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上海户籍人口一孩率73.8%、二孩率24.34%

作者：京报网

发布时间：2023-02-21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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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其官网上发布《上海市2022年度人口监测统计数据》。其中显示，上海常住人口一孩率66.01%，二孩率29.46%，多孩率4.53%。户籍人口一孩率73.80%，二孩率24.34%，多孩率1.86%。

上述数据显示，2022年上海常住人口中，育龄妇女人数达到623.51万人，已婚育龄妇女人数达到408.23万人。而在2022年户籍人口中，育龄妇女人数达到293.24万人，已婚育龄妇女人数达到184.72万人。

此外，上述数据还显示户籍人口生育率与生育年龄情况。数据显示，全市总和生育率为0.7。平均初育年龄为30.36岁，平均生育年龄为31.18岁。

附：《上海市2022年度人口监测统计数据》（来源于上海卫健委官网）

生育分析

育龄妇女情况

户籍人口生育率与生育年龄情况

来源：澎湃新闻

流程编辑：TF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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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2022年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仅为0.7 远低于新加坡和东京

作者：金融界

发布时间：2023-02-21 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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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网讯：2月20日，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官网上发布了《上海市2022年度人口监测统计数据》。

数据显示，上海常住人口一孩率66.01%，二孩率29.46%，多孩率4.53%。户籍人口一孩率73.80%，二孩率24.34%，多孩率1.86%。

2022年上海常住人口中，育龄妇女人数达到623.51万人，已婚育龄妇女人数达到408.23万人。而在2022年户籍人口中，育龄妇女人数达到293.24万人，已婚育龄妇女人数达到184.72万人。

此外，数据还显示户籍人口生育率与生育年龄情况。全市总和生育率为0.7。平均初育年龄为30.36岁，平均生育年龄为31.18岁。

而日本东京2021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09，日本全国为1.3；新加坡2021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12。

本文源自：观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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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上海户籍人口一孩率73.8%、二孩率24.34%，平均初育年龄30.36岁

作者：澎湃新闻

发布时间：2023-02-21 09:38

快照：

2月20日，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其官网上发布《上海市2022年度人口监测统计数据》。其中显示，上海常住人口一孩率66.01%，二孩率29.46%，多孩率4.53%。户籍人口一孩率73.80%，二孩率24.34%，多孩率1.86%。

上述数据显示，2022年上海常住人口中，育龄妇女人数达到623.51万人，已婚育龄妇女人数达到408.23万人。而在2022年户籍人口中，育龄妇女人数达到293.24万人，已婚育龄妇女人数达到184.72万人。

此外，上述数据还显示户籍人口生育率与生育年龄情况。数据显示，全市总和生育率为0.7。平均初育年龄为30.36岁，平均生育年龄为31.18岁。

附：《上海市2022年度人口监测统计数据》（来源于上海卫健委官网）

生育分析

育龄妇女情况

户籍人口生育率与生育年龄情况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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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为何只有0.7？

作者：何亚福园地

发布时间：2022-08-01 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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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截图来源：上海市卫健委官网）

不久前，上海市卫健委公布了上海2021年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为0.7。而根据去年公布的数据，上海2020年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为0.73。

众所周知，在不考虑移民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要维持人口世代更替、不增不减，总和生育率需要达到2.1。总和生育率只有0.7，意味着仅相当于更替水平的三分之一。

当今世界各国中，生育率最低的是韩国，根据韩国统计厅今年2月发布的“2021年生育和死亡统计初步核实数据”，韩国2021年的总和生育率为0.81。而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的数据，韩国2021年的总和生育率为0.88。无论是根据韩国官方的数据还是根据联合国的数据，韩国的生育率都高于上海。

上海户籍人口的生育率如此之低，至少有如下几个原因：

一是因为高房价。深圳、上海、北京是中国内地房价最高的几个城市。高房价是生育率的一大“杀手”。

二是因为生育年龄推迟。2021年上海户籍人口的平均初育年龄已超过30岁。

三是因为上海是中国内地最早实行计划生育的城市。

中国是在1971年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的，但上海在1958年就试图推行计划生育了。根据上海卫生工作丛书编委会编著的《上海卫生1949-1983》一书的资料，1958年1月召开的上海市人代会通过下列决议：“大力宣传、推进晚婚和节育；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即1958-1962年），将目前上海4%的出生率降至2%以下”。

但由于随后的“三年困难时期”等原因，上海的计划生育工作在1958-1961年期间一度被中断。1962年，上海再次推动计划生育工作。1962年2月，上海市卫生局召集市内医院、保健站等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召开计划生育工作大会，指示各医院开设节育门诊。1962年9月，上海市召开了有2000人参加的全市党员干部大会，强调计划生育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资料来源：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彭佩云主编的《中国计划生育全书》）。

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行，1964年上海市的出生率降至20.6‰，而当时全国的出生率是39.14‰。

根据上海市统计局的数据，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993年首次变为负数。从1993年至2021年，除了2012年、2014年和2016年这三年以外，其余年份的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均为负数。

2020年上海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已达36%，已经过了“三人行必有一老”的阶段。

有关上海的最新人口数据如下：载至2021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为2489.43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1457.44万人，外来常住人口1031.99万人。全年常住人口出生11.6万人，出生率为4.67‰；死亡13.9万人，死亡率为5.59‰；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92‰；常住人口出生性别比为107.76。全市户籍人口平均期望寿命达到84.11岁，其中，男性81.76岁，女性86.56岁。

考虑到新冠疫情对生育率的负面影响，估计2022年上海的总和生育率将比2021年更低，即跌破0.7。

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连续多年负增长。我认为，一方面，上海需要出台切实降低生育成本的政策以提升生育率；另一方面，上海也需要放宽落户条件，吸引更多的外来打工者落户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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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版

作者：梁建章

发布时间：2023-02-17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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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娲人口研究2023/02专家团队：梁建章，任泽平，黄文政，何亚福摘要我们在2021年12月发布了《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上一版报告中，我们将低、中、高三种预测的长期总和生育率分别设置为1.0、1.2、1.6。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中国出生人口仅1062万人，2022年已跌破1000万，只有956万，创下1949年以来最低记录。在出生人口继续快速下降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将人口预测的参数进行调整，根据当前的现实情况，分下述三种情形更新预测并据此给出政策建议。

1.低预测：前提是没有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生育率持续下降至0.8左右。为何把生育率下限设置在比日本还低得多的0.8呢？这是因为相对于收入，中国的教育支出和房价等与养育相关的成本远高于日本。鼓励生育力度并不小的韩国，在2020年的生育率已经低至0.84，在2021年进一步下降至0.81。可见如果没有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中国的生育率会类似于韩国而远低于日本。中国现在的大城市和东北三省的生育率已经只有0.7-0.9，随着年轻人口的进一步城市化，中国的生育率还会继续走低。最近各地陆续推出一些鼓励生育政策，但力度仍然太小，其效果恐怕还是杯水车薪。2.中预测：前提是推出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鼓励生育的财力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即GDP的1-3%。虽然生育率会从1.0的低点有所提升，但由于中国养育压力更高，而且社会变化带来的生育率下行惯性更大，生育率只能维持在1.1左右的水平，比日本还低一些，更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3.高预测：前提是推出各种积极有效的政策，大力鼓励生育。中国面临世界最严重的低生育率下行惯性，所以需要世界上最大力度的鼓励生育力度。我们估计，需要用GDP的5%来鼓励生育[1]，才能把生育率从2022年的低点逐步提升到1.4，即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率水平。在这个情形下，2030年的新出生人口将在1062万，2050年的总人口为12.9亿。在低预测情形下，中国出生人口将在2023年降至900万左右，2025年跌破800万，2027年跌破700万，到2050年降至493万，2100年仅不到100万。中国现在的出生人口只有印度的一半，到本世纪中叶只有印度的1/3，到2100年可能不到印度的1/4。按此预测，中国出生人口将在2056年被美国反超，到2100年只有美国的2/3左右。现在中国总人口还达到美国的四倍多，可出生人口却将在两代人后被美国反超，可见人口衰竭之快。其实美国现在的生育率也已显著低于更替水平，能维持出生人口的基本稳定，主要得益于美国可以吸引大量育龄移民。在低预测情形下，中国人口到2050年将减少到11.7亿，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到4.79亿，占世界比例将从现在的17%降至4.8%，而新出生人口只有世界新出生人口的0.89%。届时，中国就不再是一个人口大国了。按此趋势，华夏民族几千年积累的人口优势，将在100年内丧失殆尽。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人口惯性，总人口的萎缩会滞后于出生人口的萎缩，因而不能及时反映人口衰减的严峻性，及其对经济社会的深刻影响。如果只按目前这种力度来鼓励生育，中国毫无疑问将在几十年内成为老龄化程度和人口萎缩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如果低预测成为现实，那么到2100年，新出生人口只有94万，还不到美国新出生人口的一半。如果我们采取发达国家鼓励生育的平均力度，那也只能维持中预测——略低于日本生育率水平的1.1。只有采取大力度的鼓励生育的政策——平均需要投入GDP的5%的财力，才能把生育率维持接近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1.4。本报告具体提出了鼓励生育的十大建议，其中包括：一是现金补贴，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未成年孩子，给与每月1000元的现金补贴，给与多孩家庭的每个孩子，每月2000元的现金补贴。二是税务补贴，对于二孩家庭的父母实施所得税和社保减半，对于三孩以上家庭实施所得税和社保全免（可以设置封顶上限）。三是购房补贴，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举例，返还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可以设置封顶上限）。四是增建托儿所，把0-3岁的入托率从4%提高到50%左右。五是同时增加父母双方的产假天数。六是提倡灵活办公。七是引进外劳保姆。八是扶植辅助生育技术。九是保障单亲家庭权益。十是教育改革，普及大学本科教育，减轻升学压力，缩短基础教育的学制。以上是最有效的十项鼓励措施，希望能够尽快设计和落实各项全面鼓励生育的政策。这些政策虽然需要增加不少的财政支出，但是中国经济正面临内需不足、消费疲软、产能过剩的问题，正好可以通过鼓励生育，来刺激消费和提振经济。而且这种鼓励生育的投入，是对未来人力资源的投入，长期有很好的回报。所以投入GDP5%的水平，把生育率从现在的1.1提升到1.4，是非常值得的。那么把生育率提升到1.4是不是理想目标呢？当然不是。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2.1的更替水平，群体最终必然消亡。因此，要维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薪火相传，将生育率提升到2.1，是迟早要做到也必须要做到的。而且越早去做越容易，所遭受的损害也越小。如果能在10年内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我们甚至可能把中国的人口规模长期维持在14亿左右，这需要把每年出生的人口从2022年的956万提升并维持在1500多万。尽管难度非常大，但如果真正认识到，维持人口规模是确保繁荣稳定和优良生活品质的基石，以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担当全力以赴来提升生育率，做到这点并非不可能。我们估计这需要远高于GDP的5%的财政支持，还需要大刀阔斧地改革现有的高考制度，来减轻升学和择校的压力。人口尤其是年轻人口的迅速萎缩，已成为中国社会面对的最大挑战。解决低生育率问题，需要整个社会巨大的投入。如果把提升生育率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来看待，充分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中国完全有可能解决这个世界性难题。目录1、生育率和出生人口预测1.1 中国1950-2020年生育率和出生人口1.2 2022年出生人口概况1.3 疫情和三孩政策对出生人口的影响1.4 中国低生育率的成因1.5 高中低三种生育率预测1.6 出生人口预测1.7 中国与美国和印度的出生人口比较2、死亡人口预测2.1 平均寿命和死亡率假设2.2 死亡人口预测3、总人口预测3.1 中国1950-2022年总人口3.2 总人口预测3.3 中国与美国和印度的总人口比较3.4 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预测4、人口结构预测4.1 总抚养比预测4.2 老年抚养比预测4.3 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预测4.4 老龄化比例预测5、政策建议6、取消中考和缩短学制7、附录：高中低情形的出生人口和总人口比较正文从2017年至2022年，中国的每年出生人口已经连续六年下降。2022年的出生人口不到上一代人的一半，但这还远远不是底，中国的出生率和生育率在未来十年将继续下降。比较六普与七普的育龄妇女人数，可以看出，从2010年至2020年，中国的育龄妇女人数减少了5749万人，这十年间，育龄女性人数平均每年减少575万人，其中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人数减少了3463万人，平均每年减少346万人。如果生育率没有显著提升，我们预测中国的每年新出生人口将很快降到900万以下。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和未来的人口预测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人口预测是根据一个国家或地区现有的人口状况，以及可以预见到的未来发展趋势，通过设置一些合理的或可能性较大的参数，对未来人口状况所做的各种测算。人口预测的主要内容通常包括对未来某年人口总数、出生人数、死亡人数、性别年龄结构等方面进行预测。人口预测对于人口政策的制定以及国民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在国际上，最有权威的人口预测当属联合国每两年或三年发布一次的《世界人口展望》（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目前最新版的是2022版。《世界人口展望2022》包括了235个国家和地区从1950年至2022年的人口数据，以及对各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和地区未来人口的预测。既然联合国已经有了对于中国未来人口的预测，为何我们仍然要对中国未来人口进行预测？原因是，联合国的预测往往倾向于高估中国人口。例如，《世界人口展望2019》中方案假设2020至2100年的中国总和生育率将介于1.70到1.77之间，到本世纪末，中国总人口下降到10.65亿；低预测假设从2020年到2100年的总和生育率均为1.3左右，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下降为6.84亿。而《世界人口展望2017》中方案预计中国未来的总和生育率将介于1.6到1.8之间，到本世纪末，中国总人口下降到10.2亿；低方案假设从2015年到本世纪末的总和生育率均为1.3的水平，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下降为6.2亿。可见，即使是联合国2017和2019年的低方案假设的生育率也有1.3，但实际上，中国在2021年生育率已经下降到了1.15左右，2022年的生育率已经低于1.1，已经明显低于联合国低方案的生育率。与前几个版本相比，《世界人口展望2022》调低了对中国未来人口的预测参数，但仍然认为，从2023年起，中国总和生育率的大趋势是缓慢上升。中方案生育率参数为：2030年上升到1.27，2040年上升到1.34，2050年为1.39，到2100年上升到1.48左右。由于城市化进程、高房价、子女教育成本过高等原因，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普遍低迷。因此，如果不大力鼓励生育，未来中国的生育率还会进一步下降。作为一种参照，韩国即便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21年的生育率也已经跌到了0.81。好在全社会已经开始高度关注未来的生育率危机。202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内容包括：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实行了四十多年的限制生育政策，终于正式转向改成了鼓励生育的政策。8月20日，全国人大会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新计生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2022年10月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适时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进入2023年之后，全国各地相继出台或酝酿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比如在《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中，打算对生育三个孩子的家庭累计补贴3.75万元。又比如，山西近日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其中提到了加大税收政策支持力度、建立住房倾斜保障政策以及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等方面的配套措施。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行之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得以出台，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鼓励生育的力度。法国和北欧国家的家庭福利和鼓励生育的力度要普遍高于南欧、东欧和亚洲的其他发达国家，所以法国和北欧国家的生育率也普遍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对于中国来说，至少需要达到法国和北欧国家的福利水平，才能有效提升已经非常低迷的生育率。我们根据未来的鼓励生育的力度做了三种生育率的假设，以此为基础，来预测2023年-2100年的出生人口、死亡人口、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抚养比。主要数据来源是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及《中国统计年鉴》。1、生育率和出生人口预测1.1 中国1950-2020年生育率和出生人口图1: 1950-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育娲人口图2:中国1950-2022年出生人口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育娲人口

通过以上图表可以看出，中国的生育率和出生人口都是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尤其是最近几年呈直线下降的趋势。2020年的出生人口1200万，只有1990年代初的一半，生育率降到了1.3，比日本还要低。而2022年，中国的出生人口已经跌破1000万，只有956万，生育率不到1.1。1.2 2022年出生人口概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上述数据，意味着我国人口近61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其实对于长期关注中国人口发展趋势的人来说，出现负增长原本就是完全在预料之中的必然结果。自从2016年以来，中国每年的新增人口数都在持续减少，从2016年的906万人一路跌至2021年的48万人，所以2022年的负增长只是延续了近年来的趋势。至于导致这个结果的最关键因素，则是生育率的持续低迷。2016年，当时在“全面二孩”政策的推动下，全年新出生人口达到了1883万人，出现了阶段性的反弹势头。然而短短6年之后，2022年的新出生人口已经降到了956万人，非但跌破了千万级别，而且只有2016年的一半左右，下滑之剧烈要比当初最悲观的预计更糟糕。

图3:中国2016-2022年全国年末总人口增减情况（万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育娲人口

1.3 疫情和三孩政策对出生人口的影响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不久，有人预测，疫情会导致全民宅家“造人”，年底将会迎来一波生育高潮。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出生人口仅为1200万，比2019年减少265万。而在2022年，出生人口数更是进一步跌破了千万。为何疫情对出生人口的影响是负面的？因为疫情可能导致经济衰退，会造成失业率上升或降薪，进而导致家庭收入减少。此外，疫情也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住院分娩的担忧，进一步降低了育龄家庭的生育意愿。当然，尽管这几年身处疫情防控的特殊历史时期，但考虑到中国之前的防控措施曾长期卓有成效，至少以2022年的人口数据而言，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并不是太明显。相比之下，2023年的新出生人口数据倒是有可能因为疫情压力而进一步下滑。整体而言，中国人口的首次“负增长”，并不能主要归因于疫情影响，而是各种长期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同样的道理，即便未来中国迅速摆脱了来自疫情的负面影响，也不意味着新出生人口数据会出现报复性增长，不应当对此报以不切实际的幻想，仍然必须以长期发展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人口问题。2021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实施三孩政策。但由于现在人们的生育意愿普遍低迷，如果仅仅出台三孩政策而不大力鼓励生育，对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并不显著。原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在不受任何外界条件影响下，11.4%的育龄妇女认为1个孩子最理想，80%的育龄妇女认为2个最理想，7.9%的育龄妇女认为3个及以上最理想，0.7%的育龄妇女认为没有孩子最好。可见，认为3个孩子及以上最理想的育龄妇女人数，大约只有认为2个孩子最理想的人数的十分之一。二孩政策实施的头几年，每年因为二孩政策而多出生的人口只有200万至300万，由此估计，每年因为三孩政策而多出生的人口估计只有20万至30万。尽管2021年开始实施三孩政策，但2022年出生人口继续下降。1.4 中国低生育率的成因从图1可以看出，从1991年到现在，中国的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中国的生育率短暂提升，但从2017年起又开始下降，2020年生育率已经降到1.3。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育率就相对越低，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中国却是一个例外，虽然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生育率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原因何在？除了与中国过去几十年实行限制生育的政策有关以外，还有以下几个原因导致中国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更低：首先，中国大城市的住房支出占据了一个普通工薪阶层的很大部分。比如，根据《2019年全国50城房价收入比报告》的数据，深圳房价收入比是35，也就是说，对于深圳的普通人来说，即便不吃不喝，平均也需要35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中国其它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也几乎是世界最高的。这样的高房价，会极大地压抑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2]。第二，中国小孩的教育压力和教育成本高得惊人。中国独特的高考制度，使得家长不得不消耗大量的精力和费用来为小孩备战高考，导致中国的育儿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相对于收入几乎也是世界最高[3]。第三，在中国养育孩子，还面临着严重的看护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奇缺托儿所。据原国家卫计委2015年的调查显示，0到3岁的婴幼儿在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4]。还有，中国女性的就业率和受教育程度都是比较高的，但女性非婚生育的权益保障还没有完全到位。种种因素导致中国的生育率将降至世界最低水平。多项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城乡的意愿生育率只有1.8左右，比日本还要低很多，实际生育率只有1.3。而且中国大城市现在的生育率已经只有0.7-0.9，上海和北京的户籍人口的生育率只有0.7，是世界最低的。随着年轻人口的进一步城市化，中国的生育率还会继续走低。此外，中国的结婚登记人数和初婚人数自从2013年以来连续八年下降，也是中国近年来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在欧美国家，非婚生育的情况很普遍。但在中国，结婚和生育密切相关，非婚生子占新生儿比例很低，所以结婚登记人数下降必然对生育率有负面影响[5]。1.5 高中低三种生育率预测本报告的生育率设置，分为高、中、低三种生育率预测，以2022年总和生育率设置为1.07作为基础：高限生育率：从2023年起生育率逐渐递增，到2028年递增到1.4；2025年之后固定为1.4。高生育率的假设前提，是非常大力且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例如鼓励生育的财政支出要达到GDP的5%左右。还需其它相应的配套措施，例如大幅度提高入托比例，争取达到北欧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就是50%左右。当然我们希望未来鼓励生育政策力度要超出我们的预期，例如说拿出GDP5%以上来鼓励生育。中限生育率：从2023年起生育率逐渐递增，2028年回升到1.1，从2028年起固定为1.1。这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形，需要鼓励生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响应，政府推出各种鼓励生育的措施，但是总体的财政支出只有GDP的1-3%，相当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由于中国的教育投入和房价成本仍然是世界上最高的，因此生育率也只能维持在发达国家里偏低的水平，稍低于日本，远低于欧美国家。低限生育率：从2023年起生育率逐渐递减，到2028年降到0.8；2028年之后总和生育率固定为0.8。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种情形，但是如果没有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中国的生育率就会接近全球最低水平，和韩国差不多，中国将在两到三代人以后失去人口大国的地位。预测算法的其他一些假设不变，包括平均生育年龄和性别比。平均生育年龄在2021年设置为28.5岁，随后缓慢递增，到2050年平均生育年龄为30.5岁，至2100年平均生育年龄为31.5岁。出生性别比设置为从2021年起逐年下降，到2025年下降到106的正常值，此后一直保持106。图4是2023-2100年高、中、低三种生育率预测。 图4: 2023-2100年高、中、低三种生育率预测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需要指出的是，近年可能受到新冠疫情带来的生育意愿变动、生育计划推迟和政策干预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实际生育率产生波动。和长期预测模式的结果相比，可能会出现短时间和预期相异的下降或反弹。 1.6 出生人口预测按照高、中、低三种生育率参数，我们预测2023-2100年中国出生人口的结果如图5：图5: 2023-2100年中国出生人口预测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2030、2050、2070和2100年出生人口预测如表1所示：表1: 中国出生人口预测（万人）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1.7 中国与美国和印度的出生人口比较下图是中国与美国和印度2023-2100年出生人口比较，中国出生人口数据来源是我们的低生育率预测，美国和印度的出生人口数据来源是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图6: 2023-2100年中国、美国和印度出生人口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育娲人口从上图可以看出，中国和印度的出生人口在2022年以后都在逐渐下降，而美国出生人口则一直保持在400万左右，比较平稳。虽然美国近年来生育率不断下降，2019年已下降到1.71，但由于美国每年吸收了约100万外国移民，仍然能使美国每年出生人口保持基本稳定。而中国的净移民数量可以忽略不计。根据我们的低生育率预测，2030年，中国出生人口为607万；2050年，中国出生人口为493万；2070年，中国出生人口为234万；2100年，中国出生人口为95万。按照低预测，2056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数量数将被美国超越。2020年，印度出生人口为2400万，中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仅相当于印度的一半。按照低预测，2030年和2050年，中国出生人口只相当于印度的30%不到；2070年中国出生人口只相当于印度的约14%；2100年中国出生人口只相当于印度的约7%，甚至比美国还少，只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2、死亡人口预测2.1 平均寿命和死亡率假设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人口的死亡率近十年来变化不大，2010年死亡率为7.11‰，2020年死亡率为7.07‰。人均预测寿命则逐年增长，2010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为74.83岁，其中男性为72.38岁，女性为77.37岁；2015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为76.34岁，其中男性为73.64岁，女性为79.43岁。本报告的人均预期寿命设置为寿命逐年缓慢增长，到2050年男性81.5岁，女性86.5岁；到2100年男性89.5岁，女性94岁。2.2 死亡人口预测我们预测2023-2100年死亡人口的结果如图7：图7:2023-2100年中国死亡人口预测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2030、2050、2070和2100年死亡人口预测如表2所示：

表2: 中国死亡人口预测（万人）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可以看出，在高中低三种生育率下，死亡人口没有显著差异。这是因为未来几十年的死亡人口大部分是在2020年之前出生的。3、总人口预测3.1中国1950-2022年总人口在预测未来中国总人口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总人口。下图是1950-2022年中国总人口。图8:1950-2022年中国总人口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可以看出，1950年中国总人口为5.5亿，1960年达到6.6亿，1970年达到8.3亿，1980年达到9.9亿，1990年达到11.4亿，2000年达到12.7亿，2010年达到13.4亿，2020年达到14.1亿。3.2 总人口预测我们预测2023-2100年中国总人口的结果如下图：图9:2023-2100年中国总人口预测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2030、2050、2070和2100年总人口预测如表3所示：表3: 中国总人口预测（万人）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3.3 中国与美国和印度的总人口比较下图是中国与美国和印度2023-2100年总人口比较，中国总人口数据来源是我们的低预测，美国和印度的总人口数据来源是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中方案。图10:2023-2100年中国、美国和印度总人口预测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根据联合国中方案预测，2030年，美国总人口3.5亿；2050年，美国总人口3.8亿；2070年，美国总人口约4亿；2100年，美国总人口约4.3亿。根据联合国中方案预测，2030年，印度总人口约15亿；2050年，印度总人口约16.4亿；2070年，印度总人口约16.3亿；2100年，印度总人口约14.5亿。根据我们的低预测，2030年，中国总人口为13.65亿；2050年，中国总人口为11.7亿；2070年，中国总人口为8.75亿；2100年，中国下降到4.79亿，不到印度人口的一半。 3.4 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预测近200年来，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不断下降。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在1820年、1900年、1950年、1980年、2020年分别为36%、25%、21.8%、22.1%、18%，总体上在大幅下降。我们对2023-2100年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进行了预测，中国人口的数据采用我们的高中低预测数据，世界人口数据采用联合国中方案预测（其中，中国人口的数据采用我们的数据来替换），出生人口采用的是联合国数据中的0岁人口。高中低三种情形下，中国总人口占世界比例如下表所示：表4:中国占世界人口比例预测（%）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育娲人口高中低三种情形下，中国出生人口占世界比例如下表所示：表5:中国占世界出生人口比例预测（%）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育娲人口可见，按照低预测，到2100年，中国总人口占世界比例将下降到4.8%，而出生人口占世界比例只有不到1%。未来几十年，随着中国总人口和出生人口占世界比例的快速下降，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将大幅下降。4、人口结构预测国际上一般把15-64岁人口列为劳动年龄人口（又称为工作年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以外的人口都属于非劳动年龄人口，包括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总抚养比是指，少儿和老年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用以表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非劳动年龄人口。少儿抚养比是指少儿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老年抚养比是指老年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总抚养比就是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相加之和。4.1 总抚养比预测我们预测2023-2100年总抚养比的结果如下图：图11:2023-2100年中国总抚养比预测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从人口学上来说，如果总抚养比低于50%，就称为处于“人口红利”时期。如果总抚养比高于50%，就称为“人口红利”结束。按照高预测，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在2035年结束；按照中预测，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在2036年结束；按照低预测，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在2038年结束。4.2 老年抚养比预测我们预测2023-2100年老年抚养比的结果如下图12。按照中预测，2050年老年抚养比上升到52.44%，2100年老年抚养比上升到111.14%。也就是说2050年每一个劳动年龄人口需要抚养1/2个老人，到2100年每个劳动年龄人口需要抚养1个老人。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会成为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国家之一。按照高预测，2050年老年抚养比上升到50.78%，2100年老年抚养比上升到83.06%。按照低预测，2050年老年抚养比上升到54.26%，2100年老年抚养比上升到161.89%。图12:2023-2100年中国老年抚养比预测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4.3 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预测我们预测2023-210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结果如下图：图13:2023-210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按照高生育率预测，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到58.34%，210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到49.43%。按照中生育率预测，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到59.14%，210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到44.30%。按照低生育率预测，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到59.98%，210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到36.77%。4.4 老龄化比例预测2021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14.2%，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22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进一步上升到14.9%，按照低预测，预计2032年左右进入占比超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从发达国家看，从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的老龄化过渡到超14%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4年（1971-1995年）、中国仅用了20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法国用了28年（1990-2018年），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11年（1995-2006年）。未来随着第二、三轮婴儿潮人口逐渐进入老龄，叠加低生育率影响，老龄化趋势将加速。在低预测情景下，预计中国将于2032年前后、即用10年左右的时间，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升至2050年的32.54%、2060年的40.17%，企稳一段后将再度上升至2078年的50.39%并继续上升。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预计到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82亿，占全球老人比重约24%，届时大致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图14:2023-2100年中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5、政策建议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中国总人口已进入负增长。人口进入负增长之后，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这种人口衰减将一直持续下去，所以必须刻不容缓地推出强有力的鼓励生育政策。我们在之前多次提出鼓励生育的具体建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这些内容概括为“十大建议”。而在十大建议里面，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们认为最重要也最刻不容缓的四个方面，具体包括：1） 现金补贴：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与每月1000元的现金补贴。给与多孩家庭的每个孩子，每月2000元的现金补贴，直至孩子到20岁。很多发达国家为了鼓励生育，会针对多子女家庭直接发放现金补贴。比如：法国孩子出生首先可获928欧元奖金，0～3岁每月有185欧元补助，3～20岁每月有65～231欧元补助，每月还可获得169欧元的额外补助。德国目前每个家庭的前两个孩子每人每月可获184欧元，第三个孩子每月获190欧元，第四个孩子起每人每月获215欧元。相比这些国家，中国目前面临的低生育率危机要严重得多，所以也必须推出同等甚至更大力度的现金补贴政策。2） 税务补贴：对于二孩家庭，实行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家庭所得税和社保全免除。之所以要现金和减税的方式，是考虑到城市抚养小孩的成本比农村要高很多，而城市里的父母也缴纳更高的所得税和社会保险。另外，从共同富裕的角度出发，可以针对上述税务补贴政策再打一个补丁，即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而言，通过该项政策所获的补贴将设置上限，进而确保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总的来说，现金和减税部分要2-3万亿元，可能相当于GDP的2-3%。有人会问有必要这么多吗？尽管听起来似乎很多，其实分摊到中国两亿多个孩子，每月也不过1000多元，比养育小孩的实际直接财务成本还要低很多。3） 购房补贴：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比如说返还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或者在高房价的地区，可实施一孩房价九折，二孩房价七折，三孩房价五折的政策（不超过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同时加大人口流入地区和大城市的住房土地供应。据估计，每多一个小孩，差不多额外需要20平方米建筑的空间。举个例子，某个大城市的房价是每平米6万，假设一个家庭的年收入20万，那为了生这个孩子的住房成本就是夫妻6年的年收入，所以在中国的大城市，生孩子的住房成本很高。中国大城市的房价为什么这么高呢?主要还是地价贵，每平方米6万元的房价中大部分都是地价，等同于地方政府的一种税收。如果地方政府能够拿出一部分卖地收入通过贷款免息或者房价打折的方式补贴多孩家庭购房，就可以减轻生孩子的住房成本压力。这部分补贴的成本可能在2万亿左右，完全可以通过增加当地的土地供应来覆盖。4） 增建托儿所：把0-3岁的入托率从4%提高到50%左右[6]。发达国家尤其是法国和一些北欧国家，由政府提供普惠性的托幼儿所，帮助职业女性产后尽可能地回归工作。但在中国，托儿服务严重缺乏。原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0-3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我们建议把0-3岁婴幼儿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至少十万个幼托中心。按照0-3岁有4000万儿童计算，每个儿童补贴20000元的营运费用，结合50%的入托率目标，每年大概需要4000亿左右的财政补贴。以上四个鼓励生育政策所需要的财政支出总额，估计要达到GDP的4-5%，但是这是必须的。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的低生育率是世界上最严重的，所以必须要有世界上最大的鼓励生育的力度。这也是成功鼓励生育的那些国家（如北欧国家），所需的鼓励生育的财政支持力度。如果每个月只是几百元的补助，远远不足以劝说大部分家庭多生一个孩子。现在中国经济面临内需不足，消费疲软，产能过剩的问题，可以通过鼓励生育，来刺激消费，提振经济。现在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还不是很严重，还有较高的储蓄和投资率，也就是说我们还有钱鼓励生育。等到未来人口严重老化，养老的财政负担加重，鼓励生育的代价就会比现在高很多，所以鼓励生育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间节点。而且这种鼓励生育的投入是对未来人力资源的投入，长期有很好的回报。以上四项是效果最为显著的鼓励生育政策，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共政策也有助于降低养育成本，构成了第二部分的五项建议，简单概括如下：1、同时增加父母双方的产假天数，确保年轻的父母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对于新生儿的抚养；2、提倡灵活办公，鼓励企业允许员工以包括居家办公在内的多种灵活形式参与工作，从而降低工作与抚养孩子之间在地点和时间上的冲突；3、引进外劳保姆，借鉴我国香港地区以及其它一些国家的经验，允许从国外引进参与抚养孩子和家政服务的专业人员，从而为家庭提供人力资源的支持；4、扶植辅助生育技术，在确保法律规范和伦理道德的基础上，鼓励在更广范围内使用辅助生育技术，帮助原先各类受困于不孕不育等疾病的家庭看到迎接新生命降临的希望；5、保障单亲家庭权益。在很多欧洲国家，非婚生子女所占的比例甚至可能超过一半，即不再强行将生育与婚姻挂钩，尤其是确保“单亲妈妈”也能在社会上获得公平的对待。相比之下，中国的非婚生子女目前仍可能在户口登记等方面遭遇一系列障碍。近日，《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办法》因其修订内容涉及“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而引发热议，其实也反映出对于该项问题的重视已刻不容缓。而在上述总共两部分的九项建议之外，“十大建议”中的最后一个，是我们认为最有难度可能也最有争议的领域，那就是教育改革，我们认为，应当通过教育改革来减少教育的内卷式竞争。我们对此的建议是：教育减负：普及大学本科教育，减轻升学压力，缩短基础教育的学制[7]。减少教育内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我们对此的整体思路是，实现大学教育的普及化和均等化，从而减弱对大学录取和名牌大学录取的竞争。普及大学教育以后，就可以把中考和高考变成一种资格考试，只要通过就可以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而不作为淘汰和择校的依据。6、取消中考和缩短学制中考和高考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导致学生有2年时间用于复习和应付中考和高考。必须取消中考和缩短学制，毕竟在拥有互联网之后，学生不必死记硬背很多知识点，缩短学制完全可行，取消中考则省下很多原本纯粹因为复习迎考而虚耗的时间，就可以把基础教育阶段提速2年，16岁就能上大学。需要和取消中考相配套的，是高中教育资源的均等化。跟初中和小学资源的均等化一样，可以通过就近抽签入学、教师轮换等方法做到。普及十年的基础教育，让绝大多数年轻人在20岁时可以完成大学教育，提早两年走上工作岗位。一部分人可以在22岁获得硕士学位，提早2—3年走上专业类岗位。这既可以减轻社会和家庭的负担，又可以让年轻人尤其是女性有更多时间成家立业，从而提升生育率。7、附录：高中低情形的出生人口和总人口比较在本报告的正文，已经用图来表述2023-2100年的出生人口和总人口，下面是用表格来表述高中低三种情形下的2023-2100年出生人口和总人口。2023-2100年出生人口的预测结果如下表：

表6：2023-2100年中国出生人口预测（万人）年份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2023-2100年总人口的预测结果如下表：表7：2023-2100年中国总人口预测（万人）年份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参考文献：[1] 梁建章、黄文政.建章解读七普数据之一：需要GDP2%到10%鼓励生育”.绕梁说,2021.5.12. https://mp.weixin.qq.com/s/qHtJuEthoTu5-jvx7mZ1VQ[2] 梁建章.中国,最严峻的人口形势.绕梁说,2021.6.3 https://mp.weixin.qq.com/s/SNgz2T07iwvXODN3DrBwKw[3] 梁建章、黄文政.中国的生育率将是世界最低？绕梁说,2021.5.11.https://mp.weixin.qq.com/s/CNOQl7UEcqABlU69jt9l2A[4] 梁建章.降低生育成本，应兴建至少十万个幼托中心. 新浪财经,2019.3.7. http://finance.sina.com.cn/zl/bank/2019-03-07/zl-ihrfqzkc1854944.shtml[5] 梁建章、任泽平、黄文政等.《中国婚姻家庭报告2022版》.育娲人口研究,2022.3.28. https://mp.weixin.qq.com/s/2o9Yw1Npi1E1NC-fc2gaxg [6] 梁建章、黄文政.建章解读七普数据之四：生育友好就是女性友好.绕梁说,2021.5.14.https://mp.weixin.qq.com/s/hc6u2gZWSUuIZI7PRvvxDQ[7] 梁建章.普及大学教育和缩短学制. 绕梁说，2021.10.20.https://mp.weixin.qq.com/s/5tOE-iOROzi8iExMkYDh2w[8] 梁建章、任泽平、何亚福等.《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育娲人口研究,2022.2.22. https://mp.weixin.qq.com/s/J2AcC1z32a4gjuQWqZiKdw [9] 梁建章.《超低生育时代：人口经济学15讲》.绕梁说,2021.6.10.https://mp.weixin.qq.com/s/cCLCQ7dw_LeSmkyzzfHolg[10]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https://population.un.org/w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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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声音｜想生不敢生？委员建议完善政策减轻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作者：澎湃新闻

发布时间：2023-01-13 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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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上海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举行大会发言，会议重点聚焦中共二十大和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擘画的宏伟蓝图，紧扣上海现代化建设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建真言、谋良策、聚共识，更好助推上海继续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

会上，上海市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吴瑞君代表农工党上海市委发言，当前，应在鼓励按政策生育三孩并加以方向性引导基础上，以提高二孩生育率作为优先目标，政策着力点主要放在“想生不敢生”的家庭，为其减负赋能，以切实提振生育水平，促进上海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上海市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吴瑞君 东方网 图从1993年开始，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负增长，2021年上海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仅为0.7，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出生形势非常严峻。“出生人口下降是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三方面值得高度关注。”吴瑞君表示，一是育龄妇女数量和结构呈现“三少”特征。育龄期妇女减少、生育旺盛期已婚育龄妇女减少、有效生育时间减少，妈妈们减少了，生育时间缩短了，必然会影响出生人口数量。

二是青年婚姻家庭观念变化引发“三多”现象。晚婚晚育者增多、不婚不育者变多、空巢丁克家庭趋多，青年人先立业后成家的意识增强，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宁愿单身，生养孩子预期的成本增加、效用下降，影响生育政策实施效果。

三是生育焦虑和教育焦虑叠加交织，相互强化。养育成本高、无人带孩子、教育内卷化是很多家庭“想生不敢生”的主因，尤其是教育成本提高会强化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抑制。

吴瑞君建议，一是完善面向家庭的减轻生育、养育、教育负担的支持政策。构建更广泛、更深度、更温情的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分年龄细化托育服务标准，加强公租房集中社区托育配套设施建设，逐步将外来人口子女纳入社区0-3岁托育服务范围。均衡发展优质教育资源，降低教育成本，缓解家长教育焦虑；逐步完善税收、保险和住房支持政策，提高个人所得税教育专项扣税比例和返还力度；允许丈夫参保的全职太太享受部分生育保险待遇，减轻养育经济负担。

二是出台面向常住人口的生育激励政策。逐步实施针对育儿家庭的住房支持政策，配置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适当向有困难的多孩家庭倾斜。放宽有住房改善需求的2-3孩家庭的首付要求，并给予适当的贷款利率优惠。完善外来人口积分落户制度，为在上海生育的外来人口设置生育1-3孩的不同加分项。对按政策生育的引进人才，在申请公租房时适当优先照顾。

三是推动创建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保障孕产女性就业权益和生育福利，实施“家庭友好型企业认证”制度，在企业年检、项目引进、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激励，营造生育友好的就业环境。

四是强化青年适龄婚育的宣传。在高校开设《人口形势教育》《恋爱婚姻家庭》等课程，借助多媒体在全社会宣传家庭养老、孝道文化，引导树立正确的家庭婚姻观，科学认识子女的家庭效用；支持发展公益婚介机构，逐步改革福利制度，引导社会共同分担责任。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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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迈过低生育率陷阱吗？

作者：财经风象

发布时间：2021-02-12 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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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梁云风

首发秦朔朋友圈

近日，人口专家梁建章撰文，根据公开数据统计，广州、温州、合肥、宁波、贵阳等地区2020年全年或前几个月的出生人口数据（或活产数据）与2019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在9%～32.6%之间。据此，他认为，结合二孩堆积减弱、育龄妇女人数减少等因素，2020年全国出生人口比2019年有较大幅度下降已经没有悬念，“出生人口塌陷之狼”真的来了——“中国已经掉入低生育率陷阱”。

很低或极低生育水平一方面会导致人口迅速衰退，另一方面会造成高度的人口老龄化。这无疑是每个国家都希望避免或解决的人口危机，而其中又以“低生育率陷阱”最令人谈虎色变。

“低生育率陷阱”是奥地利学者鲁茨于2005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一旦总和生育率低于1.5，那么生育率如同掉入陷阱，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将会变得很困难甚至不可能。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自1978年计划生育政策开始之后就一直下降，尤其是城市地区，根据2005年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我国城市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已低至1.04，而北京上海的总和生育率只有0.7左右。即使加上农村地区的超生瞒报现象，整体来看依然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在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2016年总和生育率短暂冲高至1.7，较2015年明显上升，但2017年又开始下降，2018年明显下降至1.5左右，2019年基本持平。

从目前披露的2020年部分城市人口出生数量来看，这个数字已经明显低于2019年，也就是说，2020年总和生育率又大概率下降到了1.5以下了。

国际学术界将一般把低于更替水平（总和生育率2.1）的生育率称为“低生育率”，当这个总和生育率低于1.5时称为“很低生育率”，低于1.3时称为“极低生育率”。也就是说，目前我们的人口更替已经到了“很低生育率”这个档位了。

从国际经验来看，在总和生育率降到1.5以下后，很多国家对生育率的下降逐渐有了危机感，并由此产生了两个问题：

一是，很低和极低生育率是否是一个长期的现象？

二是，很低和极低生育率是否能够回升至相对较高的水平？

我们从中国的现状出发，试着回答这两个问题，讨论“低生育率陷阱”是什么，我们该怎么跨过去。

我们先来具体了解“低生育率陷阱”。

鲁茨认为，“低生育率陷阱”有三个“自我强化机制”，分别是人口学机制、社会学机制与经济学机制。

人口学机制认为，由于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负增长惯性会使得未来育龄妇女不断减少，进而导致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进入恶性循环；

社会学机制认为，父辈的理想和实际孩子数会通过家庭社会化的机制传递给子辈，由此导致子辈的理想孩子数也减少，进而形成出生人数恶性下降；

经济学机制认为，低生育率造成的人口老龄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悲观的经济前景和较低的预期收入，与年轻人的物质消费欲望被广告刺激较高，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导致了年轻人推迟生育，减少生育数量。

其实鲁茨的这三个“自我强化机制”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他们真真切切地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其中感受最为明显的要数经济学机制了。教育、医疗、住房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极高地抑制了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成为年轻人的普遍共识。

因此，如何对抗“低生育率陷阱”，也大多从以上三个方面来进行，但具体效果却也各不相同。从国际经验来看，有的国家在进入“陷阱”之后，又爬出来了，有的国家在经过挣扎出来之后，又重新陷进去。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友华等人在2015年研究OECD（经合组织）和“金砖四国”过去30年的总和生育率后，总结了一组数据：

如表所示，在OECD国家和“金砖四国”共38个国家中，既有从未掉入过陷阱的（21个），也有掉入后没有爬出来的（10个），爬出来的只有4个，挣扎后最后又陷入进去的有2个。

陈友华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传统是制约生育行为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除此之外，不同国家的社会保障与生育政策（鼓励生育）也属于重要的影响因子，目前能走出低生育率陷阱的国家，其社会保障都偏向福利国家取向，而与此相对应的，东亚发达经济体如韩国、日本尽管有不少鼓励生育的政策，但仍深陷于低生育率陷阱不能自拔。

这里有一个国家特别需要提出来，那就是俄罗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几近崩溃，社会动荡，俄罗斯的总和生育率一度下降到1.16（1993年），而且死亡率急剧上升，被称为“人口灾难”。

但此后，随着普京的上台、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俄罗斯社会经济有了极大好转，到2013年，俄罗斯的总和生育率又回到了1.7。

据此，有些学者认为，“低生育率陷阱”是个伪命题，并不存在所谓的“陷阱”，低生育率只是一个暂时的、短期的现象。

这其实是误解了“低生育率陷阱”，所谓“陷阱”，意味着一旦进去，想要脱困就比较难；但也并不意味着不能爬出来，如果有外力帮助，爬出来就比较容易，当然，即使没有外力，自己也可能爬出来，只是这个过程就相对难度更大，反复更多。

以俄罗斯为例，要从三个点看：

一是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人口的急遽下降，并非常态，是非常状态下的情况，一旦经济复苏之后，生育率自然会有回升。

二是普京上台之后，大力加强国民福利，为了鼓励父母生育子女，设立荣誉父母勋章，这是明显的外力刺激。

三是近几年来，俄罗斯的总和生育率又开始下降。据《中东报》报道，俄罗斯联邦统计局2019年12月13日发布报告称，2019年1月至10月期间，俄罗斯人口自然减少了259600人，这是11年来平均减少最高的一次，而最近一次人口大幅减少是在2008年，当时为326000人。有关专家预计，2019年剩余时间内，这种情况不会改变，为此，总统普京提出确保人口自然和可持续增加的“国家目标”今年无法实现。根据俄罗斯官方的统计，截至当年10月1日，俄罗斯常驻人口1.467亿人，前十个月的新出生婴儿为1250人，与2018年同期相比减少了102.3人。俄罗斯2019年的总和生育率又开始逼近1.5。

分析俄罗斯近几年总和出生率下降，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近年来俄罗斯经济在欧美的联合制裁下，下行压力巨大，加上国际原油价格暴跌，民生日艰，生育意愿下降也是正常；

另外一点是育龄妇女减少，现在的育龄妇女主力，正是当年苏联解体后“人口灾难”一代，那是育龄妇女最少的时候。因此，俄罗斯近几年人口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它又重新进入“低生育率陷阱”，但切实地让我们看到了提升人口生育率的压力与艰难。

除了俄罗斯之外，OCED国家几乎都有完备的鼓励生育政策，尽管有的有效，有的效果仍待检验。

鼓励生育政策使得瑞士、爱沙尼亚等国家从极低生育水平回升到1.5以上，暂时爬出了“陷阱”，但这种刺激的效应大小与效果持续性还需要进一步观察，而刺激生育下的生育率反弹可视为尝试逃出“陷阱”的某种努力，这恰恰验证了“低生育率陷阱”假说的合理性。

鲁茨强调的是，如果缺乏政策干预，低生育率国家的出生人数会因三个“自我强化机制”而持续减少，因此重点是如何制定有效的政策，以对抗“自我强化机制”。

从2013年开始，中国在生育政策上开始有了改变，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人口出生率确实在较短的时间内有了一定的提升，但应该看到的是，这种提升的原因不是生育意愿被鼓励，更多的是生育意愿被释放，所以效果非常短暂，从现有的数据来看，生育堆积效应释放后，人口出生率又基本上回到了原来的程度。

甚至我们有时还高估这种影响。中国人民大学翟振武教授在他2014年的论文《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中称：“假若2012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未来4年内，我国年度出生人口将分别达到3540万、4995万、4025万、3540万。”但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2016-2018的3年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分别仅1786万、1723万、1523万，峰值1786万也远不到翟振武预测峰值4995万的一半，相对2011年1600万的基数，增量很小。

所以要对抗“低生育率陷阱”，仅靠释放堆积的生育意愿是远远不够的，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呼吁放开三孩，即使政策开闸，效果也不会非常明显。长期来看，只有无需“政策刺激”也能维持低生育水平的趋势性反转，才能证明“低生育率陷阱”是杞人忧天。

在西方，还有一个“进度效应”理论，认为妇女的生育年龄的普遍推迟压低了总和生育率，但从西方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生育年龄的推迟对总出生人口的影响并不大，例如德国1960年出生队列女性终身生育率为1.6，奥地利1965年出生队列女性终身生育率为1.64，而西班牙和意大利1965年出生队列女性终身生育率分别仅为1.59和1.49。因此仅靠释放生育意愿，对爬出“低生育率陷阱”长期影响并不会太大。

但反过来看，现在我们连堆积的生育意愿都没有全部释放，还去想各种鼓励生育意愿的事，岂不是舍近求远？

最近，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指出，“我国2019年人口出生率为10.48‰，创自2000年以来最低值。目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提供过很多鼓励生育政策的建议，这些建议并非我们独创，而是基于大众的朴素认识，基于民众的基本需求，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想要不掉进“低生育率陷阱”，或者在进入后想要爬出来，并不需要决策层绞尽脑汁，只需要把最简单，最朴素的需求实现即可。

当然，第一步，还是先放开生育，把堆积的生育意愿释放。

参考资料：【1】周爽，黄匡时：《中国铁定会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吗？》

【2】陈友华，苗国：《低生育率陷阱：概念、ＯＥＣＤ和“金砖四国”经验与相关问题探讨》

【3】吴帆：《欧洲家庭政策与生育率变化———兼论中国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

【4】梁建章：多地最新人口数据预示全国出生人口塌陷已经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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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第三季度总和生育率再次刷新历史最低值

作者：澎湃新闻

发布时间：2022-11-25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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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19年2月27日，韩国首尔，一家医院的新生婴儿室。 视觉中国 资料图韩国第三季度总和生育率再次刷新了历史最低值。韩国《中央日报》11月24日报道称，韩国今年全年生育率降至0.8以下、首次降至0.7区间已成定局。目前已经处于世界最低水平的韩国生育率正在进一步下降。

总和生育率是指一名妇女终生生育的子女数。韩国统计厅11月23日发布的《2022年9月人口动向》显示，韩国今年第三季度总和生育率为0.79，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0.03。

韩国生育率在今年第二季度为0.75，连续两个季度维持在0.7区间的情况尚属首次。第四季度的生育率也很有可能维持在较低水平。这是考虑到韩国父母不太希望子女比同龄人小，因此相比年底，更倾向于在年初要孩子。而实际上，在今年之前，韩国只有2020年第四季度（0.76）和2021年第四季度（0.71）的生育率降至0.7左右。

韩国今年第三季度新生儿数量为64085人，比去年同期减少3.7%（2466人）。新生儿数量从2016年开始每个季度都在减少。今年前三个季度出生的孩子总数为19.2223万人，未超过20万人，远不及去年全年新生儿总数26.0562万人。

此前，韩国统计厅也在《未来人口推算》报告中预测称，今年全年总和生育率将达0.77。韩国统计厅人口动向科科长卢亨俊（音）表示，“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与之前的预测不会有太大差异”。

韩国去年全年总和生育率为0.81，这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值（1.59）的一半。除了城市国家，韩国生育率是全球最低。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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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中国总和生育率已跌到1.3，鼓励生育有用、有钱而且很急

作者：和讯网

发布时间：2021-06-19 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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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出生人口已经“四连降”，总和生育率也已经跌到1.3。随着二孩堆积效应趋于结束以及育龄妇女人数减少，未来中国的生育率和出生人口仍然会进一步下降，可能很快就会跌破1000万，如果没有政策干预，中国的人口将以每代人减半的速度萎缩。针对这种情况，我连续撰文提出了鼓励生育的一些政策建议，如现金奖励、减免税收、房价补贴、教育减负和托育扩容等政策。这些政策建议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和讨论，既有很多人表示赞同，也有不少人提出反对意见。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鼓励生育无用论”“鼓励生育没钱论”还有“鼓励生育不急论”。下面我就来分析和反驳一下这些观点。

第一种观点：鼓励生育无用论

有些经济学家悲观地认为，很多国家下狠劲鼓励生育没什么效果，“生育率的下降是东亚社会的宿命”。这是典型的“鼓励生育无用论”，认为反正即便出台政策也没用，就不要出台什么鼓励生育政策了。

鼓励生育到底有没有用，终究要用数据说话，我做了一个生育率和家庭补贴的相关分析，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出国家每多拿出1%的GDP用于鼓励生育，生育率就会提升0.1，当然这只是相关性，只能支持而不是证明鼓励生育有效。但也并没有数据支持鼓励生育无效果。一些北欧和西欧国家出台了慷慨的鼓励生育政策，同时获得了比较高的生育率。例如，法国和瑞典都拿出3-4%的GDP鼓励生育，他们的生育率也在1.8到1.9，接近更替水平。相比之下，南欧国家鼓励生育的力度普遍只有GDP1-2%，生育率则普遍低于1.5。近几年，德国加大了原来偏低的鼓励生育的力度，生育率也有所提升。

有人说日本一直鼓励生育，但是生育率还是很低。其实，如果以欧洲发达国家作为参照对象，东亚国家包括日本鼓励生育的力度还是相对较低的，鼓励生育的开支普遍只占GDP1-2%。日本鼓励生育真的没有效果吗？我们应该来问，如果日本不鼓励生育，生育率会低到什么程度呢？很可能会比现在还低很多。得益于其鼓励生育的措施，至少日本的生育率在东亚国家和地区里是比较高的。韩国的养育成本如房价和教育成本比日本更高，鼓励生育的力度也不如日本，所以其生育率已经跌破了1。中国的房价和教育的成本压力比日本高，如果不鼓励生育，中国的生育率肯定远远低于日本。中国的大城市例如北京和上海，已经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方，六普数据显示只有0.7左右，如果通过鼓励生育把生育率提升到日本的水平，那就是非常有效果的。

第二种观点：鼓励生育没钱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鼓励生育显然是有用的，但是鼓励生育需要花很多钱，据我估算中国要达到日本这样的生育率，可能需要GDP的2%-3%，要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率水平需要GDP的5%，达到更替水平需要GDP的10%，如果按照每年多出生1千万个小孩来算的话，需要平均一个孩子100万人民币等值的奖励（形式可以是现金，减税，和购房补贴等）。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国家根本没有财力拿出GDP的百分之几来鼓励生育。但我认为，中国是最有资源来鼓励生育的，因为中国的投资率比其他发达国家高了十多个至三十多个百分点，可以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愿意为未来投资的。那么高的投资率都投到哪里去了呢？投到了各种固定资产如基建、厂房等等。中国城市化和制造业的蓬勃发展，部分就得益于非常高的投资率。未来中国的基建和工厂的建设需求趋于饱和，所以完全有能力从超额的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拿出一部分来鼓励生育。长期来看，对孩子补贴的本质，是对于本国人力资源的未来进行投资。相对于当下普遍“产能过剩”的中国经济来说，投资人力资源恰恰是回报最高的选择。

从回报上来讲，如果鼓励生育的钱没有起到作用，这个家庭本来就会生这个孩子，那么鼓励生育的钱只是从财政转移支付给了家庭，并没有浪费社会资源。如果鼓励生育有效果，也就是说家庭因此多生了个孩子，那么只要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对社会的贡献大于鼓励生育的钱，就是有正回报的，也就是额外创造了更多的财富。简单算一下，一个孩子未来对社会和国家财政的平均贡献值应当是大于100万的。

还有人说，100万对于落后地区的家庭是太多了，但对于大城市的家庭却太少了。其实100万是个货币化的平均数，而且现金应该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应该是减税（所得税和社保等）以及购房补贴的形式。发达地区的育儿成本高，相应的减税和房价补贴的力度大，这样就照顾到不同地区育儿成本的差异。比如高房价地区可以实行：一孩房子九折，二孩房子七折，三孩五折。有人说假如推出房价补贴，会导致地方政府卖地收入的减少。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增加高房价地区的住宅土地指标。高房价地区本来住房供地就偏少，增加土地供应，让土地跟着孩子走，不仅可以鼓励生育还能平抑房价。

到底有没有钱鼓励生育，根本上取决于一点——提高生育率对于国家来说是不是重要的事情？如果认为提高生育率不重要，那么鼓励生育当然没钱，因为还有很多更重要的项目需要花钱。如果认为提高生育率对于国家来说非常重要，甚至是国家的头等大事，那么就应该将更多社会资源倾向于有孩子的家庭，来降低他们的育儿成本。

持续的低生育率未来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市场和人才规模的萎缩将导致创新力衰退和综合国力的削弱，其严重程度甚于日本。日本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生育率多年来保持在1.4左右。2019年12月26日，时任日本首相安倍在谈到日本的低生育率危机时说：“现在事态十分严重，说是国难也不为过”。七普数据显示，中国的生育率比日本更低，在这种情况下，鼓励生育理应作为国家大事，“鼓励生育无钱论”自然就站不住脚。另外，鼓励生育长远来看是对社会有高回报的，而且短期还可以刺激经济。中国现在很多行业产能过剩，如果能有更多的孩子产生更多需求，包括婴幼儿用品、教育产业都将因此获益，有助于消化产能提振经济。如果未来推出适当的鼓励生育的政策，也会提振宏观经济的信心。

第三种观点：鼓励生育不急论

鼓励生育是迟早要做的事情，如果任凭每代人减半的生育率持续下去，不到三十代人或者一千年，中国人就绝种了（因为二的三十次方是十亿）。这种每代人减半的速度，超乎了一般人的想象，所以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有一种论点认为，鼓励生育不急，等人口少了再鼓励生育也不迟，比如当中国人口降到十亿以下再鼓励生育。

这种观点完全经不起数学和逻辑的推敲。2020年中国只生了1200万人，如果以后每年出生人口都保持这个数量，按照人均寿命80岁计算，1200万x80=9.6亿，所以未来中国的人口已经肯定小于10亿，也就是即便能够维持2020年的新生人口，未来最多也不过9.6亿人。虽然人口小于10亿已经是必然，但是过程却很漫长，如果我们要等人口降到10亿再鼓励生育，那可能要等两代人。问题是，在我们无所作为的等待时，新生人口还是会以每代人减半的速度递减。不用两代人，只需一代人的时间，到2050年，如果还不鼓励生育，那么2050新出生人口可能只有500万，按照人均寿命90岁算的话，未来人口不到5亿（500万x90=4.5亿），新生人口只占世界的4%。2050年并不是遥远的将来，而只是三十年后。我们这一代人谁都不愿看到，在有生之年，中国从一个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大国，变成出生人口只占世界4%而且极度老化的国家。更严重的是，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这种人口衰减将一直持续下去。所以要尽快扭转这种无止境的人口衰减趋势。另外从财力上来讲，现在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还不是很严重，还有较高的储蓄和投资率，也就是说我们还有钱鼓励生育，等到未来人口严重老化，养老的财政负担加重，我们鼓励生育的代价就会比现在高很多，所以鼓励生育要趁早。

结论：我在上面澄清了鼓励生育的几个误区，说明中国鼓励生育有用、有钱而且很急迫。面对已经跌破警戒线的低生育率，生育政策必须有所作为，保持中国崛起的人口实力。

作者：梁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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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出生率创43年新低，是什么影响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作者：新京报

发布时间：2021-12-31 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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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育的问题，一直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今年8月22日，央视报道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是1.3，低于国际社会通常认为1.5的警戒线，被认为有跌入低生育率风险的可能。

▲图源央视新闻

12月13日经济学家任泽平发微博称：“元宇宙将导致结婚率、生育率的大幅下降”。虽然这个观点任泽平没有作进一步解释说明，但仍在网络引起热议。

在近期发布的《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版》里，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提到，疫情期间，其他国家生育率都有一定下降，建议企业采用灵活办公方式让父母兼顾工作和家庭。

就连马斯克，在参加《华尔街日报》的CEO峰会上也提出，人类文明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是生育率低，呼吁大家赶紧“生娃”。

从开放二胎到三胎，再到各地的生育政策调整，仿佛整个大环境都在催着适龄人员赶紧生。生不生孩子，对个体来说只是一种选择，但现在，为了维持一个相对合理平衡的人口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生育也有了更广泛的影响。

那么问题来了，我国生育率现在处于什么水平？是什么原因促使整个大环境都来利好生育？社会生育率低，对我们的生活又会产生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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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国生育率跌破1%

前两天，关于2020年我国出生率跌破1%的话题登上各大平台的热搜。

这个数据来源于近期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年鉴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创下了1978年来的新低。同期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仅为1.45‰，同样创下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

人口出生率反映了人口的出生水平，该指标持续下降，意味着每年的新生儿越来越少。

据统计，2001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702万人，2002年下降到1647万人。此后，在2003年到2013年间，我国出生人口在1600万上下波动。

在放开生育上，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施“单独二孩”，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两孩”政策。这一政策在2016年时显现效果，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回升到1786万。

但此后的2017年和2018年又出现了连续下降，分别为1723万和1523万。而这一趋势延续到了2020年。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1200万，比2019年少了265万。

今年三胎政策才放开不久，目前还看不出成效。

对此现象，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杨菊华分析，从2016年到2019年，我国每年死亡人口基本稳定在980万人至990万人，逐年增长。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死亡人口未来会继续增多。与此同时，出生人口连续下降，2020年为1200万人，随着生育率的降低，出生人口数与死亡人口数将十分接近，甚至出现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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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孕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低于更替生育率2.1，更低于1.5的国际警戒线，掉落这一水平以下通常被认为会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通常将总和生育率2.1作为世代更替水平。从1992年开始，中国总和生育率就低于2.1。

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后称生育率）一度超过6，而到2020年，我国进入全球低生育率的国家行列。

2020年12月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表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不独中国，全球人口的出生率都在经历断崖式的下跌，全球人口总生育率从上世纪60年代的5以上降至2019年的2.4，降幅近一半。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自1960年以来，出生率最低的十国绝大多数为高收入国家。

德国作为低出生率国家的时间最长，美国2020年人口增速降至近100年来的最低水平，仅次于大萧条时期。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出生率徘徊在1.5至2之间，人口大国印度，总生育也正在下降至2.1。

在发达国家中，韩国已成典型案例。2019年韩国生育率仅0.9，2020年再次跌至0.84，为发达国家中最低。这意味着，平均每名韩国妇女生育不到一个孩子。

就在前不久，韩国政府表示，由于新冠疫情给出生人数带来了下行压力，去年，韩国的死亡人数首次超过出生人数，政府称之为“死亡十字”，预计生育率到2024年将降至仅0.7。

2020年7月，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在学术期刊《柳叶刀》发表的研究预测，全球人口总数将会在2064年左右达到最高峰的97亿，之后会在世纪末下跌至88亿。届时，西班牙、葡萄牙、泰国、韩国和日本在内的23个国家人口预计在2100年减半，中国人口预计将从现在的14亿减至7.32亿。

一般而言，学界采用“理想子女数”来测量人们的生育意愿，这个概念反映了生育的社会规范或个人生育观念，是人们心目中的完美家庭构成。有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理想子女数之间有负相关关系，即人均GDP高时理想子女数少，人均GDP低时理想子女数多。换句话说，就是随着人均GDP的增高，理想子女数在减少。

该研究还对我国上海、北京、浙江、江苏、贵州、广西等地数据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达地区理想子女数要明显少于欠发达地区，二者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55人和2.01人，前者比后者少0.46人。

对于经济发展与生育率的关系，国际统计局局长吉喆曾表示：“这种趋势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也是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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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原因影响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与生育相对应的是婚姻，2020年结婚登记人数为814.33万对，是继2002年（786万对）后18年来的新低。

《年鉴》数据显示，结婚登记对数自2013年1346.93万对的历史高点后，已连续第七年下降。2020年离婚对数为433.90万对，较2019年470.06万对的高点有所下降。

“结婚少了、离婚多了、结婚晚了。”任泽平团队在其《中国婚姻报告2021》中总结道。

婚姻现象的背后，是出生率降低、性别比失衡。出生率下滑长期影响适婚年龄人数，进而导致结婚对数下滑。“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当前结婚年龄主力25-29岁（“90后”）人口大幅下滑。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二级巡视员杨宗涛曾表示，适婚人口总数下降是当前结婚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这源自中国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生人口数量减少。

长江商学院欧阳辉教授与中央财经大学吴偎立教授的分析，从现在看，虽然计划生育政策已不构成约束，但前期政策的惯性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方面，长期的严格计划生育已彻底改变了社会结婚和生育观念；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还大大降低了适婚及育龄女性基数。当前我国20-35岁妇女数量较十年前萎缩了13%，未来十年还可能将萎缩30%以上。

除了适婚适育人口的缺失，劳动参与率、房价、教育等社会性因素也都会对生育率产生影响。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我国妇女劳动参与率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因此照料问题较为突出，生育的机会成本也更高。曾有生育意愿调查显示，“没有人带”是女性提及最多的不愿意生二胎的原因之一。

高房价、教育成本高昂、流动人口比例高也都会对生育率产生影响，以及工作时间偏长挤占养育时间、女性普遍承担更多家务职责等，这些社会因素也都会影响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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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连续上升

多地出台鼓励生育政策

预期中的“生育潮”没有到来，老龄化却日益严峻。年鉴数据显示，2020年末，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为45.9%，连续3年上升，其中，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9.7%，较10年前提高了7.8%。

也就是说，当前，我国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需要负担近20名老年人，即5名年轻人要赡养1位老人。

从各地区看，重庆的老年人口抚养比最高25.48%，其次是四川25.25%，辽宁24.37%排在第三。

这样的格局既与人口的流动迁移有关，也与生育政策的执行力度有关。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杨菊华分析，重庆和四川一直严格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一家生育一个，同时两地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人口流出地区，大量人口向外迁移务工，造成了老年抚养比较高。

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达到13.5%，已然接近联合国制定的“老龄社会”（14%）的标准。

今年5月底，中央决定实施“三孩政策”，8月，《人口计生法》完成修改。9月以来，各省（市、自治区）陆续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增设育儿假、延长产假等生育支持措施。

据不完全统计，产假天数最长的地区是西藏，产假时间长达一年，吉林也可以延长至1年，最短的江苏128天。各省（市、区）产假均在国家法定产假上有延长，超6成地区产假延长了60天（以一胎计算）。

除了延长产假，还有十几个省份提出了其他福利政策，譬如浙江提出女方因无业、失业等未能享受产假和生育待遇的，政府给予适当经济补助，同时政府可以根据实际对3周岁以下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山西还提出在子女3周岁前，夫妻双方单位可分别每月发放不低于200元的婴幼儿保教费。

众多利好政策一经出台，引起热议也引发担忧，延长生育假期，是否也会导致用人单位更加不愿意招录女员工，加重隐形性别歧视、提高女性就业门槛？这些问题都需要社会给予反馈。

要真正解决人口生育问题，重要的还是“对症下药”，解决人们面临的包括居住成本、教育资源、医疗条件、就业保障等在内的一系列现实困境，仅靠延长产假来鼓励生育是否有效，还有待商榷。

参考资料：

【1】姜慧梓 ，新京报，《出生率跌破1%、5个年轻人要养1个老人，中国人口“两头承压”》

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63758098614364.html

【1】欧阳辉，第一财经《年轻人不愿意生？如何破解“低生育率陷阱”》，

https://m.yicai.com/news/1011813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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