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副业搞钱，有人赚套房，有人一天赚五毛

作者：每日人物社

发布时间：2023-02-25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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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系列”第一期，我们聊了买房。来到第二期，我们将目光投向努力搞副业的当代人。搞副业，从来不是独属于年轻人的集体行为。后疫情时代，动荡的环境挫伤人们对工作、对未来的期待，年轻人梦想用副业创造收入奇迹，中年人畅想用副业实现阶级跨越，老年人只想用副业为儿女广积粮仓。人人都想在不稳定的职场之外寻找新的依托，新的收入来源。归根结底，钱能为生活创造出更多可能。我们和十位搞副业的人聊了聊他们的心路历程，以下是他们的自述。

文 | 祁佳妮 黎佳佳编辑 | 金匝运营 | 月弥

陈宇，32岁，公务员

“为了多挣3千块，我同时打四份工”

十多年前，我上过大学的一堂创业课。老师向我们提问，信息不对称可以做什么？

我当时心想，该不会是用来赚钱吧？这也太俗了。没想到答案真的是赚钱，更没想到的是，十多年后我做的所有副业，挣的都是信息不对称的钱。

2016年，我还在深圳一家外企上班，每天5点半下班，最开始，我用下班后的时间学英语，但单纯的学习很像自我欺骗，没有真正的产出，从那时起，我就想，不如用空闲时间搞钱，实际一些。

做副业需要灵感，赶上知识付费元年，很多平台推出付费音频节目，年度会员一两百一年，我就买一个会员，听了后整理这些内容，再用19.9元的价格倒卖出去，靠走量挣钱。来买的人很多啊，我每天早上坐班车上班，都在忙着接待客户。

2017年，我考上了潮汕地区的公务员，在乡镇做文员，月薪6千。除了稳定，工资真的不多，公务员只能提供一种保底的生活。大家都是想多挣钱让自己过得好一点，更高的收入意味着更好的生活，对吧？

去年3月，宝宝出生后，经济压力大了点，我开始在闲鱼上卖所有能卖的东西。其实也是赚信息差，我去找供货商，低买高卖，卖数据线、养生杯、案板，只要有差价都能卖。截至目前，我在闲鱼的营业额有16万，但刨去成本，可能只赚到了几万块。有时候也会想，如果我当年毕业进了大厂，像我弟一样，一年拿几十万，会不会有更好的结果？而不是每天想着同时打四份工，只为多挣那三千块钱。

这时我又发现了一类人的新需求，录音转写。有人备考听课会录音，记者采访会录音，学生不想上课只想看文字稿，也会录音——那我来给转写录音行不行？

我好像在做一个产品，发现需求，然后找到商业模式。我用自己的方式弄到了讯飞的会员，具体怎么操作不能说，但找我转写录音，1小时只要1块钱。后来讯飞修补了技术漏洞，我的成本也涨了，现在价格涨到1小时3块，几年下来，还是积累了五千多位客户。做这个，我有点像在网上卖煎饼果子，长一些的音频，收费贵一点，是一个豪华版的煎饼果子，如果只有一小时，就是那种很普通的煎饼果子了。

除了公务员的收入，目前我手头在做的三份副业加起来，一个月能多挣三四千块。我老婆经常加班，我虽然下班时间早，但平时都是一边抱着手机回客户消息一边陪孩子，周末也要带小孩，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唯一的娱乐就是看看小说了吧。

个人的时间是变少了，但我也多了一些存在感，一些价值感：你们以比较低的价格，享受到一样的服务，而我，既能帮到人，又能赚到钱，这是一个双赢，我喜欢这种感觉。而且，万一有天真的在体制内失业了怎么办？我会去思考这些潜在的风险，提前去做一些准备，有副业的技能在，至少多一条路。

▲ 陈宇的闲鱼工作台。图 / 受访者提供

黄怡，36岁，全职妈妈

“即便在陪诊行业，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男性”

无论是做全职妈妈还是做陪诊师，其实都是无奈之下的选择。

去年四月，我所在的私募公司突然倒闭，投研团队就地解散，收入从稳定的每个月1万两千元变成了0元。

这对我的打击很大。刚被裁员那几个月，我很不愿意出门，除了接送孩子上学，我不想跟人聊天，也不想见人。从大学毕业后，我按部就班地去公司上班，结婚生娃，一直是一种主流的选择，当我被困在主流体系里这么长时间，突然有一天脱离了这种生活，落差感很大。

我休息一段时间后就开始到处投简历，一心要工作。好不容易有了反馈，上班时间又不合适。比如要值夜班，没法照顾小孩，我只能推了offer。

还有一些面试，HR会直接问我，大女儿八岁了，什么时候生二胎呢？你是汕头人，怎么可能不生二胎？又或者是，问我几点接送孩子，担心我没法全身心投入工作。挺挫败的，做了妈妈之后再找工作，面临的偏见会更多。

直到去年年底，陪诊师这个新职业频繁出现在新闻里，我老公的一个朋友也想开发陪诊软件，我就很偶然地加入了进来，成为了一名陪诊师，也在管理陪诊平台。

这两个多月我接了8单，许多人会下单268元的半天陪诊服务，我作为陪诊师能拿80%的薪水，一共挣了两千块钱。挣的不多，所以只能作为副业，当主业是养不活自己的。

但我其实很推荐像我一样的全职妈妈去做陪诊副业。目前陪诊平台有70名陪诊师，40%都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男性，全职妈妈可能也很适合这个工作，因为它的成本低，有空的时候就接单，还能兼顾家庭。

更重要的是，全职妈妈更能体贴、关心客户。我曾经服务过一个刚退休的阿姨，她是典型的“候鸟老人”，老伴留在老家照顾90岁的妈妈，她来深圳帮女儿带孩子，自己在这边人生地不熟，也很孤独。

阿姨有天起床时突然头晕，想吐，她女儿很担心，就下单了半天陪诊服务。我从门诊大厅接到这个阿姨时，能感觉她有些抑郁倾向，不愿说话，一直在揉搓自己的手指关节。直到我去帮她排队做CT检查，她才开始信任我，愿意对我敞开心扉——其实她很希望女儿能带自己来医院。

这可能是我的一些私心吧。比起年轻男性陪诊师，全职妈妈其实更细心，也更容易获得客户的信任。我想要为像我一样的全职妈妈去做一点点事情，比如多派一些订单给她们。对于家庭收入本来就不稳定的女性来说，如果很焦虑，很想要为家里出一点力，可以来试试这份副业。

▲ 黄怡做陪诊师时拍的医院一角。图 / 受访者提供

梁晓曦，31岁，电商产品研发 “主业时薪30.5元，副业时薪150元”

我是个比较爱财的人，财富能带来安全感。学生时代，我就有做各种副业搞钱的尝试：自制数码宝贝的盲盒卡片，写玄幻小说，倒卖摩托罗拉手机，也卖过游戏的装备和账号……现在我的副业是做旅行试玩，以及接广告文案。

折腾这么多副业，和我父母之前做生意破产有关。虽然他们可能觉得，即使破产，也没有物质上亏待过我，但对我来说，那样的成长过程里，心理上总有一种匮乏感，我并不快乐。我能记得的一个场景是：我家吃饭的桌子上，永远有一层灰白色的油，当我用指甲盖划开，就会泛起两条白边，再过一会，痕迹就又会消失。为了生存，父母几乎没时间打理，也不会在意这些生活细节。

所以，我赚钱的意识很重，而我所有副业都和我自身经历相关。我大学学的是医护专业，但由于我本身患有癫痫，频繁熬夜会让我抽搐的概率非常高。想象一下，如果给你看病的医生倒在你面前抽搐发抖、口吐白沫，你害不害怕？那时就想着，要不转行算了。

后来，我在倒卖游戏账号时认识了一个家庭条件挺好的网友，聊到他想带患有脑瘫的儿子出去玩，这个病有一些癫痫的症状，出门在外可能会有各种突发状况，他挺纠结和害怕的。我很理解，所以我们聊了很多出行需要注意的细节，作为感谢，他给我发了2000元的报酬，后来，我就开始接这种行程试玩的单子了。

当然，我的大多数客户，都是身体或精神上有严重疾病的孩子或老人，我既是病人，也是曾经的医生，能给出一些合适的建议。我不参与他们疾病的治疗，也不需要陪同，只是在他们旅行之前帮他们做好规划，规避一些风险。

比如，我们成年人正常喝水可以憋尿4 个小时左右，但是癫痫患者可能憋不到 1 个小时，有时大笑就会漏尿，所以我会建议他们带上纸尿裤。我会提前去他们的旅行路线上踩点，考察好哪里人少，不会觉得尴尬，哪里有厕所，可以换纸尿裤，每个厕所间隔的路程是多久等等。一般都是中产阶级的家庭，才愿意花这份钱去做这件事。

这个试玩的方案，可以给这些特殊人群带来更好的生活体验，但也很有限。因为很多时候没办法做到尽善尽美，我作为一个病人，知道他们很有可能突然就站不起来，很多家庭可能只有一次机会带孩子出来，所以我会给自己比较大的压力，希望方案能更完美一点。但是旅行哪有完美？尤其对于病人家属来说，他们很可能跟病人没有长期生活过，让保姆、护工照顾，或者干脆就是一直住在医院，出游的话，他们自己应付不了很多情况，所以一定会带来一些争执和不满。这份工作很少会得到别人的认可，而且我觉得我做得还是不够好，在这样的负面情绪里，我就没办法频繁地接这种活。

后来，我到现在这家公司上班，做产品相关的工作，所以也开始做产品推广文案。一般一条短文案我五六分钟能写完，一天可以写20条，上班间隙就做完了，平均每个月能有两三千的收入，这样两个副业加起来，目前每月能有七八千左右。

我的主业性价比不高，公司单休，平均下来时薪也就30.5元，而我副业的时薪基本在100-150元之间，效率高的时候还能做到180元，算下来，我是靠副业付了房子首付的。

其实之前我还没有把副业这个事情看的很重要，但这几年，我眼睁睁看着周围的店面关闭、公司倒闭。以前我认为，如果我没钱了，大不了出去搬砖，但疫情让我知道，原来出苦力干活的机会可能也会没有。

主业的公司如果业绩不好，可能就给你降薪，甚至把你裁掉，但是副业这个东西，是干一份就挣一份的钱，别人也不在乎你身体如何，是不是昼伏夜出，也不需要复杂的人际交往，你只要按时把活做完就行了，而且你能离开工作地的限制，面向的是全国所有有需求的人。

现在各行各业都不太稳定，主业大多都有明显的上升天花板，而这个天花板大多不是靠努力就能突破的，所以我宁愿主业的工资不用太高，而把更多时间花在副业上。

▲ 梁晓曦撰写的产品文案种草软文。图 / 受访者提供

坤儿，25岁，文案写手 “副业变主业后，我不快乐了”

我做副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对主业不满，对现状不满。

我在济南一家广告公司做新媒体运营，月薪5千。在小公司，运营人员其实很像新时代的流水线工人，没有表达自我的空间，还要写推文，做公众号排版，负责拍摄和剪辑，一个人当好几个人用。

我在这做了两年，一直想辞职，想找机会离开这里。

很偶然地，我在招聘软件找到了一个美妆编辑的兼职。公司在北京，我只用线上供稿，稿费800元起步，相当于在二线城市赚一线城市的钱。

这比我之前做的副业来钱快多了。我以前给OPPO手机写锁屏文字，一两段鸡汤文学，每单40元。就是在拿时间和劳动力换取一点点微薄收入，我很快就不接单了。

美妆算是我的兴趣。大学时我就在网上写美妆文章，所以这份新副业上手很快。我算了一下，一周供稿两篇，每篇文章800元，一个月下来能挣六千多，比主业工资高，还轻松。

有了这份底气，我去年七月主动离职，终于放弃了这份讨人厌的工作。

但当我把副业当成主业之后，也会有新问题出现。不是每个月都有固定稿件分配给我写的，稳定的时候每月写8篇，但不稳定的时候，公司只分给了我3篇。其实也是在打零工，而且我还得自己交每月1000块的社保和医保。

前段时间我开始经营小红书，也是想把变现模式抓到自己手里。起号还不错，我写一篇关于易梦玲妆容分析的帖子，评论特别多，不停刷新99条新消息。后来有人在评论区吵起来，我就把帖子设为私密了。

可能我还是没有博流量的大心脏吧。在社交平台，永远得把制造焦虑放在第一位，你才能吸到粉，但我不太喜欢这样做。

写美妆文案的工作我也想慢慢舍弃掉了，未来或许可以去商场看个柜台，一边坐班一边做点线上副业。有一份稳定的主业收入，做副业才会更有安全感。

▲ 副业热潮下，成都的后备箱集市。图 / 视觉中国

雪莲，30岁，国企员工

“凭着做副业挣的钱，我买下了一套房”

我对钱的态度很简单，就是“只进不出”。

去年一年，我的总花销是三万元，有一万六七都花在了家里边。因为我在河南老家上班，家里人吃的水果、牛奶，用的燃气费、电费，都是我出钱，毕竟一直住家里嘛。每个月用在自己身上的钱，可能只有几百块。

疫情前，每年年终我还会有一万多元的奖金，这三年奖金也没了，只有死工资。光靠我每个月两千六的工资，根本覆盖不了这些支出，大多还是我做代购挣的钱。

2018年，那会我还有消费欲，喜欢买护肤品，但国内专柜和旗舰店太贵，我就开始自己海淘。在品牌的海外官网、亚马逊和梅西百货这些地方下单，只需要办一张双币信用卡，还送很多积分和小样。为了凑单满减，我会一次性买很多件护肤品，用不完的就在闲鱼出掉。买的人多了，我专门开了新微信号，正式做了代购。

当我在各大平台积累的积分越来越多，他们附赠的小样也越来越大方。丝芙兰每单赠送三个香水小样，我都囤下来，后来光是卖香水小样都净赚两千块。

疫情之后，化妆品和护肤品价格跳水严重，代购一下不好做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悦木之源菌菇水和倩碧黄油，这三款以往最好卖的产品，最近国内免税店价格比代购更低，还有正品保障。我好久不敢进这些货，怕砸手里。

▲ 雪莲做代购时，雅诗兰黛小棕瓶曾是最好卖的产品。图 / 受访者提供

前几年大火的雅诗兰黛420色口红正装，刘雯大表姐色，现在卖10块钱都没人买。我提前进了很多Nars六色眼影，结果预判错误，色号没火起来，现在还囤在家里。

做代购后，我对美妆护肤品的购买欲反而变低了，没有新鲜感了。可能也是因为成长了，要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奋斗，就是攒钱买房。我不是独生女，有个弟弟，家里人明说了没钱帮助我，所以我买房只能靠自己。

近五年来，我买包包花的钱不到500元，还买了一只100多块的手表，在海淘网站用800块买了两条施华洛世奇的项链，加起来一千块，是我首饰上的最大开支。

我不是进货量很大的代购，微信客户几十个人，所以几年下来只赚了7万元。但你别小看这7万块，就是它让我凑齐了在县城买房的17万首付。

不靠娘家，也不靠婆家，只靠自己，主业上班，副业搞钱，实现买房的人生理想，难道不该是件令人自豪的事吗？

唐糖，28岁，银行职员

“连续两晚直播，我只赚了1块钱”

我在深圳的一家银行做网页设计，领导说最多的词就是，降本增效。

我经手的项目经常直接被砍。只有算上年终奖，月薪才勉强过万，还没编制。过去一年半，我都在到处投简历，想跳槽但跳不出去，就业市场真是一年不如一年。

我老家是广西的，但深漂几年，我也成了“深圳女孩”，就是不聊八卦不吹水，只想着搞钱，买房炒股项目基金……深圳的风气就是这样。我买的基金亏了两千多，我老公炒股亏了二十多万，算了，我还是搞副业吧。

其实我学历还行，港硕商科毕业，银行工作也很体面。但我有时会觉得，如果能放弃学历给我的负担，进入服务行业，虽然辛苦，但我赚的钱可能比一份看似风光的工作要多很多，还不用天天看老板脸色。

读书读久了，我还是不能接受自己去摆地摊、卖炒粉，所以只能在网上挣些小钱。这方面我很能拉得下脸。

给别人的视频点赞，一个赞6毛钱。淘宝刷好评，五六块一单。我还接单画海报，在600多人的群里和学生妹抢单，好不容易抢到20块钱的单子，要凌晨赶画，磨一周才能画到甲方满意。两个月挣两千块，这是我挣最多的副业了。

最近直播很火，我有个学弟也在做，每天发朋友圈说自己月入十万，我找他取经，他收我16800元的学费，一个月工资还不够我交学费的，我就自己摸索着在小红书直播。新人任务要在线35分钟才有奖励，我连播两个晚上，边DIY耳环边唠嗑，进进出出就两三个人看，都是网上认识的姐妹来捧场。播了两晚，收益1.08元，刚达到1元提现的门槛。

▲ 唐糖开两晚直播的收益。图 / 受访者提供

我把这一块钱提现到了支付宝，哭笑不得，这钱或许刚好够交我直播用的电费吧。

为什么想搞副业赚钱？我给你算一笔账。

我老公在互联网大厂，月薪三万多，看上去很好是吧？我们两人的工资加一起，税前五万，扣完税和五险一金，到手三万，房贷和车贷每个月一万五，还有目前租房的三千房租，最后剩一万块，在深圳根本存不下钱，也生不起小孩。他马上35岁，合同快到期，如果公司不续签，他失业了，我一个人的工资只够填平车贷、房贷，没有多余的一丝钱用来生活了。

最近我们的期房建好了，正在装修。我小红书有30个粉丝，打算趁装修期间起号做家居博主，估计能接点软广。

总之，就是不能只搞一个副业，一定要同时寻找更多赚钱机会。搞钱从来不可耻。

林宏，59岁，工程师

“我和老婆月入两万，只留一千块生活”

我在内蒙古一个县城的农业机械站工作，明年就要退休了，从1991年被分配进单位，到今年，是我工作的第33个年头了。我的工资也从91年的两百多变成后来的五千多，近几年才涨到八千，现在也很清闲，一个星期去一两次单位就行。

为什么是只用去一两次，和我的身体有关。有一年，我和同事下乡的时候出了车祸，我们车上4个人，对面车上2个人，6个人里就我受了重伤，半月板永久性损伤。什么概念？一条腿基本瘸了，走路一跛一拐，就是严重工伤，半辈子算是毁了。

我空闲在家的时间，一下多了很多。我老婆在镇上的初中做语文老师，白天都不在家，大儿子在呼和浩特成家立业，小儿子在北京上班，家里每天就我一个人。

为了打发时间，在当地电视台上班的侄子给我介绍了个副业——给电视剧打字幕，再由人把汉语翻译成蒙语，在蒙语台放这些电视剧。机翻压根没用，细活还是得靠人工手录。

这活不简单。一部电视剧，起码要两个月才能打完所有台词。一集差不多两万字，赚一百多块，也不多。我之前给《大秦赋》打字幕，里面都是生僻字，佾啊，翦啊，用五笔输入法要打好半天。后来是儿子教我用搜狗输入法，有智能联想，能自动敲出人名。有时候字幕要得急，我早上六点半就起床打字，打满8个小时，一天下来腰酸背疼。

这份副业每个月能有两三千的收入，谁会嫌家里钱少？而且我有大把时间，不做点什么事，我难受啊。

现在，我跟老婆的月收入一共两万出头，90%都会存起来，留一千块作为日常花销。在我们本地，一千块是够花的，除了买菜，没什么其他花钱的地方。我们一天吃两餐，早上吃油条包子，打2两牛奶，中午做个肉菜，晚上经常不吃饭，喝点砖茶就行，吃多了也不舒服。

我们攒钱其实不是为了自己。我和老婆是双职工，以后退休金有六七千块，挺不错的。存钱主要还是为了给小儿子买车买房。他以后要留北京，我们想努力凑够300万给他付个首付。

但目前离300万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我们还得继续攒钱。

我儿子一直都知道我有这份副业。他挺支持的，觉得我在家有事可做，还有钱挣。而且这种劳动是有意义的，我到这个年纪，其实精神需求和金钱需求一样重要，没有谁先谁后。

买房目前只是我们两口子的心思，想多给儿子一些支持。这不是啃老或不啃老的问题，这是爱和被爱的关系。

▲ 北京通惠河畔某楼盘。图 / 视觉中国

程晓，35岁，前品牌公关

“兼职让我生活下去，也让我看到多元生活的可能性”

“35岁、女性、普通二本”，这些词是我过去一年求职过程中最大的门槛。

海投找工作的间隙，我靠几份兼职和一份房租生活，在跳海酒吧做打酒师算是其中最有意思的兼职了。

一帮音乐人成立了跳海，我在这里做兼职打酒师，要根据客人的需求快速打一杯泡沫少的啤酒。此外还会涉及灯光、音乐氛围、吧台消毒。薪水不算高，工作日和周末分别是150元、200元日薪，加当天店里0.5%的营业额。

在这里工作，能看到很多元的生活状态，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的就业焦虑。很多文艺工作者喜欢来跳海，野生小说家、青年画家、艺术家，大家在这里很少聊工作家庭、房子、车子这些话题，而是聊电影音乐和文学。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95后女孩，她崇尚“嗝屁主义”，类似活在当下的意思。从穿搭上，她就和很多人不一样，穿波西米亚风的衣服，发箍、包包也是Hello Kitty主题。

在这里工作会让人特别开心，每次听到水冲刷酒杯的白噪音都很解压。如果你酒量好，也能无限畅饮店里的啤酒，唯一比较累的就是需要从下午6点一直工作到凌晨2点。

像我这样中年失业的人，经历过各种奇葩的事。虽然我有12年工作经验，经历过上市公司，也被初创企业捶打过。有白嫖方案的，也有暗示潜规则的，搞得人身心俱疲。

来到跳海兼职反而像一种意外之喜。我在今年1月份才来跳海，去年7月，我做了护肤品检测，10月，我去电影院做兼职场务，都不太需要大量和人打交道，比较适合社恐。我还是希望能有稳定的主业工作，但目前就业市场不太好，探索不同的兼职，也是一个不错的过渡吧。

▲ 程晓在跳海酒吧做打酒师。图 / 受访者提供

李薇，28岁，国企员工

“下班后做游戏主播，我月入三万”

国企这份工作，真的算比较轻松的，早八晚五，中午还有11点到1点半这两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我对这份工作谈不上喜欢，单纯想在小城市稳定一点。但是也会有不安的心态，害怕像当年东北下岗潮那样被淘汰，所以一直想掌握新的技能，看什么感兴趣的都会去尝试一下。

2017年左右，斗鱼、虎牙之类的直播平台刚刚兴起，我才发现原来随便玩玩游戏、跟人聊聊天也是可以直播的。

我玩游戏并不厉害，主要是帮新人解答，组织大家一起玩，或者代练。那时候就有工会——类似MCN机构来找你签约，收入是每月直播平台结给工会，工会再结给你个人。工会也不规范，属于那种捏软柿子的，要看你好说话，就多克扣你一点，看你不好说话就按正常给。

一开始，我胃口也比较小，每月有两三千就挺满足了，但只要你坚持直播，粉丝的数量慢慢涨上来，到最后期能赚到接近3万这样子，我当时觉得这3万已经是我的天花板了。

这个钱赚得很辛苦，我当时都是下班一到家就睡觉，睡到八九点再起来开始直播，播到凌晨三四点下。这种强度坚持不了太久，半年左右，我身体垮了，两三个月不来月经，内分泌失调。做直播的，都是以牺牲健康为代价的。

至于和我的本职的冲突，其实我不太担心被同事或领导看见，因为打游戏这个领域算比较小众的，而且开视频的时候会化妆开美颜，开完美颜连亲妈都认不出来。但睡眠不足还是有点影响，有时候领导看见状态不好，我就只能打打马虎眼。

时间久了，也见了很多故事。那时有个粉丝，每天晚上来直播间跟我说好喜欢我开播打游戏，希望能带他一块玩。他是在一个普通厂里打工的，说要给我刷500块钱，我觉得他赚钱不容易，就让他把钱收好。

后来几天他没出现了，我鬼使神差点进另一女主播的直播间，发现他给那个主播刷了两三千，这应该是他第一次刷，因为刷得多少账号等级都能看出来。我当时很伤心，觉得自己的好心没有被珍惜，后来我也反思自己以后不要管别人的闲事，该是我赚的我就好好赚就是了。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了，他这个人再也没出现过了。我也觉得他可能第二天可能就后悔了，但这个钱是不可能退的。

游戏直播这个事情断断续续差不多做了 3 年，后来，这个行业里同行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门槛和下限也越来越低，让我觉得身心俱惫，就不想做了。

其实我知道直播这个事我正好站在风口上，跟我个人能力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之后我也尝试做过开淘宝首饰店、摆摊、平台推广等等，但都没怎么做起来。后来我就想明白了，很多成功是无法复制的。

▲ ChinaJoy上的游戏主播。图 / 视觉中国

何雪，31岁，营销策划

“做小时工打开了我的思路，其实处处都有机会”

小时工是我今年初才开拓的一个副业。因为现在工作是双休，周末能在家睡到十一二点，直到下午我的生活才开启，总是躺着好像无所事事，很焦虑，觉得应该要去再做点什么，也想多攒点钱，我就在网上找了小时工的活。

连今年过年期间，我也没有回家，在北京的一个儿童乐园里面打了6天的工。游乐园平时是每小时25元，春节期间给到28元，但上班时间也很长，每天要站12 小时。因为我是小时工，有时候会被老员工欺负，会安排我去干最累的活，他们就是站在前面或者在操作间里玩手机。

我当时负责的那个区域叫白沙，我需要一整天不停地帮5岁左右的小朋友戴发帽，提醒他们不要把沙子塞到耳朵、鼻孔或者嘴里。我的领班也会监督我，基本没有摸鱼的时间。初一那天，我算了下，接待了1000组的家庭，忙得连喝水的功夫都没有。整个6天，我每天下班回到家就已经10点多了，真的疲惫。

但这个工作可能因为你面对的是小朋友和家长，大家很有素质和礼貌，接触久了也会变得都蛮有童心的。最近几个周末我都会过去，每次去负责的工作都不太一样。上周是在小厨房做华夫饼，负责帮小朋友们收拾厨具，后来又去了更轻松一点的岗位，推着小车专门给小朋友和家长们倒水。

我还去餐厅端过盘子，是一个网红餐厅，通过中介找到的，原本是25元的时薪，每做一小时，中介会抽掉5块。

▲ 换上了餐厅工作服的何雪。图 / 受访者提供

餐厅工作是我做过最累的兼职。我是包厢服务员，负责把菜端到包厢的桌子上，还需要给十几个顾客倒水，等顾客用餐结束后要把包厢收拾干净，把所有的餐具都收拾好放到小车上，推到洗碗间。网红餐厅它所有的餐具都非常大个又很沉，这个过程还挺累的。

我当时刚过完年的第一个周末去的餐厅，里面有百分之六十的服务员都是小时工。可能因为过年期间很多员工都想要回老家，人员更换频繁，就导致很多顾客感觉餐厅的服务不专业。不过我干得不错，老板知道我主业是策划相关，还挺想挖我来着，虽然最后因为不太匹配没成，但这也让我把思路打开了，处处都可以有机会。

小时工的报酬蛮低的，基本上都是在 20-30元 之间，25元已经算很高的了，而且基本是体力活都挺累的，因为你也只能做这一件事情。但好处也有，比如薪资的发放一般都很及时，周六日去上班，周一晚上就会把工资给你结了。除此之外，我还有一直在写公众号软文的副业，大概每篇1000多字的文章，能有300元左右收入，可能因为主业赚得实在不多，这样副业下来，每月能有两三千的收入，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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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996”的我，工资还没父母退休金高，买房生娃都得“啃老”

作者：每日人物社

发布时间：2023-02-18 11:51

快照：

延迟退休话题下，人们不仅忧虑工作时间再度延长，也忧虑未来拿不到退休金。而在当下，一部分年轻人发现，父辈们的退休金比自己的工资还高，“退休金倒挂”的现象越来越多。 中青年在社会上内卷，退休的老人们则能拿到比“996”更高的薪水。两代人的不同际遇产生的“错配”和生存负担的双重挤压下，退休金被父辈拿出来补贴下一代，“啃老”成为一种无奈的现实。而更残酷的问题是，当这一代人老去的时候，他们又能依靠谁？

文 | 曹婷婷编辑 | 赵磊运营 | 月弥

第二次选择

陈秋原33岁了，她已婚，未育，在上海工作，收入尚可，但人生渐渐走入了一个“尴尬期”。

首先发出信号的是身体。她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公司规模不大，流动性却很高，最要命的是24小时待机的工作模式，长期伏案工作让她的颈椎曲度变直，时常恶心呕吐。去年下半年，她因为要补办婚礼，请了一天婚假，第二天去上班，一直加班到凌晨四点，电话里，平时沉默寡言的老公直接冲她发火了。

当时她就打定主意要辞职，工作已经触碰到了天花板，为了这每月13000块钱，也不值得牺牲身体、影响夫妻感情。

裸辞后，收入骤降。原本陈秋原夫妻俩月入过三万，生活吃穿不愁，但去年初丈夫被紧急调到深圳，每个月增加了5000多元房租，加上原本就有的9000多元房贷，现在她没了收入，还得自己掏2000多元交社保，留给两人的生活费只剩下约5000元。

陈秋原不是没有算过账，让她有勇气裸辞的，是来自父母的帮扶——一套父母买下的上海房子租出去了，能给她带来每个月6000元的工资外收入，父母还帮她还着每个月2600元的车贷。即便她不工作，每个月过万的生活费，完全足够他们夫妻俩开销。

但她并不想这样，都这岁数了，还跟家里伸手，多少会有些压力。她和丈夫自觉收紧开支，以前每个月都买的衣服，现在大半年买一次，丈夫钟爱的电子产品也基本暂停更新；以前每月光顾两三次人均过千的餐厅，下班早就约朋友逛街吃饭，现在有时间了，反而取消了一切休闲的聚会，“不必要的开销都没了”。

更重要的是重新找到工作。她试了几次，但屡屡碰壁，已婚未育的身份，“对于人家公司的HR来说就是一个炸弹”。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已经走到第三轮面试，但面试官问过婚育状况后就没了下文。面得多了，她找工作的信心也渐渐微弱。她还担心，工作几年后真的生了孩子，过了哺乳期也会被开除。

家里也催生，但她不敢生。经济压力和生育压力是交缠的，“生不起，养不起”。陈秋原和丈夫商量后，决定先解决工作，之后再考虑生育。

深思熟虑后，她决定考编。社区或许是不错的选择，“离家近，压力可能小一点”。去年七月，离职前，她考过一次家附近的社区。她家还在郊区，几十个人考一个岗位，结果不太好，距离进面试还差3分。

这次，她决定全力以赴，似乎考上了，一切都能迎刃而解。但她心里也没底，“记忆力和学生时代差很远”。坐在家里复习的时候，人生又像回到了读书年代，等待着一场重要的考试决定自己命运的走向。

陈秋原本不用面对这些。父母为她指过路，刚大学毕业，就安排她进了电视台，没有编制，但能签长期合同，工作也比较轻松。那时候，没有别的压力，工资作为零花钱，生活很畅快。

待了两年，她解了约，“年轻，实在坐不住”。直到去外面找工作，才发现生活很残酷，“企业总会有压榨”。

陈秋原的父母都是医生，早年本科毕业后就分配进了医院，工作几十年，升到了高级职称。现在都退了休，两人加起来每个月有三万的退休金。老两口不想女儿受苦，曾经提过继续帮助陈秋原，话题刚有苗头就被她掐灭了。对于啃老这件事，她内心感觉到煎熬。“相当于每个月已经补贴了我8000多元，实在不好意思再问他们要钱。”

另一个原因是，公婆退休金很低，为了生活还在打零工，没办法给子女提供帮助。陈秋原不忍心麻烦公婆，但“如果我爸妈又出钱又出力，他们也会心里不舒服”。她朋友就是这样的例子，女方父母付出更多，这种不平衡传导给夫妻，俩人频繁闹矛盾，几次走到离婚的边缘。

陈秋原还是幸运的，正是有父母兜底，她比较轻松地拥有了第二次选择人生的机会，可以脱产考编。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许多人走到中年，众多烦恼袭来，肩上的负担越来越重，在条件不错的家庭里，“啃老”的负面意义逐渐消退，许多人不得不接受父母的扶持，才能够得上高昂的房价和生育成本。

▲ 陈秋原准备考编时下单的参考书。图 / 受访者提供

倒挂的“工资”

像陈秋原这样，父母的退休金比自己的工资高，在这样的家庭里，补贴子女成为了父母们的默契。

最常见的是在县城。李晓琪今年28岁，在她的湖南老家，父母补贴子女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她的同龄朋友们，许多已经在父母的帮衬下，过上了有房有车有孩子的安稳生活。这样的配置通常见于体制内家庭，父母有比较高的退休金，很多都比子女的工资更高。提前内退的长辈，还有充足的时间帮子女带孙辈。“在老家，年轻人进体制内的工资都是很低的，那家里面基本上都是做好了给孩子补贴的准备。”

王远今年六月大学毕业，他最近在上考公补习班，准备冲刺不久后的安徽省考。王远的父亲还有几年退休，退休工资能达到一万以上。他学文科，这个数字很可能超过他未来能拿到的薪水。父亲曾主动和他谈话，表明等他以后有了孩子，会提供经济上的帮助。

除了补贴子女生活和养娃，老人们的退休金最多的去处是补贴子女买房。今年42岁的徐荔，她的房贷至今是父母在帮忙还。

▲ 徐荔父母退休后，一家人去国外旅游。图 / 受访者提供

这些有能力补贴儿女的老人们，往往都有着不低的退休金。不少年轻人直到踏入工作，才意识到父母的退休金有多高。

在武汉当文员的陈溪，每个月工资都达不到交税门槛。有一回，她回到家，和一位长辈聊天，对方的退休工资几乎是她的三倍。她在小红书发了一条感慨的帖子，吸引了上千条留言，许多人分享自己长辈的高额退休金。她觉得，老人家在那个岗位上工作了几十年，值得这份薪水，而眼下自己的工作，几乎不可能干到退休。她想换工作，曾被骗去面试冲业绩，也在皮包公司白干过几天，不缴纳社保的工作也碰见不少，很难碰到好的机会。

相比有些年轻人一成不变的收入，许多老人们的退休金每年还在增长。25岁的卢苇，此前在青岛的机构当老师，即使加班，父母的退休金也比她的工资更高。每年调整社保的那个月，她的工资还会被多扣几百块，那时候她刚工作，发现社保越扣越多，回家就听到父母说起涨工资的事情。卢苇母亲几年前刚退休的时候，退休金也只有1000多块，现在则涨到了4000多块。

父母有能力、有意愿帮助子女，但对子女而言，“啃老”在很多时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山西人章静，今年36岁，有两个孩子，和父母同住。章静的父母退休金加起来有上万元。一家人中，章静的工资是最低的。

她进过电厂和环保公司，最近的一份工作是社区网格员，试用期工资到手只有1000多块，还是去年底，经社区朋友推荐，才拿到的报名资格。章静经过笔试面试上岗，但被分配到了离家很远的社区，有时周末还要被喊去工作，她决定放弃。在太原，适合她的岗位并不多。大学毕业的她，也不愿意去打零工，“工资很低，也没有任何保障，可能不如照顾孩子重要”。

章静原本以为，自己已婚已育，又有父母搭把手，再找一份工作不难。但面试了几个月，一无所获。有一次她面试订单专员，过程很顺利，最终仍没通过。她追问缘由，对方称因为她有空窗期。“这份工作又不要技术，后来面试官告诉我，他比我还要小一岁。”章静明白了，年龄也开始限制她。

她不断投简历和面试，没有工作的时间里，父母的退休金成为了生活来源。有一回，父母一口气支持了一两万的早教课费用。当时她几番犹豫，还是觉得对孩子成长有好处，准备自己刷信用卡，父亲知道后，主动提出付这笔钱。

因为带着孩子住在父母家里，章静平时几乎不用花钱，每个月生活费用不到1000块，几乎都花在孩子身上。她自觉降低自己的消费，也不希望因为花钱产生家庭矛盾。有一年在亲戚家，她买了一件100块的打折杂牌衣服，母亲指责她，“又不挣钱，光会花钱”。这种时候，她会加倍感觉到“啃老”带来的不自由，不只是经济上依靠他人，还有日常里的细微束缚。

但章静有时也能说服自己。父母手上拿着钱，很容易被各种亲戚朋友借走。目前俩人都各自借出了不少钱，“花在自己姑娘身上，总比花在外人身上强”。

两代人

在当下的年轻人眼里，父母们都是“苦尽甘来”，在年轻的时候受了很多苦，中年的时候遇上中国经济腾飞，稍微抓住点什么机会，就能积累下财富，就算不能大富大贵，人生也是向上走的。

“那时候房子分的，工作分的，真的是羡慕不来。”卢苇的父母几年前分别从手表厂和机械厂退休，因为厂里效益不算好，每个月退休工资都只有4000多块，但已经和她目前能找到的工作收入持平了。而姥爷从卷烟厂退休，“十几年前的退休工资就已经将近一万了，当时平均工资才一千多”。

王远觉得，父亲吃过的苦，值得拿一万的退休金。“我父亲那个年代还是很苦的，我母亲刚嫁过来的时候，我们家还是古砖搭的房子，上面的瓦还有点漏雨。”他的父亲在15岁的时候就顶岗成为了中学老师，“底下的学生年纪都比他大，上课还要垫板凳才够得上黑板”。他觉得，那时候工资很低，很多人都不愿意留在乡里教书，父亲耐住了寂寞，又评上了高级职称，对于父亲的高退休工资，他并不意外。

2019年毕业后，卢苇去了机构当康复训练老师。周末算上加班费，工资能到七八千。但很快碰上疫情，“第一年六个月没开门，后来又三个月没开门，去年底碰上疫情又关门很久”。她拿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最低工资。今年，生活逐渐回归正规，但翻一翻招聘软件，同样的岗位，月薪四五千的变多了，“比疫情前还低，可能很多机构倒闭了”。

她决定考研。每天五点出头就起床去自习室学习，晚上父母休息了才回家。“没有别的选择了。”她期望着考上研，进入学校当老师，能够稳定一些。虽然住在家里，但只动用自己的积蓄。吃饭每顿控制在10块钱左右，每个月自习室收费400块，她计算过，工作攒下的存款可以支撑到考研结束。

▲ 结束一天的学习，卢苇在回家路上拍的月亮。图 / 受访者提供

卢苇的父母起初不理解她的决定。她的父母生于50年代末，恢复高考后没有考上，于是直接分配进了厂里。俩人在不同的厂，后来都分到了房子。生下她后，母亲休了长达两年的产假，漫长的假期结束，又继续回到原岗位工作。卢苇的爷爷辈都在体制内，比父辈的退休金更高一些。在她看来，父母的人生比较顺利。唯一常常听到父母念叨的，是后悔当时没有转去效益更好的厂，比如电厂、自来水厂，据说退休金能翻倍。

时代变化，两代人对彼此的理解，需要经历一个过程。但在家庭里，谁的收入更高，才能有更大的话语权。章静没有工作，丈夫主要负担孩子的学费，生活开支都靠父母补贴。父母曾因给亲戚担保，赔了一笔钱，数额高达几十万，但两家人至今仍在来往，甚至母亲有时还会给亲戚借钱。章静没办法制止，“那是人家的钱，人家有支配权。况且我现在没有工资，也得多少靠人家点”。

希望把话语权放在自己手里，也是陈秋原不愿再多跟父母拿钱的原因之一。小时候，父母对她很严厉，她觉得自己的童年并不快乐。长大后，她挣脱过父母的选择，却也难以拒绝父母的帮助，“思维上独立，经济上不独立”。但她内心始终觉得，“年轻人还是要靠自己”。

大多数时候，都是父母不舍得给自己花钱，却主动给儿女花钱。徐雯雯今年26岁，在北京一家私企工作，每个月工资到手6000多块。住在家里，不用租房，为她省下了几乎一半的工资。母亲每个月退休金7000元，比她月收入更高。去年夏天，她手机摔坏了，在不同价位的机型里纠结了好久，后来母亲直接给她报销了，“让我买贵点的”。

卢苇家里一个月水电费支出不到40块钱，父母学会了团购买菜，总能找到最优惠的价格，喝水去山上打泉水，吃水果就参与软件活动换。章静的母亲，在最节约的时候，炖排骨为了省点气，就提前关火焖熟。父母们身上普遍存在的勤俭节约的品格，让他们的钱最后大概率到了儿女手里。

老了怎么办？

当父辈的退休金倒挂子女的工资，承受时代压力的年轻人，在接受父母补贴的同时，也经历了心理上的波动。

徐荔曾被困在“啃老”的迷思里。她的父母都在体制内工作了几十年，每个月退休金不低，加起来一年30万。此外，公婆也是编制内人员。四份不错的退休工资，让双方长辈每年都主动提供一些经济支持。其实她和丈夫的工资也不算低，俩人也没有铺张的爱好。

但几年前，她和朋友聊起天，发现朋友会固定给家里打钱，联想到自己固定从家里收钱，她觉得“好像有点丢人”。当聊起父母帮忙还贷，也会听见有人说“你都四十了，好意思剥削父母”。有一次和父亲聊天，徐荔试探地说起这个话题，但父亲的回应“特坦荡”。“我爸说我一年就给你这么多钱，你愿意拿这个钱吃喝玩乐还房贷，花在孩子身上都行。”父亲甚至和她开玩笑，说不是啃老，“这叫提前继承”。

章静也很无奈，“我不愿意啃老，我比谁都清楚我爸妈的血汗钱挣得多么辛苦”。因为要带两个孩子，丈夫也很少主动给钱，找不到工作时，她最先克扣自己。“不化妆，几乎不买衣服。”

虽然不愿意啃老，但年轻一代很难靠自己走出困境。前几天，2023年上海事业单位考试开启报名，陈秋原报名的岗位限制比较多，往年只有二三十人报考，今年人数翻了倍。截止报名那天凌晨，她发现连殡仪馆的岗位都有超过200人报名，她转发给闺蜜，“太卷了”。

▲ 在上海，一个殡仪馆相关岗位，报名人数超过200。图 / 受访者提供

她所报考的岗位最终报名人数超过100人，她开始动摇，“不想当炮灰了，100选1比高考录取比例都要低得多”。放弃考编后，只能转头继续投简历，但不限制年龄的岗位，最多的是单休销售。“实在没有的话单休也先去。”

报名人数的激增，陈秋原认为可能和延迟退休的讨论有很大关系。“只有体制内能够一直做到65岁，其他的私人公司很容易被裁。”对她来说，考编的时间窗口也即将过去，“感觉35-65岁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章静每个月还要自己缴纳1000块左右的社保，如果延迟退休，她担心领取时间就又缩短了几年。“如果真65岁才能领的话，也许就不交了，因为不一定能活很久。”陈秋原也觉得，“只要有人在工作，就会发退休金，发不出来就继续延迟退休，无非是怕只能领几年就死了……”对于未来自己的养老问题，他们眼下唯一能做的，似乎也只有缴纳一份社保，“想不了那么远，先解决现在再想未来”。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至2020年，10年间就业人口比例由70.2%下降至63.4%，预计到2050年该数据将进一步降至45.2%；而另一方面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快速提高，目前该数字为18.7%，预计到2050年时将高达37.2%。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养老金支出变大，一方面就业人口有所下降，养老金补给下降。现在老人们的退休金高，正是享受到了人口红利，2000年，平均10个年轻人供养一位老人，到了2021年，变成5个年轻人供养一位老人，但出生率的逐年下降，延迟退休方案的出台，让很多年轻人对老年生活不抱期望。

不过，因为父母有充足的养老金，医疗也有保障，陈秋原的忧虑里，至少没有赡养父辈的压力。对徐雯雯而言，父母有自己的退休金，意味着她目前只需要顾好自己。虽然在北京，六千块的工资并不算高，但有家庭作后盾，她仍然能存下钱，每个月还制定了存钱目标。她和母亲关系亲密，因为母亲属于三高人群，她现在每天都会念叨母亲：“好好吃药，多活几年。”妈妈则笑着回答：“我努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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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5年存5千引热议，“高开低走”的名校生过得怎样？

作者：桂林生活网

发布时间：2023-02-17 16:13

快照：

近日，一则名为《我：毕业5年，存款5000 她：中传硕士，火锅店保洁》的视频火了，相关话题频频登上平台热榜。目前该视频播放量超500万，数万名网友在视频弹幕区及评论区称，“谢谢你们的分享”，“被治愈了”。

视频中的两位女性弯弯和超超于2017年从211名校华中师范大学本科毕业，但毕业后的人生似乎在“高开低走”：弯弯毕业5年存款5千元，超超去中国传媒大学读完研究生后，在一家火锅店打扫卫生。两位快30岁的女性用自己亲身经历告诉网友们——“当个废物也没有关系”，“我真的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开阔”，“当你掀翻牌桌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选择还很多”。

这则视频让很多同龄人心生感触，不可回避的现实是，即使是名校毕业生，即使努力打拼，也可能过上“高开低走”的生活。

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对话了三位名校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真实故事或许能让你感同身受。

北漂近4年存款5千元“我接受的教育没办法教会我挣很多钱”

贾利今年30岁，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北漂，目前的存款5千元。贾利说：“我读的书，接受到的教育，没办法教会我怎么去挣很多钱，怎么去提升我在社会丛林中的竞争能力，但它很神奇地教会了我——怎么去心平气和地穷。”

和视频中的超超一样，贾利一直想进入电影行业。2016年本科毕业后，贾利进入某双一流大学读电影制作硕士。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期间，贾利总是很忙碌，拍片子拿奖，跟组拍摄学习，成立工作室接商单……提起他和他拍的片子，校友们总用“专业”“质感”来称赞。贾利的目标是成为一名导演，假以时日拍一部能在院线上映的剧情片。

△为了跟组学习，贾利(左)没参加研究生毕业典礼

2019年7月研究生毕业后，贾利毅然决然去到北京，成为一名北漂。初到北京的那个月，贾利住在朋友家，天天外出面试。尽管有作品，但应届毕业生没有人脉和资源，想要进入电影行业并不容易。多番衡量，贾利进入一家纪录片行业头部公司做美食纪录片的分集导演。贾利说：“当时每个月拿到手6千多块，我的房租及水电加在一起就要3千多块。”

2019年年底，贾利和团队拍出样片后，疫情接踵而至，项目搁置半年。2020年5月，疫情暂缓，贾利和团队得以继续进行调研、拍摄，直至2020年年底，贾利将这部纪录片最后一集分集拍完，跳槽来到现在的公司。

△贾利通宵剪辑纪录片样片之后北京下雪，他第一次看到雪

“当时跳槽，主要是考虑到钱，自己身体原因需要一个动手术。”贾利说，拍纪录片项目的那段时间生活实在拮据，动手术少的话要2至3万元，多的话要30万，“我没钱，我现在的老板当时计划做短视频业务，我根据市场判断，觉得拍短视频可能更快能赚到做手术的钱。”

“对于我们这些学影视专业的人来说，以为做短视频是降维打击，可以很快做起来。”贾利做了短视频才知道，这一行远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简单。彼时贾利和老板两个人做账号，主要打造老板的个人IP，贾利担任导演、剪辑、拍摄和运营等多职，由于没有系统学习过短视频运营，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账号迟迟未能做起来。随后贾利七七八八做了一些影视项目，但都没能做起来，2021年倏忽即过。

△贾利在拍摄路上

2022年初，在老板的支持下，贾利开始写自己的剧本。“当时‘杀猪盘’骗局很受关注，我看了很多资料，觉得这个题材很有社会意义，也带给了我很多思考，就开始写。”收集资料、写剧本，修改剧本……贾利前前后后花了半年时间终于把剧本写出来，但大众对这个话题的关注热度已然消逝。“我老板说，算了吧，这个本子已经过时了，不怕片子烂，就怕电影出来时机不对。”回忆起半年辛苦付诸流水，贾利苦笑。2022年下半年，贾利在撰写方案中度过，“写过的方案很多，落地的没有，不仅是我们，行业内这两年也比较难。”

北漂4年，如今贾利的每月工资到手也就8千元，每个月花去3千元在北京通州区租着一套一居室的房子，养了一只猫，起名叫“太空”。去过的朋友都很喜欢贾利家，“房子很小，但是书多，我去的时候沙发上还放了一本毕飞宇的《推拿》，他买了个大电视，看电影极好。”

△贾利刚来北京时住的一个公寓，只有10平米

“看完视频我也去看了下自己的存款，差不多也是5千块，还是去年年底存下来的。”贾利笑道，“本来我对财富也没有那么多追求，我之所以想要钱也是因为我要做手术，在学校读了这么多年书，教育让我很平静地接受现在的一切，也不能说摆烂吧，我挺不喜欢这个词的，只能说被迫躺平，因为没办法，就是没有那么多机会，你很努力，人家不给你，你有什么办法呢?”

“未来的长期规划还是想赚钱把手术做了，再回学校读博。”贾利顿了顿，又调侃：“短期的话，还是跟着老板继续做新的业务吧，虽然生活拮据了点，但是老板很好，非常友善、尊重和认可我，未来还是愿意相信他‘画的饼’。”

△贾利在拍摄路上

毕业近5年经历公司倒闭待业转行：

看完心理医生出来，

看到外面世界，又充满力量

“我几乎不怎么和以前的同学联系了，我可以跟陌生人说自己过得不好，但没办法让认识的人知道。”27岁的邓涵坦言。邓涵老家在湖南农村，毕业于郑州大学计算机专业，211大学热门专业，在外人看来，她的人生应当一帆风顺。

毕业后，邓涵进入湖北武汉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做产品经理的岗位。2019年10月，她所在的公司因为资金链断裂，直接倒闭。邓涵没有立即离开武汉，而是继续在这座城市准备“项目管理专业人士资格认证”考试，“当时想着考完等结果出来再回家过年，但没想到疫情突然严重，到了1月已经没办法回湖南了，我只能跟一位同事回湖北黄冈，原本是想着等疫情过去，没想到这一待就待到了4月。”

2020年4月，疫情暂缓，邓涵返回武汉，入职一家公司做项目经理，直至2021年11月，为了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邓涵选择前往广州。在广州生活并不容易，邓涵一直未能在广州找到合适的工作，待业的压力让她一度失眠，情绪失控。

“2022年上半年，我开始看心理医生。”邓涵说，“其实每次看诊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我在说，但是每次看完心理医生出来，看到外面的世界，又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然后过段时间又质疑自己，充满压力，情绪失控，循环往复。”

邓涵这两年回老家，需要做很久的心理建设，“说实话，村里有些人初中高中读完就出去做事情了，人家现在已经有车有房了，都结婚生娃了，村里也会比较的，我也觉得对不起我爸妈，我的大学其实也不差，上了不少的学，但现在也没挣到钱。”

考虑了许久，邓涵决定转行做大数据方向，找机构上课。2022年下半年，邓涵每天都在日复一日的刷题和上课中度过。好在有一段稳定的感情支撑着她，男友一直陪在她身边。2023年春节，邓涵与男友互相见了家长。“外人看起来，互联网行业有很多机会，其实这个行业很残忍，淘汰率也很高，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去更新自己的技术，投入到更大的竞争之中。”

名校毕业回家乡教书：别人眼中的稳定生活其实如同白开水

魏西从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回到了家乡河南南阳，现在在当地一所高校当老师。

《我：毕业5年，存款5000 她：中传硕士，火锅店保洁》这则视频爆火后，魏西也看到了。魏西说，当时觉得视频中的两位女性特别棒，人生就该这样，没有唯一评判的标准，“至少要有尝试的机会，尝试了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果人生一步到位，就会总是还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魏西今年28岁，一毕业成了“围城”里的人，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魏西想出去。原本在中传读研时，魏西的目标是留在北京，但一直没有找到可以解决户口问题的工作。2021年3月，魏西无意中看到家乡南阳一所高校在招聘老师，没抱多大期待去报了名，“经历了初试、复试，居然考上了这个岗位，就回到了家乡。”

高校的生活没有想象中轻松，进学校两年，魏西基本上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一直都在加班。虽然每天忙忙碌碌，但生活如同一杯白开水，虽然枯燥乏味，但普通平顺。“如果留在大一点的城市，至少下班之后你的生活会丰富一些，现在我下班能干啥?去逛个超市，逛个街，看个电影就没了，这些地方还都是我从小逛到大的地方。”

“我现在是利用所有时间往外跑，体验不同的生活。”魏西说，“比如到了休息日，就买高铁票去重庆或者长沙，在那儿待两天，周日再回来。”问及毕业到现在的存款，魏西答道：“有一点，大概5万多。”

*文中贾利、邓涵、魏西均为化名

来源 | 潇湘晨报记者 | 陈梦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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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未育求职被拒，“女性求职的绊脚石”该搬走了

作者：红网

发布时间：2023-02-22 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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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元鹏

近日，福建福州一网友爆料称自己30岁未婚求职，被公司录用后，又因未婚未育被拒，引发热议。2月21日，当事人陈女士向记者表示，自己面试的是web前端开发岗位，16日面试通过后，双方谈好了工作时间和月薪等条件，HR下午发来了offer，谈好了入职日期。但次日陈女士就被询问近期是否有结婚打算，未等到回答就取消了offer。陈女士询问其是否担心自己休产假，HR说公司刚起步，不得不考虑。（2月22日 光明网）

如今招聘门槛真是五花八门。有不要“已经结婚的女性”的，有不要“已经生育的女性”的，也有不要“没有结婚的女性”的，还有不要“没有生育的女性”的。为何这家企业，会因为“未婚未育”而拒绝录用？

原因很简单：这家企业认为，这位女性求职者还没有结婚，还没有生育，而上班之后直接面临的就可能是“需要结婚”“需要生育”，结婚生育就需要有结婚假、生育假，会影响工作，单位要给予假期，会有损失。只能说，这样的企业不止一家，也是一种现象。可是，如此小肚鸡肠的企业，如此精打细算的企业，如此格局不大的企业，未必能有宽广的发展。

对于企业而言，做生意用工都是需要考虑成本的，其从用工成本的角度出发考虑一些事情，当然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到了这种“抠门的程度”，连放个结婚假、生育假，都算到用工成本里，也就显得太没有格局和小家子气了。企业用人，用的首先是人，是人才。衡量人才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是不是企业最需要的人才，是不是对企业发展有好处的人才，而不是“结婚了吗”“生育了吗”？再说了，结婚生育是所有人都必须经历的事情，也是企业用工不可回避的事情，更是企业该承担的责任。难道为了降低用工成本，都不招录“没有结过婚的”“没有生过娃的”？

不少企业还拒绝录用“已经结果婚的”“已经生过娃的”。其目的也是一样的，担心“结过婚的”“生过娃的”，会被家庭的琐事所牵涉，会把精力用到照顾老公、照顾孩子上。这也是一种“大头不算小头算”的小肚鸡肠。如此精打细算，其实是打错了算盘，未必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不管是拒绝录用“已经结过婚的”“已经生过娃的”，还是拒绝录用“没有结过婚的”“没有生过娃的”都是一种就业歧视，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作为用人单位需要有大格局，而底线则是不能践踏法律。我们有到位的劳动保障法，每个人都有公平的就业权利，尤其需要维护好女性的就业权，不能纵容用人单位擅自设置“就业门槛”，更不能把“就业门槛”变成女性求职路上的绊脚石。对于劳动保障部门而言，需要对此类现象进行打击。

未婚未育求职被拒，“女性求职的绊脚石”该搬走了，“求职门槛”不能想咋设就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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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大的年轻人，在脱口秀训练营里找出口

作者：36氪

发布时间：2023-02-19 21:47

快照：

“情绪一下就到顶了”

还差20分钟，就要登上脱口秀舞台了。

32岁的李钊被安排第一个上。作为初次登台的新人，他找到最后一排的位置坐下，一边频繁推眼镜，持续性抖腿，一边把视线固定在自己的手机上，反复读着手机里那近2000字的段子，生怕自己会忘词。

突如其来的，老板临时在公司内部办公app上发起了会议。这是2022年12月22日，7点25分，下班时间。老板要在团队内部对齐一下半年后的业务规划，以便在10天后如期汇报。

下班后还要开会早已是部门不成文的规定，没人能拒绝，哪怕这个事明明不紧急，“没办法，他是你老板。”

在这家互联网大厂做渠道运营的李钊，心里再不满，也得丢下手里反复阅读的段子，走出场地——北京市团结湖的一个共享办公区的地下一层，蹲在大厦门口开一场没有期限的电话会议。

50分钟后，会议结束了。李钊冲回演出场地时。他迫不及待要开麦，“情绪一下就到顶了”。

在表演已经进行了40分钟、4个人自告奋勇地讲完了段子的那一刻，他上台，抓起麦克，用比上台前高了两倍的声音开了场。“下个礼拜六之前要上线，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拉会？”对大厂日常的控诉，万箭齐发，停不下来。

“很多公司其实会发福利对吧，中秋节发月饼，端午节发粽子，我们公司发桌面，什么你好6月，你好8月，这个月也要加油，拿到这种礼品我们就感觉非常地无奈。今年互联网公司不是说有裁员吗，我们公司hr就开始传说我们福利待遇要进一步消减，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我们都惊呆了，都已经到这个水平了，我们还能有消减的空间？”

“我媳妇也是大厂的，我们俩下班是什么情况？最惨的时候，我10:30左右下班，到家已经挺晚了，但我媳妇还没到家，她11:00左右才挂着耳机开着会回来。开会基本上开到夜里12:00，12:00其实我已经休息直接睡觉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我们俩醒来，才可能在家里说了第一句话。”

肉眼可见的，李钊面色红润了许多，头发也成片地立起来。台下笑声一片。

从公司的福利待遇，到领导的PUA，再到大厂的加班内卷，围绕自己的职场日常，他接二连三地吐槽着。为了在规定时间——4分钟内完成表演，他不得不主动放弃了一些素材，留着“下次再讲”。

表演结束了。他长舒一口气，脚步平缓地走回最后一排的座位上。

这是李钊报名的一个脱口秀训练营的第一个上台日。经过一个月训练后，「Tony美式脱口秀训练营」第三期的10来位学员，终于迎来了第一次上台表演的机会。今天的表演并不对外，台下坐着的都是训练营的学员们。

Tony和学员们，一排左三为Tony，摄影师/曾嘉

有像李钊一样的大厂员工，也有曾拿过融资、登上福布斯under30榜单的创业者，还有音乐制作人、演讲导师、全职宝妈……年龄跨度也大，从20岁的大学生到50岁的演讲导师都在会出现在这儿。

训练营是由双语脱口秀演员Tony Chou创办的，十年脱口秀表演经验，曾在美国、爱尔兰、泰国等地都进行过巡回演出，担任过美式脱口秀节目《恶毒梁欢秀》第二季的副咖主持人与编剧，也是脱口秀俱乐部“幽默小区脱口秀”的主理人，周奇墨、刘旸等都曾在这里演出。

训练营的开营时间是8周，每周会进行三次学习活动，除了上台日，还有理论课（教授脱口秀知识与技法）与创作日（学员们围绕着一个主题自行创作）。

坐在靠后的观众席上，带着帽子、留着山羊胡的男人就是训练营创办者Tony。每当学员们表演完毕，Tony便会上台一一点评。

“非常好。我觉得李钊是一个非常情绪先导的人，他在台上的情绪抒发和感染力是比较强的”，这是来自Tony的评价。不过，他建议李钊，“下次可以把段子里最精华的部分留下，铺垫可以再少一些。”

“鲜艳”的表达欲

“我要加入，最后一分钟加入可不可以？”去年的11月26日中午，卡着训练营报名截止时间，杜大宝给Tony发了微信。

她正全职养育一个2岁孩子，育儿琐碎且无休止，更何况，当时疫情管控带来的封闭和压抑，让她觉得“好像有一种怎么说无法诉说的憋屈”。

一个看似被日常生活磨得没了脾气的人，并不是真的失去了脾气。

她急于找到一个出口。

此前，她是一名自媒体从业者。再往前推，2015年前她还在美国做记者。她第一次看到Ellen Degeneres（ELLEN SHOW的主持人）讲段子是2010年，她觉得这种表演形式“既聪明又带劲”，不亚于听了死亡重金属音乐，“有一种宣泄感”。她猛然发现，原来还有一群人致力于把荒谬摆在大家面前，“看完之后实在是太过瘾了。”

现在，光听脱口秀已经不够了，她需要自己上台说。带劲的、辛辣的。

上台日那天，代替李钊第一个开麦的，正是杜大宝。育儿是她这一次的主打话题，她说自己为了讲好脱口秀，就连晚上哄孩子睡觉时讲的故事，都要用上讲脱口秀时的反转技巧，比如“从前有只大灰狼，它喜欢吃……奶糖”，以及“小红帽的奶奶病了，她的妈妈就带她到乳腺科”。

杜大宝，幽默小区供图

这场4分钟的表演，绝对谈不上轻松，她连麦都没能举起来，她拨了一下麦，感觉它有一吨重。范儿没能起来。那天的杜大宝只想连贯地讲完自己想的“笑话”，上台前甚至带着一颗公开演讲的心。

紧张感和表达欲之间，是呈反比的。随着上台次数的上涨，她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紧张是千万别说错词，而说关乎自己表达欲的东西，就像打开一个泉眼，泉水自然流出来，“每一句都让你想表达的，你就没有说错的东西”，她这么形容。

表达欲，正是说脱口秀最需要的。

「Tony美式脱口秀训练营」第二期的学员石榴，是个尝试在台上讲自己创业经历的95后创业者，她将这种未经训练的纯直觉型、热烈的表达欲形容为“鲜艳的”，“有点像煮开水，水开了，咕咚咕咚，你得有一个出口，让蒸汽出去。”

为了了解每位学员的脱口秀写作和表演水平，Tony要求每位学员在报名后准备一个2-3分钟的脱口秀文稿或视频，作为课前作业。有人直接说了一个广告，有人搞成了演讲，也有人说了一堆跟领导讲话似的套话，更有人误以为是说好笑的话，蹭了一些网络热梗或流行词。

“大多数人（第一次）都写不出来，都会很怵。”Tony说。

但李钊呢，随便写了几千字，吐槽自己在职场中的种种遭遇，最终视频有13分钟那么长。应该是这个训练营开营以来最长时间的视频作业了，连Tony都感慨，“怎么有这么多可说的？”

因为疫情，出境游的生意做不下去了，李钊在2020年入职了这家互联网公司。经常会在夜里接到领导的电话，被质问“兄弟你这个周报的数据怎么不对？”起初李钊还觉得这人“毫无人性”，半年以后，李钊早已习以为常了，“领导没问题，我现在打开电脑给你改。”

35岁危机也是有的。之前公司招了个00后，领导告诉老员工们：“你们学学人家新员工，人家上班什么状态，你们上班什么状态？”这些新员工“比我晚奋斗了12年，收入还跟我差不多”，李钊有些焦虑，“再磨两年他可能就是我领导了”。

人到中年之后，有太多想吐槽的了。李钊之前的那种往情绪垃圾桶里不断扔垃圾再踩实的办法，行不通了，“那些情绪消解不掉的时候，我就改变思路，把它往外倒。”

脱口秀，恰好给了他们一个被看见的高光时刻。

每期训练营结课时，学员们会收到结业证书，幽默小区供图

“它不只是发泄，扔个酒瓶子，吼一下。你表达出来，不光是说出来之后很爽，而且能得到更刺激的反馈，笑声和掌声。”Tony这么形容，作为反馈，它们显得格外及时、真实且公平，“这个东西掺不了假，对吧？你讲的好笑，现场就是给你笑声，这种笑声就是认同和喜爱，一个人不可能既笑，然后又不喜欢你。”

这很难，但只要成功过一次就会上瘾。

“在台上炸场过一次，你就会爱上那种感觉。”石榴说。

Find your voice

石榴的第一次脱口秀登台，是在一家脱口秀俱乐部的开放麦上。

“觉得自己还算好笑”的石榴，讲的是她爸的故事，因为觉得父亲是个很好笑的人，而且当时她对脱口秀的理解就是，“上去讲一些你生活中很好笑的人和事儿”。

结果，全场鸦雀无声。

这太受打击了。后来她才意识到，自己从一开始就走偏了，“当时为了好笑而好笑……后来发现恰恰是应该讲一些让你痛苦的事。”

在台上让别人笑的脱口秀，实际上讨论全是严肃的事儿。这也正是Tony想在这个训练营上最先传递的，“要非常强调自我认知，自我表达，课上有很多有些内容是涉及到要找自己。”

起先，石榴觉得学脱口秀，跟在蓝翔学习挖掘机技术一样，两者之间没什么本质区别。但最开始几节课就让她有了意外和惊喜，“第一节课就找到你的台上的角色，find your voice。”

三期教学下来，Tony早就意识到不能再只教授技巧了。在他的脱口秀训练营中，学员们要学的第一步，就是找准自我表达。

「Tony美式脱口秀训练营」学员们，摄影师/曾嘉

他发现同学们“就是不敢表达自己，有的同学很有意思，经常把话吞下去，说一半然后就断，然后再说。”后来Tony意识到这可能和学员的原生家庭有关，“比如说小时候爸妈经常对他过分严苛，经常吓唬他或者教育他，导致他把话吞下去，就产生了一种表达上的障碍。”所以从第二期训练营开始，Tony会在讲技法前，通过游戏或者是写作主题的设定来帮助学员们找到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

按照石榴的理解，这些想说的话，“它一定是来自你自己的生活体验，曾经让你痛苦的事。”

作为创业者，石榴最先想说的就是自己在创业路上的那些跌跌撞撞。

她讲之前创业一度欠了很多钱，每天被别人催债，也被限制高消费过，“限高的时候有很多好玩的事情”。有一次去深圳，跟深圳的创业者喝酒，对方说起来最近深圳特别流行滑皮划艇，因为税查得比较严，大家可以滑到香港去。

虽然，石榴的这些创业相关的段子，跟创业圈的朋友讲大家会觉得特别好笑，放到台上讲，就容易失灵，但，find your voice这件事，终究不是迎合别人，而是先忠于自己。

“任何东西挖掘的足够深，它可能都有普遍性的共鸣，只是说有一些更容易引起共鸣的题材和有一些没有那么容易的。”在石榴的总结里，很显然创业的话题是后者。

Be honest，把自己内心的想法都表达出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要这么深刻的剖析我自己，其实对于一个已经38岁，已经成家生孩子的一个人来说，其实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杜大宝说。

第二节写作课，Tony要求每位学员站到前面讲自己的弱点。杜大宝的分享确实很赤城：“我是一个特别容易紧张，胆子特别小，然后相处一段时间又特别就骨子里特别高傲的人，总是去盯着周围人，尤其是比如说亲密关系或者朋友们或者同事们的一些缺点，然后就开始审视他们。”

之前很害怕弱点暴露在其他人面前的杜大宝，一节课下来，发现大家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所有人上来（讲）一圈，你会发现你的弱点并不只属于你自己，这是人类共性的东西。别人可以讲，你也可以讲。脱口秀的舞台是有一个安全场域在的，你说这些是安全的，而且你说一些冒犯性的东西也是安全的。”

Tony指导杜大宝，幽默小区供图

一次成功的表达就像看了一次心理门诊。如果说看脱口秀表演是短暂逃离了真实的世界，讲脱口秀则是主动地面对真实世界里的纠结、困顿、拧巴与挣扎。

杜大宝觉得学脱口秀是一个打开自己和寻找自己的过程，她逐渐与自己的缺点和解，甚至之前那种没有办法诉说的憋屈，也慢慢消解了。“你又面对自己的脆弱了，你其实疗愈了一些伤痛带来的对你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没有那么神经敏感了”。

自己高兴才重要

像是一个扫描仪，借着脱口秀的视角，你可以对这个世界来一轮重新扫描。

况且，脱口秀绝不粉饰生活，“在生活中，没有表达渠道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是被划过去的。你核酸检测的时候，排队呢，突然三个人插队进来了，你心里骂两句，然后该怎么着就怎么着，这就完事了。但在脱口秀中，你可以讲一小时这件事儿。”Tony说。

无论是年龄焦虑，还是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性别偏见，以及在婚姻关系中对于人性的观察。“每个人找到what you are best at，这个东西可以一招鲜。甚至你的生活一塌糊涂，乱七八糟，什么都没有，自理能力也没有，没关系，你找到你适合、擅长的（表达方向）就OK。”

李钊想要在脱口秀里表达的还有很多。比如父母年迈后身体开始变得不好，比如家里人患了癌症，很多在现实生活中无能为力的事情，李钊都想表达。“只不过那些东西更沉重，处理起来是更需要技巧的，我现在还谈不上技巧，所以我只能去选择宣泄工作上的负面情绪，这是最好处理的。”

他相信自己肯定不会始终讲自己在大厂里的事情。

第二次开放麦时，杜大宝往自己想说的那个点上靠更近了，她吐槽了自己作为性少数群体在现实生活中会遭遇的刻板印象，基于此，创作了一个观察式喜剧——“你只要跟一些直男说自己有一些‘拉’的倾向，或者说有两个女人在一起了，他们就会把这件事想的特别香艳。”憋在心里的那些话，她以一种人们能轻易接受的方式噼里啪啦给说出来了。

在训练营的氛围中，一开始还拘谨着、客气着的学员们，很容易进入到一种“开始互相接梗、没法正常聊天”的新阶段。

Tony，幽默小区供图

Tony这么形容，“他学会了笑话技巧之后，他知道了笑话的一些结构和原理，日常生活中他的状态也会有变化，在一块一直充满笑声，你说两句话之后，啪我就接一个笑话，大家都在接梗，再到后来，甚至大家都不等对方说完话，就抢过来就说了。”

但让人发笑这件事，就像科学家做实验，“写作上、用词上，包括你表演上的节奏、重音、长短，然后流畅度，同一个笑话，光表演这个环节，你差一点点不行它就不好笑，而且一个好笑的笑话，你在不同的场合表演，有的就笑得不行了，到那就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些东西都是要通过在台上去体会摸爬滚打，去积累很多的经验。”Tony说。

基本上要花好几年的时间，你才能搞明白在台上讲什么东西大概人们才会笑。这也难怪作为老学员的石榴，总是在“我太牛了”和“我真不是干这行的料”中间反复横跳。

但对于现阶段的李钊来说，要在脱口秀里把自己内心的想法都表达出来，才是他的小野心。

“我其实特别讨厌孩子，如果我在一场演出里讲这个，肯定会有人觉得刺耳，但这不重要，我就是想讲而已”，他想的是，自己高兴才最重要。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钊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后浪研究所”（ID:youth36kr），作者：杨小彤、薇薇子，36氪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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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8生育率持续新低，2025超高老龄化来临！韩国人直接“摆烂”

作者：金十新媒体

发布时间：2023-02-23 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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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最新的生育率出来了：0.78。

相当于每对夫妻生育0.78个小孩，按这个生育率下去，再过六七十年，韩国人口都要减半了。

那正常的生育率应该是多少呢？如果想维持人口规模不下降，每对夫妇需要生育至少2个孩子，人口学里这个生育率数字是2.1。但发达国家通常生育率会比较低，美国是1.6，日本是1.37。

相比之下，韩国0.78这个数据就很夸张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达到过的低水平，上一个的最低纪录，还是韩国人自己创下的。有一说一，即便韩国全民独生子女，生育率也不该这么低，这说明很多韩国人对生孩子这事压根提不起兴趣。

韩国生育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下降的？为什么韩国人就是不愿意生小孩？今天来聊聊：韩国生育率。

我们把时间线拉回到1950年代，打完朝鲜战争，韩国开始铆足了劲搞经济，发展得靠人去推动，当时韩国人对生育这件事都很有热情，平均一个家庭有6个孩子，跟现在的尼日尔差不多。但韩国政府很快意识到这样不行，因为韩国国土面积太小，资源有限，这样生下去要把家底给吃光。

于是在1960年，韩国政府推出了计划生育，开始有意地控制人口。请记住这个时间节点，这是韩国生育率跳水的开始。当时韩国政府提倡：一对夫妻一对娃，生儿生女都一样，独生子女免税收，意外怀孕去堕胎。

还把农村作为主战场，派计生工作人员到农户家里，做育龄夫妇的工作，动员大家少生少养。效果出奇的好，到了1980年，韩国生育率降到了2.8，比1950年下降了2倍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韩国政府很高兴，但很快就发现自己高兴过头了。

韩国年轻人遇到了住房、医疗、生育成本太贵的问题，大部分人选择只生一胎，韩国生育率嘎嘎往下跌。韩国政府发怵了，本来韩国人口就少，再这么下去，就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后继无人”了。

于是韩国政府紧急调整政策，1996—2003年开始放宽人口生育，口头鼓励大家多生点。2004年开始，出台各种优惠政策，用行动刺激生育，比如政府掏腰包向二胎家庭提供免费健康保险，以及孩子从幼儿园到初中的学费减免等等，一年下来就花了200亿美元。

但事实证明，计划生育不是水龙头，想关就关，想开就开。无论政府怎么刺激，韩国人就是雷打不动：你只管鼓励，生一个算我输。韩国更是在2020年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死亡人数首次大于出生人数。

2021年1月，韩国庆南昌原市又提出了一个刺激生育的大招：结婚梦想论。一对合法结婚的夫妻，可以申请一笔1亿韩元的贷款，大概合人民币50多万。如果结婚之后生育了一个小孩，那这笔贷款的利息就不用还了，如果生了2个小孩，不仅免利息，这笔贷款的30%也不用还了，也就是借1亿韩元，还7000万韩元。生3个小孩就厉害了，可以白拿这笔1亿元的贷款。

总结韩国近70年计划生育的标语，大致分为5个阶段：

1960年代：不节制生育的后果就是乞丐

1970年代：生男生女一样好，标准2个是最好

1980年代：两胎也多，一胎就好

2004年：爸爸，我一个人很孤独，我想要弟弟妹妹

2021年：你敢生小孩，我就敢给钱

这些口号也能和生育率对应上，从1960年开始，韩国的生育率就开始“自由落体”。

各种补贴，各种政策砸下去一点水花都没有，韩国政府也有些心灰意冷了，既然内部不行，就请求外援吧，于是想出一个终极大招来“曲线救国”，是什么呢？移民。韩国内政部在2022年10月到2023年10月将会实施第一阶段的“地区特定签证”计划，估计能吸引到500位人类高质量外籍人士。

在前年4月，韩国庆尚北道闻庆市政府还抢先推出了一个“国际婚姻”项目，就是让错过婚龄的韩国农村未婚男性和越南留学生相亲，以此解决农村光棍问题。项目曝光后遭到了强烈抗议，众多越南留学生指责“闻庆市侮辱了移民女性，侵犯了人权”、“将越南女学生商品化”，最终当地政府道歉，项目不了了之。

为什么韩国年轻人对政府的各种福利和补贴无动于衷，就是不打算生小孩？最直观的原因就是：贵！

Jefferies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研究的 14 个国家名单中，韩国是世界上抚养从出生到 18 岁儿童成本最高的国家。韩国政府也统计过一个数据，一个小孩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花销，要3亿韩元，大概合人民币150万左右。

而抚养3个小孩到成年，要花450万元，根据开头提到的政策，生3个小孩可以领到政府补贴的50万，最后一合计，净亏400万。

光看抚养成本，看不出啥，但拉着收入以及日常开支一起看，就能看出端倪了。

先来看收入。根据韩国统计厅的数据，韩国职场员工月收入200-300万韩元占比是最高的，我们取中位数，250万韩元，折算成人民币是月收入12500元。

听起来是不错，那支出怎么样呢？拿买房这件事来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韩国首尔江南区一套不到100平方米的公寓，售价10万人民币左右。到了今天，售价飙涨到了上千万元。日常用品的物价也不亲民，根据国际经济学人智库（EIU）的报告，首尔一度高居全球十大物价最高城市的第6位，居然比纽约还高，8棵小青菜24元，一盒菠菜26元，3棵黄瓜15元。

所以，在韩国，尤其是在大城市，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加上前几年疫情冲击，韩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去年上半年韩国失业率达到25.4%，“毕业即失业”。这就导致很多韩国年轻人心理极不平衡。

很多人都知道，韩国的高考竞争非常残酷，很多韩国学生会不断复读重考，每天学习10小时，直到分数达到理想大学的分数线。本以为考上理想大学，毕业之后就有光明的未来，结果直接被社会打残，巨大的落差感、层层的压力、固化的社会阶层，让很多年轻人遭不住，连对象也不想谈。于是，韩国就出现了“三抛一族”：抛弃恋爱、抛弃结婚、抛弃生育。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只要我没有道德，谁都不能绑架我。

前段时间，韩国副总理、教育部长朴顺爱上台才34天就被赶下台，就是因为试图道德绑架年轻人。之前，朴顺爱提议从2025年起，把小学生的入学年龄从6岁降低到5岁，以应对少子老龄化及缩小学前教育差距。

韩国人马上不干了，明面上是把入学年龄调低了一岁，实际上是未来所有韩国年轻人都要多工作一年！结合延迟退休政策，好家伙，你隔这叠双BUFF呢，活到老，干到死。

对生活看不到希望，有人选择加入“三抛一族”，也有人选择草草结束自己的生命。

2020年韩国自杀人数达1.3万人，在韩国，平均每天有36.1人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每10万人口自杀人数达25.7人。课业压力大、家庭不和睦、贫富差距大、就业困难是重要的原因。

在韩国首尔的麻浦区与永登浦区之间有一条跨江大桥：麻浦大桥，又叫“自杀大桥”。很多韩国人选择从这里跳下去结束生命，从2007年至2012年期间，就有超过100人从这里跳下去结束生命。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首尔市政府联合三星保险、广告公司对大桥进行改造，桥的两侧栏杆放置了许多励志短语，比如：

“你最近过得好吗？”

“是不是累了？”

“现在去看看你所爱的人吧”

“最光明的时刻就快到了”

栏杆上还贴着一些温馨的家庭照片，以及香喷喷的美食图，希望唤起轻生者对美好生活的留恋。

桥上安装有生命热线，用来求救及提供心理咨询。大桥改造完成后，获得了40多个广告奖项，很多人来打卡。事实证明，效果确实很显著，第二年开始，自杀人数是前一年的6倍，多达93人，4年累计自杀人数超过300人。

这些标语广告有问题吗？好像没毛病，很温暖，但对于一个忧郁到想自杀的人来说，这些话就是莫大的讽刺，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照片里的画面有多温馨，饱受磨难、孤独无望的自己就有多惨，更加坚定了要自杀的决心。整一个反向操作。

回归到生育率这件事上，在东亚，韩国只是巨大人口问题的一个缩影。我们也并非看客。从2017年—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连续下降，年轻人整体焦虑，很多人宁愿保持单身，也不想拖累别人或者被别人拖累。

年轻人不愿意生育的根本原因还是离不开：生活成本高。说真的，如果要促进生育，就得打心里体谅年轻人的压力，看见年轻人的焦虑，想着怎么帮他们减负，而不是指着他们脑袋，既要自愿加班996，又要负债买房，还要生儿育女，生产队的驴也不能这么使。还有些专家提出些妖魔化建议，什么推出二胎贷、三胎贷、延长贷款年限，让两代人共同还贷。真的，建议专家非必要不建议。与其想着套牢年轻人，倒不如来点实际的，比如生育奖励之类的，你说是吧？

现在，韩国已经被预测，2025年将迈入超高老龄化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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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回到二线｜百家故事

作者：人物

发布时间：2023-02-28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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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收录于百家号精品栏目#百家故事#中，本主题将聚集全平台的优质故事内容。读百家故事，品百味人生。

近来，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人发帖讲述自己的困惑——30岁之后，当职业发展、孩子求学、老人看病等现实问题一一浮现，他们对一线城市的生活感到倦怠，开始犹豫要不要离开。

和几年前一度流行的「逃离北上广」不同，那时，想要离开的往往是在一线城市没有置业的年轻人，但如今，一些中产有了同样的念头，即使要付出比年轻人更重的代价，他们仍然渴望回到二线安置未来，以此获得生活中的「呼吸感」。

一些人在彷徨后做出了决定。上周六，一位30岁的二胎妈妈收拾完所有家当，正在从北京搬到威海，她同时在观望房价市场，等到一个回暖的时机，就卖掉北京一套价值300万的「老破小」，去威海置换200多平方的大房子。一对年龄超过35岁的夫妻离开北京快一年了，他们把全家的户口迁往了海口，在那里重新找工作和买房，希望尽快与城市适配。还有一位37岁的妈妈，留下了北京户口和一套房产，带着老人和孩子转移到武汉，两个孩子已经开始在武汉上学。

根据2020年《中国人口大迁移的新趋势》报告和人口统计局数据，近年北京和上海两个超一线城市人口增速明显放缓，北京近四年常住人口净流出达40万，而在2021年一年，北京常住人口数量减少了0.4万，上海人口仅增长1.07万，人口吸引力远远不及成都、杭州、武汉等城市。这些都说明，人们对于如何安置自己的生活，已经做出了一些新的思考。

《人物》找到了四位从北京、上海退回二三线城市生活的人，和她们聊了聊曾经在一线城市的生活状态，以及想要离开的具体原因。有人感慨说，自己卷不动了，「来大城市追求生活，来了之后却发现生活在城门之外」；有人在经历老人生病之后，开始思考自己和父母的连接是什么，并想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给父母多一些陪伴；有人带着孩子长期生活在20多平米的狭窄空间，对生活的需要变成了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

而当离开的原因和新需要都变得如此具体，在退回二线城市之后，她们是否就能获得内心的渴求？以下根据她们的讲述整理——

文｜程静之

编辑｜槐杨

图｜受访者提供

「来大城市追求生活，来了之后发现生活在城门之外」

@心凌 北京——威海

我是这个星期六（2月25日）彻底告别北京的。我把所有行李打包好，提前装上一辆大货车运走，之后跟老公带着两个孩子走高速，往山东的方向开，到了威海的地界，打开车窗换换风，能感觉到空气里有一种清甜的味道。

选择离开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在北京卷不动了。离职之前，我是一家顶级4A广告代理商制片，负责公司所有客户的视频广告制作，客户涵盖品类比较广，包括汽车、快销品、互联网。这份工作的不可控性很高，基本要求一天24小时待命。每天一睁眼，我会先拿起手机，处理上千条未读的群消息，之后忍受一小时的通勤，到公司跟同事和客户频繁开会，沟通片子质量、修改意见、追加报价等问题。晚上七八点下班后，我赶回家，扒拉两口饭，又继续工作，这种状态要一直持续到闭眼睛睡觉。

最忙的时候，我同时推进3-4个项目，为了赶进度，熬夜或者通宵也是家常便饭。这还不是最头疼的，涉及到外景拍摄的时候，我需要应对各种临时出现的bug，比如有一次在新疆，我们早上四五点起来赶日出，结果等来的是冰雹；还有一次在高原，要拍SUV汽车的越野性能，没想到产品突然出现故障，我就要思考如何拖着这个坏掉的车，去弥补脚本里的镜头。

因为工作的强度太高，广告代理商都自称「广告狗」。我在这个行业干了8年多，好像已经习惯了紧张的熬夜、加班和出差模式，接受了这就是自己的生活。

但到了2019年，我意外怀孕，生了老大，就有点想改变这种生活状态了。

休完产假之后，孩子依靠母乳喂养，我半夜要起来吸奶，睡眠质量很不好，早上起来再应对工作，必须先来一杯咖啡，才能支撑新的一天。在那个阶段，我过得挺辛苦的，但总感觉有个盼头，撑过一年半年，等孩子断了奶，痛苦就会过去的。但没想到，随着孩子慢慢长大，跟父母有了情感交流的需求，占据我的时间反而变得越来越多。

我记得在孩子有了记忆以后，有一次对我说，妈妈，你上次带我去的那个公园，周末可不可以再去一次？我就发现，自己周末的时间是不固定的，连这个都没办法承诺给她。还有一次，孩子睡前，我想表达对她的爱，说以后不管妈妈去哪里，都会把你带在身边。没想到孩子说，妈妈，你上班能带着我吗？这句话一下子戳到我的痛点，我当时忍不住哭了，好像在孩子眼中，妈妈就是一直在上班的。

到了2021年，我又一次意外怀孕，老二的到来加剧了孩子和工作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到了周末，我一边陪不好孩子，一边又处理不好工作，搞得两边都很愧疚。有时候，手机里的工作信息在吵，孩子也在吵，我就特别想放空自己，哪怕安静待一会儿，但现实是没有自我喘气的空间。

当这个矛盾成为常态，我开始思考自己在北京的定位和这样熬下去的意义是什么。

一方面，我们在北京算是小中产，有房产，是一套五十多平的老破小，总价大概300万，满足不了一家四口的住房需求，但如果再存一笔巨额的首付去换房，压力会很大；另一方面，我们没有北京户口，孩子未来没办法在这里高考，上学也会是一个大问题。两方面加在一起，我就觉得对未来的生活简直不敢去规划，好像对我来说，北京的一切都变得好遥远。

我老公跟我是同行，从大学毕业，到工作、创业，在北京一共待了18年。平时，他工作也非常忙，感到卷不动的时候，就开玩笑跟我说，去威海吧，把房子卖了，换成一笔现金，可以在威海全款买200多平的大房子，完全不用背房贷，可以彻底实现躺平。以前，这只是我们一个美好的假想，但在我二次意外怀孕的时候，老公认真考虑到北京的生活和住房情况，光养一个孩子已经很不如意，重提了离开北京去威海的事情。

老公是威海人，每年春节或者五一、十一，我就要回去跟他家人相处，所以威海我去过蛮多次了。我很喜欢那里，三面环海，过几个街道就能到海边。冬天最冷的时候差不多0度，供暖却有6个月的时间，比北京还要长十几天。那里的消费也让我觉得坦然，打开打车软件，快车和拼车，就是8块跟6块的区别，吃一碗海鲜面，小鱿鱼、虾、花蛤的浇头全部铺满，才20几块钱。

生二胎的节点上，我对去威海的提议一下子感到心动了。考虑到目前这个阶段，我在北京的工作也遇到了瓶颈期，一些优秀的孩子杀上来，我也不想跟他们斗智斗勇去卷了。总的来说，对事业上的追求就是0，完全没有了。

最后，我跟老公达成一致意见，他是自主创业，办公地点比较自由，工作就可以先不放，之后在北京、威海两地跑一跑，而我的打算是彻底放手，在哺乳期一年左右，把离职的事情提上日程。一直到今年过完春节，我做完手上最后一个项目，去公司办理了离职，之后开始收拾行李，该扔的扔，该卖的卖，该送的送，每处理一样东西，都像是跟这一段生活模式的告别，感觉到一种完全的解脱。现在，我们正在观望北京的房价，等到一个回暖的时机，就卖掉那套「老破小」，在威海置换一套房子。

今年春节，我在威海的婆婆家住过一段时间，能感觉到那边生活里的声音跟北京完全不一样。一大早，年纪大的爷爷奶奶们站在窗户下聊天，我被他们的声音吵醒，突然感到很接地气，一阵惬意。走出家门，能看到威海有很多山，鸟也特别多，去包子铺买早餐，伴随的都是小鸟的叫声。到了马路上，四处在播报今天什么菜价便宜，哪个超市在打折，都是一些细碎的生活日常。

今年元宵，心凌在威海感受到了节日气氛

我发现，在北京将近10年的时间，忽略了很多类似的生活气息。不像在威海，朋友们可以随意邀约吃饭，马路上的陌生老人会逗你的孩子玩，路上碰到老邻居了，会先聊两句再接着走路。好像生活的节奏一慢，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相处就都回来了。

最近，我把「裸辞、卖房、离京」的经历写在网络上，收到了很多留言，感觉在这个时代下，其实有很多人厌倦了一线城市的生活，但没有逃离的客观条件，或者没有离开的勇气。他们有的离不开国企的工作，有的放不下北京的户口，有的舍不得高薪的收入，有的想为孩子争取优质的教育。而我算是迈得开腿的，毕竟除了一套计划出售的房子，在北京也不剩什么。

所以，也有一些人很羡慕我，可以在现阶段去追求一种坦然的生活。我印象最深的评论是「来大城市追求生活，来了之后发现生活在城门之外」。这也是我的感受，我可能已经过了为事业拼搏或者说为自我成就感拼搏的一个阶段了，现在更在意的就是过平淡的生活。

心凌回到威海，和老公孩子在海边。

我觉得离开北京、回到武汉是一个特别正确的决定——可以更多地陪伴老人。

@特雷西 北京——武汉

2019到2020年，我们家遇到了三个意外。

一个是我在工作上遇到了歧视，二胎怀孕期间，公司考虑到我即将有两个孩子，可能没有精力再投入工作，招了新人代替我的岗位，等我休完产假回去，公司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二是老公突然生病，血管方面检查出问题，幸好及时送医救治，不然这个人可能就没了；三是我公公也出现身体不舒服，带他去医院挂号，一检查，发现是膀胱癌。

在这之前，我们家其实过得蛮顺的。我2003年来北京读大学，2007年认识了老公，两人都是湖北小镇出来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毕业后，我去了一家外企工作，老公本来是保送中科院硕博连读，但他想赶紧挣钱，读满三年硕士就直接出来了。

2011年，我看到天通苑有一块地方出了新楼盘，都是小户型，2万块钱一平，就跟老公说，100万就可以买下五六十平的房子。当时我们手里连20万都没有，赶紧各自去借钱，把首付凑起来，第一套房子就这样买了。后面这些年，有了孩子，老人自然而然地过来帮忙照顾，房子变得拥挤，我们就卖了第一套房，在望京换成了一个80多平的两居室。日子这么过下来，在北京，我们有看起来像光环一样的东西，房子，车子，户口，都有了。

但到了中年，上面所说的那三个意外，把生活完全打乱了。这让我感觉到，一个家庭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我们虽然算得上中产，但在北京也没有太多抗风险的能力。

其实，2019年生了老二之后，我们在武汉也买了房，只是没有决定说要回去。这一次公公生病，成了一个契机，他的癌症是早期，治愈率很高，但如果在北京治疗，我们还是会遇到一些无解的问题：首先是要找一家离家近点的好医院，并不容易挂号；其次，老人去了医院，老公要上班，也没人能看孩子了；最后，即使公公在北京治好了，家里地方太小，也没有一个安静的角落可以给他休养。

考虑到这些，我决定带着公公和孩子回武汉——医院很容易挂号，老人治好之后就在老家休养，我妈还可以过来帮忙看孩子，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到武汉之后，老人住院就是我来照顾，记得那个夏天，公公做完手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发烧，我租了一个轮椅，推着他去做各种检查项目，从一个科室到另一个科室，所有东西搞完下来，一天就过去了，真的是很疲惫的。

在那段日子里，我逐渐意识到，老人越来越老，陪伴他们的机会越来越少。我就在想，父母跟我们的连接是什么？他们把我带来这个世界，又把我挡在死亡的后面，就像是我跟死亡中间隔着的那堵墙。有他们在的时候，我会看不到那个东西，但他们一走，我直接地看到，未来的生命就是走向死亡这个终点。

每次想到这一点，我就会觉得离开北京、回武汉是一个特别正确的决定——我可以更多地陪伴老人。

一直以来，老公对我回武汉的态度是，只要我和孩子过得开心，他就支持。平时，他的重心都在事业发展上，自从那次生病之后，他也非常害怕，一下子强烈意识到身体健康很重要。我过来武汉之后，他两个星期回来一次，感到武汉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气息确实会让人放松，他打算过两年之后，凑够工作年限，拿到公司股权，就立马回武汉。

现在，我的两个孩子都已经在武汉这边上学了，等老公一回来，在北京就留下了户口和一套房产。也有很多人对我的选择表示不理解，说一个北京户口就成了多少人的向往，为什么还要回武汉？但真的在北京生活过，我们才体会到，即使有户口，也不代表车牌能摇到号，孩子上学就有学区房，老人就医就能更方便。从各个层面来讲，我们在北京的生活质量并不高，这个城市没有想象得那么美好。

当然，每个城市有优点，就有缺点。武汉虽然发展还不错，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工作机会不多，薪资待遇低。回来之后，我没有再去投工作，也知道年龄过了35岁，又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剩下的面试机会会更少。其实，我在2019年离职之后，曾经跟朋友尝试过创业，想做一个亲子类的公众号和线上商城，我们做好了方案，也拿到了投资，结果疫情来了，所有线下活动的规划都打了水漂。那次创业失败后，我回来就一边帮本地公司做自媒体运营获得收入，一边探寻更多的创业机会。

这也让我有了更多时间去陪老人。以前，孩子总是看不到外婆，这次回来之后，遇上清明节，我可以带着孩子回老家，跟着大家庭的人一起去扫墓，正是四月，老家的油菜花全都开了，春风吹得特别舒服。结束之后，家里十几个人再一块吃个饭，聊一聊，能感受到妈妈很开心。这两年，我带她第一次去坐飞机，第一次看大海，还有第一次化妆。那天是她生日，在照相馆里，我让化妆师给她化妆，之后拍了一组写真照，这组照片最后弄成了相册，厚厚的一本，我妈把它带回了老家，收藏在她的衣柜里。

特雷西和妈妈拍的写真照

跟妈妈的这种相处是我现在最大的收获。我14岁读高中就离开了家，在一个离学校更近的亲戚家里寄宿，大学又直接去了北京，一直到35岁回来，等于将近有20年时间没有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以前，我会觉得她既当爸，又当妈，是一个完全来照顾我的人，现在，妈妈大到去医院看病，小到手机下载一个东西，都需要我来照顾她。

我们这一代人，跟家族的亲情关系都是靠父母在连接。在北京的那些年，我除了家里的6口人，没有别的亲人，总会觉得人情关系淡漠，有那种漂泊感。特别高兴的是，回来之后，我能经常带妈妈去散心，陪她说话，而且有她在身边，亲戚之间的来往也变多了，我才重新找到了跟人情更多的连接。

特雷西在武汉长江边上野餐

「一线城市卷有卷的代价，二线城市躺平也有躺平的代价」

@小包 北京——海口

无论海口的白天有多热，到了晚上9点多，都会起一阵凉凉的风，空气带着一种湿润又温热的味道，清新得像是刚下过一场雨，呼吸起来非常顺畅。

这时候，我会去小区楼下跑个步。跑道上没有太多人，也听不到任何车辆的喧嚣，只看到旁边一些高高的椰子树，在干净又清亮的夜色下，我可以完全放空，享受一个属于自己的自由时刻。

我是2022年7月23日从北京到海口来的，离京最核心的一个原因是没有北京户口，两个孩子将来没办法在北京高考。我原本计划，等孩子小升初再做离开的打算，但在2022年，我和老公的职业生涯遇上滑铁卢，就想干脆带着孩子早一点走，尽快去二线城市找位置。

原本，老公在部队做计算机信息技术相关的工作，我在一家公司做公关，服务的是互联网企业。2013年，我们结婚，生了老大，因为老公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家，我又要上班，只能请老人过来帮忙带孩子。家里人多了，我们在昌平买了一套房子，由家人帮忙付首付，我跟老公还月供。

那时候，我要养孩子，又要养房子，就感受到在北京生活确实压力很大。随着孩子越长越大，老大开始上私立小学，一年学费15万，老二在2019年也出生了，我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包括这两年，我父母年纪也大了，身体出现一些问题，他们没有北京医保，看病需要买一些商业保险。这些问题加在一起，我意识到了什么叫「中年危机」。

这些年，因为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我的工作一直非常顺利，跟着公司总监出来创业，开过一个小型公关公司。我更加拼命去工作，想办法赚更多钱，基本上全年无休，把时间都花在工作上，晚上加班到一两点。做公关这份活儿，精神压力蛮大的，经常被客户pua得很惨。偶尔，我也觉得窒息，感觉完全没有了自己的生活，不知道这种状态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但每次跟客户做业务结算，又觉得一切都值了，我重新回到打满鸡血的状态，好像只要是为了家人，做什么都变得很有动力。

但到了去年，互联网经济走下坡路，一边疯狂裁人，一边砍预算，我们的业务量跟着跳崖式下降，最后公司开不下去，只能把员工都辞退了。

那时候，我老公已经退伍，做了一个海南的外包项目，了解到海口市2025年自贸港要封关，这两年有人才引进政策，很多外地人会赶在封关之前迁往海口。我们就想，当年没赶上70后、80初在北京落户的机会，现在是不是赌一把，把户口落过来，看自贸港以后的发展会不会好。

对全家而言，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们是把一家的户口都迁到了海口，两个老人也跟着过来了。在这里，我们又买了一套小房子落脚，北京的房子就留在那里，作为两个孩子以后的保障。

来海口之前，我虽然知道这边的工作机会比较少，薪资也低，但没想到落差居然这么大。刚到海口的时候，我相中了几个有意向的单位，后来这边疫情爆发，没有及时去聊，人家很快招到了别的人选，机会一下子都没有了。我就有点慌，临时又联系了一波，很多是在本地做得很大的企业，但聊过之后，我发现他们着眼的是本地市场，赚的是眼下的钱，而我此前一直关注的是全国市场，彼此的思维不在一条线上，就不是特别满意。

那会儿，我才意识到，在一线城市卷有卷的代价，来二线城市躺平也有躺平的代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线城市可能是相对公平的，职场上主要靠能力，而二线城市还要靠一点关系，我所有的资源都在北京，想在海口有发展，就会遇到一个无法改变的瓶颈和限制。

到海口好几个月之后，我还是没找到满意的工作，断了收入来源，身边又找不到一个可以宣泄的朋友，变得非常焦虑，只好自己躲起来偷偷地哭。我甚至考虑过，是不是自己选错了，要不一个人回北京，或者去近一点的广州、深圳再继续卷。但老公安慰我说，到了这个年纪，完全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肯定会有一段艰难期，再给自己一点时间去适应。

我继续找工作，一直到两个月前，才在海口找到一家面向全国市场的公司，很多同事也是外地人，所以工作内容和环境没有太大变化，只不过薪水降到了原来的三分之一。海口作为一个旅游城市，日常消费比较高，甚至点一个外卖都比北京贵。我看不到薪资未来增长的空间，压力也挺大。以前，我赚钱能力还不错，给孩子花钱都是大手大脚的，但现在，孩子再要买一个东西，我会考虑是不是必需，可不可以换成档次差一点的，其实心里挺心酸，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去完全满足他们了。

你会感觉到，要在一个新城市扎根，并不会从压迫完全走向轻松。退回两个月之前，我其实对海口是不满意的，但当一切慢慢走向了正轨，我会觉得海口还不错，这边的人过得不急不躁，坦坦荡荡的大马路，就用30-40码的速度慢慢开；说话也是轻声细语的，很少有人因为插队这类事情吵起来。

工作确定下来之后，我也在尽力适应海口的节奏，比如公司早上9点开始上班，中间有两个半小时的午休，下午再工作3个小时，就可以下班了。刚来的时候，我非常不适应午休，觉得这不把时间都浪费了吗？待了一段时间，我融入进去之后，会发现午睡真香。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海口算是安定了下来，最大的感受是生活确实变松弛了。这边离海岸很近，孩子出门可以随意去海边玩沙子。我自己最喜欢的是海口的傍晚，每天下班的时候，抬头就能看到特别漂亮的晚霞。

海口的晚霞

回到成都，我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

@雨丝 上海——成都

我现在越来越认同作家伍尔夫说的，女性想要创作，必须要有 「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办法拥有这样一间屋子。

我的城市选择路径比较曲折。我从四川小地方的机关幼儿园读上来，大学考进了上海同济，研究生毕业后，很快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虽然当了妈妈，但我在择业上完全不成熟，先在上海外企干了一年，之后拽着老公非要回成都，想寻求进媒体的机会，面试失败后，阴差阳错去了政府搞招商引资。5年里，我换了两座城市，三份工作，一直到30岁，才最终确定那份工作不是自己想要的，于是决定从成都回到上海，开始读博。

我老公虽然是上海本地人，但在我做读博决定的时候，他已经在成都扎根，事业和房子都安置在成都这边。我选择去上海读书之后，夫妻不得不分居两地，我们就商议说，由我把女儿带在身边，老公每个月飞一次上海去看我们。

读博的五年时间非常折腾。前两年孩子上幼儿园，住在宝山，第三年在英国，后两年，为了方便女儿上小学，住在黄浦。黄浦的房子是公婆家等着动迁的老房子，面积很小，只有二十多个平方，我们搬进去之前重新装过，内部打了一层阁楼，楼下是客厅、厨房和卫生间，楼上就是卧室。在局限的空间里，我跟女儿没办法拥有独立的书房，只能保证我有一张大书桌，她有一张小书桌。平时，我们两个人背对背坐着，她写作文，我就写论文。

一边读博一边带孩子确实很辛苦。尤其上小学之后，孩子放学回到家，会不断向我发问，妈妈这个怎么做，那个怎么做，始终没办法安静下来。到了晚上，我很希望孩子先睡觉，让我一个人在楼下待一会儿，但阁楼上会一直回荡她呼唤的声音，我就必须上去陪在她身边。等把孩子哄睡着，我自己也累了，没精力再写论文，又焦虑得睡不着，就觉得过得非常吃力。

生活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房子里，我每天忙于接孩子，送孩子，写论文，就感觉自己在物理和精神上的独立空间都被剥夺了。尽管老房子挨着外滩，但我都顾不上去逛一逛。我记得外滩有一块地方经常种郁金香，有一年春天，等到最后一批花凋谢了，我才想起来去拍一张照片留念。那时候，我就感觉到，当没有自洽的时候，好的环境也是没法从外面去寻找的。

到了2020年，因为长期睡眠不好，我去医院开了处方药，药物有一定副作用，吃完之后会有些神经衰弱，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有一次，小朋友看到我身体异样，说了一些取笑我的话。那一瞬间，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自己被伤害了，忍不住大发雷霆，开始砸东西，有一样东西意外砸到小朋友的肚子上。我就吓惨了，一边哭，一边问她有没有痛，要不要上医院，没想到孩子跟我说，妈妈没事，你不哭。

那次砸东西以后，我开始意识到，把情绪消耗在孩子身上是不行的，但我也特别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来消化自己的情绪。

2022年是我读博最后一年， 3月份，我一边写答辩论文，一边照顾孩子，还要准备毕业后的工作面试，觉得一个人弄不过来，就让老公到上海帮忙。结果，疫情升级，我们一家三口都被封在老房子里，老公工作要打电话，孩子要上网课，我怕他们的声音影响到我，最后是躲在厕所里，完成了答辩和网络面试。

读博前，我对上海这座城市是有迷恋的。这两年，我看到媒体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词是「小镇做题家」，才意识到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长期受到这种文化的引导，就是要去繁华的大城市，在世界500强里争一张办公桌，寻找更高的社会位置。我的人生似乎就应该走上这样一条轨道：买学区房，送孩子进一梯队的学校，穿梭于各种兴趣班，拼命工作，周游世界......这是上海标准中产阶级的生活，也一度是我努力的目标。

但经过读博这五年，又在上海的老房子生活过，我的观点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一家三口虽然都是上海户籍，但这份「荣耀」可能也是一份枷锁。老房子的走道里，我能经常听到一些老邻居讨论，不知道哪一天能轮到我们这幢楼动迁。稍微听到一点风吹草动，他们会聚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商量，拆了能有多少钱，以后应该要搬到哪儿，想象住大房子的画面。在没动静的时候，他们会失望，会发生争执，我就感觉到，他们一辈子的人生，好像都在等待拆迁这件事。我老公也说，在这个毗邻外滩的小弄堂里，他经常碰到小学同学，还是在重复上一辈的脚步，等待在拆迁的这个循环中。

那我如果选择继续留在上海，是不是也会重复那样的人生？我需要面对的现实是，老公长期在成都工作，父母不会来上海定居，我们在沪不是学区房，尤其经历了五年独自带娃读博的经历，我知道再不寻求另一个空间，对我和孩子都是很大的消耗。

所以，与其留在上海，每天折腾怎么换大房子，孩子要去什么学校，夫妻怎么团聚，老人怎么平衡……我更愿意回到二线，在一个自己够得着的位置，看看书，写写论文。

博士毕业后，我很快面上了成都一所高校，现在就是一名普通的大学老师。在成都，我跟老公很早就买了一套200多平的房子，光阳台就有20多个平方。回来之前，我就想好了，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属于我的书房，书房跟客厅连通的地方要安装一道玻璃门，在我想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就可以把玻璃门拉上。

雨丝的书房

从去年10月开始，我就在倒腾这个书房，弄了三个月才完工。我对书房的要求是通透，因此装了几块大玻璃窗，一抬眼就能看到外面的世界。我在这里摆上了一张长条桌，三个书柜，还有一张醒目的黄色沙发，来点缀颜色比较单调的地板，为书房增添一点色彩。

等一切布置好之后，我就感觉到这个空间充满了自己的味道。我一次次光顾这里，在这里工作，享受这里带给我的安全感和呼吸感。有了这个空间之后，有一次，我刚准备坐下来工作，天上就出了太阳，阳光一下子铺满书桌。那一瞬间，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努力了这么些年，绕了一大圈，其实最想拥有的，就是这么「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

阳光洒在书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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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生娃后颜值不再！西安不倒翁小姐姐冯佳晨回应：结婚和生育是自己的选择

作者：红星新闻

发布时间：2023-02-08 11:14

快照：

还记得曾在大唐不夜城爆红的不倒翁小姐姐吗？在2019年的11月份，网上突然传出了一段“大唐女子绝美牵手”的视频，短时间内便风靡全国，成为了短视频平台中播放量最高的视频之一，而不倒翁小姐姐冯佳晨便因此而火遍了全网。

今晨，不倒翁小姐姐再度冲上微博热搜，霸榜第一名，此次的话题词是#西安不倒翁小姐姐回应生娃面容憔悴#。

近日，有网友贴出不倒翁小姐姐三年前和最近的视频对比，称生育后其胶原蛋白流失，尽显老态。

不少网友直呼不敢结婚生娃：

都是长了智齿的人了 ：生娃后确实会衰老吧，衰老了就苹果肌流失嘛，这不是事实吗……天哪你真矮 ：生过孩子的女人和生孩子之前的不论身材还是颜值肯定都差了十万八千里，生过中随处可见的常识吧。小王子漫游星系：很直观，身材面容各方面垮得很快，求仁得仁吧，也给不了解生育影响的人一些借鉴，如果不是生孩子绝对不会衰老这么快。谁语吾心9991: 生了孩子确实会老，至少5岁以上。除非你不用带孩子，不用干家务，只负责自己美美哒。否则真是衰老神器。

2月7日，当事人冯佳晨回应称，阳康后为了工作有时加班熬夜到凌晨五点，白天还要演出和拍摄，状态差很正常。但有些人利用这个事情贩卖婚姻和生育焦虑，甚至被用来打广告卖医美产品。她表示，结婚和生育是自己的选择，不想被利用来传播婚姻和生育焦虑。

对此，许多网友发表观点，支持小姐姐：

一朵顽强的香菇 ：人的颜值巅峰本来就那两年，你现在看好多美女帅哥演员的戏就会发现，真的是准确数字，就某2年！所以3年前她的颜值巅峰，现在肯定没有了啊，没有人会一直保持颜值巅峰，这很正常柿子小姐的生活记录仪 ：人家既然愿意生就能承受变老的后果啊，不过生育会加速衰老是事实也谈不上贩卖焦虑，每个人都会考虑得失，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就好了Just-Lo喵啊喵 ：不管结婚还是拒绝婚姻都是自己的生活，没必要嘲讽对方，两条路甚至很多路都有过得好的过得不好的，幸福是一种能力，不管什么状态，都要自己给自己安全感，自信，来自内核的动力！Siu_O0: 我觉得小姐姐三观很正，总有些人觉得人生的不幸都是婚姻和生孩子带来的，总是挑拔男女对立的话题，这是过得有多不幸整天怨这怨那的，自己不想结婚生子，还总是去教唆别人，要么是站在自己观点去指责别人。猪墩儿就是猪墩子呀: 不要这样说她，人家的人生自己选择自己过，说这些没意思，毕竟别人也不会活在你的想象中，说不定人家很幸福，就算生了孩子憔悴了，但她当了妈妈心里是快乐的。没有女性非的婚育才会快乐的意思，有些女性觉得不婚育自由自在才快乐，有些女性当了妈妈觉得很快乐很值得，都挺好的，尊重且祝福。Pp彭peng: 能不能对女性宽容一些，工作熬夜生孩子本来就伤身体，显得疲态不是很正常吗？谁没有累的时候，人生都很不容易，何必这样说金玉视界: 生完孩子，又要工作，又要带娃，状态不好是正常的！生活不容易，不要贩卖焦虑

对此，你们怎么看？

来源：橙柿互动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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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副业搞钱，有人赚套房，有人一天赚五毛

作者：每日人物社

发布时间：2023-02-25 10:41

快照：

“十人系列”第一期，我们聊了买房。来到第二期，我们将目光投向努力搞副业的当代人。搞副业，从来不是独属于年轻人的集体行为。后疫情时代，动荡的环境挫伤人们对工作、对未来的期待，年轻人梦想用副业创造收入奇迹，中年人畅想用副业实现阶级跨越，老年人只想用副业为儿女广积粮仓。人人都想在不稳定的职场之外寻找新的依托，新的收入来源。归根结底，钱能为生活创造出更多可能。我们和十位搞副业的人聊了聊他们的心路历程，以下是他们的自述。

文 | 祁佳妮 黎佳佳编辑 | 金匝运营 | 月弥

陈宇，32岁，公务员

“为了多挣3千块，我同时打四份工”

十多年前，我上过大学的一堂创业课。老师向我们提问，信息不对称可以做什么？

我当时心想，该不会是用来赚钱吧？这也太俗了。没想到答案真的是赚钱，更没想到的是，十多年后我做的所有副业，挣的都是信息不对称的钱。

2016年，我还在深圳一家外企上班，每天5点半下班，最开始，我用下班后的时间学英语，但单纯的学习很像自我欺骗，没有真正的产出，从那时起，我就想，不如用空闲时间搞钱，实际一些。

做副业需要灵感，赶上知识付费元年，很多平台推出付费音频节目，年度会员一两百一年，我就买一个会员，听了后整理这些内容，再用19.9元的价格倒卖出去，靠走量挣钱。来买的人很多啊，我每天早上坐班车上班，都在忙着接待客户。

2017年，我考上了潮汕地区的公务员，在乡镇做文员，月薪6千。除了稳定，工资真的不多，公务员只能提供一种保底的生活。大家都是想多挣钱让自己过得好一点，更高的收入意味着更好的生活，对吧？

去年3月，宝宝出生后，经济压力大了点，我开始在闲鱼上卖所有能卖的东西。其实也是赚信息差，我去找供货商，低买高卖，卖数据线、养生杯、案板，只要有差价都能卖。截至目前，我在闲鱼的营业额有16万，但刨去成本，可能只赚到了几万块。有时候也会想，如果我当年毕业进了大厂，像我弟一样，一年拿几十万，会不会有更好的结果？而不是每天想着同时打四份工，只为多挣那三千块钱。

这时我又发现了一类人的新需求，录音转写。有人备考听课会录音，记者采访会录音，学生不想上课只想看文字稿，也会录音——那我来给转写录音行不行？

我好像在做一个产品，发现需求，然后找到商业模式。我用自己的方式弄到了讯飞的会员，具体怎么操作不能说，但找我转写录音，1小时只要1块钱。后来讯飞修补了技术漏洞，我的成本也涨了，现在价格涨到1小时3块，几年下来，还是积累了五千多位客户。做这个，我有点像在网上卖煎饼果子，长一些的音频，收费贵一点，是一个豪华版的煎饼果子，如果只有一小时，就是那种很普通的煎饼果子了。

除了公务员的收入，目前我手头在做的三份副业加起来，一个月能多挣三四千块。我老婆经常加班，我虽然下班时间早，但平时都是一边抱着手机回客户消息一边陪孩子，周末也要带小孩，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唯一的娱乐就是看看小说了吧。

个人的时间是变少了，但我也多了一些存在感，一些价值感：你们以比较低的价格，享受到一样的服务，而我，既能帮到人，又能赚到钱，这是一个双赢，我喜欢这种感觉。而且，万一有天真的在体制内失业了怎么办？我会去思考这些潜在的风险，提前去做一些准备，有副业的技能在，至少多一条路。

▲ 陈宇的闲鱼工作台。图 / 受访者提供

黄怡，36岁，全职妈妈

“即便在陪诊行业，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男性”

无论是做全职妈妈还是做陪诊师，其实都是无奈之下的选择。

去年四月，我所在的私募公司突然倒闭，投研团队就地解散，收入从稳定的每个月1万两千元变成了0元。

这对我的打击很大。刚被裁员那几个月，我很不愿意出门，除了接送孩子上学，我不想跟人聊天，也不想见人。从大学毕业后，我按部就班地去公司上班，结婚生娃，一直是一种主流的选择，当我被困在主流体系里这么长时间，突然有一天脱离了这种生活，落差感很大。

我休息一段时间后就开始到处投简历，一心要工作。好不容易有了反馈，上班时间又不合适。比如要值夜班，没法照顾小孩，我只能推了offer。

还有一些面试，HR会直接问我，大女儿八岁了，什么时候生二胎呢？你是汕头人，怎么可能不生二胎？又或者是，问我几点接送孩子，担心我没法全身心投入工作。挺挫败的，做了妈妈之后再找工作，面临的偏见会更多。

直到去年年底，陪诊师这个新职业频繁出现在新闻里，我老公的一个朋友也想开发陪诊软件，我就很偶然地加入了进来，成为了一名陪诊师，也在管理陪诊平台。

这两个多月我接了8单，许多人会下单268元的半天陪诊服务，我作为陪诊师能拿80%的薪水，一共挣了两千块钱。挣的不多，所以只能作为副业，当主业是养不活自己的。

但我其实很推荐像我一样的全职妈妈去做陪诊副业。目前陪诊平台有70名陪诊师，40%都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男性，全职妈妈可能也很适合这个工作，因为它的成本低，有空的时候就接单，还能兼顾家庭。

更重要的是，全职妈妈更能体贴、关心客户。我曾经服务过一个刚退休的阿姨，她是典型的“候鸟老人”，老伴留在老家照顾90岁的妈妈，她来深圳帮女儿带孩子，自己在这边人生地不熟，也很孤独。

阿姨有天起床时突然头晕，想吐，她女儿很担心，就下单了半天陪诊服务。我从门诊大厅接到这个阿姨时，能感觉她有些抑郁倾向，不愿说话，一直在揉搓自己的手指关节。直到我去帮她排队做CT检查，她才开始信任我，愿意对我敞开心扉——其实她很希望女儿能带自己来医院。

这可能是我的一些私心吧。比起年轻男性陪诊师，全职妈妈其实更细心，也更容易获得客户的信任。我想要为像我一样的全职妈妈去做一点点事情，比如多派一些订单给她们。对于家庭收入本来就不稳定的女性来说，如果很焦虑，很想要为家里出一点力，可以来试试这份副业。

▲ 黄怡做陪诊师时拍的医院一角。图 / 受访者提供

梁晓曦，31岁，电商产品研发 “主业时薪30.5元，副业时薪150元”

我是个比较爱财的人，财富能带来安全感。学生时代，我就有做各种副业搞钱的尝试：自制数码宝贝的盲盒卡片，写玄幻小说，倒卖摩托罗拉手机，也卖过游戏的装备和账号……现在我的副业是做旅行试玩，以及接广告文案。

折腾这么多副业，和我父母之前做生意破产有关。虽然他们可能觉得，即使破产，也没有物质上亏待过我，但对我来说，那样的成长过程里，心理上总有一种匮乏感，我并不快乐。我能记得的一个场景是：我家吃饭的桌子上，永远有一层灰白色的油，当我用指甲盖划开，就会泛起两条白边，再过一会，痕迹就又会消失。为了生存，父母几乎没时间打理，也不会在意这些生活细节。

所以，我赚钱的意识很重，而我所有副业都和我自身经历相关。我大学学的是医护专业，但由于我本身患有癫痫，频繁熬夜会让我抽搐的概率非常高。想象一下，如果给你看病的医生倒在你面前抽搐发抖、口吐白沫，你害不害怕？那时就想着，要不转行算了。

后来，我在倒卖游戏账号时认识了一个家庭条件挺好的网友，聊到他想带患有脑瘫的儿子出去玩，这个病有一些癫痫的症状，出门在外可能会有各种突发状况，他挺纠结和害怕的。我很理解，所以我们聊了很多出行需要注意的细节，作为感谢，他给我发了2000元的报酬，后来，我就开始接这种行程试玩的单子了。

当然，我的大多数客户，都是身体或精神上有严重疾病的孩子或老人，我既是病人，也是曾经的医生，能给出一些合适的建议。我不参与他们疾病的治疗，也不需要陪同，只是在他们旅行之前帮他们做好规划，规避一些风险。

比如，我们成年人正常喝水可以憋尿4 个小时左右，但是癫痫患者可能憋不到 1 个小时，有时大笑就会漏尿，所以我会建议他们带上纸尿裤。我会提前去他们的旅行路线上踩点，考察好哪里人少，不会觉得尴尬，哪里有厕所，可以换纸尿裤，每个厕所间隔的路程是多久等等。一般都是中产阶级的家庭，才愿意花这份钱去做这件事。

这个试玩的方案，可以给这些特殊人群带来更好的生活体验，但也很有限。因为很多时候没办法做到尽善尽美，我作为一个病人，知道他们很有可能突然就站不起来，很多家庭可能只有一次机会带孩子出来，所以我会给自己比较大的压力，希望方案能更完美一点。但是旅行哪有完美？尤其对于病人家属来说，他们很可能跟病人没有长期生活过，让保姆、护工照顾，或者干脆就是一直住在医院，出游的话，他们自己应付不了很多情况，所以一定会带来一些争执和不满。这份工作很少会得到别人的认可，而且我觉得我做得还是不够好，在这样的负面情绪里，我就没办法频繁地接这种活。

后来，我到现在这家公司上班，做产品相关的工作，所以也开始做产品推广文案。一般一条短文案我五六分钟能写完，一天可以写20条，上班间隙就做完了，平均每个月能有两三千的收入，这样两个副业加起来，目前每月能有七八千左右。

我的主业性价比不高，公司单休，平均下来时薪也就30.5元，而我副业的时薪基本在100-150元之间，效率高的时候还能做到180元，算下来，我是靠副业付了房子首付的。

其实之前我还没有把副业这个事情看的很重要，但这几年，我眼睁睁看着周围的店面关闭、公司倒闭。以前我认为，如果我没钱了，大不了出去搬砖，但疫情让我知道，原来出苦力干活的机会可能也会没有。

主业的公司如果业绩不好，可能就给你降薪，甚至把你裁掉，但是副业这个东西，是干一份就挣一份的钱，别人也不在乎你身体如何，是不是昼伏夜出，也不需要复杂的人际交往，你只要按时把活做完就行了，而且你能离开工作地的限制，面向的是全国所有有需求的人。

现在各行各业都不太稳定，主业大多都有明显的上升天花板，而这个天花板大多不是靠努力就能突破的，所以我宁愿主业的工资不用太高，而把更多时间花在副业上。

▲ 梁晓曦撰写的产品文案种草软文。图 / 受访者提供

坤儿，25岁，文案写手 “副业变主业后，我不快乐了”

我做副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对主业不满，对现状不满。

我在济南一家广告公司做新媒体运营，月薪5千。在小公司，运营人员其实很像新时代的流水线工人，没有表达自我的空间，还要写推文，做公众号排版，负责拍摄和剪辑，一个人当好几个人用。

我在这做了两年，一直想辞职，想找机会离开这里。

很偶然地，我在招聘软件找到了一个美妆编辑的兼职。公司在北京，我只用线上供稿，稿费800元起步，相当于在二线城市赚一线城市的钱。

这比我之前做的副业来钱快多了。我以前给OPPO手机写锁屏文字，一两段鸡汤文学，每单40元。就是在拿时间和劳动力换取一点点微薄收入，我很快就不接单了。

美妆算是我的兴趣。大学时我就在网上写美妆文章，所以这份新副业上手很快。我算了一下，一周供稿两篇，每篇文章800元，一个月下来能挣六千多，比主业工资高，还轻松。

有了这份底气，我去年七月主动离职，终于放弃了这份讨人厌的工作。

但当我把副业当成主业之后，也会有新问题出现。不是每个月都有固定稿件分配给我写的，稳定的时候每月写8篇，但不稳定的时候，公司只分给了我3篇。其实也是在打零工，而且我还得自己交每月1000块的社保和医保。

前段时间我开始经营小红书，也是想把变现模式抓到自己手里。起号还不错，我写一篇关于易梦玲妆容分析的帖子，评论特别多，不停刷新99条新消息。后来有人在评论区吵起来，我就把帖子设为私密了。

可能我还是没有博流量的大心脏吧。在社交平台，永远得把制造焦虑放在第一位，你才能吸到粉，但我不太喜欢这样做。

写美妆文案的工作我也想慢慢舍弃掉了，未来或许可以去商场看个柜台，一边坐班一边做点线上副业。有一份稳定的主业收入，做副业才会更有安全感。

▲ 副业热潮下，成都的后备箱集市。图 / 视觉中国

雪莲，30岁，国企员工

“凭着做副业挣的钱，我买下了一套房”

我对钱的态度很简单，就是“只进不出”。

去年一年，我的总花销是三万元，有一万六七都花在了家里边。因为我在河南老家上班，家里人吃的水果、牛奶，用的燃气费、电费，都是我出钱，毕竟一直住家里嘛。每个月用在自己身上的钱，可能只有几百块。

疫情前，每年年终我还会有一万多元的奖金，这三年奖金也没了，只有死工资。光靠我每个月两千六的工资，根本覆盖不了这些支出，大多还是我做代购挣的钱。

2018年，那会我还有消费欲，喜欢买护肤品，但国内专柜和旗舰店太贵，我就开始自己海淘。在品牌的海外官网、亚马逊和梅西百货这些地方下单，只需要办一张双币信用卡，还送很多积分和小样。为了凑单满减，我会一次性买很多件护肤品，用不完的就在闲鱼出掉。买的人多了，我专门开了新微信号，正式做了代购。

当我在各大平台积累的积分越来越多，他们附赠的小样也越来越大方。丝芙兰每单赠送三个香水小样，我都囤下来，后来光是卖香水小样都净赚两千块。

疫情之后，化妆品和护肤品价格跳水严重，代购一下不好做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悦木之源菌菇水和倩碧黄油，这三款以往最好卖的产品，最近国内免税店价格比代购更低，还有正品保障。我好久不敢进这些货，怕砸手里。

▲ 雪莲做代购时，雅诗兰黛小棕瓶曾是最好卖的产品。图 / 受访者提供

前几年大火的雅诗兰黛420色口红正装，刘雯大表姐色，现在卖10块钱都没人买。我提前进了很多Nars六色眼影，结果预判错误，色号没火起来，现在还囤在家里。

做代购后，我对美妆护肤品的购买欲反而变低了，没有新鲜感了。可能也是因为成长了，要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奋斗，就是攒钱买房。我不是独生女，有个弟弟，家里人明说了没钱帮助我，所以我买房只能靠自己。

近五年来，我买包包花的钱不到500元，还买了一只100多块的手表，在海淘网站用800块买了两条施华洛世奇的项链，加起来一千块，是我首饰上的最大开支。

我不是进货量很大的代购，微信客户几十个人，所以几年下来只赚了7万元。但你别小看这7万块，就是它让我凑齐了在县城买房的17万首付。

不靠娘家，也不靠婆家，只靠自己，主业上班，副业搞钱，实现买房的人生理想，难道不该是件令人自豪的事吗？

唐糖，28岁，银行职员

“连续两晚直播，我只赚了1块钱”

我在深圳的一家银行做网页设计，领导说最多的词就是，降本增效。

我经手的项目经常直接被砍。只有算上年终奖，月薪才勉强过万，还没编制。过去一年半，我都在到处投简历，想跳槽但跳不出去，就业市场真是一年不如一年。

我老家是广西的，但深漂几年，我也成了“深圳女孩”，就是不聊八卦不吹水，只想着搞钱，买房炒股项目基金……深圳的风气就是这样。我买的基金亏了两千多，我老公炒股亏了二十多万，算了，我还是搞副业吧。

其实我学历还行，港硕商科毕业，银行工作也很体面。但我有时会觉得，如果能放弃学历给我的负担，进入服务行业，虽然辛苦，但我赚的钱可能比一份看似风光的工作要多很多，还不用天天看老板脸色。

读书读久了，我还是不能接受自己去摆地摊、卖炒粉，所以只能在网上挣些小钱。这方面我很能拉得下脸。

给别人的视频点赞，一个赞6毛钱。淘宝刷好评，五六块一单。我还接单画海报，在600多人的群里和学生妹抢单，好不容易抢到20块钱的单子，要凌晨赶画，磨一周才能画到甲方满意。两个月挣两千块，这是我挣最多的副业了。

最近直播很火，我有个学弟也在做，每天发朋友圈说自己月入十万，我找他取经，他收我16800元的学费，一个月工资还不够我交学费的，我就自己摸索着在小红书直播。新人任务要在线35分钟才有奖励，我连播两个晚上，边DIY耳环边唠嗑，进进出出就两三个人看，都是网上认识的姐妹来捧场。播了两晚，收益1.08元，刚达到1元提现的门槛。

▲ 唐糖开两晚直播的收益。图 / 受访者提供

我把这一块钱提现到了支付宝，哭笑不得，这钱或许刚好够交我直播用的电费吧。

为什么想搞副业赚钱？我给你算一笔账。

我老公在互联网大厂，月薪三万多，看上去很好是吧？我们两人的工资加一起，税前五万，扣完税和五险一金，到手三万，房贷和车贷每个月一万五，还有目前租房的三千房租，最后剩一万块，在深圳根本存不下钱，也生不起小孩。他马上35岁，合同快到期，如果公司不续签，他失业了，我一个人的工资只够填平车贷、房贷，没有多余的一丝钱用来生活了。

最近我们的期房建好了，正在装修。我小红书有30个粉丝，打算趁装修期间起号做家居博主，估计能接点软广。

总之，就是不能只搞一个副业，一定要同时寻找更多赚钱机会。搞钱从来不可耻。

林宏，59岁，工程师

“我和老婆月入两万，只留一千块生活”

我在内蒙古一个县城的农业机械站工作，明年就要退休了，从1991年被分配进单位，到今年，是我工作的第33个年头了。我的工资也从91年的两百多变成后来的五千多，近几年才涨到八千，现在也很清闲，一个星期去一两次单位就行。

为什么是只用去一两次，和我的身体有关。有一年，我和同事下乡的时候出了车祸，我们车上4个人，对面车上2个人，6个人里就我受了重伤，半月板永久性损伤。什么概念？一条腿基本瘸了，走路一跛一拐，就是严重工伤，半辈子算是毁了。

我空闲在家的时间，一下多了很多。我老婆在镇上的初中做语文老师，白天都不在家，大儿子在呼和浩特成家立业，小儿子在北京上班，家里每天就我一个人。

为了打发时间，在当地电视台上班的侄子给我介绍了个副业——给电视剧打字幕，再由人把汉语翻译成蒙语，在蒙语台放这些电视剧。机翻压根没用，细活还是得靠人工手录。

这活不简单。一部电视剧，起码要两个月才能打完所有台词。一集差不多两万字，赚一百多块，也不多。我之前给《大秦赋》打字幕，里面都是生僻字，佾啊，翦啊，用五笔输入法要打好半天。后来是儿子教我用搜狗输入法，有智能联想，能自动敲出人名。有时候字幕要得急，我早上六点半就起床打字，打满8个小时，一天下来腰酸背疼。

这份副业每个月能有两三千的收入，谁会嫌家里钱少？而且我有大把时间，不做点什么事，我难受啊。

现在，我跟老婆的月收入一共两万出头，90%都会存起来，留一千块作为日常花销。在我们本地，一千块是够花的，除了买菜，没什么其他花钱的地方。我们一天吃两餐，早上吃油条包子，打2两牛奶，中午做个肉菜，晚上经常不吃饭，喝点砖茶就行，吃多了也不舒服。

我们攒钱其实不是为了自己。我和老婆是双职工，以后退休金有六七千块，挺不错的。存钱主要还是为了给小儿子买车买房。他以后要留北京，我们想努力凑够300万给他付个首付。

但目前离300万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我们还得继续攒钱。

我儿子一直都知道我有这份副业。他挺支持的，觉得我在家有事可做，还有钱挣。而且这种劳动是有意义的，我到这个年纪，其实精神需求和金钱需求一样重要，没有谁先谁后。

买房目前只是我们两口子的心思，想多给儿子一些支持。这不是啃老或不啃老的问题，这是爱和被爱的关系。

▲ 北京通惠河畔某楼盘。图 / 视觉中国

程晓，35岁，前品牌公关

“兼职让我生活下去，也让我看到多元生活的可能性”

“35岁、女性、普通二本”，这些词是我过去一年求职过程中最大的门槛。

海投找工作的间隙，我靠几份兼职和一份房租生活，在跳海酒吧做打酒师算是其中最有意思的兼职了。

一帮音乐人成立了跳海，我在这里做兼职打酒师，要根据客人的需求快速打一杯泡沫少的啤酒。此外还会涉及灯光、音乐氛围、吧台消毒。薪水不算高，工作日和周末分别是150元、200元日薪，加当天店里0.5%的营业额。

在这里工作，能看到很多元的生活状态，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的就业焦虑。很多文艺工作者喜欢来跳海，野生小说家、青年画家、艺术家，大家在这里很少聊工作家庭、房子、车子这些话题，而是聊电影音乐和文学。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95后女孩，她崇尚“嗝屁主义”，类似活在当下的意思。从穿搭上，她就和很多人不一样，穿波西米亚风的衣服，发箍、包包也是Hello Kitty主题。

在这里工作会让人特别开心，每次听到水冲刷酒杯的白噪音都很解压。如果你酒量好，也能无限畅饮店里的啤酒，唯一比较累的就是需要从下午6点一直工作到凌晨2点。

像我这样中年失业的人，经历过各种奇葩的事。虽然我有12年工作经验，经历过上市公司，也被初创企业捶打过。有白嫖方案的，也有暗示潜规则的，搞得人身心俱疲。

来到跳海兼职反而像一种意外之喜。我在今年1月份才来跳海，去年7月，我做了护肤品检测，10月，我去电影院做兼职场务，都不太需要大量和人打交道，比较适合社恐。我还是希望能有稳定的主业工作，但目前就业市场不太好，探索不同的兼职，也是一个不错的过渡吧。

▲ 程晓在跳海酒吧做打酒师。图 / 受访者提供

李薇，28岁，国企员工

“下班后做游戏主播，我月入三万”

国企这份工作，真的算比较轻松的，早八晚五，中午还有11点到1点半这两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我对这份工作谈不上喜欢，单纯想在小城市稳定一点。但是也会有不安的心态，害怕像当年东北下岗潮那样被淘汰，所以一直想掌握新的技能，看什么感兴趣的都会去尝试一下。

2017年左右，斗鱼、虎牙之类的直播平台刚刚兴起，我才发现原来随便玩玩游戏、跟人聊聊天也是可以直播的。

我玩游戏并不厉害，主要是帮新人解答，组织大家一起玩，或者代练。那时候就有工会——类似MCN机构来找你签约，收入是每月直播平台结给工会，工会再结给你个人。工会也不规范，属于那种捏软柿子的，要看你好说话，就多克扣你一点，看你不好说话就按正常给。

一开始，我胃口也比较小，每月有两三千就挺满足了，但只要你坚持直播，粉丝的数量慢慢涨上来，到最后期能赚到接近3万这样子，我当时觉得这3万已经是我的天花板了。

这个钱赚得很辛苦，我当时都是下班一到家就睡觉，睡到八九点再起来开始直播，播到凌晨三四点下。这种强度坚持不了太久，半年左右，我身体垮了，两三个月不来月经，内分泌失调。做直播的，都是以牺牲健康为代价的。

至于和我的本职的冲突，其实我不太担心被同事或领导看见，因为打游戏这个领域算比较小众的，而且开视频的时候会化妆开美颜，开完美颜连亲妈都认不出来。但睡眠不足还是有点影响，有时候领导看见状态不好，我就只能打打马虎眼。

时间久了，也见了很多故事。那时有个粉丝，每天晚上来直播间跟我说好喜欢我开播打游戏，希望能带他一块玩。他是在一个普通厂里打工的，说要给我刷500块钱，我觉得他赚钱不容易，就让他把钱收好。

后来几天他没出现了，我鬼使神差点进另一女主播的直播间，发现他给那个主播刷了两三千，这应该是他第一次刷，因为刷得多少账号等级都能看出来。我当时很伤心，觉得自己的好心没有被珍惜，后来我也反思自己以后不要管别人的闲事，该是我赚的我就好好赚就是了。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了，他这个人再也没出现过了。我也觉得他可能第二天可能就后悔了，但这个钱是不可能退的。

游戏直播这个事情断断续续差不多做了 3 年，后来，这个行业里同行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门槛和下限也越来越低，让我觉得身心俱惫，就不想做了。

其实我知道直播这个事我正好站在风口上，跟我个人能力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之后我也尝试做过开淘宝首饰店、摆摊、平台推广等等，但都没怎么做起来。后来我就想明白了，很多成功是无法复制的。

▲ ChinaJoy上的游戏主播。图 / 视觉中国

何雪，31岁，营销策划

“做小时工打开了我的思路，其实处处都有机会”

小时工是我今年初才开拓的一个副业。因为现在工作是双休，周末能在家睡到十一二点，直到下午我的生活才开启，总是躺着好像无所事事，很焦虑，觉得应该要去再做点什么，也想多攒点钱，我就在网上找了小时工的活。

连今年过年期间，我也没有回家，在北京的一个儿童乐园里面打了6天的工。游乐园平时是每小时25元，春节期间给到28元，但上班时间也很长，每天要站12 小时。因为我是小时工，有时候会被老员工欺负，会安排我去干最累的活，他们就是站在前面或者在操作间里玩手机。

我当时负责的那个区域叫白沙，我需要一整天不停地帮5岁左右的小朋友戴发帽，提醒他们不要把沙子塞到耳朵、鼻孔或者嘴里。我的领班也会监督我，基本没有摸鱼的时间。初一那天，我算了下，接待了1000组的家庭，忙得连喝水的功夫都没有。整个6天，我每天下班回到家就已经10点多了，真的疲惫。

但这个工作可能因为你面对的是小朋友和家长，大家很有素质和礼貌，接触久了也会变得都蛮有童心的。最近几个周末我都会过去，每次去负责的工作都不太一样。上周是在小厨房做华夫饼，负责帮小朋友们收拾厨具，后来又去了更轻松一点的岗位，推着小车专门给小朋友和家长们倒水。

我还去餐厅端过盘子，是一个网红餐厅，通过中介找到的，原本是25元的时薪，每做一小时，中介会抽掉5块。

▲ 换上了餐厅工作服的何雪。图 / 受访者提供

餐厅工作是我做过最累的兼职。我是包厢服务员，负责把菜端到包厢的桌子上，还需要给十几个顾客倒水，等顾客用餐结束后要把包厢收拾干净，把所有的餐具都收拾好放到小车上，推到洗碗间。网红餐厅它所有的餐具都非常大个又很沉，这个过程还挺累的。

我当时刚过完年的第一个周末去的餐厅，里面有百分之六十的服务员都是小时工。可能因为过年期间很多员工都想要回老家，人员更换频繁，就导致很多顾客感觉餐厅的服务不专业。不过我干得不错，老板知道我主业是策划相关，还挺想挖我来着，虽然最后因为不太匹配没成，但这也让我把思路打开了，处处都可以有机会。

小时工的报酬蛮低的，基本上都是在 20-30元 之间，25元已经算很高的了，而且基本是体力活都挺累的，因为你也只能做这一件事情。但好处也有，比如薪资的发放一般都很及时，周六日去上班，周一晚上就会把工资给你结了。除此之外，我还有一直在写公众号软文的副业，大概每篇1000多字的文章，能有300元左右收入，可能因为主业赚得实在不多，这样副业下来，每月能有两三千的收入，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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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996”的我，工资还没父母退休金高，买房生娃都得“啃老”

作者：每日人物社

发布时间：2023-02-18 11:51

快照：

延迟退休话题下，人们不仅忧虑工作时间再度延长，也忧虑未来拿不到退休金。而在当下，一部分年轻人发现，父辈们的退休金比自己的工资还高，“退休金倒挂”的现象越来越多。 中青年在社会上内卷，退休的老人们则能拿到比“996”更高的薪水。两代人的不同际遇产生的“错配”和生存负担的双重挤压下，退休金被父辈拿出来补贴下一代，“啃老”成为一种无奈的现实。而更残酷的问题是，当这一代人老去的时候，他们又能依靠谁？

文 | 曹婷婷编辑 | 赵磊运营 | 月弥

第二次选择

陈秋原33岁了，她已婚，未育，在上海工作，收入尚可，但人生渐渐走入了一个“尴尬期”。

首先发出信号的是身体。她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公司规模不大，流动性却很高，最要命的是24小时待机的工作模式，长期伏案工作让她的颈椎曲度变直，时常恶心呕吐。去年下半年，她因为要补办婚礼，请了一天婚假，第二天去上班，一直加班到凌晨四点，电话里，平时沉默寡言的老公直接冲她发火了。

当时她就打定主意要辞职，工作已经触碰到了天花板，为了这每月13000块钱，也不值得牺牲身体、影响夫妻感情。

裸辞后，收入骤降。原本陈秋原夫妻俩月入过三万，生活吃穿不愁，但去年初丈夫被紧急调到深圳，每个月增加了5000多元房租，加上原本就有的9000多元房贷，现在她没了收入，还得自己掏2000多元交社保，留给两人的生活费只剩下约5000元。

陈秋原不是没有算过账，让她有勇气裸辞的，是来自父母的帮扶——一套父母买下的上海房子租出去了，能给她带来每个月6000元的工资外收入，父母还帮她还着每个月2600元的车贷。即便她不工作，每个月过万的生活费，完全足够他们夫妻俩开销。

但她并不想这样，都这岁数了，还跟家里伸手，多少会有些压力。她和丈夫自觉收紧开支，以前每个月都买的衣服，现在大半年买一次，丈夫钟爱的电子产品也基本暂停更新；以前每月光顾两三次人均过千的餐厅，下班早就约朋友逛街吃饭，现在有时间了，反而取消了一切休闲的聚会，“不必要的开销都没了”。

更重要的是重新找到工作。她试了几次，但屡屡碰壁，已婚未育的身份，“对于人家公司的HR来说就是一个炸弹”。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已经走到第三轮面试，但面试官问过婚育状况后就没了下文。面得多了，她找工作的信心也渐渐微弱。她还担心，工作几年后真的生了孩子，过了哺乳期也会被开除。

家里也催生，但她不敢生。经济压力和生育压力是交缠的，“生不起，养不起”。陈秋原和丈夫商量后，决定先解决工作，之后再考虑生育。

深思熟虑后，她决定考编。社区或许是不错的选择，“离家近，压力可能小一点”。去年七月，离职前，她考过一次家附近的社区。她家还在郊区，几十个人考一个岗位，结果不太好，距离进面试还差3分。

这次，她决定全力以赴，似乎考上了，一切都能迎刃而解。但她心里也没底，“记忆力和学生时代差很远”。坐在家里复习的时候，人生又像回到了读书年代，等待着一场重要的考试决定自己命运的走向。

陈秋原本不用面对这些。父母为她指过路，刚大学毕业，就安排她进了电视台，没有编制，但能签长期合同，工作也比较轻松。那时候，没有别的压力，工资作为零花钱，生活很畅快。

待了两年，她解了约，“年轻，实在坐不住”。直到去外面找工作，才发现生活很残酷，“企业总会有压榨”。

陈秋原的父母都是医生，早年本科毕业后就分配进了医院，工作几十年，升到了高级职称。现在都退了休，两人加起来每个月有三万的退休金。老两口不想女儿受苦，曾经提过继续帮助陈秋原，话题刚有苗头就被她掐灭了。对于啃老这件事，她内心感觉到煎熬。“相当于每个月已经补贴了我8000多元，实在不好意思再问他们要钱。”

另一个原因是，公婆退休金很低，为了生活还在打零工，没办法给子女提供帮助。陈秋原不忍心麻烦公婆，但“如果我爸妈又出钱又出力，他们也会心里不舒服”。她朋友就是这样的例子，女方父母付出更多，这种不平衡传导给夫妻，俩人频繁闹矛盾，几次走到离婚的边缘。

陈秋原还是幸运的，正是有父母兜底，她比较轻松地拥有了第二次选择人生的机会，可以脱产考编。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许多人走到中年，众多烦恼袭来，肩上的负担越来越重，在条件不错的家庭里，“啃老”的负面意义逐渐消退，许多人不得不接受父母的扶持，才能够得上高昂的房价和生育成本。

▲ 陈秋原准备考编时下单的参考书。图 / 受访者提供

倒挂的“工资”

像陈秋原这样，父母的退休金比自己的工资高，在这样的家庭里，补贴子女成为了父母们的默契。

最常见的是在县城。李晓琪今年28岁，在她的湖南老家，父母补贴子女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她的同龄朋友们，许多已经在父母的帮衬下，过上了有房有车有孩子的安稳生活。这样的配置通常见于体制内家庭，父母有比较高的退休金，很多都比子女的工资更高。提前内退的长辈，还有充足的时间帮子女带孙辈。“在老家，年轻人进体制内的工资都是很低的，那家里面基本上都是做好了给孩子补贴的准备。”

王远今年六月大学毕业，他最近在上考公补习班，准备冲刺不久后的安徽省考。王远的父亲还有几年退休，退休工资能达到一万以上。他学文科，这个数字很可能超过他未来能拿到的薪水。父亲曾主动和他谈话，表明等他以后有了孩子，会提供经济上的帮助。

除了补贴子女生活和养娃，老人们的退休金最多的去处是补贴子女买房。今年42岁的徐荔，她的房贷至今是父母在帮忙还。

▲ 徐荔父母退休后，一家人去国外旅游。图 / 受访者提供

这些有能力补贴儿女的老人们，往往都有着不低的退休金。不少年轻人直到踏入工作，才意识到父母的退休金有多高。

在武汉当文员的陈溪，每个月工资都达不到交税门槛。有一回，她回到家，和一位长辈聊天，对方的退休工资几乎是她的三倍。她在小红书发了一条感慨的帖子，吸引了上千条留言，许多人分享自己长辈的高额退休金。她觉得，老人家在那个岗位上工作了几十年，值得这份薪水，而眼下自己的工作，几乎不可能干到退休。她想换工作，曾被骗去面试冲业绩，也在皮包公司白干过几天，不缴纳社保的工作也碰见不少，很难碰到好的机会。

相比有些年轻人一成不变的收入，许多老人们的退休金每年还在增长。25岁的卢苇，此前在青岛的机构当老师，即使加班，父母的退休金也比她的工资更高。每年调整社保的那个月，她的工资还会被多扣几百块，那时候她刚工作，发现社保越扣越多，回家就听到父母说起涨工资的事情。卢苇母亲几年前刚退休的时候，退休金也只有1000多块，现在则涨到了4000多块。

父母有能力、有意愿帮助子女，但对子女而言，“啃老”在很多时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山西人章静，今年36岁，有两个孩子，和父母同住。章静的父母退休金加起来有上万元。一家人中，章静的工资是最低的。

她进过电厂和环保公司，最近的一份工作是社区网格员，试用期工资到手只有1000多块，还是去年底，经社区朋友推荐，才拿到的报名资格。章静经过笔试面试上岗，但被分配到了离家很远的社区，有时周末还要被喊去工作，她决定放弃。在太原，适合她的岗位并不多。大学毕业的她，也不愿意去打零工，“工资很低，也没有任何保障，可能不如照顾孩子重要”。

章静原本以为，自己已婚已育，又有父母搭把手，再找一份工作不难。但面试了几个月，一无所获。有一次她面试订单专员，过程很顺利，最终仍没通过。她追问缘由，对方称因为她有空窗期。“这份工作又不要技术，后来面试官告诉我，他比我还要小一岁。”章静明白了，年龄也开始限制她。

她不断投简历和面试，没有工作的时间里，父母的退休金成为了生活来源。有一回，父母一口气支持了一两万的早教课费用。当时她几番犹豫，还是觉得对孩子成长有好处，准备自己刷信用卡，父亲知道后，主动提出付这笔钱。

因为带着孩子住在父母家里，章静平时几乎不用花钱，每个月生活费用不到1000块，几乎都花在孩子身上。她自觉降低自己的消费，也不希望因为花钱产生家庭矛盾。有一年在亲戚家，她买了一件100块的打折杂牌衣服，母亲指责她，“又不挣钱，光会花钱”。这种时候，她会加倍感觉到“啃老”带来的不自由，不只是经济上依靠他人，还有日常里的细微束缚。

但章静有时也能说服自己。父母手上拿着钱，很容易被各种亲戚朋友借走。目前俩人都各自借出了不少钱，“花在自己姑娘身上，总比花在外人身上强”。

两代人

在当下的年轻人眼里，父母们都是“苦尽甘来”，在年轻的时候受了很多苦，中年的时候遇上中国经济腾飞，稍微抓住点什么机会，就能积累下财富，就算不能大富大贵，人生也是向上走的。

“那时候房子分的，工作分的，真的是羡慕不来。”卢苇的父母几年前分别从手表厂和机械厂退休，因为厂里效益不算好，每个月退休工资都只有4000多块，但已经和她目前能找到的工作收入持平了。而姥爷从卷烟厂退休，“十几年前的退休工资就已经将近一万了，当时平均工资才一千多”。

王远觉得，父亲吃过的苦，值得拿一万的退休金。“我父亲那个年代还是很苦的，我母亲刚嫁过来的时候，我们家还是古砖搭的房子，上面的瓦还有点漏雨。”他的父亲在15岁的时候就顶岗成为了中学老师，“底下的学生年纪都比他大，上课还要垫板凳才够得上黑板”。他觉得，那时候工资很低，很多人都不愿意留在乡里教书，父亲耐住了寂寞，又评上了高级职称，对于父亲的高退休工资，他并不意外。

2019年毕业后，卢苇去了机构当康复训练老师。周末算上加班费，工资能到七八千。但很快碰上疫情，“第一年六个月没开门，后来又三个月没开门，去年底碰上疫情又关门很久”。她拿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最低工资。今年，生活逐渐回归正规，但翻一翻招聘软件，同样的岗位，月薪四五千的变多了，“比疫情前还低，可能很多机构倒闭了”。

她决定考研。每天五点出头就起床去自习室学习，晚上父母休息了才回家。“没有别的选择了。”她期望着考上研，进入学校当老师，能够稳定一些。虽然住在家里，但只动用自己的积蓄。吃饭每顿控制在10块钱左右，每个月自习室收费400块，她计算过，工作攒下的存款可以支撑到考研结束。

▲ 结束一天的学习，卢苇在回家路上拍的月亮。图 / 受访者提供

卢苇的父母起初不理解她的决定。她的父母生于50年代末，恢复高考后没有考上，于是直接分配进了厂里。俩人在不同的厂，后来都分到了房子。生下她后，母亲休了长达两年的产假，漫长的假期结束，又继续回到原岗位工作。卢苇的爷爷辈都在体制内，比父辈的退休金更高一些。在她看来，父母的人生比较顺利。唯一常常听到父母念叨的，是后悔当时没有转去效益更好的厂，比如电厂、自来水厂，据说退休金能翻倍。

时代变化，两代人对彼此的理解，需要经历一个过程。但在家庭里，谁的收入更高，才能有更大的话语权。章静没有工作，丈夫主要负担孩子的学费，生活开支都靠父母补贴。父母曾因给亲戚担保，赔了一笔钱，数额高达几十万，但两家人至今仍在来往，甚至母亲有时还会给亲戚借钱。章静没办法制止，“那是人家的钱，人家有支配权。况且我现在没有工资，也得多少靠人家点”。

希望把话语权放在自己手里，也是陈秋原不愿再多跟父母拿钱的原因之一。小时候，父母对她很严厉，她觉得自己的童年并不快乐。长大后，她挣脱过父母的选择，却也难以拒绝父母的帮助，“思维上独立，经济上不独立”。但她内心始终觉得，“年轻人还是要靠自己”。

大多数时候，都是父母不舍得给自己花钱，却主动给儿女花钱。徐雯雯今年26岁，在北京一家私企工作，每个月工资到手6000多块。住在家里，不用租房，为她省下了几乎一半的工资。母亲每个月退休金7000元，比她月收入更高。去年夏天，她手机摔坏了，在不同价位的机型里纠结了好久，后来母亲直接给她报销了，“让我买贵点的”。

卢苇家里一个月水电费支出不到40块钱，父母学会了团购买菜，总能找到最优惠的价格，喝水去山上打泉水，吃水果就参与软件活动换。章静的母亲，在最节约的时候，炖排骨为了省点气，就提前关火焖熟。父母们身上普遍存在的勤俭节约的品格，让他们的钱最后大概率到了儿女手里。

老了怎么办？

当父辈的退休金倒挂子女的工资，承受时代压力的年轻人，在接受父母补贴的同时，也经历了心理上的波动。

徐荔曾被困在“啃老”的迷思里。她的父母都在体制内工作了几十年，每个月退休金不低，加起来一年30万。此外，公婆也是编制内人员。四份不错的退休工资，让双方长辈每年都主动提供一些经济支持。其实她和丈夫的工资也不算低，俩人也没有铺张的爱好。

但几年前，她和朋友聊起天，发现朋友会固定给家里打钱，联想到自己固定从家里收钱，她觉得“好像有点丢人”。当聊起父母帮忙还贷，也会听见有人说“你都四十了，好意思剥削父母”。有一次和父亲聊天，徐荔试探地说起这个话题，但父亲的回应“特坦荡”。“我爸说我一年就给你这么多钱，你愿意拿这个钱吃喝玩乐还房贷，花在孩子身上都行。”父亲甚至和她开玩笑，说不是啃老，“这叫提前继承”。

章静也很无奈，“我不愿意啃老，我比谁都清楚我爸妈的血汗钱挣得多么辛苦”。因为要带两个孩子，丈夫也很少主动给钱，找不到工作时，她最先克扣自己。“不化妆，几乎不买衣服。”

虽然不愿意啃老，但年轻一代很难靠自己走出困境。前几天，2023年上海事业单位考试开启报名，陈秋原报名的岗位限制比较多，往年只有二三十人报考，今年人数翻了倍。截止报名那天凌晨，她发现连殡仪馆的岗位都有超过200人报名，她转发给闺蜜，“太卷了”。

▲ 在上海，一个殡仪馆相关岗位，报名人数超过200。图 / 受访者提供

她所报考的岗位最终报名人数超过100人，她开始动摇，“不想当炮灰了，100选1比高考录取比例都要低得多”。放弃考编后，只能转头继续投简历，但不限制年龄的岗位，最多的是单休销售。“实在没有的话单休也先去。”

报名人数的激增，陈秋原认为可能和延迟退休的讨论有很大关系。“只有体制内能够一直做到65岁，其他的私人公司很容易被裁。”对她来说，考编的时间窗口也即将过去，“感觉35-65岁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章静每个月还要自己缴纳1000块左右的社保，如果延迟退休，她担心领取时间就又缩短了几年。“如果真65岁才能领的话，也许就不交了，因为不一定能活很久。”陈秋原也觉得，“只要有人在工作，就会发退休金，发不出来就继续延迟退休，无非是怕只能领几年就死了……”对于未来自己的养老问题，他们眼下唯一能做的，似乎也只有缴纳一份社保，“想不了那么远，先解决现在再想未来”。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至2020年，10年间就业人口比例由70.2%下降至63.4%，预计到2050年该数据将进一步降至45.2%；而另一方面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快速提高，目前该数字为18.7%，预计到2050年时将高达37.2%。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养老金支出变大，一方面就业人口有所下降，养老金补给下降。现在老人们的退休金高，正是享受到了人口红利，2000年，平均10个年轻人供养一位老人，到了2021年，变成5个年轻人供养一位老人，但出生率的逐年下降，延迟退休方案的出台，让很多年轻人对老年生活不抱期望。

不过，因为父母有充足的养老金，医疗也有保障，陈秋原的忧虑里，至少没有赡养父辈的压力。对徐雯雯而言，父母有自己的退休金，意味着她目前只需要顾好自己。虽然在北京，六千块的工资并不算高，但有家庭作后盾，她仍然能存下钱，每个月还制定了存钱目标。她和母亲关系亲密，因为母亲属于三高人群，她现在每天都会念叨母亲：“好好吃药，多活几年。”妈妈则笑着回答：“我努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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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5年存5千引热议，“高开低走”的名校生过得怎样？

作者：桂林生活网

发布时间：2023-02-17 16:13

快照：

近日，一则名为《我：毕业5年，存款5000 她：中传硕士，火锅店保洁》的视频火了，相关话题频频登上平台热榜。目前该视频播放量超500万，数万名网友在视频弹幕区及评论区称，“谢谢你们的分享”，“被治愈了”。

视频中的两位女性弯弯和超超于2017年从211名校华中师范大学本科毕业，但毕业后的人生似乎在“高开低走”：弯弯毕业5年存款5千元，超超去中国传媒大学读完研究生后，在一家火锅店打扫卫生。两位快30岁的女性用自己亲身经历告诉网友们——“当个废物也没有关系”，“我真的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开阔”，“当你掀翻牌桌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选择还很多”。

这则视频让很多同龄人心生感触，不可回避的现实是，即使是名校毕业生，即使努力打拼，也可能过上“高开低走”的生活。

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对话了三位名校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真实故事或许能让你感同身受。

北漂近4年存款5千元“我接受的教育没办法教会我挣很多钱”

贾利今年30岁，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北漂，目前的存款5千元。贾利说：“我读的书，接受到的教育，没办法教会我怎么去挣很多钱，怎么去提升我在社会丛林中的竞争能力，但它很神奇地教会了我——怎么去心平气和地穷。”

和视频中的超超一样，贾利一直想进入电影行业。2016年本科毕业后，贾利进入某双一流大学读电影制作硕士。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期间，贾利总是很忙碌，拍片子拿奖，跟组拍摄学习，成立工作室接商单……提起他和他拍的片子，校友们总用“专业”“质感”来称赞。贾利的目标是成为一名导演，假以时日拍一部能在院线上映的剧情片。

△为了跟组学习，贾利(左)没参加研究生毕业典礼

2019年7月研究生毕业后，贾利毅然决然去到北京，成为一名北漂。初到北京的那个月，贾利住在朋友家，天天外出面试。尽管有作品，但应届毕业生没有人脉和资源，想要进入电影行业并不容易。多番衡量，贾利进入一家纪录片行业头部公司做美食纪录片的分集导演。贾利说：“当时每个月拿到手6千多块，我的房租及水电加在一起就要3千多块。”

2019年年底，贾利和团队拍出样片后，疫情接踵而至，项目搁置半年。2020年5月，疫情暂缓，贾利和团队得以继续进行调研、拍摄，直至2020年年底，贾利将这部纪录片最后一集分集拍完，跳槽来到现在的公司。

△贾利通宵剪辑纪录片样片之后北京下雪，他第一次看到雪

“当时跳槽，主要是考虑到钱，自己身体原因需要一个动手术。”贾利说，拍纪录片项目的那段时间生活实在拮据，动手术少的话要2至3万元，多的话要30万，“我没钱，我现在的老板当时计划做短视频业务，我根据市场判断，觉得拍短视频可能更快能赚到做手术的钱。”

“对于我们这些学影视专业的人来说，以为做短视频是降维打击，可以很快做起来。”贾利做了短视频才知道，这一行远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简单。彼时贾利和老板两个人做账号，主要打造老板的个人IP，贾利担任导演、剪辑、拍摄和运营等多职，由于没有系统学习过短视频运营，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账号迟迟未能做起来。随后贾利七七八八做了一些影视项目，但都没能做起来，2021年倏忽即过。

△贾利在拍摄路上

2022年初，在老板的支持下，贾利开始写自己的剧本。“当时‘杀猪盘’骗局很受关注，我看了很多资料，觉得这个题材很有社会意义，也带给了我很多思考，就开始写。”收集资料、写剧本，修改剧本……贾利前前后后花了半年时间终于把剧本写出来，但大众对这个话题的关注热度已然消逝。“我老板说，算了吧，这个本子已经过时了，不怕片子烂，就怕电影出来时机不对。”回忆起半年辛苦付诸流水，贾利苦笑。2022年下半年，贾利在撰写方案中度过，“写过的方案很多，落地的没有，不仅是我们，行业内这两年也比较难。”

北漂4年，如今贾利的每月工资到手也就8千元，每个月花去3千元在北京通州区租着一套一居室的房子，养了一只猫，起名叫“太空”。去过的朋友都很喜欢贾利家，“房子很小，但是书多，我去的时候沙发上还放了一本毕飞宇的《推拿》，他买了个大电视，看电影极好。”

△贾利刚来北京时住的一个公寓，只有10平米

“看完视频我也去看了下自己的存款，差不多也是5千块，还是去年年底存下来的。”贾利笑道，“本来我对财富也没有那么多追求，我之所以想要钱也是因为我要做手术，在学校读了这么多年书，教育让我很平静地接受现在的一切，也不能说摆烂吧，我挺不喜欢这个词的，只能说被迫躺平，因为没办法，就是没有那么多机会，你很努力，人家不给你，你有什么办法呢?”

“未来的长期规划还是想赚钱把手术做了，再回学校读博。”贾利顿了顿，又调侃：“短期的话，还是跟着老板继续做新的业务吧，虽然生活拮据了点，但是老板很好，非常友善、尊重和认可我，未来还是愿意相信他‘画的饼’。”

△贾利在拍摄路上

毕业近5年经历公司倒闭待业转行：

看完心理医生出来，

看到外面世界，又充满力量

“我几乎不怎么和以前的同学联系了，我可以跟陌生人说自己过得不好，但没办法让认识的人知道。”27岁的邓涵坦言。邓涵老家在湖南农村，毕业于郑州大学计算机专业，211大学热门专业，在外人看来，她的人生应当一帆风顺。

毕业后，邓涵进入湖北武汉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做产品经理的岗位。2019年10月，她所在的公司因为资金链断裂，直接倒闭。邓涵没有立即离开武汉，而是继续在这座城市准备“项目管理专业人士资格认证”考试，“当时想着考完等结果出来再回家过年，但没想到疫情突然严重，到了1月已经没办法回湖南了，我只能跟一位同事回湖北黄冈，原本是想着等疫情过去，没想到这一待就待到了4月。”

2020年4月，疫情暂缓，邓涵返回武汉，入职一家公司做项目经理，直至2021年11月，为了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邓涵选择前往广州。在广州生活并不容易，邓涵一直未能在广州找到合适的工作，待业的压力让她一度失眠，情绪失控。

“2022年上半年，我开始看心理医生。”邓涵说，“其实每次看诊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我在说，但是每次看完心理医生出来，看到外面的世界，又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然后过段时间又质疑自己，充满压力，情绪失控，循环往复。”

邓涵这两年回老家，需要做很久的心理建设，“说实话，村里有些人初中高中读完就出去做事情了，人家现在已经有车有房了，都结婚生娃了，村里也会比较的，我也觉得对不起我爸妈，我的大学其实也不差，上了不少的学，但现在也没挣到钱。”

考虑了许久，邓涵决定转行做大数据方向，找机构上课。2022年下半年，邓涵每天都在日复一日的刷题和上课中度过。好在有一段稳定的感情支撑着她，男友一直陪在她身边。2023年春节，邓涵与男友互相见了家长。“外人看起来，互联网行业有很多机会，其实这个行业很残忍，淘汰率也很高，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去更新自己的技术，投入到更大的竞争之中。”

名校毕业回家乡教书：别人眼中的稳定生活其实如同白开水

魏西从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回到了家乡河南南阳，现在在当地一所高校当老师。

《我：毕业5年，存款5000 她：中传硕士，火锅店保洁》这则视频爆火后，魏西也看到了。魏西说，当时觉得视频中的两位女性特别棒，人生就该这样，没有唯一评判的标准，“至少要有尝试的机会，尝试了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果人生一步到位，就会总是还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魏西今年28岁，一毕业成了“围城”里的人，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魏西想出去。原本在中传读研时，魏西的目标是留在北京，但一直没有找到可以解决户口问题的工作。2021年3月，魏西无意中看到家乡南阳一所高校在招聘老师，没抱多大期待去报了名，“经历了初试、复试，居然考上了这个岗位，就回到了家乡。”

高校的生活没有想象中轻松，进学校两年，魏西基本上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一直都在加班。虽然每天忙忙碌碌，但生活如同一杯白开水，虽然枯燥乏味，但普通平顺。“如果留在大一点的城市，至少下班之后你的生活会丰富一些，现在我下班能干啥?去逛个超市，逛个街，看个电影就没了，这些地方还都是我从小逛到大的地方。”

“我现在是利用所有时间往外跑，体验不同的生活。”魏西说，“比如到了休息日，就买高铁票去重庆或者长沙，在那儿待两天，周日再回来。”问及毕业到现在的存款，魏西答道：“有一点，大概5万多。”

*文中贾利、邓涵、魏西均为化名

来源 | 潇湘晨报记者 | 陈梦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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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未育求职被拒，“女性求职的绊脚石”该搬走了

作者：红网

发布时间：2023-02-22 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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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元鹏

近日，福建福州一网友爆料称自己30岁未婚求职，被公司录用后，又因未婚未育被拒，引发热议。2月21日，当事人陈女士向记者表示，自己面试的是web前端开发岗位，16日面试通过后，双方谈好了工作时间和月薪等条件，HR下午发来了offer，谈好了入职日期。但次日陈女士就被询问近期是否有结婚打算，未等到回答就取消了offer。陈女士询问其是否担心自己休产假，HR说公司刚起步，不得不考虑。（2月22日 光明网）

如今招聘门槛真是五花八门。有不要“已经结婚的女性”的，有不要“已经生育的女性”的，也有不要“没有结婚的女性”的，还有不要“没有生育的女性”的。为何这家企业，会因为“未婚未育”而拒绝录用？

原因很简单：这家企业认为，这位女性求职者还没有结婚，还没有生育，而上班之后直接面临的就可能是“需要结婚”“需要生育”，结婚生育就需要有结婚假、生育假，会影响工作，单位要给予假期，会有损失。只能说，这样的企业不止一家，也是一种现象。可是，如此小肚鸡肠的企业，如此精打细算的企业，如此格局不大的企业，未必能有宽广的发展。

对于企业而言，做生意用工都是需要考虑成本的，其从用工成本的角度出发考虑一些事情，当然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到了这种“抠门的程度”，连放个结婚假、生育假，都算到用工成本里，也就显得太没有格局和小家子气了。企业用人，用的首先是人，是人才。衡量人才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是不是企业最需要的人才，是不是对企业发展有好处的人才，而不是“结婚了吗”“生育了吗”？再说了，结婚生育是所有人都必须经历的事情，也是企业用工不可回避的事情，更是企业该承担的责任。难道为了降低用工成本，都不招录“没有结过婚的”“没有生过娃的”？

不少企业还拒绝录用“已经结果婚的”“已经生过娃的”。其目的也是一样的，担心“结过婚的”“生过娃的”，会被家庭的琐事所牵涉，会把精力用到照顾老公、照顾孩子上。这也是一种“大头不算小头算”的小肚鸡肠。如此精打细算，其实是打错了算盘，未必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不管是拒绝录用“已经结过婚的”“已经生过娃的”，还是拒绝录用“没有结过婚的”“没有生过娃的”都是一种就业歧视，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作为用人单位需要有大格局，而底线则是不能践踏法律。我们有到位的劳动保障法，每个人都有公平的就业权利，尤其需要维护好女性的就业权，不能纵容用人单位擅自设置“就业门槛”，更不能把“就业门槛”变成女性求职路上的绊脚石。对于劳动保障部门而言，需要对此类现象进行打击。

未婚未育求职被拒，“女性求职的绊脚石”该搬走了，“求职门槛”不能想咋设就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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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大的年轻人，在脱口秀训练营里找出口

作者：36氪

发布时间：2023-02-19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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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一下就到顶了”

还差20分钟，就要登上脱口秀舞台了。

32岁的李钊被安排第一个上。作为初次登台的新人，他找到最后一排的位置坐下，一边频繁推眼镜，持续性抖腿，一边把视线固定在自己的手机上，反复读着手机里那近2000字的段子，生怕自己会忘词。

突如其来的，老板临时在公司内部办公app上发起了会议。这是2022年12月22日，7点25分，下班时间。老板要在团队内部对齐一下半年后的业务规划，以便在10天后如期汇报。

下班后还要开会早已是部门不成文的规定，没人能拒绝，哪怕这个事明明不紧急，“没办法，他是你老板。”

在这家互联网大厂做渠道运营的李钊，心里再不满，也得丢下手里反复阅读的段子，走出场地——北京市团结湖的一个共享办公区的地下一层，蹲在大厦门口开一场没有期限的电话会议。

50分钟后，会议结束了。李钊冲回演出场地时。他迫不及待要开麦，“情绪一下就到顶了”。

在表演已经进行了40分钟、4个人自告奋勇地讲完了段子的那一刻，他上台，抓起麦克，用比上台前高了两倍的声音开了场。“下个礼拜六之前要上线，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拉会？”对大厂日常的控诉，万箭齐发，停不下来。

“很多公司其实会发福利对吧，中秋节发月饼，端午节发粽子，我们公司发桌面，什么你好6月，你好8月，这个月也要加油，拿到这种礼品我们就感觉非常地无奈。今年互联网公司不是说有裁员吗，我们公司hr就开始传说我们福利待遇要进一步消减，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我们都惊呆了，都已经到这个水平了，我们还能有消减的空间？”

“我媳妇也是大厂的，我们俩下班是什么情况？最惨的时候，我10:30左右下班，到家已经挺晚了，但我媳妇还没到家，她11:00左右才挂着耳机开着会回来。开会基本上开到夜里12:00，12:00其实我已经休息直接睡觉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我们俩醒来，才可能在家里说了第一句话。”

肉眼可见的，李钊面色红润了许多，头发也成片地立起来。台下笑声一片。

从公司的福利待遇，到领导的PUA，再到大厂的加班内卷，围绕自己的职场日常，他接二连三地吐槽着。为了在规定时间——4分钟内完成表演，他不得不主动放弃了一些素材，留着“下次再讲”。

表演结束了。他长舒一口气，脚步平缓地走回最后一排的座位上。

这是李钊报名的一个脱口秀训练营的第一个上台日。经过一个月训练后，「Tony美式脱口秀训练营」第三期的10来位学员，终于迎来了第一次上台表演的机会。今天的表演并不对外，台下坐着的都是训练营的学员们。

Tony和学员们，一排左三为Tony，摄影师/曾嘉

有像李钊一样的大厂员工，也有曾拿过融资、登上福布斯under30榜单的创业者，还有音乐制作人、演讲导师、全职宝妈……年龄跨度也大，从20岁的大学生到50岁的演讲导师都在会出现在这儿。

训练营是由双语脱口秀演员Tony Chou创办的，十年脱口秀表演经验，曾在美国、爱尔兰、泰国等地都进行过巡回演出，担任过美式脱口秀节目《恶毒梁欢秀》第二季的副咖主持人与编剧，也是脱口秀俱乐部“幽默小区脱口秀”的主理人，周奇墨、刘旸等都曾在这里演出。

训练营的开营时间是8周，每周会进行三次学习活动，除了上台日，还有理论课（教授脱口秀知识与技法）与创作日（学员们围绕着一个主题自行创作）。

坐在靠后的观众席上，带着帽子、留着山羊胡的男人就是训练营创办者Tony。每当学员们表演完毕，Tony便会上台一一点评。

“非常好。我觉得李钊是一个非常情绪先导的人，他在台上的情绪抒发和感染力是比较强的”，这是来自Tony的评价。不过，他建议李钊，“下次可以把段子里最精华的部分留下，铺垫可以再少一些。”

“鲜艳”的表达欲

“我要加入，最后一分钟加入可不可以？”去年的11月26日中午，卡着训练营报名截止时间，杜大宝给Tony发了微信。

她正全职养育一个2岁孩子，育儿琐碎且无休止，更何况，当时疫情管控带来的封闭和压抑，让她觉得“好像有一种怎么说无法诉说的憋屈”。

一个看似被日常生活磨得没了脾气的人，并不是真的失去了脾气。

她急于找到一个出口。

此前，她是一名自媒体从业者。再往前推，2015年前她还在美国做记者。她第一次看到Ellen Degeneres（ELLEN SHOW的主持人）讲段子是2010年，她觉得这种表演形式“既聪明又带劲”，不亚于听了死亡重金属音乐，“有一种宣泄感”。她猛然发现，原来还有一群人致力于把荒谬摆在大家面前，“看完之后实在是太过瘾了。”

现在，光听脱口秀已经不够了，她需要自己上台说。带劲的、辛辣的。

上台日那天，代替李钊第一个开麦的，正是杜大宝。育儿是她这一次的主打话题，她说自己为了讲好脱口秀，就连晚上哄孩子睡觉时讲的故事，都要用上讲脱口秀时的反转技巧，比如“从前有只大灰狼，它喜欢吃……奶糖”，以及“小红帽的奶奶病了，她的妈妈就带她到乳腺科”。

杜大宝，幽默小区供图

这场4分钟的表演，绝对谈不上轻松，她连麦都没能举起来，她拨了一下麦，感觉它有一吨重。范儿没能起来。那天的杜大宝只想连贯地讲完自己想的“笑话”，上台前甚至带着一颗公开演讲的心。

紧张感和表达欲之间，是呈反比的。随着上台次数的上涨，她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紧张是千万别说错词，而说关乎自己表达欲的东西，就像打开一个泉眼，泉水自然流出来，“每一句都让你想表达的，你就没有说错的东西”，她这么形容。

表达欲，正是说脱口秀最需要的。

「Tony美式脱口秀训练营」第二期的学员石榴，是个尝试在台上讲自己创业经历的95后创业者，她将这种未经训练的纯直觉型、热烈的表达欲形容为“鲜艳的”，“有点像煮开水，水开了，咕咚咕咚，你得有一个出口，让蒸汽出去。”

为了了解每位学员的脱口秀写作和表演水平，Tony要求每位学员在报名后准备一个2-3分钟的脱口秀文稿或视频，作为课前作业。有人直接说了一个广告，有人搞成了演讲，也有人说了一堆跟领导讲话似的套话，更有人误以为是说好笑的话，蹭了一些网络热梗或流行词。

“大多数人（第一次）都写不出来，都会很怵。”Tony说。

但李钊呢，随便写了几千字，吐槽自己在职场中的种种遭遇，最终视频有13分钟那么长。应该是这个训练营开营以来最长时间的视频作业了，连Tony都感慨，“怎么有这么多可说的？”

因为疫情，出境游的生意做不下去了，李钊在2020年入职了这家互联网公司。经常会在夜里接到领导的电话，被质问“兄弟你这个周报的数据怎么不对？”起初李钊还觉得这人“毫无人性”，半年以后，李钊早已习以为常了，“领导没问题，我现在打开电脑给你改。”

35岁危机也是有的。之前公司招了个00后，领导告诉老员工们：“你们学学人家新员工，人家上班什么状态，你们上班什么状态？”这些新员工“比我晚奋斗了12年，收入还跟我差不多”，李钊有些焦虑，“再磨两年他可能就是我领导了”。

人到中年之后，有太多想吐槽的了。李钊之前的那种往情绪垃圾桶里不断扔垃圾再踩实的办法，行不通了，“那些情绪消解不掉的时候，我就改变思路，把它往外倒。”

脱口秀，恰好给了他们一个被看见的高光时刻。

每期训练营结课时，学员们会收到结业证书，幽默小区供图

“它不只是发泄，扔个酒瓶子，吼一下。你表达出来，不光是说出来之后很爽，而且能得到更刺激的反馈，笑声和掌声。”Tony这么形容，作为反馈，它们显得格外及时、真实且公平，“这个东西掺不了假，对吧？你讲的好笑，现场就是给你笑声，这种笑声就是认同和喜爱，一个人不可能既笑，然后又不喜欢你。”

这很难，但只要成功过一次就会上瘾。

“在台上炸场过一次，你就会爱上那种感觉。”石榴说。

Find your voice

石榴的第一次脱口秀登台，是在一家脱口秀俱乐部的开放麦上。

“觉得自己还算好笑”的石榴，讲的是她爸的故事，因为觉得父亲是个很好笑的人，而且当时她对脱口秀的理解就是，“上去讲一些你生活中很好笑的人和事儿”。

结果，全场鸦雀无声。

这太受打击了。后来她才意识到，自己从一开始就走偏了，“当时为了好笑而好笑……后来发现恰恰是应该讲一些让你痛苦的事。”

在台上让别人笑的脱口秀，实际上讨论全是严肃的事儿。这也正是Tony想在这个训练营上最先传递的，“要非常强调自我认知，自我表达，课上有很多有些内容是涉及到要找自己。”

起先，石榴觉得学脱口秀，跟在蓝翔学习挖掘机技术一样，两者之间没什么本质区别。但最开始几节课就让她有了意外和惊喜，“第一节课就找到你的台上的角色，find your voice。”

三期教学下来，Tony早就意识到不能再只教授技巧了。在他的脱口秀训练营中，学员们要学的第一步，就是找准自我表达。

「Tony美式脱口秀训练营」学员们，摄影师/曾嘉

他发现同学们“就是不敢表达自己，有的同学很有意思，经常把话吞下去，说一半然后就断，然后再说。”后来Tony意识到这可能和学员的原生家庭有关，“比如说小时候爸妈经常对他过分严苛，经常吓唬他或者教育他，导致他把话吞下去，就产生了一种表达上的障碍。”所以从第二期训练营开始，Tony会在讲技法前，通过游戏或者是写作主题的设定来帮助学员们找到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

按照石榴的理解，这些想说的话，“它一定是来自你自己的生活体验，曾经让你痛苦的事。”

作为创业者，石榴最先想说的就是自己在创业路上的那些跌跌撞撞。

她讲之前创业一度欠了很多钱，每天被别人催债，也被限制高消费过，“限高的时候有很多好玩的事情”。有一次去深圳，跟深圳的创业者喝酒，对方说起来最近深圳特别流行滑皮划艇，因为税查得比较严，大家可以滑到香港去。

虽然，石榴的这些创业相关的段子，跟创业圈的朋友讲大家会觉得特别好笑，放到台上讲，就容易失灵，但，find your voice这件事，终究不是迎合别人，而是先忠于自己。

“任何东西挖掘的足够深，它可能都有普遍性的共鸣，只是说有一些更容易引起共鸣的题材和有一些没有那么容易的。”在石榴的总结里，很显然创业的话题是后者。

Be honest，把自己内心的想法都表达出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要这么深刻的剖析我自己，其实对于一个已经38岁，已经成家生孩子的一个人来说，其实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杜大宝说。

第二节写作课，Tony要求每位学员站到前面讲自己的弱点。杜大宝的分享确实很赤城：“我是一个特别容易紧张，胆子特别小，然后相处一段时间又特别就骨子里特别高傲的人，总是去盯着周围人，尤其是比如说亲密关系或者朋友们或者同事们的一些缺点，然后就开始审视他们。”

之前很害怕弱点暴露在其他人面前的杜大宝，一节课下来，发现大家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所有人上来（讲）一圈，你会发现你的弱点并不只属于你自己，这是人类共性的东西。别人可以讲，你也可以讲。脱口秀的舞台是有一个安全场域在的，你说这些是安全的，而且你说一些冒犯性的东西也是安全的。”

Tony指导杜大宝，幽默小区供图

一次成功的表达就像看了一次心理门诊。如果说看脱口秀表演是短暂逃离了真实的世界，讲脱口秀则是主动地面对真实世界里的纠结、困顿、拧巴与挣扎。

杜大宝觉得学脱口秀是一个打开自己和寻找自己的过程，她逐渐与自己的缺点和解，甚至之前那种没有办法诉说的憋屈，也慢慢消解了。“你又面对自己的脆弱了，你其实疗愈了一些伤痛带来的对你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没有那么神经敏感了”。

自己高兴才重要

像是一个扫描仪，借着脱口秀的视角，你可以对这个世界来一轮重新扫描。

况且，脱口秀绝不粉饰生活，“在生活中，没有表达渠道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是被划过去的。你核酸检测的时候，排队呢，突然三个人插队进来了，你心里骂两句，然后该怎么着就怎么着，这就完事了。但在脱口秀中，你可以讲一小时这件事儿。”Tony说。

无论是年龄焦虑，还是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性别偏见，以及在婚姻关系中对于人性的观察。“每个人找到what you are best at，这个东西可以一招鲜。甚至你的生活一塌糊涂，乱七八糟，什么都没有，自理能力也没有，没关系，你找到你适合、擅长的（表达方向）就OK。”

李钊想要在脱口秀里表达的还有很多。比如父母年迈后身体开始变得不好，比如家里人患了癌症，很多在现实生活中无能为力的事情，李钊都想表达。“只不过那些东西更沉重，处理起来是更需要技巧的，我现在还谈不上技巧，所以我只能去选择宣泄工作上的负面情绪，这是最好处理的。”

他相信自己肯定不会始终讲自己在大厂里的事情。

第二次开放麦时，杜大宝往自己想说的那个点上靠更近了，她吐槽了自己作为性少数群体在现实生活中会遭遇的刻板印象，基于此，创作了一个观察式喜剧——“你只要跟一些直男说自己有一些‘拉’的倾向，或者说有两个女人在一起了，他们就会把这件事想的特别香艳。”憋在心里的那些话，她以一种人们能轻易接受的方式噼里啪啦给说出来了。

在训练营的氛围中，一开始还拘谨着、客气着的学员们，很容易进入到一种“开始互相接梗、没法正常聊天”的新阶段。

Tony，幽默小区供图

Tony这么形容，“他学会了笑话技巧之后，他知道了笑话的一些结构和原理，日常生活中他的状态也会有变化，在一块一直充满笑声，你说两句话之后，啪我就接一个笑话，大家都在接梗，再到后来，甚至大家都不等对方说完话，就抢过来就说了。”

但让人发笑这件事，就像科学家做实验，“写作上、用词上，包括你表演上的节奏、重音、长短，然后流畅度，同一个笑话，光表演这个环节，你差一点点不行它就不好笑，而且一个好笑的笑话，你在不同的场合表演，有的就笑得不行了，到那就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些东西都是要通过在台上去体会摸爬滚打，去积累很多的经验。”Tony说。

基本上要花好几年的时间，你才能搞明白在台上讲什么东西大概人们才会笑。这也难怪作为老学员的石榴，总是在“我太牛了”和“我真不是干这行的料”中间反复横跳。

但对于现阶段的李钊来说，要在脱口秀里把自己内心的想法都表达出来，才是他的小野心。

“我其实特别讨厌孩子，如果我在一场演出里讲这个，肯定会有人觉得刺耳，但这不重要，我就是想讲而已”，他想的是，自己高兴才最重要。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钊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后浪研究所”（ID:youth36kr），作者：杨小彤、薇薇子，36氪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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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8生育率持续新低，2025超高老龄化来临！韩国人直接“摆烂”

作者：金十新媒体

发布时间：2023-02-23 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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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最新的生育率出来了：0.78。

相当于每对夫妻生育0.78个小孩，按这个生育率下去，再过六七十年，韩国人口都要减半了。

那正常的生育率应该是多少呢？如果想维持人口规模不下降，每对夫妇需要生育至少2个孩子，人口学里这个生育率数字是2.1。但发达国家通常生育率会比较低，美国是1.6，日本是1.37。

相比之下，韩国0.78这个数据就很夸张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达到过的低水平，上一个的最低纪录，还是韩国人自己创下的。有一说一，即便韩国全民独生子女，生育率也不该这么低，这说明很多韩国人对生孩子这事压根提不起兴趣。

韩国生育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下降的？为什么韩国人就是不愿意生小孩？今天来聊聊：韩国生育率。

我们把时间线拉回到1950年代，打完朝鲜战争，韩国开始铆足了劲搞经济，发展得靠人去推动，当时韩国人对生育这件事都很有热情，平均一个家庭有6个孩子，跟现在的尼日尔差不多。但韩国政府很快意识到这样不行，因为韩国国土面积太小，资源有限，这样生下去要把家底给吃光。

于是在1960年，韩国政府推出了计划生育，开始有意地控制人口。请记住这个时间节点，这是韩国生育率跳水的开始。当时韩国政府提倡：一对夫妻一对娃，生儿生女都一样，独生子女免税收，意外怀孕去堕胎。

还把农村作为主战场，派计生工作人员到农户家里，做育龄夫妇的工作，动员大家少生少养。效果出奇的好，到了1980年，韩国生育率降到了2.8，比1950年下降了2倍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韩国政府很高兴，但很快就发现自己高兴过头了。

韩国年轻人遇到了住房、医疗、生育成本太贵的问题，大部分人选择只生一胎，韩国生育率嘎嘎往下跌。韩国政府发怵了，本来韩国人口就少，再这么下去，就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后继无人”了。

于是韩国政府紧急调整政策，1996—2003年开始放宽人口生育，口头鼓励大家多生点。2004年开始，出台各种优惠政策，用行动刺激生育，比如政府掏腰包向二胎家庭提供免费健康保险，以及孩子从幼儿园到初中的学费减免等等，一年下来就花了200亿美元。

但事实证明，计划生育不是水龙头，想关就关，想开就开。无论政府怎么刺激，韩国人就是雷打不动：你只管鼓励，生一个算我输。韩国更是在2020年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死亡人数首次大于出生人数。

2021年1月，韩国庆南昌原市又提出了一个刺激生育的大招：结婚梦想论。一对合法结婚的夫妻，可以申请一笔1亿韩元的贷款，大概合人民币50多万。如果结婚之后生育了一个小孩，那这笔贷款的利息就不用还了，如果生了2个小孩，不仅免利息，这笔贷款的30%也不用还了，也就是借1亿韩元，还7000万韩元。生3个小孩就厉害了，可以白拿这笔1亿元的贷款。

总结韩国近70年计划生育的标语，大致分为5个阶段：

1960年代：不节制生育的后果就是乞丐

1970年代：生男生女一样好，标准2个是最好

1980年代：两胎也多，一胎就好

2004年：爸爸，我一个人很孤独，我想要弟弟妹妹

2021年：你敢生小孩，我就敢给钱

这些口号也能和生育率对应上，从1960年开始，韩国的生育率就开始“自由落体”。

各种补贴，各种政策砸下去一点水花都没有，韩国政府也有些心灰意冷了，既然内部不行，就请求外援吧，于是想出一个终极大招来“曲线救国”，是什么呢？移民。韩国内政部在2022年10月到2023年10月将会实施第一阶段的“地区特定签证”计划，估计能吸引到500位人类高质量外籍人士。

在前年4月，韩国庆尚北道闻庆市政府还抢先推出了一个“国际婚姻”项目，就是让错过婚龄的韩国农村未婚男性和越南留学生相亲，以此解决农村光棍问题。项目曝光后遭到了强烈抗议，众多越南留学生指责“闻庆市侮辱了移民女性，侵犯了人权”、“将越南女学生商品化”，最终当地政府道歉，项目不了了之。

为什么韩国年轻人对政府的各种福利和补贴无动于衷，就是不打算生小孩？最直观的原因就是：贵！

Jefferies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研究的 14 个国家名单中，韩国是世界上抚养从出生到 18 岁儿童成本最高的国家。韩国政府也统计过一个数据，一个小孩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花销，要3亿韩元，大概合人民币150万左右。

而抚养3个小孩到成年，要花450万元，根据开头提到的政策，生3个小孩可以领到政府补贴的50万，最后一合计，净亏400万。

光看抚养成本，看不出啥，但拉着收入以及日常开支一起看，就能看出端倪了。

先来看收入。根据韩国统计厅的数据，韩国职场员工月收入200-300万韩元占比是最高的，我们取中位数，250万韩元，折算成人民币是月收入12500元。

听起来是不错，那支出怎么样呢？拿买房这件事来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韩国首尔江南区一套不到100平方米的公寓，售价10万人民币左右。到了今天，售价飙涨到了上千万元。日常用品的物价也不亲民，根据国际经济学人智库（EIU）的报告，首尔一度高居全球十大物价最高城市的第6位，居然比纽约还高，8棵小青菜24元，一盒菠菜26元，3棵黄瓜15元。

所以，在韩国，尤其是在大城市，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加上前几年疫情冲击，韩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去年上半年韩国失业率达到25.4%，“毕业即失业”。这就导致很多韩国年轻人心理极不平衡。

很多人都知道，韩国的高考竞争非常残酷，很多韩国学生会不断复读重考，每天学习10小时，直到分数达到理想大学的分数线。本以为考上理想大学，毕业之后就有光明的未来，结果直接被社会打残，巨大的落差感、层层的压力、固化的社会阶层，让很多年轻人遭不住，连对象也不想谈。于是，韩国就出现了“三抛一族”：抛弃恋爱、抛弃结婚、抛弃生育。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只要我没有道德，谁都不能绑架我。

前段时间，韩国副总理、教育部长朴顺爱上台才34天就被赶下台，就是因为试图道德绑架年轻人。之前，朴顺爱提议从2025年起，把小学生的入学年龄从6岁降低到5岁，以应对少子老龄化及缩小学前教育差距。

韩国人马上不干了，明面上是把入学年龄调低了一岁，实际上是未来所有韩国年轻人都要多工作一年！结合延迟退休政策，好家伙，你隔这叠双BUFF呢，活到老，干到死。

对生活看不到希望，有人选择加入“三抛一族”，也有人选择草草结束自己的生命。

2020年韩国自杀人数达1.3万人，在韩国，平均每天有36.1人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每10万人口自杀人数达25.7人。课业压力大、家庭不和睦、贫富差距大、就业困难是重要的原因。

在韩国首尔的麻浦区与永登浦区之间有一条跨江大桥：麻浦大桥，又叫“自杀大桥”。很多韩国人选择从这里跳下去结束生命，从2007年至2012年期间，就有超过100人从这里跳下去结束生命。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首尔市政府联合三星保险、广告公司对大桥进行改造，桥的两侧栏杆放置了许多励志短语，比如：

“你最近过得好吗？”

“是不是累了？”

“现在去看看你所爱的人吧”

“最光明的时刻就快到了”

栏杆上还贴着一些温馨的家庭照片，以及香喷喷的美食图，希望唤起轻生者对美好生活的留恋。

桥上安装有生命热线，用来求救及提供心理咨询。大桥改造完成后，获得了40多个广告奖项，很多人来打卡。事实证明，效果确实很显著，第二年开始，自杀人数是前一年的6倍，多达93人，4年累计自杀人数超过300人。

这些标语广告有问题吗？好像没毛病，很温暖，但对于一个忧郁到想自杀的人来说，这些话就是莫大的讽刺，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照片里的画面有多温馨，饱受磨难、孤独无望的自己就有多惨，更加坚定了要自杀的决心。整一个反向操作。

回归到生育率这件事上，在东亚，韩国只是巨大人口问题的一个缩影。我们也并非看客。从2017年—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连续下降，年轻人整体焦虑，很多人宁愿保持单身，也不想拖累别人或者被别人拖累。

年轻人不愿意生育的根本原因还是离不开：生活成本高。说真的，如果要促进生育，就得打心里体谅年轻人的压力，看见年轻人的焦虑，想着怎么帮他们减负，而不是指着他们脑袋，既要自愿加班996，又要负债买房，还要生儿育女，生产队的驴也不能这么使。还有些专家提出些妖魔化建议，什么推出二胎贷、三胎贷、延长贷款年限，让两代人共同还贷。真的，建议专家非必要不建议。与其想着套牢年轻人，倒不如来点实际的，比如生育奖励之类的，你说是吧？

现在，韩国已经被预测，2025年将迈入超高老龄化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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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回到二线｜百家故事

作者：人物

发布时间：2023-02-28 10:02

快照：

本文章收录于百家号精品栏目#百家故事#中，本主题将聚集全平台的优质故事内容。读百家故事，品百味人生。

近来，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人发帖讲述自己的困惑——30岁之后，当职业发展、孩子求学、老人看病等现实问题一一浮现，他们对一线城市的生活感到倦怠，开始犹豫要不要离开。

和几年前一度流行的「逃离北上广」不同，那时，想要离开的往往是在一线城市没有置业的年轻人，但如今，一些中产有了同样的念头，即使要付出比年轻人更重的代价，他们仍然渴望回到二线安置未来，以此获得生活中的「呼吸感」。

一些人在彷徨后做出了决定。上周六，一位30岁的二胎妈妈收拾完所有家当，正在从北京搬到威海，她同时在观望房价市场，等到一个回暖的时机，就卖掉北京一套价值300万的「老破小」，去威海置换200多平方的大房子。一对年龄超过35岁的夫妻离开北京快一年了，他们把全家的户口迁往了海口，在那里重新找工作和买房，希望尽快与城市适配。还有一位37岁的妈妈，留下了北京户口和一套房产，带着老人和孩子转移到武汉，两个孩子已经开始在武汉上学。

根据2020年《中国人口大迁移的新趋势》报告和人口统计局数据，近年北京和上海两个超一线城市人口增速明显放缓，北京近四年常住人口净流出达40万，而在2021年一年，北京常住人口数量减少了0.4万，上海人口仅增长1.07万，人口吸引力远远不及成都、杭州、武汉等城市。这些都说明，人们对于如何安置自己的生活，已经做出了一些新的思考。

《人物》找到了四位从北京、上海退回二三线城市生活的人，和她们聊了聊曾经在一线城市的生活状态，以及想要离开的具体原因。有人感慨说，自己卷不动了，「来大城市追求生活，来了之后却发现生活在城门之外」；有人在经历老人生病之后，开始思考自己和父母的连接是什么，并想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给父母多一些陪伴；有人带着孩子长期生活在20多平米的狭窄空间，对生活的需要变成了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

而当离开的原因和新需要都变得如此具体，在退回二线城市之后，她们是否就能获得内心的渴求？以下根据她们的讲述整理——

文｜程静之

编辑｜槐杨

图｜受访者提供

「来大城市追求生活，来了之后发现生活在城门之外」

@心凌 北京——威海

我是这个星期六（2月25日）彻底告别北京的。我把所有行李打包好，提前装上一辆大货车运走，之后跟老公带着两个孩子走高速，往山东的方向开，到了威海的地界，打开车窗换换风，能感觉到空气里有一种清甜的味道。

选择离开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在北京卷不动了。离职之前，我是一家顶级4A广告代理商制片，负责公司所有客户的视频广告制作，客户涵盖品类比较广，包括汽车、快销品、互联网。这份工作的不可控性很高，基本要求一天24小时待命。每天一睁眼，我会先拿起手机，处理上千条未读的群消息，之后忍受一小时的通勤，到公司跟同事和客户频繁开会，沟通片子质量、修改意见、追加报价等问题。晚上七八点下班后，我赶回家，扒拉两口饭，又继续工作，这种状态要一直持续到闭眼睛睡觉。

最忙的时候，我同时推进3-4个项目，为了赶进度，熬夜或者通宵也是家常便饭。这还不是最头疼的，涉及到外景拍摄的时候，我需要应对各种临时出现的bug，比如有一次在新疆，我们早上四五点起来赶日出，结果等来的是冰雹；还有一次在高原，要拍SUV汽车的越野性能，没想到产品突然出现故障，我就要思考如何拖着这个坏掉的车，去弥补脚本里的镜头。

因为工作的强度太高，广告代理商都自称「广告狗」。我在这个行业干了8年多，好像已经习惯了紧张的熬夜、加班和出差模式，接受了这就是自己的生活。

但到了2019年，我意外怀孕，生了老大，就有点想改变这种生活状态了。

休完产假之后，孩子依靠母乳喂养，我半夜要起来吸奶，睡眠质量很不好，早上起来再应对工作，必须先来一杯咖啡，才能支撑新的一天。在那个阶段，我过得挺辛苦的，但总感觉有个盼头，撑过一年半年，等孩子断了奶，痛苦就会过去的。但没想到，随着孩子慢慢长大，跟父母有了情感交流的需求，占据我的时间反而变得越来越多。

我记得在孩子有了记忆以后，有一次对我说，妈妈，你上次带我去的那个公园，周末可不可以再去一次？我就发现，自己周末的时间是不固定的，连这个都没办法承诺给她。还有一次，孩子睡前，我想表达对她的爱，说以后不管妈妈去哪里，都会把你带在身边。没想到孩子说，妈妈，你上班能带着我吗？这句话一下子戳到我的痛点，我当时忍不住哭了，好像在孩子眼中，妈妈就是一直在上班的。

到了2021年，我又一次意外怀孕，老二的到来加剧了孩子和工作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到了周末，我一边陪不好孩子，一边又处理不好工作，搞得两边都很愧疚。有时候，手机里的工作信息在吵，孩子也在吵，我就特别想放空自己，哪怕安静待一会儿，但现实是没有自我喘气的空间。

当这个矛盾成为常态，我开始思考自己在北京的定位和这样熬下去的意义是什么。

一方面，我们在北京算是小中产，有房产，是一套五十多平的老破小，总价大概300万，满足不了一家四口的住房需求，但如果再存一笔巨额的首付去换房，压力会很大；另一方面，我们没有北京户口，孩子未来没办法在这里高考，上学也会是一个大问题。两方面加在一起，我就觉得对未来的生活简直不敢去规划，好像对我来说，北京的一切都变得好遥远。

我老公跟我是同行，从大学毕业，到工作、创业，在北京一共待了18年。平时，他工作也非常忙，感到卷不动的时候，就开玩笑跟我说，去威海吧，把房子卖了，换成一笔现金，可以在威海全款买200多平的大房子，完全不用背房贷，可以彻底实现躺平。以前，这只是我们一个美好的假想，但在我二次意外怀孕的时候，老公认真考虑到北京的生活和住房情况，光养一个孩子已经很不如意，重提了离开北京去威海的事情。

老公是威海人，每年春节或者五一、十一，我就要回去跟他家人相处，所以威海我去过蛮多次了。我很喜欢那里，三面环海，过几个街道就能到海边。冬天最冷的时候差不多0度，供暖却有6个月的时间，比北京还要长十几天。那里的消费也让我觉得坦然，打开打车软件，快车和拼车，就是8块跟6块的区别，吃一碗海鲜面，小鱿鱼、虾、花蛤的浇头全部铺满，才20几块钱。

生二胎的节点上，我对去威海的提议一下子感到心动了。考虑到目前这个阶段，我在北京的工作也遇到了瓶颈期，一些优秀的孩子杀上来，我也不想跟他们斗智斗勇去卷了。总的来说，对事业上的追求就是0，完全没有了。

最后，我跟老公达成一致意见，他是自主创业，办公地点比较自由，工作就可以先不放，之后在北京、威海两地跑一跑，而我的打算是彻底放手，在哺乳期一年左右，把离职的事情提上日程。一直到今年过完春节，我做完手上最后一个项目，去公司办理了离职，之后开始收拾行李，该扔的扔，该卖的卖，该送的送，每处理一样东西，都像是跟这一段生活模式的告别，感觉到一种完全的解脱。现在，我们正在观望北京的房价，等到一个回暖的时机，就卖掉那套「老破小」，在威海置换一套房子。

今年春节，我在威海的婆婆家住过一段时间，能感觉到那边生活里的声音跟北京完全不一样。一大早，年纪大的爷爷奶奶们站在窗户下聊天，我被他们的声音吵醒，突然感到很接地气，一阵惬意。走出家门，能看到威海有很多山，鸟也特别多，去包子铺买早餐，伴随的都是小鸟的叫声。到了马路上，四处在播报今天什么菜价便宜，哪个超市在打折，都是一些细碎的生活日常。

今年元宵，心凌在威海感受到了节日气氛

我发现，在北京将近10年的时间，忽略了很多类似的生活气息。不像在威海，朋友们可以随意邀约吃饭，马路上的陌生老人会逗你的孩子玩，路上碰到老邻居了，会先聊两句再接着走路。好像生活的节奏一慢，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相处就都回来了。

最近，我把「裸辞、卖房、离京」的经历写在网络上，收到了很多留言，感觉在这个时代下，其实有很多人厌倦了一线城市的生活，但没有逃离的客观条件，或者没有离开的勇气。他们有的离不开国企的工作，有的放不下北京的户口，有的舍不得高薪的收入，有的想为孩子争取优质的教育。而我算是迈得开腿的，毕竟除了一套计划出售的房子，在北京也不剩什么。

所以，也有一些人很羡慕我，可以在现阶段去追求一种坦然的生活。我印象最深的评论是「来大城市追求生活，来了之后发现生活在城门之外」。这也是我的感受，我可能已经过了为事业拼搏或者说为自我成就感拼搏的一个阶段了，现在更在意的就是过平淡的生活。

心凌回到威海，和老公孩子在海边。

我觉得离开北京、回到武汉是一个特别正确的决定——可以更多地陪伴老人。

@特雷西 北京——武汉

2019到2020年，我们家遇到了三个意外。

一个是我在工作上遇到了歧视，二胎怀孕期间，公司考虑到我即将有两个孩子，可能没有精力再投入工作，招了新人代替我的岗位，等我休完产假回去，公司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二是老公突然生病，血管方面检查出问题，幸好及时送医救治，不然这个人可能就没了；三是我公公也出现身体不舒服，带他去医院挂号，一检查，发现是膀胱癌。

在这之前，我们家其实过得蛮顺的。我2003年来北京读大学，2007年认识了老公，两人都是湖北小镇出来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毕业后，我去了一家外企工作，老公本来是保送中科院硕博连读，但他想赶紧挣钱，读满三年硕士就直接出来了。

2011年，我看到天通苑有一块地方出了新楼盘，都是小户型，2万块钱一平，就跟老公说，100万就可以买下五六十平的房子。当时我们手里连20万都没有，赶紧各自去借钱，把首付凑起来，第一套房子就这样买了。后面这些年，有了孩子，老人自然而然地过来帮忙照顾，房子变得拥挤，我们就卖了第一套房，在望京换成了一个80多平的两居室。日子这么过下来，在北京，我们有看起来像光环一样的东西，房子，车子，户口，都有了。

但到了中年，上面所说的那三个意外，把生活完全打乱了。这让我感觉到，一个家庭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我们虽然算得上中产，但在北京也没有太多抗风险的能力。

其实，2019年生了老二之后，我们在武汉也买了房，只是没有决定说要回去。这一次公公生病，成了一个契机，他的癌症是早期，治愈率很高，但如果在北京治疗，我们还是会遇到一些无解的问题：首先是要找一家离家近点的好医院，并不容易挂号；其次，老人去了医院，老公要上班，也没人能看孩子了；最后，即使公公在北京治好了，家里地方太小，也没有一个安静的角落可以给他休养。

考虑到这些，我决定带着公公和孩子回武汉——医院很容易挂号，老人治好之后就在老家休养，我妈还可以过来帮忙看孩子，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到武汉之后，老人住院就是我来照顾，记得那个夏天，公公做完手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发烧，我租了一个轮椅，推着他去做各种检查项目，从一个科室到另一个科室，所有东西搞完下来，一天就过去了，真的是很疲惫的。

在那段日子里，我逐渐意识到，老人越来越老，陪伴他们的机会越来越少。我就在想，父母跟我们的连接是什么？他们把我带来这个世界，又把我挡在死亡的后面，就像是我跟死亡中间隔着的那堵墙。有他们在的时候，我会看不到那个东西，但他们一走，我直接地看到，未来的生命就是走向死亡这个终点。

每次想到这一点，我就会觉得离开北京、回武汉是一个特别正确的决定——我可以更多地陪伴老人。

一直以来，老公对我回武汉的态度是，只要我和孩子过得开心，他就支持。平时，他的重心都在事业发展上，自从那次生病之后，他也非常害怕，一下子强烈意识到身体健康很重要。我过来武汉之后，他两个星期回来一次，感到武汉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气息确实会让人放松，他打算过两年之后，凑够工作年限，拿到公司股权，就立马回武汉。

现在，我的两个孩子都已经在武汉这边上学了，等老公一回来，在北京就留下了户口和一套房产。也有很多人对我的选择表示不理解，说一个北京户口就成了多少人的向往，为什么还要回武汉？但真的在北京生活过，我们才体会到，即使有户口，也不代表车牌能摇到号，孩子上学就有学区房，老人就医就能更方便。从各个层面来讲，我们在北京的生活质量并不高，这个城市没有想象得那么美好。

当然，每个城市有优点，就有缺点。武汉虽然发展还不错，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工作机会不多，薪资待遇低。回来之后，我没有再去投工作，也知道年龄过了35岁，又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剩下的面试机会会更少。其实，我在2019年离职之后，曾经跟朋友尝试过创业，想做一个亲子类的公众号和线上商城，我们做好了方案，也拿到了投资，结果疫情来了，所有线下活动的规划都打了水漂。那次创业失败后，我回来就一边帮本地公司做自媒体运营获得收入，一边探寻更多的创业机会。

这也让我有了更多时间去陪老人。以前，孩子总是看不到外婆，这次回来之后，遇上清明节，我可以带着孩子回老家，跟着大家庭的人一起去扫墓，正是四月，老家的油菜花全都开了，春风吹得特别舒服。结束之后，家里十几个人再一块吃个饭，聊一聊，能感受到妈妈很开心。这两年，我带她第一次去坐飞机，第一次看大海，还有第一次化妆。那天是她生日，在照相馆里，我让化妆师给她化妆，之后拍了一组写真照，这组照片最后弄成了相册，厚厚的一本，我妈把它带回了老家，收藏在她的衣柜里。

特雷西和妈妈拍的写真照

跟妈妈的这种相处是我现在最大的收获。我14岁读高中就离开了家，在一个离学校更近的亲戚家里寄宿，大学又直接去了北京，一直到35岁回来，等于将近有20年时间没有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以前，我会觉得她既当爸，又当妈，是一个完全来照顾我的人，现在，妈妈大到去医院看病，小到手机下载一个东西，都需要我来照顾她。

我们这一代人，跟家族的亲情关系都是靠父母在连接。在北京的那些年，我除了家里的6口人，没有别的亲人，总会觉得人情关系淡漠，有那种漂泊感。特别高兴的是，回来之后，我能经常带妈妈去散心，陪她说话，而且有她在身边，亲戚之间的来往也变多了，我才重新找到了跟人情更多的连接。

特雷西在武汉长江边上野餐

「一线城市卷有卷的代价，二线城市躺平也有躺平的代价」

@小包 北京——海口

无论海口的白天有多热，到了晚上9点多，都会起一阵凉凉的风，空气带着一种湿润又温热的味道，清新得像是刚下过一场雨，呼吸起来非常顺畅。

这时候，我会去小区楼下跑个步。跑道上没有太多人，也听不到任何车辆的喧嚣，只看到旁边一些高高的椰子树，在干净又清亮的夜色下，我可以完全放空，享受一个属于自己的自由时刻。

我是2022年7月23日从北京到海口来的，离京最核心的一个原因是没有北京户口，两个孩子将来没办法在北京高考。我原本计划，等孩子小升初再做离开的打算，但在2022年，我和老公的职业生涯遇上滑铁卢，就想干脆带着孩子早一点走，尽快去二线城市找位置。

原本，老公在部队做计算机信息技术相关的工作，我在一家公司做公关，服务的是互联网企业。2013年，我们结婚，生了老大，因为老公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家，我又要上班，只能请老人过来帮忙带孩子。家里人多了，我们在昌平买了一套房子，由家人帮忙付首付，我跟老公还月供。

那时候，我要养孩子，又要养房子，就感受到在北京生活确实压力很大。随着孩子越长越大，老大开始上私立小学，一年学费15万，老二在2019年也出生了，我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包括这两年，我父母年纪也大了，身体出现一些问题，他们没有北京医保，看病需要买一些商业保险。这些问题加在一起，我意识到了什么叫「中年危机」。

这些年，因为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我的工作一直非常顺利，跟着公司总监出来创业，开过一个小型公关公司。我更加拼命去工作，想办法赚更多钱，基本上全年无休，把时间都花在工作上，晚上加班到一两点。做公关这份活儿，精神压力蛮大的，经常被客户pua得很惨。偶尔，我也觉得窒息，感觉完全没有了自己的生活，不知道这种状态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但每次跟客户做业务结算，又觉得一切都值了，我重新回到打满鸡血的状态，好像只要是为了家人，做什么都变得很有动力。

但到了去年，互联网经济走下坡路，一边疯狂裁人，一边砍预算，我们的业务量跟着跳崖式下降，最后公司开不下去，只能把员工都辞退了。

那时候，我老公已经退伍，做了一个海南的外包项目，了解到海口市2025年自贸港要封关，这两年有人才引进政策，很多外地人会赶在封关之前迁往海口。我们就想，当年没赶上70后、80初在北京落户的机会，现在是不是赌一把，把户口落过来，看自贸港以后的发展会不会好。

对全家而言，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们是把一家的户口都迁到了海口，两个老人也跟着过来了。在这里，我们又买了一套小房子落脚，北京的房子就留在那里，作为两个孩子以后的保障。

来海口之前，我虽然知道这边的工作机会比较少，薪资也低，但没想到落差居然这么大。刚到海口的时候，我相中了几个有意向的单位，后来这边疫情爆发，没有及时去聊，人家很快招到了别的人选，机会一下子都没有了。我就有点慌，临时又联系了一波，很多是在本地做得很大的企业，但聊过之后，我发现他们着眼的是本地市场，赚的是眼下的钱，而我此前一直关注的是全国市场，彼此的思维不在一条线上，就不是特别满意。

那会儿，我才意识到，在一线城市卷有卷的代价，来二线城市躺平也有躺平的代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线城市可能是相对公平的，职场上主要靠能力，而二线城市还要靠一点关系，我所有的资源都在北京，想在海口有发展，就会遇到一个无法改变的瓶颈和限制。

到海口好几个月之后，我还是没找到满意的工作，断了收入来源，身边又找不到一个可以宣泄的朋友，变得非常焦虑，只好自己躲起来偷偷地哭。我甚至考虑过，是不是自己选错了，要不一个人回北京，或者去近一点的广州、深圳再继续卷。但老公安慰我说，到了这个年纪，完全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肯定会有一段艰难期，再给自己一点时间去适应。

我继续找工作，一直到两个月前，才在海口找到一家面向全国市场的公司，很多同事也是外地人，所以工作内容和环境没有太大变化，只不过薪水降到了原来的三分之一。海口作为一个旅游城市，日常消费比较高，甚至点一个外卖都比北京贵。我看不到薪资未来增长的空间，压力也挺大。以前，我赚钱能力还不错，给孩子花钱都是大手大脚的，但现在，孩子再要买一个东西，我会考虑是不是必需，可不可以换成档次差一点的，其实心里挺心酸，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去完全满足他们了。

你会感觉到，要在一个新城市扎根，并不会从压迫完全走向轻松。退回两个月之前，我其实对海口是不满意的，但当一切慢慢走向了正轨，我会觉得海口还不错，这边的人过得不急不躁，坦坦荡荡的大马路，就用30-40码的速度慢慢开；说话也是轻声细语的，很少有人因为插队这类事情吵起来。

工作确定下来之后，我也在尽力适应海口的节奏，比如公司早上9点开始上班，中间有两个半小时的午休，下午再工作3个小时，就可以下班了。刚来的时候，我非常不适应午休，觉得这不把时间都浪费了吗？待了一段时间，我融入进去之后，会发现午睡真香。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海口算是安定了下来，最大的感受是生活确实变松弛了。这边离海岸很近，孩子出门可以随意去海边玩沙子。我自己最喜欢的是海口的傍晚，每天下班的时候，抬头就能看到特别漂亮的晚霞。

海口的晚霞

回到成都，我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

@雨丝 上海——成都

我现在越来越认同作家伍尔夫说的，女性想要创作，必须要有 「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办法拥有这样一间屋子。

我的城市选择路径比较曲折。我从四川小地方的机关幼儿园读上来，大学考进了上海同济，研究生毕业后，很快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虽然当了妈妈，但我在择业上完全不成熟，先在上海外企干了一年，之后拽着老公非要回成都，想寻求进媒体的机会，面试失败后，阴差阳错去了政府搞招商引资。5年里，我换了两座城市，三份工作，一直到30岁，才最终确定那份工作不是自己想要的，于是决定从成都回到上海，开始读博。

我老公虽然是上海本地人，但在我做读博决定的时候，他已经在成都扎根，事业和房子都安置在成都这边。我选择去上海读书之后，夫妻不得不分居两地，我们就商议说，由我把女儿带在身边，老公每个月飞一次上海去看我们。

读博的五年时间非常折腾。前两年孩子上幼儿园，住在宝山，第三年在英国，后两年，为了方便女儿上小学，住在黄浦。黄浦的房子是公婆家等着动迁的老房子，面积很小，只有二十多个平方，我们搬进去之前重新装过，内部打了一层阁楼，楼下是客厅、厨房和卫生间，楼上就是卧室。在局限的空间里，我跟女儿没办法拥有独立的书房，只能保证我有一张大书桌，她有一张小书桌。平时，我们两个人背对背坐着，她写作文，我就写论文。

一边读博一边带孩子确实很辛苦。尤其上小学之后，孩子放学回到家，会不断向我发问，妈妈这个怎么做，那个怎么做，始终没办法安静下来。到了晚上，我很希望孩子先睡觉，让我一个人在楼下待一会儿，但阁楼上会一直回荡她呼唤的声音，我就必须上去陪在她身边。等把孩子哄睡着，我自己也累了，没精力再写论文，又焦虑得睡不着，就觉得过得非常吃力。

生活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房子里，我每天忙于接孩子，送孩子，写论文，就感觉自己在物理和精神上的独立空间都被剥夺了。尽管老房子挨着外滩，但我都顾不上去逛一逛。我记得外滩有一块地方经常种郁金香，有一年春天，等到最后一批花凋谢了，我才想起来去拍一张照片留念。那时候，我就感觉到，当没有自洽的时候，好的环境也是没法从外面去寻找的。

到了2020年，因为长期睡眠不好，我去医院开了处方药，药物有一定副作用，吃完之后会有些神经衰弱，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有一次，小朋友看到我身体异样，说了一些取笑我的话。那一瞬间，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自己被伤害了，忍不住大发雷霆，开始砸东西，有一样东西意外砸到小朋友的肚子上。我就吓惨了，一边哭，一边问她有没有痛，要不要上医院，没想到孩子跟我说，妈妈没事，你不哭。

那次砸东西以后，我开始意识到，把情绪消耗在孩子身上是不行的，但我也特别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来消化自己的情绪。

2022年是我读博最后一年， 3月份，我一边写答辩论文，一边照顾孩子，还要准备毕业后的工作面试，觉得一个人弄不过来，就让老公到上海帮忙。结果，疫情升级，我们一家三口都被封在老房子里，老公工作要打电话，孩子要上网课，我怕他们的声音影响到我，最后是躲在厕所里，完成了答辩和网络面试。

读博前，我对上海这座城市是有迷恋的。这两年，我看到媒体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词是「小镇做题家」，才意识到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长期受到这种文化的引导，就是要去繁华的大城市，在世界500强里争一张办公桌，寻找更高的社会位置。我的人生似乎就应该走上这样一条轨道：买学区房，送孩子进一梯队的学校，穿梭于各种兴趣班，拼命工作，周游世界......这是上海标准中产阶级的生活，也一度是我努力的目标。

但经过读博这五年，又在上海的老房子生活过，我的观点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一家三口虽然都是上海户籍，但这份「荣耀」可能也是一份枷锁。老房子的走道里，我能经常听到一些老邻居讨论，不知道哪一天能轮到我们这幢楼动迁。稍微听到一点风吹草动，他们会聚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商量，拆了能有多少钱，以后应该要搬到哪儿，想象住大房子的画面。在没动静的时候，他们会失望，会发生争执，我就感觉到，他们一辈子的人生，好像都在等待拆迁这件事。我老公也说，在这个毗邻外滩的小弄堂里，他经常碰到小学同学，还是在重复上一辈的脚步，等待在拆迁的这个循环中。

那我如果选择继续留在上海，是不是也会重复那样的人生？我需要面对的现实是，老公长期在成都工作，父母不会来上海定居，我们在沪不是学区房，尤其经历了五年独自带娃读博的经历，我知道再不寻求另一个空间，对我和孩子都是很大的消耗。

所以，与其留在上海，每天折腾怎么换大房子，孩子要去什么学校，夫妻怎么团聚，老人怎么平衡……我更愿意回到二线，在一个自己够得着的位置，看看书，写写论文。

博士毕业后，我很快面上了成都一所高校，现在就是一名普通的大学老师。在成都，我跟老公很早就买了一套200多平的房子，光阳台就有20多个平方。回来之前，我就想好了，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属于我的书房，书房跟客厅连通的地方要安装一道玻璃门，在我想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就可以把玻璃门拉上。

雨丝的书房

从去年10月开始，我就在倒腾这个书房，弄了三个月才完工。我对书房的要求是通透，因此装了几块大玻璃窗，一抬眼就能看到外面的世界。我在这里摆上了一张长条桌，三个书柜，还有一张醒目的黄色沙发，来点缀颜色比较单调的地板，为书房增添一点色彩。

等一切布置好之后，我就感觉到这个空间充满了自己的味道。我一次次光顾这里，在这里工作，享受这里带给我的安全感和呼吸感。有了这个空间之后，有一次，我刚准备坐下来工作，天上就出了太阳，阳光一下子铺满书桌。那一瞬间，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努力了这么些年，绕了一大圈，其实最想拥有的，就是这么「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

阳光洒在书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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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生娃后颜值不再！西安不倒翁小姐姐冯佳晨回应：结婚和生育是自己的选择

作者：红星新闻

发布时间：2023-02-08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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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曾在大唐不夜城爆红的不倒翁小姐姐吗？在2019年的11月份，网上突然传出了一段“大唐女子绝美牵手”的视频，短时间内便风靡全国，成为了短视频平台中播放量最高的视频之一，而不倒翁小姐姐冯佳晨便因此而火遍了全网。

今晨，不倒翁小姐姐再度冲上微博热搜，霸榜第一名，此次的话题词是#西安不倒翁小姐姐回应生娃面容憔悴#。

近日，有网友贴出不倒翁小姐姐三年前和最近的视频对比，称生育后其胶原蛋白流失，尽显老态。

不少网友直呼不敢结婚生娃：

都是长了智齿的人了 ：生娃后确实会衰老吧，衰老了就苹果肌流失嘛，这不是事实吗……天哪你真矮 ：生过孩子的女人和生孩子之前的不论身材还是颜值肯定都差了十万八千里，生过中随处可见的常识吧。小王子漫游星系：很直观，身材面容各方面垮得很快，求仁得仁吧，也给不了解生育影响的人一些借鉴，如果不是生孩子绝对不会衰老这么快。谁语吾心9991: 生了孩子确实会老，至少5岁以上。除非你不用带孩子，不用干家务，只负责自己美美哒。否则真是衰老神器。

2月7日，当事人冯佳晨回应称，阳康后为了工作有时加班熬夜到凌晨五点，白天还要演出和拍摄，状态差很正常。但有些人利用这个事情贩卖婚姻和生育焦虑，甚至被用来打广告卖医美产品。她表示，结婚和生育是自己的选择，不想被利用来传播婚姻和生育焦虑。

对此，许多网友发表观点，支持小姐姐：

一朵顽强的香菇 ：人的颜值巅峰本来就那两年，你现在看好多美女帅哥演员的戏就会发现，真的是准确数字，就某2年！所以3年前她的颜值巅峰，现在肯定没有了啊，没有人会一直保持颜值巅峰，这很正常柿子小姐的生活记录仪 ：人家既然愿意生就能承受变老的后果啊，不过生育会加速衰老是事实也谈不上贩卖焦虑，每个人都会考虑得失，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就好了Just-Lo喵啊喵 ：不管结婚还是拒绝婚姻都是自己的生活，没必要嘲讽对方，两条路甚至很多路都有过得好的过得不好的，幸福是一种能力，不管什么状态，都要自己给自己安全感，自信，来自内核的动力！Siu_O0: 我觉得小姐姐三观很正，总有些人觉得人生的不幸都是婚姻和生孩子带来的，总是挑拔男女对立的话题，这是过得有多不幸整天怨这怨那的，自己不想结婚生子，还总是去教唆别人，要么是站在自己观点去指责别人。猪墩儿就是猪墩子呀: 不要这样说她，人家的人生自己选择自己过，说这些没意思，毕竟别人也不会活在你的想象中，说不定人家很幸福，就算生了孩子憔悴了，但她当了妈妈心里是快乐的。没有女性非的婚育才会快乐的意思，有些女性觉得不婚育自由自在才快乐，有些女性当了妈妈觉得很快乐很值得，都挺好的，尊重且祝福。Pp彭peng: 能不能对女性宽容一些，工作熬夜生孩子本来就伤身体，显得疲态不是很正常吗？谁没有累的时候，人生都很不容易，何必这样说金玉视界: 生完孩子，又要工作，又要带娃，状态不好是正常的！生活不容易，不要贩卖焦虑

对此，你们怎么看？

来源：橙柿互动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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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问题让年轻人没时间结婚生娃：如何看待常态化加班？

作者：人间有味是多巴胺

发布时间：2023-02-28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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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问题让年轻人没时间结婚生娃

近年来的超时工作问题，已造成年轻人没时间恋爱、没时间育儿、没有家庭时间，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结婚率、生育率降低等情况出现。蒋胜男指出，面对生育率不断下跌，尽管各级政府出台了相关措施，如离婚冷静期、鼓励二胎三胎、奖励生育等，然而不解决因超时工作带来的“没时间生娃”“怕失业不敢生娃”的根本原因，提升生育率的其他办法都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近几年，加班问题成为年轻人最头痛的事情。每天工作大概九点，只要是有什么事情要处理，晚上就要加班到十点，到十一点，甚至是凌晨。这给许多年轻人带来了非常沉重的压力，他们缺乏时间来照顾家庭，更不用说有宝宝了。

事实上，每天加班的人很多，家里缺少父母的关爱，缺少朋友的陪伴，更缺少有时间享受美好的生活。年轻的男女们都面临着没有时间结婚生娃的问题，他们可能会结婚晚，也可能永远不会有孩子。

而且，压力久了，还会造成抑郁、焦虑等症状，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仅会影响年轻人的健康，也可能影响他们未来家庭的健康。

因此，尽管加班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但还是要尽量减少加班时间，让年轻人有充足的时间来照顾家庭。企业也应该多考虑员工的健康和家庭，而不是只用强制加班来提高生产力。只有这样，年轻人才能有足够的时间结婚生娃，实现自己的梦想，拥有幸福的家庭生活。

如何看待常态化加班？

当今社会，加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企业认为，加班是提高产量的有效手段，而员工则可能会因为时间压力被迫加班。

然而，常态化加班会影响员工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并影响其工作效率。长时间工作会使员工精疲力竭，工作效率降低，甚至会出现抑郁等问题。此外，长时间加班还会导致员工与亲人之间的矛盾，损害家庭和社会稳定。

因此，企业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常态化加班，如实施有效的考勤管理和作息安排，采取人性化的管理措施，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同时，员工也应该加强自律，控制加班时间，严格按规定的作息时间工作，维护自己的健康和家庭。

总之，常态化加班可能会影响员工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因此，企业应当采取有效措施，而员工也应该积极配合，维护自身利益。

网友评论

一线员工天天上班加班，春节回家匆匆忙忙相个亲，没有合适的，继续回厂上班加班到八九点十点，都没时间去了解接触异性，怎么有时间谈恋爱结婚生子。

没钱生娃才是关键吧？我觉得工资高了收入稳定自然会要孩子，而不是没时间，是没钱生。

先把加班费三倍工资都强制落实了，很多无谓的加班自然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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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副业搞钱，有人赚套房，有人一天赚五毛

作者：每日人物社

发布时间：2023-02-25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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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系列”第一期，我们聊了买房。来到第二期，我们将目光投向努力搞副业的当代人。搞副业，从来不是独属于年轻人的集体行为。后疫情时代，动荡的环境挫伤人们对工作、对未来的期待，年轻人梦想用副业创造收入奇迹，中年人畅想用副业实现阶级跨越，老年人只想用副业为儿女广积粮仓。人人都想在不稳定的职场之外寻找新的依托，新的收入来源。归根结底，钱能为生活创造出更多可能。我们和十位搞副业的人聊了聊他们的心路历程，以下是他们的自述。

文 | 祁佳妮 黎佳佳编辑 | 金匝运营 | 月弥

陈宇，32岁，公务员

“为了多挣3千块，我同时打四份工”

十多年前，我上过大学的一堂创业课。老师向我们提问，信息不对称可以做什么？

我当时心想，该不会是用来赚钱吧？这也太俗了。没想到答案真的是赚钱，更没想到的是，十多年后我做的所有副业，挣的都是信息不对称的钱。

2016年，我还在深圳一家外企上班，每天5点半下班，最开始，我用下班后的时间学英语，但单纯的学习很像自我欺骗，没有真正的产出，从那时起，我就想，不如用空闲时间搞钱，实际一些。

做副业需要灵感，赶上知识付费元年，很多平台推出付费音频节目，年度会员一两百一年，我就买一个会员，听了后整理这些内容，再用19.9元的价格倒卖出去，靠走量挣钱。来买的人很多啊，我每天早上坐班车上班，都在忙着接待客户。

2017年，我考上了潮汕地区的公务员，在乡镇做文员，月薪6千。除了稳定，工资真的不多，公务员只能提供一种保底的生活。大家都是想多挣钱让自己过得好一点，更高的收入意味着更好的生活，对吧？

去年3月，宝宝出生后，经济压力大了点，我开始在闲鱼上卖所有能卖的东西。其实也是赚信息差，我去找供货商，低买高卖，卖数据线、养生杯、案板，只要有差价都能卖。截至目前，我在闲鱼的营业额有16万，但刨去成本，可能只赚到了几万块。有时候也会想，如果我当年毕业进了大厂，像我弟一样，一年拿几十万，会不会有更好的结果？而不是每天想着同时打四份工，只为多挣那三千块钱。

这时我又发现了一类人的新需求，录音转写。有人备考听课会录音，记者采访会录音，学生不想上课只想看文字稿，也会录音——那我来给转写录音行不行？

我好像在做一个产品，发现需求，然后找到商业模式。我用自己的方式弄到了讯飞的会员，具体怎么操作不能说，但找我转写录音，1小时只要1块钱。后来讯飞修补了技术漏洞，我的成本也涨了，现在价格涨到1小时3块，几年下来，还是积累了五千多位客户。做这个，我有点像在网上卖煎饼果子，长一些的音频，收费贵一点，是一个豪华版的煎饼果子，如果只有一小时，就是那种很普通的煎饼果子了。

除了公务员的收入，目前我手头在做的三份副业加起来，一个月能多挣三四千块。我老婆经常加班，我虽然下班时间早，但平时都是一边抱着手机回客户消息一边陪孩子，周末也要带小孩，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唯一的娱乐就是看看小说了吧。

个人的时间是变少了，但我也多了一些存在感，一些价值感：你们以比较低的价格，享受到一样的服务，而我，既能帮到人，又能赚到钱，这是一个双赢，我喜欢这种感觉。而且，万一有天真的在体制内失业了怎么办？我会去思考这些潜在的风险，提前去做一些准备，有副业的技能在，至少多一条路。

▲ 陈宇的闲鱼工作台。图 / 受访者提供

黄怡，36岁，全职妈妈

“即便在陪诊行业，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男性”

无论是做全职妈妈还是做陪诊师，其实都是无奈之下的选择。

去年四月，我所在的私募公司突然倒闭，投研团队就地解散，收入从稳定的每个月1万两千元变成了0元。

这对我的打击很大。刚被裁员那几个月，我很不愿意出门，除了接送孩子上学，我不想跟人聊天，也不想见人。从大学毕业后，我按部就班地去公司上班，结婚生娃，一直是一种主流的选择，当我被困在主流体系里这么长时间，突然有一天脱离了这种生活，落差感很大。

我休息一段时间后就开始到处投简历，一心要工作。好不容易有了反馈，上班时间又不合适。比如要值夜班，没法照顾小孩，我只能推了offer。

还有一些面试，HR会直接问我，大女儿八岁了，什么时候生二胎呢？你是汕头人，怎么可能不生二胎？又或者是，问我几点接送孩子，担心我没法全身心投入工作。挺挫败的，做了妈妈之后再找工作，面临的偏见会更多。

直到去年年底，陪诊师这个新职业频繁出现在新闻里，我老公的一个朋友也想开发陪诊软件，我就很偶然地加入了进来，成为了一名陪诊师，也在管理陪诊平台。

这两个多月我接了8单，许多人会下单268元的半天陪诊服务，我作为陪诊师能拿80%的薪水，一共挣了两千块钱。挣的不多，所以只能作为副业，当主业是养不活自己的。

但我其实很推荐像我一样的全职妈妈去做陪诊副业。目前陪诊平台有70名陪诊师，40%都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男性，全职妈妈可能也很适合这个工作，因为它的成本低，有空的时候就接单，还能兼顾家庭。

更重要的是，全职妈妈更能体贴、关心客户。我曾经服务过一个刚退休的阿姨，她是典型的“候鸟老人”，老伴留在老家照顾90岁的妈妈，她来深圳帮女儿带孩子，自己在这边人生地不熟，也很孤独。

阿姨有天起床时突然头晕，想吐，她女儿很担心，就下单了半天陪诊服务。我从门诊大厅接到这个阿姨时，能感觉她有些抑郁倾向，不愿说话，一直在揉搓自己的手指关节。直到我去帮她排队做CT检查，她才开始信任我，愿意对我敞开心扉——其实她很希望女儿能带自己来医院。

这可能是我的一些私心吧。比起年轻男性陪诊师，全职妈妈其实更细心，也更容易获得客户的信任。我想要为像我一样的全职妈妈去做一点点事情，比如多派一些订单给她们。对于家庭收入本来就不稳定的女性来说，如果很焦虑，很想要为家里出一点力，可以来试试这份副业。

▲ 黄怡做陪诊师时拍的医院一角。图 / 受访者提供

梁晓曦，31岁，电商产品研发 “主业时薪30.5元，副业时薪150元”

我是个比较爱财的人，财富能带来安全感。学生时代，我就有做各种副业搞钱的尝试：自制数码宝贝的盲盒卡片，写玄幻小说，倒卖摩托罗拉手机，也卖过游戏的装备和账号……现在我的副业是做旅行试玩，以及接广告文案。

折腾这么多副业，和我父母之前做生意破产有关。虽然他们可能觉得，即使破产，也没有物质上亏待过我，但对我来说，那样的成长过程里，心理上总有一种匮乏感，我并不快乐。我能记得的一个场景是：我家吃饭的桌子上，永远有一层灰白色的油，当我用指甲盖划开，就会泛起两条白边，再过一会，痕迹就又会消失。为了生存，父母几乎没时间打理，也不会在意这些生活细节。

所以，我赚钱的意识很重，而我所有副业都和我自身经历相关。我大学学的是医护专业，但由于我本身患有癫痫，频繁熬夜会让我抽搐的概率非常高。想象一下，如果给你看病的医生倒在你面前抽搐发抖、口吐白沫，你害不害怕？那时就想着，要不转行算了。

后来，我在倒卖游戏账号时认识了一个家庭条件挺好的网友，聊到他想带患有脑瘫的儿子出去玩，这个病有一些癫痫的症状，出门在外可能会有各种突发状况，他挺纠结和害怕的。我很理解，所以我们聊了很多出行需要注意的细节，作为感谢，他给我发了2000元的报酬，后来，我就开始接这种行程试玩的单子了。

当然，我的大多数客户，都是身体或精神上有严重疾病的孩子或老人，我既是病人，也是曾经的医生，能给出一些合适的建议。我不参与他们疾病的治疗，也不需要陪同，只是在他们旅行之前帮他们做好规划，规避一些风险。

比如，我们成年人正常喝水可以憋尿4 个小时左右，但是癫痫患者可能憋不到 1 个小时，有时大笑就会漏尿，所以我会建议他们带上纸尿裤。我会提前去他们的旅行路线上踩点，考察好哪里人少，不会觉得尴尬，哪里有厕所，可以换纸尿裤，每个厕所间隔的路程是多久等等。一般都是中产阶级的家庭，才愿意花这份钱去做这件事。

这个试玩的方案，可以给这些特殊人群带来更好的生活体验，但也很有限。因为很多时候没办法做到尽善尽美，我作为一个病人，知道他们很有可能突然就站不起来，很多家庭可能只有一次机会带孩子出来，所以我会给自己比较大的压力，希望方案能更完美一点。但是旅行哪有完美？尤其对于病人家属来说，他们很可能跟病人没有长期生活过，让保姆、护工照顾，或者干脆就是一直住在医院，出游的话，他们自己应付不了很多情况，所以一定会带来一些争执和不满。这份工作很少会得到别人的认可，而且我觉得我做得还是不够好，在这样的负面情绪里，我就没办法频繁地接这种活。

后来，我到现在这家公司上班，做产品相关的工作，所以也开始做产品推广文案。一般一条短文案我五六分钟能写完，一天可以写20条，上班间隙就做完了，平均每个月能有两三千的收入，这样两个副业加起来，目前每月能有七八千左右。

我的主业性价比不高，公司单休，平均下来时薪也就30.5元，而我副业的时薪基本在100-150元之间，效率高的时候还能做到180元，算下来，我是靠副业付了房子首付的。

其实之前我还没有把副业这个事情看的很重要，但这几年，我眼睁睁看着周围的店面关闭、公司倒闭。以前我认为，如果我没钱了，大不了出去搬砖，但疫情让我知道，原来出苦力干活的机会可能也会没有。

主业的公司如果业绩不好，可能就给你降薪，甚至把你裁掉，但是副业这个东西，是干一份就挣一份的钱，别人也不在乎你身体如何，是不是昼伏夜出，也不需要复杂的人际交往，你只要按时把活做完就行了，而且你能离开工作地的限制，面向的是全国所有有需求的人。

现在各行各业都不太稳定，主业大多都有明显的上升天花板，而这个天花板大多不是靠努力就能突破的，所以我宁愿主业的工资不用太高，而把更多时间花在副业上。

▲ 梁晓曦撰写的产品文案种草软文。图 / 受访者提供

坤儿，25岁，文案写手 “副业变主业后，我不快乐了”

我做副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对主业不满，对现状不满。

我在济南一家广告公司做新媒体运营，月薪5千。在小公司，运营人员其实很像新时代的流水线工人，没有表达自我的空间，还要写推文，做公众号排版，负责拍摄和剪辑，一个人当好几个人用。

我在这做了两年，一直想辞职，想找机会离开这里。

很偶然地，我在招聘软件找到了一个美妆编辑的兼职。公司在北京，我只用线上供稿，稿费800元起步，相当于在二线城市赚一线城市的钱。

这比我之前做的副业来钱快多了。我以前给OPPO手机写锁屏文字，一两段鸡汤文学，每单40元。就是在拿时间和劳动力换取一点点微薄收入，我很快就不接单了。

美妆算是我的兴趣。大学时我就在网上写美妆文章，所以这份新副业上手很快。我算了一下，一周供稿两篇，每篇文章800元，一个月下来能挣六千多，比主业工资高，还轻松。

有了这份底气，我去年七月主动离职，终于放弃了这份讨人厌的工作。

但当我把副业当成主业之后，也会有新问题出现。不是每个月都有固定稿件分配给我写的，稳定的时候每月写8篇，但不稳定的时候，公司只分给了我3篇。其实也是在打零工，而且我还得自己交每月1000块的社保和医保。

前段时间我开始经营小红书，也是想把变现模式抓到自己手里。起号还不错，我写一篇关于易梦玲妆容分析的帖子，评论特别多，不停刷新99条新消息。后来有人在评论区吵起来，我就把帖子设为私密了。

可能我还是没有博流量的大心脏吧。在社交平台，永远得把制造焦虑放在第一位，你才能吸到粉，但我不太喜欢这样做。

写美妆文案的工作我也想慢慢舍弃掉了，未来或许可以去商场看个柜台，一边坐班一边做点线上副业。有一份稳定的主业收入，做副业才会更有安全感。

▲ 副业热潮下，成都的后备箱集市。图 / 视觉中国

雪莲，30岁，国企员工

“凭着做副业挣的钱，我买下了一套房”

我对钱的态度很简单，就是“只进不出”。

去年一年，我的总花销是三万元，有一万六七都花在了家里边。因为我在河南老家上班，家里人吃的水果、牛奶，用的燃气费、电费，都是我出钱，毕竟一直住家里嘛。每个月用在自己身上的钱，可能只有几百块。

疫情前，每年年终我还会有一万多元的奖金，这三年奖金也没了，只有死工资。光靠我每个月两千六的工资，根本覆盖不了这些支出，大多还是我做代购挣的钱。

2018年，那会我还有消费欲，喜欢买护肤品，但国内专柜和旗舰店太贵，我就开始自己海淘。在品牌的海外官网、亚马逊和梅西百货这些地方下单，只需要办一张双币信用卡，还送很多积分和小样。为了凑单满减，我会一次性买很多件护肤品，用不完的就在闲鱼出掉。买的人多了，我专门开了新微信号，正式做了代购。

当我在各大平台积累的积分越来越多，他们附赠的小样也越来越大方。丝芙兰每单赠送三个香水小样，我都囤下来，后来光是卖香水小样都净赚两千块。

疫情之后，化妆品和护肤品价格跳水严重，代购一下不好做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悦木之源菌菇水和倩碧黄油，这三款以往最好卖的产品，最近国内免税店价格比代购更低，还有正品保障。我好久不敢进这些货，怕砸手里。

▲ 雪莲做代购时，雅诗兰黛小棕瓶曾是最好卖的产品。图 / 受访者提供

前几年大火的雅诗兰黛420色口红正装，刘雯大表姐色，现在卖10块钱都没人买。我提前进了很多Nars六色眼影，结果预判错误，色号没火起来，现在还囤在家里。

做代购后，我对美妆护肤品的购买欲反而变低了，没有新鲜感了。可能也是因为成长了，要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奋斗，就是攒钱买房。我不是独生女，有个弟弟，家里人明说了没钱帮助我，所以我买房只能靠自己。

近五年来，我买包包花的钱不到500元，还买了一只100多块的手表，在海淘网站用800块买了两条施华洛世奇的项链，加起来一千块，是我首饰上的最大开支。

我不是进货量很大的代购，微信客户几十个人，所以几年下来只赚了7万元。但你别小看这7万块，就是它让我凑齐了在县城买房的17万首付。

不靠娘家，也不靠婆家，只靠自己，主业上班，副业搞钱，实现买房的人生理想，难道不该是件令人自豪的事吗？

唐糖，28岁，银行职员

“连续两晚直播，我只赚了1块钱”

我在深圳的一家银行做网页设计，领导说最多的词就是，降本增效。

我经手的项目经常直接被砍。只有算上年终奖，月薪才勉强过万，还没编制。过去一年半，我都在到处投简历，想跳槽但跳不出去，就业市场真是一年不如一年。

我老家是广西的，但深漂几年，我也成了“深圳女孩”，就是不聊八卦不吹水，只想着搞钱，买房炒股项目基金……深圳的风气就是这样。我买的基金亏了两千多，我老公炒股亏了二十多万，算了，我还是搞副业吧。

其实我学历还行，港硕商科毕业，银行工作也很体面。但我有时会觉得，如果能放弃学历给我的负担，进入服务行业，虽然辛苦，但我赚的钱可能比一份看似风光的工作要多很多，还不用天天看老板脸色。

读书读久了，我还是不能接受自己去摆地摊、卖炒粉，所以只能在网上挣些小钱。这方面我很能拉得下脸。

给别人的视频点赞，一个赞6毛钱。淘宝刷好评，五六块一单。我还接单画海报，在600多人的群里和学生妹抢单，好不容易抢到20块钱的单子，要凌晨赶画，磨一周才能画到甲方满意。两个月挣两千块，这是我挣最多的副业了。

最近直播很火，我有个学弟也在做，每天发朋友圈说自己月入十万，我找他取经，他收我16800元的学费，一个月工资还不够我交学费的，我就自己摸索着在小红书直播。新人任务要在线35分钟才有奖励，我连播两个晚上，边DIY耳环边唠嗑，进进出出就两三个人看，都是网上认识的姐妹来捧场。播了两晚，收益1.08元，刚达到1元提现的门槛。

▲ 唐糖开两晚直播的收益。图 / 受访者提供

我把这一块钱提现到了支付宝，哭笑不得，这钱或许刚好够交我直播用的电费吧。

为什么想搞副业赚钱？我给你算一笔账。

我老公在互联网大厂，月薪三万多，看上去很好是吧？我们两人的工资加一起，税前五万，扣完税和五险一金，到手三万，房贷和车贷每个月一万五，还有目前租房的三千房租，最后剩一万块，在深圳根本存不下钱，也生不起小孩。他马上35岁，合同快到期，如果公司不续签，他失业了，我一个人的工资只够填平车贷、房贷，没有多余的一丝钱用来生活了。

最近我们的期房建好了，正在装修。我小红书有30个粉丝，打算趁装修期间起号做家居博主，估计能接点软广。

总之，就是不能只搞一个副业，一定要同时寻找更多赚钱机会。搞钱从来不可耻。

林宏，59岁，工程师

“我和老婆月入两万，只留一千块生活”

我在内蒙古一个县城的农业机械站工作，明年就要退休了，从1991年被分配进单位，到今年，是我工作的第33个年头了。我的工资也从91年的两百多变成后来的五千多，近几年才涨到八千，现在也很清闲，一个星期去一两次单位就行。

为什么是只用去一两次，和我的身体有关。有一年，我和同事下乡的时候出了车祸，我们车上4个人，对面车上2个人，6个人里就我受了重伤，半月板永久性损伤。什么概念？一条腿基本瘸了，走路一跛一拐，就是严重工伤，半辈子算是毁了。

我空闲在家的时间，一下多了很多。我老婆在镇上的初中做语文老师，白天都不在家，大儿子在呼和浩特成家立业，小儿子在北京上班，家里每天就我一个人。

为了打发时间，在当地电视台上班的侄子给我介绍了个副业——给电视剧打字幕，再由人把汉语翻译成蒙语，在蒙语台放这些电视剧。机翻压根没用，细活还是得靠人工手录。

这活不简单。一部电视剧，起码要两个月才能打完所有台词。一集差不多两万字，赚一百多块，也不多。我之前给《大秦赋》打字幕，里面都是生僻字，佾啊，翦啊，用五笔输入法要打好半天。后来是儿子教我用搜狗输入法，有智能联想，能自动敲出人名。有时候字幕要得急，我早上六点半就起床打字，打满8个小时，一天下来腰酸背疼。

这份副业每个月能有两三千的收入，谁会嫌家里钱少？而且我有大把时间，不做点什么事，我难受啊。

现在，我跟老婆的月收入一共两万出头，90%都会存起来，留一千块作为日常花销。在我们本地，一千块是够花的，除了买菜，没什么其他花钱的地方。我们一天吃两餐，早上吃油条包子，打2两牛奶，中午做个肉菜，晚上经常不吃饭，喝点砖茶就行，吃多了也不舒服。

我们攒钱其实不是为了自己。我和老婆是双职工，以后退休金有六七千块，挺不错的。存钱主要还是为了给小儿子买车买房。他以后要留北京，我们想努力凑够300万给他付个首付。

但目前离300万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我们还得继续攒钱。

我儿子一直都知道我有这份副业。他挺支持的，觉得我在家有事可做，还有钱挣。而且这种劳动是有意义的，我到这个年纪，其实精神需求和金钱需求一样重要，没有谁先谁后。

买房目前只是我们两口子的心思，想多给儿子一些支持。这不是啃老或不啃老的问题，这是爱和被爱的关系。

▲ 北京通惠河畔某楼盘。图 / 视觉中国

程晓，35岁，前品牌公关

“兼职让我生活下去，也让我看到多元生活的可能性”

“35岁、女性、普通二本”，这些词是我过去一年求职过程中最大的门槛。

海投找工作的间隙，我靠几份兼职和一份房租生活，在跳海酒吧做打酒师算是其中最有意思的兼职了。

一帮音乐人成立了跳海，我在这里做兼职打酒师，要根据客人的需求快速打一杯泡沫少的啤酒。此外还会涉及灯光、音乐氛围、吧台消毒。薪水不算高，工作日和周末分别是150元、200元日薪，加当天店里0.5%的营业额。

在这里工作，能看到很多元的生活状态，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的就业焦虑。很多文艺工作者喜欢来跳海，野生小说家、青年画家、艺术家，大家在这里很少聊工作家庭、房子、车子这些话题，而是聊电影音乐和文学。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95后女孩，她崇尚“嗝屁主义”，类似活在当下的意思。从穿搭上，她就和很多人不一样，穿波西米亚风的衣服，发箍、包包也是Hello Kitty主题。

在这里工作会让人特别开心，每次听到水冲刷酒杯的白噪音都很解压。如果你酒量好，也能无限畅饮店里的啤酒，唯一比较累的就是需要从下午6点一直工作到凌晨2点。

像我这样中年失业的人，经历过各种奇葩的事。虽然我有12年工作经验，经历过上市公司，也被初创企业捶打过。有白嫖方案的，也有暗示潜规则的，搞得人身心俱疲。

来到跳海兼职反而像一种意外之喜。我在今年1月份才来跳海，去年7月，我做了护肤品检测，10月，我去电影院做兼职场务，都不太需要大量和人打交道，比较适合社恐。我还是希望能有稳定的主业工作，但目前就业市场不太好，探索不同的兼职，也是一个不错的过渡吧。

▲ 程晓在跳海酒吧做打酒师。图 / 受访者提供

李薇，28岁，国企员工

“下班后做游戏主播，我月入三万”

国企这份工作，真的算比较轻松的，早八晚五，中午还有11点到1点半这两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我对这份工作谈不上喜欢，单纯想在小城市稳定一点。但是也会有不安的心态，害怕像当年东北下岗潮那样被淘汰，所以一直想掌握新的技能，看什么感兴趣的都会去尝试一下。

2017年左右，斗鱼、虎牙之类的直播平台刚刚兴起，我才发现原来随便玩玩游戏、跟人聊聊天也是可以直播的。

我玩游戏并不厉害，主要是帮新人解答，组织大家一起玩，或者代练。那时候就有工会——类似MCN机构来找你签约，收入是每月直播平台结给工会，工会再结给你个人。工会也不规范，属于那种捏软柿子的，要看你好说话，就多克扣你一点，看你不好说话就按正常给。

一开始，我胃口也比较小，每月有两三千就挺满足了，但只要你坚持直播，粉丝的数量慢慢涨上来，到最后期能赚到接近3万这样子，我当时觉得这3万已经是我的天花板了。

这个钱赚得很辛苦，我当时都是下班一到家就睡觉，睡到八九点再起来开始直播，播到凌晨三四点下。这种强度坚持不了太久，半年左右，我身体垮了，两三个月不来月经，内分泌失调。做直播的，都是以牺牲健康为代价的。

至于和我的本职的冲突，其实我不太担心被同事或领导看见，因为打游戏这个领域算比较小众的，而且开视频的时候会化妆开美颜，开完美颜连亲妈都认不出来。但睡眠不足还是有点影响，有时候领导看见状态不好，我就只能打打马虎眼。

时间久了，也见了很多故事。那时有个粉丝，每天晚上来直播间跟我说好喜欢我开播打游戏，希望能带他一块玩。他是在一个普通厂里打工的，说要给我刷500块钱，我觉得他赚钱不容易，就让他把钱收好。

后来几天他没出现了，我鬼使神差点进另一女主播的直播间，发现他给那个主播刷了两三千，这应该是他第一次刷，因为刷得多少账号等级都能看出来。我当时很伤心，觉得自己的好心没有被珍惜，后来我也反思自己以后不要管别人的闲事，该是我赚的我就好好赚就是了。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了，他这个人再也没出现过了。我也觉得他可能第二天可能就后悔了，但这个钱是不可能退的。

游戏直播这个事情断断续续差不多做了 3 年，后来，这个行业里同行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门槛和下限也越来越低，让我觉得身心俱惫，就不想做了。

其实我知道直播这个事我正好站在风口上，跟我个人能力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之后我也尝试做过开淘宝首饰店、摆摊、平台推广等等，但都没怎么做起来。后来我就想明白了，很多成功是无法复制的。

▲ ChinaJoy上的游戏主播。图 / 视觉中国

何雪，31岁，营销策划

“做小时工打开了我的思路，其实处处都有机会”

小时工是我今年初才开拓的一个副业。因为现在工作是双休，周末能在家睡到十一二点，直到下午我的生活才开启，总是躺着好像无所事事，很焦虑，觉得应该要去再做点什么，也想多攒点钱，我就在网上找了小时工的活。

连今年过年期间，我也没有回家，在北京的一个儿童乐园里面打了6天的工。游乐园平时是每小时25元，春节期间给到28元，但上班时间也很长，每天要站12 小时。因为我是小时工，有时候会被老员工欺负，会安排我去干最累的活，他们就是站在前面或者在操作间里玩手机。

我当时负责的那个区域叫白沙，我需要一整天不停地帮5岁左右的小朋友戴发帽，提醒他们不要把沙子塞到耳朵、鼻孔或者嘴里。我的领班也会监督我，基本没有摸鱼的时间。初一那天，我算了下，接待了1000组的家庭，忙得连喝水的功夫都没有。整个6天，我每天下班回到家就已经10点多了，真的疲惫。

但这个工作可能因为你面对的是小朋友和家长，大家很有素质和礼貌，接触久了也会变得都蛮有童心的。最近几个周末我都会过去，每次去负责的工作都不太一样。上周是在小厨房做华夫饼，负责帮小朋友们收拾厨具，后来又去了更轻松一点的岗位，推着小车专门给小朋友和家长们倒水。

我还去餐厅端过盘子，是一个网红餐厅，通过中介找到的，原本是25元的时薪，每做一小时，中介会抽掉5块。

▲ 换上了餐厅工作服的何雪。图 / 受访者提供

餐厅工作是我做过最累的兼职。我是包厢服务员，负责把菜端到包厢的桌子上，还需要给十几个顾客倒水，等顾客用餐结束后要把包厢收拾干净，把所有的餐具都收拾好放到小车上，推到洗碗间。网红餐厅它所有的餐具都非常大个又很沉，这个过程还挺累的。

我当时刚过完年的第一个周末去的餐厅，里面有百分之六十的服务员都是小时工。可能因为过年期间很多员工都想要回老家，人员更换频繁，就导致很多顾客感觉餐厅的服务不专业。不过我干得不错，老板知道我主业是策划相关，还挺想挖我来着，虽然最后因为不太匹配没成，但这也让我把思路打开了，处处都可以有机会。

小时工的报酬蛮低的，基本上都是在 20-30元 之间，25元已经算很高的了，而且基本是体力活都挺累的，因为你也只能做这一件事情。但好处也有，比如薪资的发放一般都很及时，周六日去上班，周一晚上就会把工资给你结了。除此之外，我还有一直在写公众号软文的副业，大概每篇1000多字的文章，能有300元左右收入，可能因为主业赚得实在不多，这样副业下来，每月能有两三千的收入，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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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996”的我，工资还没父母退休金高，买房生娃都得“啃老”

作者：每日人物社

发布时间：2023-02-18 11:51

快照：

延迟退休话题下，人们不仅忧虑工作时间再度延长，也忧虑未来拿不到退休金。而在当下，一部分年轻人发现，父辈们的退休金比自己的工资还高，“退休金倒挂”的现象越来越多。 中青年在社会上内卷，退休的老人们则能拿到比“996”更高的薪水。两代人的不同际遇产生的“错配”和生存负担的双重挤压下，退休金被父辈拿出来补贴下一代，“啃老”成为一种无奈的现实。而更残酷的问题是，当这一代人老去的时候，他们又能依靠谁？

文 | 曹婷婷编辑 | 赵磊运营 | 月弥

第二次选择

陈秋原33岁了，她已婚，未育，在上海工作，收入尚可，但人生渐渐走入了一个“尴尬期”。

首先发出信号的是身体。她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公司规模不大，流动性却很高，最要命的是24小时待机的工作模式，长期伏案工作让她的颈椎曲度变直，时常恶心呕吐。去年下半年，她因为要补办婚礼，请了一天婚假，第二天去上班，一直加班到凌晨四点，电话里，平时沉默寡言的老公直接冲她发火了。

当时她就打定主意要辞职，工作已经触碰到了天花板，为了这每月13000块钱，也不值得牺牲身体、影响夫妻感情。

裸辞后，收入骤降。原本陈秋原夫妻俩月入过三万，生活吃穿不愁，但去年初丈夫被紧急调到深圳，每个月增加了5000多元房租，加上原本就有的9000多元房贷，现在她没了收入，还得自己掏2000多元交社保，留给两人的生活费只剩下约5000元。

陈秋原不是没有算过账，让她有勇气裸辞的，是来自父母的帮扶——一套父母买下的上海房子租出去了，能给她带来每个月6000元的工资外收入，父母还帮她还着每个月2600元的车贷。即便她不工作，每个月过万的生活费，完全足够他们夫妻俩开销。

但她并不想这样，都这岁数了，还跟家里伸手，多少会有些压力。她和丈夫自觉收紧开支，以前每个月都买的衣服，现在大半年买一次，丈夫钟爱的电子产品也基本暂停更新；以前每月光顾两三次人均过千的餐厅，下班早就约朋友逛街吃饭，现在有时间了，反而取消了一切休闲的聚会，“不必要的开销都没了”。

更重要的是重新找到工作。她试了几次，但屡屡碰壁，已婚未育的身份，“对于人家公司的HR来说就是一个炸弹”。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已经走到第三轮面试，但面试官问过婚育状况后就没了下文。面得多了，她找工作的信心也渐渐微弱。她还担心，工作几年后真的生了孩子，过了哺乳期也会被开除。

家里也催生，但她不敢生。经济压力和生育压力是交缠的，“生不起，养不起”。陈秋原和丈夫商量后，决定先解决工作，之后再考虑生育。

深思熟虑后，她决定考编。社区或许是不错的选择，“离家近，压力可能小一点”。去年七月，离职前，她考过一次家附近的社区。她家还在郊区，几十个人考一个岗位，结果不太好，距离进面试还差3分。

这次，她决定全力以赴，似乎考上了，一切都能迎刃而解。但她心里也没底，“记忆力和学生时代差很远”。坐在家里复习的时候，人生又像回到了读书年代，等待着一场重要的考试决定自己命运的走向。

陈秋原本不用面对这些。父母为她指过路，刚大学毕业，就安排她进了电视台，没有编制，但能签长期合同，工作也比较轻松。那时候，没有别的压力，工资作为零花钱，生活很畅快。

待了两年，她解了约，“年轻，实在坐不住”。直到去外面找工作，才发现生活很残酷，“企业总会有压榨”。

陈秋原的父母都是医生，早年本科毕业后就分配进了医院，工作几十年，升到了高级职称。现在都退了休，两人加起来每个月有三万的退休金。老两口不想女儿受苦，曾经提过继续帮助陈秋原，话题刚有苗头就被她掐灭了。对于啃老这件事，她内心感觉到煎熬。“相当于每个月已经补贴了我8000多元，实在不好意思再问他们要钱。”

另一个原因是，公婆退休金很低，为了生活还在打零工，没办法给子女提供帮助。陈秋原不忍心麻烦公婆，但“如果我爸妈又出钱又出力，他们也会心里不舒服”。她朋友就是这样的例子，女方父母付出更多，这种不平衡传导给夫妻，俩人频繁闹矛盾，几次走到离婚的边缘。

陈秋原还是幸运的，正是有父母兜底，她比较轻松地拥有了第二次选择人生的机会，可以脱产考编。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许多人走到中年，众多烦恼袭来，肩上的负担越来越重，在条件不错的家庭里，“啃老”的负面意义逐渐消退，许多人不得不接受父母的扶持，才能够得上高昂的房价和生育成本。

▲ 陈秋原准备考编时下单的参考书。图 / 受访者提供

倒挂的“工资”

像陈秋原这样，父母的退休金比自己的工资高，在这样的家庭里，补贴子女成为了父母们的默契。

最常见的是在县城。李晓琪今年28岁，在她的湖南老家，父母补贴子女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她的同龄朋友们，许多已经在父母的帮衬下，过上了有房有车有孩子的安稳生活。这样的配置通常见于体制内家庭，父母有比较高的退休金，很多都比子女的工资更高。提前内退的长辈，还有充足的时间帮子女带孙辈。“在老家，年轻人进体制内的工资都是很低的，那家里面基本上都是做好了给孩子补贴的准备。”

王远今年六月大学毕业，他最近在上考公补习班，准备冲刺不久后的安徽省考。王远的父亲还有几年退休，退休工资能达到一万以上。他学文科，这个数字很可能超过他未来能拿到的薪水。父亲曾主动和他谈话，表明等他以后有了孩子，会提供经济上的帮助。

除了补贴子女生活和养娃，老人们的退休金最多的去处是补贴子女买房。今年42岁的徐荔，她的房贷至今是父母在帮忙还。

▲ 徐荔父母退休后，一家人去国外旅游。图 / 受访者提供

这些有能力补贴儿女的老人们，往往都有着不低的退休金。不少年轻人直到踏入工作，才意识到父母的退休金有多高。

在武汉当文员的陈溪，每个月工资都达不到交税门槛。有一回，她回到家，和一位长辈聊天，对方的退休工资几乎是她的三倍。她在小红书发了一条感慨的帖子，吸引了上千条留言，许多人分享自己长辈的高额退休金。她觉得，老人家在那个岗位上工作了几十年，值得这份薪水，而眼下自己的工作，几乎不可能干到退休。她想换工作，曾被骗去面试冲业绩，也在皮包公司白干过几天，不缴纳社保的工作也碰见不少，很难碰到好的机会。

相比有些年轻人一成不变的收入，许多老人们的退休金每年还在增长。25岁的卢苇，此前在青岛的机构当老师，即使加班，父母的退休金也比她的工资更高。每年调整社保的那个月，她的工资还会被多扣几百块，那时候她刚工作，发现社保越扣越多，回家就听到父母说起涨工资的事情。卢苇母亲几年前刚退休的时候，退休金也只有1000多块，现在则涨到了4000多块。

父母有能力、有意愿帮助子女，但对子女而言，“啃老”在很多时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山西人章静，今年36岁，有两个孩子，和父母同住。章静的父母退休金加起来有上万元。一家人中，章静的工资是最低的。

她进过电厂和环保公司，最近的一份工作是社区网格员，试用期工资到手只有1000多块，还是去年底，经社区朋友推荐，才拿到的报名资格。章静经过笔试面试上岗，但被分配到了离家很远的社区，有时周末还要被喊去工作，她决定放弃。在太原，适合她的岗位并不多。大学毕业的她，也不愿意去打零工，“工资很低，也没有任何保障，可能不如照顾孩子重要”。

章静原本以为，自己已婚已育，又有父母搭把手，再找一份工作不难。但面试了几个月，一无所获。有一次她面试订单专员，过程很顺利，最终仍没通过。她追问缘由，对方称因为她有空窗期。“这份工作又不要技术，后来面试官告诉我，他比我还要小一岁。”章静明白了，年龄也开始限制她。

她不断投简历和面试，没有工作的时间里，父母的退休金成为了生活来源。有一回，父母一口气支持了一两万的早教课费用。当时她几番犹豫，还是觉得对孩子成长有好处，准备自己刷信用卡，父亲知道后，主动提出付这笔钱。

因为带着孩子住在父母家里，章静平时几乎不用花钱，每个月生活费用不到1000块，几乎都花在孩子身上。她自觉降低自己的消费，也不希望因为花钱产生家庭矛盾。有一年在亲戚家，她买了一件100块的打折杂牌衣服，母亲指责她，“又不挣钱，光会花钱”。这种时候，她会加倍感觉到“啃老”带来的不自由，不只是经济上依靠他人，还有日常里的细微束缚。

但章静有时也能说服自己。父母手上拿着钱，很容易被各种亲戚朋友借走。目前俩人都各自借出了不少钱，“花在自己姑娘身上，总比花在外人身上强”。

两代人

在当下的年轻人眼里，父母们都是“苦尽甘来”，在年轻的时候受了很多苦，中年的时候遇上中国经济腾飞，稍微抓住点什么机会，就能积累下财富，就算不能大富大贵，人生也是向上走的。

“那时候房子分的，工作分的，真的是羡慕不来。”卢苇的父母几年前分别从手表厂和机械厂退休，因为厂里效益不算好，每个月退休工资都只有4000多块，但已经和她目前能找到的工作收入持平了。而姥爷从卷烟厂退休，“十几年前的退休工资就已经将近一万了，当时平均工资才一千多”。

王远觉得，父亲吃过的苦，值得拿一万的退休金。“我父亲那个年代还是很苦的，我母亲刚嫁过来的时候，我们家还是古砖搭的房子，上面的瓦还有点漏雨。”他的父亲在15岁的时候就顶岗成为了中学老师，“底下的学生年纪都比他大，上课还要垫板凳才够得上黑板”。他觉得，那时候工资很低，很多人都不愿意留在乡里教书，父亲耐住了寂寞，又评上了高级职称，对于父亲的高退休工资，他并不意外。

2019年毕业后，卢苇去了机构当康复训练老师。周末算上加班费，工资能到七八千。但很快碰上疫情，“第一年六个月没开门，后来又三个月没开门，去年底碰上疫情又关门很久”。她拿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最低工资。今年，生活逐渐回归正规，但翻一翻招聘软件，同样的岗位，月薪四五千的变多了，“比疫情前还低，可能很多机构倒闭了”。

她决定考研。每天五点出头就起床去自习室学习，晚上父母休息了才回家。“没有别的选择了。”她期望着考上研，进入学校当老师，能够稳定一些。虽然住在家里，但只动用自己的积蓄。吃饭每顿控制在10块钱左右，每个月自习室收费400块，她计算过，工作攒下的存款可以支撑到考研结束。

▲ 结束一天的学习，卢苇在回家路上拍的月亮。图 / 受访者提供

卢苇的父母起初不理解她的决定。她的父母生于50年代末，恢复高考后没有考上，于是直接分配进了厂里。俩人在不同的厂，后来都分到了房子。生下她后，母亲休了长达两年的产假，漫长的假期结束，又继续回到原岗位工作。卢苇的爷爷辈都在体制内，比父辈的退休金更高一些。在她看来，父母的人生比较顺利。唯一常常听到父母念叨的，是后悔当时没有转去效益更好的厂，比如电厂、自来水厂，据说退休金能翻倍。

时代变化，两代人对彼此的理解，需要经历一个过程。但在家庭里，谁的收入更高，才能有更大的话语权。章静没有工作，丈夫主要负担孩子的学费，生活开支都靠父母补贴。父母曾因给亲戚担保，赔了一笔钱，数额高达几十万，但两家人至今仍在来往，甚至母亲有时还会给亲戚借钱。章静没办法制止，“那是人家的钱，人家有支配权。况且我现在没有工资，也得多少靠人家点”。

希望把话语权放在自己手里，也是陈秋原不愿再多跟父母拿钱的原因之一。小时候，父母对她很严厉，她觉得自己的童年并不快乐。长大后，她挣脱过父母的选择，却也难以拒绝父母的帮助，“思维上独立，经济上不独立”。但她内心始终觉得，“年轻人还是要靠自己”。

大多数时候，都是父母不舍得给自己花钱，却主动给儿女花钱。徐雯雯今年26岁，在北京一家私企工作，每个月工资到手6000多块。住在家里，不用租房，为她省下了几乎一半的工资。母亲每个月退休金7000元，比她月收入更高。去年夏天，她手机摔坏了，在不同价位的机型里纠结了好久，后来母亲直接给她报销了，“让我买贵点的”。

卢苇家里一个月水电费支出不到40块钱，父母学会了团购买菜，总能找到最优惠的价格，喝水去山上打泉水，吃水果就参与软件活动换。章静的母亲，在最节约的时候，炖排骨为了省点气，就提前关火焖熟。父母们身上普遍存在的勤俭节约的品格，让他们的钱最后大概率到了儿女手里。

老了怎么办？

当父辈的退休金倒挂子女的工资，承受时代压力的年轻人，在接受父母补贴的同时，也经历了心理上的波动。

徐荔曾被困在“啃老”的迷思里。她的父母都在体制内工作了几十年，每个月退休金不低，加起来一年30万。此外，公婆也是编制内人员。四份不错的退休工资，让双方长辈每年都主动提供一些经济支持。其实她和丈夫的工资也不算低，俩人也没有铺张的爱好。

但几年前，她和朋友聊起天，发现朋友会固定给家里打钱，联想到自己固定从家里收钱，她觉得“好像有点丢人”。当聊起父母帮忙还贷，也会听见有人说“你都四十了，好意思剥削父母”。有一次和父亲聊天，徐荔试探地说起这个话题，但父亲的回应“特坦荡”。“我爸说我一年就给你这么多钱，你愿意拿这个钱吃喝玩乐还房贷，花在孩子身上都行。”父亲甚至和她开玩笑，说不是啃老，“这叫提前继承”。

章静也很无奈，“我不愿意啃老，我比谁都清楚我爸妈的血汗钱挣得多么辛苦”。因为要带两个孩子，丈夫也很少主动给钱，找不到工作时，她最先克扣自己。“不化妆，几乎不买衣服。”

虽然不愿意啃老，但年轻一代很难靠自己走出困境。前几天，2023年上海事业单位考试开启报名，陈秋原报名的岗位限制比较多，往年只有二三十人报考，今年人数翻了倍。截止报名那天凌晨，她发现连殡仪馆的岗位都有超过200人报名，她转发给闺蜜，“太卷了”。

▲ 在上海，一个殡仪馆相关岗位，报名人数超过200。图 / 受访者提供

她所报考的岗位最终报名人数超过100人，她开始动摇，“不想当炮灰了，100选1比高考录取比例都要低得多”。放弃考编后，只能转头继续投简历，但不限制年龄的岗位，最多的是单休销售。“实在没有的话单休也先去。”

报名人数的激增，陈秋原认为可能和延迟退休的讨论有很大关系。“只有体制内能够一直做到65岁，其他的私人公司很容易被裁。”对她来说，考编的时间窗口也即将过去，“感觉35-65岁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章静每个月还要自己缴纳1000块左右的社保，如果延迟退休，她担心领取时间就又缩短了几年。“如果真65岁才能领的话，也许就不交了，因为不一定能活很久。”陈秋原也觉得，“只要有人在工作，就会发退休金，发不出来就继续延迟退休，无非是怕只能领几年就死了……”对于未来自己的养老问题，他们眼下唯一能做的，似乎也只有缴纳一份社保，“想不了那么远，先解决现在再想未来”。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至2020年，10年间就业人口比例由70.2%下降至63.4%，预计到2050年该数据将进一步降至45.2%；而另一方面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快速提高，目前该数字为18.7%，预计到2050年时将高达37.2%。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养老金支出变大，一方面就业人口有所下降，养老金补给下降。现在老人们的退休金高，正是享受到了人口红利，2000年，平均10个年轻人供养一位老人，到了2021年，变成5个年轻人供养一位老人，但出生率的逐年下降，延迟退休方案的出台，让很多年轻人对老年生活不抱期望。

不过，因为父母有充足的养老金，医疗也有保障，陈秋原的忧虑里，至少没有赡养父辈的压力。对徐雯雯而言，父母有自己的退休金，意味着她目前只需要顾好自己。虽然在北京，六千块的工资并不算高，但有家庭作后盾，她仍然能存下钱，每个月还制定了存钱目标。她和母亲关系亲密，因为母亲属于三高人群，她现在每天都会念叨母亲：“好好吃药，多活几年。”妈妈则笑着回答：“我努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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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5年存5千引热议，“高开低走”的名校生过得怎样？

作者：桂林生活网

发布时间：2023-02-17 16:13

快照：

近日，一则名为《我：毕业5年，存款5000 她：中传硕士，火锅店保洁》的视频火了，相关话题频频登上平台热榜。目前该视频播放量超500万，数万名网友在视频弹幕区及评论区称，“谢谢你们的分享”，“被治愈了”。

视频中的两位女性弯弯和超超于2017年从211名校华中师范大学本科毕业，但毕业后的人生似乎在“高开低走”：弯弯毕业5年存款5千元，超超去中国传媒大学读完研究生后，在一家火锅店打扫卫生。两位快30岁的女性用自己亲身经历告诉网友们——“当个废物也没有关系”，“我真的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开阔”，“当你掀翻牌桌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选择还很多”。

这则视频让很多同龄人心生感触，不可回避的现实是，即使是名校毕业生，即使努力打拼，也可能过上“高开低走”的生活。

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对话了三位名校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真实故事或许能让你感同身受。

北漂近4年存款5千元“我接受的教育没办法教会我挣很多钱”

贾利今年30岁，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北漂，目前的存款5千元。贾利说：“我读的书，接受到的教育，没办法教会我怎么去挣很多钱，怎么去提升我在社会丛林中的竞争能力，但它很神奇地教会了我——怎么去心平气和地穷。”

和视频中的超超一样，贾利一直想进入电影行业。2016年本科毕业后，贾利进入某双一流大学读电影制作硕士。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期间，贾利总是很忙碌，拍片子拿奖，跟组拍摄学习，成立工作室接商单……提起他和他拍的片子，校友们总用“专业”“质感”来称赞。贾利的目标是成为一名导演，假以时日拍一部能在院线上映的剧情片。

△为了跟组学习，贾利(左)没参加研究生毕业典礼

2019年7月研究生毕业后，贾利毅然决然去到北京，成为一名北漂。初到北京的那个月，贾利住在朋友家，天天外出面试。尽管有作品，但应届毕业生没有人脉和资源，想要进入电影行业并不容易。多番衡量，贾利进入一家纪录片行业头部公司做美食纪录片的分集导演。贾利说：“当时每个月拿到手6千多块，我的房租及水电加在一起就要3千多块。”

2019年年底，贾利和团队拍出样片后，疫情接踵而至，项目搁置半年。2020年5月，疫情暂缓，贾利和团队得以继续进行调研、拍摄，直至2020年年底，贾利将这部纪录片最后一集分集拍完，跳槽来到现在的公司。

△贾利通宵剪辑纪录片样片之后北京下雪，他第一次看到雪

“当时跳槽，主要是考虑到钱，自己身体原因需要一个动手术。”贾利说，拍纪录片项目的那段时间生活实在拮据，动手术少的话要2至3万元，多的话要30万，“我没钱，我现在的老板当时计划做短视频业务，我根据市场判断，觉得拍短视频可能更快能赚到做手术的钱。”

“对于我们这些学影视专业的人来说，以为做短视频是降维打击，可以很快做起来。”贾利做了短视频才知道，这一行远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简单。彼时贾利和老板两个人做账号，主要打造老板的个人IP，贾利担任导演、剪辑、拍摄和运营等多职，由于没有系统学习过短视频运营，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账号迟迟未能做起来。随后贾利七七八八做了一些影视项目，但都没能做起来，2021年倏忽即过。

△贾利在拍摄路上

2022年初，在老板的支持下，贾利开始写自己的剧本。“当时‘杀猪盘’骗局很受关注，我看了很多资料，觉得这个题材很有社会意义，也带给了我很多思考，就开始写。”收集资料、写剧本，修改剧本……贾利前前后后花了半年时间终于把剧本写出来，但大众对这个话题的关注热度已然消逝。“我老板说，算了吧，这个本子已经过时了，不怕片子烂，就怕电影出来时机不对。”回忆起半年辛苦付诸流水，贾利苦笑。2022年下半年，贾利在撰写方案中度过，“写过的方案很多，落地的没有，不仅是我们，行业内这两年也比较难。”

北漂4年，如今贾利的每月工资到手也就8千元，每个月花去3千元在北京通州区租着一套一居室的房子，养了一只猫，起名叫“太空”。去过的朋友都很喜欢贾利家，“房子很小，但是书多，我去的时候沙发上还放了一本毕飞宇的《推拿》，他买了个大电视，看电影极好。”

△贾利刚来北京时住的一个公寓，只有10平米

“看完视频我也去看了下自己的存款，差不多也是5千块，还是去年年底存下来的。”贾利笑道，“本来我对财富也没有那么多追求，我之所以想要钱也是因为我要做手术，在学校读了这么多年书，教育让我很平静地接受现在的一切，也不能说摆烂吧，我挺不喜欢这个词的，只能说被迫躺平，因为没办法，就是没有那么多机会，你很努力，人家不给你，你有什么办法呢?”

“未来的长期规划还是想赚钱把手术做了，再回学校读博。”贾利顿了顿，又调侃：“短期的话，还是跟着老板继续做新的业务吧，虽然生活拮据了点，但是老板很好，非常友善、尊重和认可我，未来还是愿意相信他‘画的饼’。”

△贾利在拍摄路上

毕业近5年经历公司倒闭待业转行：

看完心理医生出来，

看到外面世界，又充满力量

“我几乎不怎么和以前的同学联系了，我可以跟陌生人说自己过得不好，但没办法让认识的人知道。”27岁的邓涵坦言。邓涵老家在湖南农村，毕业于郑州大学计算机专业，211大学热门专业，在外人看来，她的人生应当一帆风顺。

毕业后，邓涵进入湖北武汉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做产品经理的岗位。2019年10月，她所在的公司因为资金链断裂，直接倒闭。邓涵没有立即离开武汉，而是继续在这座城市准备“项目管理专业人士资格认证”考试，“当时想着考完等结果出来再回家过年，但没想到疫情突然严重，到了1月已经没办法回湖南了，我只能跟一位同事回湖北黄冈，原本是想着等疫情过去，没想到这一待就待到了4月。”

2020年4月，疫情暂缓，邓涵返回武汉，入职一家公司做项目经理，直至2021年11月，为了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邓涵选择前往广州。在广州生活并不容易，邓涵一直未能在广州找到合适的工作，待业的压力让她一度失眠，情绪失控。

“2022年上半年，我开始看心理医生。”邓涵说，“其实每次看诊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我在说，但是每次看完心理医生出来，看到外面的世界，又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然后过段时间又质疑自己，充满压力，情绪失控，循环往复。”

邓涵这两年回老家，需要做很久的心理建设，“说实话，村里有些人初中高中读完就出去做事情了，人家现在已经有车有房了，都结婚生娃了，村里也会比较的，我也觉得对不起我爸妈，我的大学其实也不差，上了不少的学，但现在也没挣到钱。”

考虑了许久，邓涵决定转行做大数据方向，找机构上课。2022年下半年，邓涵每天都在日复一日的刷题和上课中度过。好在有一段稳定的感情支撑着她，男友一直陪在她身边。2023年春节，邓涵与男友互相见了家长。“外人看起来，互联网行业有很多机会，其实这个行业很残忍，淘汰率也很高，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去更新自己的技术，投入到更大的竞争之中。”

名校毕业回家乡教书：别人眼中的稳定生活其实如同白开水

魏西从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回到了家乡河南南阳，现在在当地一所高校当老师。

《我：毕业5年，存款5000 她：中传硕士，火锅店保洁》这则视频爆火后，魏西也看到了。魏西说，当时觉得视频中的两位女性特别棒，人生就该这样，没有唯一评判的标准，“至少要有尝试的机会，尝试了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果人生一步到位，就会总是还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魏西今年28岁，一毕业成了“围城”里的人，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魏西想出去。原本在中传读研时，魏西的目标是留在北京，但一直没有找到可以解决户口问题的工作。2021年3月，魏西无意中看到家乡南阳一所高校在招聘老师，没抱多大期待去报了名，“经历了初试、复试，居然考上了这个岗位，就回到了家乡。”

高校的生活没有想象中轻松，进学校两年，魏西基本上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一直都在加班。虽然每天忙忙碌碌，但生活如同一杯白开水，虽然枯燥乏味，但普通平顺。“如果留在大一点的城市，至少下班之后你的生活会丰富一些，现在我下班能干啥?去逛个超市，逛个街，看个电影就没了，这些地方还都是我从小逛到大的地方。”

“我现在是利用所有时间往外跑，体验不同的生活。”魏西说，“比如到了休息日，就买高铁票去重庆或者长沙，在那儿待两天，周日再回来。”问及毕业到现在的存款，魏西答道：“有一点，大概5万多。”

*文中贾利、邓涵、魏西均为化名

来源 | 潇湘晨报记者 | 陈梦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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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回到二线｜百家故事

作者：人物

发布时间：2023-02-28 10:02

快照：

本文章收录于百家号精品栏目#百家故事#中，本主题将聚集全平台的优质故事内容。读百家故事，品百味人生。

近来，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人发帖讲述自己的困惑——30岁之后，当职业发展、孩子求学、老人看病等现实问题一一浮现，他们对一线城市的生活感到倦怠，开始犹豫要不要离开。

和几年前一度流行的「逃离北上广」不同，那时，想要离开的往往是在一线城市没有置业的年轻人，但如今，一些中产有了同样的念头，即使要付出比年轻人更重的代价，他们仍然渴望回到二线安置未来，以此获得生活中的「呼吸感」。

一些人在彷徨后做出了决定。上周六，一位30岁的二胎妈妈收拾完所有家当，正在从北京搬到威海，她同时在观望房价市场，等到一个回暖的时机，就卖掉北京一套价值300万的「老破小」，去威海置换200多平方的大房子。一对年龄超过35岁的夫妻离开北京快一年了，他们把全家的户口迁往了海口，在那里重新找工作和买房，希望尽快与城市适配。还有一位37岁的妈妈，留下了北京户口和一套房产，带着老人和孩子转移到武汉，两个孩子已经开始在武汉上学。

根据2020年《中国人口大迁移的新趋势》报告和人口统计局数据，近年北京和上海两个超一线城市人口增速明显放缓，北京近四年常住人口净流出达40万，而在2021年一年，北京常住人口数量减少了0.4万，上海人口仅增长1.07万，人口吸引力远远不及成都、杭州、武汉等城市。这些都说明，人们对于如何安置自己的生活，已经做出了一些新的思考。

《人物》找到了四位从北京、上海退回二三线城市生活的人，和她们聊了聊曾经在一线城市的生活状态，以及想要离开的具体原因。有人感慨说，自己卷不动了，「来大城市追求生活，来了之后却发现生活在城门之外」；有人在经历老人生病之后，开始思考自己和父母的连接是什么，并想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给父母多一些陪伴；有人带着孩子长期生活在20多平米的狭窄空间，对生活的需要变成了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

而当离开的原因和新需要都变得如此具体，在退回二线城市之后，她们是否就能获得内心的渴求？以下根据她们的讲述整理——

文｜程静之

编辑｜槐杨

图｜受访者提供

「来大城市追求生活，来了之后发现生活在城门之外」

@心凌 北京——威海

我是这个星期六（2月25日）彻底告别北京的。我把所有行李打包好，提前装上一辆大货车运走，之后跟老公带着两个孩子走高速，往山东的方向开，到了威海的地界，打开车窗换换风，能感觉到空气里有一种清甜的味道。

选择离开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在北京卷不动了。离职之前，我是一家顶级4A广告代理商制片，负责公司所有客户的视频广告制作，客户涵盖品类比较广，包括汽车、快销品、互联网。这份工作的不可控性很高，基本要求一天24小时待命。每天一睁眼，我会先拿起手机，处理上千条未读的群消息，之后忍受一小时的通勤，到公司跟同事和客户频繁开会，沟通片子质量、修改意见、追加报价等问题。晚上七八点下班后，我赶回家，扒拉两口饭，又继续工作，这种状态要一直持续到闭眼睛睡觉。

最忙的时候，我同时推进3-4个项目，为了赶进度，熬夜或者通宵也是家常便饭。这还不是最头疼的，涉及到外景拍摄的时候，我需要应对各种临时出现的bug，比如有一次在新疆，我们早上四五点起来赶日出，结果等来的是冰雹；还有一次在高原，要拍SUV汽车的越野性能，没想到产品突然出现故障，我就要思考如何拖着这个坏掉的车，去弥补脚本里的镜头。

因为工作的强度太高，广告代理商都自称「广告狗」。我在这个行业干了8年多，好像已经习惯了紧张的熬夜、加班和出差模式，接受了这就是自己的生活。

但到了2019年，我意外怀孕，生了老大，就有点想改变这种生活状态了。

休完产假之后，孩子依靠母乳喂养，我半夜要起来吸奶，睡眠质量很不好，早上起来再应对工作，必须先来一杯咖啡，才能支撑新的一天。在那个阶段，我过得挺辛苦的，但总感觉有个盼头，撑过一年半年，等孩子断了奶，痛苦就会过去的。但没想到，随着孩子慢慢长大，跟父母有了情感交流的需求，占据我的时间反而变得越来越多。

我记得在孩子有了记忆以后，有一次对我说，妈妈，你上次带我去的那个公园，周末可不可以再去一次？我就发现，自己周末的时间是不固定的，连这个都没办法承诺给她。还有一次，孩子睡前，我想表达对她的爱，说以后不管妈妈去哪里，都会把你带在身边。没想到孩子说，妈妈，你上班能带着我吗？这句话一下子戳到我的痛点，我当时忍不住哭了，好像在孩子眼中，妈妈就是一直在上班的。

到了2021年，我又一次意外怀孕，老二的到来加剧了孩子和工作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到了周末，我一边陪不好孩子，一边又处理不好工作，搞得两边都很愧疚。有时候，手机里的工作信息在吵，孩子也在吵，我就特别想放空自己，哪怕安静待一会儿，但现实是没有自我喘气的空间。

当这个矛盾成为常态，我开始思考自己在北京的定位和这样熬下去的意义是什么。

一方面，我们在北京算是小中产，有房产，是一套五十多平的老破小，总价大概300万，满足不了一家四口的住房需求，但如果再存一笔巨额的首付去换房，压力会很大；另一方面，我们没有北京户口，孩子未来没办法在这里高考，上学也会是一个大问题。两方面加在一起，我就觉得对未来的生活简直不敢去规划，好像对我来说，北京的一切都变得好遥远。

我老公跟我是同行，从大学毕业，到工作、创业，在北京一共待了18年。平时，他工作也非常忙，感到卷不动的时候，就开玩笑跟我说，去威海吧，把房子卖了，换成一笔现金，可以在威海全款买200多平的大房子，完全不用背房贷，可以彻底实现躺平。以前，这只是我们一个美好的假想，但在我二次意外怀孕的时候，老公认真考虑到北京的生活和住房情况，光养一个孩子已经很不如意，重提了离开北京去威海的事情。

老公是威海人，每年春节或者五一、十一，我就要回去跟他家人相处，所以威海我去过蛮多次了。我很喜欢那里，三面环海，过几个街道就能到海边。冬天最冷的时候差不多0度，供暖却有6个月的时间，比北京还要长十几天。那里的消费也让我觉得坦然，打开打车软件，快车和拼车，就是8块跟6块的区别，吃一碗海鲜面，小鱿鱼、虾、花蛤的浇头全部铺满，才20几块钱。

生二胎的节点上，我对去威海的提议一下子感到心动了。考虑到目前这个阶段，我在北京的工作也遇到了瓶颈期，一些优秀的孩子杀上来，我也不想跟他们斗智斗勇去卷了。总的来说，对事业上的追求就是0，完全没有了。

最后，我跟老公达成一致意见，他是自主创业，办公地点比较自由，工作就可以先不放，之后在北京、威海两地跑一跑，而我的打算是彻底放手，在哺乳期一年左右，把离职的事情提上日程。一直到今年过完春节，我做完手上最后一个项目，去公司办理了离职，之后开始收拾行李，该扔的扔，该卖的卖，该送的送，每处理一样东西，都像是跟这一段生活模式的告别，感觉到一种完全的解脱。现在，我们正在观望北京的房价，等到一个回暖的时机，就卖掉那套「老破小」，在威海置换一套房子。

今年春节，我在威海的婆婆家住过一段时间，能感觉到那边生活里的声音跟北京完全不一样。一大早，年纪大的爷爷奶奶们站在窗户下聊天，我被他们的声音吵醒，突然感到很接地气，一阵惬意。走出家门，能看到威海有很多山，鸟也特别多，去包子铺买早餐，伴随的都是小鸟的叫声。到了马路上，四处在播报今天什么菜价便宜，哪个超市在打折，都是一些细碎的生活日常。

今年元宵，心凌在威海感受到了节日气氛

我发现，在北京将近10年的时间，忽略了很多类似的生活气息。不像在威海，朋友们可以随意邀约吃饭，马路上的陌生老人会逗你的孩子玩，路上碰到老邻居了，会先聊两句再接着走路。好像生活的节奏一慢，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相处就都回来了。

最近，我把「裸辞、卖房、离京」的经历写在网络上，收到了很多留言，感觉在这个时代下，其实有很多人厌倦了一线城市的生活，但没有逃离的客观条件，或者没有离开的勇气。他们有的离不开国企的工作，有的放不下北京的户口，有的舍不得高薪的收入，有的想为孩子争取优质的教育。而我算是迈得开腿的，毕竟除了一套计划出售的房子，在北京也不剩什么。

所以，也有一些人很羡慕我，可以在现阶段去追求一种坦然的生活。我印象最深的评论是「来大城市追求生活，来了之后发现生活在城门之外」。这也是我的感受，我可能已经过了为事业拼搏或者说为自我成就感拼搏的一个阶段了，现在更在意的就是过平淡的生活。

心凌回到威海，和老公孩子在海边。

我觉得离开北京、回到武汉是一个特别正确的决定——可以更多地陪伴老人。

@特雷西 北京——武汉

2019到2020年，我们家遇到了三个意外。

一个是我在工作上遇到了歧视，二胎怀孕期间，公司考虑到我即将有两个孩子，可能没有精力再投入工作，招了新人代替我的岗位，等我休完产假回去，公司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二是老公突然生病，血管方面检查出问题，幸好及时送医救治，不然这个人可能就没了；三是我公公也出现身体不舒服，带他去医院挂号，一检查，发现是膀胱癌。

在这之前，我们家其实过得蛮顺的。我2003年来北京读大学，2007年认识了老公，两人都是湖北小镇出来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毕业后，我去了一家外企工作，老公本来是保送中科院硕博连读，但他想赶紧挣钱，读满三年硕士就直接出来了。

2011年，我看到天通苑有一块地方出了新楼盘，都是小户型，2万块钱一平，就跟老公说，100万就可以买下五六十平的房子。当时我们手里连20万都没有，赶紧各自去借钱，把首付凑起来，第一套房子就这样买了。后面这些年，有了孩子，老人自然而然地过来帮忙照顾，房子变得拥挤，我们就卖了第一套房，在望京换成了一个80多平的两居室。日子这么过下来，在北京，我们有看起来像光环一样的东西，房子，车子，户口，都有了。

但到了中年，上面所说的那三个意外，把生活完全打乱了。这让我感觉到，一个家庭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我们虽然算得上中产，但在北京也没有太多抗风险的能力。

其实，2019年生了老二之后，我们在武汉也买了房，只是没有决定说要回去。这一次公公生病，成了一个契机，他的癌症是早期，治愈率很高，但如果在北京治疗，我们还是会遇到一些无解的问题：首先是要找一家离家近点的好医院，并不容易挂号；其次，老人去了医院，老公要上班，也没人能看孩子了；最后，即使公公在北京治好了，家里地方太小，也没有一个安静的角落可以给他休养。

考虑到这些，我决定带着公公和孩子回武汉——医院很容易挂号，老人治好之后就在老家休养，我妈还可以过来帮忙看孩子，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到武汉之后，老人住院就是我来照顾，记得那个夏天，公公做完手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发烧，我租了一个轮椅，推着他去做各种检查项目，从一个科室到另一个科室，所有东西搞完下来，一天就过去了，真的是很疲惫的。

在那段日子里，我逐渐意识到，老人越来越老，陪伴他们的机会越来越少。我就在想，父母跟我们的连接是什么？他们把我带来这个世界，又把我挡在死亡的后面，就像是我跟死亡中间隔着的那堵墙。有他们在的时候，我会看不到那个东西，但他们一走，我直接地看到，未来的生命就是走向死亡这个终点。

每次想到这一点，我就会觉得离开北京、回武汉是一个特别正确的决定——我可以更多地陪伴老人。

一直以来，老公对我回武汉的态度是，只要我和孩子过得开心，他就支持。平时，他的重心都在事业发展上，自从那次生病之后，他也非常害怕，一下子强烈意识到身体健康很重要。我过来武汉之后，他两个星期回来一次，感到武汉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气息确实会让人放松，他打算过两年之后，凑够工作年限，拿到公司股权，就立马回武汉。

现在，我的两个孩子都已经在武汉这边上学了，等老公一回来，在北京就留下了户口和一套房产。也有很多人对我的选择表示不理解，说一个北京户口就成了多少人的向往，为什么还要回武汉？但真的在北京生活过，我们才体会到，即使有户口，也不代表车牌能摇到号，孩子上学就有学区房，老人就医就能更方便。从各个层面来讲，我们在北京的生活质量并不高，这个城市没有想象得那么美好。

当然，每个城市有优点，就有缺点。武汉虽然发展还不错，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工作机会不多，薪资待遇低。回来之后，我没有再去投工作，也知道年龄过了35岁，又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剩下的面试机会会更少。其实，我在2019年离职之后，曾经跟朋友尝试过创业，想做一个亲子类的公众号和线上商城，我们做好了方案，也拿到了投资，结果疫情来了，所有线下活动的规划都打了水漂。那次创业失败后，我回来就一边帮本地公司做自媒体运营获得收入，一边探寻更多的创业机会。

这也让我有了更多时间去陪老人。以前，孩子总是看不到外婆，这次回来之后，遇上清明节，我可以带着孩子回老家，跟着大家庭的人一起去扫墓，正是四月，老家的油菜花全都开了，春风吹得特别舒服。结束之后，家里十几个人再一块吃个饭，聊一聊，能感受到妈妈很开心。这两年，我带她第一次去坐飞机，第一次看大海，还有第一次化妆。那天是她生日，在照相馆里，我让化妆师给她化妆，之后拍了一组写真照，这组照片最后弄成了相册，厚厚的一本，我妈把它带回了老家，收藏在她的衣柜里。

特雷西和妈妈拍的写真照

跟妈妈的这种相处是我现在最大的收获。我14岁读高中就离开了家，在一个离学校更近的亲戚家里寄宿，大学又直接去了北京，一直到35岁回来，等于将近有20年时间没有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以前，我会觉得她既当爸，又当妈，是一个完全来照顾我的人，现在，妈妈大到去医院看病，小到手机下载一个东西，都需要我来照顾她。

我们这一代人，跟家族的亲情关系都是靠父母在连接。在北京的那些年，我除了家里的6口人，没有别的亲人，总会觉得人情关系淡漠，有那种漂泊感。特别高兴的是，回来之后，我能经常带妈妈去散心，陪她说话，而且有她在身边，亲戚之间的来往也变多了，我才重新找到了跟人情更多的连接。

特雷西在武汉长江边上野餐

「一线城市卷有卷的代价，二线城市躺平也有躺平的代价」

@小包 北京——海口

无论海口的白天有多热，到了晚上9点多，都会起一阵凉凉的风，空气带着一种湿润又温热的味道，清新得像是刚下过一场雨，呼吸起来非常顺畅。

这时候，我会去小区楼下跑个步。跑道上没有太多人，也听不到任何车辆的喧嚣，只看到旁边一些高高的椰子树，在干净又清亮的夜色下，我可以完全放空，享受一个属于自己的自由时刻。

我是2022年7月23日从北京到海口来的，离京最核心的一个原因是没有北京户口，两个孩子将来没办法在北京高考。我原本计划，等孩子小升初再做离开的打算，但在2022年，我和老公的职业生涯遇上滑铁卢，就想干脆带着孩子早一点走，尽快去二线城市找位置。

原本，老公在部队做计算机信息技术相关的工作，我在一家公司做公关，服务的是互联网企业。2013年，我们结婚，生了老大，因为老公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家，我又要上班，只能请老人过来帮忙带孩子。家里人多了，我们在昌平买了一套房子，由家人帮忙付首付，我跟老公还月供。

那时候，我要养孩子，又要养房子，就感受到在北京生活确实压力很大。随着孩子越长越大，老大开始上私立小学，一年学费15万，老二在2019年也出生了，我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包括这两年，我父母年纪也大了，身体出现一些问题，他们没有北京医保，看病需要买一些商业保险。这些问题加在一起，我意识到了什么叫「中年危机」。

这些年，因为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我的工作一直非常顺利，跟着公司总监出来创业，开过一个小型公关公司。我更加拼命去工作，想办法赚更多钱，基本上全年无休，把时间都花在工作上，晚上加班到一两点。做公关这份活儿，精神压力蛮大的，经常被客户pua得很惨。偶尔，我也觉得窒息，感觉完全没有了自己的生活，不知道这种状态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但每次跟客户做业务结算，又觉得一切都值了，我重新回到打满鸡血的状态，好像只要是为了家人，做什么都变得很有动力。

但到了去年，互联网经济走下坡路，一边疯狂裁人，一边砍预算，我们的业务量跟着跳崖式下降，最后公司开不下去，只能把员工都辞退了。

那时候，我老公已经退伍，做了一个海南的外包项目，了解到海口市2025年自贸港要封关，这两年有人才引进政策，很多外地人会赶在封关之前迁往海口。我们就想，当年没赶上70后、80初在北京落户的机会，现在是不是赌一把，把户口落过来，看自贸港以后的发展会不会好。

对全家而言，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们是把一家的户口都迁到了海口，两个老人也跟着过来了。在这里，我们又买了一套小房子落脚，北京的房子就留在那里，作为两个孩子以后的保障。

来海口之前，我虽然知道这边的工作机会比较少，薪资也低，但没想到落差居然这么大。刚到海口的时候，我相中了几个有意向的单位，后来这边疫情爆发，没有及时去聊，人家很快招到了别的人选，机会一下子都没有了。我就有点慌，临时又联系了一波，很多是在本地做得很大的企业，但聊过之后，我发现他们着眼的是本地市场，赚的是眼下的钱，而我此前一直关注的是全国市场，彼此的思维不在一条线上，就不是特别满意。

那会儿，我才意识到，在一线城市卷有卷的代价，来二线城市躺平也有躺平的代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线城市可能是相对公平的，职场上主要靠能力，而二线城市还要靠一点关系，我所有的资源都在北京，想在海口有发展，就会遇到一个无法改变的瓶颈和限制。

到海口好几个月之后，我还是没找到满意的工作，断了收入来源，身边又找不到一个可以宣泄的朋友，变得非常焦虑，只好自己躲起来偷偷地哭。我甚至考虑过，是不是自己选错了，要不一个人回北京，或者去近一点的广州、深圳再继续卷。但老公安慰我说，到了这个年纪，完全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肯定会有一段艰难期，再给自己一点时间去适应。

我继续找工作，一直到两个月前，才在海口找到一家面向全国市场的公司，很多同事也是外地人，所以工作内容和环境没有太大变化，只不过薪水降到了原来的三分之一。海口作为一个旅游城市，日常消费比较高，甚至点一个外卖都比北京贵。我看不到薪资未来增长的空间，压力也挺大。以前，我赚钱能力还不错，给孩子花钱都是大手大脚的，但现在，孩子再要买一个东西，我会考虑是不是必需，可不可以换成档次差一点的，其实心里挺心酸，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去完全满足他们了。

你会感觉到，要在一个新城市扎根，并不会从压迫完全走向轻松。退回两个月之前，我其实对海口是不满意的，但当一切慢慢走向了正轨，我会觉得海口还不错，这边的人过得不急不躁，坦坦荡荡的大马路，就用30-40码的速度慢慢开；说话也是轻声细语的，很少有人因为插队这类事情吵起来。

工作确定下来之后，我也在尽力适应海口的节奏，比如公司早上9点开始上班，中间有两个半小时的午休，下午再工作3个小时，就可以下班了。刚来的时候，我非常不适应午休，觉得这不把时间都浪费了吗？待了一段时间，我融入进去之后，会发现午睡真香。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海口算是安定了下来，最大的感受是生活确实变松弛了。这边离海岸很近，孩子出门可以随意去海边玩沙子。我自己最喜欢的是海口的傍晚，每天下班的时候，抬头就能看到特别漂亮的晚霞。

海口的晚霞

回到成都，我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

@雨丝 上海——成都

我现在越来越认同作家伍尔夫说的，女性想要创作，必须要有 「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办法拥有这样一间屋子。

我的城市选择路径比较曲折。我从四川小地方的机关幼儿园读上来，大学考进了上海同济，研究生毕业后，很快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虽然当了妈妈，但我在择业上完全不成熟，先在上海外企干了一年，之后拽着老公非要回成都，想寻求进媒体的机会，面试失败后，阴差阳错去了政府搞招商引资。5年里，我换了两座城市，三份工作，一直到30岁，才最终确定那份工作不是自己想要的，于是决定从成都回到上海，开始读博。

我老公虽然是上海本地人，但在我做读博决定的时候，他已经在成都扎根，事业和房子都安置在成都这边。我选择去上海读书之后，夫妻不得不分居两地，我们就商议说，由我把女儿带在身边，老公每个月飞一次上海去看我们。

读博的五年时间非常折腾。前两年孩子上幼儿园，住在宝山，第三年在英国，后两年，为了方便女儿上小学，住在黄浦。黄浦的房子是公婆家等着动迁的老房子，面积很小，只有二十多个平方，我们搬进去之前重新装过，内部打了一层阁楼，楼下是客厅、厨房和卫生间，楼上就是卧室。在局限的空间里，我跟女儿没办法拥有独立的书房，只能保证我有一张大书桌，她有一张小书桌。平时，我们两个人背对背坐着，她写作文，我就写论文。

一边读博一边带孩子确实很辛苦。尤其上小学之后，孩子放学回到家，会不断向我发问，妈妈这个怎么做，那个怎么做，始终没办法安静下来。到了晚上，我很希望孩子先睡觉，让我一个人在楼下待一会儿，但阁楼上会一直回荡她呼唤的声音，我就必须上去陪在她身边。等把孩子哄睡着，我自己也累了，没精力再写论文，又焦虑得睡不着，就觉得过得非常吃力。

生活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房子里，我每天忙于接孩子，送孩子，写论文，就感觉自己在物理和精神上的独立空间都被剥夺了。尽管老房子挨着外滩，但我都顾不上去逛一逛。我记得外滩有一块地方经常种郁金香，有一年春天，等到最后一批花凋谢了，我才想起来去拍一张照片留念。那时候，我就感觉到，当没有自洽的时候，好的环境也是没法从外面去寻找的。

到了2020年，因为长期睡眠不好，我去医院开了处方药，药物有一定副作用，吃完之后会有些神经衰弱，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有一次，小朋友看到我身体异样，说了一些取笑我的话。那一瞬间，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自己被伤害了，忍不住大发雷霆，开始砸东西，有一样东西意外砸到小朋友的肚子上。我就吓惨了，一边哭，一边问她有没有痛，要不要上医院，没想到孩子跟我说，妈妈没事，你不哭。

那次砸东西以后，我开始意识到，把情绪消耗在孩子身上是不行的，但我也特别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来消化自己的情绪。

2022年是我读博最后一年， 3月份，我一边写答辩论文，一边照顾孩子，还要准备毕业后的工作面试，觉得一个人弄不过来，就让老公到上海帮忙。结果，疫情升级，我们一家三口都被封在老房子里，老公工作要打电话，孩子要上网课，我怕他们的声音影响到我，最后是躲在厕所里，完成了答辩和网络面试。

读博前，我对上海这座城市是有迷恋的。这两年，我看到媒体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词是「小镇做题家」，才意识到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长期受到这种文化的引导，就是要去繁华的大城市，在世界500强里争一张办公桌，寻找更高的社会位置。我的人生似乎就应该走上这样一条轨道：买学区房，送孩子进一梯队的学校，穿梭于各种兴趣班，拼命工作，周游世界......这是上海标准中产阶级的生活，也一度是我努力的目标。

但经过读博这五年，又在上海的老房子生活过，我的观点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一家三口虽然都是上海户籍，但这份「荣耀」可能也是一份枷锁。老房子的走道里，我能经常听到一些老邻居讨论，不知道哪一天能轮到我们这幢楼动迁。稍微听到一点风吹草动，他们会聚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商量，拆了能有多少钱，以后应该要搬到哪儿，想象住大房子的画面。在没动静的时候，他们会失望，会发生争执，我就感觉到，他们一辈子的人生，好像都在等待拆迁这件事。我老公也说，在这个毗邻外滩的小弄堂里，他经常碰到小学同学，还是在重复上一辈的脚步，等待在拆迁的这个循环中。

那我如果选择继续留在上海，是不是也会重复那样的人生？我需要面对的现实是，老公长期在成都工作，父母不会来上海定居，我们在沪不是学区房，尤其经历了五年独自带娃读博的经历，我知道再不寻求另一个空间，对我和孩子都是很大的消耗。

所以，与其留在上海，每天折腾怎么换大房子，孩子要去什么学校，夫妻怎么团聚，老人怎么平衡……我更愿意回到二线，在一个自己够得着的位置，看看书，写写论文。

博士毕业后，我很快面上了成都一所高校，现在就是一名普通的大学老师。在成都，我跟老公很早就买了一套200多平的房子，光阳台就有20多个平方。回来之前，我就想好了，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属于我的书房，书房跟客厅连通的地方要安装一道玻璃门，在我想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就可以把玻璃门拉上。

雨丝的书房

从去年10月开始，我就在倒腾这个书房，弄了三个月才完工。我对书房的要求是通透，因此装了几块大玻璃窗，一抬眼就能看到外面的世界。我在这里摆上了一张长条桌，三个书柜，还有一张醒目的黄色沙发，来点缀颜色比较单调的地板，为书房增添一点色彩。

等一切布置好之后，我就感觉到这个空间充满了自己的味道。我一次次光顾这里，在这里工作，享受这里带给我的安全感和呼吸感。有了这个空间之后，有一次，我刚准备坐下来工作，天上就出了太阳，阳光一下子铺满书桌。那一瞬间，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努力了这么些年，绕了一大圈，其实最想拥有的，就是这么「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

阳光洒在书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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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8生育率持续新低，2025超高老龄化来临！韩国人直接“摆烂”

作者：金十新媒体

发布时间：2023-02-23 18:22

快照：

韩国最新的生育率出来了：0.78。

相当于每对夫妻生育0.78个小孩，按这个生育率下去，再过六七十年，韩国人口都要减半了。

那正常的生育率应该是多少呢？如果想维持人口规模不下降，每对夫妇需要生育至少2个孩子，人口学里这个生育率数字是2.1。但发达国家通常生育率会比较低，美国是1.6，日本是1.37。

相比之下，韩国0.78这个数据就很夸张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达到过的低水平，上一个的最低纪录，还是韩国人自己创下的。有一说一，即便韩国全民独生子女，生育率也不该这么低，这说明很多韩国人对生孩子这事压根提不起兴趣。

韩国生育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下降的？为什么韩国人就是不愿意生小孩？今天来聊聊：韩国生育率。

我们把时间线拉回到1950年代，打完朝鲜战争，韩国开始铆足了劲搞经济，发展得靠人去推动，当时韩国人对生育这件事都很有热情，平均一个家庭有6个孩子，跟现在的尼日尔差不多。但韩国政府很快意识到这样不行，因为韩国国土面积太小，资源有限，这样生下去要把家底给吃光。

于是在1960年，韩国政府推出了计划生育，开始有意地控制人口。请记住这个时间节点，这是韩国生育率跳水的开始。当时韩国政府提倡：一对夫妻一对娃，生儿生女都一样，独生子女免税收，意外怀孕去堕胎。

还把农村作为主战场，派计生工作人员到农户家里，做育龄夫妇的工作，动员大家少生少养。效果出奇的好，到了1980年，韩国生育率降到了2.8，比1950年下降了2倍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韩国政府很高兴，但很快就发现自己高兴过头了。

韩国年轻人遇到了住房、医疗、生育成本太贵的问题，大部分人选择只生一胎，韩国生育率嘎嘎往下跌。韩国政府发怵了，本来韩国人口就少，再这么下去，就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后继无人”了。

于是韩国政府紧急调整政策，1996—2003年开始放宽人口生育，口头鼓励大家多生点。2004年开始，出台各种优惠政策，用行动刺激生育，比如政府掏腰包向二胎家庭提供免费健康保险，以及孩子从幼儿园到初中的学费减免等等，一年下来就花了200亿美元。

但事实证明，计划生育不是水龙头，想关就关，想开就开。无论政府怎么刺激，韩国人就是雷打不动：你只管鼓励，生一个算我输。韩国更是在2020年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死亡人数首次大于出生人数。

2021年1月，韩国庆南昌原市又提出了一个刺激生育的大招：结婚梦想论。一对合法结婚的夫妻，可以申请一笔1亿韩元的贷款，大概合人民币50多万。如果结婚之后生育了一个小孩，那这笔贷款的利息就不用还了，如果生了2个小孩，不仅免利息，这笔贷款的30%也不用还了，也就是借1亿韩元，还7000万韩元。生3个小孩就厉害了，可以白拿这笔1亿元的贷款。

总结韩国近70年计划生育的标语，大致分为5个阶段：

1960年代：不节制生育的后果就是乞丐

1970年代：生男生女一样好，标准2个是最好

1980年代：两胎也多，一胎就好

2004年：爸爸，我一个人很孤独，我想要弟弟妹妹

2021年：你敢生小孩，我就敢给钱

这些口号也能和生育率对应上，从1960年开始，韩国的生育率就开始“自由落体”。

各种补贴，各种政策砸下去一点水花都没有，韩国政府也有些心灰意冷了，既然内部不行，就请求外援吧，于是想出一个终极大招来“曲线救国”，是什么呢？移民。韩国内政部在2022年10月到2023年10月将会实施第一阶段的“地区特定签证”计划，估计能吸引到500位人类高质量外籍人士。

在前年4月，韩国庆尚北道闻庆市政府还抢先推出了一个“国际婚姻”项目，就是让错过婚龄的韩国农村未婚男性和越南留学生相亲，以此解决农村光棍问题。项目曝光后遭到了强烈抗议，众多越南留学生指责“闻庆市侮辱了移民女性，侵犯了人权”、“将越南女学生商品化”，最终当地政府道歉，项目不了了之。

为什么韩国年轻人对政府的各种福利和补贴无动于衷，就是不打算生小孩？最直观的原因就是：贵！

Jefferies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研究的 14 个国家名单中，韩国是世界上抚养从出生到 18 岁儿童成本最高的国家。韩国政府也统计过一个数据，一个小孩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花销，要3亿韩元，大概合人民币150万左右。

而抚养3个小孩到成年，要花450万元，根据开头提到的政策，生3个小孩可以领到政府补贴的50万，最后一合计，净亏400万。

光看抚养成本，看不出啥，但拉着收入以及日常开支一起看，就能看出端倪了。

先来看收入。根据韩国统计厅的数据，韩国职场员工月收入200-300万韩元占比是最高的，我们取中位数，250万韩元，折算成人民币是月收入12500元。

听起来是不错，那支出怎么样呢？拿买房这件事来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韩国首尔江南区一套不到100平方米的公寓，售价10万人民币左右。到了今天，售价飙涨到了上千万元。日常用品的物价也不亲民，根据国际经济学人智库（EIU）的报告，首尔一度高居全球十大物价最高城市的第6位，居然比纽约还高，8棵小青菜24元，一盒菠菜26元，3棵黄瓜15元。

所以，在韩国，尤其是在大城市，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加上前几年疫情冲击，韩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去年上半年韩国失业率达到25.4%，“毕业即失业”。这就导致很多韩国年轻人心理极不平衡。

很多人都知道，韩国的高考竞争非常残酷，很多韩国学生会不断复读重考，每天学习10小时，直到分数达到理想大学的分数线。本以为考上理想大学，毕业之后就有光明的未来，结果直接被社会打残，巨大的落差感、层层的压力、固化的社会阶层，让很多年轻人遭不住，连对象也不想谈。于是，韩国就出现了“三抛一族”：抛弃恋爱、抛弃结婚、抛弃生育。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只要我没有道德，谁都不能绑架我。

前段时间，韩国副总理、教育部长朴顺爱上台才34天就被赶下台，就是因为试图道德绑架年轻人。之前，朴顺爱提议从2025年起，把小学生的入学年龄从6岁降低到5岁，以应对少子老龄化及缩小学前教育差距。

韩国人马上不干了，明面上是把入学年龄调低了一岁，实际上是未来所有韩国年轻人都要多工作一年！结合延迟退休政策，好家伙，你隔这叠双BUFF呢，活到老，干到死。

对生活看不到希望，有人选择加入“三抛一族”，也有人选择草草结束自己的生命。

2020年韩国自杀人数达1.3万人，在韩国，平均每天有36.1人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每10万人口自杀人数达25.7人。课业压力大、家庭不和睦、贫富差距大、就业困难是重要的原因。

在韩国首尔的麻浦区与永登浦区之间有一条跨江大桥：麻浦大桥，又叫“自杀大桥”。很多韩国人选择从这里跳下去结束生命，从2007年至2012年期间，就有超过100人从这里跳下去结束生命。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首尔市政府联合三星保险、广告公司对大桥进行改造，桥的两侧栏杆放置了许多励志短语，比如：

“你最近过得好吗？”

“是不是累了？”

“现在去看看你所爱的人吧”

“最光明的时刻就快到了”

栏杆上还贴着一些温馨的家庭照片，以及香喷喷的美食图，希望唤起轻生者对美好生活的留恋。

桥上安装有生命热线，用来求救及提供心理咨询。大桥改造完成后，获得了40多个广告奖项，很多人来打卡。事实证明，效果确实很显著，第二年开始，自杀人数是前一年的6倍，多达93人，4年累计自杀人数超过300人。

这些标语广告有问题吗？好像没毛病，很温暖，但对于一个忧郁到想自杀的人来说，这些话就是莫大的讽刺，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照片里的画面有多温馨，饱受磨难、孤独无望的自己就有多惨，更加坚定了要自杀的决心。整一个反向操作。

回归到生育率这件事上，在东亚，韩国只是巨大人口问题的一个缩影。我们也并非看客。从2017年—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连续下降，年轻人整体焦虑，很多人宁愿保持单身，也不想拖累别人或者被别人拖累。

年轻人不愿意生育的根本原因还是离不开：生活成本高。说真的，如果要促进生育，就得打心里体谅年轻人的压力，看见年轻人的焦虑，想着怎么帮他们减负，而不是指着他们脑袋，既要自愿加班996，又要负债买房，还要生儿育女，生产队的驴也不能这么使。还有些专家提出些妖魔化建议，什么推出二胎贷、三胎贷、延长贷款年限，让两代人共同还贷。真的，建议专家非必要不建议。与其想着套牢年轻人，倒不如来点实际的，比如生育奖励之类的，你说是吧？

现在，韩国已经被预测，2025年将迈入超高老龄化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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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大的年轻人，在脱口秀训练营里找出口

作者：36氪

发布时间：2023-02-19 21:47

快照：

“情绪一下就到顶了”

还差20分钟，就要登上脱口秀舞台了。

32岁的李钊被安排第一个上。作为初次登台的新人，他找到最后一排的位置坐下，一边频繁推眼镜，持续性抖腿，一边把视线固定在自己的手机上，反复读着手机里那近2000字的段子，生怕自己会忘词。

突如其来的，老板临时在公司内部办公app上发起了会议。这是2022年12月22日，7点25分，下班时间。老板要在团队内部对齐一下半年后的业务规划，以便在10天后如期汇报。

下班后还要开会早已是部门不成文的规定，没人能拒绝，哪怕这个事明明不紧急，“没办法，他是你老板。”

在这家互联网大厂做渠道运营的李钊，心里再不满，也得丢下手里反复阅读的段子，走出场地——北京市团结湖的一个共享办公区的地下一层，蹲在大厦门口开一场没有期限的电话会议。

50分钟后，会议结束了。李钊冲回演出场地时。他迫不及待要开麦，“情绪一下就到顶了”。

在表演已经进行了40分钟、4个人自告奋勇地讲完了段子的那一刻，他上台，抓起麦克，用比上台前高了两倍的声音开了场。“下个礼拜六之前要上线，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拉会？”对大厂日常的控诉，万箭齐发，停不下来。

“很多公司其实会发福利对吧，中秋节发月饼，端午节发粽子，我们公司发桌面，什么你好6月，你好8月，这个月也要加油，拿到这种礼品我们就感觉非常地无奈。今年互联网公司不是说有裁员吗，我们公司hr就开始传说我们福利待遇要进一步消减，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我们都惊呆了，都已经到这个水平了，我们还能有消减的空间？”

“我媳妇也是大厂的，我们俩下班是什么情况？最惨的时候，我10:30左右下班，到家已经挺晚了，但我媳妇还没到家，她11:00左右才挂着耳机开着会回来。开会基本上开到夜里12:00，12:00其实我已经休息直接睡觉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我们俩醒来，才可能在家里说了第一句话。”

肉眼可见的，李钊面色红润了许多，头发也成片地立起来。台下笑声一片。

从公司的福利待遇，到领导的PUA，再到大厂的加班内卷，围绕自己的职场日常，他接二连三地吐槽着。为了在规定时间——4分钟内完成表演，他不得不主动放弃了一些素材，留着“下次再讲”。

表演结束了。他长舒一口气，脚步平缓地走回最后一排的座位上。

这是李钊报名的一个脱口秀训练营的第一个上台日。经过一个月训练后，「Tony美式脱口秀训练营」第三期的10来位学员，终于迎来了第一次上台表演的机会。今天的表演并不对外，台下坐着的都是训练营的学员们。

Tony和学员们，一排左三为Tony，摄影师/曾嘉

有像李钊一样的大厂员工，也有曾拿过融资、登上福布斯under30榜单的创业者，还有音乐制作人、演讲导师、全职宝妈……年龄跨度也大，从20岁的大学生到50岁的演讲导师都在会出现在这儿。

训练营是由双语脱口秀演员Tony Chou创办的，十年脱口秀表演经验，曾在美国、爱尔兰、泰国等地都进行过巡回演出，担任过美式脱口秀节目《恶毒梁欢秀》第二季的副咖主持人与编剧，也是脱口秀俱乐部“幽默小区脱口秀”的主理人，周奇墨、刘旸等都曾在这里演出。

训练营的开营时间是8周，每周会进行三次学习活动，除了上台日，还有理论课（教授脱口秀知识与技法）与创作日（学员们围绕着一个主题自行创作）。

坐在靠后的观众席上，带着帽子、留着山羊胡的男人就是训练营创办者Tony。每当学员们表演完毕，Tony便会上台一一点评。

“非常好。我觉得李钊是一个非常情绪先导的人，他在台上的情绪抒发和感染力是比较强的”，这是来自Tony的评价。不过，他建议李钊，“下次可以把段子里最精华的部分留下，铺垫可以再少一些。”

“鲜艳”的表达欲

“我要加入，最后一分钟加入可不可以？”去年的11月26日中午，卡着训练营报名截止时间，杜大宝给Tony发了微信。

她正全职养育一个2岁孩子，育儿琐碎且无休止，更何况，当时疫情管控带来的封闭和压抑，让她觉得“好像有一种怎么说无法诉说的憋屈”。

一个看似被日常生活磨得没了脾气的人，并不是真的失去了脾气。

她急于找到一个出口。

此前，她是一名自媒体从业者。再往前推，2015年前她还在美国做记者。她第一次看到Ellen Degeneres（ELLEN SHOW的主持人）讲段子是2010年，她觉得这种表演形式“既聪明又带劲”，不亚于听了死亡重金属音乐，“有一种宣泄感”。她猛然发现，原来还有一群人致力于把荒谬摆在大家面前，“看完之后实在是太过瘾了。”

现在，光听脱口秀已经不够了，她需要自己上台说。带劲的、辛辣的。

上台日那天，代替李钊第一个开麦的，正是杜大宝。育儿是她这一次的主打话题，她说自己为了讲好脱口秀，就连晚上哄孩子睡觉时讲的故事，都要用上讲脱口秀时的反转技巧，比如“从前有只大灰狼，它喜欢吃……奶糖”，以及“小红帽的奶奶病了，她的妈妈就带她到乳腺科”。

杜大宝，幽默小区供图

这场4分钟的表演，绝对谈不上轻松，她连麦都没能举起来，她拨了一下麦，感觉它有一吨重。范儿没能起来。那天的杜大宝只想连贯地讲完自己想的“笑话”，上台前甚至带着一颗公开演讲的心。

紧张感和表达欲之间，是呈反比的。随着上台次数的上涨，她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紧张是千万别说错词，而说关乎自己表达欲的东西，就像打开一个泉眼，泉水自然流出来，“每一句都让你想表达的，你就没有说错的东西”，她这么形容。

表达欲，正是说脱口秀最需要的。

「Tony美式脱口秀训练营」第二期的学员石榴，是个尝试在台上讲自己创业经历的95后创业者，她将这种未经训练的纯直觉型、热烈的表达欲形容为“鲜艳的”，“有点像煮开水，水开了，咕咚咕咚，你得有一个出口，让蒸汽出去。”

为了了解每位学员的脱口秀写作和表演水平，Tony要求每位学员在报名后准备一个2-3分钟的脱口秀文稿或视频，作为课前作业。有人直接说了一个广告，有人搞成了演讲，也有人说了一堆跟领导讲话似的套话，更有人误以为是说好笑的话，蹭了一些网络热梗或流行词。

“大多数人（第一次）都写不出来，都会很怵。”Tony说。

但李钊呢，随便写了几千字，吐槽自己在职场中的种种遭遇，最终视频有13分钟那么长。应该是这个训练营开营以来最长时间的视频作业了，连Tony都感慨，“怎么有这么多可说的？”

因为疫情，出境游的生意做不下去了，李钊在2020年入职了这家互联网公司。经常会在夜里接到领导的电话，被质问“兄弟你这个周报的数据怎么不对？”起初李钊还觉得这人“毫无人性”，半年以后，李钊早已习以为常了，“领导没问题，我现在打开电脑给你改。”

35岁危机也是有的。之前公司招了个00后，领导告诉老员工们：“你们学学人家新员工，人家上班什么状态，你们上班什么状态？”这些新员工“比我晚奋斗了12年，收入还跟我差不多”，李钊有些焦虑，“再磨两年他可能就是我领导了”。

人到中年之后，有太多想吐槽的了。李钊之前的那种往情绪垃圾桶里不断扔垃圾再踩实的办法，行不通了，“那些情绪消解不掉的时候，我就改变思路，把它往外倒。”

脱口秀，恰好给了他们一个被看见的高光时刻。

每期训练营结课时，学员们会收到结业证书，幽默小区供图

“它不只是发泄，扔个酒瓶子，吼一下。你表达出来，不光是说出来之后很爽，而且能得到更刺激的反馈，笑声和掌声。”Tony这么形容，作为反馈，它们显得格外及时、真实且公平，“这个东西掺不了假，对吧？你讲的好笑，现场就是给你笑声，这种笑声就是认同和喜爱，一个人不可能既笑，然后又不喜欢你。”

这很难，但只要成功过一次就会上瘾。

“在台上炸场过一次，你就会爱上那种感觉。”石榴说。

Find your voice

石榴的第一次脱口秀登台，是在一家脱口秀俱乐部的开放麦上。

“觉得自己还算好笑”的石榴，讲的是她爸的故事，因为觉得父亲是个很好笑的人，而且当时她对脱口秀的理解就是，“上去讲一些你生活中很好笑的人和事儿”。

结果，全场鸦雀无声。

这太受打击了。后来她才意识到，自己从一开始就走偏了，“当时为了好笑而好笑……后来发现恰恰是应该讲一些让你痛苦的事。”

在台上让别人笑的脱口秀，实际上讨论全是严肃的事儿。这也正是Tony想在这个训练营上最先传递的，“要非常强调自我认知，自我表达，课上有很多有些内容是涉及到要找自己。”

起先，石榴觉得学脱口秀，跟在蓝翔学习挖掘机技术一样，两者之间没什么本质区别。但最开始几节课就让她有了意外和惊喜，“第一节课就找到你的台上的角色，find your voice。”

三期教学下来，Tony早就意识到不能再只教授技巧了。在他的脱口秀训练营中，学员们要学的第一步，就是找准自我表达。

「Tony美式脱口秀训练营」学员们，摄影师/曾嘉

他发现同学们“就是不敢表达自己，有的同学很有意思，经常把话吞下去，说一半然后就断，然后再说。”后来Tony意识到这可能和学员的原生家庭有关，“比如说小时候爸妈经常对他过分严苛，经常吓唬他或者教育他，导致他把话吞下去，就产生了一种表达上的障碍。”所以从第二期训练营开始，Tony会在讲技法前，通过游戏或者是写作主题的设定来帮助学员们找到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

按照石榴的理解，这些想说的话，“它一定是来自你自己的生活体验，曾经让你痛苦的事。”

作为创业者，石榴最先想说的就是自己在创业路上的那些跌跌撞撞。

她讲之前创业一度欠了很多钱，每天被别人催债，也被限制高消费过，“限高的时候有很多好玩的事情”。有一次去深圳，跟深圳的创业者喝酒，对方说起来最近深圳特别流行滑皮划艇，因为税查得比较严，大家可以滑到香港去。

虽然，石榴的这些创业相关的段子，跟创业圈的朋友讲大家会觉得特别好笑，放到台上讲，就容易失灵，但，find your voice这件事，终究不是迎合别人，而是先忠于自己。

“任何东西挖掘的足够深，它可能都有普遍性的共鸣，只是说有一些更容易引起共鸣的题材和有一些没有那么容易的。”在石榴的总结里，很显然创业的话题是后者。

Be honest，把自己内心的想法都表达出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要这么深刻的剖析我自己，其实对于一个已经38岁，已经成家生孩子的一个人来说，其实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杜大宝说。

第二节写作课，Tony要求每位学员站到前面讲自己的弱点。杜大宝的分享确实很赤城：“我是一个特别容易紧张，胆子特别小，然后相处一段时间又特别就骨子里特别高傲的人，总是去盯着周围人，尤其是比如说亲密关系或者朋友们或者同事们的一些缺点，然后就开始审视他们。”

之前很害怕弱点暴露在其他人面前的杜大宝，一节课下来，发现大家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所有人上来（讲）一圈，你会发现你的弱点并不只属于你自己，这是人类共性的东西。别人可以讲，你也可以讲。脱口秀的舞台是有一个安全场域在的，你说这些是安全的，而且你说一些冒犯性的东西也是安全的。”

Tony指导杜大宝，幽默小区供图

一次成功的表达就像看了一次心理门诊。如果说看脱口秀表演是短暂逃离了真实的世界，讲脱口秀则是主动地面对真实世界里的纠结、困顿、拧巴与挣扎。

杜大宝觉得学脱口秀是一个打开自己和寻找自己的过程，她逐渐与自己的缺点和解，甚至之前那种没有办法诉说的憋屈，也慢慢消解了。“你又面对自己的脆弱了，你其实疗愈了一些伤痛带来的对你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没有那么神经敏感了”。

自己高兴才重要

像是一个扫描仪，借着脱口秀的视角，你可以对这个世界来一轮重新扫描。

况且，脱口秀绝不粉饰生活，“在生活中，没有表达渠道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是被划过去的。你核酸检测的时候，排队呢，突然三个人插队进来了，你心里骂两句，然后该怎么着就怎么着，这就完事了。但在脱口秀中，你可以讲一小时这件事儿。”Tony说。

无论是年龄焦虑，还是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性别偏见，以及在婚姻关系中对于人性的观察。“每个人找到what you are best at，这个东西可以一招鲜。甚至你的生活一塌糊涂，乱七八糟，什么都没有，自理能力也没有，没关系，你找到你适合、擅长的（表达方向）就OK。”

李钊想要在脱口秀里表达的还有很多。比如父母年迈后身体开始变得不好，比如家里人患了癌症，很多在现实生活中无能为力的事情，李钊都想表达。“只不过那些东西更沉重，处理起来是更需要技巧的，我现在还谈不上技巧，所以我只能去选择宣泄工作上的负面情绪，这是最好处理的。”

他相信自己肯定不会始终讲自己在大厂里的事情。

第二次开放麦时，杜大宝往自己想说的那个点上靠更近了，她吐槽了自己作为性少数群体在现实生活中会遭遇的刻板印象，基于此，创作了一个观察式喜剧——“你只要跟一些直男说自己有一些‘拉’的倾向，或者说有两个女人在一起了，他们就会把这件事想的特别香艳。”憋在心里的那些话，她以一种人们能轻易接受的方式噼里啪啦给说出来了。

在训练营的氛围中，一开始还拘谨着、客气着的学员们，很容易进入到一种“开始互相接梗、没法正常聊天”的新阶段。

Tony，幽默小区供图

Tony这么形容，“他学会了笑话技巧之后，他知道了笑话的一些结构和原理，日常生活中他的状态也会有变化，在一块一直充满笑声，你说两句话之后，啪我就接一个笑话，大家都在接梗，再到后来，甚至大家都不等对方说完话，就抢过来就说了。”

但让人发笑这件事，就像科学家做实验，“写作上、用词上，包括你表演上的节奏、重音、长短，然后流畅度，同一个笑话，光表演这个环节，你差一点点不行它就不好笑，而且一个好笑的笑话，你在不同的场合表演，有的就笑得不行了，到那就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些东西都是要通过在台上去体会摸爬滚打，去积累很多的经验。”Tony说。

基本上要花好几年的时间，你才能搞明白在台上讲什么东西大概人们才会笑。这也难怪作为老学员的石榴，总是在“我太牛了”和“我真不是干这行的料”中间反复横跳。

但对于现阶段的李钊来说，要在脱口秀里把自己内心的想法都表达出来，才是他的小野心。

“我其实特别讨厌孩子，如果我在一场演出里讲这个，肯定会有人觉得刺耳，但这不重要，我就是想讲而已”，他想的是，自己高兴才最重要。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钊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后浪研究所”（ID:youth36kr），作者：杨小彤、薇薇子，36氪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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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问题让年轻人没时间结婚生娃：如何看待常态化加班？

作者：人间有味是多巴胺

发布时间：2023-02-28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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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问题让年轻人没时间结婚生娃

近年来的超时工作问题，已造成年轻人没时间恋爱、没时间育儿、没有家庭时间，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结婚率、生育率降低等情况出现。蒋胜男指出，面对生育率不断下跌，尽管各级政府出台了相关措施，如离婚冷静期、鼓励二胎三胎、奖励生育等，然而不解决因超时工作带来的“没时间生娃”“怕失业不敢生娃”的根本原因，提升生育率的其他办法都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近几年，加班问题成为年轻人最头痛的事情。每天工作大概九点，只要是有什么事情要处理，晚上就要加班到十点，到十一点，甚至是凌晨。这给许多年轻人带来了非常沉重的压力，他们缺乏时间来照顾家庭，更不用说有宝宝了。

事实上，每天加班的人很多，家里缺少父母的关爱，缺少朋友的陪伴，更缺少有时间享受美好的生活。年轻的男女们都面临着没有时间结婚生娃的问题，他们可能会结婚晚，也可能永远不会有孩子。

而且，压力久了，还会造成抑郁、焦虑等症状，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仅会影响年轻人的健康，也可能影响他们未来家庭的健康。

因此，尽管加班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但还是要尽量减少加班时间，让年轻人有充足的时间来照顾家庭。企业也应该多考虑员工的健康和家庭，而不是只用强制加班来提高生产力。只有这样，年轻人才能有足够的时间结婚生娃，实现自己的梦想，拥有幸福的家庭生活。

如何看待常态化加班？

当今社会，加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企业认为，加班是提高产量的有效手段，而员工则可能会因为时间压力被迫加班。

然而，常态化加班会影响员工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并影响其工作效率。长时间工作会使员工精疲力竭，工作效率降低，甚至会出现抑郁等问题。此外，长时间加班还会导致员工与亲人之间的矛盾，损害家庭和社会稳定。

因此，企业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常态化加班，如实施有效的考勤管理和作息安排，采取人性化的管理措施，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同时，员工也应该加强自律，控制加班时间，严格按规定的作息时间工作，维护自己的健康和家庭。

总之，常态化加班可能会影响员工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因此，企业应当采取有效措施，而员工也应该积极配合，维护自身利益。

网友评论

一线员工天天上班加班，春节回家匆匆忙忙相个亲，没有合适的，继续回厂上班加班到八九点十点，都没时间去了解接触异性，怎么有时间谈恋爱结婚生子。

没钱生娃才是关键吧？我觉得工资高了收入稳定自然会要孩子，而不是没时间，是没钱生。

先把加班费三倍工资都强制落实了，很多无谓的加班自然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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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副业搞钱，有人赚套房，有人一天赚五毛

作者：每日人物社

发布时间：2023-02-25 10:41

快照：

“十人系列”第一期，我们聊了买房。来到第二期，我们将目光投向努力搞副业的当代人。搞副业，从来不是独属于年轻人的集体行为。后疫情时代，动荡的环境挫伤人们对工作、对未来的期待，年轻人梦想用副业创造收入奇迹，中年人畅想用副业实现阶级跨越，老年人只想用副业为儿女广积粮仓。人人都想在不稳定的职场之外寻找新的依托，新的收入来源。归根结底，钱能为生活创造出更多可能。我们和十位搞副业的人聊了聊他们的心路历程，以下是他们的自述。

文 | 祁佳妮 黎佳佳编辑 | 金匝运营 | 月弥

陈宇，32岁，公务员

“为了多挣3千块，我同时打四份工”

十多年前，我上过大学的一堂创业课。老师向我们提问，信息不对称可以做什么？

我当时心想，该不会是用来赚钱吧？这也太俗了。没想到答案真的是赚钱，更没想到的是，十多年后我做的所有副业，挣的都是信息不对称的钱。

2016年，我还在深圳一家外企上班，每天5点半下班，最开始，我用下班后的时间学英语，但单纯的学习很像自我欺骗，没有真正的产出，从那时起，我就想，不如用空闲时间搞钱，实际一些。

做副业需要灵感，赶上知识付费元年，很多平台推出付费音频节目，年度会员一两百一年，我就买一个会员，听了后整理这些内容，再用19.9元的价格倒卖出去，靠走量挣钱。来买的人很多啊，我每天早上坐班车上班，都在忙着接待客户。

2017年，我考上了潮汕地区的公务员，在乡镇做文员，月薪6千。除了稳定，工资真的不多，公务员只能提供一种保底的生活。大家都是想多挣钱让自己过得好一点，更高的收入意味着更好的生活，对吧？

去年3月，宝宝出生后，经济压力大了点，我开始在闲鱼上卖所有能卖的东西。其实也是赚信息差，我去找供货商，低买高卖，卖数据线、养生杯、案板，只要有差价都能卖。截至目前，我在闲鱼的营业额有16万，但刨去成本，可能只赚到了几万块。有时候也会想，如果我当年毕业进了大厂，像我弟一样，一年拿几十万，会不会有更好的结果？而不是每天想着同时打四份工，只为多挣那三千块钱。

这时我又发现了一类人的新需求，录音转写。有人备考听课会录音，记者采访会录音，学生不想上课只想看文字稿，也会录音——那我来给转写录音行不行？

我好像在做一个产品，发现需求，然后找到商业模式。我用自己的方式弄到了讯飞的会员，具体怎么操作不能说，但找我转写录音，1小时只要1块钱。后来讯飞修补了技术漏洞，我的成本也涨了，现在价格涨到1小时3块，几年下来，还是积累了五千多位客户。做这个，我有点像在网上卖煎饼果子，长一些的音频，收费贵一点，是一个豪华版的煎饼果子，如果只有一小时，就是那种很普通的煎饼果子了。

除了公务员的收入，目前我手头在做的三份副业加起来，一个月能多挣三四千块。我老婆经常加班，我虽然下班时间早，但平时都是一边抱着手机回客户消息一边陪孩子，周末也要带小孩，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唯一的娱乐就是看看小说了吧。

个人的时间是变少了，但我也多了一些存在感，一些价值感：你们以比较低的价格，享受到一样的服务，而我，既能帮到人，又能赚到钱，这是一个双赢，我喜欢这种感觉。而且，万一有天真的在体制内失业了怎么办？我会去思考这些潜在的风险，提前去做一些准备，有副业的技能在，至少多一条路。

▲ 陈宇的闲鱼工作台。图 / 受访者提供

黄怡，36岁，全职妈妈

“即便在陪诊行业，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男性”

无论是做全职妈妈还是做陪诊师，其实都是无奈之下的选择。

去年四月，我所在的私募公司突然倒闭，投研团队就地解散，收入从稳定的每个月1万两千元变成了0元。

这对我的打击很大。刚被裁员那几个月，我很不愿意出门，除了接送孩子上学，我不想跟人聊天，也不想见人。从大学毕业后，我按部就班地去公司上班，结婚生娃，一直是一种主流的选择，当我被困在主流体系里这么长时间，突然有一天脱离了这种生活，落差感很大。

我休息一段时间后就开始到处投简历，一心要工作。好不容易有了反馈，上班时间又不合适。比如要值夜班，没法照顾小孩，我只能推了offer。

还有一些面试，HR会直接问我，大女儿八岁了，什么时候生二胎呢？你是汕头人，怎么可能不生二胎？又或者是，问我几点接送孩子，担心我没法全身心投入工作。挺挫败的，做了妈妈之后再找工作，面临的偏见会更多。

直到去年年底，陪诊师这个新职业频繁出现在新闻里，我老公的一个朋友也想开发陪诊软件，我就很偶然地加入了进来，成为了一名陪诊师，也在管理陪诊平台。

这两个多月我接了8单，许多人会下单268元的半天陪诊服务，我作为陪诊师能拿80%的薪水，一共挣了两千块钱。挣的不多，所以只能作为副业，当主业是养不活自己的。

但我其实很推荐像我一样的全职妈妈去做陪诊副业。目前陪诊平台有70名陪诊师，40%都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男性，全职妈妈可能也很适合这个工作，因为它的成本低，有空的时候就接单，还能兼顾家庭。

更重要的是，全职妈妈更能体贴、关心客户。我曾经服务过一个刚退休的阿姨，她是典型的“候鸟老人”，老伴留在老家照顾90岁的妈妈，她来深圳帮女儿带孩子，自己在这边人生地不熟，也很孤独。

阿姨有天起床时突然头晕，想吐，她女儿很担心，就下单了半天陪诊服务。我从门诊大厅接到这个阿姨时，能感觉她有些抑郁倾向，不愿说话，一直在揉搓自己的手指关节。直到我去帮她排队做CT检查，她才开始信任我，愿意对我敞开心扉——其实她很希望女儿能带自己来医院。

这可能是我的一些私心吧。比起年轻男性陪诊师，全职妈妈其实更细心，也更容易获得客户的信任。我想要为像我一样的全职妈妈去做一点点事情，比如多派一些订单给她们。对于家庭收入本来就不稳定的女性来说，如果很焦虑，很想要为家里出一点力，可以来试试这份副业。

▲ 黄怡做陪诊师时拍的医院一角。图 / 受访者提供

梁晓曦，31岁，电商产品研发 “主业时薪30.5元，副业时薪150元”

我是个比较爱财的人，财富能带来安全感。学生时代，我就有做各种副业搞钱的尝试：自制数码宝贝的盲盒卡片，写玄幻小说，倒卖摩托罗拉手机，也卖过游戏的装备和账号……现在我的副业是做旅行试玩，以及接广告文案。

折腾这么多副业，和我父母之前做生意破产有关。虽然他们可能觉得，即使破产，也没有物质上亏待过我，但对我来说，那样的成长过程里，心理上总有一种匮乏感，我并不快乐。我能记得的一个场景是：我家吃饭的桌子上，永远有一层灰白色的油，当我用指甲盖划开，就会泛起两条白边，再过一会，痕迹就又会消失。为了生存，父母几乎没时间打理，也不会在意这些生活细节。

所以，我赚钱的意识很重，而我所有副业都和我自身经历相关。我大学学的是医护专业，但由于我本身患有癫痫，频繁熬夜会让我抽搐的概率非常高。想象一下，如果给你看病的医生倒在你面前抽搐发抖、口吐白沫，你害不害怕？那时就想着，要不转行算了。

后来，我在倒卖游戏账号时认识了一个家庭条件挺好的网友，聊到他想带患有脑瘫的儿子出去玩，这个病有一些癫痫的症状，出门在外可能会有各种突发状况，他挺纠结和害怕的。我很理解，所以我们聊了很多出行需要注意的细节，作为感谢，他给我发了2000元的报酬，后来，我就开始接这种行程试玩的单子了。

当然，我的大多数客户，都是身体或精神上有严重疾病的孩子或老人，我既是病人，也是曾经的医生，能给出一些合适的建议。我不参与他们疾病的治疗，也不需要陪同，只是在他们旅行之前帮他们做好规划，规避一些风险。

比如，我们成年人正常喝水可以憋尿4 个小时左右，但是癫痫患者可能憋不到 1 个小时，有时大笑就会漏尿，所以我会建议他们带上纸尿裤。我会提前去他们的旅行路线上踩点，考察好哪里人少，不会觉得尴尬，哪里有厕所，可以换纸尿裤，每个厕所间隔的路程是多久等等。一般都是中产阶级的家庭，才愿意花这份钱去做这件事。

这个试玩的方案，可以给这些特殊人群带来更好的生活体验，但也很有限。因为很多时候没办法做到尽善尽美，我作为一个病人，知道他们很有可能突然就站不起来，很多家庭可能只有一次机会带孩子出来，所以我会给自己比较大的压力，希望方案能更完美一点。但是旅行哪有完美？尤其对于病人家属来说，他们很可能跟病人没有长期生活过，让保姆、护工照顾，或者干脆就是一直住在医院，出游的话，他们自己应付不了很多情况，所以一定会带来一些争执和不满。这份工作很少会得到别人的认可，而且我觉得我做得还是不够好，在这样的负面情绪里，我就没办法频繁地接这种活。

后来，我到现在这家公司上班，做产品相关的工作，所以也开始做产品推广文案。一般一条短文案我五六分钟能写完，一天可以写20条，上班间隙就做完了，平均每个月能有两三千的收入，这样两个副业加起来，目前每月能有七八千左右。

我的主业性价比不高，公司单休，平均下来时薪也就30.5元，而我副业的时薪基本在100-150元之间，效率高的时候还能做到180元，算下来，我是靠副业付了房子首付的。

其实之前我还没有把副业这个事情看的很重要，但这几年，我眼睁睁看着周围的店面关闭、公司倒闭。以前我认为，如果我没钱了，大不了出去搬砖，但疫情让我知道，原来出苦力干活的机会可能也会没有。

主业的公司如果业绩不好，可能就给你降薪，甚至把你裁掉，但是副业这个东西，是干一份就挣一份的钱，别人也不在乎你身体如何，是不是昼伏夜出，也不需要复杂的人际交往，你只要按时把活做完就行了，而且你能离开工作地的限制，面向的是全国所有有需求的人。

现在各行各业都不太稳定，主业大多都有明显的上升天花板，而这个天花板大多不是靠努力就能突破的，所以我宁愿主业的工资不用太高，而把更多时间花在副业上。

▲ 梁晓曦撰写的产品文案种草软文。图 / 受访者提供

坤儿，25岁，文案写手 “副业变主业后，我不快乐了”

我做副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对主业不满，对现状不满。

我在济南一家广告公司做新媒体运营，月薪5千。在小公司，运营人员其实很像新时代的流水线工人，没有表达自我的空间，还要写推文，做公众号排版，负责拍摄和剪辑，一个人当好几个人用。

我在这做了两年，一直想辞职，想找机会离开这里。

很偶然地，我在招聘软件找到了一个美妆编辑的兼职。公司在北京，我只用线上供稿，稿费800元起步，相当于在二线城市赚一线城市的钱。

这比我之前做的副业来钱快多了。我以前给OPPO手机写锁屏文字，一两段鸡汤文学，每单40元。就是在拿时间和劳动力换取一点点微薄收入，我很快就不接单了。

美妆算是我的兴趣。大学时我就在网上写美妆文章，所以这份新副业上手很快。我算了一下，一周供稿两篇，每篇文章800元，一个月下来能挣六千多，比主业工资高，还轻松。

有了这份底气，我去年七月主动离职，终于放弃了这份讨人厌的工作。

但当我把副业当成主业之后，也会有新问题出现。不是每个月都有固定稿件分配给我写的，稳定的时候每月写8篇，但不稳定的时候，公司只分给了我3篇。其实也是在打零工，而且我还得自己交每月1000块的社保和医保。

前段时间我开始经营小红书，也是想把变现模式抓到自己手里。起号还不错，我写一篇关于易梦玲妆容分析的帖子，评论特别多，不停刷新99条新消息。后来有人在评论区吵起来，我就把帖子设为私密了。

可能我还是没有博流量的大心脏吧。在社交平台，永远得把制造焦虑放在第一位，你才能吸到粉，但我不太喜欢这样做。

写美妆文案的工作我也想慢慢舍弃掉了，未来或许可以去商场看个柜台，一边坐班一边做点线上副业。有一份稳定的主业收入，做副业才会更有安全感。

▲ 副业热潮下，成都的后备箱集市。图 / 视觉中国

雪莲，30岁，国企员工

“凭着做副业挣的钱，我买下了一套房”

我对钱的态度很简单，就是“只进不出”。

去年一年，我的总花销是三万元，有一万六七都花在了家里边。因为我在河南老家上班，家里人吃的水果、牛奶，用的燃气费、电费，都是我出钱，毕竟一直住家里嘛。每个月用在自己身上的钱，可能只有几百块。

疫情前，每年年终我还会有一万多元的奖金，这三年奖金也没了，只有死工资。光靠我每个月两千六的工资，根本覆盖不了这些支出，大多还是我做代购挣的钱。

2018年，那会我还有消费欲，喜欢买护肤品，但国内专柜和旗舰店太贵，我就开始自己海淘。在品牌的海外官网、亚马逊和梅西百货这些地方下单，只需要办一张双币信用卡，还送很多积分和小样。为了凑单满减，我会一次性买很多件护肤品，用不完的就在闲鱼出掉。买的人多了，我专门开了新微信号，正式做了代购。

当我在各大平台积累的积分越来越多，他们附赠的小样也越来越大方。丝芙兰每单赠送三个香水小样，我都囤下来，后来光是卖香水小样都净赚两千块。

疫情之后，化妆品和护肤品价格跳水严重，代购一下不好做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悦木之源菌菇水和倩碧黄油，这三款以往最好卖的产品，最近国内免税店价格比代购更低，还有正品保障。我好久不敢进这些货，怕砸手里。

▲ 雪莲做代购时，雅诗兰黛小棕瓶曾是最好卖的产品。图 / 受访者提供

前几年大火的雅诗兰黛420色口红正装，刘雯大表姐色，现在卖10块钱都没人买。我提前进了很多Nars六色眼影，结果预判错误，色号没火起来，现在还囤在家里。

做代购后，我对美妆护肤品的购买欲反而变低了，没有新鲜感了。可能也是因为成长了，要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奋斗，就是攒钱买房。我不是独生女，有个弟弟，家里人明说了没钱帮助我，所以我买房只能靠自己。

近五年来，我买包包花的钱不到500元，还买了一只100多块的手表，在海淘网站用800块买了两条施华洛世奇的项链，加起来一千块，是我首饰上的最大开支。

我不是进货量很大的代购，微信客户几十个人，所以几年下来只赚了7万元。但你别小看这7万块，就是它让我凑齐了在县城买房的17万首付。

不靠娘家，也不靠婆家，只靠自己，主业上班，副业搞钱，实现买房的人生理想，难道不该是件令人自豪的事吗？

唐糖，28岁，银行职员

“连续两晚直播，我只赚了1块钱”

我在深圳的一家银行做网页设计，领导说最多的词就是，降本增效。

我经手的项目经常直接被砍。只有算上年终奖，月薪才勉强过万，还没编制。过去一年半，我都在到处投简历，想跳槽但跳不出去，就业市场真是一年不如一年。

我老家是广西的，但深漂几年，我也成了“深圳女孩”，就是不聊八卦不吹水，只想着搞钱，买房炒股项目基金……深圳的风气就是这样。我买的基金亏了两千多，我老公炒股亏了二十多万，算了，我还是搞副业吧。

其实我学历还行，港硕商科毕业，银行工作也很体面。但我有时会觉得，如果能放弃学历给我的负担，进入服务行业，虽然辛苦，但我赚的钱可能比一份看似风光的工作要多很多，还不用天天看老板脸色。

读书读久了，我还是不能接受自己去摆地摊、卖炒粉，所以只能在网上挣些小钱。这方面我很能拉得下脸。

给别人的视频点赞，一个赞6毛钱。淘宝刷好评，五六块一单。我还接单画海报，在600多人的群里和学生妹抢单，好不容易抢到20块钱的单子，要凌晨赶画，磨一周才能画到甲方满意。两个月挣两千块，这是我挣最多的副业了。

最近直播很火，我有个学弟也在做，每天发朋友圈说自己月入十万，我找他取经，他收我16800元的学费，一个月工资还不够我交学费的，我就自己摸索着在小红书直播。新人任务要在线35分钟才有奖励，我连播两个晚上，边DIY耳环边唠嗑，进进出出就两三个人看，都是网上认识的姐妹来捧场。播了两晚，收益1.08元，刚达到1元提现的门槛。

▲ 唐糖开两晚直播的收益。图 / 受访者提供

我把这一块钱提现到了支付宝，哭笑不得，这钱或许刚好够交我直播用的电费吧。

为什么想搞副业赚钱？我给你算一笔账。

我老公在互联网大厂，月薪三万多，看上去很好是吧？我们两人的工资加一起，税前五万，扣完税和五险一金，到手三万，房贷和车贷每个月一万五，还有目前租房的三千房租，最后剩一万块，在深圳根本存不下钱，也生不起小孩。他马上35岁，合同快到期，如果公司不续签，他失业了，我一个人的工资只够填平车贷、房贷，没有多余的一丝钱用来生活了。

最近我们的期房建好了，正在装修。我小红书有30个粉丝，打算趁装修期间起号做家居博主，估计能接点软广。

总之，就是不能只搞一个副业，一定要同时寻找更多赚钱机会。搞钱从来不可耻。

林宏，59岁，工程师

“我和老婆月入两万，只留一千块生活”

我在内蒙古一个县城的农业机械站工作，明年就要退休了，从1991年被分配进单位，到今年，是我工作的第33个年头了。我的工资也从91年的两百多变成后来的五千多，近几年才涨到八千，现在也很清闲，一个星期去一两次单位就行。

为什么是只用去一两次，和我的身体有关。有一年，我和同事下乡的时候出了车祸，我们车上4个人，对面车上2个人，6个人里就我受了重伤，半月板永久性损伤。什么概念？一条腿基本瘸了，走路一跛一拐，就是严重工伤，半辈子算是毁了。

我空闲在家的时间，一下多了很多。我老婆在镇上的初中做语文老师，白天都不在家，大儿子在呼和浩特成家立业，小儿子在北京上班，家里每天就我一个人。

为了打发时间，在当地电视台上班的侄子给我介绍了个副业——给电视剧打字幕，再由人把汉语翻译成蒙语，在蒙语台放这些电视剧。机翻压根没用，细活还是得靠人工手录。

这活不简单。一部电视剧，起码要两个月才能打完所有台词。一集差不多两万字，赚一百多块，也不多。我之前给《大秦赋》打字幕，里面都是生僻字，佾啊，翦啊，用五笔输入法要打好半天。后来是儿子教我用搜狗输入法，有智能联想，能自动敲出人名。有时候字幕要得急，我早上六点半就起床打字，打满8个小时，一天下来腰酸背疼。

这份副业每个月能有两三千的收入，谁会嫌家里钱少？而且我有大把时间，不做点什么事，我难受啊。

现在，我跟老婆的月收入一共两万出头，90%都会存起来，留一千块作为日常花销。在我们本地，一千块是够花的，除了买菜，没什么其他花钱的地方。我们一天吃两餐，早上吃油条包子，打2两牛奶，中午做个肉菜，晚上经常不吃饭，喝点砖茶就行，吃多了也不舒服。

我们攒钱其实不是为了自己。我和老婆是双职工，以后退休金有六七千块，挺不错的。存钱主要还是为了给小儿子买车买房。他以后要留北京，我们想努力凑够300万给他付个首付。

但目前离300万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我们还得继续攒钱。

我儿子一直都知道我有这份副业。他挺支持的，觉得我在家有事可做，还有钱挣。而且这种劳动是有意义的，我到这个年纪，其实精神需求和金钱需求一样重要，没有谁先谁后。

买房目前只是我们两口子的心思，想多给儿子一些支持。这不是啃老或不啃老的问题，这是爱和被爱的关系。

▲ 北京通惠河畔某楼盘。图 / 视觉中国

程晓，35岁，前品牌公关

“兼职让我生活下去，也让我看到多元生活的可能性”

“35岁、女性、普通二本”，这些词是我过去一年求职过程中最大的门槛。

海投找工作的间隙，我靠几份兼职和一份房租生活，在跳海酒吧做打酒师算是其中最有意思的兼职了。

一帮音乐人成立了跳海，我在这里做兼职打酒师，要根据客人的需求快速打一杯泡沫少的啤酒。此外还会涉及灯光、音乐氛围、吧台消毒。薪水不算高，工作日和周末分别是150元、200元日薪，加当天店里0.5%的营业额。

在这里工作，能看到很多元的生活状态，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的就业焦虑。很多文艺工作者喜欢来跳海，野生小说家、青年画家、艺术家，大家在这里很少聊工作家庭、房子、车子这些话题，而是聊电影音乐和文学。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95后女孩，她崇尚“嗝屁主义”，类似活在当下的意思。从穿搭上，她就和很多人不一样，穿波西米亚风的衣服，发箍、包包也是Hello Kitty主题。

在这里工作会让人特别开心，每次听到水冲刷酒杯的白噪音都很解压。如果你酒量好，也能无限畅饮店里的啤酒，唯一比较累的就是需要从下午6点一直工作到凌晨2点。

像我这样中年失业的人，经历过各种奇葩的事。虽然我有12年工作经验，经历过上市公司，也被初创企业捶打过。有白嫖方案的，也有暗示潜规则的，搞得人身心俱疲。

来到跳海兼职反而像一种意外之喜。我在今年1月份才来跳海，去年7月，我做了护肤品检测，10月，我去电影院做兼职场务，都不太需要大量和人打交道，比较适合社恐。我还是希望能有稳定的主业工作，但目前就业市场不太好，探索不同的兼职，也是一个不错的过渡吧。

▲ 程晓在跳海酒吧做打酒师。图 / 受访者提供

李薇，28岁，国企员工

“下班后做游戏主播，我月入三万”

国企这份工作，真的算比较轻松的，早八晚五，中午还有11点到1点半这两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我对这份工作谈不上喜欢，单纯想在小城市稳定一点。但是也会有不安的心态，害怕像当年东北下岗潮那样被淘汰，所以一直想掌握新的技能，看什么感兴趣的都会去尝试一下。

2017年左右，斗鱼、虎牙之类的直播平台刚刚兴起，我才发现原来随便玩玩游戏、跟人聊聊天也是可以直播的。

我玩游戏并不厉害，主要是帮新人解答，组织大家一起玩，或者代练。那时候就有工会——类似MCN机构来找你签约，收入是每月直播平台结给工会，工会再结给你个人。工会也不规范，属于那种捏软柿子的，要看你好说话，就多克扣你一点，看你不好说话就按正常给。

一开始，我胃口也比较小，每月有两三千就挺满足了，但只要你坚持直播，粉丝的数量慢慢涨上来，到最后期能赚到接近3万这样子，我当时觉得这3万已经是我的天花板了。

这个钱赚得很辛苦，我当时都是下班一到家就睡觉，睡到八九点再起来开始直播，播到凌晨三四点下。这种强度坚持不了太久，半年左右，我身体垮了，两三个月不来月经，内分泌失调。做直播的，都是以牺牲健康为代价的。

至于和我的本职的冲突，其实我不太担心被同事或领导看见，因为打游戏这个领域算比较小众的，而且开视频的时候会化妆开美颜，开完美颜连亲妈都认不出来。但睡眠不足还是有点影响，有时候领导看见状态不好，我就只能打打马虎眼。

时间久了，也见了很多故事。那时有个粉丝，每天晚上来直播间跟我说好喜欢我开播打游戏，希望能带他一块玩。他是在一个普通厂里打工的，说要给我刷500块钱，我觉得他赚钱不容易，就让他把钱收好。

后来几天他没出现了，我鬼使神差点进另一女主播的直播间，发现他给那个主播刷了两三千，这应该是他第一次刷，因为刷得多少账号等级都能看出来。我当时很伤心，觉得自己的好心没有被珍惜，后来我也反思自己以后不要管别人的闲事，该是我赚的我就好好赚就是了。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了，他这个人再也没出现过了。我也觉得他可能第二天可能就后悔了，但这个钱是不可能退的。

游戏直播这个事情断断续续差不多做了 3 年，后来，这个行业里同行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门槛和下限也越来越低，让我觉得身心俱惫，就不想做了。

其实我知道直播这个事我正好站在风口上，跟我个人能力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之后我也尝试做过开淘宝首饰店、摆摊、平台推广等等，但都没怎么做起来。后来我就想明白了，很多成功是无法复制的。

▲ ChinaJoy上的游戏主播。图 / 视觉中国

何雪，31岁，营销策划

“做小时工打开了我的思路，其实处处都有机会”

小时工是我今年初才开拓的一个副业。因为现在工作是双休，周末能在家睡到十一二点，直到下午我的生活才开启，总是躺着好像无所事事，很焦虑，觉得应该要去再做点什么，也想多攒点钱，我就在网上找了小时工的活。

连今年过年期间，我也没有回家，在北京的一个儿童乐园里面打了6天的工。游乐园平时是每小时25元，春节期间给到28元，但上班时间也很长，每天要站12 小时。因为我是小时工，有时候会被老员工欺负，会安排我去干最累的活，他们就是站在前面或者在操作间里玩手机。

我当时负责的那个区域叫白沙，我需要一整天不停地帮5岁左右的小朋友戴发帽，提醒他们不要把沙子塞到耳朵、鼻孔或者嘴里。我的领班也会监督我，基本没有摸鱼的时间。初一那天，我算了下，接待了1000组的家庭，忙得连喝水的功夫都没有。整个6天，我每天下班回到家就已经10点多了，真的疲惫。

但这个工作可能因为你面对的是小朋友和家长，大家很有素质和礼貌，接触久了也会变得都蛮有童心的。最近几个周末我都会过去，每次去负责的工作都不太一样。上周是在小厨房做华夫饼，负责帮小朋友们收拾厨具，后来又去了更轻松一点的岗位，推着小车专门给小朋友和家长们倒水。

我还去餐厅端过盘子，是一个网红餐厅，通过中介找到的，原本是25元的时薪，每做一小时，中介会抽掉5块。

▲ 换上了餐厅工作服的何雪。图 / 受访者提供

餐厅工作是我做过最累的兼职。我是包厢服务员，负责把菜端到包厢的桌子上，还需要给十几个顾客倒水，等顾客用餐结束后要把包厢收拾干净，把所有的餐具都收拾好放到小车上，推到洗碗间。网红餐厅它所有的餐具都非常大个又很沉，这个过程还挺累的。

我当时刚过完年的第一个周末去的餐厅，里面有百分之六十的服务员都是小时工。可能因为过年期间很多员工都想要回老家，人员更换频繁，就导致很多顾客感觉餐厅的服务不专业。不过我干得不错，老板知道我主业是策划相关，还挺想挖我来着，虽然最后因为不太匹配没成，但这也让我把思路打开了，处处都可以有机会。

小时工的报酬蛮低的，基本上都是在 20-30元 之间，25元已经算很高的了，而且基本是体力活都挺累的，因为你也只能做这一件事情。但好处也有，比如薪资的发放一般都很及时，周六日去上班，周一晚上就会把工资给你结了。除此之外，我还有一直在写公众号软文的副业，大概每篇1000多字的文章，能有300元左右收入，可能因为主业赚得实在不多，这样副业下来，每月能有两三千的收入，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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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996”的我，工资还没父母退休金高，买房生娃都得“啃老”

作者：每日人物社

发布时间：2023-02-18 11:51

快照：

延迟退休话题下，人们不仅忧虑工作时间再度延长，也忧虑未来拿不到退休金。而在当下，一部分年轻人发现，父辈们的退休金比自己的工资还高，“退休金倒挂”的现象越来越多。 中青年在社会上内卷，退休的老人们则能拿到比“996”更高的薪水。两代人的不同际遇产生的“错配”和生存负担的双重挤压下，退休金被父辈拿出来补贴下一代，“啃老”成为一种无奈的现实。而更残酷的问题是，当这一代人老去的时候，他们又能依靠谁？

文 | 曹婷婷编辑 | 赵磊运营 | 月弥

第二次选择

陈秋原33岁了，她已婚，未育，在上海工作，收入尚可，但人生渐渐走入了一个“尴尬期”。

首先发出信号的是身体。她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公司规模不大，流动性却很高，最要命的是24小时待机的工作模式，长期伏案工作让她的颈椎曲度变直，时常恶心呕吐。去年下半年，她因为要补办婚礼，请了一天婚假，第二天去上班，一直加班到凌晨四点，电话里，平时沉默寡言的老公直接冲她发火了。

当时她就打定主意要辞职，工作已经触碰到了天花板，为了这每月13000块钱，也不值得牺牲身体、影响夫妻感情。

裸辞后，收入骤降。原本陈秋原夫妻俩月入过三万，生活吃穿不愁，但去年初丈夫被紧急调到深圳，每个月增加了5000多元房租，加上原本就有的9000多元房贷，现在她没了收入，还得自己掏2000多元交社保，留给两人的生活费只剩下约5000元。

陈秋原不是没有算过账，让她有勇气裸辞的，是来自父母的帮扶——一套父母买下的上海房子租出去了，能给她带来每个月6000元的工资外收入，父母还帮她还着每个月2600元的车贷。即便她不工作，每个月过万的生活费，完全足够他们夫妻俩开销。

但她并不想这样，都这岁数了，还跟家里伸手，多少会有些压力。她和丈夫自觉收紧开支，以前每个月都买的衣服，现在大半年买一次，丈夫钟爱的电子产品也基本暂停更新；以前每月光顾两三次人均过千的餐厅，下班早就约朋友逛街吃饭，现在有时间了，反而取消了一切休闲的聚会，“不必要的开销都没了”。

更重要的是重新找到工作。她试了几次，但屡屡碰壁，已婚未育的身份，“对于人家公司的HR来说就是一个炸弹”。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已经走到第三轮面试，但面试官问过婚育状况后就没了下文。面得多了，她找工作的信心也渐渐微弱。她还担心，工作几年后真的生了孩子，过了哺乳期也会被开除。

家里也催生，但她不敢生。经济压力和生育压力是交缠的，“生不起，养不起”。陈秋原和丈夫商量后，决定先解决工作，之后再考虑生育。

深思熟虑后，她决定考编。社区或许是不错的选择，“离家近，压力可能小一点”。去年七月，离职前，她考过一次家附近的社区。她家还在郊区，几十个人考一个岗位，结果不太好，距离进面试还差3分。

这次，她决定全力以赴，似乎考上了，一切都能迎刃而解。但她心里也没底，“记忆力和学生时代差很远”。坐在家里复习的时候，人生又像回到了读书年代，等待着一场重要的考试决定自己命运的走向。

陈秋原本不用面对这些。父母为她指过路，刚大学毕业，就安排她进了电视台，没有编制，但能签长期合同，工作也比较轻松。那时候，没有别的压力，工资作为零花钱，生活很畅快。

待了两年，她解了约，“年轻，实在坐不住”。直到去外面找工作，才发现生活很残酷，“企业总会有压榨”。

陈秋原的父母都是医生，早年本科毕业后就分配进了医院，工作几十年，升到了高级职称。现在都退了休，两人加起来每个月有三万的退休金。老两口不想女儿受苦，曾经提过继续帮助陈秋原，话题刚有苗头就被她掐灭了。对于啃老这件事，她内心感觉到煎熬。“相当于每个月已经补贴了我8000多元，实在不好意思再问他们要钱。”

另一个原因是，公婆退休金很低，为了生活还在打零工，没办法给子女提供帮助。陈秋原不忍心麻烦公婆，但“如果我爸妈又出钱又出力，他们也会心里不舒服”。她朋友就是这样的例子，女方父母付出更多，这种不平衡传导给夫妻，俩人频繁闹矛盾，几次走到离婚的边缘。

陈秋原还是幸运的，正是有父母兜底，她比较轻松地拥有了第二次选择人生的机会，可以脱产考编。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许多人走到中年，众多烦恼袭来，肩上的负担越来越重，在条件不错的家庭里，“啃老”的负面意义逐渐消退，许多人不得不接受父母的扶持，才能够得上高昂的房价和生育成本。

▲ 陈秋原准备考编时下单的参考书。图 / 受访者提供

倒挂的“工资”

像陈秋原这样，父母的退休金比自己的工资高，在这样的家庭里，补贴子女成为了父母们的默契。

最常见的是在县城。李晓琪今年28岁，在她的湖南老家，父母补贴子女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她的同龄朋友们，许多已经在父母的帮衬下，过上了有房有车有孩子的安稳生活。这样的配置通常见于体制内家庭，父母有比较高的退休金，很多都比子女的工资更高。提前内退的长辈，还有充足的时间帮子女带孙辈。“在老家，年轻人进体制内的工资都是很低的，那家里面基本上都是做好了给孩子补贴的准备。”

王远今年六月大学毕业，他最近在上考公补习班，准备冲刺不久后的安徽省考。王远的父亲还有几年退休，退休工资能达到一万以上。他学文科，这个数字很可能超过他未来能拿到的薪水。父亲曾主动和他谈话，表明等他以后有了孩子，会提供经济上的帮助。

除了补贴子女生活和养娃，老人们的退休金最多的去处是补贴子女买房。今年42岁的徐荔，她的房贷至今是父母在帮忙还。

▲ 徐荔父母退休后，一家人去国外旅游。图 / 受访者提供

这些有能力补贴儿女的老人们，往往都有着不低的退休金。不少年轻人直到踏入工作，才意识到父母的退休金有多高。

在武汉当文员的陈溪，每个月工资都达不到交税门槛。有一回，她回到家，和一位长辈聊天，对方的退休工资几乎是她的三倍。她在小红书发了一条感慨的帖子，吸引了上千条留言，许多人分享自己长辈的高额退休金。她觉得，老人家在那个岗位上工作了几十年，值得这份薪水，而眼下自己的工作，几乎不可能干到退休。她想换工作，曾被骗去面试冲业绩，也在皮包公司白干过几天，不缴纳社保的工作也碰见不少，很难碰到好的机会。

相比有些年轻人一成不变的收入，许多老人们的退休金每年还在增长。25岁的卢苇，此前在青岛的机构当老师，即使加班，父母的退休金也比她的工资更高。每年调整社保的那个月，她的工资还会被多扣几百块，那时候她刚工作，发现社保越扣越多，回家就听到父母说起涨工资的事情。卢苇母亲几年前刚退休的时候，退休金也只有1000多块，现在则涨到了4000多块。

父母有能力、有意愿帮助子女，但对子女而言，“啃老”在很多时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山西人章静，今年36岁，有两个孩子，和父母同住。章静的父母退休金加起来有上万元。一家人中，章静的工资是最低的。

她进过电厂和环保公司，最近的一份工作是社区网格员，试用期工资到手只有1000多块，还是去年底，经社区朋友推荐，才拿到的报名资格。章静经过笔试面试上岗，但被分配到了离家很远的社区，有时周末还要被喊去工作，她决定放弃。在太原，适合她的岗位并不多。大学毕业的她，也不愿意去打零工，“工资很低，也没有任何保障，可能不如照顾孩子重要”。

章静原本以为，自己已婚已育，又有父母搭把手，再找一份工作不难。但面试了几个月，一无所获。有一次她面试订单专员，过程很顺利，最终仍没通过。她追问缘由，对方称因为她有空窗期。“这份工作又不要技术，后来面试官告诉我，他比我还要小一岁。”章静明白了，年龄也开始限制她。

她不断投简历和面试，没有工作的时间里，父母的退休金成为了生活来源。有一回，父母一口气支持了一两万的早教课费用。当时她几番犹豫，还是觉得对孩子成长有好处，准备自己刷信用卡，父亲知道后，主动提出付这笔钱。

因为带着孩子住在父母家里，章静平时几乎不用花钱，每个月生活费用不到1000块，几乎都花在孩子身上。她自觉降低自己的消费，也不希望因为花钱产生家庭矛盾。有一年在亲戚家，她买了一件100块的打折杂牌衣服，母亲指责她，“又不挣钱，光会花钱”。这种时候，她会加倍感觉到“啃老”带来的不自由，不只是经济上依靠他人，还有日常里的细微束缚。

但章静有时也能说服自己。父母手上拿着钱，很容易被各种亲戚朋友借走。目前俩人都各自借出了不少钱，“花在自己姑娘身上，总比花在外人身上强”。

两代人

在当下的年轻人眼里，父母们都是“苦尽甘来”，在年轻的时候受了很多苦，中年的时候遇上中国经济腾飞，稍微抓住点什么机会，就能积累下财富，就算不能大富大贵，人生也是向上走的。

“那时候房子分的，工作分的，真的是羡慕不来。”卢苇的父母几年前分别从手表厂和机械厂退休，因为厂里效益不算好，每个月退休工资都只有4000多块，但已经和她目前能找到的工作收入持平了。而姥爷从卷烟厂退休，“十几年前的退休工资就已经将近一万了，当时平均工资才一千多”。

王远觉得，父亲吃过的苦，值得拿一万的退休金。“我父亲那个年代还是很苦的，我母亲刚嫁过来的时候，我们家还是古砖搭的房子，上面的瓦还有点漏雨。”他的父亲在15岁的时候就顶岗成为了中学老师，“底下的学生年纪都比他大，上课还要垫板凳才够得上黑板”。他觉得，那时候工资很低，很多人都不愿意留在乡里教书，父亲耐住了寂寞，又评上了高级职称，对于父亲的高退休工资，他并不意外。

2019年毕业后，卢苇去了机构当康复训练老师。周末算上加班费，工资能到七八千。但很快碰上疫情，“第一年六个月没开门，后来又三个月没开门，去年底碰上疫情又关门很久”。她拿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最低工资。今年，生活逐渐回归正规，但翻一翻招聘软件，同样的岗位，月薪四五千的变多了，“比疫情前还低，可能很多机构倒闭了”。

她决定考研。每天五点出头就起床去自习室学习，晚上父母休息了才回家。“没有别的选择了。”她期望着考上研，进入学校当老师，能够稳定一些。虽然住在家里，但只动用自己的积蓄。吃饭每顿控制在10块钱左右，每个月自习室收费400块，她计算过，工作攒下的存款可以支撑到考研结束。

▲ 结束一天的学习，卢苇在回家路上拍的月亮。图 / 受访者提供

卢苇的父母起初不理解她的决定。她的父母生于50年代末，恢复高考后没有考上，于是直接分配进了厂里。俩人在不同的厂，后来都分到了房子。生下她后，母亲休了长达两年的产假，漫长的假期结束，又继续回到原岗位工作。卢苇的爷爷辈都在体制内，比父辈的退休金更高一些。在她看来，父母的人生比较顺利。唯一常常听到父母念叨的，是后悔当时没有转去效益更好的厂，比如电厂、自来水厂，据说退休金能翻倍。

时代变化，两代人对彼此的理解，需要经历一个过程。但在家庭里，谁的收入更高，才能有更大的话语权。章静没有工作，丈夫主要负担孩子的学费，生活开支都靠父母补贴。父母曾因给亲戚担保，赔了一笔钱，数额高达几十万，但两家人至今仍在来往，甚至母亲有时还会给亲戚借钱。章静没办法制止，“那是人家的钱，人家有支配权。况且我现在没有工资，也得多少靠人家点”。

希望把话语权放在自己手里，也是陈秋原不愿再多跟父母拿钱的原因之一。小时候，父母对她很严厉，她觉得自己的童年并不快乐。长大后，她挣脱过父母的选择，却也难以拒绝父母的帮助，“思维上独立，经济上不独立”。但她内心始终觉得，“年轻人还是要靠自己”。

大多数时候，都是父母不舍得给自己花钱，却主动给儿女花钱。徐雯雯今年26岁，在北京一家私企工作，每个月工资到手6000多块。住在家里，不用租房，为她省下了几乎一半的工资。母亲每个月退休金7000元，比她月收入更高。去年夏天，她手机摔坏了，在不同价位的机型里纠结了好久，后来母亲直接给她报销了，“让我买贵点的”。

卢苇家里一个月水电费支出不到40块钱，父母学会了团购买菜，总能找到最优惠的价格，喝水去山上打泉水，吃水果就参与软件活动换。章静的母亲，在最节约的时候，炖排骨为了省点气，就提前关火焖熟。父母们身上普遍存在的勤俭节约的品格，让他们的钱最后大概率到了儿女手里。

老了怎么办？

当父辈的退休金倒挂子女的工资，承受时代压力的年轻人，在接受父母补贴的同时，也经历了心理上的波动。

徐荔曾被困在“啃老”的迷思里。她的父母都在体制内工作了几十年，每个月退休金不低，加起来一年30万。此外，公婆也是编制内人员。四份不错的退休工资，让双方长辈每年都主动提供一些经济支持。其实她和丈夫的工资也不算低，俩人也没有铺张的爱好。

但几年前，她和朋友聊起天，发现朋友会固定给家里打钱，联想到自己固定从家里收钱，她觉得“好像有点丢人”。当聊起父母帮忙还贷，也会听见有人说“你都四十了，好意思剥削父母”。有一次和父亲聊天，徐荔试探地说起这个话题，但父亲的回应“特坦荡”。“我爸说我一年就给你这么多钱，你愿意拿这个钱吃喝玩乐还房贷，花在孩子身上都行。”父亲甚至和她开玩笑，说不是啃老，“这叫提前继承”。

章静也很无奈，“我不愿意啃老，我比谁都清楚我爸妈的血汗钱挣得多么辛苦”。因为要带两个孩子，丈夫也很少主动给钱，找不到工作时，她最先克扣自己。“不化妆，几乎不买衣服。”

虽然不愿意啃老，但年轻一代很难靠自己走出困境。前几天，2023年上海事业单位考试开启报名，陈秋原报名的岗位限制比较多，往年只有二三十人报考，今年人数翻了倍。截止报名那天凌晨，她发现连殡仪馆的岗位都有超过200人报名，她转发给闺蜜，“太卷了”。

▲ 在上海，一个殡仪馆相关岗位，报名人数超过200。图 / 受访者提供

她所报考的岗位最终报名人数超过100人，她开始动摇，“不想当炮灰了，100选1比高考录取比例都要低得多”。放弃考编后，只能转头继续投简历，但不限制年龄的岗位，最多的是单休销售。“实在没有的话单休也先去。”

报名人数的激增，陈秋原认为可能和延迟退休的讨论有很大关系。“只有体制内能够一直做到65岁，其他的私人公司很容易被裁。”对她来说，考编的时间窗口也即将过去，“感觉35-65岁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章静每个月还要自己缴纳1000块左右的社保，如果延迟退休，她担心领取时间就又缩短了几年。“如果真65岁才能领的话，也许就不交了，因为不一定能活很久。”陈秋原也觉得，“只要有人在工作，就会发退休金，发不出来就继续延迟退休，无非是怕只能领几年就死了……”对于未来自己的养老问题，他们眼下唯一能做的，似乎也只有缴纳一份社保，“想不了那么远，先解决现在再想未来”。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至2020年，10年间就业人口比例由70.2%下降至63.4%，预计到2050年该数据将进一步降至45.2%；而另一方面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快速提高，目前该数字为18.7%，预计到2050年时将高达37.2%。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养老金支出变大，一方面就业人口有所下降，养老金补给下降。现在老人们的退休金高，正是享受到了人口红利，2000年，平均10个年轻人供养一位老人，到了2021年，变成5个年轻人供养一位老人，但出生率的逐年下降，延迟退休方案的出台，让很多年轻人对老年生活不抱期望。

不过，因为父母有充足的养老金，医疗也有保障，陈秋原的忧虑里，至少没有赡养父辈的压力。对徐雯雯而言，父母有自己的退休金，意味着她目前只需要顾好自己。虽然在北京，六千块的工资并不算高，但有家庭作后盾，她仍然能存下钱，每个月还制定了存钱目标。她和母亲关系亲密，因为母亲属于三高人群，她现在每天都会念叨母亲：“好好吃药，多活几年。”妈妈则笑着回答：“我努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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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5年存5千引热议，“高开低走”的名校生过得怎样？

作者：桂林生活网

发布时间：2023-02-17 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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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名为《我：毕业5年，存款5000 她：中传硕士，火锅店保洁》的视频火了，相关话题频频登上平台热榜。目前该视频播放量超500万，数万名网友在视频弹幕区及评论区称，“谢谢你们的分享”，“被治愈了”。

视频中的两位女性弯弯和超超于2017年从211名校华中师范大学本科毕业，但毕业后的人生似乎在“高开低走”：弯弯毕业5年存款5千元，超超去中国传媒大学读完研究生后，在一家火锅店打扫卫生。两位快30岁的女性用自己亲身经历告诉网友们——“当个废物也没有关系”，“我真的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开阔”，“当你掀翻牌桌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选择还很多”。

这则视频让很多同龄人心生感触，不可回避的现实是，即使是名校毕业生，即使努力打拼，也可能过上“高开低走”的生活。

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对话了三位名校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真实故事或许能让你感同身受。

北漂近4年存款5千元“我接受的教育没办法教会我挣很多钱”

贾利今年30岁，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北漂，目前的存款5千元。贾利说：“我读的书，接受到的教育，没办法教会我怎么去挣很多钱，怎么去提升我在社会丛林中的竞争能力，但它很神奇地教会了我——怎么去心平气和地穷。”

和视频中的超超一样，贾利一直想进入电影行业。2016年本科毕业后，贾利进入某双一流大学读电影制作硕士。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期间，贾利总是很忙碌，拍片子拿奖，跟组拍摄学习，成立工作室接商单……提起他和他拍的片子，校友们总用“专业”“质感”来称赞。贾利的目标是成为一名导演，假以时日拍一部能在院线上映的剧情片。

△为了跟组学习，贾利(左)没参加研究生毕业典礼

2019年7月研究生毕业后，贾利毅然决然去到北京，成为一名北漂。初到北京的那个月，贾利住在朋友家，天天外出面试。尽管有作品，但应届毕业生没有人脉和资源，想要进入电影行业并不容易。多番衡量，贾利进入一家纪录片行业头部公司做美食纪录片的分集导演。贾利说：“当时每个月拿到手6千多块，我的房租及水电加在一起就要3千多块。”

2019年年底，贾利和团队拍出样片后，疫情接踵而至，项目搁置半年。2020年5月，疫情暂缓，贾利和团队得以继续进行调研、拍摄，直至2020年年底，贾利将这部纪录片最后一集分集拍完，跳槽来到现在的公司。

△贾利通宵剪辑纪录片样片之后北京下雪，他第一次看到雪

“当时跳槽，主要是考虑到钱，自己身体原因需要一个动手术。”贾利说，拍纪录片项目的那段时间生活实在拮据，动手术少的话要2至3万元，多的话要30万，“我没钱，我现在的老板当时计划做短视频业务，我根据市场判断，觉得拍短视频可能更快能赚到做手术的钱。”

“对于我们这些学影视专业的人来说，以为做短视频是降维打击，可以很快做起来。”贾利做了短视频才知道，这一行远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简单。彼时贾利和老板两个人做账号，主要打造老板的个人IP，贾利担任导演、剪辑、拍摄和运营等多职，由于没有系统学习过短视频运营，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账号迟迟未能做起来。随后贾利七七八八做了一些影视项目，但都没能做起来，2021年倏忽即过。

△贾利在拍摄路上

2022年初，在老板的支持下，贾利开始写自己的剧本。“当时‘杀猪盘’骗局很受关注，我看了很多资料，觉得这个题材很有社会意义，也带给了我很多思考，就开始写。”收集资料、写剧本，修改剧本……贾利前前后后花了半年时间终于把剧本写出来，但大众对这个话题的关注热度已然消逝。“我老板说，算了吧，这个本子已经过时了，不怕片子烂，就怕电影出来时机不对。”回忆起半年辛苦付诸流水，贾利苦笑。2022年下半年，贾利在撰写方案中度过，“写过的方案很多，落地的没有，不仅是我们，行业内这两年也比较难。”

北漂4年，如今贾利的每月工资到手也就8千元，每个月花去3千元在北京通州区租着一套一居室的房子，养了一只猫，起名叫“太空”。去过的朋友都很喜欢贾利家，“房子很小，但是书多，我去的时候沙发上还放了一本毕飞宇的《推拿》，他买了个大电视，看电影极好。”

△贾利刚来北京时住的一个公寓，只有10平米

“看完视频我也去看了下自己的存款，差不多也是5千块，还是去年年底存下来的。”贾利笑道，“本来我对财富也没有那么多追求，我之所以想要钱也是因为我要做手术，在学校读了这么多年书，教育让我很平静地接受现在的一切，也不能说摆烂吧，我挺不喜欢这个词的，只能说被迫躺平，因为没办法，就是没有那么多机会，你很努力，人家不给你，你有什么办法呢?”

“未来的长期规划还是想赚钱把手术做了，再回学校读博。”贾利顿了顿，又调侃：“短期的话，还是跟着老板继续做新的业务吧，虽然生活拮据了点，但是老板很好，非常友善、尊重和认可我，未来还是愿意相信他‘画的饼’。”

△贾利在拍摄路上

毕业近5年经历公司倒闭待业转行：

看完心理医生出来，

看到外面世界，又充满力量

“我几乎不怎么和以前的同学联系了，我可以跟陌生人说自己过得不好，但没办法让认识的人知道。”27岁的邓涵坦言。邓涵老家在湖南农村，毕业于郑州大学计算机专业，211大学热门专业，在外人看来，她的人生应当一帆风顺。

毕业后，邓涵进入湖北武汉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做产品经理的岗位。2019年10月，她所在的公司因为资金链断裂，直接倒闭。邓涵没有立即离开武汉，而是继续在这座城市准备“项目管理专业人士资格认证”考试，“当时想着考完等结果出来再回家过年，但没想到疫情突然严重，到了1月已经没办法回湖南了，我只能跟一位同事回湖北黄冈，原本是想着等疫情过去，没想到这一待就待到了4月。”

2020年4月，疫情暂缓，邓涵返回武汉，入职一家公司做项目经理，直至2021年11月，为了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邓涵选择前往广州。在广州生活并不容易，邓涵一直未能在广州找到合适的工作，待业的压力让她一度失眠，情绪失控。

“2022年上半年，我开始看心理医生。”邓涵说，“其实每次看诊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我在说，但是每次看完心理医生出来，看到外面的世界，又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然后过段时间又质疑自己，充满压力，情绪失控，循环往复。”

邓涵这两年回老家，需要做很久的心理建设，“说实话，村里有些人初中高中读完就出去做事情了，人家现在已经有车有房了，都结婚生娃了，村里也会比较的，我也觉得对不起我爸妈，我的大学其实也不差，上了不少的学，但现在也没挣到钱。”

考虑了许久，邓涵决定转行做大数据方向，找机构上课。2022年下半年，邓涵每天都在日复一日的刷题和上课中度过。好在有一段稳定的感情支撑着她，男友一直陪在她身边。2023年春节，邓涵与男友互相见了家长。“外人看起来，互联网行业有很多机会，其实这个行业很残忍，淘汰率也很高，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去更新自己的技术，投入到更大的竞争之中。”

名校毕业回家乡教书：别人眼中的稳定生活其实如同白开水

魏西从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回到了家乡河南南阳，现在在当地一所高校当老师。

《我：毕业5年，存款5000 她：中传硕士，火锅店保洁》这则视频爆火后，魏西也看到了。魏西说，当时觉得视频中的两位女性特别棒，人生就该这样，没有唯一评判的标准，“至少要有尝试的机会，尝试了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果人生一步到位，就会总是还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魏西今年28岁，一毕业成了“围城”里的人，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魏西想出去。原本在中传读研时，魏西的目标是留在北京，但一直没有找到可以解决户口问题的工作。2021年3月，魏西无意中看到家乡南阳一所高校在招聘老师，没抱多大期待去报了名，“经历了初试、复试，居然考上了这个岗位，就回到了家乡。”

高校的生活没有想象中轻松，进学校两年，魏西基本上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一直都在加班。虽然每天忙忙碌碌，但生活如同一杯白开水，虽然枯燥乏味，但普通平顺。“如果留在大一点的城市，至少下班之后你的生活会丰富一些，现在我下班能干啥?去逛个超市，逛个街，看个电影就没了，这些地方还都是我从小逛到大的地方。”

“我现在是利用所有时间往外跑，体验不同的生活。”魏西说，“比如到了休息日，就买高铁票去重庆或者长沙，在那儿待两天，周日再回来。”问及毕业到现在的存款，魏西答道：“有一点，大概5万多。”

*文中贾利、邓涵、魏西均为化名

来源 | 潇湘晨报记者 | 陈梦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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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回到二线｜百家故事

作者：人物

发布时间：2023-02-28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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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收录于百家号精品栏目#百家故事#中，本主题将聚集全平台的优质故事内容。读百家故事，品百味人生。

近来，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人发帖讲述自己的困惑——30岁之后，当职业发展、孩子求学、老人看病等现实问题一一浮现，他们对一线城市的生活感到倦怠，开始犹豫要不要离开。

和几年前一度流行的「逃离北上广」不同，那时，想要离开的往往是在一线城市没有置业的年轻人，但如今，一些中产有了同样的念头，即使要付出比年轻人更重的代价，他们仍然渴望回到二线安置未来，以此获得生活中的「呼吸感」。

一些人在彷徨后做出了决定。上周六，一位30岁的二胎妈妈收拾完所有家当，正在从北京搬到威海，她同时在观望房价市场，等到一个回暖的时机，就卖掉北京一套价值300万的「老破小」，去威海置换200多平方的大房子。一对年龄超过35岁的夫妻离开北京快一年了，他们把全家的户口迁往了海口，在那里重新找工作和买房，希望尽快与城市适配。还有一位37岁的妈妈，留下了北京户口和一套房产，带着老人和孩子转移到武汉，两个孩子已经开始在武汉上学。

根据2020年《中国人口大迁移的新趋势》报告和人口统计局数据，近年北京和上海两个超一线城市人口增速明显放缓，北京近四年常住人口净流出达40万，而在2021年一年，北京常住人口数量减少了0.4万，上海人口仅增长1.07万，人口吸引力远远不及成都、杭州、武汉等城市。这些都说明，人们对于如何安置自己的生活，已经做出了一些新的思考。

《人物》找到了四位从北京、上海退回二三线城市生活的人，和她们聊了聊曾经在一线城市的生活状态，以及想要离开的具体原因。有人感慨说，自己卷不动了，「来大城市追求生活，来了之后却发现生活在城门之外」；有人在经历老人生病之后，开始思考自己和父母的连接是什么，并想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给父母多一些陪伴；有人带着孩子长期生活在20多平米的狭窄空间，对生活的需要变成了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

而当离开的原因和新需要都变得如此具体，在退回二线城市之后，她们是否就能获得内心的渴求？以下根据她们的讲述整理——

文｜程静之

编辑｜槐杨

图｜受访者提供

「来大城市追求生活，来了之后发现生活在城门之外」

@心凌 北京——威海

我是这个星期六（2月25日）彻底告别北京的。我把所有行李打包好，提前装上一辆大货车运走，之后跟老公带着两个孩子走高速，往山东的方向开，到了威海的地界，打开车窗换换风，能感觉到空气里有一种清甜的味道。

选择离开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在北京卷不动了。离职之前，我是一家顶级4A广告代理商制片，负责公司所有客户的视频广告制作，客户涵盖品类比较广，包括汽车、快销品、互联网。这份工作的不可控性很高，基本要求一天24小时待命。每天一睁眼，我会先拿起手机，处理上千条未读的群消息，之后忍受一小时的通勤，到公司跟同事和客户频繁开会，沟通片子质量、修改意见、追加报价等问题。晚上七八点下班后，我赶回家，扒拉两口饭，又继续工作，这种状态要一直持续到闭眼睛睡觉。

最忙的时候，我同时推进3-4个项目，为了赶进度，熬夜或者通宵也是家常便饭。这还不是最头疼的，涉及到外景拍摄的时候，我需要应对各种临时出现的bug，比如有一次在新疆，我们早上四五点起来赶日出，结果等来的是冰雹；还有一次在高原，要拍SUV汽车的越野性能，没想到产品突然出现故障，我就要思考如何拖着这个坏掉的车，去弥补脚本里的镜头。

因为工作的强度太高，广告代理商都自称「广告狗」。我在这个行业干了8年多，好像已经习惯了紧张的熬夜、加班和出差模式，接受了这就是自己的生活。

但到了2019年，我意外怀孕，生了老大，就有点想改变这种生活状态了。

休完产假之后，孩子依靠母乳喂养，我半夜要起来吸奶，睡眠质量很不好，早上起来再应对工作，必须先来一杯咖啡，才能支撑新的一天。在那个阶段，我过得挺辛苦的，但总感觉有个盼头，撑过一年半年，等孩子断了奶，痛苦就会过去的。但没想到，随着孩子慢慢长大，跟父母有了情感交流的需求，占据我的时间反而变得越来越多。

我记得在孩子有了记忆以后，有一次对我说，妈妈，你上次带我去的那个公园，周末可不可以再去一次？我就发现，自己周末的时间是不固定的，连这个都没办法承诺给她。还有一次，孩子睡前，我想表达对她的爱，说以后不管妈妈去哪里，都会把你带在身边。没想到孩子说，妈妈，你上班能带着我吗？这句话一下子戳到我的痛点，我当时忍不住哭了，好像在孩子眼中，妈妈就是一直在上班的。

到了2021年，我又一次意外怀孕，老二的到来加剧了孩子和工作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到了周末，我一边陪不好孩子，一边又处理不好工作，搞得两边都很愧疚。有时候，手机里的工作信息在吵，孩子也在吵，我就特别想放空自己，哪怕安静待一会儿，但现实是没有自我喘气的空间。

当这个矛盾成为常态，我开始思考自己在北京的定位和这样熬下去的意义是什么。

一方面，我们在北京算是小中产，有房产，是一套五十多平的老破小，总价大概300万，满足不了一家四口的住房需求，但如果再存一笔巨额的首付去换房，压力会很大；另一方面，我们没有北京户口，孩子未来没办法在这里高考，上学也会是一个大问题。两方面加在一起，我就觉得对未来的生活简直不敢去规划，好像对我来说，北京的一切都变得好遥远。

我老公跟我是同行，从大学毕业，到工作、创业，在北京一共待了18年。平时，他工作也非常忙，感到卷不动的时候，就开玩笑跟我说，去威海吧，把房子卖了，换成一笔现金，可以在威海全款买200多平的大房子，完全不用背房贷，可以彻底实现躺平。以前，这只是我们一个美好的假想，但在我二次意外怀孕的时候，老公认真考虑到北京的生活和住房情况，光养一个孩子已经很不如意，重提了离开北京去威海的事情。

老公是威海人，每年春节或者五一、十一，我就要回去跟他家人相处，所以威海我去过蛮多次了。我很喜欢那里，三面环海，过几个街道就能到海边。冬天最冷的时候差不多0度，供暖却有6个月的时间，比北京还要长十几天。那里的消费也让我觉得坦然，打开打车软件，快车和拼车，就是8块跟6块的区别，吃一碗海鲜面，小鱿鱼、虾、花蛤的浇头全部铺满，才20几块钱。

生二胎的节点上，我对去威海的提议一下子感到心动了。考虑到目前这个阶段，我在北京的工作也遇到了瓶颈期，一些优秀的孩子杀上来，我也不想跟他们斗智斗勇去卷了。总的来说，对事业上的追求就是0，完全没有了。

最后，我跟老公达成一致意见，他是自主创业，办公地点比较自由，工作就可以先不放，之后在北京、威海两地跑一跑，而我的打算是彻底放手，在哺乳期一年左右，把离职的事情提上日程。一直到今年过完春节，我做完手上最后一个项目，去公司办理了离职，之后开始收拾行李，该扔的扔，该卖的卖，该送的送，每处理一样东西，都像是跟这一段生活模式的告别，感觉到一种完全的解脱。现在，我们正在观望北京的房价，等到一个回暖的时机，就卖掉那套「老破小」，在威海置换一套房子。

今年春节，我在威海的婆婆家住过一段时间，能感觉到那边生活里的声音跟北京完全不一样。一大早，年纪大的爷爷奶奶们站在窗户下聊天，我被他们的声音吵醒，突然感到很接地气，一阵惬意。走出家门，能看到威海有很多山，鸟也特别多，去包子铺买早餐，伴随的都是小鸟的叫声。到了马路上，四处在播报今天什么菜价便宜，哪个超市在打折，都是一些细碎的生活日常。

今年元宵，心凌在威海感受到了节日气氛

我发现，在北京将近10年的时间，忽略了很多类似的生活气息。不像在威海，朋友们可以随意邀约吃饭，马路上的陌生老人会逗你的孩子玩，路上碰到老邻居了，会先聊两句再接着走路。好像生活的节奏一慢，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相处就都回来了。

最近，我把「裸辞、卖房、离京」的经历写在网络上，收到了很多留言，感觉在这个时代下，其实有很多人厌倦了一线城市的生活，但没有逃离的客观条件，或者没有离开的勇气。他们有的离不开国企的工作，有的放不下北京的户口，有的舍不得高薪的收入，有的想为孩子争取优质的教育。而我算是迈得开腿的，毕竟除了一套计划出售的房子，在北京也不剩什么。

所以，也有一些人很羡慕我，可以在现阶段去追求一种坦然的生活。我印象最深的评论是「来大城市追求生活，来了之后发现生活在城门之外」。这也是我的感受，我可能已经过了为事业拼搏或者说为自我成就感拼搏的一个阶段了，现在更在意的就是过平淡的生活。

心凌回到威海，和老公孩子在海边。

我觉得离开北京、回到武汉是一个特别正确的决定——可以更多地陪伴老人。

@特雷西 北京——武汉

2019到2020年，我们家遇到了三个意外。

一个是我在工作上遇到了歧视，二胎怀孕期间，公司考虑到我即将有两个孩子，可能没有精力再投入工作，招了新人代替我的岗位，等我休完产假回去，公司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二是老公突然生病，血管方面检查出问题，幸好及时送医救治，不然这个人可能就没了；三是我公公也出现身体不舒服，带他去医院挂号，一检查，发现是膀胱癌。

在这之前，我们家其实过得蛮顺的。我2003年来北京读大学，2007年认识了老公，两人都是湖北小镇出来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毕业后，我去了一家外企工作，老公本来是保送中科院硕博连读，但他想赶紧挣钱，读满三年硕士就直接出来了。

2011年，我看到天通苑有一块地方出了新楼盘，都是小户型，2万块钱一平，就跟老公说，100万就可以买下五六十平的房子。当时我们手里连20万都没有，赶紧各自去借钱，把首付凑起来，第一套房子就这样买了。后面这些年，有了孩子，老人自然而然地过来帮忙照顾，房子变得拥挤，我们就卖了第一套房，在望京换成了一个80多平的两居室。日子这么过下来，在北京，我们有看起来像光环一样的东西，房子，车子，户口，都有了。

但到了中年，上面所说的那三个意外，把生活完全打乱了。这让我感觉到，一个家庭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我们虽然算得上中产，但在北京也没有太多抗风险的能力。

其实，2019年生了老二之后，我们在武汉也买了房，只是没有决定说要回去。这一次公公生病，成了一个契机，他的癌症是早期，治愈率很高，但如果在北京治疗，我们还是会遇到一些无解的问题：首先是要找一家离家近点的好医院，并不容易挂号；其次，老人去了医院，老公要上班，也没人能看孩子了；最后，即使公公在北京治好了，家里地方太小，也没有一个安静的角落可以给他休养。

考虑到这些，我决定带着公公和孩子回武汉——医院很容易挂号，老人治好之后就在老家休养，我妈还可以过来帮忙看孩子，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到武汉之后，老人住院就是我来照顾，记得那个夏天，公公做完手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发烧，我租了一个轮椅，推着他去做各种检查项目，从一个科室到另一个科室，所有东西搞完下来，一天就过去了，真的是很疲惫的。

在那段日子里，我逐渐意识到，老人越来越老，陪伴他们的机会越来越少。我就在想，父母跟我们的连接是什么？他们把我带来这个世界，又把我挡在死亡的后面，就像是我跟死亡中间隔着的那堵墙。有他们在的时候，我会看不到那个东西，但他们一走，我直接地看到，未来的生命就是走向死亡这个终点。

每次想到这一点，我就会觉得离开北京、回武汉是一个特别正确的决定——我可以更多地陪伴老人。

一直以来，老公对我回武汉的态度是，只要我和孩子过得开心，他就支持。平时，他的重心都在事业发展上，自从那次生病之后，他也非常害怕，一下子强烈意识到身体健康很重要。我过来武汉之后，他两个星期回来一次，感到武汉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气息确实会让人放松，他打算过两年之后，凑够工作年限，拿到公司股权，就立马回武汉。

现在，我的两个孩子都已经在武汉这边上学了，等老公一回来，在北京就留下了户口和一套房产。也有很多人对我的选择表示不理解，说一个北京户口就成了多少人的向往，为什么还要回武汉？但真的在北京生活过，我们才体会到，即使有户口，也不代表车牌能摇到号，孩子上学就有学区房，老人就医就能更方便。从各个层面来讲，我们在北京的生活质量并不高，这个城市没有想象得那么美好。

当然，每个城市有优点，就有缺点。武汉虽然发展还不错，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工作机会不多，薪资待遇低。回来之后，我没有再去投工作，也知道年龄过了35岁，又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剩下的面试机会会更少。其实，我在2019年离职之后，曾经跟朋友尝试过创业，想做一个亲子类的公众号和线上商城，我们做好了方案，也拿到了投资，结果疫情来了，所有线下活动的规划都打了水漂。那次创业失败后，我回来就一边帮本地公司做自媒体运营获得收入，一边探寻更多的创业机会。

这也让我有了更多时间去陪老人。以前，孩子总是看不到外婆，这次回来之后，遇上清明节，我可以带着孩子回老家，跟着大家庭的人一起去扫墓，正是四月，老家的油菜花全都开了，春风吹得特别舒服。结束之后，家里十几个人再一块吃个饭，聊一聊，能感受到妈妈很开心。这两年，我带她第一次去坐飞机，第一次看大海，还有第一次化妆。那天是她生日，在照相馆里，我让化妆师给她化妆，之后拍了一组写真照，这组照片最后弄成了相册，厚厚的一本，我妈把它带回了老家，收藏在她的衣柜里。

特雷西和妈妈拍的写真照

跟妈妈的这种相处是我现在最大的收获。我14岁读高中就离开了家，在一个离学校更近的亲戚家里寄宿，大学又直接去了北京，一直到35岁回来，等于将近有20年时间没有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以前，我会觉得她既当爸，又当妈，是一个完全来照顾我的人，现在，妈妈大到去医院看病，小到手机下载一个东西，都需要我来照顾她。

我们这一代人，跟家族的亲情关系都是靠父母在连接。在北京的那些年，我除了家里的6口人，没有别的亲人，总会觉得人情关系淡漠，有那种漂泊感。特别高兴的是，回来之后，我能经常带妈妈去散心，陪她说话，而且有她在身边，亲戚之间的来往也变多了，我才重新找到了跟人情更多的连接。

特雷西在武汉长江边上野餐

「一线城市卷有卷的代价，二线城市躺平也有躺平的代价」

@小包 北京——海口

无论海口的白天有多热，到了晚上9点多，都会起一阵凉凉的风，空气带着一种湿润又温热的味道，清新得像是刚下过一场雨，呼吸起来非常顺畅。

这时候，我会去小区楼下跑个步。跑道上没有太多人，也听不到任何车辆的喧嚣，只看到旁边一些高高的椰子树，在干净又清亮的夜色下，我可以完全放空，享受一个属于自己的自由时刻。

我是2022年7月23日从北京到海口来的，离京最核心的一个原因是没有北京户口，两个孩子将来没办法在北京高考。我原本计划，等孩子小升初再做离开的打算，但在2022年，我和老公的职业生涯遇上滑铁卢，就想干脆带着孩子早一点走，尽快去二线城市找位置。

原本，老公在部队做计算机信息技术相关的工作，我在一家公司做公关，服务的是互联网企业。2013年，我们结婚，生了老大，因为老公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家，我又要上班，只能请老人过来帮忙带孩子。家里人多了，我们在昌平买了一套房子，由家人帮忙付首付，我跟老公还月供。

那时候，我要养孩子，又要养房子，就感受到在北京生活确实压力很大。随着孩子越长越大，老大开始上私立小学，一年学费15万，老二在2019年也出生了，我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包括这两年，我父母年纪也大了，身体出现一些问题，他们没有北京医保，看病需要买一些商业保险。这些问题加在一起，我意识到了什么叫「中年危机」。

这些年，因为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我的工作一直非常顺利，跟着公司总监出来创业，开过一个小型公关公司。我更加拼命去工作，想办法赚更多钱，基本上全年无休，把时间都花在工作上，晚上加班到一两点。做公关这份活儿，精神压力蛮大的，经常被客户pua得很惨。偶尔，我也觉得窒息，感觉完全没有了自己的生活，不知道这种状态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但每次跟客户做业务结算，又觉得一切都值了，我重新回到打满鸡血的状态，好像只要是为了家人，做什么都变得很有动力。

但到了去年，互联网经济走下坡路，一边疯狂裁人，一边砍预算，我们的业务量跟着跳崖式下降，最后公司开不下去，只能把员工都辞退了。

那时候，我老公已经退伍，做了一个海南的外包项目，了解到海口市2025年自贸港要封关，这两年有人才引进政策，很多外地人会赶在封关之前迁往海口。我们就想，当年没赶上70后、80初在北京落户的机会，现在是不是赌一把，把户口落过来，看自贸港以后的发展会不会好。

对全家而言，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们是把一家的户口都迁到了海口，两个老人也跟着过来了。在这里，我们又买了一套小房子落脚，北京的房子就留在那里，作为两个孩子以后的保障。

来海口之前，我虽然知道这边的工作机会比较少，薪资也低，但没想到落差居然这么大。刚到海口的时候，我相中了几个有意向的单位，后来这边疫情爆发，没有及时去聊，人家很快招到了别的人选，机会一下子都没有了。我就有点慌，临时又联系了一波，很多是在本地做得很大的企业，但聊过之后，我发现他们着眼的是本地市场，赚的是眼下的钱，而我此前一直关注的是全国市场，彼此的思维不在一条线上，就不是特别满意。

那会儿，我才意识到，在一线城市卷有卷的代价，来二线城市躺平也有躺平的代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线城市可能是相对公平的，职场上主要靠能力，而二线城市还要靠一点关系，我所有的资源都在北京，想在海口有发展，就会遇到一个无法改变的瓶颈和限制。

到海口好几个月之后，我还是没找到满意的工作，断了收入来源，身边又找不到一个可以宣泄的朋友，变得非常焦虑，只好自己躲起来偷偷地哭。我甚至考虑过，是不是自己选错了，要不一个人回北京，或者去近一点的广州、深圳再继续卷。但老公安慰我说，到了这个年纪，完全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肯定会有一段艰难期，再给自己一点时间去适应。

我继续找工作，一直到两个月前，才在海口找到一家面向全国市场的公司，很多同事也是外地人，所以工作内容和环境没有太大变化，只不过薪水降到了原来的三分之一。海口作为一个旅游城市，日常消费比较高，甚至点一个外卖都比北京贵。我看不到薪资未来增长的空间，压力也挺大。以前，我赚钱能力还不错，给孩子花钱都是大手大脚的，但现在，孩子再要买一个东西，我会考虑是不是必需，可不可以换成档次差一点的，其实心里挺心酸，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去完全满足他们了。

你会感觉到，要在一个新城市扎根，并不会从压迫完全走向轻松。退回两个月之前，我其实对海口是不满意的，但当一切慢慢走向了正轨，我会觉得海口还不错，这边的人过得不急不躁，坦坦荡荡的大马路，就用30-40码的速度慢慢开；说话也是轻声细语的，很少有人因为插队这类事情吵起来。

工作确定下来之后，我也在尽力适应海口的节奏，比如公司早上9点开始上班，中间有两个半小时的午休，下午再工作3个小时，就可以下班了。刚来的时候，我非常不适应午休，觉得这不把时间都浪费了吗？待了一段时间，我融入进去之后，会发现午睡真香。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海口算是安定了下来，最大的感受是生活确实变松弛了。这边离海岸很近，孩子出门可以随意去海边玩沙子。我自己最喜欢的是海口的傍晚，每天下班的时候，抬头就能看到特别漂亮的晚霞。

海口的晚霞

回到成都，我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

@雨丝 上海——成都

我现在越来越认同作家伍尔夫说的，女性想要创作，必须要有 「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办法拥有这样一间屋子。

我的城市选择路径比较曲折。我从四川小地方的机关幼儿园读上来，大学考进了上海同济，研究生毕业后，很快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虽然当了妈妈，但我在择业上完全不成熟，先在上海外企干了一年，之后拽着老公非要回成都，想寻求进媒体的机会，面试失败后，阴差阳错去了政府搞招商引资。5年里，我换了两座城市，三份工作，一直到30岁，才最终确定那份工作不是自己想要的，于是决定从成都回到上海，开始读博。

我老公虽然是上海本地人，但在我做读博决定的时候，他已经在成都扎根，事业和房子都安置在成都这边。我选择去上海读书之后，夫妻不得不分居两地，我们就商议说，由我把女儿带在身边，老公每个月飞一次上海去看我们。

读博的五年时间非常折腾。前两年孩子上幼儿园，住在宝山，第三年在英国，后两年，为了方便女儿上小学，住在黄浦。黄浦的房子是公婆家等着动迁的老房子，面积很小，只有二十多个平方，我们搬进去之前重新装过，内部打了一层阁楼，楼下是客厅、厨房和卫生间，楼上就是卧室。在局限的空间里，我跟女儿没办法拥有独立的书房，只能保证我有一张大书桌，她有一张小书桌。平时，我们两个人背对背坐着，她写作文，我就写论文。

一边读博一边带孩子确实很辛苦。尤其上小学之后，孩子放学回到家，会不断向我发问，妈妈这个怎么做，那个怎么做，始终没办法安静下来。到了晚上，我很希望孩子先睡觉，让我一个人在楼下待一会儿，但阁楼上会一直回荡她呼唤的声音，我就必须上去陪在她身边。等把孩子哄睡着，我自己也累了，没精力再写论文，又焦虑得睡不着，就觉得过得非常吃力。

生活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房子里，我每天忙于接孩子，送孩子，写论文，就感觉自己在物理和精神上的独立空间都被剥夺了。尽管老房子挨着外滩，但我都顾不上去逛一逛。我记得外滩有一块地方经常种郁金香，有一年春天，等到最后一批花凋谢了，我才想起来去拍一张照片留念。那时候，我就感觉到，当没有自洽的时候，好的环境也是没法从外面去寻找的。

到了2020年，因为长期睡眠不好，我去医院开了处方药，药物有一定副作用，吃完之后会有些神经衰弱，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有一次，小朋友看到我身体异样，说了一些取笑我的话。那一瞬间，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自己被伤害了，忍不住大发雷霆，开始砸东西，有一样东西意外砸到小朋友的肚子上。我就吓惨了，一边哭，一边问她有没有痛，要不要上医院，没想到孩子跟我说，妈妈没事，你不哭。

那次砸东西以后，我开始意识到，把情绪消耗在孩子身上是不行的，但我也特别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来消化自己的情绪。

2022年是我读博最后一年， 3月份，我一边写答辩论文，一边照顾孩子，还要准备毕业后的工作面试，觉得一个人弄不过来，就让老公到上海帮忙。结果，疫情升级，我们一家三口都被封在老房子里，老公工作要打电话，孩子要上网课，我怕他们的声音影响到我，最后是躲在厕所里，完成了答辩和网络面试。

读博前，我对上海这座城市是有迷恋的。这两年，我看到媒体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词是「小镇做题家」，才意识到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长期受到这种文化的引导，就是要去繁华的大城市，在世界500强里争一张办公桌，寻找更高的社会位置。我的人生似乎就应该走上这样一条轨道：买学区房，送孩子进一梯队的学校，穿梭于各种兴趣班，拼命工作，周游世界......这是上海标准中产阶级的生活，也一度是我努力的目标。

但经过读博这五年，又在上海的老房子生活过，我的观点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一家三口虽然都是上海户籍，但这份「荣耀」可能也是一份枷锁。老房子的走道里，我能经常听到一些老邻居讨论，不知道哪一天能轮到我们这幢楼动迁。稍微听到一点风吹草动，他们会聚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商量，拆了能有多少钱，以后应该要搬到哪儿，想象住大房子的画面。在没动静的时候，他们会失望，会发生争执，我就感觉到，他们一辈子的人生，好像都在等待拆迁这件事。我老公也说，在这个毗邻外滩的小弄堂里，他经常碰到小学同学，还是在重复上一辈的脚步，等待在拆迁的这个循环中。

那我如果选择继续留在上海，是不是也会重复那样的人生？我需要面对的现实是，老公长期在成都工作，父母不会来上海定居，我们在沪不是学区房，尤其经历了五年独自带娃读博的经历，我知道再不寻求另一个空间，对我和孩子都是很大的消耗。

所以，与其留在上海，每天折腾怎么换大房子，孩子要去什么学校，夫妻怎么团聚，老人怎么平衡……我更愿意回到二线，在一个自己够得着的位置，看看书，写写论文。

博士毕业后，我很快面上了成都一所高校，现在就是一名普通的大学老师。在成都，我跟老公很早就买了一套200多平的房子，光阳台就有20多个平方。回来之前，我就想好了，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属于我的书房，书房跟客厅连通的地方要安装一道玻璃门，在我想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就可以把玻璃门拉上。

雨丝的书房

从去年10月开始，我就在倒腾这个书房，弄了三个月才完工。我对书房的要求是通透，因此装了几块大玻璃窗，一抬眼就能看到外面的世界。我在这里摆上了一张长条桌，三个书柜，还有一张醒目的黄色沙发，来点缀颜色比较单调的地板，为书房增添一点色彩。

等一切布置好之后，我就感觉到这个空间充满了自己的味道。我一次次光顾这里，在这里工作，享受这里带给我的安全感和呼吸感。有了这个空间之后，有一次，我刚准备坐下来工作，天上就出了太阳，阳光一下子铺满书桌。那一瞬间，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努力了这么些年，绕了一大圈，其实最想拥有的，就是这么「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

阳光洒在书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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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8生育率持续新低，2025超高老龄化来临！韩国人直接“摆烂”

作者：金十新媒体

发布时间：2023-02-23 18:22

快照：

韩国最新的生育率出来了：0.78。

相当于每对夫妻生育0.78个小孩，按这个生育率下去，再过六七十年，韩国人口都要减半了。

那正常的生育率应该是多少呢？如果想维持人口规模不下降，每对夫妇需要生育至少2个孩子，人口学里这个生育率数字是2.1。但发达国家通常生育率会比较低，美国是1.6，日本是1.37。

相比之下，韩国0.78这个数据就很夸张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达到过的低水平，上一个的最低纪录，还是韩国人自己创下的。有一说一，即便韩国全民独生子女，生育率也不该这么低，这说明很多韩国人对生孩子这事压根提不起兴趣。

韩国生育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下降的？为什么韩国人就是不愿意生小孩？今天来聊聊：韩国生育率。

我们把时间线拉回到1950年代，打完朝鲜战争，韩国开始铆足了劲搞经济，发展得靠人去推动，当时韩国人对生育这件事都很有热情，平均一个家庭有6个孩子，跟现在的尼日尔差不多。但韩国政府很快意识到这样不行，因为韩国国土面积太小，资源有限，这样生下去要把家底给吃光。

于是在1960年，韩国政府推出了计划生育，开始有意地控制人口。请记住这个时间节点，这是韩国生育率跳水的开始。当时韩国政府提倡：一对夫妻一对娃，生儿生女都一样，独生子女免税收，意外怀孕去堕胎。

还把农村作为主战场，派计生工作人员到农户家里，做育龄夫妇的工作，动员大家少生少养。效果出奇的好，到了1980年，韩国生育率降到了2.8，比1950年下降了2倍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韩国政府很高兴，但很快就发现自己高兴过头了。

韩国年轻人遇到了住房、医疗、生育成本太贵的问题，大部分人选择只生一胎，韩国生育率嘎嘎往下跌。韩国政府发怵了，本来韩国人口就少，再这么下去，就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后继无人”了。

于是韩国政府紧急调整政策，1996—2003年开始放宽人口生育，口头鼓励大家多生点。2004年开始，出台各种优惠政策，用行动刺激生育，比如政府掏腰包向二胎家庭提供免费健康保险，以及孩子从幼儿园到初中的学费减免等等，一年下来就花了200亿美元。

但事实证明，计划生育不是水龙头，想关就关，想开就开。无论政府怎么刺激，韩国人就是雷打不动：你只管鼓励，生一个算我输。韩国更是在2020年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死亡人数首次大于出生人数。

2021年1月，韩国庆南昌原市又提出了一个刺激生育的大招：结婚梦想论。一对合法结婚的夫妻，可以申请一笔1亿韩元的贷款，大概合人民币50多万。如果结婚之后生育了一个小孩，那这笔贷款的利息就不用还了，如果生了2个小孩，不仅免利息，这笔贷款的30%也不用还了，也就是借1亿韩元，还7000万韩元。生3个小孩就厉害了，可以白拿这笔1亿元的贷款。

总结韩国近70年计划生育的标语，大致分为5个阶段：

1960年代：不节制生育的后果就是乞丐

1970年代：生男生女一样好，标准2个是最好

1980年代：两胎也多，一胎就好

2004年：爸爸，我一个人很孤独，我想要弟弟妹妹

2021年：你敢生小孩，我就敢给钱

这些口号也能和生育率对应上，从1960年开始，韩国的生育率就开始“自由落体”。

各种补贴，各种政策砸下去一点水花都没有，韩国政府也有些心灰意冷了，既然内部不行，就请求外援吧，于是想出一个终极大招来“曲线救国”，是什么呢？移民。韩国内政部在2022年10月到2023年10月将会实施第一阶段的“地区特定签证”计划，估计能吸引到500位人类高质量外籍人士。

在前年4月，韩国庆尚北道闻庆市政府还抢先推出了一个“国际婚姻”项目，就是让错过婚龄的韩国农村未婚男性和越南留学生相亲，以此解决农村光棍问题。项目曝光后遭到了强烈抗议，众多越南留学生指责“闻庆市侮辱了移民女性，侵犯了人权”、“将越南女学生商品化”，最终当地政府道歉，项目不了了之。

为什么韩国年轻人对政府的各种福利和补贴无动于衷，就是不打算生小孩？最直观的原因就是：贵！

Jefferies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研究的 14 个国家名单中，韩国是世界上抚养从出生到 18 岁儿童成本最高的国家。韩国政府也统计过一个数据，一个小孩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花销，要3亿韩元，大概合人民币150万左右。

而抚养3个小孩到成年，要花450万元，根据开头提到的政策，生3个小孩可以领到政府补贴的50万，最后一合计，净亏400万。

光看抚养成本，看不出啥，但拉着收入以及日常开支一起看，就能看出端倪了。

先来看收入。根据韩国统计厅的数据，韩国职场员工月收入200-300万韩元占比是最高的，我们取中位数，250万韩元，折算成人民币是月收入12500元。

听起来是不错，那支出怎么样呢？拿买房这件事来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韩国首尔江南区一套不到100平方米的公寓，售价10万人民币左右。到了今天，售价飙涨到了上千万元。日常用品的物价也不亲民，根据国际经济学人智库（EIU）的报告，首尔一度高居全球十大物价最高城市的第6位，居然比纽约还高，8棵小青菜24元，一盒菠菜26元，3棵黄瓜15元。

所以，在韩国，尤其是在大城市，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加上前几年疫情冲击，韩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去年上半年韩国失业率达到25.4%，“毕业即失业”。这就导致很多韩国年轻人心理极不平衡。

很多人都知道，韩国的高考竞争非常残酷，很多韩国学生会不断复读重考，每天学习10小时，直到分数达到理想大学的分数线。本以为考上理想大学，毕业之后就有光明的未来，结果直接被社会打残，巨大的落差感、层层的压力、固化的社会阶层，让很多年轻人遭不住，连对象也不想谈。于是，韩国就出现了“三抛一族”：抛弃恋爱、抛弃结婚、抛弃生育。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只要我没有道德，谁都不能绑架我。

前段时间，韩国副总理、教育部长朴顺爱上台才34天就被赶下台，就是因为试图道德绑架年轻人。之前，朴顺爱提议从2025年起，把小学生的入学年龄从6岁降低到5岁，以应对少子老龄化及缩小学前教育差距。

韩国人马上不干了，明面上是把入学年龄调低了一岁，实际上是未来所有韩国年轻人都要多工作一年！结合延迟退休政策，好家伙，你隔这叠双BUFF呢，活到老，干到死。

对生活看不到希望，有人选择加入“三抛一族”，也有人选择草草结束自己的生命。

2020年韩国自杀人数达1.3万人，在韩国，平均每天有36.1人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每10万人口自杀人数达25.7人。课业压力大、家庭不和睦、贫富差距大、就业困难是重要的原因。

在韩国首尔的麻浦区与永登浦区之间有一条跨江大桥：麻浦大桥，又叫“自杀大桥”。很多韩国人选择从这里跳下去结束生命，从2007年至2012年期间，就有超过100人从这里跳下去结束生命。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首尔市政府联合三星保险、广告公司对大桥进行改造，桥的两侧栏杆放置了许多励志短语，比如：

“你最近过得好吗？”

“是不是累了？”

“现在去看看你所爱的人吧”

“最光明的时刻就快到了”

栏杆上还贴着一些温馨的家庭照片，以及香喷喷的美食图，希望唤起轻生者对美好生活的留恋。

桥上安装有生命热线，用来求救及提供心理咨询。大桥改造完成后，获得了40多个广告奖项，很多人来打卡。事实证明，效果确实很显著，第二年开始，自杀人数是前一年的6倍，多达93人，4年累计自杀人数超过300人。

这些标语广告有问题吗？好像没毛病，很温暖，但对于一个忧郁到想自杀的人来说，这些话就是莫大的讽刺，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照片里的画面有多温馨，饱受磨难、孤独无望的自己就有多惨，更加坚定了要自杀的决心。整一个反向操作。

回归到生育率这件事上，在东亚，韩国只是巨大人口问题的一个缩影。我们也并非看客。从2017年—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连续下降，年轻人整体焦虑，很多人宁愿保持单身，也不想拖累别人或者被别人拖累。

年轻人不愿意生育的根本原因还是离不开：生活成本高。说真的，如果要促进生育，就得打心里体谅年轻人的压力，看见年轻人的焦虑，想着怎么帮他们减负，而不是指着他们脑袋，既要自愿加班996，又要负债买房，还要生儿育女，生产队的驴也不能这么使。还有些专家提出些妖魔化建议，什么推出二胎贷、三胎贷、延长贷款年限，让两代人共同还贷。真的，建议专家非必要不建议。与其想着套牢年轻人，倒不如来点实际的，比如生育奖励之类的，你说是吧？

现在，韩国已经被预测，2025年将迈入超高老龄化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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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大的年轻人，在脱口秀训练营里找出口

作者：36氪

发布时间：2023-02-19 21:47

快照：

“情绪一下就到顶了”

还差20分钟，就要登上脱口秀舞台了。

32岁的李钊被安排第一个上。作为初次登台的新人，他找到最后一排的位置坐下，一边频繁推眼镜，持续性抖腿，一边把视线固定在自己的手机上，反复读着手机里那近2000字的段子，生怕自己会忘词。

突如其来的，老板临时在公司内部办公app上发起了会议。这是2022年12月22日，7点25分，下班时间。老板要在团队内部对齐一下半年后的业务规划，以便在10天后如期汇报。

下班后还要开会早已是部门不成文的规定，没人能拒绝，哪怕这个事明明不紧急，“没办法，他是你老板。”

在这家互联网大厂做渠道运营的李钊，心里再不满，也得丢下手里反复阅读的段子，走出场地——北京市团结湖的一个共享办公区的地下一层，蹲在大厦门口开一场没有期限的电话会议。

50分钟后，会议结束了。李钊冲回演出场地时。他迫不及待要开麦，“情绪一下就到顶了”。

在表演已经进行了40分钟、4个人自告奋勇地讲完了段子的那一刻，他上台，抓起麦克，用比上台前高了两倍的声音开了场。“下个礼拜六之前要上线，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拉会？”对大厂日常的控诉，万箭齐发，停不下来。

“很多公司其实会发福利对吧，中秋节发月饼，端午节发粽子，我们公司发桌面，什么你好6月，你好8月，这个月也要加油，拿到这种礼品我们就感觉非常地无奈。今年互联网公司不是说有裁员吗，我们公司hr就开始传说我们福利待遇要进一步消减，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我们都惊呆了，都已经到这个水平了，我们还能有消减的空间？”

“我媳妇也是大厂的，我们俩下班是什么情况？最惨的时候，我10:30左右下班，到家已经挺晚了，但我媳妇还没到家，她11:00左右才挂着耳机开着会回来。开会基本上开到夜里12:00，12:00其实我已经休息直接睡觉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我们俩醒来，才可能在家里说了第一句话。”

肉眼可见的，李钊面色红润了许多，头发也成片地立起来。台下笑声一片。

从公司的福利待遇，到领导的PUA，再到大厂的加班内卷，围绕自己的职场日常，他接二连三地吐槽着。为了在规定时间——4分钟内完成表演，他不得不主动放弃了一些素材，留着“下次再讲”。

表演结束了。他长舒一口气，脚步平缓地走回最后一排的座位上。

这是李钊报名的一个脱口秀训练营的第一个上台日。经过一个月训练后，「Tony美式脱口秀训练营」第三期的10来位学员，终于迎来了第一次上台表演的机会。今天的表演并不对外，台下坐着的都是训练营的学员们。

Tony和学员们，一排左三为Tony，摄影师/曾嘉

有像李钊一样的大厂员工，也有曾拿过融资、登上福布斯under30榜单的创业者，还有音乐制作人、演讲导师、全职宝妈……年龄跨度也大，从20岁的大学生到50岁的演讲导师都在会出现在这儿。

训练营是由双语脱口秀演员Tony Chou创办的，十年脱口秀表演经验，曾在美国、爱尔兰、泰国等地都进行过巡回演出，担任过美式脱口秀节目《恶毒梁欢秀》第二季的副咖主持人与编剧，也是脱口秀俱乐部“幽默小区脱口秀”的主理人，周奇墨、刘旸等都曾在这里演出。

训练营的开营时间是8周，每周会进行三次学习活动，除了上台日，还有理论课（教授脱口秀知识与技法）与创作日（学员们围绕着一个主题自行创作）。

坐在靠后的观众席上，带着帽子、留着山羊胡的男人就是训练营创办者Tony。每当学员们表演完毕，Tony便会上台一一点评。

“非常好。我觉得李钊是一个非常情绪先导的人，他在台上的情绪抒发和感染力是比较强的”，这是来自Tony的评价。不过，他建议李钊，“下次可以把段子里最精华的部分留下，铺垫可以再少一些。”

“鲜艳”的表达欲

“我要加入，最后一分钟加入可不可以？”去年的11月26日中午，卡着训练营报名截止时间，杜大宝给Tony发了微信。

她正全职养育一个2岁孩子，育儿琐碎且无休止，更何况，当时疫情管控带来的封闭和压抑，让她觉得“好像有一种怎么说无法诉说的憋屈”。

一个看似被日常生活磨得没了脾气的人，并不是真的失去了脾气。

她急于找到一个出口。

此前，她是一名自媒体从业者。再往前推，2015年前她还在美国做记者。她第一次看到Ellen Degeneres（ELLEN SHOW的主持人）讲段子是2010年，她觉得这种表演形式“既聪明又带劲”，不亚于听了死亡重金属音乐，“有一种宣泄感”。她猛然发现，原来还有一群人致力于把荒谬摆在大家面前，“看完之后实在是太过瘾了。”

现在，光听脱口秀已经不够了，她需要自己上台说。带劲的、辛辣的。

上台日那天，代替李钊第一个开麦的，正是杜大宝。育儿是她这一次的主打话题，她说自己为了讲好脱口秀，就连晚上哄孩子睡觉时讲的故事，都要用上讲脱口秀时的反转技巧，比如“从前有只大灰狼，它喜欢吃……奶糖”，以及“小红帽的奶奶病了，她的妈妈就带她到乳腺科”。

杜大宝，幽默小区供图

这场4分钟的表演，绝对谈不上轻松，她连麦都没能举起来，她拨了一下麦，感觉它有一吨重。范儿没能起来。那天的杜大宝只想连贯地讲完自己想的“笑话”，上台前甚至带着一颗公开演讲的心。

紧张感和表达欲之间，是呈反比的。随着上台次数的上涨，她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紧张是千万别说错词，而说关乎自己表达欲的东西，就像打开一个泉眼，泉水自然流出来，“每一句都让你想表达的，你就没有说错的东西”，她这么形容。

表达欲，正是说脱口秀最需要的。

「Tony美式脱口秀训练营」第二期的学员石榴，是个尝试在台上讲自己创业经历的95后创业者，她将这种未经训练的纯直觉型、热烈的表达欲形容为“鲜艳的”，“有点像煮开水，水开了，咕咚咕咚，你得有一个出口，让蒸汽出去。”

为了了解每位学员的脱口秀写作和表演水平，Tony要求每位学员在报名后准备一个2-3分钟的脱口秀文稿或视频，作为课前作业。有人直接说了一个广告，有人搞成了演讲，也有人说了一堆跟领导讲话似的套话，更有人误以为是说好笑的话，蹭了一些网络热梗或流行词。

“大多数人（第一次）都写不出来，都会很怵。”Tony说。

但李钊呢，随便写了几千字，吐槽自己在职场中的种种遭遇，最终视频有13分钟那么长。应该是这个训练营开营以来最长时间的视频作业了，连Tony都感慨，“怎么有这么多可说的？”

因为疫情，出境游的生意做不下去了，李钊在2020年入职了这家互联网公司。经常会在夜里接到领导的电话，被质问“兄弟你这个周报的数据怎么不对？”起初李钊还觉得这人“毫无人性”，半年以后，李钊早已习以为常了，“领导没问题，我现在打开电脑给你改。”

35岁危机也是有的。之前公司招了个00后，领导告诉老员工们：“你们学学人家新员工，人家上班什么状态，你们上班什么状态？”这些新员工“比我晚奋斗了12年，收入还跟我差不多”，李钊有些焦虑，“再磨两年他可能就是我领导了”。

人到中年之后，有太多想吐槽的了。李钊之前的那种往情绪垃圾桶里不断扔垃圾再踩实的办法，行不通了，“那些情绪消解不掉的时候，我就改变思路，把它往外倒。”

脱口秀，恰好给了他们一个被看见的高光时刻。

每期训练营结课时，学员们会收到结业证书，幽默小区供图

“它不只是发泄，扔个酒瓶子，吼一下。你表达出来，不光是说出来之后很爽，而且能得到更刺激的反馈，笑声和掌声。”Tony这么形容，作为反馈，它们显得格外及时、真实且公平，“这个东西掺不了假，对吧？你讲的好笑，现场就是给你笑声，这种笑声就是认同和喜爱，一个人不可能既笑，然后又不喜欢你。”

这很难，但只要成功过一次就会上瘾。

“在台上炸场过一次，你就会爱上那种感觉。”石榴说。

Find your voice

石榴的第一次脱口秀登台，是在一家脱口秀俱乐部的开放麦上。

“觉得自己还算好笑”的石榴，讲的是她爸的故事，因为觉得父亲是个很好笑的人，而且当时她对脱口秀的理解就是，“上去讲一些你生活中很好笑的人和事儿”。

结果，全场鸦雀无声。

这太受打击了。后来她才意识到，自己从一开始就走偏了，“当时为了好笑而好笑……后来发现恰恰是应该讲一些让你痛苦的事。”

在台上让别人笑的脱口秀，实际上讨论全是严肃的事儿。这也正是Tony想在这个训练营上最先传递的，“要非常强调自我认知，自我表达，课上有很多有些内容是涉及到要找自己。”

起先，石榴觉得学脱口秀，跟在蓝翔学习挖掘机技术一样，两者之间没什么本质区别。但最开始几节课就让她有了意外和惊喜，“第一节课就找到你的台上的角色，find your voice。”

三期教学下来，Tony早就意识到不能再只教授技巧了。在他的脱口秀训练营中，学员们要学的第一步，就是找准自我表达。

「Tony美式脱口秀训练营」学员们，摄影师/曾嘉

他发现同学们“就是不敢表达自己，有的同学很有意思，经常把话吞下去，说一半然后就断，然后再说。”后来Tony意识到这可能和学员的原生家庭有关，“比如说小时候爸妈经常对他过分严苛，经常吓唬他或者教育他，导致他把话吞下去，就产生了一种表达上的障碍。”所以从第二期训练营开始，Tony会在讲技法前，通过游戏或者是写作主题的设定来帮助学员们找到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

按照石榴的理解，这些想说的话，“它一定是来自你自己的生活体验，曾经让你痛苦的事。”

作为创业者，石榴最先想说的就是自己在创业路上的那些跌跌撞撞。

她讲之前创业一度欠了很多钱，每天被别人催债，也被限制高消费过，“限高的时候有很多好玩的事情”。有一次去深圳，跟深圳的创业者喝酒，对方说起来最近深圳特别流行滑皮划艇，因为税查得比较严，大家可以滑到香港去。

虽然，石榴的这些创业相关的段子，跟创业圈的朋友讲大家会觉得特别好笑，放到台上讲，就容易失灵，但，find your voice这件事，终究不是迎合别人，而是先忠于自己。

“任何东西挖掘的足够深，它可能都有普遍性的共鸣，只是说有一些更容易引起共鸣的题材和有一些没有那么容易的。”在石榴的总结里，很显然创业的话题是后者。

Be honest，把自己内心的想法都表达出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要这么深刻的剖析我自己，其实对于一个已经38岁，已经成家生孩子的一个人来说，其实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杜大宝说。

第二节写作课，Tony要求每位学员站到前面讲自己的弱点。杜大宝的分享确实很赤城：“我是一个特别容易紧张，胆子特别小，然后相处一段时间又特别就骨子里特别高傲的人，总是去盯着周围人，尤其是比如说亲密关系或者朋友们或者同事们的一些缺点，然后就开始审视他们。”

之前很害怕弱点暴露在其他人面前的杜大宝，一节课下来，发现大家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所有人上来（讲）一圈，你会发现你的弱点并不只属于你自己，这是人类共性的东西。别人可以讲，你也可以讲。脱口秀的舞台是有一个安全场域在的，你说这些是安全的，而且你说一些冒犯性的东西也是安全的。”

Tony指导杜大宝，幽默小区供图

一次成功的表达就像看了一次心理门诊。如果说看脱口秀表演是短暂逃离了真实的世界，讲脱口秀则是主动地面对真实世界里的纠结、困顿、拧巴与挣扎。

杜大宝觉得学脱口秀是一个打开自己和寻找自己的过程，她逐渐与自己的缺点和解，甚至之前那种没有办法诉说的憋屈，也慢慢消解了。“你又面对自己的脆弱了，你其实疗愈了一些伤痛带来的对你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没有那么神经敏感了”。

自己高兴才重要

像是一个扫描仪，借着脱口秀的视角，你可以对这个世界来一轮重新扫描。

况且，脱口秀绝不粉饰生活，“在生活中，没有表达渠道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是被划过去的。你核酸检测的时候，排队呢，突然三个人插队进来了，你心里骂两句，然后该怎么着就怎么着，这就完事了。但在脱口秀中，你可以讲一小时这件事儿。”Tony说。

无论是年龄焦虑，还是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性别偏见，以及在婚姻关系中对于人性的观察。“每个人找到what you are best at，这个东西可以一招鲜。甚至你的生活一塌糊涂，乱七八糟，什么都没有，自理能力也没有，没关系，你找到你适合、擅长的（表达方向）就OK。”

李钊想要在脱口秀里表达的还有很多。比如父母年迈后身体开始变得不好，比如家里人患了癌症，很多在现实生活中无能为力的事情，李钊都想表达。“只不过那些东西更沉重，处理起来是更需要技巧的，我现在还谈不上技巧，所以我只能去选择宣泄工作上的负面情绪，这是最好处理的。”

他相信自己肯定不会始终讲自己在大厂里的事情。

第二次开放麦时，杜大宝往自己想说的那个点上靠更近了，她吐槽了自己作为性少数群体在现实生活中会遭遇的刻板印象，基于此，创作了一个观察式喜剧——“你只要跟一些直男说自己有一些‘拉’的倾向，或者说有两个女人在一起了，他们就会把这件事想的特别香艳。”憋在心里的那些话，她以一种人们能轻易接受的方式噼里啪啦给说出来了。

在训练营的氛围中，一开始还拘谨着、客气着的学员们，很容易进入到一种“开始互相接梗、没法正常聊天”的新阶段。

Tony，幽默小区供图

Tony这么形容，“他学会了笑话技巧之后，他知道了笑话的一些结构和原理，日常生活中他的状态也会有变化，在一块一直充满笑声，你说两句话之后，啪我就接一个笑话，大家都在接梗，再到后来，甚至大家都不等对方说完话，就抢过来就说了。”

但让人发笑这件事，就像科学家做实验，“写作上、用词上，包括你表演上的节奏、重音、长短，然后流畅度，同一个笑话，光表演这个环节，你差一点点不行它就不好笑，而且一个好笑的笑话，你在不同的场合表演，有的就笑得不行了，到那就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些东西都是要通过在台上去体会摸爬滚打，去积累很多的经验。”Tony说。

基本上要花好几年的时间，你才能搞明白在台上讲什么东西大概人们才会笑。这也难怪作为老学员的石榴，总是在“我太牛了”和“我真不是干这行的料”中间反复横跳。

但对于现阶段的李钊来说，要在脱口秀里把自己内心的想法都表达出来，才是他的小野心。

“我其实特别讨厌孩子，如果我在一场演出里讲这个，肯定会有人觉得刺耳，但这不重要，我就是想讲而已”，他想的是，自己高兴才最重要。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钊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后浪研究所”（ID:youth36kr），作者：杨小彤、薇薇子，36氪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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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未育求职被拒，“女性求职的绊脚石”该搬走了

作者：红网

发布时间：2023-02-22 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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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元鹏

近日，福建福州一网友爆料称自己30岁未婚求职，被公司录用后，又因未婚未育被拒，引发热议。2月21日，当事人陈女士向记者表示，自己面试的是web前端开发岗位，16日面试通过后，双方谈好了工作时间和月薪等条件，HR下午发来了offer，谈好了入职日期。但次日陈女士就被询问近期是否有结婚打算，未等到回答就取消了offer。陈女士询问其是否担心自己休产假，HR说公司刚起步，不得不考虑。（2月22日 光明网）

如今招聘门槛真是五花八门。有不要“已经结婚的女性”的，有不要“已经生育的女性”的，也有不要“没有结婚的女性”的，还有不要“没有生育的女性”的。为何这家企业，会因为“未婚未育”而拒绝录用？

原因很简单：这家企业认为，这位女性求职者还没有结婚，还没有生育，而上班之后直接面临的就可能是“需要结婚”“需要生育”，结婚生育就需要有结婚假、生育假，会影响工作，单位要给予假期，会有损失。只能说，这样的企业不止一家，也是一种现象。可是，如此小肚鸡肠的企业，如此精打细算的企业，如此格局不大的企业，未必能有宽广的发展。

对于企业而言，做生意用工都是需要考虑成本的，其从用工成本的角度出发考虑一些事情，当然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到了这种“抠门的程度”，连放个结婚假、生育假，都算到用工成本里，也就显得太没有格局和小家子气了。企业用人，用的首先是人，是人才。衡量人才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是不是企业最需要的人才，是不是对企业发展有好处的人才，而不是“结婚了吗”“生育了吗”？再说了，结婚生育是所有人都必须经历的事情，也是企业用工不可回避的事情，更是企业该承担的责任。难道为了降低用工成本，都不招录“没有结过婚的”“没有生过娃的”？

不少企业还拒绝录用“已经结果婚的”“已经生过娃的”。其目的也是一样的，担心“结过婚的”“生过娃的”，会被家庭的琐事所牵涉，会把精力用到照顾老公、照顾孩子上。这也是一种“大头不算小头算”的小肚鸡肠。如此精打细算，其实是打错了算盘，未必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不管是拒绝录用“已经结过婚的”“已经生过娃的”，还是拒绝录用“没有结过婚的”“没有生过娃的”都是一种就业歧视，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作为用人单位需要有大格局，而底线则是不能践踏法律。我们有到位的劳动保障法，每个人都有公平的就业权利，尤其需要维护好女性的就业权，不能纵容用人单位擅自设置“就业门槛”，更不能把“就业门槛”变成女性求职路上的绊脚石。对于劳动保障部门而言，需要对此类现象进行打击。

未婚未育求职被拒，“女性求职的绊脚石”该搬走了，“求职门槛”不能想咋设就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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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问题让年轻人没时间结婚生娃：如何看待常态化加班？

作者：人间有味是多巴胺

发布时间：2023-02-28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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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问题让年轻人没时间结婚生娃

近年来的超时工作问题，已造成年轻人没时间恋爱、没时间育儿、没有家庭时间，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结婚率、生育率降低等情况出现。蒋胜男指出，面对生育率不断下跌，尽管各级政府出台了相关措施，如离婚冷静期、鼓励二胎三胎、奖励生育等，然而不解决因超时工作带来的“没时间生娃”“怕失业不敢生娃”的根本原因，提升生育率的其他办法都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近几年，加班问题成为年轻人最头痛的事情。每天工作大概九点，只要是有什么事情要处理，晚上就要加班到十点，到十一点，甚至是凌晨。这给许多年轻人带来了非常沉重的压力，他们缺乏时间来照顾家庭，更不用说有宝宝了。

事实上，每天加班的人很多，家里缺少父母的关爱，缺少朋友的陪伴，更缺少有时间享受美好的生活。年轻的男女们都面临着没有时间结婚生娃的问题，他们可能会结婚晚，也可能永远不会有孩子。

而且，压力久了，还会造成抑郁、焦虑等症状，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仅会影响年轻人的健康，也可能影响他们未来家庭的健康。

因此，尽管加班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但还是要尽量减少加班时间，让年轻人有充足的时间来照顾家庭。企业也应该多考虑员工的健康和家庭，而不是只用强制加班来提高生产力。只有这样，年轻人才能有足够的时间结婚生娃，实现自己的梦想，拥有幸福的家庭生活。

如何看待常态化加班？

当今社会，加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企业认为，加班是提高产量的有效手段，而员工则可能会因为时间压力被迫加班。

然而，常态化加班会影响员工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并影响其工作效率。长时间工作会使员工精疲力竭，工作效率降低，甚至会出现抑郁等问题。此外，长时间加班还会导致员工与亲人之间的矛盾，损害家庭和社会稳定。

因此，企业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常态化加班，如实施有效的考勤管理和作息安排，采取人性化的管理措施，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同时，员工也应该加强自律，控制加班时间，严格按规定的作息时间工作，维护自己的健康和家庭。

总之，常态化加班可能会影响员工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因此，企业应当采取有效措施，而员工也应该积极配合，维护自身利益。

网友评论

一线员工天天上班加班，春节回家匆匆忙忙相个亲，没有合适的，继续回厂上班加班到八九点十点，都没时间去了解接触异性，怎么有时间谈恋爱结婚生子。

没钱生娃才是关键吧？我觉得工资高了收入稳定自然会要孩子，而不是没时间，是没钱生。

先把加班费三倍工资都强制落实了，很多无谓的加班自然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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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副业搞钱，有人赚套房，有人一天赚五毛

作者：每日人物社

发布时间：2023-02-25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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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系列”第一期，我们聊了买房。来到第二期，我们将目光投向努力搞副业的当代人。搞副业，从来不是独属于年轻人的集体行为。后疫情时代，动荡的环境挫伤人们对工作、对未来的期待，年轻人梦想用副业创造收入奇迹，中年人畅想用副业实现阶级跨越，老年人只想用副业为儿女广积粮仓。人人都想在不稳定的职场之外寻找新的依托，新的收入来源。归根结底，钱能为生活创造出更多可能。我们和十位搞副业的人聊了聊他们的心路历程，以下是他们的自述。

文 | 祁佳妮 黎佳佳编辑 | 金匝运营 | 月弥

陈宇，32岁，公务员

“为了多挣3千块，我同时打四份工”

十多年前，我上过大学的一堂创业课。老师向我们提问，信息不对称可以做什么？

我当时心想，该不会是用来赚钱吧？这也太俗了。没想到答案真的是赚钱，更没想到的是，十多年后我做的所有副业，挣的都是信息不对称的钱。

2016年，我还在深圳一家外企上班，每天5点半下班，最开始，我用下班后的时间学英语，但单纯的学习很像自我欺骗，没有真正的产出，从那时起，我就想，不如用空闲时间搞钱，实际一些。

做副业需要灵感，赶上知识付费元年，很多平台推出付费音频节目，年度会员一两百一年，我就买一个会员，听了后整理这些内容，再用19.9元的价格倒卖出去，靠走量挣钱。来买的人很多啊，我每天早上坐班车上班，都在忙着接待客户。

2017年，我考上了潮汕地区的公务员，在乡镇做文员，月薪6千。除了稳定，工资真的不多，公务员只能提供一种保底的生活。大家都是想多挣钱让自己过得好一点，更高的收入意味着更好的生活，对吧？

去年3月，宝宝出生后，经济压力大了点，我开始在闲鱼上卖所有能卖的东西。其实也是赚信息差，我去找供货商，低买高卖，卖数据线、养生杯、案板，只要有差价都能卖。截至目前，我在闲鱼的营业额有16万，但刨去成本，可能只赚到了几万块。有时候也会想，如果我当年毕业进了大厂，像我弟一样，一年拿几十万，会不会有更好的结果？而不是每天想着同时打四份工，只为多挣那三千块钱。

这时我又发现了一类人的新需求，录音转写。有人备考听课会录音，记者采访会录音，学生不想上课只想看文字稿，也会录音——那我来给转写录音行不行？

我好像在做一个产品，发现需求，然后找到商业模式。我用自己的方式弄到了讯飞的会员，具体怎么操作不能说，但找我转写录音，1小时只要1块钱。后来讯飞修补了技术漏洞，我的成本也涨了，现在价格涨到1小时3块，几年下来，还是积累了五千多位客户。做这个，我有点像在网上卖煎饼果子，长一些的音频，收费贵一点，是一个豪华版的煎饼果子，如果只有一小时，就是那种很普通的煎饼果子了。

除了公务员的收入，目前我手头在做的三份副业加起来，一个月能多挣三四千块。我老婆经常加班，我虽然下班时间早，但平时都是一边抱着手机回客户消息一边陪孩子，周末也要带小孩，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唯一的娱乐就是看看小说了吧。

个人的时间是变少了，但我也多了一些存在感，一些价值感：你们以比较低的价格，享受到一样的服务，而我，既能帮到人，又能赚到钱，这是一个双赢，我喜欢这种感觉。而且，万一有天真的在体制内失业了怎么办？我会去思考这些潜在的风险，提前去做一些准备，有副业的技能在，至少多一条路。

▲ 陈宇的闲鱼工作台。图 / 受访者提供

黄怡，36岁，全职妈妈

“即便在陪诊行业，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男性”

无论是做全职妈妈还是做陪诊师，其实都是无奈之下的选择。

去年四月，我所在的私募公司突然倒闭，投研团队就地解散，收入从稳定的每个月1万两千元变成了0元。

这对我的打击很大。刚被裁员那几个月，我很不愿意出门，除了接送孩子上学，我不想跟人聊天，也不想见人。从大学毕业后，我按部就班地去公司上班，结婚生娃，一直是一种主流的选择，当我被困在主流体系里这么长时间，突然有一天脱离了这种生活，落差感很大。

我休息一段时间后就开始到处投简历，一心要工作。好不容易有了反馈，上班时间又不合适。比如要值夜班，没法照顾小孩，我只能推了offer。

还有一些面试，HR会直接问我，大女儿八岁了，什么时候生二胎呢？你是汕头人，怎么可能不生二胎？又或者是，问我几点接送孩子，担心我没法全身心投入工作。挺挫败的，做了妈妈之后再找工作，面临的偏见会更多。

直到去年年底，陪诊师这个新职业频繁出现在新闻里，我老公的一个朋友也想开发陪诊软件，我就很偶然地加入了进来，成为了一名陪诊师，也在管理陪诊平台。

这两个多月我接了8单，许多人会下单268元的半天陪诊服务，我作为陪诊师能拿80%的薪水，一共挣了两千块钱。挣的不多，所以只能作为副业，当主业是养不活自己的。

但我其实很推荐像我一样的全职妈妈去做陪诊副业。目前陪诊平台有70名陪诊师，40%都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男性，全职妈妈可能也很适合这个工作，因为它的成本低，有空的时候就接单，还能兼顾家庭。

更重要的是，全职妈妈更能体贴、关心客户。我曾经服务过一个刚退休的阿姨，她是典型的“候鸟老人”，老伴留在老家照顾90岁的妈妈，她来深圳帮女儿带孩子，自己在这边人生地不熟，也很孤独。

阿姨有天起床时突然头晕，想吐，她女儿很担心，就下单了半天陪诊服务。我从门诊大厅接到这个阿姨时，能感觉她有些抑郁倾向，不愿说话，一直在揉搓自己的手指关节。直到我去帮她排队做CT检查，她才开始信任我，愿意对我敞开心扉——其实她很希望女儿能带自己来医院。

这可能是我的一些私心吧。比起年轻男性陪诊师，全职妈妈其实更细心，也更容易获得客户的信任。我想要为像我一样的全职妈妈去做一点点事情，比如多派一些订单给她们。对于家庭收入本来就不稳定的女性来说，如果很焦虑，很想要为家里出一点力，可以来试试这份副业。

▲ 黄怡做陪诊师时拍的医院一角。图 / 受访者提供

梁晓曦，31岁，电商产品研发 “主业时薪30.5元，副业时薪150元”

我是个比较爱财的人，财富能带来安全感。学生时代，我就有做各种副业搞钱的尝试：自制数码宝贝的盲盒卡片，写玄幻小说，倒卖摩托罗拉手机，也卖过游戏的装备和账号……现在我的副业是做旅行试玩，以及接广告文案。

折腾这么多副业，和我父母之前做生意破产有关。虽然他们可能觉得，即使破产，也没有物质上亏待过我，但对我来说，那样的成长过程里，心理上总有一种匮乏感，我并不快乐。我能记得的一个场景是：我家吃饭的桌子上，永远有一层灰白色的油，当我用指甲盖划开，就会泛起两条白边，再过一会，痕迹就又会消失。为了生存，父母几乎没时间打理，也不会在意这些生活细节。

所以，我赚钱的意识很重，而我所有副业都和我自身经历相关。我大学学的是医护专业，但由于我本身患有癫痫，频繁熬夜会让我抽搐的概率非常高。想象一下，如果给你看病的医生倒在你面前抽搐发抖、口吐白沫，你害不害怕？那时就想着，要不转行算了。

后来，我在倒卖游戏账号时认识了一个家庭条件挺好的网友，聊到他想带患有脑瘫的儿子出去玩，这个病有一些癫痫的症状，出门在外可能会有各种突发状况，他挺纠结和害怕的。我很理解，所以我们聊了很多出行需要注意的细节，作为感谢，他给我发了2000元的报酬，后来，我就开始接这种行程试玩的单子了。

当然，我的大多数客户，都是身体或精神上有严重疾病的孩子或老人，我既是病人，也是曾经的医生，能给出一些合适的建议。我不参与他们疾病的治疗，也不需要陪同，只是在他们旅行之前帮他们做好规划，规避一些风险。

比如，我们成年人正常喝水可以憋尿4 个小时左右，但是癫痫患者可能憋不到 1 个小时，有时大笑就会漏尿，所以我会建议他们带上纸尿裤。我会提前去他们的旅行路线上踩点，考察好哪里人少，不会觉得尴尬，哪里有厕所，可以换纸尿裤，每个厕所间隔的路程是多久等等。一般都是中产阶级的家庭，才愿意花这份钱去做这件事。

这个试玩的方案，可以给这些特殊人群带来更好的生活体验，但也很有限。因为很多时候没办法做到尽善尽美，我作为一个病人，知道他们很有可能突然就站不起来，很多家庭可能只有一次机会带孩子出来，所以我会给自己比较大的压力，希望方案能更完美一点。但是旅行哪有完美？尤其对于病人家属来说，他们很可能跟病人没有长期生活过，让保姆、护工照顾，或者干脆就是一直住在医院，出游的话，他们自己应付不了很多情况，所以一定会带来一些争执和不满。这份工作很少会得到别人的认可，而且我觉得我做得还是不够好，在这样的负面情绪里，我就没办法频繁地接这种活。

后来，我到现在这家公司上班，做产品相关的工作，所以也开始做产品推广文案。一般一条短文案我五六分钟能写完，一天可以写20条，上班间隙就做完了，平均每个月能有两三千的收入，这样两个副业加起来，目前每月能有七八千左右。

我的主业性价比不高，公司单休，平均下来时薪也就30.5元，而我副业的时薪基本在100-150元之间，效率高的时候还能做到180元，算下来，我是靠副业付了房子首付的。

其实之前我还没有把副业这个事情看的很重要，但这几年，我眼睁睁看着周围的店面关闭、公司倒闭。以前我认为，如果我没钱了，大不了出去搬砖，但疫情让我知道，原来出苦力干活的机会可能也会没有。

主业的公司如果业绩不好，可能就给你降薪，甚至把你裁掉，但是副业这个东西，是干一份就挣一份的钱，别人也不在乎你身体如何，是不是昼伏夜出，也不需要复杂的人际交往，你只要按时把活做完就行了，而且你能离开工作地的限制，面向的是全国所有有需求的人。

现在各行各业都不太稳定，主业大多都有明显的上升天花板，而这个天花板大多不是靠努力就能突破的，所以我宁愿主业的工资不用太高，而把更多时间花在副业上。

▲ 梁晓曦撰写的产品文案种草软文。图 / 受访者提供

坤儿，25岁，文案写手 “副业变主业后，我不快乐了”

我做副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对主业不满，对现状不满。

我在济南一家广告公司做新媒体运营，月薪5千。在小公司，运营人员其实很像新时代的流水线工人，没有表达自我的空间，还要写推文，做公众号排版，负责拍摄和剪辑，一个人当好几个人用。

我在这做了两年，一直想辞职，想找机会离开这里。

很偶然地，我在招聘软件找到了一个美妆编辑的兼职。公司在北京，我只用线上供稿，稿费800元起步，相当于在二线城市赚一线城市的钱。

这比我之前做的副业来钱快多了。我以前给OPPO手机写锁屏文字，一两段鸡汤文学，每单40元。就是在拿时间和劳动力换取一点点微薄收入，我很快就不接单了。

美妆算是我的兴趣。大学时我就在网上写美妆文章，所以这份新副业上手很快。我算了一下，一周供稿两篇，每篇文章800元，一个月下来能挣六千多，比主业工资高，还轻松。

有了这份底气，我去年七月主动离职，终于放弃了这份讨人厌的工作。

但当我把副业当成主业之后，也会有新问题出现。不是每个月都有固定稿件分配给我写的，稳定的时候每月写8篇，但不稳定的时候，公司只分给了我3篇。其实也是在打零工，而且我还得自己交每月1000块的社保和医保。

前段时间我开始经营小红书，也是想把变现模式抓到自己手里。起号还不错，我写一篇关于易梦玲妆容分析的帖子，评论特别多，不停刷新99条新消息。后来有人在评论区吵起来，我就把帖子设为私密了。

可能我还是没有博流量的大心脏吧。在社交平台，永远得把制造焦虑放在第一位，你才能吸到粉，但我不太喜欢这样做。

写美妆文案的工作我也想慢慢舍弃掉了，未来或许可以去商场看个柜台，一边坐班一边做点线上副业。有一份稳定的主业收入，做副业才会更有安全感。

▲ 副业热潮下，成都的后备箱集市。图 / 视觉中国

雪莲，30岁，国企员工

“凭着做副业挣的钱，我买下了一套房”

我对钱的态度很简单，就是“只进不出”。

去年一年，我的总花销是三万元，有一万六七都花在了家里边。因为我在河南老家上班，家里人吃的水果、牛奶，用的燃气费、电费，都是我出钱，毕竟一直住家里嘛。每个月用在自己身上的钱，可能只有几百块。

疫情前，每年年终我还会有一万多元的奖金，这三年奖金也没了，只有死工资。光靠我每个月两千六的工资，根本覆盖不了这些支出，大多还是我做代购挣的钱。

2018年，那会我还有消费欲，喜欢买护肤品，但国内专柜和旗舰店太贵，我就开始自己海淘。在品牌的海外官网、亚马逊和梅西百货这些地方下单，只需要办一张双币信用卡，还送很多积分和小样。为了凑单满减，我会一次性买很多件护肤品，用不完的就在闲鱼出掉。买的人多了，我专门开了新微信号，正式做了代购。

当我在各大平台积累的积分越来越多，他们附赠的小样也越来越大方。丝芙兰每单赠送三个香水小样，我都囤下来，后来光是卖香水小样都净赚两千块。

疫情之后，化妆品和护肤品价格跳水严重，代购一下不好做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悦木之源菌菇水和倩碧黄油，这三款以往最好卖的产品，最近国内免税店价格比代购更低，还有正品保障。我好久不敢进这些货，怕砸手里。

▲ 雪莲做代购时，雅诗兰黛小棕瓶曾是最好卖的产品。图 / 受访者提供

前几年大火的雅诗兰黛420色口红正装，刘雯大表姐色，现在卖10块钱都没人买。我提前进了很多Nars六色眼影，结果预判错误，色号没火起来，现在还囤在家里。

做代购后，我对美妆护肤品的购买欲反而变低了，没有新鲜感了。可能也是因为成长了，要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奋斗，就是攒钱买房。我不是独生女，有个弟弟，家里人明说了没钱帮助我，所以我买房只能靠自己。

近五年来，我买包包花的钱不到500元，还买了一只100多块的手表，在海淘网站用800块买了两条施华洛世奇的项链，加起来一千块，是我首饰上的最大开支。

我不是进货量很大的代购，微信客户几十个人，所以几年下来只赚了7万元。但你别小看这7万块，就是它让我凑齐了在县城买房的17万首付。

不靠娘家，也不靠婆家，只靠自己，主业上班，副业搞钱，实现买房的人生理想，难道不该是件令人自豪的事吗？

唐糖，28岁，银行职员

“连续两晚直播，我只赚了1块钱”

我在深圳的一家银行做网页设计，领导说最多的词就是，降本增效。

我经手的项目经常直接被砍。只有算上年终奖，月薪才勉强过万，还没编制。过去一年半，我都在到处投简历，想跳槽但跳不出去，就业市场真是一年不如一年。

我老家是广西的，但深漂几年，我也成了“深圳女孩”，就是不聊八卦不吹水，只想着搞钱，买房炒股项目基金……深圳的风气就是这样。我买的基金亏了两千多，我老公炒股亏了二十多万，算了，我还是搞副业吧。

其实我学历还行，港硕商科毕业，银行工作也很体面。但我有时会觉得，如果能放弃学历给我的负担，进入服务行业，虽然辛苦，但我赚的钱可能比一份看似风光的工作要多很多，还不用天天看老板脸色。

读书读久了，我还是不能接受自己去摆地摊、卖炒粉，所以只能在网上挣些小钱。这方面我很能拉得下脸。

给别人的视频点赞，一个赞6毛钱。淘宝刷好评，五六块一单。我还接单画海报，在600多人的群里和学生妹抢单，好不容易抢到20块钱的单子，要凌晨赶画，磨一周才能画到甲方满意。两个月挣两千块，这是我挣最多的副业了。

最近直播很火，我有个学弟也在做，每天发朋友圈说自己月入十万，我找他取经，他收我16800元的学费，一个月工资还不够我交学费的，我就自己摸索着在小红书直播。新人任务要在线35分钟才有奖励，我连播两个晚上，边DIY耳环边唠嗑，进进出出就两三个人看，都是网上认识的姐妹来捧场。播了两晚，收益1.08元，刚达到1元提现的门槛。

▲ 唐糖开两晚直播的收益。图 / 受访者提供

我把这一块钱提现到了支付宝，哭笑不得，这钱或许刚好够交我直播用的电费吧。

为什么想搞副业赚钱？我给你算一笔账。

我老公在互联网大厂，月薪三万多，看上去很好是吧？我们两人的工资加一起，税前五万，扣完税和五险一金，到手三万，房贷和车贷每个月一万五，还有目前租房的三千房租，最后剩一万块，在深圳根本存不下钱，也生不起小孩。他马上35岁，合同快到期，如果公司不续签，他失业了，我一个人的工资只够填平车贷、房贷，没有多余的一丝钱用来生活了。

最近我们的期房建好了，正在装修。我小红书有30个粉丝，打算趁装修期间起号做家居博主，估计能接点软广。

总之，就是不能只搞一个副业，一定要同时寻找更多赚钱机会。搞钱从来不可耻。

林宏，59岁，工程师

“我和老婆月入两万，只留一千块生活”

我在内蒙古一个县城的农业机械站工作，明年就要退休了，从1991年被分配进单位，到今年，是我工作的第33个年头了。我的工资也从91年的两百多变成后来的五千多，近几年才涨到八千，现在也很清闲，一个星期去一两次单位就行。

为什么是只用去一两次，和我的身体有关。有一年，我和同事下乡的时候出了车祸，我们车上4个人，对面车上2个人，6个人里就我受了重伤，半月板永久性损伤。什么概念？一条腿基本瘸了，走路一跛一拐，就是严重工伤，半辈子算是毁了。

我空闲在家的时间，一下多了很多。我老婆在镇上的初中做语文老师，白天都不在家，大儿子在呼和浩特成家立业，小儿子在北京上班，家里每天就我一个人。

为了打发时间，在当地电视台上班的侄子给我介绍了个副业——给电视剧打字幕，再由人把汉语翻译成蒙语，在蒙语台放这些电视剧。机翻压根没用，细活还是得靠人工手录。

这活不简单。一部电视剧，起码要两个月才能打完所有台词。一集差不多两万字，赚一百多块，也不多。我之前给《大秦赋》打字幕，里面都是生僻字，佾啊，翦啊，用五笔输入法要打好半天。后来是儿子教我用搜狗输入法，有智能联想，能自动敲出人名。有时候字幕要得急，我早上六点半就起床打字，打满8个小时，一天下来腰酸背疼。

这份副业每个月能有两三千的收入，谁会嫌家里钱少？而且我有大把时间，不做点什么事，我难受啊。

现在，我跟老婆的月收入一共两万出头，90%都会存起来，留一千块作为日常花销。在我们本地，一千块是够花的，除了买菜，没什么其他花钱的地方。我们一天吃两餐，早上吃油条包子，打2两牛奶，中午做个肉菜，晚上经常不吃饭，喝点砖茶就行，吃多了也不舒服。

我们攒钱其实不是为了自己。我和老婆是双职工，以后退休金有六七千块，挺不错的。存钱主要还是为了给小儿子买车买房。他以后要留北京，我们想努力凑够300万给他付个首付。

但目前离300万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我们还得继续攒钱。

我儿子一直都知道我有这份副业。他挺支持的，觉得我在家有事可做，还有钱挣。而且这种劳动是有意义的，我到这个年纪，其实精神需求和金钱需求一样重要，没有谁先谁后。

买房目前只是我们两口子的心思，想多给儿子一些支持。这不是啃老或不啃老的问题，这是爱和被爱的关系。

▲ 北京通惠河畔某楼盘。图 / 视觉中国

程晓，35岁，前品牌公关

“兼职让我生活下去，也让我看到多元生活的可能性”

“35岁、女性、普通二本”，这些词是我过去一年求职过程中最大的门槛。

海投找工作的间隙，我靠几份兼职和一份房租生活，在跳海酒吧做打酒师算是其中最有意思的兼职了。

一帮音乐人成立了跳海，我在这里做兼职打酒师，要根据客人的需求快速打一杯泡沫少的啤酒。此外还会涉及灯光、音乐氛围、吧台消毒。薪水不算高，工作日和周末分别是150元、200元日薪，加当天店里0.5%的营业额。

在这里工作，能看到很多元的生活状态，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的就业焦虑。很多文艺工作者喜欢来跳海，野生小说家、青年画家、艺术家，大家在这里很少聊工作家庭、房子、车子这些话题，而是聊电影音乐和文学。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95后女孩，她崇尚“嗝屁主义”，类似活在当下的意思。从穿搭上，她就和很多人不一样，穿波西米亚风的衣服，发箍、包包也是Hello Kitty主题。

在这里工作会让人特别开心，每次听到水冲刷酒杯的白噪音都很解压。如果你酒量好，也能无限畅饮店里的啤酒，唯一比较累的就是需要从下午6点一直工作到凌晨2点。

像我这样中年失业的人，经历过各种奇葩的事。虽然我有12年工作经验，经历过上市公司，也被初创企业捶打过。有白嫖方案的，也有暗示潜规则的，搞得人身心俱疲。

来到跳海兼职反而像一种意外之喜。我在今年1月份才来跳海，去年7月，我做了护肤品检测，10月，我去电影院做兼职场务，都不太需要大量和人打交道，比较适合社恐。我还是希望能有稳定的主业工作，但目前就业市场不太好，探索不同的兼职，也是一个不错的过渡吧。

▲ 程晓在跳海酒吧做打酒师。图 / 受访者提供

李薇，28岁，国企员工

“下班后做游戏主播，我月入三万”

国企这份工作，真的算比较轻松的，早八晚五，中午还有11点到1点半这两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我对这份工作谈不上喜欢，单纯想在小城市稳定一点。但是也会有不安的心态，害怕像当年东北下岗潮那样被淘汰，所以一直想掌握新的技能，看什么感兴趣的都会去尝试一下。

2017年左右，斗鱼、虎牙之类的直播平台刚刚兴起，我才发现原来随便玩玩游戏、跟人聊聊天也是可以直播的。

我玩游戏并不厉害，主要是帮新人解答，组织大家一起玩，或者代练。那时候就有工会——类似MCN机构来找你签约，收入是每月直播平台结给工会，工会再结给你个人。工会也不规范，属于那种捏软柿子的，要看你好说话，就多克扣你一点，看你不好说话就按正常给。

一开始，我胃口也比较小，每月有两三千就挺满足了，但只要你坚持直播，粉丝的数量慢慢涨上来，到最后期能赚到接近3万这样子，我当时觉得这3万已经是我的天花板了。

这个钱赚得很辛苦，我当时都是下班一到家就睡觉，睡到八九点再起来开始直播，播到凌晨三四点下。这种强度坚持不了太久，半年左右，我身体垮了，两三个月不来月经，内分泌失调。做直播的，都是以牺牲健康为代价的。

至于和我的本职的冲突，其实我不太担心被同事或领导看见，因为打游戏这个领域算比较小众的，而且开视频的时候会化妆开美颜，开完美颜连亲妈都认不出来。但睡眠不足还是有点影响，有时候领导看见状态不好，我就只能打打马虎眼。

时间久了，也见了很多故事。那时有个粉丝，每天晚上来直播间跟我说好喜欢我开播打游戏，希望能带他一块玩。他是在一个普通厂里打工的，说要给我刷500块钱，我觉得他赚钱不容易，就让他把钱收好。

后来几天他没出现了，我鬼使神差点进另一女主播的直播间，发现他给那个主播刷了两三千，这应该是他第一次刷，因为刷得多少账号等级都能看出来。我当时很伤心，觉得自己的好心没有被珍惜，后来我也反思自己以后不要管别人的闲事，该是我赚的我就好好赚就是了。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了，他这个人再也没出现过了。我也觉得他可能第二天可能就后悔了，但这个钱是不可能退的。

游戏直播这个事情断断续续差不多做了 3 年，后来，这个行业里同行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门槛和下限也越来越低，让我觉得身心俱惫，就不想做了。

其实我知道直播这个事我正好站在风口上，跟我个人能力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之后我也尝试做过开淘宝首饰店、摆摊、平台推广等等，但都没怎么做起来。后来我就想明白了，很多成功是无法复制的。

▲ ChinaJoy上的游戏主播。图 / 视觉中国

何雪，31岁，营销策划

“做小时工打开了我的思路，其实处处都有机会”

小时工是我今年初才开拓的一个副业。因为现在工作是双休，周末能在家睡到十一二点，直到下午我的生活才开启，总是躺着好像无所事事，很焦虑，觉得应该要去再做点什么，也想多攒点钱，我就在网上找了小时工的活。

连今年过年期间，我也没有回家，在北京的一个儿童乐园里面打了6天的工。游乐园平时是每小时25元，春节期间给到28元，但上班时间也很长，每天要站12 小时。因为我是小时工，有时候会被老员工欺负，会安排我去干最累的活，他们就是站在前面或者在操作间里玩手机。

我当时负责的那个区域叫白沙，我需要一整天不停地帮5岁左右的小朋友戴发帽，提醒他们不要把沙子塞到耳朵、鼻孔或者嘴里。我的领班也会监督我，基本没有摸鱼的时间。初一那天，我算了下，接待了1000组的家庭，忙得连喝水的功夫都没有。整个6天，我每天下班回到家就已经10点多了，真的疲惫。

但这个工作可能因为你面对的是小朋友和家长，大家很有素质和礼貌，接触久了也会变得都蛮有童心的。最近几个周末我都会过去，每次去负责的工作都不太一样。上周是在小厨房做华夫饼，负责帮小朋友们收拾厨具，后来又去了更轻松一点的岗位，推着小车专门给小朋友和家长们倒水。

我还去餐厅端过盘子，是一个网红餐厅，通过中介找到的，原本是25元的时薪，每做一小时，中介会抽掉5块。

▲ 换上了餐厅工作服的何雪。图 / 受访者提供

餐厅工作是我做过最累的兼职。我是包厢服务员，负责把菜端到包厢的桌子上，还需要给十几个顾客倒水，等顾客用餐结束后要把包厢收拾干净，把所有的餐具都收拾好放到小车上，推到洗碗间。网红餐厅它所有的餐具都非常大个又很沉，这个过程还挺累的。

我当时刚过完年的第一个周末去的餐厅，里面有百分之六十的服务员都是小时工。可能因为过年期间很多员工都想要回老家，人员更换频繁，就导致很多顾客感觉餐厅的服务不专业。不过我干得不错，老板知道我主业是策划相关，还挺想挖我来着，虽然最后因为不太匹配没成，但这也让我把思路打开了，处处都可以有机会。

小时工的报酬蛮低的，基本上都是在 20-30元 之间，25元已经算很高的了，而且基本是体力活都挺累的，因为你也只能做这一件事情。但好处也有，比如薪资的发放一般都很及时，周六日去上班，周一晚上就会把工资给你结了。除此之外，我还有一直在写公众号软文的副业，大概每篇1000多字的文章，能有300元左右收入，可能因为主业赚得实在不多，这样副业下来，每月能有两三千的收入，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举报/反馈

当“996”的我，工资还没父母退休金高，买房生娃都得“啃老”

作者：每日人物社

发布时间：2023-02-18 11:51

快照：

延迟退休话题下，人们不仅忧虑工作时间再度延长，也忧虑未来拿不到退休金。而在当下，一部分年轻人发现，父辈们的退休金比自己的工资还高，“退休金倒挂”的现象越来越多。 中青年在社会上内卷，退休的老人们则能拿到比“996”更高的薪水。两代人的不同际遇产生的“错配”和生存负担的双重挤压下，退休金被父辈拿出来补贴下一代，“啃老”成为一种无奈的现实。而更残酷的问题是，当这一代人老去的时候，他们又能依靠谁？

文 | 曹婷婷编辑 | 赵磊运营 | 月弥

第二次选择

陈秋原33岁了，她已婚，未育，在上海工作，收入尚可，但人生渐渐走入了一个“尴尬期”。

首先发出信号的是身体。她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公司规模不大，流动性却很高，最要命的是24小时待机的工作模式，长期伏案工作让她的颈椎曲度变直，时常恶心呕吐。去年下半年，她因为要补办婚礼，请了一天婚假，第二天去上班，一直加班到凌晨四点，电话里，平时沉默寡言的老公直接冲她发火了。

当时她就打定主意要辞职，工作已经触碰到了天花板，为了这每月13000块钱，也不值得牺牲身体、影响夫妻感情。

裸辞后，收入骤降。原本陈秋原夫妻俩月入过三万，生活吃穿不愁，但去年初丈夫被紧急调到深圳，每个月增加了5000多元房租，加上原本就有的9000多元房贷，现在她没了收入，还得自己掏2000多元交社保，留给两人的生活费只剩下约5000元。

陈秋原不是没有算过账，让她有勇气裸辞的，是来自父母的帮扶——一套父母买下的上海房子租出去了，能给她带来每个月6000元的工资外收入，父母还帮她还着每个月2600元的车贷。即便她不工作，每个月过万的生活费，完全足够他们夫妻俩开销。

但她并不想这样，都这岁数了，还跟家里伸手，多少会有些压力。她和丈夫自觉收紧开支，以前每个月都买的衣服，现在大半年买一次，丈夫钟爱的电子产品也基本暂停更新；以前每月光顾两三次人均过千的餐厅，下班早就约朋友逛街吃饭，现在有时间了，反而取消了一切休闲的聚会，“不必要的开销都没了”。

更重要的是重新找到工作。她试了几次，但屡屡碰壁，已婚未育的身份，“对于人家公司的HR来说就是一个炸弹”。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已经走到第三轮面试，但面试官问过婚育状况后就没了下文。面得多了，她找工作的信心也渐渐微弱。她还担心，工作几年后真的生了孩子，过了哺乳期也会被开除。

家里也催生，但她不敢生。经济压力和生育压力是交缠的，“生不起，养不起”。陈秋原和丈夫商量后，决定先解决工作，之后再考虑生育。

深思熟虑后，她决定考编。社区或许是不错的选择，“离家近，压力可能小一点”。去年七月，离职前，她考过一次家附近的社区。她家还在郊区，几十个人考一个岗位，结果不太好，距离进面试还差3分。

这次，她决定全力以赴，似乎考上了，一切都能迎刃而解。但她心里也没底，“记忆力和学生时代差很远”。坐在家里复习的时候，人生又像回到了读书年代，等待着一场重要的考试决定自己命运的走向。

陈秋原本不用面对这些。父母为她指过路，刚大学毕业，就安排她进了电视台，没有编制，但能签长期合同，工作也比较轻松。那时候，没有别的压力，工资作为零花钱，生活很畅快。

待了两年，她解了约，“年轻，实在坐不住”。直到去外面找工作，才发现生活很残酷，“企业总会有压榨”。

陈秋原的父母都是医生，早年本科毕业后就分配进了医院，工作几十年，升到了高级职称。现在都退了休，两人加起来每个月有三万的退休金。老两口不想女儿受苦，曾经提过继续帮助陈秋原，话题刚有苗头就被她掐灭了。对于啃老这件事，她内心感觉到煎熬。“相当于每个月已经补贴了我8000多元，实在不好意思再问他们要钱。”

另一个原因是，公婆退休金很低，为了生活还在打零工，没办法给子女提供帮助。陈秋原不忍心麻烦公婆，但“如果我爸妈又出钱又出力，他们也会心里不舒服”。她朋友就是这样的例子，女方父母付出更多，这种不平衡传导给夫妻，俩人频繁闹矛盾，几次走到离婚的边缘。

陈秋原还是幸运的，正是有父母兜底，她比较轻松地拥有了第二次选择人生的机会，可以脱产考编。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许多人走到中年，众多烦恼袭来，肩上的负担越来越重，在条件不错的家庭里，“啃老”的负面意义逐渐消退，许多人不得不接受父母的扶持，才能够得上高昂的房价和生育成本。

▲ 陈秋原准备考编时下单的参考书。图 / 受访者提供

倒挂的“工资”

像陈秋原这样，父母的退休金比自己的工资高，在这样的家庭里，补贴子女成为了父母们的默契。

最常见的是在县城。李晓琪今年28岁，在她的湖南老家，父母补贴子女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她的同龄朋友们，许多已经在父母的帮衬下，过上了有房有车有孩子的安稳生活。这样的配置通常见于体制内家庭，父母有比较高的退休金，很多都比子女的工资更高。提前内退的长辈，还有充足的时间帮子女带孙辈。“在老家，年轻人进体制内的工资都是很低的，那家里面基本上都是做好了给孩子补贴的准备。”

王远今年六月大学毕业，他最近在上考公补习班，准备冲刺不久后的安徽省考。王远的父亲还有几年退休，退休工资能达到一万以上。他学文科，这个数字很可能超过他未来能拿到的薪水。父亲曾主动和他谈话，表明等他以后有了孩子，会提供经济上的帮助。

除了补贴子女生活和养娃，老人们的退休金最多的去处是补贴子女买房。今年42岁的徐荔，她的房贷至今是父母在帮忙还。

▲ 徐荔父母退休后，一家人去国外旅游。图 / 受访者提供

这些有能力补贴儿女的老人们，往往都有着不低的退休金。不少年轻人直到踏入工作，才意识到父母的退休金有多高。

在武汉当文员的陈溪，每个月工资都达不到交税门槛。有一回，她回到家，和一位长辈聊天，对方的退休工资几乎是她的三倍。她在小红书发了一条感慨的帖子，吸引了上千条留言，许多人分享自己长辈的高额退休金。她觉得，老人家在那个岗位上工作了几十年，值得这份薪水，而眼下自己的工作，几乎不可能干到退休。她想换工作，曾被骗去面试冲业绩，也在皮包公司白干过几天，不缴纳社保的工作也碰见不少，很难碰到好的机会。

相比有些年轻人一成不变的收入，许多老人们的退休金每年还在增长。25岁的卢苇，此前在青岛的机构当老师，即使加班，父母的退休金也比她的工资更高。每年调整社保的那个月，她的工资还会被多扣几百块，那时候她刚工作，发现社保越扣越多，回家就听到父母说起涨工资的事情。卢苇母亲几年前刚退休的时候，退休金也只有1000多块，现在则涨到了4000多块。

父母有能力、有意愿帮助子女，但对子女而言，“啃老”在很多时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山西人章静，今年36岁，有两个孩子，和父母同住。章静的父母退休金加起来有上万元。一家人中，章静的工资是最低的。

她进过电厂和环保公司，最近的一份工作是社区网格员，试用期工资到手只有1000多块，还是去年底，经社区朋友推荐，才拿到的报名资格。章静经过笔试面试上岗，但被分配到了离家很远的社区，有时周末还要被喊去工作，她决定放弃。在太原，适合她的岗位并不多。大学毕业的她，也不愿意去打零工，“工资很低，也没有任何保障，可能不如照顾孩子重要”。

章静原本以为，自己已婚已育，又有父母搭把手，再找一份工作不难。但面试了几个月，一无所获。有一次她面试订单专员，过程很顺利，最终仍没通过。她追问缘由，对方称因为她有空窗期。“这份工作又不要技术，后来面试官告诉我，他比我还要小一岁。”章静明白了，年龄也开始限制她。

她不断投简历和面试，没有工作的时间里，父母的退休金成为了生活来源。有一回，父母一口气支持了一两万的早教课费用。当时她几番犹豫，还是觉得对孩子成长有好处，准备自己刷信用卡，父亲知道后，主动提出付这笔钱。

因为带着孩子住在父母家里，章静平时几乎不用花钱，每个月生活费用不到1000块，几乎都花在孩子身上。她自觉降低自己的消费，也不希望因为花钱产生家庭矛盾。有一年在亲戚家，她买了一件100块的打折杂牌衣服，母亲指责她，“又不挣钱，光会花钱”。这种时候，她会加倍感觉到“啃老”带来的不自由，不只是经济上依靠他人，还有日常里的细微束缚。

但章静有时也能说服自己。父母手上拿着钱，很容易被各种亲戚朋友借走。目前俩人都各自借出了不少钱，“花在自己姑娘身上，总比花在外人身上强”。

两代人

在当下的年轻人眼里，父母们都是“苦尽甘来”，在年轻的时候受了很多苦，中年的时候遇上中国经济腾飞，稍微抓住点什么机会，就能积累下财富，就算不能大富大贵，人生也是向上走的。

“那时候房子分的，工作分的，真的是羡慕不来。”卢苇的父母几年前分别从手表厂和机械厂退休，因为厂里效益不算好，每个月退休工资都只有4000多块，但已经和她目前能找到的工作收入持平了。而姥爷从卷烟厂退休，“十几年前的退休工资就已经将近一万了，当时平均工资才一千多”。

王远觉得，父亲吃过的苦，值得拿一万的退休金。“我父亲那个年代还是很苦的，我母亲刚嫁过来的时候，我们家还是古砖搭的房子，上面的瓦还有点漏雨。”他的父亲在15岁的时候就顶岗成为了中学老师，“底下的学生年纪都比他大，上课还要垫板凳才够得上黑板”。他觉得，那时候工资很低，很多人都不愿意留在乡里教书，父亲耐住了寂寞，又评上了高级职称，对于父亲的高退休工资，他并不意外。

2019年毕业后，卢苇去了机构当康复训练老师。周末算上加班费，工资能到七八千。但很快碰上疫情，“第一年六个月没开门，后来又三个月没开门，去年底碰上疫情又关门很久”。她拿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最低工资。今年，生活逐渐回归正规，但翻一翻招聘软件，同样的岗位，月薪四五千的变多了，“比疫情前还低，可能很多机构倒闭了”。

她决定考研。每天五点出头就起床去自习室学习，晚上父母休息了才回家。“没有别的选择了。”她期望着考上研，进入学校当老师，能够稳定一些。虽然住在家里，但只动用自己的积蓄。吃饭每顿控制在10块钱左右，每个月自习室收费400块，她计算过，工作攒下的存款可以支撑到考研结束。

▲ 结束一天的学习，卢苇在回家路上拍的月亮。图 / 受访者提供

卢苇的父母起初不理解她的决定。她的父母生于50年代末，恢复高考后没有考上，于是直接分配进了厂里。俩人在不同的厂，后来都分到了房子。生下她后，母亲休了长达两年的产假，漫长的假期结束，又继续回到原岗位工作。卢苇的爷爷辈都在体制内，比父辈的退休金更高一些。在她看来，父母的人生比较顺利。唯一常常听到父母念叨的，是后悔当时没有转去效益更好的厂，比如电厂、自来水厂，据说退休金能翻倍。

时代变化，两代人对彼此的理解，需要经历一个过程。但在家庭里，谁的收入更高，才能有更大的话语权。章静没有工作，丈夫主要负担孩子的学费，生活开支都靠父母补贴。父母曾因给亲戚担保，赔了一笔钱，数额高达几十万，但两家人至今仍在来往，甚至母亲有时还会给亲戚借钱。章静没办法制止，“那是人家的钱，人家有支配权。况且我现在没有工资，也得多少靠人家点”。

希望把话语权放在自己手里，也是陈秋原不愿再多跟父母拿钱的原因之一。小时候，父母对她很严厉，她觉得自己的童年并不快乐。长大后，她挣脱过父母的选择，却也难以拒绝父母的帮助，“思维上独立，经济上不独立”。但她内心始终觉得，“年轻人还是要靠自己”。

大多数时候，都是父母不舍得给自己花钱，却主动给儿女花钱。徐雯雯今年26岁，在北京一家私企工作，每个月工资到手6000多块。住在家里，不用租房，为她省下了几乎一半的工资。母亲每个月退休金7000元，比她月收入更高。去年夏天，她手机摔坏了，在不同价位的机型里纠结了好久，后来母亲直接给她报销了，“让我买贵点的”。

卢苇家里一个月水电费支出不到40块钱，父母学会了团购买菜，总能找到最优惠的价格，喝水去山上打泉水，吃水果就参与软件活动换。章静的母亲，在最节约的时候，炖排骨为了省点气，就提前关火焖熟。父母们身上普遍存在的勤俭节约的品格，让他们的钱最后大概率到了儿女手里。

老了怎么办？

当父辈的退休金倒挂子女的工资，承受时代压力的年轻人，在接受父母补贴的同时，也经历了心理上的波动。

徐荔曾被困在“啃老”的迷思里。她的父母都在体制内工作了几十年，每个月退休金不低，加起来一年30万。此外，公婆也是编制内人员。四份不错的退休工资，让双方长辈每年都主动提供一些经济支持。其实她和丈夫的工资也不算低，俩人也没有铺张的爱好。

但几年前，她和朋友聊起天，发现朋友会固定给家里打钱，联想到自己固定从家里收钱，她觉得“好像有点丢人”。当聊起父母帮忙还贷，也会听见有人说“你都四十了，好意思剥削父母”。有一次和父亲聊天，徐荔试探地说起这个话题，但父亲的回应“特坦荡”。“我爸说我一年就给你这么多钱，你愿意拿这个钱吃喝玩乐还房贷，花在孩子身上都行。”父亲甚至和她开玩笑，说不是啃老，“这叫提前继承”。

章静也很无奈，“我不愿意啃老，我比谁都清楚我爸妈的血汗钱挣得多么辛苦”。因为要带两个孩子，丈夫也很少主动给钱，找不到工作时，她最先克扣自己。“不化妆，几乎不买衣服。”

虽然不愿意啃老，但年轻一代很难靠自己走出困境。前几天，2023年上海事业单位考试开启报名，陈秋原报名的岗位限制比较多，往年只有二三十人报考，今年人数翻了倍。截止报名那天凌晨，她发现连殡仪馆的岗位都有超过200人报名，她转发给闺蜜，“太卷了”。

▲ 在上海，一个殡仪馆相关岗位，报名人数超过200。图 / 受访者提供

她所报考的岗位最终报名人数超过100人，她开始动摇，“不想当炮灰了，100选1比高考录取比例都要低得多”。放弃考编后，只能转头继续投简历，但不限制年龄的岗位，最多的是单休销售。“实在没有的话单休也先去。”

报名人数的激增，陈秋原认为可能和延迟退休的讨论有很大关系。“只有体制内能够一直做到65岁，其他的私人公司很容易被裁。”对她来说，考编的时间窗口也即将过去，“感觉35-65岁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章静每个月还要自己缴纳1000块左右的社保，如果延迟退休，她担心领取时间就又缩短了几年。“如果真65岁才能领的话，也许就不交了，因为不一定能活很久。”陈秋原也觉得，“只要有人在工作，就会发退休金，发不出来就继续延迟退休，无非是怕只能领几年就死了……”对于未来自己的养老问题，他们眼下唯一能做的，似乎也只有缴纳一份社保，“想不了那么远，先解决现在再想未来”。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至2020年，10年间就业人口比例由70.2%下降至63.4%，预计到2050年该数据将进一步降至45.2%；而另一方面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快速提高，目前该数字为18.7%，预计到2050年时将高达37.2%。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养老金支出变大，一方面就业人口有所下降，养老金补给下降。现在老人们的退休金高，正是享受到了人口红利，2000年，平均10个年轻人供养一位老人，到了2021年，变成5个年轻人供养一位老人，但出生率的逐年下降，延迟退休方案的出台，让很多年轻人对老年生活不抱期望。

不过，因为父母有充足的养老金，医疗也有保障，陈秋原的忧虑里，至少没有赡养父辈的压力。对徐雯雯而言，父母有自己的退休金，意味着她目前只需要顾好自己。虽然在北京，六千块的工资并不算高，但有家庭作后盾，她仍然能存下钱，每个月还制定了存钱目标。她和母亲关系亲密，因为母亲属于三高人群，她现在每天都会念叨母亲：“好好吃药，多活几年。”妈妈则笑着回答：“我努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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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5年存5千引热议，“高开低走”的名校生过得怎样？

作者：桂林生活网

发布时间：2023-02-17 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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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名为《我：毕业5年，存款5000 她：中传硕士，火锅店保洁》的视频火了，相关话题频频登上平台热榜。目前该视频播放量超500万，数万名网友在视频弹幕区及评论区称，“谢谢你们的分享”，“被治愈了”。

视频中的两位女性弯弯和超超于2017年从211名校华中师范大学本科毕业，但毕业后的人生似乎在“高开低走”：弯弯毕业5年存款5千元，超超去中国传媒大学读完研究生后，在一家火锅店打扫卫生。两位快30岁的女性用自己亲身经历告诉网友们——“当个废物也没有关系”，“我真的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开阔”，“当你掀翻牌桌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选择还很多”。

这则视频让很多同龄人心生感触，不可回避的现实是，即使是名校毕业生，即使努力打拼，也可能过上“高开低走”的生活。

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对话了三位名校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真实故事或许能让你感同身受。

北漂近4年存款5千元“我接受的教育没办法教会我挣很多钱”

贾利今年30岁，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北漂，目前的存款5千元。贾利说：“我读的书，接受到的教育，没办法教会我怎么去挣很多钱，怎么去提升我在社会丛林中的竞争能力，但它很神奇地教会了我——怎么去心平气和地穷。”

和视频中的超超一样，贾利一直想进入电影行业。2016年本科毕业后，贾利进入某双一流大学读电影制作硕士。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期间，贾利总是很忙碌，拍片子拿奖，跟组拍摄学习，成立工作室接商单……提起他和他拍的片子，校友们总用“专业”“质感”来称赞。贾利的目标是成为一名导演，假以时日拍一部能在院线上映的剧情片。

△为了跟组学习，贾利(左)没参加研究生毕业典礼

2019年7月研究生毕业后，贾利毅然决然去到北京，成为一名北漂。初到北京的那个月，贾利住在朋友家，天天外出面试。尽管有作品，但应届毕业生没有人脉和资源，想要进入电影行业并不容易。多番衡量，贾利进入一家纪录片行业头部公司做美食纪录片的分集导演。贾利说：“当时每个月拿到手6千多块，我的房租及水电加在一起就要3千多块。”

2019年年底，贾利和团队拍出样片后，疫情接踵而至，项目搁置半年。2020年5月，疫情暂缓，贾利和团队得以继续进行调研、拍摄，直至2020年年底，贾利将这部纪录片最后一集分集拍完，跳槽来到现在的公司。

△贾利通宵剪辑纪录片样片之后北京下雪，他第一次看到雪

“当时跳槽，主要是考虑到钱，自己身体原因需要一个动手术。”贾利说，拍纪录片项目的那段时间生活实在拮据，动手术少的话要2至3万元，多的话要30万，“我没钱，我现在的老板当时计划做短视频业务，我根据市场判断，觉得拍短视频可能更快能赚到做手术的钱。”

“对于我们这些学影视专业的人来说，以为做短视频是降维打击，可以很快做起来。”贾利做了短视频才知道，这一行远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简单。彼时贾利和老板两个人做账号，主要打造老板的个人IP，贾利担任导演、剪辑、拍摄和运营等多职，由于没有系统学习过短视频运营，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账号迟迟未能做起来。随后贾利七七八八做了一些影视项目，但都没能做起来，2021年倏忽即过。

△贾利在拍摄路上

2022年初，在老板的支持下，贾利开始写自己的剧本。“当时‘杀猪盘’骗局很受关注，我看了很多资料，觉得这个题材很有社会意义，也带给了我很多思考，就开始写。”收集资料、写剧本，修改剧本……贾利前前后后花了半年时间终于把剧本写出来，但大众对这个话题的关注热度已然消逝。“我老板说，算了吧，这个本子已经过时了，不怕片子烂，就怕电影出来时机不对。”回忆起半年辛苦付诸流水，贾利苦笑。2022年下半年，贾利在撰写方案中度过，“写过的方案很多，落地的没有，不仅是我们，行业内这两年也比较难。”

北漂4年，如今贾利的每月工资到手也就8千元，每个月花去3千元在北京通州区租着一套一居室的房子，养了一只猫，起名叫“太空”。去过的朋友都很喜欢贾利家，“房子很小，但是书多，我去的时候沙发上还放了一本毕飞宇的《推拿》，他买了个大电视，看电影极好。”

△贾利刚来北京时住的一个公寓，只有10平米

“看完视频我也去看了下自己的存款，差不多也是5千块，还是去年年底存下来的。”贾利笑道，“本来我对财富也没有那么多追求，我之所以想要钱也是因为我要做手术，在学校读了这么多年书，教育让我很平静地接受现在的一切，也不能说摆烂吧，我挺不喜欢这个词的，只能说被迫躺平，因为没办法，就是没有那么多机会，你很努力，人家不给你，你有什么办法呢?”

“未来的长期规划还是想赚钱把手术做了，再回学校读博。”贾利顿了顿，又调侃：“短期的话，还是跟着老板继续做新的业务吧，虽然生活拮据了点，但是老板很好，非常友善、尊重和认可我，未来还是愿意相信他‘画的饼’。”

△贾利在拍摄路上

毕业近5年经历公司倒闭待业转行：

看完心理医生出来，

看到外面世界，又充满力量

“我几乎不怎么和以前的同学联系了，我可以跟陌生人说自己过得不好，但没办法让认识的人知道。”27岁的邓涵坦言。邓涵老家在湖南农村，毕业于郑州大学计算机专业，211大学热门专业，在外人看来，她的人生应当一帆风顺。

毕业后，邓涵进入湖北武汉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做产品经理的岗位。2019年10月，她所在的公司因为资金链断裂，直接倒闭。邓涵没有立即离开武汉，而是继续在这座城市准备“项目管理专业人士资格认证”考试，“当时想着考完等结果出来再回家过年，但没想到疫情突然严重，到了1月已经没办法回湖南了，我只能跟一位同事回湖北黄冈，原本是想着等疫情过去，没想到这一待就待到了4月。”

2020年4月，疫情暂缓，邓涵返回武汉，入职一家公司做项目经理，直至2021年11月，为了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邓涵选择前往广州。在广州生活并不容易，邓涵一直未能在广州找到合适的工作，待业的压力让她一度失眠，情绪失控。

“2022年上半年，我开始看心理医生。”邓涵说，“其实每次看诊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我在说，但是每次看完心理医生出来，看到外面的世界，又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然后过段时间又质疑自己，充满压力，情绪失控，循环往复。”

邓涵这两年回老家，需要做很久的心理建设，“说实话，村里有些人初中高中读完就出去做事情了，人家现在已经有车有房了，都结婚生娃了，村里也会比较的，我也觉得对不起我爸妈，我的大学其实也不差，上了不少的学，但现在也没挣到钱。”

考虑了许久，邓涵决定转行做大数据方向，找机构上课。2022年下半年，邓涵每天都在日复一日的刷题和上课中度过。好在有一段稳定的感情支撑着她，男友一直陪在她身边。2023年春节，邓涵与男友互相见了家长。“外人看起来，互联网行业有很多机会，其实这个行业很残忍，淘汰率也很高，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去更新自己的技术，投入到更大的竞争之中。”

名校毕业回家乡教书：别人眼中的稳定生活其实如同白开水

魏西从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回到了家乡河南南阳，现在在当地一所高校当老师。

《我：毕业5年，存款5000 她：中传硕士，火锅店保洁》这则视频爆火后，魏西也看到了。魏西说，当时觉得视频中的两位女性特别棒，人生就该这样，没有唯一评判的标准，“至少要有尝试的机会，尝试了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果人生一步到位，就会总是还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魏西今年28岁，一毕业成了“围城”里的人，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魏西想出去。原本在中传读研时，魏西的目标是留在北京，但一直没有找到可以解决户口问题的工作。2021年3月，魏西无意中看到家乡南阳一所高校在招聘老师，没抱多大期待去报了名，“经历了初试、复试，居然考上了这个岗位，就回到了家乡。”

高校的生活没有想象中轻松，进学校两年，魏西基本上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一直都在加班。虽然每天忙忙碌碌，但生活如同一杯白开水，虽然枯燥乏味，但普通平顺。“如果留在大一点的城市，至少下班之后你的生活会丰富一些，现在我下班能干啥?去逛个超市，逛个街，看个电影就没了，这些地方还都是我从小逛到大的地方。”

“我现在是利用所有时间往外跑，体验不同的生活。”魏西说，“比如到了休息日，就买高铁票去重庆或者长沙，在那儿待两天，周日再回来。”问及毕业到现在的存款，魏西答道：“有一点，大概5万多。”

*文中贾利、邓涵、魏西均为化名

来源 | 潇湘晨报记者 | 陈梦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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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回到二线｜百家故事

作者：人物

发布时间：2023-02-28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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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收录于百家号精品栏目#百家故事#中，本主题将聚集全平台的优质故事内容。读百家故事，品百味人生。

近来，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人发帖讲述自己的困惑——30岁之后，当职业发展、孩子求学、老人看病等现实问题一一浮现，他们对一线城市的生活感到倦怠，开始犹豫要不要离开。

和几年前一度流行的「逃离北上广」不同，那时，想要离开的往往是在一线城市没有置业的年轻人，但如今，一些中产有了同样的念头，即使要付出比年轻人更重的代价，他们仍然渴望回到二线安置未来，以此获得生活中的「呼吸感」。

一些人在彷徨后做出了决定。上周六，一位30岁的二胎妈妈收拾完所有家当，正在从北京搬到威海，她同时在观望房价市场，等到一个回暖的时机，就卖掉北京一套价值300万的「老破小」，去威海置换200多平方的大房子。一对年龄超过35岁的夫妻离开北京快一年了，他们把全家的户口迁往了海口，在那里重新找工作和买房，希望尽快与城市适配。还有一位37岁的妈妈，留下了北京户口和一套房产，带着老人和孩子转移到武汉，两个孩子已经开始在武汉上学。

根据2020年《中国人口大迁移的新趋势》报告和人口统计局数据，近年北京和上海两个超一线城市人口增速明显放缓，北京近四年常住人口净流出达40万，而在2021年一年，北京常住人口数量减少了0.4万，上海人口仅增长1.07万，人口吸引力远远不及成都、杭州、武汉等城市。这些都说明，人们对于如何安置自己的生活，已经做出了一些新的思考。

《人物》找到了四位从北京、上海退回二三线城市生活的人，和她们聊了聊曾经在一线城市的生活状态，以及想要离开的具体原因。有人感慨说，自己卷不动了，「来大城市追求生活，来了之后却发现生活在城门之外」；有人在经历老人生病之后，开始思考自己和父母的连接是什么，并想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给父母多一些陪伴；有人带着孩子长期生活在20多平米的狭窄空间，对生活的需要变成了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

而当离开的原因和新需要都变得如此具体，在退回二线城市之后，她们是否就能获得内心的渴求？以下根据她们的讲述整理——

文｜程静之

编辑｜槐杨

图｜受访者提供

「来大城市追求生活，来了之后发现生活在城门之外」

@心凌 北京——威海

我是这个星期六（2月25日）彻底告别北京的。我把所有行李打包好，提前装上一辆大货车运走，之后跟老公带着两个孩子走高速，往山东的方向开，到了威海的地界，打开车窗换换风，能感觉到空气里有一种清甜的味道。

选择离开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在北京卷不动了。离职之前，我是一家顶级4A广告代理商制片，负责公司所有客户的视频广告制作，客户涵盖品类比较广，包括汽车、快销品、互联网。这份工作的不可控性很高，基本要求一天24小时待命。每天一睁眼，我会先拿起手机，处理上千条未读的群消息，之后忍受一小时的通勤，到公司跟同事和客户频繁开会，沟通片子质量、修改意见、追加报价等问题。晚上七八点下班后，我赶回家，扒拉两口饭，又继续工作，这种状态要一直持续到闭眼睛睡觉。

最忙的时候，我同时推进3-4个项目，为了赶进度，熬夜或者通宵也是家常便饭。这还不是最头疼的，涉及到外景拍摄的时候，我需要应对各种临时出现的bug，比如有一次在新疆，我们早上四五点起来赶日出，结果等来的是冰雹；还有一次在高原，要拍SUV汽车的越野性能，没想到产品突然出现故障，我就要思考如何拖着这个坏掉的车，去弥补脚本里的镜头。

因为工作的强度太高，广告代理商都自称「广告狗」。我在这个行业干了8年多，好像已经习惯了紧张的熬夜、加班和出差模式，接受了这就是自己的生活。

但到了2019年，我意外怀孕，生了老大，就有点想改变这种生活状态了。

休完产假之后，孩子依靠母乳喂养，我半夜要起来吸奶，睡眠质量很不好，早上起来再应对工作，必须先来一杯咖啡，才能支撑新的一天。在那个阶段，我过得挺辛苦的，但总感觉有个盼头，撑过一年半年，等孩子断了奶，痛苦就会过去的。但没想到，随着孩子慢慢长大，跟父母有了情感交流的需求，占据我的时间反而变得越来越多。

我记得在孩子有了记忆以后，有一次对我说，妈妈，你上次带我去的那个公园，周末可不可以再去一次？我就发现，自己周末的时间是不固定的，连这个都没办法承诺给她。还有一次，孩子睡前，我想表达对她的爱，说以后不管妈妈去哪里，都会把你带在身边。没想到孩子说，妈妈，你上班能带着我吗？这句话一下子戳到我的痛点，我当时忍不住哭了，好像在孩子眼中，妈妈就是一直在上班的。

到了2021年，我又一次意外怀孕，老二的到来加剧了孩子和工作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到了周末，我一边陪不好孩子，一边又处理不好工作，搞得两边都很愧疚。有时候，手机里的工作信息在吵，孩子也在吵，我就特别想放空自己，哪怕安静待一会儿，但现实是没有自我喘气的空间。

当这个矛盾成为常态，我开始思考自己在北京的定位和这样熬下去的意义是什么。

一方面，我们在北京算是小中产，有房产，是一套五十多平的老破小，总价大概300万，满足不了一家四口的住房需求，但如果再存一笔巨额的首付去换房，压力会很大；另一方面，我们没有北京户口，孩子未来没办法在这里高考，上学也会是一个大问题。两方面加在一起，我就觉得对未来的生活简直不敢去规划，好像对我来说，北京的一切都变得好遥远。

我老公跟我是同行，从大学毕业，到工作、创业，在北京一共待了18年。平时，他工作也非常忙，感到卷不动的时候，就开玩笑跟我说，去威海吧，把房子卖了，换成一笔现金，可以在威海全款买200多平的大房子，完全不用背房贷，可以彻底实现躺平。以前，这只是我们一个美好的假想，但在我二次意外怀孕的时候，老公认真考虑到北京的生活和住房情况，光养一个孩子已经很不如意，重提了离开北京去威海的事情。

老公是威海人，每年春节或者五一、十一，我就要回去跟他家人相处，所以威海我去过蛮多次了。我很喜欢那里，三面环海，过几个街道就能到海边。冬天最冷的时候差不多0度，供暖却有6个月的时间，比北京还要长十几天。那里的消费也让我觉得坦然，打开打车软件，快车和拼车，就是8块跟6块的区别，吃一碗海鲜面，小鱿鱼、虾、花蛤的浇头全部铺满，才20几块钱。

生二胎的节点上，我对去威海的提议一下子感到心动了。考虑到目前这个阶段，我在北京的工作也遇到了瓶颈期，一些优秀的孩子杀上来，我也不想跟他们斗智斗勇去卷了。总的来说，对事业上的追求就是0，完全没有了。

最后，我跟老公达成一致意见，他是自主创业，办公地点比较自由，工作就可以先不放，之后在北京、威海两地跑一跑，而我的打算是彻底放手，在哺乳期一年左右，把离职的事情提上日程。一直到今年过完春节，我做完手上最后一个项目，去公司办理了离职，之后开始收拾行李，该扔的扔，该卖的卖，该送的送，每处理一样东西，都像是跟这一段生活模式的告别，感觉到一种完全的解脱。现在，我们正在观望北京的房价，等到一个回暖的时机，就卖掉那套「老破小」，在威海置换一套房子。

今年春节，我在威海的婆婆家住过一段时间，能感觉到那边生活里的声音跟北京完全不一样。一大早，年纪大的爷爷奶奶们站在窗户下聊天，我被他们的声音吵醒，突然感到很接地气，一阵惬意。走出家门，能看到威海有很多山，鸟也特别多，去包子铺买早餐，伴随的都是小鸟的叫声。到了马路上，四处在播报今天什么菜价便宜，哪个超市在打折，都是一些细碎的生活日常。

今年元宵，心凌在威海感受到了节日气氛

我发现，在北京将近10年的时间，忽略了很多类似的生活气息。不像在威海，朋友们可以随意邀约吃饭，马路上的陌生老人会逗你的孩子玩，路上碰到老邻居了，会先聊两句再接着走路。好像生活的节奏一慢，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相处就都回来了。

最近，我把「裸辞、卖房、离京」的经历写在网络上，收到了很多留言，感觉在这个时代下，其实有很多人厌倦了一线城市的生活，但没有逃离的客观条件，或者没有离开的勇气。他们有的离不开国企的工作，有的放不下北京的户口，有的舍不得高薪的收入，有的想为孩子争取优质的教育。而我算是迈得开腿的，毕竟除了一套计划出售的房子，在北京也不剩什么。

所以，也有一些人很羡慕我，可以在现阶段去追求一种坦然的生活。我印象最深的评论是「来大城市追求生活，来了之后发现生活在城门之外」。这也是我的感受，我可能已经过了为事业拼搏或者说为自我成就感拼搏的一个阶段了，现在更在意的就是过平淡的生活。

心凌回到威海，和老公孩子在海边。

我觉得离开北京、回到武汉是一个特别正确的决定——可以更多地陪伴老人。

@特雷西 北京——武汉

2019到2020年，我们家遇到了三个意外。

一个是我在工作上遇到了歧视，二胎怀孕期间，公司考虑到我即将有两个孩子，可能没有精力再投入工作，招了新人代替我的岗位，等我休完产假回去，公司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二是老公突然生病，血管方面检查出问题，幸好及时送医救治，不然这个人可能就没了；三是我公公也出现身体不舒服，带他去医院挂号，一检查，发现是膀胱癌。

在这之前，我们家其实过得蛮顺的。我2003年来北京读大学，2007年认识了老公，两人都是湖北小镇出来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毕业后，我去了一家外企工作，老公本来是保送中科院硕博连读，但他想赶紧挣钱，读满三年硕士就直接出来了。

2011年，我看到天通苑有一块地方出了新楼盘，都是小户型，2万块钱一平，就跟老公说，100万就可以买下五六十平的房子。当时我们手里连20万都没有，赶紧各自去借钱，把首付凑起来，第一套房子就这样买了。后面这些年，有了孩子，老人自然而然地过来帮忙照顾，房子变得拥挤，我们就卖了第一套房，在望京换成了一个80多平的两居室。日子这么过下来，在北京，我们有看起来像光环一样的东西，房子，车子，户口，都有了。

但到了中年，上面所说的那三个意外，把生活完全打乱了。这让我感觉到，一个家庭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我们虽然算得上中产，但在北京也没有太多抗风险的能力。

其实，2019年生了老二之后，我们在武汉也买了房，只是没有决定说要回去。这一次公公生病，成了一个契机，他的癌症是早期，治愈率很高，但如果在北京治疗，我们还是会遇到一些无解的问题：首先是要找一家离家近点的好医院，并不容易挂号；其次，老人去了医院，老公要上班，也没人能看孩子了；最后，即使公公在北京治好了，家里地方太小，也没有一个安静的角落可以给他休养。

考虑到这些，我决定带着公公和孩子回武汉——医院很容易挂号，老人治好之后就在老家休养，我妈还可以过来帮忙看孩子，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到武汉之后，老人住院就是我来照顾，记得那个夏天，公公做完手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发烧，我租了一个轮椅，推着他去做各种检查项目，从一个科室到另一个科室，所有东西搞完下来，一天就过去了，真的是很疲惫的。

在那段日子里，我逐渐意识到，老人越来越老，陪伴他们的机会越来越少。我就在想，父母跟我们的连接是什么？他们把我带来这个世界，又把我挡在死亡的后面，就像是我跟死亡中间隔着的那堵墙。有他们在的时候，我会看不到那个东西，但他们一走，我直接地看到，未来的生命就是走向死亡这个终点。

每次想到这一点，我就会觉得离开北京、回武汉是一个特别正确的决定——我可以更多地陪伴老人。

一直以来，老公对我回武汉的态度是，只要我和孩子过得开心，他就支持。平时，他的重心都在事业发展上，自从那次生病之后，他也非常害怕，一下子强烈意识到身体健康很重要。我过来武汉之后，他两个星期回来一次，感到武汉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气息确实会让人放松，他打算过两年之后，凑够工作年限，拿到公司股权，就立马回武汉。

现在，我的两个孩子都已经在武汉这边上学了，等老公一回来，在北京就留下了户口和一套房产。也有很多人对我的选择表示不理解，说一个北京户口就成了多少人的向往，为什么还要回武汉？但真的在北京生活过，我们才体会到，即使有户口，也不代表车牌能摇到号，孩子上学就有学区房，老人就医就能更方便。从各个层面来讲，我们在北京的生活质量并不高，这个城市没有想象得那么美好。

当然，每个城市有优点，就有缺点。武汉虽然发展还不错，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工作机会不多，薪资待遇低。回来之后，我没有再去投工作，也知道年龄过了35岁，又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剩下的面试机会会更少。其实，我在2019年离职之后，曾经跟朋友尝试过创业，想做一个亲子类的公众号和线上商城，我们做好了方案，也拿到了投资，结果疫情来了，所有线下活动的规划都打了水漂。那次创业失败后，我回来就一边帮本地公司做自媒体运营获得收入，一边探寻更多的创业机会。

这也让我有了更多时间去陪老人。以前，孩子总是看不到外婆，这次回来之后，遇上清明节，我可以带着孩子回老家，跟着大家庭的人一起去扫墓，正是四月，老家的油菜花全都开了，春风吹得特别舒服。结束之后，家里十几个人再一块吃个饭，聊一聊，能感受到妈妈很开心。这两年，我带她第一次去坐飞机，第一次看大海，还有第一次化妆。那天是她生日，在照相馆里，我让化妆师给她化妆，之后拍了一组写真照，这组照片最后弄成了相册，厚厚的一本，我妈把它带回了老家，收藏在她的衣柜里。

特雷西和妈妈拍的写真照

跟妈妈的这种相处是我现在最大的收获。我14岁读高中就离开了家，在一个离学校更近的亲戚家里寄宿，大学又直接去了北京，一直到35岁回来，等于将近有20年时间没有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以前，我会觉得她既当爸，又当妈，是一个完全来照顾我的人，现在，妈妈大到去医院看病，小到手机下载一个东西，都需要我来照顾她。

我们这一代人，跟家族的亲情关系都是靠父母在连接。在北京的那些年，我除了家里的6口人，没有别的亲人，总会觉得人情关系淡漠，有那种漂泊感。特别高兴的是，回来之后，我能经常带妈妈去散心，陪她说话，而且有她在身边，亲戚之间的来往也变多了，我才重新找到了跟人情更多的连接。

特雷西在武汉长江边上野餐

「一线城市卷有卷的代价，二线城市躺平也有躺平的代价」

@小包 北京——海口

无论海口的白天有多热，到了晚上9点多，都会起一阵凉凉的风，空气带着一种湿润又温热的味道，清新得像是刚下过一场雨，呼吸起来非常顺畅。

这时候，我会去小区楼下跑个步。跑道上没有太多人，也听不到任何车辆的喧嚣，只看到旁边一些高高的椰子树，在干净又清亮的夜色下，我可以完全放空，享受一个属于自己的自由时刻。

我是2022年7月23日从北京到海口来的，离京最核心的一个原因是没有北京户口，两个孩子将来没办法在北京高考。我原本计划，等孩子小升初再做离开的打算，但在2022年，我和老公的职业生涯遇上滑铁卢，就想干脆带着孩子早一点走，尽快去二线城市找位置。

原本，老公在部队做计算机信息技术相关的工作，我在一家公司做公关，服务的是互联网企业。2013年，我们结婚，生了老大，因为老公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家，我又要上班，只能请老人过来帮忙带孩子。家里人多了，我们在昌平买了一套房子，由家人帮忙付首付，我跟老公还月供。

那时候，我要养孩子，又要养房子，就感受到在北京生活确实压力很大。随着孩子越长越大，老大开始上私立小学，一年学费15万，老二在2019年也出生了，我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包括这两年，我父母年纪也大了，身体出现一些问题，他们没有北京医保，看病需要买一些商业保险。这些问题加在一起，我意识到了什么叫「中年危机」。

这些年，因为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我的工作一直非常顺利，跟着公司总监出来创业，开过一个小型公关公司。我更加拼命去工作，想办法赚更多钱，基本上全年无休，把时间都花在工作上，晚上加班到一两点。做公关这份活儿，精神压力蛮大的，经常被客户pua得很惨。偶尔，我也觉得窒息，感觉完全没有了自己的生活，不知道这种状态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但每次跟客户做业务结算，又觉得一切都值了，我重新回到打满鸡血的状态，好像只要是为了家人，做什么都变得很有动力。

但到了去年，互联网经济走下坡路，一边疯狂裁人，一边砍预算，我们的业务量跟着跳崖式下降，最后公司开不下去，只能把员工都辞退了。

那时候，我老公已经退伍，做了一个海南的外包项目，了解到海口市2025年自贸港要封关，这两年有人才引进政策，很多外地人会赶在封关之前迁往海口。我们就想，当年没赶上70后、80初在北京落户的机会，现在是不是赌一把，把户口落过来，看自贸港以后的发展会不会好。

对全家而言，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们是把一家的户口都迁到了海口，两个老人也跟着过来了。在这里，我们又买了一套小房子落脚，北京的房子就留在那里，作为两个孩子以后的保障。

来海口之前，我虽然知道这边的工作机会比较少，薪资也低，但没想到落差居然这么大。刚到海口的时候，我相中了几个有意向的单位，后来这边疫情爆发，没有及时去聊，人家很快招到了别的人选，机会一下子都没有了。我就有点慌，临时又联系了一波，很多是在本地做得很大的企业，但聊过之后，我发现他们着眼的是本地市场，赚的是眼下的钱，而我此前一直关注的是全国市场，彼此的思维不在一条线上，就不是特别满意。

那会儿，我才意识到，在一线城市卷有卷的代价，来二线城市躺平也有躺平的代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线城市可能是相对公平的，职场上主要靠能力，而二线城市还要靠一点关系，我所有的资源都在北京，想在海口有发展，就会遇到一个无法改变的瓶颈和限制。

到海口好几个月之后，我还是没找到满意的工作，断了收入来源，身边又找不到一个可以宣泄的朋友，变得非常焦虑，只好自己躲起来偷偷地哭。我甚至考虑过，是不是自己选错了，要不一个人回北京，或者去近一点的广州、深圳再继续卷。但老公安慰我说，到了这个年纪，完全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肯定会有一段艰难期，再给自己一点时间去适应。

我继续找工作，一直到两个月前，才在海口找到一家面向全国市场的公司，很多同事也是外地人，所以工作内容和环境没有太大变化，只不过薪水降到了原来的三分之一。海口作为一个旅游城市，日常消费比较高，甚至点一个外卖都比北京贵。我看不到薪资未来增长的空间，压力也挺大。以前，我赚钱能力还不错，给孩子花钱都是大手大脚的，但现在，孩子再要买一个东西，我会考虑是不是必需，可不可以换成档次差一点的，其实心里挺心酸，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去完全满足他们了。

你会感觉到，要在一个新城市扎根，并不会从压迫完全走向轻松。退回两个月之前，我其实对海口是不满意的，但当一切慢慢走向了正轨，我会觉得海口还不错，这边的人过得不急不躁，坦坦荡荡的大马路，就用30-40码的速度慢慢开；说话也是轻声细语的，很少有人因为插队这类事情吵起来。

工作确定下来之后，我也在尽力适应海口的节奏，比如公司早上9点开始上班，中间有两个半小时的午休，下午再工作3个小时，就可以下班了。刚来的时候，我非常不适应午休，觉得这不把时间都浪费了吗？待了一段时间，我融入进去之后，会发现午睡真香。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海口算是安定了下来，最大的感受是生活确实变松弛了。这边离海岸很近，孩子出门可以随意去海边玩沙子。我自己最喜欢的是海口的傍晚，每天下班的时候，抬头就能看到特别漂亮的晚霞。

海口的晚霞

回到成都，我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

@雨丝 上海——成都

我现在越来越认同作家伍尔夫说的，女性想要创作，必须要有 「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办法拥有这样一间屋子。

我的城市选择路径比较曲折。我从四川小地方的机关幼儿园读上来，大学考进了上海同济，研究生毕业后，很快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虽然当了妈妈，但我在择业上完全不成熟，先在上海外企干了一年，之后拽着老公非要回成都，想寻求进媒体的机会，面试失败后，阴差阳错去了政府搞招商引资。5年里，我换了两座城市，三份工作，一直到30岁，才最终确定那份工作不是自己想要的，于是决定从成都回到上海，开始读博。

我老公虽然是上海本地人，但在我做读博决定的时候，他已经在成都扎根，事业和房子都安置在成都这边。我选择去上海读书之后，夫妻不得不分居两地，我们就商议说，由我把女儿带在身边，老公每个月飞一次上海去看我们。

读博的五年时间非常折腾。前两年孩子上幼儿园，住在宝山，第三年在英国，后两年，为了方便女儿上小学，住在黄浦。黄浦的房子是公婆家等着动迁的老房子，面积很小，只有二十多个平方，我们搬进去之前重新装过，内部打了一层阁楼，楼下是客厅、厨房和卫生间，楼上就是卧室。在局限的空间里，我跟女儿没办法拥有独立的书房，只能保证我有一张大书桌，她有一张小书桌。平时，我们两个人背对背坐着，她写作文，我就写论文。

一边读博一边带孩子确实很辛苦。尤其上小学之后，孩子放学回到家，会不断向我发问，妈妈这个怎么做，那个怎么做，始终没办法安静下来。到了晚上，我很希望孩子先睡觉，让我一个人在楼下待一会儿，但阁楼上会一直回荡她呼唤的声音，我就必须上去陪在她身边。等把孩子哄睡着，我自己也累了，没精力再写论文，又焦虑得睡不着，就觉得过得非常吃力。

生活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房子里，我每天忙于接孩子，送孩子，写论文，就感觉自己在物理和精神上的独立空间都被剥夺了。尽管老房子挨着外滩，但我都顾不上去逛一逛。我记得外滩有一块地方经常种郁金香，有一年春天，等到最后一批花凋谢了，我才想起来去拍一张照片留念。那时候，我就感觉到，当没有自洽的时候，好的环境也是没法从外面去寻找的。

到了2020年，因为长期睡眠不好，我去医院开了处方药，药物有一定副作用，吃完之后会有些神经衰弱，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有一次，小朋友看到我身体异样，说了一些取笑我的话。那一瞬间，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自己被伤害了，忍不住大发雷霆，开始砸东西，有一样东西意外砸到小朋友的肚子上。我就吓惨了，一边哭，一边问她有没有痛，要不要上医院，没想到孩子跟我说，妈妈没事，你不哭。

那次砸东西以后，我开始意识到，把情绪消耗在孩子身上是不行的，但我也特别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来消化自己的情绪。

2022年是我读博最后一年， 3月份，我一边写答辩论文，一边照顾孩子，还要准备毕业后的工作面试，觉得一个人弄不过来，就让老公到上海帮忙。结果，疫情升级，我们一家三口都被封在老房子里，老公工作要打电话，孩子要上网课，我怕他们的声音影响到我，最后是躲在厕所里，完成了答辩和网络面试。

读博前，我对上海这座城市是有迷恋的。这两年，我看到媒体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词是「小镇做题家」，才意识到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长期受到这种文化的引导，就是要去繁华的大城市，在世界500强里争一张办公桌，寻找更高的社会位置。我的人生似乎就应该走上这样一条轨道：买学区房，送孩子进一梯队的学校，穿梭于各种兴趣班，拼命工作，周游世界......这是上海标准中产阶级的生活，也一度是我努力的目标。

但经过读博这五年，又在上海的老房子生活过，我的观点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一家三口虽然都是上海户籍，但这份「荣耀」可能也是一份枷锁。老房子的走道里，我能经常听到一些老邻居讨论，不知道哪一天能轮到我们这幢楼动迁。稍微听到一点风吹草动，他们会聚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商量，拆了能有多少钱，以后应该要搬到哪儿，想象住大房子的画面。在没动静的时候，他们会失望，会发生争执，我就感觉到，他们一辈子的人生，好像都在等待拆迁这件事。我老公也说，在这个毗邻外滩的小弄堂里，他经常碰到小学同学，还是在重复上一辈的脚步，等待在拆迁的这个循环中。

那我如果选择继续留在上海，是不是也会重复那样的人生？我需要面对的现实是，老公长期在成都工作，父母不会来上海定居，我们在沪不是学区房，尤其经历了五年独自带娃读博的经历，我知道再不寻求另一个空间，对我和孩子都是很大的消耗。

所以，与其留在上海，每天折腾怎么换大房子，孩子要去什么学校，夫妻怎么团聚，老人怎么平衡……我更愿意回到二线，在一个自己够得着的位置，看看书，写写论文。

博士毕业后，我很快面上了成都一所高校，现在就是一名普通的大学老师。在成都，我跟老公很早就买了一套200多平的房子，光阳台就有20多个平方。回来之前，我就想好了，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属于我的书房，书房跟客厅连通的地方要安装一道玻璃门，在我想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就可以把玻璃门拉上。

雨丝的书房

从去年10月开始，我就在倒腾这个书房，弄了三个月才完工。我对书房的要求是通透，因此装了几块大玻璃窗，一抬眼就能看到外面的世界。我在这里摆上了一张长条桌，三个书柜，还有一张醒目的黄色沙发，来点缀颜色比较单调的地板，为书房增添一点色彩。

等一切布置好之后，我就感觉到这个空间充满了自己的味道。我一次次光顾这里，在这里工作，享受这里带给我的安全感和呼吸感。有了这个空间之后，有一次，我刚准备坐下来工作，天上就出了太阳，阳光一下子铺满书桌。那一瞬间，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努力了这么些年，绕了一大圈，其实最想拥有的，就是这么「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

阳光洒在书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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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8生育率持续新低，2025超高老龄化来临！韩国人直接“摆烂”

作者：金十新媒体

发布时间：2023-02-23 18:22

快照：

韩国最新的生育率出来了：0.78。

相当于每对夫妻生育0.78个小孩，按这个生育率下去，再过六七十年，韩国人口都要减半了。

那正常的生育率应该是多少呢？如果想维持人口规模不下降，每对夫妇需要生育至少2个孩子，人口学里这个生育率数字是2.1。但发达国家通常生育率会比较低，美国是1.6，日本是1.37。

相比之下，韩国0.78这个数据就很夸张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达到过的低水平，上一个的最低纪录，还是韩国人自己创下的。有一说一，即便韩国全民独生子女，生育率也不该这么低，这说明很多韩国人对生孩子这事压根提不起兴趣。

韩国生育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下降的？为什么韩国人就是不愿意生小孩？今天来聊聊：韩国生育率。

我们把时间线拉回到1950年代，打完朝鲜战争，韩国开始铆足了劲搞经济，发展得靠人去推动，当时韩国人对生育这件事都很有热情，平均一个家庭有6个孩子，跟现在的尼日尔差不多。但韩国政府很快意识到这样不行，因为韩国国土面积太小，资源有限，这样生下去要把家底给吃光。

于是在1960年，韩国政府推出了计划生育，开始有意地控制人口。请记住这个时间节点，这是韩国生育率跳水的开始。当时韩国政府提倡：一对夫妻一对娃，生儿生女都一样，独生子女免税收，意外怀孕去堕胎。

还把农村作为主战场，派计生工作人员到农户家里，做育龄夫妇的工作，动员大家少生少养。效果出奇的好，到了1980年，韩国生育率降到了2.8，比1950年下降了2倍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韩国政府很高兴，但很快就发现自己高兴过头了。

韩国年轻人遇到了住房、医疗、生育成本太贵的问题，大部分人选择只生一胎，韩国生育率嘎嘎往下跌。韩国政府发怵了，本来韩国人口就少，再这么下去，就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后继无人”了。

于是韩国政府紧急调整政策，1996—2003年开始放宽人口生育，口头鼓励大家多生点。2004年开始，出台各种优惠政策，用行动刺激生育，比如政府掏腰包向二胎家庭提供免费健康保险，以及孩子从幼儿园到初中的学费减免等等，一年下来就花了200亿美元。

但事实证明，计划生育不是水龙头，想关就关，想开就开。无论政府怎么刺激，韩国人就是雷打不动：你只管鼓励，生一个算我输。韩国更是在2020年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死亡人数首次大于出生人数。

2021年1月，韩国庆南昌原市又提出了一个刺激生育的大招：结婚梦想论。一对合法结婚的夫妻，可以申请一笔1亿韩元的贷款，大概合人民币50多万。如果结婚之后生育了一个小孩，那这笔贷款的利息就不用还了，如果生了2个小孩，不仅免利息，这笔贷款的30%也不用还了，也就是借1亿韩元，还7000万韩元。生3个小孩就厉害了，可以白拿这笔1亿元的贷款。

总结韩国近70年计划生育的标语，大致分为5个阶段：

1960年代：不节制生育的后果就是乞丐

1970年代：生男生女一样好，标准2个是最好

1980年代：两胎也多，一胎就好

2004年：爸爸，我一个人很孤独，我想要弟弟妹妹

2021年：你敢生小孩，我就敢给钱

这些口号也能和生育率对应上，从1960年开始，韩国的生育率就开始“自由落体”。

各种补贴，各种政策砸下去一点水花都没有，韩国政府也有些心灰意冷了，既然内部不行，就请求外援吧，于是想出一个终极大招来“曲线救国”，是什么呢？移民。韩国内政部在2022年10月到2023年10月将会实施第一阶段的“地区特定签证”计划，估计能吸引到500位人类高质量外籍人士。

在前年4月，韩国庆尚北道闻庆市政府还抢先推出了一个“国际婚姻”项目，就是让错过婚龄的韩国农村未婚男性和越南留学生相亲，以此解决农村光棍问题。项目曝光后遭到了强烈抗议，众多越南留学生指责“闻庆市侮辱了移民女性，侵犯了人权”、“将越南女学生商品化”，最终当地政府道歉，项目不了了之。

为什么韩国年轻人对政府的各种福利和补贴无动于衷，就是不打算生小孩？最直观的原因就是：贵！

Jefferies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研究的 14 个国家名单中，韩国是世界上抚养从出生到 18 岁儿童成本最高的国家。韩国政府也统计过一个数据，一个小孩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花销，要3亿韩元，大概合人民币150万左右。

而抚养3个小孩到成年，要花450万元，根据开头提到的政策，生3个小孩可以领到政府补贴的50万，最后一合计，净亏400万。

光看抚养成本，看不出啥，但拉着收入以及日常开支一起看，就能看出端倪了。

先来看收入。根据韩国统计厅的数据，韩国职场员工月收入200-300万韩元占比是最高的，我们取中位数，250万韩元，折算成人民币是月收入12500元。

听起来是不错，那支出怎么样呢？拿买房这件事来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韩国首尔江南区一套不到100平方米的公寓，售价10万人民币左右。到了今天，售价飙涨到了上千万元。日常用品的物价也不亲民，根据国际经济学人智库（EIU）的报告，首尔一度高居全球十大物价最高城市的第6位，居然比纽约还高，8棵小青菜24元，一盒菠菜26元，3棵黄瓜15元。

所以，在韩国，尤其是在大城市，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加上前几年疫情冲击，韩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去年上半年韩国失业率达到25.4%，“毕业即失业”。这就导致很多韩国年轻人心理极不平衡。

很多人都知道，韩国的高考竞争非常残酷，很多韩国学生会不断复读重考，每天学习10小时，直到分数达到理想大学的分数线。本以为考上理想大学，毕业之后就有光明的未来，结果直接被社会打残，巨大的落差感、层层的压力、固化的社会阶层，让很多年轻人遭不住，连对象也不想谈。于是，韩国就出现了“三抛一族”：抛弃恋爱、抛弃结婚、抛弃生育。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只要我没有道德，谁都不能绑架我。

前段时间，韩国副总理、教育部长朴顺爱上台才34天就被赶下台，就是因为试图道德绑架年轻人。之前，朴顺爱提议从2025年起，把小学生的入学年龄从6岁降低到5岁，以应对少子老龄化及缩小学前教育差距。

韩国人马上不干了，明面上是把入学年龄调低了一岁，实际上是未来所有韩国年轻人都要多工作一年！结合延迟退休政策，好家伙，你隔这叠双BUFF呢，活到老，干到死。

对生活看不到希望，有人选择加入“三抛一族”，也有人选择草草结束自己的生命。

2020年韩国自杀人数达1.3万人，在韩国，平均每天有36.1人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每10万人口自杀人数达25.7人。课业压力大、家庭不和睦、贫富差距大、就业困难是重要的原因。

在韩国首尔的麻浦区与永登浦区之间有一条跨江大桥：麻浦大桥，又叫“自杀大桥”。很多韩国人选择从这里跳下去结束生命，从2007年至2012年期间，就有超过100人从这里跳下去结束生命。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首尔市政府联合三星保险、广告公司对大桥进行改造，桥的两侧栏杆放置了许多励志短语，比如：

“你最近过得好吗？”

“是不是累了？”

“现在去看看你所爱的人吧”

“最光明的时刻就快到了”

栏杆上还贴着一些温馨的家庭照片，以及香喷喷的美食图，希望唤起轻生者对美好生活的留恋。

桥上安装有生命热线，用来求救及提供心理咨询。大桥改造完成后，获得了40多个广告奖项，很多人来打卡。事实证明，效果确实很显著，第二年开始，自杀人数是前一年的6倍，多达93人，4年累计自杀人数超过300人。

这些标语广告有问题吗？好像没毛病，很温暖，但对于一个忧郁到想自杀的人来说，这些话就是莫大的讽刺，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照片里的画面有多温馨，饱受磨难、孤独无望的自己就有多惨，更加坚定了要自杀的决心。整一个反向操作。

回归到生育率这件事上，在东亚，韩国只是巨大人口问题的一个缩影。我们也并非看客。从2017年—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连续下降，年轻人整体焦虑，很多人宁愿保持单身，也不想拖累别人或者被别人拖累。

年轻人不愿意生育的根本原因还是离不开：生活成本高。说真的，如果要促进生育，就得打心里体谅年轻人的压力，看见年轻人的焦虑，想着怎么帮他们减负，而不是指着他们脑袋，既要自愿加班996，又要负债买房，还要生儿育女，生产队的驴也不能这么使。还有些专家提出些妖魔化建议，什么推出二胎贷、三胎贷、延长贷款年限，让两代人共同还贷。真的，建议专家非必要不建议。与其想着套牢年轻人，倒不如来点实际的，比如生育奖励之类的，你说是吧？

现在，韩国已经被预测，2025年将迈入超高老龄化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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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大的年轻人，在脱口秀训练营里找出口

作者：36氪

发布时间：2023-02-19 21:47

快照：

“情绪一下就到顶了”

还差20分钟，就要登上脱口秀舞台了。

32岁的李钊被安排第一个上。作为初次登台的新人，他找到最后一排的位置坐下，一边频繁推眼镜，持续性抖腿，一边把视线固定在自己的手机上，反复读着手机里那近2000字的段子，生怕自己会忘词。

突如其来的，老板临时在公司内部办公app上发起了会议。这是2022年12月22日，7点25分，下班时间。老板要在团队内部对齐一下半年后的业务规划，以便在10天后如期汇报。

下班后还要开会早已是部门不成文的规定，没人能拒绝，哪怕这个事明明不紧急，“没办法，他是你老板。”

在这家互联网大厂做渠道运营的李钊，心里再不满，也得丢下手里反复阅读的段子，走出场地——北京市团结湖的一个共享办公区的地下一层，蹲在大厦门口开一场没有期限的电话会议。

50分钟后，会议结束了。李钊冲回演出场地时。他迫不及待要开麦，“情绪一下就到顶了”。

在表演已经进行了40分钟、4个人自告奋勇地讲完了段子的那一刻，他上台，抓起麦克，用比上台前高了两倍的声音开了场。“下个礼拜六之前要上线，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拉会？”对大厂日常的控诉，万箭齐发，停不下来。

“很多公司其实会发福利对吧，中秋节发月饼，端午节发粽子，我们公司发桌面，什么你好6月，你好8月，这个月也要加油，拿到这种礼品我们就感觉非常地无奈。今年互联网公司不是说有裁员吗，我们公司hr就开始传说我们福利待遇要进一步消减，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我们都惊呆了，都已经到这个水平了，我们还能有消减的空间？”

“我媳妇也是大厂的，我们俩下班是什么情况？最惨的时候，我10:30左右下班，到家已经挺晚了，但我媳妇还没到家，她11:00左右才挂着耳机开着会回来。开会基本上开到夜里12:00，12:00其实我已经休息直接睡觉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我们俩醒来，才可能在家里说了第一句话。”

肉眼可见的，李钊面色红润了许多，头发也成片地立起来。台下笑声一片。

从公司的福利待遇，到领导的PUA，再到大厂的加班内卷，围绕自己的职场日常，他接二连三地吐槽着。为了在规定时间——4分钟内完成表演，他不得不主动放弃了一些素材，留着“下次再讲”。

表演结束了。他长舒一口气，脚步平缓地走回最后一排的座位上。

这是李钊报名的一个脱口秀训练营的第一个上台日。经过一个月训练后，「Tony美式脱口秀训练营」第三期的10来位学员，终于迎来了第一次上台表演的机会。今天的表演并不对外，台下坐着的都是训练营的学员们。

Tony和学员们，一排左三为Tony，摄影师/曾嘉

有像李钊一样的大厂员工，也有曾拿过融资、登上福布斯under30榜单的创业者，还有音乐制作人、演讲导师、全职宝妈……年龄跨度也大，从20岁的大学生到50岁的演讲导师都在会出现在这儿。

训练营是由双语脱口秀演员Tony Chou创办的，十年脱口秀表演经验，曾在美国、爱尔兰、泰国等地都进行过巡回演出，担任过美式脱口秀节目《恶毒梁欢秀》第二季的副咖主持人与编剧，也是脱口秀俱乐部“幽默小区脱口秀”的主理人，周奇墨、刘旸等都曾在这里演出。

训练营的开营时间是8周，每周会进行三次学习活动，除了上台日，还有理论课（教授脱口秀知识与技法）与创作日（学员们围绕着一个主题自行创作）。

坐在靠后的观众席上，带着帽子、留着山羊胡的男人就是训练营创办者Tony。每当学员们表演完毕，Tony便会上台一一点评。

“非常好。我觉得李钊是一个非常情绪先导的人，他在台上的情绪抒发和感染力是比较强的”，这是来自Tony的评价。不过，他建议李钊，“下次可以把段子里最精华的部分留下，铺垫可以再少一些。”

“鲜艳”的表达欲

“我要加入，最后一分钟加入可不可以？”去年的11月26日中午，卡着训练营报名截止时间，杜大宝给Tony发了微信。

她正全职养育一个2岁孩子，育儿琐碎且无休止，更何况，当时疫情管控带来的封闭和压抑，让她觉得“好像有一种怎么说无法诉说的憋屈”。

一个看似被日常生活磨得没了脾气的人，并不是真的失去了脾气。

她急于找到一个出口。

此前，她是一名自媒体从业者。再往前推，2015年前她还在美国做记者。她第一次看到Ellen Degeneres（ELLEN SHOW的主持人）讲段子是2010年，她觉得这种表演形式“既聪明又带劲”，不亚于听了死亡重金属音乐，“有一种宣泄感”。她猛然发现，原来还有一群人致力于把荒谬摆在大家面前，“看完之后实在是太过瘾了。”

现在，光听脱口秀已经不够了，她需要自己上台说。带劲的、辛辣的。

上台日那天，代替李钊第一个开麦的，正是杜大宝。育儿是她这一次的主打话题，她说自己为了讲好脱口秀，就连晚上哄孩子睡觉时讲的故事，都要用上讲脱口秀时的反转技巧，比如“从前有只大灰狼，它喜欢吃……奶糖”，以及“小红帽的奶奶病了，她的妈妈就带她到乳腺科”。

杜大宝，幽默小区供图

这场4分钟的表演，绝对谈不上轻松，她连麦都没能举起来，她拨了一下麦，感觉它有一吨重。范儿没能起来。那天的杜大宝只想连贯地讲完自己想的“笑话”，上台前甚至带着一颗公开演讲的心。

紧张感和表达欲之间，是呈反比的。随着上台次数的上涨，她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紧张是千万别说错词，而说关乎自己表达欲的东西，就像打开一个泉眼，泉水自然流出来，“每一句都让你想表达的，你就没有说错的东西”，她这么形容。

表达欲，正是说脱口秀最需要的。

「Tony美式脱口秀训练营」第二期的学员石榴，是个尝试在台上讲自己创业经历的95后创业者，她将这种未经训练的纯直觉型、热烈的表达欲形容为“鲜艳的”，“有点像煮开水，水开了，咕咚咕咚，你得有一个出口，让蒸汽出去。”

为了了解每位学员的脱口秀写作和表演水平，Tony要求每位学员在报名后准备一个2-3分钟的脱口秀文稿或视频，作为课前作业。有人直接说了一个广告，有人搞成了演讲，也有人说了一堆跟领导讲话似的套话，更有人误以为是说好笑的话，蹭了一些网络热梗或流行词。

“大多数人（第一次）都写不出来，都会很怵。”Tony说。

但李钊呢，随便写了几千字，吐槽自己在职场中的种种遭遇，最终视频有13分钟那么长。应该是这个训练营开营以来最长时间的视频作业了，连Tony都感慨，“怎么有这么多可说的？”

因为疫情，出境游的生意做不下去了，李钊在2020年入职了这家互联网公司。经常会在夜里接到领导的电话，被质问“兄弟你这个周报的数据怎么不对？”起初李钊还觉得这人“毫无人性”，半年以后，李钊早已习以为常了，“领导没问题，我现在打开电脑给你改。”

35岁危机也是有的。之前公司招了个00后，领导告诉老员工们：“你们学学人家新员工，人家上班什么状态，你们上班什么状态？”这些新员工“比我晚奋斗了12年，收入还跟我差不多”，李钊有些焦虑，“再磨两年他可能就是我领导了”。

人到中年之后，有太多想吐槽的了。李钊之前的那种往情绪垃圾桶里不断扔垃圾再踩实的办法，行不通了，“那些情绪消解不掉的时候，我就改变思路，把它往外倒。”

脱口秀，恰好给了他们一个被看见的高光时刻。

每期训练营结课时，学员们会收到结业证书，幽默小区供图

“它不只是发泄，扔个酒瓶子，吼一下。你表达出来，不光是说出来之后很爽，而且能得到更刺激的反馈，笑声和掌声。”Tony这么形容，作为反馈，它们显得格外及时、真实且公平，“这个东西掺不了假，对吧？你讲的好笑，现场就是给你笑声，这种笑声就是认同和喜爱，一个人不可能既笑，然后又不喜欢你。”

这很难，但只要成功过一次就会上瘾。

“在台上炸场过一次，你就会爱上那种感觉。”石榴说。

Find your voice

石榴的第一次脱口秀登台，是在一家脱口秀俱乐部的开放麦上。

“觉得自己还算好笑”的石榴，讲的是她爸的故事，因为觉得父亲是个很好笑的人，而且当时她对脱口秀的理解就是，“上去讲一些你生活中很好笑的人和事儿”。

结果，全场鸦雀无声。

这太受打击了。后来她才意识到，自己从一开始就走偏了，“当时为了好笑而好笑……后来发现恰恰是应该讲一些让你痛苦的事。”

在台上让别人笑的脱口秀，实际上讨论全是严肃的事儿。这也正是Tony想在这个训练营上最先传递的，“要非常强调自我认知，自我表达，课上有很多有些内容是涉及到要找自己。”

起先，石榴觉得学脱口秀，跟在蓝翔学习挖掘机技术一样，两者之间没什么本质区别。但最开始几节课就让她有了意外和惊喜，“第一节课就找到你的台上的角色，find your voice。”

三期教学下来，Tony早就意识到不能再只教授技巧了。在他的脱口秀训练营中，学员们要学的第一步，就是找准自我表达。

「Tony美式脱口秀训练营」学员们，摄影师/曾嘉

他发现同学们“就是不敢表达自己，有的同学很有意思，经常把话吞下去，说一半然后就断，然后再说。”后来Tony意识到这可能和学员的原生家庭有关，“比如说小时候爸妈经常对他过分严苛，经常吓唬他或者教育他，导致他把话吞下去，就产生了一种表达上的障碍。”所以从第二期训练营开始，Tony会在讲技法前，通过游戏或者是写作主题的设定来帮助学员们找到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

按照石榴的理解，这些想说的话，“它一定是来自你自己的生活体验，曾经让你痛苦的事。”

作为创业者，石榴最先想说的就是自己在创业路上的那些跌跌撞撞。

她讲之前创业一度欠了很多钱，每天被别人催债，也被限制高消费过，“限高的时候有很多好玩的事情”。有一次去深圳，跟深圳的创业者喝酒，对方说起来最近深圳特别流行滑皮划艇，因为税查得比较严，大家可以滑到香港去。

虽然，石榴的这些创业相关的段子，跟创业圈的朋友讲大家会觉得特别好笑，放到台上讲，就容易失灵，但，find your voice这件事，终究不是迎合别人，而是先忠于自己。

“任何东西挖掘的足够深，它可能都有普遍性的共鸣，只是说有一些更容易引起共鸣的题材和有一些没有那么容易的。”在石榴的总结里，很显然创业的话题是后者。

Be honest，把自己内心的想法都表达出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要这么深刻的剖析我自己，其实对于一个已经38岁，已经成家生孩子的一个人来说，其实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杜大宝说。

第二节写作课，Tony要求每位学员站到前面讲自己的弱点。杜大宝的分享确实很赤城：“我是一个特别容易紧张，胆子特别小，然后相处一段时间又特别就骨子里特别高傲的人，总是去盯着周围人，尤其是比如说亲密关系或者朋友们或者同事们的一些缺点，然后就开始审视他们。”

之前很害怕弱点暴露在其他人面前的杜大宝，一节课下来，发现大家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所有人上来（讲）一圈，你会发现你的弱点并不只属于你自己，这是人类共性的东西。别人可以讲，你也可以讲。脱口秀的舞台是有一个安全场域在的，你说这些是安全的，而且你说一些冒犯性的东西也是安全的。”

Tony指导杜大宝，幽默小区供图

一次成功的表达就像看了一次心理门诊。如果说看脱口秀表演是短暂逃离了真实的世界，讲脱口秀则是主动地面对真实世界里的纠结、困顿、拧巴与挣扎。

杜大宝觉得学脱口秀是一个打开自己和寻找自己的过程，她逐渐与自己的缺点和解，甚至之前那种没有办法诉说的憋屈，也慢慢消解了。“你又面对自己的脆弱了，你其实疗愈了一些伤痛带来的对你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没有那么神经敏感了”。

自己高兴才重要

像是一个扫描仪，借着脱口秀的视角，你可以对这个世界来一轮重新扫描。

况且，脱口秀绝不粉饰生活，“在生活中，没有表达渠道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是被划过去的。你核酸检测的时候，排队呢，突然三个人插队进来了，你心里骂两句，然后该怎么着就怎么着，这就完事了。但在脱口秀中，你可以讲一小时这件事儿。”Tony说。

无论是年龄焦虑，还是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性别偏见，以及在婚姻关系中对于人性的观察。“每个人找到what you are best at，这个东西可以一招鲜。甚至你的生活一塌糊涂，乱七八糟，什么都没有，自理能力也没有，没关系，你找到你适合、擅长的（表达方向）就OK。”

李钊想要在脱口秀里表达的还有很多。比如父母年迈后身体开始变得不好，比如家里人患了癌症，很多在现实生活中无能为力的事情，李钊都想表达。“只不过那些东西更沉重，处理起来是更需要技巧的，我现在还谈不上技巧，所以我只能去选择宣泄工作上的负面情绪，这是最好处理的。”

他相信自己肯定不会始终讲自己在大厂里的事情。

第二次开放麦时，杜大宝往自己想说的那个点上靠更近了，她吐槽了自己作为性少数群体在现实生活中会遭遇的刻板印象，基于此，创作了一个观察式喜剧——“你只要跟一些直男说自己有一些‘拉’的倾向，或者说有两个女人在一起了，他们就会把这件事想的特别香艳。”憋在心里的那些话，她以一种人们能轻易接受的方式噼里啪啦给说出来了。

在训练营的氛围中，一开始还拘谨着、客气着的学员们，很容易进入到一种“开始互相接梗、没法正常聊天”的新阶段。

Tony，幽默小区供图

Tony这么形容，“他学会了笑话技巧之后，他知道了笑话的一些结构和原理，日常生活中他的状态也会有变化，在一块一直充满笑声，你说两句话之后，啪我就接一个笑话，大家都在接梗，再到后来，甚至大家都不等对方说完话，就抢过来就说了。”

但让人发笑这件事，就像科学家做实验，“写作上、用词上，包括你表演上的节奏、重音、长短，然后流畅度，同一个笑话，光表演这个环节，你差一点点不行它就不好笑，而且一个好笑的笑话，你在不同的场合表演，有的就笑得不行了，到那就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些东西都是要通过在台上去体会摸爬滚打，去积累很多的经验。”Tony说。

基本上要花好几年的时间，你才能搞明白在台上讲什么东西大概人们才会笑。这也难怪作为老学员的石榴，总是在“我太牛了”和“我真不是干这行的料”中间反复横跳。

但对于现阶段的李钊来说，要在脱口秀里把自己内心的想法都表达出来，才是他的小野心。

“我其实特别讨厌孩子，如果我在一场演出里讲这个，肯定会有人觉得刺耳，但这不重要，我就是想讲而已”，他想的是，自己高兴才最重要。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钊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后浪研究所”（ID:youth36kr），作者：杨小彤、薇薇子，36氪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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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未育求职被拒，“女性求职的绊脚石”该搬走了

作者：红网

发布时间：2023-02-22 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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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元鹏

近日，福建福州一网友爆料称自己30岁未婚求职，被公司录用后，又因未婚未育被拒，引发热议。2月21日，当事人陈女士向记者表示，自己面试的是web前端开发岗位，16日面试通过后，双方谈好了工作时间和月薪等条件，HR下午发来了offer，谈好了入职日期。但次日陈女士就被询问近期是否有结婚打算，未等到回答就取消了offer。陈女士询问其是否担心自己休产假，HR说公司刚起步，不得不考虑。（2月22日 光明网）

如今招聘门槛真是五花八门。有不要“已经结婚的女性”的，有不要“已经生育的女性”的，也有不要“没有结婚的女性”的，还有不要“没有生育的女性”的。为何这家企业，会因为“未婚未育”而拒绝录用？

原因很简单：这家企业认为，这位女性求职者还没有结婚，还没有生育，而上班之后直接面临的就可能是“需要结婚”“需要生育”，结婚生育就需要有结婚假、生育假，会影响工作，单位要给予假期，会有损失。只能说，这样的企业不止一家，也是一种现象。可是，如此小肚鸡肠的企业，如此精打细算的企业，如此格局不大的企业，未必能有宽广的发展。

对于企业而言，做生意用工都是需要考虑成本的，其从用工成本的角度出发考虑一些事情，当然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到了这种“抠门的程度”，连放个结婚假、生育假，都算到用工成本里，也就显得太没有格局和小家子气了。企业用人，用的首先是人，是人才。衡量人才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是不是企业最需要的人才，是不是对企业发展有好处的人才，而不是“结婚了吗”“生育了吗”？再说了，结婚生育是所有人都必须经历的事情，也是企业用工不可回避的事情，更是企业该承担的责任。难道为了降低用工成本，都不招录“没有结过婚的”“没有生过娃的”？

不少企业还拒绝录用“已经结果婚的”“已经生过娃的”。其目的也是一样的，担心“结过婚的”“生过娃的”，会被家庭的琐事所牵涉，会把精力用到照顾老公、照顾孩子上。这也是一种“大头不算小头算”的小肚鸡肠。如此精打细算，其实是打错了算盘，未必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不管是拒绝录用“已经结过婚的”“已经生过娃的”，还是拒绝录用“没有结过婚的”“没有生过娃的”都是一种就业歧视，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作为用人单位需要有大格局，而底线则是不能践踏法律。我们有到位的劳动保障法，每个人都有公平的就业权利，尤其需要维护好女性的就业权，不能纵容用人单位擅自设置“就业门槛”，更不能把“就业门槛”变成女性求职路上的绊脚石。对于劳动保障部门而言，需要对此类现象进行打击。

未婚未育求职被拒，“女性求职的绊脚石”该搬走了，“求职门槛”不能想咋设就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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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加班问题让年轻人没时间结婚生娃

作者：华夏古玩经纪人

发布时间：2023-02-28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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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国政协委员蒋胜男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中表示，近年来，超时工作造成了很多不利的影响，大大降低了人们的婚恋、育儿及家庭时间，从而使社会结婚率、生育率都大幅度下降，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蒋胜男指出，为了提升生育率，各级政府当然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离婚冷静期、鼓励二胎三胎、奖励生育等，可是，这些措施并没有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即因超时工作导致人们没有时间生娃、担心失去工作不敢生娃问题。

基于此，蒋胜男建议政府尽快充分落实8小时正常工作制度。这一措施无疑将对促进社会结婚率和生育率有所贡献，也给劳动者本身更多的休闲与学习时间，进而能够更好地提升社会整体的活力以及创造性，引领社会新动能的发展。说起超时工作，它的问题愈演愈烈，造成的问题更加严重，比如社会结婚率、生育率的显著下降，给每个个体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一代，在他们用超时工作来谋生的同时，却不得不在此牺牲着恋爱、育儿、家庭这些可贵的时光。考虑到这一情况，蒋胜男建议充分落实八小时正常工作制，这无疑 都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加快提升社会结婚率、生育率；同时，也让劳动者本身有了更多的休闲和学习时间，进而激发社会新的动能发展。

虽然蒋胜男的建议经过了多次的讨论，但还是遭到了部分人的反对，这些人认为，放松劳动制度会使企业的成本增加，甚至加剧劳动力供需矛盾，因而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但在实际考虑，这种做法似乎并不能真正解决超时工作带来的“没时间生娃”“怕失业不敢生娃”的现象，这本身就是社会结婚率、生育率不断下降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落实八小时正常工作制”是实现提升社会结婚率和生育率的有效途径之一。

因此，可以看出，落实八小时正常工作制，既给每个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休息和学习时间，又对社会结婚率、生育率有显著提升作用，会使社会新动能更有活力，能够更有效地解决超时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总之，可以看出，落实八小时正常工作制是解决超时工作带来的一种有效策略，无论是对于给劳动者本身有利还是能有效提高社会结婚率和生育率，都具有潜在的可能性与价值。同时，也为当前的社会政策制定提供了启示与借鉴，有望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加班让年轻人没时间结婚生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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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蒋胜男：超时工作导致年轻人没有时间结婚生孩子

作者：搞笑工程队

发布时间：2023-02-28 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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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全国政协委员蒋胜男 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最近几年的超时工作问题，已经导致了年轻人没有时间去恋爱、没有时间去育儿、没有时间感受家庭的温暖，进而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结婚率、生育率下降等现象。

蒋胜男表示，在生育率持续下降的情况下，虽然各地政府已经推出了相应的政策，比如“离婚冷却期”、“鼓励二胎”、“三胎”、“鼓励生育”等，但如果不能从根源上解决由于工作时间过长而导致的“没有时间生孩子”、“害怕失业而不敢生孩子”的问题，任何提高生育率的方法，都只会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因此，他建议国家要在工作时间和生活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让工作和生活尽量平衡，避免让工作过度影响到生活。

对于这个问题，不少网友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根本原因在房价太高，导致必须加班保住工作、拼命挣钱。

什么时候能实现所有行业都是8H制那该多好，有的行业实行白夜班都8H制，这样很多问题自然就解开了！劳动者现在是拼了命的为了一点微博工资在上班，实属无奈。你让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是8H制，那不可能！只要你工作，你就会有思想，就会有休息时间，而这就是矛盾的根本。

现在这个社会真的是让人难以接受啊，很多人每天都是在做重复的工作，没有创新能力和活力，感觉真的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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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问题让年轻人没时间结婚生娃：如何看待常态化加班？

作者：人间有味是多巴胺

发布时间：2023-02-28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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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问题让年轻人没时间结婚生娃

近年来的超时工作问题，已造成年轻人没时间恋爱、没时间育儿、没有家庭时间，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结婚率、生育率降低等情况出现。蒋胜男指出，面对生育率不断下跌，尽管各级政府出台了相关措施，如离婚冷静期、鼓励二胎三胎、奖励生育等，然而不解决因超时工作带来的“没时间生娃”“怕失业不敢生娃”的根本原因，提升生育率的其他办法都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近几年，加班问题成为年轻人最头痛的事情。每天工作大概九点，只要是有什么事情要处理，晚上就要加班到十点，到十一点，甚至是凌晨。这给许多年轻人带来了非常沉重的压力，他们缺乏时间来照顾家庭，更不用说有宝宝了。

事实上，每天加班的人很多，家里缺少父母的关爱，缺少朋友的陪伴，更缺少有时间享受美好的生活。年轻的男女们都面临着没有时间结婚生娃的问题，他们可能会结婚晚，也可能永远不会有孩子。

而且，压力久了，还会造成抑郁、焦虑等症状，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仅会影响年轻人的健康，也可能影响他们未来家庭的健康。

因此，尽管加班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但还是要尽量减少加班时间，让年轻人有充足的时间来照顾家庭。企业也应该多考虑员工的健康和家庭，而不是只用强制加班来提高生产力。只有这样，年轻人才能有足够的时间结婚生娃，实现自己的梦想，拥有幸福的家庭生活。

如何看待常态化加班？

当今社会，加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企业认为，加班是提高产量的有效手段，而员工则可能会因为时间压力被迫加班。

然而，常态化加班会影响员工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并影响其工作效率。长时间工作会使员工精疲力竭，工作效率降低，甚至会出现抑郁等问题。此外，长时间加班还会导致员工与亲人之间的矛盾，损害家庭和社会稳定。

因此，企业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常态化加班，如实施有效的考勤管理和作息安排，采取人性化的管理措施，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同时，员工也应该加强自律，控制加班时间，严格按规定的作息时间工作，维护自己的健康和家庭。

总之，常态化加班可能会影响员工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因此，企业应当采取有效措施，而员工也应该积极配合，维护自身利益。

网友评论

一线员工天天上班加班，春节回家匆匆忙忙相个亲，没有合适的，继续回厂上班加班到八九点十点，都没时间去了解接触异性，怎么有时间谈恋爱结婚生子。

没钱生娃才是关键吧？我觉得工资高了收入稳定自然会要孩子，而不是没时间，是没钱生。

先把加班费三倍工资都强制落实了，很多无谓的加班自然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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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副业搞钱，有人赚套房，有人一天赚五毛

作者：每日人物社

发布时间：2023-02-25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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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系列”第一期，我们聊了买房。来到第二期，我们将目光投向努力搞副业的当代人。搞副业，从来不是独属于年轻人的集体行为。后疫情时代，动荡的环境挫伤人们对工作、对未来的期待，年轻人梦想用副业创造收入奇迹，中年人畅想用副业实现阶级跨越，老年人只想用副业为儿女广积粮仓。人人都想在不稳定的职场之外寻找新的依托，新的收入来源。归根结底，钱能为生活创造出更多可能。我们和十位搞副业的人聊了聊他们的心路历程，以下是他们的自述。

文 | 祁佳妮 黎佳佳编辑 | 金匝运营 | 月弥

陈宇，32岁，公务员

“为了多挣3千块，我同时打四份工”

十多年前，我上过大学的一堂创业课。老师向我们提问，信息不对称可以做什么？

我当时心想，该不会是用来赚钱吧？这也太俗了。没想到答案真的是赚钱，更没想到的是，十多年后我做的所有副业，挣的都是信息不对称的钱。

2016年，我还在深圳一家外企上班，每天5点半下班，最开始，我用下班后的时间学英语，但单纯的学习很像自我欺骗，没有真正的产出，从那时起，我就想，不如用空闲时间搞钱，实际一些。

做副业需要灵感，赶上知识付费元年，很多平台推出付费音频节目，年度会员一两百一年，我就买一个会员，听了后整理这些内容，再用19.9元的价格倒卖出去，靠走量挣钱。来买的人很多啊，我每天早上坐班车上班，都在忙着接待客户。

2017年，我考上了潮汕地区的公务员，在乡镇做文员，月薪6千。除了稳定，工资真的不多，公务员只能提供一种保底的生活。大家都是想多挣钱让自己过得好一点，更高的收入意味着更好的生活，对吧？

去年3月，宝宝出生后，经济压力大了点，我开始在闲鱼上卖所有能卖的东西。其实也是赚信息差，我去找供货商，低买高卖，卖数据线、养生杯、案板，只要有差价都能卖。截至目前，我在闲鱼的营业额有16万，但刨去成本，可能只赚到了几万块。有时候也会想，如果我当年毕业进了大厂，像我弟一样，一年拿几十万，会不会有更好的结果？而不是每天想着同时打四份工，只为多挣那三千块钱。

这时我又发现了一类人的新需求，录音转写。有人备考听课会录音，记者采访会录音，学生不想上课只想看文字稿，也会录音——那我来给转写录音行不行？

我好像在做一个产品，发现需求，然后找到商业模式。我用自己的方式弄到了讯飞的会员，具体怎么操作不能说，但找我转写录音，1小时只要1块钱。后来讯飞修补了技术漏洞，我的成本也涨了，现在价格涨到1小时3块，几年下来，还是积累了五千多位客户。做这个，我有点像在网上卖煎饼果子，长一些的音频，收费贵一点，是一个豪华版的煎饼果子，如果只有一小时，就是那种很普通的煎饼果子了。

除了公务员的收入，目前我手头在做的三份副业加起来，一个月能多挣三四千块。我老婆经常加班，我虽然下班时间早，但平时都是一边抱着手机回客户消息一边陪孩子，周末也要带小孩，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唯一的娱乐就是看看小说了吧。

个人的时间是变少了，但我也多了一些存在感，一些价值感：你们以比较低的价格，享受到一样的服务，而我，既能帮到人，又能赚到钱，这是一个双赢，我喜欢这种感觉。而且，万一有天真的在体制内失业了怎么办？我会去思考这些潜在的风险，提前去做一些准备，有副业的技能在，至少多一条路。

▲ 陈宇的闲鱼工作台。图 / 受访者提供

黄怡，36岁，全职妈妈

“即便在陪诊行业，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男性”

无论是做全职妈妈还是做陪诊师，其实都是无奈之下的选择。

去年四月，我所在的私募公司突然倒闭，投研团队就地解散，收入从稳定的每个月1万两千元变成了0元。

这对我的打击很大。刚被裁员那几个月，我很不愿意出门，除了接送孩子上学，我不想跟人聊天，也不想见人。从大学毕业后，我按部就班地去公司上班，结婚生娃，一直是一种主流的选择，当我被困在主流体系里这么长时间，突然有一天脱离了这种生活，落差感很大。

我休息一段时间后就开始到处投简历，一心要工作。好不容易有了反馈，上班时间又不合适。比如要值夜班，没法照顾小孩，我只能推了offer。

还有一些面试，HR会直接问我，大女儿八岁了，什么时候生二胎呢？你是汕头人，怎么可能不生二胎？又或者是，问我几点接送孩子，担心我没法全身心投入工作。挺挫败的，做了妈妈之后再找工作，面临的偏见会更多。

直到去年年底，陪诊师这个新职业频繁出现在新闻里，我老公的一个朋友也想开发陪诊软件，我就很偶然地加入了进来，成为了一名陪诊师，也在管理陪诊平台。

这两个多月我接了8单，许多人会下单268元的半天陪诊服务，我作为陪诊师能拿80%的薪水，一共挣了两千块钱。挣的不多，所以只能作为副业，当主业是养不活自己的。

但我其实很推荐像我一样的全职妈妈去做陪诊副业。目前陪诊平台有70名陪诊师，40%都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男性，全职妈妈可能也很适合这个工作，因为它的成本低，有空的时候就接单，还能兼顾家庭。

更重要的是，全职妈妈更能体贴、关心客户。我曾经服务过一个刚退休的阿姨，她是典型的“候鸟老人”，老伴留在老家照顾90岁的妈妈，她来深圳帮女儿带孩子，自己在这边人生地不熟，也很孤独。

阿姨有天起床时突然头晕，想吐，她女儿很担心，就下单了半天陪诊服务。我从门诊大厅接到这个阿姨时，能感觉她有些抑郁倾向，不愿说话，一直在揉搓自己的手指关节。直到我去帮她排队做CT检查，她才开始信任我，愿意对我敞开心扉——其实她很希望女儿能带自己来医院。

这可能是我的一些私心吧。比起年轻男性陪诊师，全职妈妈其实更细心，也更容易获得客户的信任。我想要为像我一样的全职妈妈去做一点点事情，比如多派一些订单给她们。对于家庭收入本来就不稳定的女性来说，如果很焦虑，很想要为家里出一点力，可以来试试这份副业。

▲ 黄怡做陪诊师时拍的医院一角。图 / 受访者提供

梁晓曦，31岁，电商产品研发 “主业时薪30.5元，副业时薪150元”

我是个比较爱财的人，财富能带来安全感。学生时代，我就有做各种副业搞钱的尝试：自制数码宝贝的盲盒卡片，写玄幻小说，倒卖摩托罗拉手机，也卖过游戏的装备和账号……现在我的副业是做旅行试玩，以及接广告文案。

折腾这么多副业，和我父母之前做生意破产有关。虽然他们可能觉得，即使破产，也没有物质上亏待过我，但对我来说，那样的成长过程里，心理上总有一种匮乏感，我并不快乐。我能记得的一个场景是：我家吃饭的桌子上，永远有一层灰白色的油，当我用指甲盖划开，就会泛起两条白边，再过一会，痕迹就又会消失。为了生存，父母几乎没时间打理，也不会在意这些生活细节。

所以，我赚钱的意识很重，而我所有副业都和我自身经历相关。我大学学的是医护专业，但由于我本身患有癫痫，频繁熬夜会让我抽搐的概率非常高。想象一下，如果给你看病的医生倒在你面前抽搐发抖、口吐白沫，你害不害怕？那时就想着，要不转行算了。

后来，我在倒卖游戏账号时认识了一个家庭条件挺好的网友，聊到他想带患有脑瘫的儿子出去玩，这个病有一些癫痫的症状，出门在外可能会有各种突发状况，他挺纠结和害怕的。我很理解，所以我们聊了很多出行需要注意的细节，作为感谢，他给我发了2000元的报酬，后来，我就开始接这种行程试玩的单子了。

当然，我的大多数客户，都是身体或精神上有严重疾病的孩子或老人，我既是病人，也是曾经的医生，能给出一些合适的建议。我不参与他们疾病的治疗，也不需要陪同，只是在他们旅行之前帮他们做好规划，规避一些风险。

比如，我们成年人正常喝水可以憋尿4 个小时左右，但是癫痫患者可能憋不到 1 个小时，有时大笑就会漏尿，所以我会建议他们带上纸尿裤。我会提前去他们的旅行路线上踩点，考察好哪里人少，不会觉得尴尬，哪里有厕所，可以换纸尿裤，每个厕所间隔的路程是多久等等。一般都是中产阶级的家庭，才愿意花这份钱去做这件事。

这个试玩的方案，可以给这些特殊人群带来更好的生活体验，但也很有限。因为很多时候没办法做到尽善尽美，我作为一个病人，知道他们很有可能突然就站不起来，很多家庭可能只有一次机会带孩子出来，所以我会给自己比较大的压力，希望方案能更完美一点。但是旅行哪有完美？尤其对于病人家属来说，他们很可能跟病人没有长期生活过，让保姆、护工照顾，或者干脆就是一直住在医院，出游的话，他们自己应付不了很多情况，所以一定会带来一些争执和不满。这份工作很少会得到别人的认可，而且我觉得我做得还是不够好，在这样的负面情绪里，我就没办法频繁地接这种活。

后来，我到现在这家公司上班，做产品相关的工作，所以也开始做产品推广文案。一般一条短文案我五六分钟能写完，一天可以写20条，上班间隙就做完了，平均每个月能有两三千的收入，这样两个副业加起来，目前每月能有七八千左右。

我的主业性价比不高，公司单休，平均下来时薪也就30.5元，而我副业的时薪基本在100-150元之间，效率高的时候还能做到180元，算下来，我是靠副业付了房子首付的。

其实之前我还没有把副业这个事情看的很重要，但这几年，我眼睁睁看着周围的店面关闭、公司倒闭。以前我认为，如果我没钱了，大不了出去搬砖，但疫情让我知道，原来出苦力干活的机会可能也会没有。

主业的公司如果业绩不好，可能就给你降薪，甚至把你裁掉，但是副业这个东西，是干一份就挣一份的钱，别人也不在乎你身体如何，是不是昼伏夜出，也不需要复杂的人际交往，你只要按时把活做完就行了，而且你能离开工作地的限制，面向的是全国所有有需求的人。

现在各行各业都不太稳定，主业大多都有明显的上升天花板，而这个天花板大多不是靠努力就能突破的，所以我宁愿主业的工资不用太高，而把更多时间花在副业上。

▲ 梁晓曦撰写的产品文案种草软文。图 / 受访者提供

坤儿，25岁，文案写手 “副业变主业后，我不快乐了”

我做副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对主业不满，对现状不满。

我在济南一家广告公司做新媒体运营，月薪5千。在小公司，运营人员其实很像新时代的流水线工人，没有表达自我的空间，还要写推文，做公众号排版，负责拍摄和剪辑，一个人当好几个人用。

我在这做了两年，一直想辞职，想找机会离开这里。

很偶然地，我在招聘软件找到了一个美妆编辑的兼职。公司在北京，我只用线上供稿，稿费800元起步，相当于在二线城市赚一线城市的钱。

这比我之前做的副业来钱快多了。我以前给OPPO手机写锁屏文字，一两段鸡汤文学，每单40元。就是在拿时间和劳动力换取一点点微薄收入，我很快就不接单了。

美妆算是我的兴趣。大学时我就在网上写美妆文章，所以这份新副业上手很快。我算了一下，一周供稿两篇，每篇文章800元，一个月下来能挣六千多，比主业工资高，还轻松。

有了这份底气，我去年七月主动离职，终于放弃了这份讨人厌的工作。

但当我把副业当成主业之后，也会有新问题出现。不是每个月都有固定稿件分配给我写的，稳定的时候每月写8篇，但不稳定的时候，公司只分给了我3篇。其实也是在打零工，而且我还得自己交每月1000块的社保和医保。

前段时间我开始经营小红书，也是想把变现模式抓到自己手里。起号还不错，我写一篇关于易梦玲妆容分析的帖子，评论特别多，不停刷新99条新消息。后来有人在评论区吵起来，我就把帖子设为私密了。

可能我还是没有博流量的大心脏吧。在社交平台，永远得把制造焦虑放在第一位，你才能吸到粉，但我不太喜欢这样做。

写美妆文案的工作我也想慢慢舍弃掉了，未来或许可以去商场看个柜台，一边坐班一边做点线上副业。有一份稳定的主业收入，做副业才会更有安全感。

▲ 副业热潮下，成都的后备箱集市。图 / 视觉中国

雪莲，30岁，国企员工

“凭着做副业挣的钱，我买下了一套房”

我对钱的态度很简单，就是“只进不出”。

去年一年，我的总花销是三万元，有一万六七都花在了家里边。因为我在河南老家上班，家里人吃的水果、牛奶，用的燃气费、电费，都是我出钱，毕竟一直住家里嘛。每个月用在自己身上的钱，可能只有几百块。

疫情前，每年年终我还会有一万多元的奖金，这三年奖金也没了，只有死工资。光靠我每个月两千六的工资，根本覆盖不了这些支出，大多还是我做代购挣的钱。

2018年，那会我还有消费欲，喜欢买护肤品，但国内专柜和旗舰店太贵，我就开始自己海淘。在品牌的海外官网、亚马逊和梅西百货这些地方下单，只需要办一张双币信用卡，还送很多积分和小样。为了凑单满减，我会一次性买很多件护肤品，用不完的就在闲鱼出掉。买的人多了，我专门开了新微信号，正式做了代购。

当我在各大平台积累的积分越来越多，他们附赠的小样也越来越大方。丝芙兰每单赠送三个香水小样，我都囤下来，后来光是卖香水小样都净赚两千块。

疫情之后，化妆品和护肤品价格跳水严重，代购一下不好做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悦木之源菌菇水和倩碧黄油，这三款以往最好卖的产品，最近国内免税店价格比代购更低，还有正品保障。我好久不敢进这些货，怕砸手里。

▲ 雪莲做代购时，雅诗兰黛小棕瓶曾是最好卖的产品。图 / 受访者提供

前几年大火的雅诗兰黛420色口红正装，刘雯大表姐色，现在卖10块钱都没人买。我提前进了很多Nars六色眼影，结果预判错误，色号没火起来，现在还囤在家里。

做代购后，我对美妆护肤品的购买欲反而变低了，没有新鲜感了。可能也是因为成长了，要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奋斗，就是攒钱买房。我不是独生女，有个弟弟，家里人明说了没钱帮助我，所以我买房只能靠自己。

近五年来，我买包包花的钱不到500元，还买了一只100多块的手表，在海淘网站用800块买了两条施华洛世奇的项链，加起来一千块，是我首饰上的最大开支。

我不是进货量很大的代购，微信客户几十个人，所以几年下来只赚了7万元。但你别小看这7万块，就是它让我凑齐了在县城买房的17万首付。

不靠娘家，也不靠婆家，只靠自己，主业上班，副业搞钱，实现买房的人生理想，难道不该是件令人自豪的事吗？

唐糖，28岁，银行职员

“连续两晚直播，我只赚了1块钱”

我在深圳的一家银行做网页设计，领导说最多的词就是，降本增效。

我经手的项目经常直接被砍。只有算上年终奖，月薪才勉强过万，还没编制。过去一年半，我都在到处投简历，想跳槽但跳不出去，就业市场真是一年不如一年。

我老家是广西的，但深漂几年，我也成了“深圳女孩”，就是不聊八卦不吹水，只想着搞钱，买房炒股项目基金……深圳的风气就是这样。我买的基金亏了两千多，我老公炒股亏了二十多万，算了，我还是搞副业吧。

其实我学历还行，港硕商科毕业，银行工作也很体面。但我有时会觉得，如果能放弃学历给我的负担，进入服务行业，虽然辛苦，但我赚的钱可能比一份看似风光的工作要多很多，还不用天天看老板脸色。

读书读久了，我还是不能接受自己去摆地摊、卖炒粉，所以只能在网上挣些小钱。这方面我很能拉得下脸。

给别人的视频点赞，一个赞6毛钱。淘宝刷好评，五六块一单。我还接单画海报，在600多人的群里和学生妹抢单，好不容易抢到20块钱的单子，要凌晨赶画，磨一周才能画到甲方满意。两个月挣两千块，这是我挣最多的副业了。

最近直播很火，我有个学弟也在做，每天发朋友圈说自己月入十万，我找他取经，他收我16800元的学费，一个月工资还不够我交学费的，我就自己摸索着在小红书直播。新人任务要在线35分钟才有奖励，我连播两个晚上，边DIY耳环边唠嗑，进进出出就两三个人看，都是网上认识的姐妹来捧场。播了两晚，收益1.08元，刚达到1元提现的门槛。

▲ 唐糖开两晚直播的收益。图 / 受访者提供

我把这一块钱提现到了支付宝，哭笑不得，这钱或许刚好够交我直播用的电费吧。

为什么想搞副业赚钱？我给你算一笔账。

我老公在互联网大厂，月薪三万多，看上去很好是吧？我们两人的工资加一起，税前五万，扣完税和五险一金，到手三万，房贷和车贷每个月一万五，还有目前租房的三千房租，最后剩一万块，在深圳根本存不下钱，也生不起小孩。他马上35岁，合同快到期，如果公司不续签，他失业了，我一个人的工资只够填平车贷、房贷，没有多余的一丝钱用来生活了。

最近我们的期房建好了，正在装修。我小红书有30个粉丝，打算趁装修期间起号做家居博主，估计能接点软广。

总之，就是不能只搞一个副业，一定要同时寻找更多赚钱机会。搞钱从来不可耻。

林宏，59岁，工程师

“我和老婆月入两万，只留一千块生活”

我在内蒙古一个县城的农业机械站工作，明年就要退休了，从1991年被分配进单位，到今年，是我工作的第33个年头了。我的工资也从91年的两百多变成后来的五千多，近几年才涨到八千，现在也很清闲，一个星期去一两次单位就行。

为什么是只用去一两次，和我的身体有关。有一年，我和同事下乡的时候出了车祸，我们车上4个人，对面车上2个人，6个人里就我受了重伤，半月板永久性损伤。什么概念？一条腿基本瘸了，走路一跛一拐，就是严重工伤，半辈子算是毁了。

我空闲在家的时间，一下多了很多。我老婆在镇上的初中做语文老师，白天都不在家，大儿子在呼和浩特成家立业，小儿子在北京上班，家里每天就我一个人。

为了打发时间，在当地电视台上班的侄子给我介绍了个副业——给电视剧打字幕，再由人把汉语翻译成蒙语，在蒙语台放这些电视剧。机翻压根没用，细活还是得靠人工手录。

这活不简单。一部电视剧，起码要两个月才能打完所有台词。一集差不多两万字，赚一百多块，也不多。我之前给《大秦赋》打字幕，里面都是生僻字，佾啊，翦啊，用五笔输入法要打好半天。后来是儿子教我用搜狗输入法，有智能联想，能自动敲出人名。有时候字幕要得急，我早上六点半就起床打字，打满8个小时，一天下来腰酸背疼。

这份副业每个月能有两三千的收入，谁会嫌家里钱少？而且我有大把时间，不做点什么事，我难受啊。

现在，我跟老婆的月收入一共两万出头，90%都会存起来，留一千块作为日常花销。在我们本地，一千块是够花的，除了买菜，没什么其他花钱的地方。我们一天吃两餐，早上吃油条包子，打2两牛奶，中午做个肉菜，晚上经常不吃饭，喝点砖茶就行，吃多了也不舒服。

我们攒钱其实不是为了自己。我和老婆是双职工，以后退休金有六七千块，挺不错的。存钱主要还是为了给小儿子买车买房。他以后要留北京，我们想努力凑够300万给他付个首付。

但目前离300万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我们还得继续攒钱。

我儿子一直都知道我有这份副业。他挺支持的，觉得我在家有事可做，还有钱挣。而且这种劳动是有意义的，我到这个年纪，其实精神需求和金钱需求一样重要，没有谁先谁后。

买房目前只是我们两口子的心思，想多给儿子一些支持。这不是啃老或不啃老的问题，这是爱和被爱的关系。

▲ 北京通惠河畔某楼盘。图 / 视觉中国

程晓，35岁，前品牌公关

“兼职让我生活下去，也让我看到多元生活的可能性”

“35岁、女性、普通二本”，这些词是我过去一年求职过程中最大的门槛。

海投找工作的间隙，我靠几份兼职和一份房租生活，在跳海酒吧做打酒师算是其中最有意思的兼职了。

一帮音乐人成立了跳海，我在这里做兼职打酒师，要根据客人的需求快速打一杯泡沫少的啤酒。此外还会涉及灯光、音乐氛围、吧台消毒。薪水不算高，工作日和周末分别是150元、200元日薪，加当天店里0.5%的营业额。

在这里工作，能看到很多元的生活状态，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的就业焦虑。很多文艺工作者喜欢来跳海，野生小说家、青年画家、艺术家，大家在这里很少聊工作家庭、房子、车子这些话题，而是聊电影音乐和文学。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95后女孩，她崇尚“嗝屁主义”，类似活在当下的意思。从穿搭上，她就和很多人不一样，穿波西米亚风的衣服，发箍、包包也是Hello Kitty主题。

在这里工作会让人特别开心，每次听到水冲刷酒杯的白噪音都很解压。如果你酒量好，也能无限畅饮店里的啤酒，唯一比较累的就是需要从下午6点一直工作到凌晨2点。

像我这样中年失业的人，经历过各种奇葩的事。虽然我有12年工作经验，经历过上市公司，也被初创企业捶打过。有白嫖方案的，也有暗示潜规则的，搞得人身心俱疲。

来到跳海兼职反而像一种意外之喜。我在今年1月份才来跳海，去年7月，我做了护肤品检测，10月，我去电影院做兼职场务，都不太需要大量和人打交道，比较适合社恐。我还是希望能有稳定的主业工作，但目前就业市场不太好，探索不同的兼职，也是一个不错的过渡吧。

▲ 程晓在跳海酒吧做打酒师。图 / 受访者提供

李薇，28岁，国企员工

“下班后做游戏主播，我月入三万”

国企这份工作，真的算比较轻松的，早八晚五，中午还有11点到1点半这两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我对这份工作谈不上喜欢，单纯想在小城市稳定一点。但是也会有不安的心态，害怕像当年东北下岗潮那样被淘汰，所以一直想掌握新的技能，看什么感兴趣的都会去尝试一下。

2017年左右，斗鱼、虎牙之类的直播平台刚刚兴起，我才发现原来随便玩玩游戏、跟人聊聊天也是可以直播的。

我玩游戏并不厉害，主要是帮新人解答，组织大家一起玩，或者代练。那时候就有工会——类似MCN机构来找你签约，收入是每月直播平台结给工会，工会再结给你个人。工会也不规范，属于那种捏软柿子的，要看你好说话，就多克扣你一点，看你不好说话就按正常给。

一开始，我胃口也比较小，每月有两三千就挺满足了，但只要你坚持直播，粉丝的数量慢慢涨上来，到最后期能赚到接近3万这样子，我当时觉得这3万已经是我的天花板了。

这个钱赚得很辛苦，我当时都是下班一到家就睡觉，睡到八九点再起来开始直播，播到凌晨三四点下。这种强度坚持不了太久，半年左右，我身体垮了，两三个月不来月经，内分泌失调。做直播的，都是以牺牲健康为代价的。

至于和我的本职的冲突，其实我不太担心被同事或领导看见，因为打游戏这个领域算比较小众的，而且开视频的时候会化妆开美颜，开完美颜连亲妈都认不出来。但睡眠不足还是有点影响，有时候领导看见状态不好，我就只能打打马虎眼。

时间久了，也见了很多故事。那时有个粉丝，每天晚上来直播间跟我说好喜欢我开播打游戏，希望能带他一块玩。他是在一个普通厂里打工的，说要给我刷500块钱，我觉得他赚钱不容易，就让他把钱收好。

后来几天他没出现了，我鬼使神差点进另一女主播的直播间，发现他给那个主播刷了两三千，这应该是他第一次刷，因为刷得多少账号等级都能看出来。我当时很伤心，觉得自己的好心没有被珍惜，后来我也反思自己以后不要管别人的闲事，该是我赚的我就好好赚就是了。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了，他这个人再也没出现过了。我也觉得他可能第二天可能就后悔了，但这个钱是不可能退的。

游戏直播这个事情断断续续差不多做了 3 年，后来，这个行业里同行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门槛和下限也越来越低，让我觉得身心俱惫，就不想做了。

其实我知道直播这个事我正好站在风口上，跟我个人能力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之后我也尝试做过开淘宝首饰店、摆摊、平台推广等等，但都没怎么做起来。后来我就想明白了，很多成功是无法复制的。

▲ ChinaJoy上的游戏主播。图 / 视觉中国

何雪，31岁，营销策划

“做小时工打开了我的思路，其实处处都有机会”

小时工是我今年初才开拓的一个副业。因为现在工作是双休，周末能在家睡到十一二点，直到下午我的生活才开启，总是躺着好像无所事事，很焦虑，觉得应该要去再做点什么，也想多攒点钱，我就在网上找了小时工的活。

连今年过年期间，我也没有回家，在北京的一个儿童乐园里面打了6天的工。游乐园平时是每小时25元，春节期间给到28元，但上班时间也很长，每天要站12 小时。因为我是小时工，有时候会被老员工欺负，会安排我去干最累的活，他们就是站在前面或者在操作间里玩手机。

我当时负责的那个区域叫白沙，我需要一整天不停地帮5岁左右的小朋友戴发帽，提醒他们不要把沙子塞到耳朵、鼻孔或者嘴里。我的领班也会监督我，基本没有摸鱼的时间。初一那天，我算了下，接待了1000组的家庭，忙得连喝水的功夫都没有。整个6天，我每天下班回到家就已经10点多了，真的疲惫。

但这个工作可能因为你面对的是小朋友和家长，大家很有素质和礼貌，接触久了也会变得都蛮有童心的。最近几个周末我都会过去，每次去负责的工作都不太一样。上周是在小厨房做华夫饼，负责帮小朋友们收拾厨具，后来又去了更轻松一点的岗位，推着小车专门给小朋友和家长们倒水。

我还去餐厅端过盘子，是一个网红餐厅，通过中介找到的，原本是25元的时薪，每做一小时，中介会抽掉5块。

▲ 换上了餐厅工作服的何雪。图 / 受访者提供

餐厅工作是我做过最累的兼职。我是包厢服务员，负责把菜端到包厢的桌子上，还需要给十几个顾客倒水，等顾客用餐结束后要把包厢收拾干净，把所有的餐具都收拾好放到小车上，推到洗碗间。网红餐厅它所有的餐具都非常大个又很沉，这个过程还挺累的。

我当时刚过完年的第一个周末去的餐厅，里面有百分之六十的服务员都是小时工。可能因为过年期间很多员工都想要回老家，人员更换频繁，就导致很多顾客感觉餐厅的服务不专业。不过我干得不错，老板知道我主业是策划相关，还挺想挖我来着，虽然最后因为不太匹配没成，但这也让我把思路打开了，处处都可以有机会。

小时工的报酬蛮低的，基本上都是在 20-30元 之间，25元已经算很高的了，而且基本是体力活都挺累的，因为你也只能做这一件事情。但好处也有，比如薪资的发放一般都很及时，周六日去上班，周一晚上就会把工资给你结了。除此之外，我还有一直在写公众号软文的副业，大概每篇1000多字的文章，能有300元左右收入，可能因为主业赚得实在不多，这样副业下来，每月能有两三千的收入，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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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996”的我，工资还没父母退休金高，买房生娃都得“啃老”

作者：每日人物社

发布时间：2023-02-18 11:51

快照：

延迟退休话题下，人们不仅忧虑工作时间再度延长，也忧虑未来拿不到退休金。而在当下，一部分年轻人发现，父辈们的退休金比自己的工资还高，“退休金倒挂”的现象越来越多。 中青年在社会上内卷，退休的老人们则能拿到比“996”更高的薪水。两代人的不同际遇产生的“错配”和生存负担的双重挤压下，退休金被父辈拿出来补贴下一代，“啃老”成为一种无奈的现实。而更残酷的问题是，当这一代人老去的时候，他们又能依靠谁？

文 | 曹婷婷编辑 | 赵磊运营 | 月弥

第二次选择

陈秋原33岁了，她已婚，未育，在上海工作，收入尚可，但人生渐渐走入了一个“尴尬期”。

首先发出信号的是身体。她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公司规模不大，流动性却很高，最要命的是24小时待机的工作模式，长期伏案工作让她的颈椎曲度变直，时常恶心呕吐。去年下半年，她因为要补办婚礼，请了一天婚假，第二天去上班，一直加班到凌晨四点，电话里，平时沉默寡言的老公直接冲她发火了。

当时她就打定主意要辞职，工作已经触碰到了天花板，为了这每月13000块钱，也不值得牺牲身体、影响夫妻感情。

裸辞后，收入骤降。原本陈秋原夫妻俩月入过三万，生活吃穿不愁，但去年初丈夫被紧急调到深圳，每个月增加了5000多元房租，加上原本就有的9000多元房贷，现在她没了收入，还得自己掏2000多元交社保，留给两人的生活费只剩下约5000元。

陈秋原不是没有算过账，让她有勇气裸辞的，是来自父母的帮扶——一套父母买下的上海房子租出去了，能给她带来每个月6000元的工资外收入，父母还帮她还着每个月2600元的车贷。即便她不工作，每个月过万的生活费，完全足够他们夫妻俩开销。

但她并不想这样，都这岁数了，还跟家里伸手，多少会有些压力。她和丈夫自觉收紧开支，以前每个月都买的衣服，现在大半年买一次，丈夫钟爱的电子产品也基本暂停更新；以前每月光顾两三次人均过千的餐厅，下班早就约朋友逛街吃饭，现在有时间了，反而取消了一切休闲的聚会，“不必要的开销都没了”。

更重要的是重新找到工作。她试了几次，但屡屡碰壁，已婚未育的身份，“对于人家公司的HR来说就是一个炸弹”。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已经走到第三轮面试，但面试官问过婚育状况后就没了下文。面得多了，她找工作的信心也渐渐微弱。她还担心，工作几年后真的生了孩子，过了哺乳期也会被开除。

家里也催生，但她不敢生。经济压力和生育压力是交缠的，“生不起，养不起”。陈秋原和丈夫商量后，决定先解决工作，之后再考虑生育。

深思熟虑后，她决定考编。社区或许是不错的选择，“离家近，压力可能小一点”。去年七月，离职前，她考过一次家附近的社区。她家还在郊区，几十个人考一个岗位，结果不太好，距离进面试还差3分。

这次，她决定全力以赴，似乎考上了，一切都能迎刃而解。但她心里也没底，“记忆力和学生时代差很远”。坐在家里复习的时候，人生又像回到了读书年代，等待着一场重要的考试决定自己命运的走向。

陈秋原本不用面对这些。父母为她指过路，刚大学毕业，就安排她进了电视台，没有编制，但能签长期合同，工作也比较轻松。那时候，没有别的压力，工资作为零花钱，生活很畅快。

待了两年，她解了约，“年轻，实在坐不住”。直到去外面找工作，才发现生活很残酷，“企业总会有压榨”。

陈秋原的父母都是医生，早年本科毕业后就分配进了医院，工作几十年，升到了高级职称。现在都退了休，两人加起来每个月有三万的退休金。老两口不想女儿受苦，曾经提过继续帮助陈秋原，话题刚有苗头就被她掐灭了。对于啃老这件事，她内心感觉到煎熬。“相当于每个月已经补贴了我8000多元，实在不好意思再问他们要钱。”

另一个原因是，公婆退休金很低，为了生活还在打零工，没办法给子女提供帮助。陈秋原不忍心麻烦公婆，但“如果我爸妈又出钱又出力，他们也会心里不舒服”。她朋友就是这样的例子，女方父母付出更多，这种不平衡传导给夫妻，俩人频繁闹矛盾，几次走到离婚的边缘。

陈秋原还是幸运的，正是有父母兜底，她比较轻松地拥有了第二次选择人生的机会，可以脱产考编。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许多人走到中年，众多烦恼袭来，肩上的负担越来越重，在条件不错的家庭里，“啃老”的负面意义逐渐消退，许多人不得不接受父母的扶持，才能够得上高昂的房价和生育成本。

▲ 陈秋原准备考编时下单的参考书。图 / 受访者提供

倒挂的“工资”

像陈秋原这样，父母的退休金比自己的工资高，在这样的家庭里，补贴子女成为了父母们的默契。

最常见的是在县城。李晓琪今年28岁，在她的湖南老家，父母补贴子女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她的同龄朋友们，许多已经在父母的帮衬下，过上了有房有车有孩子的安稳生活。这样的配置通常见于体制内家庭，父母有比较高的退休金，很多都比子女的工资更高。提前内退的长辈，还有充足的时间帮子女带孙辈。“在老家，年轻人进体制内的工资都是很低的，那家里面基本上都是做好了给孩子补贴的准备。”

王远今年六月大学毕业，他最近在上考公补习班，准备冲刺不久后的安徽省考。王远的父亲还有几年退休，退休工资能达到一万以上。他学文科，这个数字很可能超过他未来能拿到的薪水。父亲曾主动和他谈话，表明等他以后有了孩子，会提供经济上的帮助。

除了补贴子女生活和养娃，老人们的退休金最多的去处是补贴子女买房。今年42岁的徐荔，她的房贷至今是父母在帮忙还。

▲ 徐荔父母退休后，一家人去国外旅游。图 / 受访者提供

这些有能力补贴儿女的老人们，往往都有着不低的退休金。不少年轻人直到踏入工作，才意识到父母的退休金有多高。

在武汉当文员的陈溪，每个月工资都达不到交税门槛。有一回，她回到家，和一位长辈聊天，对方的退休工资几乎是她的三倍。她在小红书发了一条感慨的帖子，吸引了上千条留言，许多人分享自己长辈的高额退休金。她觉得，老人家在那个岗位上工作了几十年，值得这份薪水，而眼下自己的工作，几乎不可能干到退休。她想换工作，曾被骗去面试冲业绩，也在皮包公司白干过几天，不缴纳社保的工作也碰见不少，很难碰到好的机会。

相比有些年轻人一成不变的收入，许多老人们的退休金每年还在增长。25岁的卢苇，此前在青岛的机构当老师，即使加班，父母的退休金也比她的工资更高。每年调整社保的那个月，她的工资还会被多扣几百块，那时候她刚工作，发现社保越扣越多，回家就听到父母说起涨工资的事情。卢苇母亲几年前刚退休的时候，退休金也只有1000多块，现在则涨到了4000多块。

父母有能力、有意愿帮助子女，但对子女而言，“啃老”在很多时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山西人章静，今年36岁，有两个孩子，和父母同住。章静的父母退休金加起来有上万元。一家人中，章静的工资是最低的。

她进过电厂和环保公司，最近的一份工作是社区网格员，试用期工资到手只有1000多块，还是去年底，经社区朋友推荐，才拿到的报名资格。章静经过笔试面试上岗，但被分配到了离家很远的社区，有时周末还要被喊去工作，她决定放弃。在太原，适合她的岗位并不多。大学毕业的她，也不愿意去打零工，“工资很低，也没有任何保障，可能不如照顾孩子重要”。

章静原本以为，自己已婚已育，又有父母搭把手，再找一份工作不难。但面试了几个月，一无所获。有一次她面试订单专员，过程很顺利，最终仍没通过。她追问缘由，对方称因为她有空窗期。“这份工作又不要技术，后来面试官告诉我，他比我还要小一岁。”章静明白了，年龄也开始限制她。

她不断投简历和面试，没有工作的时间里，父母的退休金成为了生活来源。有一回，父母一口气支持了一两万的早教课费用。当时她几番犹豫，还是觉得对孩子成长有好处，准备自己刷信用卡，父亲知道后，主动提出付这笔钱。

因为带着孩子住在父母家里，章静平时几乎不用花钱，每个月生活费用不到1000块，几乎都花在孩子身上。她自觉降低自己的消费，也不希望因为花钱产生家庭矛盾。有一年在亲戚家，她买了一件100块的打折杂牌衣服，母亲指责她，“又不挣钱，光会花钱”。这种时候，她会加倍感觉到“啃老”带来的不自由，不只是经济上依靠他人，还有日常里的细微束缚。

但章静有时也能说服自己。父母手上拿着钱，很容易被各种亲戚朋友借走。目前俩人都各自借出了不少钱，“花在自己姑娘身上，总比花在外人身上强”。

两代人

在当下的年轻人眼里，父母们都是“苦尽甘来”，在年轻的时候受了很多苦，中年的时候遇上中国经济腾飞，稍微抓住点什么机会，就能积累下财富，就算不能大富大贵，人生也是向上走的。

“那时候房子分的，工作分的，真的是羡慕不来。”卢苇的父母几年前分别从手表厂和机械厂退休，因为厂里效益不算好，每个月退休工资都只有4000多块，但已经和她目前能找到的工作收入持平了。而姥爷从卷烟厂退休，“十几年前的退休工资就已经将近一万了，当时平均工资才一千多”。

王远觉得，父亲吃过的苦，值得拿一万的退休金。“我父亲那个年代还是很苦的，我母亲刚嫁过来的时候，我们家还是古砖搭的房子，上面的瓦还有点漏雨。”他的父亲在15岁的时候就顶岗成为了中学老师，“底下的学生年纪都比他大，上课还要垫板凳才够得上黑板”。他觉得，那时候工资很低，很多人都不愿意留在乡里教书，父亲耐住了寂寞，又评上了高级职称，对于父亲的高退休工资，他并不意外。

2019年毕业后，卢苇去了机构当康复训练老师。周末算上加班费，工资能到七八千。但很快碰上疫情，“第一年六个月没开门，后来又三个月没开门，去年底碰上疫情又关门很久”。她拿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最低工资。今年，生活逐渐回归正规，但翻一翻招聘软件，同样的岗位，月薪四五千的变多了，“比疫情前还低，可能很多机构倒闭了”。

她决定考研。每天五点出头就起床去自习室学习，晚上父母休息了才回家。“没有别的选择了。”她期望着考上研，进入学校当老师，能够稳定一些。虽然住在家里，但只动用自己的积蓄。吃饭每顿控制在10块钱左右，每个月自习室收费400块，她计算过，工作攒下的存款可以支撑到考研结束。

▲ 结束一天的学习，卢苇在回家路上拍的月亮。图 / 受访者提供

卢苇的父母起初不理解她的决定。她的父母生于50年代末，恢复高考后没有考上，于是直接分配进了厂里。俩人在不同的厂，后来都分到了房子。生下她后，母亲休了长达两年的产假，漫长的假期结束，又继续回到原岗位工作。卢苇的爷爷辈都在体制内，比父辈的退休金更高一些。在她看来，父母的人生比较顺利。唯一常常听到父母念叨的，是后悔当时没有转去效益更好的厂，比如电厂、自来水厂，据说退休金能翻倍。

时代变化，两代人对彼此的理解，需要经历一个过程。但在家庭里，谁的收入更高，才能有更大的话语权。章静没有工作，丈夫主要负担孩子的学费，生活开支都靠父母补贴。父母曾因给亲戚担保，赔了一笔钱，数额高达几十万，但两家人至今仍在来往，甚至母亲有时还会给亲戚借钱。章静没办法制止，“那是人家的钱，人家有支配权。况且我现在没有工资，也得多少靠人家点”。

希望把话语权放在自己手里，也是陈秋原不愿再多跟父母拿钱的原因之一。小时候，父母对她很严厉，她觉得自己的童年并不快乐。长大后，她挣脱过父母的选择，却也难以拒绝父母的帮助，“思维上独立，经济上不独立”。但她内心始终觉得，“年轻人还是要靠自己”。

大多数时候，都是父母不舍得给自己花钱，却主动给儿女花钱。徐雯雯今年26岁，在北京一家私企工作，每个月工资到手6000多块。住在家里，不用租房，为她省下了几乎一半的工资。母亲每个月退休金7000元，比她月收入更高。去年夏天，她手机摔坏了，在不同价位的机型里纠结了好久，后来母亲直接给她报销了，“让我买贵点的”。

卢苇家里一个月水电费支出不到40块钱，父母学会了团购买菜，总能找到最优惠的价格，喝水去山上打泉水，吃水果就参与软件活动换。章静的母亲，在最节约的时候，炖排骨为了省点气，就提前关火焖熟。父母们身上普遍存在的勤俭节约的品格，让他们的钱最后大概率到了儿女手里。

老了怎么办？

当父辈的退休金倒挂子女的工资，承受时代压力的年轻人，在接受父母补贴的同时，也经历了心理上的波动。

徐荔曾被困在“啃老”的迷思里。她的父母都在体制内工作了几十年，每个月退休金不低，加起来一年30万。此外，公婆也是编制内人员。四份不错的退休工资，让双方长辈每年都主动提供一些经济支持。其实她和丈夫的工资也不算低，俩人也没有铺张的爱好。

但几年前，她和朋友聊起天，发现朋友会固定给家里打钱，联想到自己固定从家里收钱，她觉得“好像有点丢人”。当聊起父母帮忙还贷，也会听见有人说“你都四十了，好意思剥削父母”。有一次和父亲聊天，徐荔试探地说起这个话题，但父亲的回应“特坦荡”。“我爸说我一年就给你这么多钱，你愿意拿这个钱吃喝玩乐还房贷，花在孩子身上都行。”父亲甚至和她开玩笑，说不是啃老，“这叫提前继承”。

章静也很无奈，“我不愿意啃老，我比谁都清楚我爸妈的血汗钱挣得多么辛苦”。因为要带两个孩子，丈夫也很少主动给钱，找不到工作时，她最先克扣自己。“不化妆，几乎不买衣服。”

虽然不愿意啃老，但年轻一代很难靠自己走出困境。前几天，2023年上海事业单位考试开启报名，陈秋原报名的岗位限制比较多，往年只有二三十人报考，今年人数翻了倍。截止报名那天凌晨，她发现连殡仪馆的岗位都有超过200人报名，她转发给闺蜜，“太卷了”。

▲ 在上海，一个殡仪馆相关岗位，报名人数超过200。图 / 受访者提供

她所报考的岗位最终报名人数超过100人，她开始动摇，“不想当炮灰了，100选1比高考录取比例都要低得多”。放弃考编后，只能转头继续投简历，但不限制年龄的岗位，最多的是单休销售。“实在没有的话单休也先去。”

报名人数的激增，陈秋原认为可能和延迟退休的讨论有很大关系。“只有体制内能够一直做到65岁，其他的私人公司很容易被裁。”对她来说，考编的时间窗口也即将过去，“感觉35-65岁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章静每个月还要自己缴纳1000块左右的社保，如果延迟退休，她担心领取时间就又缩短了几年。“如果真65岁才能领的话，也许就不交了，因为不一定能活很久。”陈秋原也觉得，“只要有人在工作，就会发退休金，发不出来就继续延迟退休，无非是怕只能领几年就死了……”对于未来自己的养老问题，他们眼下唯一能做的，似乎也只有缴纳一份社保，“想不了那么远，先解决现在再想未来”。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至2020年，10年间就业人口比例由70.2%下降至63.4%，预计到2050年该数据将进一步降至45.2%；而另一方面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快速提高，目前该数字为18.7%，预计到2050年时将高达37.2%。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养老金支出变大，一方面就业人口有所下降，养老金补给下降。现在老人们的退休金高，正是享受到了人口红利，2000年，平均10个年轻人供养一位老人，到了2021年，变成5个年轻人供养一位老人，但出生率的逐年下降，延迟退休方案的出台，让很多年轻人对老年生活不抱期望。

不过，因为父母有充足的养老金，医疗也有保障，陈秋原的忧虑里，至少没有赡养父辈的压力。对徐雯雯而言，父母有自己的退休金，意味着她目前只需要顾好自己。虽然在北京，六千块的工资并不算高，但有家庭作后盾，她仍然能存下钱，每个月还制定了存钱目标。她和母亲关系亲密，因为母亲属于三高人群，她现在每天都会念叨母亲：“好好吃药，多活几年。”妈妈则笑着回答：“我努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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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5年存5千引热议，“高开低走”的名校生过得怎样？

作者：桂林生活网

发布时间：2023-02-17 16:13

快照：

近日，一则名为《我：毕业5年，存款5000 她：中传硕士，火锅店保洁》的视频火了，相关话题频频登上平台热榜。目前该视频播放量超500万，数万名网友在视频弹幕区及评论区称，“谢谢你们的分享”，“被治愈了”。

视频中的两位女性弯弯和超超于2017年从211名校华中师范大学本科毕业，但毕业后的人生似乎在“高开低走”：弯弯毕业5年存款5千元，超超去中国传媒大学读完研究生后，在一家火锅店打扫卫生。两位快30岁的女性用自己亲身经历告诉网友们——“当个废物也没有关系”，“我真的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开阔”，“当你掀翻牌桌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选择还很多”。

这则视频让很多同龄人心生感触，不可回避的现实是，即使是名校毕业生，即使努力打拼，也可能过上“高开低走”的生活。

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对话了三位名校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真实故事或许能让你感同身受。

北漂近4年存款5千元“我接受的教育没办法教会我挣很多钱”

贾利今年30岁，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北漂，目前的存款5千元。贾利说：“我读的书，接受到的教育，没办法教会我怎么去挣很多钱，怎么去提升我在社会丛林中的竞争能力，但它很神奇地教会了我——怎么去心平气和地穷。”

和视频中的超超一样，贾利一直想进入电影行业。2016年本科毕业后，贾利进入某双一流大学读电影制作硕士。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期间，贾利总是很忙碌，拍片子拿奖，跟组拍摄学习，成立工作室接商单……提起他和他拍的片子，校友们总用“专业”“质感”来称赞。贾利的目标是成为一名导演，假以时日拍一部能在院线上映的剧情片。

△为了跟组学习，贾利(左)没参加研究生毕业典礼

2019年7月研究生毕业后，贾利毅然决然去到北京，成为一名北漂。初到北京的那个月，贾利住在朋友家，天天外出面试。尽管有作品，但应届毕业生没有人脉和资源，想要进入电影行业并不容易。多番衡量，贾利进入一家纪录片行业头部公司做美食纪录片的分集导演。贾利说：“当时每个月拿到手6千多块，我的房租及水电加在一起就要3千多块。”

2019年年底，贾利和团队拍出样片后，疫情接踵而至，项目搁置半年。2020年5月，疫情暂缓，贾利和团队得以继续进行调研、拍摄，直至2020年年底，贾利将这部纪录片最后一集分集拍完，跳槽来到现在的公司。

△贾利通宵剪辑纪录片样片之后北京下雪，他第一次看到雪

“当时跳槽，主要是考虑到钱，自己身体原因需要一个动手术。”贾利说，拍纪录片项目的那段时间生活实在拮据，动手术少的话要2至3万元，多的话要30万，“我没钱，我现在的老板当时计划做短视频业务，我根据市场判断，觉得拍短视频可能更快能赚到做手术的钱。”

“对于我们这些学影视专业的人来说，以为做短视频是降维打击，可以很快做起来。”贾利做了短视频才知道，这一行远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简单。彼时贾利和老板两个人做账号，主要打造老板的个人IP，贾利担任导演、剪辑、拍摄和运营等多职，由于没有系统学习过短视频运营，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账号迟迟未能做起来。随后贾利七七八八做了一些影视项目，但都没能做起来，2021年倏忽即过。

△贾利在拍摄路上

2022年初，在老板的支持下，贾利开始写自己的剧本。“当时‘杀猪盘’骗局很受关注，我看了很多资料，觉得这个题材很有社会意义，也带给了我很多思考，就开始写。”收集资料、写剧本，修改剧本……贾利前前后后花了半年时间终于把剧本写出来，但大众对这个话题的关注热度已然消逝。“我老板说，算了吧，这个本子已经过时了，不怕片子烂，就怕电影出来时机不对。”回忆起半年辛苦付诸流水，贾利苦笑。2022年下半年，贾利在撰写方案中度过，“写过的方案很多，落地的没有，不仅是我们，行业内这两年也比较难。”

北漂4年，如今贾利的每月工资到手也就8千元，每个月花去3千元在北京通州区租着一套一居室的房子，养了一只猫，起名叫“太空”。去过的朋友都很喜欢贾利家，“房子很小，但是书多，我去的时候沙发上还放了一本毕飞宇的《推拿》，他买了个大电视，看电影极好。”

△贾利刚来北京时住的一个公寓，只有10平米

“看完视频我也去看了下自己的存款，差不多也是5千块，还是去年年底存下来的。”贾利笑道，“本来我对财富也没有那么多追求，我之所以想要钱也是因为我要做手术，在学校读了这么多年书，教育让我很平静地接受现在的一切，也不能说摆烂吧，我挺不喜欢这个词的，只能说被迫躺平，因为没办法，就是没有那么多机会，你很努力，人家不给你，你有什么办法呢?”

“未来的长期规划还是想赚钱把手术做了，再回学校读博。”贾利顿了顿，又调侃：“短期的话，还是跟着老板继续做新的业务吧，虽然生活拮据了点，但是老板很好，非常友善、尊重和认可我，未来还是愿意相信他‘画的饼’。”

△贾利在拍摄路上

毕业近5年经历公司倒闭待业转行：

看完心理医生出来，

看到外面世界，又充满力量

“我几乎不怎么和以前的同学联系了，我可以跟陌生人说自己过得不好，但没办法让认识的人知道。”27岁的邓涵坦言。邓涵老家在湖南农村，毕业于郑州大学计算机专业，211大学热门专业，在外人看来，她的人生应当一帆风顺。

毕业后，邓涵进入湖北武汉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做产品经理的岗位。2019年10月，她所在的公司因为资金链断裂，直接倒闭。邓涵没有立即离开武汉，而是继续在这座城市准备“项目管理专业人士资格认证”考试，“当时想着考完等结果出来再回家过年，但没想到疫情突然严重，到了1月已经没办法回湖南了，我只能跟一位同事回湖北黄冈，原本是想着等疫情过去，没想到这一待就待到了4月。”

2020年4月，疫情暂缓，邓涵返回武汉，入职一家公司做项目经理，直至2021年11月，为了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邓涵选择前往广州。在广州生活并不容易，邓涵一直未能在广州找到合适的工作，待业的压力让她一度失眠，情绪失控。

“2022年上半年，我开始看心理医生。”邓涵说，“其实每次看诊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我在说，但是每次看完心理医生出来，看到外面的世界，又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然后过段时间又质疑自己，充满压力，情绪失控，循环往复。”

邓涵这两年回老家，需要做很久的心理建设，“说实话，村里有些人初中高中读完就出去做事情了，人家现在已经有车有房了，都结婚生娃了，村里也会比较的，我也觉得对不起我爸妈，我的大学其实也不差，上了不少的学，但现在也没挣到钱。”

考虑了许久，邓涵决定转行做大数据方向，找机构上课。2022年下半年，邓涵每天都在日复一日的刷题和上课中度过。好在有一段稳定的感情支撑着她，男友一直陪在她身边。2023年春节，邓涵与男友互相见了家长。“外人看起来，互联网行业有很多机会，其实这个行业很残忍，淘汰率也很高，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去更新自己的技术，投入到更大的竞争之中。”

名校毕业回家乡教书：别人眼中的稳定生活其实如同白开水

魏西从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回到了家乡河南南阳，现在在当地一所高校当老师。

《我：毕业5年，存款5000 她：中传硕士，火锅店保洁》这则视频爆火后，魏西也看到了。魏西说，当时觉得视频中的两位女性特别棒，人生就该这样，没有唯一评判的标准，“至少要有尝试的机会，尝试了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果人生一步到位，就会总是还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魏西今年28岁，一毕业成了“围城”里的人，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魏西想出去。原本在中传读研时，魏西的目标是留在北京，但一直没有找到可以解决户口问题的工作。2021年3月，魏西无意中看到家乡南阳一所高校在招聘老师，没抱多大期待去报了名，“经历了初试、复试，居然考上了这个岗位，就回到了家乡。”

高校的生活没有想象中轻松，进学校两年，魏西基本上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一直都在加班。虽然每天忙忙碌碌，但生活如同一杯白开水，虽然枯燥乏味，但普通平顺。“如果留在大一点的城市，至少下班之后你的生活会丰富一些，现在我下班能干啥?去逛个超市，逛个街，看个电影就没了，这些地方还都是我从小逛到大的地方。”

“我现在是利用所有时间往外跑，体验不同的生活。”魏西说，“比如到了休息日，就买高铁票去重庆或者长沙，在那儿待两天，周日再回来。”问及毕业到现在的存款，魏西答道：“有一点，大概5万多。”

*文中贾利、邓涵、魏西均为化名

来源 | 潇湘晨报记者 | 陈梦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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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回到二线｜百家故事

作者：人物

发布时间：2023-02-28 10:02

快照：

本文章收录于百家号精品栏目#百家故事#中，本主题将聚集全平台的优质故事内容。读百家故事，品百味人生。

近来，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人发帖讲述自己的困惑——30岁之后，当职业发展、孩子求学、老人看病等现实问题一一浮现，他们对一线城市的生活感到倦怠，开始犹豫要不要离开。

和几年前一度流行的「逃离北上广」不同，那时，想要离开的往往是在一线城市没有置业的年轻人，但如今，一些中产有了同样的念头，即使要付出比年轻人更重的代价，他们仍然渴望回到二线安置未来，以此获得生活中的「呼吸感」。

一些人在彷徨后做出了决定。上周六，一位30岁的二胎妈妈收拾完所有家当，正在从北京搬到威海，她同时在观望房价市场，等到一个回暖的时机，就卖掉北京一套价值300万的「老破小」，去威海置换200多平方的大房子。一对年龄超过35岁的夫妻离开北京快一年了，他们把全家的户口迁往了海口，在那里重新找工作和买房，希望尽快与城市适配。还有一位37岁的妈妈，留下了北京户口和一套房产，带着老人和孩子转移到武汉，两个孩子已经开始在武汉上学。

根据2020年《中国人口大迁移的新趋势》报告和人口统计局数据，近年北京和上海两个超一线城市人口增速明显放缓，北京近四年常住人口净流出达40万，而在2021年一年，北京常住人口数量减少了0.4万，上海人口仅增长1.07万，人口吸引力远远不及成都、杭州、武汉等城市。这些都说明，人们对于如何安置自己的生活，已经做出了一些新的思考。

《人物》找到了四位从北京、上海退回二三线城市生活的人，和她们聊了聊曾经在一线城市的生活状态，以及想要离开的具体原因。有人感慨说，自己卷不动了，「来大城市追求生活，来了之后却发现生活在城门之外」；有人在经历老人生病之后，开始思考自己和父母的连接是什么，并想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给父母多一些陪伴；有人带着孩子长期生活在20多平米的狭窄空间，对生活的需要变成了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

而当离开的原因和新需要都变得如此具体，在退回二线城市之后，她们是否就能获得内心的渴求？以下根据她们的讲述整理——

文｜程静之

编辑｜槐杨

图｜受访者提供

「来大城市追求生活，来了之后发现生活在城门之外」

@心凌 北京——威海

我是这个星期六（2月25日）彻底告别北京的。我把所有行李打包好，提前装上一辆大货车运走，之后跟老公带着两个孩子走高速，往山东的方向开，到了威海的地界，打开车窗换换风，能感觉到空气里有一种清甜的味道。

选择离开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在北京卷不动了。离职之前，我是一家顶级4A广告代理商制片，负责公司所有客户的视频广告制作，客户涵盖品类比较广，包括汽车、快销品、互联网。这份工作的不可控性很高，基本要求一天24小时待命。每天一睁眼，我会先拿起手机，处理上千条未读的群消息，之后忍受一小时的通勤，到公司跟同事和客户频繁开会，沟通片子质量、修改意见、追加报价等问题。晚上七八点下班后，我赶回家，扒拉两口饭，又继续工作，这种状态要一直持续到闭眼睛睡觉。

最忙的时候，我同时推进3-4个项目，为了赶进度，熬夜或者通宵也是家常便饭。这还不是最头疼的，涉及到外景拍摄的时候，我需要应对各种临时出现的bug，比如有一次在新疆，我们早上四五点起来赶日出，结果等来的是冰雹；还有一次在高原，要拍SUV汽车的越野性能，没想到产品突然出现故障，我就要思考如何拖着这个坏掉的车，去弥补脚本里的镜头。

因为工作的强度太高，广告代理商都自称「广告狗」。我在这个行业干了8年多，好像已经习惯了紧张的熬夜、加班和出差模式，接受了这就是自己的生活。

但到了2019年，我意外怀孕，生了老大，就有点想改变这种生活状态了。

休完产假之后，孩子依靠母乳喂养，我半夜要起来吸奶，睡眠质量很不好，早上起来再应对工作，必须先来一杯咖啡，才能支撑新的一天。在那个阶段，我过得挺辛苦的，但总感觉有个盼头，撑过一年半年，等孩子断了奶，痛苦就会过去的。但没想到，随着孩子慢慢长大，跟父母有了情感交流的需求，占据我的时间反而变得越来越多。

我记得在孩子有了记忆以后，有一次对我说，妈妈，你上次带我去的那个公园，周末可不可以再去一次？我就发现，自己周末的时间是不固定的，连这个都没办法承诺给她。还有一次，孩子睡前，我想表达对她的爱，说以后不管妈妈去哪里，都会把你带在身边。没想到孩子说，妈妈，你上班能带着我吗？这句话一下子戳到我的痛点，我当时忍不住哭了，好像在孩子眼中，妈妈就是一直在上班的。

到了2021年，我又一次意外怀孕，老二的到来加剧了孩子和工作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到了周末，我一边陪不好孩子，一边又处理不好工作，搞得两边都很愧疚。有时候，手机里的工作信息在吵，孩子也在吵，我就特别想放空自己，哪怕安静待一会儿，但现实是没有自我喘气的空间。

当这个矛盾成为常态，我开始思考自己在北京的定位和这样熬下去的意义是什么。

一方面，我们在北京算是小中产，有房产，是一套五十多平的老破小，总价大概300万，满足不了一家四口的住房需求，但如果再存一笔巨额的首付去换房，压力会很大；另一方面，我们没有北京户口，孩子未来没办法在这里高考，上学也会是一个大问题。两方面加在一起，我就觉得对未来的生活简直不敢去规划，好像对我来说，北京的一切都变得好遥远。

我老公跟我是同行，从大学毕业，到工作、创业，在北京一共待了18年。平时，他工作也非常忙，感到卷不动的时候，就开玩笑跟我说，去威海吧，把房子卖了，换成一笔现金，可以在威海全款买200多平的大房子，完全不用背房贷，可以彻底实现躺平。以前，这只是我们一个美好的假想，但在我二次意外怀孕的时候，老公认真考虑到北京的生活和住房情况，光养一个孩子已经很不如意，重提了离开北京去威海的事情。

老公是威海人，每年春节或者五一、十一，我就要回去跟他家人相处，所以威海我去过蛮多次了。我很喜欢那里，三面环海，过几个街道就能到海边。冬天最冷的时候差不多0度，供暖却有6个月的时间，比北京还要长十几天。那里的消费也让我觉得坦然，打开打车软件，快车和拼车，就是8块跟6块的区别，吃一碗海鲜面，小鱿鱼、虾、花蛤的浇头全部铺满，才20几块钱。

生二胎的节点上，我对去威海的提议一下子感到心动了。考虑到目前这个阶段，我在北京的工作也遇到了瓶颈期，一些优秀的孩子杀上来，我也不想跟他们斗智斗勇去卷了。总的来说，对事业上的追求就是0，完全没有了。

最后，我跟老公达成一致意见，他是自主创业，办公地点比较自由，工作就可以先不放，之后在北京、威海两地跑一跑，而我的打算是彻底放手，在哺乳期一年左右，把离职的事情提上日程。一直到今年过完春节，我做完手上最后一个项目，去公司办理了离职，之后开始收拾行李，该扔的扔，该卖的卖，该送的送，每处理一样东西，都像是跟这一段生活模式的告别，感觉到一种完全的解脱。现在，我们正在观望北京的房价，等到一个回暖的时机，就卖掉那套「老破小」，在威海置换一套房子。

今年春节，我在威海的婆婆家住过一段时间，能感觉到那边生活里的声音跟北京完全不一样。一大早，年纪大的爷爷奶奶们站在窗户下聊天，我被他们的声音吵醒，突然感到很接地气，一阵惬意。走出家门，能看到威海有很多山，鸟也特别多，去包子铺买早餐，伴随的都是小鸟的叫声。到了马路上，四处在播报今天什么菜价便宜，哪个超市在打折，都是一些细碎的生活日常。

今年元宵，心凌在威海感受到了节日气氛

我发现，在北京将近10年的时间，忽略了很多类似的生活气息。不像在威海，朋友们可以随意邀约吃饭，马路上的陌生老人会逗你的孩子玩，路上碰到老邻居了，会先聊两句再接着走路。好像生活的节奏一慢，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相处就都回来了。

最近，我把「裸辞、卖房、离京」的经历写在网络上，收到了很多留言，感觉在这个时代下，其实有很多人厌倦了一线城市的生活，但没有逃离的客观条件，或者没有离开的勇气。他们有的离不开国企的工作，有的放不下北京的户口，有的舍不得高薪的收入，有的想为孩子争取优质的教育。而我算是迈得开腿的，毕竟除了一套计划出售的房子，在北京也不剩什么。

所以，也有一些人很羡慕我，可以在现阶段去追求一种坦然的生活。我印象最深的评论是「来大城市追求生活，来了之后发现生活在城门之外」。这也是我的感受，我可能已经过了为事业拼搏或者说为自我成就感拼搏的一个阶段了，现在更在意的就是过平淡的生活。

心凌回到威海，和老公孩子在海边。

我觉得离开北京、回到武汉是一个特别正确的决定——可以更多地陪伴老人。

@特雷西 北京——武汉

2019到2020年，我们家遇到了三个意外。

一个是我在工作上遇到了歧视，二胎怀孕期间，公司考虑到我即将有两个孩子，可能没有精力再投入工作，招了新人代替我的岗位，等我休完产假回去，公司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二是老公突然生病，血管方面检查出问题，幸好及时送医救治，不然这个人可能就没了；三是我公公也出现身体不舒服，带他去医院挂号，一检查，发现是膀胱癌。

在这之前，我们家其实过得蛮顺的。我2003年来北京读大学，2007年认识了老公，两人都是湖北小镇出来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毕业后，我去了一家外企工作，老公本来是保送中科院硕博连读，但他想赶紧挣钱，读满三年硕士就直接出来了。

2011年，我看到天通苑有一块地方出了新楼盘，都是小户型，2万块钱一平，就跟老公说，100万就可以买下五六十平的房子。当时我们手里连20万都没有，赶紧各自去借钱，把首付凑起来，第一套房子就这样买了。后面这些年，有了孩子，老人自然而然地过来帮忙照顾，房子变得拥挤，我们就卖了第一套房，在望京换成了一个80多平的两居室。日子这么过下来，在北京，我们有看起来像光环一样的东西，房子，车子，户口，都有了。

但到了中年，上面所说的那三个意外，把生活完全打乱了。这让我感觉到，一个家庭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我们虽然算得上中产，但在北京也没有太多抗风险的能力。

其实，2019年生了老二之后，我们在武汉也买了房，只是没有决定说要回去。这一次公公生病，成了一个契机，他的癌症是早期，治愈率很高，但如果在北京治疗，我们还是会遇到一些无解的问题：首先是要找一家离家近点的好医院，并不容易挂号；其次，老人去了医院，老公要上班，也没人能看孩子了；最后，即使公公在北京治好了，家里地方太小，也没有一个安静的角落可以给他休养。

考虑到这些，我决定带着公公和孩子回武汉——医院很容易挂号，老人治好之后就在老家休养，我妈还可以过来帮忙看孩子，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到武汉之后，老人住院就是我来照顾，记得那个夏天，公公做完手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发烧，我租了一个轮椅，推着他去做各种检查项目，从一个科室到另一个科室，所有东西搞完下来，一天就过去了，真的是很疲惫的。

在那段日子里，我逐渐意识到，老人越来越老，陪伴他们的机会越来越少。我就在想，父母跟我们的连接是什么？他们把我带来这个世界，又把我挡在死亡的后面，就像是我跟死亡中间隔着的那堵墙。有他们在的时候，我会看不到那个东西，但他们一走，我直接地看到，未来的生命就是走向死亡这个终点。

每次想到这一点，我就会觉得离开北京、回武汉是一个特别正确的决定——我可以更多地陪伴老人。

一直以来，老公对我回武汉的态度是，只要我和孩子过得开心，他就支持。平时，他的重心都在事业发展上，自从那次生病之后，他也非常害怕，一下子强烈意识到身体健康很重要。我过来武汉之后，他两个星期回来一次，感到武汉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气息确实会让人放松，他打算过两年之后，凑够工作年限，拿到公司股权，就立马回武汉。

现在，我的两个孩子都已经在武汉这边上学了，等老公一回来，在北京就留下了户口和一套房产。也有很多人对我的选择表示不理解，说一个北京户口就成了多少人的向往，为什么还要回武汉？但真的在北京生活过，我们才体会到，即使有户口，也不代表车牌能摇到号，孩子上学就有学区房，老人就医就能更方便。从各个层面来讲，我们在北京的生活质量并不高，这个城市没有想象得那么美好。

当然，每个城市有优点，就有缺点。武汉虽然发展还不错，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工作机会不多，薪资待遇低。回来之后，我没有再去投工作，也知道年龄过了35岁，又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剩下的面试机会会更少。其实，我在2019年离职之后，曾经跟朋友尝试过创业，想做一个亲子类的公众号和线上商城，我们做好了方案，也拿到了投资，结果疫情来了，所有线下活动的规划都打了水漂。那次创业失败后，我回来就一边帮本地公司做自媒体运营获得收入，一边探寻更多的创业机会。

这也让我有了更多时间去陪老人。以前，孩子总是看不到外婆，这次回来之后，遇上清明节，我可以带着孩子回老家，跟着大家庭的人一起去扫墓，正是四月，老家的油菜花全都开了，春风吹得特别舒服。结束之后，家里十几个人再一块吃个饭，聊一聊，能感受到妈妈很开心。这两年，我带她第一次去坐飞机，第一次看大海，还有第一次化妆。那天是她生日，在照相馆里，我让化妆师给她化妆，之后拍了一组写真照，这组照片最后弄成了相册，厚厚的一本，我妈把它带回了老家，收藏在她的衣柜里。

特雷西和妈妈拍的写真照

跟妈妈的这种相处是我现在最大的收获。我14岁读高中就离开了家，在一个离学校更近的亲戚家里寄宿，大学又直接去了北京，一直到35岁回来，等于将近有20年时间没有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以前，我会觉得她既当爸，又当妈，是一个完全来照顾我的人，现在，妈妈大到去医院看病，小到手机下载一个东西，都需要我来照顾她。

我们这一代人，跟家族的亲情关系都是靠父母在连接。在北京的那些年，我除了家里的6口人，没有别的亲人，总会觉得人情关系淡漠，有那种漂泊感。特别高兴的是，回来之后，我能经常带妈妈去散心，陪她说话，而且有她在身边，亲戚之间的来往也变多了，我才重新找到了跟人情更多的连接。

特雷西在武汉长江边上野餐

「一线城市卷有卷的代价，二线城市躺平也有躺平的代价」

@小包 北京——海口

无论海口的白天有多热，到了晚上9点多，都会起一阵凉凉的风，空气带着一种湿润又温热的味道，清新得像是刚下过一场雨，呼吸起来非常顺畅。

这时候，我会去小区楼下跑个步。跑道上没有太多人，也听不到任何车辆的喧嚣，只看到旁边一些高高的椰子树，在干净又清亮的夜色下，我可以完全放空，享受一个属于自己的自由时刻。

我是2022年7月23日从北京到海口来的，离京最核心的一个原因是没有北京户口，两个孩子将来没办法在北京高考。我原本计划，等孩子小升初再做离开的打算，但在2022年，我和老公的职业生涯遇上滑铁卢，就想干脆带着孩子早一点走，尽快去二线城市找位置。

原本，老公在部队做计算机信息技术相关的工作，我在一家公司做公关，服务的是互联网企业。2013年，我们结婚，生了老大，因为老公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家，我又要上班，只能请老人过来帮忙带孩子。家里人多了，我们在昌平买了一套房子，由家人帮忙付首付，我跟老公还月供。

那时候，我要养孩子，又要养房子，就感受到在北京生活确实压力很大。随着孩子越长越大，老大开始上私立小学，一年学费15万，老二在2019年也出生了，我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包括这两年，我父母年纪也大了，身体出现一些问题，他们没有北京医保，看病需要买一些商业保险。这些问题加在一起，我意识到了什么叫「中年危机」。

这些年，因为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我的工作一直非常顺利，跟着公司总监出来创业，开过一个小型公关公司。我更加拼命去工作，想办法赚更多钱，基本上全年无休，把时间都花在工作上，晚上加班到一两点。做公关这份活儿，精神压力蛮大的，经常被客户pua得很惨。偶尔，我也觉得窒息，感觉完全没有了自己的生活，不知道这种状态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但每次跟客户做业务结算，又觉得一切都值了，我重新回到打满鸡血的状态，好像只要是为了家人，做什么都变得很有动力。

但到了去年，互联网经济走下坡路，一边疯狂裁人，一边砍预算，我们的业务量跟着跳崖式下降，最后公司开不下去，只能把员工都辞退了。

那时候，我老公已经退伍，做了一个海南的外包项目，了解到海口市2025年自贸港要封关，这两年有人才引进政策，很多外地人会赶在封关之前迁往海口。我们就想，当年没赶上70后、80初在北京落户的机会，现在是不是赌一把，把户口落过来，看自贸港以后的发展会不会好。

对全家而言，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们是把一家的户口都迁到了海口，两个老人也跟着过来了。在这里，我们又买了一套小房子落脚，北京的房子就留在那里，作为两个孩子以后的保障。

来海口之前，我虽然知道这边的工作机会比较少，薪资也低，但没想到落差居然这么大。刚到海口的时候，我相中了几个有意向的单位，后来这边疫情爆发，没有及时去聊，人家很快招到了别的人选，机会一下子都没有了。我就有点慌，临时又联系了一波，很多是在本地做得很大的企业，但聊过之后，我发现他们着眼的是本地市场，赚的是眼下的钱，而我此前一直关注的是全国市场，彼此的思维不在一条线上，就不是特别满意。

那会儿，我才意识到，在一线城市卷有卷的代价，来二线城市躺平也有躺平的代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线城市可能是相对公平的，职场上主要靠能力，而二线城市还要靠一点关系，我所有的资源都在北京，想在海口有发展，就会遇到一个无法改变的瓶颈和限制。

到海口好几个月之后，我还是没找到满意的工作，断了收入来源，身边又找不到一个可以宣泄的朋友，变得非常焦虑，只好自己躲起来偷偷地哭。我甚至考虑过，是不是自己选错了，要不一个人回北京，或者去近一点的广州、深圳再继续卷。但老公安慰我说，到了这个年纪，完全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肯定会有一段艰难期，再给自己一点时间去适应。

我继续找工作，一直到两个月前，才在海口找到一家面向全国市场的公司，很多同事也是外地人，所以工作内容和环境没有太大变化，只不过薪水降到了原来的三分之一。海口作为一个旅游城市，日常消费比较高，甚至点一个外卖都比北京贵。我看不到薪资未来增长的空间，压力也挺大。以前，我赚钱能力还不错，给孩子花钱都是大手大脚的，但现在，孩子再要买一个东西，我会考虑是不是必需，可不可以换成档次差一点的，其实心里挺心酸，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去完全满足他们了。

你会感觉到，要在一个新城市扎根，并不会从压迫完全走向轻松。退回两个月之前，我其实对海口是不满意的，但当一切慢慢走向了正轨，我会觉得海口还不错，这边的人过得不急不躁，坦坦荡荡的大马路，就用30-40码的速度慢慢开；说话也是轻声细语的，很少有人因为插队这类事情吵起来。

工作确定下来之后，我也在尽力适应海口的节奏，比如公司早上9点开始上班，中间有两个半小时的午休，下午再工作3个小时，就可以下班了。刚来的时候，我非常不适应午休，觉得这不把时间都浪费了吗？待了一段时间，我融入进去之后，会发现午睡真香。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海口算是安定了下来，最大的感受是生活确实变松弛了。这边离海岸很近，孩子出门可以随意去海边玩沙子。我自己最喜欢的是海口的傍晚，每天下班的时候，抬头就能看到特别漂亮的晚霞。

海口的晚霞

回到成都，我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

@雨丝 上海——成都

我现在越来越认同作家伍尔夫说的，女性想要创作，必须要有 「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办法拥有这样一间屋子。

我的城市选择路径比较曲折。我从四川小地方的机关幼儿园读上来，大学考进了上海同济，研究生毕业后，很快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虽然当了妈妈，但我在择业上完全不成熟，先在上海外企干了一年，之后拽着老公非要回成都，想寻求进媒体的机会，面试失败后，阴差阳错去了政府搞招商引资。5年里，我换了两座城市，三份工作，一直到30岁，才最终确定那份工作不是自己想要的，于是决定从成都回到上海，开始读博。

我老公虽然是上海本地人，但在我做读博决定的时候，他已经在成都扎根，事业和房子都安置在成都这边。我选择去上海读书之后，夫妻不得不分居两地，我们就商议说，由我把女儿带在身边，老公每个月飞一次上海去看我们。

读博的五年时间非常折腾。前两年孩子上幼儿园，住在宝山，第三年在英国，后两年，为了方便女儿上小学，住在黄浦。黄浦的房子是公婆家等着动迁的老房子，面积很小，只有二十多个平方，我们搬进去之前重新装过，内部打了一层阁楼，楼下是客厅、厨房和卫生间，楼上就是卧室。在局限的空间里，我跟女儿没办法拥有独立的书房，只能保证我有一张大书桌，她有一张小书桌。平时，我们两个人背对背坐着，她写作文，我就写论文。

一边读博一边带孩子确实很辛苦。尤其上小学之后，孩子放学回到家，会不断向我发问，妈妈这个怎么做，那个怎么做，始终没办法安静下来。到了晚上，我很希望孩子先睡觉，让我一个人在楼下待一会儿，但阁楼上会一直回荡她呼唤的声音，我就必须上去陪在她身边。等把孩子哄睡着，我自己也累了，没精力再写论文，又焦虑得睡不着，就觉得过得非常吃力。

生活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房子里，我每天忙于接孩子，送孩子，写论文，就感觉自己在物理和精神上的独立空间都被剥夺了。尽管老房子挨着外滩，但我都顾不上去逛一逛。我记得外滩有一块地方经常种郁金香，有一年春天，等到最后一批花凋谢了，我才想起来去拍一张照片留念。那时候，我就感觉到，当没有自洽的时候，好的环境也是没法从外面去寻找的。

到了2020年，因为长期睡眠不好，我去医院开了处方药，药物有一定副作用，吃完之后会有些神经衰弱，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有一次，小朋友看到我身体异样，说了一些取笑我的话。那一瞬间，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自己被伤害了，忍不住大发雷霆，开始砸东西，有一样东西意外砸到小朋友的肚子上。我就吓惨了，一边哭，一边问她有没有痛，要不要上医院，没想到孩子跟我说，妈妈没事，你不哭。

那次砸东西以后，我开始意识到，把情绪消耗在孩子身上是不行的，但我也特别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来消化自己的情绪。

2022年是我读博最后一年， 3月份，我一边写答辩论文，一边照顾孩子，还要准备毕业后的工作面试，觉得一个人弄不过来，就让老公到上海帮忙。结果，疫情升级，我们一家三口都被封在老房子里，老公工作要打电话，孩子要上网课，我怕他们的声音影响到我，最后是躲在厕所里，完成了答辩和网络面试。

读博前，我对上海这座城市是有迷恋的。这两年，我看到媒体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词是「小镇做题家」，才意识到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长期受到这种文化的引导，就是要去繁华的大城市，在世界500强里争一张办公桌，寻找更高的社会位置。我的人生似乎就应该走上这样一条轨道：买学区房，送孩子进一梯队的学校，穿梭于各种兴趣班，拼命工作，周游世界......这是上海标准中产阶级的生活，也一度是我努力的目标。

但经过读博这五年，又在上海的老房子生活过，我的观点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一家三口虽然都是上海户籍，但这份「荣耀」可能也是一份枷锁。老房子的走道里，我能经常听到一些老邻居讨论，不知道哪一天能轮到我们这幢楼动迁。稍微听到一点风吹草动，他们会聚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商量，拆了能有多少钱，以后应该要搬到哪儿，想象住大房子的画面。在没动静的时候，他们会失望，会发生争执，我就感觉到，他们一辈子的人生，好像都在等待拆迁这件事。我老公也说，在这个毗邻外滩的小弄堂里，他经常碰到小学同学，还是在重复上一辈的脚步，等待在拆迁的这个循环中。

那我如果选择继续留在上海，是不是也会重复那样的人生？我需要面对的现实是，老公长期在成都工作，父母不会来上海定居，我们在沪不是学区房，尤其经历了五年独自带娃读博的经历，我知道再不寻求另一个空间，对我和孩子都是很大的消耗。

所以，与其留在上海，每天折腾怎么换大房子，孩子要去什么学校，夫妻怎么团聚，老人怎么平衡……我更愿意回到二线，在一个自己够得着的位置，看看书，写写论文。

博士毕业后，我很快面上了成都一所高校，现在就是一名普通的大学老师。在成都，我跟老公很早就买了一套200多平的房子，光阳台就有20多个平方。回来之前，我就想好了，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属于我的书房，书房跟客厅连通的地方要安装一道玻璃门，在我想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就可以把玻璃门拉上。

雨丝的书房

从去年10月开始，我就在倒腾这个书房，弄了三个月才完工。我对书房的要求是通透，因此装了几块大玻璃窗，一抬眼就能看到外面的世界。我在这里摆上了一张长条桌，三个书柜，还有一张醒目的黄色沙发，来点缀颜色比较单调的地板，为书房增添一点色彩。

等一切布置好之后，我就感觉到这个空间充满了自己的味道。我一次次光顾这里，在这里工作，享受这里带给我的安全感和呼吸感。有了这个空间之后，有一次，我刚准备坐下来工作，天上就出了太阳，阳光一下子铺满书桌。那一瞬间，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努力了这么些年，绕了一大圈，其实最想拥有的，就是这么「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

阳光洒在书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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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8生育率持续新低，2025超高老龄化来临！韩国人直接“摆烂”

作者：金十新媒体

发布时间：2023-02-23 18:22

快照：

韩国最新的生育率出来了：0.78。

相当于每对夫妻生育0.78个小孩，按这个生育率下去，再过六七十年，韩国人口都要减半了。

那正常的生育率应该是多少呢？如果想维持人口规模不下降，每对夫妇需要生育至少2个孩子，人口学里这个生育率数字是2.1。但发达国家通常生育率会比较低，美国是1.6，日本是1.37。

相比之下，韩国0.78这个数据就很夸张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达到过的低水平，上一个的最低纪录，还是韩国人自己创下的。有一说一，即便韩国全民独生子女，生育率也不该这么低，这说明很多韩国人对生孩子这事压根提不起兴趣。

韩国生育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下降的？为什么韩国人就是不愿意生小孩？今天来聊聊：韩国生育率。

我们把时间线拉回到1950年代，打完朝鲜战争，韩国开始铆足了劲搞经济，发展得靠人去推动，当时韩国人对生育这件事都很有热情，平均一个家庭有6个孩子，跟现在的尼日尔差不多。但韩国政府很快意识到这样不行，因为韩国国土面积太小，资源有限，这样生下去要把家底给吃光。

于是在1960年，韩国政府推出了计划生育，开始有意地控制人口。请记住这个时间节点，这是韩国生育率跳水的开始。当时韩国政府提倡：一对夫妻一对娃，生儿生女都一样，独生子女免税收，意外怀孕去堕胎。

还把农村作为主战场，派计生工作人员到农户家里，做育龄夫妇的工作，动员大家少生少养。效果出奇的好，到了1980年，韩国生育率降到了2.8，比1950年下降了2倍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韩国政府很高兴，但很快就发现自己高兴过头了。

韩国年轻人遇到了住房、医疗、生育成本太贵的问题，大部分人选择只生一胎，韩国生育率嘎嘎往下跌。韩国政府发怵了，本来韩国人口就少，再这么下去，就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后继无人”了。

于是韩国政府紧急调整政策，1996—2003年开始放宽人口生育，口头鼓励大家多生点。2004年开始，出台各种优惠政策，用行动刺激生育，比如政府掏腰包向二胎家庭提供免费健康保险，以及孩子从幼儿园到初中的学费减免等等，一年下来就花了200亿美元。

但事实证明，计划生育不是水龙头，想关就关，想开就开。无论政府怎么刺激，韩国人就是雷打不动：你只管鼓励，生一个算我输。韩国更是在2020年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死亡人数首次大于出生人数。

2021年1月，韩国庆南昌原市又提出了一个刺激生育的大招：结婚梦想论。一对合法结婚的夫妻，可以申请一笔1亿韩元的贷款，大概合人民币50多万。如果结婚之后生育了一个小孩，那这笔贷款的利息就不用还了，如果生了2个小孩，不仅免利息，这笔贷款的30%也不用还了，也就是借1亿韩元，还7000万韩元。生3个小孩就厉害了，可以白拿这笔1亿元的贷款。

总结韩国近70年计划生育的标语，大致分为5个阶段：

1960年代：不节制生育的后果就是乞丐

1970年代：生男生女一样好，标准2个是最好

1980年代：两胎也多，一胎就好

2004年：爸爸，我一个人很孤独，我想要弟弟妹妹

2021年：你敢生小孩，我就敢给钱

这些口号也能和生育率对应上，从1960年开始，韩国的生育率就开始“自由落体”。

各种补贴，各种政策砸下去一点水花都没有，韩国政府也有些心灰意冷了，既然内部不行，就请求外援吧，于是想出一个终极大招来“曲线救国”，是什么呢？移民。韩国内政部在2022年10月到2023年10月将会实施第一阶段的“地区特定签证”计划，估计能吸引到500位人类高质量外籍人士。

在前年4月，韩国庆尚北道闻庆市政府还抢先推出了一个“国际婚姻”项目，就是让错过婚龄的韩国农村未婚男性和越南留学生相亲，以此解决农村光棍问题。项目曝光后遭到了强烈抗议，众多越南留学生指责“闻庆市侮辱了移民女性，侵犯了人权”、“将越南女学生商品化”，最终当地政府道歉，项目不了了之。

为什么韩国年轻人对政府的各种福利和补贴无动于衷，就是不打算生小孩？最直观的原因就是：贵！

Jefferies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研究的 14 个国家名单中，韩国是世界上抚养从出生到 18 岁儿童成本最高的国家。韩国政府也统计过一个数据，一个小孩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花销，要3亿韩元，大概合人民币150万左右。

而抚养3个小孩到成年，要花450万元，根据开头提到的政策，生3个小孩可以领到政府补贴的50万，最后一合计，净亏400万。

光看抚养成本，看不出啥，但拉着收入以及日常开支一起看，就能看出端倪了。

先来看收入。根据韩国统计厅的数据，韩国职场员工月收入200-300万韩元占比是最高的，我们取中位数，250万韩元，折算成人民币是月收入12500元。

听起来是不错，那支出怎么样呢？拿买房这件事来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韩国首尔江南区一套不到100平方米的公寓，售价10万人民币左右。到了今天，售价飙涨到了上千万元。日常用品的物价也不亲民，根据国际经济学人智库（EIU）的报告，首尔一度高居全球十大物价最高城市的第6位，居然比纽约还高，8棵小青菜24元，一盒菠菜26元，3棵黄瓜15元。

所以，在韩国，尤其是在大城市，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加上前几年疫情冲击，韩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去年上半年韩国失业率达到25.4%，“毕业即失业”。这就导致很多韩国年轻人心理极不平衡。

很多人都知道，韩国的高考竞争非常残酷，很多韩国学生会不断复读重考，每天学习10小时，直到分数达到理想大学的分数线。本以为考上理想大学，毕业之后就有光明的未来，结果直接被社会打残，巨大的落差感、层层的压力、固化的社会阶层，让很多年轻人遭不住，连对象也不想谈。于是，韩国就出现了“三抛一族”：抛弃恋爱、抛弃结婚、抛弃生育。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只要我没有道德，谁都不能绑架我。

前段时间，韩国副总理、教育部长朴顺爱上台才34天就被赶下台，就是因为试图道德绑架年轻人。之前，朴顺爱提议从2025年起，把小学生的入学年龄从6岁降低到5岁，以应对少子老龄化及缩小学前教育差距。

韩国人马上不干了，明面上是把入学年龄调低了一岁，实际上是未来所有韩国年轻人都要多工作一年！结合延迟退休政策，好家伙，你隔这叠双BUFF呢，活到老，干到死。

对生活看不到希望，有人选择加入“三抛一族”，也有人选择草草结束自己的生命。

2020年韩国自杀人数达1.3万人，在韩国，平均每天有36.1人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每10万人口自杀人数达25.7人。课业压力大、家庭不和睦、贫富差距大、就业困难是重要的原因。

在韩国首尔的麻浦区与永登浦区之间有一条跨江大桥：麻浦大桥，又叫“自杀大桥”。很多韩国人选择从这里跳下去结束生命，从2007年至2012年期间，就有超过100人从这里跳下去结束生命。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首尔市政府联合三星保险、广告公司对大桥进行改造，桥的两侧栏杆放置了许多励志短语，比如：

“你最近过得好吗？”

“是不是累了？”

“现在去看看你所爱的人吧”

“最光明的时刻就快到了”

栏杆上还贴着一些温馨的家庭照片，以及香喷喷的美食图，希望唤起轻生者对美好生活的留恋。

桥上安装有生命热线，用来求救及提供心理咨询。大桥改造完成后，获得了40多个广告奖项，很多人来打卡。事实证明，效果确实很显著，第二年开始，自杀人数是前一年的6倍，多达93人，4年累计自杀人数超过300人。

这些标语广告有问题吗？好像没毛病，很温暖，但对于一个忧郁到想自杀的人来说，这些话就是莫大的讽刺，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照片里的画面有多温馨，饱受磨难、孤独无望的自己就有多惨，更加坚定了要自杀的决心。整一个反向操作。

回归到生育率这件事上，在东亚，韩国只是巨大人口问题的一个缩影。我们也并非看客。从2017年—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连续下降，年轻人整体焦虑，很多人宁愿保持单身，也不想拖累别人或者被别人拖累。

年轻人不愿意生育的根本原因还是离不开：生活成本高。说真的，如果要促进生育，就得打心里体谅年轻人的压力，看见年轻人的焦虑，想着怎么帮他们减负，而不是指着他们脑袋，既要自愿加班996，又要负债买房，还要生儿育女，生产队的驴也不能这么使。还有些专家提出些妖魔化建议，什么推出二胎贷、三胎贷、延长贷款年限，让两代人共同还贷。真的，建议专家非必要不建议。与其想着套牢年轻人，倒不如来点实际的，比如生育奖励之类的，你说是吧？

现在，韩国已经被预测，2025年将迈入超高老龄化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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