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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标题: 媒体:鼓励生育光靠发钱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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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鼓励生育光靠发钱行吗
    作者:中国经济时报
    发布时间:2023-02-27 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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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娜

    二孩补助5000元、三孩补助2万元!上周,杭州官宣将首次发放二孩、三孩育儿补助的消息引发关注。按照2022年人口出生率测算,杭州此次发放育儿补助总金额预计在1.4亿元左右,将覆盖2.5万个家庭。

    不仅杭州,今年以来,云南、济南、深圳、温州等多地实施或酝酿出台生育奖励、补贴政策,尤其是针对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拿出“真金白银”给予补贴,鼓励大家多生娃。

    云南自今年1月1日起,对符合政策条件的家庭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二孩补贴2000元,三孩补贴5000元。济南提出,对今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育儿补贴。深圳1月10日就建立育儿补贴制度公开征求意见,若生育三孩,累计可领3.75万元。温州拟对符合条件的家庭生育一孩、二孩、三孩的,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元、2000元和3000元。

    鼓励生育光靠发钱行不行?从全世界的经验来看,生育补贴是主要举措。比如,新加坡、日本等国从上世纪就开始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自今年2月14日起出生的新加坡籍孩童,无论是第几胎,新生儿家长都将获得额外3000新加坡元(约合15409.8元人民币)婴儿花红现金奖励。发钱无疑是最直接、最具有获得感的办法,可以快速直接形成对育儿家庭日常需求的补充,对于缓解一孩、多孩家庭的养育成本具有较为积极的意义,但对增加年轻人生育意愿的效果,还有待观察。

    综合调查显示,年轻人不愿意生育,以及影响二孩、三孩出生率的主要因素是生育、养育、教育的压力,要打消年轻人的生育疑虑,鼓励生育的政策“工具箱”还须更丰富一些。

    我国自2021年放开三孩政策以来,各地就从生育补贴、生育保险、个税减免、延长育儿假、提供托育服务、住房优先保障等方面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相比之下,作为一线城市且拥有1700多万常住人口的超大城市,深圳鼓励生育的补贴力度更大,拟将生育补贴范围扩展到一孩家庭,拟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二孩家庭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万元,三孩家庭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万元。平均下来,生育三孩的家庭每年领取的生育补贴最多,三年累计可领补贴达到3.75万元。生育补贴政策呈现出渐进式、差异化的特点,为“不敢生,养不起”群体降压、减负,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风向标意义。

    杭州除了生育补贴之外,还加大社保补贴力度,女性劳动者产假期间给予用人单位50%社会保险补贴。优化生育休假制度,生育一孩延长产假至158天;生育二孩、三孩延长产假至188天;银川优化生育措施征求意见,拟提高二孩、三孩生育住院分娩医疗费报销比例;哈尔滨拟出台楼市新政,三孩家庭购首套或二套新房可获2万元补贴;台州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继续实施,三孩家庭最高可贷120万元。

    总之,各地在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方面应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在“十四五”期末,使家庭负担有效降低。只有把生育、养育、教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解决好,各项配套政策落实好,未来人口才有望实现长期健康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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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地真金白银鼓励生育多胎,发钱能提升生育意愿吗?
    作者:财经早餐
    发布时间:2023-02-27 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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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多地向居民发放二孩、三孩生育补助”的新闻频上热搜,包括杭州、温州等地政府都宣布了多孩家庭的育儿补助标准。对此消息,有网友认为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而也有网友表示:相较于养娃“碎钞机”一般的资金投入,生育补贴那点钱只是“撒撒水”而已。

    那么对于刺激生育意愿,直接发钱补贴效果究竟如何?是不是有了补助,生育率就能提高了呢?通过回顾部分发达国家早些年生育刺激政策的效果,或许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迪。

    生娃就发钱!各地放大招

    据报道,杭州今年将首次向同一对夫妻生育二孩、三孩,且新出生子女户籍登记在杭州的家庭发放育儿补助,拟向二孩家庭一次性发放补助5000元,向三孩家庭一次性发放补助20000元,上述政策近期引起各方关注。

    南方的经济重镇深圳市在补贴三胎上的手笔也不小,根据深圳地区差异化递进式补贴模式,只要符合申请条件的生育三胎最多可申请育儿补贴19000元,金额与杭州市的标准已经非常接近。

    事实上,今年以来,陆续推进一系列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城市不止上述二城。例如温州市正在就户籍人口一次性生育补贴发放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对符合条件的家庭生育一孩、二孩、三孩的,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元、2000元和3000元。

    辽宁省沈阳市也提出,对夫妻双方共同依法生育三个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三孩每月发放5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止。

    除此之外,包括黑龙江哈尔滨、山东济南、湖南长沙等地,也明确了对于二孩、三孩家庭的育儿补贴标准,其中有的补贴会持续到孩子三周岁,有的则是一次性在生育之后补贴上万元,其力度不可谓不大。

    生娃奖励有点用,但也没“那么管用”

    回顾过去五十年世界各地区人口生育变动情况,总体呈现低生育率现象从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向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扩散的趋势。全球最早出现生育率大幅下滑的是欧洲和北美洲,也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欧美发达国家”。1960年后,欧洲和北美洲生育率都明显下降,至今仍处于生育率低于2.1的状态,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两个大洲。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欧美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生育率已经下跌至不足1.3这一区间。为避免“低生育率陷阱”,欧美国家普遍开始实行间接性干预的激励生育政策,主要手段包括现金补贴、税收减免、延长产假等。其中现金补贴是欧美国家进行生育激励的重要手段。

    以德国为例,在子女出生后,在家照看孩子暂时不工作的父母(一方)每月可获得其净收入65%的父母津贴,最低不少于300欧元,但最高不超过1800欧元,最多可拿14个月。对于低收入的父母来说,这笔津贴已经基本接近于孩子出生前一方的净收入了。除了上述“父母津贴”之外,按照孩子数量的多少还发放“子女津贴”。按照2021年的标准,德国家庭每家第一和第二个的子女得到的补贴是每人每月219欧元,第三个孩子得到的补贴为225欧元。第四个以及更多孩子得到的补贴为每月250欧元。

    其它欧美国家的现金补贴政策也是大同小异:如丹麦、瑞典等国则对新生儿家庭给予相当于人民币2000至6000元不等的一次性母亲奖励。法国妇女生育一个孩子,每月可获177欧元直到孩子3岁;如果3年内生了二胎,老二每月获津贴600欧元直到6岁;第三个孩子出生后,老三每月获津贴900欧元直到18岁。当然除了现金激励之外,还有一系税收减免政策和育儿休假制度作为辅助。那么在如此大的生育刺激力度之下,这些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是否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呢?

    我们以三个最为典型的欧洲老牌发达国家(德国、法国、英国)的生育率变动趋势为例(见下图):总体来看,通过一系列的鼓励生育的政策,这些国家生育率快速下滑的趋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呈现一个低位反弹的态势。应该说,一系列政策上的“组合拳”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其生育率也并没有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较高的水位上(2.5以上)。因此政策的提振效果总体是有限的,对于长期的生育意愿趋势难以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

    而亚洲国家由于经济起飞时间相对较晚,像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亚洲发达国家普遍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才实施鼓励生育政策。但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政策的实施效果仍不明显。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订版)》,全球处于极低生育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共有7个。其中5个位于亚洲,分别是中国香港(1.20)、中国澳门(1.19)、中国台湾地区(1.11),以及韩国(1.23)和新加坡(1.23)。日本的总和生育率虽然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但仍处于1.4左右的低区间。

    总体来看,亚洲发达国家在应对少子化问题时,政策实施相对较为缓慢,未能如期实现人口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的目标。

    结语

    通过上述历史数据可知,通过生育支持和鼓励政策,欧洲国家在提升生育率上取得一定成果,但未能改变总体生育率较低这一现状。而且最近二十年来,部分欧洲发达国家为了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采取了放宽海外移民的入籍政策,虽然短期内效果明显,但由此产生的新移民和老居民之间的各种社会矛盾并不比生育问题本身来的小。而对于部分亚洲发达国家来说,生育率下行的趋势目前仍尚未扭转。笔者预计,未来为了鼓励大家生二胎、三胎,各地的“生娃福利红包”可能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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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钱就能“多生娃”吗?
    作者:共青团中央
    发布时间:2023-02-07 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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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笔:王钟的

    用真金白银鼓励“多生娃”,在今年更多地成为现实政策。

    新年伊始,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公开征求《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意见,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其中,生育第三个子女且办理入户登记的,拟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即使只生育一个孩子,也能累计获得补贴7500元。

    据媒体统计,近期,云南省、山东济南、黑龙江哈尔滨、湖南长沙、湖北黄冈多地出台政策,向多孩家庭提供补贴,并在休假、住房等方面出台鼓励措施。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在人口老龄化、人口出生率下滑的背景下,社会层面已经充分形成共识:生育不仅是家庭的事,更是国家的事、社会的事。为支持生育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在当前人口形势下非常迫切。

    不可否认,家庭在制定生育决策时,经济因素是重要的考量。拿出现金补贴生育家庭,具有实实在在的支持意义。有媒体分析,在大城市生育养育的综合成本通常更高。要提升那些适育年龄人口的生育积极性,还得从为他们切实“减负”着手——这里面的负”,首先就包括经济负担。

    也有媒体评论,产假、育儿假、税赋减免、买房补贴……在鼓励生育的政策“工具箱”里,发钱无疑是最直接、最让人有获得感的办法,也是社会一直呼吁的政策“硬菜”。说一千道一万,让生育家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才能提振生儿育女的信心。

    但是,具体到生育补贴上,补多少钱才有用、补到什么程度才有用,在公众层面依然众说纷纭。这不光关乎政府财力,也关系到生育支持政策的可持续性。有种观点认为,对于收入较高、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来说,育儿补贴不会成为生育态度改变的那个关键因素,对于收入较低的家庭来说,这部分育儿补贴确能起到一定的补偿作用,但是否显著到改善生育意愿,或也并不乐观。

    同时要明确的是,生育补贴绝不是生育支持政策的全部。虽然经济因素很重要,但广大家庭在制定生育决策时,考虑的问题还要更多。比如,孕期、哺乳期的女性,要考虑职业生活中断的问题;工作节奏紧张的夫妇,要考虑到婴幼儿期子女托育的问题;随着孩子的成长,还要考虑到家庭住房空间、子女教育机会等更加具体的问题。正如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此前接受采访时所言:“只有运用整体性思维建立符合中国国情、覆盖面更广、时效更长、全方位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才能切实解决中国家庭不敢生、不愿生的问题,使生育率得到提振,逐步回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上来。”

    研究指出,生育补贴只有配合多元化的支持措施,才能更好发挥作用。比如,现金津贴配合育儿假、日托中心建设等多类型政策组合效果更为显著。

    综合各方观点,可以明确的共识是,地方政策根据自身财力和本地人口形势,为家庭提供生育补贴、育儿补贴,社会普遍持欢迎态度,也对生育家庭具有不容忽视的支持意义。但是,遏制生育率下滑难以毕其功于一役。生育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只有认真倾听广大青年的需求,打好政策“组合拳”,从经济、法律、社会公平机制等多个方面出台符合实际的措施,才有助于化解育龄青年后顾之忧,切实提振生育意愿。

    编  辑丨李之媛

    校  对丨杜一民

    校  审丨孟诗琪

    值班编委丨张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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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地向二孩三孩家庭发钱,专家:一孩家庭也需要发
    作者:每日经济新闻
    发布时间:2023-02-26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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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2日,杭州发布消息称今年将首次向同一对夫妻生育二孩、三孩家庭发放育儿补助。

    红星新闻记者梳理后发现,除杭州外,济南等地此前也陆续出台鼓励生育,尤其是生育二孩、三孩的资金补助政策。

    多地出台生育补贴政策:

    杭州、济南对生育二孩三孩家庭进行补助

    2月22日下午,杭州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杭州市政府2023年度民生实事项目票决出炉。杭州今年将首次向同一对夫妻生育二孩、三孩,且新出生子女户籍登记在杭州的家庭发放育儿补助,拟向二孩家庭一次性发放补助5000元,向三孩家庭一次性发放补助2万元。

    杭州市卫健委工作人员在接受浙江日报采访时表示,按照2022年人口出生率测算,此次发放育儿补助总金额预计在1.4亿元左右,将覆盖2.5万个家庭。

    1月11日,据齐鲁网报道,济南市委、市政府印发《济南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其中规定,济南本市户籍按照生育政策于202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

    红星新闻记者梳理后发现,沈阳、长沙、云南等地,也在近日相继颁布了对二孩、三孩家庭的生育补贴发放方案。

    相比之下,深圳拟对生育一孩的家庭,也给予生育补贴。

    今年1月,深圳市卫健委发布《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拟按照差异化递进式对市民发放育儿补贴。其中规定,生育第一个子女且办理入户登记的,拟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且办理入户登记的,拟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万元。生育第三个子女且办理入户登记的,拟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万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万元。平均下来,生育三孩的家庭每年领取的生育补贴最多。

    “近三成农村青年无生育意愿”上热搜背后

    远未到悲观的程度

    这只是问卷回复者当下的意愿

    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了负增长,多地发放补贴来鼓励生育。但是数据显示,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当代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已经明显下降。

    据“2023回乡见闻”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04917,涵盖了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的425个市/县/区,其中农村地区57334份,占问卷总数的54.6%,城市地区47583份,占问卷总数的45.4%。

    问卷数据显示,无生育意愿的青年比例为27.72%,有一胎意愿的占比为38.04%,有二胎意愿的占比为32.49%,有三胎及以上意愿的占比为1.75%。

    “无生育意愿比例青年接近三成,但是这个数据不是农村青年的无生育意愿比例,而是问卷所涵盖的农村和城市青年的总和比例。”作为该报告的主要撰写负责人,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吕德文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拆开来看的话,农村无生育意愿青年的比例在24%左右,城市无生育意愿青年比例在31%左右。

    不过,吕德文也表示,这样的数据并不能说完全准确,还远未到对人口增长悲观的程度。

    “首先,我们的问卷是通过微博来进行的,使用微博并愿意参加问卷的青年相对而言知识层次较高,这类人思想比较开放前卫,相对而言生育意愿本身就不强。另外,对于参加问卷的人而言,这只是他们当下的意愿,目前无生育意愿,不代表以后就真的终身不生育孩子,他们一旦遇到了喜欢的人,或者想法改变,是会发生变化的。但相对而言,有生育意愿的青年,未来一般是不会有太大改变。”

    农村青年群体为什么生育意愿也下降?

    专家:成本增加+观念影响

    不过,吕德文同时表示,即使没有达到网上所说的将近三成,有24%左右的农村青年没有生养孩子的意愿,也已经是一个很高的比例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2021年《国家统计局关于开展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研的通知》,浙江、重庆、山东、四川等相关统计部门在6至7月份抽取了部分地区进行了相应调查。以浙江宁波为例,当地已婚或离婚的农村青年中,育有一孩的比例为62.5%,二孩的比例为23.21%,三孩的比例为0.89%,有13.39%的受访者未生育。

    吕德文说,现在看上去,此次调查显示的农村青年24%左右无生育意愿的比例,低于城市青年31%左右无生育意愿的比例。但是这个数据都呈现出比较一致的上升趋势,也就是说农村的变化和城市是一致的。

    谈及农村青年生育意愿下降,不愿意生养孩子或者少生孩子的原因,吕德文表示,这种变化和城市青年生育意愿下降的原因也基本上是一致的。“以前农村生二胎是底线,最少生两个,但是现在二胎算是上限了,很多夫妻最多生两个孩子就不愿再多生了。”

    首先,很多农村青年选择进入乡镇或者城市生活,这就比在农村生活的成本要增加,养育孩子本身会增加负担。另外,就是思想观念的变化,很多人虽然生在农村,但是随着求学、工作,认知发生改变,更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更在意自己的感受,也不愿意生养孩子或者多生孩子而消耗精力。

    生育补助会有效果吗?

    专家:不必贩卖“人口焦虑”

    但要降低青年生育负担

    据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这意味着中国人口迎来了负增长。

    2021年8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法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据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观察,目前该政策的效果还并未明显显现,而生育补助对增加年轻人生育意愿的效果,也有待观察。

    “对于已经决定是否生育、生几个孩子的人而言,我觉得不会因为生孩子就能得到生育补助而改变想法,但是这类生育补助有鼓励大家生育的意义和引导。此外我认为,不仅需要对二孩三孩家庭进行补助,一孩家庭也需要有一定的生育补助。”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杨华2021年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曾表示,把乡镇教育搞好,让农民的后代不必非得上县城读书,节省农民家庭的生活和婚姻成本,同时让农村地区的城镇化伴随有充分的就业机会。比如说,当农民流向县城购房时,可以同时在县城就业,这才是真正的城镇化,才是不加重农民生活负担的城镇化。而在中国,农村人口至少还有五六亿,如果可以搞好乡镇教育和提高县域的就业机会,相信县域会成为中国生育的高地、人口增长的“蓄水池”。

    “相对城市青年已经‘固化’的生育意愿而言,农村青年及县城青年受家庭、环境等因素影响,还是有生育、甚至多生育孩子的意愿的。”吕德文认为,说到底,还是要建立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降低青年的生育负担,不要让青年、尤其是农村青年的生育意愿迅速消失。

    原新则表示,虽然我国人口出现了负增长,但是并没有必要过度去贩卖“人口焦虑”。

    “人口下降其实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必然阶段,很多国家都会遇到类似问题,我们需要做的是由人口大国向人口强国去转变,通俗点说就是用更少的人能做更多的事情。同时再去搭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保持合理的人口增长,现阶段我认为没必要过多去贩卖‘人口焦虑’。”

    编辑|卢祥勇 杜波

    校对|段炼

    封面图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兰素英 摄

    本文来源:红星新闻 记者 付垚 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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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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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宣传:别让“砖家”害了真专家
    作者:极目新闻
    发布时间:2023-02-13 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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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网上有关专家的话题很火,相关的词条频上热搜,如“年轻人为何不爱听专家建议”“建议专家不要再建议了”“央视评年轻人越来越反感专家”,等等。

    “专家”二字本应代表着权威、专业,但在移动互联网的舆论浪潮中,不少专家被“冲”上了沙滩,失去了原有的名声,被人所厌烦。

    其实不难发现,人们反感的不是有真知灼见、能答疑解惑的专家,而是“砖家”。不禁要问,一些“砖家”为什么让网友尤其是年轻网友反感?专家又该如何避免成为“砖家”?

    一

    “砖家”令人反感,主要是他们发言太“雷”,似乎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发表的观点不仅给不了建设性的意见,还让人产生抵触心理。

    比如“建议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可以先结婚生子”。这种建议,就是不了解大部分年轻人的真实生活还指指点点,一边是找不到工作面临生活压力,一边还要结婚生子,这奶粉钱、学费、生活费怎么承担?而且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先找份好工作更迫切、更实际。

    比如,“年轻人工资低可能是能力不够,在泰国、越南只要一半的工资就能干一样的活”,这显然有失偏颇。工资水平的影响因素很多,包括行业、平台、机遇、大环境等等,完全归结于个人能力,会让努力拼搏的年轻人寒心。

    比如,“可以将法定结婚年龄下调至18岁,以此降低成婚门槛促进单身男女建立家庭”“年轻人不要为了钱而工作”“惩罚不生孩子的年轻人”“给00后增加工作强度”,等等,没有一个建议是从年轻人角度出发、为年轻人考虑的。看似为年轻人好,实则年轻人接受不了。

    再如,“劝百姓拿出三分之一存款买房”“建议对50万以上存款征收利息税”等等,美其名曰“为了刺激消费、恢复经济”,却没有考虑大多数老百姓并不是不想消费,而是有诸多现实无奈。

    这些发言的专家们,不少拥有光鲜的身份和头衔,受过良好教育,为什么还会说出一些看上去就站不住脚的话?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五个原因。

    背离专业的表达。有些专家虽然在自己领域颇有建树,但热衷于跨行业发言,比如研究经济的说教育,研究健康的说法律,这不是不能说,但需谨慎冠以专家的名头。不仅如此,网友之中卧虎藏龙,同样不乏专业人士,一旦说错就容易被揭穿,消解专家的权威性。

    哗众取宠的心态。网络时代是抢夺注意力的时代,有流量就有关注,有关注就有利益。因此,有些人故意大放厥词、惹人非议,什么话出格就说什么,毕竟“黑红”也是红,有流量就行。还有一些伪专家通过包装,冒充权威之声,目的是最终实现“影响力变现”。

    谋求利益的需要。少数专家的发言,不是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而可能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要么本身就是利益集团的一份子,说什么话、怎么说话,主要是看自己能不能获取利益。

    缺乏换位的思考。互联网世界里,专家失去了神秘感,网友普遍有个性有想法有表达欲,灌输式的意见、说教式的道理缺乏换位思考,缺乏对人的理解和共情就容易让人反感,尤其是“爹味”太重的言论,很容易让年轻人产生逆反心理,立马给怼了回去。

    传播的断章取义。一些专家的风评每况愈下,部分原因是一些自媒体和媒体的断章取义,它们从专家的完整发言中挑选最可能引发争议的一句话做标题,放大奇葩性言论,从而引发网络讨论。

    二

    当部分专家成了网友口中的“砖家”,权威性与公信力不断削弱,专家是否不再被社会需要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建议专家不要建议”本身也不是个好建议。

    所谓专家,是指在学术、技艺上有特别造诣的人,他们拥有过硬的专业水平、广博的知识学养。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经济社会现象纷繁复杂,社会热点层出不穷,再加上普通人知识、经验有限,面临着许多的烦恼和困惑,就更加需要专家贡献智慧、出谋划策。一味反对专家建议是从一种极端滑向另一种极端,同样需要警惕和避免。

    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需要怎样的专家?

    比如,在危机时刻能稳定人心。在人类未知的灾难和高度的不确定性面前,在人心惶惶、风雨飘摇之时,尤其需要专业能力强且有责任担当的专家主动站出来,消除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恐惧和误解,成为凝聚人心、安定社会秩序的力量。

    再如,为百姓发声呐喊。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以及老人、妇女儿童、低收入群体等都是社会上相对弱势的群体,缺乏发声渠道,权益难以得到充分保障。真正关心弱势群体的苦与痛、为他们的利益奔走呼吁的专家,我们还需要更多。比如知名作家、全国人大代表蒋胜男的提案“建议延长男性陪产假”“建议提高拐卖妇女儿童罪量刑”等,切中女性权益与民生热点,获得了很多支持的声音。

    我们也需要善于向大众传播知识文化的专家。如今,越来越多的专家教授走出学术圈、走上“云课堂”,用通俗易懂、趣味诙谐的语言传播知识、演绎经典,受到人们欢迎。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品先、文学教授戴建业、史学教授于赓哲、哲学教授刘擎、人类学家项飙等纷纷“出圈”,他们总能对普通人看不透又总想看透的纷繁世界给出合情合理的解释,让人们感受到文化的滋养和浸润。

    孜孜深耕、默默奉献的专家,也令人尊重。并不是所有专家都活跃在公众面前,更多的是在各自专业领域苦心钻研、埋首穷经,以“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精神从事着一项项真学问、攻克着一个个不可能、输出着一个个大成果。比如“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青蒿素之母”屠呦呦、“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等等,他们为世界、为中国百姓作出的贡献不言自明。

    英雄常在无名处,国士隐于人世间。在中国的大地上,绝不缺少心怀“国之大者”、心念“民之小事”的专家。不能因为个别“砖家”的存在,就抹杀所有专家的声誉与功绩。

    三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从某种角度来说,《论语》也是一部专家建议大全,这些修身养德的建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千百年来滋养着人们的生活。

    回到当今社会,除了那些雷人雷语的“砖家”之外,有学识、有担当的专家学者是社会主流。他们中,有钱学森、袁隆平、屠呦呦、杨苡这样的大家,也有跟我们日常生活密切关联的专家,如医生、教师、工程师、建筑师等等。

    人们对专家的信任,来源于崇尚知识、崇尚文化的传统和现实需要。然而,日益发达的互联网,放大了“审丑”现象的效应,让一些“砖家”被曝光在聚光灯下。这些所谓的“砖家”,不论是无心为之,还是为了博名声、博流量,对整个社会尤其是对专家的公信力、权威性起到了破坏作用,也损害了舆论环境。千万别让“砖家”害了真专家。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娱乐至死’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娱乐本身,而在于人们日渐失去对社会事务进行严肃思考和理智判断的能力,在于人们被轻佻的文化环境培养成无知无畏又不自知的社会群体。”重建人们对专家的信任与尊重,为专家正名,是网络治理需要面对的,需要专家与社会共同发力。

    先说专家,专家既要敢于表达想法,也要慎重发言,尊重常情常理,尊重公众智商,尤其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一旦发言有错误的地方,应该开诚布公地和网友交流。另外,避免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就要具备与大众共情共鸣的能力。俗话说,“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当代年轻人面临着婚嫁、生育、就业、住房等各种压力,更需有专家实打实支招,而不是空洞说教,专家要跳出“学术”的思维,多站在年轻人的角度思考,多一些“过来人”的关怀,保持一定的边界感、分寸感。

    此外,专家建议也得讲究些“艺术”。就算是苦口良药,尚且需要裹上一层糖衣,建议也得找到适当、贴切的表达方式,避免让人产生“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误解,甚至对年轻人造成直接的冒犯和伤害。

    再说社会,一方面我们需要包容、欢迎和鼓励专家大胆发声,为专家发声提供更多的平台和机会,也需要更多呼吁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多为年轻人站台,提供建设性、实际性的解决方案,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另一方面,针对那些故意制造矛盾、引发年轻人与专家对立的不良媒体和平台,以及那些张口就来、没有水准的伪专家,相关部门应加强整治,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空间,特别是主流媒体平台要发挥舆论主力军作用,不为“砖家”提供“表演”舞台,不为流量故意做博人眼球的标题党,而是尊重真正的专家,放大有含金量的专家声音。

    最后,建议是别人的,生活是自己的。对我们来说,也不必把那些“砖家”的奇葩建议都放在心上,不妨一笑了之。生活难免会面临着这样那样的挑战,通向理想的道路是崎岖漫长的。相信自己、相信未来,保持清醒、保持理性,付出脚踏实地的行动,努力把每一天都过好,你就是人生赢家。

    (来源:浙江宣传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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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红星观察丨多地将向二孩、三孩家庭发放补助,不愿生育的青年会改变想法吗?
    作者:红星新闻
    发布时间:2023-02-25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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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2日,杭州发布消息称今年将首次向同一对夫妻生育二孩、三孩家庭发放育儿补助。

    红星新闻记者梳理后发现,除杭州外,济南等地此前也陆续出台鼓励生育,尤其是生育二孩、三孩的资金补助政策。

    2月20日,由农业农村部等单位联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等共同发起的“回乡见闻”活动结束。关于该活动所得出的数据中,“近三成农村青年无生育意愿”的话题曾一度冲上微博热搜。“农村青年和城市青年一样,也有很多人不愿生孩子了,发放这样的补助真的会有效鼓励大家生育吗?”有网友这样说。

    对此,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中国人口出现了负增长,可以通过一些举措来维持合理的生育数量,但是对生育意愿不强的人而言,此类补助措施是否有效还有待观察。“我觉得不仅要鼓励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对于生育一孩的家庭也应该有所补助。”

    作为“回乡见闻”报告的主要撰写负责人,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吕德文则对此表示,希望人口合理增长,最重要的还是需要建立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特别是对于农村青年,不要让他们生育意愿迅速消失。

    多地出台生育补贴政策:

    杭州、济南对生育二孩三孩家庭进行补助

    2月22日下午,杭州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杭州市政府2023年度民生实事项目票决出炉。杭州今年将首次向同一对夫妻生育二孩、三孩,且新出生子女户籍登记在杭州的家庭发放育儿补助,拟向二孩家庭一次性发放补助5000元,向三孩家庭一次性发放补助2万元。

    杭州市卫健委工作人员在接受浙江日报采访时表示,按照2022年人口出生率测算,此次发放育儿补助总金额预计在1.4亿元左右,将覆盖2.5万个家庭。

    ↑多地出台育儿补贴政策 图据图虫创意

    1月11日,据齐鲁网报道,济南市委、市政府印发《济南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其中规定,济南本市户籍按照生育政策于202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

    红星新闻记者梳理后发现,沈阳、长沙、云南等地,也在近日相继颁布了对二孩、三孩家庭的生育补贴发放方案。

    相比之下,深圳拟对生育一孩的家庭,也给予生育补贴。

    今年1月,深圳市卫健委发布《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拟按照差异化递进式对市民发放育儿补贴。其中规定,生育第一个子女且办理入户登记的,拟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且办理入户登记的,拟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万元。生育第三个子女且办理入户登记的,拟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万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万元。平均下来,生育三孩的家庭每年领取的生育补贴最多。

    “近三成农村青年无生育意愿”上热搜背后

    远未到悲观的程度,这只是问卷回复者当下的意愿

    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了负增长,多地发放补贴来鼓励生育。但是数据显示,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当代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已经明显下降。

    据“2023回乡见闻”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04917,涵盖了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的425个市/县/区,其中农村地区57334份,占问卷总数的54.6%,城市地区47583份,占问卷总数的45.4%。

    问卷数据显示,无生育意愿的青年比例为27.72%,有一胎意愿的占比为38.04%,有二胎意愿的占比为32.49%,有三胎及以上意愿的占比为1.75%。

    “无生育意愿比例青年接近三成,但是这个数据不是农村青年的无生育意愿比例,而是问卷所涵盖的农村和城市青年的总和比例。”作为该报告的主要撰写负责人,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吕德文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拆开来看的话,农村无生育意愿青年的比例在24%左右,城市无生育意愿青年比例在31%左右。

    不过,吕德文也表示,这样的数据并不能说完全准确,还远未到对人口增长悲观的程度。

    “首先,我们的问卷是通过微博来进行的,使用微博并愿意参加问卷的青年相对而言知识层次较高,这类人思想比较开放前卫,相对而言生育意愿本身就不强。另外,对于参加问卷的人而言,这只是他们当下的意愿,目前无生育意愿,不代表以后就真的终身不生育孩子,他们一旦遇到了喜欢的人,或者想法改变,是会发生变化的。但相对而言,有生育意愿的青年,未来一般是不会有太大改变。”

    农村青年群体为什么生育意愿也下降?

    专家:成本增加+观念影响

    不过,吕德文同时表示,即使没有达到网上所说的将近三成,有24%左右的农村青年没有生养孩子的意愿,也已经是一个很高的比例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2021年《国家统计局关于开展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研的通知》,浙江、重庆、山东、四川等相关统计部门在6至7月份抽取了部分地区进行了相应调查。以浙江宁波为例,当地已婚或离婚的农村青年中,育有一孩的比例为62.5%,二孩的比例为23.21%,三孩的比例为0.89%,有13.39%的受访者未生育。

    吕德文说,现在看上去,此次调查显示的农村青年24%左右无生育意愿的比例,低于城市青年31%左右无生育意愿的比例。但是这个数据都呈现出比较一致的上升趋势,也就是说农村的变化和城市是一致的。

    谈及农村青年生育意愿下降,不愿意生养孩子或者少生孩子的原因,吕德文表示,这种变化和城市青年生育意愿下降的原因也基本上是一致的。“以前农村生二胎是底线,最少生两个,但是现在二胎算是上限了,很多夫妻最多生两个孩子就不愿再多生了。”

    首先,很多农村青年选择进入乡镇或者城市生活,这就比在农村生活的成本要增加,养育孩子本身会增加负担。另外,就是思想观念的变化,很多人虽然生在农村,但是随着求学、工作,认知发生改变,更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更在意自己的感受,也不愿意生养孩子或者多生孩子而消耗精力。

    生育补助会有效果吗?

    专家:不必贩卖“人口焦虑”

    但要降低青年生育负担

    据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这意味着中国人口迎来了负增长。

    ↑下降的人口出生率 图据视觉中国

    2021年8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法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据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观察,目前该政策的效果还并未明显显现,而生育补助对增加年轻人生育意愿的效果,也有待观察。

    “对于已经决定是否生育、生几个孩子的人而言,我觉得不会因为生孩子就能得到生育补助而改变想法,但是这类生育补助有鼓励大家生育的意义和引导。此外我认为,不仅需要对二孩三孩家庭进行补助,一孩家庭也需要有一定的生育补助。”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杨华2021年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曾表示,把乡镇教育搞好,让农民的后代不必非得上县城读书,节省农民家庭的生活和婚姻成本,同时让农村地区的城镇化伴随有充分的就业机会。比如说,当农民流向县城购房时,可以同时在县城就业,这才是真正的城镇化,才是不加重农民生活负担的城镇化。而在中国,农村人口至少还有五六亿,如果可以搞好乡镇教育和提高县域的就业机会,相信县域会成为中国生育的高地、人口增长的“蓄水池”。

    “相对城市青年已经‘固化’的生育意愿而言,农村青年及县城青年受家庭、环境等因素影响,还是有生育、甚至多生育孩子的意愿的。”吕德文认为,说到底,还是要建立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降低青年的生育负担,不要让青年、尤其是农村青年的生育意愿迅速消失。

    原新则表示,虽然我国人口出现了负增长,但是并没有必要过度去贩卖“人口焦虑”。

    “人口下降其实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必然阶段,很多国家都会遇到类似问题,我们需要做的是由人口大国向人口强国去转变,通俗点说就是用更少的人能做更多的事情。同时再去搭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保持合理的人口增长,现阶段我认为没必要过多去贩卖‘人口焦虑’。”

    红星新闻记者 付垚 吴阳

    编辑 郭宇 责任编辑 魏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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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未婚也能生育登记,媒体解读:并非鼓励“私生子”,法律依然保护婚姻
    作者:济南时报
    发布时间:2023-02-01 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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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观察网1月31日发表评论:经过修订的《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近日公布,自2月15日起施行。其中最瞩目的变化是取消生育登记与婚姻的捆绑,是否结婚不再是办理生育登记的限制条件。

    其实,四川不是首个打破成规者,广东、陕西、安徽等省份去年就明确未婚亦可办理生育登记。这些更包容的政策是对中央2021年要求完善生育登记制度的落实,让生育登记剥离“审批”旧色,回归人口监测和生育服务的中性本位。

    有人担心对非婚生育的宽容将进一步降低结婚率,为婚外生子提供便利,这有悖于公序良俗,也不利于社会稳定。但首先要明确的是,保障非婚生育群体及其子女的权益,并不意味着鼓励人们非婚生育,政策是中性的,对个体权益的尊重与对婚姻的保护不矛盾。其次,要看到随着社会观念的日益多元,非婚生育还包括很多种情形——不想结婚却想当妈妈、结束了情感却不愿意流产或者男女双方愿生孩子却不想走进婚姻……世界如此多元,有很多种可能。

    我们欢迎这种与时俱进的积极变化。无论是1950年版的《婚姻法》、1980年版的《婚姻法》还是2001年的修订版,包括2021年实施的《民法典》,法律一直都赋予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同样的权利,但在落地层面,尤其是此前计划生育的背景下,真正平权并不容易,需要务实的政策一点点推动。

    比如,非婚生子女很长一段时期处于“落户难”状态,严重限制了其人生发展。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明确解决非婚生子女落户困难的问题;再比如,非婚母亲在申领生育金时困难重重,由此产生的诉讼全国已有多例。去年8月,国家卫健委在《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态,只要缴纳了生育保险的费用,就享有相应保障,是否结婚不是门槛。生育登记和婚姻状况解绑则保障了非婚生育者享有同样的生育服务,比如孕产妇健康管理、婴幼儿健康管理,等等。

    就此意义上说,我们还呼吁更多类似的包容的生育政策,不是出于促进人口增长的功利目的,而是为了保障不同选择的人们拥有平等的生育权,他们所生的子女拥有平等的权益待遇。去年全国两会上,对单身女性放宽冷冻卵子和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的限制的建言很多,就是对近些年单身女性生育意愿与现有法规政策之间矛盾的看见和回应。

    还有人担忧非婚生育不利于儿童成长,这有一定道理,但不宜过于强调,因为不管是同居生育还是单亲生育,都不意味着一定不能给孩子提供稳定的成长环境和依恋关系,反之亦然,所谓完整的婚内家庭,也可能貌合神离或者鸡飞狗跳。再退一步说,如果是从儿童权益最大化考虑,那更应该保障非婚生子女的平等权益,给与其父母更宽容的舆论环境,更友善的政策支持,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益于对孩子的养育。生育是个人的权利,如果说以往政策对非婚生育带有惩罚的意味,现在则是朝着中性、包容的方向变化,这是平权的进步,也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重要的一步。

    来源:经济观察网 编辑:郑楚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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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彭文生:为什么要请一位经济学家谈论人口问题?
    作者: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发布时间:2023-02-22 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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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 晚点团队 晚点LatePost 2023-02-22

    文丨龚方毅

    编辑丨钱杨

    是在 11 年前,经济学家彭文生出版了《渐行渐远的红利》一书。他以人口红利和制度变革为研究主线,分析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引出劳动年龄人口见顶后的难题:经济增速趋缓是长期趋势,中国经济会看到更多不平衡,而地产是未来五到十年最大的宏观风险。

    著作出版在一个相对乐观的年代,当时人们谈论中国经济最常用的一个词是 “保 8”。企业家和消费者在次贷危机冲击后,虽心有余悸,但更多人相信压力只是暂时的。

    人口更多被视为 “红利”,可以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关于人口问题,争论多停留在 “人多还是人少好” 这个层面,主要的声音是延续马尔萨斯精神的,认为中国人太多,构成巨大经济和环境负担的是多数派,呼吁谨慎放开二孩。

    这是彭文生这本书写作的背景,也构成他的研究写作动力——经济学界对于人口问题的简单理解,以及对人口结构问题不重视的程度都超出了他的预期。

    “我的焦虑在于这件事对未来社会发展影响如此显著,为什么还有那么大的意见分歧和争议。” 彭文生说。

    2022 年,中国人口自 1960 年代以来首次减少,比前一年少了 85 万人,转折点比中外绝大部分预测早近十年。今年 2 月初,彭文生应约在北京国贸办公室接受《晚点》采访,他如今是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对于这条新闻,他说,“盯着近一两年每年几十万人的变化没有太大意义,更值得重视的是人口结构的变化方向,当前的总量变化是过去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 这是他关于人口问题一直以来坚持的观点。

    看到十多年前忧虑的趋势成为现实,他想到的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三个世纪前写在《国富论》的一句话。人人都熟悉这位学者 “看不见的手” 的经典理论,但警钟般鸣响在他的脑中的却是这一句:“就一国的繁荣而言,最明确的标识是居民人数的增长”。

    “亚当·斯密更多是从正面的角度来看人口增长。当然问题可能不是那么简单,但人口的增长是影响经济社会的一个根本因素,它必然有非常重要的系统性影响。” 彭文生说。

    彭文生在 IMF 的 5 年和在香港金管局的 10 年工作经历让他作为经济学者能兼顾学院、市场和公共政策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时任所长蔡昉说彭文生的研究讲明白了 “人口结构如何塑造宏观经济格局”。

    彭文生的观点在当时不受欢迎——繁荣时期的理性声音常常如此。至今他还记得书出版后,有一些评论认为过于悲观。在如今看来,当下正在发生的某些现实印证了彭文生的多数判断。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迎来人口结构的黄金期,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从 1980 年的 5 亿左右增长到 2010 年的 9 亿左右。叠加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全社会形成一段劳动力充足、家庭负担较轻的时期。人们可以存更多的钱,储蓄增加,获得现金流的企业可以更多投资、雇人,在金融周期的催化下,共同创造经济繁荣——这是人们为什么乐观。繁荣之下,收入差距扩大、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全社会债务率升高。随着一代人逐渐老去,年轻一代生育意愿减少,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深层次的影响开始显现。

    2012 年中国 15 岁到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减少,相比 2022 年的人口总数减少,这本是一个更早该注意到的信号。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口占比快速升高,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0 年到 2010 年,中国老年人口抚养比(每 100 名劳动年龄人口要供养的老年人数)缓慢上升 3.55 个百分点,但在之后的十一年里迅速增加 8.92 个百分点、达到 20.82%。

    因为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在不同年龄阶段具有不同的生产、消费能力和意愿,虽然人口结构变化缓慢,但在物价、利率等金融因素的影响下,它对经济的影响可能不像其自身的渐进变化那样平缓、均匀,彭文生形容,“就像地壳运动逐渐累积能量,最后的火山爆发只是累积后的集中释放”。

    面对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调节机制难以快速见效。2016 年中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随后三年的每年新生儿数量均低于政策调整前的预期下限。

    日本常被视为前车之鉴。他们的老龄化在 1990 年代中期开始加速,至今未见拐点。全日本接近三成人口超过 65 岁,生育率再次逼近最低点。相比邻国,彭文生觉得中国劣势在于贫富差距较大和人口红利时期累积的海外投资更多是回报率较低的安全资产。然而,凭借全球规模第一的劳动年龄人口,中国还有充分发挥大国规模优势的窗口期。这也是他对中国人口形势相对乐观的地方。

    理想情况下,一对夫妇平均生育 2.1 个小孩,才能回到足以维持人口数量稳定的水平。生育率的提振至关重要,彭文生认为,“接下去 15 年到 20 年是非常关键的时间窗口。”

    如果有机会修改十多年前那本书,他觉得在促进生育率回升这个问题上态度该更激进一些。

    以下是彭文生和《晚点》的对话:

    人口问题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

    《晚点》:得知最新人口数据后,你最先想到什么?

    彭文生:我想起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的一句话:就一国的繁荣而言,最明确的标识是居民人数的增长。这位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其实在 1776 年已经讲了人口增长的重要性。不过,大家可能更记得他笔下 “看不见的手”。

    在亚当·斯密之前,人们普遍认为财富是黄金,是出口多过进口,是通过战争、暴力去掠夺、殖民。而亚当·斯密认为财富由人创造。有人才有分工,随着人口增长,分工细化、效率提高,在市场经济的催化下,实现财富增长。

    当然实际情况复杂得多。《国富论》出版约二十年后,1798 年,马尔萨斯发表《人口原理》,提出人口按 1、2、4、8、16 几何级增长,粮食按 1、2、3、4、5、6 算术增长,这将导致粮食供给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饥荒、贫穷、战争随之而来,最终使得人口增长不可持续。

    《晚点》:马尔萨斯相当于用一个数学模型就解释了人口和经济的关系。

    彭文生:建立数学模型是经济学传统研究方法之一。但我认为,马尔萨斯对经济学一个很不好的影响是通过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把一个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简化了。其实人口增长受经济、社会等多个层面影响。尽管他当时的担心不无道理,譬如所处时代没有方便且低成本的避孕手段,也很难预料到技术进步对提高作物产量的帮助之大、速度之快。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过度地想用一个模型或者一个简单化的线性外推解释人口问题。其实人口问题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

    比如当初讨论是否放开二孩时,有人基于简单的数学模型认为放开以后生育率会大幅反弹,实际结果呢?他们没有考虑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

    但无论像马尔萨斯那样偏悲观地看待人口对经济的影响,还是像亚当·斯密那样更多从正面角度看待人口增长,一个共同的含义是人口增长是影响经济社会的根本因素之一,它具有系统性影响,不以我们看它的角度而改变。

    《晚点》:在你十年前出版的专著里,你特别强调了人口结构的重要性,有一章专门讲它的宏观经济含义。相比人口总量,人口结构的变化是否对经济有更根本的影响?

    彭文生:我们研究分析宏观经济,是基于对过去和现在经济现象的解读,抓住当下的主要矛盾,为以后的走势提供有价值的展望,所以需要一个合适的宏观分析框架。

    我当时的研究,是遵循制度变革和人口结构这两条主线展开的。其中,制度变革主要指改革开放,它是驱动中国这 40 多年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也是影响未来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这点应该没有争议。

    至于人口结构的重要性,相比其他社会或者经济变量,人口数据相对可靠,根据当前的人口和年龄结构,再结合出生率、死亡率、生育率,可以比较有把握地预测未来人口,从而判断宏观经济趋势。

    顺着那两条主线,我当时提出三个基本结论,一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趋势性而不是周期性。二是我们存在不少经济不平衡,其中最大的不平衡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三是未来五到十年,中国最大宏观经济风险是房地产泡沫及衍生的金融风险。

    《晚点》:能不能展开解释人口结构变化和你提出的三个结论之间的关系?

    彭文生:人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不同年龄阶段的消费和生产能力不一样,所以总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对经济有重大影响。

    老年人和小孩占比高的经济体,消费需求相对高过生产能力。反过来,青壮年人口占比高的经济体,生产能力相对于消费需求更高,即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

    当时我们认为随着中国生产者 / 消费者比例在 2015 年见顶后逐渐回落。传统意义的人口红利消退、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

    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未来人口红利消退的趋势无法阻挡,最终将导致人们存钱的比例变少,同时投资的比例也变少,那么经济中的可用资本总量的增加速度也会变慢,从而拖慢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

    我们再看收入不平衡和人口结构的关系。

    人口红利的一个体现就是劳动年龄人口比较多,相互竞争压低工资,稀释了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稀缺性,使得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这种博弈处在一个劣势。说得残酷些就是你不愿意干也没关系,总有人愿意干。

    1990 年代中期到 2007 年前后应该是中国人口红利最强阶段,其间一个特别直观的现象就是劳动力便宜。我们可以认为那一代人,尤其是劳动技能不高、受教育水平相对低的群体,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很多牺牲。微观层面也能看到哥哥姐姐为弟弟妹妹做出很多牺牲。

    人都有消费需求,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和消费率其实更高,比如我父母那个年代,当时中国人的消费倾向可能比欧美高多了,在宏观上的体现是消费率高,储蓄率低,投资需求弱。

    直到大家都只生一个孩子,抚养负担突然大幅下降,于是储蓄开始过剩。那时候又赶上商品房改革,所以最直接、最有效的投资就是买房,既满足了消费需求又带有投资属性。所以中国房地产起步是有基本面支持。

    随着人口红利释放,压低了整体的消费需求,抬高了储蓄率和投资需求,这会导致货币扩张时受通货膨胀的限制较小,从而刺激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

    房地产作为信贷的抵押品,房价越高,贷款的量也就越高。人口红利阶段,大家都感觉负担能力很强,愿意投资、愿意补债。但到后面大家发现人越来越少,年轻人偿债能力下降,构成宏观和金融稳定风险。当初泡沫吹得越大,以后的调整就越痛苦。

    《晚点》:这些观点在发表之初得到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反馈?

    彭文生:我请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老师写推荐语,他问我写多少字,我说 50 字左右够了,结果他写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的总结这本书,大意是人口结构如何塑造宏观经济格局。

    但很多时候人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没有那么到位。我写书的时候就有人说人口是慢变量,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有影响。

    《晚点》:什么驱动你在 10 年前人们相对乐观的时候写这本书?

    彭文生:我做研究是希望抓住那些起码我自认为看得清、不确定性小一些,同时又会产生根本性影响的点。其实之前海内外有不少人谈人口老龄化或者人口红利消退的问题。但我读一些文献还是深深地被震撼了。

    《晚点》:哪方面震撼?

    彭文生:主流经济学对于人口问题的简单理解,对人口结构问题的不重视。我对中国未来人口的变化和进而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担忧,明明已经看到未来 20 年甚至 30 年的走向,但是周围还有很多人不认同,所以感到一种震撼。

    其实还有更恰当的一个词,就是 “焦虑”。我的焦虑在于这件事对未来社会发展影响如此显著,为什么还有那么大的分歧和争议。

    我写书还有个动机,就是不想大家太聚焦在人口对经济某个具体影响上。其实人口结构变化会对经济产生从宏观到微观的全方位影响。它不光影响经济增长,还影响消费和投资等经济结构问题,影响收入分配差距,影响资产价格。

    当时是人口红利比较繁荣的时期,只从资本市场需求出发是看不到这些的,但做真正的研究就要看远一点。

    指望投资和储蓄养老,就整个社会来讲是不合理、不可持续的

    《晚点》:眼前的人口结构趋势会演变成某种危机吗?

    彭文生:“危机” 给人一种集中爆发的印象。但是人口结构改变带来的养老问题、劳动力供应问题,是影响未来几十年的长期问题。用什么词来概括也体现我们到底怎么认识中国的人口问题。

    《晚点》:舆论似乎非常关注人口总量出现拐点的变化,你怎么看?

    彭文生:我举一个可能不恰当的例子,这种讨论有点像之前人们热议的负利率,实际上利率是 0.1% 或者 -0.1% 没有本质差别。人口也一样。

    盯着近一两年每年几十万人的变化没有太大意义。十几年前我们每年新增 1000 多万人口,到 2021 年只增加 48 万人,这样的对比才更有意义。人口总量下降是过去生育率下降所带来的必然结果。20、30 年前已经埋下了种子,只不过我们重视不够。

    《晚点》:这是一胎化的必然结果吗?

    彭文生:是的,必然会这样。逻辑其实也简单,假设有两对夫妇,各生一胎,正好一男一女,他们长大以后结婚,也生一个小孩。到这里,这个家族三代人口数量按照 4、2、1 递减。

    现实中不会这么简单,否则按照模型日本早就没人了,但逻辑大致是这样的。虽然人口是个慢变量,但对经济体的伤害有累积效应,可能体现在某一个时点集中释放,或者给人这样的感受,比如去年的人口总量下降,给人的心理冲击很大,但种子其实早就种下了。所以,认为它对经济的影响是渐进的观点是危险的。

    《晚点》:我们看到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不少鼓励生育政策。

    彭文生:纠正人口问题很不容易,最终会自我纠正,但过程漫长。很多发达国家即便没有严格限制生育,生育率也是持续下降。西方发达国家战后有一个婴儿潮,出生率大幅上升,但婴儿潮的下一代的出生率就明显下降了。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避孕技术的进步。现在比较安全且低成本的避孕手段出现在 1960 年代,正好是那代人生理上做好生育准备的年纪。这是西方国家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中国情况比较特殊,是人为干预和经济发展的共同结果。按照 1980 年代到 90 年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当时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果让家庭自主选择,很可能会生 2 到 3 个甚至更多小孩。

    人为压低到每户 1 到 2 个小孩后,那一代父母的育儿负担一下子降低,储蓄率因此提高,可以投资、买房,积累资产也就更容易。再加上城镇家庭大多数只有 1 个小孩,家长特别重视教育并且倾其所有的投入。久而久之,后面一代年轻人,包括随着城镇化进程迁居至城市的人,育儿成本就很高了。所以即便现在逐渐放开人为的限制,还是很多人不愿意生或者说不敢生。

    《晚点》:通俗地讲,现在养儿防老的 “性价比” 变低了?

    彭文生:从经济学角度看,生育行为包含经济因素,人们会比较付出什么(成本)、得到什么(收益)。

    成本包括育儿消耗时间的机会成本和实际的经济成本。父母本来可以去工作,本来可以去享受生活,他要花时间来养育孩子,这都是机会成本。至于收益,养儿防老就是其中一种。

    当然这无法解释全部生育理念的转变,但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个体抚养小孩的机会成本上升,收益却在下降,所以经济因素可能是重要因素之一。

    只不过大家都这么做的话,对整个社会不一定好。所以我还要特别讲一个观点,经济学叫 “负外部性”,意思是个体行为是比较理性的、合理的,但是和整个社会最终的结果是反过来的。

    《晚点》:在人口问题上,怎么理解 “外部性”?

    彭文生:农业社会的人们养儿防老主要因为当时很难有积累。他们以种植为生,粮食生产效率再高,最多储备第二年所需要的,因为大多数粮食保质期短、易腐。所以农业社会最好资产之一就是劳动力。而且人有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劳动力作为资产,无法囤积和存储,养儿防老就成为那个时代非常合理的选择。

    但是现代经济就不同了。人们可以储蓄、投资,积累资产。个体此时面临好几种养老选择:多生小孩,等我老了挣钱给我用;或者少养一个,相关开支用来投资、买房或者投其他理财,老了以后用这些投资收益养老。

    另外,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的发展,社会保障体系也赶上来,能提供一个最基本的养老保障。

    所以我们除了养儿防老,还可以通过个人投资积累资产和社会制度安排得到养老保障。但后面两种方式都存在刚讲到的 “外部性”,即从个体视角看选择是合理的,但总量可能是不合理的、是不可持续的。

    你想象一下,如果大家都不生孩子,只指望社会保障,或者积累资产等一定程度卖了养老,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一个都是老爷爷、老奶奶的社会。

    这首先带来一个劳动力丧失的问题,到时候谁来生产粮食?谁来生产医疗设备?谁来给你看病、护理?我们一直说生产、消费,其中的生产靠什么?靠年轻人。透过现象看本质,是下一代人给上一代人养老,年轻人给老年人养老。从个体来讲这是极其合理的,父母养育孩子,孩子长大后反哺父母。

    但在宏观层面有一个分配问题。国民经济蛋糕由年轻一代生产,老年人参与分配,通过他们过去积累的资产和当下的社保体系参与分配。这套机制安排越完善,老一代人积累的资产越多,他们分配的份额就越高,这也意味着年轻人的压力和负担就越大,是不可持续的。

    今天越来越多人诟病啃老,但我一直认为啃老不能全怪年轻人,老一代也有责任,老年群体和年轻群体之间占有资源过于不平衡可能是问题的根源。

    相比人口总量变动,更应该担心人口结构的恶化

    《晚点》:为什么现在对“人多人少”仍有争议?有人说,中国 14 亿人太多,还是 8 亿好,怎么看这一类观点?

    彭文生:我认为最终担心人口太多这一派的观点是不成立的,尽管他们有担心的理由,包括环境污染压力等,这是马尔萨斯精神的延续。在他那个年代,这么担心不无道理,但他没有预计到之后技术进步之快。

    从亚当·斯密的精神出发,我们可以认识到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分工细化以及效率的提高,看到身边的规模经济、创新经济、知识型经济和效率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人口规模扩大以后,技术可能更快进步,进而减少所谓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另外,现在讲老龄化、劳动力供应不足、招工难,给人印象是我们人不够了,一提环保和竞争又感觉人太多了,这个看起来矛盾的地方涉及我们怎么看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平衡。

    如果结构合理,每对夫妇生平均两个多一点的小孩,整体人口年龄结构将平稳维持,人口总量也稳定下来。很可惜,我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不太可能存在这种稳态的人口结构。我们的问题在于人口结构严重扭曲,加剧了人口总量下降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包括人们开始讨论的 “未富先老”。

    我觉得现在更应该担心人口结构的恶化,认为人口总量减少有利于缓解各种压力的人,没有意识到总量下降的根本原因是年轻人变少了。也就是说,如果从一张白纸开始,我们在人口 8 亿的时候把生育率稳定在 2 多一点的替代水平,那可能是一个理想的情形,资源等各方面压力没有今天大。但今天的问题是,现在的生育率大幅低于 2,人口总量的减少集中体现在年轻人口的减少,带来养老等诸多问题。

    我做个总结吧,第一,就人口结构来讲,现在不能说人太多;第二,即使只看人口总量,也不能简单讲人多一定不好,因为我们还要看到规模效应。

    《晚点》:你去年底在一次发言中也提醒人们不要低估中国人口的规模经济。

    彭文生:对的,就像亚当·斯密讲的,一个国家财富增长的标志是人口的增长。《国富论》第一章就讲到,1 个人造大头针,一天也做不了几个,如果把工序分成大约 18 个不同环节,每个环节专业分工,每天每人能完成几千个。再比如汽车厂生产汽车,工厂有厂房、设备等固定成本,以及原料、人工成本和其他费用,产量越大,摊到每辆车的成本和费用就越低,年产百万和十万辆的车企,前者单位成本通常更低。这就是规模经济。

    到这里我们只看到内部规模经济,还有外部规模经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积聚和城市化,促进每个企业的生产成本的下降,最终整个经济体取得规模效应。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也类似,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

    《晚点》:按照规模经济的逻辑,理论上大国就该比小国增长快,但现实中常有例外,这是为什么?

    彭文生:因为全球化。一些地区通过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来享受规模经济,它们服务的是全球市场。即使在全球化的环境下,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得益于我们作为大国的规模经济效应。

    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早期我们确实靠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但今天即便中国劳动力价格比东南亚很多国家都高,中国仍是全球生产中心、制造业中心,优势比 20 多年前还要大。

    其中有中国作为最终需求大市场的作用,以及产业集聚下的规模经济。全球企业在中国生产,既可以满足中国当地需求,又可以享受制造业规模效应所带来的成本下降,算上从中国运回当地的费用还是比把产线搬回去便宜。

    《晚点》:最近类似的例子是特斯拉。

    彭文生:是,即使有运输成本,它在中国生产还是比在美国便宜。不过我们也看到现在这种国际分工掺杂了政治因素。在所谓逆全球化的形势之下,美国可能全方位针对中国,既有保护主义又有地缘政治。

    美国和欧洲其实也有摩擦,那可能是保护主义。所以未来大趋势之一,可能是小型经济体通过参与全球分工享受规模经济效应空间缩小。届时大国的规模优势反而更加突出。我认为存量规模是中国相比日本人口形势比较正面的差别。

    当初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也有一些人担心国内的产业和企业竞争不过发达国家,损害中国的经济增长,现实是中国在加入 WTO 后经济获得大发展,原因有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带来的干中学,但回头看,我觉得人口规模带来的规模经济是中国的竞争力的重要载体。

    接下去 15 年到 20 年是非常关键的时间窗口

    《晚点》:中国国际分工的优势窗口期还有多久?

    彭文生:影响国际分工的因素很多,只谈经济因素的话中国会遇到两股相反的关键力量。阻碍力量是劳动力减少导致的工资增加、成本上升,支持力量是庞大的存量劳动力,至少目前比印度还要高。我觉得人们过度看重第一种力量,而不够重视第二个因素。

    至于部分国家不计成本和效率,基于政治目的脱钩,那要另说。但我觉得归根到底还是要看基本面,也就是人口。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或者挖掘人口潜力,如何发挥上面说的规模优势是之后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这种优势不会一直存在。如果现在不促进生育率回升的话, 15 年、20 年以后规模效应的降低可能就比较明显。

    《晚点》:之前经济学家辜朝明也和我们提过类似说法,建议中国利用好这段窗口期。

    彭文生:中国应该抓住时间窗口,发挥规模经济的效应,提升供给、提高产出,做大国民经济蛋糕,更好分配蛋糕的增量,鼓励生育、促进生育率回升。如果没有提高效率这一前提,简单增加生育会加剧社会抚养压力。

    《晚点》:相比同行,你觉得自己对人口问题是乐观、中性还是悲观?

    彭文生:我无法简单归类。对于人口结构或者老龄化问题比较悲观,最差情况还没有到来。对于人口的规模效应,我相对乐观些,至少在接下去 15 年到 20 年,是中国人口总量相对较高的时期,有规模经济效应。关键还是如何利用好这个窗口期,促进生育率回升,把总和生育率提升到 2 多一点的替代水平,避免年轻人口不断下降的问题。

    《晚点》:刚刚你提到了日本,他们更早经历老龄化、少子化,两国之间有更多可比性吗?

    彭文生:相似性之一是外来移民较少。至于区别,我说一个好的,两个不好的。好的地方,或者说我们的相对优势之一,就是刚介绍的人口规模效应。如果说中国过去的人口优势体现在劳动力成本较低,未来的人口优势更多体现在规模经济上,尤其是规模效应有利于技术进步和创新。

    我们不足的地方除了贫富差距更大,海外投资也不及它们。日本当初在储蓄率比较高的时候,从个人到政府进行了不少海外投资,实际上享受了人口红利国家的年轻劳动力,实现较高的资本回报率。反映海外投资收益,过去这些年日本的国民收入(GNI)的增速保持得不错,高于 GDP 增速。

    中国高储蓄率阶段累积的外汇资产的大部分是外汇储备的形式。央行收购私人和企业部门外汇,换出人民币。汇集在央行的外汇当然也产生收入,但既然是储备资产,天然重安全和流动性、回报率较低。此外,对国内的金融环境来讲,它也与日本企业或者个人直接对外投资存在完全不同的经济含义。

    如果是类似日本的情况,央行就不需要发行人民币收购外汇,国内也就少了相应的流动性。有一段时间大量出口创汇再换回人民币使得外汇占款成为推动中国货币增长的重要因素,对房地产与信用扩张充当了加速器的作用,这种房地产和信用扩张是有基本面支撑的,也就是出口带来的净资产增加。

    《晚点》:被创造出来的钱进一步加速了地产泡沫的形成?

    彭文生:其实泡沫是否存在,难以事先达成共识,原因很简单,如果大多数人相信有泡沫,反而没有泡沫或者泡沫不会被吹大,因为人们会调整自己的投资行为。

    就中国地产而言,一开始有基本面支持,而且在中国资本账户管制的大背景下,地产满足了人们投资和自住需求,它是投资品也是消费品。对银行来说,它也是最好的抵押品,解决银行放贷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晚点》:人多或者人少,会影响地产风险释放的时间点或者程度吗?

    彭文生:地产风险实际上一定程度已经暴露了,人口确实是一个重要变量,人口老龄化加剧了过去累积债务的不可持续性。

    《晚点》:这几年好多地方 “抢人”,吸引人才落户。这会不会加剧所谓的超级都市集中度?从而进一步虹吸周边地区?

    彭文生:户籍制度和城乡公共服务差异,使人们意识到落户大城市能得到相对更好的保障,包括医疗、教育和个人发展。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应该去北京、上海发展?

    我觉得不是这样,如果离开北上有更好发展机会,我相信人会做出理性选择。同样的,如果大城市生活成本增加的同时收益更高,比如工作机会更多、未来挣钱的能力更强,有些人就愿意在城市打拼一段时间。

    无论是地方 “抢人” 还是人才自主流动,我更愿意视其为人口结构调整的一部分。这些调整最终反映到劳动力回报上,包括显性的工资和隐性的社会保障。背后的关键还是平衡区域之间的发展、平衡公共投入,说到底就是落实所谓的公共服务均等化。

    《晚点》:我记得《渐行渐远的红利》有个章节谈城镇化,说它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但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迁居到城市后没有得到均等的公共服务。

    彭文生:因为户籍制度,城镇化在中国有特殊的经济含义。简单来讲,国际通行标准是看常住人口比例,照这个口径,农村劳动力生活在城市以后已经在供给侧做贡献了,提供服务、劳动和其他工作,为地方社会提供产出,但是他的部分消费需求,如教育、医疗和其他一些社会保障,较当地户籍人口是受抑制的。

    中国常住人口认定标准是居住在一个地方超过 6 个月,但这些常住人群因为没有户籍,享受不到户籍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这就导致他们重心可能还在农村,到一定时间就返乡。

    过去常说的中国供给过剩、收入分配差距大,和这也有一定关系。因为我们公共服务不是均等化。但均等化的关键是满足常住人口的公共服务需求。

    这背后也有其宏观经济含义。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将增加政府的相关支出,一个直接的影响是财税制度的安排尤其政府支出方面,意味着需要减少传统投资、增加公共服务类支出,使更多资源向民生领域和农村转移。农民工对经济的供给端的贡献已经发生,现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意味需求增加,由此我们将看到通胀上升,利率上升,最后传导到一些风险资产价格的下跌。

    即便如此我还是想说,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大方向肯定是对的,社会发展必须要这样。但是因为过去的路径依赖,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并不容易,涉及当前利益的调整。

    《晚点》:是否意味着得稀释部分人的利益?

    彭文生:是的。尤其当你考虑到,农民工为社会的贡献已经产生,但是没有平等得到属于他们的公共服务。

    《晚点》:我记得有档日本节目采访几位住养老院的人,个个都很有钱,但他们也只是普通工薪阶层,可能正好在地产高点赚到了。

    彭文生:这就是之前讲的,一代人如果过于容易积累资产,那么下一代人就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只不过,它造成的压力会比政府通过对年轻人多收税来保障养老更隐蔽,造成的社会分化和矛盾可能要小些。

    问题是人口红利消退后,下一代可以用来购买老一代资产的储蓄相对较小,老一代变卖资产的价格就要下降。不过,老一代人积累资产也不是完全不好,关键看资产回报率如何,问题是有一代人突然加快积累资产,资产回报率下降恐怕难以避免。

    《晚点》:靠投资或者储蓄养老是否不可持续?

    彭文生:在国民经济蛋糕不能持续做大的情况下,这种养老安排的结果是存疑的。很多人推崇美国退休金制度 401K,我对此有不同看法。美国的 401K 之所以能维持,除了投资本身的效率,还靠持续不断的新移民,他们支撑起美国较好的人口结构,支撑了美国的资本回报率。其他国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就外来移民对经济的贡献来讲,美国最好,欧洲次之,我们东亚地区移民较少。

    我前面说老年人参与分配蛋糕、年轻人相对利益受损,也是有时间和其他条件约束的。因为最终还是年轻人说了算。其中的经济含义是老年人有很高的养老消费需求,但因为年轻劳动力稀缺,人工成本上升,通胀和利率因此提高,这意味未来新增资产的潜在回报率上升,老一代人过去累积的资产的价格面临下行压力。

    《晚点》:那再年轻一代的养老保障怎么办?

    彭文生:最根本的养老保障其实还是靠提升生育率,促进经济增长,做大国民经济蛋糕。它需要时间。期间社会抚养负担一定会增加。这就导致一个必然的结果,有一代人老了以后可能过得不会太好。

    过去积累的资产或者社保也会缩水,因为经济蛋糕就这么大,不可能全部倾向老年人。届时市场经济环境自然能重新分配,体现在年轻人工资上升,部分资产价格下跌。再辅以政府的激励措施,生育意愿可能回升。

    《晚点》:一个普通人在当下能做的更好选择是什么?

    彭文生:最好的投资就是养育下一代。现在的育儿成本确实比较高,但到了一定阶段,社会因素会调整,体现为年轻人劳动回报上升,老一代的资产回报下降,此消彼长,年轻人有更多意愿抚育下一代。这又回到人口变动是慢变量的问题,你不能等到劳动回报大幅上升、资产回报下降的那一天才多生小孩,培养一个小孩成人需要 15 年-20 年的时间,要有前瞻的眼光。

    《晚点》:如果有修改 10 年前的那本书的机会,你可能会做哪些调整?

    彭文生:即便知道过去这 10 年发生的事情,我可能还是不会动书的大框架。但在促进生育率回升这件事上,应该更激进一些。我记得在书里建议放开二孩,其实应该更激进一点,应该放开对生育的所有限制。总有一部分年轻人不愿意多生,只愿意生一个甚至丁克,如果限制每对夫妇最多生两个小孩,结果是总和生育率低于替代所需要的 2.1 的水平。现在形势已经变了,不少地方开始鼓励生育,希望有系统性的政策扶持,比如生育和育儿补贴,加上经济社会其他方面的配套措施,比如坚持房住不炒,希望中国人口问题的拐点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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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首席核心观点集(2023年2月6日 –2月12日)
    作者: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发布时间:2023-02-12 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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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本周要点

    洪灏(思睿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是死猫跳,还是牛回头?

    恒指涨势于22,700点停滞不前,与我们于2022年10月底设定的23,000点目标,以及22,500点850周期线仅一步之遥。尽管市场对中国的情绪普遍回暖,股市一路高歌猛进,但数据显示,追踪恒指的最大ETF——盈富基金(2800.HK)的资金仍在外流。油价持续有所表现的论据一向是随着经济重启和复苏,中国将消费更多的石油。据此,能源表现的这一分歧令人费解。另一方面,金属的表现更加可圈可点,并且正逐渐与其历史上同能源的密切相关性分道扬镳。总的来说,大宗商品指数在过去三个月间基本持平,尽管股市风险情绪普遍好转,同时伴随中国重启,经济前景不断改善。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市场节点。是死猫跳,还是牛回头?我们认为经济周期性复苏,但复苏的道路将是千回百折的。我们专有的LLEI指标预示着未来数月美国经济将进一步放缓,但也昭示着我们于2022年10月底预测的市场底部的意义所在。中国的PMI正重回扩张区间,但在岸市场尚未完全云合风应。估值和中国的市值亦表明,去年10月的底部确乎是一个长期转折点。历经约三个月50%的大涨,获利了结的冲动难以忽略。在岸市场尚未对中国PMI重回扩张区间完全云合风应。

    郭磊(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年初的以来的五大宏观定价线索

    2023年年初以来的资产基本上围绕着五个宏观线索定价:线索一:居民生活半径快速恢复,接触型服务业引领复苏。从已经完成基数切换的高频数据同比中枢看,2023年经济开局良好,“走出谷底”的过程初步确认。线索二:相对更为关键的地产、汽车尚未启动,“超额储蓄”释放进一步影响可选消费的逻辑有待继续验证,市场对后续复苏斜率存在疑虑。线索三:自去年10月下旬趋势逆转后,美元下行、人民币上行,年初以来仍在继续,前者助推了有色金属等资源品的复苏交易,后者助推了外资净流入及中国资产重估。线索四:欧美经济呈现一定韧性,软着陆预期上升,对应紧缩超预期的风险亦有上行。从国内市场看,出口占比高的行业有明显定价修复;从全球资产看,2月起在交易宽松和交易紧缩间有所摇摆。线索五:国内市场定价逐步修复,WIND全A指数较2022年底上行8.1%,较10月底低点上行已达14.1%。全A指数较2019年底的三年、四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6.4%、4.8%;对照名义GDP三年复合增长率的7.0%,目前空间仍在但较前期收窄,这一框架可作为我们衡量定价是否存在缺口的一个标尺。下阶段:当前至3月“两会”前重要的宏观信息有三:一是1月国内社融,它是年初“真空期”最重要的数据。企业对于需求回升的预期叠加地方政府“起步即冲刺”的表态,融资需求应较强。但供给端有待验证,全年毕竟存在节奏;二是1月美国通胀数据,它会影响海外紧缩节奏及全球流动性预期;三是中美关系和外部发展环境,它会影响市场的风险溢价。

    二、 经济前瞻

    赵建(西京研究院创始院长):信用、债务与国运

    一个国家的债务周期体现着国运周期。发展初期或初期阶段,具有看似无限的“人口红利”,可以大幅度创造现金流和GDP,增量为王,以便快速完成原始积累。此时国家的信用形成看的是GDP的增速以及发展潜力。但是过了“人口红利”高峰,或者进入刘易斯拐点之前,这个国家像人和家庭一样,一定要形成资产和更高形态的信用。在这个阶段,如果个人不购置不动产,不能有效的将收入现金流量转化为资产负债表存量,那么就无法最大化的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如果加了杠杆,那就是几倍的享受国家发展的成果。然而我们要看清楚这个阶段信用与债务的不稳定性。如果一个国家的信用主要依靠资产抵押形成,并且资产价格与信用扩张能力形成了一个发散而不是收敛的动态路径,那么最终的结局一定是发生金融危机。这个教训,日本的房地产崩溃与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充分的证明。那么这个阶段如何更好的稳定信用和金融体系,一个重要的战略性举措就是:发展好股票市场,建立强大的权益融资能力。从可持续发展的模型和机制来看,就是中国在人口老龄化加速之前,必须用“资本红利”替代“人口红利”,以便续接上下半场的增长动力,实现长期增长的软着路。房地产创造了信用,债务,以及国运,创造了国民资产负债表和大国财政。但是,由于没有较好的比如房产税这样的现代调节手段,采用的依然是传统的管控方式。中国的中长期债务周期掉头向下,进入了一个大衰退周期。信用和资产负债表也随之进入一个收缩周期。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考验,如果重启周期,必须找到新的信用扩张空间,否则凭空发的债务和货币,只会带来越来越高的通胀。因此,是时候重视中国的信用体系及资本市场建设了,是时候杜绝国家信用滥用发债或货币化的诱惑了,因为那是对国运最大的透支。这也是近期中国股市注册制加快推动的原因。

    钟正生(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市场主体预期的新变化

    企业部门:2023年初,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企业预期均出现回暖,但走势并不完全一致。一方面,服务业在2022年末预期转弱更加严重,但2023年开年恢复也更明显;制造业企业预期自2022年初便震荡下行,至11月已降至荣枯线以下;同时,建筑业企业预期较为平稳。另一方面,从绝对水平来看,当前服务业、建筑业等非制造业企业信心基本恢复至2022年初水平,但制造业与之仍有差距。此外,房地产企业预期可能尚未趋势性回暖。居民部门:根据央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2022年四季度我国居民部门预期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居民收入、就业预期均降至有统计以来新低。二是,居民对未来房价的预期更加悲观,对消费品物价上涨的担忧升温。三是,居民储蓄意愿更加强烈,消费、投资意愿均降至低位。四是,居民在旅游、购房等方面的支出意愿下滑。因此我们认为,2023年一季度居民部门的预期绝对值可能仍处偏低水平。提振预期政策建议:一是,设定相对偏高、且可完成的GDP增速目标。二是,将赤字率设定在3%以上。三是,用实际行动改善预期,比如尽快集中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等。四是,出台更多消费支持政策,提振居民消费意愿,推动“超额储蓄”向消费转化。五是,针对民众关注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中长期问题,出台更多改革措施。

    汪涛(瑞银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春节经济活动乍暖还寒:同比明显反弹,但仍弱于疫情前

    春节假期前后的高频数据显示经济活动比较2022年同期大幅反弹,不过部分指标仍远低于 2019 年疫情之前的水平。这与我们在春节前的把脉调查结果一致。随着被抑制的需求释放,春节假期期间电影票房创下有史以来的第二高水平。另一方面,1月房地产销售、整车货运流量指数和汽车销售走弱,后者部分是由于汽车购置税减免到期和春节假期扰动的影响。对于即将公布的1月经济数据,我们预计食品和服务价格上涨或将推升CPI,企业债券发行量同比少增、拖累信贷增速进一步放缓,估值收益或推高外汇储备。我们预计中国经济重启将带动春节假期后经济活动和消费反弹,尽管不确定性犹存。

    罗志恒(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2022年中国区域经济大洗牌:南北新格局与中西部新序章

    1、从GDP总量来看,经济大省延续“强者恒强”格局。领头羊广东GDP连续34年排名全国第一,接近13万亿元关口,介于全球第九大经济体和第十大经济体之间。2、从GDP增速来看,经济增长较快的省份集中在中西部,受益于统筹发展与安全、保供稳价背景下的能源开采上升。3、从人均指标来看,城乡收入比继续下降,区域间收入差距缩小。4、百年变局下中国经济南北、东西差距首次出现收窄迹象。一是经济比重“北升南降”。二是经济增速“西快东慢”。5、产业结构:呈现“二升三降”,25个省份三产占比下降。一是疫情对服务业冲击严重。青海、西藏旅游服务业受挫严重,吉林主要是房地产业拖累,海南则受到旅游萎缩和地产下行双重打击。二是能源化工景气驱动中西部工业较快增长。6、需求结构:出口放缓趋势明确,基建投资支撑经济增长,房地产投资和居民消费大幅拖累经济。第一,出口增长较快但已迅速降温,出口结构从消费品转向工业品。第二,居民消费受到疫情影响表现惨淡,消费结构转向基本民生类。第三,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分化,基建和工业投资高增长,房地产投资明显拖累经济。一是交通等领域基建补短板是重要增长点。二是能源保供和工业技改带动工业投资。三是东北与西南地区地产投资大幅下滑。

    郭磊(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年初的以来的五大宏观定价线索

    2023年年初以来的资产基本上围绕着五个宏观线索定价:线索一:居民生活半径快速恢复,接触型服务业引领复苏。从已经完成基数切换的高频数据同比中枢看,2023年经济开局良好,“走出谷底”的过程初步确认。线索二:相对更为关键的地产、汽车尚未启动,“超额储蓄”释放进一步影响可选消费的逻辑有待继续验证,市场对后续复苏斜率存在疑虑。线索三:自去年10月下旬趋势逆转后,美元下行、人民币上行,年初以来仍在继续,前者助推了有色金属等资源品的复苏交易,后者助推了外资净流入及中国资产重估。线索四:欧美经济呈现一定韧性,软着陆预期上升,对应紧缩超预期的风险亦有上行。从国内市场看,出口占比高的行业有明显定价修复;从全球资产看,2月起在交易宽松和交易紧缩间有所摇摆。线索五:国内市场定价逐步修复,WIND全A指数较2022年底上行8.1%,较10月底低点上行已达14.1%。全A指数较2019年底的三年、四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6.4%、4.8%;对照名义GDP三年复合增长率的7.0%,目前空间仍在但较前期收窄,这一框架可作为我们衡量定价是否存在缺口的一个标尺。下阶段:当前至3月“两会”前重要的宏观信息有三:一是1月国内社融,它是年初“真空期”最重要的数据。企业对于需求回升的预期叠加地方政府“起步即冲刺”的表态,融资需求应较强。但供给端有待验证,全年毕竟存在节奏;二是1月美国通胀数据,它会影响海外紧缩节奏及全球流动性预期;三是中美关系和外部发展环境,它会影响市场的风险溢价。

    余向荣(花旗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2023年的消费:从滞后到引领

    大疫三年,消费首当其冲。疫情防控措施限制了消费场景,经济前景不确定性损害了消费者信心。当然,更为重要的是,疫情冲击了服务行业和就业市场,进而影响了家庭收入和消费,造成了“就业-收入-消费”的螺旋式下沉。笔者测算,由于疫情造成的被动减支以及预防性动机,住户部门在2020-22年间大约增持了4.4万亿元超额储蓄。如果再考虑疫情期间家庭资产组合调整,如不动产及风险资产减持、“理财搬家”等,那么至去年底住户部门存款要高于自然增长13.3万亿元。一旦消费者信心改善,无论是4.4万亿元超额储蓄还是更广义的13.3万亿元超额存款都可以转化为购买力,是疫后消费复苏的基本支撑。当然,超额储蓄的分布是不均衡的,较多集中于中高收入家庭。因此,对于受疫情影响较大服务业从业人员和中低收入家庭仍然需要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笔者判断,在疫情期间被压抑得越多的板块在放开之后会反弹得越多。现在,服务、可选、高线城市、线下渠道和跨境消费则会从疫情政策调整中受益更多。随着消费复苏,CPI通胀今年有可能挑战央行3%的警戒线。总体而言,表观CPI通胀从2022年2%增至今年3%附近、核心通胀从0.9%升至2.5%以上在笔者看来并不太难。但是,对于疫后通胀风险仍需保持警惕。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下,笔者判断央行将保持“谨慎宽松”态势,同时也会准备货币政策正常化。

    罗志恒(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稳定宏观税负势在必行

    2022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3703亿元,比上年增长0.6%,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9.1%;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77879亿元,比上年下降20.6%,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66854亿元,比上年下降23.3%。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过4.2万亿元,规模为近年来之最,其中增值税留抵退税高达2.46万亿元,新增减税超8000亿元。经济持续下行叠加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导致我国宏观税负持续下滑。税收收入/GDP已降至13.8%,为2013年以来最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GDP下降至16.8%,较2015年下降5.3个百分点;土地出让收入/GDP下降至5.5%,较2020年的高点下降2.6个百分点。宏观税负水平不是越高越好,但也不是越低越好。大国运行必须要有一定的财政汲取能力作为支撑保障,否则将造成宏观调控能力下降,如分税制前;收入下行但支出不减的结果就是赤字和债务的上升、财政困境。要通过逐步稳定宏观税负、优化支出结构、提高支出效率来解决财政困难,要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提高市场主体信心和微观主体活力,不能寄一切希望于减税降费。当然,也必须正视企业面临的困难、解决宏观税负持续下降但企业税负感偏高的问题。

    李宗光(华兴资本首席经济学家):各位,挽救地产大败局,光靠放水是远远不够的

    虽然过去半年多来,各级政府采取了大量的房地产支持性政策,虽然疫情管控全面松绑,虽然春节假期返乡高峰下存在返乡置业窗口期,但楼市整体仍旧低迷,预期中的回暖和复苏并未出现。高度的不确定性,使房地产参与各方对未来普遍信心不足。信心不足下,光靠降息、降准、减税、松绑限购限贷等周期性宽松政策,很难说服大家回来。因为市场一旦回暖,周期性政策随时调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纲举目张做好工作,“要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无疑看到了问题的“病根”。改善社会预期,提振社会信心,应该从改善房地产市场参与各方的信心和预期入手,直面关键问题,采取实质性措施,重新启动房地产良性循环:在最高层面明确房地产“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定位。明确民营开发商也是自己人,支持其依法大力开发房地产。积极处理新房烂尾问题,实质性提升购房者信心。尽快明确房地产新模式的关键内容,消除不确定性,稳定长期预期。那么,新模式的定位和指导方针是什么?关键支柱有哪些?应该尽快对社会公布。不管是新模式,还是长效机制,都不应彻底否定过去20多年的房地产商品化改革,都应该找到降低土地财政依赖的良方,都应该以渐进式、可持续的方式进行改革,而非运动式抓几个坏典型,注意力度、节奏和社会可承受能力,确保房地产市场的平稳有序运行。

    伍戈(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疫后财力

    固本培元。新年伊始各地都表达了积极的稳增长热情。疫后财政发力,确是诸多微观主体的期待。然而现实问题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大疫三年后,财政尤其是地方财政面临挑战,未来财力将如何接续?这直接关乎政策刺激的强度,以及经济复苏的高度。国际经验表明,财政政策退坡是疫后各国普遍现象,也是内生经济动能修复过程中的必然。从我国来看,三年来受到疫情、地产等多重拖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率显著抬升。历史上,前期的资产负债表受损都将滞后地掣肘下一年财政支出的力度。 财政收入端来看,疫后经济正常化将促进税收收入的增加,但难“报复性”增长。地产政策调整有助于土地出让收入降幅收窄,但短期对财政仍是负贡献。央行上缴利润及调转资金等难再高增,或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拖累”。整体财政收入增速有小幅回落可能。展望新年,“以收定支”的财政现实,加之相对审慎的预算赤字安排,或预示着未来财政支出强度是有限的。各地已公布的年度经济增速目标似也隐含了该结论。扩内需可能还是更多地依靠微观主体的内生性改善,外需羸弱下疫后经济复苏或是较为温和的过程。

    沈建光(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从居民资产负债表看拉动消费政策

    从居民资产负债表的主要构成来看,2023年如果房地产市场能够逐步企稳、资本市场出现回暖,居民部门的财富效应将有所显现,再结合前期积累的高额储蓄释放,2023年中国消费复苏具备较大潜力。当然,这仍然需要就业和收入增长为前提的。相对于美国的情况,中国居民资产负债表以下三个方面的结构性差异,其对消费恢复的影响值得重点关注:第一,中国居民住房资产占比远超美国,房地产下行显著制约消费增长。第二,中国金融资产占比不及美国,资产配置方向单一。第三,中国社保体系不完善,个人养老保险短板也是阻碍消费的重要因素。拉动消费的三点政策建议:首先,供需两端政策进一步发力,尽快扭转房地产下行对消费的拖累作用。其次,加大财政对居民的转移支付,发挥提振消费的催化剂作用。最后,加快完善社保体系和个人养老保险,也是强化居民消费能力的长期之策。

    钟正生(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2023年工业企业利润展望

    2022年工业利润同比收缩。202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同比增速探底,全年同比收缩4.0个百分点,不仅远低于2022年相对2019年18.5%的复合增速,也是十余年间利润降幅最大的一年。展望2023年,我国工业企业利润有望回升,基准情形下增速可能达5%-8%。从量、价和利润率三个维度出发:首先是量,预计2023年工业增加值增速上行1个百分点左右(2022年增速为3.6%,预计2023年回升至4%-5%);而后是价,PPI增速中枢下移4-5个百分点(2022年为4.1%,预计2023年降至收缩区间);最后是利润率,企业营业利润率增速回升8-12个百分点(2022年跌幅为-10.6%,2023年利润率相对平稳)。结构上,结合我们对2023年中国经济各项终端需求变化的判断,预计2023年工业企业利润的亮点将集中于原材料和消费制造板块,装备制造板块利润增速上行弹性相对有限,而上游采矿板块利润增速可能较快回落。

    三、 投资策略

    张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2022年中国投资者在减持美国国债吗?

    中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规模在2013年11月达到历史性峰值,过去10年内总体上下降了三分之一(33.9%)。然而,仅仅在2022年的前11个月内,中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规模就下降了18.5%。这说明中国投资者在2022年的确出现了加速减持美国国债的趋势。不过,减持美国国债包括被动减持与主要减持。从本文的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的行为表现出与其他一些国际投资者明显不同的特征。从中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占中国外汇储备的比重来看,2022年这一比重下降较快(由2021年12月的32.9%下降至2022年11月的27.9%,下降了整整五个百分点),说明中国投资者可能对美国国债存在主动减持行为,并可能正在加快外汇资产配置的多元化。2022年中国投资者对美国国债的显著减持,与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政府对俄罗斯实施的金融制裁很可能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洪灏(思睿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是死猫跳,还是牛回头?

    恒指涨势于22,700点停滞不前,与我们于2022年10月底设定的23,000点目标,以及22,500点850周期线仅一步之遥。尽管市场对中国的情绪普遍回暖,股市一路高歌猛进,但数据显示,追踪恒指的最大ETF——盈富基金(2800.HK)的资金仍在外流。油价持续有所表现的论据一向是随着经济重启和复苏,中国将消费更多的石油。据此,能源表现的这一分歧令人费解。另一方面,金属的表现更加可圈可点,并且正逐渐与其历史上同能源的密切相关性分道扬镳。总的来说,大宗商品指数在过去三个月间基本持平,尽管股市风险情绪普遍好转,同时伴随中国重启,经济前景不断改善。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市场节点。是死猫跳,还是牛回头?我们认为经济周期性复苏,但复苏的道路将是千回百折的。我们专有的LLEI指标预示着未来数月美国经济将进一步放缓,但也昭示着我们于2022年10月底预测的市场底部的意义所在。中国的PMI正重回扩张区间,但在岸市场尚未完全云合风应。估值和中国的市值亦表明,去年10月的底部确乎是一个长期转折点。

    历经约三个月50%的大涨,获利了结的冲动难以忽略。在岸市场尚未对中国PMI重回扩张区间完全云合风应。

    刘煜辉(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周期的超级窗口已来临,“帆动”之后待“心动”,未来市场这类风格会占优……

    从整个经济系统来看,我们现在突出的一个矛盾是,这个系统中的各个主体,信用意愿和信用能力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今天中国宏观政策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千方百计把中央的信用放入到经济系统中,把整个经济系统面临的信用能力和信用意愿要坍塌的状态顶起来。面对去中国化脱钩实质性的发生,意味着我们的外需未来将面临一个持续的、长时间的趋势性压力。美国可能要承受相当长时间的通胀压力,在美国推动的新的供应链重构完成之前,这个压力都很难缓释和消除。意味着美国的利率会长时间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甚至长时间维持倒挂。我们对外3.4万亿美金的供给端净敞口,面临着外需趋势性因素的长期冲击,这意味着这个敞口需要庞大的内需消化。如果内需不能找到足够的增长,整个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就不是“胀”,而是“缩”。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意味着中国的宏观政策完全可以实施更大胆、更激进、更突破的尝试,这个条件是具备的。从眼下的情况来看,资本市场恐怕是一个“强预期弱现实”的状态,但“弱现实”并不意味着市场对应的是一个risk off的状态。它意味着后面会有更强的政策的发生,直至逼向中央信用全面直接的下场,就是中国推出突破常规范式的宏观政策。所以,今年市场面临的政策环境,很有可能是强复苏的预期,弱复苏的现实,产生的是下一期更强的政策预期。

    李迅雷(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期待全面普涨的大牛市不现实,政策工具还有很多可用,今年低估值品种可能机会更多……

    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加息已经进入到末尾阶段,我们不能说2月份加息之后,美联储加息就终止了,但即便还会有,我个人判断最多还有两次。中国的长期压力来自于内需,短期压力是出口,出口虽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但是对于就业的支持还是非常大的。不能够想当然地认为,只要经济结构调整完毕,产业政策到位之后,还可以维持一个高增长。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水平基本上可以以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来衡量,因为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代表了长期的投资回报率。过去依赖于房地产增长的模式已经很难持续下去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过去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慢慢转向消费拉动。稳增长肯定是能够实现的,因为去年的基数比较低,在目前的环境下,全年GDP的增速应该能超过5%。从消费的品种来看,我们要清醒认识到现在缺乏热门品种,比如说由于房地产周期性的下行,居民的购房意愿下降,房地产的住房销售面积、销售金额今年预计还会下降。跟楼市相关的像彩电、空调、电梯、厨卫用品等等需求会明显下降。车跟手机不一样,换一部手机的成本相对比较低,但汽车作为耐用消费品、可选消费品,它可能会达到一定的饱和度。所以我的判断是,2023年汽车恐怕不是很乐观。今年低估值的品种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尤其对于一些大蓝筹、央企,这些企业的改革,应该会走在市场的前面。如果想从注册制试点到全面注册制改革,那就意味着统一大市场,意味着各个环节各个板块的打通。目前来讲,虽然A股的估值水平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但港股的估值水平更低,在这方面会不会带来新的机会?短期可能没有机会,长期差距缩小是必然的。2023年的债券市场可能是一个中性水平,波动会比较大,结构性机会可能还会有,但不太会有大的机会。期待一个全面普涨的大牛市,还是不现实,毕竟经济的基本面还有诸多的问题,存在各方面的不确定性。所以如果A股市场有机会,更多还是体现在结构性方面。

    四、 货币和经济政策

    钟正生(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山雨欲止”——2023年2月美联储议息会议解读

    1、会议声明:加息放缓至25BP,保留“持续加息”措辞。2、鲍威尔讲话:承认通胀比预期回落更快,漠视金融条件放松。3、政策逻辑:“山雨欲止”。未来一段时间,美国通胀能否持续回落、“软着陆”能否兑现,仍有不确定性。 4、市场展望:积极延续,风险未散。由于本次美联储会议的定调十分“鸽派”,我们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市场情绪可能保持积极。具体来看:1)美股“金发女孩”行情或难持续。2)10年美债利率易下难上。3)美元指数下跌空间有限。

    廖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过去12年我国经济的增速换挡及其结果

    过去的12年,即从2011年至2022年,除2020 - 2022年间受新冠疫情冲击大幅波动外,我国经济或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持续并逐年地放缓,且放缓的斜率还不小。超高速增长后告别起飞阶段而向成熟阶段迈进,随之增长速度放缓。过去12年正是我国经济从起飞阶段向成熟阶段的过渡时期,增速从前33年的超高速水平放缓,从而换挡至一个较低的水平是经济发展阶段演进的自然结果。就高速或超高速增长期后的第一个十年的GDP年均增速相对于高速或超高速增长期年均增速的下降幅度而论,我国为33%,大幅低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45 - 57%,说明我国经济在超高速增长期后的放缓速度明显慢于这些经济体在高速增长期后的放缓速度。这是我国经济在如何告别经济起飞方面优于其他经济体之处。很多人会认为,增速放缓的结果必然是经济规模扩大有限。但实际的情况却是,由于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长,过去12年我国的经济规模在前33年迅猛扩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大幅扩张,与美国的差距显著缩小,对其他经济体的领先度不断扩大。继近3年进入中高速增长区间后,相信今后18年至2040年我国经济将在科技跃进、产业升级、城市群崛起和进一步改革开放四大引擎的驱动下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此前景下,我国经济规模将再上新的台阶,与美国的差距将继续快速缩小,预计于2030年或之前按汇率计算反超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并进一步拉开对其他经济体的领先度;人均GDP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则近在咫尺。

    一周新闻热点20230206-0212

    最新疫情追踪

    国家医保局:获批上市的国产新冠治疗用药已全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据国家医疗保障局8日消息,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司负责人就新上市国产新冠治疗药品医保支持政策答记者问。他表示,目前获批上市的国产新冠治疗用药已全部被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其中,中药“三药三方”和阿兹夫定片已正式纳入医保药品目录,氢溴酸氘瑞米德韦片、先诺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等药品临时性纳入医保支付范围。(中国发展网)

    霍普金斯大学将停止报告新冠疫情数据 当地时间2月10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新冠资源中心”宣布,该中心将于今年3月10日起停止搜集和报告新冠疫情数据。这意味着,这个曾经为人们了解世界各地的新冠疫情形势提供了很大帮助的机构,以及该机构最为知名的新冠疫情世界地图,将成为历史。(环球时报)

    房地产新闻一览

    稳楼市措施密集出台,50省市县下调房贷利率 据中指研究院数据,截至1月31日,已有50省市(县)出台53项政策,多地继续出台优化措施,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多地节后下调首套房贷利率,已有超20城降低首套房贷利率下限至4%以下。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优化信贷政策预计将是地方支持刚需和改善需求的发力点,未来按揭贷款政策力度有望继续加码;同时,随着政策持续优化效果的显现,一二线城市将率先复苏,全国市场也有望于二季度企稳。(证券时报)

    房企1月融资同比环比均降 中指研究院2月7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1月房地产企业非银融资总额为508.5亿元,同比下降33.1%,环比下降27.0%。从融资结构来看,据中指研究院监测,1月信用债规模占比58.4%,境外债占比13.2%,信托占比3.1%,ABS融资占比25.3%。具体而言,房地产行业信用债融资297.2亿元,同比基本持平,环比下降27.6%;境外债发行67.3亿元,同比下降21.2%;信托融资15.6亿元,同比下降82.2%,环比下降81.9%;ABS融资128.4亿元,同比下降55.5%,环比下降36.0%。(上证报)

    武汉:动态调整住房限购范围 在住房限购区域购房的居民家庭可新增一个购房资格 武汉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其中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支持居民家庭合理住房消费,结合房价和新房库存情况动态调整住房限购范围。在我市住房限购区域购房的居民家庭可新增一个购房资格,在非限购区域拥有的住房不计入居民家庭购房资格认定套数,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限购区域购买首套住房的可实行购房资格“承诺办、容缺办”。(每日经济新闻)

    哈尔滨:非哈市户籍在哈购新房可享万元补贴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哈尔滨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到,具有哈市户籍、符合生育政策,在2021年10月29日以后生育第二或第三胎的家庭在9区购买首套或第二套新建商品住房,凭网签备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本人身份证明、购房交款票据、《不动产权证书》、户口簿和出生医学证明等,分别给予1.5万元、2万元的一次性购房补贴,补贴资金由市财政承担。非哈市户籍的个人在9区购买首套或第二套新建商品住房,凭网签备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本人身份证明、户口簿、购房交款票据、《不动产权证书》,给予1万元一次性购房补贴,补贴资金由市财政承担。(哈尔滨市人民政府网站)

    山东全面推行二手房交易“带押过户”登记模式 山东省人民政府网站日前发布《关于促进经济加快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暨2023年“稳中向好、进中提质”政策清单(第二批)》,文件共六部分37条政策措施。其中明确,支持各市采取发放购房消费券等多种形式促进住房消费。对新购买家庭唯一住房或第二套改善性住房,可通过适当方式予以支持。全面推行二手房交易“带押过户”登记模式,优化二手房交易流程。对多子女家庭购买首套自住住房的,允许各市适当上浮公积金可贷额度。(中新财经)

    河南首批“保交楼”专项借款项目交房时间表:10月底前全部交付 2月7日,河南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会上通报了2023年重点工作。在保交楼、化风险方面,会议提出,围绕第一批专项借款项目10月底前全部建成交付、第二批年底前交付50%目标,发挥“一楼一策一专班一银行”机制作用,以周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确保按时间节点完成目标任务。加快推进项目资产变现,促进专项借款资金快进快出、循环使用。推动有关金融机构逐个落实保交楼项目配套融资,提供金融信贷支持。(大河财立方)

    山东临沂:购买首套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 最低首付款比例降至二成 近日,临沂市发布《临沂市住房公积金中关于抓好住房公积金贷款相关政策落实的通知》。多孩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方面,通知提到,自2023年2月4日起,符合国家政策生育二孩、三孩及以上的职工家庭,在临沂市购买普通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高贷款额度二孩家庭提高10万元(单缴存职工贷款额度上限60万元,夫妻双方缴存贷款额度上限90万元),三孩及以上家庭提高20万元(单缴存职工贷款额度上限70万元,夫妻双方缴存贷款额度上限100万元)。商转公最高贷款额度为50万元。在临沂市购买首套普通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低首付款比例由30%降至20%。(澎湃新闻)

    山东威海:首套房公积金贷款首付两成 提高多孩家庭贷款额度 2月5日,据山东省威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威海市发布《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通知》显示,下调首套住房首付比例。购买首套自住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的首付比例由30%下调至20%。同时,提高多孩家庭贷款额度。有未成年子女的二孩及以上家庭购买自住住房的最高贷款额度提高10万元。在放宽申贷缴存时限方面,职工申请公积金贷款的缴存时限由连续足额缴存12个月放宽至6个月。《通知》还提出,放宽商转公申贷条件。商转公贷款取消办理商业住房贷款不超过三年的限制,调整为取得房屋不动产权证后即可申请。(澎湃新闻)

    多地下调首套房贷款利率 各地出台的各项措施,不断降低了购房门槛和成本。今年以来,随着购房者对经济发展和自身收入的预期改善,购房市场热度持续上升。1月5日,央行、银保监会发布首套房贷款利率动态调整机制,房价环比及同比连续3个月下跌的城市可以阶段性取消首套房贷款利率下限,政策发布以来,包括郑州、沈阳、福州、厦门等超过20城市下调了贷款利率,其中,广东珠海的首套房利率最低,可达3.7%。(央视财经)

    基金新闻一览

    2023年首单公募REITs上市 2月8日,2023年首单公募REITs——嘉实京东仓储基础设施REIT上市,至此全市场已上市REITs数量增至25只。作为国内首只民企仓储公募REITs,嘉实京东仓储基础设施REIT计划募集总额17.57亿元,战略投资者、网下投资者和公众投资者总认购金额为718.16亿元,网下投资者认购金额超126倍,公众配售比例为0.46%。(证券日报)

    证监会同意“基金E账户”APP公开试运行 近日,证监会同意中国结算启动公募基金账户份额信息统一查询平台暨“基金E账户”公开试运行。“基金E账户”APP已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上架,试运行期间投资者可通过持有基金的基金管理人获取邀请码进行注册使用。“基金E账户”为个人投资者提供公募基金账户及份额信息的“一站式”查询服务,旨在解决广大中小投资者遗忘账户、查询繁琐等行业服务痛点。后续,证监会将督促中国结算持续做好“基金E账户”的建设运营工作,不断优化与拓展系统功能,适时正式上线,为广大公募基金投资者提供更为便捷优质的服务。(证监会)

    QDII基金规模创新高 近九成年内实现正收益 截至2月7日,今年以来全市场近九成QDII基金实现正收益,其中104只产品净值增长率超10%。投向美股市场的QDII基金表现更为强势,业内人士表示,2023年可能成为美股科技股较好的长期买入时间窗口。同时,QDII基金规模再创新高。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全市场共有222只QDII基金(不同份额合并计算),规模达3267.81亿元,相较2021年末的2384.13亿元,增幅超37%。(中证报)

    逾九成头部私募1月份实现正收益 30家量化私募名列其中 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92家证券类百亿元级私募1月份平均收益率达到4.26%。其中,有89家实现正收益,占比为96.74%。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头部私募业绩压力相对更大,尤其是在春节前后面临赎回高峰期,整体业绩很难有较好表现,但得益于A股市场1月份表现良好,头部私募均有不错收益。(证券日报)

    迷你基金霸屏业绩榜 开年以来,A股市场情绪迅速升温,在ChatGPT等强势概念带动下,计算机、电子等板块表现强势。在结构性行情显著的情况下,踏准行情的基金净值飞涨。从基金今年以来的业绩表现看,半数偏股型基金涨幅超过5%,300多只偏股型基金涨幅超过10%,更有多只偏股型基金涨幅超过20%。不过,领涨基金几乎都是迷你基金,今年以来业绩排名前15的基金规模均不足3亿元,规模最小的基金仅有几百万元。(上证报)

    中基协:2022年私募基金管理人检查、处分数量创新高 2月8日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基协”)发布《2022年度基金业协会自律案件办理情况综述》介绍,2022年,中基协对803家机构启动自律检查,通过异常经营程序对251家私募基金管理人注销登记,对71家私募基金管理人采取自律管理措施,对48家私募基金管理人及78名责任人员采取纪律处分措施,检查、处分数量创新高。(证券日报)

    经济新闻一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质量强国建设纲要》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质量强国建设纲要》。《纲要》指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必须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等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新优势,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坚定不移推进质量强国建设。在推动经济质量效益型发展方面提出:树立质量发展绿色导向。开展重点行业和重点产品资源效率对标提升行动,加快低碳零碳负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高耗能行业低碳转型。全面推行绿色设计、绿色制造、绿色建造,健全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大力发展绿色供应链。建立绿色产品消费促进制度,推广绿色生活方式。强化质量发展利民惠民。开展质量惠民行动,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推动企业加快产品创新、服务升级、质量改进,促进定制、体验、智能、时尚等新型消费提质扩容,满足多样化、多层级消费需求。(新华社)

    国家发改委召开全国价格工作视频会议 部署做好2023年价格工作 据国家发改委网站9日消息,2月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全国价格工作视频会议,总结2022年价格工作,部署2023年任务。会议认为,2022年,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加强重要民生商品和大宗商品保供稳价,深化煤炭、电力价格改革,稳定市场预期,规范市场价格行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实现物价平稳运行作出了重要贡献。会议强调,2023年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以稳物价为重点,强化市场保供稳价、深化重点领域价格改革、规范价格和收费行为,突出问题导向、责任导向、速度导向、超前导向、细节导向、作风导向,推动价格工作迈上新台阶,为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中新财经)

    央行:加强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监管 2月9日,人民银行发布2023年“1号令”,正式发布《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下称《办法》),自2023年3月1日起施行。《办法》明确金融控股公司承担对金融控股集团关联交易管理的主体责任。《办法》共七章四十八条,包括总则、金融控股公司的关联方、金融控股集团的关联交易、内部管理、报告和披露、监督管理和附则。《办法》界定了金融控股公司关联方以及金融控股集团的关联交易类型,明确禁止性行为,要求其设置关联交易限额。《办法》还要求金融控股公司完善关联交易定价机制,建立健全关联交易管理、报告和披露制度,建立专项审计和内部问责机制。《办法》明确提出,金融控股公司承担对金融控股集团关联交易管理的主体责任,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和穿透原则,准确、全面、及时识别关联方和关联交易,推动金融控股集团规范开展关联交易。附属机构积极配合金融控股公司对金融控股集团开展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要求金融控股公司完善关联交易定价机制,建立健全关联交易管理、报告和披露制度,建立专项审计和内部问责机制。(券商中国)

    国资委:今年央企投资要围绕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等重点领域 近日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关于做好2023年中央企业投资管理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要求,2023年中央企业要围绕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聚焦国家重大项目、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强链补链等重点领域,明确扩大有效投资的主攻方向,加大战略类、发展类项目投资布局,加快实施一批补短板、强功能、利长远、惠民生的重大项目,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贝壳财经)

    13部门印发通知进一步降低招投标交易成本 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13部门印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完善招标投标交易担保制度进一步降低招标投标交易成本的通知》(简称《通知》),推出多项举措加快推动招标投标交易担保制度改革,降低招标投标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交易成本,优化招标投标市场营商环境。《通知》给出了“严格规范招标投标交易担保行为”“全面推广保函(保险)”“规范保证金收取和退还”“清理历史沉淀保证金”“鼓励减免政府投资项目投标保证金”“鼓励实行差异化缴纳投标保证金”“加快完善招标投标交易担保服务体系”七大具体政策措施。其中,在企业较为关心的清理历史沉淀保证金问题上,《通知》明确要求2023年3月底前,各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和企业组织开展清理历史沉淀保证金专项行动,按照“谁收取、谁清理、谁退还”的原则,督促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以及其他受委托提供保证金代收代管服务的平台和服务机构全面清理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工程质量保证金等各类历史沉淀保证金,做到应退尽退。(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3年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1% 环比上涨0.8% 2023年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1%。其中,城市上涨2.1%,农村上涨2.1%;食品价格上涨6.2%,非食品价格上涨1.2%;消费品价格上涨2.8%,服务价格上涨1.0%。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0.8%。其中,城市上涨0.8%,农村上涨0.5%;食品价格上涨2.8%,非食品价格上涨0.3%;消费品价格上涨0.7%,服务价格上涨0.8%。(国家统计局)

    央行:将消费金融、理财和金融资产投资三类公司纳入金融统计 央行在《2023年1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中表示,自2023年1月起,人民银行将消费金融公司、理财公司和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三类银行业非存款类金融机构纳入金融统计范围。2023年1月末,三类机构贷款余额8410亿元,当月增加57亿元;存款余额222亿元,当月增加27亿元。(每日经济新闻)

    央行:1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4.9万亿元,同比多增9227亿元 央行数据显示,1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4.9万亿元,同比多增9227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2572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341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231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4.68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51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3.5万亿元,票据融资减少4127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减少585亿元。(央行网站)

    央行:1月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2.6% 央行发布数据,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73.81万亿元,同比增长12.6%,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8个和2.8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65.52万亿元,同比增长6.7%,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3个和8.6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11.46万亿元,同比增长7.9%。当月净投放现金9971亿元。(证券时报)

    2022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同比增长32% 国家外汇管理局2月10日发布2022年四季度及全年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其中,经常账户顺差4175亿美元,仅次于2008年的历史最高值,较2021年增长32%,顺差规模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2.3%,继续处于合理均衡区间。(新华社)

    国内首份《中国知识产权保险发展白皮书(2022)》出炉 2月8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发布国内首份《中国知识产权保险发展白皮书(2022)》。根据白皮书,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累计为超过2.8万家企业的近4.6万余件专利、商标、地理标志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提供逾1100亿元风险保障。下一步,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将继续围绕知识产权保险等知识产权金融服务创新强化跟踪研究和专题研究。(中国经济网)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试点实施往来港澳人才签注政策 2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发布《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试点实施往来港澳人才签注政策的公告》称,为便利粤港澳大湾区人才从事科研学术交流活动,促进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2023年2月20日起,六类人才可申请特别签注,特别签注持有人可以在签注有效期内多次往来港澳地区,每次在港澳停留不超过30天。(新华网)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首部综合性法规出台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2月8日公布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促进条例》提出,支持合作区构建技术创新与转化中心,创建国家级重大科研平台,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支点。这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首部综合性法规,3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八章66条,对合作区治理体制、规划建设与管理、促进产业发展、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推动琴澳一体化发展和法治保障等六个方面作出规定。《条例》提出,支持合作区发展银行、证券、保险、私募股权投资等金融业态,支持在合作区创新发展财富管理、债券市场、融资租赁等现代金融业。鼓励合作区营造与港澳、国际接轨的金融营商环境,探索构建适应合作区高水平开放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中证报)

    2022年保险资管业协会登记产品规模超1万亿元 记者从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获悉,2022年,协会共登记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保险私募基金529只,登记规模10507.21亿元。具体来看,债权投资计划485只,规模8711.78亿元;股权投资计划23只,规模577.15亿元;保险私募基金21只,规模1218.28亿元。截至2022年底,协会共登记(注册)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和保险私募基金2882只,登记(注册)规模6.33万亿元。(新华网)

    我国个体工商户超一亿户 据市场监管总局公众号10日消息,我国市场主体数量从2012年的5500万户增长到2018年的1.1亿户,到2022年底市场主体已快速增长到1.69亿户,其中个体工商户历史性地跃上1亿户的大台阶。个体工商户是我国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的市场主体。上亿的个体工商户占我国市场主体总量的三分之二,带动就业近3亿人。(每日经济新闻)

    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上线,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均1元起购 10日,首批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正式上线。记者在银行网点了解到,虽然产品刚刚上线,但是已经有不少市民来银行咨询、购买。根据中国理财网的公告,首批发售的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包括3家银行理财公司的7款产品,全部为公募类净值型开放式产品,除1款产品为混合类产品外,其余6款产品均为固定收益类产品。产品1元起投,年限从1年期到3年期不等。投资者可以通过银行柜台和手机银行购买。(央视财经)

    142家险企披露2022年四季度偿付能力报告,人身险财产险经营业绩分化 截至2月7日,已有142家保险公司(含59家人身险公司、73家财产险公司、10家再保险公司)披露2022年四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整体来看,保险业偿付能力充足率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人身险公司和财产险公司经营业绩出现分化。在净利润方面,2022年四季度有89家保险公司实现盈利,占比超六成。其中,财产险公司明显优于人身险公司,经营业绩分化明显。盈利的财产险公司达54家,占比73.97%;受疫情和销售队伍调整等因素影响,盈利的人身险公司仅28家,不足一半。在披露数据的142家保险公司中,有7家为AAA类,13家分别为C类或D类。(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全球碳市场总交易额去年超6万亿元 创历史新高 全球碳市场总交易规模去年达到8650亿欧元(约合6.3万亿元人民币),再创历史新高。金融信息公司路孚特(Reinitiv)近日发布的报告披露了上述信息,这是全球碳市场交易额连续第六年增长。2021年,全球碳市场总交易额达7620亿欧元(约合5.5万亿元人民币),是2017年总交易额的五倍以上。去年,总交易额再度增长了13.5%。根据路孚特的统计,2022年,全球碳市场共交易125亿吨碳配额。尽管交易量较2021年减少了21%,但由于碳价持续上涨,全球碳市场交易额仍实现了可观增长。(新浪财经)

    财政部:2022年农业保险提供风险保障逾5万亿元 据全国农业保险数据信息系统统计,2022年,我国农业保险为1.67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5.46万亿元,农业保险支农、惠农、富农、强农作用进一步发挥。全年实现农业保险保费规模1192亿元,同比增长23%,巩固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地位。其中,中央财政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434.53亿元,同比增长30.3%。(财政部官网)

    2022年度个税汇算3月1日开始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6日发布公告,2022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办理时间为2023年3月1日至6月30日。2022年度终了后,居民个人需要汇总202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四项综合所得的收入额,减除费用6万元以及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和符合条件的公益慈善事业捐赠后,适用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并减去速算扣除数,计算最终应纳税额,再减去2022年已预缴税额,得出应退或应补税额,向税务机关申报并办理退税或补税。 (中新网)

    多家银行上调同业存单备案额度 截至目前,已有逾300家商业银行公布2023年同业存单发行计划。其中,多家银行备案额度较上年有所提升,还有部分银行备案额度超万亿元。大型银行中,除邮储银行尚未公布2023年发行计划外,其余五大行计划发行额度均有所提升。其中,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备案额度均比上年上调超过3000亿元。股份行中,浦发银行、光大银行2023年备案额度较上年提升超1000亿元;平安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2023年备案额度与2022年持平。此外,还有多家中小银行上调备案额度,包括江苏银行、宁波银行、北京银行等。(中证报)

    乘联会:1月乘用车市场零售达129.3万辆 同比减少37.9% 乘联会数据显示,2023年1月乘用车市场零售达到129.3万辆,同比下降37.9%,环比下降40.4%。1月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达到38.9万辆,同比下降7.3%,环比下降48.2%。12月出现的新能源销量走缓特征仍在延续。1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销量达到33.2万辆,同比下降6.3%,环比下降48.3%。(金融界)

    国家发改委:将启动中央冻猪肉储备收储工作 据国家发改委官方微信公众号消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监测,1月30日-2月3日当周,全国平均猪粮比价为4.96:1,进入《完善政府猪肉储备调节机制 做好猪肉市场保供稳价工作预案》确定的过度下跌一级预警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启动中央冻猪肉储备收储工作,并指导各地同步收储。(央广网)

    中国人民银行与巴西中央银行签署在巴西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巴西中央银行签署了在巴西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巴西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建立,将有利于中巴两国企业和金融机构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交易,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投资便利化。(中国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与澳门海关签署AEO互认安排 2月7日,海关总署与澳门海关签署《海关总署和澳门海关关于内地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制度与澳门海关认可经济营运商计划互认的安排》。内地海关成为澳门海关首个AEO互认伙伴。内地与澳门贸易持续增长,2022年两地贸易总值为43.6亿美元,同比增长32.9%。内地与澳门海关实施AEO互认安排后,双方AEO企业货物可享受较低查验率、优先查验、指定联络员服务、优先通关4项互认便利措施,帮助AEO企业大大压缩货物通关时间,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港口、保险、物流等贸易成本,进一步促进内地与澳门贸易便利化,为推动两地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环境。(央视新闻客户端)

    沙特证交所与香港交易所签署合作备忘录 香港交易所6日宣布与沙特证交所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探讨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以推动双方金融市场互惠互利。根据合作备忘录,香港交易所与沙特证交所集团将在金融科技、ESG、互挂上市以及双方均感兴趣的其他领域探索合作机遇。(中证网)

    澳洲联储加息25个基点至3.35% 符合预期 北京时间2月7日午间,澳洲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利率上调至3.35%,为2012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符合市场预期。澳洲联储自2022年4月以来已累计加息9次,共加息325个基点。(中证网)

    美国2022年12月贸易逆差达674亿美元 当地时间2月7日,美国人口普查局和美国经济分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经修正后,美国2022年12月份贸易逆差较前一个月增长约10.5%,达到674亿美元。2022年12月出口额为2502亿美元,较11月减少22亿美元。12月进口额为3176亿美元,较11月增加42亿美元。2022年,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较2021年相比增加1030亿美元,增幅达12.2%。(央视新闻)

    高通胀导致德国人2022年实际收入创下历史级跌幅 德国联邦统计局当地时间7日发布的最新统计结果显示,2022年生活成本的大幅上涨给德国民众带来了收入损失。受高通胀影响,人们实际收入下降的幅度创下自2008年开始进行统计以来的最大值。具体来看,2022年德国消费者价格达到了7.9%的破纪录增幅。虽然民众的工资收入同期增长了3.4%,但跟通货膨胀影响抵消后,德国人的收入实际平均下降了4.1%。(央视新闻)

    百度将于3月推出类ChatGPT产品 百度公司7日确认,公司将于3月推出类ChatGPT产品,目前在做上线前的冲刺。百度的类ChatGPT项目名字确定为“文心一言”,英文名ERNIE Bot,三月份完成内测,面向公众开放。目前,全球各大科技公司纷纷竞逐类ChatGPT技术和产品。微软3年前向OpenAI注资10亿美元,最近被曝出将追加上百亿美元投资,同时该公司也正抓紧时间让旗下产品与ChatGPT深度融合。谷歌则宣布将推出聊天机器人Bard,对标ChatGPT。(中新社)

    股债汇新闻一览

    证监会:全面深化债券重点风险防范化解 努力推动债券违约风险进一步收敛 2月10日,中国证监会召开2023年债券监管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全面深化债市功能发挥,突出服务稳增长和实体经济发展,助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全面深化债券重点风险防范化解,努力推动债券违约风险进一步收敛,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全面深化REITs市场建设,坚持发展与规范并重,全力推动REITs市场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债券注册制改革,强化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提升市场韧性和活力;全面深化债券科技监管,完善符合债券特点的监管制度机制;全面深化管党治党责任落实,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扎实推动交易所债券市场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更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积极贡献力量。(证券时报)

    中国1月外汇储备为31844.6亿美元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845亿美元,较2022年末上升568亿美元,升幅为1.82%。中国1月末黄金储备报6512万盎司(约2025.46吨),环比增加48万盎司(约14.93吨),为连续第三个月增持黄金。(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2022年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股票近3.2万亿元 据中国人民银行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股票市值31959.90亿元,较2022年10月末的27679.72亿元增加4280.18亿元,增幅15.46%。与2021年末的39419.90亿元数据相比,虽然有所收缩,但从2022年12月份单月数据看,境外投资者已恢复对境内股票的净增持。(证券日报)

    证监会发布《证券公司场外业务资金服务接口》等4项金融行业标准 中国证监会10日发布消息称,近日,证监会发布《证券公司场外业务资金服务接口》《证券期货业机构内部接口 账户管理》《证券期货业机构内部接口 资讯数据》《证券期货业信息系统渗透测试指南》4项金融行业标准,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中新网)

    31省份2023年提前批专项债额度合计2.19万亿 相比上年增长50% 截至目前,31个省份都披露了预算报告,其中都公布了提前批地方债额度的情况。据记者梳理,31省份获得的提前批专项债、一般债额度合计分别为21900亿、4320亿,相比去年分别增长50%、32%。二者均为2022年新增专项债、新增一般债额度的60%,意味着监管部门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上限下达了提前批额度。(21世纪经济报道)

    新能源企业发行GDR升温 15家公司正在筹备中 新能源上市公司赴欧洲发行GDR(全球存托凭证)热情高涨。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8日,累计有14家A股上市公司成功发行GDR,另有41家公司正筹划发行GDR。其中,新能源板块成功发行GDR的公司有6家,仍处于筹备的有15家,业务覆盖动力电池、锂盐、正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等产业链细分领域。(证券日报)

    科创板IPO去年终止40家 2022年全年上交所科创板终止项目共计40家。从终止阶段来看,有33家在上交所审核问询阶段撤回,有7家在证监会注册环节终止。从终止原因来看,财务核查相关问题占比约53%,科创属性相关占比约28%,合规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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