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千鹤子：“活下去”，不只是生存｜书评

作者：新京报

发布时间：2023-02-10 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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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活下去的思想》是日本知名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的学术论文集。

在书中，上野千鹤子围绕国家、暴力、性别等议题进行思考。从本世纪初的9·11事件开始，追溯到上世纪的冲绳岛战役以及之后爆发的海湾战争……统摄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线索，便是这位女性主义者一贯的主张：“女性主义是让弱者以弱者的姿态受到尊重的思想。”选择成为“弱者”，也意味着主动选择不去滥用权力，并将“活下去”确立为一种虽沉默却有绵绵力量的价值。

电影《小早川家之秋》剧照。

《为了活下去的思想》，（日）上野千鹤子著，邹韵 薛梅译，明室Lucida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12月。

贯穿全书的问题线索

一直知道上野千鹤子这位学者，也听过她在东京大学著名的开学演讲，但这是第一次打开她的著作。在书店看到这本新书，随即就被标题深深吸引：“活下去”，这与当下的处境似乎格外相关。

翻开这本书，才发现它更像是一本被“包装”成通俗读物的学术论文集。日文原书属于“上野千鹤子的研究”丛书。因为学术论文和为别人写的书跋构成了这本书的主体，读者在其中经常会看到一些与其他学者展开专业对话的段落，如果不是对这个领域的专门研究很熟悉的话，会有点摸不着头脑。此外，像“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一章中出现的对“民族”概念的不同含义的细致辨析，对于第一次接触的人来说可能很有帮助，但对于已经熟悉这个话语场的人来说又显得有些繁冗而不必要了。总之，阅读本书是需要一定的耐心的，不能指望快餐式地获得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对于有此类诉求的读者，我推荐只读前言和第四部第一章的访谈）；更重要的是与作者一同思考求索。

本书看似涉及了非常多的话题，包括女性主义、民族主义、“平等参战权”、“后方史”、战争与核记忆、家庭暴力、护理看护等，有的时候甚至是在非常“潮”的学术新领域之间游走，但统摄全书的问题线索是清楚的，那就是如何想象一种超越了“男女共同参画”式平权运动的女性主义、如何通过它来反对暴力、如何将“活下去”本身确立为一种虽沉默却有绵绵力量的价值。以下仅仅评论、重构乃至发挥这条问题线索，不求全面。

电影《敦刻尔克》剧照。

平权运动的局限

上野千鹤子在本书中切入第一波女性主义所推进的平权运动的方式很特别：她直接考察了这种运动最极端的后果。在日本的语境中，由于“男女平等”说法的敏感性，平权运动更多地采取了“男女共同参画”这样的话语，与中国早年“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说法有着类似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平权是手段而非目的本身，而目的本身则是依照民族主义、国家发展这样的模式来刻画的。

上野千鹤子考察了全美最大的女性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简称NOW，全国妇女组织）要求女人有权“像男人一样”从军参战的呼吁背后隐含的逻辑。由于现代民族国家在成立之初便以战争的可能性为永恒的预设，服兵役的义务与完整的公民权是互为条件的。NOW认为，如果女性被排除在国家的军事力量之外，她们就也将被排除在围绕着退伍老兵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国家福利制度之外，从而事实上成为“二等公民”。因此，争取女性的参军权，就是在为女性争取“一等公民”的地位。

纪录片《她在愤怒时最美》剧照。

尽管这种逻辑看似无懈可击，上野千鹤子却指出：“一等公民”的权利本身就是一种特权，它总是以将另一些人排除为二等、三等公民乃至非公民来实现和维系的。在历史上，这种权利是以成年、男性、同族裔的有产者为标杆来设立的。由于这个有限的群体往往是通过结构性地歧视其他群体来确立自身的边界与特权，要求女性加入这个被认作“一等公民”的群体就意味着要求女性也成为歧视者的一员。但是，并不存在只有歧视者而没有被歧视者的社会。例如，在发达国家的移民社会，白人女性的“共同参画”是以将她们原先被迫承担的无报酬劳动转嫁给少数族裔来实现的。

这当然并不是说女性应当安于“二等公民”的地位，而是说，假如只追求同样的权利，而不问支撑着这样的权利的社会政治结构本身是否正当，结果就只能是在“向上爬”的同时将不正义的“梯子”踩得更结实。上野千鹤子一以贯之地用最极端的例子——参战的权利——来说明问题。她提出，军事的本质是通过将暴力变成国家的行为，而使得这种暴力免于公民社会对暴力的责难与惩罚。战争成了“正义”的、因而免责的暴力。为女性争取参战权，却不去过问参战行为本身所意味着的暴力，这并不会导致“军事的女性化”，反而导致了“女性的军事化”。

纪录片《转折点：911与反恐战争》剧照。

上野千鹤子进一步将战争暴力与家庭暴力进行对比：两者都是在公民社会中被免责的暴力，因为国家和家庭恰处于公民社会之外的两端。换言之，公民社会本身就是其成员通过对外部（敌国）和内部（家庭中的附庸性成员）的双向暴力来建立的，它实现的仅仅是这种暴力施加者之间以力量均势为前提的平等（非暴力）。无论这样的公民社会如何容纳更多的成员，它的基本结构都是排他性乃至攻击性的。因此，假如女性主义的诉求仅仅在于平权，那么它就会止于在暴力的再生产结构中分一杯羹，而无力改变这个结构本身。

女性主义的内在价值

因此，女性主义当然不是要停止平权的诉求，但同时也不必停留于平权的诉求——它本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女性主义除了“平等”，还可以诉求“差异”。但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很容易让我们觉得，这个“差异”指的是女性的“特质”乃至“本质”，从而女性主义的希望就在于和平主义、关怀伦理等等。尽管后者确实有其价值，将其建立在男女的“自然”差异上却不啻一种思想“陷阱”，因为这会导致像关怀这样的价值重新成为独属于女性群体的义务，从而进一步加深不平等。

上野千鹤子对这种思想陷阱非常警觉。她论证说，参军女性（如在伊拉克虐囚的美国女兵）的例子已经反驳了上述本质主义，因而更有意义的问题是人在什么样的情境中会展现出对和平的爱好和对彼此的关怀，尽管在现实的历史上女性更多地处于这种情境中。一旦如此发问，我们就会倾向于努力将无论什么性别的人都置于同样的情境中，而不是延续本质主义的“性别分工”。

延伸阅读：《香蕉、沙滩与基地：国际政治中的女性主义》，（美）辛西娅·恩洛著，杨美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

但是，为什么要将更多的人置于女性曾处于的情境中？这种情境及其所培育的价值，为什么是更好的价值？上野千鹤子在本书中提出了两个回答，尽管它们都还是尝试性的。

第一个回答：女性主义意味着对差异的包容与认可，而这是因为，只有像女性（但不限于女性）那样曾被结构性地置于弱势地位的人，才有可能真正意识到结构之恶而试图去改变结构本身。因此，上野千鹤子声称，女性权利是“即便不同也不会招致歧视的权利”。严格说来，每个人身上都有与众不同之处，而在歧视性的结构之下，任何一种不同之处都可能会在某一天成为歧视者手中的“把柄”。从而，伸张女性权利，实则是伸张每个人无所羞赧地做自己的权利，同时是在对抗那种只有踩别人一脚才能站得稳的处世方式，从而使得人们不再为自己的独特而恐惧，不再只是心存侥幸地希望歧视不要落到自己头上。

第二个回答：女性主义意味着承认人们对彼此的亏欠。它揭示出，现代主体貌似的自主乃至主权，是通过遗忘它对一系列服务性的前提的依赖才成立的。如今，我们不是要在对这种自主的无限扩大中造就更深的遗忘和压迫，而是要承认对彼此的依赖和亏欠。上野千鹤子在护理看护（care-giving）的语境中，甚至使用了“希望他们（男性）可以放弃成为强者，选择成为一个弱者”这样的说法。一个人“选择”成为弱者，并非出于愚蠢，而是因为意识到所谓的“强者”是那种一旦在权力的游戏中取得优势地位、掌握了对别人的生杀大权，就立即追求充分使用、乃至滥用这种权力的人。

上野千鹤子举例说，“像性骚扰、家庭暴力、职场骚扰、精神暴力、霸凌、虐待……这些都发生在对方无力回击、无法说‘不’、也无法逃离的时候。”面对这样的“对方”，主动选择不去滥用权力，这才是她说的“选择成为弱者”的真正含义。这里的“弱者”，指的已经不是力量的多寡，而是能够对他人的脆弱感同身受的能力，是“共同脆弱”的能力——它甚至可以看作对尼采的“同情”（Mit-leid，字面意思就是“共同脆弱”）主题的一种反转式的新解。

纪录片《情热大陆 上野千鹤子篇》剧照。

活下去，并非是惧怕死亡

无论是包容和认可差异，还是承认对彼此的亏欠，都构成了对生命自身的认可。但是在这里，我们立即遇上了一系列的挑战，它们往往声称：活着总是为了什么超越生命自身的事情；而如果活着只是为了活着，就会通往平庸的苟活，会使人与禽兽无异。

上野千鹤子对这样的挑战是有所预料的。事实上，她写作本书正是要挑战“活着是为了别的什么”这样的想法。书名《为了活下去的思想》（生き延びるための思想）是正面回应池田晶子《埴谷雄高论》中“我们不需要为了活着的思想，我们需要的是为了死亡的思想”的说法。

如果仅仅是为了生物学层面的“活着”（survival），似乎的确不需要思想。因此，思想往往以超越“活着”为己任，因而往往通过观照作为“活着”之对立面的死亡来确认自身的力量。这样的做法，在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说出“哲学就是练习死亡”（《斐多》）时就已很明显了。在此之后，哲学不断地为人们提供“可以为之赴死”的价值，仿佛生命本身是一种祭品，总要献祭给某种高于生命的东西。上野千鹤子承认这种思想模式的巨大诱惑力；相形之下，“为了活下去的思想”却“老土、丢人、犹疑不决、毫不得体”。同样的逻辑也体现在战争与和平的对立中：战争是崇高、壮丽、振奋人心、给人自豪的，而和平则“松散缓慢，空虚，漫无目的……无聊枯燥”。在以前现代的荣誉观、“伟大”观来映照和批判现代性“怕死的平庸”的思想路线中，我们也能辨认出柏拉图主义、乃至整个哲学传统的持续影响。

延伸阅读：《斐多》，（古希腊）柏拉图著，杨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3月。

然而，一方面，在战争所代表的荣耀之下，巧妙地隐藏着“恶毒的压榨、侵占、残暴、迫害”。英雄主义所追求的伟大，是对人的卑微的刻意隐藏和遗忘。醉心于生活中各个领域的“战争”及其所代表的“伟大”的人，首先需要扭头不看自己对世界和对他人的深刻的依赖，需要将由自己所推动、参与或纵容的恶伪装成历史的必然，需要通过“拉远镜头”来屏蔽同类的呻吟、呼救和叹息。换言之，通过抬升死亡（及其背后的崇高价值）来贬抑生命的思想，同时也是“冷血”的思想，是一个尚在思考的生命矫揉造作的主动“失温”；而它在吹嘘与世界和他人的切割的同时，又不得不继续寄生于后者，甚至因为滥用暴力而更“腐蚀性”地寄生着。这样的人和这样的思想，本身就是暴力的附庸，是暴力的第一个牺牲者。

另一方面，“活下去”也不仅仅意味着“活着”。我们在to live（vivre）与to survive（survivre）之间的日常区分，本身预设了“活着”是“为了”某种超出了活着的事情。但是，这种超出未必是以崇高价值的方式悬在死亡的大门之后的东西；它也可以意味着生命本身的差异化和深化——事实上，我们通常正是以后一种方式来理解life超出survival之处的。因此，上野千鹤子所说的“活下去”，不能归结为to live或to survive的任何一方，而更接近to live on：这个on蕴含了对未来可能性的无限期待。

电影《小早川家之秋》剧照。

“为了死亡的思想”当然可以将生命的一切可能性贬抑为一个无聊的平面的自我扩张。但当这样做时，它就既不能被平面所承托，也不能被平面之外的某个“高处”所接纳，而是坠入虚无，坠入死亡。而死亡才是最无聊的，因为它是一切可能性的不可能性——它甚至不是平面，而是一个无处可寻的、封闭的点。这种思想，看似是主动地“为了”死亡，实则是不由自主地被献祭给死亡。

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人而活下去，并非只是意味着作为一只动物而存活。那种认为“明天也会像今天一样”的希望，动物是不会有的；在其中蕴含着守护我们曾有幸敞开的意义空间的艰辛努力。在上野千鹤子看来，超老龄社会的到来，有望教给我们一件事：即使生命中的大部分是在走“下坡路”，即使为了走完这段旅程，我们将不可避免地相互依赖，生命仍然是值得过的。因为生命并非只是在通往更高、更强的路上才有意义；在日复一日的衰老乃至“腐朽”中，生命亦有其自在的节律和尊严，它能够通过衰败（而非在衰败的彼岸）展开无限的“褶子”。假如思想不够坚韧，不能陪伴和见证这种衰败，不能给它足够的耐心，它就学不会尊重真正的生命，而会急匆匆地要赶往生命的尽头。

延伸阅读：《一个人最后的旅程》，（日）上野千鹤子著，任佳韫 魏金美 陆薇薇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

而要使得生命在衰败中亦有尊严、亦有无限的希望，人就不能只是独自前行。事实上，也没有人可以独自前行。承认这一点，承认相互扶持的意义，就意味着不仅学会积极地帮助，也要学会积极地被帮助——而非一面寄生于帮助，一面否认帮助的必要性。“为了活下去的思想”，终究只有在“人与人之间”才是可能的。从这个“之间”的滋养中，将不断涌现或重新涌现出行动的勇气与存在的正直。在此意义上，人类文明之所以不同于自然，恰在于这个容许了生命与生命相互信赖、托付和承担的“之间”。

书的尽头，同时也是思索的起点。上野千鹤子的女性主义思考、她关于“为了活下去的思想”充满希望却仍有待发挥的论述，将我们带到了阿伦特所说的“人的复数性境况（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 of plurality）面前。思想唯有正面回应这种境况，才能走出所谓“怕死思维”的迷局。

作者/刘任翔（清华大学哲学系）

编辑/青青子

校对/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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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上野千鹤子、戴锦华、葛兆光等参与

作者：新京报

发布时间：2023-02-08 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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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眼睛

2022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

2/18-2/20

四大书单，四场深度阅读活动，你将与下列嘉宾一起，共同回顾2022年全年阅读——

上野千鹤子、戴锦华、陆薇薇、古市雅子

葛兆光、罗新、赵世瑜

赵冬梅、余辉、苗子兮

刘文飞、汪民安、赵松、王璞

新的生活即将到来，“时间的眼睛”，看到的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方法，看到的是变动之下发挥宰治性的结构，看到的是更大的视野之下突破束缚的可能。我们真诚地希望，借由阅读，被遗忘在历史各个角落的经验和情绪能加快地苏醒，终有一日，我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为靠近真实。

现在，我们诚挚地向你们发出邀请。

举办年度阅读盛典，记录时间在出版行业留下的痕迹，是新京报书评周刊的例行传统。18年来，我们坚持每年回顾全年出版，推荐优秀作品，致敬深耕行业的工作者。在第19个年头，我们希望我们选出的作品，我们从中看到的世界，能走出出版界和文化圈，离你们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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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2年10月开始，历时三个月，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部收集行业专家学者意见，经过多轮讨论，从全年出版的新书之中选出了最终推荐书单。完整书单请参见2023年1月6日新京报书评周刊首文推送。

今年，在“时间的眼睛”这个大主题之下，我们将书单分成了四个单元，它们跨越了文学、社科、艺术等传统书单划分类别的藩篱，提供了更综合的观察面向。

主题① 凝视与想象

凝视，捕捉转瞬即逝的细节；想象，跨越“看”的边界……

主题② 视野与方法

视野，定义了我们对他者的想象；方法，决定了我们在历史中看到什么……

主题③ 记忆与留白

人类尝试拼合记忆，人性浮现于记忆之外的留白……

主题④ 对话与回响

并非每一次对话都会有回音，但我们的故事依然在对话中传递，直至未来传来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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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书单之外，我们还要特别致敬一位2022年在中国出版界引发巨大反响的学者——

在今年阅读推荐的基础之上，我们邀请各领域嘉宾推出了四场话题论坛，解读具体书单、进行特别致敬、分享我们通过阅读获得的更具体的思考和感受。

我们将一起讨论凝视图像的传统和观看的权利，追寻历史的视野看更广阔的中国，记录文学与时代的记忆品味细密的留白，开启一场面向未来永不终结的对话……

“时间的眼睛”

2022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

活动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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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地点

北京观唐艺术区美术馆

北京市朝阳区平房乡石各庄东700米路北

观唐艺术区8号馆

（请从园区南2门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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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

与君目成

当“过去”可以被“观看”

图像，是一种比文字更久远的记录形式。解读图像，以图叙史，同时需要凝视与想象。凝视，捕捉转瞬即逝的细节；想象，跨越“看”的边界。

理解历史之时，我们有丰富的视觉素材——在水墨画中，我们能看到形神兼备、物我交融的审美传统；在墓葬壁画中，我们能看到波澜起伏的人生历程；在当代摄影中，我们能看到一场争取自主观看权利、重启摄影现代转型的努力。但理解图像，并不意味着相信图像的一切。比如，我们熟知的《清明上河图》，或许它展现的并非是一派繁荣的景象……

所以，我们该如何理解图像在历史与理论研究中的位置？如何捕捉图像中的细节与信息，辨识其中的虚实？如何自庞大的图像库中，还原出我们曾共同拥有的传统？或者说，我们是否拥有这样一个图像中的传统？我们邀请了研究者赵冬梅、余辉与写作者苗子兮，与你一探究竟。（13:00-13:30为系列活动开幕式。）

活动嘉宾

VOL2

放宽历史的视域

从交叠的空间出发看中国

对于历史学来说，视野定义了我们对他者的想象，方法决定了我们希望在历史中看到什么。如果说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隐藏在事实背后的逻辑，并借此重建大众对于历史与记忆的常识。那么历史学家所利用的工具，也决定了他的认知与理解能否承载住真相的厚度和人文精神的拷问。

正如彼得·伯克所言“我们正处于一个界限模糊、学术边界开放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既让人激动，也令人困惑”。作为一种诠释真实的艺术，历史学的内核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历史学家是否应该接受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挑战，学会像社科学者一样思考结构和时间的魅力？历史学家是否应该走出书斋，把双脚埋入大地，像人类学家一样倾听他者的语言、价值、思维方式，重新理解什么是阶级、性别与记忆？也正是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发现历史学家的身份越来越模糊，而他们捧出的作品，却带有一种跳跃与想象所赋予的独特色彩。

而我们今天的这场对话，正是三位历史学家的敝帚自珍。他们三位都有着不同寻常的问题意识，和对于历史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有一种敏锐的批判和反思。视野与方法，不仅仅是方法论的更新，更重要的是一场观念上的革新：如何把人从话语和传统的惯性中解放，如何让历史反思性力量走入那些我们刻意遗忘的领域？

活动嘉宾

VOL3

生命的厚度

传记何以可能

记忆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传记、回忆录是最重要的书写方式之一。优秀的传记中呈现的传主生命记忆，不只关乎他们个人，还关乎他们所处时代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症结。因此，为他们作传，也是为当下作传，甚至，为未来作传。

然而，记忆及其手段是完全可靠的吗？当传记作者在历史的浩瀚细节中耙梳，拼凑传主的音容，缺憾总会浮现：绝对的真实是无从抵达的。既然如此，传记何以可能？也许我们只能承认，这就是记忆的有限性，文字的有限性，也是人类的有限性，面对这种有限，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保持留白，让不可抵达的部分保持沉默，这也是传记得以获得有限真实的必要条件。而在可以抵达的部分，我们必须言说。

这是一场关乎传记与真实的讨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评论家、译者相聚于此共同言说。

活动嘉宾

VOL4

特别致敬活动

开场

一份女性主义的邀请

过去这一年，我们或许都曾怀疑过对话的意义。在撕裂与创伤难以弥合的当下，我们是否还能通过对话望向并抵达彼此？

这是一份来自女性主义的对话邀请。我们邀请到两位“过来人”——上野千鹤子与戴锦华。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相遇时刻。一位是第一个在日本开设女性学的先驱，一位是中国大陆最早从事女性主义理论的学者。尽管彼此素未谋面，但她们都是深入参与本国女性主义实践的行动者，也曾切实地鼓舞过许多代女性。当她们在中文世界中首次相遇，会如何开启这一场女性主义对话？她们对彼此的好奇是什么？她们又将如何回溯不同时期的东亚女性主义历史？作为过来人，她们如何理解新一代的女性主义实践？又如何解读当下种种纷争的性别议题？

这不光是属于她们的对话，亦将是一次我们共同的回望。毕竟，没有对话，故事便无法传递，经验便无从诉说。

活动嘉宾

“时间的眼睛”

2022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

活动说明·请仔细阅读

购票说明

■ 本系列活动地点为观唐艺术区美术馆，地点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平房乡石各庄东700米路北观唐艺术区8号馆，需从园区南2门进入。场地位置较为偏僻，现场会有引导指示。

■ 本系列活动为线下对谈活动，需购票入场，为保证入场读者体验，活动现场不设直播。未能购票入场的读者朋友，请关注后续活动视频与文字报道。

■ 活动现场不设购票点。参与活动的读者朋友请扫描下文二维码，进入“新京雅集”相关售票页面，选择对应场次的门票购买。现场座位有限，我们将严格凭票入场。

■ 每场活动提前半小时开始检票，请尽量提前入场。检票时需出示购票记录换取纸质票：搜索“新京雅集”小程序，点击下方“我的”，查看“我的订单”。

■ 门票不与座位绑定，现场换取的纸质票上会标明座位号。先行检票换票的读者，可获得更前排的位置。

退改说明

■ 购票后台无改票服务，如错误购买，请退掉错误场次的门票，购买正确场次。活动现场无退改票服务。

■ 如需退票，请在“新京雅集”小程序订单页面点击“申请退款”。每场活动前24小时关闭该场次退票渠道。

■ 如活动遇不可抗力导致活动取消、嘉宾变更等，将全额退票（不受活动前24小时关闭退票的影响）。

■ 如有其他问题可在购票详情页点击左下角客服咨询选项，咨询客服。

单场票价

与君目成：当“过去”可以被“观看”

69元/张，限量50张

2023年2月18日 13:00-15:30（12:30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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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宽历史的视域：从交叠的空间出发看中国

69元/张，限量50张

2023年2月18日 16:30-18:30（16:00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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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厚度：传记何以可能？

69元/张，限量50张

2023年2月19日 13:30-15:30（13:00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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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一份女性主义的邀请

99元/张，限量40张

购票入场的读者现场赠送

价值68元的《开场：女性主义访谈》一本

2023年2月20日 19:00-21:30（18:30检票）

进入购买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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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士书房 润生书局 秦皇岛龙媒书店

唐宁书店 拂星书店

英国月巷儿童书店·中国首店（南京）

桂林刀锋书店 熹阅堂书店 码字人书店

旁观书社 荣星书肆 天津荒岛书店

樊登书店合肥弘阳店 自在观独立书店

都匀学府书店 一苇书坊 南昌市青苑书店

雍和书庭 寻麓书馆 稲诚及所

百湖城·书艺馆（大庆三合）莲花书屋

南昌高新区图书馆 经开书房 儒乐书房

心海书屋 美书馆 合胜书店 不书店

阿果拉书店 酒三多书店 野梨树书店

读本屋 限时书店 桑丘书店 楠枫书院

河南商水席殊书屋 青岛耐冬书店

攀枝花未明央书坊 内山书店 卡佛书店

彼岸书店 匿名书店 璞玉书店 阅玩书店

上海三联READWAY武汉店 左边右边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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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说尽的故事，未完成的对话：2022年这些新书值得我们期待

作者：界面新闻

发布时间：2022-01-14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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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董子琪 徐鲁青编辑 | 黄月1

除了在每一年的年底发布编辑部书单、为大家呈现当年我们读到的好书之外，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也会在每年一月为读者朋友奉上这一年值得期待的新书指南。当然，今年也不例外。

下面这篇篇幅不算短的期待之书指南以7个版块，分门别类呈现了2022年原创文学、引进文学、传记散文、社科、历史、新知、艺术等领域值得关注的新作品。我们尽可能全面地收集了来自各大出版社的讯息，按照类别类型、主题议题精心整理，希望这既是一份为书虫密集“种草”的书单，也是一幅可供延伸思考的出版地图，这份地图或许不足够完整，但我们仍可借此洞悉和思考国内出版界的关注热点，以及这些作品所反映出的某些社会关切和发展趋势。

01 华语文学：以故事与趣味书写这片土地

原创文学方面，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书中书写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信仰燃烧年代的生死抉择。刘亮程在《捎话》之后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本巴》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同样具有魔幻史诗的风格：“江格尔的本巴地方，是幸福的人间天堂。那里人都二十五岁，没有衰老没有死亡。”路内的《关于告别的一切》以1975年出生的作家李白为主角，讲述过气作家、不婚主义者、青少年怀旧浪漫男与其父亲自1985年至2019年间的悲欢。路内曾在2021年的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朗诵了作品中有关作家如何应对网络恶评的部分章节。田耳的《秘要》是一部长篇小说，讲述黑书藏书市场上的风云诡谲，有着强烈的武侠情怀。《“李尔王”与1979》是薛忆沩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新作，还原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庭状况，叶兆言的中篇小说《通往父亲之路》同样关照二十世纪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家庭生活，或可进行对读。

《本巴》刘亮程 著译林出版社 2022

鲁敏以《金色河流》呈现改革开放白手起家、先富起来的这一代人中国式财富观的艰难进步。《白发阿娥及其他》是香港作家西西最新的一部短篇小说集，白发阿娥生于宣统年间，生活在一个业已消逝的时代，如今，她出门要抹风油精，到百货公司怕冷气，到马路上怕晒太阳，到朋友家怕见人。《北流》是林白沉潜八年的长篇小说新作，书中涵盖了南方母系民间经验、女性成长记忆、知识分子的精神流变史。残雪的小说集《西双版纳的女神》收入了作家最新的原创短篇作品。2018年北京育儿嫂范雨素一夜成名，三年过去，范雨素完成了自传体长篇小说《久别重逢》。

《故事只讲了一半》集纳了小说家、导演万玛才旦近年创作的十部短篇小说，展现了普通藏族老百姓的生活群像：满腹民间故事的村庄老人，被认证为活佛转世的幼子，为了哺乳耗尽心力的新生儿父母，犯下纵火杀人罪行的诗人……《执否》是梁晓声最新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关注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友情观、爱情观。《人的世界》为韩东“回归”中短篇小说写作的全新作品集。弋舟将推出继“丙申”“丁酉”“庚子”之后的“人间纪年”系列第四部《辛丑故事集》。《鸭镇夜色：王奎张亮故事集》《这件事到底有没有意义》是小说作者曹寇即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其中《夜色》以小镇青年王奎、张亮为主角，故事发生于八卦洲镇以及南京市区。《新婚之夜》后，辽京今年将推出最新中短篇集《倾听》，洞察城市生活表象下的真相。在新作《上海胶囊》中，btr以19篇“展览小说”凭空搭建起了19座展厅。

《上海胶囊》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 / 2022

在类型文学方面，中信·春潮社将推出“那多手记”最新作品《荒墟归人》，有多年特异事件调查经历的记者那多因废墟选题去往重庆市开县，在湖底古城经历异象。孙一圣去年推出了中篇小说集《夜游神》，今年将出版首部长篇小说《必见辽阔之地》，故事一样发生在山东小城，人物一样有“武松”。以《鹌鹑》为代表作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作者郭沛文最新长篇小说名为《刹那》，故事也依然以长沙为背景。包括赵海虹、夏笳、沈大成在内的女性作家的科幻合集《春天来临的方式》则是当代中国幻想小说国际合作项目之一。另外，北京大学西葡语系教授、猫科动物之友范晔的首部原创幻想文学作品《时间熊，镜子虎和看不见的小猫》将由顾湘配图出版。

在《野猪渡河》及《猴杯》之后，后浪将引进马华作家张贵兴的代表作《沙龙祖母》，小说以乱针刺绣的手法，揉杂探险言情的小说趣味，传达出雨林里欲望、性爱、屠戮、暴烈的浓稠气息。2020年，张贵兴凭借《野猪渡河》获得第八届红楼梦奖。后浪今年还将引入台湾《联合文学》杂志总编辑王聪威的长篇小说《生之静物》，以一位妻子的出走心事和私密独白，讲述“孤独活”及“无缘死”的话题。陈浩基的推理短篇小说集《第欧根尼变奏曲》和童话推理故事集《魔笛》将同时推出。此外，贺景滨、李奕樵、邱常婷等新生代作家的新书也值得期待。

02 引进小说：既有经典新译，也有新人新作

2021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格尔纳的作品将在今年与中国读者见面，包含《来世》《最后的礼物》《天堂》《海边》《赞美沉默》五部作品。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最新小说《瘟疫之夜》将由世纪文景引进，小说讲述了1901年一座岛屿爆发了第三次大瘟疫，几位试图拯救帝国命运、追求现代文明理想的主人公在对抗瘟疫的战役中焕发光彩。

2018年诺奖得主、波兰作家托卡尔丘克的多部小说将继续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可以文化引入国内，其中《E.E.》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描写了十五岁的波兰少女爱尔娜·爱尔茨内尔由母亲和友人们治疗精神疾病的故事，讨论了“意识”与“无意识”、精神与肉体等哲学问题。此外待出版的还有她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最后的故事》，这两本书均由波兰语直译。最值得关注的是托卡尔丘克长达千页的《雅各布之书》，讲述的是18世纪中叶一个出身神秘的年轻犹太人来到波兰村庄，施展魅力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狂热追随者。在《机器人大师》《索拉里斯星》之后，波兰科幻作家斯坦尼斯瓦夫·莱姆的《技术大全》也将引入中文版，此书备受学者江晓原推崇。

在《东方故事集》之后，上海三联书店将继续引入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系列作品，我们将读到她为三岛由纪夫写的《三岛由纪夫，或空的幻景》以及尤瑟纳尔的传记。法国作家乔治·佩雷克《庭院深处，是哪辆镀铬把手的小自行车》讲述了生动有趣的小故事。龚古尔奖得主蕾拉·斯利玛尼的“他者之地（三部曲）”之《战争，战争，战争》将由法语译者袁筱一译成中文出版，小说讲述了上世纪中期法国女孩马蒂尔德爱上了摩洛哥人阿米，并与其结婚生子、移居摩洛哥，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关于家族、国别、爱情、婚姻有关的故事。米歇尔·维勒贝克的《血清素》则讲述了在人人都抑郁的时代，“我”努力地按部就班地恪守中产准则，却发现一切变得荒谬可笑的故事，于是“我”玩起“消失”，退了公寓，辞了工作，和女友不告而别。

《庭院深处，是哪辆镀铬把手的小自行车》南京大学出版社 / 2022

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出版品牌“新民说”近年来推出了塞巴尔德作品系列，2022年将更新至《乡村别墅中的住所》，他再度纯熟地模糊了传记、散文与游记的边界，在一段乡村风光的漫步中思考与讲述。塞巴尔德处女作、第一部诗歌作品《自然之后：一部元素诗》也将与中国读者见面。值得期待的还有奥地利小说家赫尔曼·布洛赫作品系列《梦游者》《着魔》《无罪者》，以及德国战后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家乡博物馆》，一个从家乡博物馆在大火中毁于一旦讲起的故事。

2020年布克奖得主、苏格兰文学新人道格拉斯·斯图亚特的小说处女作《舒吉·贝恩》讲述了1980年代苏格兰格拉斯哥一个穷苦家庭里，染上酒瘾的单亲母亲与三个孩子尤其是幼子的故事。美国作家詹姆斯·索特系列作品《这一切》等将由理想国引入。爱尔兰作家萨莉·鲁尼的新作《美好的世界，你在哪里》即将与读者见面，小说书写了两个二十几岁的好朋友不同的生活轨迹，与鲁尼之前的作品相似，主角的友谊大多数时候通过电子邮件来维系。爱尔兰作家威廉·特雷弗的短篇小说遗作结集《终场故事集》也将出版。莫桑比克葡语作家米亚·科托的作品将持续被译介到中文世界，包括《高雅的恐怖分子和其它故事》。出版品牌“明室Lucida”即将推出的《志贺直哉短篇小说集》绝大部分篇目是首次译介，《志贺直哉中篇小说集》亦是其中篇小说集简体首译。日本作家宇佐见铃出生于1999年，她关于追星女孩的作品《偶像失格》获得了第164届芥川奖，将在今年与中文世界读者见面。《疫情时期的故事》来自《纽约时报》“十日谈”栏目集结，收录了新冠席卷全球期间全球多位著名小说家的作品，包括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大卫·米切尔、科尔姆·托宾、李翊云等。

《美好的世界 你在哪里》[爱尔兰]萨莉·鲁尼

03 传记、访谈与散文：不忘昨日，活在当下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即将出版第六辑，这一辑收录了包括阿瑟·米勒、路易-费迪南·塞利纳、钦努阿·阿契贝、哈罗德·布鲁姆等著名作家的诸多访谈。在文学传记方面，记述现代主义元年的《天才群星璀璨——1922：现代主义元年》与M.H. 艾布拉姆斯探讨超自然主义的《自然的超自然主义》值得关注，前者揭示了多位现代主义名人之间鲜为人知的联系，后者为我们呈现了那个时代的重要诗人——如华兹华斯、柯尔律治、济慈、雪莱等——所共同面对的议题。布克奖得主、美国小说家乔治·桑德斯的作品《在雨中的池塘漫游》是一部讲解俄罗斯文学大师经典名作的文学细读。

杰克·凯鲁亚克的经典传记《杰克之书》让我们近距离地观看“垮掉的一代”代言人的人生。法国作家让-保罗·曼加纳罗的伊塔洛·卡尔维诺的传记《伊塔洛·卡尔维诺：写小说的人，讲故事的人》与访谈集合录《我生于美洲》也将于今年面世，收录了1951—1985年间卡尔维诺的的101次访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沃什早期的自传性散文集《欧洲故土》及1960年代受聘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期的散文《旧金山海湾景象》也将译介出版。今年还将出版波兰作家安杰伊·弗劳瑙塞克的《米沃什传》（全两册），追踪了米沃什个人的奥德赛之旅，基于大量的访谈资料写成，征引了大量米沃什的诗歌和散文作品。“文学纪念碑”系列的约瑟夫·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卷本传记终于迎来了第五卷，聚焦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十年的生活与创作，陀氏最重要的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会在本卷中逐章解读。后世作家回忆博尔赫斯的作品亦不能少，杰伊·帕里尼的《博尔赫斯与我：一次邂逅》写的是年迈失明的博尔赫斯如何通过帕里尼的眼睛看见苏格兰的故事。英国文学评论家凯瑟琳·雷恩的《威廉·布莱克传》、美国学者沃尔特·杰克逊·贝特的《约翰生传》还有两个版本的卡夫卡传——分别是德国莱纳·施塔赫版以及德国彼得·安德烈·阿尔特版，以及艾米莉·迪金森的传记《我居于无限可能》都值得读者期待。

《杨苡口述史》以个人口述史展现了百年来历史变迁，杨苡今年103岁，她的哥哥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姐姐杨敏如是古典文学专家，丈夫赵瑞蕻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将推出“吕思勉系列”，包括《吕思勉历史课》《吕思勉国文课》《吕思勉修身课》等，吕思勉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严耕望语）。王鼎钧的《小学作文讲话》是一本针对小学生而作的指导之书，教孩子如何细心观察世界，用不同的方法伸展故事、激荡思考。在《平如美棠》之后，饶平如的遗稿及自传将《平生记》出版，记录其一生自童年历经戎马生涯、公私合营、下乡、制造木牛流马的变化。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的散文集《为你跋山涉海》（暂名）汇集了多年来在世界各地旅行和考察所积累的见闻和思考，从阿姆河到撒马尔罕，作者从许多被湮没的故事、精微的技艺和被人遗忘的人物经历中发现一个个形塑历史的支脉。季进的《文本的旅行》借由作者的海外访学经历而引出，围绕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而展开，论及宇文所安、夏志清、夏济安、李欧梵等教授，以及《中国现代小说史》《沈从文传》等经典学术著作。

《我将前往的远方》是郭强生“人生私散文”系列中的第二部作品，被称作“献给单身初老的一首情歌”，五十岁单身的郭强生经历丧亲之痛后在这部作品中梳理回顾了自己的前半生。盛文强的《渔具列传》今年将再版，包含舟楫、网罟、钓钩、绳索、笼壶、耙刺六辑，集地方志、家族秘闻、采访为一体，是一部可以上溯到洪荒时代的海洋秘史。作家、翻译家的孔亚雷的《极乐生活指南》是他的首部文学评论集，孔亚雷翻译过杰夫·戴尔的《然而，很美：爵士乐之书》与詹姆斯·索特的《光年》。《打工记》是一部十年打工日记，作者胡安焉近十年辗转中国南北打工，做过快递员、夜班流水线分拣工和自行车店店员。译文纪实系列在推出了《鱼翅与花椒》之后，又引入了扶霞的随笔集《寻味东西》，她用一贯的幽默笔触生动描写了东西方饮食文化差异和关于美食的各种轶闻趣事。

04 文学研究、童话、鬼怪与流行：从读到如何读

陈平原《小说史学面面观》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依据2020年春夏北大讲稿整理而成，兼及专业论文与学术随笔，遴选鲁迅、胡适、阿英、普实克、夏志清共计十二家，进行评述、延伸与发挥。《杜甫：超越忧愁的诗人》是日本学者兴膳宏的著作，兴膳宏精选了杜甫不同时期的七十二首诗歌，串起了杜甫的一生。《细语有声：清代日记中的情感世界和社会生活》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书稿以清代日记为切入点，为读者展示了阅读日记的基本方法，内容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如清末五大臣出洋被炸案。

《杜甫：超越忧愁的诗人》[日]兴膳宏

国内第一个全版《贝洛童话》值得关注。 《贝洛童话》又名《鹅妈妈的故事》，是世界上第一部童话集，成书比《格林童话》要早上一个多世纪，具有重要的文学和学术价值。“普林斯顿经典书系”《格林童话的残酷真相》是研究格林童话的奠基作品，从谋杀、乱伦等格林童话中的经典主题的黑暗面展开。《鬼魂小说、侦探小说与唯灵论》以维多利亚时期十分流行的鬼魂小说和侦探小说为研究对象，作者选取了司各特、狄更斯、勒发奴这些作家的作品。《东西不可思议物语》是涩泽龙彦的怪谈随笔，他在其中收集了古今中外四十九个故事怪谈。前柳田国男时代的妖怪学者江马务的《日本妖怪化物史》基于从大量古籍中采集辑录的文献记述，勾勒出妖怪与化物的本来面目。

《鲍勃·迪伦的意义》是哈佛大学古典学教授、迪伦研究专家理查德·F.托马斯基于托马斯教授为哈佛本科生开设的一门迪伦研讨课。书中探讨了迪伦歌曲的主题，如音乐与社会正义、战争与人类对战争的回应、爱与死亡、信仰与宗教等。在《快时代，慢阅读》中，休斯敦大学文学教授大卫·米基克斯倡导用慢阅读的方式抵挡快的碎片化和娱乐化，试图重新建立起人与文学、专注和阅读之乐的古老联系。《如何阅读世界文学》总结了哈佛文学授课经历，向人们讲述在浩瀚的世界文学中的读书门径。

05 非虚构与社科：思考是一场永未完成的对话

2022年，我们对女性权益的关注仍在持续，仍应持续。过去几年里，同处东亚社会的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对诸多性别议题的剖析，成为我们反思中国社会的参考系之一。在她的《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引发大量关注后，“明室Lucida”在今年计划推出她的《为了活下去的思想》。此书是上野千鹤子从“9·11”事件开始，围绕国家、暴力、性别等议题思考写就的总结式作品。在《女生该怎么活——上野老师教教我！》（暂名）中，上野千鹤子亲自回答了女生从学生时代到进入社会后对“性别平等问题”的一系列疑问。同样讨论“厌女”现象的书还有三辉图书将出版的《下女：厌女的逻辑》，是三辉“女书系”中的一本，与上野千鹤子的东亚背景不同，《下女》作者、康奈尔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凯特·曼恩聚焦美澳社会案例，讨论了厌女如何巧妙地伪装成“理性中立客观”，潜藏于集体意识之中。“女书系”还将出版《廉价的生命：印度全球代孕的代价》，作者沙弥拉·鲁德帕分析怀孕和生育如何被商品化，以及女性身心在此过程中的遭遇。此外还有英国女权主义先驱沃斯通克拉夫特代表作之一《北欧书简》，也是国内首次出版。

今年，国内多家出版社也将推出一系列关注性犯罪话题的书籍。三辉的《违背我们的意愿》是研究强奸问题的经典书目，浦睿文化即将出版《骄傲的堡垒：性侵、问责与和解》，前者的作者布朗米勒主要依循的是社会学与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后面这本书里，美国道德哲学家玛莎·纳斯鲍姆以分析哲学的路径，对性虐待和性骚扰案件的常见社会质疑进行了回应。此外，上海译文出版社将出版研究美国隐性强奸问题的《危险的熟人》以及聚焦家庭凶杀案的《致命爱人》。

曾引进《无缘社会》《女性贫困》等作品的上海译文非虚构系列，今年还将持续推出剖析解读日本社会症候的新作。比如关注劳动者权益的《过劳死：这份工作比命还重要？》，作者通过采访《朝日新闻》刊登的十一个过劳死家庭，剖析了日本职场日剧恶化的过劳问题；例如《吸血企业：吃垮日本的妖怪》关注的是近十年来日本社会“吸血企业”通过大量雇佣、大量辞退、超时加班、低薪压榨、非正式雇佣等手段获取廉价劳动力，这些企业制造的社会成本都要转嫁给纳税人来承担。还有一些作品聚焦城市边缘人群的挣扎，《三十不立：无法开口求助的青年人》书写三十岁左右时滑入社会底层的日本青年流浪汉生活，《单身女性》则从“非正式员工”、“中年女人的相亲”、“生活的艰辛”、“年老的父母” 四个维度分析了日本单身女性群体的困境。社科文献旗下子品牌“方寸”推出“樱花书馆”系列关注日本社会，今年将推出《日本病：长期衰退的影响》《日本的社会规则：雇佣、教育和福利的变迁史》等。

《过劳死》[日]牧内昇平

认识我们的城市，想象更好的城市。美国城市规划活动家简·雅各布斯的《关键的小规划》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部文集收录了她近40篇重要文章，包括她首次以中文正式出版的成名作《市中心为人民而存在》。简·雅各布斯在其城市研究经典著作《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指出，城市的本质不是建筑，而是人，是公共空间，是街道，是人和人之间的互动。译林将推出的另一本有关城市空间的书或许能为雅各布斯这一观点做出补充，心理学家海伦·伍利的《城市开放空间》展示了不同类型的开放空间可以为社会和个人带来的影响，并讨论了可供个人或社区日常使用的各种开放空间形式。城市需要开放空间，更需要开放包容的文化。20世纪新社会史代表人物斯蒂芬·塞恩斯托姆的《其他波士顿人》将在今年由上海译文推出，作者以波士顿为案例分析了1880—1970年代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发现来自不同民族、拥有宗教信仰的移民是美国20世纪大发展的原动力。让我们看得再微观一些，看看城市里人和人间的连结：华东师大出版社“薄荷实验”将出版《寻找门卫：一个隐蔽的社交世界》，作者是社会网络分析领域学者彼得·比尔曼。在小小的公寓楼中，每天上演着门卫保安和房客的复杂互动，以小见大，我们也得从中窥见一个更广的社会网络关系。

《寻找门卫 ：一个隐蔽的社交世界》彼得·比尔曼

新冠疫情仍在持续，我们是否已对死亡有了更深的理解？上海译文出版社将推出《临终困局》一书，在德国医疗行业从业多年的作者马蒂亚斯·特内斯发现，医院面对重病病患，关心的并非如何减轻患者的痛苦，而往往出于逐利目的对病人过度治疗。他号召进一步加强姑息治疗，不让过度治疗延长老年患者的痛苦，让病人有尊严地安详离世。疫情也让人们重新反思技术，华东师大出版社将出版《数字断联》，分析资本主义、互联网和美国的治理危机三者间的关系，帮我们理解互联网被资本主义塑造和驯化、制造民主危机的过程与原因。文化研究重要学者斯图尔特·霍尔的《管控危机》也将问世，从一个十分普通的社会治安议题入手，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英国社会的道德恐慌，及背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和政治合法性危机与重建的社会史。

知识分子的思索或许不能为社会实践提供详尽的指导，但其中蕴含的视角和线索却具备启发的可能。今年译林出版社将推出两本增订版的以赛亚·伯林文集，《启蒙的三个批评者》以及《未完的对话》。伯林是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在消极的和积极的自由之间作出了著名的区分，两部文集分别讨论了他长期思索的问题：如何理解反启蒙运动的现代思潮、多元论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三辉图书“左翼前沿思想译丛”今年将推出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欧内斯托·拉克劳的《解放》，他探索主流视域的“解放”观念的内在矛盾、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的关系、政治身份的形成，并提出我们需要一种解放的新希望。该译丛今年还将推出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新版。叶礼庭的《权利革命》回应了关乎权利的争议性问题：团体权利是否危害个人权利？当每个人都主张自己的权利时，责任怎么办？当每个成员都有权利时，家庭能否生存和繁荣？权利语言在赋予个人力量的同时削弱了社区吗？迈克尔·曼被认为是韦伯之后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他与约翰·A. 霍尔对话的《21世纪的权力：与约翰·霍尔对话》一书关注当下美国，并试图分析所谓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威胁是什么，以及金融资本不可遏制的力量和环境破坏带来的重大危机。

在政治哲学与伦理学之外，人类学的想象力总是带给我们别样的关切和共情。薄荷实验将出版人类学家迪杰·法桑的《生命使用手册：法桑论生命人类学》，论述人类生命价值的问题，对生命伦理进行综述和反思，并与维特根斯坦、本雅明和福柯进行批判性对话。

06 历史：以史为鉴，思考人的境况

宏观史方面，继英国思想史学者彼得·沃森的《虚无时代》《20世纪思想史》之后，译林出版社今年将推出沃森的《大分离：新旧大陆分道扬镳的历史》，探讨新旧大陆从地质分离到哥伦布大发现期间的历史。沃森确定了两个世界之间的三个主要差异——气候、可驯化的哺乳动物和致幻植物——结合起来产生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文明轨迹。三辉图书将继续推出历史学家孙隆基的《新世界史》，承接之前出版的前两卷内容，以全球史观和多中心论梳理中古后期几大文明地区的发展脉络。

中国史领域今年也有很多好作品问世。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教授李怀印的《现代中国的形成》，探讨中国作为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内地各省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边疆各省所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在19世纪之前是如何成形并得以维系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念群也关注国家构建问题，在今年将出版的《“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中，他指出清朝创造出了一种新型“正统观”。清朝以前的“正统论”基本上依赖单一的儒家道德教化观念，而清朝建立起了另一种对前朝正统观的补充性诠释框架，与其“二元理政”的治理模式相互配合，“大一统”是正统论的首义，是王者获取“正统性”的思想与实践基础。目光由朝堂转向地方，《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借由对生祠的考察，挑战了明朝封建专制强化、平民只能“绝对臣服”的传统观点，发掘了专制集权土壤中的另一套政治模式：地方官受命于皇帝，并由平民决定其价值，平民借此实现政治参与。

《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美]施珊珊 著

尽管新冠疫情让全球流动减速，人类却从未放弃过对移居与迁徙的执念，也从未停止过文化交融。移民研究学者罗宾·科恩在即将出版的《3000年人类迁徙史》中总结了人类自第一次迁徙出大裂谷，到当下叙利亚人大批逃亡的全球迁徙轨迹，附有直观的迁徙地图。甲骨文也将推出《上游之旅：大迁徙与中国南部的帝国（1570-1850）》，此书研究十六世纪末十九世纪中叶广东移民沿着西河及其支流进行迁徙的旅程、流散者和帝国在上游边境的关系，以及移民在故乡维持家庭和血缘有何作用。

第三帝国的历史在今年仍是出版热点。理想国“M”系列2020年出版了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著写的第三帝国三部曲，今年将推出的《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聚焦20世纪德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横跨了从一战到大萧条、从纳粹到二战、从冷战到柏林墙倒塌等历史阶段。甲骨文将出版埃文斯的另一部作品《阴谋论中的希特勒》，探讨了五种涉及希特勒和纳粹党的阴谋论，剖析了与第三帝国相关的偏执想象。从1980年代，西方学界出现了“记忆潮（memoryboom）”的史学热潮，德、法两国的记忆史研究在这一时期开始大幅拓展，“记忆潮”在2000年之后逐渐进入中国，今年我们也能读到几本从文化记忆理论出发的优秀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记忆中的历史》，探讨德国人对纳粹历史的记忆、德国历史是如何被人们谈论、解读和描述的；社科文献旗下的“索·恩”品牌将推出《历史的囚徒：二战纪念物中的历史叙事与建构》，作者以世界各地的二战纪念物展示了人们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记忆这段历史的。在第三帝国之外，广东人民出版社子品牌“万有引力”计划出版《突如其来的勇气：二战法国青年抵抗运动，1940—1945》，讲述法国抵抗运动中的爱国青年各种方式的反纳粹斗争，以及他们在二战期间抵抗纳粹运动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突如其来的勇气：二战法国青年抵抗运动，1940—1945》罗纳德·C.罗斯巴顿

在身份政治日益凸显的时代，反思种族主义与殖民历史的作品也值得我们关注。甲骨文将出版《第五太阳纪：阿兹特克人的新历史》，罗格斯大学历史教授卡米拉·汤森摒弃了长期以来的欧洲殖民者视角，以完全基于土著居民的视角，对墨西哥阿兹特克人的历史进行了复杂的描写——他们并没有简单地向西班牙文化和殖民屈服，相反，他们重新调整了政治立场，适应了新的义务，并坚持了下来。《重建之战：美国最进步时代的暴力史》考察了美国内战结束后重建时期十余年里的历史，作者发现，美国社会始终未能将黑人平等地整合进法律、政治、经济、社会体系。南京大学出版社将推出《非洲、亚洲与哲学史：哲学标准形成中的种族主义，1780—1830》，探讨了哲学史研究是如何由希腊转向康德的，以及这一谱系如何逐渐取代了始于埃及或西亚的文明，使得后者不再属于哲学范畴，而被归入宗教研究领域。

《非洲、亚洲与哲学史：哲学标准形成中的种族主义，1780—1830》彼得·K.J.帕克

07 新知与艺术：拓宽视野，感受美好

阅读不总是沉重严肃的，有趣的新知赋予日常生活以更广阔的景深、更丰富的景致。人类同自然的关系始终是我们执著探索的母题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将推出《犬科动物：狗与人类的历史》一书，通过介绍12种狗被驯化的过程分析狗与人类的关系史。上海译文出版社将出版《伴生：我们与动物的故事》，动物伦理学和神经学学者阿伊莎·阿赫塔结合医学、社会史和个体经验，展示了人类和动物如何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浦睿文化即将出版《红山动物园是我家》与《熊在吗》告别枯燥的科普说教，红山动物园工作人员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向读者讲述动物的习性和饲养知识等等。

植物在长久的历史和日复一日的生活中陪伴着我们，却最容易被我们忽略。广西师大出版社《植物在丝绸的路上穿行》选取了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以及经由中 国传入西方的各种植物，讲述了它们传播的历史、功用以及在各自文化谱系中的意义。“方寸”将推出《植物教会我们的事》，作者认为植物并非我们一贯认为的静态的或可预测的，相反，植物充满了活力和创造力，加深对于植物的了解可以帮助改善人类社会。译林出版社“牛津通识”系列将出版伦敦大学学院地理学教授马克·马斯林的《气候》，介绍现代气候系统的根源、气候如何影响人类生活和其他生命活动、气候变化以及人类为此采取的行动。

新知图书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认识自己的窗。《癌症传：众病之王》今年将推出十周年纪念版。继“裸猿三部曲”后，译文社将出版德斯蒙德·莫利斯的《裸男》 和《人体行为观察》 ，前者是一本人类自然史，也是男性身体文化的社会人类学考察，后者则是对人类肢体语言的研究。译文心理书系将推出《我的身体里住不下13个人》《多活下来的这9年》等作品，关注多重人格障碍、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躁郁症等心理问题。

艺术方面，后浪艺术的“艺术与观念”丛书在今年将推出四本新书，主要聚焦阿尔卑斯以北的艺术。世纪文景的《中国当代摄影四十年（1980—2020）》关注的是中国纪实、肖像等摄影类型的发展。

如果你对音乐感兴趣，或许可以期待广西师大的“有谱音乐”书系，既有音乐家传记，比如《第九交响曲：贝多芬与1824年的世界》《莫扎特：黄金年代》，也有一系列乐器教程和曲集。“索·恩”也将推出两本摇滚史，分别是《摇滚史：1920–1963》《摇滚史：1964–1977》，涵盖从查克·贝里到吉米·亨德里克斯、滚石乐队的摇滚音乐史。

“艺术与观念”丛书 后浪

文字读累了？看看漫画吧！手冢治虫说，“漫画的乐趣就在于你看到那种破天荒的夸大、虚构、不合常理和荒唐无稽时产生的快乐。”今年，后浪漫将推出法国实验漫画家马克-安托万·马修的《上升》、漫画家松本大洋的竞技漫画代表作《乒乓》。广西师大也将出版民国漫画家丰子恺、王子美的漫画集。新星出版社将为读者呈现横山光辉的《三国志 第二部》、荒木飞吕彦《乔乔的奇妙冒险 第四部·不灭钻石》。新的一年，愿读书开心，愿好书与我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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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受访者均为女性学者的访谈录，她们不仅仅是她们，还是我们

作者：京报网

发布时间：2023-01-13 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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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女性学者访谈》 新星出版社

从来没有一本书像《开场》这样打动我。也从没想过，一本受访者均为女性学者的访谈录，会带给我如此多的情感共振，它使我重新回看了自己十九年的求学生涯，重新审视了三十年的来路，甚至，重新定义了自己当下的坐标。

原来既以自己身为女性为傲，又会在某些时候试图隐藏性别身份或者幻想自己“要是个男的就好了”的不止我一个，那个从小到大都是讨好型人格、会无意识做师长们“宠物”的女孩也不独我自己，时不时就自我反思、困在母职与工作中焦头烂额的女性更是数不胜数。她们，这些女性学者们，同样陷入过这些困境，经历过这些彷徨。

是的，她们不仅仅是她们，还是我们。

她们，作为镜子，映照出我们自己的轮廓：面对性别标签，我们该拒绝还是欣然拥抱？要想像她们一样走到今天，我们要经历哪些曲折、面对怎样的困境？我们又当怎么表述这个世界？

关于女性身份，北大中文系的贺桂梅老师对女性只能做性别相关的研究表示反感，戴锦华老师也曾对“是否像女人”“如何做女人”有过困惑，就连以“一人一杀”来为东亚父权制剔骨的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也直陈，花了很长时间来接受“我是一个女人的事实”。不独学者，太多女性有这样的困扰了——人们会说“女司机”“女企业家”“女博士”“女明星”，在这些行业，我们会分性别评价人们，带了“女”，仿佛是带有负面色彩，略微轻蔑。而对于男性，极少会把性别与职业结合作为媒体报道的吸睛点，更不会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吃瓜谈资，顶多会说“男护士”“男幼儿园老师”……好像天生，护士、幼儿园老师只能由女性来做，而开车、创业、做学术，女性就容易搞砸。

对于女性本就占少数的高校与科研机构而言，蹚过大河、历尽暗礁与骇浪之后，女性学者们对于自己性别身份的体认格外敏感与典型。有人从来没把学者当成主要身份，有人明确“不避讳也不会强调”自己是女性学者，有人则直言“不存在也不需要独属于女性的学术传统”。这种纠葛，这种生而为女却又爱又恨、又亲近却又疏离的情感，某种程度上，是她们怀着对自身性别身份的困惑，对自己跻身学术界这一男性占大多数的环境之中的应激反应。而这种创伤性应激，我们每个人都有，也每时每刻都在与之共存：我们从小被教育要轻声细语，长大争论时却被嫌太柔弱、气魄不够；我们从小被耳提面命，要体贴他人，长大遇到不公时却被说怎么这么不小心，一点都不懂得保护自己。什么话都让他们说了，非难却是我们的，是女孩的。

却也正是这份不甘与惶惑，促使她们拥有了敏锐的洞察力与感知力。她们会注意到无酬却需要付出难以量化的精力和情感的家务劳动，于是发问：为什么家务劳动不能算作工作范畴？在这样的驱使下，霍克希尔德决心要寻找社会学核心概念中女性缺失的部分，关注“看不见的劳动”，从而成为情感社会学奠基人，写出《职场妈妈不下班》，令职场女性的“第二轮班”暴露在镁光灯下。而上野千鹤子则在生产成本的分配正义问题上做出了贡献，关注照护的“劳动”而非“精神”，将照护作为一种实践和需要给予相应报酬的劳动。

而这些背后，其实是她们自身的经历。霍克希尔德在留校任教后，要求学校给予充足的自由，使她能够边从事学术研究，边抚养孩子、照顾家人。上野千鹤子研究“一个人”的社会，也是在自己年事已高时自然而然的兴趣转移。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更是直接将关注边缘人的日常性与普通人的边缘性作为研究的线索，邓小南（历史学家）主张的“走向活的制度史”更是不能说和性别意识带来的视角毫无干系，乃至于有陆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的“可见”对社会身份建构的重要性，张莉（北师大文学院教授）更是全力主张“女性写作”、放大女性创作者的音量……在学者们的思想交锋、观点碰撞中，我们能感受到这些受访者们的赤忱与敏感，也感受到她们的愤怒与开阔。不管有没有克服自身的矛盾，与生俱来的性别身份成为她们的生命之重，却也给她们的研究插上翅膀，带给她们看待问题的特别视角。

更重要的是，她们还能跳出单一的性别维度进行观照。性别很重要，但不是全部。正如贺桂梅那段关于愤怒的解释：

我们之所以感到愤怒，是因为无法对这样一种感性的、具身性的不平等体验做出解释。学术真好，因为它可以给我们解释，让我们不要陷在非理性的受害的愤怒情绪之中，而能将感性的生命体验化为前行的力量。而且不仅仅局限在性别问题之中，它也让我们能对更广泛的类似社会处境有同情、共情与关切。

所以才有“时代发生变化，年轻人已处于守山期”的洞见，有疫情影响下“全球思想甚至不能提供一个哪怕是由现实反思而形成的新表述”的悲怆，也有“许多性别的冲突，经济是问题，但性别本身也重要”的卓识，“不应该让某一个性别垄断某些优点或缺点，倒不如由作品或者我们自己说话”的豪气。拨开性别话题之外，《开场》还是时代激变之下的阐释。

一问一答中，女性、学者、访谈，完美融合为一种棱镜和视角，性别身份给我们以看待问题的天然优势，学术为我们提供话语体系，对话的精神带给我们力量。就这样，她们将毕生所学化为普通公众也能理解的语言，她们用学术之路照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她们用身体力行告诉我们，赋权并非女性主义全部的意义，要男性和女性同时重视并分担照料家庭、维系社群的责任才是其应有之义。

虽然在这些受访者中，大部分是幸运的，并坦言自己较少遭遇不公，这辑的受访阵容也有对理工科学者的遗珠之憾，但仍不失为一个漂亮的“开场”：一个女性学者访谈的开场，一个告诉人们女性可以理性，可以从事学术研究，可以并且应该选择我们自己道路的开场。那就让我们接过她们的手中之棒，在开场之后登场。

（原标题：女性学者，把自己作为方法)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白华昭

流程编辑：L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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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不太“主义”的女性主义入门书｜一周新书风向标

作者：新京报书评周刊

发布时间：2021-11-01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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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的“一周新书风向标”又与读者见面了。在这个栏目中，我们将不单单把好书列出来写一段推荐语，我们还会尽可能地在自己阅读效率允许的范围内，对读者们关注的或刚刚出版的书籍给出自己的看法。如果一本新书的内容非常精彩，我们会不遗余力地给出推荐，如果一本书的内容与其关注度不符，我们也将会在参考意见中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为了更直观地看到我们对某本书的态度，我们还会增加一个“推荐指数”，类似豆瓣评分。

当然，任何阅读的判断都是个人的，我们的意见未必正确，甚至有可能是偏见，但它们一定是真诚的。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参考意见，希望为读者提供一份阅读指南（毕竟，这个事情可能还要冒着得罪出版社的风险）。如果你有比较犹豫的、想要知道我们态度的新书，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也将尽快给出自己的看法。

本期主持｜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部

热门

《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

作者：[日]上野千鹤子/[日]田房永子

译者：吕灵芝

版本：明室Lucida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1年9月

推荐指数：★★★★★

推荐人：青青子

在过去几年，当人们提到女性主义，或是讨论性别议题时，上野千鹤子都是绕不过去的名字。即便你没读过《厌女》《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也一定看过她在2019年东京大学新生开学典礼上的演讲cut，比如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的这一句——“女性主义绝不是弱者试图变为强者的思想，女性主义是追求弱者也能得到尊重的思想。”

《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是上野千鹤子的第一本女性主义科普读物。看标题也知道，这是一本写给所有人的女性主义入门书。作者除了上野千鹤子外，还有一位“不那么了解女性主义”的漫画家田房永子。两人就着各自经历互相发问、解答，田房永子坦诚、真挚，上野千鹤子幽默、辛辣，一场聊天便串联起女性主义的脉络观点，也道出隐匿在女性成长与生活中的长久困惑，譬如：

“当女儿和母亲激烈争吵的时候，父亲为什么会变成石像？”

“职业女性与家庭主妇之间的割裂，该怪谁？”

“女权主义者不受欢迎、讨人嫌的标签究竟从何而来？”

“什么是大叔式思维？”

……

读到这里，大家不难发现，这本书并不艰深，也不太“主义”。在我看来，它所探讨与呈现的正是一种在经验与实践中诞生并发展出来的女性主义理论，这也是上野千鹤子在书里所表达的，“如果不把感情变作话语，就无法成为经验”。

此外，对于喜爱上野千鹤子的读者来说，这本书还透露了不少关于她的“八卦”信息，譬如上野千鹤子为何又如何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一个不剧透的私人解读是：学习女性主义，的确意味着不断与内心深处时不时作祟的“好女人”做斗争。

经济

《当经济遇上法律》

作者：邱澎生

版本：浙江大学出版社 | 启真馆

2021年9月

推荐指数：★★★★☆

推荐人：罗东

近代中国与欧洲在经济上的巨大差距是经济史最为经典的选题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一问题的提法多是“中国何以在近代落后”，其基本逻辑是假设欧洲尤其是英国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标准，并将中国与之比较，据此归纳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上世纪末，学术界开始出现一些反思，认为研究“中国何以在近代落后”的方法是一种“西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彭慕然）的《大分流》是较早试图突破“欧洲中心论”的经济史研究。从此以后，有越来越多的学者重新思考，在现代前夕，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并无多大差异，例外的只是欧洲成功，而不是中国落后。换言之，是欧洲的成功而非中国的落后导致“大分流”的出现。《大分流》的中译本在2004年进入中国。这一年，大陆和台湾分别出版了简体版、繁体版。

《当经济遇上法律：明清中国的市场演化》的作者邱澎生，在当年参与了《大分流》繁体版的翻译，他本人也认同彭慕兰的一些基本观点，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主张摆脱“欧洲中心论”。又因为他同时专于研究法律史，便一直从法律的角度理解明清市场的发展。在2017年，他曾出版过《当法律遇上经济：明清中国的商业法律》，在如今这本书出版后，单看书名的主标题，难免让人困惑。初看，“当经济遇上法律”与“当法律遇上经济”似乎是同一本书，再看确实是两本书，不过却像是一种文字游戏。这自然是误会。我们知道，市场活动是以法律为基础的，商人以及其他参与市场交易的人，都需要彼此认同的法令规则来建立契约、确认产权和物权，且在出现纠纷时解决问题。邱澎生此前那本书回答的问题是，在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虽然还未出现像英国那样的商业法案，但实际上并不是就没有法律在起着作用，只不过有的是国家法，有的是民间法、习惯法。而在这本新书中，邱澎生把“经济”和“法律”换了位置，侧重点其实也随之从法律转为了市场。

即便我们把那个经典问题的提问从“中国何以在近代落后”改为“欧洲何以在近代成功”或“中国何以在近代没有成功”，也未必就完全走出了“欧洲中心论”。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恐怕还是在问中国社会在当时怎么就没有像英国一样成功形成现代经济需要的条件，譬如经济组织（如企业、行业组织等）、经济法令（如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和文化观念（如承认私利、盈利）。邱澎生则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不是没有出现，也不是出现得少，而只是没有以我们认为的那种形式和规模出现。他通过分析苏州商人结社、苏州与松江棉布加工业、云南铜矿业与重庆航运业等经济组织，并辅以分析这其中的债务诉讼，反驳了中国经济在当时没有发展的看法。可以看出他其实是在将市场发展视为一个过程，而这与将市场发展看作一种结果的做法——即认为天时地利人和，诸种条件具备，现代市场形态呼之欲出——大为不同。从这个角度看，他提的“市场演化”（也体现在副标题）也可以说是一种市场过程论。他在书中的分析和写作让人看到，中国的传统市场发展在明清时并不是只有一种刻板的模样，就连在最苛刻、最保守的道德层面，对人们追求利益、商人积累财富也有所改变，甚至对法律制度也产生了影响。

教育

《重新构想大学》

作者：[美] 戴维·斯特利

译者：徐宗玲 林丹明 高见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21年8月

推荐指数：★★★★☆

推荐人：申婵

高等教育对学生来说，意味着更有含金量的文凭、更有竞争力的技能和更纯粹的学术场所。然而，21世纪的数字化冲击了大学的地位，互联网教育令知识和技能不再局限于大学的课堂。另一方面，从考上大学全村光荣到北大毕业生卖猪肉的轰动新闻，引起了全社会对大学文凭“通货膨胀”的反思。近些年来已有很多论著试图回答，大学是否要以目前的形式继续存在？

《重新构想大学》则更进了一步，它用充分的想象力探讨了大学未来可以有哪些形式来颠覆现有的大学形态。作者戴维·斯特利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人文研究院院长，他邀请了一群设计师、历史学家和教育研究学者共同扩充这种想象。最终他们依据组织、学制、技术和属性的不同分类，提出了十种大学形态，分别是平台大学、微学院、人文智库、游学大学、博雅大学、接口大学、人体大学、高级游戏研究院、博识大学和未来大学。

这十种大学形态看起来是全面考虑到了目前已经存在的大学创新和科技的发展，也试图为其他著述中提出的大学危机而思考对策，比如平台大学扩充了慕课的教育形式，接口大学则是将人机结合的人工智能发展趋势作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之一，博雅大学试图恢复中世纪大学的七种博雅技能。尽管每一种都在革除如今大学的弊端，但实际上都难以实现。

如同作者所说，建设“离经叛道式”大学的需求似乎很小。高等教育更热衷于对标其他大学，效仿同行机构，结果大家都看起来很像。因此创新虽迫在眉睫，却看起来不切实际。但正是这种美好构想，再次提醒我们看清大学的作用，它不应该是仅仅为学生提供可选的“技能”目录，而要把学生当成追求真理，从而追求自我的人类。

新知

《看见生命》

作者：[美]布鲁斯·格雷森

译者：杨清波、姜丽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9月

推荐指数：★★★★☆

推荐人：安也

1970年代，一位23岁的美国空军坠机救援消防员比尔，在参与一次救援的过程中，因为二次爆炸的冲击而晕了过去，接下来，他经历了一次相当复杂的濒死体验。但在比尔康复之后，他试图与医生分享自己的经历，却被安排接受精神治疗。

人死后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大部分濒死体验者都相信，人死后会继续以某种形式存在。在一些人看来，濒死体验可能是某种精神类疾病，体验者的幻觉，抑或是某种近乎于神秘学、宗教学的事件。当濒死体验可能用不止一种方式进行解读时，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它？这到底是大脑内部生理变化的结果，还是非生理性思维的体验？事实上，有不少人都曾经听到过和书中案例类似的濒死体验故事，这些故事可能来自身边的亲人所述，也可以出自朋友的分享。但对于这些濒死体验，医学界往往选择忽视。

五十年前，精神科医生布鲁斯·格雷森博士通过偶然的机会，发现一位患者产生了濒死体验——她在昏迷时，“看到”了另一间屋子里的格雷森领带上的污渍。为此，格雷森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坚持不懈地对此进行研究记录，并将之形成了《看见生命：一个医生的濒死体验研究报告》一书。作为一名执业治疗师和精神病学家，格雷森的研究有助于帮助人们理解自己不同寻常的经历。与此同时，人们对于濒死体验的认识，同样开始影响医疗实践。格雷森认为，濒死体验是一种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常见体验，也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发生在人身上的正常体验。在他看来，濒死体验并非关于死亡，而是关于转变，关于如何重新开始，关于给我们的生活注入新的目标。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研究也许可以改变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进而提升我们对生命与死亡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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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书评周刊编辑部，编辑：李永博，校对：王心。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发，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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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新世界，旧语言｜女性学者访谈①

作者：新京报书评周刊

发布时间：2021-07-14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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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女性学者，你会想起谁？

这份名单一定不长，这是因为——

女性，

从来不是学术界的主流。

无论是高校教席，还是学术成果发表，越往象牙塔的顶端走，女性的数量就越少。

事实上，当一个女性决定从事学术事业，她所面临的限制无处不在：

“女博士是第三种人类……”

“历史证明学术界不是女性的地盘……”

“读书有什么用，女孩子总归要嫁人的……”

在高等教育阶段，诸如此类的声音试图阻止女性踏入科研大门。而当她们进入高校系统，生育、家务劳动等“天职”，则将她们挤出更多的机会之外……

然而，即便不断遭遇贬抑与打压，我们依旧看到，越来越多女性投身学术志业，汇流进学术共同体。对她们来说，学术研究不仅是事业、爱好，更是体认自身，寻找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于是，我们有了一个朴素的想法：让更多女性学者被看见。

当女性决定投身学术事业，她们需要克服多少阻碍？是否存在属于女性的学术传统？在“重男轻女”的学术体制中，涉水前行的女性学者如何找到自我的参照？她们的同行者又是谁？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邀请了来自社会学、历史学、新闻传播学、文学等不同领域、不同国别的女性学者，有些是大众所熟知的，更多的则还在聚光灯之外。她们的经历很相似，也很不同。她们代表了不同代际的女性知识分子，对知识怀有热情，也曾经历困惑与挫折。她们的故事讲述了大部分现代女性的不满与困惑，野心与梦想。

希望有一天，我们不必在「学者」之前加上「女性」二字。

这是“女性学者访谈系列”的第一篇。受访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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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学者系列访谈

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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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

■1970年生。198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北大中文系教授，2015年度教育部首届青年长江学者。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文学史、思想史、20世纪女性文学史研究与当代文化批评。

■著有《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等著作，发表论文百余篇。

撰文 + 采写 | 青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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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的书不好读。

哪怕对于一个在学院受过多年学术训练的人，贺桂梅的学术思想始终都是晦涩、驳杂的。这和大众普遍认知的文学评论或是文学理论有所不同。她也因此被认为是“学院派”的一员。

难度首先来自语言的密度。在豆瓣《“新启蒙”知识档案》的评论页面，有读者评价她的写作是“戴锦华的压缩塑封版”。

更大的难度则来自知识层面，用她自己的话说，“别人写一篇文章讲一个观点，而我认为要解释一个观点，就要把10个观点放在一起来讲”。

1997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左起为朴贞姬、戴锦华、曹文轩、洪子诚、赵祖谟、贺桂梅。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今年51岁的贺桂梅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生于湖北，父亲是乡村知识分子，爱好明清小说，在那个并不富裕的年代，家里有一大箱子书。那是她和姐姐们的启蒙读物。

和大多数70后学者一样，贺桂梅的学术经历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1989年，她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新一波女性话题热潮。正值青春期的贺桂梅带着自身的性别困惑潜入其中。

在戴锦华开设的女性文学研究课上，她开始认真思考性别问题，而在包括林白、陈染这一批新兴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她找到了对自身性别困惑的指认与表达。也是在那段时期，她记下了“个人的即政治的”这句话。

如果一个人将“做女人”这件事情看成天经地义的，那么，“权力关系”这样的字眼就几乎从不会出现在她的意识中。只有当某个人意识到自己性别身份的建构性及其中的压迫关系时，“批判”意识才能产生。这也是所有强调女性主义立场的人们，都反复引证波伏娃那句名言“一个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建构而成的”原因。但由于性别身份是如此的“自然”，因此如何理解性别身份，就如同理解无穷多样的“个人”，也是多种多样的。将个人遭遇的性别经验，上升为性别（制度）而非仅仅是个人的问题，就是一种真的“政治”行为。

指认出两性之间关系的“政治性”这个过程，我认为是性别研究的焦点之一。某种程度上，这是我所理解的现代中国女性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我自己在从事性别研究时一直关心的问题。

——《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

90年代女性文学是贺桂梅的学术起点。24岁那一年，还是研究生的贺桂梅凭借论文《性别的神话与陷落》受到学界关注，正式进入文学评论圈。随后，她发表了包括《有性别的文学》《个体的生存经验与女性写作》等系列评论文章，成为当时女性文学“热潮”的一部分。

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急遽变化，文化走向多元。知识界关于“人文精神”与“后现代主义”、“新左派”与“自由派”等争论不断。在历史的岔路口，身为青年学子的贺桂梅急切地想要以学术介入现实。1993年，贺桂梅加入当时北大当代文学教研室的“批评家周末”。“批评家周末”是由谢冕与洪子诚牵头组建的，集结了包括孟繁华、陈顺馨、孙民乐等一批博士生和访问学者。

上世纪90年代，贺桂梅在燕园。

每个周末，贺桂梅与同伴们相聚在静园五院，讨论“当代文学的理想”，研读和批评流行文学文化作品。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她这样回忆道：“在这样的场合，我开始感受到一种自由讨论、自由交流的氛围，并且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对当代文学教研室以及专业的认同感也是在这种轻松随意的氛围中自觉不自觉地形成的。”

随着写作与思考的深入，贺桂梅的内心却生发出某种乏力感，“当时我明确地想到的一个词，是‘枯竭’。无论就写作方式、发表方式，还是这种写作可以调用的理论、思想资源而言，我都觉得匮乏和不满，因而感到难以为继。我不满足于将自己限定在某个单一的视角中，在无法看清总体性历史结构的情形下，几乎是‘自说自话’地发表批评研究。”在《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一书中，她这样说。

与此同时，女性文学批评让贺桂梅“出圈”的同时，也让她被归置在刻板化的“女性学者”“性别研究学者”标签里。为什么女性学者只能做性别研究？为什么女性学者就不能做所谓男性学者统领的研究课题？

随后近10年的时间，她几乎完全放弃了女性文学批评，走出聚光灯，转身进入文学史与思想史研究。在导师洪子诚的影响下，贺桂梅深入历史，做史料分析，试图以更为整体性的视野理解当代中国问题和文学问题。

再回到90年代女性文学，是在她博士毕业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贺桂梅提交了《90年代的“女性文学”与女作家出版物》。与以往文学批评式的文本分析不同，这一回，她将女性文学作家与文本放置于社会语境、出版与传播的流通机制中。这也喻示着她的研究转向：性别不再被视为意义的出发点，而是作为意义机制构造的对象和场域。用学生罗雅琳的说法，“贺桂梅对女性文学研究的‘重返’，开始从‘以女性为目的’到‘以女性为方法’”。

自此，贺桂梅明确了两条不同的研究脉络：一是对当代中国和当代文学五个阶段进行研究，二是在女性文学研究和性别研究维度下理解中国问题。

2010年，贺桂梅出版由博士论文改写的著作《“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被国内学界认为是80年代研究的典范之作。在这本书里，她从80年代所塑造的近40年的新启蒙知识体制中跳脱出来，以知识社会学的方法视野，结合福柯、阿尔都塞的后结构主义理论，重新分析与拆解了80年代种种思潮背后所蕴藏的知识装置。

《“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贺桂梅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

“晦涩、读不懂……”这是当时许多人读完这本书后的第一反应。贺桂梅却并不在意。她认为，一本书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对问题的穿透性。今年，《“新启蒙”知识档案》再版，在一众80年代研究著作中，这本书的确仍未过时。

如今，贺桂梅已经做完当代中国5个时段的文学史研究。“人文学的想象力”是贯穿其中的理论视野。在《书写“中国气派”》和《打开中国视野》两本书里，她一方面延续了对于不同时段进行历史化研究，同时也更为明确地打破学科专业的分界，从阶级、民族、性别等维度总体性地讨论当代中国与文学的核心问题。

过去几年，虽然频繁地参与专业圈内的前沿讨论，贺桂梅在一般公开场合露面的次数并不多。一次是导师洪子诚的《中国文学1949-1989》新书分享会，还有一次是 “我们时代的性别观”调查报告讨论会。后者也让读者重新见到了那个久未在性别问题上公开发声的贺桂梅。

“我们时代的性别观”交流会，从左到右依次为罗皓菱、鲁敏、张莉、贺桂梅、杨庆祥。

今年5月，我们和贺桂梅做了一次访谈。在近四小时的对谈中，我们聊了她作为女性学者，如何理解自身的性别身份，也聊了她这三十多年学术研究历程。对于当下纷繁涌动的女性话题热潮，贺桂梅回溯并反思了中国当代历史上的两次女性主义思潮。她认为，无论是90年代还是今天，人们对女性话题的关注始终存在“理论的失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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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贺桂梅

新世界，旧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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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女性学者、性别研究

与理论失忆

1.1

身为女性

个人的就是政治的

新京报 ：上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研究是你学术研究的最早起点之一。在《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的绪论中，你提及自己“正是通过这些被称为‘个人化写作’的女作家作品的讨论，清理同时也表达自己的性别体认”。90年代也是女性话题风起云涌的时期，身处其中，又是研究女性文学，这一时期对你产生过哪些影响？

贺桂梅 ：我是1994年开始读研究生。读研期间，正值第四届世妇会在北京举办，也催生了女性话题在中国的社会性热潮。当时出版了很多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

作为一个女学生，我当然会有很多性别方面的困惑，尤其是年轻女性遇到的困惑在之前都会被视为私人性的问题。在这样一种热潮下，我一方面学习了许多理论层面的知识，戴锦华老师在北大开了女性文学的课程，我也因此阅读了当时涌现出来的女性作家作品，比如陈染、林白等的小说。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觉得我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是可以被清晰表达出来，而且它们是具有公共性的社会议题。

我当时研究90年代女性小说，也开始正式进入当代文学圈。这个圈主要偏于文学批评，所以一有新作家出来，大家就会开讨论会，围绕这些新作家、新作品写一些批评性质的文章。那时候有很多约稿的机会，但是我写了三四篇之后，就有点不想再继续下去了。

《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贺桂梅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

我在面对这些新作家所提出的问题时，常常会感觉到那些问题不是真的问题。但我当时的理论基础和判断分析能力也不能够穿透那个问题。因此，我在完成硕士毕业论文之后，基本上就不再写女性文学方面的批评文章。

我开始将大量精力集中在文学史的研究领域。但这也不是说我就放弃了性别研究，而是我不想老谈同一类问题。这也和当时大家对我的指认有关。我一直很反感一种说法——你是一个女性，你就只能做和性别相关的研究。

新京报 ：这也是很多女性学者所面临的问题。

贺桂梅 ：身为女性学者，我一直认为女性身份本身就是一个标签。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特别丰富的，身份也是多重的，比如说我既是一个女性，同时是一个当代的中国人，也是一个文学专业的研究者。所有男性学者谈的问题，我都应该可以参与进去。但当时我的感受是，如果我特别接受别人给我的女性标签，就意味着我好像没有能力谈那些男性学者所关注的问题。

所以一直以来我希望自己的研究格局不受到女性学者身份的限制。当然在面对具体的问题时，我作为一个女性的生活经验、情感的原动力，以及判断问题的方式肯定会和男性学者有所不同。这是很自然的结果，毕竟性别身份是一个社会身份，它制约着每个个体的男性或女性看待问题的视角和方式。

刚才我们提到一种偏见，就是说你是女性，你只能做性别相关的问题。还有另一种偏见，你是女性，所以你做的历史研究或文学史研究，就应该和男性研究者的不一样。人们说的不一样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应该是感性的、柔和的，带有抒情气息的。但我的研究就特别理性，为什么女性学者就不能理性呢？

从这点上来说，我反对性别本质主义的所有主张。就人能够达到的思考能力和思考的宽度而言，性别身份本身不应该是一个限制。

新京报 ：你在过去的文章中也提到，“‘身为女性’这一身份和经验本身，决定着我与性别研究之间牵连不断的关联”。能具体展开讲一讲吗？

贺桂梅 ：这其实涉及我为什么会关注女性和性别问题。我们都知道，性别身份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身份，也是构成自我最重要的一个维度。它的影响几乎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会经历无数敏感的、微妙的、说不清的时刻。我也是到后来才意识到，这些时刻其实是我们和女性这一社会性别身份进行博弈的过程。它通常发生在我们做出了一些不符合这一身份的行为，或是我们感受到这一身份对我们的某种限制。在这样的时刻里，一旦我们接受自己是一个女性，往往意味着接受一些我们所不愿意接受的，或者是被要求的事情。

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第二季）剧照。

作为学者，很原初的冲动就是想要去理解与解答这些困惑。我相信对于一个男性来说，他肯定也存在一些微妙的时刻或对自身性别身份的困惑。但问题在于现有的性别秩序通常有意无意地将男性放置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他们所受到的限制没有女性那么多，因此也就不太会特别关心性别问题。

所以当我接触到女性主义理论时，觉得性别身份及其认同过程是一个我们可以分析、阐释和指认的过程。对我个人而言，这真是很大的一种纾解。后来我很喜欢一句话叫“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可能也是性别觉醒的一个过程，意识到我们遇到的问题不是私人的问题，而是某种社会结构在个体身上的实践。

新京报 ：当你在青年时期接触了这些女性主义理论，再回过头看生活中女性的处境时，会感到愤怒吗？

贺桂梅 ：当时肯定是有的，但我现在都差不多忘记了。其实我们之所以感到愤怒，是因为无法对这样一种感性的、具身性的不平等体验做出解释，我最有感触的是学术真好，因为它可以给我们解释，让我们不要陷在一个非理性的受害的愤怒情绪之中，将这些感性的生命体验化为一种前行的力量，而且不仅仅局限在性别问题之中，它也让我们能对更广泛的社会处境有同情、共情与关切。

1.2

当代中国的三次女性话题热潮：

有承继，也有理论的失忆

新京报 ：刚才我们提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女性话题的热潮。但到了2000年前后，这个热潮怎么就忽然消失了？

贺桂梅 ：我的解释是这样：一来，当时的女性热主要是话题式的热闹，起因是1995年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媒体全面参与，政府大力支持，催生出一批女性作家和女性学者。但整个热潮的形成并不主要是一个自发的过程，缺乏自发性的推动力，因此当这个话题不再是热点时，关注的人就变少了。

另外一个原因是，即便在热潮当中，围绕女性话题的讨论也是个人化的、参差不齐的，真正具有反思性的，或是具有女性意识的思考不多。对于当时的男性批评家学者，以及那些还没有性别立场的女学者、女作家来说，这个热潮并没有促成他们有一个实质性的转变。

所以真正的成果可能是推动了像我们这样正在青春期的年轻学者进入到这个话题领域，同时也激发了部分学者去试图把中国的女性问题推动成为真正有价值的研究领域。

实际上90年代中期的热潮，也是因为确实出现了一批以新的方式书写性别问题的女性作家。比如林白、陈染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在大众视野里。但真正能持续推进话题深度的作品不多。加上市场的操作占了很大比重，最后就从女性热变成了“身体写作”式的看女性，进而被资本市场收编。

新京报 ：近年来，我们也看到新一波女性话题的热潮。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发掘（对“家务劳动”等再生产领域的探讨）、对于父权制与社会性别制度的反思、关于婚姻、家庭等性别政治问题的纷争（最近关于彩礼的讨论），以及关于女性内部的阶层分化问题（例如农村妇女的生存问题、情感问题）等。你如何看待当下这些纷繁的女性话题？

贺桂梅 ：我觉得和当时最大的不同是，最近这些女性话题的热潮是女性自发推动的，大家希望对女性的生活、工作和家庭等场域中的遭遇做出理性的讨论。其中最重要的参与群体多是80后和90后。

为什么这一代尤其关注性别问题？这也有一些可以分析的社会性原因。首要的原因是80后和90后大都是独生子女，在核心家庭里长大，她们成长过程中性别身份的彰显没有那么明显。对她们来说，要求性别平等是一件天然的事情。这是前提。

同时，这一代人之所以感到不满，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她们进入社会，切身感受到女性身份带来的压抑以及女性身份和自我期许之间的冲突。同时，她们回看母亲这一辈时，会生发出更大的不满。因为她们的母亲所生活的年代，是实质性的性别不平等的时期。很多人都是由母亲一手带大，父亲长期缺席。

我记得我在北大讲20世纪女性小说课的时候，有个女同学写了一篇文章讲述自己为什么关注性别话题。她说因为她不想像妈妈那样生活。在她的成长过程中，爸爸基本没参与过。她的妈妈年轻时候也是高材生，但后来就成了家庭主妇。今年我看到《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时，就觉得它是这一代人的叙事。

电影《你好，李焕英》剧照。

另外遇到过一些男生也写了自己是在丧偶式育儿的环境里长大的。他们对母亲有很深的感情，但对自己成长过程中缺席的父亲有许多不满。他是出于义愤才要做性别研究。

我觉得最近这些年的女性话题热潮也是4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产物，是有内发力的社会性需要。同时，它可以展开的空间也是相对广阔的，可以演化成各种各样的形式。

新京报 ：从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今天这一波女性主义热潮与之前几波相比，是否存在延续或者断裂？

贺桂梅 ：当代中国经历过两次女性主义思潮。一次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上世纪90年代。另一次是50-7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

如果我们可以将最近这几年的女性话题热称之为新一波女性主义思潮，它和上世纪90年代的关系基本可以被描述为“理论的失忆”。对于参与这波讨论的年轻人，许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上世纪90年代也有过类似的热潮。所以她们其实还是赤膊上阵，从各自的生活经验出发去谈论性别话题，而缺少理论的追溯和进一步的探索。

有意思的是，这一次的女性主义运动某种程度上复活了50-7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视野和话题。毛泽东时代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结构形态，一直都非常重视女性的问题。

新京报 ：但当时的女性解放是放在阶级维度里进行讨论的。

贺桂梅 ：对，所以当时将它称为妇女解放运动，而不使用女权主义运动或女性主义运动的说法。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是不一样的。我们有必要区分这两个概念。

女权主义运动是西方社会的一种社会运动形式，而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虽然最早的理论资源是从西方来的，但它在20世纪中国展开的形式是不一样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和整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解放运动，还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紧密关联在一起的。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实践本身非常重视女性问题，一直把女性的问题作为整个革命和社会运动的组成部分。

当然它也有它的问题，就是没有特别强调妇女问题的独特性。而是呼吁男女都一样，设定了一个无性别的主体形象。

所以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解放最成功的那一面，是它一举就解决了中国女性的社会权利问题。它在处理父权制，女性阶层，女性内部阶层区分的问题，还有女性与民族这些问题，视野是很开阔的。

电影《春苗》（1975）剧照。

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些对家务劳动的讨论、彩礼的纷争、农村女性的状况其实是那个年代讨论性别问题的主要方式。那个时候讨论性别问题，它设想的主体就是农村女性，而不是知识女性，这是一个阶层的巨大转换。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谈知识女性。

另一方面，前30年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女性自己言说的空间很小，女性从文化观念上去批判那种性别身份的束缚的实践空间也不大。

最典型的是丁玲。丁玲当然是革命的，她也是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同时她也会提出女性受到的不平等对待，比如她的《“三八节”有感》，但是这会被批评为要把女性的问题和党的问题分开。

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解放政策，在1943年有一个大的调整。此前基本上关注的是新女性，就是中产阶级的知识女性，受过教育的城市女性。1943年之后，关注点转移到了农村的女性。整个文化表现上，社会主义的妇女解放形象主要是劳动妇女的形象。

今天谈论女性问题，我认为应该把这两种历史遗产综合起来，要更客观地探究八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遗产和前30年妇女解放运动的遗产。它们都有各自的特点，有自己的优长，也有各自的问题。

1.3

从性别盲到阶级盲，

女性话题，不是单一的性别话题

新京报 ：我记得你在《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变迁》里用过一个特别好的比喻来形容这两次思潮——从毛泽东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性别盲”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热潮的“阶级盲”。

贺桂梅 ：这也是因为文学是一个特别中产阶级的领域，因此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作者都是知识女性也主要表现知识女性，因此在谈女性问题时遮蔽了很多阶级维度的问题。90年代那种个人化写作，它所说的“个人”不是普遍的个人，而是中产阶层内部的个人。

21世纪这一波浪潮，包括刚才所说的这些家务劳动、父权制等制度性问题，也只是很多声音里面的一个声音。主要限于学院和知识界。

如果我们去看大众文化领域呈现出来的女性话题，就会发现关注的焦点与文学界有所不同，最有意思的就是宫斗剧。比如《甄嬛传》《延禧攻略》这样的大女主剧，它们的设定首先还是在后宫，然后再去讨论说女性要如何上位。本质上是中产阶级女性的叙事方式。

电视剧《甄嬛传》（2011）剧照。

强调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遗产，也是因为对于谈论性别问题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平衡。如果我们参照邻国比如日本、韩国等谈论性别问题的方式，它们在上世纪80年代也发生过女性主义运动，但结果就是把女性的问题变成了一个特殊群体的问题以及单一的性别问题，而不是整个社会所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这次讨论的主体更多还是中产阶级的女性。而对中国的农村女性，以及城市里更为普通的女性来说，她们所承受的是更大的性别束缚，更多的是渗透和沉积在日常生活、日常观念里的不平等。很多时候，她们可能会将这些束缚接受为理所当然。

学术界尤其需要自反的能力，但这一自反的能力有多强，是否具有更大的社会效力，视野是不是局限在性别这个单一的领域里，这些都需要我们作出更多的努力。

新京报 ：去年到今年，还有一个比较热的话题是关于全职家庭主妇的讨论。这也涉及女性长期面临的两难选择——家庭还是事业，孩子还是自己。之前张桂梅老师关于女性不要当家庭主妇的言论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你怎么看？

贺桂梅 ：张桂梅能够成为一个热点，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她是近10年关于女性和性别问题被推举出来的一个热点人物。主流社会观念都是要让女性先上学，让她们成为独立的社会成员，结果很多女学生毕业后都去找了一个好老公，回家做全职太太了。张桂梅受到关注是因为她对自己女学生们的不满把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女性命运的问题折射出来，就是：你受了教育又怎样，最后还不是要回归家庭。

上世纪90年代初修订过一次婚姻法。郑也夫那时候出版了《代价论》这本书。代价论的意思是说，为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必须要有一些人作为牺牲品，承担代价。当时女性的反应很大，对他的批评也很厉害。有一个人大的副校长公开支持全职女性，也被骂的很厉害。所以让女性回家这些讨论其实一直存在。

所有的女性问题或性别问题会面临一些根本性的原点问题。比如说生育问题、家庭模式问题、社会性别身份问题、儿童社会化问题、职场领域的性别不平等等。所以我们在讨论女性问题的时候，我比较倾向于不是笼统地谈，而是首先区分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面，比如说在生育这个问题谈，在家庭的问题上谈，在工作和社会上面谈，在文化领域谈。因为一个女性从小到老的整个生命过程，在每个阶段所遇到的焦点问题是不一样的。与此同时，所有这些问题构成总的女性问题系。因此，一方面要区分不同的问题域，同时也要对性别身份导致的结构性原点性问题有总体的认识。

新京报 ：就你的观察来看，有没有一些新的女性主义理论资源出现？

贺桂梅 ：我一直比较关注这块，市面上能买到的新书我都会买。就我的认知来说，从理论而言，在性别话题的深度和广度上，我自己比较喜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性别理论。近些年学生们都很关注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提出的厌女症问题，以及许多中国学者对性别社会问题的探讨，感觉上，这些讨论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会相对深入。

新京报 ：这种理论资源迟迟没有得到突破的原因是什么？

贺桂梅 ：这也不只是女性主义理论的停顿。我认为，理论的能力问题其实是一种整体性的想象力问题。西方社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最有想象力的时期。那时候的人们相信解放，也愿意通过行动和思想的实践去推进社会议题。上世纪80年代以后，整个社会进入到一个缺少想象力的时代，也可以把它叫新自由主义时代。从理论的层面来说，六七十年代出现了诸如福柯、波伏瓦、萨义德等一批知识分子。但是8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没有出现更新的突破，反而是遭遇到很多理论困境。而中国社会从五六十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到80年代女性问题的提出，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

近30年来，无论是中国还是全球，在理论的想象力上，我认为并没有很强的原创性突破。在女性问题方面，不能说没有推进，比如巴特勒等人的出现，但是这些理论都是哲学式的、学院式的，缺少社会实践和社会动能，最终局限在学院内部的讨论。

所以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关于社会想象力和理论想象力的问题。比如说在19世纪，我们都相信要追求一个更平等的社会，所以劳工运动、女性运动都不断推进。这也和整个工业革命所塑造的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态相关。

但近30年来，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信念和诉求。一方面，社会主义实践进入冷战的终结阶段，另一方面工业社会已经走进后现代社会。人越来越生存在一种系统化的、高强度控制的、技术主义把控的状态当中。

新京报 ：无论是这种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解放运动还是90年代的女性热，它们都有各自的优长和短板。对于今天这一波女性主义思潮，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贺桂梅 ：首先要了解前面的女性解放的实践史。我们现在很多的讨论都是失忆式的，也就是不关注也不大了解前面有过的实践、做出的理论累积。但如果不了解历史，不知道前面的人做过什么，就难以判断造就性别问题的社会原因，无法在前人基础上继续推进，更别说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而在现代性视野中做出新的突破。

另外一点是需要人文学的想象力。就是说我们在谈论一些个人的或特殊群体的问题的时候，如何可以把它放到一种更大的视野和更大的社会结构来讨论。这个话题的批判性和生产性不是仅仅局限在被学院、媒体、话语权、阶层等因素限制的范围，而是能够形成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共识，形成有效的判断并生成改变现实的诉求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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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新启蒙、现代化理论

与人文学的想象力

2.1

构成当时诸多思潮的，

是一套“现代化理论”的范式

新京报 ：我们来谈谈今年再版的《“新启蒙”知识档案》这本书。你对当时的社会思潮、文学观点、价值观念做了系统性的梳理，也带有很强的反思意味。今天回望这项研究，你会如何评价它在你的诸多研究中的位置以及它在80年代研究中的位置？

贺桂梅 ：整体来讲，《“新启蒙”知识档案》是我第一本成熟的学术著作，也是我的研究风格和思想视野逐渐成熟的过程。这本书脱胎于我的博士论文，当时做的是《80年代和“五四传统”》。选定这个题目时，正是中国知识界关于“新左派”和“自由派”论战时期。我作为文学系学生亲身卷入其中，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冲击。

但在当时，我对80年代没有很深的累积，研究得很吃力，完成以后也不是很满意。后来我花了10年的时间做了其他的工作，再回头用知识社会学的视野重新研究80年代。直到2010年，这本书才正式出版。到今年再版，我仍然觉得这本书没有过时，而且可能有一段时间都不会过时。

学界对于80年代文学与文化，往往把它当成是一种现实性的对象来加以描述，缺少历史化的视角。一种是历史当事人的采访。另一种是在80年代的知识体制中，将80年代文学分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进而在历史化的面向上做一些作家作品的研究；还有一种是比较老派的文学史资料整理。

《“新启蒙”知识档案》这本书带有跨学科、跨领域的视野。我的导师是洪子诚老师，他的学术纯度很高，我受到他的学术训练，所有问题的讨论都要基于史料。我在这项研究上下的10年功夫，很大的经历都在梳理和阐释各种史料文本。对80年代这6个思潮以及相关史料的把握，我自认为是比较全面和严谨的。

新京报 ：你在《“新启蒙”知识档案》绪论里涉及许多方法论层面的思考，也提到这本书的主要考察方法是“知识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强调知识与权力之间的运作关系。能不能讲讲为什么选取这样一种研究框架？

贺桂梅 ：知识社会学主要是曼海姆的理论。曼海姆讲过一个农民的儿子的故事：如果一个农民的儿子一辈子就在村里生活，他的视野就局限在这个村庄里面，村庄塑造了他的世界观。但当他到了城市之后，就会意识到自己原来的那些价值观是有限的，是和村庄这个环境嵌套在一起。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还可以有更大的视野，看到村庄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这个故事说的是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思路——每一种理论和知识都有它的视角性。这也是我所关注和强调的，任何理论阐释肯定是特定视角下的阐释，而不是普适性的阐释，哪怕这一理论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也一定受制于研究者置身的环境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提供的视野。

知识社会学的另一重要特征在于强调从“总体意识形态”和“整体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理解“特定意识形态”即个体的、经验性的特殊表述。“特殊的意识形态”是说个人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是受到环境限制的，而我们可以在一种更大的总体性社会结构里面来解释这些特殊性。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德]卡尔·曼海姆著，黎鸣/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2月。

因此，当我们重新考察80年代中国文化，知识社会学的好处在于它一方面强调任何知识都有其视角性，强调80年代所生产出来的知识与当时的社会语境的关系。同时也要求我们以一种新的超越性总体视角，来重新定位那些文学与文化思潮背后的知识装置与历史内涵。

新京报 ：在讨论80年代文化思潮的时候，你也提出过这些思潮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现代化范式。如何理解“现代化理论”范式对当时知识界的影响？

贺桂梅 ：现代化理论实际是由上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知识精英所发明的一套叙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范围内出现许多脱殖后新成立的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一方面可以走美国式的道路，也就是所谓民主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可以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现代化理论叙事实际上是在冷战格局中如何争夺这些国家的背景下发展出来的。

争夺不仅仅是权力、军事的争夺，也需要知识的争夺。当时的美国便集结了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高校知识分子，共同提出了现代化理论。

如果回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界，这本书里提出的人道主义、现代主义、寻根思潮、文化热等文学思潮，它们在激发人的感情时，背后都涉及对中国社会的总体性设想。而这套设想的资源就是现代化理论。比如人道主义思潮是关于人的理解，强调人性是自然的，要与政治性对立等。这套说法和现代化理论对于个体的描述是一致的。

当然，当时中国社会对于现代化理论叙事的接受也不是简单的移植，而是围绕当时的历史处境和特定思想资源进行的再生产过程。我在书里也强调它其实是作为“现代化理论”的范式被人们所接受。实际上，80年代能提供的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就是现代化理论。

2.2

当人的生存境况发生根本性转变时，

我们尤其需要“人文学的想象力”

新京报 ：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怀旧是当下文化中的突出现象，侧面反映了大家对于当时的时代面貌与精神气质的向往。在你看来，当我们今天提到80年代，它留给当下最重要的遗产是什么？

贺桂梅 ：事实上，当前中国知识界主导的知识范式、知识形态和价值观都是在80年代形成的。可是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还是沿用80年代那一套知识体系、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话，我们根本就不能回应21世纪的问题。

我们需要将80年代还原到特定的历史语境、全球格局和社会结构中。这样一来，我们才会看到80年代和前30年的关系并非全然的断裂。如果没有前三十年的积累，包括经济体系、革命意识的塑造，80年代就不会发生。如今回看，虽然当时的人们从灰色的“文革”时期走来，对于过激的社会主义文学和文化很不满，可实际上整个文学领域的组织形态都还是社会主义式的。人们对于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想象方式，也都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无意识或潜意识的投射与重构。

80年代在今天的意义，当然不仅是知识性的意义，因为80年代所生产出来的知识是有限的。更重要的在于80年代那样一种突破僵化的现实格局、探寻新世界的精神和情感气质。

80年代最喜欢说的词叫“启蒙”，我这本书也叫“新启蒙”。这是因为80年代的镜像是五四时期，当时人们想要接续五四传统，重新启蒙。

但“启蒙”的实质性内涵究竟是什么？启蒙本身是一个精神气质问题。它的初衷是我们要认识自己，摆脱未成年状态。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要达到启蒙的精神气质，就要去追求一套特定的知识，也就是人文知识。80年代所接受的也正是这一套知识。

我们今天重新理解80年代的新启蒙，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第一，我们要有勇气认识我们自己，这是启蒙的最终目标。

第二，我们如何认识我们自己。这里我想提一下福柯。在福柯看来，当我们说认识自我时，并不是说人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自由的含义也并不是说不受任何限制。启蒙的含义是关于自我的批判的本体论，也就是首先要认识我们是怎么成为我们的，我们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们为什么这么想问题，这么说话，这么做事情。接着，福柯又说我们要做一种知识谱系话语的考古学，厘清我们怎么成为了今天的自己。然后，再去撼动那些我们可以改变的东西。也就是说，在承认既有的历史条件的前提下，我们要去改变那些偶然的、可以重新打开的地方。所以他说的自由不是抽象的自由，而是在已有的条件里去探索新的可能性。

福柯

新京报 ：这让我想起你在书里提到的“人文学的想象力”。

贺桂梅 ：对，这是我特别想要提出的一点。这一概念最初的灵感来自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

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主要针对的是主流的、体制化的社会科学，体制化的社会学太过关注数据统计，缺乏反思能力和批判能力。他认为，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意涵在于把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里的公共议题沟通起来。这是一种特别具有生产性的和批判性的思路。

延续这一说法的是英国的吉登斯。他在《社会批判学导论》提出，除了社会学的想象力，我们还要有历史的想象力，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知道今天，还要知道过去的人类是怎么走过来的。同时也提出人类学的想象力，就是不能说我们熟悉的现代社会群体的组织方式是唯一的，而应该尊重人类历史的所有经验以及那些与欧洲不同的文明形态，它们的生存方式自有独立的意义体系。

我最早提出“人文学的想象力”，主要针对的是文学界的说法，尤其是从80年代到21世纪，文学界一直强调“纯文学”，要将文学从政治控制的语境里摆脱出来。这也使得文学开始陷入纯审美的、纯个人的、纯感性的领域，和社会的互动关系变少了。

这样的观念不是不对，但它实际上制约了作家，也制约了研究者。我最近参与北大中文系的小说奖评选，密集阅读了15年到17年之间的30多部小说作品。我真的觉得我们的文学变得好没有力量，大部分作品都是以个人的视点讲述自己的困扰与焦虑。小说经常就是通过死亡，或从生活中消失为结局。这种个人化的纠缠所指向的是一种没有希望的生存境况，让人读得很郁闷。

另一方面，对纯文学的过分强调也让文学研究的视野越来越狭窄。文学批评开始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聚焦的问题和材料特别细小。对文学性的理解最后都落入到抒情和审美，最多谈及语言艺术，而失落了文学之为文学的那种解释世界的根本性视野。

呼吁 “人文学的想象力”，其实是打开自己，将个人的问题、文学的问题放到一个大的社会结构关系层面进行讨论。第一步就是要跨出去。我们要知道同时期、同结构下，其他学科在谈论什么问题。这必然牵涉到理解社会结构和国家的组织方式。这方面，社会科学是最有效的。但如果文学只是跟在社会科学后面，也是不行的，还是要在文学的学科体系、结构关系发挥它最独特的力量，即基于人的感性和情感的体认。这种体认表面上看起来是非理性的，但其实是人的潜能的发挥，你的视野越大，你所能想象的空间就越宽阔，文学的能量也就越大。所以人文学的想象力最初是为了重新激活文学的力量。

新京报 ：对于当下的社会境况来说，人文学的想象力能为我们带来哪些启发？

贺桂梅 ：首先还是要回到人文学这一概念。人文学，广义上是指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包括与人相关的价值、情感及体验。它最早是在欧洲启蒙运动里提出的，在摆脱宗教控制过程中形成了这样一门学科，也构成了16世纪以来西方人文学知识的主脉。

回到中国的语境里，我们文化的传统其实一直都扎根于人文主义脉络。与强调人的自然本性的“人道主义”不同，“人文主义”更强调人自身的修养和修炼所能达到的境界。孔子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我们不说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只做那些人力所能做的事，同时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人文传统特别强调人的能动性力量。

之所以这个问题在今天变得特别迫切，是因为组织整个社会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说互联网、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技术的发展，不单是将人从现实世界隔离到虚拟空间，也改变了社会运作的形态。其中有很多技术性的支配力量实际上是反人的或非人的，而人本身最为独特的、最具有人文性质的内涵在今天似乎都可以消失。这样一来，人的生存状态也会变得越来越消极和被动。

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剧照。

召唤人文学的想象力，首先要认知人的被动状态。也就是说，要重新认知今天这些制约着人的生存状况的历史性条件及物质性基础，也包括技术控制人的基本方式。

现在有两种引人注目的人文思路：一种叫“后人类主义”理论，就是说我们不是以前我们所认为的“人”，另一种是复兴古典学。古典学的复兴确实有它的道理。它们认为，现代世界里的人越来越病态化，所以我们要回到现代和古典交战的那些基本问题上，从例如《论语》《理想国》这些经典里面汲取力量，因为它们对人的理解是更整全的。

这种思路肯定是需要的，但是古典学的兴起并不意味着我们都要回到古典时代，而是我们要重新去学习和把握这些经典所提供的关于人创造自己、创造世界的方式、视野和能力。

同时，人文学的想象力强调的还是人的能动性，我们需要在把握现有的物质条件和组织形态的基础上，用当代人的方式去想象属于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新京报 ：学界对这本书的评价有发生什么变化吗？

贺桂梅 ：我的研究一直都是既在专业里面，又跨在专业外面。文学界做当代文学特别是80年代文学研究的人比较多会读这本书，它也是一本基础性的参考书。如果仅仅从文学研究去看这本书，很多人对我使用的理论会觉得陌生，所以阅读起来也比较困难。

另外，许多文学研究者比较习惯那种作家作品的批评讨论，而我会把作者作品糅到一个思潮里讲，同时还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因此，在专业圈里能够比较有深度地讨论也不多。

有意思的是，我听到的许多反馈来自文学圈以外。比如社会学、艺术、历史这些学科的学者会更多跟我谈起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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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女性榜样、治学生活

与学术抱负

3.1

女性榜样：

跨越年龄和代际的命运汇流

新京报 ：在你的研究生涯与生命经验中，哪位女性对你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与启发？可以是学术意义上的，也可以是性别意识层面的。

贺桂梅 ：丁玲对我的影响比较大。一方面是我很喜欢她的人格样态和文学创作，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她是需要被解释的，不能完全以喜欢一个作家的方式去对待。

因为我是研究女性文学的，当然会大量接触20世纪女性文学经典作家，比如远一点的有冰心、卢隐、丁玲、萧红、张爱玲，近一点的有张洁、王安忆、铁凝、林白、陈染等。我的一些朋友特别喜欢萧红。虽然我觉得她很有天分，也很有文学才华，可我真的不大喜欢她身上那种自毁自怜式的调子。丁玲的自我是强大的，她最重要的特点在于敢于不断地跨越自己。最初她带着《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以最摩登、最激进的形象出现在文坛， 20年代后期她向左转，开始表现“他人”即老百姓、普通人的生活。夏志清等人觉得丁玲的这种创作转向，是她江郎才尽的表现。但我觉得她最大的勇气就体现在这里，她敢于跨出自己的舒适区，去表现自己不那么熟悉的普通民众，敢于突破中产阶级女性自我的局限，并在艰苦的磨炼中形成更加结实的自我。

晚年丁玲

在我看来，丁玲是20世纪最具女性意识的女作家。她的性别立场很明确，她的文学创作也始终关注女性问题，同时不限于女性问题。80年代丁玲晚年受到的争议尤其多。最近一年多，我重读她80年代写的许多作品，包括写她自己30年代被幽禁、50年代被批判，以及北大荒经历等的作品。我觉得她晚年的精神境界很阔大，同时有一点自嘲，也有一点无奈。不过这些都还没有得到更有效的阐释。

新京报 ：女性学者这块呢？对你影响比较大的是谁？

贺桂梅 ：北大这边有许多出色的女性学者，包括戴锦华老师、乐黛云老师、夏晓虹老师等。对年轻的女学生来说，她们的存在是一件很值得安慰的事情。比如说当你作为一个女学生，被性别问题困扰，经受周围人的怀疑和自我怀疑时，你忽然发现戴老师还能做得那样好，就有了勇气和动力。仿佛她们在前面，作为学生跟在后面很踏实。这也是我做学生时候的心态。

很大程度上，她们构成了我作为女性学者的学术传统。当然，戴老师对我的影响更大一些，她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学术和思想领域。如果北大中文系没有这些女老师，我估计也不会有太多学生做女性研究。戴老师当时就是明星老师，她在北大的课一直一座难求，很多学生特别是女学生都很喜欢她。

但对我来说，我会更愿意深入到她的学术理论中去。戴老师教会我的，第一是理论层面的打开。戴老师主要研究电影，语言学转型后的理论在电影领域是发展得最早，也是最成熟的。当时我们中文系的主要学术理论资源还停留在审美批评、新批评理论，戴老师给我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理论资源和批判视野。

第二是她的研究格局。戴老师不仅做理论，也做电影研究、性别研究、大众文化研究。这些都是非常前沿而且覆盖面很宽的领域。

3.2

从生活到学术：

“走出去”，与现实对话

新京报 ：在学术研究之外，你日常都喜欢做哪些事情？

贺桂梅 ：看电影和读书。也喜欢到各地走走看看，以前纯粹是旅游，现在更希望通过自己的眼睛去看看中国社会特别是基层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变化。从去年到现在，因为疫情期间不能出门，我把家里书柜书架都整理了一下，重读那些经典性的书籍和电影。

我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主要的休息方式是看电影。几乎每天都看一两部电影，有时间可以休息，坐下来的时候就会看。我看电影当然是有一些选择性的，一类是史诗性的影片，以及一些涉及根本的价值观，比较具有深度的影片，比如说像《骇客帝国》《一代宗师》《十诫》《教父》等。这种选择也跟年龄有关，人到中年以后，有相应的人生经验和思考的积淀，即便是休息式地看电影，也不大可能是纯粹娱乐式的放松。而会选择那些能够提供一些反思性的思考，涉及人生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或社会问题，而且艺术质量比较高的影片才能看得下去。

电影《十诫》（1989）剧照。

还有一类是亚洲的武侠电影，因为比较轻松，也是因为我对这一类型电影比较感兴趣。另外也会根据兴趣集中时间看一些国别和区域电影，比如韩国电影、日本电影、英国电影等。当然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地区）各个时段的电影是必看的。这主要是为了做研究而看。

以前买了很多书，好多都没有时间读。原来都是为了写论文或写书而看，现在主要是根据我感兴趣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世界与欧洲文明、辩证法理论、古典政治哲学、批判性社会科学、帝国与传播、沃勒斯坦等反思社会科学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书籍，还有各种中国文明史研究的著作与经典。当然，这样的阅读潜在的动因都是希望在更开阔的视野中理解当代中国。

新京报 ：你曾提到，当“20世纪”“中国”和“文学”成为需要被追问和质疑的范畴时，我们需要重新讨论、命名和论述20世纪中国文学史。“重写文学史”似乎是你一直以来的野心，你也试图从中建立自己的理论风格。你会如何描述这种理论风格的原创性？在现代文学史、思想史领域，你想要激活或者打开的是什么？

贺桂梅 ：我确实有“重写文学史”和建立自己理论风格的诉求，这是一以贯之的，简单来说是我力图把社会与文化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者结合起来。一方面，我比较重视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所以被称为“学院派”）。同时，我也注重从理论出发，立足文学研究，回应当代中国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所以被人称为比较“晦涩”），注重对重要作家和文本的重新解读（这是“批评”的涵义，但不仅仅是当下批评）。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50-80年代）处于整个思想界的前沿位置，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因为对“纯文学”和专业化的强调，研究界很大地丧失了回应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我试图在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视野中，重新激活文学（文艺）研究的活力。

所谓“人文学的想象力”，既是“走出去”，从专业化的文学研究中走出去，和社会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话；也是“再激活”，把文学研究放在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研究的总体性视野中，讨论它可能具有的思想力和与现实对话的能力。

新京报 ：你接下来有哪些研究计划？

贺桂梅 ：我的研究计划还是两块，一直在推进中。一是关于当代中国的研究。我已经做完了当代中国5个时段的文学史研究，接下来希望自己能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对现当代中国的核心问题形成具有个人思想特点的综合性研究成果。

另外是性别方面的研究。我在性别研究这块做了很多年，但目前出的成果就只有一本书。其实去年我刚写完一本书，用9个女性形象来讲当代中国性别制度的变化。但还需要做些修改。还有一本是关于20世纪女性经典的书，很快也会出版。

性别研究其实是一种综合性研究。既需要理论的累积，也需要对现实问题的把握。我希望之后能将文学研究和社会研究、大众文化和理论问题、20世纪历史经验与当下中国问题综合起来，做出一些更具个人学术风格的突破。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青青子；编辑：青青子；吕婉婷；logo设计：郭鑫；校对：杨许丽。题图来自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第二季）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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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野千鹤子：“活下去”，不只是生存｜书评

作者：新京报

发布时间：2023-02-10 10:49

快照：

《为了活下去的思想》是日本知名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的学术论文集。

在书中，上野千鹤子围绕国家、暴力、性别等议题进行思考。从本世纪初的9·11事件开始，追溯到上世纪的冲绳岛战役以及之后爆发的海湾战争……统摄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线索，便是这位女性主义者一贯的主张：“女性主义是让弱者以弱者的姿态受到尊重的思想。”选择成为“弱者”，也意味着主动选择不去滥用权力，并将“活下去”确立为一种虽沉默却有绵绵力量的价值。

电影《小早川家之秋》剧照。

《为了活下去的思想》，（日）上野千鹤子著，邹韵 薛梅译，明室Lucida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12月。

贯穿全书的问题线索

一直知道上野千鹤子这位学者，也听过她在东京大学著名的开学演讲，但这是第一次打开她的著作。在书店看到这本新书，随即就被标题深深吸引：“活下去”，这与当下的处境似乎格外相关。

翻开这本书，才发现它更像是一本被“包装”成通俗读物的学术论文集。日文原书属于“上野千鹤子的研究”丛书。因为学术论文和为别人写的书跋构成了这本书的主体，读者在其中经常会看到一些与其他学者展开专业对话的段落，如果不是对这个领域的专门研究很熟悉的话，会有点摸不着头脑。此外，像“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一章中出现的对“民族”概念的不同含义的细致辨析，对于第一次接触的人来说可能很有帮助，但对于已经熟悉这个话语场的人来说又显得有些繁冗而不必要了。总之，阅读本书是需要一定的耐心的，不能指望快餐式地获得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对于有此类诉求的读者，我推荐只读前言和第四部第一章的访谈）；更重要的是与作者一同思考求索。

本书看似涉及了非常多的话题，包括女性主义、民族主义、“平等参战权”、“后方史”、战争与核记忆、家庭暴力、护理看护等，有的时候甚至是在非常“潮”的学术新领域之间游走，但统摄全书的问题线索是清楚的，那就是如何想象一种超越了“男女共同参画”式平权运动的女性主义、如何通过它来反对暴力、如何将“活下去”本身确立为一种虽沉默却有绵绵力量的价值。以下仅仅评论、重构乃至发挥这条问题线索，不求全面。

电影《敦刻尔克》剧照。

平权运动的局限

上野千鹤子在本书中切入第一波女性主义所推进的平权运动的方式很特别：她直接考察了这种运动最极端的后果。在日本的语境中，由于“男女平等”说法的敏感性，平权运动更多地采取了“男女共同参画”这样的话语，与中国早年“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说法有着类似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平权是手段而非目的本身，而目的本身则是依照民族主义、国家发展这样的模式来刻画的。

上野千鹤子考察了全美最大的女性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简称NOW，全国妇女组织）要求女人有权“像男人一样”从军参战的呼吁背后隐含的逻辑。由于现代民族国家在成立之初便以战争的可能性为永恒的预设，服兵役的义务与完整的公民权是互为条件的。NOW认为，如果女性被排除在国家的军事力量之外，她们就也将被排除在围绕着退伍老兵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国家福利制度之外，从而事实上成为“二等公民”。因此，争取女性的参军权，就是在为女性争取“一等公民”的地位。

纪录片《她在愤怒时最美》剧照。

尽管这种逻辑看似无懈可击，上野千鹤子却指出：“一等公民”的权利本身就是一种特权，它总是以将另一些人排除为二等、三等公民乃至非公民来实现和维系的。在历史上，这种权利是以成年、男性、同族裔的有产者为标杆来设立的。由于这个有限的群体往往是通过结构性地歧视其他群体来确立自身的边界与特权，要求女性加入这个被认作“一等公民”的群体就意味着要求女性也成为歧视者的一员。但是，并不存在只有歧视者而没有被歧视者的社会。例如，在发达国家的移民社会，白人女性的“共同参画”是以将她们原先被迫承担的无报酬劳动转嫁给少数族裔来实现的。

这当然并不是说女性应当安于“二等公民”的地位，而是说，假如只追求同样的权利，而不问支撑着这样的权利的社会政治结构本身是否正当，结果就只能是在“向上爬”的同时将不正义的“梯子”踩得更结实。上野千鹤子一以贯之地用最极端的例子——参战的权利——来说明问题。她提出，军事的本质是通过将暴力变成国家的行为，而使得这种暴力免于公民社会对暴力的责难与惩罚。战争成了“正义”的、因而免责的暴力。为女性争取参战权，却不去过问参战行为本身所意味着的暴力，这并不会导致“军事的女性化”，反而导致了“女性的军事化”。

纪录片《转折点：911与反恐战争》剧照。

上野千鹤子进一步将战争暴力与家庭暴力进行对比：两者都是在公民社会中被免责的暴力，因为国家和家庭恰处于公民社会之外的两端。换言之，公民社会本身就是其成员通过对外部（敌国）和内部（家庭中的附庸性成员）的双向暴力来建立的，它实现的仅仅是这种暴力施加者之间以力量均势为前提的平等（非暴力）。无论这样的公民社会如何容纳更多的成员，它的基本结构都是排他性乃至攻击性的。因此，假如女性主义的诉求仅仅在于平权，那么它就会止于在暴力的再生产结构中分一杯羹，而无力改变这个结构本身。

女性主义的内在价值

因此，女性主义当然不是要停止平权的诉求，但同时也不必停留于平权的诉求——它本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女性主义除了“平等”，还可以诉求“差异”。但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很容易让我们觉得，这个“差异”指的是女性的“特质”乃至“本质”，从而女性主义的希望就在于和平主义、关怀伦理等等。尽管后者确实有其价值，将其建立在男女的“自然”差异上却不啻一种思想“陷阱”，因为这会导致像关怀这样的价值重新成为独属于女性群体的义务，从而进一步加深不平等。

上野千鹤子对这种思想陷阱非常警觉。她论证说，参军女性（如在伊拉克虐囚的美国女兵）的例子已经反驳了上述本质主义，因而更有意义的问题是人在什么样的情境中会展现出对和平的爱好和对彼此的关怀，尽管在现实的历史上女性更多地处于这种情境中。一旦如此发问，我们就会倾向于努力将无论什么性别的人都置于同样的情境中，而不是延续本质主义的“性别分工”。

延伸阅读：《香蕉、沙滩与基地：国际政治中的女性主义》，（美）辛西娅·恩洛著，杨美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

但是，为什么要将更多的人置于女性曾处于的情境中？这种情境及其所培育的价值，为什么是更好的价值？上野千鹤子在本书中提出了两个回答，尽管它们都还是尝试性的。

第一个回答：女性主义意味着对差异的包容与认可，而这是因为，只有像女性（但不限于女性）那样曾被结构性地置于弱势地位的人，才有可能真正意识到结构之恶而试图去改变结构本身。因此，上野千鹤子声称，女性权利是“即便不同也不会招致歧视的权利”。严格说来，每个人身上都有与众不同之处，而在歧视性的结构之下，任何一种不同之处都可能会在某一天成为歧视者手中的“把柄”。从而，伸张女性权利，实则是伸张每个人无所羞赧地做自己的权利，同时是在对抗那种只有踩别人一脚才能站得稳的处世方式，从而使得人们不再为自己的独特而恐惧，不再只是心存侥幸地希望歧视不要落到自己头上。

第二个回答：女性主义意味着承认人们对彼此的亏欠。它揭示出，现代主体貌似的自主乃至主权，是通过遗忘它对一系列服务性的前提的依赖才成立的。如今，我们不是要在对这种自主的无限扩大中造就更深的遗忘和压迫，而是要承认对彼此的依赖和亏欠。上野千鹤子在护理看护（care-giving）的语境中，甚至使用了“希望他们（男性）可以放弃成为强者，选择成为一个弱者”这样的说法。一个人“选择”成为弱者，并非出于愚蠢，而是因为意识到所谓的“强者”是那种一旦在权力的游戏中取得优势地位、掌握了对别人的生杀大权，就立即追求充分使用、乃至滥用这种权力的人。

上野千鹤子举例说，“像性骚扰、家庭暴力、职场骚扰、精神暴力、霸凌、虐待……这些都发生在对方无力回击、无法说‘不’、也无法逃离的时候。”面对这样的“对方”，主动选择不去滥用权力，这才是她说的“选择成为弱者”的真正含义。这里的“弱者”，指的已经不是力量的多寡，而是能够对他人的脆弱感同身受的能力，是“共同脆弱”的能力——它甚至可以看作对尼采的“同情”（Mit-leid，字面意思就是“共同脆弱”）主题的一种反转式的新解。

纪录片《情热大陆 上野千鹤子篇》剧照。

活下去，并非是惧怕死亡

无论是包容和认可差异，还是承认对彼此的亏欠，都构成了对生命自身的认可。但是在这里，我们立即遇上了一系列的挑战，它们往往声称：活着总是为了什么超越生命自身的事情；而如果活着只是为了活着，就会通往平庸的苟活，会使人与禽兽无异。

上野千鹤子对这样的挑战是有所预料的。事实上，她写作本书正是要挑战“活着是为了别的什么”这样的想法。书名《为了活下去的思想》（生き延びるための思想）是正面回应池田晶子《埴谷雄高论》中“我们不需要为了活着的思想，我们需要的是为了死亡的思想”的说法。

如果仅仅是为了生物学层面的“活着”（survival），似乎的确不需要思想。因此，思想往往以超越“活着”为己任，因而往往通过观照作为“活着”之对立面的死亡来确认自身的力量。这样的做法，在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说出“哲学就是练习死亡”（《斐多》）时就已很明显了。在此之后，哲学不断地为人们提供“可以为之赴死”的价值，仿佛生命本身是一种祭品，总要献祭给某种高于生命的东西。上野千鹤子承认这种思想模式的巨大诱惑力；相形之下，“为了活下去的思想”却“老土、丢人、犹疑不决、毫不得体”。同样的逻辑也体现在战争与和平的对立中：战争是崇高、壮丽、振奋人心、给人自豪的，而和平则“松散缓慢，空虚，漫无目的……无聊枯燥”。在以前现代的荣誉观、“伟大”观来映照和批判现代性“怕死的平庸”的思想路线中，我们也能辨认出柏拉图主义、乃至整个哲学传统的持续影响。

延伸阅读：《斐多》，（古希腊）柏拉图著，杨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3月。

然而，一方面，在战争所代表的荣耀之下，巧妙地隐藏着“恶毒的压榨、侵占、残暴、迫害”。英雄主义所追求的伟大，是对人的卑微的刻意隐藏和遗忘。醉心于生活中各个领域的“战争”及其所代表的“伟大”的人，首先需要扭头不看自己对世界和对他人的深刻的依赖，需要将由自己所推动、参与或纵容的恶伪装成历史的必然，需要通过“拉远镜头”来屏蔽同类的呻吟、呼救和叹息。换言之，通过抬升死亡（及其背后的崇高价值）来贬抑生命的思想，同时也是“冷血”的思想，是一个尚在思考的生命矫揉造作的主动“失温”；而它在吹嘘与世界和他人的切割的同时，又不得不继续寄生于后者，甚至因为滥用暴力而更“腐蚀性”地寄生着。这样的人和这样的思想，本身就是暴力的附庸，是暴力的第一个牺牲者。

另一方面，“活下去”也不仅仅意味着“活着”。我们在to live（vivre）与to survive（survivre）之间的日常区分，本身预设了“活着”是“为了”某种超出了活着的事情。但是，这种超出未必是以崇高价值的方式悬在死亡的大门之后的东西；它也可以意味着生命本身的差异化和深化——事实上，我们通常正是以后一种方式来理解life超出survival之处的。因此，上野千鹤子所说的“活下去”，不能归结为to live或to survive的任何一方，而更接近to live on：这个on蕴含了对未来可能性的无限期待。

电影《小早川家之秋》剧照。

“为了死亡的思想”当然可以将生命的一切可能性贬抑为一个无聊的平面的自我扩张。但当这样做时，它就既不能被平面所承托，也不能被平面之外的某个“高处”所接纳，而是坠入虚无，坠入死亡。而死亡才是最无聊的，因为它是一切可能性的不可能性——它甚至不是平面，而是一个无处可寻的、封闭的点。这种思想，看似是主动地“为了”死亡，实则是不由自主地被献祭给死亡。

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人而活下去，并非只是意味着作为一只动物而存活。那种认为“明天也会像今天一样”的希望，动物是不会有的；在其中蕴含着守护我们曾有幸敞开的意义空间的艰辛努力。在上野千鹤子看来，超老龄社会的到来，有望教给我们一件事：即使生命中的大部分是在走“下坡路”，即使为了走完这段旅程，我们将不可避免地相互依赖，生命仍然是值得过的。因为生命并非只是在通往更高、更强的路上才有意义；在日复一日的衰老乃至“腐朽”中，生命亦有其自在的节律和尊严，它能够通过衰败（而非在衰败的彼岸）展开无限的“褶子”。假如思想不够坚韧，不能陪伴和见证这种衰败，不能给它足够的耐心，它就学不会尊重真正的生命，而会急匆匆地要赶往生命的尽头。

延伸阅读：《一个人最后的旅程》，（日）上野千鹤子著，任佳韫 魏金美 陆薇薇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

而要使得生命在衰败中亦有尊严、亦有无限的希望，人就不能只是独自前行。事实上，也没有人可以独自前行。承认这一点，承认相互扶持的意义，就意味着不仅学会积极地帮助，也要学会积极地被帮助——而非一面寄生于帮助，一面否认帮助的必要性。“为了活下去的思想”，终究只有在“人与人之间”才是可能的。从这个“之间”的滋养中，将不断涌现或重新涌现出行动的勇气与存在的正直。在此意义上，人类文明之所以不同于自然，恰在于这个容许了生命与生命相互信赖、托付和承担的“之间”。

书的尽头，同时也是思索的起点。上野千鹤子的女性主义思考、她关于“为了活下去的思想”充满希望却仍有待发挥的论述，将我们带到了阿伦特所说的“人的复数性境况（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 of plurality）面前。思想唯有正面回应这种境况，才能走出所谓“怕死思维”的迷局。

作者/刘任翔（清华大学哲学系）

编辑/青青子

校对/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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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上野千鹤子、戴锦华、葛兆光等参与

作者：新京报

发布时间：2023-02-08 14:52

快照：

时间的眼睛

2022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

2/18-2/20

四大书单，四场深度阅读活动，你将与下列嘉宾一起，共同回顾2022年全年阅读——

上野千鹤子、戴锦华、陆薇薇、古市雅子

葛兆光、罗新、赵世瑜

赵冬梅、余辉、苗子兮

刘文飞、汪民安、赵松、王璞

新的生活即将到来，“时间的眼睛”，看到的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方法，看到的是变动之下发挥宰治性的结构，看到的是更大的视野之下突破束缚的可能。我们真诚地希望，借由阅读，被遗忘在历史各个角落的经验和情绪能加快地苏醒，终有一日，我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为靠近真实。

现在，我们诚挚地向你们发出邀请。

举办年度阅读盛典，记录时间在出版行业留下的痕迹，是新京报书评周刊的例行传统。18年来，我们坚持每年回顾全年出版，推荐优秀作品，致敬深耕行业的工作者。在第19个年头，我们希望我们选出的作品，我们从中看到的世界，能走出出版界和文化圈，离你们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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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2年10月开始，历时三个月，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部收集行业专家学者意见，经过多轮讨论，从全年出版的新书之中选出了最终推荐书单。完整书单请参见2023年1月6日新京报书评周刊首文推送。

今年，在“时间的眼睛”这个大主题之下，我们将书单分成了四个单元，它们跨越了文学、社科、艺术等传统书单划分类别的藩篱，提供了更综合的观察面向。

主题① 凝视与想象

凝视，捕捉转瞬即逝的细节；想象，跨越“看”的边界……

主题② 视野与方法

视野，定义了我们对他者的想象；方法，决定了我们在历史中看到什么……

主题③ 记忆与留白

人类尝试拼合记忆，人性浮现于记忆之外的留白……

主题④ 对话与回响

并非每一次对话都会有回音，但我们的故事依然在对话中传递，直至未来传来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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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书单之外，我们还要特别致敬一位2022年在中国出版界引发巨大反响的学者——

在今年阅读推荐的基础之上，我们邀请各领域嘉宾推出了四场话题论坛，解读具体书单、进行特别致敬、分享我们通过阅读获得的更具体的思考和感受。

我们将一起讨论凝视图像的传统和观看的权利，追寻历史的视野看更广阔的中国，记录文学与时代的记忆品味细密的留白，开启一场面向未来永不终结的对话……

“时间的眼睛”

2022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

活动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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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地点

北京观唐艺术区美术馆

北京市朝阳区平房乡石各庄东700米路北

观唐艺术区8号馆

（请从园区南2门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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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

与君目成

当“过去”可以被“观看”

图像，是一种比文字更久远的记录形式。解读图像，以图叙史，同时需要凝视与想象。凝视，捕捉转瞬即逝的细节；想象，跨越“看”的边界。

理解历史之时，我们有丰富的视觉素材——在水墨画中，我们能看到形神兼备、物我交融的审美传统；在墓葬壁画中，我们能看到波澜起伏的人生历程；在当代摄影中，我们能看到一场争取自主观看权利、重启摄影现代转型的努力。但理解图像，并不意味着相信图像的一切。比如，我们熟知的《清明上河图》，或许它展现的并非是一派繁荣的景象……

所以，我们该如何理解图像在历史与理论研究中的位置？如何捕捉图像中的细节与信息，辨识其中的虚实？如何自庞大的图像库中，还原出我们曾共同拥有的传统？或者说，我们是否拥有这样一个图像中的传统？我们邀请了研究者赵冬梅、余辉与写作者苗子兮，与你一探究竟。（13:00-13:30为系列活动开幕式。）

活动嘉宾

VOL2

放宽历史的视域

从交叠的空间出发看中国

对于历史学来说，视野定义了我们对他者的想象，方法决定了我们希望在历史中看到什么。如果说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隐藏在事实背后的逻辑，并借此重建大众对于历史与记忆的常识。那么历史学家所利用的工具，也决定了他的认知与理解能否承载住真相的厚度和人文精神的拷问。

正如彼得·伯克所言“我们正处于一个界限模糊、学术边界开放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既让人激动，也令人困惑”。作为一种诠释真实的艺术，历史学的内核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历史学家是否应该接受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挑战，学会像社科学者一样思考结构和时间的魅力？历史学家是否应该走出书斋，把双脚埋入大地，像人类学家一样倾听他者的语言、价值、思维方式，重新理解什么是阶级、性别与记忆？也正是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发现历史学家的身份越来越模糊，而他们捧出的作品，却带有一种跳跃与想象所赋予的独特色彩。

而我们今天的这场对话，正是三位历史学家的敝帚自珍。他们三位都有着不同寻常的问题意识，和对于历史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有一种敏锐的批判和反思。视野与方法，不仅仅是方法论的更新，更重要的是一场观念上的革新：如何把人从话语和传统的惯性中解放，如何让历史反思性力量走入那些我们刻意遗忘的领域？

活动嘉宾

VOL3

生命的厚度

传记何以可能

记忆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传记、回忆录是最重要的书写方式之一。优秀的传记中呈现的传主生命记忆，不只关乎他们个人，还关乎他们所处时代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症结。因此，为他们作传，也是为当下作传，甚至，为未来作传。

然而，记忆及其手段是完全可靠的吗？当传记作者在历史的浩瀚细节中耙梳，拼凑传主的音容，缺憾总会浮现：绝对的真实是无从抵达的。既然如此，传记何以可能？也许我们只能承认，这就是记忆的有限性，文字的有限性，也是人类的有限性，面对这种有限，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保持留白，让不可抵达的部分保持沉默，这也是传记得以获得有限真实的必要条件。而在可以抵达的部分，我们必须言说。

这是一场关乎传记与真实的讨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评论家、译者相聚于此共同言说。

活动嘉宾

VOL4

特别致敬活动

开场

一份女性主义的邀请

过去这一年，我们或许都曾怀疑过对话的意义。在撕裂与创伤难以弥合的当下，我们是否还能通过对话望向并抵达彼此？

这是一份来自女性主义的对话邀请。我们邀请到两位“过来人”——上野千鹤子与戴锦华。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相遇时刻。一位是第一个在日本开设女性学的先驱，一位是中国大陆最早从事女性主义理论的学者。尽管彼此素未谋面，但她们都是深入参与本国女性主义实践的行动者，也曾切实地鼓舞过许多代女性。当她们在中文世界中首次相遇，会如何开启这一场女性主义对话？她们对彼此的好奇是什么？她们又将如何回溯不同时期的东亚女性主义历史？作为过来人，她们如何理解新一代的女性主义实践？又如何解读当下种种纷争的性别议题？

这不光是属于她们的对话，亦将是一次我们共同的回望。毕竟，没有对话，故事便无法传递，经验便无从诉说。

活动嘉宾

“时间的眼睛”

2022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

活动说明·请仔细阅读

购票说明

■ 本系列活动地点为观唐艺术区美术馆，地点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平房乡石各庄东700米路北观唐艺术区8号馆，需从园区南2门进入。场地位置较为偏僻，现场会有引导指示。

■ 本系列活动为线下对谈活动，需购票入场，为保证入场读者体验，活动现场不设直播。未能购票入场的读者朋友，请关注后续活动视频与文字报道。

■ 活动现场不设购票点。参与活动的读者朋友请扫描下文二维码，进入“新京雅集”相关售票页面，选择对应场次的门票购买。现场座位有限，我们将严格凭票入场。

■ 每场活动提前半小时开始检票，请尽量提前入场。检票时需出示购票记录换取纸质票：搜索“新京雅集”小程序，点击下方“我的”，查看“我的订单”。

■ 门票不与座位绑定，现场换取的纸质票上会标明座位号。先行检票换票的读者，可获得更前排的位置。

退改说明

■ 购票后台无改票服务，如错误购买，请退掉错误场次的门票，购买正确场次。活动现场无退改票服务。

■ 如需退票，请在“新京雅集”小程序订单页面点击“申请退款”。每场活动前24小时关闭该场次退票渠道。

■ 如活动遇不可抗力导致活动取消、嘉宾变更等，将全额退票（不受活动前24小时关闭退票的影响）。

■ 如有其他问题可在购票详情页点击左下角客服咨询选项，咨询客服。

单场票价

与君目成：当“过去”可以被“观看”

69元/张，限量50张

2023年2月18日 13:00-15:30（12:30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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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宽历史的视域：从交叠的空间出发看中国

69元/张，限量50张

2023年2月18日 16:30-18:30（16:00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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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厚度：传记何以可能？

69元/张，限量50张

2023年2月19日 13:30-15:30（13:00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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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一份女性主义的邀请

99元/张，限量40张

购票入场的读者现场赠送

价值68元的《开场：女性主义访谈》一本

2023年2月20日 19:00-21:30（18:30检票）

进入购买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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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发布“2022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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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联书店·微言小集 野百合书店

礼士书房 润生书局 秦皇岛龙媒书店

唐宁书店 拂星书店

英国月巷儿童书店·中国首店（南京）

桂林刀锋书店 熹阅堂书店 码字人书店

旁观书社 荣星书肆 天津荒岛书店

樊登书店合肥弘阳店 自在观独立书店

都匀学府书店 一苇书坊 南昌市青苑书店

雍和书庭 寻麓书馆 稲诚及所

百湖城·书艺馆（大庆三合）莲花书屋

南昌高新区图书馆 经开书房 儒乐书房

心海书屋 美书馆 合胜书店 不书店

阿果拉书店 酒三多书店 野梨树书店

读本屋 限时书店 桑丘书店 楠枫书院

河南商水席殊书屋 青岛耐冬书店

攀枝花未明央书坊 内山书店 卡佛书店

彼岸书店 匿名书店 璞玉书店 阅玩书店

上海三联READWAY武汉店 左边右边书店

春秋书局 幽默书店 泉州書想所书店

北京你好阅读少儿主题图书馆 嘉德书店

先行书店 吉阅七舍 直隶尚书房

靖江牧然书店 麦克英文童书馆

人间食粮书店 慧文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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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团队

策划执行 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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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 吕婉婷

本文校对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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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说尽的故事，未完成的对话：2022年这些新书值得我们期待

作者：界面新闻

发布时间：2022-01-14 11:00

快照：

记者 | 董子琪 徐鲁青编辑 | 黄月1

除了在每一年的年底发布编辑部书单、为大家呈现当年我们读到的好书之外，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也会在每年一月为读者朋友奉上这一年值得期待的新书指南。当然，今年也不例外。

下面这篇篇幅不算短的期待之书指南以7个版块，分门别类呈现了2022年原创文学、引进文学、传记散文、社科、历史、新知、艺术等领域值得关注的新作品。我们尽可能全面地收集了来自各大出版社的讯息，按照类别类型、主题议题精心整理，希望这既是一份为书虫密集“种草”的书单，也是一幅可供延伸思考的出版地图，这份地图或许不足够完整，但我们仍可借此洞悉和思考国内出版界的关注热点，以及这些作品所反映出的某些社会关切和发展趋势。

01 华语文学：以故事与趣味书写这片土地

原创文学方面，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书中书写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信仰燃烧年代的生死抉择。刘亮程在《捎话》之后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本巴》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同样具有魔幻史诗的风格：“江格尔的本巴地方，是幸福的人间天堂。那里人都二十五岁，没有衰老没有死亡。”路内的《关于告别的一切》以1975年出生的作家李白为主角，讲述过气作家、不婚主义者、青少年怀旧浪漫男与其父亲自1985年至2019年间的悲欢。路内曾在2021年的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朗诵了作品中有关作家如何应对网络恶评的部分章节。田耳的《秘要》是一部长篇小说，讲述黑书藏书市场上的风云诡谲，有着强烈的武侠情怀。《“李尔王”与1979》是薛忆沩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新作，还原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庭状况，叶兆言的中篇小说《通往父亲之路》同样关照二十世纪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家庭生活，或可进行对读。

《本巴》刘亮程 著译林出版社 2022

鲁敏以《金色河流》呈现改革开放白手起家、先富起来的这一代人中国式财富观的艰难进步。《白发阿娥及其他》是香港作家西西最新的一部短篇小说集，白发阿娥生于宣统年间，生活在一个业已消逝的时代，如今，她出门要抹风油精，到百货公司怕冷气，到马路上怕晒太阳，到朋友家怕见人。《北流》是林白沉潜八年的长篇小说新作，书中涵盖了南方母系民间经验、女性成长记忆、知识分子的精神流变史。残雪的小说集《西双版纳的女神》收入了作家最新的原创短篇作品。2018年北京育儿嫂范雨素一夜成名，三年过去，范雨素完成了自传体长篇小说《久别重逢》。

《故事只讲了一半》集纳了小说家、导演万玛才旦近年创作的十部短篇小说，展现了普通藏族老百姓的生活群像：满腹民间故事的村庄老人，被认证为活佛转世的幼子，为了哺乳耗尽心力的新生儿父母，犯下纵火杀人罪行的诗人……《执否》是梁晓声最新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关注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友情观、爱情观。《人的世界》为韩东“回归”中短篇小说写作的全新作品集。弋舟将推出继“丙申”“丁酉”“庚子”之后的“人间纪年”系列第四部《辛丑故事集》。《鸭镇夜色：王奎张亮故事集》《这件事到底有没有意义》是小说作者曹寇即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其中《夜色》以小镇青年王奎、张亮为主角，故事发生于八卦洲镇以及南京市区。《新婚之夜》后，辽京今年将推出最新中短篇集《倾听》，洞察城市生活表象下的真相。在新作《上海胶囊》中，btr以19篇“展览小说”凭空搭建起了19座展厅。

《上海胶囊》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 / 2022

在类型文学方面，中信·春潮社将推出“那多手记”最新作品《荒墟归人》，有多年特异事件调查经历的记者那多因废墟选题去往重庆市开县，在湖底古城经历异象。孙一圣去年推出了中篇小说集《夜游神》，今年将出版首部长篇小说《必见辽阔之地》，故事一样发生在山东小城，人物一样有“武松”。以《鹌鹑》为代表作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作者郭沛文最新长篇小说名为《刹那》，故事也依然以长沙为背景。包括赵海虹、夏笳、沈大成在内的女性作家的科幻合集《春天来临的方式》则是当代中国幻想小说国际合作项目之一。另外，北京大学西葡语系教授、猫科动物之友范晔的首部原创幻想文学作品《时间熊，镜子虎和看不见的小猫》将由顾湘配图出版。

在《野猪渡河》及《猴杯》之后，后浪将引进马华作家张贵兴的代表作《沙龙祖母》，小说以乱针刺绣的手法，揉杂探险言情的小说趣味，传达出雨林里欲望、性爱、屠戮、暴烈的浓稠气息。2020年，张贵兴凭借《野猪渡河》获得第八届红楼梦奖。后浪今年还将引入台湾《联合文学》杂志总编辑王聪威的长篇小说《生之静物》，以一位妻子的出走心事和私密独白，讲述“孤独活”及“无缘死”的话题。陈浩基的推理短篇小说集《第欧根尼变奏曲》和童话推理故事集《魔笛》将同时推出。此外，贺景滨、李奕樵、邱常婷等新生代作家的新书也值得期待。

02 引进小说：既有经典新译，也有新人新作

2021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格尔纳的作品将在今年与中国读者见面，包含《来世》《最后的礼物》《天堂》《海边》《赞美沉默》五部作品。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最新小说《瘟疫之夜》将由世纪文景引进，小说讲述了1901年一座岛屿爆发了第三次大瘟疫，几位试图拯救帝国命运、追求现代文明理想的主人公在对抗瘟疫的战役中焕发光彩。

2018年诺奖得主、波兰作家托卡尔丘克的多部小说将继续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可以文化引入国内，其中《E.E.》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描写了十五岁的波兰少女爱尔娜·爱尔茨内尔由母亲和友人们治疗精神疾病的故事，讨论了“意识”与“无意识”、精神与肉体等哲学问题。此外待出版的还有她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最后的故事》，这两本书均由波兰语直译。最值得关注的是托卡尔丘克长达千页的《雅各布之书》，讲述的是18世纪中叶一个出身神秘的年轻犹太人来到波兰村庄，施展魅力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狂热追随者。在《机器人大师》《索拉里斯星》之后，波兰科幻作家斯坦尼斯瓦夫·莱姆的《技术大全》也将引入中文版，此书备受学者江晓原推崇。

在《东方故事集》之后，上海三联书店将继续引入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系列作品，我们将读到她为三岛由纪夫写的《三岛由纪夫，或空的幻景》以及尤瑟纳尔的传记。法国作家乔治·佩雷克《庭院深处，是哪辆镀铬把手的小自行车》讲述了生动有趣的小故事。龚古尔奖得主蕾拉·斯利玛尼的“他者之地（三部曲）”之《战争，战争，战争》将由法语译者袁筱一译成中文出版，小说讲述了上世纪中期法国女孩马蒂尔德爱上了摩洛哥人阿米，并与其结婚生子、移居摩洛哥，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关于家族、国别、爱情、婚姻有关的故事。米歇尔·维勒贝克的《血清素》则讲述了在人人都抑郁的时代，“我”努力地按部就班地恪守中产准则，却发现一切变得荒谬可笑的故事，于是“我”玩起“消失”，退了公寓，辞了工作，和女友不告而别。

《庭院深处，是哪辆镀铬把手的小自行车》南京大学出版社 / 2022

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出版品牌“新民说”近年来推出了塞巴尔德作品系列，2022年将更新至《乡村别墅中的住所》，他再度纯熟地模糊了传记、散文与游记的边界，在一段乡村风光的漫步中思考与讲述。塞巴尔德处女作、第一部诗歌作品《自然之后：一部元素诗》也将与中国读者见面。值得期待的还有奥地利小说家赫尔曼·布洛赫作品系列《梦游者》《着魔》《无罪者》，以及德国战后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家乡博物馆》，一个从家乡博物馆在大火中毁于一旦讲起的故事。

2020年布克奖得主、苏格兰文学新人道格拉斯·斯图亚特的小说处女作《舒吉·贝恩》讲述了1980年代苏格兰格拉斯哥一个穷苦家庭里，染上酒瘾的单亲母亲与三个孩子尤其是幼子的故事。美国作家詹姆斯·索特系列作品《这一切》等将由理想国引入。爱尔兰作家萨莉·鲁尼的新作《美好的世界，你在哪里》即将与读者见面，小说书写了两个二十几岁的好朋友不同的生活轨迹，与鲁尼之前的作品相似，主角的友谊大多数时候通过电子邮件来维系。爱尔兰作家威廉·特雷弗的短篇小说遗作结集《终场故事集》也将出版。莫桑比克葡语作家米亚·科托的作品将持续被译介到中文世界，包括《高雅的恐怖分子和其它故事》。出版品牌“明室Lucida”即将推出的《志贺直哉短篇小说集》绝大部分篇目是首次译介，《志贺直哉中篇小说集》亦是其中篇小说集简体首译。日本作家宇佐见铃出生于1999年，她关于追星女孩的作品《偶像失格》获得了第164届芥川奖，将在今年与中文世界读者见面。《疫情时期的故事》来自《纽约时报》“十日谈”栏目集结，收录了新冠席卷全球期间全球多位著名小说家的作品，包括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大卫·米切尔、科尔姆·托宾、李翊云等。

《美好的世界 你在哪里》[爱尔兰]萨莉·鲁尼

03 传记、访谈与散文：不忘昨日，活在当下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即将出版第六辑，这一辑收录了包括阿瑟·米勒、路易-费迪南·塞利纳、钦努阿·阿契贝、哈罗德·布鲁姆等著名作家的诸多访谈。在文学传记方面，记述现代主义元年的《天才群星璀璨——1922：现代主义元年》与M.H. 艾布拉姆斯探讨超自然主义的《自然的超自然主义》值得关注，前者揭示了多位现代主义名人之间鲜为人知的联系，后者为我们呈现了那个时代的重要诗人——如华兹华斯、柯尔律治、济慈、雪莱等——所共同面对的议题。布克奖得主、美国小说家乔治·桑德斯的作品《在雨中的池塘漫游》是一部讲解俄罗斯文学大师经典名作的文学细读。

杰克·凯鲁亚克的经典传记《杰克之书》让我们近距离地观看“垮掉的一代”代言人的人生。法国作家让-保罗·曼加纳罗的伊塔洛·卡尔维诺的传记《伊塔洛·卡尔维诺：写小说的人，讲故事的人》与访谈集合录《我生于美洲》也将于今年面世，收录了1951—1985年间卡尔维诺的的101次访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沃什早期的自传性散文集《欧洲故土》及1960年代受聘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期的散文《旧金山海湾景象》也将译介出版。今年还将出版波兰作家安杰伊·弗劳瑙塞克的《米沃什传》（全两册），追踪了米沃什个人的奥德赛之旅，基于大量的访谈资料写成，征引了大量米沃什的诗歌和散文作品。“文学纪念碑”系列的约瑟夫·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卷本传记终于迎来了第五卷，聚焦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十年的生活与创作，陀氏最重要的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会在本卷中逐章解读。后世作家回忆博尔赫斯的作品亦不能少，杰伊·帕里尼的《博尔赫斯与我：一次邂逅》写的是年迈失明的博尔赫斯如何通过帕里尼的眼睛看见苏格兰的故事。英国文学评论家凯瑟琳·雷恩的《威廉·布莱克传》、美国学者沃尔特·杰克逊·贝特的《约翰生传》还有两个版本的卡夫卡传——分别是德国莱纳·施塔赫版以及德国彼得·安德烈·阿尔特版，以及艾米莉·迪金森的传记《我居于无限可能》都值得读者期待。

《杨苡口述史》以个人口述史展现了百年来历史变迁，杨苡今年103岁，她的哥哥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姐姐杨敏如是古典文学专家，丈夫赵瑞蕻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将推出“吕思勉系列”，包括《吕思勉历史课》《吕思勉国文课》《吕思勉修身课》等，吕思勉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严耕望语）。王鼎钧的《小学作文讲话》是一本针对小学生而作的指导之书，教孩子如何细心观察世界，用不同的方法伸展故事、激荡思考。在《平如美棠》之后，饶平如的遗稿及自传将《平生记》出版，记录其一生自童年历经戎马生涯、公私合营、下乡、制造木牛流马的变化。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的散文集《为你跋山涉海》（暂名）汇集了多年来在世界各地旅行和考察所积累的见闻和思考，从阿姆河到撒马尔罕，作者从许多被湮没的故事、精微的技艺和被人遗忘的人物经历中发现一个个形塑历史的支脉。季进的《文本的旅行》借由作者的海外访学经历而引出，围绕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而展开，论及宇文所安、夏志清、夏济安、李欧梵等教授，以及《中国现代小说史》《沈从文传》等经典学术著作。

《我将前往的远方》是郭强生“人生私散文”系列中的第二部作品，被称作“献给单身初老的一首情歌”，五十岁单身的郭强生经历丧亲之痛后在这部作品中梳理回顾了自己的前半生。盛文强的《渔具列传》今年将再版，包含舟楫、网罟、钓钩、绳索、笼壶、耙刺六辑，集地方志、家族秘闻、采访为一体，是一部可以上溯到洪荒时代的海洋秘史。作家、翻译家的孔亚雷的《极乐生活指南》是他的首部文学评论集，孔亚雷翻译过杰夫·戴尔的《然而，很美：爵士乐之书》与詹姆斯·索特的《光年》。《打工记》是一部十年打工日记，作者胡安焉近十年辗转中国南北打工，做过快递员、夜班流水线分拣工和自行车店店员。译文纪实系列在推出了《鱼翅与花椒》之后，又引入了扶霞的随笔集《寻味东西》，她用一贯的幽默笔触生动描写了东西方饮食文化差异和关于美食的各种轶闻趣事。

04 文学研究、童话、鬼怪与流行：从读到如何读

陈平原《小说史学面面观》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依据2020年春夏北大讲稿整理而成，兼及专业论文与学术随笔，遴选鲁迅、胡适、阿英、普实克、夏志清共计十二家，进行评述、延伸与发挥。《杜甫：超越忧愁的诗人》是日本学者兴膳宏的著作，兴膳宏精选了杜甫不同时期的七十二首诗歌，串起了杜甫的一生。《细语有声：清代日记中的情感世界和社会生活》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书稿以清代日记为切入点，为读者展示了阅读日记的基本方法，内容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如清末五大臣出洋被炸案。

《杜甫：超越忧愁的诗人》[日]兴膳宏

国内第一个全版《贝洛童话》值得关注。 《贝洛童话》又名《鹅妈妈的故事》，是世界上第一部童话集，成书比《格林童话》要早上一个多世纪，具有重要的文学和学术价值。“普林斯顿经典书系”《格林童话的残酷真相》是研究格林童话的奠基作品，从谋杀、乱伦等格林童话中的经典主题的黑暗面展开。《鬼魂小说、侦探小说与唯灵论》以维多利亚时期十分流行的鬼魂小说和侦探小说为研究对象，作者选取了司各特、狄更斯、勒发奴这些作家的作品。《东西不可思议物语》是涩泽龙彦的怪谈随笔，他在其中收集了古今中外四十九个故事怪谈。前柳田国男时代的妖怪学者江马务的《日本妖怪化物史》基于从大量古籍中采集辑录的文献记述，勾勒出妖怪与化物的本来面目。

《鲍勃·迪伦的意义》是哈佛大学古典学教授、迪伦研究专家理查德·F.托马斯基于托马斯教授为哈佛本科生开设的一门迪伦研讨课。书中探讨了迪伦歌曲的主题，如音乐与社会正义、战争与人类对战争的回应、爱与死亡、信仰与宗教等。在《快时代，慢阅读》中，休斯敦大学文学教授大卫·米基克斯倡导用慢阅读的方式抵挡快的碎片化和娱乐化，试图重新建立起人与文学、专注和阅读之乐的古老联系。《如何阅读世界文学》总结了哈佛文学授课经历，向人们讲述在浩瀚的世界文学中的读书门径。

05 非虚构与社科：思考是一场永未完成的对话

2022年，我们对女性权益的关注仍在持续，仍应持续。过去几年里，同处东亚社会的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对诸多性别议题的剖析，成为我们反思中国社会的参考系之一。在她的《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引发大量关注后，“明室Lucida”在今年计划推出她的《为了活下去的思想》。此书是上野千鹤子从“9·11”事件开始，围绕国家、暴力、性别等议题思考写就的总结式作品。在《女生该怎么活——上野老师教教我！》（暂名）中，上野千鹤子亲自回答了女生从学生时代到进入社会后对“性别平等问题”的一系列疑问。同样讨论“厌女”现象的书还有三辉图书将出版的《下女：厌女的逻辑》，是三辉“女书系”中的一本，与上野千鹤子的东亚背景不同，《下女》作者、康奈尔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凯特·曼恩聚焦美澳社会案例，讨论了厌女如何巧妙地伪装成“理性中立客观”，潜藏于集体意识之中。“女书系”还将出版《廉价的生命：印度全球代孕的代价》，作者沙弥拉·鲁德帕分析怀孕和生育如何被商品化，以及女性身心在此过程中的遭遇。此外还有英国女权主义先驱沃斯通克拉夫特代表作之一《北欧书简》，也是国内首次出版。

今年，国内多家出版社也将推出一系列关注性犯罪话题的书籍。三辉的《违背我们的意愿》是研究强奸问题的经典书目，浦睿文化即将出版《骄傲的堡垒：性侵、问责与和解》，前者的作者布朗米勒主要依循的是社会学与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后面这本书里，美国道德哲学家玛莎·纳斯鲍姆以分析哲学的路径，对性虐待和性骚扰案件的常见社会质疑进行了回应。此外，上海译文出版社将出版研究美国隐性强奸问题的《危险的熟人》以及聚焦家庭凶杀案的《致命爱人》。

曾引进《无缘社会》《女性贫困》等作品的上海译文非虚构系列，今年还将持续推出剖析解读日本社会症候的新作。比如关注劳动者权益的《过劳死：这份工作比命还重要？》，作者通过采访《朝日新闻》刊登的十一个过劳死家庭，剖析了日本职场日剧恶化的过劳问题；例如《吸血企业：吃垮日本的妖怪》关注的是近十年来日本社会“吸血企业”通过大量雇佣、大量辞退、超时加班、低薪压榨、非正式雇佣等手段获取廉价劳动力，这些企业制造的社会成本都要转嫁给纳税人来承担。还有一些作品聚焦城市边缘人群的挣扎，《三十不立：无法开口求助的青年人》书写三十岁左右时滑入社会底层的日本青年流浪汉生活，《单身女性》则从“非正式员工”、“中年女人的相亲”、“生活的艰辛”、“年老的父母” 四个维度分析了日本单身女性群体的困境。社科文献旗下子品牌“方寸”推出“樱花书馆”系列关注日本社会，今年将推出《日本病：长期衰退的影响》《日本的社会规则：雇佣、教育和福利的变迁史》等。

《过劳死》[日]牧内昇平

认识我们的城市，想象更好的城市。美国城市规划活动家简·雅各布斯的《关键的小规划》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部文集收录了她近40篇重要文章，包括她首次以中文正式出版的成名作《市中心为人民而存在》。简·雅各布斯在其城市研究经典著作《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指出，城市的本质不是建筑，而是人，是公共空间，是街道，是人和人之间的互动。译林将推出的另一本有关城市空间的书或许能为雅各布斯这一观点做出补充，心理学家海伦·伍利的《城市开放空间》展示了不同类型的开放空间可以为社会和个人带来的影响，并讨论了可供个人或社区日常使用的各种开放空间形式。城市需要开放空间，更需要开放包容的文化。20世纪新社会史代表人物斯蒂芬·塞恩斯托姆的《其他波士顿人》将在今年由上海译文推出，作者以波士顿为案例分析了1880—1970年代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发现来自不同民族、拥有宗教信仰的移民是美国20世纪大发展的原动力。让我们看得再微观一些，看看城市里人和人间的连结：华东师大出版社“薄荷实验”将出版《寻找门卫：一个隐蔽的社交世界》，作者是社会网络分析领域学者彼得·比尔曼。在小小的公寓楼中，每天上演着门卫保安和房客的复杂互动，以小见大，我们也得从中窥见一个更广的社会网络关系。

《寻找门卫 ：一个隐蔽的社交世界》彼得·比尔曼

新冠疫情仍在持续，我们是否已对死亡有了更深的理解？上海译文出版社将推出《临终困局》一书，在德国医疗行业从业多年的作者马蒂亚斯·特内斯发现，医院面对重病病患，关心的并非如何减轻患者的痛苦，而往往出于逐利目的对病人过度治疗。他号召进一步加强姑息治疗，不让过度治疗延长老年患者的痛苦，让病人有尊严地安详离世。疫情也让人们重新反思技术，华东师大出版社将出版《数字断联》，分析资本主义、互联网和美国的治理危机三者间的关系，帮我们理解互联网被资本主义塑造和驯化、制造民主危机的过程与原因。文化研究重要学者斯图尔特·霍尔的《管控危机》也将问世，从一个十分普通的社会治安议题入手，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英国社会的道德恐慌，及背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和政治合法性危机与重建的社会史。

知识分子的思索或许不能为社会实践提供详尽的指导，但其中蕴含的视角和线索却具备启发的可能。今年译林出版社将推出两本增订版的以赛亚·伯林文集，《启蒙的三个批评者》以及《未完的对话》。伯林是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在消极的和积极的自由之间作出了著名的区分，两部文集分别讨论了他长期思索的问题：如何理解反启蒙运动的现代思潮、多元论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三辉图书“左翼前沿思想译丛”今年将推出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欧内斯托·拉克劳的《解放》，他探索主流视域的“解放”观念的内在矛盾、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的关系、政治身份的形成，并提出我们需要一种解放的新希望。该译丛今年还将推出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新版。叶礼庭的《权利革命》回应了关乎权利的争议性问题：团体权利是否危害个人权利？当每个人都主张自己的权利时，责任怎么办？当每个成员都有权利时，家庭能否生存和繁荣？权利语言在赋予个人力量的同时削弱了社区吗？迈克尔·曼被认为是韦伯之后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他与约翰·A. 霍尔对话的《21世纪的权力：与约翰·霍尔对话》一书关注当下美国，并试图分析所谓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威胁是什么，以及金融资本不可遏制的力量和环境破坏带来的重大危机。

在政治哲学与伦理学之外，人类学的想象力总是带给我们别样的关切和共情。薄荷实验将出版人类学家迪杰·法桑的《生命使用手册：法桑论生命人类学》，论述人类生命价值的问题，对生命伦理进行综述和反思，并与维特根斯坦、本雅明和福柯进行批判性对话。

06 历史：以史为鉴，思考人的境况

宏观史方面，继英国思想史学者彼得·沃森的《虚无时代》《20世纪思想史》之后，译林出版社今年将推出沃森的《大分离：新旧大陆分道扬镳的历史》，探讨新旧大陆从地质分离到哥伦布大发现期间的历史。沃森确定了两个世界之间的三个主要差异——气候、可驯化的哺乳动物和致幻植物——结合起来产生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文明轨迹。三辉图书将继续推出历史学家孙隆基的《新世界史》，承接之前出版的前两卷内容，以全球史观和多中心论梳理中古后期几大文明地区的发展脉络。

中国史领域今年也有很多好作品问世。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教授李怀印的《现代中国的形成》，探讨中国作为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内地各省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边疆各省所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在19世纪之前是如何成形并得以维系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念群也关注国家构建问题，在今年将出版的《“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中，他指出清朝创造出了一种新型“正统观”。清朝以前的“正统论”基本上依赖单一的儒家道德教化观念，而清朝建立起了另一种对前朝正统观的补充性诠释框架，与其“二元理政”的治理模式相互配合，“大一统”是正统论的首义，是王者获取“正统性”的思想与实践基础。目光由朝堂转向地方，《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借由对生祠的考察，挑战了明朝封建专制强化、平民只能“绝对臣服”的传统观点，发掘了专制集权土壤中的另一套政治模式：地方官受命于皇帝，并由平民决定其价值，平民借此实现政治参与。

《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美]施珊珊 著

尽管新冠疫情让全球流动减速，人类却从未放弃过对移居与迁徙的执念，也从未停止过文化交融。移民研究学者罗宾·科恩在即将出版的《3000年人类迁徙史》中总结了人类自第一次迁徙出大裂谷，到当下叙利亚人大批逃亡的全球迁徙轨迹，附有直观的迁徙地图。甲骨文也将推出《上游之旅：大迁徙与中国南部的帝国（1570-1850）》，此书研究十六世纪末十九世纪中叶广东移民沿着西河及其支流进行迁徙的旅程、流散者和帝国在上游边境的关系，以及移民在故乡维持家庭和血缘有何作用。

第三帝国的历史在今年仍是出版热点。理想国“M”系列2020年出版了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著写的第三帝国三部曲，今年将推出的《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聚焦20世纪德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横跨了从一战到大萧条、从纳粹到二战、从冷战到柏林墙倒塌等历史阶段。甲骨文将出版埃文斯的另一部作品《阴谋论中的希特勒》，探讨了五种涉及希特勒和纳粹党的阴谋论，剖析了与第三帝国相关的偏执想象。从1980年代，西方学界出现了“记忆潮（memoryboom）”的史学热潮，德、法两国的记忆史研究在这一时期开始大幅拓展，“记忆潮”在2000年之后逐渐进入中国，今年我们也能读到几本从文化记忆理论出发的优秀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记忆中的历史》，探讨德国人对纳粹历史的记忆、德国历史是如何被人们谈论、解读和描述的；社科文献旗下的“索·恩”品牌将推出《历史的囚徒：二战纪念物中的历史叙事与建构》，作者以世界各地的二战纪念物展示了人们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记忆这段历史的。在第三帝国之外，广东人民出版社子品牌“万有引力”计划出版《突如其来的勇气：二战法国青年抵抗运动，1940—1945》，讲述法国抵抗运动中的爱国青年各种方式的反纳粹斗争，以及他们在二战期间抵抗纳粹运动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突如其来的勇气：二战法国青年抵抗运动，1940—1945》罗纳德·C.罗斯巴顿

在身份政治日益凸显的时代，反思种族主义与殖民历史的作品也值得我们关注。甲骨文将出版《第五太阳纪：阿兹特克人的新历史》，罗格斯大学历史教授卡米拉·汤森摒弃了长期以来的欧洲殖民者视角，以完全基于土著居民的视角，对墨西哥阿兹特克人的历史进行了复杂的描写——他们并没有简单地向西班牙文化和殖民屈服，相反，他们重新调整了政治立场，适应了新的义务，并坚持了下来。《重建之战：美国最进步时代的暴力史》考察了美国内战结束后重建时期十余年里的历史，作者发现，美国社会始终未能将黑人平等地整合进法律、政治、经济、社会体系。南京大学出版社将推出《非洲、亚洲与哲学史：哲学标准形成中的种族主义，1780—1830》，探讨了哲学史研究是如何由希腊转向康德的，以及这一谱系如何逐渐取代了始于埃及或西亚的文明，使得后者不再属于哲学范畴，而被归入宗教研究领域。

《非洲、亚洲与哲学史：哲学标准形成中的种族主义，1780—1830》彼得·K.J.帕克

07 新知与艺术：拓宽视野，感受美好

阅读不总是沉重严肃的，有趣的新知赋予日常生活以更广阔的景深、更丰富的景致。人类同自然的关系始终是我们执著探索的母题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将推出《犬科动物：狗与人类的历史》一书，通过介绍12种狗被驯化的过程分析狗与人类的关系史。上海译文出版社将出版《伴生：我们与动物的故事》，动物伦理学和神经学学者阿伊莎·阿赫塔结合医学、社会史和个体经验，展示了人类和动物如何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浦睿文化即将出版《红山动物园是我家》与《熊在吗》告别枯燥的科普说教，红山动物园工作人员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向读者讲述动物的习性和饲养知识等等。

植物在长久的历史和日复一日的生活中陪伴着我们，却最容易被我们忽略。广西师大出版社《植物在丝绸的路上穿行》选取了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以及经由中 国传入西方的各种植物，讲述了它们传播的历史、功用以及在各自文化谱系中的意义。“方寸”将推出《植物教会我们的事》，作者认为植物并非我们一贯认为的静态的或可预测的，相反，植物充满了活力和创造力，加深对于植物的了解可以帮助改善人类社会。译林出版社“牛津通识”系列将出版伦敦大学学院地理学教授马克·马斯林的《气候》，介绍现代气候系统的根源、气候如何影响人类生活和其他生命活动、气候变化以及人类为此采取的行动。

新知图书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认识自己的窗。《癌症传：众病之王》今年将推出十周年纪念版。继“裸猿三部曲”后，译文社将出版德斯蒙德·莫利斯的《裸男》 和《人体行为观察》 ，前者是一本人类自然史，也是男性身体文化的社会人类学考察，后者则是对人类肢体语言的研究。译文心理书系将推出《我的身体里住不下13个人》《多活下来的这9年》等作品，关注多重人格障碍、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躁郁症等心理问题。

艺术方面，后浪艺术的“艺术与观念”丛书在今年将推出四本新书，主要聚焦阿尔卑斯以北的艺术。世纪文景的《中国当代摄影四十年（1980—2020）》关注的是中国纪实、肖像等摄影类型的发展。

如果你对音乐感兴趣，或许可以期待广西师大的“有谱音乐”书系，既有音乐家传记，比如《第九交响曲：贝多芬与1824年的世界》《莫扎特：黄金年代》，也有一系列乐器教程和曲集。“索·恩”也将推出两本摇滚史，分别是《摇滚史：1920–1963》《摇滚史：1964–1977》，涵盖从查克·贝里到吉米·亨德里克斯、滚石乐队的摇滚音乐史。

“艺术与观念”丛书 后浪

文字读累了？看看漫画吧！手冢治虫说，“漫画的乐趣就在于你看到那种破天荒的夸大、虚构、不合常理和荒唐无稽时产生的快乐。”今年，后浪漫将推出法国实验漫画家马克-安托万·马修的《上升》、漫画家松本大洋的竞技漫画代表作《乒乓》。广西师大也将出版民国漫画家丰子恺、王子美的漫画集。新星出版社将为读者呈现横山光辉的《三国志 第二部》、荒木飞吕彦《乔乔的奇妙冒险 第四部·不灭钻石》。新的一年，愿读书开心，愿好书与我们同在。

2022年，你最期待读到哪些书呢？欢迎在留言区与我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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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受访者均为女性学者的访谈录，她们不仅仅是她们，还是我们

作者：京报网

发布时间：2023-01-13 16:43

快照：

《开场：女性学者访谈》 新星出版社

从来没有一本书像《开场》这样打动我。也从没想过，一本受访者均为女性学者的访谈录，会带给我如此多的情感共振，它使我重新回看了自己十九年的求学生涯，重新审视了三十年的来路，甚至，重新定义了自己当下的坐标。

原来既以自己身为女性为傲，又会在某些时候试图隐藏性别身份或者幻想自己“要是个男的就好了”的不止我一个，那个从小到大都是讨好型人格、会无意识做师长们“宠物”的女孩也不独我自己，时不时就自我反思、困在母职与工作中焦头烂额的女性更是数不胜数。她们，这些女性学者们，同样陷入过这些困境，经历过这些彷徨。

是的，她们不仅仅是她们，还是我们。

她们，作为镜子，映照出我们自己的轮廓：面对性别标签，我们该拒绝还是欣然拥抱？要想像她们一样走到今天，我们要经历哪些曲折、面对怎样的困境？我们又当怎么表述这个世界？

关于女性身份，北大中文系的贺桂梅老师对女性只能做性别相关的研究表示反感，戴锦华老师也曾对“是否像女人”“如何做女人”有过困惑，就连以“一人一杀”来为东亚父权制剔骨的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也直陈，花了很长时间来接受“我是一个女人的事实”。不独学者，太多女性有这样的困扰了——人们会说“女司机”“女企业家”“女博士”“女明星”，在这些行业，我们会分性别评价人们，带了“女”，仿佛是带有负面色彩，略微轻蔑。而对于男性，极少会把性别与职业结合作为媒体报道的吸睛点，更不会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吃瓜谈资，顶多会说“男护士”“男幼儿园老师”……好像天生，护士、幼儿园老师只能由女性来做，而开车、创业、做学术，女性就容易搞砸。

对于女性本就占少数的高校与科研机构而言，蹚过大河、历尽暗礁与骇浪之后，女性学者们对于自己性别身份的体认格外敏感与典型。有人从来没把学者当成主要身份，有人明确“不避讳也不会强调”自己是女性学者，有人则直言“不存在也不需要独属于女性的学术传统”。这种纠葛，这种生而为女却又爱又恨、又亲近却又疏离的情感，某种程度上，是她们怀着对自身性别身份的困惑，对自己跻身学术界这一男性占大多数的环境之中的应激反应。而这种创伤性应激，我们每个人都有，也每时每刻都在与之共存：我们从小被教育要轻声细语，长大争论时却被嫌太柔弱、气魄不够；我们从小被耳提面命，要体贴他人，长大遇到不公时却被说怎么这么不小心，一点都不懂得保护自己。什么话都让他们说了，非难却是我们的，是女孩的。

却也正是这份不甘与惶惑，促使她们拥有了敏锐的洞察力与感知力。她们会注意到无酬却需要付出难以量化的精力和情感的家务劳动，于是发问：为什么家务劳动不能算作工作范畴？在这样的驱使下，霍克希尔德决心要寻找社会学核心概念中女性缺失的部分，关注“看不见的劳动”，从而成为情感社会学奠基人，写出《职场妈妈不下班》，令职场女性的“第二轮班”暴露在镁光灯下。而上野千鹤子则在生产成本的分配正义问题上做出了贡献，关注照护的“劳动”而非“精神”，将照护作为一种实践和需要给予相应报酬的劳动。

而这些背后，其实是她们自身的经历。霍克希尔德在留校任教后，要求学校给予充足的自由，使她能够边从事学术研究，边抚养孩子、照顾家人。上野千鹤子研究“一个人”的社会，也是在自己年事已高时自然而然的兴趣转移。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更是直接将关注边缘人的日常性与普通人的边缘性作为研究的线索，邓小南（历史学家）主张的“走向活的制度史”更是不能说和性别意识带来的视角毫无干系，乃至于有陆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的“可见”对社会身份建构的重要性，张莉（北师大文学院教授）更是全力主张“女性写作”、放大女性创作者的音量……在学者们的思想交锋、观点碰撞中，我们能感受到这些受访者们的赤忱与敏感，也感受到她们的愤怒与开阔。不管有没有克服自身的矛盾，与生俱来的性别身份成为她们的生命之重，却也给她们的研究插上翅膀，带给她们看待问题的特别视角。

更重要的是，她们还能跳出单一的性别维度进行观照。性别很重要，但不是全部。正如贺桂梅那段关于愤怒的解释：

我们之所以感到愤怒，是因为无法对这样一种感性的、具身性的不平等体验做出解释。学术真好，因为它可以给我们解释，让我们不要陷在非理性的受害的愤怒情绪之中，而能将感性的生命体验化为前行的力量。而且不仅仅局限在性别问题之中，它也让我们能对更广泛的类似社会处境有同情、共情与关切。

所以才有“时代发生变化，年轻人已处于守山期”的洞见，有疫情影响下“全球思想甚至不能提供一个哪怕是由现实反思而形成的新表述”的悲怆，也有“许多性别的冲突，经济是问题，但性别本身也重要”的卓识，“不应该让某一个性别垄断某些优点或缺点，倒不如由作品或者我们自己说话”的豪气。拨开性别话题之外，《开场》还是时代激变之下的阐释。

一问一答中，女性、学者、访谈，完美融合为一种棱镜和视角，性别身份给我们以看待问题的天然优势，学术为我们提供话语体系，对话的精神带给我们力量。就这样，她们将毕生所学化为普通公众也能理解的语言，她们用学术之路照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她们用身体力行告诉我们，赋权并非女性主义全部的意义，要男性和女性同时重视并分担照料家庭、维系社群的责任才是其应有之义。

虽然在这些受访者中，大部分是幸运的，并坦言自己较少遭遇不公，这辑的受访阵容也有对理工科学者的遗珠之憾，但仍不失为一个漂亮的“开场”：一个女性学者访谈的开场，一个告诉人们女性可以理性，可以从事学术研究，可以并且应该选择我们自己道路的开场。那就让我们接过她们的手中之棒，在开场之后登场。

（原标题：女性学者，把自己作为方法)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白华昭

流程编辑：L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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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不太“主义”的女性主义入门书｜一周新书风向标

作者：新京报书评周刊

发布时间：2021-11-01 12:08

快照：

本周的“一周新书风向标”又与读者见面了。在这个栏目中，我们将不单单把好书列出来写一段推荐语，我们还会尽可能地在自己阅读效率允许的范围内，对读者们关注的或刚刚出版的书籍给出自己的看法。如果一本新书的内容非常精彩，我们会不遗余力地给出推荐，如果一本书的内容与其关注度不符，我们也将会在参考意见中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为了更直观地看到我们对某本书的态度，我们还会增加一个“推荐指数”，类似豆瓣评分。

当然，任何阅读的判断都是个人的，我们的意见未必正确，甚至有可能是偏见，但它们一定是真诚的。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参考意见，希望为读者提供一份阅读指南（毕竟，这个事情可能还要冒着得罪出版社的风险）。如果你有比较犹豫的、想要知道我们态度的新书，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也将尽快给出自己的看法。

本期主持｜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部

热门

《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

作者：[日]上野千鹤子/[日]田房永子

译者：吕灵芝

版本：明室Lucida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1年9月

推荐指数：★★★★★

推荐人：青青子

在过去几年，当人们提到女性主义，或是讨论性别议题时，上野千鹤子都是绕不过去的名字。即便你没读过《厌女》《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也一定看过她在2019年东京大学新生开学典礼上的演讲cut，比如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的这一句——“女性主义绝不是弱者试图变为强者的思想，女性主义是追求弱者也能得到尊重的思想。”

《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是上野千鹤子的第一本女性主义科普读物。看标题也知道，这是一本写给所有人的女性主义入门书。作者除了上野千鹤子外，还有一位“不那么了解女性主义”的漫画家田房永子。两人就着各自经历互相发问、解答，田房永子坦诚、真挚，上野千鹤子幽默、辛辣，一场聊天便串联起女性主义的脉络观点，也道出隐匿在女性成长与生活中的长久困惑，譬如：

“当女儿和母亲激烈争吵的时候，父亲为什么会变成石像？”

“职业女性与家庭主妇之间的割裂，该怪谁？”

“女权主义者不受欢迎、讨人嫌的标签究竟从何而来？”

“什么是大叔式思维？”

……

读到这里，大家不难发现，这本书并不艰深，也不太“主义”。在我看来，它所探讨与呈现的正是一种在经验与实践中诞生并发展出来的女性主义理论，这也是上野千鹤子在书里所表达的，“如果不把感情变作话语，就无法成为经验”。

此外，对于喜爱上野千鹤子的读者来说，这本书还透露了不少关于她的“八卦”信息，譬如上野千鹤子为何又如何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一个不剧透的私人解读是：学习女性主义，的确意味着不断与内心深处时不时作祟的“好女人”做斗争。

经济

《当经济遇上法律》

作者：邱澎生

版本：浙江大学出版社 | 启真馆

2021年9月

推荐指数：★★★★☆

推荐人：罗东

近代中国与欧洲在经济上的巨大差距是经济史最为经典的选题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一问题的提法多是“中国何以在近代落后”，其基本逻辑是假设欧洲尤其是英国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标准，并将中国与之比较，据此归纳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上世纪末，学术界开始出现一些反思，认为研究“中国何以在近代落后”的方法是一种“西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彭慕然）的《大分流》是较早试图突破“欧洲中心论”的经济史研究。从此以后，有越来越多的学者重新思考，在现代前夕，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并无多大差异，例外的只是欧洲成功，而不是中国落后。换言之，是欧洲的成功而非中国的落后导致“大分流”的出现。《大分流》的中译本在2004年进入中国。这一年，大陆和台湾分别出版了简体版、繁体版。

《当经济遇上法律：明清中国的市场演化》的作者邱澎生，在当年参与了《大分流》繁体版的翻译，他本人也认同彭慕兰的一些基本观点，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主张摆脱“欧洲中心论”。又因为他同时专于研究法律史，便一直从法律的角度理解明清市场的发展。在2017年，他曾出版过《当法律遇上经济：明清中国的商业法律》，在如今这本书出版后，单看书名的主标题，难免让人困惑。初看，“当经济遇上法律”与“当法律遇上经济”似乎是同一本书，再看确实是两本书，不过却像是一种文字游戏。这自然是误会。我们知道，市场活动是以法律为基础的，商人以及其他参与市场交易的人，都需要彼此认同的法令规则来建立契约、确认产权和物权，且在出现纠纷时解决问题。邱澎生此前那本书回答的问题是，在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虽然还未出现像英国那样的商业法案，但实际上并不是就没有法律在起着作用，只不过有的是国家法，有的是民间法、习惯法。而在这本新书中，邱澎生把“经济”和“法律”换了位置，侧重点其实也随之从法律转为了市场。

即便我们把那个经典问题的提问从“中国何以在近代落后”改为“欧洲何以在近代成功”或“中国何以在近代没有成功”，也未必就完全走出了“欧洲中心论”。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恐怕还是在问中国社会在当时怎么就没有像英国一样成功形成现代经济需要的条件，譬如经济组织（如企业、行业组织等）、经济法令（如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和文化观念（如承认私利、盈利）。邱澎生则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不是没有出现，也不是出现得少，而只是没有以我们认为的那种形式和规模出现。他通过分析苏州商人结社、苏州与松江棉布加工业、云南铜矿业与重庆航运业等经济组织，并辅以分析这其中的债务诉讼，反驳了中国经济在当时没有发展的看法。可以看出他其实是在将市场发展视为一个过程，而这与将市场发展看作一种结果的做法——即认为天时地利人和，诸种条件具备，现代市场形态呼之欲出——大为不同。从这个角度看，他提的“市场演化”（也体现在副标题）也可以说是一种市场过程论。他在书中的分析和写作让人看到，中国的传统市场发展在明清时并不是只有一种刻板的模样，就连在最苛刻、最保守的道德层面，对人们追求利益、商人积累财富也有所改变，甚至对法律制度也产生了影响。

教育

《重新构想大学》

作者：[美] 戴维·斯特利

译者：徐宗玲 林丹明 高见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21年8月

推荐指数：★★★★☆

推荐人：申婵

高等教育对学生来说，意味着更有含金量的文凭、更有竞争力的技能和更纯粹的学术场所。然而，21世纪的数字化冲击了大学的地位，互联网教育令知识和技能不再局限于大学的课堂。另一方面，从考上大学全村光荣到北大毕业生卖猪肉的轰动新闻，引起了全社会对大学文凭“通货膨胀”的反思。近些年来已有很多论著试图回答，大学是否要以目前的形式继续存在？

《重新构想大学》则更进了一步，它用充分的想象力探讨了大学未来可以有哪些形式来颠覆现有的大学形态。作者戴维·斯特利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人文研究院院长，他邀请了一群设计师、历史学家和教育研究学者共同扩充这种想象。最终他们依据组织、学制、技术和属性的不同分类，提出了十种大学形态，分别是平台大学、微学院、人文智库、游学大学、博雅大学、接口大学、人体大学、高级游戏研究院、博识大学和未来大学。

这十种大学形态看起来是全面考虑到了目前已经存在的大学创新和科技的发展，也试图为其他著述中提出的大学危机而思考对策，比如平台大学扩充了慕课的教育形式，接口大学则是将人机结合的人工智能发展趋势作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之一，博雅大学试图恢复中世纪大学的七种博雅技能。尽管每一种都在革除如今大学的弊端，但实际上都难以实现。

如同作者所说，建设“离经叛道式”大学的需求似乎很小。高等教育更热衷于对标其他大学，效仿同行机构，结果大家都看起来很像。因此创新虽迫在眉睫，却看起来不切实际。但正是这种美好构想，再次提醒我们看清大学的作用，它不应该是仅仅为学生提供可选的“技能”目录，而要把学生当成追求真理，从而追求自我的人类。

新知

《看见生命》

作者：[美]布鲁斯·格雷森

译者：杨清波、姜丽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9月

推荐指数：★★★★☆

推荐人：安也

1970年代，一位23岁的美国空军坠机救援消防员比尔，在参与一次救援的过程中，因为二次爆炸的冲击而晕了过去，接下来，他经历了一次相当复杂的濒死体验。但在比尔康复之后，他试图与医生分享自己的经历，却被安排接受精神治疗。

人死后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大部分濒死体验者都相信，人死后会继续以某种形式存在。在一些人看来，濒死体验可能是某种精神类疾病，体验者的幻觉，抑或是某种近乎于神秘学、宗教学的事件。当濒死体验可能用不止一种方式进行解读时，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它？这到底是大脑内部生理变化的结果，还是非生理性思维的体验？事实上，有不少人都曾经听到过和书中案例类似的濒死体验故事，这些故事可能来自身边的亲人所述，也可以出自朋友的分享。但对于这些濒死体验，医学界往往选择忽视。

五十年前，精神科医生布鲁斯·格雷森博士通过偶然的机会，发现一位患者产生了濒死体验——她在昏迷时，“看到”了另一间屋子里的格雷森领带上的污渍。为此，格雷森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坚持不懈地对此进行研究记录，并将之形成了《看见生命：一个医生的濒死体验研究报告》一书。作为一名执业治疗师和精神病学家，格雷森的研究有助于帮助人们理解自己不同寻常的经历。与此同时，人们对于濒死体验的认识，同样开始影响医疗实践。格雷森认为，濒死体验是一种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常见体验，也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发生在人身上的正常体验。在他看来，濒死体验并非关于死亡，而是关于转变，关于如何重新开始，关于给我们的生活注入新的目标。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研究也许可以改变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进而提升我们对生命与死亡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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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书评周刊编辑部，编辑：李永博，校对：王心。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发，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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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新世界，旧语言｜女性学者访谈①

作者：新京报书评周刊

发布时间：2021-07-14 10:17

快照：

提到女性学者，你会想起谁？

这份名单一定不长，这是因为——

女性，

从来不是学术界的主流。

无论是高校教席，还是学术成果发表，越往象牙塔的顶端走，女性的数量就越少。

事实上，当一个女性决定从事学术事业，她所面临的限制无处不在：

“女博士是第三种人类……”

“历史证明学术界不是女性的地盘……”

“读书有什么用，女孩子总归要嫁人的……”

在高等教育阶段，诸如此类的声音试图阻止女性踏入科研大门。而当她们进入高校系统，生育、家务劳动等“天职”，则将她们挤出更多的机会之外……

然而，即便不断遭遇贬抑与打压，我们依旧看到，越来越多女性投身学术志业，汇流进学术共同体。对她们来说，学术研究不仅是事业、爱好，更是体认自身，寻找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于是，我们有了一个朴素的想法：让更多女性学者被看见。

当女性决定投身学术事业，她们需要克服多少阻碍？是否存在属于女性的学术传统？在“重男轻女”的学术体制中，涉水前行的女性学者如何找到自我的参照？她们的同行者又是谁？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邀请了来自社会学、历史学、新闻传播学、文学等不同领域、不同国别的女性学者，有些是大众所熟知的，更多的则还在聚光灯之外。她们的经历很相似，也很不同。她们代表了不同代际的女性知识分子，对知识怀有热情，也曾经历困惑与挫折。她们的故事讲述了大部分现代女性的不满与困惑，野心与梦想。

希望有一天，我们不必在「学者」之前加上「女性」二字。

这是“女性学者访谈系列”的第一篇。受访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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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学者系列访谈

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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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

■1970年生。198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北大中文系教授，2015年度教育部首届青年长江学者。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文学史、思想史、20世纪女性文学史研究与当代文化批评。

■著有《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等著作，发表论文百余篇。

撰文 + 采写 | 青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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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的书不好读。

哪怕对于一个在学院受过多年学术训练的人，贺桂梅的学术思想始终都是晦涩、驳杂的。这和大众普遍认知的文学评论或是文学理论有所不同。她也因此被认为是“学院派”的一员。

难度首先来自语言的密度。在豆瓣《“新启蒙”知识档案》的评论页面，有读者评价她的写作是“戴锦华的压缩塑封版”。

更大的难度则来自知识层面，用她自己的话说，“别人写一篇文章讲一个观点，而我认为要解释一个观点，就要把10个观点放在一起来讲”。

1997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左起为朴贞姬、戴锦华、曹文轩、洪子诚、赵祖谟、贺桂梅。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今年51岁的贺桂梅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生于湖北，父亲是乡村知识分子，爱好明清小说，在那个并不富裕的年代，家里有一大箱子书。那是她和姐姐们的启蒙读物。

和大多数70后学者一样，贺桂梅的学术经历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1989年，她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新一波女性话题热潮。正值青春期的贺桂梅带着自身的性别困惑潜入其中。

在戴锦华开设的女性文学研究课上，她开始认真思考性别问题，而在包括林白、陈染这一批新兴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她找到了对自身性别困惑的指认与表达。也是在那段时期，她记下了“个人的即政治的”这句话。

如果一个人将“做女人”这件事情看成天经地义的，那么，“权力关系”这样的字眼就几乎从不会出现在她的意识中。只有当某个人意识到自己性别身份的建构性及其中的压迫关系时，“批判”意识才能产生。这也是所有强调女性主义立场的人们，都反复引证波伏娃那句名言“一个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建构而成的”原因。但由于性别身份是如此的“自然”，因此如何理解性别身份，就如同理解无穷多样的“个人”，也是多种多样的。将个人遭遇的性别经验，上升为性别（制度）而非仅仅是个人的问题，就是一种真的“政治”行为。

指认出两性之间关系的“政治性”这个过程，我认为是性别研究的焦点之一。某种程度上，这是我所理解的现代中国女性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我自己在从事性别研究时一直关心的问题。

——《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

90年代女性文学是贺桂梅的学术起点。24岁那一年，还是研究生的贺桂梅凭借论文《性别的神话与陷落》受到学界关注，正式进入文学评论圈。随后，她发表了包括《有性别的文学》《个体的生存经验与女性写作》等系列评论文章，成为当时女性文学“热潮”的一部分。

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急遽变化，文化走向多元。知识界关于“人文精神”与“后现代主义”、“新左派”与“自由派”等争论不断。在历史的岔路口，身为青年学子的贺桂梅急切地想要以学术介入现实。1993年，贺桂梅加入当时北大当代文学教研室的“批评家周末”。“批评家周末”是由谢冕与洪子诚牵头组建的，集结了包括孟繁华、陈顺馨、孙民乐等一批博士生和访问学者。

上世纪90年代，贺桂梅在燕园。

每个周末，贺桂梅与同伴们相聚在静园五院，讨论“当代文学的理想”，研读和批评流行文学文化作品。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她这样回忆道：“在这样的场合，我开始感受到一种自由讨论、自由交流的氛围，并且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对当代文学教研室以及专业的认同感也是在这种轻松随意的氛围中自觉不自觉地形成的。”

随着写作与思考的深入，贺桂梅的内心却生发出某种乏力感，“当时我明确地想到的一个词，是‘枯竭’。无论就写作方式、发表方式，还是这种写作可以调用的理论、思想资源而言，我都觉得匮乏和不满，因而感到难以为继。我不满足于将自己限定在某个单一的视角中，在无法看清总体性历史结构的情形下，几乎是‘自说自话’地发表批评研究。”在《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一书中，她这样说。

与此同时，女性文学批评让贺桂梅“出圈”的同时，也让她被归置在刻板化的“女性学者”“性别研究学者”标签里。为什么女性学者只能做性别研究？为什么女性学者就不能做所谓男性学者统领的研究课题？

随后近10年的时间，她几乎完全放弃了女性文学批评，走出聚光灯，转身进入文学史与思想史研究。在导师洪子诚的影响下，贺桂梅深入历史，做史料分析，试图以更为整体性的视野理解当代中国问题和文学问题。

再回到90年代女性文学，是在她博士毕业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贺桂梅提交了《90年代的“女性文学”与女作家出版物》。与以往文学批评式的文本分析不同，这一回，她将女性文学作家与文本放置于社会语境、出版与传播的流通机制中。这也喻示着她的研究转向：性别不再被视为意义的出发点，而是作为意义机制构造的对象和场域。用学生罗雅琳的说法，“贺桂梅对女性文学研究的‘重返’，开始从‘以女性为目的’到‘以女性为方法’”。

自此，贺桂梅明确了两条不同的研究脉络：一是对当代中国和当代文学五个阶段进行研究，二是在女性文学研究和性别研究维度下理解中国问题。

2010年，贺桂梅出版由博士论文改写的著作《“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被国内学界认为是80年代研究的典范之作。在这本书里，她从80年代所塑造的近40年的新启蒙知识体制中跳脱出来，以知识社会学的方法视野，结合福柯、阿尔都塞的后结构主义理论，重新分析与拆解了80年代种种思潮背后所蕴藏的知识装置。

《“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贺桂梅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

“晦涩、读不懂……”这是当时许多人读完这本书后的第一反应。贺桂梅却并不在意。她认为，一本书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对问题的穿透性。今年，《“新启蒙”知识档案》再版，在一众80年代研究著作中，这本书的确仍未过时。

如今，贺桂梅已经做完当代中国5个时段的文学史研究。“人文学的想象力”是贯穿其中的理论视野。在《书写“中国气派”》和《打开中国视野》两本书里，她一方面延续了对于不同时段进行历史化研究，同时也更为明确地打破学科专业的分界，从阶级、民族、性别等维度总体性地讨论当代中国与文学的核心问题。

过去几年，虽然频繁地参与专业圈内的前沿讨论，贺桂梅在一般公开场合露面的次数并不多。一次是导师洪子诚的《中国文学1949-1989》新书分享会，还有一次是 “我们时代的性别观”调查报告讨论会。后者也让读者重新见到了那个久未在性别问题上公开发声的贺桂梅。

“我们时代的性别观”交流会，从左到右依次为罗皓菱、鲁敏、张莉、贺桂梅、杨庆祥。

今年5月，我们和贺桂梅做了一次访谈。在近四小时的对谈中，我们聊了她作为女性学者，如何理解自身的性别身份，也聊了她这三十多年学术研究历程。对于当下纷繁涌动的女性话题热潮，贺桂梅回溯并反思了中国当代历史上的两次女性主义思潮。她认为，无论是90年代还是今天，人们对女性话题的关注始终存在“理论的失忆”。

///

专访贺桂梅

新世界，旧语言

///

PART 1.

女性学者、性别研究

与理论失忆

1.1

身为女性

个人的就是政治的

新京报 ：上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研究是你学术研究的最早起点之一。在《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的绪论中，你提及自己“正是通过这些被称为‘个人化写作’的女作家作品的讨论，清理同时也表达自己的性别体认”。90年代也是女性话题风起云涌的时期，身处其中，又是研究女性文学，这一时期对你产生过哪些影响？

贺桂梅 ：我是1994年开始读研究生。读研期间，正值第四届世妇会在北京举办，也催生了女性话题在中国的社会性热潮。当时出版了很多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

作为一个女学生，我当然会有很多性别方面的困惑，尤其是年轻女性遇到的困惑在之前都会被视为私人性的问题。在这样一种热潮下，我一方面学习了许多理论层面的知识，戴锦华老师在北大开了女性文学的课程，我也因此阅读了当时涌现出来的女性作家作品，比如陈染、林白等的小说。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觉得我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是可以被清晰表达出来，而且它们是具有公共性的社会议题。

我当时研究90年代女性小说，也开始正式进入当代文学圈。这个圈主要偏于文学批评，所以一有新作家出来，大家就会开讨论会，围绕这些新作家、新作品写一些批评性质的文章。那时候有很多约稿的机会，但是我写了三四篇之后，就有点不想再继续下去了。

《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贺桂梅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

我在面对这些新作家所提出的问题时，常常会感觉到那些问题不是真的问题。但我当时的理论基础和判断分析能力也不能够穿透那个问题。因此，我在完成硕士毕业论文之后，基本上就不再写女性文学方面的批评文章。

我开始将大量精力集中在文学史的研究领域。但这也不是说我就放弃了性别研究，而是我不想老谈同一类问题。这也和当时大家对我的指认有关。我一直很反感一种说法——你是一个女性，你就只能做和性别相关的研究。

新京报 ：这也是很多女性学者所面临的问题。

贺桂梅 ：身为女性学者，我一直认为女性身份本身就是一个标签。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特别丰富的，身份也是多重的，比如说我既是一个女性，同时是一个当代的中国人，也是一个文学专业的研究者。所有男性学者谈的问题，我都应该可以参与进去。但当时我的感受是，如果我特别接受别人给我的女性标签，就意味着我好像没有能力谈那些男性学者所关注的问题。

所以一直以来我希望自己的研究格局不受到女性学者身份的限制。当然在面对具体的问题时，我作为一个女性的生活经验、情感的原动力，以及判断问题的方式肯定会和男性学者有所不同。这是很自然的结果，毕竟性别身份是一个社会身份，它制约着每个个体的男性或女性看待问题的视角和方式。

刚才我们提到一种偏见，就是说你是女性，你只能做性别相关的问题。还有另一种偏见，你是女性，所以你做的历史研究或文学史研究，就应该和男性研究者的不一样。人们说的不一样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应该是感性的、柔和的，带有抒情气息的。但我的研究就特别理性，为什么女性学者就不能理性呢？

从这点上来说，我反对性别本质主义的所有主张。就人能够达到的思考能力和思考的宽度而言，性别身份本身不应该是一个限制。

新京报 ：你在过去的文章中也提到，“‘身为女性’这一身份和经验本身，决定着我与性别研究之间牵连不断的关联”。能具体展开讲一讲吗？

贺桂梅 ：这其实涉及我为什么会关注女性和性别问题。我们都知道，性别身份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身份，也是构成自我最重要的一个维度。它的影响几乎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会经历无数敏感的、微妙的、说不清的时刻。我也是到后来才意识到，这些时刻其实是我们和女性这一社会性别身份进行博弈的过程。它通常发生在我们做出了一些不符合这一身份的行为，或是我们感受到这一身份对我们的某种限制。在这样的时刻里，一旦我们接受自己是一个女性，往往意味着接受一些我们所不愿意接受的，或者是被要求的事情。

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第二季）剧照。

作为学者，很原初的冲动就是想要去理解与解答这些困惑。我相信对于一个男性来说，他肯定也存在一些微妙的时刻或对自身性别身份的困惑。但问题在于现有的性别秩序通常有意无意地将男性放置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他们所受到的限制没有女性那么多，因此也就不太会特别关心性别问题。

所以当我接触到女性主义理论时，觉得性别身份及其认同过程是一个我们可以分析、阐释和指认的过程。对我个人而言，这真是很大的一种纾解。后来我很喜欢一句话叫“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可能也是性别觉醒的一个过程，意识到我们遇到的问题不是私人的问题，而是某种社会结构在个体身上的实践。

新京报 ：当你在青年时期接触了这些女性主义理论，再回过头看生活中女性的处境时，会感到愤怒吗？

贺桂梅 ：当时肯定是有的，但我现在都差不多忘记了。其实我们之所以感到愤怒，是因为无法对这样一种感性的、具身性的不平等体验做出解释，我最有感触的是学术真好，因为它可以给我们解释，让我们不要陷在一个非理性的受害的愤怒情绪之中，将这些感性的生命体验化为一种前行的力量，而且不仅仅局限在性别问题之中，它也让我们能对更广泛的社会处境有同情、共情与关切。

1.2

当代中国的三次女性话题热潮：

有承继，也有理论的失忆

新京报 ：刚才我们提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女性话题的热潮。但到了2000年前后，这个热潮怎么就忽然消失了？

贺桂梅 ：我的解释是这样：一来，当时的女性热主要是话题式的热闹，起因是1995年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媒体全面参与，政府大力支持，催生出一批女性作家和女性学者。但整个热潮的形成并不主要是一个自发的过程，缺乏自发性的推动力，因此当这个话题不再是热点时，关注的人就变少了。

另外一个原因是，即便在热潮当中，围绕女性话题的讨论也是个人化的、参差不齐的，真正具有反思性的，或是具有女性意识的思考不多。对于当时的男性批评家学者，以及那些还没有性别立场的女学者、女作家来说，这个热潮并没有促成他们有一个实质性的转变。

所以真正的成果可能是推动了像我们这样正在青春期的年轻学者进入到这个话题领域，同时也激发了部分学者去试图把中国的女性问题推动成为真正有价值的研究领域。

实际上90年代中期的热潮，也是因为确实出现了一批以新的方式书写性别问题的女性作家。比如林白、陈染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在大众视野里。但真正能持续推进话题深度的作品不多。加上市场的操作占了很大比重，最后就从女性热变成了“身体写作”式的看女性，进而被资本市场收编。

新京报 ：近年来，我们也看到新一波女性话题的热潮。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发掘（对“家务劳动”等再生产领域的探讨）、对于父权制与社会性别制度的反思、关于婚姻、家庭等性别政治问题的纷争（最近关于彩礼的讨论），以及关于女性内部的阶层分化问题（例如农村妇女的生存问题、情感问题）等。你如何看待当下这些纷繁的女性话题？

贺桂梅 ：我觉得和当时最大的不同是，最近这些女性话题的热潮是女性自发推动的，大家希望对女性的生活、工作和家庭等场域中的遭遇做出理性的讨论。其中最重要的参与群体多是80后和90后。

为什么这一代尤其关注性别问题？这也有一些可以分析的社会性原因。首要的原因是80后和90后大都是独生子女，在核心家庭里长大，她们成长过程中性别身份的彰显没有那么明显。对她们来说，要求性别平等是一件天然的事情。这是前提。

同时，这一代人之所以感到不满，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她们进入社会，切身感受到女性身份带来的压抑以及女性身份和自我期许之间的冲突。同时，她们回看母亲这一辈时，会生发出更大的不满。因为她们的母亲所生活的年代，是实质性的性别不平等的时期。很多人都是由母亲一手带大，父亲长期缺席。

我记得我在北大讲20世纪女性小说课的时候，有个女同学写了一篇文章讲述自己为什么关注性别话题。她说因为她不想像妈妈那样生活。在她的成长过程中，爸爸基本没参与过。她的妈妈年轻时候也是高材生，但后来就成了家庭主妇。今年我看到《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时，就觉得它是这一代人的叙事。

电影《你好，李焕英》剧照。

另外遇到过一些男生也写了自己是在丧偶式育儿的环境里长大的。他们对母亲有很深的感情，但对自己成长过程中缺席的父亲有许多不满。他是出于义愤才要做性别研究。

我觉得最近这些年的女性话题热潮也是4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产物，是有内发力的社会性需要。同时，它可以展开的空间也是相对广阔的，可以演化成各种各样的形式。

新京报 ：从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今天这一波女性主义热潮与之前几波相比，是否存在延续或者断裂？

贺桂梅 ：当代中国经历过两次女性主义思潮。一次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上世纪90年代。另一次是50-7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

如果我们可以将最近这几年的女性话题热称之为新一波女性主义思潮，它和上世纪90年代的关系基本可以被描述为“理论的失忆”。对于参与这波讨论的年轻人，许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上世纪90年代也有过类似的热潮。所以她们其实还是赤膊上阵，从各自的生活经验出发去谈论性别话题，而缺少理论的追溯和进一步的探索。

有意思的是，这一次的女性主义运动某种程度上复活了50-7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视野和话题。毛泽东时代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结构形态，一直都非常重视女性的问题。

新京报 ：但当时的女性解放是放在阶级维度里进行讨论的。

贺桂梅 ：对，所以当时将它称为妇女解放运动，而不使用女权主义运动或女性主义运动的说法。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是不一样的。我们有必要区分这两个概念。

女权主义运动是西方社会的一种社会运动形式，而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虽然最早的理论资源是从西方来的，但它在20世纪中国展开的形式是不一样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和整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解放运动，还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紧密关联在一起的。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实践本身非常重视女性问题，一直把女性的问题作为整个革命和社会运动的组成部分。

当然它也有它的问题，就是没有特别强调妇女问题的独特性。而是呼吁男女都一样，设定了一个无性别的主体形象。

所以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解放最成功的那一面，是它一举就解决了中国女性的社会权利问题。它在处理父权制，女性阶层，女性内部阶层区分的问题，还有女性与民族这些问题，视野是很开阔的。

电影《春苗》（1975）剧照。

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些对家务劳动的讨论、彩礼的纷争、农村女性的状况其实是那个年代讨论性别问题的主要方式。那个时候讨论性别问题，它设想的主体就是农村女性，而不是知识女性，这是一个阶层的巨大转换。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谈知识女性。

另一方面，前30年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女性自己言说的空间很小，女性从文化观念上去批判那种性别身份的束缚的实践空间也不大。

最典型的是丁玲。丁玲当然是革命的，她也是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同时她也会提出女性受到的不平等对待，比如她的《“三八节”有感》，但是这会被批评为要把女性的问题和党的问题分开。

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解放政策，在1943年有一个大的调整。此前基本上关注的是新女性，就是中产阶级的知识女性，受过教育的城市女性。1943年之后，关注点转移到了农村的女性。整个文化表现上，社会主义的妇女解放形象主要是劳动妇女的形象。

今天谈论女性问题，我认为应该把这两种历史遗产综合起来，要更客观地探究八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遗产和前30年妇女解放运动的遗产。它们都有各自的特点，有自己的优长，也有各自的问题。

1.3

从性别盲到阶级盲，

女性话题，不是单一的性别话题

新京报 ：我记得你在《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变迁》里用过一个特别好的比喻来形容这两次思潮——从毛泽东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性别盲”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热潮的“阶级盲”。

贺桂梅 ：这也是因为文学是一个特别中产阶级的领域，因此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作者都是知识女性也主要表现知识女性，因此在谈女性问题时遮蔽了很多阶级维度的问题。90年代那种个人化写作，它所说的“个人”不是普遍的个人，而是中产阶层内部的个人。

21世纪这一波浪潮，包括刚才所说的这些家务劳动、父权制等制度性问题，也只是很多声音里面的一个声音。主要限于学院和知识界。

如果我们去看大众文化领域呈现出来的女性话题，就会发现关注的焦点与文学界有所不同，最有意思的就是宫斗剧。比如《甄嬛传》《延禧攻略》这样的大女主剧，它们的设定首先还是在后宫，然后再去讨论说女性要如何上位。本质上是中产阶级女性的叙事方式。

电视剧《甄嬛传》（2011）剧照。

强调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遗产，也是因为对于谈论性别问题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平衡。如果我们参照邻国比如日本、韩国等谈论性别问题的方式，它们在上世纪80年代也发生过女性主义运动，但结果就是把女性的问题变成了一个特殊群体的问题以及单一的性别问题，而不是整个社会所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这次讨论的主体更多还是中产阶级的女性。而对中国的农村女性，以及城市里更为普通的女性来说，她们所承受的是更大的性别束缚，更多的是渗透和沉积在日常生活、日常观念里的不平等。很多时候，她们可能会将这些束缚接受为理所当然。

学术界尤其需要自反的能力，但这一自反的能力有多强，是否具有更大的社会效力，视野是不是局限在性别这个单一的领域里，这些都需要我们作出更多的努力。

新京报 ：去年到今年，还有一个比较热的话题是关于全职家庭主妇的讨论。这也涉及女性长期面临的两难选择——家庭还是事业，孩子还是自己。之前张桂梅老师关于女性不要当家庭主妇的言论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你怎么看？

贺桂梅 ：张桂梅能够成为一个热点，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她是近10年关于女性和性别问题被推举出来的一个热点人物。主流社会观念都是要让女性先上学，让她们成为独立的社会成员，结果很多女学生毕业后都去找了一个好老公，回家做全职太太了。张桂梅受到关注是因为她对自己女学生们的不满把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女性命运的问题折射出来，就是：你受了教育又怎样，最后还不是要回归家庭。

上世纪90年代初修订过一次婚姻法。郑也夫那时候出版了《代价论》这本书。代价论的意思是说，为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必须要有一些人作为牺牲品，承担代价。当时女性的反应很大，对他的批评也很厉害。有一个人大的副校长公开支持全职女性，也被骂的很厉害。所以让女性回家这些讨论其实一直存在。

所有的女性问题或性别问题会面临一些根本性的原点问题。比如说生育问题、家庭模式问题、社会性别身份问题、儿童社会化问题、职场领域的性别不平等等。所以我们在讨论女性问题的时候，我比较倾向于不是笼统地谈，而是首先区分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面，比如说在生育这个问题谈，在家庭的问题上谈，在工作和社会上面谈，在文化领域谈。因为一个女性从小到老的整个生命过程，在每个阶段所遇到的焦点问题是不一样的。与此同时，所有这些问题构成总的女性问题系。因此，一方面要区分不同的问题域，同时也要对性别身份导致的结构性原点性问题有总体的认识。

新京报 ：就你的观察来看，有没有一些新的女性主义理论资源出现？

贺桂梅 ：我一直比较关注这块，市面上能买到的新书我都会买。就我的认知来说，从理论而言，在性别话题的深度和广度上，我自己比较喜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性别理论。近些年学生们都很关注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提出的厌女症问题，以及许多中国学者对性别社会问题的探讨，感觉上，这些讨论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会相对深入。

新京报 ：这种理论资源迟迟没有得到突破的原因是什么？

贺桂梅 ：这也不只是女性主义理论的停顿。我认为，理论的能力问题其实是一种整体性的想象力问题。西方社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最有想象力的时期。那时候的人们相信解放，也愿意通过行动和思想的实践去推进社会议题。上世纪80年代以后，整个社会进入到一个缺少想象力的时代，也可以把它叫新自由主义时代。从理论的层面来说，六七十年代出现了诸如福柯、波伏瓦、萨义德等一批知识分子。但是8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没有出现更新的突破，反而是遭遇到很多理论困境。而中国社会从五六十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到80年代女性问题的提出，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

近30年来，无论是中国还是全球，在理论的想象力上，我认为并没有很强的原创性突破。在女性问题方面，不能说没有推进，比如巴特勒等人的出现，但是这些理论都是哲学式的、学院式的，缺少社会实践和社会动能，最终局限在学院内部的讨论。

所以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关于社会想象力和理论想象力的问题。比如说在19世纪，我们都相信要追求一个更平等的社会，所以劳工运动、女性运动都不断推进。这也和整个工业革命所塑造的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态相关。

但近30年来，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信念和诉求。一方面，社会主义实践进入冷战的终结阶段，另一方面工业社会已经走进后现代社会。人越来越生存在一种系统化的、高强度控制的、技术主义把控的状态当中。

新京报 ：无论是这种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解放运动还是90年代的女性热，它们都有各自的优长和短板。对于今天这一波女性主义思潮，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贺桂梅 ：首先要了解前面的女性解放的实践史。我们现在很多的讨论都是失忆式的，也就是不关注也不大了解前面有过的实践、做出的理论累积。但如果不了解历史，不知道前面的人做过什么，就难以判断造就性别问题的社会原因，无法在前人基础上继续推进，更别说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而在现代性视野中做出新的突破。

另外一点是需要人文学的想象力。就是说我们在谈论一些个人的或特殊群体的问题的时候，如何可以把它放到一种更大的视野和更大的社会结构来讨论。这个话题的批判性和生产性不是仅仅局限在被学院、媒体、话语权、阶层等因素限制的范围，而是能够形成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共识，形成有效的判断并生成改变现实的诉求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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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新启蒙、现代化理论

与人文学的想象力

2.1

构成当时诸多思潮的，

是一套“现代化理论”的范式

新京报 ：我们来谈谈今年再版的《“新启蒙”知识档案》这本书。你对当时的社会思潮、文学观点、价值观念做了系统性的梳理，也带有很强的反思意味。今天回望这项研究，你会如何评价它在你的诸多研究中的位置以及它在80年代研究中的位置？

贺桂梅 ：整体来讲，《“新启蒙”知识档案》是我第一本成熟的学术著作，也是我的研究风格和思想视野逐渐成熟的过程。这本书脱胎于我的博士论文，当时做的是《80年代和“五四传统”》。选定这个题目时，正是中国知识界关于“新左派”和“自由派”论战时期。我作为文学系学生亲身卷入其中，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冲击。

但在当时，我对80年代没有很深的累积，研究得很吃力，完成以后也不是很满意。后来我花了10年的时间做了其他的工作，再回头用知识社会学的视野重新研究80年代。直到2010年，这本书才正式出版。到今年再版，我仍然觉得这本书没有过时，而且可能有一段时间都不会过时。

学界对于80年代文学与文化，往往把它当成是一种现实性的对象来加以描述，缺少历史化的视角。一种是历史当事人的采访。另一种是在80年代的知识体制中，将80年代文学分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进而在历史化的面向上做一些作家作品的研究；还有一种是比较老派的文学史资料整理。

《“新启蒙”知识档案》这本书带有跨学科、跨领域的视野。我的导师是洪子诚老师，他的学术纯度很高，我受到他的学术训练，所有问题的讨论都要基于史料。我在这项研究上下的10年功夫，很大的经历都在梳理和阐释各种史料文本。对80年代这6个思潮以及相关史料的把握，我自认为是比较全面和严谨的。

新京报 ：你在《“新启蒙”知识档案》绪论里涉及许多方法论层面的思考，也提到这本书的主要考察方法是“知识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强调知识与权力之间的运作关系。能不能讲讲为什么选取这样一种研究框架？

贺桂梅 ：知识社会学主要是曼海姆的理论。曼海姆讲过一个农民的儿子的故事：如果一个农民的儿子一辈子就在村里生活，他的视野就局限在这个村庄里面，村庄塑造了他的世界观。但当他到了城市之后，就会意识到自己原来的那些价值观是有限的，是和村庄这个环境嵌套在一起。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还可以有更大的视野，看到村庄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这个故事说的是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思路——每一种理论和知识都有它的视角性。这也是我所关注和强调的，任何理论阐释肯定是特定视角下的阐释，而不是普适性的阐释，哪怕这一理论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也一定受制于研究者置身的环境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提供的视野。

知识社会学的另一重要特征在于强调从“总体意识形态”和“整体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理解“特定意识形态”即个体的、经验性的特殊表述。“特殊的意识形态”是说个人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是受到环境限制的，而我们可以在一种更大的总体性社会结构里面来解释这些特殊性。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德]卡尔·曼海姆著，黎鸣/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2月。

因此，当我们重新考察80年代中国文化，知识社会学的好处在于它一方面强调任何知识都有其视角性，强调80年代所生产出来的知识与当时的社会语境的关系。同时也要求我们以一种新的超越性总体视角，来重新定位那些文学与文化思潮背后的知识装置与历史内涵。

新京报 ：在讨论80年代文化思潮的时候，你也提出过这些思潮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现代化范式。如何理解“现代化理论”范式对当时知识界的影响？

贺桂梅 ：现代化理论实际是由上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知识精英所发明的一套叙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范围内出现许多脱殖后新成立的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一方面可以走美国式的道路，也就是所谓民主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可以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现代化理论叙事实际上是在冷战格局中如何争夺这些国家的背景下发展出来的。

争夺不仅仅是权力、军事的争夺，也需要知识的争夺。当时的美国便集结了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高校知识分子，共同提出了现代化理论。

如果回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界，这本书里提出的人道主义、现代主义、寻根思潮、文化热等文学思潮，它们在激发人的感情时，背后都涉及对中国社会的总体性设想。而这套设想的资源就是现代化理论。比如人道主义思潮是关于人的理解，强调人性是自然的，要与政治性对立等。这套说法和现代化理论对于个体的描述是一致的。

当然，当时中国社会对于现代化理论叙事的接受也不是简单的移植，而是围绕当时的历史处境和特定思想资源进行的再生产过程。我在书里也强调它其实是作为“现代化理论”的范式被人们所接受。实际上，80年代能提供的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就是现代化理论。

2.2

当人的生存境况发生根本性转变时，

我们尤其需要“人文学的想象力”

新京报 ：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怀旧是当下文化中的突出现象，侧面反映了大家对于当时的时代面貌与精神气质的向往。在你看来，当我们今天提到80年代，它留给当下最重要的遗产是什么？

贺桂梅 ：事实上，当前中国知识界主导的知识范式、知识形态和价值观都是在80年代形成的。可是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还是沿用80年代那一套知识体系、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话，我们根本就不能回应21世纪的问题。

我们需要将80年代还原到特定的历史语境、全球格局和社会结构中。这样一来，我们才会看到80年代和前30年的关系并非全然的断裂。如果没有前三十年的积累，包括经济体系、革命意识的塑造，80年代就不会发生。如今回看，虽然当时的人们从灰色的“文革”时期走来，对于过激的社会主义文学和文化很不满，可实际上整个文学领域的组织形态都还是社会主义式的。人们对于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想象方式，也都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无意识或潜意识的投射与重构。

80年代在今天的意义，当然不仅是知识性的意义，因为80年代所生产出来的知识是有限的。更重要的在于80年代那样一种突破僵化的现实格局、探寻新世界的精神和情感气质。

80年代最喜欢说的词叫“启蒙”，我这本书也叫“新启蒙”。这是因为80年代的镜像是五四时期，当时人们想要接续五四传统，重新启蒙。

但“启蒙”的实质性内涵究竟是什么？启蒙本身是一个精神气质问题。它的初衷是我们要认识自己，摆脱未成年状态。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要达到启蒙的精神气质，就要去追求一套特定的知识，也就是人文知识。80年代所接受的也正是这一套知识。

我们今天重新理解80年代的新启蒙，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第一，我们要有勇气认识我们自己，这是启蒙的最终目标。

第二，我们如何认识我们自己。这里我想提一下福柯。在福柯看来，当我们说认识自我时，并不是说人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自由的含义也并不是说不受任何限制。启蒙的含义是关于自我的批判的本体论，也就是首先要认识我们是怎么成为我们的，我们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们为什么这么想问题，这么说话，这么做事情。接着，福柯又说我们要做一种知识谱系话语的考古学，厘清我们怎么成为了今天的自己。然后，再去撼动那些我们可以改变的东西。也就是说，在承认既有的历史条件的前提下，我们要去改变那些偶然的、可以重新打开的地方。所以他说的自由不是抽象的自由，而是在已有的条件里去探索新的可能性。

福柯

新京报 ：这让我想起你在书里提到的“人文学的想象力”。

贺桂梅 ：对，这是我特别想要提出的一点。这一概念最初的灵感来自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

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主要针对的是主流的、体制化的社会科学，体制化的社会学太过关注数据统计，缺乏反思能力和批判能力。他认为，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意涵在于把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里的公共议题沟通起来。这是一种特别具有生产性的和批判性的思路。

延续这一说法的是英国的吉登斯。他在《社会批判学导论》提出，除了社会学的想象力，我们还要有历史的想象力，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知道今天，还要知道过去的人类是怎么走过来的。同时也提出人类学的想象力，就是不能说我们熟悉的现代社会群体的组织方式是唯一的，而应该尊重人类历史的所有经验以及那些与欧洲不同的文明形态，它们的生存方式自有独立的意义体系。

我最早提出“人文学的想象力”，主要针对的是文学界的说法，尤其是从80年代到21世纪，文学界一直强调“纯文学”，要将文学从政治控制的语境里摆脱出来。这也使得文学开始陷入纯审美的、纯个人的、纯感性的领域，和社会的互动关系变少了。

这样的观念不是不对，但它实际上制约了作家，也制约了研究者。我最近参与北大中文系的小说奖评选，密集阅读了15年到17年之间的30多部小说作品。我真的觉得我们的文学变得好没有力量，大部分作品都是以个人的视点讲述自己的困扰与焦虑。小说经常就是通过死亡，或从生活中消失为结局。这种个人化的纠缠所指向的是一种没有希望的生存境况，让人读得很郁闷。

另一方面，对纯文学的过分强调也让文学研究的视野越来越狭窄。文学批评开始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聚焦的问题和材料特别细小。对文学性的理解最后都落入到抒情和审美，最多谈及语言艺术，而失落了文学之为文学的那种解释世界的根本性视野。

呼吁 “人文学的想象力”，其实是打开自己，将个人的问题、文学的问题放到一个大的社会结构关系层面进行讨论。第一步就是要跨出去。我们要知道同时期、同结构下，其他学科在谈论什么问题。这必然牵涉到理解社会结构和国家的组织方式。这方面，社会科学是最有效的。但如果文学只是跟在社会科学后面，也是不行的，还是要在文学的学科体系、结构关系发挥它最独特的力量，即基于人的感性和情感的体认。这种体认表面上看起来是非理性的，但其实是人的潜能的发挥，你的视野越大，你所能想象的空间就越宽阔，文学的能量也就越大。所以人文学的想象力最初是为了重新激活文学的力量。

新京报 ：对于当下的社会境况来说，人文学的想象力能为我们带来哪些启发？

贺桂梅 ：首先还是要回到人文学这一概念。人文学，广义上是指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包括与人相关的价值、情感及体验。它最早是在欧洲启蒙运动里提出的，在摆脱宗教控制过程中形成了这样一门学科，也构成了16世纪以来西方人文学知识的主脉。

回到中国的语境里，我们文化的传统其实一直都扎根于人文主义脉络。与强调人的自然本性的“人道主义”不同，“人文主义”更强调人自身的修养和修炼所能达到的境界。孔子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我们不说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只做那些人力所能做的事，同时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人文传统特别强调人的能动性力量。

之所以这个问题在今天变得特别迫切，是因为组织整个社会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说互联网、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技术的发展，不单是将人从现实世界隔离到虚拟空间，也改变了社会运作的形态。其中有很多技术性的支配力量实际上是反人的或非人的，而人本身最为独特的、最具有人文性质的内涵在今天似乎都可以消失。这样一来，人的生存状态也会变得越来越消极和被动。

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剧照。

召唤人文学的想象力，首先要认知人的被动状态。也就是说，要重新认知今天这些制约着人的生存状况的历史性条件及物质性基础，也包括技术控制人的基本方式。

现在有两种引人注目的人文思路：一种叫“后人类主义”理论，就是说我们不是以前我们所认为的“人”，另一种是复兴古典学。古典学的复兴确实有它的道理。它们认为，现代世界里的人越来越病态化，所以我们要回到现代和古典交战的那些基本问题上，从例如《论语》《理想国》这些经典里面汲取力量，因为它们对人的理解是更整全的。

这种思路肯定是需要的，但是古典学的兴起并不意味着我们都要回到古典时代，而是我们要重新去学习和把握这些经典所提供的关于人创造自己、创造世界的方式、视野和能力。

同时，人文学的想象力强调的还是人的能动性，我们需要在把握现有的物质条件和组织形态的基础上，用当代人的方式去想象属于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新京报 ：学界对这本书的评价有发生什么变化吗？

贺桂梅 ：我的研究一直都是既在专业里面，又跨在专业外面。文学界做当代文学特别是80年代文学研究的人比较多会读这本书，它也是一本基础性的参考书。如果仅仅从文学研究去看这本书，很多人对我使用的理论会觉得陌生，所以阅读起来也比较困难。

另外，许多文学研究者比较习惯那种作家作品的批评讨论，而我会把作者作品糅到一个思潮里讲，同时还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因此，在专业圈里能够比较有深度地讨论也不多。

有意思的是，我听到的许多反馈来自文学圈以外。比如社会学、艺术、历史这些学科的学者会更多跟我谈起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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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女性榜样、治学生活

与学术抱负

3.1

女性榜样：

跨越年龄和代际的命运汇流

新京报 ：在你的研究生涯与生命经验中，哪位女性对你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与启发？可以是学术意义上的，也可以是性别意识层面的。

贺桂梅 ：丁玲对我的影响比较大。一方面是我很喜欢她的人格样态和文学创作，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她是需要被解释的，不能完全以喜欢一个作家的方式去对待。

因为我是研究女性文学的，当然会大量接触20世纪女性文学经典作家，比如远一点的有冰心、卢隐、丁玲、萧红、张爱玲，近一点的有张洁、王安忆、铁凝、林白、陈染等。我的一些朋友特别喜欢萧红。虽然我觉得她很有天分，也很有文学才华，可我真的不大喜欢她身上那种自毁自怜式的调子。丁玲的自我是强大的，她最重要的特点在于敢于不断地跨越自己。最初她带着《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以最摩登、最激进的形象出现在文坛， 20年代后期她向左转，开始表现“他人”即老百姓、普通人的生活。夏志清等人觉得丁玲的这种创作转向，是她江郎才尽的表现。但我觉得她最大的勇气就体现在这里，她敢于跨出自己的舒适区，去表现自己不那么熟悉的普通民众，敢于突破中产阶级女性自我的局限，并在艰苦的磨炼中形成更加结实的自我。

晚年丁玲

在我看来，丁玲是20世纪最具女性意识的女作家。她的性别立场很明确，她的文学创作也始终关注女性问题，同时不限于女性问题。80年代丁玲晚年受到的争议尤其多。最近一年多，我重读她80年代写的许多作品，包括写她自己30年代被幽禁、50年代被批判，以及北大荒经历等的作品。我觉得她晚年的精神境界很阔大，同时有一点自嘲，也有一点无奈。不过这些都还没有得到更有效的阐释。

新京报 ：女性学者这块呢？对你影响比较大的是谁？

贺桂梅 ：北大这边有许多出色的女性学者，包括戴锦华老师、乐黛云老师、夏晓虹老师等。对年轻的女学生来说，她们的存在是一件很值得安慰的事情。比如说当你作为一个女学生，被性别问题困扰，经受周围人的怀疑和自我怀疑时，你忽然发现戴老师还能做得那样好，就有了勇气和动力。仿佛她们在前面，作为学生跟在后面很踏实。这也是我做学生时候的心态。

很大程度上，她们构成了我作为女性学者的学术传统。当然，戴老师对我的影响更大一些，她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学术和思想领域。如果北大中文系没有这些女老师，我估计也不会有太多学生做女性研究。戴老师当时就是明星老师，她在北大的课一直一座难求，很多学生特别是女学生都很喜欢她。

但对我来说，我会更愿意深入到她的学术理论中去。戴老师教会我的，第一是理论层面的打开。戴老师主要研究电影，语言学转型后的理论在电影领域是发展得最早，也是最成熟的。当时我们中文系的主要学术理论资源还停留在审美批评、新批评理论，戴老师给我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理论资源和批判视野。

第二是她的研究格局。戴老师不仅做理论，也做电影研究、性别研究、大众文化研究。这些都是非常前沿而且覆盖面很宽的领域。

3.2

从生活到学术：

“走出去”，与现实对话

新京报 ：在学术研究之外，你日常都喜欢做哪些事情？

贺桂梅 ：看电影和读书。也喜欢到各地走走看看，以前纯粹是旅游，现在更希望通过自己的眼睛去看看中国社会特别是基层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变化。从去年到现在，因为疫情期间不能出门，我把家里书柜书架都整理了一下，重读那些经典性的书籍和电影。

我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主要的休息方式是看电影。几乎每天都看一两部电影，有时间可以休息，坐下来的时候就会看。我看电影当然是有一些选择性的，一类是史诗性的影片，以及一些涉及根本的价值观，比较具有深度的影片，比如说像《骇客帝国》《一代宗师》《十诫》《教父》等。这种选择也跟年龄有关，人到中年以后，有相应的人生经验和思考的积淀，即便是休息式地看电影，也不大可能是纯粹娱乐式的放松。而会选择那些能够提供一些反思性的思考，涉及人生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或社会问题，而且艺术质量比较高的影片才能看得下去。

电影《十诫》（1989）剧照。

还有一类是亚洲的武侠电影，因为比较轻松，也是因为我对这一类型电影比较感兴趣。另外也会根据兴趣集中时间看一些国别和区域电影，比如韩国电影、日本电影、英国电影等。当然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地区）各个时段的电影是必看的。这主要是为了做研究而看。

以前买了很多书，好多都没有时间读。原来都是为了写论文或写书而看，现在主要是根据我感兴趣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世界与欧洲文明、辩证法理论、古典政治哲学、批判性社会科学、帝国与传播、沃勒斯坦等反思社会科学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书籍，还有各种中国文明史研究的著作与经典。当然，这样的阅读潜在的动因都是希望在更开阔的视野中理解当代中国。

新京报 ：你曾提到，当“20世纪”“中国”和“文学”成为需要被追问和质疑的范畴时，我们需要重新讨论、命名和论述20世纪中国文学史。“重写文学史”似乎是你一直以来的野心，你也试图从中建立自己的理论风格。你会如何描述这种理论风格的原创性？在现代文学史、思想史领域，你想要激活或者打开的是什么？

贺桂梅 ：我确实有“重写文学史”和建立自己理论风格的诉求，这是一以贯之的，简单来说是我力图把社会与文化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者结合起来。一方面，我比较重视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所以被称为“学院派”）。同时，我也注重从理论出发，立足文学研究，回应当代中国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所以被人称为比较“晦涩”），注重对重要作家和文本的重新解读（这是“批评”的涵义，但不仅仅是当下批评）。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50-80年代）处于整个思想界的前沿位置，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因为对“纯文学”和专业化的强调，研究界很大地丧失了回应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我试图在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视野中，重新激活文学（文艺）研究的活力。

所谓“人文学的想象力”，既是“走出去”，从专业化的文学研究中走出去，和社会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话；也是“再激活”，把文学研究放在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研究的总体性视野中，讨论它可能具有的思想力和与现实对话的能力。

新京报 ：你接下来有哪些研究计划？

贺桂梅 ：我的研究计划还是两块，一直在推进中。一是关于当代中国的研究。我已经做完了当代中国5个时段的文学史研究，接下来希望自己能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对现当代中国的核心问题形成具有个人思想特点的综合性研究成果。

另外是性别方面的研究。我在性别研究这块做了很多年，但目前出的成果就只有一本书。其实去年我刚写完一本书，用9个女性形象来讲当代中国性别制度的变化。但还需要做些修改。还有一本是关于20世纪女性经典的书，很快也会出版。

性别研究其实是一种综合性研究。既需要理论的累积，也需要对现实问题的把握。我希望之后能将文学研究和社会研究、大众文化和理论问题、20世纪历史经验与当下中国问题综合起来，做出一些更具个人学术风格的突破。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青青子；编辑：青青子；吕婉婷；logo设计：郭鑫；校对：杨许丽。题图来自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第二季）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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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野千鹤子：“活下去”，不只是生存｜书评

作者：新京报

发布时间：2023-02-10 10:49

快照：

《为了活下去的思想》是日本知名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的学术论文集。

在书中，上野千鹤子围绕国家、暴力、性别等议题进行思考。从本世纪初的9·11事件开始，追溯到上世纪的冲绳岛战役以及之后爆发的海湾战争……统摄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线索，便是这位女性主义者一贯的主张：“女性主义是让弱者以弱者的姿态受到尊重的思想。”选择成为“弱者”，也意味着主动选择不去滥用权力，并将“活下去”确立为一种虽沉默却有绵绵力量的价值。

电影《小早川家之秋》剧照。

《为了活下去的思想》，（日）上野千鹤子著，邹韵 薛梅译，明室Lucida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12月。

贯穿全书的问题线索

一直知道上野千鹤子这位学者，也听过她在东京大学著名的开学演讲，但这是第一次打开她的著作。在书店看到这本新书，随即就被标题深深吸引：“活下去”，这与当下的处境似乎格外相关。

翻开这本书，才发现它更像是一本被“包装”成通俗读物的学术论文集。日文原书属于“上野千鹤子的研究”丛书。因为学术论文和为别人写的书跋构成了这本书的主体，读者在其中经常会看到一些与其他学者展开专业对话的段落，如果不是对这个领域的专门研究很熟悉的话，会有点摸不着头脑。此外，像“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一章中出现的对“民族”概念的不同含义的细致辨析，对于第一次接触的人来说可能很有帮助，但对于已经熟悉这个话语场的人来说又显得有些繁冗而不必要了。总之，阅读本书是需要一定的耐心的，不能指望快餐式地获得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对于有此类诉求的读者，我推荐只读前言和第四部第一章的访谈）；更重要的是与作者一同思考求索。

本书看似涉及了非常多的话题，包括女性主义、民族主义、“平等参战权”、“后方史”、战争与核记忆、家庭暴力、护理看护等，有的时候甚至是在非常“潮”的学术新领域之间游走，但统摄全书的问题线索是清楚的，那就是如何想象一种超越了“男女共同参画”式平权运动的女性主义、如何通过它来反对暴力、如何将“活下去”本身确立为一种虽沉默却有绵绵力量的价值。以下仅仅评论、重构乃至发挥这条问题线索，不求全面。

电影《敦刻尔克》剧照。

平权运动的局限

上野千鹤子在本书中切入第一波女性主义所推进的平权运动的方式很特别：她直接考察了这种运动最极端的后果。在日本的语境中，由于“男女平等”说法的敏感性，平权运动更多地采取了“男女共同参画”这样的话语，与中国早年“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说法有着类似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平权是手段而非目的本身，而目的本身则是依照民族主义、国家发展这样的模式来刻画的。

上野千鹤子考察了全美最大的女性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简称NOW，全国妇女组织）要求女人有权“像男人一样”从军参战的呼吁背后隐含的逻辑。由于现代民族国家在成立之初便以战争的可能性为永恒的预设，服兵役的义务与完整的公民权是互为条件的。NOW认为，如果女性被排除在国家的军事力量之外，她们就也将被排除在围绕着退伍老兵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国家福利制度之外，从而事实上成为“二等公民”。因此，争取女性的参军权，就是在为女性争取“一等公民”的地位。

纪录片《她在愤怒时最美》剧照。

尽管这种逻辑看似无懈可击，上野千鹤子却指出：“一等公民”的权利本身就是一种特权，它总是以将另一些人排除为二等、三等公民乃至非公民来实现和维系的。在历史上，这种权利是以成年、男性、同族裔的有产者为标杆来设立的。由于这个有限的群体往往是通过结构性地歧视其他群体来确立自身的边界与特权，要求女性加入这个被认作“一等公民”的群体就意味着要求女性也成为歧视者的一员。但是，并不存在只有歧视者而没有被歧视者的社会。例如，在发达国家的移民社会，白人女性的“共同参画”是以将她们原先被迫承担的无报酬劳动转嫁给少数族裔来实现的。

这当然并不是说女性应当安于“二等公民”的地位，而是说，假如只追求同样的权利，而不问支撑着这样的权利的社会政治结构本身是否正当，结果就只能是在“向上爬”的同时将不正义的“梯子”踩得更结实。上野千鹤子一以贯之地用最极端的例子——参战的权利——来说明问题。她提出，军事的本质是通过将暴力变成国家的行为，而使得这种暴力免于公民社会对暴力的责难与惩罚。战争成了“正义”的、因而免责的暴力。为女性争取参战权，却不去过问参战行为本身所意味着的暴力，这并不会导致“军事的女性化”，反而导致了“女性的军事化”。

纪录片《转折点：911与反恐战争》剧照。

上野千鹤子进一步将战争暴力与家庭暴力进行对比：两者都是在公民社会中被免责的暴力，因为国家和家庭恰处于公民社会之外的两端。换言之，公民社会本身就是其成员通过对外部（敌国）和内部（家庭中的附庸性成员）的双向暴力来建立的，它实现的仅仅是这种暴力施加者之间以力量均势为前提的平等（非暴力）。无论这样的公民社会如何容纳更多的成员，它的基本结构都是排他性乃至攻击性的。因此，假如女性主义的诉求仅仅在于平权，那么它就会止于在暴力的再生产结构中分一杯羹，而无力改变这个结构本身。

女性主义的内在价值

因此，女性主义当然不是要停止平权的诉求，但同时也不必停留于平权的诉求——它本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女性主义除了“平等”，还可以诉求“差异”。但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很容易让我们觉得，这个“差异”指的是女性的“特质”乃至“本质”，从而女性主义的希望就在于和平主义、关怀伦理等等。尽管后者确实有其价值，将其建立在男女的“自然”差异上却不啻一种思想“陷阱”，因为这会导致像关怀这样的价值重新成为独属于女性群体的义务，从而进一步加深不平等。

上野千鹤子对这种思想陷阱非常警觉。她论证说，参军女性（如在伊拉克虐囚的美国女兵）的例子已经反驳了上述本质主义，因而更有意义的问题是人在什么样的情境中会展现出对和平的爱好和对彼此的关怀，尽管在现实的历史上女性更多地处于这种情境中。一旦如此发问，我们就会倾向于努力将无论什么性别的人都置于同样的情境中，而不是延续本质主义的“性别分工”。

延伸阅读：《香蕉、沙滩与基地：国际政治中的女性主义》，（美）辛西娅·恩洛著，杨美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

但是，为什么要将更多的人置于女性曾处于的情境中？这种情境及其所培育的价值，为什么是更好的价值？上野千鹤子在本书中提出了两个回答，尽管它们都还是尝试性的。

第一个回答：女性主义意味着对差异的包容与认可，而这是因为，只有像女性（但不限于女性）那样曾被结构性地置于弱势地位的人，才有可能真正意识到结构之恶而试图去改变结构本身。因此，上野千鹤子声称，女性权利是“即便不同也不会招致歧视的权利”。严格说来，每个人身上都有与众不同之处，而在歧视性的结构之下，任何一种不同之处都可能会在某一天成为歧视者手中的“把柄”。从而，伸张女性权利，实则是伸张每个人无所羞赧地做自己的权利，同时是在对抗那种只有踩别人一脚才能站得稳的处世方式，从而使得人们不再为自己的独特而恐惧，不再只是心存侥幸地希望歧视不要落到自己头上。

第二个回答：女性主义意味着承认人们对彼此的亏欠。它揭示出，现代主体貌似的自主乃至主权，是通过遗忘它对一系列服务性的前提的依赖才成立的。如今，我们不是要在对这种自主的无限扩大中造就更深的遗忘和压迫，而是要承认对彼此的依赖和亏欠。上野千鹤子在护理看护（care-giving）的语境中，甚至使用了“希望他们（男性）可以放弃成为强者，选择成为一个弱者”这样的说法。一个人“选择”成为弱者，并非出于愚蠢，而是因为意识到所谓的“强者”是那种一旦在权力的游戏中取得优势地位、掌握了对别人的生杀大权，就立即追求充分使用、乃至滥用这种权力的人。

上野千鹤子举例说，“像性骚扰、家庭暴力、职场骚扰、精神暴力、霸凌、虐待……这些都发生在对方无力回击、无法说‘不’、也无法逃离的时候。”面对这样的“对方”，主动选择不去滥用权力，这才是她说的“选择成为弱者”的真正含义。这里的“弱者”，指的已经不是力量的多寡，而是能够对他人的脆弱感同身受的能力，是“共同脆弱”的能力——它甚至可以看作对尼采的“同情”（Mit-leid，字面意思就是“共同脆弱”）主题的一种反转式的新解。

纪录片《情热大陆 上野千鹤子篇》剧照。

活下去，并非是惧怕死亡

无论是包容和认可差异，还是承认对彼此的亏欠，都构成了对生命自身的认可。但是在这里，我们立即遇上了一系列的挑战，它们往往声称：活着总是为了什么超越生命自身的事情；而如果活着只是为了活着，就会通往平庸的苟活，会使人与禽兽无异。

上野千鹤子对这样的挑战是有所预料的。事实上，她写作本书正是要挑战“活着是为了别的什么”这样的想法。书名《为了活下去的思想》（生き延びるための思想）是正面回应池田晶子《埴谷雄高论》中“我们不需要为了活着的思想，我们需要的是为了死亡的思想”的说法。

如果仅仅是为了生物学层面的“活着”（survival），似乎的确不需要思想。因此，思想往往以超越“活着”为己任，因而往往通过观照作为“活着”之对立面的死亡来确认自身的力量。这样的做法，在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说出“哲学就是练习死亡”（《斐多》）时就已很明显了。在此之后，哲学不断地为人们提供“可以为之赴死”的价值，仿佛生命本身是一种祭品，总要献祭给某种高于生命的东西。上野千鹤子承认这种思想模式的巨大诱惑力；相形之下，“为了活下去的思想”却“老土、丢人、犹疑不决、毫不得体”。同样的逻辑也体现在战争与和平的对立中：战争是崇高、壮丽、振奋人心、给人自豪的，而和平则“松散缓慢，空虚，漫无目的……无聊枯燥”。在以前现代的荣誉观、“伟大”观来映照和批判现代性“怕死的平庸”的思想路线中，我们也能辨认出柏拉图主义、乃至整个哲学传统的持续影响。

延伸阅读：《斐多》，（古希腊）柏拉图著，杨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3月。

然而，一方面，在战争所代表的荣耀之下，巧妙地隐藏着“恶毒的压榨、侵占、残暴、迫害”。英雄主义所追求的伟大，是对人的卑微的刻意隐藏和遗忘。醉心于生活中各个领域的“战争”及其所代表的“伟大”的人，首先需要扭头不看自己对世界和对他人的深刻的依赖，需要将由自己所推动、参与或纵容的恶伪装成历史的必然，需要通过“拉远镜头”来屏蔽同类的呻吟、呼救和叹息。换言之，通过抬升死亡（及其背后的崇高价值）来贬抑生命的思想，同时也是“冷血”的思想，是一个尚在思考的生命矫揉造作的主动“失温”；而它在吹嘘与世界和他人的切割的同时，又不得不继续寄生于后者，甚至因为滥用暴力而更“腐蚀性”地寄生着。这样的人和这样的思想，本身就是暴力的附庸，是暴力的第一个牺牲者。

另一方面，“活下去”也不仅仅意味着“活着”。我们在to live（vivre）与to survive（survivre）之间的日常区分，本身预设了“活着”是“为了”某种超出了活着的事情。但是，这种超出未必是以崇高价值的方式悬在死亡的大门之后的东西；它也可以意味着生命本身的差异化和深化——事实上，我们通常正是以后一种方式来理解life超出survival之处的。因此，上野千鹤子所说的“活下去”，不能归结为to live或to survive的任何一方，而更接近to live on：这个on蕴含了对未来可能性的无限期待。

电影《小早川家之秋》剧照。

“为了死亡的思想”当然可以将生命的一切可能性贬抑为一个无聊的平面的自我扩张。但当这样做时，它就既不能被平面所承托，也不能被平面之外的某个“高处”所接纳，而是坠入虚无，坠入死亡。而死亡才是最无聊的，因为它是一切可能性的不可能性——它甚至不是平面，而是一个无处可寻的、封闭的点。这种思想，看似是主动地“为了”死亡，实则是不由自主地被献祭给死亡。

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人而活下去，并非只是意味着作为一只动物而存活。那种认为“明天也会像今天一样”的希望，动物是不会有的；在其中蕴含着守护我们曾有幸敞开的意义空间的艰辛努力。在上野千鹤子看来，超老龄社会的到来，有望教给我们一件事：即使生命中的大部分是在走“下坡路”，即使为了走完这段旅程，我们将不可避免地相互依赖，生命仍然是值得过的。因为生命并非只是在通往更高、更强的路上才有意义；在日复一日的衰老乃至“腐朽”中，生命亦有其自在的节律和尊严，它能够通过衰败（而非在衰败的彼岸）展开无限的“褶子”。假如思想不够坚韧，不能陪伴和见证这种衰败，不能给它足够的耐心，它就学不会尊重真正的生命，而会急匆匆地要赶往生命的尽头。

延伸阅读：《一个人最后的旅程》，（日）上野千鹤子著，任佳韫 魏金美 陆薇薇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

而要使得生命在衰败中亦有尊严、亦有无限的希望，人就不能只是独自前行。事实上，也没有人可以独自前行。承认这一点，承认相互扶持的意义，就意味着不仅学会积极地帮助，也要学会积极地被帮助——而非一面寄生于帮助，一面否认帮助的必要性。“为了活下去的思想”，终究只有在“人与人之间”才是可能的。从这个“之间”的滋养中，将不断涌现或重新涌现出行动的勇气与存在的正直。在此意义上，人类文明之所以不同于自然，恰在于这个容许了生命与生命相互信赖、托付和承担的“之间”。

书的尽头，同时也是思索的起点。上野千鹤子的女性主义思考、她关于“为了活下去的思想”充满希望却仍有待发挥的论述，将我们带到了阿伦特所说的“人的复数性境况（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 of plurality）面前。思想唯有正面回应这种境况，才能走出所谓“怕死思维”的迷局。

作者/刘任翔（清华大学哲学系）

编辑/青青子

校对/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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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上野千鹤子、戴锦华、葛兆光等参与

作者：新京报

发布时间：2023-02-08 14:52

快照：

时间的眼睛

2022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

2/18-2/20

四大书单，四场深度阅读活动，你将与下列嘉宾一起，共同回顾2022年全年阅读——

上野千鹤子、戴锦华、陆薇薇、古市雅子

葛兆光、罗新、赵世瑜

赵冬梅、余辉、苗子兮

刘文飞、汪民安、赵松、王璞

新的生活即将到来，“时间的眼睛”，看到的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方法，看到的是变动之下发挥宰治性的结构，看到的是更大的视野之下突破束缚的可能。我们真诚地希望，借由阅读，被遗忘在历史各个角落的经验和情绪能加快地苏醒，终有一日，我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为靠近真实。

现在，我们诚挚地向你们发出邀请。

举办年度阅读盛典，记录时间在出版行业留下的痕迹，是新京报书评周刊的例行传统。18年来，我们坚持每年回顾全年出版，推荐优秀作品，致敬深耕行业的工作者。在第19个年头，我们希望我们选出的作品，我们从中看到的世界，能走出出版界和文化圈，离你们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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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2年10月开始，历时三个月，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部收集行业专家学者意见，经过多轮讨论，从全年出版的新书之中选出了最终推荐书单。完整书单请参见2023年1月6日新京报书评周刊首文推送。

今年，在“时间的眼睛”这个大主题之下，我们将书单分成了四个单元，它们跨越了文学、社科、艺术等传统书单划分类别的藩篱，提供了更综合的观察面向。

主题① 凝视与想象

凝视，捕捉转瞬即逝的细节；想象，跨越“看”的边界……

主题② 视野与方法

视野，定义了我们对他者的想象；方法，决定了我们在历史中看到什么……

主题③ 记忆与留白

人类尝试拼合记忆，人性浮现于记忆之外的留白……

主题④ 对话与回响

并非每一次对话都会有回音，但我们的故事依然在对话中传递，直至未来传来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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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书单之外，我们还要特别致敬一位2022年在中国出版界引发巨大反响的学者——

在今年阅读推荐的基础之上，我们邀请各领域嘉宾推出了四场话题论坛，解读具体书单、进行特别致敬、分享我们通过阅读获得的更具体的思考和感受。

我们将一起讨论凝视图像的传统和观看的权利，追寻历史的视野看更广阔的中国，记录文学与时代的记忆品味细密的留白，开启一场面向未来永不终结的对话……

“时间的眼睛”

2022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

活动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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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地点

北京观唐艺术区美术馆

北京市朝阳区平房乡石各庄东700米路北

观唐艺术区8号馆

（请从园区南2门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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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

与君目成

当“过去”可以被“观看”

图像，是一种比文字更久远的记录形式。解读图像，以图叙史，同时需要凝视与想象。凝视，捕捉转瞬即逝的细节；想象，跨越“看”的边界。

理解历史之时，我们有丰富的视觉素材——在水墨画中，我们能看到形神兼备、物我交融的审美传统；在墓葬壁画中，我们能看到波澜起伏的人生历程；在当代摄影中，我们能看到一场争取自主观看权利、重启摄影现代转型的努力。但理解图像，并不意味着相信图像的一切。比如，我们熟知的《清明上河图》，或许它展现的并非是一派繁荣的景象……

所以，我们该如何理解图像在历史与理论研究中的位置？如何捕捉图像中的细节与信息，辨识其中的虚实？如何自庞大的图像库中，还原出我们曾共同拥有的传统？或者说，我们是否拥有这样一个图像中的传统？我们邀请了研究者赵冬梅、余辉与写作者苗子兮，与你一探究竟。（13:00-13:30为系列活动开幕式。）

活动嘉宾

VOL2

放宽历史的视域

从交叠的空间出发看中国

对于历史学来说，视野定义了我们对他者的想象，方法决定了我们希望在历史中看到什么。如果说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隐藏在事实背后的逻辑，并借此重建大众对于历史与记忆的常识。那么历史学家所利用的工具，也决定了他的认知与理解能否承载住真相的厚度和人文精神的拷问。

正如彼得·伯克所言“我们正处于一个界限模糊、学术边界开放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既让人激动，也令人困惑”。作为一种诠释真实的艺术，历史学的内核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历史学家是否应该接受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挑战，学会像社科学者一样思考结构和时间的魅力？历史学家是否应该走出书斋，把双脚埋入大地，像人类学家一样倾听他者的语言、价值、思维方式，重新理解什么是阶级、性别与记忆？也正是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发现历史学家的身份越来越模糊，而他们捧出的作品，却带有一种跳跃与想象所赋予的独特色彩。

而我们今天的这场对话，正是三位历史学家的敝帚自珍。他们三位都有着不同寻常的问题意识，和对于历史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有一种敏锐的批判和反思。视野与方法，不仅仅是方法论的更新，更重要的是一场观念上的革新：如何把人从话语和传统的惯性中解放，如何让历史反思性力量走入那些我们刻意遗忘的领域？

活动嘉宾

VOL3

生命的厚度

传记何以可能

记忆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传记、回忆录是最重要的书写方式之一。优秀的传记中呈现的传主生命记忆，不只关乎他们个人，还关乎他们所处时代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症结。因此，为他们作传，也是为当下作传，甚至，为未来作传。

然而，记忆及其手段是完全可靠的吗？当传记作者在历史的浩瀚细节中耙梳，拼凑传主的音容，缺憾总会浮现：绝对的真实是无从抵达的。既然如此，传记何以可能？也许我们只能承认，这就是记忆的有限性，文字的有限性，也是人类的有限性，面对这种有限，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保持留白，让不可抵达的部分保持沉默，这也是传记得以获得有限真实的必要条件。而在可以抵达的部分，我们必须言说。

这是一场关乎传记与真实的讨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评论家、译者相聚于此共同言说。

活动嘉宾

VOL4

特别致敬活动

开场

一份女性主义的邀请

过去这一年，我们或许都曾怀疑过对话的意义。在撕裂与创伤难以弥合的当下，我们是否还能通过对话望向并抵达彼此？

这是一份来自女性主义的对话邀请。我们邀请到两位“过来人”——上野千鹤子与戴锦华。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相遇时刻。一位是第一个在日本开设女性学的先驱，一位是中国大陆最早从事女性主义理论的学者。尽管彼此素未谋面，但她们都是深入参与本国女性主义实践的行动者，也曾切实地鼓舞过许多代女性。当她们在中文世界中首次相遇，会如何开启这一场女性主义对话？她们对彼此的好奇是什么？她们又将如何回溯不同时期的东亚女性主义历史？作为过来人，她们如何理解新一代的女性主义实践？又如何解读当下种种纷争的性别议题？

这不光是属于她们的对话，亦将是一次我们共同的回望。毕竟，没有对话，故事便无法传递，经验便无从诉说。

活动嘉宾

“时间的眼睛”

2022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

活动说明·请仔细阅读

购票说明

■ 本系列活动地点为观唐艺术区美术馆，地点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平房乡石各庄东700米路北观唐艺术区8号馆，需从园区南2门进入。场地位置较为偏僻，现场会有引导指示。

■ 本系列活动为线下对谈活动，需购票入场，为保证入场读者体验，活动现场不设直播。未能购票入场的读者朋友，请关注后续活动视频与文字报道。

■ 活动现场不设购票点。参与活动的读者朋友请扫描下文二维码，进入“新京雅集”相关售票页面，选择对应场次的门票购买。现场座位有限，我们将严格凭票入场。

■ 每场活动提前半小时开始检票，请尽量提前入场。检票时需出示购票记录换取纸质票：搜索“新京雅集”小程序，点击下方“我的”，查看“我的订单”。

■ 门票不与座位绑定，现场换取的纸质票上会标明座位号。先行检票换票的读者，可获得更前排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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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活动遇不可抗力导致活动取消、嘉宾变更等，将全额退票（不受活动前24小时关闭退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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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场票价

与君目成：当“过去”可以被“观看”

69元/张，限量50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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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宽历史的视域：从交叠的空间出发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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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厚度：传记何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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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说尽的故事，未完成的对话：2022年这些新书值得我们期待

作者：界面新闻

发布时间：2022-01-14 11:00

快照：

记者 | 董子琪 徐鲁青编辑 | 黄月1

除了在每一年的年底发布编辑部书单、为大家呈现当年我们读到的好书之外，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也会在每年一月为读者朋友奉上这一年值得期待的新书指南。当然，今年也不例外。

下面这篇篇幅不算短的期待之书指南以7个版块，分门别类呈现了2022年原创文学、引进文学、传记散文、社科、历史、新知、艺术等领域值得关注的新作品。我们尽可能全面地收集了来自各大出版社的讯息，按照类别类型、主题议题精心整理，希望这既是一份为书虫密集“种草”的书单，也是一幅可供延伸思考的出版地图，这份地图或许不足够完整，但我们仍可借此洞悉和思考国内出版界的关注热点，以及这些作品所反映出的某些社会关切和发展趋势。

01 华语文学：以故事与趣味书写这片土地

原创文学方面，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书中书写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信仰燃烧年代的生死抉择。刘亮程在《捎话》之后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本巴》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同样具有魔幻史诗的风格：“江格尔的本巴地方，是幸福的人间天堂。那里人都二十五岁，没有衰老没有死亡。”路内的《关于告别的一切》以1975年出生的作家李白为主角，讲述过气作家、不婚主义者、青少年怀旧浪漫男与其父亲自1985年至2019年间的悲欢。路内曾在2021年的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朗诵了作品中有关作家如何应对网络恶评的部分章节。田耳的《秘要》是一部长篇小说，讲述黑书藏书市场上的风云诡谲，有着强烈的武侠情怀。《“李尔王”与1979》是薛忆沩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新作，还原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庭状况，叶兆言的中篇小说《通往父亲之路》同样关照二十世纪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家庭生活，或可进行对读。

《本巴》刘亮程 著译林出版社 2022

鲁敏以《金色河流》呈现改革开放白手起家、先富起来的这一代人中国式财富观的艰难进步。《白发阿娥及其他》是香港作家西西最新的一部短篇小说集，白发阿娥生于宣统年间，生活在一个业已消逝的时代，如今，她出门要抹风油精，到百货公司怕冷气，到马路上怕晒太阳，到朋友家怕见人。《北流》是林白沉潜八年的长篇小说新作，书中涵盖了南方母系民间经验、女性成长记忆、知识分子的精神流变史。残雪的小说集《西双版纳的女神》收入了作家最新的原创短篇作品。2018年北京育儿嫂范雨素一夜成名，三年过去，范雨素完成了自传体长篇小说《久别重逢》。

《故事只讲了一半》集纳了小说家、导演万玛才旦近年创作的十部短篇小说，展现了普通藏族老百姓的生活群像：满腹民间故事的村庄老人，被认证为活佛转世的幼子，为了哺乳耗尽心力的新生儿父母，犯下纵火杀人罪行的诗人……《执否》是梁晓声最新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关注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友情观、爱情观。《人的世界》为韩东“回归”中短篇小说写作的全新作品集。弋舟将推出继“丙申”“丁酉”“庚子”之后的“人间纪年”系列第四部《辛丑故事集》。《鸭镇夜色：王奎张亮故事集》《这件事到底有没有意义》是小说作者曹寇即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其中《夜色》以小镇青年王奎、张亮为主角，故事发生于八卦洲镇以及南京市区。《新婚之夜》后，辽京今年将推出最新中短篇集《倾听》，洞察城市生活表象下的真相。在新作《上海胶囊》中，btr以19篇“展览小说”凭空搭建起了19座展厅。

《上海胶囊》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 / 2022

在类型文学方面，中信·春潮社将推出“那多手记”最新作品《荒墟归人》，有多年特异事件调查经历的记者那多因废墟选题去往重庆市开县，在湖底古城经历异象。孙一圣去年推出了中篇小说集《夜游神》，今年将出版首部长篇小说《必见辽阔之地》，故事一样发生在山东小城，人物一样有“武松”。以《鹌鹑》为代表作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作者郭沛文最新长篇小说名为《刹那》，故事也依然以长沙为背景。包括赵海虹、夏笳、沈大成在内的女性作家的科幻合集《春天来临的方式》则是当代中国幻想小说国际合作项目之一。另外，北京大学西葡语系教授、猫科动物之友范晔的首部原创幻想文学作品《时间熊，镜子虎和看不见的小猫》将由顾湘配图出版。

在《野猪渡河》及《猴杯》之后，后浪将引进马华作家张贵兴的代表作《沙龙祖母》，小说以乱针刺绣的手法，揉杂探险言情的小说趣味，传达出雨林里欲望、性爱、屠戮、暴烈的浓稠气息。2020年，张贵兴凭借《野猪渡河》获得第八届红楼梦奖。后浪今年还将引入台湾《联合文学》杂志总编辑王聪威的长篇小说《生之静物》，以一位妻子的出走心事和私密独白，讲述“孤独活”及“无缘死”的话题。陈浩基的推理短篇小说集《第欧根尼变奏曲》和童话推理故事集《魔笛》将同时推出。此外，贺景滨、李奕樵、邱常婷等新生代作家的新书也值得期待。

02 引进小说：既有经典新译，也有新人新作

2021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格尔纳的作品将在今年与中国读者见面，包含《来世》《最后的礼物》《天堂》《海边》《赞美沉默》五部作品。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最新小说《瘟疫之夜》将由世纪文景引进，小说讲述了1901年一座岛屿爆发了第三次大瘟疫，几位试图拯救帝国命运、追求现代文明理想的主人公在对抗瘟疫的战役中焕发光彩。

2018年诺奖得主、波兰作家托卡尔丘克的多部小说将继续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可以文化引入国内，其中《E.E.》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描写了十五岁的波兰少女爱尔娜·爱尔茨内尔由母亲和友人们治疗精神疾病的故事，讨论了“意识”与“无意识”、精神与肉体等哲学问题。此外待出版的还有她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最后的故事》，这两本书均由波兰语直译。最值得关注的是托卡尔丘克长达千页的《雅各布之书》，讲述的是18世纪中叶一个出身神秘的年轻犹太人来到波兰村庄，施展魅力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狂热追随者。在《机器人大师》《索拉里斯星》之后，波兰科幻作家斯坦尼斯瓦夫·莱姆的《技术大全》也将引入中文版，此书备受学者江晓原推崇。

在《东方故事集》之后，上海三联书店将继续引入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系列作品，我们将读到她为三岛由纪夫写的《三岛由纪夫，或空的幻景》以及尤瑟纳尔的传记。法国作家乔治·佩雷克《庭院深处，是哪辆镀铬把手的小自行车》讲述了生动有趣的小故事。龚古尔奖得主蕾拉·斯利玛尼的“他者之地（三部曲）”之《战争，战争，战争》将由法语译者袁筱一译成中文出版，小说讲述了上世纪中期法国女孩马蒂尔德爱上了摩洛哥人阿米，并与其结婚生子、移居摩洛哥，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关于家族、国别、爱情、婚姻有关的故事。米歇尔·维勒贝克的《血清素》则讲述了在人人都抑郁的时代，“我”努力地按部就班地恪守中产准则，却发现一切变得荒谬可笑的故事，于是“我”玩起“消失”，退了公寓，辞了工作，和女友不告而别。

《庭院深处，是哪辆镀铬把手的小自行车》南京大学出版社 / 2022

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出版品牌“新民说”近年来推出了塞巴尔德作品系列，2022年将更新至《乡村别墅中的住所》，他再度纯熟地模糊了传记、散文与游记的边界，在一段乡村风光的漫步中思考与讲述。塞巴尔德处女作、第一部诗歌作品《自然之后：一部元素诗》也将与中国读者见面。值得期待的还有奥地利小说家赫尔曼·布洛赫作品系列《梦游者》《着魔》《无罪者》，以及德国战后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家乡博物馆》，一个从家乡博物馆在大火中毁于一旦讲起的故事。

2020年布克奖得主、苏格兰文学新人道格拉斯·斯图亚特的小说处女作《舒吉·贝恩》讲述了1980年代苏格兰格拉斯哥一个穷苦家庭里，染上酒瘾的单亲母亲与三个孩子尤其是幼子的故事。美国作家詹姆斯·索特系列作品《这一切》等将由理想国引入。爱尔兰作家萨莉·鲁尼的新作《美好的世界，你在哪里》即将与读者见面，小说书写了两个二十几岁的好朋友不同的生活轨迹，与鲁尼之前的作品相似，主角的友谊大多数时候通过电子邮件来维系。爱尔兰作家威廉·特雷弗的短篇小说遗作结集《终场故事集》也将出版。莫桑比克葡语作家米亚·科托的作品将持续被译介到中文世界，包括《高雅的恐怖分子和其它故事》。出版品牌“明室Lucida”即将推出的《志贺直哉短篇小说集》绝大部分篇目是首次译介，《志贺直哉中篇小说集》亦是其中篇小说集简体首译。日本作家宇佐见铃出生于1999年，她关于追星女孩的作品《偶像失格》获得了第164届芥川奖，将在今年与中文世界读者见面。《疫情时期的故事》来自《纽约时报》“十日谈”栏目集结，收录了新冠席卷全球期间全球多位著名小说家的作品，包括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大卫·米切尔、科尔姆·托宾、李翊云等。

《美好的世界 你在哪里》[爱尔兰]萨莉·鲁尼

03 传记、访谈与散文：不忘昨日，活在当下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即将出版第六辑，这一辑收录了包括阿瑟·米勒、路易-费迪南·塞利纳、钦努阿·阿契贝、哈罗德·布鲁姆等著名作家的诸多访谈。在文学传记方面，记述现代主义元年的《天才群星璀璨——1922：现代主义元年》与M.H. 艾布拉姆斯探讨超自然主义的《自然的超自然主义》值得关注，前者揭示了多位现代主义名人之间鲜为人知的联系，后者为我们呈现了那个时代的重要诗人——如华兹华斯、柯尔律治、济慈、雪莱等——所共同面对的议题。布克奖得主、美国小说家乔治·桑德斯的作品《在雨中的池塘漫游》是一部讲解俄罗斯文学大师经典名作的文学细读。

杰克·凯鲁亚克的经典传记《杰克之书》让我们近距离地观看“垮掉的一代”代言人的人生。法国作家让-保罗·曼加纳罗的伊塔洛·卡尔维诺的传记《伊塔洛·卡尔维诺：写小说的人，讲故事的人》与访谈集合录《我生于美洲》也将于今年面世，收录了1951—1985年间卡尔维诺的的101次访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沃什早期的自传性散文集《欧洲故土》及1960年代受聘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期的散文《旧金山海湾景象》也将译介出版。今年还将出版波兰作家安杰伊·弗劳瑙塞克的《米沃什传》（全两册），追踪了米沃什个人的奥德赛之旅，基于大量的访谈资料写成，征引了大量米沃什的诗歌和散文作品。“文学纪念碑”系列的约瑟夫·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卷本传记终于迎来了第五卷，聚焦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十年的生活与创作，陀氏最重要的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会在本卷中逐章解读。后世作家回忆博尔赫斯的作品亦不能少，杰伊·帕里尼的《博尔赫斯与我：一次邂逅》写的是年迈失明的博尔赫斯如何通过帕里尼的眼睛看见苏格兰的故事。英国文学评论家凯瑟琳·雷恩的《威廉·布莱克传》、美国学者沃尔特·杰克逊·贝特的《约翰生传》还有两个版本的卡夫卡传——分别是德国莱纳·施塔赫版以及德国彼得·安德烈·阿尔特版，以及艾米莉·迪金森的传记《我居于无限可能》都值得读者期待。

《杨苡口述史》以个人口述史展现了百年来历史变迁，杨苡今年103岁，她的哥哥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姐姐杨敏如是古典文学专家，丈夫赵瑞蕻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将推出“吕思勉系列”，包括《吕思勉历史课》《吕思勉国文课》《吕思勉修身课》等，吕思勉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严耕望语）。王鼎钧的《小学作文讲话》是一本针对小学生而作的指导之书，教孩子如何细心观察世界，用不同的方法伸展故事、激荡思考。在《平如美棠》之后，饶平如的遗稿及自传将《平生记》出版，记录其一生自童年历经戎马生涯、公私合营、下乡、制造木牛流马的变化。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的散文集《为你跋山涉海》（暂名）汇集了多年来在世界各地旅行和考察所积累的见闻和思考，从阿姆河到撒马尔罕，作者从许多被湮没的故事、精微的技艺和被人遗忘的人物经历中发现一个个形塑历史的支脉。季进的《文本的旅行》借由作者的海外访学经历而引出，围绕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而展开，论及宇文所安、夏志清、夏济安、李欧梵等教授，以及《中国现代小说史》《沈从文传》等经典学术著作。

《我将前往的远方》是郭强生“人生私散文”系列中的第二部作品，被称作“献给单身初老的一首情歌”，五十岁单身的郭强生经历丧亲之痛后在这部作品中梳理回顾了自己的前半生。盛文强的《渔具列传》今年将再版，包含舟楫、网罟、钓钩、绳索、笼壶、耙刺六辑，集地方志、家族秘闻、采访为一体，是一部可以上溯到洪荒时代的海洋秘史。作家、翻译家的孔亚雷的《极乐生活指南》是他的首部文学评论集，孔亚雷翻译过杰夫·戴尔的《然而，很美：爵士乐之书》与詹姆斯·索特的《光年》。《打工记》是一部十年打工日记，作者胡安焉近十年辗转中国南北打工，做过快递员、夜班流水线分拣工和自行车店店员。译文纪实系列在推出了《鱼翅与花椒》之后，又引入了扶霞的随笔集《寻味东西》，她用一贯的幽默笔触生动描写了东西方饮食文化差异和关于美食的各种轶闻趣事。

04 文学研究、童话、鬼怪与流行：从读到如何读

陈平原《小说史学面面观》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依据2020年春夏北大讲稿整理而成，兼及专业论文与学术随笔，遴选鲁迅、胡适、阿英、普实克、夏志清共计十二家，进行评述、延伸与发挥。《杜甫：超越忧愁的诗人》是日本学者兴膳宏的著作，兴膳宏精选了杜甫不同时期的七十二首诗歌，串起了杜甫的一生。《细语有声：清代日记中的情感世界和社会生活》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书稿以清代日记为切入点，为读者展示了阅读日记的基本方法，内容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如清末五大臣出洋被炸案。

《杜甫：超越忧愁的诗人》[日]兴膳宏

国内第一个全版《贝洛童话》值得关注。 《贝洛童话》又名《鹅妈妈的故事》，是世界上第一部童话集，成书比《格林童话》要早上一个多世纪，具有重要的文学和学术价值。“普林斯顿经典书系”《格林童话的残酷真相》是研究格林童话的奠基作品，从谋杀、乱伦等格林童话中的经典主题的黑暗面展开。《鬼魂小说、侦探小说与唯灵论》以维多利亚时期十分流行的鬼魂小说和侦探小说为研究对象，作者选取了司各特、狄更斯、勒发奴这些作家的作品。《东西不可思议物语》是涩泽龙彦的怪谈随笔，他在其中收集了古今中外四十九个故事怪谈。前柳田国男时代的妖怪学者江马务的《日本妖怪化物史》基于从大量古籍中采集辑录的文献记述，勾勒出妖怪与化物的本来面目。

《鲍勃·迪伦的意义》是哈佛大学古典学教授、迪伦研究专家理查德·F.托马斯基于托马斯教授为哈佛本科生开设的一门迪伦研讨课。书中探讨了迪伦歌曲的主题，如音乐与社会正义、战争与人类对战争的回应、爱与死亡、信仰与宗教等。在《快时代，慢阅读》中，休斯敦大学文学教授大卫·米基克斯倡导用慢阅读的方式抵挡快的碎片化和娱乐化，试图重新建立起人与文学、专注和阅读之乐的古老联系。《如何阅读世界文学》总结了哈佛文学授课经历，向人们讲述在浩瀚的世界文学中的读书门径。

05 非虚构与社科：思考是一场永未完成的对话

2022年，我们对女性权益的关注仍在持续，仍应持续。过去几年里，同处东亚社会的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对诸多性别议题的剖析，成为我们反思中国社会的参考系之一。在她的《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引发大量关注后，“明室Lucida”在今年计划推出她的《为了活下去的思想》。此书是上野千鹤子从“9·11”事件开始，围绕国家、暴力、性别等议题思考写就的总结式作品。在《女生该怎么活——上野老师教教我！》（暂名）中，上野千鹤子亲自回答了女生从学生时代到进入社会后对“性别平等问题”的一系列疑问。同样讨论“厌女”现象的书还有三辉图书将出版的《下女：厌女的逻辑》，是三辉“女书系”中的一本，与上野千鹤子的东亚背景不同，《下女》作者、康奈尔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凯特·曼恩聚焦美澳社会案例，讨论了厌女如何巧妙地伪装成“理性中立客观”，潜藏于集体意识之中。“女书系”还将出版《廉价的生命：印度全球代孕的代价》，作者沙弥拉·鲁德帕分析怀孕和生育如何被商品化，以及女性身心在此过程中的遭遇。此外还有英国女权主义先驱沃斯通克拉夫特代表作之一《北欧书简》，也是国内首次出版。

今年，国内多家出版社也将推出一系列关注性犯罪话题的书籍。三辉的《违背我们的意愿》是研究强奸问题的经典书目，浦睿文化即将出版《骄傲的堡垒：性侵、问责与和解》，前者的作者布朗米勒主要依循的是社会学与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后面这本书里，美国道德哲学家玛莎·纳斯鲍姆以分析哲学的路径，对性虐待和性骚扰案件的常见社会质疑进行了回应。此外，上海译文出版社将出版研究美国隐性强奸问题的《危险的熟人》以及聚焦家庭凶杀案的《致命爱人》。

曾引进《无缘社会》《女性贫困》等作品的上海译文非虚构系列，今年还将持续推出剖析解读日本社会症候的新作。比如关注劳动者权益的《过劳死：这份工作比命还重要？》，作者通过采访《朝日新闻》刊登的十一个过劳死家庭，剖析了日本职场日剧恶化的过劳问题；例如《吸血企业：吃垮日本的妖怪》关注的是近十年来日本社会“吸血企业”通过大量雇佣、大量辞退、超时加班、低薪压榨、非正式雇佣等手段获取廉价劳动力，这些企业制造的社会成本都要转嫁给纳税人来承担。还有一些作品聚焦城市边缘人群的挣扎，《三十不立：无法开口求助的青年人》书写三十岁左右时滑入社会底层的日本青年流浪汉生活，《单身女性》则从“非正式员工”、“中年女人的相亲”、“生活的艰辛”、“年老的父母” 四个维度分析了日本单身女性群体的困境。社科文献旗下子品牌“方寸”推出“樱花书馆”系列关注日本社会，今年将推出《日本病：长期衰退的影响》《日本的社会规则：雇佣、教育和福利的变迁史》等。

《过劳死》[日]牧内昇平

认识我们的城市，想象更好的城市。美国城市规划活动家简·雅各布斯的《关键的小规划》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部文集收录了她近40篇重要文章，包括她首次以中文正式出版的成名作《市中心为人民而存在》。简·雅各布斯在其城市研究经典著作《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指出，城市的本质不是建筑，而是人，是公共空间，是街道，是人和人之间的互动。译林将推出的另一本有关城市空间的书或许能为雅各布斯这一观点做出补充，心理学家海伦·伍利的《城市开放空间》展示了不同类型的开放空间可以为社会和个人带来的影响，并讨论了可供个人或社区日常使用的各种开放空间形式。城市需要开放空间，更需要开放包容的文化。20世纪新社会史代表人物斯蒂芬·塞恩斯托姆的《其他波士顿人》将在今年由上海译文推出，作者以波士顿为案例分析了1880—1970年代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发现来自不同民族、拥有宗教信仰的移民是美国20世纪大发展的原动力。让我们看得再微观一些，看看城市里人和人间的连结：华东师大出版社“薄荷实验”将出版《寻找门卫：一个隐蔽的社交世界》，作者是社会网络分析领域学者彼得·比尔曼。在小小的公寓楼中，每天上演着门卫保安和房客的复杂互动，以小见大，我们也得从中窥见一个更广的社会网络关系。

《寻找门卫 ：一个隐蔽的社交世界》彼得·比尔曼

新冠疫情仍在持续，我们是否已对死亡有了更深的理解？上海译文出版社将推出《临终困局》一书，在德国医疗行业从业多年的作者马蒂亚斯·特内斯发现，医院面对重病病患，关心的并非如何减轻患者的痛苦，而往往出于逐利目的对病人过度治疗。他号召进一步加强姑息治疗，不让过度治疗延长老年患者的痛苦，让病人有尊严地安详离世。疫情也让人们重新反思技术，华东师大出版社将出版《数字断联》，分析资本主义、互联网和美国的治理危机三者间的关系，帮我们理解互联网被资本主义塑造和驯化、制造民主危机的过程与原因。文化研究重要学者斯图尔特·霍尔的《管控危机》也将问世，从一个十分普通的社会治安议题入手，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英国社会的道德恐慌，及背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和政治合法性危机与重建的社会史。

知识分子的思索或许不能为社会实践提供详尽的指导，但其中蕴含的视角和线索却具备启发的可能。今年译林出版社将推出两本增订版的以赛亚·伯林文集，《启蒙的三个批评者》以及《未完的对话》。伯林是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在消极的和积极的自由之间作出了著名的区分，两部文集分别讨论了他长期思索的问题：如何理解反启蒙运动的现代思潮、多元论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三辉图书“左翼前沿思想译丛”今年将推出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欧内斯托·拉克劳的《解放》，他探索主流视域的“解放”观念的内在矛盾、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的关系、政治身份的形成，并提出我们需要一种解放的新希望。该译丛今年还将推出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新版。叶礼庭的《权利革命》回应了关乎权利的争议性问题：团体权利是否危害个人权利？当每个人都主张自己的权利时，责任怎么办？当每个成员都有权利时，家庭能否生存和繁荣？权利语言在赋予个人力量的同时削弱了社区吗？迈克尔·曼被认为是韦伯之后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他与约翰·A. 霍尔对话的《21世纪的权力：与约翰·霍尔对话》一书关注当下美国，并试图分析所谓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威胁是什么，以及金融资本不可遏制的力量和环境破坏带来的重大危机。

在政治哲学与伦理学之外，人类学的想象力总是带给我们别样的关切和共情。薄荷实验将出版人类学家迪杰·法桑的《生命使用手册：法桑论生命人类学》，论述人类生命价值的问题，对生命伦理进行综述和反思，并与维特根斯坦、本雅明和福柯进行批判性对话。

06 历史：以史为鉴，思考人的境况

宏观史方面，继英国思想史学者彼得·沃森的《虚无时代》《20世纪思想史》之后，译林出版社今年将推出沃森的《大分离：新旧大陆分道扬镳的历史》，探讨新旧大陆从地质分离到哥伦布大发现期间的历史。沃森确定了两个世界之间的三个主要差异——气候、可驯化的哺乳动物和致幻植物——结合起来产生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文明轨迹。三辉图书将继续推出历史学家孙隆基的《新世界史》，承接之前出版的前两卷内容，以全球史观和多中心论梳理中古后期几大文明地区的发展脉络。

中国史领域今年也有很多好作品问世。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教授李怀印的《现代中国的形成》，探讨中国作为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内地各省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边疆各省所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在19世纪之前是如何成形并得以维系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念群也关注国家构建问题，在今年将出版的《“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中，他指出清朝创造出了一种新型“正统观”。清朝以前的“正统论”基本上依赖单一的儒家道德教化观念，而清朝建立起了另一种对前朝正统观的补充性诠释框架，与其“二元理政”的治理模式相互配合，“大一统”是正统论的首义，是王者获取“正统性”的思想与实践基础。目光由朝堂转向地方，《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借由对生祠的考察，挑战了明朝封建专制强化、平民只能“绝对臣服”的传统观点，发掘了专制集权土壤中的另一套政治模式：地方官受命于皇帝，并由平民决定其价值，平民借此实现政治参与。

《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美]施珊珊 著

尽管新冠疫情让全球流动减速，人类却从未放弃过对移居与迁徙的执念，也从未停止过文化交融。移民研究学者罗宾·科恩在即将出版的《3000年人类迁徙史》中总结了人类自第一次迁徙出大裂谷，到当下叙利亚人大批逃亡的全球迁徙轨迹，附有直观的迁徙地图。甲骨文也将推出《上游之旅：大迁徙与中国南部的帝国（1570-1850）》，此书研究十六世纪末十九世纪中叶广东移民沿着西河及其支流进行迁徙的旅程、流散者和帝国在上游边境的关系，以及移民在故乡维持家庭和血缘有何作用。

第三帝国的历史在今年仍是出版热点。理想国“M”系列2020年出版了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著写的第三帝国三部曲，今年将推出的《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聚焦20世纪德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横跨了从一战到大萧条、从纳粹到二战、从冷战到柏林墙倒塌等历史阶段。甲骨文将出版埃文斯的另一部作品《阴谋论中的希特勒》，探讨了五种涉及希特勒和纳粹党的阴谋论，剖析了与第三帝国相关的偏执想象。从1980年代，西方学界出现了“记忆潮（memoryboom）”的史学热潮，德、法两国的记忆史研究在这一时期开始大幅拓展，“记忆潮”在2000年之后逐渐进入中国，今年我们也能读到几本从文化记忆理论出发的优秀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记忆中的历史》，探讨德国人对纳粹历史的记忆、德国历史是如何被人们谈论、解读和描述的；社科文献旗下的“索·恩”品牌将推出《历史的囚徒：二战纪念物中的历史叙事与建构》，作者以世界各地的二战纪念物展示了人们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记忆这段历史的。在第三帝国之外，广东人民出版社子品牌“万有引力”计划出版《突如其来的勇气：二战法国青年抵抗运动，1940—1945》，讲述法国抵抗运动中的爱国青年各种方式的反纳粹斗争，以及他们在二战期间抵抗纳粹运动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突如其来的勇气：二战法国青年抵抗运动，1940—1945》罗纳德·C.罗斯巴顿

在身份政治日益凸显的时代，反思种族主义与殖民历史的作品也值得我们关注。甲骨文将出版《第五太阳纪：阿兹特克人的新历史》，罗格斯大学历史教授卡米拉·汤森摒弃了长期以来的欧洲殖民者视角，以完全基于土著居民的视角，对墨西哥阿兹特克人的历史进行了复杂的描写——他们并没有简单地向西班牙文化和殖民屈服，相反，他们重新调整了政治立场，适应了新的义务，并坚持了下来。《重建之战：美国最进步时代的暴力史》考察了美国内战结束后重建时期十余年里的历史，作者发现，美国社会始终未能将黑人平等地整合进法律、政治、经济、社会体系。南京大学出版社将推出《非洲、亚洲与哲学史：哲学标准形成中的种族主义，1780—1830》，探讨了哲学史研究是如何由希腊转向康德的，以及这一谱系如何逐渐取代了始于埃及或西亚的文明，使得后者不再属于哲学范畴，而被归入宗教研究领域。

《非洲、亚洲与哲学史：哲学标准形成中的种族主义，1780—1830》彼得·K.J.帕克

07 新知与艺术：拓宽视野，感受美好

阅读不总是沉重严肃的，有趣的新知赋予日常生活以更广阔的景深、更丰富的景致。人类同自然的关系始终是我们执著探索的母题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将推出《犬科动物：狗与人类的历史》一书，通过介绍12种狗被驯化的过程分析狗与人类的关系史。上海译文出版社将出版《伴生：我们与动物的故事》，动物伦理学和神经学学者阿伊莎·阿赫塔结合医学、社会史和个体经验，展示了人类和动物如何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浦睿文化即将出版《红山动物园是我家》与《熊在吗》告别枯燥的科普说教，红山动物园工作人员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向读者讲述动物的习性和饲养知识等等。

植物在长久的历史和日复一日的生活中陪伴着我们，却最容易被我们忽略。广西师大出版社《植物在丝绸的路上穿行》选取了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以及经由中 国传入西方的各种植物，讲述了它们传播的历史、功用以及在各自文化谱系中的意义。“方寸”将推出《植物教会我们的事》，作者认为植物并非我们一贯认为的静态的或可预测的，相反，植物充满了活力和创造力，加深对于植物的了解可以帮助改善人类社会。译林出版社“牛津通识”系列将出版伦敦大学学院地理学教授马克·马斯林的《气候》，介绍现代气候系统的根源、气候如何影响人类生活和其他生命活动、气候变化以及人类为此采取的行动。

新知图书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认识自己的窗。《癌症传：众病之王》今年将推出十周年纪念版。继“裸猿三部曲”后，译文社将出版德斯蒙德·莫利斯的《裸男》 和《人体行为观察》 ，前者是一本人类自然史，也是男性身体文化的社会人类学考察，后者则是对人类肢体语言的研究。译文心理书系将推出《我的身体里住不下13个人》《多活下来的这9年》等作品，关注多重人格障碍、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躁郁症等心理问题。

艺术方面，后浪艺术的“艺术与观念”丛书在今年将推出四本新书，主要聚焦阿尔卑斯以北的艺术。世纪文景的《中国当代摄影四十年（1980—2020）》关注的是中国纪实、肖像等摄影类型的发展。

如果你对音乐感兴趣，或许可以期待广西师大的“有谱音乐”书系，既有音乐家传记，比如《第九交响曲：贝多芬与1824年的世界》《莫扎特：黄金年代》，也有一系列乐器教程和曲集。“索·恩”也将推出两本摇滚史，分别是《摇滚史：1920–1963》《摇滚史：1964–1977》，涵盖从查克·贝里到吉米·亨德里克斯、滚石乐队的摇滚音乐史。

“艺术与观念”丛书 后浪

文字读累了？看看漫画吧！手冢治虫说，“漫画的乐趣就在于你看到那种破天荒的夸大、虚构、不合常理和荒唐无稽时产生的快乐。”今年，后浪漫将推出法国实验漫画家马克-安托万·马修的《上升》、漫画家松本大洋的竞技漫画代表作《乒乓》。广西师大也将出版民国漫画家丰子恺、王子美的漫画集。新星出版社将为读者呈现横山光辉的《三国志 第二部》、荒木飞吕彦《乔乔的奇妙冒险 第四部·不灭钻石》。新的一年，愿读书开心，愿好书与我们同在。

2022年，你最期待读到哪些书呢？欢迎在留言区与我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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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受访者均为女性学者的访谈录，她们不仅仅是她们，还是我们

作者：京报网

发布时间：2023-01-13 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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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女性学者访谈》 新星出版社

从来没有一本书像《开场》这样打动我。也从没想过，一本受访者均为女性学者的访谈录，会带给我如此多的情感共振，它使我重新回看了自己十九年的求学生涯，重新审视了三十年的来路，甚至，重新定义了自己当下的坐标。

原来既以自己身为女性为傲，又会在某些时候试图隐藏性别身份或者幻想自己“要是个男的就好了”的不止我一个，那个从小到大都是讨好型人格、会无意识做师长们“宠物”的女孩也不独我自己，时不时就自我反思、困在母职与工作中焦头烂额的女性更是数不胜数。她们，这些女性学者们，同样陷入过这些困境，经历过这些彷徨。

是的，她们不仅仅是她们，还是我们。

她们，作为镜子，映照出我们自己的轮廓：面对性别标签，我们该拒绝还是欣然拥抱？要想像她们一样走到今天，我们要经历哪些曲折、面对怎样的困境？我们又当怎么表述这个世界？

关于女性身份，北大中文系的贺桂梅老师对女性只能做性别相关的研究表示反感，戴锦华老师也曾对“是否像女人”“如何做女人”有过困惑，就连以“一人一杀”来为东亚父权制剔骨的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也直陈，花了很长时间来接受“我是一个女人的事实”。不独学者，太多女性有这样的困扰了——人们会说“女司机”“女企业家”“女博士”“女明星”，在这些行业，我们会分性别评价人们，带了“女”，仿佛是带有负面色彩，略微轻蔑。而对于男性，极少会把性别与职业结合作为媒体报道的吸睛点，更不会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吃瓜谈资，顶多会说“男护士”“男幼儿园老师”……好像天生，护士、幼儿园老师只能由女性来做，而开车、创业、做学术，女性就容易搞砸。

对于女性本就占少数的高校与科研机构而言，蹚过大河、历尽暗礁与骇浪之后，女性学者们对于自己性别身份的体认格外敏感与典型。有人从来没把学者当成主要身份，有人明确“不避讳也不会强调”自己是女性学者，有人则直言“不存在也不需要独属于女性的学术传统”。这种纠葛，这种生而为女却又爱又恨、又亲近却又疏离的情感，某种程度上，是她们怀着对自身性别身份的困惑，对自己跻身学术界这一男性占大多数的环境之中的应激反应。而这种创伤性应激，我们每个人都有，也每时每刻都在与之共存：我们从小被教育要轻声细语，长大争论时却被嫌太柔弱、气魄不够；我们从小被耳提面命，要体贴他人，长大遇到不公时却被说怎么这么不小心，一点都不懂得保护自己。什么话都让他们说了，非难却是我们的，是女孩的。

却也正是这份不甘与惶惑，促使她们拥有了敏锐的洞察力与感知力。她们会注意到无酬却需要付出难以量化的精力和情感的家务劳动，于是发问：为什么家务劳动不能算作工作范畴？在这样的驱使下，霍克希尔德决心要寻找社会学核心概念中女性缺失的部分，关注“看不见的劳动”，从而成为情感社会学奠基人，写出《职场妈妈不下班》，令职场女性的“第二轮班”暴露在镁光灯下。而上野千鹤子则在生产成本的分配正义问题上做出了贡献，关注照护的“劳动”而非“精神”，将照护作为一种实践和需要给予相应报酬的劳动。

而这些背后，其实是她们自身的经历。霍克希尔德在留校任教后，要求学校给予充足的自由，使她能够边从事学术研究，边抚养孩子、照顾家人。上野千鹤子研究“一个人”的社会，也是在自己年事已高时自然而然的兴趣转移。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更是直接将关注边缘人的日常性与普通人的边缘性作为研究的线索，邓小南（历史学家）主张的“走向活的制度史”更是不能说和性别意识带来的视角毫无干系，乃至于有陆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的“可见”对社会身份建构的重要性，张莉（北师大文学院教授）更是全力主张“女性写作”、放大女性创作者的音量……在学者们的思想交锋、观点碰撞中，我们能感受到这些受访者们的赤忱与敏感，也感受到她们的愤怒与开阔。不管有没有克服自身的矛盾，与生俱来的性别身份成为她们的生命之重，却也给她们的研究插上翅膀，带给她们看待问题的特别视角。

更重要的是，她们还能跳出单一的性别维度进行观照。性别很重要，但不是全部。正如贺桂梅那段关于愤怒的解释：

我们之所以感到愤怒，是因为无法对这样一种感性的、具身性的不平等体验做出解释。学术真好，因为它可以给我们解释，让我们不要陷在非理性的受害的愤怒情绪之中，而能将感性的生命体验化为前行的力量。而且不仅仅局限在性别问题之中，它也让我们能对更广泛的类似社会处境有同情、共情与关切。

所以才有“时代发生变化，年轻人已处于守山期”的洞见，有疫情影响下“全球思想甚至不能提供一个哪怕是由现实反思而形成的新表述”的悲怆，也有“许多性别的冲突，经济是问题，但性别本身也重要”的卓识，“不应该让某一个性别垄断某些优点或缺点，倒不如由作品或者我们自己说话”的豪气。拨开性别话题之外，《开场》还是时代激变之下的阐释。

一问一答中，女性、学者、访谈，完美融合为一种棱镜和视角，性别身份给我们以看待问题的天然优势，学术为我们提供话语体系，对话的精神带给我们力量。就这样，她们将毕生所学化为普通公众也能理解的语言，她们用学术之路照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她们用身体力行告诉我们，赋权并非女性主义全部的意义，要男性和女性同时重视并分担照料家庭、维系社群的责任才是其应有之义。

虽然在这些受访者中，大部分是幸运的，并坦言自己较少遭遇不公，这辑的受访阵容也有对理工科学者的遗珠之憾，但仍不失为一个漂亮的“开场”：一个女性学者访谈的开场，一个告诉人们女性可以理性，可以从事学术研究，可以并且应该选择我们自己道路的开场。那就让我们接过她们的手中之棒，在开场之后登场。

（原标题：女性学者，把自己作为方法)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白华昭

流程编辑：L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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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不太“主义”的女性主义入门书｜一周新书风向标

作者：新京报书评周刊

发布时间：2021-11-01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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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的“一周新书风向标”又与读者见面了。在这个栏目中，我们将不单单把好书列出来写一段推荐语，我们还会尽可能地在自己阅读效率允许的范围内，对读者们关注的或刚刚出版的书籍给出自己的看法。如果一本新书的内容非常精彩，我们会不遗余力地给出推荐，如果一本书的内容与其关注度不符，我们也将会在参考意见中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为了更直观地看到我们对某本书的态度，我们还会增加一个“推荐指数”，类似豆瓣评分。

当然，任何阅读的判断都是个人的，我们的意见未必正确，甚至有可能是偏见，但它们一定是真诚的。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参考意见，希望为读者提供一份阅读指南（毕竟，这个事情可能还要冒着得罪出版社的风险）。如果你有比较犹豫的、想要知道我们态度的新书，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也将尽快给出自己的看法。

本期主持｜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部

热门

《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

作者：[日]上野千鹤子/[日]田房永子

译者：吕灵芝

版本：明室Lucida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1年9月

推荐指数：★★★★★

推荐人：青青子

在过去几年，当人们提到女性主义，或是讨论性别议题时，上野千鹤子都是绕不过去的名字。即便你没读过《厌女》《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也一定看过她在2019年东京大学新生开学典礼上的演讲cut，比如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的这一句——“女性主义绝不是弱者试图变为强者的思想，女性主义是追求弱者也能得到尊重的思想。”

《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是上野千鹤子的第一本女性主义科普读物。看标题也知道，这是一本写给所有人的女性主义入门书。作者除了上野千鹤子外，还有一位“不那么了解女性主义”的漫画家田房永子。两人就着各自经历互相发问、解答，田房永子坦诚、真挚，上野千鹤子幽默、辛辣，一场聊天便串联起女性主义的脉络观点，也道出隐匿在女性成长与生活中的长久困惑，譬如：

“当女儿和母亲激烈争吵的时候，父亲为什么会变成石像？”

“职业女性与家庭主妇之间的割裂，该怪谁？”

“女权主义者不受欢迎、讨人嫌的标签究竟从何而来？”

“什么是大叔式思维？”

……

读到这里，大家不难发现，这本书并不艰深，也不太“主义”。在我看来，它所探讨与呈现的正是一种在经验与实践中诞生并发展出来的女性主义理论，这也是上野千鹤子在书里所表达的，“如果不把感情变作话语，就无法成为经验”。

此外，对于喜爱上野千鹤子的读者来说，这本书还透露了不少关于她的“八卦”信息，譬如上野千鹤子为何又如何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一个不剧透的私人解读是：学习女性主义，的确意味着不断与内心深处时不时作祟的“好女人”做斗争。

经济

《当经济遇上法律》

作者：邱澎生

版本：浙江大学出版社 | 启真馆

2021年9月

推荐指数：★★★★☆

推荐人：罗东

近代中国与欧洲在经济上的巨大差距是经济史最为经典的选题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一问题的提法多是“中国何以在近代落后”，其基本逻辑是假设欧洲尤其是英国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标准，并将中国与之比较，据此归纳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上世纪末，学术界开始出现一些反思，认为研究“中国何以在近代落后”的方法是一种“西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彭慕然）的《大分流》是较早试图突破“欧洲中心论”的经济史研究。从此以后，有越来越多的学者重新思考，在现代前夕，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并无多大差异，例外的只是欧洲成功，而不是中国落后。换言之，是欧洲的成功而非中国的落后导致“大分流”的出现。《大分流》的中译本在2004年进入中国。这一年，大陆和台湾分别出版了简体版、繁体版。

《当经济遇上法律：明清中国的市场演化》的作者邱澎生，在当年参与了《大分流》繁体版的翻译，他本人也认同彭慕兰的一些基本观点，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主张摆脱“欧洲中心论”。又因为他同时专于研究法律史，便一直从法律的角度理解明清市场的发展。在2017年，他曾出版过《当法律遇上经济：明清中国的商业法律》，在如今这本书出版后，单看书名的主标题，难免让人困惑。初看，“当经济遇上法律”与“当法律遇上经济”似乎是同一本书，再看确实是两本书，不过却像是一种文字游戏。这自然是误会。我们知道，市场活动是以法律为基础的，商人以及其他参与市场交易的人，都需要彼此认同的法令规则来建立契约、确认产权和物权，且在出现纠纷时解决问题。邱澎生此前那本书回答的问题是，在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虽然还未出现像英国那样的商业法案，但实际上并不是就没有法律在起着作用，只不过有的是国家法，有的是民间法、习惯法。而在这本新书中，邱澎生把“经济”和“法律”换了位置，侧重点其实也随之从法律转为了市场。

即便我们把那个经典问题的提问从“中国何以在近代落后”改为“欧洲何以在近代成功”或“中国何以在近代没有成功”，也未必就完全走出了“欧洲中心论”。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恐怕还是在问中国社会在当时怎么就没有像英国一样成功形成现代经济需要的条件，譬如经济组织（如企业、行业组织等）、经济法令（如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和文化观念（如承认私利、盈利）。邱澎生则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不是没有出现，也不是出现得少，而只是没有以我们认为的那种形式和规模出现。他通过分析苏州商人结社、苏州与松江棉布加工业、云南铜矿业与重庆航运业等经济组织，并辅以分析这其中的债务诉讼，反驳了中国经济在当时没有发展的看法。可以看出他其实是在将市场发展视为一个过程，而这与将市场发展看作一种结果的做法——即认为天时地利人和，诸种条件具备，现代市场形态呼之欲出——大为不同。从这个角度看，他提的“市场演化”（也体现在副标题）也可以说是一种市场过程论。他在书中的分析和写作让人看到，中国的传统市场发展在明清时并不是只有一种刻板的模样，就连在最苛刻、最保守的道德层面，对人们追求利益、商人积累财富也有所改变，甚至对法律制度也产生了影响。

教育

《重新构想大学》

作者：[美] 戴维·斯特利

译者：徐宗玲 林丹明 高见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21年8月

推荐指数：★★★★☆

推荐人：申婵

高等教育对学生来说，意味着更有含金量的文凭、更有竞争力的技能和更纯粹的学术场所。然而，21世纪的数字化冲击了大学的地位，互联网教育令知识和技能不再局限于大学的课堂。另一方面，从考上大学全村光荣到北大毕业生卖猪肉的轰动新闻，引起了全社会对大学文凭“通货膨胀”的反思。近些年来已有很多论著试图回答，大学是否要以目前的形式继续存在？

《重新构想大学》则更进了一步，它用充分的想象力探讨了大学未来可以有哪些形式来颠覆现有的大学形态。作者戴维·斯特利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人文研究院院长，他邀请了一群设计师、历史学家和教育研究学者共同扩充这种想象。最终他们依据组织、学制、技术和属性的不同分类，提出了十种大学形态，分别是平台大学、微学院、人文智库、游学大学、博雅大学、接口大学、人体大学、高级游戏研究院、博识大学和未来大学。

这十种大学形态看起来是全面考虑到了目前已经存在的大学创新和科技的发展，也试图为其他著述中提出的大学危机而思考对策，比如平台大学扩充了慕课的教育形式，接口大学则是将人机结合的人工智能发展趋势作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之一，博雅大学试图恢复中世纪大学的七种博雅技能。尽管每一种都在革除如今大学的弊端，但实际上都难以实现。

如同作者所说，建设“离经叛道式”大学的需求似乎很小。高等教育更热衷于对标其他大学，效仿同行机构，结果大家都看起来很像。因此创新虽迫在眉睫，却看起来不切实际。但正是这种美好构想，再次提醒我们看清大学的作用，它不应该是仅仅为学生提供可选的“技能”目录，而要把学生当成追求真理，从而追求自我的人类。

新知

《看见生命》

作者：[美]布鲁斯·格雷森

译者：杨清波、姜丽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9月

推荐指数：★★★★☆

推荐人：安也

1970年代，一位23岁的美国空军坠机救援消防员比尔，在参与一次救援的过程中，因为二次爆炸的冲击而晕了过去，接下来，他经历了一次相当复杂的濒死体验。但在比尔康复之后，他试图与医生分享自己的经历，却被安排接受精神治疗。

人死后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大部分濒死体验者都相信，人死后会继续以某种形式存在。在一些人看来，濒死体验可能是某种精神类疾病，体验者的幻觉，抑或是某种近乎于神秘学、宗教学的事件。当濒死体验可能用不止一种方式进行解读时，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它？这到底是大脑内部生理变化的结果，还是非生理性思维的体验？事实上，有不少人都曾经听到过和书中案例类似的濒死体验故事，这些故事可能来自身边的亲人所述，也可以出自朋友的分享。但对于这些濒死体验，医学界往往选择忽视。

五十年前，精神科医生布鲁斯·格雷森博士通过偶然的机会，发现一位患者产生了濒死体验——她在昏迷时，“看到”了另一间屋子里的格雷森领带上的污渍。为此，格雷森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坚持不懈地对此进行研究记录，并将之形成了《看见生命：一个医生的濒死体验研究报告》一书。作为一名执业治疗师和精神病学家，格雷森的研究有助于帮助人们理解自己不同寻常的经历。与此同时，人们对于濒死体验的认识，同样开始影响医疗实践。格雷森认为，濒死体验是一种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常见体验，也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发生在人身上的正常体验。在他看来，濒死体验并非关于死亡，而是关于转变，关于如何重新开始，关于给我们的生活注入新的目标。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研究也许可以改变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进而提升我们对生命与死亡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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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书评周刊编辑部，编辑：李永博，校对：王心。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发，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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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新世界，旧语言｜女性学者访谈①

作者：新京报书评周刊

发布时间：2021-07-14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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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女性学者，你会想起谁？

这份名单一定不长，这是因为——

女性，

从来不是学术界的主流。

无论是高校教席，还是学术成果发表，越往象牙塔的顶端走，女性的数量就越少。

事实上，当一个女性决定从事学术事业，她所面临的限制无处不在：

“女博士是第三种人类……”

“历史证明学术界不是女性的地盘……”

“读书有什么用，女孩子总归要嫁人的……”

在高等教育阶段，诸如此类的声音试图阻止女性踏入科研大门。而当她们进入高校系统，生育、家务劳动等“天职”，则将她们挤出更多的机会之外……

然而，即便不断遭遇贬抑与打压，我们依旧看到，越来越多女性投身学术志业，汇流进学术共同体。对她们来说，学术研究不仅是事业、爱好，更是体认自身，寻找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于是，我们有了一个朴素的想法：让更多女性学者被看见。

当女性决定投身学术事业，她们需要克服多少阻碍？是否存在属于女性的学术传统？在“重男轻女”的学术体制中，涉水前行的女性学者如何找到自我的参照？她们的同行者又是谁？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邀请了来自社会学、历史学、新闻传播学、文学等不同领域、不同国别的女性学者，有些是大众所熟知的，更多的则还在聚光灯之外。她们的经历很相似，也很不同。她们代表了不同代际的女性知识分子，对知识怀有热情，也曾经历困惑与挫折。她们的故事讲述了大部分现代女性的不满与困惑，野心与梦想。

希望有一天，我们不必在「学者」之前加上「女性」二字。

这是“女性学者访谈系列”的第一篇。受访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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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学者系列访谈

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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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

■1970年生。198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北大中文系教授，2015年度教育部首届青年长江学者。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文学史、思想史、20世纪女性文学史研究与当代文化批评。

■著有《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等著作，发表论文百余篇。

撰文 + 采写 | 青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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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的书不好读。

哪怕对于一个在学院受过多年学术训练的人，贺桂梅的学术思想始终都是晦涩、驳杂的。这和大众普遍认知的文学评论或是文学理论有所不同。她也因此被认为是“学院派”的一员。

难度首先来自语言的密度。在豆瓣《“新启蒙”知识档案》的评论页面，有读者评价她的写作是“戴锦华的压缩塑封版”。

更大的难度则来自知识层面，用她自己的话说，“别人写一篇文章讲一个观点，而我认为要解释一个观点，就要把10个观点放在一起来讲”。

1997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左起为朴贞姬、戴锦华、曹文轩、洪子诚、赵祖谟、贺桂梅。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今年51岁的贺桂梅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生于湖北，父亲是乡村知识分子，爱好明清小说，在那个并不富裕的年代，家里有一大箱子书。那是她和姐姐们的启蒙读物。

和大多数70后学者一样，贺桂梅的学术经历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1989年，她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新一波女性话题热潮。正值青春期的贺桂梅带着自身的性别困惑潜入其中。

在戴锦华开设的女性文学研究课上，她开始认真思考性别问题，而在包括林白、陈染这一批新兴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她找到了对自身性别困惑的指认与表达。也是在那段时期，她记下了“个人的即政治的”这句话。

如果一个人将“做女人”这件事情看成天经地义的，那么，“权力关系”这样的字眼就几乎从不会出现在她的意识中。只有当某个人意识到自己性别身份的建构性及其中的压迫关系时，“批判”意识才能产生。这也是所有强调女性主义立场的人们，都反复引证波伏娃那句名言“一个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建构而成的”原因。但由于性别身份是如此的“自然”，因此如何理解性别身份，就如同理解无穷多样的“个人”，也是多种多样的。将个人遭遇的性别经验，上升为性别（制度）而非仅仅是个人的问题，就是一种真的“政治”行为。

指认出两性之间关系的“政治性”这个过程，我认为是性别研究的焦点之一。某种程度上，这是我所理解的现代中国女性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我自己在从事性别研究时一直关心的问题。

——《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

90年代女性文学是贺桂梅的学术起点。24岁那一年，还是研究生的贺桂梅凭借论文《性别的神话与陷落》受到学界关注，正式进入文学评论圈。随后，她发表了包括《有性别的文学》《个体的生存经验与女性写作》等系列评论文章，成为当时女性文学“热潮”的一部分。

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急遽变化，文化走向多元。知识界关于“人文精神”与“后现代主义”、“新左派”与“自由派”等争论不断。在历史的岔路口，身为青年学子的贺桂梅急切地想要以学术介入现实。1993年，贺桂梅加入当时北大当代文学教研室的“批评家周末”。“批评家周末”是由谢冕与洪子诚牵头组建的，集结了包括孟繁华、陈顺馨、孙民乐等一批博士生和访问学者。

上世纪90年代，贺桂梅在燕园。

每个周末，贺桂梅与同伴们相聚在静园五院，讨论“当代文学的理想”，研读和批评流行文学文化作品。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她这样回忆道：“在这样的场合，我开始感受到一种自由讨论、自由交流的氛围，并且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对当代文学教研室以及专业的认同感也是在这种轻松随意的氛围中自觉不自觉地形成的。”

随着写作与思考的深入，贺桂梅的内心却生发出某种乏力感，“当时我明确地想到的一个词，是‘枯竭’。无论就写作方式、发表方式，还是这种写作可以调用的理论、思想资源而言，我都觉得匮乏和不满，因而感到难以为继。我不满足于将自己限定在某个单一的视角中，在无法看清总体性历史结构的情形下，几乎是‘自说自话’地发表批评研究。”在《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一书中，她这样说。

与此同时，女性文学批评让贺桂梅“出圈”的同时，也让她被归置在刻板化的“女性学者”“性别研究学者”标签里。为什么女性学者只能做性别研究？为什么女性学者就不能做所谓男性学者统领的研究课题？

随后近10年的时间，她几乎完全放弃了女性文学批评，走出聚光灯，转身进入文学史与思想史研究。在导师洪子诚的影响下，贺桂梅深入历史，做史料分析，试图以更为整体性的视野理解当代中国问题和文学问题。

再回到90年代女性文学，是在她博士毕业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贺桂梅提交了《90年代的“女性文学”与女作家出版物》。与以往文学批评式的文本分析不同，这一回，她将女性文学作家与文本放置于社会语境、出版与传播的流通机制中。这也喻示着她的研究转向：性别不再被视为意义的出发点，而是作为意义机制构造的对象和场域。用学生罗雅琳的说法，“贺桂梅对女性文学研究的‘重返’，开始从‘以女性为目的’到‘以女性为方法’”。

自此，贺桂梅明确了两条不同的研究脉络：一是对当代中国和当代文学五个阶段进行研究，二是在女性文学研究和性别研究维度下理解中国问题。

2010年，贺桂梅出版由博士论文改写的著作《“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被国内学界认为是80年代研究的典范之作。在这本书里，她从80年代所塑造的近40年的新启蒙知识体制中跳脱出来，以知识社会学的方法视野，结合福柯、阿尔都塞的后结构主义理论，重新分析与拆解了80年代种种思潮背后所蕴藏的知识装置。

《“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贺桂梅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

“晦涩、读不懂……”这是当时许多人读完这本书后的第一反应。贺桂梅却并不在意。她认为，一本书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对问题的穿透性。今年，《“新启蒙”知识档案》再版，在一众80年代研究著作中，这本书的确仍未过时。

如今，贺桂梅已经做完当代中国5个时段的文学史研究。“人文学的想象力”是贯穿其中的理论视野。在《书写“中国气派”》和《打开中国视野》两本书里，她一方面延续了对于不同时段进行历史化研究，同时也更为明确地打破学科专业的分界，从阶级、民族、性别等维度总体性地讨论当代中国与文学的核心问题。

过去几年，虽然频繁地参与专业圈内的前沿讨论，贺桂梅在一般公开场合露面的次数并不多。一次是导师洪子诚的《中国文学1949-1989》新书分享会，还有一次是 “我们时代的性别观”调查报告讨论会。后者也让读者重新见到了那个久未在性别问题上公开发声的贺桂梅。

“我们时代的性别观”交流会，从左到右依次为罗皓菱、鲁敏、张莉、贺桂梅、杨庆祥。

今年5月，我们和贺桂梅做了一次访谈。在近四小时的对谈中，我们聊了她作为女性学者，如何理解自身的性别身份，也聊了她这三十多年学术研究历程。对于当下纷繁涌动的女性话题热潮，贺桂梅回溯并反思了中国当代历史上的两次女性主义思潮。她认为，无论是90年代还是今天，人们对女性话题的关注始终存在“理论的失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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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贺桂梅

新世界，旧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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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女性学者、性别研究

与理论失忆

1.1

身为女性

个人的就是政治的

新京报 ：上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研究是你学术研究的最早起点之一。在《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的绪论中，你提及自己“正是通过这些被称为‘个人化写作’的女作家作品的讨论，清理同时也表达自己的性别体认”。90年代也是女性话题风起云涌的时期，身处其中，又是研究女性文学，这一时期对你产生过哪些影响？

贺桂梅 ：我是1994年开始读研究生。读研期间，正值第四届世妇会在北京举办，也催生了女性话题在中国的社会性热潮。当时出版了很多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

作为一个女学生，我当然会有很多性别方面的困惑，尤其是年轻女性遇到的困惑在之前都会被视为私人性的问题。在这样一种热潮下，我一方面学习了许多理论层面的知识，戴锦华老师在北大开了女性文学的课程，我也因此阅读了当时涌现出来的女性作家作品，比如陈染、林白等的小说。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觉得我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是可以被清晰表达出来，而且它们是具有公共性的社会议题。

我当时研究90年代女性小说，也开始正式进入当代文学圈。这个圈主要偏于文学批评，所以一有新作家出来，大家就会开讨论会，围绕这些新作家、新作品写一些批评性质的文章。那时候有很多约稿的机会，但是我写了三四篇之后，就有点不想再继续下去了。

《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贺桂梅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

我在面对这些新作家所提出的问题时，常常会感觉到那些问题不是真的问题。但我当时的理论基础和判断分析能力也不能够穿透那个问题。因此，我在完成硕士毕业论文之后，基本上就不再写女性文学方面的批评文章。

我开始将大量精力集中在文学史的研究领域。但这也不是说我就放弃了性别研究，而是我不想老谈同一类问题。这也和当时大家对我的指认有关。我一直很反感一种说法——你是一个女性，你就只能做和性别相关的研究。

新京报 ：这也是很多女性学者所面临的问题。

贺桂梅 ：身为女性学者，我一直认为女性身份本身就是一个标签。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特别丰富的，身份也是多重的，比如说我既是一个女性，同时是一个当代的中国人，也是一个文学专业的研究者。所有男性学者谈的问题，我都应该可以参与进去。但当时我的感受是，如果我特别接受别人给我的女性标签，就意味着我好像没有能力谈那些男性学者所关注的问题。

所以一直以来我希望自己的研究格局不受到女性学者身份的限制。当然在面对具体的问题时，我作为一个女性的生活经验、情感的原动力，以及判断问题的方式肯定会和男性学者有所不同。这是很自然的结果，毕竟性别身份是一个社会身份，它制约着每个个体的男性或女性看待问题的视角和方式。

刚才我们提到一种偏见，就是说你是女性，你只能做性别相关的问题。还有另一种偏见，你是女性，所以你做的历史研究或文学史研究，就应该和男性研究者的不一样。人们说的不一样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应该是感性的、柔和的，带有抒情气息的。但我的研究就特别理性，为什么女性学者就不能理性呢？

从这点上来说，我反对性别本质主义的所有主张。就人能够达到的思考能力和思考的宽度而言，性别身份本身不应该是一个限制。

新京报 ：你在过去的文章中也提到，“‘身为女性’这一身份和经验本身，决定着我与性别研究之间牵连不断的关联”。能具体展开讲一讲吗？

贺桂梅 ：这其实涉及我为什么会关注女性和性别问题。我们都知道，性别身份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身份，也是构成自我最重要的一个维度。它的影响几乎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会经历无数敏感的、微妙的、说不清的时刻。我也是到后来才意识到，这些时刻其实是我们和女性这一社会性别身份进行博弈的过程。它通常发生在我们做出了一些不符合这一身份的行为，或是我们感受到这一身份对我们的某种限制。在这样的时刻里，一旦我们接受自己是一个女性，往往意味着接受一些我们所不愿意接受的，或者是被要求的事情。

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第二季）剧照。

作为学者，很原初的冲动就是想要去理解与解答这些困惑。我相信对于一个男性来说，他肯定也存在一些微妙的时刻或对自身性别身份的困惑。但问题在于现有的性别秩序通常有意无意地将男性放置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他们所受到的限制没有女性那么多，因此也就不太会特别关心性别问题。

所以当我接触到女性主义理论时，觉得性别身份及其认同过程是一个我们可以分析、阐释和指认的过程。对我个人而言，这真是很大的一种纾解。后来我很喜欢一句话叫“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可能也是性别觉醒的一个过程，意识到我们遇到的问题不是私人的问题，而是某种社会结构在个体身上的实践。

新京报 ：当你在青年时期接触了这些女性主义理论，再回过头看生活中女性的处境时，会感到愤怒吗？

贺桂梅 ：当时肯定是有的，但我现在都差不多忘记了。其实我们之所以感到愤怒，是因为无法对这样一种感性的、具身性的不平等体验做出解释，我最有感触的是学术真好，因为它可以给我们解释，让我们不要陷在一个非理性的受害的愤怒情绪之中，将这些感性的生命体验化为一种前行的力量，而且不仅仅局限在性别问题之中，它也让我们能对更广泛的社会处境有同情、共情与关切。

1.2

当代中国的三次女性话题热潮：

有承继，也有理论的失忆

新京报 ：刚才我们提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女性话题的热潮。但到了2000年前后，这个热潮怎么就忽然消失了？

贺桂梅 ：我的解释是这样：一来，当时的女性热主要是话题式的热闹，起因是1995年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媒体全面参与，政府大力支持，催生出一批女性作家和女性学者。但整个热潮的形成并不主要是一个自发的过程，缺乏自发性的推动力，因此当这个话题不再是热点时，关注的人就变少了。

另外一个原因是，即便在热潮当中，围绕女性话题的讨论也是个人化的、参差不齐的，真正具有反思性的，或是具有女性意识的思考不多。对于当时的男性批评家学者，以及那些还没有性别立场的女学者、女作家来说，这个热潮并没有促成他们有一个实质性的转变。

所以真正的成果可能是推动了像我们这样正在青春期的年轻学者进入到这个话题领域，同时也激发了部分学者去试图把中国的女性问题推动成为真正有价值的研究领域。

实际上90年代中期的热潮，也是因为确实出现了一批以新的方式书写性别问题的女性作家。比如林白、陈染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在大众视野里。但真正能持续推进话题深度的作品不多。加上市场的操作占了很大比重，最后就从女性热变成了“身体写作”式的看女性，进而被资本市场收编。

新京报 ：近年来，我们也看到新一波女性话题的热潮。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发掘（对“家务劳动”等再生产领域的探讨）、对于父权制与社会性别制度的反思、关于婚姻、家庭等性别政治问题的纷争（最近关于彩礼的讨论），以及关于女性内部的阶层分化问题（例如农村妇女的生存问题、情感问题）等。你如何看待当下这些纷繁的女性话题？

贺桂梅 ：我觉得和当时最大的不同是，最近这些女性话题的热潮是女性自发推动的，大家希望对女性的生活、工作和家庭等场域中的遭遇做出理性的讨论。其中最重要的参与群体多是80后和90后。

为什么这一代尤其关注性别问题？这也有一些可以分析的社会性原因。首要的原因是80后和90后大都是独生子女，在核心家庭里长大，她们成长过程中性别身份的彰显没有那么明显。对她们来说，要求性别平等是一件天然的事情。这是前提。

同时，这一代人之所以感到不满，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她们进入社会，切身感受到女性身份带来的压抑以及女性身份和自我期许之间的冲突。同时，她们回看母亲这一辈时，会生发出更大的不满。因为她们的母亲所生活的年代，是实质性的性别不平等的时期。很多人都是由母亲一手带大，父亲长期缺席。

我记得我在北大讲20世纪女性小说课的时候，有个女同学写了一篇文章讲述自己为什么关注性别话题。她说因为她不想像妈妈那样生活。在她的成长过程中，爸爸基本没参与过。她的妈妈年轻时候也是高材生，但后来就成了家庭主妇。今年我看到《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时，就觉得它是这一代人的叙事。

电影《你好，李焕英》剧照。

另外遇到过一些男生也写了自己是在丧偶式育儿的环境里长大的。他们对母亲有很深的感情，但对自己成长过程中缺席的父亲有许多不满。他是出于义愤才要做性别研究。

我觉得最近这些年的女性话题热潮也是4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产物，是有内发力的社会性需要。同时，它可以展开的空间也是相对广阔的，可以演化成各种各样的形式。

新京报 ：从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今天这一波女性主义热潮与之前几波相比，是否存在延续或者断裂？

贺桂梅 ：当代中国经历过两次女性主义思潮。一次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上世纪90年代。另一次是50-7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

如果我们可以将最近这几年的女性话题热称之为新一波女性主义思潮，它和上世纪90年代的关系基本可以被描述为“理论的失忆”。对于参与这波讨论的年轻人，许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上世纪90年代也有过类似的热潮。所以她们其实还是赤膊上阵，从各自的生活经验出发去谈论性别话题，而缺少理论的追溯和进一步的探索。

有意思的是，这一次的女性主义运动某种程度上复活了50-7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视野和话题。毛泽东时代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结构形态，一直都非常重视女性的问题。

新京报 ：但当时的女性解放是放在阶级维度里进行讨论的。

贺桂梅 ：对，所以当时将它称为妇女解放运动，而不使用女权主义运动或女性主义运动的说法。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是不一样的。我们有必要区分这两个概念。

女权主义运动是西方社会的一种社会运动形式，而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虽然最早的理论资源是从西方来的，但它在20世纪中国展开的形式是不一样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和整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解放运动，还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紧密关联在一起的。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实践本身非常重视女性问题，一直把女性的问题作为整个革命和社会运动的组成部分。

当然它也有它的问题，就是没有特别强调妇女问题的独特性。而是呼吁男女都一样，设定了一个无性别的主体形象。

所以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解放最成功的那一面，是它一举就解决了中国女性的社会权利问题。它在处理父权制，女性阶层，女性内部阶层区分的问题，还有女性与民族这些问题，视野是很开阔的。

电影《春苗》（1975）剧照。

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些对家务劳动的讨论、彩礼的纷争、农村女性的状况其实是那个年代讨论性别问题的主要方式。那个时候讨论性别问题，它设想的主体就是农村女性，而不是知识女性，这是一个阶层的巨大转换。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谈知识女性。

另一方面，前30年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女性自己言说的空间很小，女性从文化观念上去批判那种性别身份的束缚的实践空间也不大。

最典型的是丁玲。丁玲当然是革命的，她也是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同时她也会提出女性受到的不平等对待，比如她的《“三八节”有感》，但是这会被批评为要把女性的问题和党的问题分开。

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解放政策，在1943年有一个大的调整。此前基本上关注的是新女性，就是中产阶级的知识女性，受过教育的城市女性。1943年之后，关注点转移到了农村的女性。整个文化表现上，社会主义的妇女解放形象主要是劳动妇女的形象。

今天谈论女性问题，我认为应该把这两种历史遗产综合起来，要更客观地探究八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遗产和前30年妇女解放运动的遗产。它们都有各自的特点，有自己的优长，也有各自的问题。

1.3

从性别盲到阶级盲，

女性话题，不是单一的性别话题

新京报 ：我记得你在《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变迁》里用过一个特别好的比喻来形容这两次思潮——从毛泽东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性别盲”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热潮的“阶级盲”。

贺桂梅 ：这也是因为文学是一个特别中产阶级的领域，因此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作者都是知识女性也主要表现知识女性，因此在谈女性问题时遮蔽了很多阶级维度的问题。90年代那种个人化写作，它所说的“个人”不是普遍的个人，而是中产阶层内部的个人。

21世纪这一波浪潮，包括刚才所说的这些家务劳动、父权制等制度性问题，也只是很多声音里面的一个声音。主要限于学院和知识界。

如果我们去看大众文化领域呈现出来的女性话题，就会发现关注的焦点与文学界有所不同，最有意思的就是宫斗剧。比如《甄嬛传》《延禧攻略》这样的大女主剧，它们的设定首先还是在后宫，然后再去讨论说女性要如何上位。本质上是中产阶级女性的叙事方式。

电视剧《甄嬛传》（2011）剧照。

强调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遗产，也是因为对于谈论性别问题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平衡。如果我们参照邻国比如日本、韩国等谈论性别问题的方式，它们在上世纪80年代也发生过女性主义运动，但结果就是把女性的问题变成了一个特殊群体的问题以及单一的性别问题，而不是整个社会所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这次讨论的主体更多还是中产阶级的女性。而对中国的农村女性，以及城市里更为普通的女性来说，她们所承受的是更大的性别束缚，更多的是渗透和沉积在日常生活、日常观念里的不平等。很多时候，她们可能会将这些束缚接受为理所当然。

学术界尤其需要自反的能力，但这一自反的能力有多强，是否具有更大的社会效力，视野是不是局限在性别这个单一的领域里，这些都需要我们作出更多的努力。

新京报 ：去年到今年，还有一个比较热的话题是关于全职家庭主妇的讨论。这也涉及女性长期面临的两难选择——家庭还是事业，孩子还是自己。之前张桂梅老师关于女性不要当家庭主妇的言论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你怎么看？

贺桂梅 ：张桂梅能够成为一个热点，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她是近10年关于女性和性别问题被推举出来的一个热点人物。主流社会观念都是要让女性先上学，让她们成为独立的社会成员，结果很多女学生毕业后都去找了一个好老公，回家做全职太太了。张桂梅受到关注是因为她对自己女学生们的不满把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女性命运的问题折射出来，就是：你受了教育又怎样，最后还不是要回归家庭。

上世纪90年代初修订过一次婚姻法。郑也夫那时候出版了《代价论》这本书。代价论的意思是说，为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必须要有一些人作为牺牲品，承担代价。当时女性的反应很大，对他的批评也很厉害。有一个人大的副校长公开支持全职女性，也被骂的很厉害。所以让女性回家这些讨论其实一直存在。

所有的女性问题或性别问题会面临一些根本性的原点问题。比如说生育问题、家庭模式问题、社会性别身份问题、儿童社会化问题、职场领域的性别不平等等。所以我们在讨论女性问题的时候，我比较倾向于不是笼统地谈，而是首先区分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面，比如说在生育这个问题谈，在家庭的问题上谈，在工作和社会上面谈，在文化领域谈。因为一个女性从小到老的整个生命过程，在每个阶段所遇到的焦点问题是不一样的。与此同时，所有这些问题构成总的女性问题系。因此，一方面要区分不同的问题域，同时也要对性别身份导致的结构性原点性问题有总体的认识。

新京报 ：就你的观察来看，有没有一些新的女性主义理论资源出现？

贺桂梅 ：我一直比较关注这块，市面上能买到的新书我都会买。就我的认知来说，从理论而言，在性别话题的深度和广度上，我自己比较喜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性别理论。近些年学生们都很关注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提出的厌女症问题，以及许多中国学者对性别社会问题的探讨，感觉上，这些讨论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会相对深入。

新京报 ：这种理论资源迟迟没有得到突破的原因是什么？

贺桂梅 ：这也不只是女性主义理论的停顿。我认为，理论的能力问题其实是一种整体性的想象力问题。西方社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最有想象力的时期。那时候的人们相信解放，也愿意通过行动和思想的实践去推进社会议题。上世纪80年代以后，整个社会进入到一个缺少想象力的时代，也可以把它叫新自由主义时代。从理论的层面来说，六七十年代出现了诸如福柯、波伏瓦、萨义德等一批知识分子。但是8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没有出现更新的突破，反而是遭遇到很多理论困境。而中国社会从五六十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到80年代女性问题的提出，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

近30年来，无论是中国还是全球，在理论的想象力上，我认为并没有很强的原创性突破。在女性问题方面，不能说没有推进，比如巴特勒等人的出现，但是这些理论都是哲学式的、学院式的，缺少社会实践和社会动能，最终局限在学院内部的讨论。

所以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关于社会想象力和理论想象力的问题。比如说在19世纪，我们都相信要追求一个更平等的社会，所以劳工运动、女性运动都不断推进。这也和整个工业革命所塑造的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态相关。

但近30年来，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信念和诉求。一方面，社会主义实践进入冷战的终结阶段，另一方面工业社会已经走进后现代社会。人越来越生存在一种系统化的、高强度控制的、技术主义把控的状态当中。

新京报 ：无论是这种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解放运动还是90年代的女性热，它们都有各自的优长和短板。对于今天这一波女性主义思潮，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贺桂梅 ：首先要了解前面的女性解放的实践史。我们现在很多的讨论都是失忆式的，也就是不关注也不大了解前面有过的实践、做出的理论累积。但如果不了解历史，不知道前面的人做过什么，就难以判断造就性别问题的社会原因，无法在前人基础上继续推进，更别说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而在现代性视野中做出新的突破。

另外一点是需要人文学的想象力。就是说我们在谈论一些个人的或特殊群体的问题的时候，如何可以把它放到一种更大的视野和更大的社会结构来讨论。这个话题的批判性和生产性不是仅仅局限在被学院、媒体、话语权、阶层等因素限制的范围，而是能够形成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共识，形成有效的判断并生成改变现实的诉求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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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新启蒙、现代化理论

与人文学的想象力

2.1

构成当时诸多思潮的，

是一套“现代化理论”的范式

新京报 ：我们来谈谈今年再版的《“新启蒙”知识档案》这本书。你对当时的社会思潮、文学观点、价值观念做了系统性的梳理，也带有很强的反思意味。今天回望这项研究，你会如何评价它在你的诸多研究中的位置以及它在80年代研究中的位置？

贺桂梅 ：整体来讲，《“新启蒙”知识档案》是我第一本成熟的学术著作，也是我的研究风格和思想视野逐渐成熟的过程。这本书脱胎于我的博士论文，当时做的是《80年代和“五四传统”》。选定这个题目时，正是中国知识界关于“新左派”和“自由派”论战时期。我作为文学系学生亲身卷入其中，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冲击。

但在当时，我对80年代没有很深的累积，研究得很吃力，完成以后也不是很满意。后来我花了10年的时间做了其他的工作，再回头用知识社会学的视野重新研究80年代。直到2010年，这本书才正式出版。到今年再版，我仍然觉得这本书没有过时，而且可能有一段时间都不会过时。

学界对于80年代文学与文化，往往把它当成是一种现实性的对象来加以描述，缺少历史化的视角。一种是历史当事人的采访。另一种是在80年代的知识体制中，将80年代文学分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进而在历史化的面向上做一些作家作品的研究；还有一种是比较老派的文学史资料整理。

《“新启蒙”知识档案》这本书带有跨学科、跨领域的视野。我的导师是洪子诚老师，他的学术纯度很高，我受到他的学术训练，所有问题的讨论都要基于史料。我在这项研究上下的10年功夫，很大的经历都在梳理和阐释各种史料文本。对80年代这6个思潮以及相关史料的把握，我自认为是比较全面和严谨的。

新京报 ：你在《“新启蒙”知识档案》绪论里涉及许多方法论层面的思考，也提到这本书的主要考察方法是“知识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强调知识与权力之间的运作关系。能不能讲讲为什么选取这样一种研究框架？

贺桂梅 ：知识社会学主要是曼海姆的理论。曼海姆讲过一个农民的儿子的故事：如果一个农民的儿子一辈子就在村里生活，他的视野就局限在这个村庄里面，村庄塑造了他的世界观。但当他到了城市之后，就会意识到自己原来的那些价值观是有限的，是和村庄这个环境嵌套在一起。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还可以有更大的视野，看到村庄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这个故事说的是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思路——每一种理论和知识都有它的视角性。这也是我所关注和强调的，任何理论阐释肯定是特定视角下的阐释，而不是普适性的阐释，哪怕这一理论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也一定受制于研究者置身的环境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提供的视野。

知识社会学的另一重要特征在于强调从“总体意识形态”和“整体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理解“特定意识形态”即个体的、经验性的特殊表述。“特殊的意识形态”是说个人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是受到环境限制的，而我们可以在一种更大的总体性社会结构里面来解释这些特殊性。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德]卡尔·曼海姆著，黎鸣/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2月。

因此，当我们重新考察80年代中国文化，知识社会学的好处在于它一方面强调任何知识都有其视角性，强调80年代所生产出来的知识与当时的社会语境的关系。同时也要求我们以一种新的超越性总体视角，来重新定位那些文学与文化思潮背后的知识装置与历史内涵。

新京报 ：在讨论80年代文化思潮的时候，你也提出过这些思潮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现代化范式。如何理解“现代化理论”范式对当时知识界的影响？

贺桂梅 ：现代化理论实际是由上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知识精英所发明的一套叙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范围内出现许多脱殖后新成立的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一方面可以走美国式的道路，也就是所谓民主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可以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现代化理论叙事实际上是在冷战格局中如何争夺这些国家的背景下发展出来的。

争夺不仅仅是权力、军事的争夺，也需要知识的争夺。当时的美国便集结了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高校知识分子，共同提出了现代化理论。

如果回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界，这本书里提出的人道主义、现代主义、寻根思潮、文化热等文学思潮，它们在激发人的感情时，背后都涉及对中国社会的总体性设想。而这套设想的资源就是现代化理论。比如人道主义思潮是关于人的理解，强调人性是自然的，要与政治性对立等。这套说法和现代化理论对于个体的描述是一致的。

当然，当时中国社会对于现代化理论叙事的接受也不是简单的移植，而是围绕当时的历史处境和特定思想资源进行的再生产过程。我在书里也强调它其实是作为“现代化理论”的范式被人们所接受。实际上，80年代能提供的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就是现代化理论。

2.2

当人的生存境况发生根本性转变时，

我们尤其需要“人文学的想象力”

新京报 ：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怀旧是当下文化中的突出现象，侧面反映了大家对于当时的时代面貌与精神气质的向往。在你看来，当我们今天提到80年代，它留给当下最重要的遗产是什么？

贺桂梅 ：事实上，当前中国知识界主导的知识范式、知识形态和价值观都是在80年代形成的。可是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还是沿用80年代那一套知识体系、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话，我们根本就不能回应21世纪的问题。

我们需要将80年代还原到特定的历史语境、全球格局和社会结构中。这样一来，我们才会看到80年代和前30年的关系并非全然的断裂。如果没有前三十年的积累，包括经济体系、革命意识的塑造，80年代就不会发生。如今回看，虽然当时的人们从灰色的“文革”时期走来，对于过激的社会主义文学和文化很不满，可实际上整个文学领域的组织形态都还是社会主义式的。人们对于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想象方式，也都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无意识或潜意识的投射与重构。

80年代在今天的意义，当然不仅是知识性的意义，因为80年代所生产出来的知识是有限的。更重要的在于80年代那样一种突破僵化的现实格局、探寻新世界的精神和情感气质。

80年代最喜欢说的词叫“启蒙”，我这本书也叫“新启蒙”。这是因为80年代的镜像是五四时期，当时人们想要接续五四传统，重新启蒙。

但“启蒙”的实质性内涵究竟是什么？启蒙本身是一个精神气质问题。它的初衷是我们要认识自己，摆脱未成年状态。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要达到启蒙的精神气质，就要去追求一套特定的知识，也就是人文知识。80年代所接受的也正是这一套知识。

我们今天重新理解80年代的新启蒙，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第一，我们要有勇气认识我们自己，这是启蒙的最终目标。

第二，我们如何认识我们自己。这里我想提一下福柯。在福柯看来，当我们说认识自我时，并不是说人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自由的含义也并不是说不受任何限制。启蒙的含义是关于自我的批判的本体论，也就是首先要认识我们是怎么成为我们的，我们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们为什么这么想问题，这么说话，这么做事情。接着，福柯又说我们要做一种知识谱系话语的考古学，厘清我们怎么成为了今天的自己。然后，再去撼动那些我们可以改变的东西。也就是说，在承认既有的历史条件的前提下，我们要去改变那些偶然的、可以重新打开的地方。所以他说的自由不是抽象的自由，而是在已有的条件里去探索新的可能性。

福柯

新京报 ：这让我想起你在书里提到的“人文学的想象力”。

贺桂梅 ：对，这是我特别想要提出的一点。这一概念最初的灵感来自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

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主要针对的是主流的、体制化的社会科学，体制化的社会学太过关注数据统计，缺乏反思能力和批判能力。他认为，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意涵在于把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里的公共议题沟通起来。这是一种特别具有生产性的和批判性的思路。

延续这一说法的是英国的吉登斯。他在《社会批判学导论》提出，除了社会学的想象力，我们还要有历史的想象力，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知道今天，还要知道过去的人类是怎么走过来的。同时也提出人类学的想象力，就是不能说我们熟悉的现代社会群体的组织方式是唯一的，而应该尊重人类历史的所有经验以及那些与欧洲不同的文明形态，它们的生存方式自有独立的意义体系。

我最早提出“人文学的想象力”，主要针对的是文学界的说法，尤其是从80年代到21世纪，文学界一直强调“纯文学”，要将文学从政治控制的语境里摆脱出来。这也使得文学开始陷入纯审美的、纯个人的、纯感性的领域，和社会的互动关系变少了。

这样的观念不是不对，但它实际上制约了作家，也制约了研究者。我最近参与北大中文系的小说奖评选，密集阅读了15年到17年之间的30多部小说作品。我真的觉得我们的文学变得好没有力量，大部分作品都是以个人的视点讲述自己的困扰与焦虑。小说经常就是通过死亡，或从生活中消失为结局。这种个人化的纠缠所指向的是一种没有希望的生存境况，让人读得很郁闷。

另一方面，对纯文学的过分强调也让文学研究的视野越来越狭窄。文学批评开始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聚焦的问题和材料特别细小。对文学性的理解最后都落入到抒情和审美，最多谈及语言艺术，而失落了文学之为文学的那种解释世界的根本性视野。

呼吁 “人文学的想象力”，其实是打开自己，将个人的问题、文学的问题放到一个大的社会结构关系层面进行讨论。第一步就是要跨出去。我们要知道同时期、同结构下，其他学科在谈论什么问题。这必然牵涉到理解社会结构和国家的组织方式。这方面，社会科学是最有效的。但如果文学只是跟在社会科学后面，也是不行的，还是要在文学的学科体系、结构关系发挥它最独特的力量，即基于人的感性和情感的体认。这种体认表面上看起来是非理性的，但其实是人的潜能的发挥，你的视野越大，你所能想象的空间就越宽阔，文学的能量也就越大。所以人文学的想象力最初是为了重新激活文学的力量。

新京报 ：对于当下的社会境况来说，人文学的想象力能为我们带来哪些启发？

贺桂梅 ：首先还是要回到人文学这一概念。人文学，广义上是指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包括与人相关的价值、情感及体验。它最早是在欧洲启蒙运动里提出的，在摆脱宗教控制过程中形成了这样一门学科，也构成了16世纪以来西方人文学知识的主脉。

回到中国的语境里，我们文化的传统其实一直都扎根于人文主义脉络。与强调人的自然本性的“人道主义”不同，“人文主义”更强调人自身的修养和修炼所能达到的境界。孔子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我们不说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只做那些人力所能做的事，同时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人文传统特别强调人的能动性力量。

之所以这个问题在今天变得特别迫切，是因为组织整个社会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说互联网、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技术的发展，不单是将人从现实世界隔离到虚拟空间，也改变了社会运作的形态。其中有很多技术性的支配力量实际上是反人的或非人的，而人本身最为独特的、最具有人文性质的内涵在今天似乎都可以消失。这样一来，人的生存状态也会变得越来越消极和被动。

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剧照。

召唤人文学的想象力，首先要认知人的被动状态。也就是说，要重新认知今天这些制约着人的生存状况的历史性条件及物质性基础，也包括技术控制人的基本方式。

现在有两种引人注目的人文思路：一种叫“后人类主义”理论，就是说我们不是以前我们所认为的“人”，另一种是复兴古典学。古典学的复兴确实有它的道理。它们认为，现代世界里的人越来越病态化，所以我们要回到现代和古典交战的那些基本问题上，从例如《论语》《理想国》这些经典里面汲取力量，因为它们对人的理解是更整全的。

这种思路肯定是需要的，但是古典学的兴起并不意味着我们都要回到古典时代，而是我们要重新去学习和把握这些经典所提供的关于人创造自己、创造世界的方式、视野和能力。

同时，人文学的想象力强调的还是人的能动性，我们需要在把握现有的物质条件和组织形态的基础上，用当代人的方式去想象属于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新京报 ：学界对这本书的评价有发生什么变化吗？

贺桂梅 ：我的研究一直都是既在专业里面，又跨在专业外面。文学界做当代文学特别是80年代文学研究的人比较多会读这本书，它也是一本基础性的参考书。如果仅仅从文学研究去看这本书，很多人对我使用的理论会觉得陌生，所以阅读起来也比较困难。

另外，许多文学研究者比较习惯那种作家作品的批评讨论，而我会把作者作品糅到一个思潮里讲，同时还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因此，在专业圈里能够比较有深度地讨论也不多。

有意思的是，我听到的许多反馈来自文学圈以外。比如社会学、艺术、历史这些学科的学者会更多跟我谈起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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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女性榜样、治学生活

与学术抱负

3.1

女性榜样：

跨越年龄和代际的命运汇流

新京报 ：在你的研究生涯与生命经验中，哪位女性对你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与启发？可以是学术意义上的，也可以是性别意识层面的。

贺桂梅 ：丁玲对我的影响比较大。一方面是我很喜欢她的人格样态和文学创作，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她是需要被解释的，不能完全以喜欢一个作家的方式去对待。

因为我是研究女性文学的，当然会大量接触20世纪女性文学经典作家，比如远一点的有冰心、卢隐、丁玲、萧红、张爱玲，近一点的有张洁、王安忆、铁凝、林白、陈染等。我的一些朋友特别喜欢萧红。虽然我觉得她很有天分，也很有文学才华，可我真的不大喜欢她身上那种自毁自怜式的调子。丁玲的自我是强大的，她最重要的特点在于敢于不断地跨越自己。最初她带着《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以最摩登、最激进的形象出现在文坛， 20年代后期她向左转，开始表现“他人”即老百姓、普通人的生活。夏志清等人觉得丁玲的这种创作转向，是她江郎才尽的表现。但我觉得她最大的勇气就体现在这里，她敢于跨出自己的舒适区，去表现自己不那么熟悉的普通民众，敢于突破中产阶级女性自我的局限，并在艰苦的磨炼中形成更加结实的自我。

晚年丁玲

在我看来，丁玲是20世纪最具女性意识的女作家。她的性别立场很明确，她的文学创作也始终关注女性问题，同时不限于女性问题。80年代丁玲晚年受到的争议尤其多。最近一年多，我重读她80年代写的许多作品，包括写她自己30年代被幽禁、50年代被批判，以及北大荒经历等的作品。我觉得她晚年的精神境界很阔大，同时有一点自嘲，也有一点无奈。不过这些都还没有得到更有效的阐释。

新京报 ：女性学者这块呢？对你影响比较大的是谁？

贺桂梅 ：北大这边有许多出色的女性学者，包括戴锦华老师、乐黛云老师、夏晓虹老师等。对年轻的女学生来说，她们的存在是一件很值得安慰的事情。比如说当你作为一个女学生，被性别问题困扰，经受周围人的怀疑和自我怀疑时，你忽然发现戴老师还能做得那样好，就有了勇气和动力。仿佛她们在前面，作为学生跟在后面很踏实。这也是我做学生时候的心态。

很大程度上，她们构成了我作为女性学者的学术传统。当然，戴老师对我的影响更大一些，她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学术和思想领域。如果北大中文系没有这些女老师，我估计也不会有太多学生做女性研究。戴老师当时就是明星老师，她在北大的课一直一座难求，很多学生特别是女学生都很喜欢她。

但对我来说，我会更愿意深入到她的学术理论中去。戴老师教会我的，第一是理论层面的打开。戴老师主要研究电影，语言学转型后的理论在电影领域是发展得最早，也是最成熟的。当时我们中文系的主要学术理论资源还停留在审美批评、新批评理论，戴老师给我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理论资源和批判视野。

第二是她的研究格局。戴老师不仅做理论，也做电影研究、性别研究、大众文化研究。这些都是非常前沿而且覆盖面很宽的领域。

3.2

从生活到学术：

“走出去”，与现实对话

新京报 ：在学术研究之外，你日常都喜欢做哪些事情？

贺桂梅 ：看电影和读书。也喜欢到各地走走看看，以前纯粹是旅游，现在更希望通过自己的眼睛去看看中国社会特别是基层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变化。从去年到现在，因为疫情期间不能出门，我把家里书柜书架都整理了一下，重读那些经典性的书籍和电影。

我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主要的休息方式是看电影。几乎每天都看一两部电影，有时间可以休息，坐下来的时候就会看。我看电影当然是有一些选择性的，一类是史诗性的影片，以及一些涉及根本的价值观，比较具有深度的影片，比如说像《骇客帝国》《一代宗师》《十诫》《教父》等。这种选择也跟年龄有关，人到中年以后，有相应的人生经验和思考的积淀，即便是休息式地看电影，也不大可能是纯粹娱乐式的放松。而会选择那些能够提供一些反思性的思考，涉及人生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或社会问题，而且艺术质量比较高的影片才能看得下去。

电影《十诫》（1989）剧照。

还有一类是亚洲的武侠电影，因为比较轻松，也是因为我对这一类型电影比较感兴趣。另外也会根据兴趣集中时间看一些国别和区域电影，比如韩国电影、日本电影、英国电影等。当然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地区）各个时段的电影是必看的。这主要是为了做研究而看。

以前买了很多书，好多都没有时间读。原来都是为了写论文或写书而看，现在主要是根据我感兴趣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世界与欧洲文明、辩证法理论、古典政治哲学、批判性社会科学、帝国与传播、沃勒斯坦等反思社会科学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书籍，还有各种中国文明史研究的著作与经典。当然，这样的阅读潜在的动因都是希望在更开阔的视野中理解当代中国。

新京报 ：你曾提到，当“20世纪”“中国”和“文学”成为需要被追问和质疑的范畴时，我们需要重新讨论、命名和论述20世纪中国文学史。“重写文学史”似乎是你一直以来的野心，你也试图从中建立自己的理论风格。你会如何描述这种理论风格的原创性？在现代文学史、思想史领域，你想要激活或者打开的是什么？

贺桂梅 ：我确实有“重写文学史”和建立自己理论风格的诉求，这是一以贯之的，简单来说是我力图把社会与文化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者结合起来。一方面，我比较重视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所以被称为“学院派”）。同时，我也注重从理论出发，立足文学研究，回应当代中国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所以被人称为比较“晦涩”），注重对重要作家和文本的重新解读（这是“批评”的涵义，但不仅仅是当下批评）。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50-80年代）处于整个思想界的前沿位置，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因为对“纯文学”和专业化的强调，研究界很大地丧失了回应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我试图在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视野中，重新激活文学（文艺）研究的活力。

所谓“人文学的想象力”，既是“走出去”，从专业化的文学研究中走出去，和社会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话；也是“再激活”，把文学研究放在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研究的总体性视野中，讨论它可能具有的思想力和与现实对话的能力。

新京报 ：你接下来有哪些研究计划？

贺桂梅 ：我的研究计划还是两块，一直在推进中。一是关于当代中国的研究。我已经做完了当代中国5个时段的文学史研究，接下来希望自己能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对现当代中国的核心问题形成具有个人思想特点的综合性研究成果。

另外是性别方面的研究。我在性别研究这块做了很多年，但目前出的成果就只有一本书。其实去年我刚写完一本书，用9个女性形象来讲当代中国性别制度的变化。但还需要做些修改。还有一本是关于20世纪女性经典的书，很快也会出版。

性别研究其实是一种综合性研究。既需要理论的累积，也需要对现实问题的把握。我希望之后能将文学研究和社会研究、大众文化和理论问题、20世纪历史经验与当下中国问题综合起来，做出一些更具个人学术风格的突破。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青青子；编辑：青青子；吕婉婷；logo设计：郭鑫；校对：杨许丽。题图来自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第二季）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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