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的传奇人生：同学代填高考志愿选择经济系，曾是北大资料室扫地僧

作者：齐鲁壹点

发布时间：2023-02-28 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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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

厉以宁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是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以严谨的学术著作、深刻的学术思想，成为学术领域的翘楚。他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参与推动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主持起草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参与推动出台非公经济36条以及非公经济新36条，对我国经济改革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厉以宁 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他是如何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又是如何成就了自己的非凡人生？

▲ 小学时期和高中时期的厉以宁。

中学写小说诗歌，被同学争相传阅

据文汇报报道，1930年出生的厉以宁是家中长子，籍贯长江下游的仪征，生于南京。“以”是厉家的排行，“宁”是为了纪念出生之地。4岁时，他随经商父亲举家迁居上海，6岁入学上海中西女中第二附小（现永嘉路小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侵华日军占领上海，1943年，全家为躲避战火，避难湘西沅陵，入学因战争迁到此处的长沙雅礼中学。从小学到中学，厉以宁是个爱好文学的少年。初中时，他以“山外山”的笔名写小说，在学校的壁报上连载。

厉以宁一直偏爱文学，曾熟读中国古典文学《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和诗词；喜爱阅读外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莫泊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以及中国现代文人鲁迅、巴金、茅盾、沈从文等人的作品。

在湖南省沅陵县雅礼中学(当时雅礼中学迁移到沅陵)读书的这段日子，他源源不断地将自己对生活和世界的感受用诗歌、散文、杂感和短篇小说等表现出来。他的每一个作品，都成为同学们争相传阅，反复议论的焦点。

1946年，厉以宁重返南京，转到南京金陵大学附中读高二。在一流的数理化老师们的熏陶下，厉以宁的兴趣又逐渐从文学转向自然科学。他还担任了班里的学习委员兼化学科代表。高中毕业前夕，学校组织厉以宁所在班全体同学去一家大型化工厂参观。机器轰鸣，烟囱林立，严肃的化学工程师，深深刻进厉以宁的脑海。他说：“这次参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了解到化肥生产对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于是我决心走‘工业救国’的道路。”

同学代填高考志愿，选择经济专业

据北大新闻网报道，1949年4月，南京市解放。本来在金陵大学附中就读的厉以宁，以出色的数理化天赋，勤奋刻苦的努力，名列前茅的成绩被保送到金陵大学深造。他当时选择了化学工程系。因为他立志做一个化学家，实现工业救国抱负。但是南京解放后，金陵大学停止了运转。厉以宁就到湖南沅陵一家消费合作社担任了会计。

两年后厉以宁再次参加高考，将目光投向了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他委托在北京的同学赵辉杰代为报名。赵辉杰认为厉以宁选学经济系最为适合，优势较大，就替老同学做主，第一志愿填报的是北京大学经济系。同年7月，厉以宁在长沙应试，8月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多少学子梦寐以求的北大，拉开了他终生致力的经济理论学术生涯的序幕。

“至今我愈来愈觉得赵辉杰代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最佳选择。” 厉以宁回忆道。

▲1988年6月，厉以宁在阅读学生的论文。

49岁成为副教授，4年后提升为教授

在北大求学的4年中，厉以宁从宿舍到图书馆，从图书馆到老师的办公室或宿舍，埋头苦读，孜孜探索，学问和思想都迅速成长起来。他说：那时候的寒暑假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刚上大学不久，厉以宁就在1952年7月的《经济导报》上公开发表了平生第一篇经济研究的文章《波兰经济新面貌》。这篇文章显示了一位好学深思的青年在学问上的抱负和独立探索的精神。

据文汇报报道，1955年厉以宁毕业留校，在经济系资料室工作。当时的资料室除了向老师提供借阅书刊，还要搜集、整理、编译国内外的新资料。这份工作使厉以宁有机会接触大量西方经济学著作和几十种国外经济学期刊。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翻译了200多万字的经济史著作，还为北大经济系内部刊物《国外经济学动态》提供了数十万字稿件。

1977年，厉以宁结束20余年资料室青灯黄卷式的生活，正式登上讲台，很快成为大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几年间，他从资本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讲到统计学、会计学，前后讲过的课多达20余门。1979年，厉以宁被提升为副教授；1983年，提升为教授。

他讲课不念讲义，只在几张卡片上列出提纲，或坐或走，艰深的内容娓娓道来。有学生说，听厉老师讲课，如同和一位长者冬日拥炉谈心。他的课经济学系学生要听，其他专业的学生也常常来“蹭”，有时连走廊上也挤满了人，以至有学生提前领号，凭号入场。这种讲课生涯一直持续到2016年。

▲1997年2月，厉以宁夫妇在广东深圳。

天天洗手做羹汤，写了文章夫人先看

在身体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厉以宁每天早晨6点起床，坚持写一小时文章，7点做两个人的早饭，然后又是看书、写作，直到11点，开始做午饭。

厉以宁做饭的本事是在鲤鱼洲干校学会的。回到北京后，如果不是做饭，他能一直坐在书桌前思考和写作，一点活动都没有。他做饭，是夫人何玉春为了让他有机会歇歇脑子、动动身体。

何玉春是电气高级工程师。厉以宁的文章总是先给她看，何玉春满意了，厉以宁才放心，这样一般读者读起来也不会太难。

从1957年为何玉春写第一首词起，厉以宁“情诗”多多，从青春年少写到满头白发，从新婚燕尔写到儿孙满堂。2008年，是他们金婚，厉以宁以“凄风苦雨从容过，无悔今生不自愁”的诗句总结自己50年的婚姻。

(上游新闻据北大新闻网、文汇报等图文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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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逝世：回顾他的一生，回顾一个时代

作者：新经济学家

发布时间：2023-02-28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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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综合自网络

中国共产党党员、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全校师生沉痛悼念厉以宁先生。

厉以宁是江苏仪征人，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北京大学原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名誉院长。他代表了中国经济的一个时代，他走了也带走了一个时代。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

厉以宁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是「孙冶方经济学奖」等多个重要学术奖项获得者。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他「改革先锋」称号。

1951年，厉以宁计划参加当年的高考，并托已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念书的好友代他报名。好友认为，厉以宁虽然想学化工，但他更有文学功底，知识面广，又当过会计，学经济学更合适，便作主将北京大学经济系填报为第一志愿，厉以宁从此便与北大、与经济结缘。

20世纪80年代初，大批上山下乡的知青返城，急需寻找到工作岗位，就业成为经济、社会的突出问题。1980年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主持召开全国劳动就业会议。厉以宁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可以用民间集资的方法，组建股份制企业，不用国家投入一分钱，就能为解决就业问题开辟新路。这是厉以宁第一次正式提出的关于股份制的建议，引发了理论界、学术界的激烈讨论。

1986年，中国的改革由农村向城市延伸，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价格“双轨制”的负面影响日趋显现。中央有关部门委托9家单位对改革方案进行专项研究。当时，世界银行向中国提出的建议是仿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的做法，全面放开价格，也就是采用「休克疗法」。北京大学却提出另一种构想：走产权改革的道路。当年4月26日，厉以宁在北京大学纪念「五四」学术讨论会上，面对上千名听众，首次提出了所有制改革。他登上讲台直击主题：「我今天准备讲19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改革的失败，有可能是价格改革的失败，但中国改革的成功，必须是所有制改革的成功。」一句话就吸引住了在场的听众。当年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再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大声疾呼。此后，厉以宁又在各种场合多次宣讲这一主张，有报纸给他起了“厉股份”的外号。

厉以宁认为他的理论是一种经济学理论「非均衡」。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里昂·瓦尔拉斯提出在完善的市场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下，市场上过度需求和过剩供给的总额必定相等的假设，被称为「瓦尔拉斯均衡」。「非均衡」是指在市场不完善、价格体系不灵敏条件下达到的均衡。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等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非均衡进行了广泛研究。20世纪60年代，厉以宁即注意到了非均衡理论。20世纪80年代末，厉以宁根据中国经济现状，提出了“两类不均衡”的观点。他认为，按照市场主体是否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均衡」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企业能够自主经营、不受干预情况下的「非均衡」。在传统和双轨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里，企业难以摆脱行政的干预，是第二类「不均衡」。唯有培育出充分自主、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才能转化第一类「非均衡」。这是厉以宁坚持经济改革必须从产权改革入手的学理依据。1990年，厉以宁的专著《非均衡的中国经济》问世，此后几十年多次再版，被称为“影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十本书之一”。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1998年12月，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由厉以宁担任起草组组长、历经6年酝酿的《证券法》以135票赞成高票通过。1999年，《证券投资基金法》起草小组成立，厉以宁任组长。2003年10月，该法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高票通过。2003年10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以促进非公经济发展为主题组织调研组，由厉以宁任组长，赴广东、辽宁等地调研。2004年，17页的《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连同厉以宁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一同被送到国务院。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问世，即著名的「非公经济36条」，厉以宁又成了「厉民营」。

厉以宁著述丰富且涉及领域广，出版的独著、合著、主编、合编、译著，已近200部，覆盖西方经济史、经济学史、宏观经济、转型发展理论、经济伦理、社会信用体系等诸多领域。

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学者，他们不但以严谨的学术著作、深刻的学术思想，成为自己学术领域的翘楚，他们还以自己的精辟见解，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和民间思潮的走向，因此民族历史的变迁中便深深打上他们的烙印。经济学家厉以宁正是这样一位学者。面对这样的学者，我们除了崇敬，还会自然产生疑问：他如何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他如何成就了自己的非凡人生？

1930年11月22日深夜，厉以宁诞生在南京，家人给他起名以宁，「以」是排行，「宁」指出生于南京。四岁时他随家庭迁居上海，先后在上海两所著名的小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41年，厉以宁考上著名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1943年又随家迁居到湖南沅陵，以优异成绩考上湖南名校雅礼中学。1947年转入南京金陵大学附中就读，直到高中毕业。这些名牌小学中学为厉以宁奠定了良好的文化素质基础。

小学时期与高中时期的厉以宁

北大燕园，有这样一位先生。他在经济学领域著述等身，思想与时俱进；他是学界泰斗，亦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锋。

“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是他坚守的治学精神与态度；“化身红烛守书斋，照见窗前桃李已成材”，是他作为师者的情怀与写照，他就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厉以宁。

纵览厉以宁先生的学术生涯，他关于股份制改革、非均衡理论、民营经济发展的理论创见始终如熠熠明灯，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指引前路。

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他把自己一生的时光和智慧都奉献给了中国经济社会改革与教育发展的事业，以其学识、见识、德行和修养照亮后来者前行的方向。值此厉以宁先生九十二岁寿辰，让我们重温厉老的光辉岁月与诗化人生，共勉向前。

厉以宁成功接住了老一代的大旗，他1955年在经济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到1992年。厉以宁在此期间，不断发声，外号“厉股份”在此期间获得，知名度与日俱增，同时期间教了两个学生现任总理李克强、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国师身份一时无两。

厉以宁1993年离开经济学院就任新成立的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1994年该学院更名为光华管理学院，自此又再创一派，经济学院则在伺候示微，虽然后来有如刘伟等，但是同早期和同期其他院系比则暗淡不少。

厉以宁就任光华管理学院后，光华一跃成为商学院第一梯队，经济学领域内也是影响颇大。光华学院注重研究和学术，并一直看齐国际。

继任院长是张维迎，张维迎在莫干山出名，随后就职体改委，后来在牛津深造，回国后在北大任教。其不断倡导市场改革，针对国企改革发声，引发全国的讨论。张维迎就任院长后也是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不过由于个人原因，最后暗淡离任，导致光华现在都在避免谈起张维迎，令人唏嘘。现任院长蔡洪斌，属于后起之秀。

厉以宁从经济学院出来重新树立了光华的大旗，实属不易，比有朱镕基担任院长的清华经管某些方面更有优势，究其原因还是厉以宁本身有鲜明的思想，并推动了当时的社会改革和进步，反观清华此点则没那么明显。

像很多人一样，他曾经有过一段缱绻的文学梦想。厉以宁一直偏爱文学，曾熟读中国古典文学《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和诗词；喜爱阅读外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莫泊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以及中国现代文人鲁迅、巴金、茅盾、沈从文等人的作品。

在湖南省沅陵县雅礼中学(当时雅礼中学迁移到沅陵)读书的这段日子，他源源不断地将自己对生活和世界的感受用诗歌、散文、杂感和短篇小说等表现出来。他的每一个作品，都成为同学们争相传阅，反复议论的焦点。这进一步鼓舞了他的作家梦。

1946年，厉以宁重返南京，转到南京金陵大学附中读高二。在一流的数理化老师们的熏陶下，厉以宁的兴趣又逐渐从文学转向自然科学。他还担任了班里的学习委员兼化学科代表。高中毕业前夕，学校组织厉以宁所在班全体同学去一家大型化工厂参观。机器轰鸣，烟囱林立，严肃的化学工程师，深深刻进厉以宁的脑海。他说：“这次参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了解到化肥生产对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于是我决心走‘工业救国’的道路。”

差点，中国就多了一位化学家，少了一位经济学家。

同学代填的人生最重要的志愿

1949年4月，文化名城、长期充当国民党大本营和政治堡垒的南京市得以解放。这一个历史事件改变了所有南京市民的命运，包括金陵中学的才子厉以宁。

本来在金陵大学附中，厉以宁以出色的数理化天赋，勤奋刻苦的努力，名列前茅的成绩被保送到金陵大学深造。他当时选择了化学工程系。因为他立志做一个化学家，实现工业救国抱负。但是南京解放后，金陵大学停止了运转。厉以宁就到湖南沅陵一家消费合作社担任了会计。

两年后他再次参加高考，将目光投向了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他委托在北京的同学赵辉杰代为报名。赵辉杰认为厉以宁选学经济系最为适合，优势较大，就替老同学做主，第一志愿填报的是北京大学经济系。同年7月，厉以宁在长沙应试，8月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多少学子梦寐以求的北大，拉开了他终生致力的经济理论学术生涯的序幕。“至今我愈来愈觉得赵辉杰代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最佳选择。” 厉以宁回忆道。

厉以宁的这种选择在他早年是料想不到的。

经济学具有这种性质：它既是一门需要以严谨科学精神进行数学计量和推理的学问，又是“致用”之学，需要对人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进行深刻理解和探讨的学问。既然如此，厉以宁在早年走过的思想和情感历程就恰好是一个未来经济学家的最好储备。

从仰望群星到北大之星

从五四运动以来，北大在国人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大师云集，人文荟萃，思想活跃，在厉以宁看来这是最理想的求学之地了。一旦进入这所学术殿堂，就像高尔基说的那样是“饥饿的人扑在了面包上”。做学生的4年中，他从宿舍到图书馆，从图书馆到老师的办公室或宿舍，埋头苦读，孜孜探索，学问和思想都迅速成长起来。他说：那时候的寒暑假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刚上大学不久，厉以宁就在1952年7月的《经济导报》上公开发表了平生第一篇经济研究的文章《波兰经济新面貌》。平心而论，这篇文章具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但显示了一位好学深思的青年在学问上的抱负和独立探索的精神。

50年代初的北大经济系（现在是北大经济学院）和众多系一样群星荟萃，每一个学子都幸福地接受着灿烂星光的照耀。厉以宁的回忆中较多提及的是陈岱孙、陈振汉等先生。

陈岱孙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1926年他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他为中国经济界培养了六代学子，被尊为中国西方经济学的泰斗。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高尚的品格，为人称道，他深刻的学术见解思想影响着经济理论界动态和国家政令的制定。

陈岱孙先生有着不寻常的家学渊源，其叔祖是末代皇帝的师傅陈宝琛，因此他本人的国文功底深厚，这种辞采文情，悄悄地濡染着厉以宁年轻敏感的内心。

陈振汉先生是哈佛大学的文学硕士、哲学博士。他是较早在北京大学讲授“比较经济制度”课程，介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学者。解放后，先生出任北大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以非凡的毅力和深厚的功力开始选编《清实录》 《东华录》经济史资料。1952年到1953年，先生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代理主任。

陈振汉教授非常喜欢厉以宁这个刻苦用功的弟子。他给厉以宁的评语是：“成绩优异，名列前茅。”他认为厉以宁是一个大有前途的学术接班人。厉以宁则从陈振汉那里学来了进行经济史比较研究的方法，更从这位学者身上获得了“闹中取静”的读书习惯。

陈振汉先生

大学生活期间，在老师们的影响下，厉以宁的研究目标和领域就明确了下来：探索现代经济的规律，服务祖国和人民。

“如果说我今天多多少少在经济学方面有所收获的话，那么这一切都离不开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老师们的教诲，他们是我在经济学领域内从事探索的最初引路人。”厉以宁说。

1955年厉以宁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被经济系选留。然而随着国内政治空气越来越“左”，厉以宁也觉得很难施展抱负，他在系里的资料室从事编译工作，一干就是20年。

这期间，厉以宁参加过开山修渠和深翻土地的劳动，忍受过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饥饿和浮肿，参加过农村社教，作为被“专政”的对象，先后在京郊海淀公社草场大队、昌平县太平庄农场及北大校园内的“劳改大院”进行过三年“劳动改造”。他的家被抄过三次，许多资料，包括妻子、家人的照片都被损坏了。在被迫接受“劳动改造”时，连人身自由都失去了，更别说进行更多的知识积累了。1968年，厉以宁和许多教职工一道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先住仓库，后住茅草棚，仅参加劳动的时间加起来就有近十年。“但是，我经历的这一切，它磨炼了我的意志。”

厉以宁和老师赵迺抟教授（1961年 北京大学）

资料室的20年工作，尽管是冷清寂寞的，但他却得以在人们头脑发热的年代，镇静自如地吸收中外经济学的知识，了解西方经济学的进展，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它是我大学毕业后的又一个知识积累阶段，它使我在大学所学的东西得到了进一步充实，视野进一步拓宽。”

厉以宁认为这20年是人生经历的重要积累。“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特殊的中国经济环境使我对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有了亲身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任何一个不曾亲自经历这段时期的经济工作者所不可能具有的。在大学阶段，我曾对波兰经济学家兰格提出的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第三条道路的观点产生了兴趣，但‘文革’中的经历使我看到了苏联模式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种种弊端，也发现了兰格理论的局限性。这些感受可以说是在经历了那一系列磨难后的最大收获。多次下放，使我看到农村的贫困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于是，对建国以来，尤其是‘大跃进’以来的经济政策、方针、路线感到怀疑，发现自己在大学阶段所学的那套东西同现实的距离是那么的大。中国要富强，人民要过上好日子，看来不能再依靠计划经济的模式了（这些思考在当时是不能公开的）。”

70年代末，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厉以宁这个曾被斗争、抄家、剃阴阳头、监督劳动、隔离审查的人的经济学观点得以重见天日，他多年的积累有了用武之地。从这以后，他开始了新的教学生涯。1979年，厉以宁被提升为副教授；1983年，提升为教授。

1988年6月，厉以宁在阅读学生的论文

在未名湖畔，厉以宁的名字日益成为学生们头脑中的“关键字”。厉以宁的经济学讲座成为学生们心中北大风度的代表。他讲课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不拘一格，大多数时间他不用讲稿，只是在一张卡片上列出一系列的提纲，讲课时他或站，或坐，或走动，脸上溢出轻松的笑容，眼睛闪闪发光。70年代末以来，几乎没有学生没听过厉以宁讲经济学的。

但是，奠定厉以宁在中国经济学界地位的关键还是他在学术上的富有勇气和智慧的创造。

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代表人物

在中国自70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协调改革派”、“所有制改革派”、“宏观改革优先派”、“宽松学派”、“经营权主导改革派”、“产权改革派”、“制度学派”等不一而足。这些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也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教授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要理解他的思想体系，首先要理解他设定的两个认识中国经济状况的理论前提。

认识非均衡的中国经济

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

厉以宁教授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解析，他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教授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教授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更为重要的是，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理论，奠定了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西方的非均衡理论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教授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厉以宁教授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主权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

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

厉以宁教授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

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教授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

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教授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教授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教授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教授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这就是厉以宁教授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教授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厉以宁教授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厉以宁教授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教授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

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教授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主权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定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

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教授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

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教授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禁区”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教授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具有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

在厉以宁教授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厉以宁教授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厉以宁教授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厉以宁教授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教授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教授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其中以对道德问题的探讨最为系统和深入。

厉以宁教授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

在厉以宁教授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教授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地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代理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教授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教授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厉以宁教授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

诗词世界的真情人生

在公众的印象中，厉以宁是一位严谨、睿智且有独到见地的经济学家，其实伴随他人生历程的不仅仅有经济思想，更有着充满激情与哲理的诗意，两者相互交融，构成他独具魅力的人生。在北大，厉以宁诗词讲座的吸引力丝毫不逊色于他的经济学讲座。

1974年在北京大学

北大校园的女教师提及厉教授的夫人何玉春时，每每钦羡不已，都说她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这倒不尽在于她丈夫有名气，而在于大经济学家厉以宁对她、对家一往情深；给她写诗，从青春年少写到满头白发；给家写诗，从终身伴侣写到儿女孙辈。在厉以宁70岁生日这一天，与他相濡以沫42年的妻子何玉春，始终陪伴在夫君身边，她也是厉以宁多首诗词的主人。一首《浣溪沙•除夕》，为我们再现了这对恩爱夫妻的新婚：“静院庭深小雪霏，炉边相聚说春归，窗灯掩映辫儿垂。笑忆初逢询玉镜，含羞不语指红梅，劝尝甜酒换银杯。”然而，当一位学生朗诵厉以宁写于1971年的《鹧鸪天》时，何玉春不禁抹起了眼泪，这首词让她想起了他们携手走过的艰难岁月。那是她和厉以宁长达13年的夫妻分居之后，是在她放弃了一切能放弃的之后的一次真正不再分开的相逢。厉以宁在诗中写道：“往事难留一笑中，离愁十载去无踪。银锄共筑田边路，茅屋同遮雨后风。朝露冷，晚霞红，门前夜夜稻香浓。纵然汗渍斑斑在，胜似关山隔万重。”

“一纸家书两地思，忍看明月照秋池，邻家夫妇团圆夜，正是门前盼信时……情脉脉，意丝丝，试将心事付新词，几回搁笔难成曲，纵使曲成只自知。”诗词，于他既是历史烟云，又是他生活的浪花。无论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在厉以宁的笔下都是含蓄蕴藉，不失骚人之旨。诗的语言清新、典雅，传统笔墨与时代气息结合得那么自然和谐，新而不俗，陈而不迂。这是他诗词的独特风格，其实这也是他为人、治学的风格。眼下名人诗词可谓多矣，但是像厉以宁这样的功底、意蕴，即使在职业诗人中也不多见，何况对厉以宁来说，诗词只是他业余的一大“爱好”。他的词多于诗，这也许是词的长长短短的形式便于表达无穷变幻的思绪和事物，既遵照格律，又大有选择变换的余地。

作诗不是诗人的专利；读过厉以宁的诗词，甚至觉得非专业诗人往往能生产出好诗，因为“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我对诗词的兴趣，是在中学时代培养起来的。20世纪四十年代，我先后就读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扬州震旦中学，都是国内著名的学校，不但重理，而且重文，造就许多优秀人才。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擅长诗词，在他们的诱导和影响下，很早就开始学写诗词，后来成为终身爱好。”厉以宁17岁时填的第一首词《相见欢•仪征新城途中》，当时在南京读高中的他春假期间回家乡仪征途中作的其诗句美妙委婉，读来使人如临其境：“桨声篙影波纹，石桥墩，蚕豆花开一路水乡春……”这第一首词严格按照上阕平、下阕二仄二平的要求，意境清逸淡雅鲜动，用词浅易平实而又十分讲究。

厉以宁的诗词功底得益于他的中小学的国文老师，诗词格律是老师教的，而诗韵词韵是他自己下功夫熟记的，他能默写出几十种词牌的正谱。厉以宁认为诗词对一个人的人生修养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一首好诗，往往可以影响人的一生。作诗填词，可以修身养性，抒怀遣兴，培养人的高尚情操和广阔胸怀。”自己经历过坎坷，但是意志从未消沉，他说这应该归功于诗词的涵养。由此他认为，现在中学生的“营养”过于单一，文学知识太差，这对于一个人的全面成长是很不利的。

如果不是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北京大学经济系，也许今天的厉以宁会是一位职业诗人。他后来开始了毕生从事的经济学研究，但吟诗赋词的兴趣却始终未减，这种爱好也的确给他多年沉闷而又艰辛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慰藉。厉以宁性格开朗、思维敏捷，他以睿智乐观的博大心胸接纳生活，无论处在多么艰难的环境里，总是泰然处之。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其不为外界了解的“秘密武器”就是他有诗词为伴。

“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作为积极主张改革开放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理论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发展变化的观点也贯穿于他的诗词，而这些诗词也把他的才华和性情真实地展现给读者，使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内心丰富的经济学名家。

本文最初发表于2006年12月14日，原标题为“首届蔡元培奖之七：经邦济世 诗化人生——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厉以宁教授”。

以下为厉以宁先生回忆难忘的大学生活：

我于1951年暑假在湖南长沙参加高考，被北京大学录取后于1951年8月底由长沙来北京，成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学生。从1951年到2012年，已经61年，我一直在这里学习、工作。即使1958年一年在北京门头沟区西斋堂村下放劳动，1964—66年，在湖北荆州江陵和北京朝阳区高碑店两度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1969—71年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在江西南昌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农场劳动，但我始终没有离开过北京大学。到2012年，我82岁了。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占据了我四分之三的岁月，我忘不了北京大学，忘不了培养我、教育我的北京大学经济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前身）。

61年来，北京大学处处使我留恋，事事使我难以忘怀。而至今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1951—1955年的四年大学生时期。作为对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一百周年院庆的纪念，我写下了这篇带有回忆录性质的文章“难忘的大学生时期”。文章共分五段：

一、回忆总是美好的

二、引路人：我的老师们

三、重在启迪和相互切磋

四、北京大学图书馆——知识的宝库

五、把美好的日子留在诗词中

01、回忆总是美好的

我1951年进入北京大学时，北京大学还在城里沙滩校园。红楼是我们上课的地方，北楼是法学院所在地，经济系办公室也设在那里。除了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外，法学院有一个图书室，收藏的是法律、政治、经济方面的图书，主要是教师阅览图书的地方，也对大学生开放。不过，我们这一年级（1951年入校的）是当时仅有的留在学校学习的年级，因为二、三、四年级的学生都去广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队，要到1952年才回校，法学院的教师大多数也到广西去了，所以法学院图书室是空荡荡的，没有多少读者。

经济系一年级的课不多。除了外语（任选一门外语）以外，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经济地理、中国通史、会计学和作为政治课的新民主主义论，还有体育课，这些都是必修课。另外可以选一门选修课，有选文学的，也有选第二外语的。功课虽然选得很满，会计学还有习题，但星期日比较空闲。年级中，只有少部分学生是北京人，家在北京城里，所以走读。外地的同学大多是第一次来北京，一到星期日，只要不刮风下雨，都到公园名胜去游玩。

可惜，这样的时候只有半年，即一年级第一学期。一放寒假，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开始了。有的学生干部被抽调到三反五反工作队去工作，据说是参加外调。学校里，教师们都自我检查，听取群众批评意见。关键是几位著名教授要在大会上作检查，学生们都得参加。全校大会上做检查的有西语系的朱光潜教授、经济系的周炳琳教授、法学院院长钱瑞升教授等人。课也停了，大大小小的会议排得满满的。好在图书馆还照常开放，爱学习的学生借书回去读。一些并不怎么爱读书的同学，乐得个清闲，不上课，也不借书阅读，而且各有爱好，如打桥牌，下围棋，听戏，或谈恋爱。就在大学一年下学期，我们年级的男女同学之间就结成了好几对。好在他们后来家庭都很幸福，都儿孙满堂了。

到了五月末、六月初，法学院二、三、四年级到广西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的同学先后返校了。经济系一下子就热闹起来。那时，初读大学一年级的我们（当时都被称作新生；尽管我们第二个学期都快读完了，仍被称为新生），整日忙着听老生谈参加广西土地改革的体会、心得、思想转变的报告，听完后一个个表态，折腾了一个多月，就放暑假了。第二学期基本上没有上什么课。

暑假快结束时，校园里传出了院系调整的消息。有人高兴，有人发愁。关于北京大学，大体上是这样的：医学院分离出去了，成立独立的北京医学院；工学院也取消了，有的系并入新建的北京航空学院，有的系并入清华大学，有的系并入在北洋大学基础上扩建的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并入了河北大学；农学院，并入了新建的中国农业大学。文学院、理学院不仅完整地保留，而且把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有关的系也并进来了。法学院变动很大，法律系、政治系并入了新建的北京政法学院，经济系则分成两部分，大部分并入中央财经学院（包括财政系、金融系、对外贸易系等），小部分留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唯一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专业）。由于当时采取经济学学生自报志愿，系领导批准的方式，我填的是学习政治经济学。隔了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关于我的去向是有争议的，幸亏代理系主任陈振汉老师和政治经济学专业负责人张友仁老师的大力帮助，我终于被分配到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这是我未来能在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研究中做出一些成绩的关键的一步，也是使我深深感激陈振汉和张友仁两位老师的原因。

新学年一开学，我就随着北京大学师生一起迁入了燕园——燕京大学已经并入北京大学，燕园就是北京大学新的校址。由于燕京大学原来规模小，北京大学比燕京大学大得多，加上学生全部住校，所以学生宿舍十分紧张，经济系学生最早住在承泽园，是旧民房，家属区。隔了几个月，又迁到了全斋（未名湖北岸，现名红七楼）。

从这时起，我才真正接触到经济学，因为教学楼秩序恢复正常了。听著名教授讲课也是从这时开始的（读一年级时，教授们几乎都随着土地改革工作队去广西了）。

大学一年级，实际上只上了一个学期的课，与经济学有关的只有三门课，即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经济地理和会计学。是不是浪费了半年以上时间呢？当时，我和其他同学都以为浪费了时间，没有学到什么。抱怨是有的。但迁到西郊燕园以后，随着教学秩序恢复正常了，课程内容扎实了，阅读参考书的分量增加了许多，所以怨气渐渐消失。

今天我很怀念大学生时期，包括大学一年级的生活。回忆总是美好的。回忆是若干年后的事情，形势变了，个人的经历丰富了，对人世间变幻无常的情况也习惯了，于是对过去的遭遇就会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来总结，总能从回忆中得到某种宽慰。过去哪怕是惊涛骇浪的年代，多年以后的回忆也就会淡然处之，坦然处之。这就是我对待北京大学一年级生活的态度。

从大学二年级起，直到1955年大学毕业，我在北京大学之所以能够为将来的教学工作、研究工作打下较扎实的基础，多亏老师们的指点。这样，让我们转入这篇回忆文章的第二段，引路人：我的老师们。

02、引路人：我的老师们

我认为在大学生时期，对我帮助最大、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这样六位老师：陈岱孙、周炳琳、赵迺抟、罗志如、陈振汉和张友仁。

2.1 陈岱孙先生

院系调整前，陈岱孙先生是清华大学经济系系主任。院系调整时，他离开清华大学，出任中央财经学院副院长。1953年，他调到北京大学，担任经济系系主任，从此在北京大学工作了四十多年。

陈岱孙老师担任经济学说史一课的讲授。那时我已在念大学三年级。这是北京大学经济系的一门重点课。陈岱孙先生从希腊罗马经济思想一直讲到凯恩斯理论，每星期讲两次，一次两学时，讲两个学期。他讲得最仔细的是两个部分，一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威廉·配第到李嘉图，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念体系、政策主张和学术影响，二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说，并着重说明新古典学派在1930年资本主义大危机发生后所陷入的理论困境，以及凯恩斯理论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陈岱孙先生的讲课效果很好，吸引了很多学生对经济学说史感到兴趣，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对经济学说史学习的劲头一直很足，因为通过陈岱孙先生的教导，我越来越认识到，如果没有扎实的经济学说史的基础，在理论的学习中是不可能融会贯通的。

20世纪90年代的陈岱孙先生

2.2 周炳琳先生

周炳琳先生过去曾担任过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但我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时，他已不再担法学院院长（由钱端升先生担任法学院院长），而到广西参加土改去了。他回到北京后，暂时没有排课。由于他和赵迺抟先生是好友，又是邻居，所以在赵迺抟先生推荐下，我认识了周炳琳先生，并有机会多次被邀请到他家里去求教。周炳琳先生专攻西方经济史，学识渊博，很有独到的见解。他是把我引进西方经济史领域的恩师。在他的指引下，我对西方经济史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这影响了我毕业留校以后的治学方向。至今我仍记得周炳琳老师的教导：如果没有经济史的基础，经济理论是学不好的；如果没有对西方经济史的深刻研究，工业化一定会走弯路。这两句话影响我一辈子的学习和研究。

青年时代的周炳琳先生

2.3 赵迺抟先生

赵迺抟先生是解放前北京大学经济系的系主任，我考进北京大学经济系时，经济系主任换人了，他也去广西参加土改。他回校后，没有担任大学生课程。他是研究制度经济学的，对制度经济学的来龙去脉非常熟悉，家中藏书也很丰富。1952年，我读一年级下学期时，在法学院图书室里借书阅读，赵迺抟先生常去那里。日子久了，他感到很奇怪，在座的都是教师，怎么这个20岁出头的学生一有空就到这里来，于是我和赵迺抟先生就熟悉了。他说：“我家里书很多，有些书这里没有，你可以到我家里去看看。”这样，我就成了赵迺抟先生家中的常客。北京大学迁到西部燕园后，他住在燕东园29号楼上，楼下是周炳琳先生家。我不但向赵迺抟老师借书，而且还畅谈对经济学演进的看法，赵迺抟先生给我最大的影响是在经济学领域内了解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渐渐地，我懂得制度经济学的意义。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说史上是以异端的面貌出现的，但制度经济学的传播无法限制，它独树一帜，形成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赵迺抟先生的教导，使我以后一生对制度经济学感兴趣。

20世纪50年代赵迺抟先生指导厉以宁读书

2.4 罗志如先生

大学三年级的课程很重，罗志如先生讲授的“国民经济计划”同样是一门重点课。我不仅担任了这门课的课代表，还是学生计划经济研究小组的组长，课外同罗志如先生接触较多。

至今我都认为，罗志如先生当时曾提到的20世纪30年代内西方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和兰格之间围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否有效运行所展开的论战是十分有启示的。米塞斯和哈耶克怀疑计划主义计划经济的有效运行，并进而怀疑计划经济的可行性，而兰格则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是可以操作的，前提是“碰碰试试，错了就改”。这就是所谓的“试错法”。罗志如先生只是提出了问题，他自己没有对此评论，但我却从中发现了一个道理，即在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间是否存在着第三条道路。隔了30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讨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时，罗志如先生当年的提示对我仍然起着作用。

2.5 陈振汉先生

陈振汉先生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做过代理系主任，他的研究侧重于中国经济史，尤其是清代经济史。他给我们讲授中国经济史课程。

陈振汉先生在听课的学生中，不知怎的发现了我，也许是由于课间或课后我的提问使他注意到我。他当时住在北京大学西校门外的承泽园家属区，要我有空到他家中聊聊，并问我是否喜欢研究经济史。我告诉他，经济史确实是一门引人入胜的研究领域，但我接触还不多。他告诉我，要学好经济学，理论、历史、统计的训练三者缺一不可，要在这三个方面同样下功夫。

陈振汉先生

我大学毕业后之所以被留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从事经济史资料的编译工作，可能同陈振汉先生的推荐有直接关系，尽管这时他不担任经济系代理系主任了，但仍担任经济系经济史经济学说史教研室主任一职，所以对我留校工作是起作用的。可惜我一直没有机会转入中国经济史领域，而被分配给周炳琳先生做助手，以西方经济史为专业。幸运的是，经济史，无论中外，都是相通的，我在研究西方经济史的同时，对中晚唐五代经济史始终有浓厚的兴趣，因为我认为中晚唐五代长达二百年的时间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刚性体制向弹性体制的过渡时期（参看我所著的《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一书（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

2.6 张友仁先生

张友仁先生当时还是年轻教师，西南联大毕业留校任教不久。职称是讲师。我大学二年级时，他担任重要课程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主讲。整整两个学期，每周都有课。当时在全国高等学校经济院系能完整地开出这门课的人不多，张友仁先生是其中一个，他自称是刚从苏联经济学家那里学来的。

给班上同学印象最深的，是张友仁先生对我们班毕业论文的指导（当时并未采用毕业论文这个名词，而是称做高年级的学年论文）。我定的题目是于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我的论文是在张友仁先生指导下完成的。他评价不错，只是说我文章里的注释太多。在陆昊写的《厉以宁学术评传》中提到，这篇论文几经动荡已遗失了，那时我住在中关园宿舍（陆昊的书出版于2002年）。不料在我搬到蓝旗营宿舍后，一天在整理旧书和旧稿时又找到了，现在被我珍藏起来，作为大学生时期的珍贵纪念物，它反映了当年张友仁先生对我指导的成果。

张友仁先生

03、重在启迪和相互切磋

自从北京大学由城里沙滩迁移到西部燕园以后，我完成了从大学二年级到四年级的学业。这三个学年是平静的，学习压倒一切。很难设想以后20多年内还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了，因为后来的政治运动不断：肃反，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动荡十年。

学校的形式是跟着整个社会的形势一起变动的。在大学二年级到四年级这三年，学校的风气也很正常，师生关系和谐，同学关系和谐，自由讨论，甚至因某些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也不会伤和气。在我们年级中，没有发现过有人抓辫子，打小报告，诬告或故意上纲上线等情况。老师认真讲课，总想把自己多年来读书、研究的心得体会告诉学生。老师对学生，重在启迪，也容许同学有不同意见，哪怕是不同意教师的观点。从来不曾发生过批判老师封、资、修的思想，或老师认为某个学生“思想有问题”的事件。这和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整个60年代内我所了解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同年级学生之间的相互切磋是一种风气，像会计学、统计学、工业成本与核算等课程都有作业，外语课也有翻译之类的作业，宿舍很挤（我读大学三年级以后，终算盖成了新学生宿舍楼，四个人一间，只有两张小书桌，而在这以前是大宿舍，一个房间住二十多人），所以同学们都挤图书馆，一吃完晚饭，就到图书馆去抢座位了。当时系里提出“不要让一个掉队”，所以大家一起往图书馆走，做习题时相互帮助。当时的考试是口试为主，进考场前先抽签抓题目，在预备室内准备十多分钟，等前面一位同学口试

评论丨送别厉以宁，我们究竟在怀念什么？

作者：红星新闻

发布时间：2023-02-28 19:59

快照：

当我们今天站在与当年同样的关键路口，我们是否能够把握住机遇，作出与当年相似的战略选择、推动中国经济再次进入新的增长周期？

一夜之间，朋友圈和相关新闻的评论区都被白色蜡烛刷屏。厉以宁，这位见证了改革开放风云际会的著名经济学家在2月27日溘然长逝，留给我们无尽的追思和怅惘。

对于如今的数字原住民、Z世代来说，厉以宁的名字或许不算熟悉，但在如今互联网上铺天盖地的纪念浪潮中，我们能够发现，公众从未忘记这位传奇的经济学家作出的努力。

从知识分子到企业家再到千千万万普通人，在可见的公众表达中，对于这位经济学家以及他所经历的意气风发时代的怀念，成为了人们共通的情绪底色。

厉以宁的一生，可以说见证了这片土地在百年间所经历的巨大变迁。而他人生最为大放华彩的岁月，恰恰也是中国经济实现从无到有、再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巨大历史跨越进程。他是时代的注脚，时代也成为他一生传奇的画卷。正如管清友所写的那样，“没有厉以宁先生，我们在很多领域可能还处于摸索和犹疑当中”。

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两年后的1980年，厉以宁第一次提出“股份制”。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没有真正的企业，而这主要是产权不明确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做的应该是产权改革，要通过股份制来实现。尽管今天股份制公司已经成为常识，但在那个改革开放刚刚起始的年份，这种思想的解放无疑需要莫大的勇气。直到30年后，2009年11月，厉以宁因提出“股份制”获得经济理论创新奖。

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批民营企业家开始在这片热土耕耘。而厉以宁始终关注着民营经济的发展。从“厉股份”到后来的“厉民营”，这位经济学家在推动所有制改革、为民生发声中，始终站在建言献策的第一线。他为民营企业奔走呼吁、为推动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股票市场落地等等多个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那个年代拥有以厉以宁为代表的一批人，才为后来的民营经济能够实现腾飞奠定了稳固的基石。

厉以宁所活跃于公众视野和政商学界的那些年，恰恰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年代。全球化相互信任、无间合作的热浪席卷，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这片土地上所有人热切的梦想和希望。这种热浪和希望，对于刚刚经历了寒冬的人们来说，无疑是精神上闪耀的烛火与温暖的慰藉。

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发展红利惠及了每一个人，如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感谢那些年敢于挑战以往思想桎梏、争取思想解放的人们。也正是思想的解放，才能够拥有后来改革的不断推进。

能够看到，在纪念厉以宁的人群之中，除了他的学生和同事好友，也有很多民营企业家群体同样表达了自己的纪念。如果说“厉股份”推动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是他的出发点，那么以“厉民营”著称后世的他所深度参与的一系列推动提升民营企业位置、发挥民营企业家能动性的制度建设推进，则足以证明这位学者对于民营经济的重要价值。在那些年间，厉以宁时常走入企业生产一线，深度了解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通过多种方式的建言献策，最终影响决策。

当今天中央反复在各个场合强调提振民营经济信心、提振企业家信心之时，厉以宁的离去，无疑进一步触发了现实的思考。也正因此，如何继承厉以宁遗志，真正走进民营经济、为他们的存在和价值鼓与呼，对于经济学界来说将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事情。

当年，厉以宁曾在书中写道：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改革至今已经超过十二年。在经过历时两年的治理整顿之后，当前我们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刻。究竟怎样才能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怎样才能使我国经济转入良性循环轨道，我们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对今后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进行认真的思考。

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已经超过四十年。经历了新冠疫情大流行、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过去几年，毫无疑问，我们当下再次站在了“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刻”。这也是人们格外怀念厉以宁的重要原因——当我们今天站在与当年同样的关键路口，我们是否能够把握住机遇，作出与当年相似的战略选择、推动中国经济再次进入新的增长周期？

或许，在未来的日子里，回答好这个问题，也是对厉以宁先生最好的纪念。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沸雪

编辑 赵瑜

红星评论投稿邮箱：hxpl202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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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再无“厉股份”！厉以宁的多重人生

作者：中国新闻网

发布时间：2023-02-28 13:55

快照：

中新网2月28日电 (中新财经记者 李金磊)被誉为“厉股份”“厉土地”“厉民营”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因病逝世。

根据北京大学新闻网消息，中国共产党党员、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全校师生沉痛悼念厉以宁先生。

“厉股份”“厉民营”“厉土地”

从“厉股份”“厉土地”“厉民营”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厉以宁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厉以宁在1986年北大“五四”科学讨论会上指出“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此后，他多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疾呼，推动中国经济改革方向逐渐明朗，“厉股份”的称呼广为流传。

2003年，时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厉以宁，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专题组组长身份，率专题组赴广东、辽宁等地调研。2005年，专题组向中央报送了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当年，支持“非公”经济的“三十六条”政策出台。厉以宁又多了一个“厉民营”的称号。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谈到：“无民不稳”“无民不富”“无民不活”。

2008年，厉以宁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长文，提出搞活农业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让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拥有同等的机会。因力推农村土地改革，厉以宁又被称为“厉土地”。

图为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7年会上发言。　崔楠 摄

“改革先锋”

厉以宁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双重转型”进行理论探讨，另外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厉以宁“改革先锋”称号，并颁授他“改革先锋”奖章，称他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

厉以宁著作丰硕，主要包括《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转型发展理论》《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等。

早在1992年，厉以宁在《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文中就对共同富裕作了详细阐释。

厉以宁因为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其中包括 “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家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证书”、“金三角”奖，国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个人最高奖)、第十五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学术研究奖(日本)等。1998年荣获香港理工大学授予的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厉以宁(资料图)中新社发 陈超 摄

北大人

祖籍江苏仪征的厉以宁，一生与北大密切交融。

他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资料员、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生前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来自北京大学官微。

诗人

厉以宁的一生，也是诗意的一生。

厉以宁爱写诗，功底深厚，笔耕不辍，“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等诗词广为流传。

一路走来的厉以宁，也曾面临过质疑和挑战，但他初心未改，坚定如一。“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这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

“我们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他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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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先生逝世

作者：北晚在线

发布时间：2023-02-27 21:31

快照：

中国共产党党员、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全校师生沉痛悼念厉以宁先生。

厉以宁教授，男，汉族，中共党员、民盟盟员，1930年11月出生，江苏仪征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第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他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参与推动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主持起草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参与推动出台非公经济36条以及非公经济新36条，对我国经济改革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在国有林权制度改革、国有农垦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低碳经济发展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荣获教育部第六届及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经邦济世 诗化人生

——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厉以宁教授

北大燕园，有这样一位先生。他在经济学领域著述等身，思想与时俱进；他是学界泰斗，亦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锋。

“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是他坚守的治学精神与态度；“化身红烛守书斋，照见窗前桃李已成材”，是他作为师者的情怀与写照，他就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厉以宁。

纵览厉以宁先生的学术生涯，他关于股份制改革、非均衡理论、民营经济发展的理论创见始终如熠熠明灯，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指引前路。

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他把自己一生的时光和智慧都奉献给了中国经济社会改革与教育发展的事业，以其学识、见识、德行和修养照亮后来者前行的方向。

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学者，他们不但以严谨的学术著作、深刻的学术思想，成为自己学术领域的翘楚，他们还以自己的精辟见解，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和民间思潮的走向，因此民族历史的变迁中便深深打上他们的烙印。经济学家厉以宁正是这样一位学者。面对这样的学者，我们除了崇敬，还会自然产生疑问：他如何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他如何成就了自己的非凡人生？

1930年11月22日深夜，厉以宁诞生在南京，家人给他起名以宁，“以”是排行，“宁”指出生于南京。四岁时他随家庭迁居上海，先后在上海两所著名的小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41年，厉以宁考上著名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1943年又随家迁居到湖南沅陵，以优异成绩考上湖南名校雅礼中学。1947年转入南京金陵大学附中就读，直到高中毕业。这些名牌小学中学为厉以宁奠定了良好的文化素质基础。

▲ 小学时期和高中时期的厉以宁

像很多人一样，他曾经有过一段缱绻的文学梦想。厉以宁一直偏爱文学，曾熟读中国古典文学《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和诗词；喜爱阅读外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莫泊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以及中国现代文人鲁迅、巴金、茅盾、沈从文等人的作品。

在湖南省沅陵县雅礼中学(当时雅礼中学迁移到沅陵)读书的这段日子，他源源不断地将自己对生活和世界的感受用诗歌、散文、杂感和短篇小说等表现出来。他的每一个作品，都成为同学们争相传阅，反复议论的焦点。这进一步鼓舞了他的作家梦。

1946年，厉以宁重返南京，转到南京金陵大学附中读高二。在一流的数理化老师们的熏陶下，厉以宁的兴趣又逐渐从文学转向自然科学。他还担任了班里的学习委员兼化学科代表。高中毕业前夕，学校组织厉以宁所在班全体同学去一家大型化工厂参观。机器轰鸣，烟囱林立，严肃的化学工程师，深深刻进厉以宁的脑海。他说：“这次参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了解到化肥生产对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于是我决心走‘工业救国’的道路。”

差点，中国就多了一位化学家，少了一位经济学家。

同学代填的人生最重要的志愿

1949年4月，文化名城、长期充当国民党大本营和政治堡垒的南京市得以解放。这一个历史事件改变了所有南京市民的命运，包括金陵中学的才子厉以宁。

本来在金陵大学附中，厉以宁以出色的数理化天赋，勤奋刻苦的努力，名列前茅的成绩被保送到金陵大学深造。他当时选择了化学工程系。因为他立志做一个化学家，实现工业救国抱负。但是南京解放后，金陵大学停止了运转。厉以宁就到湖南沅陵一家消费合作社担任了会计。

两年后他再次参加高考，将目光投向了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他委托在北京的同学赵辉杰代为报名。赵辉杰认为厉以宁选学经济系最为适合，优势较大，就替老同学做主，第一志愿填报的是北京大学经济系。同年7月，厉以宁在长沙应试，8月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多少学子梦寐以求的北大，拉开了他终生致力的经济理论学术生涯的序幕。“至今我愈来愈觉得赵辉杰代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最佳选择。” 厉以宁回忆道。

厉以宁的这种选择在他早年是料想不到的。

经济学具有这种性质：它既是一门需要以严谨科学精神进行数学计量和推理的学问，又是“致用”之学，需要对人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进行深刻理解和探讨的学问。既然如此，厉以宁在早年走过的思想和情感历程就恰好是一个未来经济学家的最好储备。

从仰望群星到北大之星

从五四运动以来，北大在国人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大师云集，人文荟萃，思想活跃，在厉以宁看来这是最理想的求学之地了。一旦进入这所学术殿堂，就像高尔基说的那样是“饥饿的人扑在了面包上”。做学生的4年中，他从宿舍到图书馆，从图书馆到老师的办公室或宿舍，埋头苦读，孜孜探索，学问和思想都迅速成长起来。他说：那时候的寒暑假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刚上大学不久，厉以宁就在1952年7月的《经济导报》上公开发表了平生第一篇经济研究的文章《波兰经济新面貌》。平心而论，这篇文章具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但显示了一位好学深思的青年在学问上的抱负和独立探索的精神。

50年代初的北大经济系（现在是北大经济学院）和众多系一样群星荟萃，每一个学子都幸福地接受着灿烂星光的照耀。厉以宁的回忆中较多提及的是陈岱孙、陈振汉等先生。

陈岱孙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1926年他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他为中国经济界培养了六代学子，被尊为中国西方经济学的泰斗。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高尚的品格，为人称道，他深刻的学术见解思想影响着经济理论界动态和国家政令的制定。

陈岱孙先生有着不寻常的家学渊源，其叔祖是末代皇帝的师傅陈宝琛，因此他本人的国文功底深厚，这种辞采文情，悄悄地濡染着厉以宁年轻敏感的内心。

▲ 陈岱孙先生

陈振汉先生是哈佛大学的文学硕士、哲学博士。他是较早在北京大学讲授“比较经济制度”课程，介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学者。解放后，先生出任北大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以非凡的毅力和深厚的功力开始选编《清实录》 《东华录》经济史资料。1952年到1953年，先生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代理主任。

陈振汉教授非常喜欢厉以宁这个刻苦用功的弟子。他给厉以宁的评语是：“成绩优异，名列前茅。”他认为厉以宁是一个大有前途的学术接班人。厉以宁则从陈振汉那里学来了进行经济史比较研究的方法，更从这位学者身上获得了“闹中取静”的读书习惯。

▲ 陈振汉先生

大学生活期间，在老师们的影响下，厉以宁的研究目标和领域就明确了下来：探索现代经济的规律，服务祖国和人民。

“如果说我今天多多少少在经济学方面有所收获的话，那么这一切都离不开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老师们的教诲，他们是我在经济学领域内从事探索的最初引路人。”厉以宁说。

1955年厉以宁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被经济系选留。然而随着国内政治空气越来越“左”，厉以宁也觉得很难施展抱负，他在系里的资料室从事编译工作，一干就是20年。

这期间，厉以宁参加过开山修渠和深翻土地的劳动，忍受过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饥饿和浮肿，参加过农村社教，作为被“专政”的对象，先后在京郊海淀公社草场大队、昌平县太平庄农场及北大校园内的“劳改大院”进行过三年“劳动改造”。他的家被抄过三次，许多资料，包括妻子、家人的照片都被损坏了。在被迫接受“劳动改造”时，连人身自由都失去了，更别说进行更多的知识积累了。1968年，厉以宁和许多教职工一道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先住仓库，后住茅草棚，仅参加劳动的时间加起来就有近十年。“但是，我经历的这一切，它磨炼了我的意志。”

▲ 厉以宁和老师赵迺抟教授（1961年 北京大学）

资料室的20年工作，尽管是冷清寂寞的，但他却得以在人们头脑发热的年代，镇静自如地吸收中外经济学的知识，了解西方经济学的进展，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它是我大学毕业后的又一个知识积累阶段，它使我在大学所学的东西得到了进一步充实，视野进一步拓宽。”

厉以宁认为这20年是人生经历的重要积累。“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特殊的中国经济环境使我对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有了亲身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任何一个不曾亲自经历这段时期的经济工作者所不可能具有的。在大学阶段，我曾对波兰经济学家兰格提出的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第三条道路的观点产生了兴趣，但‘文革’中的经历使我看到了苏联模式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种种弊端，也发现了兰格理论的局限性。这些感受可以说是在经历了那一系列磨难后的最大收获。多次下放，使我看到农村的贫困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于是，对建国以来，尤其是‘大跃进’以来的经济政策、方针、路线感到怀疑，发现自己在大学阶段所学的那套东西同现实的距离是那么的大。中国要富强，人民要过上好日子，看来不能再依靠计划经济的模式了（这些思考在当时是不能公开的）。”

70年代末，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厉以宁这个曾被斗争、抄家、剃阴阳头、监督劳动、隔离审查的人的经济学观点得以重见天日，他多年的积累有了用武之地。从这以后，他开始了新的教学生涯。1979年，厉以宁被提升为副教授；1983年，提升为教授。

▲ 1988年6月，厉以宁在阅读学生的论文

在未名湖畔，厉以宁的名字日益成为学生们头脑中的“关键字”。厉以宁的经济学讲座成为学生们心中北大风度的代表。他讲课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不拘一格，大多数时间他不用讲稿，只是在一张卡片上列出一系列的提纲，讲课时他或站，或坐，或走动，脸上溢出轻松的笑容，眼睛闪闪发光。70年代末以来，几乎没有学生没听过厉以宁讲经济学的。

但是，奠定厉以宁在中国经济学界地位的关键还是他在学术上的富有勇气和智慧的创造。

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代表人物

在中国自70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协调改革派”、“所有制改革派”、“宏观改革优先派”、“宽松学派”、“经营权主导改革派”、“产权改革派”、“制度学派”等不一而足。这些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也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教授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要理解他的思想体系，首先要理解他设定的两个认识中国经济状况的理论前提。

认识非均衡的中国经济

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

厉以宁教授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解析，他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教授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教授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更为重要的是，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理论，奠定了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西方的非均衡理论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教授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厉以宁教授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主权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

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

厉以宁教授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

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教授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

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教授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教授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教授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教授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这就是厉以宁教授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教授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厉以宁教授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厉以宁教授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教授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

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教授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主权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定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

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教授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

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教授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禁区”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教授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具有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

在厉以宁教授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厉以宁教授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厉以宁教授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厉以宁教授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教授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教授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其中以对道德问题的探讨最为系统和深入。

厉以宁教授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

在厉以宁教授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教授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地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代理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教授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教授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厉以宁教授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

诗词世界的真情人生

在公众的印象中，厉以宁是一位严谨、睿智且有独到见地的经济学家，其实伴随他人生历程的不仅仅有经济思想，更有着充满激情与哲理的诗意，两者相互交融，构成他独具魅力的人生。在北大，厉以宁诗词讲座的吸引力丝毫不逊色于他的经济学讲座。

▲ 1974年在北京大学

北大校园的女教师提及厉教授的夫人何玉春时，每每钦羡不已，都说她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这倒不尽在于她丈夫有名气，而在于大经济学家厉以宁对她、对家一往情深；给她写诗，从青春年少写到满头白发；给家写诗，从终身伴侣写到儿女孙辈。在厉以宁70岁生日这一天，与他相濡以沫42年的妻子何玉春，始终陪伴在夫君身边，她也是厉以宁多首诗词的主人。一首《浣溪沙•除夕》，为我们再现了这对恩爱夫妻的新婚：“静院庭深小雪霏，炉边相聚说春归，窗灯掩映辫儿垂。笑忆初逢询玉镜，含羞不语指红梅，劝尝甜酒换银杯。”然而，当一位学生朗诵厉以宁写于1971年的《鹧鸪天》时，何玉春不禁抹起了眼泪，这首词让她想起了他们携手走过的艰难岁月。那是她和厉以宁长达13年的夫妻分居之后，是在她放弃了一切能放弃的之后的一次真正不再分开的相逢。厉以宁在诗中写道：“往事难留一笑中，离愁十载去无踪。银锄共筑田边路，茅屋同遮雨后风。朝露冷，晚霞红，门前夜夜稻香浓。纵然汗渍斑斑在，胜似关山隔万重。”

“一纸家书两地思，忍看明月照秋池，邻家夫妇团圆夜，正是门前盼信时……情脉脉，意丝丝，试将心事付新词，几回搁笔难成曲，纵使曲成只自知。”诗词，于他既是历史烟云，又是他生活的浪花。无论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在厉以宁的笔下都是含蓄蕴藉，不失骚人之旨。诗的语言清新、典雅，传统笔墨与时代气息结合得那么自然和谐，新而不俗，陈而不迂。这是他诗词的独特风格，其实这也是他为人、治学的风格。眼下名人诗词可谓多矣，但是像厉以宁这样的功底、意蕴，即使在职业诗人中也不多见，何况对厉以宁来说，诗词只是他业余的一大“爱好”。他的词多于诗，这也许是词的长长短短的形式便于表达无穷变幻的思绪和事物，既遵照格律，又大有选择变换的余地。

作诗不是诗人的专利；读过厉以宁的诗词，甚至觉得非专业诗人往往能生产出好诗，因为“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我对诗词的兴趣，是在中学时代培养起来的。20世纪四十年代，我先后就读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扬州震旦中学，都是国内著名的学校，不但重理，而且重文，造就许多优秀人才。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擅长诗词，在他们的诱导和影响下，很早就开始学写诗词，后来成为终身爱好。”厉以宁17岁时填的第一首词《相见欢•仪征新城途中》，当时在南京读高中的他春假期间回家乡仪征途中作的其诗句美妙委婉，读来使人如临其境：“桨声篙影波纹，石桥墩，蚕豆花开一路水乡春……”这第一首词严格按照上阕平、下阕二仄二平的要求，意境清逸淡雅鲜动，用词浅易平实而又十分讲究。

厉以宁的诗词功底得益于他的中小学的国文老师，诗词格律是老师教的，而诗韵词韵是他自己下功夫熟记的，他能默写出几十种词牌的正谱。厉以宁认为诗词对一个人的人生修养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一首好诗，往往可以影响人的一生。作诗填词，可以修身养性，抒怀遣兴，培养人的高尚情操和广阔胸怀。”自己经历过坎坷，但是意志从未消沉，他说这应该归功于诗词的涵养。由此他认为，现在中学生的“营养”过于单一，文学知识太差，这对于一个人的全面成长是很不利的。

如果不是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北京大学经济系，也许今天的厉以宁会是一位职业诗人。他后来开始了毕生从事的经济学研究，但吟诗赋词的兴趣却始终未减，这种爱好也的确给他多年沉闷而又艰辛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慰藉。厉以宁性格开朗、思维敏捷，他以睿智乐观的博大心胸接纳生活，无论处在多么艰难的环境里，总是泰然处之。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其不为外界了解的“秘密武器”就是他有诗词为伴。

“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作为积极主张改革开放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理论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发展变化的观点也贯穿于他的诗词，而这些诗词也把他的才华和性情真实地展现给读者，使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内心丰富的经济学名家。

本文最初发表于2006年12月14日，原标题为“首届蔡元培奖之七：经邦济世 诗化人生——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厉以宁教授”。

（原标题：厉以宁先生逝世）

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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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厉以宁：经世济民 千弯百折不回头

作者：新京报

发布时间：2023-02-28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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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想是经世济民，社会繁荣百姓安居。”厉以宁曾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北大新闻网消息，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中国经济学泰斗厉以宁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

公开资料显示，厉以宁是“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老都是手写稿件，细密而清晰，为人平和可亲。”和厉以宁接触过的一位全国政协常委向贝壳财经记者表示。

厉以宁曾在2015年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表示，最近三十年来，我主要做了四件事：中国改革的思路一定要走明确产权的道路；中国怎么搞产权改革？就是把国有企业改为多元投资主体的股份制企业；非公36条，关注民营经济的发展；关注贫困地区扶贫。

业内人士向贝壳财经记者指出，厉以宁这代学者有两大贡献，一是在国内普及现代经济学教育，比如他和秦宛顺编写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影响了应该是比自己更早一代的经济学学生；二是倡导市场化常识，吴市场、厉股份等说法即源于此。现在都能理解无论国有还是民营，通过股份制来组织产权形式是高效也基本上是唯一能成立的方式，但当时提这一点还是有很大争议的。

一生坚守讲台，桃李满天下

1930年11月厉以宁生于南京，他是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他还是“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著书多部，曾获得包括“孙冶方经济学奖”在内的多种奖项，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此外，他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厉以宁和北大结缘颇深，研究经济学超过 70 载。1951 年7 月厉以宁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留校工作，曾任北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他一手创办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为祖国培养了很多高端金融人才，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

即便满头白发，他也坚守在北大的讲台上。截至2月27日晚，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官网中，厉以宁还是全职教授。

早在2015年，有熟悉厉以宁的人士说，“他的行程安排甚至比年轻人还要满，几乎每天都有工作，简直是工作狂。”彼时，厉以宁已经是85岁高龄，还带博士生、著书、演讲、主持相关法律起草。

“厉教授的谆谆教诲让我受益匪浅，为我在金融理论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厉教授言传身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克勤克俭，对我工作生活、为人处世都影响深远。”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撰文悼念恩师厉以宁时表示。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姝威撰文表示：“厉老师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我，改变着我。我有幸遇到厉老师，在我人生关键时刻，他引导我走上经济学治学之道!厉老师言传身教，让我在危机时刻，知道如何应对。”

改革先锋“厉股份”

在世人眼中，厉以宁曾提出“股份制”理论影响中国经济决策，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厉股份”，同时在民营经济发展方面，他也功不可没，因为首倡“非公经济36条”，被称为“厉民营”。

据了解，改革开放开始后，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经济学界主要有两类观点，“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厉以宁一直是后一类主张的代表。他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

1980年，厉以宁第一次提出“股份制”。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没有真正的企业，而这主要是产权不明确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做的应该是产权改革，要通过股份制来实现。

对他的观点，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我在北大学习期间，厉老师提出的一些经济学观点，尤其是我国经济改革的观点引起了一些争论。作为学生，我能感受到厉老师当时承受的压力。当时，厉老师用充足的论据和严谨的理论坚持己见，为我国经济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理论依据。”刘姝威撰文称。

直到30年后，2009年11月，厉以宁因提出“股份制”获得经济理论创新奖。

彼时，组委会如此评价他的理论：“股份制”是上世纪80年代末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与关键。在经营权主导改革和产权主导改革的讨论中，引领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推动了所有制改革，开启了资本市场的发轫，完善了市场经济的微观体系建设，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全面、深刻、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2003年，厉以宁的工作从全国人大转移到全国政协，他同时也更加关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和团队调研后，他们提出“放宽非公经济市场准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拓宽融资渠道”、“改革完善税制”等建议。随后，2005年“非公36条”正式对外公布，而2005年的春天，也因此被国内外经济学界称为“中国民营经济之春”。

2018年，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厉以宁获得改革先锋称号，被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

“厉以宁这代学者有两大贡献，一是在国内普及现代经济学教育，比如他和秦宛顺编写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影响了应该是比我更早一代的经济学学生；二是倡导市场化常识，吴市场、厉股份等说法即源于此。现在都能理解无论国有还是民营，通过股份制来组织产权形式是高效也基本上是唯一能成立的方式，但当时提这一点还是有很大争议的。”有业内人士告诉贝壳财经记者。

“诗意人生”：缓流总比急流宽

值得注意的是，厉以宁有一个业余爱好——写诗词。公开资料显示，厉以宁自幼就喜欢诵读古代诗词，1947年其创作出第一首诗词《相见欢·仪征新城途中》，随后笔耕不辍，被众多同事和学生誉为“诗意人生”。

一位熟知厉以宁的学者告诉贝壳财经记者，厉老的诗词功底厚重。

贝壳财经记者了解到，厉以宁诗词曾被多家出版社所编辑出版，比如，2000年，北京大学出版了《厉以宁诗词解读》；20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厉以宁诗词全集》共四卷1416首，202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厉以宁诗词选》。

据了解，厉以宁的诗词创作，主要以生活、学习、亲人和友情为主题，从他本人上大学写起，一直写到他与夫人尽享天伦之乐，漫长一生中的大悲大喜，得意失意，都被他浓缩在一首首诗词中。

“诗词受形式的限制，篇幅很小，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从寥寥数语中窥见到作者的坚韧、上进、重情、旷达、平和、乐观，以及百折而不挠。”《厉以宁诗词选》一书在简介中提及。

当年，为了纪念大学毕业留校工作，他写下：“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心寂寂，念休休，沉沙无意却成洲。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

比如，1981年，厉以宁在游览四川青城山时作词：“洞穴深深好炼丹，迢迢千里献高官。贵人几个通灵性？道在是非一念间。登小阁，望前川，缓流总比急流宽。从来黄老无为治，疏导顺情国自安。”

其中，该词的下半阕被解读为，“缓流总比急流宽”充分地表达了厉以宁的经济思想。厉以宁始终认为，改革，需要渐进；处理社会问题，重在疏导。“要用‘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进行社会资源的配置。市场活跃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民心安了，民情顺了，社会自然就安定了。”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胡萌 张晓翀 编辑 岳彩周 校对 贾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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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厉以宁：无悔今生不自愁

作者：文汇报

发布时间：2023-02-27 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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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闻网消息，中国共产党党员、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

2019年，本报“我和我的祖国 70年70人”系列报道刊发整版人物特稿《厉以宁：无悔今生不自愁》。现重发此文，缅怀厉以宁先生。

在北京中关村的一处教授公寓里，89岁的厉以宁和夫人何玉春过着平淡日子。客厅仍是十几年前的装修，家具也有些陈旧，唯有一对略新的沙发，是学生送的。穿着有些发皱的本白棉麻衫，坐在沙发上，回忆几十年间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疾呼呐喊，厉以宁说得风轻云淡，仿佛是一名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学术观点做出的学理推演。

“股份制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减员增效从宏观来说，是根本错误的”“政府的首要经济目标是增加就业机会”“一定要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让更多的人能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中国需要大量的民营企业”“道德是仅次于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的第三种力量”……近40年来，厉以宁的声音总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节拍传入人们耳中。

作为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厉以宁持续地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疾呼，被称为“厉股份”。他主持起草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在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期间，他参与推动“非公经济36条”，并提出“中国的民营企业自身必须进行长期的结构调整，要不断有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品牌创新”。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他“改革先锋”称号，并颁授他“改革先锋”奖章，称他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

在获得这项褒奖时，厉以宁说：“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这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

【人物档案】

厉以宁，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原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名誉院长。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八、九届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他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是“孙冶方经济学奖”等多个重要学术奖项获得者。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他“改革先锋”称号。

漂泊文学少年“最佳”第一志愿

1930年出生的厉以宁是家中长子，籍贯长江下游的仪征，生于南京。“以”是厉家的排行，“宁”是为了纪念出生之地。4岁时，他随经商父亲举家迁居上海，6岁入学上海中西女中第二附小（现永嘉路小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侵华日军占领上海，1943年，全家为躲避战火，避难湘西沅陵，入学因战争迁到此处的长沙雅礼中学。

从小学到中学，厉以宁是个爱好文学的少年。初中时，他以“山外山”的笔名写小说，在学校的壁报上连载。沅陵距沈从文故乡凤凰很近，是一处“美得让人心痛的地方”。在这里读书的少年厉以宁，常常夜读沈从文的小说，黄昏漫步沅江之畔，忧思山河破碎，感叹人生流离。

抗战胜利后，厉以宁回到南京转入金陵大学附中读高二。金陵大学附中素以数理化教学见长，在这里，厉以宁遇了几位出色的理科老师，让他担任学习委员兼化学课代表，还带学生们参观化工厂。厉以宁说：“这次参观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第一次知道了化肥对农业的重要性，于是我决定学化学，走‘工业救国’的道路。”

1948年底，厉以宁高中毕业，被保送金陵大学，并将化学工程作为第一选择。随着国民党政府垮台，金陵大学暂时停止教学，厉以宁抱着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的热情，回到曾经生活过的湖南沅陵，在刚组建的教育用品消费合作社当了一名会计。

工作了两年，他觉得若想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必须学习更多知识，于是决定参加1951年的高考，并托已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念书的好友赵辉杰代他报名。赵辉杰认为，厉以宁虽然想学化工，但更有文学功底，知识面广，又当过会计，学经济学更合适，便作主将北京大学经济系填报为第一志愿。“至今我愈来愈觉得赵辉杰代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最佳选择。”厉以宁回忆道。

当年7月，厉以宁在长沙参加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8月收到录取通知书，从此与北大结缘近70载。

◆1961年10月，赵迺抟教授和厉以宁（右）在北京大学。

老师喜爱的学生学生欢迎的老师

厉以宁入学时，北京大学还在沙滩红楼。经济系的二、三、四年级学生都到广西参加土改，只有新生留在校园学习。第二年，传来了院系调整的消息。北大经济系大部分并入新成立的中央财经学院，小部分留在北大，政治经济学是唯一专业。厉以宁的兴趣恰是政治经济学，但不知为什么，当时有人提出他不适合学这门学科。代理系主任陈振汉教授和负责这门课教学的张友仁老师讲了好话，他才得以留在北大。

厉以宁说：“陈振汉先生讲的是中国经济史，不知什么原因，他在听课的学生中注意到了我，要我有空到他家里去坐坐。也许是因为我课间课后喜欢提问吧！”厉以宁“有空去坐坐”的还有赵迺抟先生的家。赵先生曾担任北大经济系主任，他看到厉以宁常去法学院图书室借书，便对厉以宁说：“我家里书很多，有些书是这里没有的。”赵先生又推荐厉以宁结识了专攻西方经济史的周炳琳先生。周炳琳曾言：如果没有经济史基础，经济理论是学不好的；如果没有对西方经济史的研究，工业化会走弯路。厉以宁说：“这两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的研究和学习。”

厉以宁至今还怀念着大学时光。他回忆，刚入校时学生宿舍一个房间住20多人，同学们吃完饭都抢着去图书馆呆着。学生组织了很多研究小组，他是国民经济计划课代表兼研究小组组长，在罗志如教授指导下开展活动。罗先生曾把20世纪30年代英文刊物上西方学者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辩论读给他听。厉以宁后来说：“正是罗老师使我模模糊糊感觉到，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和西方市场经济之间，还可能存在第三条道路。”

1955年，厉以宁毕业留校，在经济系资料室工作。当时的资料室除了向老师提供借阅书刊，还要搜集、整理、编译国内外的新资料。这份工作使厉以宁有机会接触大量西方经济学著作和几十种国外经济学期刊。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翻译了200多万字的经济史著作，还为北大经济系内部刊物《国外经济学动态》提供了数十万字稿件。

1977年，厉以宁结束20余年资料室青灯黄卷式的生活，正式登上讲台，很快成为大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几年间，他从资本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讲到统计学、会计学，前后讲过的课多达20余门。

他讲课不念讲义，只在几张卡片上列出提纲，或坐或走，艰深的内容娓娓道来。有学生说，听厉老师讲课，如同和一位长者冬日拥炉谈心。他的课经济学系学生要听，其他专业的学生也常常来“蹭”，有时连走廊上也挤满了人，以至有学生提前领号，凭号入场。这种讲课生涯一直持续到2016年。

人称“厉股份”自称“厉非均衡”

20世纪80年代初，大批上山下乡的知青返城，急需寻找到工作岗位，就业成为经济、社会的突出问题。1980年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主持召开全国劳动就业会议。厉以宁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可以用民间集资的方法，组建股份制企业，不用国家投入一分钱，就能为解决就业问题开辟新路。这是他第一次正式提出的关于股份制的建议，引发了理论界、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1986年，中国的改革由农村向城市延伸，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价格“双轨制”的负面影响日趋显现。中央有关部门委托9家单位对改革方案进行专项研究。当时，世界银行向中国提出的建议是仿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的做法，全面放开价格，也就是采用“休克疗法”。北京大学却提出另一种构想：走产权改革的道路。当年4月26日，厉以宁在北京大学纪念“五四”学术讨论会上，面对上千名听众，首次提出了所有制改革。他登上讲台直击主题：“我今天准备讲19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改革的失败，有可能是价格改革的失败；但中国改革的成功，必须是所有制改革的成功。”一句话就吸引住了在场的听众。当年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再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大声疾呼。此后，他在各种场合多次宣讲这一主张，有海外中文报纸给他起了“厉股份”的外号。

数十年后，厉以宁在谈到这个外号时说：“大家叫我‘厉股份’，但20世纪80年代初倡导、主张股份制的学者还有冯兰瑞、赵履宽、胡志仁，后来有于光远、童大林、蒋一苇、王珏、董辅礽。有人称我是‘股份制的首创者’，这不符合事实。如果要有外号，我认为应该是‘厉非均衡’。”

“非均衡”是一种经济学理论。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里昂·瓦尔拉斯提出在完善的市场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下，市场上过度需求和过剩供给的总额必定相等的假设，被称为“瓦尔拉斯均衡”。“非均衡”是指在市场不完善、价格体系不灵敏条件下达到的均衡。20世纪30年代起，凯恩斯等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非均衡进行了广泛研究。厉以宁20世纪60年代即注意到了非均衡理论，20世纪80年代末，他根据中国经济现状，提出了“两类不均衡”的观点。他认为，按照市场主体是否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均衡”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企业能够自主经营、不受干预情况下的“非均衡”。在传统和双轨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里，企业难以摆脱行政的干预，是第二类“不均衡”。唯有培育出充分自主、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才能转化第一类“非均衡”。这是他坚持经济改革必须从产权改革入手的学理依据。他说：“价格好比交通信号系统，这个系统再好，对于一个盲人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它才可能遵守信号、产生互动。”

1990年，他的专著《非均衡的中国经济》问世，此后几十年多次再版，被称为“影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十本书之一”。

从1988年到2003年，厉以宁当了15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并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1998年12月，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由厉以宁担任起草组组长、历经6年酝酿的《证券法》以135票赞成高票通过。一年后，《证券投资基金法》起草小组成立，厉以宁任组长。2003年10月，该法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高票通过。

回首这段历程，厉以宁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中国的股份制改革经历了试点、暂停、重启，主张股份制的学者一度面临被否定、被批判，直到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才有了变化。

从2003年起，厉以宁又当了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并曾任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10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以促进非公经济发展为主题组织调研组，由厉以宁任组长，赴广东、辽宁等地调研。2004年，17页的《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连同厉以宁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一同被送到国务院。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问世，即著名的“非公经济36条”。厉以宁又成了“厉民营”。

厉以宁著述丰而涉及领域广。有学生说，厉老师出版的独著、合著、主编、合编、译著，已近200部，覆盖西方经济史、经济学史、宏观经济、转型发展理论、经济伦理、社会信用体系等诸多领域，中国林权制度改革、扶贫路径探讨等有极强现实性、实践性的课题也多有涉及。

不求浮华求警句沉沙无意却成舟

2000年11月22日，厉以宁70岁生日，在他创立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101教室，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学术活动。上半场，厉以宁作学术报告，谈的不是经济，而是“唐宋诗词欣赏”；下半场，是“厉以宁诗词研讨会”。晚上，意犹未尽的师生开了一场“厉以宁诗词朗诵会”。

厉以宁的诗词功底得益于小学和中学时代的国文老师。诗词格律是老师教的，诗韵词韵是他自己下功夫熟记的。他对学生说，诗词对一个人的修养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自己经历过坎坷，但是意志从未消沉，应该归功于诗词滋养。自1947年在故乡仪征写下第一首诗起，厉以宁70多年来吟诗填词1400余首。他写的是中国古典诗词，诗循格律，词遵词牌。诗中有山河江海、家国情怀，也有岁月跌宕、人生忧欢；有少年壮怀、人生况味，也有学理探微、治学感悟。“不求浮华，但求警句”。

1951年由沅陵赴长沙参加高考途中，他填了一首“钗头凤”：“林间绕，泥泞道，深雨后斜阳照。溪流满，竹桥短，岭横雾隔，岁寒春晚，返？返？返？青青草，樱桃小，渐行渐觉风光好，云烟散，峰回转，菜花十里，一川平坦，赶！赶！赶！”21岁的赶考学子仿佛预知前路崎岖，但若能“赶！赶！赶！”，终将“菜花十里，一川平坦”。

大学毕业后，厉以宁曾20余年无缘讲台，20世纪60年代后期，三次被抄家，一度被囚于北大“监改大院”。忧心国家命运，感叹家庭遭际，在江西鲤鱼洲干校，厉以宁写下了“家事试忘怀，国愁心底来”等诗句。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厉以宁悲忧交集，作《采桑子》一阕，“声声哀乐催人泪，处处灵堂，处处花墙，一夜京城换素妆。音容虽已天边去，留下忧伤，留下彷徨，预感风来雨更狂”，对周总理的深情怀念，对祖国前途的忧虑，对未来历史转折的期待，跃然纸上。

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门即将开启，厉以宁写下“山景总须横侧看，晚晴也是艳阳天”的诗句。这年，他已48岁，刚刚从资料室走向讲台，学术生涯的“艳阳天”初露曙光。两年后，第一次提出以“股份制”汇集社会资金兴办企业、解决就业问题的设想，未被采纳且受到质疑，有人说他是“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度私有化的陈仓”。厉以宁写下了后来流传甚广的一首“七绝”：“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这首诗成为一代改革者心路历程的写照。1981年，他又写下诗句“登小阁，望前川，缓流总比急流宽。从来黄老无为治，疏导顺情国自安”，以格律诗的语言，表达了渐进改革、减少干预、以“看不见的手”调节经济的主张，也成为他此后数十年学术研究的基调。

◆1997年2月，厉以宁夫妇在广东深圳。

记者手记

天天给夫人做饭的经济学家

厉以宁每天早晨6点起床，坚持写一小时文章，7点做两个人的早饭，然后又是看书、写作，直到11点，开始做午饭。

厉以宁做饭的本事是在鲤鱼洲干校学会的。回到北京后，如果不是做饭，他能一直坐在书桌前思考和写作，一点活动都没有，做饭，是夫人何玉春为了让他有机会歇歇脑子、动动身体。

何玉春是电气高级工程师。厉以宁的文章总是先给她看，何玉春满意了，厉以宁才放心，这样，一般读者读起来也不会太难。

从1957年两人重逢、为何玉春写第一首词起，厉以宁“情诗”多多，从青春年少写到满头白发，从新婚燕尔写到儿孙满堂。2008年，是他们金婚，厉以宁以“凄风苦雨从容过，无悔今生不自愁”的诗句总结50年婚姻，也可视作作者自况。

作者：陆正明

编辑：赵征南

责任编辑：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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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先锋”厉以宁逝世，他曾一字一句写就对中原的感情

作者：正观新闻

发布时间：2023-02-27 23:35

快照：

据北京大学新闻网消息，中国共产党党员、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

图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厉以宁教授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参与推动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主持起草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参与推动出台非公经济36条以及非公经济新36条，对我国经济改革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在国有林权制度改革、国有农垦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低碳经济发展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荣获教育部第六届及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在获得“改革先锋”这项褒奖时，厉以宁说：“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这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

厉以宁与“厉股份”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征程中，厉以宁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这位北京大学的教授，以他具有建设性的经济学著述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而他对中国经济改革最大的贡献，是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提出了在中国要积极引进企业的股份制度，他由此得到了“厉股份”的外号。

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走出“文革”磨难的中国百废待兴，最大的问题是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大量上山下乡运动中回城的知识青年，急需寻找到工作岗位，就业成了一个影响社会安定的突出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厉以宁教授在北大办公楼礼堂讲座，分享关于如何用股份制思想解决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能容纳千余人的礼堂里挤满了听众，甚至连主席台也被听众坐满。

1980年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主持召开了全国劳动就业会议。参加会议的各路人士纷纷提出，为了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政府应当大力兴办企业。但是，国家拿不出那么多资金来兴办企业。厉以宁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可以组建股份制形式的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他说，股份制企业就是民间集资，不用国家投入一分钱，就可吸收更多的劳动者就业。厉以宁的这次发言，是在高层会议上第一次发出的关于股份制的声音，受到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事实上，股份制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经悄然兴起。这与股份制经济在西方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兴起，发展路径是一致的。17世纪时，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由于航海业的发展，出现了第一批依赖集资组建起来的股份制企业，极大地推动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因此，股份制经济实际上是在中国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后必然要走上的一条道路。厉以宁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经济学家，以其敏锐的目光看到了这种先进的企业组织形式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为此而大声疾呼。

但是，股份制这种脱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组织形式，在一些人看来，无异于是颠覆社会主义的“洪水猛兽”。围绕着股份制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学术界出现了激烈争论。厉以宁在回忆当年的争论时说：“不同意我观点的主要有3种人，一种是比较极端的人，认为我在搞私有化；一种是认为股份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中国环境跟西方国家不一样，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转型；还有一种人认为中国缺乏企业家。对于后两种意见，我都作了应答，主要是强调股份制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公有制形式。”

从1984年到1986年，厉以宁奔走于全国各地宣传股份制。1986年9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经济改革最好的手段便是利用股份制的形式来改造现有的国有企业，改造现有的大集体企业。当时积极宣传股份制经济的不止厉以宁一人，萧灼基、王珏、冯兰瑞、蒋一苇等经济学家都与厉以宁站在一起。正是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股份制经济在姓“资”姓“社”的争论中逐步推进，并且从最初的集体企业开始向国有企业延伸，到上世纪80年代末，全国出现的股份制企业已经超过1000家。90年代初，随着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一个完善的股票市场在中国出现了。随着改革的深入，股份制理论成为中国最流行的经济思潮之一。社会高度肯定了厉以宁的功绩，厉以宁和他的“厉股份”的称谓，也载入了中国股市发展的史册。

在国内最早提出“第三次分配”

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研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问题。会议指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第三次分配”概念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相对于市场根据要素贡献进行初次分配和政府体现国家意志进行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是社会主体自主自愿参与的财富流动。事实上，这一概念正是20世纪90年代由厉以宁最早提出。

厉以宁认为，通过向市场提供生产要素所取得的收入称为第一次分配。政府再把人们从市场取得的收入，用税收政策或扶贫政策进行再分配，就是第二次分配。而第三次分配是指人们完全出于自愿的、相互之间的捐赠和转移收入，比如对公益事业的捐献，这既不属于市场的分配，也不属于政府的分配，而是出于道德力量的分配。随后，这一概念被学界逐步接受，相关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并最终被党中央的文件所采用。

如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厉以宁始终关注与研究的问题，他迄今已出版50多本经济学专著，对于“第三次分配”的研究也一以贯之。在《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经济学的伦理问题》《文化经济学》等书中，厉以宁又从经济、伦理、文化等不同角度对“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讨与思考。

厉以宁在1999年首次出版的《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一书中指出：虽然这种分配是一种资源的、非强制性的收入转移，但并不是同市场与政府完全没有关系的。它能为文化、教育、卫生、环保等事业出力，结果必将有助于社会的协调发展。同时，人们对于第三次分配的自愿程度也会受到社会规则的影响。因此厉以宁表示，凡用于公益事业的捐献，应该免税，让更多的人把自己的财产用于公益事业。

2018年出版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2018》一书，集结了厉以宁从改革开放至今的40篇代表性论文。其中，在《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一文中，厉以宁教授深刻分析了“富强”的内涵与现实意义，并提出“争取实现最大的制度红利——社会和谐红利”，并用专门章节对“三次分配”进行解析。

“第三次分配”与伦理、文化息息相关。厉以宁在《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专门列出“重视第三种调节——文化调节”一小节。他提出，在我国过去的几千年历史中，相当多时期处于动荡阶段。那时市场是失灵的，政府是瘫痪的，但社会之所以得以延续下来，靠的就是道德的力量。有了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后，道德调节也应发挥作用。我们要重视第三种调节，即通过道德力量来调节，也就是文化调节。

他曾一字一句写就对中原的感情

多年前，在得知郑州晚报将推出大型系列政经特刊时，厉以宁教授特意题写刊名，并亲自撰写数千字的特刊开篇巨作《发展郑州，重在提升优势》。

文中，他对郑州在中西部城市发展中的机遇和作为提出了三点建议，还肯定了郑州的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他认为，郑州是一个商业氛围浓厚的城市，在城市建设和商贸都市的建设上都留下了可圈可点的成绩。

在随后的一次中原经济区高层研讨会上，厉以宁还以端庄的手书，一字一句写就了他对中原的感情，两页的发言稿中，厉教授就修改达39处，密密麻麻显示出对学术的严谨。

“不想当官，只想做学者”

“我从来不想当官，只想做一个学者。”30余年教书生涯里，厉以宁培养了大批学生，其中不乏各界精英。

在80多岁高龄时，厉以宁还在给本科生上大课，每次听课的学生都会挤满教室。

据一位学生回忆：“厉老师讲课大多数时间不用讲稿，只在卡片上列出提纲。讲课时，他或站，或坐，或走动，脸上挂着轻松的笑容，一双眼睛闪闪发光。他会忽然注视着某个同学，请他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讲完一段后问大家：‘你们看有没有道理？’”

滕飞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2000年至2010年间师从厉以宁。他向记者回忆道：“有一次跟厉老师到贵州毕节去调研，厉老师婉拒了当地政府安排的参观活动，主动提出：‘我们自己走走看看吧。’他走到哪儿，就直接跟那儿的农民聊天，获得第一手资料。”

滕飞说，厉以宁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也像学者那样观察生活。“厉老师没请保姆，自己做饭，还常去菜市场买菜，老百姓感受到的东西就是厉老师感受到的东西，所以他能真实了解目前经济运行得到底怎么样，非常有质感。”

厉以宁的学生、曾任中国铝业国际贸易公司副总经理的程志强说：“厉老师不仅在治学上是个大家，在治家上也是一个大家。”

厉以宁和夫人两地分居13年，厉以宁既当爹又当妈，着意培养孩子的进取心。他曾说：“如果孩子有能力，我不必留钱给他们，因为他们有能力自己挣；如果孩子没有能力，留钱给他又有什么用呢？”

曾有记者问厉以宁，在经历了战争动乱，也经历了功成名就之后，有什么人生体会能留给年轻人。

他说：“我的一生分三个阶段：抗日战争时期，经历了逃难、轰炸；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各种运动，特别是在‘文革’时劳动改造了很多年；1979年以后仍然有些波动，但没有太大影响了。一个人受些磨难是有意义的，能锻炼人。回首过去，无论什么境遇下，我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可以不说话，但不要说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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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边城的文学少年1930年11月22日深夜，厉以宁诞生在南京，家人给他起名以宁，“以”是排行，“宁”指出生于南京。四岁时他随家庭迁居上海，先后在上海两所著名的小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41年，厉以宁考上著名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1943年又随家迁居到湖南沅陵，以优异成绩考上湖南名校雅礼中学。1947年转入南京金陵大学附中就读，直到高中毕业。这些名牌小学中学为厉以宁奠定了良好的文化素质基础。

▲ 小学时期和高中时期的厉以宁像很多人一样，他曾经有过一段缱绻的文学梦想。厉以宁一直偏爱文学，曾熟读中国古典文学《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和诗词；喜爱阅读外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莫泊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以及中国现代文人鲁迅、巴金、茅盾、沈从文等人的作品。在湖南省沅陵县雅礼中学(当时雅礼中学迁移到沅陵)读书的这段日子，他源源不断地将自己对生活和世界的感受用诗歌、散文、杂感和短篇小说等表现出来。他的每一个作品，都成为同学们争相传阅，反复议论的焦点。这进一步鼓舞了他的作家梦。1946年，厉以宁重返南京，转到南京金陵大学附中读高二。在一流的数理化老师们的熏陶下，厉以宁的兴趣又逐渐从文学转向自然科学。他还担任了班里的学习委员兼化学科代表。高中毕业前夕，学校组织厉以宁所在班全体同学去一家大型化工厂参观。机器轰鸣，烟囱林立，严肃的化学工程师，深深刻进厉以宁的脑海。他说：“这次参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了解到化肥生产对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于是我决心走‘工业救国’的道路。”差点，中国就多了一位化学家，少了一位经济学家。同学代填的人生最重要的志愿1949年4月，文化名城、长期充当国民党大本营和政治堡垒的南京市得以解放。这一个历史事件改变了所有南京市民的命运，包括金陵中学的才子厉以宁。本来在金陵大学附中，厉以宁以出色的数理化天赋，勤奋刻苦的努力，名列前茅的成绩被保送到金陵大学深造。他当时选择了化学工程系。因为他立志做一个化学家，实现工业救国抱负。但是南京解放后，金陵大学停止了运转。厉以宁就到湖南沅陵一家消费合作社担任了会计。两年后他再次参加高考，将目光投向了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他委托在北京的同学赵辉杰代为报名。赵辉杰认为厉以宁选学经济系最为适合，优势较大，就替老同学做主，第一志愿填报的是北京大学经济系。同年7月，厉以宁在长沙应试，8月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多少学子梦寐以求的北大，拉开了他终生致力的经济理论学术生涯的序幕。“至今我愈来愈觉得赵辉杰代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最佳选择。” 厉以宁回忆道。厉以宁的这种选择在他早年是料想不到的。经济学具有这种性质：它既是一门需要以严谨科学精神进行数学计量和推理的学问，又是“致用”之学，需要对人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进行深刻理解和探讨的学问。既然如此，厉以宁在早年走过的思想和情感历程就恰好是一个未来经济学家的最好储备。从仰望群星到北大之星从五四运动以来，北大在国人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大师云集，人文荟萃，思想活跃，在厉以宁看来这是最理想的求学之地了。一旦进入这所学术殿堂，就像高尔基说的那样是“饥饿的人扑在了面包上”。做学生的4年中，他从宿舍到图书馆，从图书馆到老师的办公室或宿舍，埋头苦读，孜孜探索，学问和思想都迅速成长起来。他说：那时候的寒暑假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刚上大学不久，厉以宁就在1952年7月的《经济导报》上公开发表了平生第一篇经济研究的文章《波兰经济新面貌》。平心而论，这篇文章具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但显示了一位好学深思的青年在学问上的抱负和独立探索的精神。50年代初的北大经济系（现在是北大经济学院）和众多系一样群星荟萃，每一个学子都幸福地接受着灿烂星光的照耀。厉以宁的回忆中较多提及的是陈岱孙、陈振汉等先生。陈岱孙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1926年他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他为中国经济界培养了六代学子，被尊为中国西方经济学的泰斗。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高尚的品格，为人称道，他深刻的学术见解思想影响着经济理论界动态和国家政令的制定。陈岱孙先生有着不寻常的家学渊源，其叔祖是末代皇帝的师傅陈宝琛，因此他本人的国文功底深厚，这种辞采文情，悄悄地濡染着厉以宁年轻敏感的内心。▲ 陈岱孙先生陈振汉先生是哈佛大学的文学硕士、哲学博士。他是较早在北京大学讲授“比较经济制度”课程，介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学者。解放后，先生出任北大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以非凡的毅力和深厚的功力开始选编《清实录》 《东华录》经济史资料。1952年到1953年，先生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代理主任。陈振汉教授非常喜欢厉以宁这个刻苦用功的弟子。他给厉以宁的评语是：“成绩优异，名列前茅。”他认为厉以宁是一个大有前途的学术接班人。厉以宁则从陈振汉那里学来了进行经济史比较研究的方法，更从这位学者身上获得了“闹中取静”的读书习惯。▲ 陈振汉先生大学生活期间，在老师们的影响下，厉以宁的研究目标和领域就明确了下来：探索现代经济的规律，服务祖国和人民。“如果说我今天多多少少在经济学方面有所收获的话，那么这一切都离不开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老师们的教诲，他们是我在经济学领域内从事探索的最初引路人。”厉以宁说。1955年厉以宁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被经济系选留。然而随着国内政治空气越来越“左”，厉以宁也觉得很难施展抱负，他在系里的资料室从事编译工作，一干就是20年。这期间，厉以宁参加过开山修渠和深翻土地的劳动，忍受过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饥饿和浮肿，参加过农村社教，作为被“专政”的对象，先后在京郊海淀公社草场大队、昌平县太平庄农场及北大校园内的“劳改大院”进行过三年“劳动改造”。他的家被抄过三次，许多资料，包括妻子、家人的照片都被损坏了。在被迫接受“劳动改造”时，连人身自由都失去了，更别说进行更多的知识积累了。1968年，厉以宁和许多教职工一道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先住仓库，后住茅草棚，仅参加劳动的时间加起来就有近十年。“但是，我经历的这一切，它磨炼了我的意志。”▲ 厉以宁和老师赵迺抟教授（1961年 北京大学）资料室的20年工作，尽管是冷清寂寞的，但他却得以在人们头脑发热的年代，镇静自如地吸收中外经济学的知识，了解西方经济学的进展，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它是我大学毕业后的又一个知识积累阶段，它使我在大学所学的东西得到了进一步充实，视野进一步拓宽。”厉以宁认为这20年是人生经历的重要积累。“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特殊的中国经济环境使我对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有了亲身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任何一个不曾亲自经历这段时期的经济工作者所不可能具有的。在大学阶段，我曾对波兰经济学家兰格提出的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第三条道路的观点产生了兴趣，但‘文革’中的经历使我看到了苏联模式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种种弊端，也发现了兰格理论的局限性。这些感受可以说是在经历了那一系列磨难后的最大收获。多次下放，使我看到农村的贫困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于是，对建国以来，尤其是‘大跃进’以来的经济政策、方针、路线感到怀疑，发现自己在大学阶段所学的那套东西同现实的距离是那么的大。中国要富强，人民要过上好日子，看来不能再依靠计划经济的模式了（这些思考在当时是不能公开的）。”70年代末，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厉以宁这个曾被斗争、抄家、剃阴阳头、监督劳动、隔离审查的人的经济学观点得以重见天日，他多年的积累有了用武之地。从这以后，他开始了新的教学生涯。1979年，厉以宁被提升为副教授；1983年，提升为教授。▲ 1988年6月，厉以宁在阅读学生的论文在未名湖畔，厉以宁的名字日益成为学生们头脑中的“关键字”。厉以宁的经济学讲座成为学生们心中北大风度的代表。他讲课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不拘一格，大多数时间他不用讲稿，只是在一张卡片上列出一系列的提纲，讲课时他或站，或坐，或走动，脸上溢出轻松的笑容，眼睛闪闪发光。70年代末以来，几乎没有学生没听过厉以宁讲经济学的。厉以宁主要观点：——扩大内需最要紧的有五个措施：给农民以产权；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大力扶持小微企业，给低收入者更多创业的机会，以创业带动就业；加快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生产群众需要的、喜欢的新型消费品。——“充分就业是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第一目标”，“股份制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教育的不平等引起就业不平等，就业不平等引起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引起生活不平等，导致下一代又不平等。教育经费应该占到国家财政支出的4%以上。—“减员增效从宏观来说，是根本错误的”，“政府不应该提倡“减员增效，”“政府的首要经济目标是增加就业机会”。——城乡二元体制是不合理的，一定要消除。——对待证券市场，政府必须做两件事情：第一，加强监管，防止出现诈骗、操纵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第二，始终把对股民风险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消除“零就业家庭”(指的是父母、子女均待业)，政府有责任采取税收、补贴等优惠政策帮助“零就业家庭”至少一人实现就业，要加大就业培训、再培训，鼓励人们去各类企业工作。发展民营经济是解决当前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三十年最遗憾的事情之一就是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得极慢。一定要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让更多的人能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具体体现在，比如说教育的保障，比如基本医疗的保障，比如说养老的保障，还有生活最低程度的保障，包括廉租房的保障。”——“农民的土地流转必须和社会保障连在一起。”——“城市中，应该放宽对小摊贩的管制。在当前情况下，就业问题这么重要，你给人家开条路，给小摊贩留条路，不要让这些小摊贩整天躲来躲去的。”“通过增加环卫工人和交通协管员，可以解决小贩带来的卫生与交通问题”。（综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人民政协报、新民晚报、人民文摘、环球人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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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厉以宁先生

作者：红星新闻

发布时间：2023-02-28 17:01

快照：

2023年2月27日晚，中国共产党党员，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原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

厉以宁先生为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贡献了大量重要的思想，倡导股份制改革，更亲历一线参与推动改革进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历史实践证明了他诸多真知灼见。2018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厉以宁先生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心不变，道尤宽”。倾注毕生心血，走在中国城乡土地上；拨动思想密码，将学术科研融入生命中。只为“广厦城乡大众安”，所谓经世而济民，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他说：“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这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

01

从工业救国到经世致用之学

厉以宁从小爱好文学，熟读中外经典名著，读中学时，他将自己对生活和世界的感受用诗歌、散文、杂感和短篇小说等表现出来，他的作品都成为同学们争相传阅的焦点，这进一步鼓舞了他的作家梦。

高中时，在一流的数理化老师们的熏陶下，厉以宁的兴趣逐渐从文学转向自然科学，还担任了班里的学习委员兼化学课代表。高中毕业前夕，一次去大型化工厂参观给厉以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了解到化肥生产对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决心走“工业救国”的道路。因此从金陵大学附中保送到金陵大学深造时，他选择了化学工程系，立志实现工业救国抱负。

小学和高中时期的厉以宁

新中国成立后，厉以宁将目光投向了首都北京。他委托在北京的同学赵辉杰代他报名高考。赵辉杰认为厉以宁选学经济系最为适合，就替老同学做主，把北京大学经济系填报为第一志愿。

1951年7月，厉以宁在长沙应试，8月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从此拉开了他终生致力的经济理论学术生涯的序幕。多年以后，厉以宁曾深情回忆这段往事：“至今我愈来愈觉得赵辉杰代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最佳选择。”

02

在巨人的肩膀上成长为学术之星

北京大学大师云集，人文荟萃，思想活跃，在厉以宁看来这是最理想的求学之地了。做学生的四年中，他从宿舍到图书馆，从图书馆到老师的办公室或宿舍，埋头苦读，孜孜探索，学问和思想都迅速成长起来。他对北大图书馆感情尤深，大学时期的寒暑假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更不必说平时的周末。

在厉以宁看来，北京大学之所以这些年来能够培养出那么多出类拔萃的人才，以下三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第一个条件是要有名师、大师。第二个条件是要有优良的学术作风、活跃的学术气氛、自由争鸣的学术环境。第三个条件则是要有完善的教学设施。这样，一支支杰出的科研团队就成长起来了，北京大学出色的教学成绩和科研成绩也就会陆续展示在人们面前。

50年代初的北大经济系（现北大经济学院）群星荟萃，陈岱孙、陈振汉、赵迺抟等众多学术大家为厉以宁开启了知识的大门，“每个人把自己的所长都教给我，我也肯学习，我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上来的。”

陈岱孙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1926年他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为中国经济界培养了六代学子，被尊为中国西方经济学的泰斗。陈岱孙在北大经济系讲授“经济学说史”这一重点课，陈先生的讲课效果很好，吸引了很多学生对经济学说史的兴趣，厉以宁就是其中一个，“是陈老让我意识到了经济学说史在经济学学习中的重要性。”

陈振汉先生是哈佛大学的文学硕士、哲学博士。他是较早在北京大学讲授“比较经济制度”课程，介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学者。陈振汉教授非常喜欢厉以宁这个刻苦用功的弟子。他给厉以宁的评语是“成绩优异，名列前茅”，认为厉以宁是一个大有前途的学术接班人。厉以宁则跟着陈振汉教授学会了进行经济史比较研究的方法，更从这位学者身上获得了“闹中取静”的读书习惯。

厉以宁和老师赵迺抟教授（1961年 北京大学）

赵迺抟先生研究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经济学的来龙去脉非常熟悉。赵先生让厉以宁在经济学领域内了解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渐渐地，厉以宁懂得了制度经济学的意义，赵先生的教导，使厉以宁以后一生对制度经济学感兴趣。

“如果说我今天多多少少在经济学方面有所收获的话，那么这一切都离不开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老师们的教诲，他们是我在经济学领域内从事探索的最初引路人。”厉以宁说。

大学生活期间，在老师们的影响下，厉以宁的研究目标和领域就明确了下来：探索现代经济的规律，服务祖国和人民。1955年厉以宁毕业，以优异的成绩留在北大经济系工作。他在经济系的资料室从事编译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年。“它是我大学毕业后的又一个知识积累阶段，它使我在大学所学的东西得到了进一步充实，视野进一步拓宽。”改革开放后，正是凭借着这些积累，厉以宁担起了中国经济学界领路人的重任。

大学毕业时的厉以宁

改革开放之后，厉以宁多年的积累有了用武之地，他开始了新的教学生涯。在未名湖畔，厉以宁的名字日益成为学生们头脑中的“关键词”。厉以宁的经济学讲座成为学生们心中北大风度的代表。他讲课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不拘一格，大多数时间他不用讲稿，只是在一张卡片上列出一系列的提纲，讲课时他或站，或坐，或走动，脸上溢出轻松的笑容，眼睛闪闪发光。

每次上课，厉以宁必定会提前10分钟到教室，在黑板上写下一堂课中主要涉及的几个问题，即课程的大纲，讲课时往往开门见山。“非常讲究逻辑和条理，同时又深入浅出，生动形象。他对一个问题的分析往往从大处着手，以逻辑和分析见长，条分缕析，抽丝剥茧，引人入胜。”在北京大学经济系1991级研究生武亚军看来，“看厉老师的著作、听厉老师讲课，都是一种享受”。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教授回忆自己在北大读书时，就曾和历史系的一些同学慕名选修了厉以宁先生有关世界经济史和学说史方面的课程，并经常课后向厉先生请教问题，先生总是热情、耐心地给予解答。那时，厉以宁和其他院系的同学也都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后来，国家每每出台重大改革举措，厉以宁先生都会在学校举办报告会予以解读。郝平回忆：“我们都特别喜欢听厉先生的报告，听他的报告也是一种享受，那些抽象、专业的经济术语和政策条文，经厉先生深入浅出的讲解，大家豁然开朗。他思路清晰、逻辑缜密、观点新颖、语言生动幽默，至今都给我们留下深刻而难忘的印象。”

郝平写道，厉以宁先生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亲历者、参与者和“积极倡导者”，是从思想上、理论上推动和引领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人物。研究他的经济思想和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哪里来、为什么成功、要怎样发展，更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

2005年时，郝平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非常希望推动北外的人文与社会学科的发展，因此常常向厉以宁先生请教，他提出了许多非常有建设性的建议。2007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准备建立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希望为外语人才培养打下厚重的人文基础。在邀请厉以宁先生担任北京外国语大学顾问和名誉院长时，厉以宁先生爽快地答应了。郝平回忆，厉先生不仅是做名誉上的院长，更是亲力亲为，为北外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倾注了心血：“他不辞辛苦，每年义务为北外师生做经济形势报告，深受北外同学的爱戴。”

厉以宁先生的讲座现场

受业于厉以宁先生的北京大学原党委常务副书记于鸿君教授在谈及先生对自己的影响时坦言：“作为学生，我对厉老师的尊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1991年元旦前，当时正在师从厉以宁先生攻读硕士学位的于鸿君和几名同学去老师家里拜望老师和师母，谈到给校外学生上课时出过一道考题：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是谁？备选答案里有老师和其他几位著名学者的名字。

厉以宁先生知道后很生气：“不能这样做，很不好，很不客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是千千万万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努力的成果，我只是其中一员。要知道，学者有贡献，官员也有贡献，企业管理者乃至农民都有贡献，土地承包制不就是农民的贡献吗？包括你们这些研究生也在做着自己的贡献。一本著作、一篇文章、一个演讲、一个发言，甚至讲一堂课，只要有新意，都是贡献。怎么能说只有我作出了重要贡献呢？备选答案里的其他经济学家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很尊重他们，尽管我们的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都在从不同方面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努力探索着。”

03

“厉股份”和“厉民营”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百废待兴。1980年，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的劳动就业座谈会上，参加会议的各界人士纷纷提出，为了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政府应当大力兴办企业。此时，厉以宁提出，可以组建股份制形式的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这是在高层会议上第一次发出的关于股份制的声音，受到了高度重视。从1984年到1986年，年过半百的厉以宁奔走于全国各地，作了很多演讲，写了很多文章，宣传股份制。

1986年，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此后又多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呼，从此得了个“厉股份”的称号。质疑声一直伴随左右，但他不卑不亢：“排除那些扣帽子式的所谓‘争论’，正常的学术争论是学术繁荣的必由之路。”

厉以宁《关于中国股份制改革的回忆》手稿

在1986年北大“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禁区”而在实践过程中备受磨难，厉以宁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从1988年到2003年，厉以宁当了15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当时最关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包括股份制的推进和《证券法》的制定。从2003年开始，厉以宁又当了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工作重点转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农村土地的确权和扶贫。由于在此期间，他首倡“非公经济36条”，笑称自己为“厉民营”。

2013年全国两会，厉以宁教授提前到场阅读材料

2015年，在庆祝北京大学光华学院成立30周年时，作为学院首任院长的厉以宁先生回忆了光华管理学院与之一道完成了与国家建设有关的十件大事：呼吁提高了教育支出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奠定产权改革的重要地位、主导《证券法》的起草、参与起草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和“非公经济新36条”、主持贵州毕节扶贫开发、提出“梯队推进战略”的区域发展新思路、参与了股权分置改革、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又能够适应世界潮流的现代工商管理的教育体系、参加了林业的改革和正在进行中的中国经济的低碳化。

2018年5月，厉以宁出版了新书《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2018》——内容主要涉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探索与创新，中国经济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的农业、工业改革，以及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教育、管理等方面的见解——这是他对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的不间断思考与研究。

他说，中国经济在继续前进，对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一定要回忆这一路是怎么走来的，这样才能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好。特别是在产权改革和产权保护领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隆重召开。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厉以宁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翌日，厉以宁出席北京大学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座谈会，结合参与推动我国产权制度改革，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贡献经济发展“中国奇迹”的珍贵经验，分享了他关于投身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的思考。他说：“中国的改革推进后，在经济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的过程中，人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最重要的。中国的变化在全世界是一个样板。”

厉以宁在北京大学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座谈会上发言

厉以宁先生曾说，“经济史是我的老本行，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改革实践问题是在中国经济改革大潮推动下我从事研究的新领域”。厉以宁治学既秉承中国学者“论从史出”的学术传统，又对西方经济学说和经济史学各领域有着深刻把握，并认为单纯通过经济学无法全面理解中国经济社会，而要在比较分析整个东西方文明的基础上，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厉以宁先生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不少重要理论和政策研究，很多思想也出自于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系统性把握。

2017年6月13日，光明日报理论版整版刊发了厉以宁《中国经济学应加强历史研究和教学》一文。厉以宁在文中指出当前“对经济史课程和经济学说史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的问题，并现身说法，围绕自己的求学、治学和教学经历，说明了学好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对他自己求学和治学的积极影响。厉以宁强调“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可以为经济学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对理解工业化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把握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等都有着重要价值。

04

经邦济世，诗化人生

北京大学校长龚旗煌院士表示，厉以宁教授是一位深受晚辈后学爱戴的“大先生”，他毕生在北大学习、从教，把全部心血都奉献给了北大，奉献给了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事业：“在60余年的从教生涯中，他始终把育人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为国家和社会培育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他始终保持学者本色，坚持真理、追求真理，以巨大的勇气和深厚的家国情怀，富有远见卓识地提出了股份制等经济改革理论，有力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他的逝世，是北京大学的重大损失，是我国经济学界的重大损失。我们要以厉先生为榜样，牢牢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弘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北大人新的更大贡献。”

在曾经担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吴志攀教授看来，厉以宁先生不仅是学问家、思想家和理论家，更是一个教育家和诗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为许多领域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为很多方面的事业发展指引了道路；他的身上体现了北大人心系天下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百折不挠的勇气和常为新的精神，是我们所有北大人的楷模。”

厉以宁先生一生创作诗词数百首，饱蘸着对人生与社会的热忱。在学术思考之外，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在先生诗词笔墨之中淋漓尽显。

一句“陈规当变终须变”，道尽改革的迫切和拳拳爱国情；一行“此生甘愿做人梯”，抒发不屈不挠的坚定与毕生奉献的赤诚；一笔“愿如妙笔报春来”，写满对美好未来生活的期待……

“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心寂寂，念休休，沉沙无意却成洲，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厉以宁从北大毕业前曾以此自勉。

在北京大学就读时，他并未想到毕业后数十年的人生走向会如何，但他始终记得自己身为一个北大人、一个经济学家的初心，探索经济学，为祖国人民服务，以数十年的奋斗达成使命。“路是人走出来的，学识是一年一年累积起来的，我忘不了大学时期，忘不了培育我的北京大学经济系。”

敬爱的厉老师，我们会牢记您的教诲，“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勇做新时代改革的推进者”，您永远活在北大师生的心中！

参考资料

《我们的老师厉以宁》，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

《精神的魅力2018》，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一生治学当如此:厉以宁经济理论述评》，商务印书馆，2020年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举行三十周年院庆盛典》，人民网，2015年

《首届蔡元培奖之七：经邦济世 诗化人生——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厉以宁教授》，北京大学新闻网，2006年

《北大120周年校庆之“我与经院” | 厉以宁：难忘的大学生时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18年

《厉以宁：我与北大》，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2018年

《兴办教育，培养经济管理人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2021年

（北京大学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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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的“诗意人生”：吟诗填词超1600首，情诗写到金婚时

作者：上游新闻

发布时间：2023-02-28 00:20

快照：

2月27日晚，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逝世。虽然在人们的印象中，他的形象大多是治学严谨、见解独到的经济学家，他也从未以诗人自居，但是在北大，厉以宁诗词讲座的吸引力丝毫不逊色于他的经济学讲座。

2021年11月1日，人民政协网曾以《厉以宁的“诗意人生”》为题，报道了他在诗词方面的成就：“‘不求浮华，但求警句’，‘诗是深思词是情，心泉涌出自然清’，这是厉以宁诗词创作的追求。”“他的诗词中，既有山河江海、家国情怀，也有岁月跌宕、人生忧欢。”

▲厉以宁曾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青年。

用诗词书写人生

根据20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厉以宁诗词全集》，他自1947年以来创作了近1600首诗词。其中很多出名的诗词都和他的经历有关，他借诗词表达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1951年，厉以宁由沅陵赴长沙参加高考途中，填了一首“钗头凤”：“林间绕，泥泞道，深雨后斜阳照。溪流满，竹桥短，岭横雾隔，岁寒春晚，返？返？返？青青草，樱桃小，渐行渐觉风光好，云烟散，峰回转，菜花十里，一川平坦，赶！赶！赶！”21岁的赶考学子仿佛预知前路崎岖，但若能“赶！赶！赶！”，终将“菜花十里，一川平坦”。

这次高考厉以宁成功考上了北京大学经济系，收到录取通知书后，他乘火车由长沙至武汉再转北京。当他透过车窗看着湘江的平堤沙岸、山上的娇红艳紫后，忍不住赋诗一首《菩萨蛮·别长沙》：“严堤沙岸湘江度，娇红艳紫湘江树。湘水自多情，欢腾送我行。无穷留恋意，伴逐霞云起。何处不逢春，春光不待人。”

1955年，大学毕业的厉以宁又写下了《鹧鸪天·大学毕业自勉》一词：“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心寂寂，念休休，沉沙无意却成洲。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这首词中既含有厉以宁青年时代的志向，也有他对理想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锲而不舍精神。

1978年，厉以宁在自己48岁生日时写下了《七绝·无题》：“日升日落孰为先，月缺并非月不圆；山景总须横侧看，晚晴也是艳阳天。”在这首诗中，厉以宁以日升日落、月圆月缺的对比来阐述人应该通过不同的视角去观察事物、考虑问题。

▲《厉以宁诗词全集》

用诗词描绘世界

厉以宁的诗词不仅仅是写自己的人生经历，也有很多通过对世界的描写，讲述他的思想和感悟。

1953年，厉以宁写下了《采桑子·颐和园》：“佛香阁上看湖小，只道山高。谁道山高，见否群峰水底飘？半池荷叶遮行路，懒把舟摇。待把舟摇，别有风光玉带桥。”这首词主要是提醒大家观察问题的关键在于个人的立场和视角。立场和视角不同，对事物和生活的观感和认识就不同。

1984年，厉以宁写下了《采桑子·皖南道中》：“当年都道徽商富，刚下苏杭，又去淮扬，来往车船贩运忙。徽商早已无踪影，新辟商场，摊位成行，仅是农家小货郎。”这首词上阕讲的是历史上徽商的辉煌，下阕讲的是随着近现代以来商业经济的繁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的个体户、农民工创业取代了徽商曾经的领军地位，处于时代发展之前列，全词阐明了商业螺旋式发展之路，隐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

2013年，厉以宁到西安故地重游，写下了《鹧鸪天·西安曲江，盛唐名胜地》：“故地重来几度秋，关中霸气早难留。宫廷舞乐黎民怨，废弃名园万事休。城北望，水东流，环池又复见新楼。当年叶落愁人处，正盼花红万客游。”词中从盛唐时期长安城的繁华景象，写到安史之乱后长安城的几度兴衰春秋，终不复当年的雄伟气象。直到近现代以后，西安城才又开始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站在城北高原上环望，泾、渭、浐、灞、涝、潏、沣、滈“八水绕长安”的景象开始了逐步恢复与重现，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居民生活水平也是丰裕富足，足见历史发展的迷人与魅力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厉以宁还曾在1986年重庆调研期间写下了《七绝·重庆夜雨》：“嘉陵秋雨漫秋池，岸下蓬舟摆渡时，隔水传来圆舞曲，几人会唱竹枝词。”这首词表现了嘉陵江还是那个嘉陵江，雨还是亘古不变的雨，但隔水听音，却不再是古代流行于此地的竹枝词，而是西洋的圆舞曲，不禁让人有种时空穿越的感觉。

用诗词寄托情感

在工作和生活中，厉以宁也经常把感情蕴含于诗词当中，创作了不少佳作。

厉以宁经常给夫人何玉春写诗，从青春年少写到满头白发，她是厉以宁多首诗词里的主人公。1958年春节，厉以宁和夫人何玉春在北京结婚。一首《浣溪沙•除夕》再现了这对恩爱夫妻的新婚：“静院庭深小雪霏，炉边相聚说春归，窗灯掩映辫儿垂。笑忆初逢询玉镜，含羞不语指红梅，劝尝甜酒换银杯。”

婚后第五天，厉以宁要去京郊劳动，何玉春要回鞍山工作，厉以宁满怀离愁，写诗道：“昨夜频频双举杯，今朝默默两分飞，新婚初解愁滋味，咽泪炉前备早炊。”

1971年厉以宁还写过一首《鹧鸪天》，让何玉春想起了他们携手走过的艰难岁月。厉以宁在诗中写道：“往事难留一笑中，离愁十载去无踪。银锄共筑田边路，茅屋同遮雨后风。朝露冷，晚霞红，门前夜夜稻香浓。纵然汗渍斑斑在，胜似关山隔万重。”

在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厉以宁悲忧交集，作《采桑子》一阕，“声声哀乐催人泪，处处灵堂，处处花墙，一夜京城换素妆。音容虽已天边去，留下忧伤，留下彷徨，预感风来雨更狂”，对周总理的深情怀念，对祖国前途的忧虑，对未来历史转折的期待，跃然纸上。

1987年，当时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主任的厉以宁，为毕业生写下了《南歌子·为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干部班毕业而作》：“手掌官衙印，须知百姓情，犹如晒谷盼秋晴，最怕连绵细雨下难停。慎独人人敬，兼听心内明，秉公执法似天平，切莫一头偏重一头轻。”这首词表达了他对后辈的期望，希望他们深入了解民情，廉洁自律，公平执法。

2008年，正值厉以宁与夫人何玉春的金婚纪念。回想半个世纪共同经历的风风雨雨，他感慨万千，又填七绝一首：“携手同行五十秋，双双白了少年头，凄风苦雨从容过，无悔今生不自愁。”回顾了两人五十年的深厚感情。

“我对诗词的兴趣，是在中学时代培养起来的。20世纪四十年代，我先后就读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扬州震旦中学，都是国内著名的学校，不但重理，而且重文，造就许多优秀人才。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擅长诗词，在他们的诱导和影响下，很早就开始学写诗词，后来成为终身爱好。”厉以宁说。

他17岁时填的第一首词《相见欢•仪征新城途中》，当时在南京读高中的他春假期间回家乡仪征途中所作：“桨声篙影波纹，石桥墩，蚕豆花开一路水乡春……”这首词严格按照上阕平、下阕二仄二平的要求，意境清逸淡雅鲜动，用词浅易平实而又十分讲究。

如果不是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北京大学经济系，也许我们认识的厉以宁，会是一位职业诗人。

上游新闻记者 赵映骥 内容综合自人民政协网、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官网、《厉以宁诗词全集》、文汇报和北大新闻网等 图片/网络

编辑：朱亮

责编：李洋 王蓉

审核：冯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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