、家庭背景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差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放大（Deaton and Paxon，1997；Chen et al.，2017）。

例如，脑体劳动者收入的剪刀差长期存在。近年来由于劳动成本的上升，上述情况有所缓解。但脑力劳动者可以通过经验积累、不断学习等方式降低人力资本下降速度，而体力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直接受其身体健康状况影响，随着年龄增大，丧失劳动能力的风险不断升高，因此长期看二者的收入差距有可能拉大。中国1996~2009年的收入和消费数据显示，人口老龄化确实会加剧组内收入不平等（董志强等，2012）。

从组间角度看，长寿时代可能拉大年轻人口和老龄人口的收入差距。在现行的工作模式和退休制度下，长寿时代将会产生更多不直接参与生产的老龄人口，这部分人口不参加第一次分配，而主要参与第二次分配。然而，由于社会建构的因素影响，老年人在第二次分配中也不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老龄人口的经济状况主要取决于年轻时的财富积累。随着老龄人口的不断增长，参与社会生产的年轻人和不参与社会生产的老年人之间的财富差距将不断拉大，进而导致社会不平等程度加深。

与收入不平等伴生的是健康不平等问题。低收入群体由于缺乏营养、无法有效获取医疗资源等多重因素导致健康状况相对更差。研究指出，中国老龄人口的健康不平等也日益凸显（杜本峰、王旋，2013）。综上所述，长寿时代一部分老龄弱势群体可能会面临贫病交加的境况，他们需要社会更多关注和支持，同时也对现行的福利制度和公共财政提出更高要求。

（二）长寿时代下社会经济发展的机遇

长寿时代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率提升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从理论层面列举了老龄人口占比增加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但是，针对OECD国家1960~2011年的实证研究显示，人均GDP的变化和老龄人口占比的关系并不显著（Gehringer and Prettner，2017）。

理论层面与实证分析的偏离可能源于人们低估了长寿时代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而当前老龄化进程较快的国家却往往是自动化技术发展较快的国家。

Acemoglu和Restrepo（2017）的理论文章从两方面讨论了劳动力减少对经济的影响。一方面劳动力下降导致总产出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的下降会内生性地激发产业自动化和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最终的总产出并不一定下降。后者会发生主要是当资本和劳动力的缺口足够大时，资本变得比劳动力更便宜，通过资本转化的机器代替劳动力变得有利可图。另有研究指出长寿对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其对OECD国家的实证分析证实了这一理论（Gehringer and Prettner，2017）。

“长寿经济”创造新的供给与需求

随着老龄人口增多，老年人的消费成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这种消费观念是工业时代建立的，认为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保持老年人健康的唯一方法就是休息。根据欧盟委员会的一项研究显示，主导老年人消费的是保健品和照料服务，在这个观念下，有学者将此称为银发经济。虽然这是社会整体消费的重要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部分消费对社会整体的投资和消费挤出效应更大，并且在劳动力市场上争夺年轻劳动力，引发人力资源的危机。消耗性的老年人消费加速社会总体资源的危机，反过来，社会总体资源的危机又加剧老龄人口生活拮据的困难，所以银发经济对经济的正面影响极其有限（Caplan，2014）。

与银发经济强调老年人的消耗性消费不同，真正适应长寿时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是更有活力的长寿经济。在长寿经济的概念下，老年人除作为消费者外，同时还担任着生产者和创新者的角色，在消费端和供给端同时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我们正处于一个科技驱动的转型期，对体力劳动的需求在持续减少或者可以被机器人所代替，互联网正在重新组合生产要素，使得空间上的移动需求大大减少，人工智能正在与人类智力结合。老年人的价值将被重新认识、定位和发掘，而不是停留在社会资源的消耗者这个刻板的定位上。

运用新思路让老年人通过更灵活的方式参与劳动力市场，传授知识技能、传递经验或者进行社会服务工作，让老年人“持续”生产和创新，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第三次人口红利”。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老龄实验室（AgeLab）的约瑟夫·库格林（Joseph Coughlin）教授在《长寿经济》一书中指出，长寿世界的未来取决于老年人在其中的行动（Coughlin，2017）。

长寿经济是老龄人口推动的所有经济活动及其连锁反应的总和。一方面，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老龄人口的比例都将增加，市场需求非常庞大且可以预见增长。老年人通过不断变化的需求推动大量新产品和服务并为其提供资金，特别是那些采用技术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以直接、间接或者引导的方式形成和改变市场，缔造全新的长寿经济。

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预计，到2030年，美国5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美国自2008年以来消费支出增长的50%，日本和德国的这一数字分别升至67%和86%。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预测，老年人对于经济和社会的贡献举足轻重，且2050年之前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都将持续上升。例如，2018年，美国50岁及以上人口直接消费支出7.6万亿美元，占全部人口的56%，至2050年将达27.5万亿美元，占比将提升至61%。这些趋势将为未来30多年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人们在过了退休年龄之后继续参与劳动力市场，继续工作或创业，继续赚取和支出工资，其经济活动的贡献持续增加，持续推动经济增长。

在许多情况下，老年人的生产力和创造力甚至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一个常被提及的现象是，年长的劳动力大多受雇于知识密集型行业，具备更多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并因此更有价值。事实上，这些知识技能和经验的积累也有助于创业。据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统计，在美国，50岁及以上人士的创业率最高，约为20多岁人士的2倍，他们建立了美国近1/3的创业企业。尊重老年人，让他们有机会持续为雇主发挥自己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或者创业，这将使他们成为振兴经济的更强大的力量。

长寿经济蕴含巨大的商业机会，其经济收益不可估量，将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机构和投资者参与其中。这些商业机会超越我们现有的规范界限，因为新时代的老年人在平均意义上比上一代更为富裕，且更多受过高等教育，其财富水平和支出方式持续演进，习惯于创新驱动的市场。企业、机构和投资者在突破传统思维方式、持续创新面向老年人的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需要真正去理解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应在满足基本生理或安全需求之外，更好地满足老年人更高层次的需求，例如适老化的科技产品、提升生活质量的消费医疗产品以及满足继续发展需求的教育文化产品等。

企业、机构和投资者还需为老年人参与经济活动、创造价值、建设和影响周围的世界全面赋能，例如鼓励老年人参与创新、为老年人提供工作岗位和适老化环境、为老年人提升竞争力创造条件等等，从而增加老年人的收入。

以汽车制造商为例，宝马为了留住技术熟练、经验丰富的老龄工人，改造生产线、创造合适的工作环境以便让其继续工作。2011年新生产线应用于其在德国丁戈林（Dingolfing）的一个大型新工厂，该工厂完全由50岁及以上的工人运营。

此外，宝马、奥迪、大众等汽车制造商均在创新实验可穿戴机器人——外骨骼，通过减轻关节负担并增强力量来提升老龄工人的生产力和竞争力。长寿经济在某些特定领域表现尤为显著，主要包括金融服务和保险（Migliaccio，2019）、医疗健康和科技，这些特定行业正被推向创新和拓展的新方向，例如无龄感的智能家居技术、无人驾驶等。

发展长寿经济有利于缓解社会不平等。市场将围绕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形成丰富的业态，为老年群体的健康生活和顺利工作提供更细致的服务和支撑。同时，更多的老年人将参与到生产创造中。老年人在岗时间的延长和收入增长能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金替代率不足的问题，也有利于减轻对于劳动人口比例下降导致财富差距扩大的担忧。

在互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长寿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在全球老龄人口占比上升的大趋势中，将成为全球经济的驱动力，并造福于各年龄层和各代人。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个体在较长的生命周期内学习、生产、生活的方式发生巨大转变，经济和社会价值也随之整体转变，长寿经济变得更为普遍，充分激发“第三次人口红利”，进而成为经济和社会的核心之一。

（三）长寿时代下日本的社会经济变化分析

日本目前是全球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4年其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25%，可以说率先跨入长寿时代。长寿时代下的日本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根据前文提供的理论视角，分析日本的变化，将会给未来的中国更加深入的启示。

人口红利衰退，储蓄率降低，经济增长缓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70年日本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社会开始正式步入老龄化。人口的拐点也标志着劳动密集型经济高速发展模式的结束。1994年日本老龄人口比重已达到14%，步入重度老龄化。与之对应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总体走下坡路，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这一期间，日本储蓄率与15~64岁人口占比在1991年左右同时到达高点，之后开始步入漫长的下降通道。储蓄的萎缩也带来日本投资的萎缩。日本投资增速在从90年代初也开始震荡下行，随后一直在0%附近徘徊。日本的利率也随之持续下行，甚至进入负利率时代，背后主要原因是资金的需求（投资）下降速度快于资金供给（储蓄）的下降速度。

日本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放缓，技术替代加快。劳动生产率代表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产出，是决定一国经济是否具有未来增长性的标志性指标。日本劳动生产率增速在1970年后下行的趋势明显。劳动生产率来自3个方面，资本深化、劳动力素质、全要素生产率。资本深化即资本劳动比的提高。

亚洲生产力组织（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的数据显示，近40年影响日本劳动生产率的3个要素都出现不同程度下降。资本替代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数量短缺促使资本加大对劳动力的替代。但随着资本对劳动的边际替代率递减和投资的萎缩，资本深化近几年对劳动生产率甚至出现拖累。全要素生产率方面，老龄人口占比的增加刺激了技术替代，日本机器人和自动化等尖端技术高速发展。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强力支撑劳动生产率，但是泡沫破灭后这种支撑有所减弱。全要素生产率的逐步低迷也与长寿时代下日本社会阶层固化和家长式企业管理结构抑制创新有关。劳动力素质方面，世界领先的高等教育普及率使得日本人口素质整体较高，高素质劳动力成为对冲劳动生产率下行的重要因素。

日本银发经济相关消费需求提升，但并未完全迎来长寿经济。长寿时代下消费是日本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日本内阁府数据显示，消费贡献了近60%的GDP。虽然日本人口总量近年出现缩减，但日本的消费总量整体呈稳定低速增长态势。日本社会与老年人相关的医疗保健、护理类消费支出在总消费中

2.6亿老年人，中国将在2033年进入超老龄化社会？

作者：中信出版集团

发布时间：2021-10-14 17:39

快照：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重阳佳节，也是我国第九个法定“老年节”。孝老敬老，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积极传承与践行。

重阳节之际，自然避不开“变老”这个话题。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19》数据，预计到2050年，全球平均预期寿命有望达到77.1岁。2019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占到9%，预计到2050年将升高至16%。

世界在变老的同时，中国也在“加速”变老。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64亿，占总人口的18.7%。据民政部预测，“十四五”期间，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

来源：澎湃新闻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人口年龄构成进行梳理还可以发现，14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已进入到深度老龄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1]。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最新的一项研究则预测，我国将在2033年进入超老龄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20%）。

“人口老龄化”成为了从国家到个人都需要面对的课题。

长寿时代下，我们的生活将发生哪些巨变？

说起老龄化，人们往往与消极含义联系在一起。

但在《长寿时代》一书中，作者陈东升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看待老龄化的视角：老龄化社会将不再被消极看待，而是被重新赋予了健康、财富、生命尺度等元素。老龄群体也不再认为是社会发展的“拖油瓶”。

长寿时代 : 从长寿、健康、财富的角度透视人类未来  陈东升 著 百岁人生 长寿人生 京东月销量100好评率99%无理由退换京东配送官方店¥68.6购买

作者认为，我们不仅要关注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问题，同样也要关注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机遇，这就是即将到来的“长寿时代”。

长寿时代将是人类历史上的大变局。

在《长寿时代》中提出，长寿时代具有几大特征：死亡率降至低水平、预期寿命持续延长、生育率降至低水平、人口年龄结构呈柱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长期超过1/4。

从联合国数据来看，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日韩等亚洲新兴发达国家，还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尽管各自经历的人口转变速度和阶段不同，到21世纪中叶，65 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都会超过25%，并会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持这个水平。

面临长寿时代这一关乎人类自身的大变局，将有哪些显著的变化发生呢？

首先，寿命的延长可能并不意味着健康的长寿，《长寿时代》里将这归纳为“长寿时代，人人带病生存”。

在这种情况下，活得越久，就越需要养老和医疗的支持。这就会改变产业结构，以及相应的筹资制度安排。

当然，带病生存并不意味着老年的生活就是疾病缠身，在病床上度过。也许当我们以“带病生存”的状态走进长寿时代的时候，疾病只是一个与我们共存的生物标签而已。

其次，长寿时代，审视人生的尺度要发生根本的变化。

农业时代人均寿命不过 30 岁，所以“人生七十古来稀”，20岁是青年，40岁是中年，60岁是老年。

而在长寿时代和百岁人生的时代，40岁是青年，60岁是中年，80岁才是老年。

这使得我们能够重新对人生做规划，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也要与这种个人的微观改变相适应。

在这样的出发点上，再去放眼未来世界，长寿时代甚至让人有些许期待。

再次，老年人的社会角色将从“传统的消费者”转变为“长寿经济的生产者”。

至今，仍有很多人认为老龄化就意味着衰老和消极，老年人只是社会的消耗者，是被赡养的对象，难以创造价值。

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人口红利，其实都没有发掘老龄人口潜在的价值，无法开启持久的人口红利。

在长寿时代将开启“银发经济”，老年人的社会角色从传统的消费者转变为长寿经济的生产者，他们的价值再创造将会带来“第三次人口红利”。

长寿时代下，个人和家庭将面临何种挑战？

寿命的增加同样也意味着长寿风险的加剧。家庭和社会的抚养成本攀升，养老和医疗筹资吃紧，经济增长的动力亟待转换。

长寿时代，个人和家庭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是“财富储备不足”。

在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日本，“老后破产”“又老又穷”的故事屡见不鲜，而且这种现象正在逐渐蔓延。随着人口老化程度的加剧，中国的老年人也面临着同样的威胁。

与发达国家较为完善的老年人保障体系不同，我国由于社会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老年人的保障体系仍较为薄弱。

2021年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平均每户家庭只有2.62 人，比10年前下降了约 1/6。家庭规模的缩小使得“养儿防老”模式不再是主流，老年人能够借助的家庭内部资源变得稀少，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可能从备选项变成必选项。

因此，提早做好养老方式和财务规划的准备，避免陷入“又老又穷”的陷阱显得刻不容缓。

除了防范进入老年后的财务风险，“健康风险”也是人们在长寿时代面临的巨大挑战。

与财富积累的轨迹类似，健康也需要长线管理。

年轻时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吸烟、过量饮酒、缺乏锻炼、饮食不规律等行为，从长期来看，将会带来不可逆的临床后果，导致在年老时的健康水平相对较差。

另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长寿时代，不同家庭的处境将有很大不同，其中“教育水平的差异”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健康经济学研究显示，更好的教育水平意味着人们能够选择更好的职业，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

在同一代老年人之间，那些教育水平较高的人过去长期从事人力资本回报率较高的工作，因此仍能保持较高的财富水平和较好的身体健康。

这些老年人退休后仍能以各种形式参加生产劳动，持续获得收入。

然而那些教育水平较低的老年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往往只能参加比较繁重的体力劳动，从事风险性较高的职业，等老年时身体状况会相对较差。同时，从事职业的收入也相对有限。

健康和财富双重储备不足使得他们严重依赖子女们的支持，也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赡养负担。

普通人如何积极应对，老龄化和长寿时代？

正如英国学者琳达·格拉顿在《百岁人生》一书中所描绘的那样，在长寿时代，每个人都将拥有多段式人生。

这种人生将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需要重新认识、定位和发掘自己在每个人生阶段的价值，并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应对这种生命历程的改变。

首先，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健康和财富的积累值得加倍关注，可以考虑寻求专业机构的帮助。

一方面，个人将更加重视自身的健康，让健康状态尽可能地延长。在这个领域，生命科学的发展和医疗模式的转型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改善自身健康。

另一方面，为了应对医疗和养老支出的增加，个人和家庭将更加关注财富的积累和管理，财富管理的方式也将更加多元化、机构化。

其次，长寿时代和数据时代交叠，个人和家庭将主动拥抱科技，持续释放需求和供给。

随着未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机器人的运用将会越来越普遍。一些传统的人工低效工作将逐步被机器替代，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转向脑力劳动。

这为人们延长工作年龄，释放生产力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长寿时代，更长的工作生涯很可能成为人生的必然。未来的工作方式将更加数字化、智能化，年龄增加并不会成为阻挡人们参与劳动的障碍。

老年人将更多地参与生产，扮演起生产者、创新者的角色，在需求端和消费端共同推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最后，“活到老，学到老”会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选择。

在工业时代“学习、工作和退休”人生三段论的模式下，教育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人生的最初阶段。

但在长寿时代，人们迎来多阶段人生，学习策略会发生重大变革，或许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工作多年之后重新回归学业生涯，或者会在学习的间隙继续丰富自身的社会经历，打磨职业技能。

终身学习也会让人们获得同时拥有多项技能的可能性，未来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斜杠人生”。

参考资料：

[1].149城深度老龄化.《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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