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整肃风暴进行时：基层代表委员呼吁足协改革

作者：澎湃新闻

发布时间：2023-02-18 13:37

快照：

陈戌源随着国足原主教练李铁，中国足球协会第十一届执委会成员、原秘书长刘奕，中国足球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兼国家队管理部部长陈永亮以及中国足球协会主席、党委副书记陈戌源等人接连被查，足球领域掀起的整肃风暴引人关注。澎湃新闻注意到，近期，中国民主建国会四川省遂宁市委员会微信公众号“遂宁民建”刊发了多则基层代表委员关于中国足球的提案建议。有代表委员指出，足协应该提高运营透明度，另外，不再为了短期成绩提升而去邀请外籍大牌教练，脚踏实地搞好青训才是正道理。

“李铁竟然也出现这种腐败案件”

其中，民建大英县总支会员、遂宁市政协委员、船山区政协副主席林云，民建大英县总支会员、县人大代表王黎明反映：足球为世界第一运动，深受各国人民喜爱，但中国足球发展尤其是男足历来让人诟病，足球协会作为行业管理机构，更是遭受社会各界无数次的批评，国内足球环境也是每况愈下。作为中国球迷，对足球成绩本不敢奢望，但足球运动员们在场上表现出的拼搏不积极着实让人气愤和失望。

李铁“原国家男足主教练李铁案爆发后，迟迟让人心情不能平复，李铁作为2002年世界杯国家足球队主力球员，是目前整个国家少有的在世界杯赛场上踢过比赛的人，对中国足球是应该有情怀的，竟然也出现这种腐败案件，足球队员们在场上的表现也就不难理解了。”林云、王黎明指出，从近邻日本、韩国足球成功的经历来看，成熟的青训是不二路径。国内足球环境每况愈下，社会各界更是把男足当笑话来看，家长们不愿意把孩子送去学习足球，青训的对象越来越少，足球人口不多也就选不出好的苗子，本应该去踢球的小孩课余时间更多是在玩手机等电子产品，足球发展呈恶性循环状态。此外，各地对体育场馆的建设也是越来越重视，投入大笔资金和土地建设大型体育场，更多成为城市地标性建筑璀璨夺目，但是这些体育场一般人进不去、用不起，场馆外圈硬化广场也是被坝坝舞占据。总的说来，体育设施更多是来看的，不是来用的。

林云、王黎明还表示，从1994年中国足球联赛开始以来，国家队和俱乐部层面邀请的大牌外籍教练数不胜数，使用较多资金，但效果并不明显或者不可持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好的运动员苗子，再大牌的教练也无法带领队伍取得好成绩，大额的外教费用也就打水漂了，要想持续取得好成绩，脚踏实地搞好青训才是正道理，没有捷径可走。

为此，他们建议，提高足球协会运营透明度。足球受到广泛关注，每当遇到国家队输球，足球协会就会迎来铺天盖地的批评，否定足协的一切努力。究其原因是大家没有看到足协的工作过程，一味关注比赛结果也是不客观全面的，对足球行业发展也是不利的，足协应该提高运营透明度，对年初计划、年中执行、年末评估等都向全社会公示和接受监督，引导社会各界理性看待输赢，支持国家足球事业健康发展。

另外，提高青少年在校期间足球课程的比重，指导地级以上城市在周末等课余时间开展足球比赛，把青少年从手机等电子产品中争夺过来。在城市公共空间开辟免费足球场所，营造全社会良好足球氛围，提升青少年的足球兴趣，大力提升足球人口数量。通过足球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全体青少年积极拼搏，乐观面对人生一切挑战。

他们还呼吁，不再为了短期成绩提升而去邀请外籍大牌教练，将有限资金更多用于培养本土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和管理人员，要借鉴国外先进足球经验，可以派员外出学习。合理设置国内运动员薪酬上限，鼓励运动员出国踢球提升竞技水平。重视运动员场外管理，对于短期内取得较好成绩的运动员，拒绝媒体广泛追捧而提高商业参与性，杜绝场外因素影响运动员的拼搏动力。

“改革中国足协的机制体制”

“2022年在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上，中国男足给全国人民交了一份非常糟糕的答卷，曾经的亚洲一流强队已经沦为亚洲三流球队，这让广大球迷非常失望，呼吁足协改革的声音越来越高。中国男足必须痛定思痛、深刻反思，全面改革，从基础抓起。”民建遂宁市委园区总支会员、遂宁市政协委员、民建遂宁市委副主委、秘书长黄鹏反映。

黄鹏提到，由于中国足球总体水平低，难以走向世界，加之黑幕、假球、贪污等丑闻频出，让广大球迷失去了信心，降低了参与热情，导致市场发展不充分，职业化道路艰难，越走越窄。青少年从事足球运动发展空间不大，成功的概率非常低。家长权衡考虑，基本上不愿意让子女走足球职业化道路。

为此，黄鹏建议，要根据国情特点，大刀阔斧地改革中国职业联赛、改革中国足协的机制体制，培养更多队伍，举办更多高水平联赛，向世界接轨，促使其健康、规范、可持续化发展。坚持市场化运作足球职业俱乐部，按照公司化管理，自负盈亏。要加强与亚洲和欧洲职业联赛的交流，在人才培养、商业运作、技术交流等方面全面合作，为中国足球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民建遂宁市船山区总支、四川职业技术学院本草文化研究院综合办主任冯耀文在《我国足协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及对策》一文中指出，中国足协作为行业性的自治协会，也是一个社会团体，常理上应由与该行业有关的利益团体进行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然而在实际的操作中，中国足协更多表现为半官方的身份，足协的官员本身又具有行政级别，这就使得足协具有较强的行政性，足协代表大会和执委会形同虚设。

文章梳理道，中国足协依赖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国足协章程》《民法通则》《体育法》《国际足联章程》和《亚足联章程》。但相关法律法规更多的是对足协进行原则性的规定，中国足协章程更是流于形式，在实践中更多依赖于上级的“红头文件”，在决策执行方面缺乏弹性和灵活性。同时对于足协的决策和执行也缺少监督。此外，足协章程规定与足协相关的法律纠纷不得提交法院，而只能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仲裁委员会又是足协内部的专门委员会，其本身的公正性就难以服众，足球俱乐部及球员的利益也就得不到合理的保护，因此建立一个独立于足协的由足球相关专业人员参与的仲裁委员会刻不容缓。

对此，冯耀文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充分吸纳足球相关利益主体参与决策、执行和监督。作为由多种利益主体交织的足协，其改革必须强调服务对象的参与，首先应克服其自身的单一行政性，撤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取消人员编制，充分吸纳政府人士、足协专业管理人员、专家学者、足球人士、足球俱乐部成员、地方足协等相关利益主体参与足协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以实现足协的社会化、自治化、市场化和透明化。

二、完善相关治理法律法规。在足协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足协进行精确的职能定位，使足协的管理活动在决策、执行和监督程序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从而为实现足协治理的法治化、现代化提供完善的法律保障。

三、建立独立的足球仲裁机构。在完善足协内部管理体制的同时，必须建立独立于足协的仲裁机构，该机构由相关法律人士、足球专业人士、相关专家构成，针对足球相关纠纷依法独立处理，从而有利于足球纠纷获得更加公正合理的判决。

民建遂宁市委文卫总支会员、民建遂宁市委青联委主任陈舒扬也反映，目前中超联赛由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运营，表面是独立公司，但实质隶属于足协，表面运营整个联赛，本质上局限于项目招商，导致联赛受行政指令影响严重，失去“职业化”“市场化”的先决条件。

另外，受各方面因素影响，中超联赛为赛会制、且比赛均在同一年进行，与国际主流的联赛主客场制、跨年制步调不一致，加之明年亚冠联赛也将采用跨年制，总体结构的不同会使各球队身心俱疲，同时又因为赛会制联赛，让球队失去球迷支持，让足球脱离发展基础，更加不利于中国足球发展。

陈舒扬建议，坚定真改革的信心，加大对足球领域反贪腐的查处力度，尽全力降低“场外因素”对足球联赛发展的影响制约；“管办分离”，让中超公司独立运营，建立完善的俱乐部进出入和竞争机制，减少行政命令干涉的同时，严防足球联赛变为“政绩工程”；继续鼓励、刺激专业俱乐部青训发展和球员留洋，提高足球联赛的整体水平，提升中国足球形象，提高中超联赛商业价值；调整联赛结构，取消持续两年之久的赛会制模式，接轨亚足联实行跨年制。实行主客场制模式，让球队有自身成长的土壤，激发中国球市内在的动力，营造更加良好的足球氛围。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举报/反馈

“断血100万”的中国足球青训：阎世铎，不要成为流氓无产者

作者：中场阴谋家X

发布时间：2023-02-10 10:44

快照：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二日，阎世铎再次语出惊人：“按照“流氓无产者”的标准，中国足球在一九九七年就成功地将‘无产’改造成‘有产’了，现在要解决的是‘流氓’的问题。”

彼时的中国足球黑哨问题层出不穷，国家队将帅失和的消息不断见诸报端，但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阎世铎这样的行事风格，直到后来习以为常的麻木，“到最后阎世铎变成孤家寡人，媒体批评，足协内部阴奉阳违，俱乐部造反。”

从“人民足球”到“快乐足球”，再到当时被称为“未来”的“中超足球”，阎世铎用他那豪迈的嗓音诠释着他对足球运动的理解和投入。

他在上任仅半年后就作出“暂停联赛升降级”的决定，引起极大争议。接着在说出“杀无赦，斩立决”的豪言后，十年甲A落幕。而当阎世铎的历史刚刚开始时，却面临着“超白金”的惨死。

世界杯出线、处理黑哨、奥运会世界杯相继出局、女足惨败、中超躯壳、罢赛事件，这些都是阎世铎领导足协时经历的大事件。

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里，他所遭遇的风波事件和讨伐之声，是他的前任和继任者无法相比的。

足协代名词

“一个上任初满怀理想的新官，在施政过程中处处碰壁后，变得越发实际，开始不惜代价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

这应该是阎世铎离任以后，大众对他最统一的认识。

上任之初，他力排众议，确立了行事风格被很多足协官员看不惯的米卢在国家队的核心地位，并在某些实力球员入选国家队的问题上动用实权。

当年十强赛激战正酣时，阎世铎亲率中国队远征阿联酋，大战前夕，老阎却饶有兴致地与随军记者侃起了青少年足球。

他说，阿根廷同行告诉我，“让孩子踢球，不是为了金牌，而是一种体育精神的追求”，他的“人民足球”就是受到了阿根廷人的启发。

国家队从韩日世界杯预选赛中出线，成为了他任期内的最巅峰时刻。期间，其政治手腕已逐渐显山露水。

直到多次表演翻脸不认人的好戏后，阎世铎留在人们心中的正义形象已彻底化为乌有，展现出的是一个赤裸裸的政客嘴脸。

从联赛引发并升级的假球黑哨案，无疑成为了阎世铎仕途的阻碍。正当大家期待他将怎样施以重手的时候，那个中国足球史上唯一的一场官司，最终在只处理了龚建平后，不了了之。

在很多人看来，阎世铎是历届足协领导中对青少年下功夫最大的一位。世界杯之年，他开始抓青少年足球，启动“百队百万青少年足球工程”。

工程梗概是，将全国划分为九个大区，建立各自的青训体系，争取每年有十二万青少年接受训练，每个大区有一百支球队参加正规比赛。为此，中国足协每年向每个大区拨款一百万。

可惜所谓的大区足协根本不存在，省市足协也不像中国足协那样，是一个有职有权也有充足经费的一级政府管理部门。

管理的滞后或缺位，或者说计划本身的脱离实际，让这个看上去很美的工程差点演变成灾难。

不少地方为了拿到一百万巨款，纷纷采取临时凑数的办法，以大打小，专业队打杂牌军，打了一两场就退出解散的层出不穷。比赛时的打架斗殴更是家常便饭，甚至还出现场上球员掐架，场边教练、家长掐骂的丑陋一幕。

最终，阎世铎设想为期三年的该工程，只维持了一年就匆匆破产。

中超进行时

如果能用两个字来形容阎世铎，几乎所有人都会想到“政客”这个词。

作为政策方面的专家，阎世铎并没有一味继承，而是大有推倒重来的决心。用中超顶替旧有联赛，就是他在这方面的革命性创举，这也被认为阎氏革命的标志性产物。

二零零四年三月，在“在五六年内赶超亚洲最规范的职业日本足球联赛”的口号下，这个阎世铎力捧的新赛制粉墨登场，但仓促上马使得发育不良的中超很快成了一个四不像的怪胎。

在换了一个新马甲之后，中超没有抹去旧有的痕迹，它不仅继承了所有问题，还滋生出新的病症。

为了给奥运会预选赛让道，联赛被史无前例地安排到五月开打，但早春三月，国奥连续两场失利。备战四年、糜费上千万的国奥，仅仅打了两场后，就在事实上出了局。

阎世铎不得不赶到武汉向球迷道歉，甚至泪洒当场。他还公开承诺，待全部比赛结束，他将承担全部责任，这自然又是一张空头支票。

可怜的中超，就像一个被始乱终弃的怨妇，先是被迫给国奥让道，连一个堂堂正正过日子都搞不定，然后是亚洲杯和预选赛无休止的肢解。

尽管国奥三月就玩完，但中超却一直等到五月国奥比赛全部结束时才开打，中超仍只是“出线足球”的小媳妇儿。

跟随着中超翻涌而来的，是一场足协与投资人真正的正面交锋。北京现代揭竿而起，此后大连实德等七君子聚众公开叫板足协。

彼时，国家队也是危在旦夕，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关键时刻，阎世铎接连化解了投资人的多次攻势，最终让看上去势在必得的投资人革命以失利而告终。

但这次影响极大的资本革命事件却让中国足协威信扫地，也让中国足球联赛成为永远被怀疑的对象。

其实阎世铎本有很多的时间来与改革派沟通，以便缓解矛盾，但是他却总是说得冠冕堂皇，让改革派认为足协已经认可或者至少部分理解了自己的想法。

足协放不下官架子，那么他在改革中就永远是被革命的对象。而这也是阎世铎从体育总局内部的改革者到既得利益当权者转变的一大悲哀。

中国足校之死

“那时候，我们有将近一百名教师和教练员，那时候我们有一千多名学生，我们八九、九零这个年龄段，拥有十三支球队，三百多人。可是，逐步恶化的足球环境毁了这一切。”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是中国足球学校最辉煌的时期。一九九六年首次招生二百八十六人，报考学生达到了三千多人。一九九七年，报考人数更是达到了三千五百多人。

在中国足球学校最辉煌的时候，先后在北京、沈阳、青岛、洛阳、重庆、长沙、新疆、南宁、北海、湛江、贵阳和英德开办了十二所分校。

但在二零零二年之后，足校的招生情况越来越不乐观，到了二零零八年，足校准备招生一百六十人，报考的只有五十人，女孩子更是只有五个，还有两个在考试时因故没有前来。

二零零九年，情况更加惨不忍睹，中国足球学校也停止了招生工作。

追溯这一切的源头，还要回到中国足校创立之初。当时确立了一条办学原则：足校将依托国家体育总局秦皇岛足球基地的现有措施，实施“自主报名、自主招生、自负盈亏、不包分配”，简称“三自一不包”。

在足校创立的时候，中国足协向中国足球学校每年提供一百万的资金支持。但在阎世铎任上，他终止了这一百万的资金支持，足校成了真正的自负盈亏。

随着支持下降和大环境的变化，中国足校的处境日益艰难。

他们不是培养不出球员，只是很难从球员中获得收益。郜林转会，足校只收了申花五万元，黄博文和闫相闯等人也只象征性地收了几万块钱。

“后来，我们就完全不收钱了，谁看中了我们的球员都可以转走。”

阎世铎

几乎是在嘘声中，二零零五年，阎世铎从足协调走。但多年后，大家却意识到一个问题，“阎世铎至少是个聪明的人”。

因为在后来中国足球的扫黑风暴中，落马的很多人，都曾是阎世铎的下属。很多问题比赛，也都发生在阎世铎在任期间，但他却没事。

在阎世铎的自传中，曾经介绍了他为中国足球做的“最后一件事”。

这件事是他率队谈妥了中国足协和德国巴特基辛根市合作的“中国零八之星”项目。阎世铎指望那个只有两万人口的德国小镇，让它帮忙实现中国人在二零零八年奥运会的憧憬。

但是中国足球历史里最不缺的就是自以为是的拆台者，像人们揣测阎世铎建立中超是为了“通过改变联赛的名称标识，清除王俊生的烙印。提高门槛，取得更多的资金，为政绩足球服务。”

阎世铎的继任者上任后也是如出一辙，他们顺理成章地为二零零八年奥运会足球赛操心起来。不过，他们打算合作的对象不在德国，而是另起炉灶，选择了法国的克莱枫丹。

中国足球很有意思，所有的继任者都想要推倒重来以证明自己壮士断腕的决心，并且都相信自身的正确性，但现实是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失败。

阎世铎之后，中国足球驶向令人绝望的不归路。足协以行政摆布市场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球员、球迷、媒体，没人看得到足球的未来。

后来，在反黑风暴中举起义的陈培德说了句自己的感悟，很适合来作为这个时代的收尾。

“在中国足球的现行体制下，任何人都不可能是救世主，王俊生不是，阎世铎同样也不可能是。”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