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安徽“试管婴儿出生8年后被发现放错胚胎”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安徽省卫健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相关事件调查正在进行中,调查结果将适时发布。
以下视频来源于
封面新闻
03:40
安徽一试管婴儿被放错胚胎,专家称“已造成伦理困扰” (封面新闻记者 石伟 视频 张奕丹)
2011年,50岁的陈冬(化名)和前妻王蕾(化名)因婚后未育,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中心通过试管婴儿手术方式,用双方的精子、卵子培育胚胎产下一子小轩。2020年,两人发现孩子与两人都无血缘关系。经过一审审理,法院排除了孩子生产过程中抱错的可能,判定医院在胚胎冻存方面存在编号重复、解冻记录不全、核对过程缺失等问题,存在医疗过错,结合日常生活,高度盖然性推定该过错与两人主张的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该医院负全部赔偿责任,赔偿64万元。
涉事医院
陈冬、王蕾希望查清楚两人的胚胎去向、孩子的生物学父母,以便孩子遭遇突发疾病需要血缘亲属骨髓移植时,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到人。
2月17日,该院生殖中心负责人约谈陈冬时,表示无法查清孩子的生物学父母,没查到陈冬、王蕾的胚胎植入记录。生殖中心魏主任还劝导陈冬:“人生几十年,到最后就是要豁达要宽容,没必要计较(是否有血缘关系)。如果我有这么个孩子,我会挺高兴。”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丛亚丽介绍,在试管婴儿手术发展初期的时候,确实有一些医院管理不是很规范,就会出现陈冬、王蕾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在法律上规定比较明确,陈冬、王蕾与小轩就是父子关系、母子关系,需要抚养他至18岁成年。
丛亚丽表示,如果医院早期管理确实混乱,那医院可能真的不知道胚胎去向,不知道小轩的亲生父母是谁。“如果孩子以后生病,需要找到血缘亲属救他一命,却找不到亲生父母,这种情况下只能是遗憾。”
丛亚丽介绍,这种情况给家庭造成了伦理困扰,“可以通过法院追寻胚胎和孩子亲生父母的去向。”
20日下午,陈冬表示媒体报道后医院已找他约谈,具体情况他未透露。记者多次拨打该院院办和医务处电话,电话无人接听。
来源:封面新闻
编辑:夏会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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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目新闻记者 丁伟
视频剪辑 丁伟
00:15
“养了8年的试管婴儿被发现与父母均无血缘关系”一事引起各界广泛关注,院方曾在事发后劝导养父:要宽容,要豁达,要看开,“我有这样一个孩子,我会挺高兴。”2月20日下午,安徽省卫健委工作人员回应极目新闻记者表示,已关注到此事,目前正按程序进行处理。
涉事医院(来源:封面新闻)
据媒体报道,11年前,陈冬与前妻因婚后不育,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通过试管手术生下儿子小轩。8年后,他们意外发现小轩与他俩并无血缘关系。
“医院的一个错误,搞得我们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老子都乱套了。”陈冬说,法院一审判定医院存在医疗过错,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赔偿64万元,但医院表示无法查清孩子的亲生父母,无法知晓他们的胚胎去了哪里。
2月17日,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魏主任对陈冬进行当面回复。
魏主任认为,孩子实际是由陈冬和前妻抚养长大,没必要计较是否亲生。“人生就这几十年,到最后就都豁达了。很多家庭抱养孩子,人家都很开心的。要是我有这样一个孩子养这么大了,我会很高兴的。”魏主任说。
20日下午,极目新闻记者致电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方会有调查。”接线人员表示,如了解详细情况可联系医务处。随后记者多次拨打医务处电话,始终未能接通。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告诉极目新闻记者,已关注到此事,目前正在按照程序进行处理。
(来源:极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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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目新闻 记者 季建荣
8月9日,有网友爆料称,四川省一家名为泸州富康医院在展示“2022年下半年营销方案”过程中,目录栏里出现了“怎样让病人长期留下来”“怎样让病人给我们排队交钱”等内容引发争议。
泸州富康医院“2022年下半年营销方案”引争议
针对网传的内容,泸州富康医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医院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要大家提高服务意识,把病人像家人一样对待,“这样这个人在下次生病的时候,还会想到我们医院,是PPT没有做好。”
天目新闻记者检索发现,泸州富康医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8月,登记地址为泸州市江阳区白招牌51号附1号。
8月9日上午,针对泸州富康医院营销方案的争议内容,天目新闻记者联系了江阳区卫生健康局。
江阳区卫生健康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应称,泸州富康医院是一家民营医院,目前泸州市区两级卫健部门已经就此事介入调查,“现在正在开会,会尽快出结果。”
据泸州富康医院官方微信公众号介绍称,该院成立于2005年,是一所经国家卫生部门批准成立的集医疗、科研、康复预防保健为一体的新型现代化综合医院,医院营业面积3000多平方米,开设有内科、外科、儿科、妇科、中医康复科、疼痛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等临床科室。
该院因医疗废物储运、病例填写等问题被当地卫健局处罚
企查查显示,该院连续两年因消防问题被处罚;同时,在2020年度还因未按规定时间和路线运送医疗废物、未按规定填写病例资料;未取得相应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使用人员擅自为病人检验并出具报告单等问题被江阳区卫健局处罚。
“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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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都市报全媒体记者陈阳 实习生王彩燕 李闽瑶
她是金溪眼视光中心工作人员,却在金溪县中医院眼科内,身着白大褂为患者做检查,后又脱去“马甲”引导患者及家属到眼镜店消费。她不是医护人员,何以堂而皇之在医院坐诊?实为眼镜店的金溪眼视光中心与医院有着怎样的关联?医护人员工作疏忽,整改……从金溪县中医院的调查报告中,抚州市民何洋(化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目前,金溪县卫健委已介入调查此事。投诉“白大褂”医院坐诊却干着推销的活据何洋回忆,今年3月19日下午3时49分,他带着孩子到金溪县中医院做视力检查。“我们挂号后在该院门诊五官科就诊,检查项目包括验光、眼压检查、普通视力检查、裂隙灯检查等。”何洋告诉记者,眼科医生在为其小孩诊断后,让孩子到隔壁验光室继续检查。在验光室内,一名身穿白大褂的女子为孩子进行了简单的验光,并帮小孩滴入眼药水,嘱咐其休息20分钟。随后,该名女子称要带他们去另外一个地方继续检查。令何洋没想到的是,该女子脱去白大褂后,身着便装带着他们离开医院大门,径直来到医院对面的金溪眼视光中心。何洋进店发现,该店虽然名为“视光中心”,实则是一家眼镜销售店。紧接着,“白大褂”女子在门店中再次为孩子验光、试镜,并推荐家长购买镜片。“我当时心生疑虑,对该名女子的身份产生了怀疑,就以钱不够为由拒绝配镜,然后带着孩子离开了。”何洋质疑,“白大褂”女子是否是金溪县中医院的医护人员?如果是医护人员,为何在上班时间到眼镜店推销眼镜,金溪县中医院和金溪眼视光中心是否有利益关联?如果该女子非医护人员,又为何能身着白大褂在医院内使用仪器为患者进行眼部检查?何洋提供的图片和视频显示,确有一名身着白大褂的女子在疑似医院的地方使用医疗器械为患者检查。镜头一转,该女子又换上便装,带着患者及家属前往金溪眼视光中心。调查院方:为眼镜店员工已督促眼科整改针对何洋反映的问题,6月29日,记者向金溪县中医院医务科主任齐贵昌进行核实。齐贵昌称,将会在调查后回复。当天下午,记者来到金溪眼视光中心采访,该店工作人员以“负责人不在门店,私人电话涉及隐私,无法提供”为由,让记者留下了采访问题和联系方式,并表示会对此事进行回复。截至记者发稿时,仍未收到金溪眼视光中心方面的回复。“白大褂”女子究竟是谁?7月6日,齐贵昌发来落款为江西省金溪县中医院“关于对举报‘金溪县中医院眼科长期与金溪眼视光中心相互勾结利益输送’一事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称,“白大褂”女子实为金溪眼视光中心工作人员。既然非医护人员,她为何能在医院坐诊?“报告”中使用了“冒充”二字。对于金溪眼视光中心工作人员冒充医护人员在医院给病人验光一事,“报告”显示:经调查,周六下午、周日及节假日,由于该院眼科只有一名医护人员值班,工作比较忙,金溪县眼视光中心介绍过来的患者进入金溪县中医院按正常医疗程序挂号、收费后,由于医护人员一时疏忽,存在任由金溪县眼视光中心工作人员进行过几次眼压检查的情况。投诉事件出现后,该院已督促眼科整改,加强作风建设,杜绝以上情况出现。对于金溪县中医院的调查结果,何洋并不认可。进展金溪县卫健委将介入调查除此之外,当地多名家长还向本报反映金溪眼视光中心利用金溪县中医院合作单位的名义,以视力筛查为由,多次进入校园为学生推荐配镜。就此,“报告”称,诉求人反映金溪县中医院眼科的医生为金溪眼视光中心店铺提供视力筛查场所,让该店铺店员冒充中医院医务人员给患者筛查视力,并给各个学校的学生筛查视力及推荐配镜的情况。对此,金溪县中医院立即组织院纪检监察室、医务科人员对该事件及当事人展开调查。经调查,金溪县中医院已于2021年6月解除视光视康对外合作协议。目前,金溪眼视光中心与金溪县中医院没有合作关系。金溪眼视光中心进入学校宣传、筛查视力属个人行为,与金溪县中医院没有任何关系,该院已于2022年5月10日对金溪眼视光中心出具告知函(提示单),告知不得以金溪县中医院名义进校为学生筛查眼视力,否则将追究其法律责任,并将告知函派专人送达金溪眼视光中心店。4月19日,金溪县中医院纪检监察室对眼科医护人员涉嫌“利益输送”一事进行了深入调查,结果为金溪县中医院眼科与金溪眼视光中心不存在利益输送。同时,金溪县中医院纪检监察室对两名眼科医师进行了提醒谈话,要求严格规范执业,落实行业“九不准”。7月7日,记者将相关情况反映给金溪县卫健委。金溪县卫健委工作人员表示,将对此事进行调查,如果情况属实,会对涉事医院进行通报。
值班编辑:肖琳琪
实习生:刘家怡
值班主任:金路遥
值班编委:傅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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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晚,河南省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消息:网络反映郑州120延误救治大学生一事,郑州市高度重视,郑州市卫健委已成立专项调查组,正对该情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将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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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澎湃新闻报道,6月3日,河南彭先生在微博发文表示,自己女儿彭美(化名)是河南大学大三学生,在5月17日突发身体不适,曾于当日上午10时27分拨打120求助,但因地址提供不清,120表示无法派车。17日中午,彭美的舍友发现彭美昏迷在宿舍,再次拨打急救电话后,120赶到学校并将彭美送往医院,此时距离彭美拨打120已经过去约两小时。
【来源:春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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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正观新闻
近日,黑龙江省肇东市的刘女士向记者反映,其父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做心脏检查时,医生在未经家属同意的情况下为其父做了心脏支架手术。
刘女士认为这场手术源起于一场“乌龙电话”,她说:“父亲的一位病友阿姨同样接受了心脏检查,术前阿姨的女儿小宋曾接到过一通‘乌龙电话’,就是这通电话,让刘女士认为,医院通知错了人,将病友家属错认成了他们一家,最终进行了手术”。
记者致电上述医院,当事医生表示,手术之前,曾经过家属签字同意。至于那通电话,该医生予以否认,同时拒绝提供家属签字的手术同意书。对此,医院宣传科称正在调查核实,黑龙江省卫健委建议双方先自行协商,如协商不成再按照相关条例处理。
家属: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支架手术病友接到乌龙电话
近日,新黄河记者联系到当事人刘女士,她说,父亲心脏时有不适,在老家肇东市人民医院做过检查,结果显示为“管腔中重度狭窄”。医生告诉她最好能做一个专业的“心脏造影检查”。
肇东市人民医院出具的检查报告单,显示心脏管腔中重度狭窄
6月14日,刘女士和其家人一起来到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因为父亲抗拒手术,刘女士和家人决定先做造影检查,后续检查结果出来后再做治疗决定。
检查前,家人通过微信与医生进行了沟通。记录中显示,家人向医生表达了老人不想做支架的想法。医生回复:“做完造影再说,有可能没事”。
术前与医生的沟通聊天记录
刘女士告诉记者,检查当天,由于医院的防疫规定,没有家人陪护在父亲身边。让她没想到的是,一个半小时后,父亲出手术室时,却连带着支架手术也一起做了。事后,刘女士跑去询问医生,医生告诉她,手术前曾询问过家属,并且家属对支架手术已经同意。“我们没签过字,也没等到通知我们”,刘女士称自己所有家人都未接到过支架手术的通知。
手术后当天晚上,刘女士和一病友家属交流后,猜测医院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弄错了信息,把另一位病友应该做的支架手术,错误地给自己父亲支上了。
据她称,父亲的病友是一位差不多年纪的阿姨,两人一起住院,先后接受造影检查。当天父亲做支架手术时,阿姨的女儿宋女士却接到了院方的电话。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宋女士,她还原了当天事情的发生经过,“那天我母亲刚下去几分钟,就有医生打电话到护士站找我”,宋女士称,“医生说造影检查结果显示有两个地方堵得厉害,患者本人不同意做支架,打电话问一下家属的意见”,担心母亲的病情,宋女士便做主同意了手术。
在这之后,母亲主动和她打了个电话,告诉她目前还没开始做造影检查。“没做造影咋就说堵得厉害?我还挺纳闷,电话旁边有大夫一直在说弄错了”。宋女士说,电话里有人一直重复着弄错,之后母亲被催促去做检查,而此时刘女士父亲已经做完支架手术从手术室中出来了。
宋女士向记者透露,最后母亲的造影检查结果显示不需要做支架手术,母女二人在检查完毕后便离开了医院。
当事医生回应有手术签字同意书
刘女士说,支架根据材质和产地不同,价格也不同,如今在父亲心脏里的支架是哪种材料家里人也不得而知。
通过刘女士提供的联系方式,记者联系到负责刘女士父亲手术沟通的当事医生。她说,医院与老人曾签过手术同意书。并且“手术台上也和患者沟通过了,都是经过允许的”。她说,手术同意书的时间是做造影之前,由患者老伴儿签字。当记者问到手术同意书是否包括也做支架手术时,她表示。“都是一块签的,造影也算是个小手术”。
手术前的那通寻找病人家属的电话,医生称“没有这个事儿,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否认曾有过这通电话,强调“让她自己来找我们”。
对于该手术签字同意书,医生以不能泄露患者隐私为由拒绝提供。刘女士对此表示,继母曾签过一份同意书。“但应该只是造影检查,不可能和支架手术一起混签”,刘女士表示,自己会继续维权。
刘女士向记者提供的控告书,表示自己会继续维权
对于此事,该院医务科表示涉及到媒体采访,由宣传科负责此事回应,宣传科工作人员则表示此事正在核实调查。黑龙江省卫健委工作人员称,“按照《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规定,医疗纠纷处理的途径有五种:一、医患之间协商,二、行政机关调节,三、医调委调节,四、做医学鉴定,五、走司法程序制度办法。建议先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按照条例办法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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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各位宝妈一个问题,你想过生娃后留在医院里的胎盘去哪了吗?
记得生优米时,还没进产房医生就问:胎盘要不要带走?那时只觉得好歹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交给医院处理总归有些不放心就带走了。但这两天看了澎湃新闻发起的315调查,才惊觉当年的决定是多么正确的选择。
谁会想到,当年一念之差留在医院的胎盘,会流入“黑市”被制成各种胎盘类物品,供他人食用获取高额利润?
2月底,澎湃新闻的记者打入了人体胎盘贩卖加工圈内部,发现这个圈子遍布湖南、湖北、安徽、广东等多地。贩卖者从各地以低廉的价格采购人体胎盘,经过一系列“加工”,将这些不明来路的胎盘变成为中药材“紫河车”,各类“胎盘胶囊”等流入药材市场。调查还发现除了医院,医废厂、殡仪馆同样成了贩卖者的主要进货渠道。看到这里,不知道购买胎盘加工物的人看到来源会作何感想!
食用胎盘大补?
大量人体胎盘流入“黑市”,必然是因为有一个庞大的受众群体。食用胎盘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以前就听过有人因习惯性流产子宫壁异常薄弱,为了“以形补形”特意去买了胎盘食用。不仅如此,民间的一些怀子偏方也需要食用人体胎盘。
还相传,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沿渤海湾巡视京都海疆,寻找长生不老之药,最后得到的长生不老的处方竟然是胎盘。清宫太医私传也曾提到,慈禧太后在中年以后就长年服食足月头胎男婴胎盘,以养容颜。不止中国,在西方宫廷也有服用胎盘的历史,十八世纪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妃以及传说中的美女玛莉爱德华,都服用过人体胎盘。
从古至今,人体“胎盘”都被封为滋补上品。某宝到现在还有一大堆胎盘制成品,它们号称能激活人体内的衰老细胞及细胞再生功能,使身体各部位生理功能恢复到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状态,让人精力旺盛,青春焕发。
作为人体组织的一部分,“胎盘”真的就有这么大效果?事实上正好相反!
胎盘作为胎儿的保护膜,首先会过滤掉妈妈血液中代谢垃圾,并把人体所需营养物质输送给胎儿,胎儿消化吸收后又通过胎盘将代谢垃圾排除体外,在整个过程中,胎盘就像一个代谢垃圾回收中转站,既然是一个垃圾回收中转站又能有多少营养价值呢?吃胎盘不就等于吃垃圾中转站吗?
早在2017年,《人民日报》就发布过一篇名为《胎盘有毒素,吃不得》的文章。文中指出:随着胎儿剥离母体,胎盘在生产过程中很容易受到细菌污染。再加上流入“黑市”的胎盘大部分都不进行病毒检测,倘若孕妇携带乙肝、梅毒、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购买者一旦食用就很有可能感染这些病毒。
古人将胎盘加工为紫河车,是因为《本草纲目》中曾记载:“儿孕胎中,脐系于母,胎系母脊,受母之荫,父精母血,相合而成。虽后天之形,实得先天之气,显然非他金石草木之类所比。其滋补之功极重,久服耳聪目明,须发乌黑,延年益寿”。
用白话说,古人认为人体胎盘中富含脂肪、蛋白质、维生素、丰富的免疫因子、人体必备激素等一系列有利于人体的物质。但事实上,胎盘作为胎儿营养的提供者,这些物质已经被吸收得差不多了,仅剩的那一点营养,经炖、炒、煎、炸等高温煮熟后,成分已经变性、营养已丢失。所以食用胎盘与食用动物的肉、内脏并没有太大差别。
人体胎盘严禁买卖已十余年
早在2005年4月我国卫生部就发布了《卫生部关于产妇分娩后胎盘处理问题的批复》,在批复里规定:产妇分娩后胎盘归产妇自己所有,产妇放弃或捐赠胎盘才可以有医疗机构进行处理。同时还强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买卖胎盘”。
2013年9月在此基础上,我国卫计委又发布了关于《加强产科安全管理的十项规定》的重申,再次强调:“严禁医疗机构及其人员买卖或非法处置胎儿附属物。”
同时,以人体胎盘为主要原材料制成的中药——紫河车,也与2015年在《药典》中除名。也明确规定了,禁止紫河车相关药品生产销售。
不仅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禁止人体胎盘交易的规定,各省也紧随其后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就以湖南为例,2020年6月湖南有政协委员提出《关于规范我省人体胎盘处置现状的建议》,湖南省卫健委很快也明确做出回应:
1,人体胎盘必须来自于产妇自主放弃或捐赠,经检验合格后,方可作为生产相关药品的原料使用,且胎盘的相关信息及流向医疗机构必须进行详细登记可追溯;2,受赠的对象必须是具备药品生产资质且持有以人体胎盘为原料的药品注册批件的药品生产企业,按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进行管理和生产,实现原料及成品信息化可追溯;3,对于可能造成传染病传播的人体胎盘,由医疗机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置,不得以任何方式和途径作为原料使用。从国家到地方,各种政策相继推出,足以表明国家打击人体胎盘交易的决心,但这次315的调查却也给我们提了个醒,身为普通民众从我们,只能从自己做起杜绝一切可能出现的非法交易。
我们要如何处置胎盘
胎盘流入“黑市”不仅自己膈应,对别人也不安全,所以还是建议各位宝妈力所能及地将这种交易扼杀在摇篮里。
首先,不想自己处理的孕妈,可以选择正规公立医院生孩子。一般正规医院对医用废料的管理都有严格的管理体系,一旦检测到细菌污染,能迅速毁灭性处理。对那些没有感染又无遗传疾病的胚胎,宝妈不想处理的可以选择留在医院,检验合格后医院会对其进行统一处理。
其次,无传染疾病的宝妈,可以选择自己带回。不少地区都有自己处理胎盘的习俗,他们认为胎盘很重要,会影响到胎儿的健康成长,所以在这些地区老一辈会将产胎盘带回家将其埋在大树底下,寓意孩子能够茁壮成长。当然如果已经检测合格,想要食用也是可以的。
最后,如果条件允许,宝妈也可以找一个靠谱的机构将胎盘存储起来。毕竟胎盘中有大量最原始最纯净的多能干细胞,在医学界被称为“万用细胞”,这方面的研究也一直在进行,保存下来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当然也要劝那些购买人体胎盘产品的用户,人体胎盘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呢功能强大,与其花高价买一堆危险系数未知的滋补产品,还不如去食用那些经过多年临床认证的人体必须元素,省事还安全。
关于食用人体胎盘,你的身边是否也听过其他故事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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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的西安冶金医院。
7月17日早上,西安82岁老人巩先生在西安冶金医院被护士输错药物。当日下午,巩先生在等待转院过程中死亡。家属指称,医院错用药物导致病人病情危重。
8月2日,西安冶金医院相关负责人向红星新闻记者坦承,事发当日早上护士确实输错药,但不会给患者造成不良后果。在当日下午等待转院过程中,在患者病情危重的情况下,家属未经院方同意私自拔掉吸氧管和心电监护,造成病人病情突变。
家属再次回应称,当时是一名高个护士拔的吸氧管。对此,冶金医院坚决否认,并称就此已向上级卫健部门及公安机关请求调查。
西安市卫健委工作人员回应称,目前此事正在调查中。
82岁老人住院四天后输错药
等待转院过程中离世
外公去世半月有余,小杰(化名)内心仍十分悲痛。“7月16号晚上我还去医院看望外公,精神看起来不错,走的时候他还说让我第二天陪他去逛超市,没想到第二天阴阳两隔。”小杰说。
巩先生今年82岁,系某公司车间退休干部。7月13日8时40分许,巩先生因“胸闷”被送往西安冶金医院进行治疗。
医院出具的《死亡记录》显示,巩先生入院被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缺血性心肌病、心功能Ⅳ级,肺部感染,2型糖尿病,高血压3级(极高危组),双下肢丹毒,肾功能不全,前列腺增生症,心脏搭桥术后,胆囊结石,皮肤溃疡。
↑巩先生病历中显示,事发当天清晨护士“发现液体输错,立即关闭输液夹”。
小杰回忆,7月17日早上6点多,护工打电话称巩先生的药被护士输错了,“护工跟我们说,自己在5点55分左右出去上卫生间,那时候病房里没有人,6点左右回来后看到姥爷被打上了吊瓶,6点08分左右,她无意间看到药瓶上写的名字是一个姓陈的人,觉得不对劲便赶快出去找护士。”
病历显示,17日早上6点10分,护士给患者静滴5%葡萄糖注射液250ml和万古霉素0.4g约2ml时发现液体输错,立即关闭输液夹,撤出该液体并封存,更换输液器。查患者嗜睡状态,间断有谵妄(指由于高烧、中毒或由感染引起的意识障碍),未见皮疹,双肺听诊呼吸粗,心律不齐,无过敏反应。
当日8点左右,家属赶到医院,“那时老人的身体没有异常。”上午10点左右,家属看到巩先生旁边的医用仪器上显示“心率慢慢下降了”,且各项指标出现异常。
家属提出转院。“医院说帮忙联系(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等到下午,我们看数据还在掉,就说让冶金医院派救护车送过去或者我们自己叫120。”小杰回忆。
“当时我姥爷(各项指标)掉得非常厉害,我们家属等不及了,护士就把老人身上监护的东西拔掉,我们下楼去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的救护车。下楼之后,老人的头就歪倒在轮椅上了。”随后巩先生被推回医院抢救。
↑巩先生病历中记录的抢救过程。
病历显示,患者于17日15点30分突发呼吸停止,于16点04分宣布抢救无效死亡。《死亡记录》显示,贺姓主治医师对死亡原因的描述为:“突然改变体位,脱离吸氧,导致重要脏器急性缺氧,呼吸心跳停止。死亡原因为急性呼衰循环衰竭。”
家属认为输错药导致病人生命指标下降
医院称家属擅自拔氧致病情突变
事后,家属找到一份注射用盐酸万古霉素说明书,“禁忌”一项显示,对本品过敏者,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禁用。
“我姥爷属于肾功能不全者。”家属认为,是医院输错药导致病人生命指标下降,病情进一步恶化,他们要求医院给出说法。
↑注射用盐酸万古霉素说明书“禁忌”一项显示,对本品过敏者,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禁用。
小杰称,医院方承认输错药,但对方态度不诚恳。“医院一名张姓副院长来家里谈,我们说需要医生护士做情况说明,再说道歉。对方说事情已翻篇了,赔钱就是道歉的形式,就一直说钱的事。”
西安冶金医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医院护士确实存在给患者输错药的过失,事发后从院长到护士都曾积极向家属道歉,但双方就赔偿金额难以达成一致。
“事发后,我们主动向上级卫健部门报备,当时卫健部门就到我们这儿来把病历资料进行了封存,相关人员也做了笔录,我们也主动请莲湖区医调委介入调查。”该负责人称,“我们不能说我们对患者的死亡有责任没责任,只能说请上级部门来介入调查,给出一个合理的调查结果。”
该负责人称,护士于17日早6点左右给患者注射了2ml的万古霉素,“对他(巩先生)不是禁用,只是慎用。从临床角度来说,不会给患者造成不良后果。”“我们也一直在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跟输液前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
该负责人还称,该患者病情突变是在当日下午3点,“监控显示,17日15时08分许,患者家属在未经医生护士同意的情况下,私自拔掉了患者的吸氧管和心电监护,把患者从轮椅上推出病区。”
“这个患者我们是告病危的,是绝对不能脱离氧气一分钟的,而且在告知书上也强调不能推出病区。”该负责人称,15时18分家属又将患者推回病区,当时从监控上看病人气息非常微弱,而家属通过护士站的时候并没有呼救,而是到进入病房三四分钟后,也就是15时25分才到护士站呼叫医生,但当我们过去时患者几乎没有生命迹象了。
↑家属对院方举措提出的质疑。
对于院方的这一说法,小杰直称“污蔑”。“我们不懂医,也没有这个技能,家人说是一个高个的护士拔的。院方也没有向我们提供当日12点后的监控视频。”小杰告诉记者。
因涉及病人隐私,院方亦未向记者提供监控视频。前述医院负责人称,该患者住单间病房,被推出病房前一段时间,先是护士进入进行常规巡视,接着张姓主治医生查房,再之后是科室主任进去查房。
到底谁拔了氧气管?卫健委介入调查
西安市莲湖区医调委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就西安冶金医院患者巩先生死亡一事,医调委确实进行了调解,“只调解了一次,因赔偿金额双方悬殊较大,没有谈拢,此后双方再未联系医调委。”
“我们建议双方做司法鉴定,才能明确病人的死亡到底是什么造成的。监控显示,患者确实被推出了病房,但到底谁拔的氧气,病房内没有监控。”该工作人员称。
前述医院负责人称,医院有明确的规章制度,“首先我们肯定患者需要停掉氧气时,主治医生会跟家属沟通,家属表示认可并签字确认后,医生下书面医嘱,护士拿到医嘱后还要跟家人做一次沟通告知,才能把氧气拔掉。”
该负责人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已就此事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请求介入调查。西安卫健委工作人员称,此事他们已获悉,目前正在调查中。
红星新闻记者 李文滔
编辑 张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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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还是不生,是个问题。能不能生,是个更麻烦的问题。
对不孕不育夫妻而言,辅助生殖是“救命稻草”,同时,“求子”的需求也孕育了20年来快速发展的市场:公开资料显示,中国不孕不育患者人数超过5000万,育龄女性成功活产一次至少需要花费10万元,甚至更多。
因此,人工辅助生殖纳入医保的任何消息都会引发各方关注。5月上旬,浙江医保局提出要制定辅助生殖技术相关医疗服务价格,并适时纳入医保。随后辅助生殖概念持续走高。“辅助生殖行业已到爆发前夜”的说法,在经历4月北京市辅助生殖技术服务项目入保暂缓执行的波折后,又在市场流传。
这种狂热符合行业发展规律吗?目前国内试管婴儿市场供需发生了哪些变化,行业的未来会怎样发展?
今年3月,著名胚胎学专家、家恩医疗创始人刘家恩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面访,谈到了相关问题。他认为,当前人口出生率下滑等问题,是日积月累形成的,也需要循序渐进地解决,利好消息带来的市场狂欢都是短暂的,行业发展需要长期政策支持、鼓励。
44岁生育门槛:人工辅助生殖提供科学解法,试管婴儿是最后一道希望
尽管男性和女性都可能患有不孕不育症,但两性的生理区别,一般会使女性承受的生育压力要大得多。
点进试管婴儿线上交流平台,你会更加明显感受到这点:几乎清一色的女性活跃用户,刷屏的B超图片,HCG(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孕酮、雌二醇等听起来生涩的激素名词,她们早已熟稔于心。
而“毕业”“开奖”“求绿灯”等高频词,以及穿插着送子观音和安胎符图片的广场消息——显得她们既像谨慎的考生,又像虔诚的信徒。
尽管出于羞耻心理,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不孕不育患者对试管婴儿这一话题保持缄默。但实际上,需要借助人工干预手段进行生育的人群并非小众群体。多家上市公司招股书引用的数据显示,中国不孕不育患者人数超过5000万。
可比起40多年前的人,他们总归是幸运的。
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于英国,至此,不孕患者求助的对象才从巫师变成医生,关注的“神迹”从符号、咒语变成拗口的医学名词和量化指标。
作为现代技术为不孕不育人群带来的福音,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既包括简单的人工授精,也包括相对复杂的试管婴儿,发展至今大概已经囊括了8种治疗方法。
其中,第二代和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的研究中,均有刘家恩的身影。1989年,鉴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在优生优育、解决不孕不育方面的作用,妇产科专业硕士毕业的刘家恩,受国家公派到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医学院学习。
在以生殖医学中心著称的欧洲高校,刘家恩师从世界试管婴儿之父Robert G. Edwards等试管婴儿开拓者,学习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其在科学技术领域的贡献包括但不限于世界首例植入前胚胎DMD(假肥大性肌营养不良)诊断技术、世界首例将ICSI(单精子卵胞浆内注射)应用于PGD(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睾丸精子体外培养成熟技术、超快速植入前胚胎单细胞DNA荧光原位杂交技术(FISH)、植入前胚胎单细胞重复DNA荧光原位杂交技术。
2000年,刘家恩学成归国,等待他的是国内患者独特的求诊路径。
一般来说,国内患者漫长的求子路的起点不在医院,而是中医诊所,只有在中药调理无果后,大多数人才转向医院检查。
对此,刘家恩并无异议。他认为,作为中国传统医学,具有几千年发展历史的中医药对病人“调理气血”的作用无可厚非。而在女方输卵管通畅、排卵正常,男方精子质量优良的背景下看中医,不仅能调节身体,还能抚慰心理,患者随后自然怀孕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事实上,根据刘家恩的接诊经验,来医院求诊的所谓“不孕不育”人群中,最后需要做试管婴儿的人数很少。有的病人不了解医学常识,在医生指导下多可自然怀孕;有的患者激素水平紊乱,通过调理也可以自然怀孕;还有的因为工作紧张、焦虑情绪而无法生育,在接受完心理辅导后也可以自然怀孕。
但是,如果不孕不育的原因是女性输卵管堵塞,或者男性少精、弱精和无精等不可逆原因,一味看中医也于事无补。这类患者“求子梦”寄托在上述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上,其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是人工授精和试管婴儿技术。
通俗讲,相对简单的人工授精技术的开展需要满足一些条件,如女性输卵管通畅、生育功能正常,男性精子质量达标等,是以一种非常接近自然受孕的方式操作的简单人工辅助生殖技术。
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试管婴儿”技术,则需要从女性卵巢体内取出卵细胞,在体外与精子结合后形成胚胎,再把发育良好的胚胎移植到女性子宫中去,其过程比人工授精要复杂,被称为“求子群体最后一道希望”。
在刘家恩开设的医院,接收的首次求诊病人中,约1/3可以通过科普讲解、监测排卵、调整内分泌等方式自然怀孕;另外2/3的患者可以进行人工授精,如果尝试三四次未果,再改做试管婴儿。
算上到院门诊咨询、体检后进入试管婴儿周期、定期抽血做B超(2~3次)、取精取卵、胚胎移植、早孕监测,未来2~3个月,选择试管婴儿的患者需要频繁“跑医院”,承担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压力。
而这些,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刘家恩表示,不孕不育是由多因素引发的结果,而女性年龄是影响不孕不育治疗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从生理角度看,男性和女性的生育年龄有很大区别,前者的生育年限更长,但女性在44岁之后生育功能急剧下降。
具体地说,随着女性年龄增加,其卵细胞的质量会逐步退化,与精子结合后形成的胚胎中出现染色体异常的概率也是随着年龄而增加,超九成难以着床。所以女方年龄越大,成功的可能性就越低。
这意味着,女性的44岁将是夫妻需要共同面对的生育门槛。
作为一名人工辅助生殖专家,刘家恩呼吁年轻人不管当下是否想要孩子,首先要了解生育常识,制定生育规划,女性如果想要生孩子,必须在40岁之前解决。
“生育一事并非你想就能生出来的。有的人在年轻的时候不想要孩子,到一定年龄又想要,错过了最好的时机,这是很可惜的。”刘家恩说。
试管婴儿20年:从羞于启齿到坦然面对,问诊患者呈年轻化趋势
当代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如何?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出生人口1062万人,出生率为7.52‰。国内出生人口连续四年滑落,出生率为1952年该数据有统计以来最低。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严肃的现实问题。
这也使不孕不育这一话题受到更多关注。据刘家恩介绍,从成因上看,不孕不育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而非环境污染、地域差异、种族基因等单纯因素能解释。
1988年,大陆首例试管婴儿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降生,掀开了中国人工辅助生殖行业的第一页,但随后十几年国内辅助生殖技术发展缓慢。
刘家恩回国创办辅助生殖医院时,只有个别大学的公立医院开展试管婴儿工作,其余很多医院都在准备筹备阶段,配套技术人员稀缺。
2002年,刘家恩开始着手筹办医院,但国内并无成立试管婴儿私立医院的先例,要想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需要直面棘手问题。例如,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要求很高,既需要专业医生,胚胎技术员,护理人员,也需要各种专业的精密仪器,而这些恰好是彼时国内所欠缺的。
作为应对,刘家恩和同事自掏腰包从国外进口辅助生殖的耗材设备、培养液,经过自招人员、自己培训,终于满足了基本的建院条件。
2004年,作为国内首家获得批准开展试管婴儿技术的民营医院,刘家恩牵头组建的北京家恩德运医院顺利开业。当时全医院的员工只有几十个人,医护人员和技术人员都是招聘的。
此后,在庞大患者群体的支撑下,家恩德运借助首批病人的成功率以及患者群体的口口相传,很快在北京地区打开局面。
经过20多年的门诊经验,刘家恩也感受到行业的变化,其中问诊患者的年轻化趋势不容忽视。以家恩德运为例,就诊患者平均年龄为34岁到35岁,80后正在成为试管婴儿的主力。
刘家恩认为,这与中国社会变迁有关。具体来说,现代人人均受教育年限延长,很多高学历就业的人群年龄比以前大许多,工作几年后再考虑生育基本超过30岁,而女性的黄金生育年龄是在30岁前。
此外,生活方式变化也让现代人生育能力告急。刘家恩表示,在备孕、怀孕、妊娠的全过程中,睡眠欠佳、抽烟酗酒、工作压力等都可能引起生殖功能下降。“手机夜游族”的生育能力受熬夜影响很大。
形象地说,一名长期熬夜的女性,其卵巢功能要远远差于同龄人,高管、媒体人、律师等习惯于经常熬夜的职业女性群体,在不孕不育人群中占比更高。
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代男性精子质量下降明显。过去,业内普遍认为在不孕不育症中,男方因素占30%左右,主要是由精子质量差引起,一对夫妻不孕不育,由男性原因导致的概率约为30%,如今这一数字已经提高到40%左右。
不过,也有值得欣慰的好变化,例如病人群体对试管婴儿的态度正在“从逐步认识,到逐步接受,再到坦然面对”。
刘家恩强调,不孕不育是人类社会存在已久的议题,不同人种群体中不孕不育率均在10%左右。过去,不孕不育群体不愿发声,因此容易被社会忽视。
而辅助生殖行业也愈发繁荣。卫健委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我国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共有536家,经批准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共有27家,全国各省(区、市)均有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服务可及性不断提高。
与此同时,家恩德运的人员数量也从几十人扩充到150多人。刘家恩表示,“20年发展非常快,(国内辅助生殖)市场已经非常成熟,在技术方面基本上和国际先进水平差不太多了”。
但无奈时刻无从避免。对于三次以上取卵经历还未成功受孕的病人,刘家恩一般会建议他们放弃。因为这说明其卵子、胚胎质量、子宫环境大概率已经无法做成试管婴儿。但对于这一结果,大多数患者一瞬间都无法接受。
“人总是没办法轻易放弃。”刘家恩说。
不难看出,尽管生育、求子一事早已退去远古文明的宗教色彩,并因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出现变得理性、科学,但求子者内心对孩子的渴望与古代人并无二致。
刘家恩并不赞成盲目的“渴望”,特别是其滋生的消极情绪。比如病人们习惯“组团”建群,可以达到共享成功经验,互助身心的效果,但七嘴八舌的讨论也很容易放大焦虑,反而影响手术效果。
刘家恩建议,国内有条件的人工辅助生殖医院可以配套1~2名心理咨询师,对特别紧张的病人进行心理辅导和引导解释,避免焦虑情绪影响手术成功率。
均价超3.5万/周期:辅助生殖纳入医保暂缓,生育支持政策讨论度走高
热切的求子需求、前沿的科学技术构成国内辅助生殖的市场框架,串联其商业世界的重要主线,却是价格。
根据《中国高龄不孕女性辅助生殖临床实践指南》测算,女性在35岁及以下时,平均需要3个治疗周期成功活产,单次取卵周期价格约3.3万~4.2万元,35岁以上的女性则需要更长周期。这意味着育龄女性成功活产一次至少需要花费10万元,甚至更多。
这些费用30%~40%流向药费,40%~50%流向手术费,10%~20%流向检查费,贯穿促排卵、取卵、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妊娠化验的各个环节,对于手头拮据的患者来说并非小数,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辅助生殖渗透率。
因此,近年来呼吁将试管婴儿费用纳入医保的声音不断,今年更是佳音连连。而在今年2月,16项辅助生殖项目拟纳入北京市甲类医保(仅限门诊)的消息在行业引发震动。平安证券在当月的医药生物行业周报中指出,此次进入医保,医保覆盖约8000~11000元。
这意味着如果政策落地执行,一对计划进行试管婴儿手术的夫妻用于单周期治疗的预算可以减少约20%以上。
不过,4月13日,根据北京市医保局公开披露的信息,“根据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相关规定,按照国家医保局要求,我市辅助生殖技术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工作暂缓执行”。
作为生育利好政策,“辅助生殖入保”缘何按下暂停键?业内猜测可能与辅助生殖、美容整形这类消费级医疗服务不符合国家医保“保基本”的原则有关。
刘家恩认为,辅助生殖项目的单价降幅,取决于国家医保资金充裕程度,而不是由企业、个人断然决定的。也许由国家、企业、个人捐赠出资,设立专门的试管婴儿基金,降价力度可能比最初政策的费用减幅更大,甚至包括1.5万~2万左右的进口药都可能报销。
刘家恩也表示,从国际实践经验看,试管婴儿涉及流程和技术很多,相关政策落地执行,还需要制定配套细则,以明确报销范围,对患者年龄和次数进行限制,而不是“来者不拒”,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例如,在比利时对符合年龄要求、有适应症的夫妻,减免包括药物在内的试管婴儿治疗费用,大大减轻不孕不育人群的经济压力;在美国,尽管每个州立法不同,但一般来说,医疗保险可以报销2或3次做试管的部分费用,也不是100%全报。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内外辅助生殖渗透率的差距。太平洋证券研报显示、2016年国内辅助生殖渗透率为10.2%,低于同期日本56.1%;中国银行证券研报预计,到2023年,中国辅助生殖渗透率为9.2%,美国同期数据为33%。(机构间数据差异或由测算方式导致)
在辅助生殖技术暂未纳入医保报销的当下,减轻国内试管婴儿患者经济压力,主要靠医疗机构给予的价格优惠,而这些折扣一般面向经济困难,或者多次尝试试管婴儿的患者提供。其中民营医疗机构在国家备案后拥有自主定价权,因此价格弹性更高。国内也有医疗保险公司开始涉足这个行业。
刘家恩表示,试管婴儿手术成本相对透明,业内用药基本一致、绝大部分设备耗材从国外进口,因此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的整体费用相差不大。但是,公立医院属于免税的医疗机构,依从一定的定价标准,经营成本较低,因此整体价格普遍低于企业性质的民营医院。
尽管辅助生殖入保暂缓执行,但是相关政策的出台和讨论也是行业不断调整的缩影。今年两会期间,人口、生育等话题讨论热度居高不下,多位政协委员针对单身妇女生育、生育率保护等问题建言献策。
例如,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代理副校长金李在提案中表示,应尽快改变传统观念,对单身大龄女性,或暂时找不到适合结婚对象而主观愿意生育力保存的女性,放开生育力保存。同时对大龄单身女性非婚生育小孩等行为予以认可,在其上户口、上学、医疗以及其他方面一视同仁。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孟安明则建议适当放宽对单身女性冷冻卵子的限制,允许符合条件的医院对25~32岁的单身健康女性、在自愿的基础上实施卵子超排和冷冻。
刘家恩表示,人口是国家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之一,目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非常明显。为了提高人口出生率,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生育支持政策出台,可能也会涉及试管婴儿领域。
500多张稀缺执照:市场不会突然爆发,两极格局下私立医院更难
除了高技术和高价格,高门槛是辅助生殖行业的另一鲜明特点。
根据当时国家卫生计生委在2015年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配置规划指导原则(2015版)》和《关于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审批的补充规定》,辅助生殖牌照申请流程有4个核心环节,即论证、评审、获取人工授精牌照、获取第一、二代试管婴儿牌照及申请第三代PGT牌照,完整的申请流程长达10年左右。种种限制使稀缺的牌照主要配置在资源强势的公立医院。
此外,为了保证医疗服务质量,监管机构还会对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机构医生和实验室人员的业务量、机构周期数、妊娠率等多方面设立标准,每2年进行校验,未通过校验将被收回运营资格。
刘家恩表示,中国辅助生殖机构的成立条件为全球最严。与欧美、日本等国家相比,国内辅助生殖行业不是单一的行业监管,而是行业监管与政府监管并存,监管重点既包括专业技术,也包括医院等级、人员规模、占地面积等多个方面。
不过,尽管行业监管严格,但不同地区的技术、人才储备失衡,辅助生殖机构品质良莠不齐也早已成为业内共识。刘家恩估计,国内优秀、中等、较差三个档位的机构数量大概各占1/3,而随着优质机构患者数量的长年累积,辅助生殖行业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两极分化越发明显。
其中,公立医院作为国内医疗领域的主力军,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上风,而公立三甲医院在数量、资金、人才、政策等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病源吸引力更强。
民营医院带有企业性质,在医疗体系中起补充作用,其真正与公立医院竞争的领域是某方面的专业技术,以及通过提供专业技术、周到的服务,提升病人就医体验,打造医院品牌。
据刘家恩的从业感受,一般而言,约八成的试管婴儿患者会对周边的试管婴儿中心进行走访调查,在充分咨询和了解后决定就诊医院。出于对公立医院的信任,患者会优选公立医院咨询;而出于公立医院费用更低的印象,大多数患者可能优先选择公立医院作为问诊第一站。
但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很多患者更看重就医体验,为了节省等待时间,避免拥杂环境,也会选择手术成功率高的私立医院就医。一般而言,治疗成功的病人会向周围的亲戚朋友介绍医院或医生,这也是私立医院的主力客源。
而对于选择辅助生殖赛道的民营医院,其在市场竞争中并非处于绝对劣势地位,主要原因在于,在热切求子的患者群体眼中,手术成功率是比价格更重要的决策因素,也是各家医院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也就是说,如果民营医院有好技术和好服务,在保证患者手术成功率的基础上,还能节省患者时间、减轻患者焦虑,也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守住地位。而心理因素本身也会对手术成功率产生正向影响。
因此,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技术和服务才是辅助生殖机构的立身之本。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赛道的民营医院都顺风顺水。例如,在行业环境变天的产科领域,客源减少是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共同面对的现实问题,民营医院“单打独斗”的苦楚暴露得更加明显。
其中,人才资源短缺就是一大挑战。刘家恩表示,民营医院从公立医院“挖人”成本高昂,需要给出其3倍、4倍甚至10倍的原薪资;而失去了公立医院大平台,转身投向民营医院的大专家能否迅速适应、独当一面,也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此外,转型成功的民营医院数量稀少,近年来民营产科医院变卖、倒闭屡见不鲜,也暴露出民营医院面临行业风险时,较弱的生存能力。
刘家恩分析称,医疗领域的底层支撑是技术和人力资源,而专科民营医院在建院之初根据已有技术优势确定了发展方向,当疫情突袭、行业变天导致外界环境突然变化时,缺乏国家的支持,民营医院往往难以实现技术的快速转换,因此转型难度很大。
“民营医院的转型还是要靠自己,转型成功就生存下去,转型不成功就只能关闭,这是当前的一个现实状态。”刘家恩说。
刘家恩表示,未来辅助生殖行业的市场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竞争会一直存在,当然竞争的同时也会促进行业发展。
不过,对于市场上“辅助生殖行业进入爆发前夜”的观点,刘家恩认为过于乐观。
首先,从行业特点看,扩张难是辅助生殖中心的一大难点。
根据国家卫健委去年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规划测算参考方法》,各省(区、市)增设的辅助生殖机构数量不超过截至2020年底辅助生殖机构总数的15%,按常住人口数测算原则上每230万~300万人口可设置1个辅助生殖机构;而人类精子库设置每省(区、市)原则上不超过1个。
这意味着,到2025年前,我国新增的辅助生殖机构不得超过80家。而由于国家对辅助生殖技术医疗机构设置实行“一院一证”,因此包括家恩德运在内的众多辅助生殖机构,发展壮大后难以走出地方。
同时,市场需求有限也是限制行业发展的客观原因。刘家恩表示,国内辅助生殖机构数量相对较多,但目前市场病人量并不饱和,因此放宽成立门槛,建立更多辅助生殖机构并无迫切需要的现实基础。
家恩德运临床接诊的三胎咨询数据显示,要三胎的就诊患者数量也没有呈现爆发趋势。刘家恩表示,当前人口出生率下滑等问题,是日积月累形成的,也需要循序渐进地解决,利好消息带来的市场狂欢都是短暂的,行业发展需要长期政策支持、鼓励。
“这不是炒股,今天有好消息明天股价就翻倍了。”刘家恩说,当代年轻人的生育观念与上一代不同,他们也需要时间去消化、吸收生育政策,这将会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任务,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
“如果人口出生率能从明年开始逐步上升,那就是一个好现象。”刘家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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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把别人的胚胎放到我前妻肚子里,
她怀胎十月生下孩子,
却被动地成了代孕妈妈,
我跟孩子甚至没有任何关系。”
2月17日,
60岁的陈冬(化名)
仍然在为孩子的事奔走。
涉事医院
11年前,
陈冬与前妻因婚后不育,
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以下简称“附属医院”)
通过试管手术生下儿子小轩。
8年后,
他们意外发现小轩与他俩并无血缘关系。
陈冬表示,
一审判定医院存在医疗过错,
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赔偿64万元,
但医院表示无法查清孩子的亲生父母,
无法知晓他们的胚胎去了哪里。
2月17日,
附属医院生殖中心表示,
查不清陈冬诉求的问题,
“人生要豁达,没必要计较”。
检测后发现
儿子与父母无血缘关系
陈冬和前妻王蕾有个女儿,
目前因病生活无法自理。
“我想再生个孩子,
我百年之后把财产留给老二,
让他照顾姐姐后半辈子。”
陈冬说,
2011年,
两人在附属医院生殖中心
做了试管婴儿手术,
次年成功生下小轩。
医院科室
“先后做了三次手术,
反复打针、吃药,
经受了痛苦的取卵过程和妊娠过程,
孩子生下来时他50岁,我40岁。”
王蕾回忆,
在她怀孕期间,
医生提醒,
坚持生育可能有瘫痪风险,
但她还是选择把孩子生了下来。
2018年,
两人因性格问题离婚,
孩子由王蕾抚养,
会在节假日回到陈冬身边。
此后多年,
陈冬感觉儿子与自己和前妻都不太像。
最后,
陈冬与王蕾一同带着小轩
到鉴定机构检测,
发现孩子与两人都无血缘关系。
固定证据之后,
他们对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起了诉讼。
法院判决:
生殖中心需赔付
诉讼期间,
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
对附属医院
“是否存在医疗过错”
“过错与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进行鉴定。
鉴定报告称,
根据现有材料,
小轩在生产过程中抱错的可能性极低;
附属医院在胚胎冻存中存在
编号重复、
胚胎解冻记录不完善、
未能体现核对过程等问题,
存在医疗过错,
该过错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明确,
但相互之间有高度盖然性。
2022年11月,
一审法院判定附属医院的诊疗、护理过程
均存在过错,
根据过错情况分析,
结合日常生活经验,
高度盖然性推定医疗过错
与实际后果存在因果关系;
附属医院对陈冬、王蕾主张的损害后果
承担100%的赔偿责任,
赔偿各项损失64万元。
一审判决书截图(来源受访者)
医院回应:
要豁达没必要计较
一审之后,
陈冬要求医院查清楚小轩的亲生父母是谁,
以及自己的胚胎到哪里去了,
还有自己是否有孩子在世。
陈冬表示,
赔偿对自己没有意义,
他已经60岁,
错过了生育期。
医院宣传资料
2月17日,
附属医院生殖中心魏主任
对陈冬进行当面回复。
魏主任认为,
孩子实际是由陈冬和王蕾抚养长大,
没必要计较是否亲生。
“人生就这几十年,
到最后就都豁达了。
很多家庭抱养孩子,
人家都很开心的。
要是我有这样一个孩子养这么大了,
我会很高兴的。”
魏主任称,
已经反复找过,
但找不到。
陈冬回忆,
当年他将精液送到指定窗口时,
发现窗口后边没有医护人员,
多个精液取样瓶被随意摆放在窗口。
魏主任解释称,
这些管理问题已经完善起来了。
魏主任表示,
会将陈冬的诉求上传给医院领导,
至于赔偿方面,
只要有法院判决,
“我倒希望判200万给你,
即便不是我们的错,
判多少我们也认”。
父母:
“他就是我的亲生孩子”。
湖北省某生殖医院教授介绍,
生殖医院对每个试管婴儿都有记录,
根据国家卫健委规定,
所有试管婴儿的追踪、随访记录
应该是完整的,
要一直随访到小孩出生。
追查陈冬、王蕾的胚胎去向,
以及小轩的亲生父母,
需要通过多方去查,
普通人没有权利查看生殖中心保密资料。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丛亚丽介绍,
在试管婴儿手术发展初期,
确实有一些医院管理不是很规范,
会出现陈冬、王蕾这样的情况。
这种情况在法律上规定比较明确,
陈冬、王蕾与小轩
就是父子关系、母子关系,
需要抚养他至18岁成年。
“当事人知道孩子不是亲生的,
他心理上会有一些波动,
有可能会对孩子不像以前那么好;
在孩子未成年之前,
这件事情被孩子知道以后,
可能觉得自己不是亲生的、没有人管他,
这对孩子也是一种伤害。
所以确实会产生伦理问题。”
丛亚丽介绍说,
如果医院早期管理确实混乱,
那可能真的不知道胚胎去向。
丛亚丽介绍,
如果医院知道孩子生物学父母是谁,
是不是应该告诉孩子,
是学界内讨论的伦理问题,
各个国家的规定也不相同。
王蕾表示,
孩子是自己十月怀胎生下的,
无论情况如何,
她和陈冬对孩子的态度不会改变,
“他就是我的亲生孩子”。
“找不到”和“要豁达”
都不是合格答案
这是一个难以挽回的过错,
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事实,
很容易让人想起此前被热议的
“错换人生28年”事件,
其责任追溯漫长而艰辛。
然而院方却站着说话不腰疼。
怀胎十月、含辛茹苦
养了这么多年的孩子,
结果是别人的孩子,
自己却成了代孕妈妈、无辜养父,
这事落谁的头上都难以接受,
谁都没法豁达起来。
且此话从责任方的口中,
如此平淡地说出来,
却让人心生寒意。
如今,
官司打了,钱也赔偿了,
或许在医院方面看来,
医疗过错的法律责任也算是尽到了,
接下来的事情,
与自己也关系不大了。
但是民法典明确,
“侵权行为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
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
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
基于医院因医疗过错
导致“骨肉分离”的严重后果,
还有必要承担赔偿之外的侵权责任,
包括找到孩子的亲生父母,
以及当事人的胚胎下落等。
考虑到时隔多年,
查找孩子亲生父母,
以及部分胚胎的下落,
确实难上加难。
或许,
可以紧随舆论的曝光和聚焦,
由医院联合公安机关等职能部门介入调查,
尽力查明真相。
无论如何,
“找不到”和“要豁达”,
都不是合格的答案,
也不应该是最终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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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安徽“试管婴儿出生8年后被发现放错胚胎”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安徽省卫健委工作人员告诉媒体,对相关事件调查正在进行中,调查结果将适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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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记者 石伟
2月20日,安徽“试管婴儿出生8年后被发现放错胚胎”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安徽省卫健委工作人员告诉封面新闻记者,对相关事件调查正在进行中,调查结果将适时发布。
涉事医院
2011年,50岁的陈冬(化名)和前妻王蕾(化名)因婚后未育,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中心通过试管婴儿手术方式,用双方的精子、卵子培育胚胎产下一子小轩。2020年,两人发现孩子与两人都无血缘关系。经过一审审理,法院排除了孩子生产过程中报错的可能,判定医院在胚胎冻存方面存在编号重复、解冻记录不全、核对过程缺失等问题,存在医疗过错,结合日常生活,高度盖然性推定该过错与两人主张的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该医院负全部赔偿责任,赔偿64万元。
陈冬、王蕾希望查清楚两人的胚胎去向、孩子的生物学父母,以便孩子遭遇突发疾病需要血缘亲属骨髓移植时,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到人。
2月17日,该院生殖中心负责人约谈陈冬时,表示无法查清孩子的生物学父母,没查到陈冬、王蕾的胚胎植入记录。生殖中心魏主任还劝导陈冬:“人生几十年,到最后就是要豁达要宽容,没必要计较(是否有血缘关系)。如果我有这么个孩子,我会挺高兴。”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丛亚丽介绍,在试管婴儿手术发展初期的时候,确实有一些医院管理不是很规范,就会出现陈冬、王蕾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在法律上规定比较明确,陈冬、王蕾与小轩就是父子关系、母子关系,需要抚养他至18岁成年。
丛亚丽表示,如果医院早期管理确实混乱,那医院可能真的不知道胚胎去向,不知道小轩的亲生父母是谁。“如果孩子以后生病,需要找到血缘亲属救他一命,却找不到亲生父母,这种情况下只能是遗憾。”
丛亚丽介绍,这种情况给家庭造成了伦理困扰,“可以通过法院追寻胚胎和孩子亲生父母的去向。”
20日下午,陈冬表示媒体报道后医院已找他约谈,具体情况他未透露。记者多次拨打该院院办和医务处电话,电话无人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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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资料图,图文无关。
2月20日,安徽“试管婴儿出生8年后被发现放错胚胎”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据媒体报道,陈先生养了8年的儿子跟自己和前妻均无血缘关系,儿子是两人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通过试管移植生下的。法院认定,医院存在医疗过错,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陈先生要求该医院查清楚儿子的亲生父母是谁,以及自己的胚胎到哪去了,是否有他孩子在世。该医院生殖中心表示,查不清陈先生诉求的问题,还劝说“人生要豁达,没必要计较”。
目前,安徽省卫健委工作人员称,对相关事件调查正在进行中,调查结果将适时发布。
做试管婴儿,所用夫妻的胚胎是不能搞错的。要不然,胚胎移植错误,所造成的后果可想而知,陈先生目前的困境便是最好的佐证。
现如今,对簿公堂,法院认定医院存在医疗过错,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虽不知双方对一审是否认可,但陈先生要求医院查清孩子的亲生父母,寻找他们的胚胎去向,情理之中,可以理解。实际上,这也是其合法权利。医院应尽最大努力满足陈先生的诉求。
找到当年胚胎的去向,一方面,可以了却陈先生的心愿;另一方面,两个孩子万一发生意外情况,需要亲属捐赠骨髓,就可以有备无患。这也是医院对自己的过错应进行的合理“补偿”。
陈先生坚持这样的诉求,不是固执,也不是心胸狭窄,更谈不上斤斤计较。该医院生殖中心“人生要豁达,没必要计较”的说辞,显然缺乏同理心,也是不负责任的体现。
说实话,医院胚胎移植错误,所造成的后果,不是“亲自抚养长大,没必要计较是否亲生”就能搪塞过去,更不是用金钱就能弥补得了的。诚如陈先生所言,“自己已经60岁,错过了生育期,赔偿对自己没有意义。”关键是,要尽可能减少对陈先生他们的影响。
明明有错在先,还不让人提诉求,这让人难以理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本就是自身错误造成的,设身处地站在陈先生的立场,尽可能满足他的诉求才是正确的做法。
不可否认,实际生养形成的感情应该超越单纯的血缘感情,投入感情和精力好好培养孩子,比陷在困扰里更有价值。但也应清楚地知道:如果孩子以后生病需要血缘亲属救他一命,却是找不到亲生父母的。由此而言,陈先生还真有必要计较,因为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小事。
事实上,根据国家卫健委规定,所有试管婴儿的追踪、随访记录应该是完整的,要一直随访到小孩出生。这为陈先生追查胚胎去向,寻找孩子的亲生父母提供了明确的思路,唯一的担心就是当时的记录不完整。
现实的尴尬还在于,涉事医院权限有限,还需通过公安机关、法院或者其他执法机关去查,普通人没有权利查看生殖中心的这些保密资料。也就是说,还需要执法机关介入,关键就看,该谁对接,又该如何去做。
不过,医疗过错导致相关家庭的伦理问题出现,不论是医院还是当事人,都是不愿意看到的。事已至此,只能正视如何善后,这也不是单纯赔偿就能解决得了的,该尽的责任还要尽,不该说的话千万别信口开河。
说到底,如此家庭伦理问题,后续解决起来很复杂。但愿医院切实加强管理,严格规范试管移植手术,杜绝类似问题出现。
撰稿/李万友(职员)
编辑/迟道华
校对/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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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至今,安徽合肥男子刘文(化名)被痛苦包围着。
他视若掌上明珠的儿子刘晓(化名)不是他亲生的;不仅如此,刘晓虽是刘文前妻孙芳(化名)分娩出来的,但也不是孙芳亲生的。
刘文把痛苦归结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下称:生殖中心)。
▲安医一附院大门。图片来源/上游新闻记者 苏笃 摄
2月16日,他告诉上游新闻(报料邮箱:cnshangyou@163.com)记者,刘晓是个试管婴儿。他认为:生殖中心移植时未严格核实胚胎样本,把与他和孙芳无关的胚胎植入孙芳体内,然后受孕、发育、分娩,造成现年十来岁的刘晓与他和前妻无血缘关系。
针对刘文的“认为”,鉴定结果显示,生殖中心的诊疗、护理行为存在过错,过错与“不是亲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无法明确,仅能说明过错与“不是亲生”之间具有高度盖然性。
判决书载明:高度盖然性即极大可能性。
2022年11月7日,法院一审判决,生殖中心赔偿刘文和孙芳两人64万余元。年收入超百万的刘文不在乎赔偿款,他只关心两个问题:刘晓的亲生父母在哪?他和孙芳有没有胚胎,若有,在哪?
2月17日,记者陪同刘文来到生殖中心。该中心主任魏兆莲答复刘文,刘晓的亲生父母在哪,不好找;胚胎反复找了,没有找到。
听完魏兆莲的答复,刘文疑窦丛生:刘晓亲生父母是不好找,还是不愿找?如何理解胚胎没有找到?理解为因没有发育废弃了,那“台账”在哪?理解为用掉了,那他会不会有亲生孩子?
刘文希望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级主管部门介入调查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刘文说:“截至目前,生殖中心没有想搞清楚的意思。这种事情不搞清楚,我饭吃不下,觉睡不着。”
老来得子
年过六旬的刘文是生意人。他与第一任妻子有个女儿,不幸的是女儿患有疾病,生活不能自理。
孙芳是刘文的第二任妻子。婚后,刘文想再要一个孩子。他说,有了孩子,两人的婚姻会更稳定;有了孩子,将来能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姐姐。
事与愿违,刘文和孙芳结婚多年后,依旧没有孩子。刘文称,问题在于孙芳,经诊断,她输卵管堵塞。
两人想到了试管婴儿,他们选择了生殖中心。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官网上有一篇《生殖中心屡创“第一”》的文章:中心每年接待患者超过12万例,团队在曹云霞教授带领下,在魏兆莲、周平等得力团队领导成员的辅助下,技术水平不断获得新突破,队伍不断壮大,社会效益不断凸显,已经成为安徽省辅助生殖技术的领头雁,必将带领安徽省各中心走向全国、走向国际。
该中心出示给刘文的治疗经过载明,刘文和孙芳于2010年9月至生殖中心治疗,2010年10月同周期新鲜胚胎移植未孕。2011年2月至中心治疗,2011年3月同周期新鲜胚胎移植未孕。2011年6月至中心再次行冻融胚胎移植,获单胎妊娠。
刘文介绍,孙芳孕期并无异常表现。十月怀胎,孙芳在安徽省妇幼保健院VIP产房分娩出一健康男婴。
“三代单传。我过了50岁才有儿子,整个家族都把他当成宝,我爸妈,孙芳爸妈更是把他当成心头肉。”刘文说。
2018年,刘文和孙芳离婚。刘文说,不能给刘晓一个完整的家庭,他自觉亏欠,愈发对刘晓好。
▲刘文手机内有刘晓各成长阶段照片。图片来源/上游新闻记者 苏笃 摄
10多年的时间里,刘文换了多部手机,每换一部,他都会导出刘晓的成长照片。上游新闻记者注意到,刘文现用手机相册中,有刘晓各成长阶段的照片。
排除生物学父母亲的可能
老来得子的刘文一直有个困扰:刘晓的长相和他没有丝毫相似之处,难道不是亲生的?
刘文介绍,2020年3月,他瞒着刘晓去做亲子鉴定,鉴定结果为:刘晓与他无亲生血缘关系。刘文将此事告知给孙芳,孙芳无法相信,答应待刘晓放暑假后,三人一同去做亲子鉴定。
▲亲子鉴定报告显示,排除刘文和孙芳是刘晓生物学父母亲。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2020年7月,安徽明德司法鉴定所W142号鉴定意见书载明:排除刘文为刘晓生物学父亲、排除孙芳为刘晓生物学母亲。
2020年12月,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和明德司法鉴定所意见如出一辙。
刘文称,得知此事后,他心中压抑。“现在还没有告诉刘晓。我原来怎样待他,现在还是怎样待他。行为没有发生变化,但心里的感觉不一样了,有口气堵着。这件事我只告诉了我妹妹,必须要找一个人说说,不说出来自己会抑郁。”
刘文说,刘晓从出生到现在,不是在他眼皮底下,就是在孙芳眼皮底下。不是两人亲生的,只有两种可能,移植错误,分娩后抱错。
为弄清事情原委,刘文和孙芳以侵犯他俩的生育权和知情权,将生殖中心和安徽省妇幼保健院列为被告。2022年6月,合肥市蜀山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庭审时,安徽省妇幼保健院答辩,刘晓出生当日上午只有两台手术,孙芳是第一台,第二台手术新生儿出生时,孙芳和刘晓早已回到病房,两人无时间交集;孙芳是VIP,手术室是单独手术室,从手术室回单独病房期间,刘晓放在孙芳的推车上,家属全程陪同;手术室护士、病房护士、家属做了三方核查,三方均无异议;住院期间,新生儿查房、新生儿沐浴、疫苗接种等工作均在母亲身边完成,不离开所在病房,直至出院。
合肥市蜀山区法院一审认为,依据现有材料,安徽省妇幼保健院未见程序性缺陷,在该院内发生抱错行为的可能性极低。
无法保证每组胚胎编号的唯一指向性
庭审时,法院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中心鉴定三个问题:生殖中心的诊疗、护理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果存在过错,生殖中心的诊疗、护理行为与“不是亲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存在过错因果关系,则过错参与度为多少?
上述中心的鉴定报告上说,2010年10月,孙芳在生殖中心冻存囊胚一枚;2011年3月又冻存一枚。囊胚分别按日期编号,存放于液氮罐中。生殖中心陈述液氮罐可放数十提,一提可放数管。根据生殖中心编号规则及存放条件,如同日需存放多管情况下,编号会发生重复之情况。
报告提到,2011年6月,孙芳在生殖中心行冻融胚胎移植,审查解冻记录,记载解冻管数2管,无余,未见记载提取过程,未见记载提取位置,未见记载提取位置剩余冻存管数,未见记载观察时间,未见记载解冻胚胎评分。
报告说,依据现有病历材料,生殖中心在胚胎冻存及提取过程中无法保证每组胚胎编号的唯一指向性,也无法体现解冻提取过程中准确溯源和核对,存在缺陷,具有导致提取非指向性胚胎的极大可能性,并导致非预期的辅助生殖受孕后果,因此存在医疗过错。
报告载明,生殖中心的诊疗、护理行为存在过错,过错与“不是亲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无法明确,仅能说明过错与“不是亲生”之间具有高度盖然性。
基于报告,法院认为:可以高度盖然性的推定生殖中心的医疗过错行为与“不是亲生”存在因果关系。
▲判决书显示,安医大一附院存在医疗过错。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刘文说,拿到判决书时,他回想起一个细节。
“有次我去放精,就和放尿检的尿一样,台前没有人值守。当时心里就有疑虑,万一有人搞破坏呢?现在想想,当年生殖中心的管理存在问题。”
2月17日,刘文将这个细节告知给魏兆莲,魏兆莲未正面回应。
寻找亲生父母
刘文想寻找刘晓的亲生父母。
他说,绝大多数人都想知道自己亲生父母是谁,刘晓长大后也想知道;万一刘晓遇上疾病,例如做骨髓移植时,需要亲生父母;亲生父母或多或少会给孩子物质帮助;找刘晓亲生父母或是一把钥匙,他可能因此知道自己有没有亲生骨肉。
国内一位不愿具名的权威生殖专家表示,生殖中心要找刘晓的父母,能找到。“翻患者的登记记录、当天做了几起,做亲子鉴定,一一排查。”
此外,这名专家还表示, 生殖中心存在医疗过错,该过错引发的错误可能不是单一错误;生殖中心是过错方,不能靠其自查,主管部门要介入调查,厘清每个细节。“从法院查明的事实看,这是一起很严重、很低级的事故,不能这么不清不白,关乎人伦。”
刘晓亲生父母在哪?刘文和孙芳有没有胚胎?2月17日,针对这两个问题,魏兆莲的回答很简单,分别为:不好找;找了很久,没有找到。
▲安医大一附院生殖中心。 图片来源/上游新闻记者 苏笃 摄
她宽慰刘文说:“没必要计较。人生就这几十年,到最后就都豁达了。我倒希望法院多判赔给你,即便不是我们的错,只要法院判,我们都会认的。你看法院也不敢下定论说是我们的错。”魏兆莲还说:“很多家庭收养孩子,人家都很开心的。要是我有这样一个孩子养这么大了,我会很高兴的。”
上游新闻记者询问,刘文要求找刘晓的亲生父母,生殖中心能不能帮忙找?魏兆莲并未回答,示意保安将记者请走。
上游新闻记者 苏笃 文
编辑:徐远哲
责编:范永松 李洋
审核:冯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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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记者 石伟
“医院把别人的胚胎放到我前妻肚子里,她怀胎十月生下孩子,却被动地成了代孕妈妈,我跟孩子甚至没有任何关系。”2月17日,60岁的陈冬(化名)仍然在为孩子的事奔走。
11年前,陈冬与前妻因婚后不育,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附属医院”)通过试管手术生下儿子小轩。8年后,他们意外发现小轩与他俩并无血缘关系。
涉事医院
“医院的一个错误,搞得我们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老子都乱套了。”陈冬说,一审判定医院存在医疗过错,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赔偿64万元,但医院表示无法查清孩子的亲生父母,无法知晓他们的胚胎去了哪里。
2月17日,附属医院生殖中心表示,查不清陈冬诉求的问题,“人生要豁达,没必要计较”。
2月20日,封面新闻记者联系到了生殖中心周主任,对方表示,需要联系医院医务处回复。医院总机提供了院办和医务处的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
01、再婚家庭艰难产下试管婴儿,抚养8年后发现非亲生
2020年,陈冬将儿子小轩从前妻王蕾(化名)那里接到自己身边。因为疫情,无法外出,父子俩终日相对时,陈冬越看越感觉儿子与自己和前妻都不太像。
在此之前,他和第一任妻子生了一个女儿,目前因病生活无法自理。
“我想再生个孩子,我百年之后把财产留给老二,让他照顾姐姐后半辈子。”陈冬说,2011年,两人在附属医院生殖中心做了试管婴儿手术,次年成功生下小轩。
医院科室
“先后做了三次手术,反复打针、吃药,经受了痛苦的取卵过程和妊娠过程,孩子生下来时他50岁,我40岁。”王蕾回忆,在她怀孕期间,医生提醒,坚持生育可能有瘫痪风险,但她还是选择把孩子生了下来。
2018年,两人因性格问题离婚,孩子由王蕾抚养,会在节假日回到陈冬身边。
“在他四五岁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像,但又想是我们俩的胚胎做出来的,怎么可能不是我们的孩子。”陈冬的好奇战胜了理性,他偷偷采集了孩子的足底血样送检。结果显示,孩子与他无血缘关系。
之后,陈冬与王蕾一同带着小轩到鉴定机构再次检测,发现孩子与两人都无血缘关系。
“最初以为生产的时候在妇幼保健院抱错了,结果发现不是他们的问题,是胚胎放错了。别人的胚胎放到我前妻肚子里,我们的胚胎不知道放到谁肚子里了。”陈冬说,他感觉天塌了,生活和生意都变得没有意义。
固定证据之后,他们对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起了诉讼。
02、医院被判存在医疗过错并负全责,家属追问孩子父母及原本胚胎去向
陈冬陷入了一种痛苦的状态:他无法把全部的爱给孩子,但又无法忽视11年的父子情。“好好待他吧,他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不好好待他吧,他是无辜的。我又不能说这件事,孩子太小了,怕伤害到他。”
陈冬不敢对任何人讲这件事。他的母亲在弥留之际拉着小轩的手喃喃叮嘱,一旁的陈冬心情复杂——他觉得对不起父母。他说,每天给父母上香,都是抱着求原谅的心情。
诉讼期间,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附属医院“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过错与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
鉴定报告称,根据现有材料,小轩在生产过程中抱错的可能性极低;附属医院在胚胎冻存中存在编号重复、胚胎解冻记录不完善、未能体现核对过程等问题,存在医疗过错,该过错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明确,但相互之间有高度盖然性。
2022年11月,一审法院判定附属医院的诊疗、护理过程均存在过错,根据过错情况分析,结合日常生活经验,高度盖然性推定医疗过错与实际后果存在因果关系;附属医院对陈冬、王蕾主张的损害后果承担100%的赔偿责任,赔偿各项损失64万元。
一审判决书截图(来源受访者)
一审之后,陈冬要求附属医院查清楚小轩的亲生父母是谁,以及自己的胚胎到哪里去了、是否有他的孩子在世。“他们说我的孩子没出生,胚胎去哪了、小轩的父母是谁、哪个环节出错了,都查不到。”
陈冬表示,赔偿对自己没有意义,他已经60岁,错过了生育期。他想,如果他的孩子在世,两家人可以相互知情、互不打扰,等孩子成年后再告诉他们。“这两个孩子万一发生意外情况,需要亲属捐赠骨髓,我们可以有备无患。”
03、院方称“要豁达,没必要计较”,表示查不清孩子生物学父母
2月17日,附属医院生殖中心魏主任对陈冬进行当面回复。
魏主任认为,孩子实际是由陈冬和王蕾抚养长大,没必要计较是否亲生。“人生就这几十年,到最后就都豁达了。很多家庭抱养孩子,人家都很开心的。要是我有这样一个孩子养这么大了,我会很高兴的。”
陈冬表示,希望找到小轩的生物学父母,并确认自己的胚胎是否有孩子在世,以防万一孩子们病重需要亲属配型救命。
魏主任称,已经反复找过,但找不到,“你说的这是非常罕见的事件。手术里面的胚胎操作都是两个人签字,所以你看法院也不敢百分之百说是我们的错。因为按照操作,它没错。”
医院宣传资料
陈冬回忆,当年他将精液送到指定窗口时,发现窗口后边没有医护人员,多个精液取样瓶被随意摆放在窗口。
魏主任解释称,陈冬提到的这些管理问题已经完善起来了。“即使一个人的精子搞错了,那下一个对象来了,一对就对出来了,但你这个情况一直没对出来。我们后来把所有的存储罐都调回来检查了,没有你的胚胎。他们(医生)后来觉得你的胚胎培养得不好(就没有用)。”
魏主任表示,会将陈冬的诉求上传给医院领导,至于赔偿方面,只要有法院判决,“我倒希望判200万给你,即便不是我们的错,判多少我们也认”。
2月20日,封面新闻记者致电该院生殖中心周主任,对方表示,需要联系医务处回复。总机提供了院办和医务处电话,但两部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04、医学专家称法律上三人是亲子关系,当事母亲称“从我肚子生的就是亲生”
湖北省某生殖医院教授介绍,试管生育流程有严格管理,但人为操作的事情都可能出现错误。“如果有一对胚胎错了,对应的另一对也会错。陈冬的胚胎是用完了还是移植到别人身上了、移植之后是否成功,有不同的可能性。”
上述教授表示,生殖医院对每个试管婴儿都有记录,根据国家卫健委规定,所有试管婴儿的追踪、随访记录应该是完整的,要一直随访到小孩出生。追查陈冬、王蕾的胚胎去向,以及小轩的亲生父母,需要通过公安机关、法院或者其他执法机关去查,普通人没有权利查看生殖中心的这些保密资料。“11年前的记录,完不完整的还不好说。医疗过错导致了相关家庭的伦理问题,并且后续解决起来很复杂,这是肯定的。”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丛亚丽,与她所在院系的生殖伦理研究小组分析后介绍,在试管婴儿手术发展初期,确实有一些医院管理不是很规范,会出现陈冬、王蕾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在法律上规定比较明确,陈冬、王蕾与小轩就是父子关系、母子关系,需要抚养他至18岁成年。
“当事人知道孩子不是亲生的,他心理上会有一些波动,有可能会对孩子不像以前那么好;在孩子未成年之前,这件事情被孩子知道以后,可能觉得自己不是亲生的、没有人管他,这对孩子也是一种伤害。所以确实会产生伦理问题。”丛亚丽介绍说,如果医院早期管理确实混乱,那可能真的不知道胚胎去向、不知道小轩的亲生父母是谁。
“如果孩子以后生病需要血缘亲属救他一命,却找不到亲生父母,这种情况确实遗憾。”丛亚丽介绍,如果医院知道孩子生物学父母是谁,是不是应该告诉孩子,是学界内讨论的伦理问题,各个国家的规定也不相同。
上述两位专家表示,实际生养形成的感情应该超越单纯的血缘感情,投入感情和精力好好培养这个孩子,比陷在困扰里更有价值。
王蕾表示,孩子是自己十月怀胎生下的,无论情况如何,她和陈冬对孩子的态度不会改变,“他就是我的亲生孩子”。
(来源:封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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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目新闻记者 丁伟
视频剪辑 丁伟
00:15
“养了8年的试管婴儿被发现与父母均无血缘关系”一事引起各界广泛关注,院方曾在事发后劝导养父:要宽容,要豁达,要看开,“我有这样一个孩子,我会挺高兴。”2月20日下午,安徽省卫健委工作人员回应极目新闻记者表示,已关注到此事,目前正按程序进行处理。
涉事医院(来源:封面新闻)
据媒体报道,11年前,陈冬与前妻因婚后不育,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通过试管手术生下儿子小轩。8年后,他们意外发现小轩与他俩并无血缘关系。
“医院的一个错误,搞得我们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老子都乱套了。”陈冬说,法院一审判定医院存在医疗过错,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赔偿64万元,但医院表示无法查清孩子的亲生父母,无法知晓他们的胚胎去了哪里。
2月17日,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魏主任对陈冬进行当面回复。
魏主任认为,孩子实际是由陈冬和前妻抚养长大,没必要计较是否亲生。“人生就这几十年,到最后就都豁达了。很多家庭抱养孩子,人家都很开心的。要是我有这样一个孩子养这么大了,我会很高兴的。”魏主任说。
20日下午,极目新闻记者致电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方会有调查。”接线人员表示,如了解详细情况可联系医务处。随后记者多次拨打医务处电话,始终未能接通。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告诉极目新闻记者,已关注到此事,目前正在按照程序进行处理。
(来源:极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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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本以为在医院抱错孩子就已经是一个很离谱的事情了,没想到还有移错胚胎的!
安徽的刘文是一个生意人,与第一任妻子育有一女,不幸的是女儿患有疾病生活不能自理。而后认识了第二任妻子,为了让两人感情更加稳定,而且为了两人百年之后有人照顾生病的女儿,于是两人就商量着再要一个孩子。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两人结婚多年一直未能如愿,后经检查妻子患有输卵管堵塞。
为了要孩子,两人就想到了试管婴儿,于是就来到了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经过多次治疗和胚胎移植,在2011年6月份获得了单胎妊娠。在不久之后,妻子就生下了儿子。
由于儿子的来之不易,两人对孩子呵护备至,可以说是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而且对于刘文来说50岁得子,而且三代单传,宠爱程度自然不在话下。可是随着孩子越想长大,刘文发现孩子一点也不像自己。于是就带着孩子做个鉴定,鉴定结果显示,两人并不是亲生父母关系。
一下子刘文就懵了,怎么还能不是亲父子呢?于是联系自己的妻子,妻子也赶忙往回赶,要求三人一起做个鉴定。鉴定出来后,两人彻底傻了眼,孩子竟然跟他们两个人都无血缘关系!
为弄清事情原委,刘文和孙芳以侵犯他俩的生育权和知情权,将生殖中心和安徽省妇幼保健院列为被告,经法院审理,医院赔偿夫妻二人64万元。但是刘文想要知道,自己的胚胎去哪了,而且孩子的亲生父母又是谁?
可是经过医院反复寻找,并未找到。
作为一个医院,对于胚胎移植竟然能如此疏忽大意,对于胚胎移植当来说,花钱不说,而且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治疗才能形成真正的胚胎,简单来说不仅花钱还遭罪。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孩子,却发现所遭遇的一切,竟然到头来一场空,无论发生在谁身上都无法接受。作为医院,如果流程、准确性都无法确定,那谁还会相信医院,谁又敢在如此的医院做治疗!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的“疏忽”至少牵连着两个家庭,甚至更多的家庭,这后果简直不敢想象,希望医院能够担负起应有的责任,给受害人以及社会一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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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了八年的孩子却不是亲生的,
安徽合肥男子刘某发现自己养了八年的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
不仅如此,儿子虽然是前妻所生,但是和前妻也无血缘关系。
刘某和前妻11年前因婚后不育,在安徽某三甲医院通过试管移植生下了儿子。
两人离婚以后,孩子一直由前妻抚养,节假日才会回到刘某身边。
在儿子四五岁的时候,刘某就有了孩子不像两个人的感觉。
时隔多年,刘某的好奇终于战胜了理性,这才偷偷到了鉴定机构进行了检测。
然而这一测就测出了大问题,检测结果显示,孩子与两人都无血缘关系。
最初刘某以为是生产时报错了,后经调查发现,原因其实出自医院,是生殖中心移植时放错了胚胎。
随即,刘某和妻子对医院提起了诉讼。
法院判定医院存在医疗过错并负全责,需赔偿各项损失共计64万元。
但是对于刘某而言,赔偿毫无意义。刘某更在意的是孩子的亲生父母是谁,自己的胚胎去了哪里,是否有自己的孩子在世。
2月17号,医院当面回复刘某称,未找到两人原胚胎及孩子亲生父母,并劝导他要豁达,没必要计较。
王友平真的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
血缘关系是中国人向来重视的家庭维系标准,却因医院的马虎不负责带来不少家庭伦理问题。
仅凭一句轻飘飘的人生就这几十年,到最后一句豁达点,就想一笔带过,简直是可笑至极。
多年的感情或许能够让父母维持对孩子的爱,但是犯下的错误依然无法弥补,
我们希望有关部门及时的监管,规范流程,不要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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