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逝世，享年92岁！万字手稿道出经济改革解药

作者：金融界

发布时间：2023-02-27 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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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北京大学新闻网、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官网 第一财经整理

中国共产党党员、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全校师生沉痛悼念厉以宁先生。

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官网介绍，厉以宁教授，祖籍江苏仪征，1930年11月出生于南京。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资料员、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厉以宁教授于1988年至2002年任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至2007年任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08年-2012年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13年起任全国政协常委。

厉以宁教授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著书多部，并发表了大量文章，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厉以宁教授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厉以宁教授因为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其中包括 “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家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证书”、“金三角”奖，国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个人最高奖）、第十五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学术研究奖（日本）等。1998年荣获香港理工大学授予的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他曾多次被邀请到国内外多所大学与科研机构演讲。

厉以宁教授的主要著作包括：《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转型发展理论》，《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论民营经济》、《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等。

2016年11月23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荣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2016新浪金麒麟论坛”上发表了题为《怎样持续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演讲。

时年86岁的厉以宁花了一天时间亲笔写下万字手稿，为中国经济改革开出秘方良药，其思路之清晰，思考之深刻，令人震动。

▲厉老的手稿。图源：新浪财经

以下为厉老演讲的观点总结：

谈政府进退：政府不能老呆在这个位置上，因为你呆的时候是企业还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企业没有成长起来政府可以代替市场的主体起作用，但这个只是短期的，否则对经济是有害的，历史已经证明了。

谈就业：快递员这种新的职业怎么产生的?他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全国的快递员有多少自备工具、自己参加某一个组织或者帮助你取得信息，哪儿有货，收货、送货，所以说对就业问题我们发展看来，虽然跟科学技术进步有关，比如缝纫机的发明、比如电的推广、比如网络销售的实现。还有一点，就是经济中需要新的机遇、就会产生新的就业。

谈法制：这么大量的诈骗到处在发生，为什么不好管呢?因为法律还不健全，制定一部法律、法规不是很严密的，经验要成熟，所以它始终是个较量问题。使所有的诈骗者能够伏法，使所有的欺诈行为能够受到打击。所以结构问题之所以重要，关键还涉及到法制往往是滞后的，我们必须更加注意这样的事情。

谈观念：观念的转变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今天谈结构性改革，很多重要的观念是不是转过来了?不一定转过来。我们可以讲创新，创新的观念转变没有?你天天谈创新，你也从事了创新，但是你创新的观念可能还是旧的。

谈创新：什么是创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叫创新?在熊彼特时代，这是对的。工业化初期，制造业需要不断的生产要素的重组。但今天的情况不一样，100年了，100年前工业化刚开始，所以把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看成那么重要。现在更重要的是什么?信息的重组，有了信息的重组你就知道创新的方向在什么地方，这才有创新。

谈企业家：“企业家”这个名词是过时的名词。大量正在涌现出来的年轻人，他们现在不是企业家，但是将来可能是比企业家更有影响的人。一个新领域的发现者，领路人。结构性改革能够起作用，一定要依赖大量年轻人，大量的年轻人在探讨寻找新路子、寻找产品的新功能。

谈消费：古典经济学是最优原则，我以最小的价格能够买到最大的满足。但现在变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提出有限理性。因为最优是做不到的，人们能够做到最优吗?信息那么多，你能做到吗?

谈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第一，重在预调，发现苗头做在前面。第二，重在微调，不要大幅度波动，让它微调。第三，结构性调控，有重点、一贯式的调控，而不要像过去大水漫灌。过去已经吃过亏的，大水漫灌的坏处是浪费了资金，滴灌，精准扶贫就是滴灌的表现，一定要做到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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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逝世 从他所著的这部文集里读懂中国经济改革

作者：青瞳视角

发布时间：2023-02-27 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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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厉以宁生前编著的文集《经济与改革》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全景式呈现了厉以宁40余年的研究精华。

厉以宁在经济学研究领域成就卓著，著述丰厚，影响深远。40余年来，他发表了大量论文，刊载于各个时期不同的期刊、报纸上，如果不加以整理、辑录，则系统性不易呈现，也难以为学界更好地使用。基于此，厉以宁把改革开放以来自己所发表的主要论文及读书笔记等进行了系统梳理，精心挑选，亲自审定，在统一体例下辑录成《经济与改革》6册。

其中“文选”按年代分为《厉以宁文选（1980—1999）》《厉以宁文选（2008—2010）》《厉以宁文选（2011—2014）》《厉以宁文选（2015—2017）》4册，其中不仅包括已发表的论文，还收录了厉以宁最新撰写尚未发表的、分析新时代中国经济现状和展望前景的文章。

另有《西方经济学说读书笔记》2册，是厉以宁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大学讲授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西方经济学史相关课程时，阅读西方经济学著作后所写的读书笔记，珍藏30余年，首次结集出版，弥足珍贵。

《经济与改革》篇目经典，字字见真，学术价值重大。它的编辑与出版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经济政治改革开放的实践历程及学术理路、对中国今后的经济改革方向与发展道路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一部为学界瞩目、令读者喜爱的大家之作。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恩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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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无悔今生不自愁

作者：直新闻

发布时间：2023-02-27 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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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新闻按】

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厉以宁先生逝世。作为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厉以宁持续地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疾呼，被称为“厉股份”。厉以宁曾说：“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这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 北京大学新闻网2020年2月26日刊发文章《厉以宁：无悔今生不自愁》。直新闻转载此文，与读者一起回顾厉以宁先生“改革先锋”的一生。

个人简介：厉以宁，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原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名誉院长。第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第八、九届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

他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是“孙冶方经济学奖”等多个重要学术奖项获得者。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他“改革先锋”称号。

在北京中关村的一处教授公寓里，89岁的厉以宁和夫人何玉春过着平淡日子。客厅仍是十几年前的装修，家具也有些陈旧，唯有一对略新的沙发，是学生送的。穿着有些发皱的本白棉麻衫，坐在沙发上，回忆几十年间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疾呼呐喊，厉以宁说得风轻云淡，仿佛是一名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学术观点做出的学理推演。

“股份制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减员增效从宏观来说，是根本错误的”“政府的首要经济目标是增加就业机会”“一定要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让更多的人能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中国需要大量的民营企业”“道德是仅次于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的第三种力量”……近40年来，厉以宁的声音总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节拍传入人们耳中。

作为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厉以宁持续地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疾呼，被称为“厉股份”。他主持起草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在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期间，他参与推动“非公经济36条”，并提出“中国的民营企业自身必须进行长期的结构调整，要不断有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品牌创新”。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他“改革先锋”称号，并颁授他“改革先锋”奖章，称他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

在获得这项褒奖时，厉以宁说：“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这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

漂泊文学少年 “最佳”第一志愿

1930年出生的厉以宁是家中长子，籍贯长江下游的仪征，生于南京。“以”是厉家的排行，“宁”是为了纪念出生之地。4岁时，他随经商父亲举家迁居上海，6岁入学上海中西女中第二附小（现永嘉路小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侵华日军占领上海，1943年，全家为躲避战火，避难湘西沅陵，入学因战争迁到此处的长沙雅礼中学。

从小学到中学，厉以宁是个爱好文学的少年。初中时，他以“山外山”的笔名写小说，在学校的壁报上连载。沅陵距沈从文故乡凤凰很近，是一处“美得让人心痛的地方”。在这里读书的少年厉以宁，常常夜读沈从文的小说，黄昏漫步沅江之畔，忧思山河破碎，感叹人生流离。

抗战胜利后，厉以宁回到南京转入金陵大学附中读高二。金陵大学附中素以数理化教学见长，在这里，厉以宁遇了几位出色的理科老师，让他担任学习委员兼化学课代表，还带学生们参观化工厂。厉以宁说：“这次参观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第一次知道了化肥对农业的重要性，于是我决定学化学，走‘工业救国’的道路。”

1948年底，厉以宁高中毕业，被保送金陵大学，并将化学工程作为第一选择。随着国民党政府垮台，金陵大学暂时停止教学，厉以宁抱着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的热情，回到曾经生活过的湖南沅陵，在刚组建的教育用品消费合作社当了一名会计。

工作了两年，他觉得若想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必须学习更多知识，于是决定参加1951年的高考，并托已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念书的好友赵辉杰代他报名。赵辉杰认为，厉以宁虽然想学化工，但更有文学功底，知识面广，又当过会计，学经济学更合适，便作主将北京大学经济系填报为第一志愿。“至今我愈来愈觉得赵辉杰代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最佳选择。”厉以宁回忆道。

当年7月，厉以宁在长沙参加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8月收到录取通知书，从此与北大结缘近70载。

1961年10月，赵迺抟教授和厉以宁（右）在北京大学

老师喜爱的学生 学生欢迎的老师

厉以宁入学时，北京大学还在沙滩红楼。经济系的二、三、四年级学生都到广西参加土改，只有新生留在校园学习。第二年，传来了院系调整的消息。北大经济系大部分并入新成立的中央财经学院，小部分留在北大，政治经济学是唯一专业。厉以宁的兴趣恰是政治经济学，但不知为什么，当时有人提出他不适合学这门学科。代理系主任陈振汉教授和负责这门课教学的张友仁老师讲了好话，他才得以留在北大。

厉以宁说：“陈振汉先生讲的是中国经济史，不知什么原因，他在听课的学生中注意到了我，要我有空到他家里去坐坐。也许是因为我课间课后喜欢提问吧！”厉以宁“有空去坐坐”的还有赵迺抟先生的家。赵先生曾担任北大经济系主任，他看到厉以宁常去法学院图书室借书，便对厉以宁说：“我家里书很多，有些书是这里没有的。”赵先生又推荐厉以宁结识了专攻西方经济史的周炳琳先生。周炳琳曾言：如果没有经济史基础，经济理论是学不好的；如果没有对西方经济史的研究，工业化会走弯路。厉以宁说：“这两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的研究和学习。”

厉以宁至今还怀念着大学时光。他回忆，刚入校时学生宿舍一个房间住20多人，同学们吃完饭都抢着去图书馆呆着。学生组织了很多研究小组，他是国民经济计划课代表兼研究小组组长，在罗志如教授指导下开展活动。罗先生曾把20世纪30年代英文刊物上西方学者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辩论读给他听。厉以宁后来说：“正是罗老师使我模模糊糊感觉到，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和西方市场经济之间，还可能存在第三条道路。”

1955年，厉以宁毕业留校，在经济系资料室工作。当时的资料室除了向老师提供借阅书刊，还要搜集、整理、编译国内外的新资料。这份工作使厉以宁有机会接触大量西方经济学著作和几十种国外经济学期刊。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翻译了200多万字的经济史著作，还为北大经济系内部刊物《国外经济学动态》提供了数十万字稿件。

1977年，厉以宁结束20余年资料室青灯黄卷式的生活，正式登上讲台，很快成为大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几年间，他从资本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讲到统计学、会计学，前后讲过的课多达20余门。

他讲课不念讲义，只在几张卡片上列出提纲，或坐或走，艰深的内容娓娓道来。有学生说，听厉老师讲课，如同和一位长者冬日拥炉谈心。他的课经济学系学生要听，其他专业的学生也常常来“蹭”，有时连走廊上也挤满了人，以至有学生提前领号，凭号入场。这种讲课生涯一直持续到2016年。

人称“厉股份” 自称“厉非均衡”

20世纪80年代初，大批上山下乡的知青返城，急需寻找到工作岗位，就业成为经济、社会的突出问题。1980年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主持召开全国劳动就业会议。厉以宁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可以用民间集资的方法，组建股份制企业，不用国家投入一分钱，就能为解决就业问题开辟新路。这是他第一次正式提出的关于股份制的建议，引发了理论界、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1986年，中国的改革由农村向城市延伸，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价格“双轨制”的负面影响日趋显现。中央有关部门委托9家单位对改革方案进行专项研究。当时，世界银行向中国提出的建议是仿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的做法，全面放开价格，也就是采用“休克疗法”。北京大学却提出另一种构想：走产权改革的道路。当年4月26日，厉以宁在北京大学纪念“五四”学术讨论会上，面对上千名听众，首次提出了所有制改革。他登上讲台直击主题：“我今天准备讲19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改革的失败，有可能是价格改革的失败；但中国改革的成功，必须是所有制改革的成功。”一句话就吸引住了在场的听众。当年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再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大声疾呼。此后，他在各种场合多次宣讲这一主张，有海外中文报纸给他起了“厉股份”的外号。

数十年后，厉以宁在谈到这个外号时说：“大家叫我‘厉股份’，但20世纪80年代初倡导、主张股份制的学者还有冯兰瑞、赵履宽、胡志仁，后来有于光远、童大林、蒋一苇、王珏、董辅礽。有人称我是‘股份制的首创者’，这不符合事实。如果要有外号，我认为应该是‘厉非均衡’。”

“非均衡”是一种经济学理论。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里昂·瓦尔拉斯提出在完善的市场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下，市场上过度需求和过剩供给的总额必定相等的假设，被称为“瓦尔拉斯均衡”。“非均衡”是指在市场不完善、价格体系不灵敏条件下达到的均衡。20世纪30年代起，凯恩斯等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非均衡进行了广泛研究。厉以宁20世纪60年代即注意到了非均衡理论，20世纪80年代末，他根据中国经济现状，提出了“两类不均衡”的观点。他认为，按照市场主体是否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均衡”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企业能够自主经营、不受干预情况下的“非均衡”。在传统和双轨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里，企业难以摆脱行政的干预，是第二类“不均衡”。唯有培育出充分自主、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才能转化第一类“非均衡”。这是他坚持经济改革必须从产权改革入手的学理依据。他说：“价格好比交通信号系统，这个系统再好，对于一个盲人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它才可能遵守信号、产生互动。”

1990年，他的专著《非均衡的中国经济》问世，此后几十年多次再版，被称为“影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十本书之一”。

从1988年到2003年，厉以宁当了15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并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1998年12月，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由厉以宁担任起草组组长、历经6年酝酿的《证券法》以135票赞成高票通过。一年后，《证券投资基金法》起草小组成立，厉以宁任组长。2003年10月，该法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高票通过。

回首这段历程，厉以宁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中国的股份制改革经历了试点、暂停、重启，主张股份制的学者一度面临被否定、被批判，直到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才有了变化。

从2003年起，厉以宁又当了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并曾任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10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以促进非公经济发展为主题组织调研组，由厉以宁任组长，赴广东、辽宁等地调研。2004年，17页的《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连同厉以宁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一同被送到国务院。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问世，即著名的“非公经济36条”。厉以宁又成了“厉民营”。

厉以宁著述丰而涉及领域广。有学生说，厉老师出版的独著、合著、主编、合编、译著，已近200部，覆盖西方经济史、经济学史、宏观经济、转型发展理论、经济伦理、社会信用体系等诸多领域，中国林权制度改革、扶贫路径探讨等有极强现实性、实践性的课题也多有涉及。

不求浮华求警句 沉沙无意却成舟

2000年11月22日，厉以宁70岁生日，在他创立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101教室，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学术活动。上半场，厉以宁作学术报告，谈的不是经济，而是“唐宋诗词欣赏”；下半场，是“厉以宁诗词研讨会”。晚上，意犹未尽的师生开了一场“厉以宁诗词朗诵会”。

厉以宁的诗词功底得益于小学和中学时代的国文老师。诗词格律是老师教的，诗韵词韵是他自己下功夫熟记的。他对学生说，诗词对一个人的修养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自己经历过坎坷，但是意志从未消沉，应该归功于诗词滋养。自1947年在故乡仪征写下第一首诗起，厉以宁70多年来吟诗填词1400余首。他写的是中国古典诗词，诗循格律，词遵词牌。诗中有山河江海、家国情怀，也有岁月跌宕、人生忧欢；有少年壮怀、人生况味，也有学理探微、治学感悟。“不求浮华，但求警句”。

1951年由沅陵赴长沙参加高考途中，他填了一首“钗头凤”：“林间绕，泥泞道，深雨后斜阳照。溪流满，竹桥短，岭横雾隔，岁寒春晚，返？返？返？青青草，樱桃小，渐行渐觉风光好，云烟散，峰回转，菜花十里，一川平坦，赶！赶！赶！”21岁的赶考学子仿佛预知前路崎岖，但若能“赶！赶！赶！”，终将“菜花十里，一川平坦”。

大学毕业后，厉以宁曾20余年无缘讲台，20世纪60年代后期，三次被抄家，一度被囚于北大“监改大院”。忧心国家命运，感叹家庭遭际，在江西鲤鱼洲干校，厉以宁写下了“家事试忘怀，国愁心底来”等诗句。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厉以宁悲忧交集，作《采桑子》一阕，“声声哀乐催人泪，处处灵堂，处处花墙，一夜京城换素妆。音容虽已天边去，留下忧伤，留下彷徨，预感风来雨更狂”，对周总理的深情怀念，对祖国前途的忧虑，对未来历史转折的期待，跃然纸上。

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门即将开启，厉以宁写下“山景总须横侧看，晚晴也是艳阳天”的诗句。这年，他已48岁，刚刚从资料室走向讲台，学术生涯的“艳阳天”初露曙光。两年后，第一次提出以“股份制”汇集社会资金兴办企业、解决就业问题的设想，未被采纳且受到质疑，有人说他是“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度私有化的陈仓”。厉以宁写下了后来流传甚广的一首“七绝”：“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这首诗成为一代改革者心路历程的写照。1981年，他又写下诗句“登小阁，望前川，缓流总比急流宽。从来黄老无为治，疏导顺情国自安”，以格律诗的语言，表达了渐进改革、减少干预、以“看不见的手”调节经济的主张，也成为他此后数十年学术研究的基调。

1997年2月，厉以宁夫妇在广东深圳。

【记者手记】天天给夫人做饭的经济学家

厉以宁每天早晨6点起床，坚持写一小时文章，7点做两个人的早饭，然后又是看书、写作，直到11点，开始做午饭。

厉以宁做饭的本事是在鲤鱼洲干校学会的。回到北京后，如果不是做饭，他能一直坐在书桌前思考和写作，一点活动都没有，做饭，是夫人何玉春为了让他有机会歇歇脑子、动动身体。

何玉春是电气高级工程师。厉以宁的文章总是先给她看，何玉春满意了，厉以宁才放心，这样，一般读者读起来也不会太难。

从1957年两人重逢、为何玉春写第一首词起，厉以宁“情诗”多多，从青春年少写到满头白发，从新婚燕尔写到儿孙满堂。2008年，是他们金婚，厉以宁以“凄风苦雨从容过，无悔今生不自愁”的诗句总结50年婚姻，也可视作作者自况。

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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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厉以宁：无悔今生不自愁

作者：文汇报

发布时间：2023-02-27 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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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闻网消息，中国共产党党员、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

2019年，本报“我和我的祖国 70年70人”系列报道刊发整版人物特稿《厉以宁：无悔今生不自愁》。现重发此文，缅怀厉以宁先生。

在北京中关村的一处教授公寓里，89岁的厉以宁和夫人何玉春过着平淡日子。客厅仍是十几年前的装修，家具也有些陈旧，唯有一对略新的沙发，是学生送的。穿着有些发皱的本白棉麻衫，坐在沙发上，回忆几十年间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疾呼呐喊，厉以宁说得风轻云淡，仿佛是一名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学术观点做出的学理推演。

“股份制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减员增效从宏观来说，是根本错误的”“政府的首要经济目标是增加就业机会”“一定要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让更多的人能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中国需要大量的民营企业”“道德是仅次于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的第三种力量”……近40年来，厉以宁的声音总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节拍传入人们耳中。

作为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厉以宁持续地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疾呼，被称为“厉股份”。他主持起草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在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期间，他参与推动“非公经济36条”，并提出“中国的民营企业自身必须进行长期的结构调整，要不断有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品牌创新”。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他“改革先锋”称号，并颁授他“改革先锋”奖章，称他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

在获得这项褒奖时，厉以宁说：“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这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

【人物档案】

厉以宁，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原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名誉院长。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八、九届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他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是“孙冶方经济学奖”等多个重要学术奖项获得者。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他“改革先锋”称号。

漂泊文学少年“最佳”第一志愿

1930年出生的厉以宁是家中长子，籍贯长江下游的仪征，生于南京。“以”是厉家的排行，“宁”是为了纪念出生之地。4岁时，他随经商父亲举家迁居上海，6岁入学上海中西女中第二附小（现永嘉路小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侵华日军占领上海，1943年，全家为躲避战火，避难湘西沅陵，入学因战争迁到此处的长沙雅礼中学。

从小学到中学，厉以宁是个爱好文学的少年。初中时，他以“山外山”的笔名写小说，在学校的壁报上连载。沅陵距沈从文故乡凤凰很近，是一处“美得让人心痛的地方”。在这里读书的少年厉以宁，常常夜读沈从文的小说，黄昏漫步沅江之畔，忧思山河破碎，感叹人生流离。

抗战胜利后，厉以宁回到南京转入金陵大学附中读高二。金陵大学附中素以数理化教学见长，在这里，厉以宁遇了几位出色的理科老师，让他担任学习委员兼化学课代表，还带学生们参观化工厂。厉以宁说：“这次参观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第一次知道了化肥对农业的重要性，于是我决定学化学，走‘工业救国’的道路。”

1948年底，厉以宁高中毕业，被保送金陵大学，并将化学工程作为第一选择。随着国民党政府垮台，金陵大学暂时停止教学，厉以宁抱着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的热情，回到曾经生活过的湖南沅陵，在刚组建的教育用品消费合作社当了一名会计。

工作了两年，他觉得若想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必须学习更多知识，于是决定参加1951年的高考，并托已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念书的好友赵辉杰代他报名。赵辉杰认为，厉以宁虽然想学化工，但更有文学功底，知识面广，又当过会计，学经济学更合适，便作主将北京大学经济系填报为第一志愿。“至今我愈来愈觉得赵辉杰代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最佳选择。”厉以宁回忆道。

当年7月，厉以宁在长沙参加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8月收到录取通知书，从此与北大结缘近70载。

◆1961年10月，赵迺抟教授和厉以宁（右）在北京大学。

老师喜爱的学生学生欢迎的老师

厉以宁入学时，北京大学还在沙滩红楼。经济系的二、三、四年级学生都到广西参加土改，只有新生留在校园学习。第二年，传来了院系调整的消息。北大经济系大部分并入新成立的中央财经学院，小部分留在北大，政治经济学是唯一专业。厉以宁的兴趣恰是政治经济学，但不知为什么，当时有人提出他不适合学这门学科。代理系主任陈振汉教授和负责这门课教学的张友仁老师讲了好话，他才得以留在北大。

厉以宁说：“陈振汉先生讲的是中国经济史，不知什么原因，他在听课的学生中注意到了我，要我有空到他家里去坐坐。也许是因为我课间课后喜欢提问吧！”厉以宁“有空去坐坐”的还有赵迺抟先生的家。赵先生曾担任北大经济系主任，他看到厉以宁常去法学院图书室借书，便对厉以宁说：“我家里书很多，有些书是这里没有的。”赵先生又推荐厉以宁结识了专攻西方经济史的周炳琳先生。周炳琳曾言：如果没有经济史基础，经济理论是学不好的；如果没有对西方经济史的研究，工业化会走弯路。厉以宁说：“这两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的研究和学习。”

厉以宁至今还怀念着大学时光。他回忆，刚入校时学生宿舍一个房间住20多人，同学们吃完饭都抢着去图书馆呆着。学生组织了很多研究小组，他是国民经济计划课代表兼研究小组组长，在罗志如教授指导下开展活动。罗先生曾把20世纪30年代英文刊物上西方学者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辩论读给他听。厉以宁后来说：“正是罗老师使我模模糊糊感觉到，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和西方市场经济之间，还可能存在第三条道路。”

1955年，厉以宁毕业留校，在经济系资料室工作。当时的资料室除了向老师提供借阅书刊，还要搜集、整理、编译国内外的新资料。这份工作使厉以宁有机会接触大量西方经济学著作和几十种国外经济学期刊。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翻译了200多万字的经济史著作，还为北大经济系内部刊物《国外经济学动态》提供了数十万字稿件。

1977年，厉以宁结束20余年资料室青灯黄卷式的生活，正式登上讲台，很快成为大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几年间，他从资本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讲到统计学、会计学，前后讲过的课多达20余门。

他讲课不念讲义，只在几张卡片上列出提纲，或坐或走，艰深的内容娓娓道来。有学生说，听厉老师讲课，如同和一位长者冬日拥炉谈心。他的课经济学系学生要听，其他专业的学生也常常来“蹭”，有时连走廊上也挤满了人，以至有学生提前领号，凭号入场。这种讲课生涯一直持续到2016年。

人称“厉股份”自称“厉非均衡”

20世纪80年代初，大批上山下乡的知青返城，急需寻找到工作岗位，就业成为经济、社会的突出问题。1980年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主持召开全国劳动就业会议。厉以宁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可以用民间集资的方法，组建股份制企业，不用国家投入一分钱，就能为解决就业问题开辟新路。这是他第一次正式提出的关于股份制的建议，引发了理论界、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1986年，中国的改革由农村向城市延伸，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价格“双轨制”的负面影响日趋显现。中央有关部门委托9家单位对改革方案进行专项研究。当时，世界银行向中国提出的建议是仿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的做法，全面放开价格，也就是采用“休克疗法”。北京大学却提出另一种构想：走产权改革的道路。当年4月26日，厉以宁在北京大学纪念“五四”学术讨论会上，面对上千名听众，首次提出了所有制改革。他登上讲台直击主题：“我今天准备讲19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改革的失败，有可能是价格改革的失败；但中国改革的成功，必须是所有制改革的成功。”一句话就吸引住了在场的听众。当年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再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大声疾呼。此后，他在各种场合多次宣讲这一主张，有海外中文报纸给他起了“厉股份”的外号。

数十年后，厉以宁在谈到这个外号时说：“大家叫我‘厉股份’，但20世纪80年代初倡导、主张股份制的学者还有冯兰瑞、赵履宽、胡志仁，后来有于光远、童大林、蒋一苇、王珏、董辅礽。有人称我是‘股份制的首创者’，这不符合事实。如果要有外号，我认为应该是‘厉非均衡’。”

“非均衡”是一种经济学理论。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里昂·瓦尔拉斯提出在完善的市场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下，市场上过度需求和过剩供给的总额必定相等的假设，被称为“瓦尔拉斯均衡”。“非均衡”是指在市场不完善、价格体系不灵敏条件下达到的均衡。20世纪30年代起，凯恩斯等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非均衡进行了广泛研究。厉以宁20世纪60年代即注意到了非均衡理论，20世纪80年代末，他根据中国经济现状，提出了“两类不均衡”的观点。他认为，按照市场主体是否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均衡”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企业能够自主经营、不受干预情况下的“非均衡”。在传统和双轨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里，企业难以摆脱行政的干预，是第二类“不均衡”。唯有培育出充分自主、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才能转化第一类“非均衡”。这是他坚持经济改革必须从产权改革入手的学理依据。他说：“价格好比交通信号系统，这个系统再好，对于一个盲人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它才可能遵守信号、产生互动。”

1990年，他的专著《非均衡的中国经济》问世，此后几十年多次再版，被称为“影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十本书之一”。

从1988年到2003年，厉以宁当了15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并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1998年12月，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由厉以宁担任起草组组长、历经6年酝酿的《证券法》以135票赞成高票通过。一年后，《证券投资基金法》起草小组成立，厉以宁任组长。2003年10月，该法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高票通过。

回首这段历程，厉以宁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中国的股份制改革经历了试点、暂停、重启，主张股份制的学者一度面临被否定、被批判，直到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才有了变化。

从2003年起，厉以宁又当了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并曾任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10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以促进非公经济发展为主题组织调研组，由厉以宁任组长，赴广东、辽宁等地调研。2004年，17页的《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连同厉以宁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一同被送到国务院。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问世，即著名的“非公经济36条”。厉以宁又成了“厉民营”。

厉以宁著述丰而涉及领域广。有学生说，厉老师出版的独著、合著、主编、合编、译著，已近200部，覆盖西方经济史、经济学史、宏观经济、转型发展理论、经济伦理、社会信用体系等诸多领域，中国林权制度改革、扶贫路径探讨等有极强现实性、实践性的课题也多有涉及。

不求浮华求警句沉沙无意却成舟

2000年11月22日，厉以宁70岁生日，在他创立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101教室，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学术活动。上半场，厉以宁作学术报告，谈的不是经济，而是“唐宋诗词欣赏”；下半场，是“厉以宁诗词研讨会”。晚上，意犹未尽的师生开了一场“厉以宁诗词朗诵会”。

厉以宁的诗词功底得益于小学和中学时代的国文老师。诗词格律是老师教的，诗韵词韵是他自己下功夫熟记的。他对学生说，诗词对一个人的修养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自己经历过坎坷，但是意志从未消沉，应该归功于诗词滋养。自1947年在故乡仪征写下第一首诗起，厉以宁70多年来吟诗填词1400余首。他写的是中国古典诗词，诗循格律，词遵词牌。诗中有山河江海、家国情怀，也有岁月跌宕、人生忧欢；有少年壮怀、人生况味，也有学理探微、治学感悟。“不求浮华，但求警句”。

1951年由沅陵赴长沙参加高考途中，他填了一首“钗头凤”：“林间绕，泥泞道，深雨后斜阳照。溪流满，竹桥短，岭横雾隔，岁寒春晚，返？返？返？青青草，樱桃小，渐行渐觉风光好，云烟散，峰回转，菜花十里，一川平坦，赶！赶！赶！”21岁的赶考学子仿佛预知前路崎岖，但若能“赶！赶！赶！”，终将“菜花十里，一川平坦”。

大学毕业后，厉以宁曾20余年无缘讲台，20世纪60年代后期，三次被抄家，一度被囚于北大“监改大院”。忧心国家命运，感叹家庭遭际，在江西鲤鱼洲干校，厉以宁写下了“家事试忘怀，国愁心底来”等诗句。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厉以宁悲忧交集，作《采桑子》一阕，“声声哀乐催人泪，处处灵堂，处处花墙，一夜京城换素妆。音容虽已天边去，留下忧伤，留下彷徨，预感风来雨更狂”，对周总理的深情怀念，对祖国前途的忧虑，对未来历史转折的期待，跃然纸上。

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门即将开启，厉以宁写下“山景总须横侧看，晚晴也是艳阳天”的诗句。这年，他已48岁，刚刚从资料室走向讲台，学术生涯的“艳阳天”初露曙光。两年后，第一次提出以“股份制”汇集社会资金兴办企业、解决就业问题的设想，未被采纳且受到质疑，有人说他是“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度私有化的陈仓”。厉以宁写下了后来流传甚广的一首“七绝”：“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这首诗成为一代改革者心路历程的写照。1981年，他又写下诗句“登小阁，望前川，缓流总比急流宽。从来黄老无为治，疏导顺情国自安”，以格律诗的语言，表达了渐进改革、减少干预、以“看不见的手”调节经济的主张，也成为他此后数十年学术研究的基调。

◆1997年2月，厉以宁夫妇在广东深圳。

记者手记

天天给夫人做饭的经济学家

厉以宁每天早晨6点起床，坚持写一小时文章，7点做两个人的早饭，然后又是看书、写作，直到11点，开始做午饭。

厉以宁做饭的本事是在鲤鱼洲干校学会的。回到北京后，如果不是做饭，他能一直坐在书桌前思考和写作，一点活动都没有，做饭，是夫人何玉春为了让他有机会歇歇脑子、动动身体。

何玉春是电气高级工程师。厉以宁的文章总是先给她看，何玉春满意了，厉以宁才放心，这样，一般读者读起来也不会太难。

从1957年两人重逢、为何玉春写第一首词起，厉以宁“情诗”多多，从青春年少写到满头白发，从新婚燕尔写到儿孙满堂。2008年，是他们金婚，厉以宁以“凄风苦雨从容过，无悔今生不自愁”的诗句总结50年婚姻，也可视作作者自况。

作者：陆正明

编辑：赵征南

责任编辑：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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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中国改革开放是这样起步的

作者：新京报

发布时间：2023-02-27 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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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 据北大新闻网消息，中国共产党党员、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全校师生沉痛悼念厉以宁先生。

2018年6月26日，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报告厅主讲“中国改革开放是这样起步的”。

厉以宁，1930年生，经济学家。他主持了《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的起草工作，曾获 “孙冶方经济学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个人最高奖）、第十五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学术研究奖、第二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等学术奖项。图为厉以宁（左）在新书《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2018》发布现场（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主办）。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厉以宁在经济学领域著述甚丰，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理论进行了探讨，这些都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2018》

作者：厉以宁

版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8年5月

改革缘起，“改革要从最薄弱的环节突破”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这样起步的》，这个问题一定要从1984年开始，当然再往前还有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当时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思想阻碍改革，但1978年开始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聚拢了大家的观点，当时都认为这个才是对的，只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本本主义，也不是领导讲话。

改革要从最薄弱的环节突破，最薄弱的环节是哪里？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经过学术界反复的研究，最后认为是农村。因为农村跟城市不同，无论经济怎么困难，票据能够给城市一些优惠，但农民是没有粮票的，一旦粮食短缺只有挨饿。农民曾在60年代自发地搞过一些承包制，但当时是困难时期，中央认为，人都快饿死了，就不要再束缚农民手脚。但在经济状况稍好之后，承包制又被取消了，当时凡是坚持搞承包制的要么被开除党籍要么进了监狱。所以，改革从哪儿开始？就从这儿突破。

1978年，小岗村的部分村民合影。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最大功绩在哪里？就是在改革问题上听从农民的意见。农民希望做什么就尊重他的意愿，比如说，安徽18户农民冒险签了承包合同，合同上写着“如果谁将来被抓了，其他各家有义务把他们的孩子抚养成人”。农业承包制出现了，这是在农村中最大的变化。

从这个时候开始，农民的积极性增加了，除了种田，还养猪、养鸡、养鸭了，农贸市场一天比一天丰富了。粮票、肉票、棉花票，各种票证逐渐地消失，证明改革是有效的。

此外更重要的方面是，农村劳动力增多了，开始投入乡镇企业。办乡镇企业的资金最初是农民自己筹划的。没有技术人员，就到城里去聘用已经退了休的工人。当时最时髦的方向是建筑材料，要发展经济，各地都想先修房子。乡镇企业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建筑材料，从砖瓦到各式设备乃至一些小五金。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农村人的生活也渐渐好转。到八十年代初，出现了一个很时髦的事情，大家开始去挤火车、挤公共汽车、挤轮船，穿着西装的农民推销员也出现了。

就这样，乡镇企业市场慢慢也起来了，农民有了自己投资的地方，经济就开始发生变化了。在计划经济之外，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产生了。光有承包制不够，光有乡镇企业不够，必须有乡镇企业市场，这就是在计划市场之外多了一个东西，中国改革走上了一条新路。

这些还不够，还在靠近香港的深圳设立了经济特区。在经济特区里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运行，香港在这里投资，深圳以极快地速度发展起来。

总之，中国的经济变了，三个大变化开始了：

第一个变化，农业承包制。农业承包制提供了许许多多的农牧市场的产品，人们的票证取消了，生活改善了。

第二个变化，乡镇企业起来了。能够在市场上提供老百姓、工厂所需要的建筑材料、小五金等等。

第三个变化，经济特区来了，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中国完全有可能按照最新的技术来发展。

这个就等于给平静的水面上丢下了三块大石头，三块大石头一丢整个的波浪起来了，中国经济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这就是八十年代初的情况。

改革重心转向，“中国要走产权改革的路”

改革还没完，为什么还没完？前面所讲的都是农村的改革、乡镇企业的改革。而真正的改革要改城市、改国有企业，怎么改？这是摆在八十年代前期的一个大问题，改革的重心转入城市、转入工业，这样中国才能变。

1986年8月3日，沈阳防爆器械厂被宣布破产倒闭。这是第一家正式宣布破产的公有制企业。

具体怎么改？当时有两种思路：

一种是世界银行的意见，放开价格，参照西德的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被分成两块，一块是东德，民主德国；一块是西德，联邦德国。英美法三个国家把西柏林建成了经济特区。所谓放开价格，就是政府不要管价格，让它在市场上升升降降，经济自己有规律。通过放开价格，西德的经济很快就恢复了。

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北京大学提出了另一种改革思路：中国学西德是走不通的，要走产权改革的道路。于是围绕学不学西德又开始了一场争论。

1986年4月下旬，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大学校园里开始了。4月26日，那天是人山人海，大家都为了听一听中国该怎么改。在会上我的第一句话就说：“中国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中国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产权改革的成功”。

这个消息传到了中共中央。中央问我，你为什么提出不能放价格？为什么提出必须走产权改革的道路？我当时的意见是，西德放开价格是对的，因为它是私有制社会，私有制社会里不要控制它的价格，价格放开了，它根据市场的波动自己会找到规律，慢慢就改变了。但中国不行。中国是公有制社会，这决定了单纯的放开价格是没有用的，国有企业放开价格以后只会导致价格的猛涨，却不能改变企业的地位。

那怎么办呢？应该考虑到如何先调整经济结构，调整产权，让每个企业都成为自负盈亏的，自己为国家负责的，自己纳税的经济单位。这个单位有了，改革慢慢才行。

《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

作者：厉以宁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10年8月

第二个理由是，西德搞价格改革有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放开价格后，物价上涨、粮食短缺，都可以通过进口来帮助它，使经济稳定下来。但中国行吗？哪一个国家能够来帮助中国放开价格？没有的，价格只能是越涨越高，所以这样是不行的。

以上两个理由还不足以让领导人放心。我把风头一转，又提出第三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只放开价格，但整个体制没有变，内因起不了作用。另外，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决定流通，放开价格是流通领域的改革，没用。只有产权改革让企业成为真正的主体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单位。

改革之路波折往复，“中国的改革不是那么容易的”

大概到了下半年，中央一个决定说试试看股份制行不行，在一些企业做试点。当时考虑以四川试点，重庆是四川下面的一个市，包括重庆在内。为什么呢？因为整个西南以四川为界，国有企业多，所以须股份制改革要从国有企业多的地方开始。

八十年代的重庆。

但是因为后来政治形势发生变化，试点停止了，又回到放价格的论调上。放开价格不能试点，消息一出来，物价猛涨。老太太在街上听说要涨价了，忙买一大包肥皂扛回去，怕涨价。什么东西都抢购，整个经济就乱了。结果到了1988年，又回到了从前，暂不放开价格。当初还有一个计划，价格调整要分开种类调，但价格调整的消息一出来就不是这样了，是卖的就抢。所以说回想过去的经验，中国走放价格的路是行不通的。

接着又发生了政治风波，无论是放开价格还是产权改革，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不被认可。于是，经济改革又处在停滞阶段。只是到了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再次讲话，中国的改革才走到正常的路上来。所以，中国的改革不是那么容易的，要经过反复的试验、甚至挨批、撤职，这就是我们经过的历史。

邓小平二次南巡讲话以后，股份制终于被肯定下来了，但又碰到了一个问题，有些老干部担忧国有企业改制后变成私有企业。其实股份制怎么是私有化呢？明明是公有企业改成了股份制，股份制改革一定要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不改革，光靠民营企业能建几个企业？这种情况下，包括我在内的经济学界，提出了两个办法：第一，增量先行。第二，存量暂缓。

什么叫增量先行？比如这个国有企业有100亿的财产，增量就是我先拿20亿出来上市、出卖。存量暂缓，就是还有80亿暂不动，不影响大局。这样一来，这个事情终于可以实行了。但是实行以后又有问题，问题在哪里？董事会虽然建立了，但是没人来参加，增量不是大头，只能做分散的小股东，这样掌握不了董事会的决策权，所以增量先行变成一句空话，行不通，还得动存量，这才是中国的股份制改革真正的开始。

当初增量先行的时候承若了存量暂不动，可现在要动存量，就违背了当时的承诺，这就是违约，那怎么办？原来买了增量的人，他们可以再拿钱出来。这样一来，中国的股份制进入了“二次革命”阶段，什么阶段呢？就是给原来购买股份制增量的人一定好处，然后就解放了那些原来不让上市的股东。

上市怎么补偿呢？按照市场规则来做，效果好的这些10配4，效果中等的10配3，效果差一点的10配2，这样一来这个难题总算解决了。但这已经到了《证券法》公布以后才做成，所以说，就是中国的改革不是那么容易的，是一步一步艰难走来的，这是可以给我们借鉴的历史。

《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

作者：厉以宁

版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年4月

有一个问题一直很重要，就是农业承包制虽然已经做了，但是承包制有没有权利呢？按照正式的文件，承包制没有权利。因为承包的土地是公有。这就是习近平当初在福建林权改革上提出的问题。林权是很长时间的经营，你要林权改革那就应该延长林权的承包期限，他提出70年不变，这个在当初是很大的振动，因为林权一般都是30年不变，但最后还是延长到70年。第二，林权可以抵押，以前是不让抵押的。第三林权可以转让，农田不能转让，林权可以，只要人家愿意经营林地你就让他经营。

改革还在继续进行之中，到现在承包权可以抵押，但是跟林权一样期限应该延到70年不变，这样的话才有农田发展的可能。林权改革了，农田最后怎么改革呢？现在还没有定，为什么呢？现在只是说承包权落实到农民，但《宪法》规定了公共土地是国家的、是集体的，这个还得看下一次《宪法》修改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之前已经同意的就是林权的很多东西可以搬到农业中使用。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大体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作者/厉以宁

现场记者/实习生 董可馨

编辑/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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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厉以宁生平：贡献杰出多次获奖 曾提出股份制改革

作者：新京报

发布时间：2023-02-27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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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大学新闻网消息，中国共产党党员、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全校师生沉痛悼念厉以宁先生。

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官网介绍，厉以宁教授，祖籍江苏仪征，1930年11月出生于南京。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资料员、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厉以宁教授于1988年至2002年任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至2007年任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08年-2012年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13年起任全国政协常委。

厉以宁教授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著书多部，并发表了大量文章，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厉以宁教授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厉以宁教授因为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其中包括 “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家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证书”、“金三角”奖，国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个人最高奖）、第十五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学术研究奖（日本）等。1998年荣获香港理工大学授予的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他曾多次被邀请到国内外多所大学与科研机构演讲。

厉以宁教授的主要著作包括：《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转型发展理论》，《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论民营经济》、《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等。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官网 图片来源：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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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悔今生不自愁！”改革先锋、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逝世

作者：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23-02-27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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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大学新闻网，中国共产党党员、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全校师生沉痛悼念厉以宁先生。

厉以宁教授，祖籍江苏仪征，1930年11月出生于南京。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资料员、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现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教授于1988年至2002年任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至2007年任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08年-2012年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13年起任全国政协常委。

厉以宁教授目前还担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副会长等职。

厉以宁教授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著书多部，并发表了大量文章，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厉以宁教授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厉以宁教授因为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其中包括 “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家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证书”、“金三角”奖，国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个人最高奖）、第十五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学术研究奖（日本）等。1998年荣获香港理工大学授予的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他曾多次被邀请到国内外多所大学与科研机构演讲。

厉以宁教授的主要著作包括：《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转型发展理论》，《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论民营经济》、《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等。

序跋园｜厉以宁先生说，他这一生主要是两个身份

厉以宁先生是深受北大师生敬重的“老北大”，从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已在北大学习工作七十年。2020年是厉先生九十周岁，也是他从教六十五周年，三十余位亲历者详述了先生开创中国经管教育、倡导体制改革和讲述中国故事的求索历程，集结成《兼容并蓄终宽阔：厉以宁社会实践纪实》一书。

这本书可以说是一部“史”，既记录了厉先生教书育人、参政议政的奋斗实践，也记载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改革和企业发展的探索历程。这本书也是北大人经世济民、家国情怀的集中展现。光华管理学院创立、发展的历程，浓缩了北大服务国家经济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厉先生等一批北大经济学家满怀赤子之心，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厉先生多次说，他这一生主要是两个身份，一是经济学研究者，二是经济学教师，两者都是他所爱。朴实无华的话语中，透露着对立德树人和科研事业的情真意切。我想，这就是北大学者的精神魅力之所在。

《兼容并蓄终宽阔：厉以宁社会实践纪实》，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编写组编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厉先生一生研究经济，是经济学泰斗，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深切关注中国的经济问题，潜心研究和密切注视着现实经济的发展变化，不仅贡献了大量重要的改革思想，更亲历一线，直接参与、推动多项经济改革的进程。

1986年4月，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召开的校庆学术论坛上，厉先生提出了股份制改革理论，为我国逐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点燃了思想理论的“引线”。那时，我正在北大法律系念研究生，有幸接触了厉先生的许多思想火花。这对我在20世纪90年代到地方工作，参与推动一些重要的经济改革发展事业，是很有助益的。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厉先生还主持起草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参与推动集体林权制度、农垦制度改革，在民营经济、“三农”问题、低碳发展、国企改革等多个领域均有重要建树。他的经济学思想不仅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提升中国经济学理论影响力的宝贵财富。

“经世济民”是厉先生的理想。他率性坦诚，一直提倡要“立足中国，用学术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多次说过“任何经济学家都不可能是先知先觉者，必须跟着实践走”“文章发表得再多，不联系中国实际对中国的改革没有用处”。他是这样想，也始终是这样做的。2018年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表彰了100名“改革先锋”，厉先生被誉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这是来自党和国家的最高评价，厉先生实至名归。

厉先生也是德高望重的师者，数十载潜心育人，桃李满天下。他为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以及教育事业的开拓倾注了全部心血。年近九十之际，他仍然坚守讲台，坚持给本科生上课，是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的典范。他开设的课程吸引了全校各个院系的学生，几十年来，慕名来听课的学生总是挤满课堂，成为北大一景。厉先生曾多次说，自己最大的心愿是“学生们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培养了许多行业领袖，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为北京大学赢得了学术荣誉和社会赞许。

作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创始院长，厉先生为学院的创立、为北大管理学、经济学教育事业以及学科建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1994年，北京大学与光华教育基金会签署合作协议，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更名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思想解放的任务还远未完成。因光华基金会来自中国台湾，这给光华管理学院的更名和创办带来不少思想束缚和困扰。所幸，当时的校党委和行政人员与厉先生一起力排众议，才有了今天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在经管学术界“因思想而光华”的地位。

1955年，厉先生大学毕业前夕曾写下一首《鹧鸪天》以自勉：“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心寂寂，念休休，沉沙无意却成洲。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这是厉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他“莫问收”的辛勤耕耘和学识德行，一直在默默照亮我们的前行之路。在先生九十寿辰之际，由衷祝愿先生健康长寿，学术生命常青。（作者为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北京日报；整理：孙琪）

编辑：李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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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逝世：最早提股份制改革，参与起草证券法

作者：澎湃新闻

发布时间：2023-02-27 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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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 视觉中国 资料图2月27日晚间，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被市场称为“厉股份”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逝世，享年92岁。北京大学官网公告称，中国共产党党员、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全校师生沉痛悼念厉以宁先生。

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厉以宁最早提出了股份制改革，并主持起草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可谓是我国资本市场重要理论的主要提出者和奠基人。

“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双重转型’进行理论探讨，另外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下称“光华管理学院”）官网资料如是写道。

光华管理学院刊文显示，厉以宁曾指出，证券界和经济学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通过以后，把股份制改革的深化作为新的研究课题，目标是如何把数额巨大的非流通股转为流通股，这被证券界和经济学界称为“中国股份制第二次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是在1998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高票通过的。中国股份制的第二次改革接着就展开了。

“中国股份制的第二次改革是如何把国有大企业的非流通股变为流通股。具体的做法是：非流通股持有者应该给流通股持有者一定的补偿，以取得流通股持有者同意将非流通股转为流通股。” 厉以宁说。

厉以宁生前是光华管理学院的创始院长、名誉院长。光华管理学院官网资料显示，厉以宁，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资料员、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教授于1988年至2002年任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至2012年任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13年起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光华管理学院官网资料显示，在理论研究方面，厉以宁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著书多部，并发表了大量文章，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

对于厉以宁的去世，国内不少经济学家纷纷发文表示悼念。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姝威在微信朋友圈发文悼念厉以宁教授。

刘姝威这样写道：陈岱孙教授和厉以宁教授是改变我命运的恩师！1981年我第一次到北京大学见到厉老师，此后，他一直指导我的研究工作。1984年我成为陈老和厉老师的学生。没有两位恩师的指导，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厉老师改变了我的人生！1997年陈老去世时，我失声痛哭！今天我又失去一位恩师！陈老和厉老师的在天之灵会看到学生们没有辜负他们的教导和期望，学生们的成就是他们永远的丰碑！

一位多次获得新财富奖项的券商首席经济学家在微信朋友圈表示：“厉以宁教授这代学者有两大贡献，一是在国内普及现代经济学教育，比如他和秦宛顺编写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影响了应该是比我更早一代的经济学学生；二是倡导市场化常识，吴市场、厉股份等说法即源于此。现在一般人都能理解无论国有还是民营，通过股份制来组织产权形式是高效也基本上是唯一能成立的方式，但当时提这一点还是有很大争议的。”经济学家，原美的集团等企业独立董事、曾任民生证券副总裁、研究院院长的管清友，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悼念称：“厉以宁先生逝世，一个时代的背影。”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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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人追忆厉以宁教授：他的所有制改革主线论触及了最敏感的问题

作者：金融界

发布时间：2023-02-27 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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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闻网消息，中国共产党党员、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以下这篇12000余字的长文，总结了厉以宁先生的求学经历和学术思想形成。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学者，他们不但以严谨的学术著作、深刻的学术思想，成为自己学术领域的翘楚，他们还以自己的精辟见解，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和民间思潮的走向，因此民族历史的变迁中便深深打上他们的烙印。经济学家厉以宁正是这样一位学者。面对这样的学者，我们除了崇敬，还会自然产生疑问：他如何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他如何成就了自己的非凡人生？

1930年11月22日深夜，厉以宁诞生在南京，家人给他起名以宁，“以”是排行，“宁”指出生于南京。四岁时他随家庭迁居上海，先后在上海两所著名的小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41年，厉以宁考上著名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1943年又随家迁居到湖南沅陵，以优异成绩考上湖南名校雅礼中学。1947年转入南京金陵大学附中就读，直到高中毕业。这些名牌小学中学为厉以宁奠定了良好的文化素质基础。

▲ 小学时期和高中时期的厉以宁像很多人一样，他曾经有过一段缱绻的文学梦想。厉以宁一直偏爱文学，曾熟读中国古典文学《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和诗词；喜爱阅读外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莫泊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以及中国现代文人鲁迅、巴金、茅盾、沈从文等人的作品。在湖南省沅陵县雅礼中学(当时雅礼中学迁移到沅陵)读书的这段日子，他源源不断地将自己对生活和世界的感受用诗歌、散文、杂感和短篇小说等表现出来。他的每一个作品，都成为同学们争相传阅，反复议论的焦点。这进一步鼓舞了他的作家梦。1946年，厉以宁重返南京，转到南京金陵大学附中读高二。在一流的数理化老师们的熏陶下，厉以宁的兴趣又逐渐从文学转向自然科学。他还担任了班里的学习委员兼化学科代表。高中毕业前夕，学校组织厉以宁所在班全体同学去一家大型化工厂参观。机器轰鸣，烟囱林立，严肃的化学工程师，深深刻进厉以宁的脑海。他说：“这次参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了解到化肥生产对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于是我决心走‘工业救国’的道路。”差点，中国就多了一位化学家，少了一位经济学家。

同学代填的人生最重要的志愿

1949年4月，文化名城、长期充当国民党大本营和政治堡垒的南京市得以解放。这一个历史事件改变了所有南京市民的命运，包括金陵中学的才子厉以宁。本来在金陵大学附中，厉以宁以出色的数理化天赋，勤奋刻苦的努力，名列前茅的成绩被保送到金陵大学深造。他当时选择了化学工程系。因为他立志做一个化学家，实现工业救国抱负。但是南京解放后，金陵大学停止了运转。厉以宁就到湖南沅陵一家消费合作社担任了会计。两年后他再次参加高考，将目光投向了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他委托在北京的同学赵辉杰代为报名。赵辉杰认为厉以宁选学经济系最为适合，优势较大，就替老同学做主，第一志愿填报的是北京大学经济系。同年7月，厉以宁在长沙应试，8月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多少学子梦寐以求的北大，拉开了他终生致力的经济理论学术生涯的序幕。“至今我愈来愈觉得赵辉杰代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最佳选择。” 厉以宁回忆道。厉以宁的这种选择在他早年是料想不到的。经济学具有这种性质：它既是一门需要以严谨科学精神进行数学计量和推理的学问，又是“致用”之学，需要对人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进行深刻理解和探讨的学问。既然如此，厉以宁在早年走过的思想和情感历程就恰好是一个未来经济学家的最好储备。

从仰望群星到北大之星

从五四运动以来，北大在国人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大师云集，人文荟萃，思想活跃，在厉以宁看来这是最理想的求学之地了。一旦进入这所学术殿堂，就像高尔基说的那样是“饥饿的人扑在了面包上”。做学生的4年中，他从宿舍到图书馆，从图书馆到老师的办公室或宿舍，埋头苦读，孜孜探索，学问和思想都迅速成长起来。他说：那时候的寒暑假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刚上大学不久，厉以宁就在1952年7月的《经济导报》上公开发表了平生第一篇经济研究的文章《波兰经济新面貌》。平心而论，这篇文章具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但显示了一位好学深思的青年在学问上的抱负和独立探索的精神。

50年代初的北大经济系（现在是北大经济学院）和众多系一样群星荟萃，每一个学子都幸福地接受着灿烂星光的照耀。厉以宁的回忆中较多提及的是陈岱孙、陈振汉等先生。陈岱孙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1926年他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他为中国经济界培养了六代学子，被尊为中国西方经济学的泰斗。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高尚的品格，为人称道，他深刻的学术见解思想影响着经济理论界动态和国家政令的制定。陈岱孙先生有着不寻常的家学渊源，其叔祖是末代皇帝的师傅陈宝琛，因此他本人的国文功底深厚，这种辞采文情，悄悄地濡染着厉以宁年轻敏感的内心。

陈振汉先生是哈佛大学的文学硕士、哲学博士。他是较早在北京大学讲授“比较经济制度”课程，介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学者。解放后，先生出任北大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以非凡的毅力和深厚的功力开始选编《清实录》 《东华录》经济史资料。1952年到1953年，先生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代理主任。陈振汉教授非常喜欢厉以宁这个刻苦用功的弟子。他给厉以宁的评语是：“成绩优异，名列前茅。”他认为厉以宁是一个大有前途的学术接班人。厉以宁则从陈振汉那里学来了进行经济史比较研究的方法，更从这位学者身上获得了“闹中取静”的读书习惯。

大学生活期间，在老师们的影响下，厉以宁的研究目标和领域就明确了下来：探索现代经济的规律，服务祖国和人民。“如果说我今天多多少少在经济学方面有所收获的话，那么这一切都离不开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老师们的教诲，他们是我在经济学领域内从事探索的最初引路人。”厉以宁说。1955年厉以宁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被经济系选留。然而随着国内政治空气越来越“左”，厉以宁也觉得很难施展抱负，他在系里的资料室从事编译工作，一干就是20年。这期间，厉以宁参加过开山修渠和深翻土地的劳动，忍受过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饥饿和浮肿，参加过农村社教，作为被“专政”的对象，先后在京郊海淀公社草场大队、昌平县太平庄农场及北大校园内的“劳改大院”进行过三年“劳动改造”。他的家被抄过三次，许多资料，包括妻子、家人的照片都被损坏了。在被迫接受“劳动改造”时，连人身自由都失去了，更别说进行更多的知识积累了。1968年，厉以宁和许多教职工一道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先住仓库，后住茅草棚，仅参加劳动的时间加起来就有近十年。“但是，我经历的这一切，它磨炼了我的意志。”

资料室的20年工作，尽管是冷清寂寞的，但他却得以在人们头脑发热的年代，镇静自如地吸收中外经济学的知识，了解西方经济学的进展，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它是我大学毕业后的又一个知识积累阶段，它使我在大学所学的东西得到了进一步充实，视野进一步拓宽。”厉以宁认为这20年是人生经历的重要积累。“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特殊的中国经济环境使我对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有了亲身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任何一个不曾亲自经历这段时期的经济工作者所不可能具有的。在大学阶段，我曾对波兰经济学家兰格提出的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第三条道路的观点产生了兴趣，但‘文革’中的经历使我看到了苏联模式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种种弊端，也发现了兰格理论的局限性。这些感受可以说是在经历了那一系列磨难后的最大收获。多次下放，使我看到农村的贫困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于是，对建国以来，尤其是‘大跃进’以来的经济政策、方针、路线感到怀疑，发现自己在大学阶段所学的那套东西同现实的距离是那么的大。中国要富强，人民要过上好日子，看来不能再依靠计划经济的模式了（这些思考在当时是不能公开的）。”70年代末，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厉以宁这个曾被斗争、抄家、剃阴阳头、监督劳动、隔离审查的人的经济学观点得以重见天日，他多年的积累有了用武之地。从这以后，他开始了新的教学生涯。1979年，厉以宁被提升为副教授；1983年，提升为教授。

在未名湖畔，厉以宁的名字日益成为学生们头脑中的“关键字”。厉以宁的经济学讲座成为学生们心中北大风度的代表。他讲课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不拘一格，大多数时间他不用讲稿，只是在一张卡片上列出一系列的提纲，讲课时他或站，或坐，或走动，脸上溢出轻松的笑容，眼睛闪闪发光。70年代末以来，几乎没有学生没听过厉以宁讲经济学的。但是，奠定厉以宁在中国经济学界地位的关键还是他在学术上的富有勇气和智慧的创造。

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代表人物

在中国自70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协调改革派”、“所有制改革派”、“宏观改革优先派”、“宽松学派”、“经营权主导改革派”、“产权改革派”、“制度学派”等不一而足。这些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也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厉以宁教授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要理解他的思想体系，首先要理解他设定的两个认识中国经济状况的理论前提。

认识非均衡的中国经济

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厉以宁教授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解析，他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教授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教授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更为重要的是，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理论，奠定了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西方的非均衡理论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教授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厉以宁教授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主权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厉以宁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

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教授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教授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教授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教授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按照厉以宁教授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教授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这就是厉以宁教授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教授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厉以宁教授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厉以宁教授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教授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教授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主权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定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教授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教授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禁区”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教授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具有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厉以宁教授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厉以宁教授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厉以宁教授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厉以宁教授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教授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教授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其中以对道德问题的探讨最为系统和深入。厉以宁教授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教授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教授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地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代理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教授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厉以宁教授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厉以宁教授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

诗词世界的真情人生

在公众的印象中，厉以宁是一位严谨、睿智且有独到见地的经济学家，其实伴随他人生历程的不仅仅有经济思想，更有着充满激情与哲理的诗意，两者相互交融，构成他独具魅力的人生。在北大，厉以宁诗词讲座的吸引力丝毫不逊色于他的经济学讲座。

北大校园的女教师提及厉教授的夫人何玉春时，每每钦羡不已，都说她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这倒不尽在于她丈夫有名气，而在于大经济学家厉以宁对她、对家一往情深；给她写诗，从青春年少写到满头白发；给家写诗，从终身伴侣写到儿女孙辈。在厉以宁70岁生日这一天，与他相濡以沫42年的妻子何玉春，始终陪伴在夫君身边，她也是厉以宁多首诗词的主人。一首《浣溪沙除夕》，为我们再现了这对恩爱夫妻的新婚：“静院庭深小雪霏，炉边相聚说春归，窗灯掩映辫儿垂。笑忆初逢询玉镜，含羞不语指红梅，劝尝甜酒换银杯。”然而，当一位学生朗诵厉以宁写于1971年的《鹧鸪天》时，何玉春不禁抹起了眼泪，这首词让她想起了他们携手走过的艰难岁月。那是她和厉以宁长达13年的夫妻分居之后，是在她放弃了一切能放弃的之后的一次真正不再分开的相逢。厉以宁在诗中写道：“往事难留一笑中，离愁十载去无踪。银锄共筑田边路，茅屋同遮雨后风。朝露冷，晚霞红，门前夜夜稻香浓。纵然汗渍斑斑在，胜似关山隔万重。”“一纸家书两地思，忍看明月照秋池，邻家夫妇团圆夜，正是门前盼信时……情脉脉，意丝丝，试将心事付新词，几回搁笔难成曲，纵使曲成只自知。”诗词，于他既是历史烟云，又是他生活的浪花。无论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在厉以宁的笔下都是含蓄蕴藉，不失骚人之旨。诗的语言清新、典雅，传统笔墨与时代气息结合得那么自然和谐，新而不俗，陈而不迂。这是他诗词的独特风格，其实这也是他为人、治学的风格。眼下名人诗词可谓多矣，但是像厉以宁这样的功底、意蕴，即使在职业诗人中也不多见，何况对厉以宁来说，诗词只是他业余的一大“爱好”。他的词多于诗，这也许是词的长长短短的形式便于表达无穷变幻的思绪和事物，既遵照格律，又大有选择变换的余地。作诗不是诗人的专利；读过厉以宁的诗词，甚至觉得非专业诗人往往能生产出好诗，因为“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我对诗词的兴趣，是在中学时代培养起来的。20世纪四十年代，我先后就读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扬州震旦中学，都是国内著名的学校，不但重理，而且重文，造就许多优秀人才。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擅长诗词，在他们的诱导和影响下，很早就开始学写诗词，后来成为终身爱好。”厉以宁17岁时填的第一首词《相见欢仪征新城途中》，当时在南京读高中的他春假期间回家乡仪征途中作的其诗句美妙委婉，读来使人如临其境：“桨声篙影波纹，石桥墩，蚕豆花开一路水乡春……”这第一首词严格按照上阕平、下阕二仄二平的要求，意境清逸淡雅鲜动，用词浅易平实而又十分讲究。厉以宁的诗词功底得益于他的中小学的国文老师，诗词格律是老师教的，而诗韵词韵是他自己下功夫熟记的，他能默写出几十种词牌的正谱。厉以宁认为诗词对一个人的人生修养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一首好诗，往往可以影响人的一生。作诗填词，可以修身养性，抒怀遣兴，培养人的高尚情操和广阔胸怀。”自己经历过坎坷，但是意志从未消沉，他说这应该归功于诗词的涵养。由此他认为，现在中学生的“营养”过于单一，文学知识太差，这对于一个人的全面成长是很不利的。如果不是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北京大学经济系，也许今天的厉以宁会是一位职业诗人。他后来开始了毕生从事的经济学研究，但吟诗赋词的兴趣却始终未减，这种爱好也的确给他多年沉闷而又艰辛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慰藉。厉以宁性格开朗、思维敏捷，他以睿智乐观的博大心胸接纳生活，无论处在多么艰难的环境里，总是泰然处之。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其不为外界了解的“秘密武器”就是他有诗词为伴。“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作为积极主张改革开放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理论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发展变化的观点也贯穿于他的诗词，而这些诗词也把他的才华和性情真实地展现给读者，使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内心丰富的经济学名家。*本文最初发表于2006年12月14日，原标题为“首届蔡元培奖之七：经邦济世 诗化人生——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厉以宁教授”。

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作者：杨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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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厉以宁：中国股份制改革的推动者

作者：界面新闻

发布时间：2023-02-27 22:35

快照：

记者 王玉

据北京大学新闻网消息，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厉以宁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

厉以宁是江苏仪征人，1930年出生于南京，在上海上的小学，1941年不满11岁时考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学。1943年随家迁到湘西沅陵，考上雅礼中学。1946年回南京，在金陵大学附中完成高中。高中毕业后，厉以宁回到湖南沅陵，在一个消费合作社里当过两年会计，从而积累了与顾准、薛暮桥一样的从会计出身，学习、研究经济学的宝贵经历。1951年，厉以宁考入北京大学，1955年毕业留校。他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5年出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1993年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1994-2005年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厉以宁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经济改革要以企业改革为基础、为重心的思想。同时，他主张以股份制改革来改造传统的国有企业体制，以资产交易机制来启动对计划经济下的公有制模式的改革，这是在坚持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的对原来的所有制结构的再改造，以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来替换原来的全民所有制的实现方式。因此，厉以宁的改革经济学理论又被称为“所有制改革论”和“股份制改革方案”。

“所有制改革是改革的关键。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是因为：价格改革主要是为经济改革创造一个适宜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环境，而所有制的改革或企业体制改革才真正涉及到利益、责任、刺激、动力问题。”1986年4月25日厉以宁在北京大学校庆学术论坛上对其改革思路做了说明。

厉以宁认为，价格改革虽然也关系到经济利益与动力，但是若没有所有制改革，价格改革和其他各种改革能够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

在提出股份制改革设想的同时，厉以宁还在所有制改革上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混合所有制模式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的设想，即国有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对企业的参与而形成社会主义银行财团，社会主义银行财团与社会主义公司财团一起实行跨部门、跨地区的经营。这个设想比金融控股公司大力推广的今天提早了40年。

对于国有企业通过股份改造后能否保持全民所有制性质的问题，厉以宁提出了国家投资公司和国家控股基金的方案。他认为，国有企业上市后，只要国有股份是有控制权的，则企业性质就还是全民所有制的。他主张将国家出售企业股份所得到的资金集中起来，形成国家基金，国家可再以这个基金对别的企业与产业进行投资、控股。这实质是国有投资公司和国家控股公司的概念。

因此，在厉以宁的股份制改革思路里，不但主张全民所有制企业上市，而且对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对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混合经济，金融控股公司、国家控股公司与国有投资公司等方面都有周密的考虑。这些思想在80年代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厉以宁在参与推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同时，还主持起草《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参与推动出台非公经济36条以及非公经济新36条，这些都对我国经济改革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另外，“三次分配”理论最早也是厉以宁提出的。他认为，通过向市场提供生产要素所取得的收入称为第一次分配。政府再把人们从市场取得的收入，用税收政策或扶贫政策进行再分配，就是第二次分配。而第三次分配是指人们完全出于自愿的、相互之间的捐赠和转移收入，比如对公益事业的捐献，这既不属于市场的分配，也不属于政府的分配，而是出于道德力量的分配。随后，这一概念被学界逐步接受，相关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并最终被党中央的文件所采用。

据北京大学介绍，厉以宁于1988年至2002年任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至2007年任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08年-2012年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13年起任全国政协常委。

他的主要著作包括：《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转型发展理论》，《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论民营经济》、《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等。

（本文综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官网、《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改革先锋”厉以宁：关于中国股份制改革的回忆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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