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追悼会将于3月7日举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门口留有厉老手迹

作者：正观新闻

发布时间：2023-02-28 18:02

快照：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时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

光华管理学院官网变黑白（官网截图）

2月28日上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官网界面已变成黑白，网页上黑底白字写着：“沉痛悼念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厉以宁先生。”该网页最新发布的《沉痛悼念厉以宁先生》一文中，列举了厉以宁先生一生的丰硕成果，并表达了对厉老的深切缅怀。

文中还写道：“敬爱的厉老师，我们会牢记您的教诲，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勇做新时代改革的推进者，您永远活在北大师生的心中！”

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官网介绍，厉以宁教授祖籍江苏仪征，1930年11月出生于南京。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他留校工作，历任资料员、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厉以宁教授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著书多部，并发表了大量文章，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厉以宁教授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厉以宁教授因为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其中包括 “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家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证书”、“金三角”奖，国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个人最高奖）、第十五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学术研究奖（日本）等。1998年荣获香港理工大学授予的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他曾多次被邀请到国内外多所大学与科研机构演讲。

厉以宁的学生发文称，自己是厉老最后一届学生，看到厉老离去的消息十分悲痛，“厉老的思想和哲学将永远影响和指导我们前进。”还有网友回忆，最后一次听厉以宁教授讲课是在2018年，那时他经常和同学参加学校的活动，“沉痛悼念厉老。”

一位网友回忆，自己曾有幸选修了厉以宁教授的经济学，见识到了真正的大师风采，“80多岁高龄，不畏严寒酷暑，依然坚持为本科生授课，难能可贵。”该网友还提到，厉教授讲课风轻云淡，娓娓中道尽真理，晦涩难懂的经济学术语和理论在厉老的课上是那么亲切。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28日下午，记者来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看到大门一侧的石头上雕刻着“团结、博采、实践、创新”几个大字，落款为厉以宁。有学院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学校已经成立治丧工作组，后续追悼活动将会对外公布。

随后，记者拨打了光华管理学院办公室电话，工作人员称，厉以宁教授的追悼会将于3月7日（下周二）上午举行，北大校园也将于3月4日至6日开展吊唁活动。

（来源：极目新闻）

举报/反馈

厉以宁：“突破时代”的改革先锋

作者：中国新闻周刊

发布时间：2023-02-28 21:37

快照：

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

“九十二岁的老人已在与病魔搏斗的三年中耗尽了精力。” 厉以宁学生、原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董事长孟晓苏用悼文追念恩师。

厉以宁祖籍江苏仪征，1930年11月22日出生于南京，后随经商的父亲移居上海。“抗战”爆发后，随母辗转至湖南沅陵，1951年从湖南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开始了在北大长达70余年的生活。

在北大，厉以宁历任资料员、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资深教授、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逝世前仍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晚年。图/中国新闻图片网 中新社记者 杨可佳 摄

“厉老师在八十年代对西方经济学的介绍启蒙了一代人，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考和建言展现了深刻的理论洞察和巨大的突破时代的勇气。”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发文悼念。

不请自来的年轻人

1983年，暮春的早上，北京大学。

拿着刚问到的陌生住址，前一天刚参加完硕士研究生入学面试的年轻人平新乔和谢百三，兴冲冲地来到蔚秀园一间教师宿舍外，冒失地叩响了门。

被女主人笑盈盈地让进门后，他们才发现，学生们景仰的厉以宁老师一家四口，正蜗居在30多平米的小公寓里。较小的那一间房里，53岁的厉以宁正伏在书桌上，用400字方格的北京大学稿纸写作，身后的大床上堆着一叠叠书和一包包装满资料、手稿的牛皮纸袋。

“清早写作3页左右，然后再干其他。”见到不请自来的年轻人进房，厉以宁起身，轻声告诉他们。

1978年，厉以宁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见解，终于被允许公开发表。1980年，厉以宁提出股份制改革，他发表大量文章，倡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呼吁确立市场经济，是中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

“我记得1981年7月在烟台的芝罘宾馆开中央银行研讨会，我和厉老师住在一个宿舍里。厉老师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凤岐，你看中国用股份制来集资的办法行不行？我说完全可以。”从这时起，北大经济学院年轻的学者曹凤岐开始在厉以宁的带领下，全然投入研究股份制。

1982年，《论社会主义有效投资与合理投资》发表，厉以宁用这篇文章，呼吁放开社会集资以替代不合理的国家投资。此时，曹凤岐也正在厉以宁的指导下广泛考察中国企业，意识到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存在主要问题不是缺乏资金，而是企业经营管理制度落后。

“企业对内缺乏动力，对外缺乏压力。”曹凤岐认为，中国企业改革不是修修补补能解决问题的，而是要进行制度性改革，“就是要推行股份制。”

“我们俩真够傻冒。”平新乔日后回忆。初见厉以宁的那个早上，平新乔大概并不知道，日后漫长又影响深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最为重要的一场改革正由老师推动。而他们这批受到厉以宁启发、引领、指导的年轻人，也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最为中坚的实践者。

“当了资料员，心里要想开些”

“外国经济史一直是我的第一研究方向。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我一度被借调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我把研究的重点转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问题。”厉以宁在《回忆周炳琳老师》一文中写道。

在成为对改革开放思想理论贡献巨大的股份制理论开山鼻祖之前，厉以宁首先是一位潜心研究、承上启下的西方经济史学者。

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后，因在全校忙于“土改”的氛围里勤于读书，在图书室摘录西欧经济史资料的厉以宁，被研究制度经济学的赵迺抟教授发掘，转荐给专研西欧经济史的周炳琳教授。

“现在的大学生对经济史感兴趣的人不多了。”得知厉以宁读过许多书，又知道他想研究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周炳琳很是高兴。

当时，赵迺抟与周炳琳是同住在燕东园教授宿舍29号楼的邻居。两层小楼，赵迺抟住楼上，周炳琳在楼下，厉以宁总是先到赵教授家，再到周教授家，借书、谈话、受教。在两位先生的悉心栽培下，北大四年，厉以宁打下坚实的经济学和经济史基础。

1955年毕业后，厉以宁被留在北大经济系做资料员，从事经济史资料的编译工作。得知他能留在北大，赵迺抟很高兴，又安慰他：“你没有当教员，当了资料员，心里要想开些，不要计较名份，只要有真才实学，名份算个什么？”

对厉以宁留校十分欣喜的周炳琳，则直接分派起任务。他知道厉以宁自学俄语，且水平不错，就让他翻译苏联学者论述西欧经济史的资料。正如赵迺抟所说，周炳琳非常器重厉以宁，还让他为北大图书馆内所藏的两种最重要的经济史杂志《经济史杂志》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和《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编写历年刊载论文的内容摘要。

“周老师的这一建议使我一生受益，因为从此我开始在周老师的指引下进入西欧经济史这一学术领域。”厉以宁回忆。

20 世纪 50 年代前半期的北大，学术氛围活跃，崇尚自由争鸣，遇到可造之材，名师与大师倾囊相授，同学之间亦乐于相互切磋。

然而，青年厉以宁学术研究的最好时光极为短暂，仅持续了7年。1958年初，厉以宁成为“反右”运动中第一批被下放的教职工，在当时称为“京西矿区”的北京门头沟区西斋堂村劳动了整整一年，1959年春季才返回北大。

那时又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的起点。一年前，因为翻译波梁斯基所著《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厉以宁从三联书店获得了约20%的劳务费（那时80%要上交给学校），他用这笔钱结婚、安家并把外祖母、母亲和弟弟厉以平由武汉接到北京来住。

1959年，厉以宁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妻子远在辽宁鞍山，食品供应紧张，一家五口租住在海淀苏公家庙四号院三间简陋的平房里，生活艰难，只能靠翻译稿费贴补生活。“令我感动的是，周老师、赵老师两老都从北大步行到我简陋的家中来探望我。他们看到我家如此清苦而仍埋头读书和翻译，不断对我勉励和安慰。此情此景，至今我仍铭记于心。”厉以宁日后回忆。

1962年，周炳琳身患重病。得知消息后，厉以宁匆匆赶往医院。那时周炳琳已变得清瘦，但还能下床，师生二人在病房前面走廊的靠椅上交谈很久。厉以宁告诉恩师：“现在政策已经宽松些了，市面上的供应也比前两年丰富一些了，看来情况正在好转。”周炳琳点点头，只说了一句：“但愿如此。”

1963年，周炳琳逝世。厉以宁曾写过一首绝句追念恩师：“旧事模糊淡淡痕，只知冬冷未知春。先生不顾潮流议，夜半邀谈深闭门。”追悼会上，厉以宁失声痛哭。师母魏璧先生握住他的手，流泪叮嘱：“周先生把研究工作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你要多多努力啊！”

两年后，厉以宁便译完了恩师生前寄予厚望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将其交到商务印书馆。然而，未及出版，“文革”开始，厉以宁先是被打成“牛鬼蛇神”，在经济系接受监督劳动，后来又被关进“牛棚”，最后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畔鲤鱼洲农场和北京大兴劳动。

对于那十年间所尝苦楚，厉以宁甚少提及，只在解释自己经济思想及研究方向转变时解释：“目睹了农民的艰苦生活之后，我才进而认识到正是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了这些灾难。我个人经济思想的转变，并非开始于三年困难时期，而是开始于鲤鱼洲农场下放劳动期间。”

“沉沙无意却成洲”

当年从北大毕业时，厉以宁填过一首《鹧鸪天》：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心寂寂，念休休，沉沙无意却成洲。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

“沉沙无意却成洲”，25岁的口占，成了对厉以宁一生治学的总结，日后回看当年的诗词，厉以宁也挑出这句词：“当初我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就学时，哪里会想到大学毕业后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后会怎样？但不管怎么说，路是人走出来的，学识是一年一年累积起来的。”

除了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厉以宁还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探讨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双重转型”。此外，厉以宁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贡献还包括：提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深化农村改革，推动中国城镇化进程；推动股份制改革与企业上市，指导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等。

厉以宁还从几位恩师那里完整继承了栽培后生的志业。1989年，曹凤岐因为研究股份制改革，受到一些人的批判，连评教授职称的资格也被取消。“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厉老师一直对我支持和保护。”

类似的事情也在发表了《试论我国经济改革的若干战略问题》的孟晓苏身上发生。论文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碰上思想理论界批判“市场经济”的风头。“我问厉以宁老师：要不要我反驳他们一下？他说：不必，你越反驳，他们劲头就越大，现在有人已经写出‘批厉以宁’了，我也没有回击他们。”孟晓苏回忆。

此后，1992年4月，中央领导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写入了党章与宪法，“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的判断，也被写入了中央文件。

“我在北大学习期间，厉老师提出的一些经济学观点，尤其是我国经济改革的观点引起了一些争论。作为学生，我能感受到厉老师当时承受的压力。当时，厉老师用充足的论据和严谨的理论坚持己见，为我国经济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理论依据。”厉以宁的学生刘姝威回忆，通过新闻报道得知自己经历“蓝田事件”后，“厉老师紧紧握住我的手，看着我，无言！”

“在厉以宁老师溘然长逝的日子里，我再次翻开他主持撰写的经济学巨著《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泪目中跳出来的是他灼热的句子：‘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孟晓苏在悼文里写道：“他字字铿锵地指出：‘我们的观点是，在深化改革中稳定经济。改革将给人们带来信心，带来希望。我们只能有这种设想，也必须作出这种选择。’”

记者：王宇

举报/反馈

徐泓：厉以宁与他的两位恩师

作者：新经济学家

发布时间：2023-02-27 22:04

快照：

来源：徐泓 北大汇丰PFR

厉以宁曾谈到赵廼抟先生给他的最大影响，是在经济学领域内了解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这使他懂得了制度经济学的意义。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说史上是以异端的面貌出现的，但制度经济学的传播无法限制，它独树一帜，形成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这也使我以后一生对制度经济学感兴趣。”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常务副院长徐泓在《北大金融评论》上撰文回顾了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与赵廼抟、周炳琳两位恩师之间的师生情谊。三位学界泰斗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均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与燕东园29号小楼有一段不解之缘。他从1950年代还是大学二年级学生时起，就经常出入这栋小楼，北大经济系两位著名的教授住在这里，楼下周炳琳先生家，楼上赵廼抟先生家，他走得熟门熟路。

厉以宁是先认识赵廼抟先生的。那时北大经济系还没有从城内原校址迁到西郊新校址。在沙滩区有一座法学院大楼，经济系、法律系、政治系三个系都在这里办公。楼内还有一个法学院图书阅览室，厉以宁是常客，没有课时，他就到那里去借书、阅读。

当时赵廼抟先生刚从广西参加土改回来，也常去图书馆，他很奇怪，这里在座的素来都是教师，为什么这个20岁出头的学生这么勤快，老在这里读书？赵先生问厉以宁是几年级的，厉回答：一年级下学期的。那天他刚好读的是一本英文的西欧经济史，他一边读一边把书内的资料摘录在笔记本上。赵廼抟先生看了很感兴趣，说：“周炳琳教授是研究西欧经济史的，以后我请他指点指点你。”他还说：“我家里书很多，有些书这里没有，你可以到我家里去看看。”

这个邀请在老北大迁到西郊燕园以后实现了。1952年冬季的一天，厉以宁来到燕东园29号小楼，进门，上楼梯，来到赵廼抟先生的书房。赵先生告诉他：“我已经向周先生提到你了，说有一个学生对西欧经济史很感兴趣，周先生说让他来找我吧。今天周先生在家，你去他家看看他，他会指教你的。”于是厉以宁下楼就到了周炳琳先生家。果然周先生和师母魏璧先生都在。周先生问厉以宁对什么问题感兴趣，厉回答：一直想研究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周先生很高兴：现在的大学生对经济史感兴趣的人不多了。

从1952年冬天到1955年夏天，厉以宁每次到燕东园29号都是先到赵先生家，再到周先生家。两位先生家藏书颇丰，有些英文书是北大图书馆没有的。厉以宁常在他们家中借阅，向他们请教。

他后来多次表示：“这些书籍对我打下经济学和经济史的基础是非常有用的。我常想，在大学学习阶段如果能比较扎实地打好基础，对今后的成长的影响，时间过去越久，越能有较深的体会。”

厉以宁在燕东园29号楼赵廼抟先生书房中。

成为赵廼抟的“关门弟子，走读学生”

赵廼抟骆涵素夫妇，是当年很少见的一对一年四季都着中式服装的老人。记忆里的赵廼抟长须冉冉，布衣长袍，连鞋子的式样也是软软的布面老头鞋；自从上个世纪40年代末，在北大经济系教书，当时刚50岁的赵廼抟就是这样的打扮：气度不凡，雍容儒雅，显出典型的中国学人风范。他的夫人骆涵素身材娇小，也是一袭旗袍，还喜欢系一条方丝巾。

赵廼抟属于中国经济学界的第一批“海归”。1922年他从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毕业，1923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攻读经济理论，192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他师从经济学家赛利格曼，博士论文研究英国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之一理查德·琼斯。现在被全世界经济学界普遍采用的“制度经济学”这个术语，就是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率先概括和使用的。

夫人骆涵素随夫留洋，1929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部自然科学硕士学位，后成为我国为数极少的第一代营养学家。1946年她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先后担任家政系、保育系主任，教育系成立后，她继续从教，主讲学前儿童营养学、学校卫生学等，并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学校卫生教研组。

赵廼抟于1930年携妻儿回国，次年应聘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教授。回望他的一生，在北大经济系执教55年，其中18年担任系主任。他回国这一年，后来被他称为“关门弟子，走读学生”的厉以宁，在江苏南京出生。

赵廼抟先生早年间就是一位研究欧美经济思想史的大家。1949年之前他在北大、西南联大的讲台上，一直主讲经济学原理和经济思想史课程。集他二十年研究和授课的结晶之作《欧美经济学史》于1948年作为正中书局的“大学用书”正式出版。1949年该书局迁至台北，继续发行了九版，在台湾和海外是经济学学生必读书之一。

1949年初北平解放以后，赵廼抟先生努力跟上新时代的步伐，在北大停开了“经济学概论”，新开了“政治经济学”和“价格概论”。他还接受同学们的建议，积极延聘王学文、薛暮桥、郭大力、狄超白、千家驹等经济学家来校讲授新中国经济建设迫切需要的各门课程。1949年夏天他主动请辞了系主任一职，专任教授。1952年，他开始了学术转型，从研究欧美经济学史转向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着手编辑一部中国经济史文献方面的学术专著。

这是一个浩大的研究计划。赵廼抟先生所要辑集整理的史料包括历代经济和经世思想两大类，仅经世思想这部分，他打算将分散在经史子集中的大量资料统统整理出来。

进行这项工作的第一步，必须博览古籍，最广泛地搜集史料。在浩瀚的文献海洋中，他发掘湮没、钩沉抉奇。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就读过好几遍。为寻找一本书或查阅史料，他经常到北京图书馆借书，国子监、隆福寺旧书摊的摊主们都和他成了老熟人。有一个关于他寻书10年的故事：赵廼抟先生原只知道《大学衍义》，后来，他从《明史》上看到明代邱浚著有《大学衍义补》一书，为原书补充了财政、经济方面的内容，这正是他辑集整理中国经济思想史料所需要的。为了找到这本书，他跑遍了旧书店，整整留心了10年，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才在新出版的《明经世文编》中找到这本书。

正是在赵廼抟先生学术转向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时，厉以宁成为他的“关门弟子”，他目睹了恩师如何以惊人的毅力查阅古籍，往往一部书就是几十卷到百余卷。

1955年初夏，厉以宁在大学毕业前夕的一个周末，陪赵廼抟夫妇游香山，同游的还有马雍、张盛健、赵辉杰、傅正元同学。师生自带面包、茶叶蛋、香肠、饮料，在草坪上席地而坐，尽欢而返。厉以宁赋诗一首：

陪赵廼抟老师、骆涵素师母游香山

繁花浅草，

蜂蝶随人香径小。

云淡风清，

春色依然岭上明。

山高几许，

手插柳条逢喜雨。

幼树新姿，

共盼迎来飞絮时。

厉以宁曾谈到赵廼抟先生给他的最大影响，是在经济学领域内了解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这使他懂得了制度经济学的意义。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说史上是以异端的面貌出现的，但制度经济学的传播无法限制，它独树一帜，形成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这也使我以后一生对制度经济学感兴趣。”

机缘巧合成为周炳琳的教研助理

厉以宁大学毕业后，因受某些问题牵连，虽然留校，但没有当上教员，只当了一名资料员，编制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史教研室。所幸分配给他的工作是作为周炳琳教授的助手，协助整理、收集外国经济史的资料。

厉以宁来到燕东园29号，这次他先到周先生家。周先生很高兴，给了他两个建议：第一，翻译一些苏联学者论述西欧经济史的资料，第二，把北大图书馆内所藏的两种最重要的经济史杂志《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和《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历年刊载的经济史论文一一编写内容摘要。周先生说：“如果没有经济史的基础，经济学理论是学不好的；如果没有对西方经济史的研究，工业化会走弯路。”

厉以宁说：这两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的研究和学习。

周炳琳魏璧夫妇也是一对不显山不露水、深居简出的老人。与赵廼抟同样，周炳琳也是经济学同门，也是海归，而且是校友。当赵廼抟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周炳琳已经获得了硕士学位。所不同的，赵廼抟一生钻研学术，而周炳琳曾一度从政。

1919年1月，他与邓中夏、许德珩等进步学生创办了《国民》杂志，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成为传播新文化运动的先声。他是那场著名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并带头冲进赵家楼，周炳琳被视为五四运动的“健将”。他曾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和成立，协助李大钊编辑会刊《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协会英才辈出，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他还是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积极分子。

1920年7月，李大钊、邓中夏等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第一次年会，主要内容是欢送周炳琳等会员出国留学。经蔡元培校长选拔，周炳琳得到穆藕初奖学金的资助，他将与段锡朋、罗家伦、康白情、王敬熙等五人赴美留学。当时有人把这五人出国深造，与清末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相比拟，称为学界的“五大臣出洋”。194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饭店宴请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重要贡献的民主人士。站在门厅与周炳琳握手时，风趣地说：你就是当年的五大臣呀。从1932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其间历经西南联大迁回北平，一直主持北大法学院的院务，直至1949年秋他主动请辞。此后，周炳琳与许多学者一样，历经政治风雨，但一直没有离开北大，没有离开课堂。

按照周炳琳的指导，厉以宁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借到了苏联学者波梁斯基所著《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一书，读后感到这部书如果翻译成中文，有助于当时国内缺少外国经济史参考书的师生，于是他先把书的目录译出来，送给周炳琳看，周炳琳觉得可以翻译此书，并将其列入了教研室的工作计划。

厉以宁回忆：我每译完一章，就整理出来，誊清交给周老师审阅。周老师仔细阅读，哪些译名需要斟酌，他都标上记号，同我商量。尤其是有关法兰克王国封建土地关系的术语译名，他都再三推敲。周老师的法语很好，但他依然十分谦虚，总是说“供你参考”。对于法国波旁王朝的社会性经济变更，他提了不少看法，这些都是他自己多年研究的心得。我记得当时他的一句插话：“现在对法国大革命中群众行为的评价似乎过头了。”虽然只是简短的一句，却令人深思。可惜那时我还年轻，对周老师这句话的理解不深。

在这本书中有整整一章是讲述拜占庭经济史的。周炳琳审阅后说：“这一章的内容很有意思，我要细细读。”把稿子还给厉以宁时，他说：苏联学者对拜占庭的研究比较深入。你知道吗？俄罗斯一直以第三罗马自居，罗马是第一罗马，君士坦丁堡或拜占庭是第二罗马，俄罗斯自称是第三罗马。要了解俄罗斯，离不开对拜占庭的了解，从那时起，厉以宁开始对拜占庭历史以及拜占庭文化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一直有浓厚的兴趣。

全书40万字。厉以宁一个人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完成译稿。1958年由三联出版社出版。稿费归学校，厉以宁分得了约20%的劳务费。此后他结婚、安家和把家里老人由武汉接到北京来住，全靠这笔劳务费。到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厉以宁和妻子两地分居，已有了一个女儿厉放，租住的平房三间加起来不过二十多平方米，上有外祖母、母亲，还有弟弟在北京101中学读书，他的生活相当艰难。幸亏他利用晚间从事翻译，赚些稿费，贴补生活。“令我感动的是，周老师、赵老师两老都从北大步行到我简陋的家中来探望我。他们看到我家如此清苦而仍埋头读书和翻译，不断对我勉励和安慰。此情此景，至今我仍铭记于心。”

赵廼抟先生（左）和周炳琳先生（右）在燕东园29号楼前合影。

师恩难忘

1977年，厉以宁结束了22年资料室青灯黄卷式的生活，正式登上北大讲台，很快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他从资本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讲到统计学、会计学，前后讲过的课多达20余门。他的课经济学系学生要听，其他专业的学生也常常来“蹭”，500人的大教室，连过道、走廊上也挤满了人，以至旁听的学生需提前领号，凭号入场。厉以宁的讲课生涯一直持续到2016年，他86岁。

厉以宁多次谈到恩师赵廼抟与周炳琳：“两老对我的培养扶植，使我一生受益，终身难忘。”

1981年5月27日，北京大学经济系举办了“赵廼抟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六周年（在北大任教五十周年）”庆祝会。厉以宁是这次活动的倡议、发起、组织者之一。赵廼抟先生桃李满天下。他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过的学生，有许多已经成为著名的学者、经济学家以及身居要职的领导：钱学森、邓力群、范长江、千家驹、何锡麟、陶继侃、姚曾荫、陈振汉、赵崇龄、胡代光、易梦虹、徐璇、赵靖、闵庆全、罗真元、杨道南、范家骧、赵辉杰、马雍、张盛健、洪君彦、傅骊元、厉以宁、巫宁耕、张友仁等。这一天他们纷纷赶来赴会，成就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大盛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北京大学经济系师生合影。前排就座的是经济系当时的名师，自左至右依次为：张友仁、熊正文、陈振汉、陈岱孙、赵廼抟、周炳琳、严仁赓。

1986年、1987年赵廼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巨著《披沙录（一）》《披沙录（二）》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光明日报发出评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科学著作很少，要在这方面有所成就，只能从系统地收集有关的资料开始；否则，研究工作只能建立在沙滩上。作为这一项事业的拓荒者赵廼抟教授，用他的心血铸造了一块基石。

厉以宁也始终没有忘记恩师周炳琳。

1993年，周炳琳逝世30周年时，厉以宁写了一首七绝表达对先生的怀念和崇敬：

七绝

纪念周炳琳老师逝世三十周年

一九九三年

旧事模糊淡淡痕，

只知冬冷未知春，

先生不顾潮流议，

夜半邀谈深闭门。

2010年，周炳琳逝世47年时，厉以宁提笔写下《回忆周炳琳老师》一文。他在文章中回忆了与周炳琳先生最后的交谈：

1962年，周炳琳先生患上重病，住进了北京医院。我闻知匆匆赶到医院。那时周先生还能下床走动，师生二人在病房走廊的靠椅上交谈了很久。周老师清瘦多了。我说：“现在政策已经宽松些了，市面上的供应也比前两年丰富一些了，看来情况正在好转。”他点点头，只说了一句：“但愿如此。”

周炳琳把话题转到厉以宁的工作上来，得知他还在研究外国经济史，还在和马雍同学着手翻译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周先生笑了，他说：“这可是一部世界名著啊，罗斯托夫采夫另一部世界名著是《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译完这本再译那一本吧，你们都才30岁出头，大有可为啊。”

1963年周炳琳病逝。厉以宁在追悼会上痛哭失声。师母魏璧握住他的手，一边流泪一边叮嘱：“周先生把研究工作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你要多多努力啊！”

写作《回忆周炳琳老师》时，厉以宁已经80高龄，作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他连续担任过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他提出的股份制改革理论、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以及对“双重转型”进行的理论探讨，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

通篇文章，一段段质朴、平实、深情的文字，怀旧中饱含着感恩与敬意。结尾尤为感人：

可以告慰周老师的是，我们的外国经济史专著《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已经出版；《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即将出版；《希腊古代经济史》上下两卷正在整理过程中。此外，我的外国经济史论文集《西方经济史的探讨》也出版在即。尊敬的周老师，弟子从未忘记过您的嘱咐，尽我所能，在外国经济史研究中作出成绩。

举报/反馈

厉以宁追悼会将于3月7日举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门口留有厉老手迹

作者：极目新闻

发布时间：2023-02-28 17:31

快照：

极目新闻记者 姚赟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时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

光华管理学院官网变黑白（官网截图）

2月28日上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官网界面已变成黑白，网页上黑底白字写着：“沉痛悼念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厉以宁先生。”该网页最新发布的《沉痛悼念厉以宁先生》一文中，列举了厉以宁先生一生的丰硕成果，并表达了对厉老的深切缅怀。

文中还写道：“敬爱的厉老师，我们会牢记您的教诲，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勇做新时代改革的推进者，您永远活在北大师生的心中！”

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官网介绍，厉以宁教授祖籍江苏仪征，1930年11月出生于南京。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他留校工作，历任资料员、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厉以宁教授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著书多部，并发表了大量文章，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厉以宁教授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厉以宁教授因为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其中包括 “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家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证书”、“金三角”奖，国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个人最高奖）、第十五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学术研究奖（日本）等。1998年荣获香港理工大学授予的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他曾多次被邀请到国内外多所大学与科研机构演讲。

厉以宁的学生发文称，自己是厉老最后一届学生，看到厉老离去的消息十分悲痛，“厉老的思想和哲学将永远影响和指导我们前进。”还有网友回忆，最后一次听厉以宁教授讲课是在2018年，那时他经常和同学参加学校的活动，“沉痛悼念厉老。”

一位网友回忆，自己曾有幸选修了厉以宁教授的经济学，见识到了真正的大师风采，“80多岁高龄，不畏严寒酷暑，依然坚持为本科生授课，难能可贵。”该网友还提到，厉教授讲课风轻云淡，娓娓中道尽真理，晦涩难懂的经济学术语和理论在厉老的课上是那么亲切。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28日下午，极目新闻记者来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看到大门一侧的石头上雕刻着“团结、博采、实践、创新”几个大字，落款为厉以宁。有学院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学校已经成立治丧工作组，后续追悼活动将会对外公布。

随后，记者拨打了光华管理学院办公室电话，工作人员称，厉以宁教授的追悼会将于3月7日（下周二）上午举行，北大校园也将于3月4日至6日开展吊唁活动。

（来源：极目新闻）

更多精彩资讯请在应用市场下载“极目新闻”客户端，未经授权请勿转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即付报酬。

举报/反馈

厉以宁：“突破时代”的改革先锋

作者：中国新闻周刊

发布时间：2023-02-28 21:37

快照：

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

“九十二岁的老人已在与病魔搏斗的三年中耗尽了精力。” 厉以宁学生、原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董事长孟晓苏用悼文追念恩师。

厉以宁祖籍江苏仪征，1930年11月22日出生于南京，后随经商的父亲移居上海。“抗战”爆发后，随母辗转至湖南沅陵，1951年从湖南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开始了在北大长达70余年的生活。

在北大，厉以宁历任资料员、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资深教授、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逝世前仍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晚年。图/中国新闻图片网 中新社记者 杨可佳 摄

“厉老师在八十年代对西方经济学的介绍启蒙了一代人，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考和建言展现了深刻的理论洞察和巨大的突破时代的勇气。”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发文悼念。

不请自来的年轻人

1983年，暮春的早上，北京大学。

拿着刚问到的陌生住址，前一天刚参加完硕士研究生入学面试的年轻人平新乔和谢百三，兴冲冲地来到蔚秀园一间教师宿舍外，冒失地叩响了门。

被女主人笑盈盈地让进门后，他们才发现，学生们景仰的厉以宁老师一家四口，正蜗居在30多平米的小公寓里。较小的那一间房里，53岁的厉以宁正伏在书桌上，用400字方格的北京大学稿纸写作，身后的大床上堆着一叠叠书和一包包装满资料、手稿的牛皮纸袋。

“清早写作3页左右，然后再干其他。”见到不请自来的年轻人进房，厉以宁起身，轻声告诉他们。

1978年，厉以宁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见解，终于被允许公开发表。1980年，厉以宁提出股份制改革，他发表大量文章，倡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呼吁确立市场经济，是中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

“我记得1981年7月在烟台的芝罘宾馆开中央银行研讨会，我和厉老师住在一个宿舍里。厉老师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凤岐，你看中国用股份制来集资的办法行不行？我说完全可以。”从这时起，北大经济学院年轻的学者曹凤岐开始在厉以宁的带领下，全然投入研究股份制。

1982年，《论社会主义有效投资与合理投资》发表，厉以宁用这篇文章，呼吁放开社会集资以替代不合理的国家投资。此时，曹凤岐也正在厉以宁的指导下广泛考察中国企业，意识到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存在主要问题不是缺乏资金，而是企业经营管理制度落后。

“企业对内缺乏动力，对外缺乏压力。”曹凤岐认为，中国企业改革不是修修补补能解决问题的，而是要进行制度性改革，“就是要推行股份制。”

“我们俩真够傻冒。”平新乔日后回忆。初见厉以宁的那个早上，平新乔大概并不知道，日后漫长又影响深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最为重要的一场改革正由老师推动。而他们这批受到厉以宁启发、引领、指导的年轻人，也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最为中坚的实践者。

“当了资料员，心里要想开些”

“外国经济史一直是我的第一研究方向。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我一度被借调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我把研究的重点转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问题。”厉以宁在《回忆周炳琳老师》一文中写道。

在成为对改革开放思想理论贡献巨大的股份制理论开山鼻祖之前，厉以宁首先是一位潜心研究、承上启下的西方经济史学者。

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后，因在全校忙于“土改”的氛围里勤于读书，在图书室摘录西欧经济史资料的厉以宁，被研究制度经济学的赵迺抟教授发掘，转荐给专研西欧经济史的周炳琳教授。

“现在的大学生对经济史感兴趣的人不多了。”得知厉以宁读过许多书，又知道他想研究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周炳琳很是高兴。

当时，赵迺抟与周炳琳是同住在燕东园教授宿舍29号楼的邻居。两层小楼，赵迺抟住楼上，周炳琳在楼下，厉以宁总是先到赵教授家，再到周教授家，借书、谈话、受教。在两位先生的悉心栽培下，北大四年，厉以宁打下坚实的经济学和经济史基础。

1955年毕业后，厉以宁被留在北大经济系做资料员，从事经济史资料的编译工作。得知他能留在北大，赵迺抟很高兴，又安慰他：“你没有当教员，当了资料员，心里要想开些，不要计较名份，只要有真才实学，名份算个什么？”

对厉以宁留校十分欣喜的周炳琳，则直接分派起任务。他知道厉以宁自学俄语，且水平不错，就让他翻译苏联学者论述西欧经济史的资料。正如赵迺抟所说，周炳琳非常器重厉以宁，还让他为北大图书馆内所藏的两种最重要的经济史杂志《经济史杂志》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和《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编写历年刊载论文的内容摘要。

“周老师的这一建议使我一生受益，因为从此我开始在周老师的指引下进入西欧经济史这一学术领域。”厉以宁回忆。

20 世纪 50 年代前半期的北大，学术氛围活跃，崇尚自由争鸣，遇到可造之材，名师与大师倾囊相授，同学之间亦乐于相互切磋。

然而，青年厉以宁学术研究的最好时光极为短暂，仅持续了7年。1958年初，厉以宁成为“反右”运动中第一批被下放的教职工，在当时称为“京西矿区”的北京门头沟区西斋堂村劳动了整整一年，1959年春季才返回北大。

那时又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的起点。一年前，因为翻译波梁斯基所著《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厉以宁从三联书店获得了约20%的劳务费（那时80%要上交给学校），他用这笔钱结婚、安家并把外祖母、母亲和弟弟厉以平由武汉接到北京来住。

1959年，厉以宁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妻子远在辽宁鞍山，食品供应紧张，一家五口租住在海淀苏公家庙四号院三间简陋的平房里，生活艰难，只能靠翻译稿费贴补生活。“令我感动的是，周老师、赵老师两老都从北大步行到我简陋的家中来探望我。他们看到我家如此清苦而仍埋头读书和翻译，不断对我勉励和安慰。此情此景，至今我仍铭记于心。”厉以宁日后回忆。

1962年，周炳琳身患重病。得知消息后，厉以宁匆匆赶往医院。那时周炳琳已变得清瘦，但还能下床，师生二人在病房前面走廊的靠椅上交谈很久。厉以宁告诉恩师：“现在政策已经宽松些了，市面上的供应也比前两年丰富一些了，看来情况正在好转。”周炳琳点点头，只说了一句：“但愿如此。”

1963年，周炳琳逝世。厉以宁曾写过一首绝句追念恩师：“旧事模糊淡淡痕，只知冬冷未知春。先生不顾潮流议，夜半邀谈深闭门。”追悼会上，厉以宁失声痛哭。师母魏璧先生握住他的手，流泪叮嘱：“周先生把研究工作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你要多多努力啊！”

两年后，厉以宁便译完了恩师生前寄予厚望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将其交到商务印书馆。然而，未及出版，“文革”开始，厉以宁先是被打成“牛鬼蛇神”，在经济系接受监督劳动，后来又被关进“牛棚”，最后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畔鲤鱼洲农场和北京大兴劳动。

对于那十年间所尝苦楚，厉以宁甚少提及，只在解释自己经济思想及研究方向转变时解释：“目睹了农民的艰苦生活之后，我才进而认识到正是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了这些灾难。我个人经济思想的转变，并非开始于三年困难时期，而是开始于鲤鱼洲农场下放劳动期间。”

“沉沙无意却成洲”

当年从北大毕业时，厉以宁填过一首《鹧鸪天》：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心寂寂，念休休，沉沙无意却成洲。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

“沉沙无意却成洲”，25岁的口占，成了对厉以宁一生治学的总结，日后回看当年的诗词，厉以宁也挑出这句词：“当初我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就学时，哪里会想到大学毕业后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后会怎样？但不管怎么说，路是人走出来的，学识是一年一年累积起来的。”

除了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厉以宁还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探讨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双重转型”。此外，厉以宁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贡献还包括：提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深化农村改革，推动中国城镇化进程；推动股份制改革与企业上市，指导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等。

厉以宁还从几位恩师那里完整继承了栽培后生的志业。1989年，曹凤岐因为研究股份制改革，受到一些人的批判，连评教授职称的资格也被取消。“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厉老师一直对我支持和保护。”

类似的事情也在发表了《试论我国经济改革的若干战略问题》的孟晓苏身上发生。论文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碰上思想理论界批判“市场经济”的风头。“我问厉以宁老师：要不要我反驳他们一下？他说：不必，你越反驳，他们劲头就越大，现在有人已经写出‘批厉以宁’了，我也没有回击他们。”孟晓苏回忆。

此后，1992年4月，中央领导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写入了党章与宪法，“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的判断，也被写入了中央文件。

“我在北大学习期间，厉老师提出的一些经济学观点，尤其是我国经济改革的观点引起了一些争论。作为学生，我能感受到厉老师当时承受的压力。当时，厉老师用充足的论据和严谨的理论坚持己见，为我国经济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理论依据。”厉以宁的学生刘姝威回忆，通过新闻报道得知自己经历“蓝田事件”后，“厉老师紧紧握住我的手，看着我，无言！”

“在厉以宁老师溘然长逝的日子里，我再次翻开他主持撰写的经济学巨著《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泪目中跳出来的是他灼热的句子：‘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孟晓苏在悼文里写道：“他字字铿锵地指出：‘我们的观点是，在深化改革中稳定经济。改革将给人们带来信心，带来希望。我们只能有这种设想，也必须作出这种选择。’”

记者：王宇

举报/反馈

徐泓：厉以宁与他的两位恩师

作者：新经济学家

发布时间：2023-02-27 22:04

快照：

来源：徐泓 北大汇丰PFR

厉以宁曾谈到赵廼抟先生给他的最大影响，是在经济学领域内了解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这使他懂得了制度经济学的意义。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说史上是以异端的面貌出现的，但制度经济学的传播无法限制，它独树一帜，形成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这也使我以后一生对制度经济学感兴趣。”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常务副院长徐泓在《北大金融评论》上撰文回顾了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与赵廼抟、周炳琳两位恩师之间的师生情谊。三位学界泰斗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均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与燕东园29号小楼有一段不解之缘。他从1950年代还是大学二年级学生时起，就经常出入这栋小楼，北大经济系两位著名的教授住在这里，楼下周炳琳先生家，楼上赵廼抟先生家，他走得熟门熟路。

厉以宁是先认识赵廼抟先生的。那时北大经济系还没有从城内原校址迁到西郊新校址。在沙滩区有一座法学院大楼，经济系、法律系、政治系三个系都在这里办公。楼内还有一个法学院图书阅览室，厉以宁是常客，没有课时，他就到那里去借书、阅读。

当时赵廼抟先生刚从广西参加土改回来，也常去图书馆，他很奇怪，这里在座的素来都是教师，为什么这个20岁出头的学生这么勤快，老在这里读书？赵先生问厉以宁是几年级的，厉回答：一年级下学期的。那天他刚好读的是一本英文的西欧经济史，他一边读一边把书内的资料摘录在笔记本上。赵廼抟先生看了很感兴趣，说：“周炳琳教授是研究西欧经济史的，以后我请他指点指点你。”他还说：“我家里书很多，有些书这里没有，你可以到我家里去看看。”

这个邀请在老北大迁到西郊燕园以后实现了。1952年冬季的一天，厉以宁来到燕东园29号小楼，进门，上楼梯，来到赵廼抟先生的书房。赵先生告诉他：“我已经向周先生提到你了，说有一个学生对西欧经济史很感兴趣，周先生说让他来找我吧。今天周先生在家，你去他家看看他，他会指教你的。”于是厉以宁下楼就到了周炳琳先生家。果然周先生和师母魏璧先生都在。周先生问厉以宁对什么问题感兴趣，厉回答：一直想研究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周先生很高兴：现在的大学生对经济史感兴趣的人不多了。

从1952年冬天到1955年夏天，厉以宁每次到燕东园29号都是先到赵先生家，再到周先生家。两位先生家藏书颇丰，有些英文书是北大图书馆没有的。厉以宁常在他们家中借阅，向他们请教。

他后来多次表示：“这些书籍对我打下经济学和经济史的基础是非常有用的。我常想，在大学学习阶段如果能比较扎实地打好基础，对今后的成长的影响，时间过去越久，越能有较深的体会。”

厉以宁在燕东园29号楼赵廼抟先生书房中。

成为赵廼抟的“关门弟子，走读学生”

赵廼抟骆涵素夫妇，是当年很少见的一对一年四季都着中式服装的老人。记忆里的赵廼抟长须冉冉，布衣长袍，连鞋子的式样也是软软的布面老头鞋；自从上个世纪40年代末，在北大经济系教书，当时刚50岁的赵廼抟就是这样的打扮：气度不凡，雍容儒雅，显出典型的中国学人风范。他的夫人骆涵素身材娇小，也是一袭旗袍，还喜欢系一条方丝巾。

赵廼抟属于中国经济学界的第一批“海归”。1922年他从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毕业，1923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攻读经济理论，192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他师从经济学家赛利格曼，博士论文研究英国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之一理查德·琼斯。现在被全世界经济学界普遍采用的“制度经济学”这个术语，就是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率先概括和使用的。

夫人骆涵素随夫留洋，1929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部自然科学硕士学位，后成为我国为数极少的第一代营养学家。1946年她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先后担任家政系、保育系主任，教育系成立后，她继续从教，主讲学前儿童营养学、学校卫生学等，并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学校卫生教研组。

赵廼抟于1930年携妻儿回国，次年应聘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教授。回望他的一生，在北大经济系执教55年，其中18年担任系主任。他回国这一年，后来被他称为“关门弟子，走读学生”的厉以宁，在江苏南京出生。

赵廼抟先生早年间就是一位研究欧美经济思想史的大家。1949年之前他在北大、西南联大的讲台上，一直主讲经济学原理和经济思想史课程。集他二十年研究和授课的结晶之作《欧美经济学史》于1948年作为正中书局的“大学用书”正式出版。1949年该书局迁至台北，继续发行了九版，在台湾和海外是经济学学生必读书之一。

1949年初北平解放以后，赵廼抟先生努力跟上新时代的步伐，在北大停开了“经济学概论”，新开了“政治经济学”和“价格概论”。他还接受同学们的建议，积极延聘王学文、薛暮桥、郭大力、狄超白、千家驹等经济学家来校讲授新中国经济建设迫切需要的各门课程。1949年夏天他主动请辞了系主任一职，专任教授。1952年，他开始了学术转型，从研究欧美经济学史转向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着手编辑一部中国经济史文献方面的学术专著。

这是一个浩大的研究计划。赵廼抟先生所要辑集整理的史料包括历代经济和经世思想两大类，仅经世思想这部分，他打算将分散在经史子集中的大量资料统统整理出来。

进行这项工作的第一步，必须博览古籍，最广泛地搜集史料。在浩瀚的文献海洋中，他发掘湮没、钩沉抉奇。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就读过好几遍。为寻找一本书或查阅史料，他经常到北京图书馆借书，国子监、隆福寺旧书摊的摊主们都和他成了老熟人。有一个关于他寻书10年的故事：赵廼抟先生原只知道《大学衍义》，后来，他从《明史》上看到明代邱浚著有《大学衍义补》一书，为原书补充了财政、经济方面的内容，这正是他辑集整理中国经济思想史料所需要的。为了找到这本书，他跑遍了旧书店，整整留心了10年，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才在新出版的《明经世文编》中找到这本书。

正是在赵廼抟先生学术转向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时，厉以宁成为他的“关门弟子”，他目睹了恩师如何以惊人的毅力查阅古籍，往往一部书就是几十卷到百余卷。

1955年初夏，厉以宁在大学毕业前夕的一个周末，陪赵廼抟夫妇游香山，同游的还有马雍、张盛健、赵辉杰、傅正元同学。师生自带面包、茶叶蛋、香肠、饮料，在草坪上席地而坐，尽欢而返。厉以宁赋诗一首：

陪赵廼抟老师、骆涵素师母游香山

繁花浅草，

蜂蝶随人香径小。

云淡风清，

春色依然岭上明。

山高几许，

手插柳条逢喜雨。

幼树新姿，

共盼迎来飞絮时。

厉以宁曾谈到赵廼抟先生给他的最大影响，是在经济学领域内了解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这使他懂得了制度经济学的意义。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说史上是以异端的面貌出现的，但制度经济学的传播无法限制，它独树一帜，形成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这也使我以后一生对制度经济学感兴趣。”

机缘巧合成为周炳琳的教研助理

厉以宁大学毕业后，因受某些问题牵连，虽然留校，但没有当上教员，只当了一名资料员，编制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史教研室。所幸分配给他的工作是作为周炳琳教授的助手，协助整理、收集外国经济史的资料。

厉以宁来到燕东园29号，这次他先到周先生家。周先生很高兴，给了他两个建议：第一，翻译一些苏联学者论述西欧经济史的资料，第二，把北大图书馆内所藏的两种最重要的经济史杂志《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和《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历年刊载的经济史论文一一编写内容摘要。周先生说：“如果没有经济史的基础，经济学理论是学不好的；如果没有对西方经济史的研究，工业化会走弯路。”

厉以宁说：这两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的研究和学习。

周炳琳魏璧夫妇也是一对不显山不露水、深居简出的老人。与赵廼抟同样，周炳琳也是经济学同门，也是海归，而且是校友。当赵廼抟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周炳琳已经获得了硕士学位。所不同的，赵廼抟一生钻研学术，而周炳琳曾一度从政。

1919年1月，他与邓中夏、许德珩等进步学生创办了《国民》杂志，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成为传播新文化运动的先声。他是那场著名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并带头冲进赵家楼，周炳琳被视为五四运动的“健将”。他曾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和成立，协助李大钊编辑会刊《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协会英才辈出，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他还是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积极分子。

1920年7月，李大钊、邓中夏等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第一次年会，主要内容是欢送周炳琳等会员出国留学。经蔡元培校长选拔，周炳琳得到穆藕初奖学金的资助，他将与段锡朋、罗家伦、康白情、王敬熙等五人赴美留学。当时有人把这五人出国深造，与清末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相比拟，称为学界的“五大臣出洋”。194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饭店宴请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重要贡献的民主人士。站在门厅与周炳琳握手时，风趣地说：你就是当年的五大臣呀。从1932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其间历经西南联大迁回北平，一直主持北大法学院的院务，直至1949年秋他主动请辞。此后，周炳琳与许多学者一样，历经政治风雨，但一直没有离开北大，没有离开课堂。

按照周炳琳的指导，厉以宁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借到了苏联学者波梁斯基所著《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一书，读后感到这部书如果翻译成中文，有助于当时国内缺少外国经济史参考书的师生，于是他先把书的目录译出来，送给周炳琳看，周炳琳觉得可以翻译此书，并将其列入了教研室的工作计划。

厉以宁回忆：我每译完一章，就整理出来，誊清交给周老师审阅。周老师仔细阅读，哪些译名需要斟酌，他都标上记号，同我商量。尤其是有关法兰克王国封建土地关系的术语译名，他都再三推敲。周老师的法语很好，但他依然十分谦虚，总是说“供你参考”。对于法国波旁王朝的社会性经济变更，他提了不少看法，这些都是他自己多年研究的心得。我记得当时他的一句插话：“现在对法国大革命中群众行为的评价似乎过头了。”虽然只是简短的一句，却令人深思。可惜那时我还年轻，对周老师这句话的理解不深。

在这本书中有整整一章是讲述拜占庭经济史的。周炳琳审阅后说：“这一章的内容很有意思，我要细细读。”把稿子还给厉以宁时，他说：苏联学者对拜占庭的研究比较深入。你知道吗？俄罗斯一直以第三罗马自居，罗马是第一罗马，君士坦丁堡或拜占庭是第二罗马，俄罗斯自称是第三罗马。要了解俄罗斯，离不开对拜占庭的了解，从那时起，厉以宁开始对拜占庭历史以及拜占庭文化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一直有浓厚的兴趣。

全书40万字。厉以宁一个人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完成译稿。1958年由三联出版社出版。稿费归学校，厉以宁分得了约20%的劳务费。此后他结婚、安家和把家里老人由武汉接到北京来住，全靠这笔劳务费。到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厉以宁和妻子两地分居，已有了一个女儿厉放，租住的平房三间加起来不过二十多平方米，上有外祖母、母亲，还有弟弟在北京101中学读书，他的生活相当艰难。幸亏他利用晚间从事翻译，赚些稿费，贴补生活。“令我感动的是，周老师、赵老师两老都从北大步行到我简陋的家中来探望我。他们看到我家如此清苦而仍埋头读书和翻译，不断对我勉励和安慰。此情此景，至今我仍铭记于心。”

赵廼抟先生（左）和周炳琳先生（右）在燕东园29号楼前合影。

师恩难忘

1977年，厉以宁结束了22年资料室青灯黄卷式的生活，正式登上北大讲台，很快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他从资本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讲到统计学、会计学，前后讲过的课多达20余门。他的课经济学系学生要听，其他专业的学生也常常来“蹭”，500人的大教室，连过道、走廊上也挤满了人，以至旁听的学生需提前领号，凭号入场。厉以宁的讲课生涯一直持续到2016年，他86岁。

厉以宁多次谈到恩师赵廼抟与周炳琳：“两老对我的培养扶植，使我一生受益，终身难忘。”

1981年5月27日，北京大学经济系举办了“赵廼抟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六周年（在北大任教五十周年）”庆祝会。厉以宁是这次活动的倡议、发起、组织者之一。赵廼抟先生桃李满天下。他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过的学生，有许多已经成为著名的学者、经济学家以及身居要职的领导：钱学森、邓力群、范长江、千家驹、何锡麟、陶继侃、姚曾荫、陈振汉、赵崇龄、胡代光、易梦虹、徐璇、赵靖、闵庆全、罗真元、杨道南、范家骧、赵辉杰、马雍、张盛健、洪君彦、傅骊元、厉以宁、巫宁耕、张友仁等。这一天他们纷纷赶来赴会，成就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大盛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北京大学经济系师生合影。前排就座的是经济系当时的名师，自左至右依次为：张友仁、熊正文、陈振汉、陈岱孙、赵廼抟、周炳琳、严仁赓。

1986年、1987年赵廼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巨著《披沙录（一）》《披沙录（二）》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光明日报发出评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科学著作很少，要在这方面有所成就，只能从系统地收集有关的资料开始；否则，研究工作只能建立在沙滩上。作为这一项事业的拓荒者赵廼抟教授，用他的心血铸造了一块基石。

厉以宁也始终没有忘记恩师周炳琳。

1993年，周炳琳逝世30周年时，厉以宁写了一首七绝表达对先生的怀念和崇敬：

七绝

纪念周炳琳老师逝世三十周年

一九九三年

旧事模糊淡淡痕，

只知冬冷未知春，

先生不顾潮流议，

夜半邀谈深闭门。

2010年，周炳琳逝世47年时，厉以宁提笔写下《回忆周炳琳老师》一文。他在文章中回忆了与周炳琳先生最后的交谈：

1962年，周炳琳先生患上重病，住进了北京医院。我闻知匆匆赶到医院。那时周先生还能下床走动，师生二人在病房走廊的靠椅上交谈了很久。周老师清瘦多了。我说：“现在政策已经宽松些了，市面上的供应也比前两年丰富一些了，看来情况正在好转。”他点点头，只说了一句：“但愿如此。”

周炳琳把话题转到厉以宁的工作上来，得知他还在研究外国经济史，还在和马雍同学着手翻译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周先生笑了，他说：“这可是一部世界名著啊，罗斯托夫采夫另一部世界名著是《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译完这本再译那一本吧，你们都才30岁出头，大有可为啊。”

1963年周炳琳病逝。厉以宁在追悼会上痛哭失声。师母魏璧握住他的手，一边流泪一边叮嘱：“周先生把研究工作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你要多多努力啊！”

写作《回忆周炳琳老师》时，厉以宁已经80高龄，作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他连续担任过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他提出的股份制改革理论、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以及对“双重转型”进行的理论探讨，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

通篇文章，一段段质朴、平实、深情的文字，怀旧中饱含着感恩与敬意。结尾尤为感人：

可以告慰周老师的是，我们的外国经济史专著《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已经出版；《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即将出版；《希腊古代经济史》上下两卷正在整理过程中。此外，我的外国经济史论文集《西方经济史的探讨》也出版在即。尊敬的周老师，弟子从未忘记过您的嘱咐，尽我所能，在外国经济史研究中作出成绩。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