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给中国经济把脉的人，去世了

作者：新民周刊

发布时间：2023-02-27 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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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共产党党员、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以下旧文一篇，以作纪念。厉以宁：“经世致用”（原文刊载于2018年第49期《新民周刊》）记者 | 金　姬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这场影响世界的中国改革进程中，一大批经济学家为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央表彰100名为改革开放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名单中，经济学家的人数并不多，如已经过世的“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北大教授厉以宁和表彰名单中唯一的台湾人林毅夫等。在这其中，1930年出生的厉以宁是中国最能影响决策的经济学家之一。众所周知，过去四十年里，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始终是争论的焦点。体制的力量也无法准确把握住这里的边界和尺度。于是，就有了经济学家在一旁把脉，帮助中国“摸着石头过河”。而厉以宁是把脉准确的那一位——主张常被高层采用，从而改变历史轨迹。他曾表示：“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人民生活改善的想法，这一直都是我的想法，也是我坚持至今的原动力。”从“厉股份”到“厉民营”从“反右”到“文革”，厉以宁在北大经济系资料室坐了20年的冷板凳，其间多次被下放。这段经历却让他受益匪浅——他加入了民盟，记了大量读书笔记，写了许多无法发表的文章。改革开放后，正是凭借“文革”期间积蓄的这些“家底”，使之担起中国经济学界领路人的重任。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走出“文革”的中国百废待兴，最大的问题是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大量在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回城的知识青年，急需寻找到工作岗位，就业成了一个影响社会安定的突出问题。1980年夏，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主持召开了全国劳动就业会议。参加会议的各路人士纷纷提出，为了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政府应当大力兴办企业。但是，国家拿不出那么多资金来兴办企业。此时，厉以宁提出，可以组建股份制形式的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他说，股份制企业就是民间集资，不用国家投入一分钱，就可吸收更多的劳动者就业。厉以宁的这次发言，是在高层会议上第一次发出的关于股份制的声音，受到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但是，股份制这种脱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组织形式，在一些人看来，无异于是颠覆社会主义的“洪水猛兽”。围绕着股份制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学术界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厉以宁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从1984年到1986年，年过半百的厉以宁奔走于全国各地，作了很多演讲，写了很多文章，宣传股份制。1986年9月，已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系主任的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此后又多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呼，从此得了个“厉股份”的称号。从1988年到2003年，厉以宁当了15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当时最关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包括股份制的推进和《证券法》的制定。从2003年开始，厉以宁又当了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工作重点转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农村土地的确权和扶贫。由于在此期间，他首倡“非公经济36条”，笑称自己为“厉民营”。北京大学2005年成立民营经济研究院，75岁的厉以宁出任院长。他对中国发展民营经济的观点，在今天仍然适用。2018年5月，厉以宁出版了新书《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2018》——内容主要涉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探索与创新，中国经济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的农业、工业改革，以及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教育、管理等方面的见解——这是他对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的不间断思考与研究。名师出高徒除了著书立说、学以致用，厉以宁也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虽然学生中有李克强、李源潮、张茅、陆昊、孟晓苏、龚方雄等政界要人和商界精英，但学术严谨的厉以宁对学生一视同仁。李克强跟着厉以宁读博时，正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按照规定，博士论文答辩只要有十几位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参加评审即可。但厉以宁开出的评审名单，都是国内经济学界大家。他告诉李克强：“这些人所看重的只是论文本身的分量，而不会在意论文的表面或其他与学术无关的东西。这样做对你有益，可使你的论文得到真实的评价，经得起各种检验。”因为这张名单，李克强把论文又修改了一次，将答辩日期推迟了半年。最终，他的博士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耄耋之年的厉以宁，也未曾离开北大讲台，他还带博士生、著书、演讲、主持相关法律起草。2018年北大120岁生日之际，厉以宁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的身份在77级、78级北大校友返校的时候再次给同学“上课”。他指出，现在的经济学正在变化，可能在今后的几十年内，整个经济学会改写。“从亚当·斯密开始，就主张人是经济人、人是理性人。因为人是经济人，所以总是考虑最大收益；人是理性人，所以总是考察怎么样占便宜。现在经济发生变化，人不仅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社会人要求更多的是协作、双赢；人也不一定是理性人，可能是现实人，所以会做出意想不到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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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厉以宁生平：贡献杰出多次获奖 曾提出股份制改革

作者：新京报

发布时间：2023-02-27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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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大学新闻网消息，中国共产党党员、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全校师生沉痛悼念厉以宁先生。

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官网介绍，厉以宁教授，祖籍江苏仪征，1930年11月出生于南京。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资料员、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厉以宁教授于1988年至2002年任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至2007年任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08年-2012年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13年起任全国政协常委。

厉以宁教授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著书多部，并发表了大量文章，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厉以宁教授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厉以宁教授因为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其中包括 “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家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证书”、“金三角”奖，国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个人最高奖）、第十五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学术研究奖（日本）等。1998年荣获香港理工大学授予的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他曾多次被邀请到国内外多所大学与科研机构演讲。

厉以宁教授的主要著作包括：《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转型发展理论》，《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论民营经济》、《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等。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官网 图片来源：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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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逝世，享年92岁，中国股份制开创者！

作者：中国基金报

发布时间：2023-02-27 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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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金报 泰勒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逝世

据北京大学官微，中国共产党党员、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全校师生沉痛悼念厉以宁先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这场影响世界的中国改革进程中，一大批经济学家为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这其中，厉以宁是中国最能影响决策的经济学家之一。过去几十年里，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始终是争论的焦点。体制的力量也无法准确把握住这里的边界和尺度。于是，就有了经济学家在一旁把脉，帮助中国“摸着石头过河”。而厉以宁是把脉准确的那一位——主张常被高层采用，从而改变历史轨迹。他曾表示：“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人民生活改善的想法，这一直都是我的想法，也是我坚持至今的原动力。”

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走出“文革”的中国百废待兴，最大的问题是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大量在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回城的知识青年，急需寻找到工作岗位，就业成了一个影响社会安定的突出问题。1980年夏，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主持召开了全国劳动就业会议。参加会议的各路人士纷纷提出，为了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政府应当大力兴办企业。但是，国家拿不出那么多资金来兴办企业。

此时，厉以宁提出，可以组建股份制形式的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他说，股份制企业就是民间集资，不用国家投入一分钱，就可吸收更多的劳动者就业。厉以宁的这次发言，是在高层会议上第一次发出的关于股份制的声音，受到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但是，股份制这种脱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组织形式，在一些人看来，无异于是颠覆社会主义的“洪水猛兽”。围绕着股份制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学术界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厉以宁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从1984年到1986年，年过半百的厉以宁奔走于全国各地，作了很多演讲，写了很多文章，宣传股份制。

1986年9月，已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系主任的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此后又多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呼，从此得了个“厉股份”的称号。

此外，他还主持起草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参与推动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以及“非公经济新36条”，在国有林权制度改革、国有农垦经济体制改革、低碳经济发展、扶贫、教育投资与人力资源开发等很多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厉先生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亲历者、参与者和“积极倡导者”，是从思想上、理论上推动和引领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人物。

2018年，厉以宁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中国股份制改革的历史逻辑（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以下是全文。

我国改革开放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已经走过40年光阴。40年的成就有目共睹，40年的经验弥足珍贵。在一系列成就和经验当中，股份制改革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项。股份制改革不仅巩固了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搞活了国有企业，而且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了市场活力。回顾这一改革历程，把握它的历史逻辑，有助于深化对股份制改革的理解，在新时代继续将改革进行到底。

经济改革在农村率先破题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以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这段时间里，虽然我国经济也在发展，但同一时期，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变化更加明显，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利用了市场经济的力量，走上了开放道路。于是人们开始认识到，只有转向改革开放，才能实现经济加速发展。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此为起点，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进行了三项具有重要影响的改革：

一是实行农村家庭承包制。尽管20世纪60年代初，在某些地方农民尝试实行家庭承包制，但不久就被取消了，因为这与人民公社制度不能并存。20世纪70年代末，在改革的旗帜下，在安徽、四川等省份，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实行“大包干”，也就是家庭承包制。家庭承包制得到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支持，快速推广开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村出现了新的气象。

二是兴办乡镇企业。农村家庭承包制推广后，一部分农民考虑到农村有富余劳动力，便产生了兴办乡镇企业的想法。市场缺少什么，他们就生产什么、销售什么。技术工人不足，他们便到城市中去寻找退休工人，聘他们来乡镇企业传授技术和指导生产。很快，在交通比较方便的农村，乡镇企业不仅得到较快发展，而且兴起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工厂。更意想不到的是，在乡镇企业成长的同时，有些地方还涌现出一批乡镇企业家。

三是建立经济特区。为了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80年，党中央决定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发挥对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窗口和示范作用。经济特区的建立，使改革和开放的速度大大加快了。

这三项改革好像给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三块大石头，激起阵阵波浪。从1979年到1984年短短5年间，我国经济开始出现一些重大变化。比如，凭票供应的时代结束了，农贸市场中的商品日益丰富，鸡鸭鱼肉、粮食蔬菜水果应有尽有。又如，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以后，建筑材料、纺织品、食品等许多商品被生产出来。在火车上、轮船上、长途汽车上挤满了手拎着大包小包的农民模样的人，他们是乡镇企业派出的推销员，大包小包里装的是商品样本。于是，在大一统的计划市场以外，出现了乡镇企业商品市场，大一统的计划市场被打破了。甚至像钢材、煤炭、五金制品，在农贸市场上也能买到。再如，经济特区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香港。尤其是在深圳，一栋栋高楼、一座座工厂、一条条马路、一片片商业区和住宅的建成，都体现出特区速度，这使得经济特区的劳动者、经营者、投资者感到无比骄傲。

改革重心向城市转移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利于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这宣告改革的重心向城市转移。

这时提出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步伐，是不是农村会被忽视呢？并非如此。农村家庭承包制这时已经在全国范围推广，农民生活已初步改善，多种经营也逐渐被一些条件较好的县、乡、村所关注。此外，乡镇企业这时也开始重新组合，成为农民提高收入的重要生产方式。可以说，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改革已经步入正轨，城市改革自然而然地成为改革的重心。这是形势使然。把改革重心转向城市，当时至少有三个考虑。

第一，城市是我国经济的重点。因为国有大型企业都设在城市，如果不从体制方面着手改革，很难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我国不仅应当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应当提高经济的开放度。提高经济开放度应当从一些条件较好的沿海城市或内地交通要道边上的大中型城市着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文化因素决定的。

第三，从我国国情出发，就业问题在长时期内将一直是我国最大的民生问题。不深化城市改革，不仅城市发展不起来，而且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也找不到就业出路。只要城市繁荣了，日积月累，就业人数就会越来越多，社会就会更加稳定。

因此，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把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是符合实际的。

股份制改革思路逐渐清晰

怎样对城市和工业、商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进行重大改革呢？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热门话题。在改革主线或者说优先次序问题上，经济学界主要有两种主张。

一种是把价格改革放在首位。持这一观点的经济学家主张仿照1949年西德的改革，全面放开价格，接受市场的价格波动。他们认为，西德的价格放开已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范例。价格放开以后，经济可能会乱一阵，但过一段时间就会转入复苏，再转入繁荣。这种改革思路又被称作“休克疗法”。

另一种是把产权改革放在首位。持这一观点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能照搬西德经验，因为西德以私营企业为主，在市场经济中能够适应价格改革的私营企业会继续存在并发展壮大，不能适应价格改革的企业会被淘汰或者被改组、兼并。中国的情况与西德完全不同。西德的企业是私营企业，而中国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国有企业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不可能因价格放开而变得灵活。放开价格后，西德企业通过重组、兼并再次获得新生的经验，也不适用于当时的中国国有企业。如果价格一下子放开，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国民经济很可能会遭受到难以挽回的重大损失。1986年4月，我提出了所有制改革是改革的关键的主张：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是因为，价格改革主要是创造一个适宜于竞争发展的环境，而所有制改革或企业体制改革才真正涉及利益、责任、刺激、动力等问题。

实际上，仅仅是关于全面放开价格的传言就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很大冲击。在1988年夏季，出现了挤兑和抢购风潮，引起经济较大波动。因此，适用于我国工业和企业的改革思路不是首先推动价格改革，而只能是首先推动产权改革。产权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产权界定、产权清晰和股份制改造。这说起来容易，实际上每一个环节都包含了大量工作。

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做法：存量不动、增量先行

把股份制改革的思路付诸实施远不是那么简单的。经济学界有人认为，股份制改革就是私有化，就是把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变为私有企业。他们认为，小企业特别是一般轻工业企业可以走股份制的道路，因为它们是小企业，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则不能改制为股份制企业。

这种情况直到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以后才发生变化。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股份制开始积极试点。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这无疑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它明确了通过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通过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企业中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股份制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形式能够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统一。于是，理论界一部分人对股份制性质的质疑就逐渐消失了。

但国有大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仍面临难题。例如，国有大企业的资产在改制过程中会不会被知情者个人或相关知情人以不同方式私吞呢？这种情形不是没有可能发生。于是，在股份制改革实践中，我国创造性地采取了“存量不动、增量先行”的做法。这就是说，国有大企业的股份分为两类，一类是非流通股，即“存量不动”；另一类是流通股，即“增量先行”。这样，国有大企业终于走上了股份制改革道路。

为了便于更多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和纯粹的民营企业能够上市，有必要及时制定证券法。1998年12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以高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我国的股份制改革和企业上市从此有法可依了。

一个根本性举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存量不动、增量先行”的做法虽然为股份制改革开辟了通道，但也带来新的问题，这就是：在国有大企业的股份构成中，非流通股所占比重过大，即人们所说的存量过大。这样一来，即使国有大企业成为上市公司，股东会也开不起来，董事会上只有一种声音，即绝对控股的国有大企业的声音。在证券市场上，有些散户买了上市国有大企业发行的股票，但散户的股票起不了任何作用。换句话说，上市的国有大企业只取得了融资，但由于非流通股数额巨大，企业的运行机制没有改变，依然活力不足。

1998年证券法通过后，中国股份制的第二次改革就接着展开了。这次改革的目的是把数额巨大的非流通股变为流通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具体做法是：非流通股持有者给流通股持有者一定补偿；国家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权益，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企业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为什么在非流通股上市前要给流通股持有者一定补偿？这是因为，当初国有大企业上市时，在招股说明书上曾作过非流通股暂不上市的承诺。这等于是一种“要约”，必须遵守。现在非流通股要上市了，违背了当初的承诺，所以要取得流通股持有者的谅解，给予补偿是合情合理的。至于给每个流通股持有人多少补偿，则由市场根据上市企业的效益好坏来决定。中国股份制的第二次改革终于成功，这是政府和企业界、证券界、经济学界共同努力的结果。

面向新时代继续深化股份制改革

股份制改革的成功，展现了从实践突破到认识突破、再到新的实践突破和新的认识突破，并不断循环往复、达到新的实践和认识高度的历史逻辑。它说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能找到改革的正确方向，就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股份制改革的成功，用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能够成功结合，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能够很好地适应市场竞争环境，在同其他市场主体竞争与合作中焕发活力、做大做强，成为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我国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功勋卓着，功不可没。”股份制改革的成功，还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就能激发社会活力、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推动改革的巨大合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国有企业在股份制改革方面取得了新的重大突破：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实行分类改革；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依法依规建立和完善出资人监管权力和责任清单，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明确提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从而明显加快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已经实现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七大重要领域全覆盖；明确提出坚持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改革方向，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个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等等。这些改革突破，使国有企业形成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使国有企业的主业核心竞争力得到快速提升，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中的佼佼者，正在加速向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迈进。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由大到强的转变，仍然需要继续深化股份制改革。要看到，我们在产权改革和产权保护等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勇做新时代改革的推进者。

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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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逝世：回顾他的一生，回顾一个时代

作者：新经济学家

发布时间：2023-02-28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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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综合自网络

中国共产党党员、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全校师生沉痛悼念厉以宁先生。

厉以宁是江苏仪征人，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北京大学原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名誉院长。他代表了中国经济的一个时代，他走了也带走了一个时代。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

厉以宁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是「孙冶方经济学奖」等多个重要学术奖项获得者。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他「改革先锋」称号。

1951年，厉以宁计划参加当年的高考，并托已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念书的好友代他报名。好友认为，厉以宁虽然想学化工，但他更有文学功底，知识面广，又当过会计，学经济学更合适，便作主将北京大学经济系填报为第一志愿，厉以宁从此便与北大、与经济结缘。

20世纪80年代初，大批上山下乡的知青返城，急需寻找到工作岗位，就业成为经济、社会的突出问题。1980年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主持召开全国劳动就业会议。厉以宁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可以用民间集资的方法，组建股份制企业，不用国家投入一分钱，就能为解决就业问题开辟新路。这是厉以宁第一次正式提出的关于股份制的建议，引发了理论界、学术界的激烈讨论。

1986年，中国的改革由农村向城市延伸，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价格“双轨制”的负面影响日趋显现。中央有关部门委托9家单位对改革方案进行专项研究。当时，世界银行向中国提出的建议是仿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的做法，全面放开价格，也就是采用「休克疗法」。北京大学却提出另一种构想：走产权改革的道路。当年4月26日，厉以宁在北京大学纪念「五四」学术讨论会上，面对上千名听众，首次提出了所有制改革。他登上讲台直击主题：「我今天准备讲19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改革的失败，有可能是价格改革的失败，但中国改革的成功，必须是所有制改革的成功。」一句话就吸引住了在场的听众。当年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再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大声疾呼。此后，厉以宁又在各种场合多次宣讲这一主张，有报纸给他起了“厉股份”的外号。

厉以宁认为他的理论是一种经济学理论「非均衡」。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里昂·瓦尔拉斯提出在完善的市场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下，市场上过度需求和过剩供给的总额必定相等的假设，被称为「瓦尔拉斯均衡」。「非均衡」是指在市场不完善、价格体系不灵敏条件下达到的均衡。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等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非均衡进行了广泛研究。20世纪60年代，厉以宁即注意到了非均衡理论。20世纪80年代末，厉以宁根据中国经济现状，提出了“两类不均衡”的观点。他认为，按照市场主体是否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均衡」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企业能够自主经营、不受干预情况下的「非均衡」。在传统和双轨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里，企业难以摆脱行政的干预，是第二类「不均衡」。唯有培育出充分自主、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才能转化第一类「非均衡」。这是厉以宁坚持经济改革必须从产权改革入手的学理依据。1990年，厉以宁的专著《非均衡的中国经济》问世，此后几十年多次再版，被称为“影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十本书之一”。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1998年12月，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由厉以宁担任起草组组长、历经6年酝酿的《证券法》以135票赞成高票通过。1999年，《证券投资基金法》起草小组成立，厉以宁任组长。2003年10月，该法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高票通过。2003年10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以促进非公经济发展为主题组织调研组，由厉以宁任组长，赴广东、辽宁等地调研。2004年，17页的《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连同厉以宁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一同被送到国务院。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问世，即著名的「非公经济36条」，厉以宁又成了「厉民营」。

厉以宁著述丰富且涉及领域广，出版的独著、合著、主编、合编、译著，已近200部，覆盖西方经济史、经济学史、宏观经济、转型发展理论、经济伦理、社会信用体系等诸多领域。

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学者，他们不但以严谨的学术著作、深刻的学术思想，成为自己学术领域的翘楚，他们还以自己的精辟见解，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和民间思潮的走向，因此民族历史的变迁中便深深打上他们的烙印。经济学家厉以宁正是这样一位学者。面对这样的学者，我们除了崇敬，还会自然产生疑问：他如何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他如何成就了自己的非凡人生？

1930年11月22日深夜，厉以宁诞生在南京，家人给他起名以宁，「以」是排行，「宁」指出生于南京。四岁时他随家庭迁居上海，先后在上海两所著名的小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41年，厉以宁考上著名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1943年又随家迁居到湖南沅陵，以优异成绩考上湖南名校雅礼中学。1947年转入南京金陵大学附中就读，直到高中毕业。这些名牌小学中学为厉以宁奠定了良好的文化素质基础。

小学时期与高中时期的厉以宁

北大燕园，有这样一位先生。他在经济学领域著述等身，思想与时俱进；他是学界泰斗，亦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锋。

“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是他坚守的治学精神与态度；“化身红烛守书斋，照见窗前桃李已成材”，是他作为师者的情怀与写照，他就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厉以宁。

纵览厉以宁先生的学术生涯，他关于股份制改革、非均衡理论、民营经济发展的理论创见始终如熠熠明灯，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指引前路。

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他把自己一生的时光和智慧都奉献给了中国经济社会改革与教育发展的事业，以其学识、见识、德行和修养照亮后来者前行的方向。值此厉以宁先生九十二岁寿辰，让我们重温厉老的光辉岁月与诗化人生，共勉向前。

厉以宁成功接住了老一代的大旗，他1955年在经济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到1992年。厉以宁在此期间，不断发声，外号“厉股份”在此期间获得，知名度与日俱增，同时期间教了两个学生现任总理李克强、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国师身份一时无两。

厉以宁1993年离开经济学院就任新成立的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1994年该学院更名为光华管理学院，自此又再创一派，经济学院则在伺候示微，虽然后来有如刘伟等，但是同早期和同期其他院系比则暗淡不少。

厉以宁就任光华管理学院后，光华一跃成为商学院第一梯队，经济学领域内也是影响颇大。光华学院注重研究和学术，并一直看齐国际。

继任院长是张维迎，张维迎在莫干山出名，随后就职体改委，后来在牛津深造，回国后在北大任教。其不断倡导市场改革，针对国企改革发声，引发全国的讨论。张维迎就任院长后也是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不过由于个人原因，最后暗淡离任，导致光华现在都在避免谈起张维迎，令人唏嘘。现任院长蔡洪斌，属于后起之秀。

厉以宁从经济学院出来重新树立了光华的大旗，实属不易，比有朱镕基担任院长的清华经管某些方面更有优势，究其原因还是厉以宁本身有鲜明的思想，并推动了当时的社会改革和进步，反观清华此点则没那么明显。

像很多人一样，他曾经有过一段缱绻的文学梦想。厉以宁一直偏爱文学，曾熟读中国古典文学《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和诗词；喜爱阅读外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莫泊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以及中国现代文人鲁迅、巴金、茅盾、沈从文等人的作品。

在湖南省沅陵县雅礼中学(当时雅礼中学迁移到沅陵)读书的这段日子，他源源不断地将自己对生活和世界的感受用诗歌、散文、杂感和短篇小说等表现出来。他的每一个作品，都成为同学们争相传阅，反复议论的焦点。这进一步鼓舞了他的作家梦。

1946年，厉以宁重返南京，转到南京金陵大学附中读高二。在一流的数理化老师们的熏陶下，厉以宁的兴趣又逐渐从文学转向自然科学。他还担任了班里的学习委员兼化学科代表。高中毕业前夕，学校组织厉以宁所在班全体同学去一家大型化工厂参观。机器轰鸣，烟囱林立，严肃的化学工程师，深深刻进厉以宁的脑海。他说：“这次参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了解到化肥生产对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于是我决心走‘工业救国’的道路。”

差点，中国就多了一位化学家，少了一位经济学家。

同学代填的人生最重要的志愿

1949年4月，文化名城、长期充当国民党大本营和政治堡垒的南京市得以解放。这一个历史事件改变了所有南京市民的命运，包括金陵中学的才子厉以宁。

本来在金陵大学附中，厉以宁以出色的数理化天赋，勤奋刻苦的努力，名列前茅的成绩被保送到金陵大学深造。他当时选择了化学工程系。因为他立志做一个化学家，实现工业救国抱负。但是南京解放后，金陵大学停止了运转。厉以宁就到湖南沅陵一家消费合作社担任了会计。

两年后他再次参加高考，将目光投向了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他委托在北京的同学赵辉杰代为报名。赵辉杰认为厉以宁选学经济系最为适合，优势较大，就替老同学做主，第一志愿填报的是北京大学经济系。同年7月，厉以宁在长沙应试，8月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多少学子梦寐以求的北大，拉开了他终生致力的经济理论学术生涯的序幕。“至今我愈来愈觉得赵辉杰代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最佳选择。” 厉以宁回忆道。

厉以宁的这种选择在他早年是料想不到的。

经济学具有这种性质：它既是一门需要以严谨科学精神进行数学计量和推理的学问，又是“致用”之学，需要对人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进行深刻理解和探讨的学问。既然如此，厉以宁在早年走过的思想和情感历程就恰好是一个未来经济学家的最好储备。

从仰望群星到北大之星

从五四运动以来，北大在国人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大师云集，人文荟萃，思想活跃，在厉以宁看来这是最理想的求学之地了。一旦进入这所学术殿堂，就像高尔基说的那样是“饥饿的人扑在了面包上”。做学生的4年中，他从宿舍到图书馆，从图书馆到老师的办公室或宿舍，埋头苦读，孜孜探索，学问和思想都迅速成长起来。他说：那时候的寒暑假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刚上大学不久，厉以宁就在1952年7月的《经济导报》上公开发表了平生第一篇经济研究的文章《波兰经济新面貌》。平心而论，这篇文章具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但显示了一位好学深思的青年在学问上的抱负和独立探索的精神。

50年代初的北大经济系（现在是北大经济学院）和众多系一样群星荟萃，每一个学子都幸福地接受着灿烂星光的照耀。厉以宁的回忆中较多提及的是陈岱孙、陈振汉等先生。

陈岱孙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1926年他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他为中国经济界培养了六代学子，被尊为中国西方经济学的泰斗。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高尚的品格，为人称道，他深刻的学术见解思想影响着经济理论界动态和国家政令的制定。

陈岱孙先生有着不寻常的家学渊源，其叔祖是末代皇帝的师傅陈宝琛，因此他本人的国文功底深厚，这种辞采文情，悄悄地濡染着厉以宁年轻敏感的内心。

陈振汉先生是哈佛大学的文学硕士、哲学博士。他是较早在北京大学讲授“比较经济制度”课程，介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学者。解放后，先生出任北大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以非凡的毅力和深厚的功力开始选编《清实录》 《东华录》经济史资料。1952年到1953年，先生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代理主任。

陈振汉教授非常喜欢厉以宁这个刻苦用功的弟子。他给厉以宁的评语是：“成绩优异，名列前茅。”他认为厉以宁是一个大有前途的学术接班人。厉以宁则从陈振汉那里学来了进行经济史比较研究的方法，更从这位学者身上获得了“闹中取静”的读书习惯。

陈振汉先生

大学生活期间，在老师们的影响下，厉以宁的研究目标和领域就明确了下来：探索现代经济的规律，服务祖国和人民。

“如果说我今天多多少少在经济学方面有所收获的话，那么这一切都离不开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老师们的教诲，他们是我在经济学领域内从事探索的最初引路人。”厉以宁说。

1955年厉以宁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被经济系选留。然而随着国内政治空气越来越“左”，厉以宁也觉得很难施展抱负，他在系里的资料室从事编译工作，一干就是20年。

这期间，厉以宁参加过开山修渠和深翻土地的劳动，忍受过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饥饿和浮肿，参加过农村社教，作为被“专政”的对象，先后在京郊海淀公社草场大队、昌平县太平庄农场及北大校园内的“劳改大院”进行过三年“劳动改造”。他的家被抄过三次，许多资料，包括妻子、家人的照片都被损坏了。在被迫接受“劳动改造”时，连人身自由都失去了，更别说进行更多的知识积累了。1968年，厉以宁和许多教职工一道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先住仓库，后住茅草棚，仅参加劳动的时间加起来就有近十年。“但是，我经历的这一切，它磨炼了我的意志。”

厉以宁和老师赵迺抟教授（1961年 北京大学）

资料室的20年工作，尽管是冷清寂寞的，但他却得以在人们头脑发热的年代，镇静自如地吸收中外经济学的知识，了解西方经济学的进展，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它是我大学毕业后的又一个知识积累阶段，它使我在大学所学的东西得到了进一步充实，视野进一步拓宽。”

厉以宁认为这20年是人生经历的重要积累。“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特殊的中国经济环境使我对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有了亲身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任何一个不曾亲自经历这段时期的经济工作者所不可能具有的。在大学阶段，我曾对波兰经济学家兰格提出的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第三条道路的观点产生了兴趣，但‘文革’中的经历使我看到了苏联模式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种种弊端，也发现了兰格理论的局限性。这些感受可以说是在经历了那一系列磨难后的最大收获。多次下放，使我看到农村的贫困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于是，对建国以来，尤其是‘大跃进’以来的经济政策、方针、路线感到怀疑，发现自己在大学阶段所学的那套东西同现实的距离是那么的大。中国要富强，人民要过上好日子，看来不能再依靠计划经济的模式了（这些思考在当时是不能公开的）。”

70年代末，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厉以宁这个曾被斗争、抄家、剃阴阳头、监督劳动、隔离审查的人的经济学观点得以重见天日，他多年的积累有了用武之地。从这以后，他开始了新的教学生涯。1979年，厉以宁被提升为副教授；1983年，提升为教授。

1988年6月，厉以宁在阅读学生的论文

在未名湖畔，厉以宁的名字日益成为学生们头脑中的“关键字”。厉以宁的经济学讲座成为学生们心中北大风度的代表。他讲课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不拘一格，大多数时间他不用讲稿，只是在一张卡片上列出一系列的提纲，讲课时他或站，或坐，或走动，脸上溢出轻松的笑容，眼睛闪闪发光。70年代末以来，几乎没有学生没听过厉以宁讲经济学的。

但是，奠定厉以宁在中国经济学界地位的关键还是他在学术上的富有勇气和智慧的创造。

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代表人物

在中国自70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协调改革派”、“所有制改革派”、“宏观改革优先派”、“宽松学派”、“经营权主导改革派”、“产权改革派”、“制度学派”等不一而足。这些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也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教授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要理解他的思想体系，首先要理解他设定的两个认识中国经济状况的理论前提。

认识非均衡的中国经济

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

厉以宁教授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解析，他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教授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教授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更为重要的是，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理论，奠定了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西方的非均衡理论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教授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厉以宁教授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主权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

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

厉以宁教授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

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教授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

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教授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教授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教授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教授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这就是厉以宁教授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教授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厉以宁教授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厉以宁教授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教授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

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教授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主权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定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

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教授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

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教授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禁区”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教授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具有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

在厉以宁教授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厉以宁教授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厉以宁教授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厉以宁教授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教授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教授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其中以对道德问题的探讨最为系统和深入。

厉以宁教授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

在厉以宁教授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教授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地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代理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教授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教授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厉以宁教授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

诗词世界的真情人生

在公众的印象中，厉以宁是一位严谨、睿智且有独到见地的经济学家，其实伴随他人生历程的不仅仅有经济思想，更有着充满激情与哲理的诗意，两者相互交融，构成他独具魅力的人生。在北大，厉以宁诗词讲座的吸引力丝毫不逊色于他的经济学讲座。

1974年在北京大学

北大校园的女教师提及厉教授的夫人何玉春时，每每钦羡不已，都说她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这倒不尽在于她丈夫有名气，而在于大经济学家厉以宁对她、对家一往情深；给她写诗，从青春年少写到满头白发；给家写诗，从终身伴侣写到儿女孙辈。在厉以宁70岁生日这一天，与他相濡以沫42年的妻子何玉春，始终陪伴在夫君身边，她也是厉以宁多首诗词的主人。一首《浣溪沙•除夕》，为我们再现了这对恩爱夫妻的新婚：“静院庭深小雪霏，炉边相聚说春归，窗灯掩映辫儿垂。笑忆初逢询玉镜，含羞不语指红梅，劝尝甜酒换银杯。”然而，当一位学生朗诵厉以宁写于1971年的《鹧鸪天》时，何玉春不禁抹起了眼泪，这首词让她想起了他们携手走过的艰难岁月。那是她和厉以宁长达13年的夫妻分居之后，是在她放弃了一切能放弃的之后的一次真正不再分开的相逢。厉以宁在诗中写道：“往事难留一笑中，离愁十载去无踪。银锄共筑田边路，茅屋同遮雨后风。朝露冷，晚霞红，门前夜夜稻香浓。纵然汗渍斑斑在，胜似关山隔万重。”

“一纸家书两地思，忍看明月照秋池，邻家夫妇团圆夜，正是门前盼信时……情脉脉，意丝丝，试将心事付新词，几回搁笔难成曲，纵使曲成只自知。”诗词，于他既是历史烟云，又是他生活的浪花。无论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在厉以宁的笔下都是含蓄蕴藉，不失骚人之旨。诗的语言清新、典雅，传统笔墨与时代气息结合得那么自然和谐，新而不俗，陈而不迂。这是他诗词的独特风格，其实这也是他为人、治学的风格。眼下名人诗词可谓多矣，但是像厉以宁这样的功底、意蕴，即使在职业诗人中也不多见，何况对厉以宁来说，诗词只是他业余的一大“爱好”。他的词多于诗，这也许是词的长长短短的形式便于表达无穷变幻的思绪和事物，既遵照格律，又大有选择变换的余地。

作诗不是诗人的专利；读过厉以宁的诗词，甚至觉得非专业诗人往往能生产出好诗，因为“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我对诗词的兴趣，是在中学时代培养起来的。20世纪四十年代，我先后就读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扬州震旦中学，都是国内著名的学校，不但重理，而且重文，造就许多优秀人才。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擅长诗词，在他们的诱导和影响下，很早就开始学写诗词，后来成为终身爱好。”厉以宁17岁时填的第一首词《相见欢•仪征新城途中》，当时在南京读高中的他春假期间回家乡仪征途中作的其诗句美妙委婉，读来使人如临其境：“桨声篙影波纹，石桥墩，蚕豆花开一路水乡春……”这第一首词严格按照上阕平、下阕二仄二平的要求，意境清逸淡雅鲜动，用词浅易平实而又十分讲究。

厉以宁的诗词功底得益于他的中小学的国文老师，诗词格律是老师教的，而诗韵词韵是他自己下功夫熟记的，他能默写出几十种词牌的正谱。厉以宁认为诗词对一个人的人生修养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一首好诗，往往可以影响人的一生。作诗填词，可以修身养性，抒怀遣兴，培养人的高尚情操和广阔胸怀。”自己经历过坎坷，但是意志从未消沉，他说这应该归功于诗词的涵养。由此他认为，现在中学生的“营养”过于单一，文学知识太差，这对于一个人的全面成长是很不利的。

如果不是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北京大学经济系，也许今天的厉以宁会是一位职业诗人。他后来开始了毕生从事的经济学研究，但吟诗赋词的兴趣却始终未减，这种爱好也的确给他多年沉闷而又艰辛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慰藉。厉以宁性格开朗、思维敏捷，他以睿智乐观的博大心胸接纳生活，无论处在多么艰难的环境里，总是泰然处之。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其不为外界了解的“秘密武器”就是他有诗词为伴。

“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作为积极主张改革开放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理论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发展变化的观点也贯穿于他的诗词，而这些诗词也把他的才华和性情真实地展现给读者，使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内心丰富的经济学名家。

本文最初发表于2006年12月14日，原标题为“首届蔡元培奖之七：经邦济世 诗化人生——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厉以宁教授”。

以下为厉以宁先生回忆难忘的大学生活：

我于1951年暑假在湖南长沙参加高考，被北京大学录取后于1951年8月底由长沙来北京，成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学生。从1951年到2012年，已经61年，我一直在这里学习、工作。即使1958年一年在北京门头沟区西斋堂村下放劳动，1964—66年，在湖北荆州江陵和北京朝阳区高碑店两度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1969—71年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在江西南昌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农场劳动，但我始终没有离开过北京大学。到2012年，我82岁了。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占据了我四分之三的岁月，我忘不了北京大学，忘不了培养我、教育我的北京大学经济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前身）。

61年来，北京大学处处使我留恋，事事使我难以忘怀。而至今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1951—1955年的四年大学生时期。作为对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一百周年院庆的纪念，我写下了这篇带有回忆录性质的文章“难忘的大学生时期”。文章共分五段：

一、回忆总是美好的

二、引路人：我的老师们

三、重在启迪和相互切磋

四、北京大学图书馆——知识的宝库

五、把美好的日子留在诗词中

01、回忆总是美好的

我1951年进入北京大学时，北京大学还在城里沙滩校园。红楼是我们上课的地方，北楼是法学院所在地，经济系办公室也设在那里。除了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外，法学院有一个图书室，收藏的是法律、政治、经济方面的图书，主要是教师阅览图书的地方，也对大学生开放。不过，我们这一年级（1951年入校的）是当时仅有的留在学校学习的年级，因为二、三、四年级的学生都去广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队，要到1952年才回校，法学院的教师大多数也到广西去了，所以法学院图书室是空荡荡的，没有多少读者。

经济系一年级的课不多。除了外语（任选一门外语）以外，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经济地理、中国通史、会计学和作为政治课的新民主主义论，还有体育课，这些都是必修课。另外可以选一门选修课，有选文学的，也有选第二外语的。功课虽然选得很满，会计学还有习题，但星期日比较空闲。年级中，只有少部分学生是北京人，家在北京城里，所以走读。外地的同学大多是第一次来北京，一到星期日，只要不刮风下雨，都到公园名胜去游玩。

可惜，这样的时候只有半年，即一年级第一学期。一放寒假，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开始了。有的学生干部被抽调到三反五反工作队去工作，据说是参加外调。学校里，教师们都自我检查，听取群众批评意见。关键是几位著名教授要在大会上作检查，学生们都得参加。全校大会上做检查的有西语系的朱光潜教授、经济系的周炳琳教授、法学院院长钱瑞升教授等人。课也停了，大大小小的会议排得满满的。好在图书馆还照常开放，爱学习的学生借书回去读。一些并不怎么爱读书的同学，乐得个清闲，不上课，也不借书阅读，而且各有爱好，如打桥牌，下围棋，听戏，或谈恋爱。就在大学一年下学期，我们年级的男女同学之间就结成了好几对。好在他们后来家庭都很幸福，都儿孙满堂了。

到了五月末、六月初，法学院二、三、四年级到广西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的同学先后返校了。经济系一下子就热闹起来。那时，初读大学一年级的我们（当时都被称作新生；尽管我们第二个学期都快读完了，仍被称为新生），整日忙着听老生谈参加广西土地改革的体会、心得、思想转变的报告，听完后一个个表态，折腾了一个多月，就放暑假了。第二学期基本上没有上什么课。

暑假快结束时，校园里传出了院系调整的消息。有人高兴，有人发愁。关于北京大学，大体上是这样的：医学院分离出去了，成立独立的北京医学院；工学院也取消了，有的系并入新建的北京航空学院，有的系并入清华大学，有的系并入在北洋大学基础上扩建的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并入了河北大学；农学院，并入了新建的中国农业大学。文学院、理学院不仅完整地保留，而且把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有关的系也并进来了。法学院变动很大，法律系、政治系并入了新建的北京政法学院，经济系则分成两部分，大部分并入中央财经学院（包括财政系、金融系、对外贸易系等），小部分留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唯一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专业）。由于当时采取经济学学生自报志愿，系领导批准的方式，我填的是学习政治经济学。隔了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关于我的去向是有争议的，幸亏代理系主任陈振汉老师和政治经济学专业负责人张友仁老师的大力帮助，我终于被分配到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这是我未来能在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研究中做出一些成绩的关键的一步，也是使我深深感激陈振汉和张友仁两位老师的原因。

新学年一开学，我就随着北京大学师生一起迁入了燕园——燕京大学已经并入北京大学，燕园就是北京大学新的校址。由于燕京大学原来规模小，北京大学比燕京大学大得多，加上学生全部住校，所以学生宿舍十分紧张，经济系学生最早住在承泽园，是旧民房，家属区。隔了几个月，又迁到了全斋（未名湖北岸，现名红七楼）。

从这时起，我才真正接触到经济学，因为教学楼秩序恢复正常了。听著名教授讲课也是从这时开始的（读一年级时，教授们几乎都随着土地改革工作队去广西了）。

大学一年级，实际上只上了一个学期的课，与经济学有关的只有三门课，即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经济地理和会计学。是不是浪费了半年以上时间呢？当时，我和其他同学都以为浪费了时间，没有学到什么。抱怨是有的。但迁到西郊燕园以后，随着教学秩序恢复正常了，课程内容扎实了，阅读参考书的分量增加了许多，所以怨气渐渐消失。

今天我很怀念大学生时期，包括大学一年级的生活。回忆总是美好的。回忆是若干年后的事情，形势变了，个人的经历丰富了，对人世间变幻无常的情况也习惯了，于是对过去的遭遇就会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来总结，总能从回忆中得到某种宽慰。过去哪怕是惊涛骇浪的年代，多年以后的回忆也就会淡然处之，坦然处之。这就是我对待北京大学一年级生活的态度。

从大学二年级起，直到1955年大学毕业，我在北京大学之所以能够为将来的教学工作、研究工作打下较扎实的基础，多亏老师们的指点。这样，让我们转入这篇回忆文章的第二段，引路人：我的老师们。

02、引路人：我的老师们

我认为在大学生时期，对我帮助最大、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这样六位老师：陈岱孙、周炳琳、赵迺抟、罗志如、陈振汉和张友仁。

2.1 陈岱孙先生

院系调整前，陈岱孙先生是清华大学经济系系主任。院系调整时，他离开清华大学，出任中央财经学院副院长。1953年，他调到北京大学，担任经济系系主任，从此在北京大学工作了四十多年。

陈岱孙老师担任经济学说史一课的讲授。那时我已在念大学三年级。这是北京大学经济系的一门重点课。陈岱孙先生从希腊罗马经济思想一直讲到凯恩斯理论，每星期讲两次，一次两学时，讲两个学期。他讲得最仔细的是两个部分，一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威廉·配第到李嘉图，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念体系、政策主张和学术影响，二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说，并着重说明新古典学派在1930年资本主义大危机发生后所陷入的理论困境，以及凯恩斯理论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陈岱孙先生的讲课效果很好，吸引了很多学生对经济学说史感到兴趣，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对经济学说史学习的劲头一直很足，因为通过陈岱孙先生的教导，我越来越认识到，如果没有扎实的经济学说史的基础，在理论的学习中是不可能融会贯通的。

20世纪90年代的陈岱孙先生

2.2 周炳琳先生

周炳琳先生过去曾担任过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但我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时，他已不再担法学院院长（由钱端升先生担任法学院院长），而到广西参加土改去了。他回到北京后，暂时没有排课。由于他和赵迺抟先生是好友，又是邻居，所以在赵迺抟先生推荐下，我认识了周炳琳先生，并有机会多次被邀请到他家里去求教。周炳琳先生专攻西方经济史，学识渊博，很有独到的见解。他是把我引进西方经济史领域的恩师。在他的指引下，我对西方经济史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这影响了我毕业留校以后的治学方向。至今我仍记得周炳琳老师的教导：如果没有经济史的基础，经济理论是学不好的；如果没有对西方经济史的深刻研究，工业化一定会走弯路。这两句话影响我一辈子的学习和研究。

青年时代的周炳琳先生

2.3 赵迺抟先生

赵迺抟先生是解放前北京大学经济系的系主任，我考进北京大学经济系时，经济系主任换人了，他也去广西参加土改。他回校后，没有担任大学生课程。他是研究制度经济学的，对制度经济学的来龙去脉非常熟悉，家中藏书也很丰富。1952年，我读一年级下学期时，在法学院图书室里借书阅读，赵迺抟先生常去那里。日子久了，他感到很奇怪，在座的都是教师，怎么这个20岁出头的学生一有空就到这里来，于是我和赵迺抟先生就熟悉了。他说：“我家里书很多，有些书这里没有，你可以到我家里去看看。”这样，我就成了赵迺抟先生家中的常客。北京大学迁到西部燕园后，他住在燕东园29号楼上，楼下是周炳琳先生家。我不但向赵迺抟老师借书，而且还畅谈对经济学演进的看法，赵迺抟先生给我最大的影响是在经济学领域内了解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渐渐地，我懂得制度经济学的意义。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说史上是以异端的面貌出现的，但制度经济学的传播无法限制，它独树一帜，形成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赵迺抟先生的教导，使我以后一生对制度经济学感兴趣。

20世纪50年代赵迺抟先生指导厉以宁读书

2.4 罗志如先生

大学三年级的课程很重，罗志如先生讲授的“国民经济计划”同样是一门重点课。我不仅担任了这门课的课代表，还是学生计划经济研究小组的组长，课外同罗志如先生接触较多。

至今我都认为，罗志如先生当时曾提到的20世纪30年代内西方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和兰格之间围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否有效运行所展开的论战是十分有启示的。米塞斯和哈耶克怀疑计划主义计划经济的有效运行，并进而怀疑计划经济的可行性，而兰格则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是可以操作的，前提是“碰碰试试，错了就改”。这就是所谓的“试错法”。罗志如先生只是提出了问题，他自己没有对此评论，但我却从中发现了一个道理，即在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间是否存在着第三条道路。隔了30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讨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时，罗志如先生当年的提示对我仍然起着作用。

2.5 陈振汉先生

陈振汉先生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做过代理系主任，他的研究侧重于中国经济史，尤其是清代经济史。他给我们讲授中国经济史课程。

陈振汉先生在听课的学生中，不知怎的发现了我，也许是由于课间或课后我的提问使他注意到我。他当时住在北京大学西校门外的承泽园家属区，要我有空到他家中聊聊，并问我是否喜欢研究经济史。我告诉他，经济史确实是一门引人入胜的研究领域，但我接触还不多。他告诉我，要学好经济学，理论、历史、统计的训练三者缺一不可，要在这三个方面同样下功夫。

陈振汉先生

我大学毕业后之所以被留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从事经济史资料的编译工作，可能同陈振汉先生的推荐有直接关系，尽管这时他不担任经济系代理系主任了，但仍担任经济系经济史经济学说史教研室主任一职，所以对我留校工作是起作用的。可惜我一直没有机会转入中国经济史领域，而被分配给周炳琳先生做助手，以西方经济史为专业。幸运的是，经济史，无论中外，都是相通的，我在研究西方经济史的同时，对中晚唐五代经济史始终有浓厚的兴趣，因为我认为中晚唐五代长达二百年的时间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刚性体制向弹性体制的过渡时期（参看我所著的《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一书（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

2.6 张友仁先生

张友仁先生当时还是年轻教师，西南联大毕业留校任教不久。职称是讲师。我大学二年级时，他担任重要课程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主讲。整整两个学期，每周都有课。当时在全国高等学校经济院系能完整地开出这门课的人不多，张友仁先生是其中一个，他自称是刚从苏联经济学家那里学来的。

给班上同学印象最深的，是张友仁先生对我们班毕业论文的指导（当时并未采用毕业论文这个名词，而是称做高年级的学年论文）。我定的题目是于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我的论文是在张友仁先生指导下完成的。他评价不错，只是说我文章里的注释太多。在陆昊写的《厉以宁学术评传》中提到，这篇论文几经动荡已遗失了，那时我住在中关园宿舍（陆昊的书出版于2002年）。不料在我搬到蓝旗营宿舍后，一天在整理旧书和旧稿时又找到了，现在被我珍藏起来，作为大学生时期的珍贵纪念物，它反映了当年张友仁先生对我指导的成果。

张友仁先生

03、重在启迪和相互切磋

自从北京大学由城里沙滩迁移到西部燕园以后，我完成了从大学二年级到四年级的学业。这三个学年是平静的，学习压倒一切。很难设想以后20多年内还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了，因为后来的政治运动不断：肃反，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动荡十年。

学校的形式是跟着整个社会的形势一起变动的。在大学二年级到四年级这三年，学校的风气也很正常，师生关系和谐，同学关系和谐，自由讨论，甚至因某些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也不会伤和气。在我们年级中，没有发现过有人抓辫子，打小报告，诬告或故意上纲上线等情况。老师认真讲课，总想把自己多年来读书、研究的心得体会告诉学生。老师对学生，重在启迪，也容许同学有不同意见，哪怕是不同意教师的观点。从来不曾发生过批判老师封、资、修的思想，或老师认为某个学生“思想有问题”的事件。这和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整个60年代内我所了解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同年级学生之间的相互切磋是一种风气，像会计学、统计学、工业成本与核算等课程都有作业，外语课也有翻译之类的作业，宿舍很挤（我读大学三年级以后，终算盖成了新学生宿舍楼，四个人一间，只有两张小书桌，而在这以前是大宿舍，一个房间住二十多人），所以同学们都挤图书馆，一吃完晚饭，就到图书馆去抢座位了。当时系里提出“不要让一个掉队”，所以大家一起往图书馆走，做习题时相互帮助。当时的考试是口试为主，进考场前先抽签抓题目，在预备室内准备十多分钟，等前面一位同学口试

“改革先锋”厉以宁：关于中国股份制改革的回忆

作者：新京报

发布时间：2023-02-27 22:31

快照：

本文2018年12月19日发布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官方微信公众号。

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并颁授奖章。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厉以宁教授位列其中。

厉以宁教授，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第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他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参与推动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主持起草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参与推动出台非公经济36条以及非公经济新36条，对我国经济改革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在国有林权制度改革、国有农垦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低碳经济发展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荣获教育部第六届及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以下是厉以宁教授对推动中国股份制改革的回忆与思索，文章首发于《精神的魅力2018(一)》(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旨在纪念和庆祝北京大学成立1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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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1955年毕业留校工作。从1951年算起，到北京大学120周年为止，我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已经63年了。这63年内可以回忆的事情很多，远不是几千字的随笔就能写下的。最值得我和当时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起草，并始终为中国的股份制改革而呼吁的教师和研究生、大学生们念念不忘的，可能就是中国股份制的推广。我把这一过程扼要地写下来，可以让许多年轻的学生了解当时的情况。于是我确定了纪念北京大学120周年的文章的题目是《关于中国股份制改革的回忆》。

众所周知，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以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一方面，中国当时是学习苏联的，苏联的体制很快就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封锁、抵制，在这种形势下，新中国不得不采取“一边倒”的战略，主要同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保持联系，彼此都是计划经济制度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体上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这段时间内，虽然中国经济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同一时期，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变化更加明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利用了市场经济的力量，走上了开放经济的道路。了解国际经济的中国改革派从实际中开始懂得，只有转向改革开放，才能加速前进。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了重大决策：走向改革，走向开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明了中国经济前进的方向。改革开放初期主要进行了三项有影响的改革：

一是实行农村家庭承包制。尽管1960年代初在某些农村尝试实行家庭承包制，但不久就被取消了，因为这与人民公社制度不能并存。现在，在改革的旗帜下，在安徽、四川等省，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实行了“大包干”，也就是家庭承包制。家庭承包制的出台，得到了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支持，终于推广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村出现了新的气象。

二是农村和农民在家庭承包制推广后，一部分农民考虑到农村有富余的劳动力，他们便产生了兴办乡镇企业的想法。市场缺少什么，他们便生产什么、销售什么。技术工人不足，他们便到城市中去寻找退休工人，聘他们来乡镇企业传授技术和指导生产。很快，在交通比较方便的农村，乡镇企业不仅有较快发展，而且还兴起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工厂。更意想不到的是：在乡镇企业成长的同时，有些地方还涌现了一批乡镇企业的企业家。

三是在沿海城镇出现了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最早出现于广东的深圳，时间是1980年。接着，广东的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也出现了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建立，使改革开放的速度大大加快了。

这三项改革好像给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三块大石头，激起了阵阵波浪，从此中国经济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平静下去了。从1979年到1984年短短的五年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变化。比如说，凭票供应的时代结束了，农贸市场中的商品日益丰富，鸡鸭鱼肉、粮食蔬菜水果，应有尽有。又如，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以后，许多商品被生产出来(包括建筑材料、纺织品、食品等)，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在火车上，轮船上，长途汽车上，挤满了手拎着大包小包的农民模样的人，他们是乡镇企业派出的推销员，随身带的大包小包就是商品的样本。于是在大一统的计划“市场”以外，出现了计划外的“乡镇企业商品市场”。大一统的计划“市场”被打破了，甚至像铜材、煤炭、五金制品，在农贸市场上一样能买到。

再如，经济特区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香港。尤其在深圳，一栋栋高楼、一座座工厂、一条条马路、一片片商业区和住宅区，都体现出“特区速度”、“深圳速度”。这就使经济特区的劳动力、经营者、投资者感到骄傲，因为前景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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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告改革的重心向城市转移。

为什么这时提出中国改革的重心要从农村转入城市?是不是农村会被忽视呢?并非如此。农村家庭承包制这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农民生活已初步改善。多种经营也逐渐被一些条件较好的县、乡、村的政府所关注，此外，乡镇企业这时也开始走向重新组合，成为农民得以提高收入的生产方式。因此，到了1980年代中期，城市的改革自然而然地成为改革的重心，这是形势所逼，无法回避。

厉以宁教授在黔北农村考察

转向城市改革，当时至少有三个考虑。

第一，城市是中国经济的重点。因为国有大型企业都设在城市中或城市的郊区，如果不从体制方面着手改革，中国很难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中国不仅应当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体制，而且应当扩大经济的开放度;而经济开放度的扩大，应当从一些条件较好的沿海城市或内地交通要道边上的大中型城市的改革着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文化因素造成的，所以经济的扩大开放措施应把历史文化因素考虑在内。

第三，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就业问题在长时间内将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民生问题。不深化改革，不仅城市发展不起来，甚至农村的多余劳动力也找不到出路。总之，只要城市繁荣了，日积月累，就业人数就会越来越多，社会就会稳定。

因此，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把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是符合实际的。

3

那么，怎样对城市和工业、商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进行重大的改革呢?这是摆在1980年代中期的热门话题。经济学界展开了两条改革主线之争。

一条改革主线是把价格改革放在首位。他们主张仿照1949年西德的改革，全面放开价格，接受市场的价格波动。主张这一改革思路的中国经济学家认为，西德的价格放开已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范例，价格放开以后，经济可能会乱一阵，但过了一段时间经济就会转入复苏，再转入繁荣。这种改革思路又被称作“休克疗法”。在世界银行专家们的介绍下，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些持有“休克疗法”的学者，成为当时主张放开价格、在改革方面最有影响的鼓吹者。

另一条改革主线的经济学家则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能照搬西德的经验，因为西德以私营企业为主。在市场经济中，私营企业是能够适应价格改革的，这样，它们就能继续存在，并发展壮大;企业如果不能适应价格改革，就会被淘汰，或者被改组、被兼并，它们会通过改组、兼并而重新参与市场的竞争。中国的情况与西德完全不同。西德的企业是私营企业，而中国的企业当时主要是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中国的国有企业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它们听命于政府，受制于政府，不可能因价格放开而变得灵活，甚至在西德放开价格后，企业通过重组、兼并等决策而复兴的经历，也不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所能采用的。在价格放开的格局下，中国的国有企业只能坐以待毙而无法自救。这正是中国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

因此，适用于中国工业和企业的改革思路决不是价格改革，而只能是产权改革。产权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产权界定，产权清晰和股份制改造。说起来容易，实际上每一个环节都包含了很大的工作量。

厉以宁教授在家中伏案写作

我当时的改革设想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召开的北京大学校庆学术论坛上做了说明。我一开始就说：“所有制改革是改革的关键。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是因为：价格改革主要是为经济改革创造一个适宜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环境，而所有制的改革或企业体制改革才真正涉及到利益、责任、刺激、动力问题。”[1]

根据我的上述解说，股份制改革、也就是产权改革的必要性已经很清楚。接下来的问题应该是如何部署，如何推出适当的措施和法规，保证股份制改革的试点工作并总结经验。

1986年4月25日夜晚在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的那次学术讨论会，使与会学生和年轻的教师难以忘却。学术报告定在晚上七点开始，但下午五点多就有学生来占位子。当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同学在六点半钟在门口接待我时，办公楼门前已人山人海，再也挤不进去了。幸亏从办公楼一层大厅中走出一些保安，才把我们迎进去。到了二楼报告厅一看，地上坐的是人，窗台上也是人，连主席台上的两侧和后排都满是听众。这表明北京大学的学生和年轻教师是多么拥护改革开放，多么期待中国能迅速发展为世界上的强国之一。

第二天，国外的报纸刊登了一个消息：“在中国出现了另一种思路：走股份制改革的道路!”

4

然而，股份制作为深化改革的建议远不是那么顺利的。经济学界有一些同志认为股份制改革的要害就是私有化，就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多年来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变为私有企业，他们认为：小企业特别是一般轻工业企业，可以走股份制的道路，因为它们是小企业，至于现有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不能改制为股份制企业。1980年代后半期，这些“把股份制企业说成是私有化的产物”的同志仍然在不断批判股份制改革。消息传来，外地不少高校都停止讨论或讲授股份制改革了。

北京大学毕竟是鼓励学术争鸣的学府。领导认为这是学术问题，可以通过百家争鸣，继续展开讨论。我仍然在课堂上讲述股份制改革的必要性，反对股份制的教师也照样在课堂上把私有化当作批判对象。争论从未停止下来。这就是北大学风。

厉以宁教授作学术报告

这种情况直到1992年春季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以后才发生变化。1992年下半年，中共十四大明确了改革的市场导向，市场竞争试行了，股份制也试行了。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股份制可以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这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通过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通过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和企业中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股份制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形式就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统一了。于是理论界一部分人对股份制企业性质的质疑也就逐渐消失。

要知道，新中国的股份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实现的。国有大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仍有困难。例如，国有大企业的资产是不是会因数量偏大而被侵占或廉价卖掉呢?是不是会因改制过程中被知情者个人或相关知情人以不同方式私吞呢?这种情形不是没有可能发生的。于是政府、学术界在股份制改革实践中，采取了“存量不动，增量先行”的做法。这就是说，国有大企业的股份分为两类，一类是非流通股(即“存量不动”)，另一类是流通股(即“增量现行”)。这样，中国的国有大企业终于走上了股份制改革的道路。

为了便于更多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和纯粹的民营企业)上市，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同志认为有必要趁早制订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万里同志还指出：证券法的起草不能采取部门立法的做法，因为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部门利益，还有部门立法的片面性。他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常委中的专家起草、立法。于是我(时任全国人大常委)就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接着，吸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以及证券界的专家参与起草。从1992年算起，大约用了六年半的时间，才提出送审稿，供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这六年半时间，先后经历了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万里同志;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乔石同志;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李鹏同志)。终于在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以高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的股份制改革和企业上市，从此有法律可依了。

5

“存量不动”和“增量先行”的做法虽然为中国的股份制开辟了通道，但也带来了股份制改革中的新问题，这就是，在国有大企业的股份构成中，非流通股在国有大企业的全部股份中所占的比重过大(即存量过大)。这样一来，即使国有大企业成为上市公司，但股东会开不起来，董事会上只有一种声音，即绝对控股的国有大企业的声音。在证券市场上，有些散户也买了上市的国有大企业发行的股票，但散户的投票起不了任何作用。即使国有大企业有些上市了，但无法使上市的国有大企业转换机制。换句话说，上市的国有大企业只是拓展了融资的渠道，而企业的运行机制却无法改变，因为国有企业控制了非流通股。

证券界和经济学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通过以后，把股份制改革的深化作为新的研究课题，目标是如何把数额巨大的非流通股转为流通股，这被证券界和经济学界称为“中国股份制第二次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是在1998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高票通过的。中国股份制的第二次改革接着就展开了。[2]

厉以宁教授到国有企业调研

如上所述，中国股份制的第二次改革是如何把国有大企业的非流通股变为流通股。具体的做法是：非流通股持有者应该给流通股持有者一定的补偿，以取得流通股持有者同意将非流通股转为流通股。

为什么在非流通股上市前要给流通股持有者一定的补偿?这是因为，当初国有大企业上市时，在招股说明书上曾做过如下的承诺：“本公司的非流通股暂不上市”，国有大企业的这一承诺，等于是一种“要约”，必须遵守。现在非流通股票要上市了，这无疑违背了当初的承诺，所以要取得流通股持有者的谅解，给予补偿是合情合理的。至于给每个流通股的持有人多少补偿?则有市场决定。市场根据上市企业的效益好坏来决定补偿数额：是十配四，还是十配三，十配二，由市场决定。中国股份制的第二次改革终于成功。这是政府和企业界、证券界、经济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中国股份制的第二次改革在21世纪前期着手推出。虽然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先后担任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常委，但从2003年起，我离开全国人大常委会，担任了全国政协第十届常委的职务。接着，在2008年，2013年我还继续担任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常委。中国的产权改革、股份制改革、企业体制的转变一直是我投入时间最多的研究领域。

把这段历史告诉北京大学的年轻教员和进校不久的大学生、研究生们，有助于他们认识和理解中国的股份制改革。最重要的是，在产权改革和产权保护方面至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跨入新时代。

[1] 厉以宁：《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3页

[2]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通过后，全国人民常委会任命我为《证券投资基金法》起草小组组长，周道炯、张肖两位同志为副组长，证券法起草小组的专家们转为政权投资基金法起草小组成员。这部“政权投资基金法”较顺利地在21世纪初期通过。

编辑 赵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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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厉以宁：他给中国经济改革留下哪些印记

作者：每日经济新闻

发布时间：2023-02-28 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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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厉以宁逝世，享年92岁。

公开资料显示，厉以宁出生于江苏南京，祖籍江苏仪征，1955年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即留校任教。他的研究包括：管理制度和管理哲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国民经济管理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比较经济史、西方经济学、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等。

作为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代表人物，厉以宁的学者生涯充满争鸣。他提出的所有制和股份制改革理论，曾广受争议，然而却在上世纪90年代被中国改革的实践全面推动，并且一一证实。

从“厉股份”、“厉民营”再到后来的“厉城镇”……厉以宁曾笑称没有一个称谓能完全概括他的学术思想。但毫无疑问，他是中国最著名、最能影响决策的经济学家之一，针对发展和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都给出过中肯建议和意见。

每年“两会”是中国发展的风向标，也是政策信号集中释放的平台。从1988年起，厉以宁曾连续30年参加全国“两会”。前15年，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成员，担任过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从2003年开始，他是全国政协常委，曾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向上为深化改革提供助力，向下与改善民生息息相关，厉以宁每次发表的观点和言论总会引起社会各界热烈的讨论。厉以宁曾说，“文章发表得再多，不联系中国实际，对中国的改革没有用处。”因此，他希望自己的每一个研究都能“经世致用”。

01

厉以宁曾把自己30年里参政议政归结为四件大事：参与立法、推动股份制改革、扶贫、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他说，“参与改革，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型，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时间回到1980年4月，厉以宁第一次提出股份制。在当时，就业成为经济、社会的突出问题。他认为，可以用民间集资的方法，组建股份制企业，不用国家投入一分钱，就能为解决就业问题开辟新路。

彼时质疑声四起。他却义无反顾、率先冲锋，奔走于全国各地，作演讲，写文章，宣传股份制，直至1997年股份制正式写入党的十五大报告。据厉以宁回忆，这是中央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对传统所有制理论作出重大修正。

后来，他因提出“股份制”获得经济理论创新奖。这一理论也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经济理论之一，对国有企业股份制的推行以及证券市场的培育奠定了重要基础。

2003年，厉以宁转到全国政协工作，在民营经济研究上投入了更多精力。他曾担任全国政协“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专题组”组长，带领调研组到辽宁、江苏、浙江、广东等地调研。调研期间，他发现民营经济在准入领域、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对外贸易等方面遭遇到重重阻力。

调研组就此形成了长达17页的《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提出了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拓宽融资渠道、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等建议，上报国务院。当天，国务院领导批示，“促进非公经济发展，应有一个通盘考虑，着手研究一些重大的政策性问题，形成一个政策性指导文件。”

2005年，新华社发布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金融等行业和领域。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因文件内容共36条，被简称为“非公经济36条”，2005年也被称为“中国民营经济之春”。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骄傲，就是我们参加了改革，这是我自己可以得到安慰的”。2017年，87岁的厉以宁最后一次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出席全国“两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代新人应该要义无反顾地投身改革。”

02

厉以宁曾有一个论断，支撑着计划经济体制存在和运转的两个支柱，是政企不分、产权不明的国有企业体制和城乡分割、限制城乡生产要素流动的城乡二元体制。在前者不断推进的同时，厉以宁也把目光投向后者。

厉以宁早期经历，就与城乡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一次采访中，他曾回忆，“我从1958年到1976年间的生活，一直与农村密不可分；我研究的课题，也大多与农村和农民、农业密切相关。”而当时在农村的所见所闻，也最初推动了他经济观点的转变。

20世纪90年代，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下，大量农民工外出，开始引发一系列问题，一方面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导致土地出现撂荒现象，另一方面则是随农民工进城的家属，出现子女无法在城市就学的问题。包括“农民工”称呼本身的问题，开始激发他对城乡二元体制和城乡一体化的思考。

随后是他一系列对三农问题和城乡问题的关注。2002年，厉以宁作为全国人大常委，厉以宁参与起草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出台。在他的坚持下，最终通过的法律中加上了可以“股份合作经营”。

2003年开始，他担任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并连续多年到毕节实地考察，帮助当地脱贫。人们开始称他为“厉三农”，他也很乐意地接受，他常说，“我和其他同志一起，都是农村改革深化的宣传者”。

通过多年的实地调研和深入研究，2008年，正值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厉以宁写下《论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一文。

他提出，搞活农业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关键在于改革城乡二元体制，让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拥有同等的机会。而包括城乡发展的统筹、区域发展、经济和社会的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统筹，都同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有关。

此后的10余年间，他时常在公开场合鼓与呼，并不断提出具体的操作建议。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之一，是2013年所提出的“就近城镇化”。

在他看来，“这是走的一条新农村—新社区—新城镇的道路，就是把农村的村民变成社区居民后，再城镇化改造，否则只谈让农民进城，即使解决了户口问题，农民在融入城区的过程中不适应，会带来许多新问题”。

眼下，他有关城镇化问题的建言仍在不断纳入决策当中。就在去年，《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出炉。国家发改委规划司相关负责人对此曾解读称，推进县城建设，目的正是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就近城镇化。

03

厉以宁的思考从未停止。2020年，全球正面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也面对新的挑战。在一篇文章中，厉以宁再度发问，我们经济的增长速度放缓，是否说明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到了极限？

回答这一问题，厉以宁回顾人类社会的漫长发展过程，曾经既没有市场，也没有政府，但依然存活下来，而且一直在前进。正是道德力量，发挥了调节作用。

基于此，他再次强调，市场、政府及道德是经济调节的三个力量。道德力量是超越市场与政府的。市场调节是一只无形的手，政府调节是一只有形的手，道德调节则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事实上，早在1991年，厉以宁就已关注到道德调节的力量。在当时所著的《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文中，他最早提出了影响收入分配的第三种力量，即道德力量，是超出市场机制与政府调节的力量之外的又一种可以影响收入分配的力量。

就此，他构建了三次分配体系。他提出，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收入分配，称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进行的分配，称为“第二次分配”；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可以称为“第三次分配”。

三次分配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他看来，初次分配最重要，要让社会和民众感受到劳动伟大、光荣的真实和荣誉，感受到劳动致富的易得和幸福；二次分配的重点则是解决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问题；而三次分配只有在市场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一部分社会成员积蓄较多资产后，才可能引起社会注意，其关键在于助推缩小贫富差距。

换句话说，三次分配的结果将导向共同富裕。他也最早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对经济发展的先见之明，让厉以宁早早提出的论断终成当下中国发展的一剂“良药”。

“十四五”规划中，“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被定为2035年远景目标。与之相伴的是，在2021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在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时提到，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三次分配由此受到热议。

如厉以宁设想，通过三次分配的结合，先富地区可以给后富地区提供发展所需的资金支持，帮助后富地区居民提高收入水平、提升消费能力，而当后富地区的居民消费先富地区的商品时，反过来又可以进一步推动先富地区可持续发展，这样整个国民经济才能持续、稳定、健康、协调地发展。

正如共同富裕是一个过程,只能逐步实现，道德力量对经济的影响也将缓慢释放。但这一影响将如何更有效地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这个未竟的研究，也是厉以宁留给后世的新课题。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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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一生奉献给中国经济社会改革与教育发展事业

作者：北京日报客户端

发布时间：2023-02-27 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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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客户端 | 实习记者 何蕊

据北大新闻网消息，中国共产党党员、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

1930年，厉以宁诞生在南京，家人给他起名以宁，“以”是排行，“宁”指出生于南京。考入北京大学后，厉以宁拉开了他终生致力的经济理论学术生涯的序幕。“如果说我多多少少在经济学方面有所收获的话，那么这一切都离不开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老师们的教诲，他们是我在经济学领域内从事探索的最初引路人。”厉以宁曾说。

1955年厉以宁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被经济系选留。他在系里的资料室从事编译工作，一干就是20年。1979年，厉以宁被提升为副教授；1983年，提升为教授。在未名湖畔，厉以宁的名字日益成为学生们头脑中的“关键字”。厉以宁的经济学讲座成为学生们心中北大风度的代表。他讲课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不拘一格，大多数时间他不用讲稿，只是在一张卡片上列出一系列的提纲，讲课时他或站，或坐，或走动，脸上溢出轻松的笑容，眼睛闪闪发光。70年代末以来，几乎没有学生没听过厉以宁讲经济学的。

在学术方面，厉以宁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解析，他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更为重要的是，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理论，奠定了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

纵览厉以宁的学术生涯，他关于股份制改革、非均衡理论、民营经济发展的理论创见始终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指引前路。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他把自己一生的时光和智慧都奉献给了中国经济社会改革与教育发展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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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逝世 从他所著的这部文集里读懂中国经济改革

作者：青瞳视角

发布时间：2023-02-27 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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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厉以宁生前编著的文集《经济与改革》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全景式呈现了厉以宁40余年的研究精华。

厉以宁在经济学研究领域成就卓著，著述丰厚，影响深远。40余年来，他发表了大量论文，刊载于各个时期不同的期刊、报纸上，如果不加以整理、辑录，则系统性不易呈现，也难以为学界更好地使用。基于此，厉以宁把改革开放以来自己所发表的主要论文及读书笔记等进行了系统梳理，精心挑选，亲自审定，在统一体例下辑录成《经济与改革》6册。

其中“文选”按年代分为《厉以宁文选（1980—1999）》《厉以宁文选（2008—2010）》《厉以宁文选（2011—2014）》《厉以宁文选（2015—2017）》4册，其中不仅包括已发表的论文，还收录了厉以宁最新撰写尚未发表的、分析新时代中国经济现状和展望前景的文章。

另有《西方经济学说读书笔记》2册，是厉以宁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大学讲授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西方经济学史相关课程时，阅读西方经济学著作后所写的读书笔记，珍藏30余年，首次结集出版，弥足珍贵。

《经济与改革》篇目经典，字字见真，学术价值重大。它的编辑与出版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经济政治改革开放的实践历程及学术理路、对中国今后的经济改革方向与发展道路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一部为学界瞩目、令读者喜爱的大家之作。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恩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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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逝世，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的学者之一

作者：红星新闻

发布时间：2023-02-27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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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资本局2月27日消息，据北京大学新闻网，中国共产党党员、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

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介绍，厉以宁教授，祖籍江苏仪征，1930年11月出生于南京。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资料员、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现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在北大任职多年，经济学理论方面著述众多

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介绍，1994年至今，厉以宁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1993-1994年，厉以宁在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1955-1993年，厉以宁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先后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厉以宁教授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著书多部，并发表了大量文章，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厉以宁教授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厉以宁教授的主要著作包括：《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转型发展理论》《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论民营经济》《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等。

此外，厉以宁教授因为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其中包括 “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家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证书”“金三角”奖，国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个人最高奖）、第十五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学术研究奖（日本）等。1998年荣获香港理工大学授予的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他曾多次被邀请到国内外多所大学与科研机构演讲。

提出股份制改革、“第三次分配”等经济学观点

1986年9月，已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系主任的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此后又多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呼，从此得了个“厉股份”的称号。

光华管理学院刊文显示，厉以宁曾指出，证券界和经济学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通过以后，把股份制改革的深化作为新的研究课题，目标是如何把数额巨大的非流通股转为流通股，这被证券界和经济学界称为“中国股份制第二次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是在1998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高票通过的。中国股份制的第二次改革随后展开。

据人民网报道，厉以宁在对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经济运行的实践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非均衡经济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中国的经济运行。他提出了企业改革主线论的主张，认为价格改革主线论的缺陷是没有认清当时中国经济的非均衡主要是第二类非均衡，即企业没有充分活力情况下的非均衡。

厉以宁还多次提到共同富裕。1991年10月，厉以宁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发表的《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文中，提出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并谈到了共同富裕与市场机制、政府的收入调节政策之间的关系，认为市场机制对于收入及其分配状况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

2021年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提到“三次分配”，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理论，在国内最早是由厉以宁提出。1992年，厉以宁在《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影响收入分配的三种力量”，在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与市场经济》一书中又做了进一步阐释。他表示，收入不应只有市场、生产要素进行首次分配，而是要政府加强调节、引导慈善事业的“三次分配”，通过“三次分配”可解决收入分配难题。

厉以宁担任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期间，亲历了中国立法的巨大进步，主持起草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审议和参与制定了《民办教育促进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多部法律。

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卢月佳

编辑 余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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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悔今生不自愁！”改革先锋、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逝世

作者：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23-02-27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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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大学新闻网，中国共产党党员、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全校师生沉痛悼念厉以宁先生。

厉以宁教授，祖籍江苏仪征，1930年11月出生于南京。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资料员、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现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教授于1988年至2002年任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至2007年任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08年-2012年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13年起任全国政协常委。

厉以宁教授目前还担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副会长等职。

厉以宁教授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著书多部，并发表了大量文章，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厉以宁教授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厉以宁教授因为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其中包括 “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家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证书”、“金三角”奖，国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个人最高奖）、第十五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学术研究奖（日本）等。1998年荣获香港理工大学授予的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他曾多次被邀请到国内外多所大学与科研机构演讲。

厉以宁教授的主要著作包括：《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转型发展理论》，《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论民营经济》、《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等。

序跋园｜厉以宁先生说，他这一生主要是两个身份

厉以宁先生是深受北大师生敬重的“老北大”，从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已在北大学习工作七十年。2020年是厉先生九十周岁，也是他从教六十五周年，三十余位亲历者详述了先生开创中国经管教育、倡导体制改革和讲述中国故事的求索历程，集结成《兼容并蓄终宽阔：厉以宁社会实践纪实》一书。

这本书可以说是一部“史”，既记录了厉先生教书育人、参政议政的奋斗实践，也记载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改革和企业发展的探索历程。这本书也是北大人经世济民、家国情怀的集中展现。光华管理学院创立、发展的历程，浓缩了北大服务国家经济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厉先生等一批北大经济学家满怀赤子之心，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厉先生多次说，他这一生主要是两个身份，一是经济学研究者，二是经济学教师，两者都是他所爱。朴实无华的话语中，透露着对立德树人和科研事业的情真意切。我想，这就是北大学者的精神魅力之所在。

《兼容并蓄终宽阔：厉以宁社会实践纪实》，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编写组编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厉先生一生研究经济，是经济学泰斗，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深切关注中国的经济问题，潜心研究和密切注视着现实经济的发展变化，不仅贡献了大量重要的改革思想，更亲历一线，直接参与、推动多项经济改革的进程。

1986年4月，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召开的校庆学术论坛上，厉先生提出了股份制改革理论，为我国逐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点燃了思想理论的“引线”。那时，我正在北大法律系念研究生，有幸接触了厉先生的许多思想火花。这对我在20世纪90年代到地方工作，参与推动一些重要的经济改革发展事业，是很有助益的。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厉先生还主持起草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参与推动集体林权制度、农垦制度改革，在民营经济、“三农”问题、低碳发展、国企改革等多个领域均有重要建树。他的经济学思想不仅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提升中国经济学理论影响力的宝贵财富。

“经世济民”是厉先生的理想。他率性坦诚，一直提倡要“立足中国，用学术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多次说过“任何经济学家都不可能是先知先觉者，必须跟着实践走”“文章发表得再多，不联系中国实际对中国的改革没有用处”。他是这样想，也始终是这样做的。2018年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表彰了100名“改革先锋”，厉先生被誉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这是来自党和国家的最高评价，厉先生实至名归。

厉先生也是德高望重的师者，数十载潜心育人，桃李满天下。他为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以及教育事业的开拓倾注了全部心血。年近九十之际，他仍然坚守讲台，坚持给本科生上课，是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的典范。他开设的课程吸引了全校各个院系的学生，几十年来，慕名来听课的学生总是挤满课堂，成为北大一景。厉先生曾多次说，自己最大的心愿是“学生们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培养了许多行业领袖，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为北京大学赢得了学术荣誉和社会赞许。

作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创始院长，厉先生为学院的创立、为北大管理学、经济学教育事业以及学科建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1994年，北京大学与光华教育基金会签署合作协议，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更名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思想解放的任务还远未完成。因光华基金会来自中国台湾，这给光华管理学院的更名和创办带来不少思想束缚和困扰。所幸，当时的校党委和行政人员与厉先生一起力排众议，才有了今天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在经管学术界“因思想而光华”的地位。

1955年，厉先生大学毕业前夕曾写下一首《鹧鸪天》以自勉：“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心寂寂，念休休，沉沙无意却成洲。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这是厉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他“莫问收”的辛勤耕耘和学识德行，一直在默默照亮我们的前行之路。在先生九十寿辰之际，由衷祝愿先生健康长寿，学术生命常青。（作者为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北京日报；整理：孙琪）

编辑：李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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