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林樾
编辑丨雪梨王
又是凌晨。两点多,张伟国被一阵惨叫声惊醒。
他顾不上穿拖鞋,跌跌撞撞冲进父亲房间。房门打开的刹那,恶臭扑面而来。看见儿子闯入,父亲像是做了坏事的小孩,迅速用被子盖住了床上的排泄物。
张伟国沉默着,与父亲四目相对。后者突然大喊,“你们要害我,我不认识你们。”
张伟国情绪有些失控。他开始扇自己的耳光,一个巴掌接一个巴掌打在脸上。
不知道抽了多少下,他冷静下来,戴上口罩,熟练地把污秽物收拾干净,将父亲背入浴室。趁着父亲洗澡间隙,他赶紧打扫房间,喷洒空气清新剂。
“老人照顾老人”,目前已成为养老困局。摄影:林樾
父亲洗完澡,已经凌晨三点半了。老人没去睡觉,而是打开电视,对着一个购物频道看得津津有味。张伟国在一旁气得全身哆嗦,可他没办法——那毕竟是他的父亲。
张伟国63岁,父亲85岁。自从两年前,父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后,他就被父亲困住了。没有人能帮张伟国分担。他的母亲、妹妹很早就去世了。妻子和女儿原本能搭把手,可自从父亲总在家裸奔后,母女俩便很少登门了。
日渐衰老的身躯,让张伟国有时也力不从心。这两年,他除了头晕乏力外,走路时也总会双腿发软,有时还会伴随剧烈疼痛,得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为了照顾父亲,他已经连续两年没有体检了。
偶有空闲,他会给几个老伙计打视频电话——但各自家里都有老人要照顾,往往说不上几句话。张伟国发现,越来越多像他一样的“低龄老人”,需要照顾更加年迈的父母。
2月11日第三届中国人口与发展论坛上,《中国老年健康和家庭幸福影响因素跟踪调查(2021年)》发布结果发布显示,我国已经进入长寿时代,2020年全国百岁老人11.9万人,2021年人均预期寿命78.2岁,到2050年,80岁以上老人数量将翻两番。另一方面,来自国家卫健委老龄健康司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我国失能、半失能和失智老人已达4500万。北京大学一项人口学研究显示,到2030年,我国失能老人规模将超过7700万。
这意味着,“老人照顾老人”可能成为每个家庭不得不面对的养老困局。
“抛开孝道和伦理的话,很多人会活在残酷与绝望中。”张伟国说。
被困
父亲张大均总会做一些让张伟国尴尬又不知所措的事。比如趁他没注意,抢走别比人的东西;又或者,突然抱住路过的女性。这些“为老不尊”的行为,没少让张伟国挨骂,甚至因此惊动过警察。警察到现场看了,批评张伟国几句,让他好生照看老人。
于是外出遛弯,他得紧跟在颤颤巍巍的父亲后面,生怕老人离开自己视线。
在这个闹市区的工厂家属院里,邻居们知道张大均老年痴呆,见到他都绕着走。
张大均以前可不这样。退休前,他是厂里的工程师。妻子去世几年后,他找了个老太太当女朋友,同居,彼此有个照应。在外人看来,张大均是个“挺独立乐观的老头”。彼时,张伟国和妹妹的工作都不错,俩人从未担心过父亲的养老问题。
养儿防老,是刻在中国人DNA里的观念。摄影:林樾
平日里,兄妹俩不管谁有时间,都会去陪父亲坐会儿,日子平静且闲适。
2020年,是张伟国退休前的最后一年。他天天幻想着退休后的生活——和妻子到处旅行,也可以再上个老年大学。他还专门学了驾照,准备和年轻人一样开着车浪迹天涯。
也就是在那个时间段,妹妹突然车祸去世。张伟国马上意识到,以后只有自己照顾父亲了。下半年的一天,父亲的女友打来电话,说老张最近总是目光呆滞、健忘,性格变得异常暴躁,还整宿整宿看电视。
张伟国没太在意,他觉得父亲可能只是年纪大了。
2021年1月,张伟国正式退休。退休后,他和妻子外出玩了一圈。回家后,他去看父亲。老人表现很正常,女朋友在一旁胡乱收拾着屋子。他陪父亲在沙发上坐着,老人突然冒出一句,“你妈去买菜了,怎么还不回来?”
“我妈都去世十几年了,你糊涂了吧!”张伟国有些诧异。话音没落,父亲抓起茶几上的杯子摔得粉碎,用极为难听的话辱骂儿子。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又对张伟国说,“你叔下午过来找我办事,你吃完饭就回去吧。”
“老人照顾老人”可能成为每个家庭不得不面对的养老困局。摄影:林樾
张伟国彻底听蒙了——他唯一的叔叔,早就过世了。
午休过后,张大均看上去又恢复了正常。张伟国看着没事,就回家了。回到家,他讲起父亲的异常表现。“我爷爷不是老年痴呆了吧?”女儿说。张伟国赶紧让她在网上搜了些资料,比对下来,他觉得父亲的确有了点儿阿尔茨海默病的前兆。
之后的日子,像是有一个看不见的橡皮擦不断抹去老人的记忆,他有时完全不认识儿子,有时偶尔记起有个女儿,但不相信她已经去世。张伟国带父亲去医院检查,他很快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医生开了些改善认知功能和控制精神症状的药物,让他们回家了。
医生告诉张伟国,这个病只会越来越严重,病人需要人全天陪护,日常再做些智能和社交方面的训练,不能整天关在屋子里。
他把父亲的情况告诉了他的女友。老太太很冷静,要了一万元“感情损失费”后,头也没回地离开了。当房间只剩张伟国父子俩时,他彻底明白,自己被困住了。
妻子迅速表态说和他一起分担照顾老人的重任。但张大均太能折腾了,乱发脾气、骂人不说,还动不动脱光衣服乱跑,渐渐的,妻子和女儿便不再登门了。
张伟国成了唯一照顾父亲的人。退休前,他朝九晚五,早睡早起。现在他没有固定作息,父亲做什么,他就只能做什么,经常熬了一个晚上,还没睡几个小时,父亲就又起床进入了自己的世界。张伟国只能跟着一起起来。
他知道自己也在不可避免地衰老着——血压忽高忽低,呼吸偶尔急促;有时特别想上厕所,站在马桶前,却要半天才能尿出来。
张伟国用父亲的退休金陆续请过几个保姆,但保姆们受不了张大均裸奔,纷纷离开。张伟国还想过把父亲送到专门收治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养老院,但出于孝道,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困在时间里的张大均,记忆还在不断消失——他先是忘掉了近几年的事,接着又忘了近十几年的事。到了今年,他只能记住些自己三四十岁时的生活片段。他也从不认为自己病了,一切来自儿子的关怀,都让他觉得是在加害自己。
“那是我爸,无论指责、谩骂,我都要忍下来。”张伟国知道这是愚孝,可他没得选。
“如果可以安乐死”
张伟国也想过一些“如果”——如果父亲在睡梦中去世就好了,如果经历一场意外也行。每到这些念头冲上来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不配做人。而父亲再度暴躁、折腾后,“如果”又会出现。并且,这种渴望来得直接而强烈。
“长期压抑的家庭看护者,他们的压力就像是在空杯子上慢慢加水,快到杯沿儿缘处,似乎还能承受,等到再满上,压力就如同杯中的水满溢出来,崩塌殆尽。”日本一本叫《看护杀人》的书中,记录了不少家庭看护者的普遍困境。
这种困境对66岁的常桂英来说再熟悉不过,而类似张伟国那些“如果”的念头,也在她的脑海中不只一次出现过。
常桂英的母亲88岁了。6年前,她在小区遛弯时,被一辆飞驰的电动车撞倒,头部受了重伤,成了植物人。医院诊断她是“弥漫性轴索损伤”,属于比较严重的颅脑损伤。即便能幸存,也是严重失能或植物人状态。
“我母亲最终活了下来。”常桂英从医生那里得知,母亲一年内醒不过来的话,就是植物人了。那之后,她按月数着,在医院过完了12个月。这12个月,她几乎没有离开过医院。
陪在母亲床窗边,常桂英一直对她讲话。讲累了,就用手机小声播放河北梆子片段,但母亲从没做出过一个动作,安静得如一株植物。
12个月过后,常桂英将母亲接回了家。她拿出自己记的账本一看,母亲在医院的这一年,共花费了22.4万元,其中5万是肇事方出的。常桂英薪水不高——上班时月薪4000多,退休了只有2000多,夫妻俩少量的存款原本是留着给儿子结婚用的,现在都花在了母亲身上。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已经退休的丈夫在小区当起了保安。
母亲有一套小房子,常桂英和丈夫商量后,自己搬了过去。从此,她彻底没有私生活了。
养老是老龄化社会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摄影:林樾
原本,她和丈夫都爱跳舞。母亲成为植物人后,她一次都没再跳过,甚至连想一下的心思都没有。每天早上6点多,她得起来给母亲做早餐。等待早餐做好的时间里,她用温水浸泡毛巾,为母亲擦脸、擦手,再用消毒棉签,蘸着漱口水清理口腔。接着,她把饭菜汤混在一起倒入榨汁机,打成糊状,再通过注射器打到母亲的胃管里。
胃管是从鼻腔插入,置于胃部,医学术语叫“鼻饲”。
常桂英的“鼻饲”技术是在医院学会的。她每次给母亲喂饭,都会先注入少量温开水,喂完饭,再用温开水冲洗胃管。“不管是食物,还是汤水,温度太冷、太热都不行。”常桂英每天要这样喂三次。每次“鼻饲”,还得将床摇成45度角。否则食物反流,容易造成肺部感染。
看似繁琐的喂饭过程,对常桂英来说已经是日常护理中最简单的操作了。
为了不总洗床单,她给母亲穿了尿不湿,每隔一会儿就要检查下。一旦皮肤被尿液浸泡,容易发生溃烂。排便则比较麻烦,“她不会表达,经常弄得的满床都是”,常桂英说,几乎每个植物人的房间,都会有粪便的残留臭味。
“什么也做不了,人生就这样消耗着。”这些年,常桂英错过了很多事情。比如在微信群,她看到之前的同事旅游、聚餐、跳舞时,自己只能偷偷落泪。再比如,儿子带女朋友见家长时,常桂英只让他们见了丈夫;儿子结婚当天,她在婚礼现场待了1个小时,就匆匆回去照顾母亲了。
亲家总叮嘱自家女儿,多心疼婆婆,没事去看看老太太。可常桂英不想让他们过来。因为有一次,她听到儿媳小声说,“姥姥家怎么总是有一股臭味。”
常桂英知道儿媳妇没恶意,但她宁可只有自己和母亲,困在那个60多平米的家属楼的房间中。
“我经常右耳耳鸣,听声音总有咚咚的声音,有时心脏会连续快速跳动,手脚麻木、冰凉,甚至会瞬间失忆,明明很累,又整夜整夜睡不着。”常桂英知道,这是“三高”症状,但她没有去医院看。儿子为此没少和她争吵,她总说休息一下就好。丈夫劝常桂英把母亲送到植物人托养机构,可她总认为守在母亲身边更安心。丈夫知道,她其实是怕花钱。
守在母亲身边,常桂英每隔一两个小时就得给母亲翻一次身,朝一侧躺的时间太长,容易生褥疮。她还得不停地给母亲的四肢做按摩,防止肌肉萎缩。
“我最害怕自己走在母亲前面。”常桂英说,那样的话,妈妈就没人管了。
偶尔,她会拿着儿子送来的平板电脑追剧。她喜欢那个叫靳东的男演员,陪母亲的这几年,都是靳东的剧在陪着她。不管是《伪装者》《我的前半生》,还是《精英律师》和《底线》,常桂英都能说出每集的具体情节。有时,她会把平板放在母亲身边,希望母亲也能喜欢靳东。
随着剧集一遍遍地的播出与结束,常桂英不得不回到现实——现实里的她,对着母亲叹气、发呆,一遍遍念叨各个亲戚的是与非。母亲无法回应,常桂英越来越疲惫。每到这个时候,她会和张伟国一样,想到“如果”。
对于经济能力欠缺的家庭,“老老照料”会变成负担。摄影:林樾
如果中国能放开安乐死就好了,常桂英觉得,虽然听着不孝顺,至少大家都能解脱。她把这个想法告诉过丈夫。丈夫说,“你胡说啥呢?我们年纪再大,也得照顾老人。况且,咱们就这一个老人了。”
每每这时,常桂英便不再说话。她日复一日盯着床上的母亲。她觉得自己好歹是一株鲜活的植物,母亲这株植物却枯萎了。
去年6月,家里多了个小孙女。常桂英很高兴,但她至今才见过孙女几次。她不让儿子把孙女带来,担心床上骨瘦如柴的老人吓坏孩子。
这段时间她总劝儿子再要一个孩子,“你看你姥姥的情况,一个孩子根本不行的,人都有老的那一天。”
“人一老,大概率就没人喜欢了”
按照这种“养儿防老”的思路,89岁的何金忠不存在太多养老困境——他有1个儿子、3个女儿,看起来足以照顾一个年迈的父亲。他本身还算健康,没有老年痴呆,也没特别麻烦的病症,只是单纯因为年纪大了,独自生活不大方便,尤其是在较为偏远的乡下。
早些年,妻子去世后,儿子何书文提过让父亲到城里生活。何金忠怕给子女添麻烦,也担心自己适应不了城里的生活,拒绝了。2022年12月,他在老家感染了新冠,儿子把他接进城,让他不要再回乡下了。
何金忠就此留了下来。
他的四个子女中,何书文年纪最大,68周岁,退休前是一名教师。3个女儿,年纪最小的今年也有60岁了。何书文原本想着,老父亲住在自己家里,3个妹妹没事时,可以过来照顾下。如果父亲生病住院,大家各尽所能。妹妹们嘴上应允了。
与长寿伴随而来的,还有令人措手不及的照护困境。摄影:林樾
何金忠新冠康复后,身体也一直虚弱。平日里,何书文会给父亲喂饭、喂药,天气好的时候,用轮椅推着他下去晒太阳。几个月下来,他发现,几个妹妹很少过来看老人。偶尔过来几次,都还会抱怨大哥没有照顾好父亲。
何书文起初不在意所谓的指责,可次数多了,他委屈起来,“明明我照顾得很好,为什么挑毛病?”这种情绪感染到了妻子和孩子,一家三口关起门来吐槽——妻子说,老父亲是乡下人,没有退休金,在城里的开销都要靠他们夫妻俩的退休工资,“几个妹妹一分钱没给过不说,还总说风凉话”。这些吐槽在房门打开后销声匿迹,大家维系着表面的和谐。
矛盾终于在2023年春节爆发了。
春节前,何金忠在家摔了一跤,髋部骨折。由于他年纪大了,本就骨质疏松,医生建议他至少住院一个月,到时候看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住院。
老人住院后,自然需要有人陪伴。按照何书文的预想,自己和3个妹妹每人陪护一周。住院费除了新农合报销外,剩下的费用平摊。
但三个妹妹分别只陪护了一天,就离开了。
每个人都给出了充分的理由——大妹说自己“三高”不能熬夜,二妹称要回去照顾婆婆,三妹必须带孙子。三人临走时,何书文说,自己可以多负担一点,但还是希望她们能规划出些时间来。之后几天,何书文每天泡在医院,连除夕都没回家。过年那几天,三个妹妹倒是分别来医院待了会儿,但每个人都没超过半天。
何书文自己的身体也不好。他有糖尿病,平时格外注意。父亲住进医院后,不规律的生活和饮食导致他双腿麻木不听使唤,后来又出现了心慌、胸闷、胸痛等症状。他做了检查,医生说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血管病变”。”
身体状况突变后,何书文再次提出希望妹妹们可以分担,但她们也再次以各种理由推脱。
目前,很多老人正在面临老无所依的问题。摄影:林樾
何书文的妻子显然不太高兴。一开始,她还在医院帮忙,看到三个妹妹不去,她也不去了。夫妻俩为此吵过几次。一次吵完,何书文直接到住院处,将上面家属的联系方式,更换成了三个妹妹的电话,自己回家睡觉去了。
他本想通过这种方式,倒逼三个妹妹陪父亲。可才回家两个小时,医院电话打过来了,“你们家里怎么回事,咋一个人都找不到?”何书文赶紧去了医院。后来他从父亲那里得知,大妹妹的确来了医院,可没待一会儿就走了。
妹妹离开医院时,又去住院处,将联系电话变更为大哥的。
何书文愤怒地把三个妹妹叫到医院。兄妹四人在父亲的病房里翻旧账,妹妹们表述的大概意思是,何书文是家里唯一的男孩,父亲的财产都会由他继承——所谓遗产,就是老家一处旧宅子,和几千元存款。接着,她们把父亲对儿子的好、对女儿的坏,罗列了一遍。
躺在床上的父亲始终没有说话,只是木然地看着没有打开的电视机。
争吵了几个小时后,三个妹妹集体决议,“不出钱,尽量出力”。何书文知道,这个“尽量”是空头支票。那之后,妹妹们果然再也没去过医院,甚至连电话都不打了。
何书文没办法,只能自己每天出入医院。值班护士看到他,有些惊讶,“你都这么大年纪了,没人替你班吗?”何书文都尴尬地回答,“她他们忙,她他们忙。”
他没想过这样的日子要继续多久,他觉得只要尽到一个孩子的本分就行了。经过这次的事情,何金忠倒是看明白了不少,他说不想活太久了,“人一老,大概率就没人喜欢了,在这方面,很多人都是自私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所涉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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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银发财经
说起银发经济,各种研究报告、媒体文章普遍认为未来是数十万亿甚至上百万亿的规模,但这一产业规模在什么时间点能真正实现,距离现在还有多远,哪些行业增量空间最大,却始终是个模糊难解、缺少清晰答案的问题。要想真正解答这些问题,还是得从未来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去寻找。
2020-2050中国人口变化大趋势:2035年低龄老人规模达到顶峰3.02亿,2025年后高龄老人快速增加,2050年达1.98亿
在此根据联合国2019人口报告高生育率预期下的分年龄段数据,来看未来30年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大趋势。
需要注意,联合国人口数据与中国官方数据存在一定偏差。根据国家卫健委老龄健康司发布《2020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6402万 ,而联合国人口报告的估算仅为2.5亿人。不过联合国人口报告详细列出了每5岁间隔的人口数据,国内仅披露60岁及以上和65岁及以上两个数据。采用联合国人口数据,更便于从人口结构变化角度分析研究老龄化对中国经济消费的影响。
首先是未来0-19岁人口将大幅下降,从2020年3.37亿降至至2050年的1.85亿。2020年开始的疫情,在拖累经济大盘和民众收入的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中国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年轻人口减少的趋势或许比预测来得更快。
而20-39岁和40-59岁两个年龄段的人口规模也会出现明显下降,20-39岁人口从2020年的4.14亿元降至2050年的3.40亿人,降幅达18%。40-59岁人口从2020年的4.38亿降至2050年的3.38亿,降幅达23%。
未来三十年唯一增长的年龄段是老年人口。60及以上人口2020年为2.5亿,2050年为4.85亿,几乎翻倍。
如果将中国老人的年龄进行细分,划分成低龄老人60-74岁和高龄老人75岁及以上(以下简称(75岁+)两个年龄段,可以发现:60-74岁人口从2020年1.97亿人增至2035年最高点3.02亿,增长53%;其后开始缓慢下滑,2050年为2.87亿,相比2035年顶点下滑5%。75+岁人口从2020年0.53亿开始一路保持增长,2025年后开始加速,2050年增长至1.98亿,是2020年的374%。
银发消费大趋势:2020-2035年是低龄老人消费红利期,而2025-2050年是高龄老人消费红利期
上述人口结构特征,一是老年人数量总体快速攀升,二是老年人中的低龄老人在2020-2035年间快速增长并触顶,而高龄老人从2025年后保持快速增长直至2050年,决定了未来中国银发经济规模总量和结构上的演变特点。
以下估算根据联合国2019人口报告高生育率预期下的分年龄段数据,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基线调查数据库中的分年龄段分项消费支出数据进行估算。由于消费支出数据是2010年的,故根据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值关系进行调整,得出2020年分年龄段人群的消费支出数据,再以此为基础,结合未来人口数据,估算未来三十年消费支出数据。
必须注意的是,前文已说明,本估算依据的是联合国2019人口报告高生育率预期下的分年龄段数据,如果是按照中、低生育率年龄数据估算,0-19岁和20-39岁两个年龄段的消费容量将在未来30年下降萎缩得更快更剧烈。但对40-59岁、60-74岁和75+岁的消费容量不产生影响,因为在2050年以前,40岁以上人口最迟都是2010年前出生的,在数据中不需估算,直接采用官方统计公布的数字。
根据估算,中国消费在2045年进入顶点27.20万亿元,相比2020年的25.80万亿元增长5.43%。而且从2035年开始,增长已经非常缓慢。 从消费的各个分项看,未来的变化并不显著。但从分年龄段的消费来看,0-19岁的消费总量基本持平,20-39岁和40-59岁两个年龄段的消费总量是未来30年下降得最快的。20-39岁的消费总量将从2020年的7.37万亿元降至2050年的6.04万亿元,占比从28.58%降至22.27%。40-59岁的消费总量将从2020年的7.93万亿元降至2050年的6.13万亿元,占比从30.72%降至22.57%。 与中青年年龄段消费下降相伴随的,是60-74岁和75+岁的消费规模在未来30年快速扩大。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60-74岁的消费总量在2020年后快速增长,2035年达到顶峰5.45万亿元,相比2020年的3.55万亿元增长53.52%。但随后将进入缓慢收缩的过程,2050年时稳定在5.19万亿元。
75+岁的消费总量是未来30年增幅最大的。虽然在初期的2020年仅为0.95万亿元,占比3.67%。但在随后的时间里由于高龄老人75+岁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2025年后加速增长,其消费规模扩张越来越快,至2050年时为3.53万亿元,是2020年的3.7倍。
这背后的原因是,构成2020至2035年60-74岁消费高峰的人口主力,是1962-1973出生高峰期的60后70后,进入2035年之后,他们将陆续进入75+岁年龄段,并推高75+岁人群的消费总量。而2035年之后正是75后、80后开始进入60岁退休阶段,他们的人口数量明显少于1962-1973年的人口高峰,故其消费总量较前一个时间段显著下降。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数据是在以2010年调研的老人消费习惯为基础测算的,当时老人收入普遍较低,社保医保尚不完善,消费倾向也很低,收入中还有很大一部分用于资助儿女孙辈买房、教育等。如果考虑到2020年后房地产从消费支出大头中退出,未来中国老人的收入将更多用于自身消费,而且子女由于没有了买房负担,也将有更多收入用于老人,那么未来银发消费的实际规模应该是远远大于上述数据的。
上述数据还未考虑到,数量更为庞大的低龄老人乃至未来十至二十年年步入退休、但现在尚处于中年的70后、80后人群。这群即将步入退休和积极准备退休生活的40-65岁人群,是未来银发经济的最大增量贡献者。而且上述数据是根据老人现金支出估算的消费规模,而像养老金融、养老地产等一次性缴纳大额费用或借贷加杠杆的行业,并不包括在上述数据范围内。
而上述数据最大的意义并不在于对未来的市场给出精准预测,而是基于人口规模变化和消费支出结构,探索随着时间变化、人口结构变动下,中国银发消费重点、热点的变化,这才是上述数据的真正价值。
低龄、高龄老人消费规模的变化
下面具体分析未来三十年中国银发经济消费在人口结构推动下的变化。
首先看低龄老人。
2035年以前,低龄老人的各项消费支出将快速增长,其中尤以食品的体量和增量最大。
2020为17351亿元,此后至2035年达到顶点26602亿元,十五年的市场规模增量约超过9000亿元,大约每年平均扩大约600亿元。其他消费支出在2020年至2035年间的增量:家庭设备与服务为1676亿元,平均每年增量100亿元以上;交通与通信在2020年至2035年的增量为1431亿元,平均每年增量接近100亿元;文化娱乐与教育增量为1331亿元,平均每年增量近90亿元;居住在2020年-2035年间的增量为1726亿元,平均每年增量115亿元;医疗保健在2020-2035年增量2060亿元,平均每年扩大超过137亿元;衣着2020-2035年增量700亿元,平均每年扩大近50亿元。
2035年后,由于低龄老人的人口规模开始下降,60-74岁人口在2050年为2.87亿,相比2035年顶点3.02亿下降了5%,其各项消费支出不再保持增长势头,但也没有出现大幅下滑。
再看高龄老人。
在2020-2050年的三十年期间,75+岁高龄老人的消费规模相较于60-74岁低龄老人,整体上较低,但高龄老人的消费增量在未来三十年远大于低龄老人。尤其是在2025年后,75+岁高龄老人的规模开始加速扩大,2050年高达1.98亿,是2020年0.53亿的近四倍。
这里规模和增量最大的仍然是食品。高龄老人2020年的食品支出仅为4526亿元,但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其消费规模也逐步增大,尤其是2025年后开始加速,至2050年高达16807亿元,平均每年市场增量超过400亿元,是一个持续三十年增长的庞大市场。
医疗保健方面,高龄老人支出在2020年为1152亿元,2050年为4266亿元,平均每年市场增量为104亿元。
家庭设备与服务,高龄老人支出2020年时规模为1036亿元,2050年为3902亿元,平均每年市场增量为95亿元。
交通与通信,高龄老人支出2020年为741亿元,2050年为2805亿元,平均每年市场增量为69亿元。
文化娱乐与教育,高龄老人支出2020年为789亿元,2050年为2964亿元,平均每年市场增量为73亿元亿元。
居住,高龄老人支出2020年为857亿元,2050年为3236亿元,平均每年市场增量为80亿元。
衣着,高龄老人支出2020年为370亿元,2050年为1365亿元,平均每年市场增量为33亿元。
低龄、高龄老人消费差异及来源:观念、收入和失能比例
在此需要说明,为什么从银发经济的角度,需要将老人划分成低龄和高龄两个年龄段进行分析。
下面先看过往的一项研究,清晰揭示了不同年龄段老人在消费上的差异。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75岁是老人消费的重要分水岭,75岁以下老人的消费倾向(年消费支出占年收入的比例)总体上都在75%以上,但过了75岁以后,消费倾向显著下降,最低的为80-84岁,仅为72%。
而且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其消费支出有着不同的重点。有学者统计分析中国人一生各个年龄段的消费支出特点,40岁以后医疗保健支出一直处于上升通道,但在55-64岁时会进入一个停滞期,然后在65-69岁时上升到一个新的支出高度,并在75-79岁时达到医疗保健支出的最高峰。(《人口老龄化与碳排放:劳动供给与消费模式的影响》)
在旅游消费上,年龄的差异同样非常显著。有学者对不同年龄段老人的旅游消费意愿进行调研,发现旅游消费意愿最强的是60-69岁老人,“未来一年有旅游打算”的占比16.46%,而后随着年龄增长,旅游意愿越来越弱,80岁以上老人仅为4.66%。(《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
这样的差异还体现在很多产品上面,比如拐杖和轮椅,也是80岁以上老人占据了绝对比例。以拐杖为例,80岁及以上老人使用率为30%,70-79岁老人使用率约为11%,60-69岁老人使用率约为3%。,因为这个年龄段的老人出现腿脚不便的可能性比低龄老人要高很多。再比如假牙,80岁及以上老人使用率为32%,70-79岁老人使用率为31%,60-69岁老人使用率为24%。(《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
高龄老人与低龄老人在消费支出上差异显著,是因为每个年龄段的老年人群都有各自独特的生活背景、成长经历和人生轨迹,因此决定了他们的产品需求、渠道偏好、消费习惯都很不一样。
出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工作于建国后第一个三十年的老一辈老人,如今普遍进入高龄阶段,他们整个中青年时期都是生活在收入低、子女多、家庭负担重的环境下,养成了根深蒂固的勤俭持家、能省则省的消费习惯,即使晚年的退休金一涨再涨,也舍不得在日常吃穿上多花一分钱。但这群老人为了子女孙辈的教育、买房愿意大方掏钱,对于声称能够医治他们一身病痛的各类“神药”慷慨解囊。
而老一辈老人的子女一代,出生在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成长、工作于改革开放时期,文化水平、受教育程度相比老一辈老人有了很大提高,普遍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七十年代末重启高考更是让他们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一代人。
他们的收入相比老一辈提高很多,对各种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不比年轻人差,甚至很多新鲜事物就是由他们创造的。在消费习惯上对价格的关注度下降,更加注重品质品牌,消费偏好更加与世界前沿接轨,各种奢侈品、豪车、境外旅游等高端消费上都充满了他们的身影。
以上是属于观念、收入层面的差异,另一个决定两者消费差异的关键因素,是高龄老人的失能比例比低龄老人大得多,带来高龄老人对失能相关产品及服务需求的大增,而低龄老人对失能相关产品及服务的需求是非常低的。
随着年龄升高,老人的失能比例快速增加,这一点在相关研究数据中有清晰的体现。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城乡各年龄段老年人失能率,60-74岁老人的失能率普遍很低,其中60-64岁为0.88%,65-69岁为1.51%,70-74岁为2.67%,越过74岁这个年龄界线后老人的失能率迅速提高,75-79岁为4.33%,80-84岁为7.97%,85-89岁为12.78%,90-94岁为20.96%,95-99岁为26.05%,100+岁为29.19%。
论文《我国失能老人数量及其结构的定量预测分析》(景跃军、李涵、李元,《人口学刊》2017年6月)根据2011年北京大学“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指出,从2011年全体样本来看,65~69岁年龄组的失能率为4.8%,其中轻度失能老人占主体,失能率为 4.5%,剩下的0.3%为中度及以上的失能老人。
80~84岁年龄组老人的失能率为16.6%,在这一组别中、轻度和中度及以上的失能率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分别占该组老年人口数的10.1%和6.5%。8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组中失能率非常高,达到了41.9%,轻度及中度及以上的失能老人比例都非常高,尤其是中度及以上失能率甚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21.3%,超过了该组轻度失能人口比率。
另根据2014年全国老龄办发布的《十城市万名老年人居家养老状况调查报告》,80岁及以上老人,生活部分自理及不能自理(失能半失能)的占比35.7%。
老人从低龄步入高龄阶段后,由于身体机能下降,生活自理能力逐渐下降直至卧床不起,期间需要越来越多的各种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其日常生活需求,这是高龄老人区别于低龄老人最大的消费特点,也是未来人口结构由低龄老人为主进入到高龄老人为主的阶段后,银发经济最大的新增量。
老年人需求特征变化:从低龄老人到高龄老人
以上主要是从数据层面描绘了老年人在低龄和高龄阶段的消费需求规模变化。具体到各个细分需求类型,会呈现出清晰的差异化特征。
比如在食品方面,一般进入到中年阶段,饮食习惯就会向低盐、低糖、低油、易消化靠近,主食和肉类的占比逐渐下降,对各种保健品、滋补品的消费则会逐渐上升。
这样的食品消费特征将从中年一直延续到低龄老人阶段,因为低龄老人所处的60-74岁,肠胃功能可能逐步弱化,但吞咽功能基本保持正常,对食品的需求与中年阶段不会有大的差异。
但进入75岁之后的高龄老人阶段后,一方面是肠胃功能继续弱化,更重要的是吞咽功能会有显著下降,因此之前能够正常食用的食品就变得难以下咽,需要在日常饮食中增加大量易食食品,而且此阶段很可能接受重大手术,更需要加强各种易消化吸收的营养品的摄入,这就成为食品行业的新机会。
再比如家庭设备与服务,中国的独居空巢老人越来越多,他们需要更多能减轻体力负担的家电,如扫地机器人、内衣洗衣机等,也需要排遣孤独、增加社交联系的智能产品,如智能音箱、智能机器人等。此外还有一些家务劳动不适合电器来承担,因此对上门家政服务的需求同样会大幅增长。进入高龄阶段后,老人对家庭设备与服务的需求将出现显著变化。
由于身体机能下降、失能概率提高,洗澡、如厕等方面遇到阻碍的老人越来越多,他们最需要的是能够帮助自己洗浴如厕的设备,和周到细致的康复护理服务。
在文化娱乐与教育上,低龄老人往往身体健康、充满活力,退休后有大量空闲时间,会积极参加老年大学、兴趣社团(如广场舞队、模特队等)等文化活动,而且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乐于远途旅游,国内外知名景点、自然风景区、历史文化名城都是他们热衷的对象,因此在文化娱乐与教育上的支出相比退休前会有显著增加。而进入高龄阶段后,老人腿脚不便、疾病缠身,参与远途旅游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旅行社出于安全风险考虑,也会回绝高龄老人的出游需求,或者要求老人子女同行,以降低风险。
此时高龄老人将重点转向路途较近的市内游、一日游、郊区游,或者居住数周至数月、无需每天奔波景点之间的康养旅居产品,在消费支出上相比低龄阶段会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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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市各区在开展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的基础上,组织开展了市级老年友好型社区的创建工作,围绕老年人居住环境、日常出行、为老服务、社会参与、精神文化生活和科技助老等方面积极开展创建工作。经各区推荐、市级评审和公示,全市共有102个社区被评为2022年上海市老年友好型社区。
其中,宝山区共有8个社区上榜,分别是高境镇三花现代城第三居民区、罗泾镇塘湾村、庙行镇宝宸怡景园社区、大场镇铂金华府社区、友谊路街道密山二村社区、罗店镇天平村、淞南镇淞南九村(南块)小区、杨行镇和家欣苑第二社区。
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高境镇三花现代城第三居民区
三花现代城第三居民区坚持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品质为出发点,以规范老年服务工作为核心,建立了以社区为依托、以专业化服务为标准的智慧养老新模式。
小区环境优美,活动场所配套充裕,老伙伴们会自发组织参与环境卫生微治理,积极打造安全、宜居的舒适环境。持续开展手工制作、安全讲座、普法宣传、APP培训等课程与活动,让老年朋友及时掌握当下必备的技能,更快融入数字时代。
每逢传统佳节,老人们总会露露身手,热情参与社区包粽子、闹元宵、玩烘焙等活动。“金兰聊天室”“三花热线”等服务项目,让老人感受到来自社区邻里的关爱。小区设有社区卫生服务移动站,通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定期为老年人提供系列健康管理服务。
罗泾镇塘湾村
塘湾村位于罗泾镇西北部,其中60岁以上老人539人,占户籍人口的43.7%,老龄人口占比较大,对乡村治理“适老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近年来,该村坚持弘扬传统美德,将爱老敬老写进村规民约,通过新春慰问、夏送清凉和重阳敬老等走访慰问活动,贴心关怀老年人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打造中国首个以母亲花文化为主题的专类园,弘扬传统慈孝文化的同时让老年人有了休闲散步的后花园。
着力推广“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观”理念,引导建立村内老年人自我健康管理小组,为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精细的健康管理服务。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村务治理,安排乡贤宿老参加“乡村故事汇”,宣讲“农业农村”和“慈孝礼仪”故事,用百姓语言讲述理论知识,让老年人感受到了“老有所为”的满足感,真正在村里乐享幸福晚年。
庙行镇宝宸怡景园社区
社区是老年人生活的重要场所之一,与老年人的关系最直接、最密切。宝宸怡景园是特大型居民住宅小区,居住人口近万,小区60周岁以上老人约2000余人。小区内有日间照料服务中心,占地面积约120平方米,居委设有老年活动室、乒乓室、书画活动室、舞蹈房、阅览室、活动室等供老年人休息、健身、娱乐。
社区以建设老年友好型社区为切入点,立足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不断打造“宜居、宜养、宜乐”的老年社区,设立老年民族舞、健身舞、交谊舞、柔力球、瑜伽等文体团队,结合各类文艺活动、邻里节等,为老年人构筑起自我展示的舞台。
各类文娱活动的开展真正使老年朋友充分参与到社区中,也进一步提升了老人的社区活动参与度,丰富了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大场镇铂金华府社区
铂金华府社区常住人口4617人,60岁以上老人1156人,占比25%。社区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为立足点从细微处入手,结合实际情况,加强无障碍道路管理,提升老年人生活环境的安全性。
近年来,社区立足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大力提升服务活动的水平,始终致力于为老年群体提供有温度的暖心服务,统筹辖区医疗资源,设立“健康加油站”,定期体检、义诊,建立健康档案,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帮助老年朋友和居民群众有效预防疾病,提高健康生活水平。
开展“亲子代际互动活动”“ 邻里互助活动”“ 智能产品使用相关课程”等社区文化活动,为社区老年人树立起“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积极老龄观,让老年人充分参与到社区管理中。
友谊路街道密山二村社区
密山二村是八十年代末竣工的居民小区,60岁以上老人800余人,约占常住人口的30%,其中大部分老人处于独居和纯老状态。
近年来,小区在现有基础上整合资源,设立甜蜜儿活动室、图书阅览室、棋牌室,组建老年舞蹈队、点心班等,开展丰富多彩的业余活动,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小区自2008年就成立了一支专门为老年人服务的银发无忧志愿者队伍,专门以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的服务模式,使更多的居民参与到小区关爱老人行列中去。
此外,通过党建共建进社区,积极开展助老便民服务,定期为辖区内的老年朋友们提供理发、量血压、测血糖、健康咨询、法律咨询等便民服务。在元宵、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还会举办制作中草药香囊、包粽子、做月饼、舞蹈表演等主题活动,为老年人提供展示才艺的舞台,增强获得感和幸福感。
罗店镇天平村
天平村位于罗店镇东北翼,其中60岁以上户籍人口800人,占总人口49%。该村以改造农民集中居住点为契机,将老旧房屋翻建为农产品展示中心、睦邻坊、明书院、村民服务中心等配套设施,统一规划小区照明设施、建设无障碍通道、无障碍卫生间、增设休息椅等,最大程度上确保了老年人的生活便利及出行安全。
天平村整合民生服务单位与辖区商铺,成立志愿者队伍,定期为空巢、独居、孤寡老人等特殊家庭开展“多对一”结对帮扶,着力提升服务效率和老年人生活安全感。
同时通过打造天平康养中心,设置四大功能主区块,集休闲书画、漂流书屋、医养结合、便民服务、老年大学、巧手工坊于一体,完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满足老年人各方面需求。
淞南镇淞南九村(南块)小区
淞南九村(南块)建成于1996年,其中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数1605人,约占小区总人口数50%。
近年来,小区党总支坚持以居民需求和问题为导向,以打造友好型老年社区为目标,搭建党员议事会平台,共同探讨居民急难愁问题,对小区适老化配套设施、道路绿化、安防设施、消防设备等方面进行升级改造。
社区通过加装住宅电梯、铺设健身步道、改建小区凉亭、老年活动中心、书画室、棋牌室等基础设施,组织文体爱好者成立了老年舞蹈队、老年腰鼓队,并以书法、编织、烘焙为主题组建了多支兴趣小组,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
杨行镇和家欣苑第二社区
和家欣苑第二社区位于宝山区杨行镇红林路576弄,居民6800人左右,其中60岁以上老人有800人左右,80岁以上老人有87人,身患残疾的老人有44人。
一直以来,充分利用社区志愿、调动社区力量、完善社区设施、拓展社区服务、强化社区活动、美化社区环境、活跃社区文化。创造良好的养老环境,让社区的老人们都能幸福安康!
除了为老年人提供文化、教育、体育、娱乐等日常服务外,社区还积极打造了居家养老服务模式。主要依托为民服务中心,为辖区内老年群体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包括日间照料、用餐送餐、护理保健、家政服务、联合社区活动等。让老人住在家里,在继续得到家人照顾的同时能够享受到更加专业、便捷的服务,提升社区老年群体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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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16日,68岁的“银铃志愿者”黄玉祥为小区内的高龄老人送午餐。 视觉中国 图
将低龄老年人就业体系定位好、引导好、保障好、建设好,事关老年群体的晚年获得感和“银发红利”的实现,是亟待探索的全新课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当前,全社会已充分意识到老年群体中蕴含着丰富潜能和广阔市场,促进低龄老年人再就业已经从理念转化为实际探索。2022年8月,中国老年人才网正式上线,对发掘老年人力资源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能否将低龄老年人就业体系定位好、引导好、保障好、建设好,事关老年群体的晚年获得感和“银发红利”的实现,是亟待探索的全新课题。
其一,健康老龄化为老年就业提供了现实可能。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稳步推进,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8.2岁,健康水平有很大提升,为低龄老年人形成持续劳动能力,成为稳定的人力资源群体奠定了基础。同时,我国现阶段依然执行男干部及职工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的退休年龄,且退休人员中脑力劳动者所占比重提升,这都为低龄老年人重回劳动力市场预留了年龄空间、健康空间和职业选择空间。同时,日益提升的公共健康水平激发了低龄老年人的多元化求职意愿,提升了低龄老年人重回劳动力市场的内在驱动力,促进老年人的社会融入和价值再创造。
其二,提升全年龄群体就业市场的活跃度是老年再就业的目标定位。推动老年人实现再就业不是挤占中青年群体的就业岗位,而是能够实现各年龄段劳动者稳定积极就业。首先,用人单位对低龄老年人的用工需求集中于“适老化”岗位,即对经验、技术、耐性等职业属性要求较高,同时对体能、敏捷度要求较低的岗位,如教师、医师、档案员等岗位。同时,低龄老年人的就业渠道相对独立,包括原单位原岗返聘、新单位单独设岗招聘、远程顾问指导等,与中青年群体就业岗位互不挤占。其次,低龄老年人在就业中彰显技术、经验、管理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同时充分发挥“传帮带”的独特优势,能够助力中青年劳动者实现职业成长、提升就业竞争力。再次,老年人再就业需要专业培训、服务保障等配套措施,相关领域可以创造新的就业增长点,带动中青年群体从事相关行业及公益性岗位。
其三,高质量晚年生活应实现老年人全方位需求。老年群体存在多层次养老需求,包括物质生活、养护服务、人际沟通、社会尊重等方面,“老有所为”与“老有所养”是高质量老龄化的必备条件,且相互促进。“老有所养”是通过发放养老金、提供养老服务等方式对老年人曾经的贡献进行价值回馈,确保老年人享有安宁、健康的晚年生活,“老有所养”是“老有所为”的坚实基础;“老有所为”促使低龄老年人在就业中继续发挥经验才智,实现老龄价值再创造,倡导老年人享有丰富、充实、完整的人生规划,“老有所为”是“老有所养”的深入发展。简言之,“老有所为”与“老有所养”相辅相成,共同满足了老龄群体的生存、发展、交往和自我实现需求,构建了综合性老年人社会支持系统,有助于实现积极、健康、发展的老龄化。
其四,维护好就业权益是老年再就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首先,应加大监管力度,确保用工信息真实,保护老年人信息安全,避免涉老欺诈。其次,优化多层次工伤保障体系,要求用工单位为超龄劳动者投保商业意外保险。再次,适时调整相关法律法规,对超龄劳动者给予基本劳动保障,发布老年人就业的规范化操作细则和指导意见。最后,政府相关部门、社会组织应提升涉老劳务纠纷的处理能力,确保其能够得到维权服务。
其五,多主体协同发力为老年人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低龄老年人就业在促进群体融合和社会共享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良好的老年就业环境也需要家庭、社区、市场主体乃至全社会的协同参与。家庭应随时关注就业老人的身体及精神状况;社区要为低龄老年人提供公益性岗位,在信息识别和权益维护等方面进行广泛宣传;市场主体结合自身需求提供老年就业岗位,促进单位内不同年龄群体的职业能力交流互通;社会组织可通过志愿活动及搭建对话平台,为老年人提供信息收集、劳资沟通、同业交流等服务;职能部门应依法完善相关政策规范,对低龄老年人就业的全环节展开监督指导。多主体发挥各自优势,形成治理合力,才能以老年就业为契机,高质量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
目前,我国开始了低龄老年人就业的第一步探索。未来,仍需通过科学布局和长远规划全方位发掘老年人力资源,建设规范化、统一化的老龄劳动力大市场。扶持并保护老年人创业特别是返乡创业,激发老年群体的市场创造力和就业带动力。鼓励其广泛参与青少年培养、建言献策、邻里互助等社会活动,通过社会融入及自我实现提升老年生活质量。低龄老年人就业是提升老年人社会参与度、实现价值再创造的重要支点。通过建立健全老年就业市场、志愿服务、创业创新相结合的立体化人力资源开发与服务网络,才能全面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对劳动力市场形成有益补充,实现共享型老龄化。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原题为《【热点思考】促进低龄老年就业 实现“银发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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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老龄办近日印发《关于开展2023年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工作的通知》。今年将创建1000个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
通知要求,各地从改善老年人居住环境、方便老年人日常出行、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等六方面着手,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国家将支持各地通过新建、改造、租赁等方式,提升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加强社区道路无障碍建设,对老年人住房的地面、如厕洗浴设备等进行改造,降低生活风险。支持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建设医养结合中心,为老年人提供多种形式的健康养老服务。鼓励社区自设老年教育学习点或老年大学,开展“智慧助老”行动。“十四五”期间,全国将建成5000个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到2035年底,全国城乡社区普遍达到老年友好型社区标准。
各地加快建设15分钟养老服务圈
02:17
我国90%以上的老年人都在居家或依托社区养老。近年来,各地加快完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断满足老年人助餐送餐、医疗康复、生活照料等需求,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贴心、周到的养老服务。
四川省大竹县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让老年人享受优质的居家养老服务。作为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养老服务中心主要为周边社区的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全托以及上门服务。
大竹县白塔街道居民 赵泽玉:住在这个地方很方便很亲切,回我老家也近。
大竹县德馨养老服务中心副主任 夏良勇: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让他们生活得比较舒心、安心,让家属也比较放心。
不离乡土、不离乡邻,是大多数农村老人的养老心愿。江苏今年将改造提升1000个示范性乡村互助养老睦邻点。南京龙潭街道租用村民闲置房屋,开设互助养老睦邻点。
南京市栖霞区龙潭街道太平村村民 刘庆文:家里人少,一个人吃。这里老人聚在一起吃得比较热闹也开心,对我们老人照顾相当好,胃口好了,精神也好了。
这样的邻里小餐桌,资金由政府出一点、村里贴一点,低龄老人作为志愿者,为高龄老人做饭,三菜一汤,每天不重样。
南京市栖霞区龙潭街道太平村村民 吕本兰:我也是六十几岁的老年人,我也知道老年人的口味,看到老人吃得蛮开心的,我心里头也很安慰。我也想发挥一点余热,照顾我们周边的老人。
“十四五”期间,国家将着力发展街道(乡镇)、城乡社区两级养老服务网络,依托社区发展以居家为基础的多样化养老服务。到2025年,家庭养老基础地位进一步巩固,助餐、助医、助浴等居家上门服务广泛开展,15分钟养老服务圈基本建成。
(总台央视记者 龙晓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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拗九节前后,榕城粥香四溢,敬老爱老的氛围浓厚。关爱老年人除了关注“老有所养”,老年人期待“老有所为”的需求也不容忽视。福州“银发一族”如何发挥余热?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进行了一番走访。
老党员黄玉麟为社区居民讲解福州传统文化。(市委老干部局供图)
发挥余热
社区里大有可为
前几日,鼓楼鼓东街道庆城社区举办庆祝拗九节活动,台上老党员黄玉麟讲解拗九习俗,台下老党员林锦平搬礼品、端福粥,社区老干部党建工作室的老党员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忙前忙后,把活动办得热热闹闹。
“可以说这已经是一种常态了。”庆城社区党委书记卓宇枫说,庆城社区居住着1万多人,社区工作人员仅17名,社区老干部党建工作室的30多名党员志愿者是社区开展活动的重要补充力量,每次活动基本上都是“有求必应”。
老党员有经验、觉悟高,有发挥余热的热情。自2019年起,市委老干部局在全市推广成立了141个离退休党员党建工作室,将原本“散落”在社区的老党员聚集起来,社区逐渐成为他们发挥余热的新舞台。
党建工作室的老党员不仅是社区活动的志愿者,他们还积极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鼓楼汤边社区老干部党建工作室的老党员帮忙协调丰华苑小区安装充电桩、引进快递柜、聘请保安维持治安等问题;晋安区环南社区老干部党建工作室鼓励成员考取红十字救护员证,积极参与志愿服务……
“在发挥余热的同时,党建工作室的老党员也给社区的其他老年人做了榜样,带动不少老年人参与到社区治理,让社区更加和谐。”卓宇枫说。
转换赛道
积极实现自身价值
社区不是老年人发挥余热的唯一舞台。
对于知识储备丰富、专业技能强的老年人来说,退休并不意味着事业的终止,而是有了转换赛道、实现自身价值的新机遇。
刘明是市老年大学的兼职教师,最近正在家忙着为新开设的课程做准备。今年62岁的刘明退休前就职于公安系统,退休后因为机缘巧合进入市老年大学,成为一名兼职教师开设反诈课,为老年学员科普反金融诈骗知识。
因为热爱文学,今年新学期,刘明还准备开设《诗经》赏析课程。刘明说,新工作不仅让他的退休生活更加充实,也让他收获了成就感。
在市老年大学,迎来事业“第二春”的还有民乐系的武善文。因为擅长乐器,武善文退休后受聘到市老年大学教授民乐。因为喜欢福州十番音乐,教学之余,武善文还积极推广十番音乐,对十番音乐的演奏乐器和传统曲目都进行了改革创新。
福建江夏学院经济贸易学院副院长刘名远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退休老年人有强烈的再就业意愿,他们除了在就业能力上有“退而不休”的从业经验和职业技能,还有部分退休人员是为了减轻子女经济负担、寻求自我价值实现、加强养老医疗保障而选择再就业。
“银发”就业
部分行业释放友好信息
上个月初,“e福州”上的家政信息平台、各类信息服务渠道,均出现“家政难求,持续爆单”。一时间,请人照料家中“阳了”或是“阳康”老人的需求暴涨,时薪达八九十元。特殊情形下的“爆单”虽非常态,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背后的需求。
“随着社会老龄化加剧,养老服务的市场需求不断扩大,逐渐呈现出‘以老护老’的新模式。”福州家庭服务业协会会长林桂辉用一组数据说明情况,目前在福州从事家政养老服务的人员,年龄多在50岁至65岁,占家政从业总人数的近20%,如今仍有扩大趋势。
在一众门槛较低的服务型职位中,家政行业对低龄老人释放出了更多的友好信息,所能提供的薪酬也较为可观。“目前养老服务领域的从业者,一个月的薪资一般不会低于4000元,高者能达到7000元。”林桂辉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银发”就业或将成为一种新常态。
在林桂辉看来,低龄老年人在家政行业有特殊的优势。“养老板块需要家政人员具备一定的耐心,相较于年轻人,年纪稍微大点的人在照顾高龄老人时更有同理心。”
据了解,今年,福州家庭服务业协会计划组织开设27期家政养老培训,将围绕职业道德、意外伤害、职业礼仪、卫生防疫等课程内容展开,计划培训1000人次,向“银发再就业者”等群体敞开怀抱。(记者 冯雪珠 蓝瑜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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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65周岁以下”“招聘55岁左右财务经理岗位退休人员”……在中国老年人才网上,各岗位的招聘年龄被放宽到适合老年人选择的空间。
随着老年人就业等相关话题频繁登上热搜,低龄老年群体的求职需求正逐步被外界看到。
2月22日,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大部分招聘平台基本尚未面向老年人开辟专区,老年人在求职过程中仍以线下、朋友介绍等方式为主要渠道。
去年8月,面向老年人开展招聘的中国老年人才网正式上线。在该平台上,北京商报记者与几位正在找工作的老年人展开了对话,这些老年人年龄普遍集中在55-65岁之间,其中不乏本科甚至研究生的高学历。但这些高学历老人在求职过程中屡屡碰壁,甚至遭遇无企业问津的情况。
有老人表示,自己的职业选择十分受限,仅有保洁、保安这样的基础岗位可选择。那么在基础岗位外,老年人再就业究竟还能做些什么?
低龄老人线上求职碰壁
在中国老年人才网上,从岗位信息看,保安、保洁、停车场管理员、照护师等基础岗位出现的频率较高。
图片来源:中国老年人才网截图
王叔叔在网站上线之初就投递了简历,今年58岁的他毕业于清华大学,退休前在一家外资企业担任项目经理职位。
“家里人比较支持我找工作,我自己身体也很好,有精力投入每周5天的工作。”王叔叔表示,自己期待找到管理岗、顾问岗及培训导师岗的工作,对行业和公司规模没有要求,期望薪资在5000元之上。
虽然有着高学历和外企工作经验的双重加持,但王叔叔的“再就业之路”并不顺畅。“网站上的招聘企业少,和我专业对口的企业更少。”王叔叔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从去年8月在网站找工作投简历至今,近半年的时间基本没有企业联系过自己。
本科学历、今年57岁的朱阿姨也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与王叔叔不同,她更倾向选择简单轻松、强度较低的工作岗位。“服务员、红娘,这些岗位我都愿意尝试。”朱阿姨说道。但和王叔叔一样,朱阿姨同样未能求职成功。
招聘老年人的企业少,对口合适的岗位更少,是以朱阿姨和王叔叔为代表的老年人求职中遇到的困境之一。
“欢迎退休人员”岗位数量上涨33%
在调查中,北京商报记者也发现,尽管求职受阻,但大部分老年人并未展现出急切心态。和年轻人求职的目标不同,部分老年人求职的初衷在于充实生活,实现从上班到退休的完全过渡。
作为代表人物的王叔叔和朱阿姨,就已对接下来的退休生活做好了规划。“不急着一定要找到工作,找不到工作就在家喝喝茶,锻炼锻炼身体,有时间再出去旅旅游。”王叔叔表示。
BOSS直聘岗位分析师单恭分析指出,退休人员在就业时往往有3个方面的需求。“继续养育孩子的经济需求,继续发挥职业技能的价值需求和继续追求职业发展的精神需求。”
BOSS直聘数据显示,2022年,在该平台上活跃的55岁以上求职者数量已同比上涨27%。“退休人员自己的就业意愿很强烈,绝大多数用户都是在退休一两年后重返就业市场。”单恭表示。
此外,2022年该平台岗位描述里明确了“欢迎退休人员”的岗位也同比上涨33%。
实际上,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鼓励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实现老有所为已成为我国新时代老龄工作的重点之一。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在学校、医院等单位和社区家政服务、公共场所服务管理等行业,探索适合老年人灵活就业的模式。鼓励各地建立老年人才信息库,为有劳动意愿的老年人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技能培训和创新创业指导服务。
银发就业还有多少可能
政策之下,为有需求的老年人和匹配工作间搭起一座桥梁尤为重要。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中,拥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有3669万人,比2010年增加了2085万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占到13.90%。随着老年人的文化水平越来越高,他们能涉足的岗位也越来越多。
但从目前老年人求职情况来看,不少老年人了解就业岗位的方式仍以朋友介绍等线下渠道为主,所做工作也为保洁、门卫等较为基础的岗位内容。
线上端,除中国老年人才网之外,大部分主流招聘平台尚未设置老年人服务专区,但部分岗位标示了“招聘退休人员”等字样。
图片来源:招聘网站截图
北京商报记者在某招聘平台以“退休”“返聘”为关键词进行了检索,除基础岗位外,还出现了面向老年人招聘的校医、托管老师、保育员甚至主播等岗位。单恭表示,从岗位设置情况来看,财务会计、医疗健康、出版编辑等行业都十分欢迎老年人加入。
“这些行业和岗位所要求的技能、规则都已经非常稳定,唯一的变量就是岗位熟练度,因此部分招聘者甚至愿意以更高的薪酬吸引退休人才。”单恭说道。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看来,老年人就业具有多元性,具备专业技能的老年人通常就业意愿相对较高,如医生、教师等职业。“让老年人就业保持供需平衡,提升他们的社会参与度很重要。”陆杰华表示,除了要注重技能和岗位上的平衡外,还应考虑让老年人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变化。“提高老年人在数字化时代的素养,也是为他们的就业赋能。此外,用人单位也要提供更多机会,让就业和供需匹配起来。”
记者丨赵博宇
图片丨中国老年人才网截图、招聘网站截图等
(来源:北京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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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离乡土、不离乡邻,是大多数农村老人的养老心愿。在江苏,农村老龄化率高于城市5个百分点,但农村养老服务基础设施薄弱、服务网络不健全。如何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今年江苏将建设乡村养老睦邻点纳入省政府民生实事。新春伊始,各地加快推进民生实事建设,用不断完善的养老服务,满足农村老人养老不离村的美好愿景。
中午时分,在南京市栖霞区龙潭街道太平村的一个农家小院内,几位老人围坐在小餐桌前,一边聊家常,一边吃着午饭。太平村村民刘庆文告诉记者,在这吃饭比在家里好,家里人少,一个人吃;这里老人聚在一起吃得比较热闹也开心。大家对老人照顾相当好,胃口好了,精神也好了。
让老人赞不绝口的就是村里的“邻里小餐桌”关爱服务,资金由政府出一点、村里贴一点,低龄老人志愿者为村里的高龄五保老人烧饭,三菜一汤,每天不重样。村民吕本兰说,自己本身也是六十几岁的老年人,也知道老年人的口味。看到老人吃得开心,我心里头也很安慰。我也想发挥一点余热,照顾周边的老人。
南京龙潭街道地处南京最东部,地域狭长,农村老人居住分散。为了让村里的留守老人们养老有保障,街道在各村租用村民闲置房屋,开设“好邻养老社”睦邻点,让老人出门五分钟就能到达。还引入社会组织运营,提供专业服务,同时充分利用农村地区紧密的邻里关系,构建邻里互助网格。在陈店村睦邻点,老人们聚在一起包汤圆;在农村拆迁安置小区靖安家园站点,社工正带着老人们做小灯笼。这些“睦邻点”定期开展活动,其他时间老人们则可以使用场地和设施。陈店村村民薛春香说,在家门口多了一个好去处,活动也多,看看报,锻炼身体,老年人在这个地方玩得很开心。
村里的养老服务让民生温度伸手可触。依托“睦邻点”,南京栖霞区积极探索“时间银行+睦邻点”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时间银行”志愿者的加入,让互助氛围更浓厚。免费理发、陪伴就医……一项项暖心服务,化解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焦虑”。
南京市栖霞区养老服务科科长颜宏告诉记者,因地制宜探索发展,打造一村一站式的睦邻式好邻养老社,设立邻里小餐桌,以及多种样式的志愿式养老服务,使农村的老年人也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幸福有托付,养老有保障。江苏各地正因地制宜,为农村老人绘制一幅幅新的农村养老新图景:镇江、南通等地开展网格化邻里养老服务,由街镇级养老服务中心连锁运营村级连锁服务点,打通农村养老的“最后一百米”;苏北部分县区则通过建设“幸福小院”等方式,探索农村邻里守望、互助养老试点。2023年,全省将改造提升1000个示范性乡村互助养老睦邻点,“十四五”末将实现全省所有行政村全覆盖。
与此同时,江苏正在加速调配优势资源,将农村敬老院改造提升为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在优先保障特困供养老人的同时,还重点为农村高龄、失能老年人等开展服务。下个月,经过升级改造后的常州市社渚镇敬老院即将投入运营。
常州市溧阳社渚镇政法和社会事业局局长吴卫东说,投资650余万元,对敬老院内的房屋、功能布局、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提升,打造医养融合为一体的服务机构,实现由“养老”向“享老”的品质升级。
在江苏,一个个提质升级的养老机构活力涌动,一个个小而美的农村养老睦邻点建设正酣,全省将推进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愿景放置在规划图中、落细在任务表里,精准回应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江苏广电总台·融媒体新闻中心记者/王敏 亓晨 常州台 宿迁台 南通台 编辑/胡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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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经纬2月24日电 (孙庆阳)23日,一条“低龄老人就业难:58岁清华毕业找不到超5000元的工作”的消息登上热搜,让老年群体就业话题再次引发热议。
天津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数据显示,60-65岁的低龄老人中有意再就业的比例为62.1%。随着平均寿命的不断延长和医疗健康水平的不断改善,退休之后重新走上就业之路的老年人在不断增加。但“银发一族”返岗再就业之路仍非坦途。就如何保障低龄老人就业权利话题,中新经纬专访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
中新经纬:老年人就业中,存在哪些问题?
张成刚:首先,老年人就业面临最重要、最典型的就是年龄歧视,即使一些工作岗位的生产率和从事它的年龄没有绝对关系,但由于企业害怕老年人因年纪比较大而出现一些工作方面的风险,可能会拒绝老年人就业;其次,老年人处于劳动力市场的弱势群体。由于部分原因,老年劳动者和企业之间没有办法签订劳动关系,企业可以任何理由随时拒绝或者开除老年劳动者,这导致老年劳动者即使在工作当中权益受损,也不敢和企业据理力争。
中新经纬:工作时难免有风险,对于“银发一族”来说,再就业的劳动保障是他们最担忧的。老年人工作期间出意外,谁该担责?
张成刚:老年人在工作当中面临的风险包括职业伤害风险、失业风险以及其他劳动保障受损的风险。对于职业伤害风险来说,化解它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保险的方式。一般来说,有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两种模式,社会保险的成本相对较低,保障面较广,应该成为老年人在职业伤害方面化解风险的最优选择。但是,由于老年人没有办法参与工伤保险,导致从社会层面来说没有办法化解老年人在工作期间出现意外的问题。
只要劳动者包括老年劳动者在工作期间,他的工作就要符合企业职业安全要求,企业就要尽到在职业安全风险防范方面的培训义务,其实双方都不应就“意外”去负责,应该由我们的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去负责。但是由于商业保险的成本相对比较高,所以,最优选择还是老年人加入到工伤保险中。
另外,需要注意的风险就是老年劳动者的失业风险和其他权益保障受损的风险。我们现有的法律体系还需进行重新规划,以适应老龄社会的到来。未来会有更多的老年劳动者进入到劳动力市场,现在到60岁就结束劳动关系的做法,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经济理论上,其实都存在问题,也不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我们可能要把劳动关系和退休年龄这两件事情区分开。
并不能因为到60岁可以领取养老保险了,就强制结束劳动者和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在西方国家,强制退休年龄是存在的,但存在的前提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向后延伸,也就是说由于企业和劳动者可能会一直存在劳动关系,会出现劳动者的生产率过多地低于他的薪酬水平的情况,这时政府介入并强制结束双方之间关系。而中国现在的情况明显不是这样。
中新经纬:当前,大部分老年人通过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务合同或聘用合同的方式实现再就业。签订劳务合同时,应当重点注意什么事项?
张成刚:第一,应该关注劳务合同的主体资质。老年劳动者可能因为弱势或者年龄比较大的原因,容易被一些不良的用工主体所欺骗。企业可能没有用真实的资质来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或者通过其他外包的方式用工。在发生风险后,劳动者会发现劳务合同的主体和用工主体不一致,这种情况会给后面的维权带来很大困难。
第二,要关注劳务合同当中对于工作条件、工作环境和工作时间的约定。这些和劳动者职业伤害风险发生概率是密切相关的。比如夜班条件下,风险发生的概率可能会更高;或者是工作环境当中本身存在一些风险因素,长时间工作的风险发生概率会高。所以,应该在劳务合同签订时,对上述三个方面有更加明确的了解和约定。
劳务合同中对于出现职业伤害风险后的赔付约定,一般来说要有商业保险的购买以及其他一些费用的赔付约定。
中新经纬:目前对于超过60岁法定退休年龄人员的工伤认定,司法实践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规定,这导致许多银发劳动者在工作岗位上伤亡,却不能被认定为工伤。你认为政策保障方面还需做出哪些指导和提升?
张成刚:政策保障方面要做一个系统性的改变,把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险进行重新梳理,特别是进入强制退休年龄之后的劳动者,应允许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继续建立劳动关系。至于60岁法定退休年龄者,可以有享受养老保险的权利,而这个权利和他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权利并不冲突,不应把两者作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项。《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法》应就此处做出相应修订。
中新经纬:有观点认为老龄员工享有工伤保险待遇,增加用人单位成本,其结果是会排斥用工单位聘用高龄职工再就业。你怎么看?是否应针对企业出台鼓励措施?
张成刚:这是完全错误的说法。企业聘用员工的本质是因其创造的价值高于其薪酬,其生产率水平高于薪酬水平,因此,企业得到了利润。老龄员工在雇佣关系当中会面临同等的职业伤害风险,所以他应该享受的工伤保险是社会层面权利的赋予,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被剥夺;而企业的雇佣行为是基于经济层面的决定,这与老龄员工所享受法定给予的社会层面的工伤保险待遇权利之间不冲突。
特别是,不应该认为老龄员工就是低成本员工,所以部分企业才去聘用老龄员工。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为什么这一错误说法会出现?第一,目前不允许老龄劳动者和企业之间建立劳动关系,导致老龄劳动者在权利上天然存在缺失,企业雇佣老龄劳动者时会出现顾虑,为了弥补企业风险就压低工资水平,这种“压低”是一个扭曲的结果。因此,要营造或改变就业观念,特别是对老龄员工就业的普遍认知需要扭转。其实,无论企业或是员工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第二,要在法律上形成统一的规定,能够让老龄员工和企业之间建立劳动关系,避免老龄员工的用工成本被人为压低,这是失业风险减少的根本措施。第三,在公共就业服务方面,给予低龄老年人一些支持,如日本就设立了一些非营利组织,“银色人才中心”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老年人再就业,中国的公共就业服务当中还存在缺失。对于企业的激励,不需要发放特定补贴以刺激招聘低龄老年人,还是要让市场做出自主选择。(中新经纬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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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亚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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