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建议适当提高“醉驾”入刑标准｜两会·最希望

作者：界面新闻

发布时间：2023-03-01 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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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赵孟编辑 | 翟瑞民1

自2011年醉驾入刑以来，“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观念已逐步深入人心，收到了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但这也导致危险驾驶罪案件迅速上升，引发法律界人士忧虑。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告诉界面新闻，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他将提交《关于修改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构成要件，适当提高“醉驾”入刑门槛的提案》。

2022年“两高”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被提起公诉的危险驾驶罪犯罪嫌疑人达35.0852万人，占全部被公诉人的20%。2021年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危险驾驶罪案件34.8万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27.7%。自2019年来，危险驾驶罪连续四年超过盗窃罪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大罪”。

近年来，有关修改醉驾入刑的呼声渐增。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就曾第二次提交“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取消醉驾罪的议案”。

当时，界面新闻采访的多位法学专家和交通警察表示，并不赞同取消“醉驾入刑”建议，目前“开车不喝酒”的社会“大气候”已经形成，这是社会文明和法治建设难得的进步，放松对醉驾行为的处罚可能引发反弹。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曾参与起草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王顺安向界面新闻表示，“醉驾入刑”是全世界认可的文明准则，其初衷并非在于惩罚，而在于警示、预防犯罪，使人们树立良好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的生活习惯。通过十多年法律实施和社会宣传，“酒后不开车”的社会共识已经形成，这即是“醉驾入刑”立法目的。不能因为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就认为是“恶法”，甚至建议将该罪从刑法中删除，“这是不理性的”。

有法律人士指出，从数量上讲，目前危险驾驶罪已经超过盗窃罪成为发案最高的罪名之一，但盗窃犯罪数量下降与网络支付和治安监控等因素有关，不能简单地认为危险驾驶犯罪数量超过了盗窃犯罪数量，所以不合适。

皮剑龙向界面新闻表示，他预料到该建议会引起一些不同声音，但不能因为有顾虑就不提出自己的建议。

皮剑龙。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皮剑龙表示，运用刑事手段治理醉驾行为，国家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成本。醉驾入刑未能有效实现防范和减少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立法初衷。

他指出，回顾2011年醉驾入刑的立法背景，当时接连出现多起因酒驾交通肇事致多人伤亡的事件，社会舆论反响强烈，公众纷纷呼吁加大对酒驾行为的刑事打击力度。醉驾入刑回应了当时的社会关切，其立法目的主要是想通过刑事打击来防范和减少危害公共安全行为。他认为，“十多年的实践证明，醉驾入刑对于抑制交通肇事犯罪虽有一定效果但非常有限，以醉驾入刑的方式来防范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立法初衷未有效实现。”

皮剑龙表示，醉驾入刑的附随后果严重，制造和引发了潜在矛盾的社会对立面。醉驾虽是微罪，最高刑仅为拘役，但行为人一旦被定罪就会被“标签化”，需承担除刑罚外的犯罪附随后果，比如不得从事军人、公务员等多种职业，其子女也会因此受到牵连，在参军入伍、从事公务员等职业时会受到影响。醉驾犯罪“标签化”的附随后果远远超过刑罚本身惩罚的严厉性，不仅阻碍行为人回归社会，诱发行为人再次实施犯罪，更影响其家庭的正常运转及子女的就业、生活，不利于社会稳定。

此外，即便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并没有产生损害结果，看似是轻罪，适用简易、速裁程序，但仍需要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流程执行，十多年来国家为数百万件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投入了巨量司法资源，但结果并不是案件数量的下降、醉驾行为的遏制，而是逐年上升的犯罪率，醉驾入刑条文被戏称为“生产罪犯机器”。比起醉驾型危险驾驶行为这样的轻罪，国家应当调配更多的司法资源，集中力量严厉打击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以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鉴于以上原因，皮剑龙建议，修改刑法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将刑法第133条第二项规定的“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即构成危险驾驶罪，修改为“醉酒驾驶机动车并导致不能安全行驶、对公共安全产生紧迫现实危险的”，即构成危险驾驶罪。这样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并非醉酒后驾车，而是醉酒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使得被告人“不能安全行驶、对公共安全产生现实危险”。换言之，只有醉酒导致被告人无法安全驾驶的，才能构成犯罪。

此外，他建议适度提高醉驾入刑标准。对无交通违法、未发生交通事故、未造成任何危害后果的醉驾行为，建议将驾驶人员定罪入刑的血液酒精含量标准，由原来的80毫克/100毫升以上提高到200毫克/100毫升以上。但是，对交通违法发生交通事故、逃逸、无证驾驶、再犯、追逐竞驶、在高速公路驾车等驾驶人员，仍执行醉驾酒精含量超过80毫克/100毫升的标准。

他认为，还应该进一步降低醉驾实刑率，明确缓刑适用条件，提高缓刑适用率。尽管各地法院逐渐有对被告人判处实刑同时适用缓刑的倾向，但醉驾的实刑占比仍显过高。缓刑主要适用于轻微犯罪的行为人，有利于其不偏离社会。无论是从醉驾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考虑，还是从缓刑制度本身的目的考虑，醉驾型危险驾驶罪都比其他大多数犯罪更适合适用缓刑制度。

皮剑龙在提案中还指出，醉驾型危险驾驶犯罪作为一种轻微犯罪行为，在办理醉驾案件中可依法全面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速裁程序，探索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办理醉驾案件，需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综合考虑行为人酒精含量以及有无机动车驾驶资格、驾驶车辆的种类、行驶道路的种类、实际损害后果等反映醉驾危险程度的各种因素，结合其认罪悔罪态度、是否曾经因酒后或者醉醉驾驶机动车被处罚等情节，精准打击、及时惩治犯罪，合理分配司法资源，化解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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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剑龙委员提案：适度提高醉驾入刑标准，探索附条件不起诉

作者：澎湃新闻

发布时间：2023-03-02 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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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驾入刑”话题再引关注，有委员呼吁适当提高“醉驾”入刑门槛，修改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构成要件。

2023年全国两会在即，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拟向两会提交《关于修改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构成要件，适当提高“醉驾”入刑门槛的提案》。

这一提案认为，醉驾入刑未能有效实现防范和减少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立法初衷，还因此制造和引发了潜在矛盾的社会对立面，应适度提高醉驾入刑标准，进一步降低醉驾实刑率，提高缓刑适用率。

被指“标签化”附随后果严重

澎湃新闻注意到，自2011年醉驾入刑以来，“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观念已逐步深入人心，并收到了良好的法律社会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交通事故所导致的死伤结果的发生。但是，危险驾驶犯罪率仍居高不下。

2022年两高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被提起公诉的危险驾驶罪35.0852万人，占全部被公诉人的20%。2021年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危险驾驶罪案件34.8万件，占全部刑案的27.7%。此外，2022年全国起诉以醉驾为主的危险驾驶案件仍超过30万人，自2019年来，危险驾驶罪连续四年超过盗窃罪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大罪。

“运用刑事手段治理醉驾行为，国家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并由此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前述建议指出，一是醉驾入刑未能有效实现防范和减少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立法初衷。二是醉驾入刑的附随后果严重，制造和引发了潜在矛盾的社会对立面。三是严重挤占国家大量司法资源，不利于集中力量打击其他严重刑事犯罪。

皮剑龙直言，回顾2011年醉驾入刑的立法背景，当时接连出现多起因酒驾交通肇事致多人伤亡的事件，社会舆论反响强烈，公众纷纷呼吁加大对酒驾行为的刑事打击力度。

“醉驾入刑回应了当时的社会关切，其立法目的主要是想通过刑事打击来防范和减少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皮剑龙认为，十多年的实践证明，醉驾入刑对于抑制交通肇事犯罪虽有一定效果但非常有限，以醉驾入刑的方式来防范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立法初衷未有效实现。

与此同时，醉驾虽是微罪，最高刑仅为拘役，但行为人一旦被定罪就会被“标签化”，需承担除刑罚外的犯罪附随后果，比如不得从事军人、公务员等多种职业，其子女也会因此受到牵连，在参军入伍、从事公务员等职业时会受到影响。

皮剑龙表示，醉驾犯罪“标签化”的附随后果远远超过刑罚本身惩罚的严厉性，不仅阻碍行为人回归社会，诱发行为人再次实施犯罪，更影响其家庭的正常运转及子女的就业、生活，不利于社会稳定。

此外，即便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并没有产生损害结果，看似是轻罪，适用简易、速裁程序，但仍需要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流程执行，十多年来国家为数百万件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投入了巨量司法资源，但结果并不是案件数量的下降、醉驾行为的遏制，而是逐年上升的犯罪率，醉驾入刑条文被戏称为“生产罪犯机器”。因此，必须充分考量醉驾入刑现实操作的可行性和司法资源投入情况，适当提高入罪门槛，降低犯罪发生率。

“由80毫克提高到200毫克”

基于此，皮剑龙在前述提案中提出如下建言：一、修改《刑法》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建议将《刑法》第133条第二项规定的“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即构成危险驾驶罪，修改为“醉酒驾驶机动车并导致不能安全行驶、对公共安全产生紧迫现实危险的”，即构成危险驾驶罪。

二、适度提高醉驾入刑标准。对无交通违法、未发生交通事故、未造成任何危害后果的醉驾行为，建议将驾驶人员定罪入刑的血液酒精含量标准，由原来的80毫克/100毫升以上提高到200毫克/100毫升以上。但是，对交通违法发生交通事故、逃逸、无证驾驶、再犯、追逐竞驶、在高速公路驾车等驾驶人员，仍执行醉驾酒精含量超过80毫克/100毫升的标准。

三、进一步降低醉驾实刑率，明确缓刑适用条件，提高缓刑适用率。尽管各地法院逐渐有对被告人判处实刑同时适用缓刑的倾向，但醉驾的实刑占比仍显过高。缓刑主要适用于轻微犯罪的行为人，有利于其不偏离社会。无论是从醉驾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考虑，还是从缓刑制度本身的目的考虑，醉驾型危险驾驶罪都比其他大多数犯罪更适合适用缓刑制度。建议明确缓刑的适用条件，放宽醉驾型危险驾驶罪中缓刑的适用，让各地法院有所依照或参考，有助于节省司法资源，也有助于兼顾法律和社会效果。

四、探索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扩大醉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范围。醉驾型危险驾驶犯罪作为一种轻微犯罪行为，在办理醉驾案件中可依法全面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速裁程序，探索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建议在各地公安机关执法办案中心增设检察室和速裁法庭，快速办理该类案件，构建一站式、全要素、即时性的执法新模式。办理醉驾案件，需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综合考虑行为人酒精含量以及有无机动车驾驶资格、驾驶车辆的种类、行驶道路的种类、实际损害后果等反映醉驾危险程度的各种因素，结合其认罪悔罪态度、是否曾经因酒后或者醉醉驾驶机动车被处罚等情节，精准打击、及时惩治犯罪，合理分配司法资源，化解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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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前瞻｜醉驾入刑话题持续热议，有委员提议“提高入罪门槛”

作者：澎湃新闻

发布时间：2023-03-01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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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醉驾入刑话题再次引发讨论。全国两会前夕，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告诉红星新闻，他拟向大会提交“关于修改‘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构成要件，适当提高‘醉驾’入刑门槛的提案”，建议将“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由现行的“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修改为“醉酒驾驶机动车并导致不能安全行驶、对公共安全产生紧迫现实危险的”，以充分考量“醉驾”入刑现实操作的可行性和司法资源投入情况，适当提高入罪门槛，降低犯罪发生率。

事实上，近年来的全国两会上，醉驾入刑话题是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注、讨论的焦点之一。

譬如，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建议取消醉驾型危险驾驶罪。这已是他连续第二年为“取消醉驾入刑”奔走呼告。他表示，取消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并不意味着对酒后驾驶的不法行为不予追究。恰恰相反，在限制刑法的适用的同时，建议加大对酒驾醉驾行为的行政处罚的力度和范围。他认为，通过行政拘留、通过重罚款，同样可以达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目的。

不过，“取消醉驾入刑”的呼吁也遭到质疑。同在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戴红兵指出，当前，危险驾驶罪已成为刑事犯罪的第一大罪，有些人可能因此终身受到影响。但因危险驾驶罪的存在，交通肇事罪数量已大幅度下降，这说明危险驾驶罪具有预警功能、惩罚功能，已对路人人身安全形成了良好的法律保障。“因此，当下肯定还不能废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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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皮剑龙拟建议：适当提高“醉驾”入刑门槛，进一步降低实刑率

作者：红星新闻

发布时间：2023-02-28 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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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他拟向大会提交“关于修改‘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构成要件，适当提高‘醉驾’入刑门槛的提案”，建议将“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由现行的“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修改为“醉酒驾驶机动车并导致不能安全行驶、对公共安全产生紧迫现实危险的”，以充分考量“醉驾”入刑现实操作的可行性和司法资源投入情况，适当提高入罪门槛，降低犯罪发生率。

↑皮剑龙

—— ① ——

“醉驾”入刑十多年来

危险驾驶犯罪成为“第一大罪”

皮剑龙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自2011年醉驾入刑以来，“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观念已逐步深入人心，并收到了良好的法律社会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交通事故所导致的死伤结果的发生。据2022年两高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被提起公诉的危险驾驶罪35.0852万人，占全部被公诉人的20%。自2019年来，危险驾驶罪连续四年超过盗窃罪成为“第一大罪”。

皮剑龙在提案中写道，运用刑事手段治理“醉驾”行为，国家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成本。

回顾2011年“醉驾”入刑的立法背景，当时接连出现多起因酒驾交通肇事致多人伤亡的事件，社会舆论反响强烈，公众纷纷呼吁加大对酒驾行为的刑事打击力度。“醉驾”入刑回应了当时的社会关切，其立法目的主要是想通过刑事打击来防范和减少危害公共安全行为。

“醉驾”虽是微罪，最高刑仅为拘役，但行为人一旦被定罪就会被“标签化”，需承担除刑罚外的犯罪附随后果，比如不得从事军人、公务员等多种职业，其子女也会因此受到牵连，在参军入伍、从事公务员等职业时会受到影响。“醉驾”犯罪“标签化”更影响其家庭的正常运转及子女的就业、生活。

即便“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并没有产生损害结果，看似是轻罪，适用简易、速裁程序，但仍需要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流程执行，十多年来国家为数百万件“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投入了巨量司法资源。

—— ② ——

政协委员建议：

提高“醉驾”入刑门槛，降低实刑率

皮剑龙表示，要充分考量“醉驾”入刑现实操作的可行性和司法资源投入情况，适当提高入罪门槛。

为此，他建议，修改《刑法》“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将《刑法》第133条第二项规定的“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即构成危险驾驶罪，修改为“醉酒驾驶机动车并导致不能安全行驶、对公共安全产生紧迫现实危险的”，即构成危险驾驶罪。这样“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并非醉酒后驾车，而是醉酒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使得被告人“不能安全行驶、对公共安全产生现实危险”。换言之，只有醉酒导致被告人无法安全驾驶的，才能构成犯罪，

同时，皮剑龙建议适度提高“醉驾”入刑标准，对无交通违法、未发生交通事故、未造成任何危害后果的“醉驾”行为，建议将驾驶人员定罪入刑的血液酒精含量标准，由原来的80毫克/100毫升以上提高到200毫克/100毫升以上。但是，对交通违法发生交通事故、逃逸、无证驾驶、再犯、追逐竞驶、在高速公路驾车等驾驶人员，仍执行“醉驾”酒精含量超过80毫克/100毫升的标准。

皮剑龙还建议，进一步降低“醉驾”实刑率，明确缓刑适用条件，提高缓刑适用率。

“尽管各地法院逐渐有对被告人判处实刑同时适用缓刑的倾向，但‘醉驾’”的实刑占比仍显过高。”皮剑龙认为，无论是从“醉驾”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考虑，还是从缓刑制度本身的目的考虑，“醉驾”型危险驾驶罪适合适用缓刑制度。他建议明确缓刑的适用条件，放宽“醉驾”型危险驾驶罪中缓刑的适用，让各地法院有所依照或参考，有助于节省司法资源，也有助于兼顾法律和社会效果。

此外，皮剑龙建议，探索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扩大“醉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范围。

皮剑龙表示，“醉驾”型危险驾驶犯罪，在办理“醉驾”案件中可依法全面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速裁程序，探索适用附条件不起诉。

他建议，在各地公安机关执法办案中心增设检察室和速裁法庭，快速办理该类案件，构建一站式、全要素、即时性的执法新模式。办理“醉驾”案件，需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综合考虑行为人酒精含量以及有无机动车驾驶资格、驾驶车辆的种类、行驶道路的种类、实际损害后果等反映“醉驾”危险程度的各种因素，结合其认罪悔罪态度、是否曾经因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被处罚等情节，精准打击、及时惩治犯罪。

红星新闻记者 张炎良 北京报道

编辑 郭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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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声音丨全国政协委员皮剑龙：适当提高 “醉驾”入刑门槛

作者：民生周刊

发布时间：2023-03-01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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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周刊》全媒体记者 张兵

“建议修改刑法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将刑法第133条第二项规定的‘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即构成危险驾驶罪，修改为‘醉酒驾驶机动车并导致不能安全行驶、对公共安全产生紧迫现实危险的’，即构成危险驾驶罪。”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表示。“必须充分考量醉驾入刑现实操作的可行性和司法资源投入情况，适当提高入罪门槛，降低犯罪发生率。”自2011年醉驾入刑以来，“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观念已逐步深入人心，并收到了良好的法律社会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交通事故所导致的死伤结果的发生。然而，皮剑龙委员注意到，十多年的实践证明，醉驾入刑对于抑制交通肇事犯罪虽有一定效果但非常有限，以醉驾入刑的方式来防范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立法初衷未有效实现。△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资料图

牢记“喝酒不开车”

2022年两高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被提起公诉的危险驾驶罪35.0852万人，占全部被公诉人的20%。2021年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危险驾驶罪案件34.8万件，占全部刑案的27.7%。2022年全国起诉以醉驾为主的危险驾驶案件仍超过30万人，自2019年以来，危险驾驶罪连续四年超过盗窃罪，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大罪。

适度提高醉驾入刑标准

按照皮剑龙委员的建议，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并非醉酒后驾车，而是醉酒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使得被告人“不能安全行驶、对公共安全产生现实危险”。 换言之，只有醉酒导致被告人无法安全驾驶的，才能构成犯罪。“另外，适度提高醉驾入刑标准。对无交通违法、未发生交通事故、未造成任何危害后果的醉驾行为，建议将驾驶人员定罪入刑的血液酒精含量标准，由原来的80毫克/100毫升以上提高到200毫克/100毫升以上，”皮剑龙委员还建议，“但是，对交通违法发生交通事故、逃逸、无证驾驶、再犯、追逐竞驶、在高速公路驾车等驾驶人员，仍执行醉驾酒精含量超过80毫克/100毫升的标准。”“醉驾犯罪‘标签化’的附随后果远远超过刑罚本身惩罚的严厉性，不仅阻碍行为人回归社会，诱发行为人再次实施犯罪，更影响其家庭的正常运转及子女的就业、生活，不利于社会稳定。”皮剑龙委员认为。皮剑龙委员解释说，醉驾虽是微罪，最高刑仅为拘役，但行为人一旦被定罪就会被“标签化”，需承担除刑罚外的犯罪附随后果，比如不得从事军人、公务员等多种职业，其子女也会因此受到牵连，在参军入伍、从事公务员等职业时会受到影响。“进一步降低醉驾实刑率，明确缓刑适用条件，提高缓刑适用率，探索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扩大醉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范围，有助于节省司法资源，也有助于兼顾法律和社会效果。”皮剑龙委员认为。缓刑主要适用于轻微犯罪的行为人，醉驾型危险驾驶罪都比其他大多数犯罪更适合适用缓刑制度。经过调研，皮剑龙委员发现，尽管各地法院逐渐有对被告人判处实刑同时适用缓刑的倾向，但醉驾的实刑占比仍显过高。据此，皮剑龙委员还建议，在办理醉驾案件中可依法全面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速裁程序，探索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在各地公安机关执法办案中心增设检察室和速裁法庭，快速办理该类案件，构建一站式、全要素、即时性的执法新模式。“办理醉驾案件，需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综合考虑行为人酒精含量以及有无机动车驾驶资格、驾驶车辆的种类、行驶道路的种类、实际损害后果等反映醉驾危险程度的各种因素，结合其认罪悔罪态度、是否曾经因酒后或者醉驾驶机动车被处罚等情节，精准打击、及时惩治犯罪，合理分配司法资源，化解社会矛盾。”皮剑龙委员说。皮剑龙委员是十三届全国政协优秀提案奖的获奖者之一，履职5年来，他共提交了52件提案。今年初，皮剑龙连任了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此次全国两会，他准备提交八份提案，《关于修改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构成要件，适当提高“醉驾”入刑门槛的提案》是其中之一。

出品：民生周刊（ID：msweekly）新媒体部

《民生周刊》全媒体记者 张兵

编辑：姜玉函

责任编辑：刘烨烨

主编：崔靖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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