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徐丛剑建议特定条件下支持未婚女性冻卵

作者：花花谈大事

发布时间：2023-03-02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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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徐丛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支持未婚女性在特定情况下进行冻卵，但需要符合能生育且有强烈愿望需要保存生育功能。但这也不意味着完全放开，而是给未婚女性提供更多的选择。

其中的特定情况则是指在某些医学指征的需求下，并且在一定的年龄还没有能够生育， 且愿望强烈，并自愿保存生育功能的未婚女性。

这个建议也是很合理的，因为女性的某些疾病会影响她的生育能力，这一部分女性是应该采取鼓励式的支持冻卵，并且要尽早，但也不能一边倒的支持，应该严格落实实际情况，是否符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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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敏委员：建议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工会开展托管服务

作者：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23-03-01 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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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3月1日电（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华锡）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谢文敏关注婴幼儿、少儿的托育托管问题。她建议：鼓励企业、工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整合自身资源开展寒暑托、课后托、全日托等类型的托管服务。

谢文敏表示，根据相关普查数据，我国0至3岁婴幼儿约4200万。卫健委在新闻发布会的一项国内调查显示，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素，城市中超过1/3的家庭有托育需求，特别是普惠性服务供不应求，“这极大地阻碍了育龄父母的生育意愿。”

“近年来，有条件的企业开展了职工子女课后托管服务，帮职工解决了后顾之忧。”为此，她建议推进社区托育服务，就近原则，与社区设施功能相衔接。对现有幼儿园资源整合，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0-3岁婴幼儿，实现托幼一体化发展。

同时，她建议对爱心托管班的建设作出详细规定，保证有安全措施、有基本师资、有托管协议、有意外保险、有应急预案。保证“爱心托管班”场地安全、管理规范、权责明确、餐饮卫生、职工满意、规模达标，推动职工子女托管工作质量不断提高、服务管理不断完善。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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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怔！为让日本王室生男孩“保住天皇血脉”，专家要16岁太子冻精、未来太子妃冻卵

作者：英国报姐

发布时间：2023-02-19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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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了让王室能生出男孩“保住天皇血脉”，真是快魔怔了。大家都知道，现任天皇德仁只有独生女爱子公主，本来想争取改变王位继承法，允许女天皇继位。他的弟弟文仁和纪子妃为了上位，冒着高龄产妇的风险生出了唯一的儿子悠仁。文仁父凭子贵被立为王储，悠仁也基本可以确定会成为未来天皇，但很多人心里还是觉得不踏实。悠仁近照最近更是有日本专家建议16岁的悠仁冷冻精子，悠仁未来的妻子冻卵，要不惜一切代价让悠仁生儿子继承王位，迷惑发言震撼全网。催促悠仁冻精、未来妻子冻卵这个专家还不是一般人，是前财务省的高级官僚山口真由。对于德仁天皇和一些民众期望推选女天皇的想法，山口嗤之以鼻。她表示，日本古代认为女性来月事的血污是不洁的象征。如果有女天皇，那祭祀活动、宫廷仪式和祈福都得避开她的生理期才行，所以她坚决反对女天皇。爱子公主拿月经羞辱女性还不够，她接下来的话更是令人震惊。为了保证日本王室不会绝嗣，她认为以悠仁为首的王室男性都应该冷冻精子。鉴于日本王室的男子结婚很小心谨慎，成家都比较晚，山口麻友对此还建议：“悠仁亲王的结婚对象，要在20多岁的时候冷冻比较多的卵子才行。” 她认为这样才能保证女方的卵子质量，有更多生男孩的概率。作为女性，她好像根本没有意识到取卵冻卵是个多么痛苦的过程。取卵针这三段爆言在日本社交平台上立刻发酵，许多网友都强烈反对她的看法，尤其是那些支持德仁的女儿爱子能成为女天皇的人们。但也有一部分人和山口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认为王室的女性根本不配继承家业，悠仁才是王室的未来，一切都要以他为中心。甚至已经有人张罗着把芦田爱菜“许配”给悠仁，给王室生孩子。事实上，恐怕悠仁的父亲文仁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为这个并不非常讨喜的儿子操碎了心，誓要在人气上压倒哥哥德仁一家。“废物”太子不争气有这么多人担心悠仁的未来，有个很大的原因是他本身不太靠谱。每年生日拍摄官方视频时都很紧张呆滞，据说性格也比较蛮横，唯一让宫内厅能买点通稿的，也就只有他的学霸人设了。然而，根据日媒的报道，他的高一第一学期已经结束，成绩却不太理想，甚至有的科目只有擦边及格的程度。去年2月，他在高中入学考试后参加作文比赛，也被扒出大段抄袭。要知道悠仁进入名校筑波大学的高中部时，就已经被扒出是靠父母走关系破格录取的。这下子悠仁的形象就更差了，他被看不起的话，他的父亲文仁这皇太弟当得也不会踏实。据说文仁夫妇为此非常焦虑，严厉批评了悠仁身边的工作人员。要知道从悠仁初中起，文仁就给他请了不少家教，在亲王府给儿子补习。不光有教课的、还有预测考试内容的，但即便如此，悠仁也仍然不够给力。眼看着悠仁离成年越来越近，文仁还开始增加悠仁的曝光度，让他多出现在王室活动中刷一些存在感。去年10月，才16岁的悠仁就得到了独自出席公务的机会。要知道天皇的女儿爱子21岁成年礼发布会的时候才第一次独挑大梁。而且悠仁的公务内容是去伊势神宫参拜。伊势神宫是日本皇权的象征，在这里主持祭祀仪式，基本上就是在向世界宣告：悠仁已经准备好接手江山了。有人认为这是文仁针对爱子的宣战虽然负责定夺王室事务的宫内厅不太希望文仁一家太高调，但显然，皇太弟急切地想巩固自己和儿子的地位。报道称他对宫内厅的宣传力度和方式感到非常着急，恨不得自己上手给自家做公关。小时候爱子和悠仁的关系很亲当然，面对着儿子只有10%的支持率，文仁的公关早就开始了。他把悠仁姐姐佳子公主推了出去。佳子公主是远嫁美国的真子的妹妹，文仁的二女儿，因为美丽时尚的形象，颇受日本民众的喜爱。在真子结婚离开王室之前，两姐妹是给家族争人气的最佳搭档。真子结婚后，所有的压力就都给了佳子。她先接手了真子的一部分体育比赛和体育发展相关的公务，去年12月29日佳子庆祝了28岁生日后，又被赋予了更多任务，几乎每周都要出差，非常疲倦。佳子工作量的增加很可能是为了压制爱子公主，女天皇派至今仍对爱子登基充满希望。去年刚刚成年的爱子出席公务的频率直线上升，还因为大方得体颇受喜爱。所以放佳子去和爱子竞争，肯定比悠仁的效果好。两人还破天荒一起出席公务今年佳子出席公务的所有服装基本都受到了好评。佳子很擅长花小钱把衣服搭配出时尚感，私底下也很活泼爱美。28岁生日的官方图片中，不少女生发现佳子穿着自己同款的百褶裙，感到非常惊喜。去年还有通稿称爱子公主模仿佳子的发型，私下很崇拜佳子。也不知道是不是文仁在背后操作的。去年庆生视频上，佳子冲镜头一笑更是让许多男粉丝疯狂。网友评价她简直像女偶像一样可爱。大家都对她的公务越来越多而感到开心，但佳子却不是这么认为的。再怎么被夸，再怎么有人气，也只是家里的工具人，最终都是为了父亲和弟弟的王位服务的。佳子和父母闹掰分居据报道，真子和佳子都对王室的各种限制和规矩感到不满，想要尽快逃离。文仁曾经给她们的承诺是：你们想离开这个家的话，我不会拦着。然而悠仁的出生彻底改变了这一切。佳子的身份变成了未来天皇的姐姐，文仁对她和真子的要求也变多了。真子结婚后，孤独的佳子更不自由，压力更大，又不太想和家里有什么牵连，索性有了摆烂的想法。这倒不是因为佳子不愿意付出劳动，佳子会使用熟练的手语，参与过非常多帮助聋哑人的活动，在残疾人群体中很受欢迎。她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多时间做这些她真正关心的事。与父母拼命找出场的机会刷存在感不同，佳子认为王室的公务要符合社会的需求，父母要求她参加的活动她不会拒绝，但自己也不会给自己找更多活动做，简而言之——消极怠工。27岁的庆生照佳子和姐姐真子非常亲近，真子的婚姻受阻时，佳子对父母感到失望，关系也进一步恶化。现在28岁的她，只想快点离开。近日，还传出了她与父母分居的消息。文仁耗资32亿日元（约1.6亿元）装修了宫殿，耗时2年半时间的工程在前不久才完工。据说宫内由黄金和昂贵的欧洲大理石材质构成，被称作日本的凡尔赛宫。改建费用超过了哥哥和父亲家的总和这个奢华的宫殿比天皇家住的都高调，看来文仁已经在做哥哥死后自己登基的美梦了。然而，在文仁夫妇带着悠仁高调搬进宫殿时，佳子却拒绝回家，宣布自己要独自住在旁边的“御寓所”里。“御寓所”原本是文仁在宫殿旁边建立的一个三层小楼，为了保护隐私，窗户非常小，看上去既像监狱又像城堡。虽然这里距离宫殿只有50米，属于一碗汤端过去都不会凉的远近，但佳子和父母的心已经隔了千万里。佳子喜欢跳街舞但被父母阻止日本王室女性几乎没有在单身时就搬出家里居住的习惯，甚至天皇的妹妹清子在自己的小家庭稳定后，每周还会回皇宫陪父母。这让佳子和文仁夫妇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佳子现在处于独居状态，文仁夫妇和悠仁被禁止进入佳子的房间，如果大家聚在同一个房子里，佳子也只会把食物拿回房间里吃。或许这是一种无声的抗争。王室男性未婚单身在外独居非常正常，佳子希望这种情况在女性身上也能变得正常。这样可以最大程度远离父母的干涉，不用给弟弟赔笑脸，还可以较为自由地把控生活和感情。也许她就可以不用像真子那样，为了逃离王室草草找一个不靠谱的男人结婚。佳子曾在去年10月的一次活动上表示：她希望日本变得更性别平等，每个女性都可以有更多选择。遗憾的是，无论是王室，还是她的家庭，目前都没有任何想要让性别变得更平等的迹象。美智子皇太后、佳子、真子、抱着爱子的雅子皇后佳子曾经是人们心目中的乖女儿，但或许当所有人只在乎王室能不能生出男孩，只在乎怎么帮助悠仁打江山的时候，佳子就作出她的选择：这个工具人，我不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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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生育就可以女人当家吗？

作者：界面新闻

发布时间：2023-02-10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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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徐鲁青编辑 | 黄月1

“夫妻应当在生育前进行生育登记”的字样，改为“凡生育子女的公民，均应办理生育登记。”

在今年1月31日发布的《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中，出现了这样一处改动。措辞看似调整微小，实则变化重大，它意味着生育登记不再需要婚姻关系作为前提。

在四川以外，福建、广东、陕西等地都在2022年发布了放宽生育登记要求的条例，生育与婚姻的绑定正在政策层面逐步放开。单身生育女性群体的研究者高晓君总结了几个相关的重要变动：2015年，在中国人口增长乏力，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人口政策发生重大调整，同年先后出台全面“二孩”和非婚生子合法落户一大一小两个政策，后一政策的具体条例为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的问题》，该条例促成非婚生育孩子的“黑户”问题得以解决；2020年修订的《民法典》取消了计划生育的相关内容，非婚生育的政策性束缚大大减少；同年的十四五规划淡化了“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的提法，首次提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在华东师范大学读社会学硕士时，高晓君关注到了主动选择单身生育的异性恋女性群体（Single Mother by Choice），国内学界至今仍然少见对她们的研究。2018-2020年，她在不同城市接触了22位单身生育女性。这些女性主要居住在一线城市，年龄在27-43岁之间，多为家庭中的独生女，受教育程度基本在本科及以上。她们一般从事管理、科研、法律、个体经营等工作，年薪多为20-30万元，“是人们口中标准的城市中产阶级女性。”

高晓君的部分访谈对象

张萌是高晓君的研究对象之一。在2017年生育后，她向街道办申请生育保险，因为未在婚内生育，她没有拿到保险金，于是走上了曲折的维权道路。之后四年时间里，张萌持续提起行政复议和诉讼。2021年她再次申请生育保险，这一次，申请环节终于流畅地走了下去。

在高晓君的研究中，张萌成为了一位关键“线人”，“她建立了一个单身生育的群，给我介绍了很多和她情况相似的单身生育女性。”这篇题为《女人当家？——单身生育和性别角色的重新协商》的研究，后来刊发在了《妇女研究论丛》上。领取到生育保险金的那一天，张萌在单身生育群里发了一个转账截图，看到这一幕，高晓君由衷感到开心，也深深知道这张截图背后的曲折与艰难。

生育金的争取只是过往制度障碍的冰山一角。高晓君在采访中说，“虽然我研究的女性群体已经在社会结构所属的位置中拥有一定的教育、金钱、职业、家庭背景等“特权”，但她们的单身生育之路仍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基于个体能动性所追求的‘女人当家’，不能遮蔽生育中依然会面临的政策、文化、社会保障等结构性制约。”

“单身生育”背后的污名与阶级

在社会学主流观点看来，历史上出现过两次重要的人口结构改变。从18世纪开始，绝大多数工业国家经历了社会出生率与死亡率的下降，以夫妻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变成主流结构。第二次人口转变则发生在20世纪后期，婚姻和生育呈现出更多变动，比如初婚年龄的推迟、不婚与离婚率的上升，以及非婚生育率的增加。

在许多国家，非婚生育率增长十分显著。1970年，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非婚生子女比例不到10%，2018年这一数字上升至41%。在西北欧地区的许多国家，比如丹麦、法国、荷兰与瑞典，单身生育的孩子比例甚至超过了一半。在如今的中国——根据学者谢宇和於嘉在2019年的研究——非婚生育率不到1%。近70年来，中国已经出现许多二次人口转变的表现，据他们预估，未来人们的结婚年龄会继续推迟，非婚生育也会增加。

国内最早对单身生育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地区，以及社会结构位置中更为底层的阶级，围绕的是“少女妈妈”、“未婚先孕”、“未婚生子”等现象，“单身生育”是近些年才出现的说法。高晓君认为，这些词虽然看起来相似，但强调的重点却有不同：“ 非婚生育”“婚外生育”“未婚生育”是以婚姻状况来区分不同的制度安排和福利保障，有比较浓重的婚姻本位色彩。相对来说，“单身生育”这一说法的污名更少，也更侧重生育主体——既可以包括单身女性通过辅助生殖进行生育，也包括身处亲密关系但没有结婚时的生育。在田野研究的过程中，高晓君曾听到几位访谈对象提及，自己更愿意被称为“单身妈妈”，而非“未婚妈妈”。

早些年间，“未婚生子”在媒体报道与大众想象中一直带有道德污名色彩。高晓君观察到，在短视频平台上，关于未婚妈妈的热门标题包括“低龄怀孕”“14岁早恋生下儿子”“全网最小二胎妈妈”等，形塑了大众对于这一群体的一系列想象，比如低龄、低教育水平、道德败坏等等。

“生育是有道德阶序的，”她说。美国人类学家盖尔·鲁宾在《Thinking Sex》一文中曾指出，所有社会都存在性阶序（sexual hierarchies），性被排序为好的、符合道德的性与不正常的和罪恶的。高晓君认为生育也可类比这一理论，“鲁宾提到性的阶序性是一个圆圈往外扩散的结构，发生在夫妻之间的、家庭中的生育最具有正当性，再往外扩散，不在家庭结构内的、不是夫妻关系的（生育）污名化变得越来越强。”

图片来源：https://www.newinternationalism.net/?p=3700

另一方面，新式非婚生育叙事则在近几年逐渐走入公众视野。高学历、高收入的职业女性海外挑选精子、单身女性国内争取冻卵权等报道，呈现的则是中产阶级女性自主选择生育的积极图景。高晓君在许多有关未婚妈妈的研究中发现，只有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女性，才有可能建构自我单身生育行为的合法性，“中产阶级的地位弥补了非婚的耻辱。”

代际支持与父权制的延续

高晓君在论文里写到，“相比伴侣关系的难以确定和把握，成为母亲对不少女性而言还是一个不假思索的选择，是人生道路上的必经之路。”但在采访中，她多次向界面文化强调，这不代表这些女性像许多人想象的“被洗脑了一定要生个孩子”。

在她接触的访谈对象中，谈起为何最终决定生育，多数女性会提到对生命意义感的追寻，“她们觉得自己正在创造些什么。”另一方面则关乎情感层面的需求，无论是向往生育体验带来的紧密情感联结，还是未来和孩子建立亲密的纽带，“相比于现代社会中的理性计算和不确定性，孩童成为了风险社会和个体化趋势下能够寻求到的确切的情感联结。”

2019年2月21日，合肥，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人类精子库实验室。

女性单身生育无疑是主体性的彰显，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父权家庭的养育模式，形成了随母姓、从母居等以女性为轴心的家庭形态。但高晓君在研究中也发现，父权观念以另一种方式微妙地延续了下来。女儿接过了传统家庭寄托在儿子身上的责任，承担了延续香火与养儿防老的期待。

少数女性通过市场照料、伴侣合作与女性互助等方式完成单身养育，但大部分女性最重要的支持是来自家庭的代际养育。“父母几乎不会吝啬对女儿的付出和投入，在单身生育的问题上，我访谈的大多数对象都获得了父母提供的照料支持。”高晓君认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让女儿在家中的地位变高了，单身生育女性和原生家庭在养小孩这个问题上往往同舟共济。

另一方面，许多父母在面对女儿单身生育的选择时，都揉杂了对于传宗接代使命的考量。“要是选择辅助性生殖技术，有的父母会要求女儿生个男孩，虽然她们更想要女孩或不在意性别；还有的父母会考虑到，如果单身生育，孩子就可以跟随女方姓氏。”这类情况在高晓君的田野研究过程中频频出现。

访谈对象小植28岁意外怀孕，她接受妈妈的建议放弃流产，留下孩子。小植表示，一方面父母担心流产的身体风险，宁愿自己之后带着孩子结婚，也不希望以后很难怀孕。另外一个原因则与香火传递有关，“因为我们家里全是女孩，也没有弟弟，所以家里养一个小孩也可以，可能有这种心理。”这类想法并非年轻女性决定独自养育小孩的初衷，却最终意外地达成了代际间对单身养育实践的和谐。

“这些女性的单身生育行为本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生育路径，但从结果来看，这一实践却又被融入到庞大的父权系统中。”高晓君由此也想到了另外一些现象：“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很多家庭仅有女儿而无儿子，入赘、倒插门、上门女婿在当下中国发生了新的变种，作为独生女家庭传宗接代的这种办法。比如南方不少省份出现两头婚、两头走、并家婚现象，生育方面表现为夫妻两方可根据需要决定孩子的姓氏。”她感叹道： “结构的力量太强大了，女性主体性与父权制之间的关系总是模糊不清的。 ”

女人当家？

高晓君观察到，受访对象在谈到为何选择单身生育时，都或多或少地表示，这种方式避免了他人干扰，免除了婚姻带来的“一揽子义务”，照顾伴侣和考虑对方家庭等事务可以不再成为烦恼。她们都是非婚意义上的“单身”，但亲密关系的状态有不同的类型，高晓君概括了几种模式：一类是在单身状态时就主动选择只生育、不结婚；还有一种情况是女性和亲密伴侣基于双方需求，不进入婚姻，但共同养育孩子；也有一些女性在婚前怀孕后中止了恋爱进程，但仍选择生下孩子。

“在单身状态计划生育的女性中，大多数都会选择辅助生殖。”高晓君说，许多人都提到精子库可以避免很多问题，“她们会受到一些案件的影响，比如‘魏圆圆案’和‘紫丝带妈妈’群体，害怕小孩生下来就被男方家庭抱走，往往不会考虑和熟人合作生育。”

同时她也感到，“父亲”这一角色虽不存在，却又如幽灵般无处不在，女性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来抵消和解构父亲必不可少的家庭观念。“正统文化会无孔不入地对女性进行问讯，方方面面施展出来，父亲这个角色是非常重要被提及的部分。母职本就艰难，单身生育女性所面临的母职惩罚除了一般职业女性所面临的养育和工作的两难之外，还包括单身生育行径的道德合法性建构，比如她们不得不时常对父亲不在场这件事做出回应。”

不同母亲有不同的应对方法。她以一名受访者举例：在孩子上幼儿园时，这位受访者送给老师一本名叫《超级大家庭》的绘本，书中列举了各式各样的家庭形态，希望孩子们也能够介绍各自家庭的样子。老师采纳了妈妈的建议，有的孩子说家里有爸爸和妈妈，有人说爸爸妈妈和好朋友狗狗，还有的孩子会说家庭成员包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和外婆。从孩子们的视角来看，谁是家人、家庭什么样，可能和成人世界的刻板理解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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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前提是，她们能把孩子送去这样的幼儿园，老师愿意引导孩子去理解这些观念。”高晓君说。她在硕士论文中强调了“生育正义”理论，这一理论关注的核心是生育权的被尊重与保护，包括不生育的权利、生育的权利、在健康安全的环境下生育和养育孩子的权利。除了“消极的生育权“——不干预女性的生育决定，不论是决定生育还是决定不生育，“积极的生育权”也需要被更多地重视，即创造健康安全的生育条件，其中便包括对多元家庭形态的包容。

她认为，我们距离一个“生育正义”的社会，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中国的女性现在在消极的生育自由和积极的生育自由之路上都走得很不畅快，她们左右为难。如果一个女性想要不生育，不论是否在婚姻框架内，她都会面临巨大的挑战。比如，几乎每一个适龄单身女性都不可避免地面临周遭的催婚催育压力；而如果一个女性想要生育，她能否有技术选择的正当权利，她能否有不在婚姻框架内生育的自由？她和她的小孩能否获得系统对于生育所提供的的一系列保障与支持？她和她的小孩能否不遭到社会文化和周边环境的污名与歧视？”

她所访谈的女性们看似在自主实践以女性为轴心的养育模式，但从实践上来看，养育或通过来自父母的代际照料，或通过市场购买。在文化观念里，生育实践仍被视为养老和传宗接代的责任，父亲的幽灵也时时刻刻盘旋在日常生活。

也正是因为现状并不够美好，问题仍有待解决，高晓君研究的标题虽是“女人当家”，后面打的其实是一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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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辅助生殖研究报告2023

作者：泽平宏观

发布时间：2023-02-28 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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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育娲人口专家团队：任泽平，梁建章，黄文政，何亚福，钟勇，姚劲波，吕俊，於嘉

导读

“生育问题”既关系民族复兴，也关系亿万家庭的幸福。随着生育推迟、社会压力增加，不孕不育率提升，部分人群面临“生不出、生不好”的问题，辅助生殖技术逐渐成为育儿新希望。继《辅助生殖行业研究：国际篇》之后，我们推出《辅助生殖行业研究：国内篇》。

目前优化生育政策的时代已经到来、降低生育成本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但“不能生”问题并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部分群体由于政策、质量、费用等方面的限制，无法进行治疗。通过建立辅助生殖友好型社会，可以提升辅助生殖渗透率、使治疗不孕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带来净增新生人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低迷问题、提振社会信心。

核心观点

由于生育率低迷、育龄妇女规模见顶下滑、全面二孩效应消退，我国出生人口持续下滑，随之而来的是，劳动力萎缩，老龄化加速，人口见顶回落，人口红利消失等问题相继出现。辅助生殖作为治疗不孕不育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其社会价值不容忽视。一方面，能够满足不孕人群求子的愿望；另一方面，能够缓解出生人口下降的压力、优化人口结构。未来随着育龄妇女高龄化、婚育年龄推迟等因素，不孕不育人群增加，伴随着更多人群的辅助生殖需求释放，辅助生殖对出生人口的贡献将增加。

辅助生殖技术在中国起步晚、发展快，经历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走在国际生殖医学领域前列，相关规定也逐渐落实、完善、细化，辅助生殖行业随着生育政策的放松而快速发展。但是，由于区域分布不均、治疗价格高、顶层设计不完善等因素，部分辅助生殖需求难以释放。辅助生殖的平均最低治疗价格超过全国六成家庭的承受能力。

我们与锦欣生殖联合组织辅助生殖需求调研问卷，分别对现有患者和潜在患者进行问卷投放，试图探索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关注的因素。1）基本特征：35岁以下为主、专科以上学历占比超5成。分年龄看，正在接受治疗的不孕不育患者以30-34岁为主，占比近4成；分学历看，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超5成；工作方面，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中自由职业者居多，部分患者可能因为治疗辅助生殖而辞去工作或者失去工作。2）超6成被调查者希望通过冻卵保存生育能力，其中30-34岁意愿最高；高学历意愿更高。3）成功率和价格是患者治疗中比较看重的因素，潜在患者对价格敏感度更高。对潜在患者来说，当补贴比例是0%、25%、50%、75%、88%时，辅助生殖治疗需求增加比例分别为0%、13%、20%、27%、30%。

辅助生殖需求释放的人口净增红利有多少？第一，不考虑价格因素，根据低、中、高方案假设2030年辅助生殖渗透率分别提升至9.9%、11.9%、13.9%，我们预测2030年通过辅助生殖出生婴儿数量分别比渗透率不变的方案多8.5万、17.0万、25.6万人。第二，考虑到单身女性使用辅助生殖的需求，2020年我国通过单身女性使用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婴儿数量在8.4万-16.8万人。第三，如果考虑对辅助生殖进行财政补贴，2020年通过对单周期补贴20%、50%、80%的治疗费用，可以分别增加新生儿11.6万、23.3万、34.5万人，所需财政支出分别为195.8亿、576.2亿、1060.9亿元，因此获得一次活产的财政支出分别为16.8万、24.8万、30.4万元，假设我国单个活产婴儿的终生净税贴现值在2.6万-10.4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8.3万-72.5万元），估算对辅助生殖进行补贴的财政支出的净回报率在2倍以上。

启示：完善辅助生殖顶层设计，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1）完善辅助生殖顶层设计、优化相关法律法规、出台一揽子相关规定，打通辅助生殖相关技术、伦理、法律之间的屏障。2）鼓励辅助生殖领域相关试剂自主研发、减少进口依赖；通过建设人才交流机制，促进区域间优质资源共享。3）鼓励相关机构建设专业人才培养机制，提供人才培育补贴，提高整体医生服务人员的人才输送比例以及专业性。4）允许单身女性冻卵，有助于她们保存生育能力，保障女性生育权。5）降低公民使用辅助生殖的自费负担，通过给有需求家庭定向发放辅助生育补贴券，保证合理需求充分释放。

目录

1 辅助生殖是“生育友好型社会”必不可少的技术

1.1 发展背景：老龄少子化背景下，辅助生殖有助于优化人口结构

1.2 发展历程：技术逐渐完善，生育政策放松助推辅助生殖行业发展

1.3 发展现状：治疗周期规模大，机构数量趋于稳定

1.4 发展痛点：区域分布不均、治疗价格高、顶层设计不完善，部分辅助生殖需求难以释放

2 影响辅助生殖需求释放的因素有哪些？

2.1 基础特征：35岁以下为主、专科以上学历占比超5成

2.2 超6成被调查者希望通过冻卵保存生育能力

2.3 价格是患者最看重的因素之一，潜在患者对价格敏感度更高

3 辅助生殖需求释放的人口净增红利有多少？

3.1 渗透率提升（不考虑价格变动）带来的新生儿增量

3.2 降低患者自费负担带来的新生儿增量

4 启示：完善辅助生殖顶层设计，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正文

1 辅助生殖是“生育友好型社会”必不可少的技术

1.1 发展背景：老龄少子化背景下，辅助生殖有助于优化人口结构

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三孩政策效果并未显现，未扭转中国出生人口下降趋势，生育堆积效应已基本结束，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来连续六年下降，2022年出生人口跌破千万。劳动力萎缩，老龄化加速，人口见顶回落，人口红利消失等问题相继出现。

一方面，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再降到2020年的1.3，2021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仅1.15，2022年降至不到1.1，仅为更替水平（2.1）的一半。另一方面，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中国15-49岁育龄妇女规模在2011年达3.8亿人的峰值，此后逐年下降，预计2030年降至3.0亿。

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中方案预测，到2050年，我国出生人口将降至698万，为印度的约1/3，2100年降至238万，不到印度的1/4。

年龄是影响生育能力的重要因素，无法逆转。育龄妇女高龄化、初婚初育年龄增加，会导致女性错过最佳生育年龄，削弱生育基础，不孕不育率有上升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不孕不育率为12%-18%。

第一，育龄妇女高龄化趋势明显，预计2030年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将比2022年减少27%，其中25-30岁生育高峰期妇女将减少18%。我国20-35岁的主力育龄妇女从1982年的约1.2亿增至1997年1.9亿的峰值，2022年降至约1.5亿，预计到2030年降至1.1亿；25-30岁生育高峰期妇女约5000万，预计2030年将降至4100万，降幅约18%。

第二，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20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2岁推迟到28岁；平均初育年龄从24岁推迟至28岁。从结婚年龄看，1990-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3.6岁推迟至29.4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2.0岁推迟到28岁。从生育年龄看，1990-2020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8岁，主要生育年龄从20-27岁增至24-33岁，生育一孩数占比从86.6%降至45.8%。

辅助生殖作为治疗不孕不育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其社会价值不容忽视，一方面，满足不孕人群求子愿望；另一方面，缓解出生人口下降压力、优化人口结构。根据《国际辅助生殖研究报告2022》，部分国家将辅助生殖技术视为解决国家生育率下降的方法，为减轻治疗负担，政府提供各类公共资金支持，助力辅助生殖需求释放、缓解出生人口下降压力，通过辅助生殖出生婴儿占比在2%-10%。目前，我国通过辅助生殖出生婴儿占比在2%-3%，未来随着育龄妇女高龄化、婚育年龄增加等因素，不孕不育人群增加，伴随着更多人群的辅助生殖需求释放，辅助生殖对出生人口的贡献将增加。

1.2 发展历程：技术逐渐完善，生育政策放松助推辅助生殖行业发展

辅助生殖技术在中国起步晚、发展快，经历三十多年发展，已走在国际生殖医学领域前列，相关规定也逐渐落实、完善、细化，辅助生殖行业随着生育政策的放松而快速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0-2000年）：起步期。辅助生殖技术从蹒跚起步到获得长足进步，试管婴儿第一、二、三代技术相继发展。自1978年首例试管婴儿在英国出生后，我国研究人员便开展相关领域的探索。1983年，我国第一个冷冻精液人工授精孕育的婴儿在卢光琇教授的指导下诞生；1988年，我国大陆首名试管婴儿在北医三院诞生，技术成功为后续试管婴儿技术发展开启新篇章。此后，国内首个ICSI试管婴儿和首个经PGD的婴儿相继在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诞生。首例三代试管婴儿诞生成为辅助生殖技术发展的里程碑事件，标志着我国辅助生殖技术的快速发展。不过，此阶段，辅助生殖领域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没有进展。

第二阶段（2001-2012年）：规范期。我国首次发布系统的辅助生殖管理办法，对机构审批、技术使用等方面进行规定。2001年2月，卫生部先后颁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等，标志着我国辅助生殖技术开始规范发展。2003年卫生部修订相关规范和标准，对辅助生殖机构、精子库等技术标准、人员配备、场所设备等提出精准要求，比如“减少胚胎移植数量”、“同一供者的精卵最多受孕5人”等内容，为辅助生殖机构提供发展参考范式。2007年，卫生部颁布《关于加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设置规划和监督管理的通知》，指出严禁此项技术的商业化和产业化，进一步对辅助生殖的发展做了规范。同年10月，国务院发文决定将“医疗机构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许可”的权限下放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辅助生殖机构迎来迅速增长。

第三阶段（2013-2017年）：优化期。伴随着生育政策改善，辅助生殖政策也不断优化，对机构数量规划、牌照审批等方面提出更细化的要求。2013年，卫生部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生育政策逐渐放松，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2015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建立了国家辅助生殖技术管理专家库，并且国家卫计委更新2001年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配置规划指导原则》，提出“每300万人口设置一个辅助生殖机构”的原则，为各地辅助生殖发展提供依据。同年，卫计委发布《关于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审批的补充规定》，细化辅助生殖机构管理，提出“申请开展第一、二代试管婴儿的机构至少实施夫精人工授精技术或供精人工授精技术满1年”、“申请开展第三代试管婴儿的机构至少实施第一、二代试管婴儿技术满5年”等。随着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进，辅助生殖治疗提供的计划生育证明被取消，不孕治疗惠及人群扩大。技术方面，2014年世界首例Malbac胚胎全基因组测序试管婴儿在中国诞生，标志我国胚胎植入前临床诊断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第四阶段（2018年至今）：发展期。随着“放开三胎”政策出台，辅助生殖成为优化生育支持政策的内容。2018年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这是自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以来，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第一次没有“计划生育”名称。2021年5月“三孩”政策实施。同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内容包括：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2022年，国家卫健委等1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医疗机构通过辅助生殖等技术手段，向群众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辅助生殖技术成为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的一项重要支持手段。随着生育政策逐渐放宽，生育支持政策相继出台，“不能生”、“生不出”问题逐渐被重视。

各地在积极推动辅助生殖补贴落地，助力辅助生殖合理需求释放。杭州市商业补充医疗保险“西湖益联保”将试管婴儿费用纳入报销范围，参保市民最高获得3000元费用报销；河北衡水市对女方年满35周岁且夫妻双方均未生育过，通过辅助技术生育第一胎的，给予不高于1万元的补贴；银川市拟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中年龄为40-49周岁的女性，确需实施辅助生殖技术再生育的给予6万元生育补贴。

在生育率低迷、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出生人口下滑背景下提出推动辅助生殖技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从国家战略角度，符合我国优化生育支持手段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提供和推广辅助生殖技术，不孕家庭的求子愿望得到满足。

1.3 发展现状：治疗周期规模大，机构数量趋于稳定

近年，我国辅助生殖技术快速发展，每年辅助生殖治疗总周期数超过100万，出生婴儿数超30万，约占总出生人口的3%。

1）从治疗类型看，我国辅助生殖技术以体外受精为主，治疗周期占比近80%；其中，冻胚移植占比超60%。2019年有221家生殖中心通过通过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CSRM系统上报数据，其中夫精人工授精（AIH）周期7万个、供精人工授精（AID）周期0.8万个、体外受精（IVF）治疗周期28万个，占比分别为19.2%、2.3%、78.2%，目前辅助生殖治疗以IVF技术为主。其中，使用自体配子治疗周期数占比96.4%。取卵周期28.9万个、鲜胚移植周期12.6万个、冻胚胎移植（FET）周期23.7万个，鲜胚移植和冻胚移植占比分别为34.6%、65.4%。

2）从成功率来看，体外受精成功率远高于人工授精；其中，鲜胚与冻胚移植成功率相当，活产率均超40%。2019年AIH、AID、IVF-鲜胚移植、IVF-冻胚移植妊娠率分别为14%、31%、52%、52%；活产率分别为11%、26%、42%、41%。2019年IVF-鲜胚移植妊娠率为52%、活产率为42%，这意味着接受体外受精成功后，每10个移植周期中有5个可成功妊娠、4个可成功生下孩子。

3）从安全性看，多胎妊娠率下降，主要由于单胚胎移植逐渐成为共识，其中冻胚移植的多胎率小于鲜胚移植；2017-2019年OHSS发生率从1.6%降至1.3%，ART并发症发生率呈下降趋势。2018、2019年新鲜胚胎的多妊娠胎率分别为28.6%、26.0%，冻胚移植分别为26.9%、21.5%，多胎妊娠率明显下降，主要与单次平均移植胚胎数量有关。单胎妊娠的安全性更高，西方发达国家从21世纪开始陆续提倡单胎移植，我国从2018年10月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发表《关于胚胎移植数目的中国专家共识》，建议首次移植、子宫因素不适宜双胎妊娠、经过PGT检测的患者选择单胚胎移植，此后多胎率明显下降。2017、2018、2019年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HSS）发生率分别为1.6%、1.4%、1.3%，近年ART并发症发生率逐渐下降。

4）从患者年龄分布看，目前我国使用ART治疗患者仍以35岁以下的年轻夫妻为主。35岁以下、35-37岁、38-40岁、41-42岁、43-44岁、44岁以上年龄组治疗周期占比分别为71.4%、13.8%、8.2%、3.3%、1.9%、1.3%。目前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的主力为80后和90后，随着高等教育普及，00后、10后对辅助生殖技术认可度随之上升，越来越多家庭计划通过辅助生殖获得新生儿。

5）从供给端看，辅助生殖机构数量趋于饱和，未来增量有限；第三代试管婴儿治疗牌照还有近1倍增量空间。从机构数量看，2016年-2020年，全国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从451家增加到539家。获批机构以公立医院为主占比90%以上，民营医院不足10%。根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规划测算参考方法》的方案一，各省（区、市）增设的辅助生殖机构数量不超过截至2020年底辅助生殖机构总数的15%，按此计算，未来五年新增辅助生殖机构约80个；按照2018年常住人口数，每230万-300万人口可设置1个机构，未来五年机构增量最多70个，整体增量有限。从技术准入来看，所有从事辅助生殖服务的医疗机构都必须获得牌照，并且证书并非一次性获得，获取难度逐级提升。截至2020年，536家获批生殖机构均可提供人工授精技术，其中有406家生殖机构获得第一代和第二代试管婴儿牌照，占全国的76%。仅有北医三院、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等76家拥有第三代试管婴儿牌照，约占体外受精技术机构数量的18.5%，如果按照30%的规定占比，未来能够新增三代牌照约50个。

1.4 发展痛点：区域分布不均、治疗价格高、顶层设计不完善，部分辅助生殖需求难以释放

市场端看，辅助生殖机构数量和质量分布不均，呈现“东南强于西北、沿海多于内陆”特征。数量看，广东有辅助生殖机构56家，数量排名第一；排名前5的还有江苏、山东、湖北、河南，分别为33、32、32、32家，大都位于东部地区；而宁夏、青海等西部地区仅1-2家。质量看，北京、上海、广东等沿海发达区域的临床经验、人才储备、医疗资源配置和技术服务处于相对领先水平，承担着部分外地疑难重症患者的诊疗任务。而甘肃、青海、宁夏等地技术资源总量相对不足，服务质量有待提高，由于缺乏优质辅助生殖医疗资源，部分患者只能选择跨区域治疗，一方面，增加治疗成本；另一方面，患者资源流失，难以支撑当地辅助生殖行业发展。

技术端看，辅助生殖技术仍需发展，以保证更多大龄患者治疗成功率；另一方面，上游试剂及器械进口依赖度高于50%，自主研发能力有待提升。近年，我国辅助生殖技术不断创新，2014-2021年辅助生殖申请专利从26件增至87件、授权专利从6件增至67件，年均增速分别为18.8%、41.2%。但由于目前我国患者以35岁以下为主，自身治疗条件好，一定程度提高了成功率。未来，随着育龄妇女高龄化，高龄患者逐渐成为辅助生殖治疗的主力，“获卵失败”、“反复种植失败”等问题难以避免，从取卵阶段到移植阶段治疗成功率有下降压力，辅助生殖治疗技术和手段需升级和优化，以满足更多大龄患者治疗需求。第二，辅助生殖医疗产品自主研发能力不足，上游相关试剂及器械中，进口品牌仍占主导，体外生殖用液和专用仪器进口占比分别均超50%。国内在新技术、领域研发的程序繁琐，前期申报阶段就存在层层关卡，效率低，研发、创新的时间成本高，自主研发动力不足。

费用端看，辅助生殖的平均最低治疗价格超过全国六成家庭的承受能力，价格高导致部分需求难以释放。一般来说，试管婴儿一次完整的周期费用包括前期体检费用、药费、促排取卵手术费、胚胎培养和移植费用，合计约3万-5万元。如果按40%-50%成功率计算，即为成功诞下婴儿，至少需做2-3个周期，那么一代试管婴儿总治疗价格在6-15万元。若想进行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和筛查，总的治疗费用还将更高。从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看，全国家庭、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人均收入不超6万元的分别占比80%、60%、100%。按试管婴儿成功活产的最低价格6万元，如果是双收入家庭，人均需承担3万元；若是单收入家庭，人均需承担6万元。估算可知，全国、农村和城镇无力承担辅助生殖费用的家庭占比分别为60%、80%、40%，即辅助生殖服务的最低价格仍超中国六成家庭承受能力，治疗价格过高使得部分辅助生殖需求难以释放。国际对比看，丹麦、澳大利亚、以色列的居民IVF治疗费用负担（单周期费用/人均GDP）较低，仅10%左右，这些国家的每万名20-44岁女性使用ATR治疗周期较高，均超150个，而我国IVF治疗费用负担约50%，患者费用负担较高。

政策端看，辅助生殖领域顶层设计尚不完善，第三、四代试管婴儿、代孕等领域处法律灰色地带，单身女性冻卵尚未形成社会共识。一方面，试管婴儿的衍生技术，包括第三、四代试管婴儿、代孕等领域存在法律空缺，缺乏体系化规定。英国是世界上首个颁布关于代孕法律的国家，1985年颁布《代孕安排法》，对相关概念、禁止商业代孕、违法惩罚做了具体规定。我国在2001年就颁布辅助生殖的技术规范和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代孕技术，但缺乏相关法律条例支持，由于不孕人数增加、失独家庭增多，代孕需求增加，促使地下交易出现，市场乱象频出，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数据，与代孕相关的判决案例数不断增加，地下代孕产业仍存。另一方面，针对辅助生殖是否适用单身女性的问题，仍有争议。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提到，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辅助生殖技术。国际对比看，西方许多国家都允许单身女性使用辅助生殖技术，包括使用精子库、冻卵等，认为这是女性保存生育能力的手段。近年，随着经济、社会、技术不断变化，人们生育观念更加开放，我国大龄单身女性使用辅助生殖技术需求增加。但由于国内禁止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殖技术，一些单身女性只好选择支付高昂费用在国外冻卵。

2 影响辅助生殖需求释放的因素有哪些？

我们与锦欣生殖联合组织辅助生殖需求调研，分别对现有患者和潜在患者进行问卷投放，共回收1783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683份，有效率为94%。最终以1683份有效问卷数据为依据，调研结果如下：

2.1 基础特征：35岁以下为主、专科以上学历占比超5成

根据统计，不孕患者中没有孩子的占比71.4%、有1个孩子的占比21.6%、有2个孩子的占比5.4%、有3个及以上孩子的占比1.5%。分年龄看，正在接受治疗的不孕不育患者以30-34岁为主，占比近4成；分学历看，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超5成；工作方面，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中自由职业者居多，部分患者可能因为辅助生殖治疗而辞去工作或者失去工作。

年龄方面，根据调研结果，正在接受治疗以及以前接受过治疗并成功诞下婴儿的人群，更加年轻，35岁及以下占比分别为63.2%、60.0%，而以前接受过治疗，未成功后放弃和从未接受过治疗的患者35岁及以下占比分别为50.8%和57.3%，相对来说治疗未成功后放弃的患者平均年龄更高。由于辅助生殖治疗成功率随年龄增加而下降，35岁以上患者治疗成功率会明显下降，从而削弱患者继续治疗的意愿。

学历方面，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中高中及以下、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分别为46.0%、25.2%、26.0%、2.8%，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54.0%，明显高于我国总体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的15.5%。

工作方面，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中自由职业者、农民居多，占比分别为27.1%、19.4%，并且根据统计，选择其他职业的患者中，“无业”、“待业”、“失业”是患者填写的高频关键词，说明目前辅助生殖治疗患者面临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压力，相当一部分患者可能因为治疗辅助生殖而辞去工作或者失去工作。

2.2 超6成被调查者希望通过冻卵保存生育能力

整体看，有超6成的被调查者希望通过冻卵保存生育能力，30-34岁意愿最高；高学历意愿更高。其中，希望、不希望、不了解冻卵占比分别为63.0%、12.4%、24.7%。分年龄看，20-24岁、25-29岁、30-34岁、35-37岁、38-40岁、4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中希望通过冻卵保存生育能力的占比分别为46.8%、59.8%、65.8%、64.0%、67.5%、59.6%，30-34岁年龄段的占比最高。分学历看，高中及以下、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的被调查者中希望通过冻卵保存生育能力的占比分别为59.1%、66.1%、67.7%、65.3%，高学历人群的冻卵意愿相对更高。

2.3 价格是患者最看重的因素之一，潜在患者对价格敏感度更高

从调研结果可以看出，成功率和价格是患者治疗中比较看重的因素。其中，不孕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最看重的因素为治疗成功率、诊所服务水平和价格与补贴，分别有85.5%、46.1%、33.4%的患者选择；而不孕患者放弃使用辅助生殖治疗的原因有价格太贵、成功率低、心理负担大等，分别有55.7%、48.9%、41.1%的患者选择。一般来说，进行3-5次试管婴儿治疗可以成功活产，但是很多患者由于价格太贵或者心理压力等原因，在治疗失败后没有选择继续治疗，导致最后并没有成功诞下婴儿。

价格方面，患者能够接受的全疗程费用（怀孕并成功活产所需费用）在5千元以下、5千-3万元、3-10万、10-20万、20万以上的占比分别为8.5%、55.3%、32.1%、3.4%、0.6%，患者能接受的价格基本在10万元以下。但是假设试管婴儿单周期4万元，那么活产所需的治疗总费用在12万元以上，很少有家庭愿意承担全部的治疗费用，并且很多家庭在治疗失败后，由于难以承担后续治疗费用而选择放弃后续治疗。分收入区间看，家庭总收入越多、患者能够承担的辅助生殖治疗费用相对更高。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的患者，能够接受的治疗费用占比最多的是5千-3万元，占比64.5%，家庭年收入在10-20万、20-30万、30-40万、40-50万的患者，能够接受的治疗费用占比最多的是3-10万元，占比分别为46.0%、51.1%、61.8%、62.5%。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年收入在50万以上的患者中，有20.0%的人能够接受治疗费用在20万以上。

分不同患者看，潜在患者对价格敏感度更高。对现有患者来说，假设辅助生殖单周期治疗费用是4万元，当补贴比例是0%、25%、50%、75%、88%时，意愿治疗人数比例分别为86%、94%、97%、99%、100%，辅助生殖治疗需求增加比例分别为0%、8%、12%、13%、14%；对潜在患者来说，假设辅助生殖单周期治疗费用是4万元，当补贴比例是0%、25%、50%、75%、88%时，意愿治疗人数比例分别为71%、84%、90%、96%、99%，辅助生殖治疗需求增加比例分别为0%、14%、20%、26%、28%。

3 辅助生殖需求释放的人口净增红利有多少？

我国辅助生殖技术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处于世界发展前列，治疗周期数量逐年增加。并且我国不孕不育的育龄人口基数大，辅助生殖市场空间广阔，但目前渗透率并不高。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我国辅助生殖渗透率仅7.9%，远低于美国的31.2%。根据我们上文分析，辅助生殖在政策、技术、费用等方面仍有不足，导致很多的需求难以释放，渗透率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3.1 渗透率提升（不考虑价格变动）带来的新生儿增量

思路和假设：将20-44岁育龄妇女年龄分为五档，包括20-34岁、35-37岁、38-40岁、41-42岁、43-44岁，依据各年龄段的有偶率、不孕率、辅助生殖需求占比等参数，通过公式“分年龄育龄妇女*分年龄有偶率*分年龄不孕不育率*分年龄辅助生殖需求占比*辅助生殖渗透率”计算辅助生殖渗透率增加带来的新生儿增量。

有偶率：根据《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年20-34岁、35-37岁、38-40岁、41-42岁、43-44岁育龄妇女的有偶率分别为50.5%、91.6%、92.5%、93%、93.1%。随着晚婚、不婚女性增加，未来各年龄段女性有偶率呈下降趋势，本次测算假设往后年份，各年龄段女性有偶率按一定比例下降。

不孕率：医学数据显示，不孕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急剧上升。15-34岁女性的不孕率约为7.3%-9.1%，而35-39岁女性的不孕率直升至25%-30%，40-44岁女性则高达30%以上。本次假设20-34岁、35-37岁、38-40岁、41-42岁、43-44岁夫妇的不孕率分别为8%、20%、25%、30%、35%。

辅助生殖需求占比：目前治疗不孕不育的主要方法有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和辅助生殖治疗三种方式，辅助生殖一般作为常规药物和手术方式未见成效后的最终解决方案，需求占比在10%-20%。

渗透率：是指有辅助生殖需求的患者实际接受治疗的占比，与辅助生殖市场发展情况、患者接受度等因素有关。目前，我国辅助生殖渗透率约7%-9%，未来随着辅助生殖市场逐渐完善、患者接受程度提升，辅助生殖渗透率不断提升。根据沙利文数据，美国辅助生殖渗透率约31%，可见我国辅助生殖渗透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假设不考虑价格变动，可对未来辅助生殖渗透率提升做出估计。可以将渗透率提升速度分为三档，低方案（每年增加0.2个百分点，到2030年渗透率为9.9%）、中方案（每年增加0.4个百分点，到2030年渗透率为11.9%）、高方案（每年增加0.6个百分点，到2030年渗透率为13.9%）。

从结果看，根据低方案预测，随着渗透率增至2030年的9.9%，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婴儿总量从35.9万人增至45.5万人，占出生人口比重从3%增至5%，占比与澳大利亚相近；根据中方案预测，随着渗透率增至2030年的11.9%，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婴儿总量从31.7万人增至54万人，占出生人口比例从2.8%增至6%；根据高方案预测，随着渗透率增至2030年的13.9%，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婴儿总量从31.7万人增至62.6万人，占出生人口比例从2.8%增至6.9%，占比与日本相近。低、中、高方案预测2030年通过辅助生殖出生婴儿数量分别比渗透率不变的方案多8.5万、17.0万、25.6万人。

分年龄看，我们根据ART使用年龄模式进行外推，可以看到35岁以上患者占比逐渐下降、35岁以上患者占比逐渐增加。根据中方案预测，2020-2030年35岁以下患者占比从67%降至49.2%；35岁以上患者占比从33%降至50.8%。根据《国际辅助生殖研究报告2022》，英国、澳大利亚、美国、日本的35岁以下患者治疗周期占比分别为42.1%、38.4%、36.7%、24.5%，以35岁以上患者为主，一方面由于育龄妇女高龄化明显，另一方面，大龄女性平均治疗周期比年轻女性多。

从国际对比看，各国对于单身女性进行辅助生殖的政策较为宽松，大部分国家允许单身女性做试管婴儿和冻卵。对于女性来说，冻卵是生育力保存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在现代职场女性要兼顾家庭和事业的背景下，推迟生育往往会削弱生育能力，能够在合适的年龄选择保存自己的生育能力是女性需要的。在美国，任何公民（包括单身人士）都可以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来获得自己的孩子；在日本，妇产科学会伦理委员会逐渐将进行IVF治疗患者的“已婚”条件删除；在西班牙，法律明文规定，所有女性都有权利进行辅助生殖治疗，与女性的婚姻状况和性取向无关；在澳大利亚，无论是异性夫妇、女同性恋伴侣还是单身女性，均可参加公共基金支持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考虑到单身女性使用辅助生殖的需求，我们对辅助生殖的非婚生育情况进行估算。

思路和假设：假设单身女性可以通过冻卵保存生育能力以便后续生产，计算此部分带来的新生儿增量。我们分成两种方法计算：

方法一：假设按照对标国家的非自卵或自精占比，通过已婚女性的结果来计算辅助生殖的非婚生育情况。根据《国际辅助生殖研究报告2022》，西班牙、美国、英国、中国台湾、澳大利亚的捐赠配子治疗占比37.4%、17.7%、14.2%、9.3%、5.1%。我们将国内非婚生育占比估算区间设置在5%-15%，那么按照低方案，预计2030年我国通过捐赠配子获得的出生人口数量约2.8万人；按照中方案，预计2030年我国通过捐赠配子获得的出生人口数量约6.0万人；按照高方案，预计2030年我国通过捐赠配子获得的出生人口数量约9.5万人。因此，根据方法一计算，到2030年我国通过捐赠配子获得的出生人口数量在2.8万-9.5万人。

方法二：根据英国人类受精和胚胎学管理局 （HFEA）于2018年发布的《生育治疗中的卵子冷冻》，女性冻卵的最佳时间是20-30岁，但是冷冻卵子的年龄越小、使用卵子进行治疗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大多数女性在组建家庭时，很可能自然怀孕；相反，30多岁的女性冻卵使用率会更高。因此假设冻卵使用率随着冻卵年龄增加而增加。

从结果看，根据低方案预测，2030年通过单身女性冻卵产生的婴儿总量为8.4万人，占出生人口比例约1%；根据中方案预测，2030年通过单身女性冻卵产生的婴儿总量为12.6万人，占出生人口比例约1.4%；根据高方案预测，2030年通过单身女性冻卵产生的婴儿总量为16.8万人，占出生人口比例约1.8%。因此，按照方法二计算，到2030年我国通过单身女性使用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婴儿数量在8.4万-16.8万人。

3.2 降低患者自费负担带来的新生儿增量

思路和假设：将治疗患者分为现有患者和潜在患者，其中现有患者是目前正在进行IVF治疗的人群，潜在患者是指患有不孕不育症，但是由于费用过高等因素，中途放弃治疗或没有选择IVF的治疗方式的人群。结合问卷调查结果，我们有如下假设：

1）如果对现有患者进行补贴，从而使得部分患者愿意多做一个周期，进而提高整体治疗成功率，每个患者治疗效率提升，并获得净增新生儿。

方案一：每个周期补贴20%，有5%的患者愿意多做一个周期，那么整体成功率提升约2个百分点。

方案二：每个周期补贴50%，有10%的患者愿意多做一个周期，那么整体成功率提升约3个百分点。

方案三：每个周期补贴80%，有15%的患者愿意多做一个周期，那么整体成功率提升约5个百分点。

从结果看：

按方案一估算，2020、2025、2030年补贴后的实际治疗周期相较于未提供补贴的时候分别多5万、7万、9万个；多出生婴儿分别为1.8万、2.4万、2.7万人；按照每个治疗周期4万元、补贴次数不限，估算所需财政补贴分别为84.5亿、123.4亿、147.4亿元。

按方案二估算，2020、2025、2030年补贴后的实际治疗周期相较于未提供补贴的时候分别多10万、15万、18万个；多出生婴儿分别为3.6万、4.9万、5.4万人；按照每个治疗周期4万元、补贴次数不限，估算所需财政补贴分别为221.4亿、323.3亿、385.9亿元。

按方案三估算，2020、2025、2030年补贴后的实际治疗周期相较于未提供补贴的时候分别多15万、22万、26万个；多出生婴儿分别为5.4万、7.3万、8.1万人；按照每个治疗周期4万元、补贴次数不限，估算所需财政补贴分别为370.4亿、540.7亿、645.6亿元。

2）如果对潜在患者提供补贴，假设部分不孕不育患者不选择其他治疗方法，直接选择补贴后最便宜的IVF，将会提升整体治疗周期数，从而获得净增新生儿。

方案一：每个周期补贴20%，有10%的潜在不孕不育患者直接选择试管婴儿治疗。

方案二：每个周期补贴50%，有20%的潜在不孕不育患者直接选择试管婴儿治疗。

方案三：每个周期补贴80%，有30%的潜在不孕不育患者直接选择试管婴儿治疗。

从结果看：

按方案一估算，2020、2025、2030年补贴后的实际治疗周期相较于未提供补贴的时候分别多38万、57万、70万个；多出生婴儿分别为9.8万、12.5万、12.4万人；按照每个治疗周期4万元、补贴次数不限，估算所需财政补贴分别为111.2亿、163.3亿、196.6亿元。

按方案二估算，2020、2025、2030年补贴后的实际治疗周期相较于未提供补贴的时候分别多77万、114万、141万个；多出生婴儿分别为19.7万、25万、25万人；按照每个治疗周期4万元、补贴次数不限，估算所需财政补贴分别为354.8亿、522.4亿、632.0亿元。

按方案三估算，2020、2025、2030年补贴后的实际治疗周期相较于未提供补贴的时候分别多115万、171万、211万个；多出生婴儿分别为29.5万、37.4万、37.2万人；按照每个治疗周期4万元、补贴次数不限，估算所需财政补贴分别为690.6亿、1018.7亿、1236.0亿元。

根据上述方法计算，假设2020年提供相关辅助生殖治疗补贴，通过20%、50%、80%的治疗费用补贴可以分别增加新生儿11.6万、23.3万、34.9万人，所需财政补贴分别为195.8亿、576.2亿、1060.9亿元，因此获得一次活产的财政成本分别为16.8万、24.8万、30.4万元；2030年通过20%、50%、80%的治疗费用补贴可以分别增加新生儿15.1万、30.2万、45.3万人，所需财政补贴分别为343.9亿、1017.9亿、1881.6亿元，因此获得一次活产的财政成本分别为22.8万、33.7万、41.5万元。根据《国际辅助生殖研究报告2022》，国外通过试管婴儿实现一次活产的成本在4000美元-16万美元，终生净税贴现值/人均GDP在2-8倍，按此比例计算，并假设贴现率3.5%-4%，那么2020年我国单个活产婴儿的终生净税贴现值在2.6万-10.4万美元，由于单次活产成本约1.6万-5万美元，估算财政补贴的净回报率在2倍以上。

4 启示：完善辅助生殖顶层设计，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956万新生人口计算，2022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不到1.1，不仅低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比严重少子老龄化的日本还低不少。少子化将深远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创新活力、抚养负担、民众幸福指数乃至民族复兴。人口急剧萎缩，也意味着规模效应的持续弱化和综合国力的衰退。目前优化生育政策的时代已经到来、降低生育成本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但“不能生”问题并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部分群体由于政策、质量、费用等方面的限制，无法进行治疗。根据我们的研究，通过建立辅助生殖友好型社会，能够提升辅助生殖渗透率、使治疗不孕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带来净增新生人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低迷问题、提振社会信心。主要有以下建议：

1）完善辅助生殖顶层设计、优化相关法律法规、出台一揽子相关规定，打通辅助生殖相关技术、伦理、法律之间的屏障。在立法层面，目前相关辅助生殖技术规定及准则的法律层级低，不利于对辅助生殖技术进行全面的监督管理。在试管婴儿及其衍生领域，建议单独制定更加全面专业的立法，包括概念解读、技术实施标准、实施规范等，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对实施辅助生殖过程中的相关问题作出明确界定，打通辅助生殖相关技术、伦理、法律之间的屏障。在监管层面，应该明确监管主体、规范监管程序、确定监管细则，卫健委应与公安、检察、法院构建联合管控网络。在制度层面，建立明确、合理的行业准入规范，同时健全质量控制机制。增设数据检验机构，对成功率、单胎率等指标进行定期收集和公开，提高行业透明度。

2）鼓励辅助生殖领域相关试剂自主研发、减少进口依赖；通过建设人才交流机制，促进区域间优质资源共享。目前我国辅助生殖机构面临上游药品、设备海外依赖度高，下游机构质量存在区域不均衡问题。一方面，针对产业创新能力弱、创新动力不足问题，可以在保证研发质量的前提下，适当放宽申报、审批流程，降低企业研发的时间成本，鼓励自主研发。并且，针对有经验的大型生殖机构，给予相关研发投入补贴，并通过引进社会资本，保证资金充足。另一方面，由政府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对相关试剂、药品和设备使用的重要环节和风险点进行强化管理，建立实时、远程、可追溯的网络化智能数据库管理，切实提升监管效率。同时，在政府统筹规划下，结合相关地理、交通等因素，加强区域机构合作、建设人才交流机制，促进优质资源共享，提升我国整体辅助生殖机构质量。

3）鼓励相关机构建设专业人才培养机制，提供人才培育补贴，提高整体医生服务人员的人才输送比例以及专业性。第一，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很大程度取决于医生及相关技术人员的经验和专业性。通过建立完善的师资团队、优质的教学资源、规范的教学体系，不断加强辅助生殖教学质量，保证输送优质的医学人才，满足人才需求；第二，随着就业环境、生活压力等因素影响，不孕不育患者明显增加，相关生殖医学人才储备需求明显增多，可以通过对相关机构提供人才补贴的方式，提高整体人才输送比例，满足市场需求；第三，通过对相关从业人员的前期准入、中期考核和培养等方面提供监管和支持，保证技术的稳步发展、人才的优化提升。

4）允许单身女性冻卵，有助于她们保存生育能力，保障女性生育权。从各国对比来看，目前大部分发达的经济体均可以允许单身女性冻卵来保存自己的生育能力，我国目前并未开放单身女性冻卵的合法性，仅适用于不孕症夫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中指出，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单身女性无法使用冻卵等辅助生殖技术来保存和行使自己的生育权。考虑到使用玻璃化冷冻技术冻卵已经发展超过20年、技术已经逐渐成熟，建议逐步放开单身女性冻卵，保障女性生育权利。

5）降低公民使用辅助生殖的自费负担，通过给有需求家庭定向发放辅助生育补贴券，促进合理需求充分释放。

一些地方已出台相关辅助生殖补贴政策：陕西为失独家庭提供一次免费试管婴儿服务；湖北对失独家庭或者女性年满35周岁的特殊困难家庭提供不超过3万元的辅助生殖补助金；辽宁省对失独家庭提供一个试管婴儿周期的免费治疗；广西对失独家庭提供不超过5万元的辅助生殖治疗补贴；杭州市商业补充医疗保险“西湖益联保”将试管婴儿费用纳入报销范围，参保市民最高获得3000元费用报销；河北衡水市对女方年满35周岁且夫妻双方均未生育过，通过辅助技术生育第一胎的，给予不高于1万元的补贴。

到目前为止，对辅助生殖提供治疗补贴仅停留在地方层面，全国层面还未出台相关补贴政策，且目前地方提供补贴范围较窄，补贴金额有限。根据本文测算，仅通过提供辅助生殖补贴就能使出生婴儿增加超30万人，占出生人口比例近3%，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下降带来的经济低迷问题，建议全国层面出台减轻不孕不育家庭治疗成本的政策。一方面，构建多层次的费用支持体系，包括通过医保、直接发放补贴、保险等方式提供辅助生殖的费用负担。第一，通过提供辅助生殖相关补贴的形式降低居民自费负担，可以考虑细化补贴标准，比如通过对不同大小、质量、规模的机构提供不同补贴来提高治疗成功率、降低无效补贴概率；第二，鼓励保险机构创新辅助生殖相关保险，覆盖从前期检查到后期治疗的费用；第三，针对辅助生殖患者提供第三方融资渠道，减轻患者治疗自费负担。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发放生育补贴、育儿补贴等减轻手术成功后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负担，构建友好型生育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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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金李：建议放开单身女性冻卵限制、认可非婚生育孩子

作者：新京报

发布时间：2022-03-02 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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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贝壳财经讯（记者 侯润芳）近年来单身女性冻卵等话题引发关注。将参加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代理副校长金李在一份提案中聚焦这一社会公共议题，他在提案中表示，尽快改变传统观念，对单身大龄女性或暂时找不到适合结婚对象而主观愿意生育力保存的女性，都应放开生育力保存。同时对大龄单身女性非婚生育小孩等行为也应予以认可，在上户口、上学、医疗以及其他方面都应一视同仁。

受访者供图。

近期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创下了1978来的新低。同期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仅为1.45‰，同样创下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金李在提案中指出，人口出生率下降主要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大城市养育成本不断提高，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得到好的教育，工薪阶层不敢多生孩子，或者希望推迟二胎或三胎计划；第二，女性的独立意识在觉醒，较多女性希望能在有一定经济实力和思想更加成熟的时候再要孩子；第三，女性对精神层面的追求在不断提高，离婚率居高不下，晚婚或不婚情况日益增多，很多女性不得不推迟生育计划。

然而，女性怀孕最佳年龄一般在23到30周岁之间，在23到30岁这个时期，女性全身发育完全成熟，卵子质量高，怀孕后分娩危险小，胎儿生长发育好，早产畸形儿和痴呆儿的发生率最低。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部分有经济条件的女性选择前往美国、日本或泰国进行生育力保存。所谓生育力保存是指将生殖细胞进行提前储存，以备后续生育所需。生殖细胞的储存形式包括：卵子冷冻、卵巢组织冷冻、胚胎冷冻。

金李在提案中指出，我国2001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在2003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中，更是明确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目前在国内生育力保存必须要在获得许可的专业医疗机构，单身健康女性在国内不允许进行生育力保存，已婚女性有两类可以进行生育力保存：一类是患恶性肿瘤的妇女，接受化疗或放疗前，将卵子取出冷冻，保存拥有自己后代的机会；第二类是有不孕症的妇女，但不孕夫妇要想进行生育力保存，必须要有三证，也就是身份证、结婚证、准生证。

近年，全国首例“单身女性冻卵案”引发关注，虽然案件至今尚未得到最后的判决，但掀开了中国大龄单身女性生育力保存的司法序幕。在近期，非婚妈妈起诉深圳卫健委争取生育保险一事引发关注。

金李在提案中指出，随着单身女性群体的逐步扩大，有生殖焦虑和生育力保存需求的单身人士也越来越多。如果因为我国法律制度依然沿袭原来传统规定，只会让越来越多的大龄单身女性丧失当母亲的权利，不利于诞生更多高质量后代，不利于提升生育率和生育质量。我国法律制度滞后，而国外则在我国设立不少的中介组织进行生育力保存，让国外机构大赚我国大龄单身女性的钱，从商业利益角度看，也导致了国民财富的外流。

为此，金李建议，尽快改变传统观念，对单身大龄女性或暂时找不到适合结婚对象而主观愿意生育力保存的女性，都应放开生育力保存。同时对大龄单身女性非婚生育小孩等行为也应予以认可，在上户口、上学、医疗以及其他方面都应一视同仁，增加全社会对单身女性生育的包容度，鼓励优生多生，让单身大龄女性出生的小孩能和谐快乐地成长与生活。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侯润芳 编辑 陈莉 校对 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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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建议适当放开冻卵，这真是保障女性生育力的唯一选择吗？

作者：家圆doctor

发布时间：2020-05-20 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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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的12月，“全国首例冻卵”引发的纠纷案公开审理，被告医院基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中的“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拒绝了原告女性的冻卵要求，有关单身女性生育权的问题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同时也引起了全国政协委员彭静的注意。就在5月19日，长期关注妇女儿童权益的她提交了《关于赋予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育技术权利，切实保障女性平等生育权的建议》。

建议允许已婚夫妇和符合特定技术条件的单身女性实施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给予女性生育平等的选择机会，完善生育权利保障适用范围。

一时间长久不衰的热议话题“冻卵”，再度引起网友讨论。

冻卵真的能保障女性的生育能力吗？是女性生育能力的后悔药吗？会有风险吗？

女性的生育周期要更狭窄，就那么几年，25岁到30岁为最佳生育年龄，30岁之后生育能力开始缓慢下滑，35岁以上急转直下。

再加上，生活、工作压力诸多问题的逐渐加剧，导致越来越多的女性卵子质量下降，受孕困难，很多女性想要给自己买一个“生育保险”，希望自己想要孩子的时候能有一个孩子。

近日，佘诗曼参加了《看我的生活》这档综艺，原来成名已久的她也有生孩子的烦恼。

节目中，在朋友的建议下，去医院咨询了冻卵，医生却表示：20多岁是冻卵的黄金年龄，24岁到28岁之间，冻卵会比较好，这让45岁的她感到很恐惧。

对于佘诗曼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有很多，越来越多的女性因种种面临生育压力。

冷冻卵子的出现延长了女性的生育期限，但，卵子可不是你想冻就能冻的。

我国的冻卵政策并未向未婚女性或是生育能力正常的夫妇放开，目前，只有少数国家允许。

话说回来，即使费尽心力，冻了卵，受孕依然可能会失败，诚如那位医生所言，年龄是与“冻卵”复苏后的妊娠率有着密切的联系，年龄低于35岁的女性，通过冷冻卵子，累计活产率超过50%，年龄一旦超过36岁，仅能获得22.9%的累计活产率，且活产率与冷冻卵子数有关。

所以，虽说冻卵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育对女性造成的焦虑，但仅为推迟生育年龄，冻卵其实真的没必要，该面临的健康风险依然要面临，还是要在合适的年龄结婚生娃。

那么，关于“冻卵”你是怎么看的呢？如果冻卵政策放开，你会选择冻卵吗？请把你的答案留在评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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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徐丛剑建议特定条件下支持未婚女性冻卵

作者：花花谈大事

发布时间：2023-03-02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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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徐丛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支持未婚女性在特定情况下进行冻卵，但需要符合能生育且有强烈愿望需要保存生育功能。但这也不意味着完全放开，而是给未婚女性提供更多的选择。

其中的特定情况则是指在某些医学指征的需求下，并且在一定的年龄还没有能够生育， 且愿望强烈，并自愿保存生育功能的未婚女性。

这个建议也是很合理的，因为女性的某些疾病会影响她的生育能力，这一部分女性是应该采取鼓励式的支持冻卵，并且要尽早，但也不能一边倒的支持，应该严格落实实际情况，是否符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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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8.4，这部纪录片戳破了生育禁忌

作者：独立鱼电影

发布时间：2023-02-16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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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条话题冲上热搜——

「我国女性终身无孩率接近10%」

在人口学概念中，女性终身无孩和未婚的判定标准，是50岁。

简单一个数字，把生育话题再次推向风口浪尖。

这个数据，来源于2020年。

与之对比形成的是，2015年，我国女性终身无孩率为6.1%。

短短五年，上升了64%。

这项调查还显示，全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不断推迟，越来越多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持续走低。

其中，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的个数为1.54个和1.48个。

很显然，这个时代，人们对生育的欲望普遍降低。

但对于女性而言，生育远不止数字呈现的那般简单。

而且，该不该带小孩来到这个世界，是关乎每个人的人生大事，也不该都归结到女性身上。

借此契机，今天想用一部国产纪录片和大家讨论一下——

关于生孩子的那些事。

《生育纪事》

这是一部讲述女性婚育的纪录片。

一共三集，豆瓣评分8.4。

导演直面三个关于女性的敏感话题：

丁克、堕胎、冻卵。

通过走访谈话，试图闯入有关生育的各种禁忌。

「一个正常人都会想要孩子的」

刚打开视频，这位大叔来了一记重锤。

其伤人程度，堪比另一部讲述女性生育的纪录片《奇妙的蛋生》中那句——

「生不出孩子的女人就是下不了鸡蛋的鸡」

纪录片选择街头采访的形式展开话题，询问路人对「不生孩子」这一观点的看法。

短短一分钟，就呈现出了五花八门的观点。

「我得给我男朋友留个根」

「作为女人来说，至少得有一个孩子」

「生多个，他只要有一个成才了，你就成功了」

纪录片所采访的12个路人中，仅有两个人接受丁克的观点，认为传宗接代是陈旧的思想。

不难看出，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社会对丁克群体的包容性确实不高。

现实生活中，认为丁克不是正常人这种观点早已屡见不鲜，更难听的言辞远远比此更甚。

归根究底，他们排斥丁克的理由，也不外乎围绕着三个主题：

舆论压力、传宗接代、养儿防老。

这些问题，对于坚持丁克的人们而言真的重要吗？

为了更深入了解丁克群体的想法，导演走访了三组不同阶层的丁克群体。

丁克，是他这个阶层不得不做的选择。

结婚8年，48岁的「老北京」老杨如此回答。

逼仄的房间堆满旧货，生活的拮据显而易见。

在他看来，生养孩子意味着繁重的经济压力——纸尿裤、学区房、补习班……

而他没有钱。

自己本就因经济和社会地位低下而倍受冷眼，他不愿意让孩子重蹈覆辙。

生孩子，是他放弃的事物之一。

热衷于享受生活的陈哥这般决定。

随着结婚生子，身边很多曾有梦想有激情的朋友，选择放弃热爱的事物。

他们没有机会停下来思考，生命中其他人和事物对于自己的意义。

如果为了孩子而改变，那就是他的人生悲剧。

对现实的担忧是选择丁克的原因。

结婚7年的一对夫妻如是说。

作为父母，要保证孩子从出生到成年不受伤害，对这对夫妻而言是很重的负担。

人生是一个高难度游戏，自己已经活得这么难了，为什么要让孩子参与进来。

生孩子这件事，无论从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层面，都会给家庭带来不小的压力。

无关年龄和性别，他们选择丁克的核心诉求都集中于一件事——

自己的生活是优先项。

每个人都该有选择生活的权利。

如果将生育问题聚焦于女性，回答又转向另一个层次——

生育之痛。

凄厉的哀嚎，没有一滴血，却满是血腥的感觉……

这是北京一场话剧的演出现场，讲述90年代一个农村女性的生育经历。

两次生育，三次引产手术。

残酷，却是每个女性都可能面对的事情。

话剧演员，是一群城中村女工，话剧呈现的是她们真实的生活。

上面说的，仅仅是肉体之痛。

女性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创伤经验有很多。

但在社会议题中，这些全部被压抑。

纪录片通过采访话剧的创作者，将这些私密的话题呈现于大众面前。

比如，生育带来的心理创伤。

一方面，丈夫在生育过程中，往往是缺位的。

纪录片中大多数女性呈现出一种，虽然心里会难过，但也能理解的状态。

毕竟，不可能就为了让他陪你，就不工作生活了。

另一方面，我们通常会忽略选择流产，或者分娩失败的那部分人所承受的痛苦。

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丧子之痛终究是女性一辈子的创伤。

更残酷的是，很多女性在当时没有选择。

生育问题，是女性人生境况的折射。

歌颂「生」之伟大的同时，也需要直视「生」的残酷。

平心而论，真正能坚持丁克的人有多少？

「丁克夫妻」中的女方，在采访中也坦诚地表示，未来的想法自己也说不准。

「那如果我退休了，我真的闲得没事干了怎么办」

看得出，她对不要孩子这件事还是有所犹豫的。

她甚至已经考虑生育的另一种可能，冻卵。

为了让观众更好地了解冻卵这件事。

纪录片采访了两个选择冻卵的「适婚女性」，试图借她们的经历揭开冻卵的神秘面纱。

阿布，32岁的纪录片剪辑师。

郭蕾，一个自媒体达人。

相同的是，她们都曾经幻想30岁之前生孩子。

可生孩子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她们必须得找到「合作伙伴」。

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们渐渐发现——

找个合作伙伴这事儿挺难的

生孩子就更不容易了

不过好在随着辅助生殖医学的发展

人类在这方面已经可以实现更多的自主性

就这样，她们开始将冻卵纳入人生计划之中。

作为「天底下唯一的后悔药」，冻卵并非易事。

首先，国内冻卵政策严苛。

虽然早在十几年前，国内已经可以进行冻卵手术了。

但问题在于，它只对已婚女性开放。

而且，只可以冻受精卵。

对于单身女性而言，她们不得不面对年龄问题。

身体机能退化和卵巢功能下降，无论生孩子还是冻卵，她们都必须尽快做出选择。

在政策不改变的情况下，她们只能选择跨国冻卵。

其次，父母和伴侣不支持。

阿布，母亲早逝，从小被父亲拉扯大。

得知阿布决定去美国冻卵，亲友口风一致，希望阿布能自然生育。

甚至有朋友表示——

「国家提倡年轻人要有大胆的想法，也不是你们这种想法」

然而，阿布的父亲作为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却选择沉默以对。

在父亲看来，阿布人生中的很多决定都太过突然。

包括冻卵的决定，就算母亲在世，恐怕也不会接受。

不同于阿布，郭蕾的负担来自于男友。

当郭蕾向男友表达冻卵意向之时，男方表现出来的态度看似毫不干己。

如果亲密关系无法成为依靠，那么做选择的压力只能独自承受。

最后，心理上对手术的恐惧。

两人到达美国的那一刻，冻卵才有了实感。

手术前需要反复做一系列身体检查，来确定卵巢是否符合要求，身体机能是否能应对手术。

镜头对准B超屏幕，医生用温柔的语调向两人解释取卵手术——

这些黑点是卵泡（里面有）液体，包含着一个卵子

当你的卵泡生长到18毫米的时候我们会给你进行破卵针的操作

任何女性，听到这段话恐怕都会毛骨悚然。漫长的意识流镜头，大提琴乐声中夹杂着心跳监控仪的蜂鸣声。

无论是画面还是音乐，都给观众带来强烈的不适感。

郭蕾以旁白的形式讲述着自己手术前的梦境——

我梦见这个手术是怎么做的你知道吗

就是要从人的这两边，整个这样拉开，然后把皮撕开

然后我就问了一下医生，皮撕开了怎么再接回去

医生就说回来这都会缝上针

所以取过卵的人就是这脖子边上

都能看见有两道，两边都有刀口

在海边，两人讨论什么时候可能会用到这颗卵子。

郭蕾感慨，就算现在已经冻卵，但她依然觉得最轻松的是那些已经生过小孩的人。

看似很酷的阿布同样表示，成为母亲对自己而言，既害怕又诱惑。

选择冻卵这个Plan B，只是为了让人生多一种选择。

但这个选择，也并非轻松。

生育对她们而言依然是一种束缚。

生育率低，不仅是中国面对的问题。

早在2018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指平均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仅有0.98。

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生育率进入「零时代」的国家。

统计显示，如果韩国的生育率继续按照这个趋势发展，那么从2031年开始，韩国的总人口将会开始下降。

与此同时，韩国年轻人流行起了一种新的抗议运动——

抵制人口调查所采用的「未婚」称呼。

在他们看来，未婚代表着一种过渡的状态，终极形态依然是结婚。

而在他们心中，人生并非只有这两种选择。

相较于未婚，他们更希望用「非婚」来称呼自己。

「非婚」所代表的状态，和时间没有任何关系。

（韩国「非婚生活」倡导者郑世英和贝克哈娜）

另一边，老龄化严重的日本同样面对严峻的生育问题。

日本官方用适度的财政政策激励民众生子，然而就成果来看，依然收效甚微。

不可否认，生命是奇迹。

但在全球经济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无论在任何国家，养育孩子都无疑是一种重担。

如今，我国生育率已经低到全世界倒数之列。

其背后折射出的社会问题，却不仅仅是生育意愿这么简单。

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十个国家或地区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发布的报告《世界人口展望2022》

工作上，年轻人必须面对花式内卷。

生活上，还要面对昂贵的购房压力。

躺不平，卷不动。

自己的人生已经焦头烂额，哪儿还有心思去谈论生育之道？

舆论上，仍然会有许多声音将矛头指向女性。

仿佛女性不愿意生孩子，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

实际上，「生」只是一切的开始。

更重要的是「育」。

「生育」意味着责任，一旦决定就无法摆脱的责任。

然而，很多人无法承担这样的责任。

正如片中提到的郭蕾男友。

随着冻卵手术的日期越发接近，郭蕾男友提出分手。

分手的理由呢？

男友觉得郭蕾是一个小男孩，而他想找个小女孩。

真的如此吗？

郭蕾虽然没有明说自己想要结婚生子，但从她决定冻卵的那一刻起，这个可能就存在了。

这种可能，让男友恐惧。

当年在韩国备受争议的《82年生的金智英》中，金智英在做了两年全职家庭主妇之后，患上了育儿抑郁精神分裂症。

无止境的家务，不停歇的育儿。

极少数带着孩子出门的时候，都会被偶遇的上班族嘲讽「妈虫」。

在韩语中，这个词代指因为生孩子不工作，靠老公养活的懒人。

全职太太，一个听起来很躺平的称呼。

称呼背后的付出，远远超出想象。

更别说，社会上还有很多单亲妈妈的存在。

大多数单亲妈妈的生活远比想象中更辛苦。

2020年，广州市妇联曾经发布过一份全国性单亲妈妈生活现状的调研报告。

报告显示，近八成单亲妈妈无法得到前任配偶足够的赡养费，需要面临阶段性或持续性的经济压力。

与此同时，单亲妈妈在职场和婚恋市场上遭受歧视更是家常便饭。

相较于施加舆论压力，单纯提高生育率，更需要社会去关注到这些细枝末节，不断完善相应政策和福利制度。

更重要的是，学会倾听女性的声音，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共同创造一个更加包容的社会环境。

毕竟，人生最关键的，从来不只是生育这一件事。

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下，拥有选择人生的权利，才是我们追逐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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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怔！为让日本王室生男孩“保住天皇血脉”，专家要16岁太子冻精、未来太子妃冻卵

作者：英国报姐

发布时间：2023-02-19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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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了让王室能生出男孩“保住天皇血脉”，真是快魔怔了。大家都知道，现任天皇德仁只有独生女爱子公主，本来想争取改变王位继承法，允许女天皇继位。他的弟弟文仁和纪子妃为了上位，冒着高龄产妇的风险生出了唯一的儿子悠仁。文仁父凭子贵被立为王储，悠仁也基本可以确定会成为未来天皇，但很多人心里还是觉得不踏实。悠仁近照最近更是有日本专家建议16岁的悠仁冷冻精子，悠仁未来的妻子冻卵，要不惜一切代价让悠仁生儿子继承王位，迷惑发言震撼全网。催促悠仁冻精、未来妻子冻卵这个专家还不是一般人，是前财务省的高级官僚山口真由。对于德仁天皇和一些民众期望推选女天皇的想法，山口嗤之以鼻。她表示，日本古代认为女性来月事的血污是不洁的象征。如果有女天皇，那祭祀活动、宫廷仪式和祈福都得避开她的生理期才行，所以她坚决反对女天皇。爱子公主拿月经羞辱女性还不够，她接下来的话更是令人震惊。为了保证日本王室不会绝嗣，她认为以悠仁为首的王室男性都应该冷冻精子。鉴于日本王室的男子结婚很小心谨慎，成家都比较晚，山口麻友对此还建议：“悠仁亲王的结婚对象，要在20多岁的时候冷冻比较多的卵子才行。” 她认为这样才能保证女方的卵子质量，有更多生男孩的概率。作为女性，她好像根本没有意识到取卵冻卵是个多么痛苦的过程。取卵针这三段爆言在日本社交平台上立刻发酵，许多网友都强烈反对她的看法，尤其是那些支持德仁的女儿爱子能成为女天皇的人们。但也有一部分人和山口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认为王室的女性根本不配继承家业，悠仁才是王室的未来，一切都要以他为中心。甚至已经有人张罗着把芦田爱菜“许配”给悠仁，给王室生孩子。事实上，恐怕悠仁的父亲文仁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为这个并不非常讨喜的儿子操碎了心，誓要在人气上压倒哥哥德仁一家。“废物”太子不争气有这么多人担心悠仁的未来，有个很大的原因是他本身不太靠谱。每年生日拍摄官方视频时都很紧张呆滞，据说性格也比较蛮横，唯一让宫内厅能买点通稿的，也就只有他的学霸人设了。然而，根据日媒的报道，他的高一第一学期已经结束，成绩却不太理想，甚至有的科目只有擦边及格的程度。去年2月，他在高中入学考试后参加作文比赛，也被扒出大段抄袭。要知道悠仁进入名校筑波大学的高中部时，就已经被扒出是靠父母走关系破格录取的。这下子悠仁的形象就更差了，他被看不起的话，他的父亲文仁这皇太弟当得也不会踏实。据说文仁夫妇为此非常焦虑，严厉批评了悠仁身边的工作人员。要知道从悠仁初中起，文仁就给他请了不少家教，在亲王府给儿子补习。不光有教课的、还有预测考试内容的，但即便如此，悠仁也仍然不够给力。眼看着悠仁离成年越来越近，文仁还开始增加悠仁的曝光度，让他多出现在王室活动中刷一些存在感。去年10月，才16岁的悠仁就得到了独自出席公务的机会。要知道天皇的女儿爱子21岁成年礼发布会的时候才第一次独挑大梁。而且悠仁的公务内容是去伊势神宫参拜。伊势神宫是日本皇权的象征，在这里主持祭祀仪式，基本上就是在向世界宣告：悠仁已经准备好接手江山了。有人认为这是文仁针对爱子的宣战虽然负责定夺王室事务的宫内厅不太希望文仁一家太高调，但显然，皇太弟急切地想巩固自己和儿子的地位。报道称他对宫内厅的宣传力度和方式感到非常着急，恨不得自己上手给自家做公关。小时候爱子和悠仁的关系很亲当然，面对着儿子只有10%的支持率，文仁的公关早就开始了。他把悠仁姐姐佳子公主推了出去。佳子公主是远嫁美国的真子的妹妹，文仁的二女儿，因为美丽时尚的形象，颇受日本民众的喜爱。在真子结婚离开王室之前，两姐妹是给家族争人气的最佳搭档。真子结婚后，所有的压力就都给了佳子。她先接手了真子的一部分体育比赛和体育发展相关的公务，去年12月29日佳子庆祝了28岁生日后，又被赋予了更多任务，几乎每周都要出差，非常疲倦。佳子工作量的增加很可能是为了压制爱子公主，女天皇派至今仍对爱子登基充满希望。去年刚刚成年的爱子出席公务的频率直线上升，还因为大方得体颇受喜爱。所以放佳子去和爱子竞争，肯定比悠仁的效果好。两人还破天荒一起出席公务今年佳子出席公务的所有服装基本都受到了好评。佳子很擅长花小钱把衣服搭配出时尚感，私底下也很活泼爱美。28岁生日的官方图片中，不少女生发现佳子穿着自己同款的百褶裙，感到非常惊喜。去年还有通稿称爱子公主模仿佳子的发型，私下很崇拜佳子。也不知道是不是文仁在背后操作的。去年庆生视频上，佳子冲镜头一笑更是让许多男粉丝疯狂。网友评价她简直像女偶像一样可爱。大家都对她的公务越来越多而感到开心，但佳子却不是这么认为的。再怎么被夸，再怎么有人气，也只是家里的工具人，最终都是为了父亲和弟弟的王位服务的。佳子和父母闹掰分居据报道，真子和佳子都对王室的各种限制和规矩感到不满，想要尽快逃离。文仁曾经给她们的承诺是：你们想离开这个家的话，我不会拦着。然而悠仁的出生彻底改变了这一切。佳子的身份变成了未来天皇的姐姐，文仁对她和真子的要求也变多了。真子结婚后，孤独的佳子更不自由，压力更大，又不太想和家里有什么牵连，索性有了摆烂的想法。这倒不是因为佳子不愿意付出劳动，佳子会使用熟练的手语，参与过非常多帮助聋哑人的活动，在残疾人群体中很受欢迎。她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多时间做这些她真正关心的事。与父母拼命找出场的机会刷存在感不同，佳子认为王室的公务要符合社会的需求，父母要求她参加的活动她不会拒绝，但自己也不会给自己找更多活动做，简而言之——消极怠工。27岁的庆生照佳子和姐姐真子非常亲近，真子的婚姻受阻时，佳子对父母感到失望，关系也进一步恶化。现在28岁的她，只想快点离开。近日，还传出了她与父母分居的消息。文仁耗资32亿日元（约1.6亿元）装修了宫殿，耗时2年半时间的工程在前不久才完工。据说宫内由黄金和昂贵的欧洲大理石材质构成，被称作日本的凡尔赛宫。改建费用超过了哥哥和父亲家的总和这个奢华的宫殿比天皇家住的都高调，看来文仁已经在做哥哥死后自己登基的美梦了。然而，在文仁夫妇带着悠仁高调搬进宫殿时，佳子却拒绝回家，宣布自己要独自住在旁边的“御寓所”里。“御寓所”原本是文仁在宫殿旁边建立的一个三层小楼，为了保护隐私，窗户非常小，看上去既像监狱又像城堡。虽然这里距离宫殿只有50米，属于一碗汤端过去都不会凉的远近，但佳子和父母的心已经隔了千万里。佳子喜欢跳街舞但被父母阻止日本王室女性几乎没有在单身时就搬出家里居住的习惯，甚至天皇的妹妹清子在自己的小家庭稳定后，每周还会回皇宫陪父母。这让佳子和文仁夫妇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佳子现在处于独居状态，文仁夫妇和悠仁被禁止进入佳子的房间，如果大家聚在同一个房子里，佳子也只会把食物拿回房间里吃。或许这是一种无声的抗争。王室男性未婚单身在外独居非常正常，佳子希望这种情况在女性身上也能变得正常。这样可以最大程度远离父母的干涉，不用给弟弟赔笑脸，还可以较为自由地把控生活和感情。也许她就可以不用像真子那样，为了逃离王室草草找一个不靠谱的男人结婚。佳子曾在去年10月的一次活动上表示：她希望日本变得更性别平等，每个女性都可以有更多选择。遗憾的是，无论是王室，还是她的家庭，目前都没有任何想要让性别变得更平等的迹象。美智子皇太后、佳子、真子、抱着爱子的雅子皇后佳子曾经是人们心目中的乖女儿，但或许当所有人只在乎王室能不能生出男孩，只在乎怎么帮助悠仁打江山的时候，佳子就作出她的选择：这个工具人，我不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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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生育就可以女人当家吗？

作者：界面新闻

发布时间：2023-02-10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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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徐鲁青编辑 | 黄月1

“夫妻应当在生育前进行生育登记”的字样，改为“凡生育子女的公民，均应办理生育登记。”

在今年1月31日发布的《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中，出现了这样一处改动。措辞看似调整微小，实则变化重大，它意味着生育登记不再需要婚姻关系作为前提。

在四川以外，福建、广东、陕西等地都在2022年发布了放宽生育登记要求的条例，生育与婚姻的绑定正在政策层面逐步放开。单身生育女性群体的研究者高晓君总结了几个相关的重要变动：2015年，在中国人口增长乏力，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人口政策发生重大调整，同年先后出台全面“二孩”和非婚生子合法落户一大一小两个政策，后一政策的具体条例为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的问题》，该条例促成非婚生育孩子的“黑户”问题得以解决；2020年修订的《民法典》取消了计划生育的相关内容，非婚生育的政策性束缚大大减少；同年的十四五规划淡化了“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的提法，首次提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在华东师范大学读社会学硕士时，高晓君关注到了主动选择单身生育的异性恋女性群体（Single Mother by Choice），国内学界至今仍然少见对她们的研究。2018-2020年，她在不同城市接触了22位单身生育女性。这些女性主要居住在一线城市，年龄在27-43岁之间，多为家庭中的独生女，受教育程度基本在本科及以上。她们一般从事管理、科研、法律、个体经营等工作，年薪多为20-30万元，“是人们口中标准的城市中产阶级女性。”

高晓君的部分访谈对象

张萌是高晓君的研究对象之一。在2017年生育后，她向街道办申请生育保险，因为未在婚内生育，她没有拿到保险金，于是走上了曲折的维权道路。之后四年时间里，张萌持续提起行政复议和诉讼。2021年她再次申请生育保险，这一次，申请环节终于流畅地走了下去。

在高晓君的研究中，张萌成为了一位关键“线人”，“她建立了一个单身生育的群，给我介绍了很多和她情况相似的单身生育女性。”这篇题为《女人当家？——单身生育和性别角色的重新协商》的研究，后来刊发在了《妇女研究论丛》上。领取到生育保险金的那一天，张萌在单身生育群里发了一个转账截图，看到这一幕，高晓君由衷感到开心，也深深知道这张截图背后的曲折与艰难。

生育金的争取只是过往制度障碍的冰山一角。高晓君在采访中说，“虽然我研究的女性群体已经在社会结构所属的位置中拥有一定的教育、金钱、职业、家庭背景等“特权”，但她们的单身生育之路仍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基于个体能动性所追求的‘女人当家’，不能遮蔽生育中依然会面临的政策、文化、社会保障等结构性制约。”

“单身生育”背后的污名与阶级

在社会学主流观点看来，历史上出现过两次重要的人口结构改变。从18世纪开始，绝大多数工业国家经历了社会出生率与死亡率的下降，以夫妻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变成主流结构。第二次人口转变则发生在20世纪后期，婚姻和生育呈现出更多变动，比如初婚年龄的推迟、不婚与离婚率的上升，以及非婚生育率的增加。

在许多国家，非婚生育率增长十分显著。1970年，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非婚生子女比例不到10%，2018年这一数字上升至41%。在西北欧地区的许多国家，比如丹麦、法国、荷兰与瑞典，单身生育的孩子比例甚至超过了一半。在如今的中国——根据学者谢宇和於嘉在2019年的研究——非婚生育率不到1%。近70年来，中国已经出现许多二次人口转变的表现，据他们预估，未来人们的结婚年龄会继续推迟，非婚生育也会增加。

国内最早对单身生育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地区，以及社会结构位置中更为底层的阶级，围绕的是“少女妈妈”、“未婚先孕”、“未婚生子”等现象，“单身生育”是近些年才出现的说法。高晓君认为，这些词虽然看起来相似，但强调的重点却有不同：“ 非婚生育”“婚外生育”“未婚生育”是以婚姻状况来区分不同的制度安排和福利保障，有比较浓重的婚姻本位色彩。相对来说，“单身生育”这一说法的污名更少，也更侧重生育主体——既可以包括单身女性通过辅助生殖进行生育，也包括身处亲密关系但没有结婚时的生育。在田野研究的过程中，高晓君曾听到几位访谈对象提及，自己更愿意被称为“单身妈妈”，而非“未婚妈妈”。

早些年间，“未婚生子”在媒体报道与大众想象中一直带有道德污名色彩。高晓君观察到，在短视频平台上，关于未婚妈妈的热门标题包括“低龄怀孕”“14岁早恋生下儿子”“全网最小二胎妈妈”等，形塑了大众对于这一群体的一系列想象，比如低龄、低教育水平、道德败坏等等。

“生育是有道德阶序的，”她说。美国人类学家盖尔·鲁宾在《Thinking Sex》一文中曾指出，所有社会都存在性阶序（sexual hierarchies），性被排序为好的、符合道德的性与不正常的和罪恶的。高晓君认为生育也可类比这一理论，“鲁宾提到性的阶序性是一个圆圈往外扩散的结构，发生在夫妻之间的、家庭中的生育最具有正当性，再往外扩散，不在家庭结构内的、不是夫妻关系的（生育）污名化变得越来越强。”

图片来源：https://www.newinternationalism.net/?p=3700

另一方面，新式非婚生育叙事则在近几年逐渐走入公众视野。高学历、高收入的职业女性海外挑选精子、单身女性国内争取冻卵权等报道，呈现的则是中产阶级女性自主选择生育的积极图景。高晓君在许多有关未婚妈妈的研究中发现，只有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女性，才有可能建构自我单身生育行为的合法性，“中产阶级的地位弥补了非婚的耻辱。”

代际支持与父权制的延续

高晓君在论文里写到，“相比伴侣关系的难以确定和把握，成为母亲对不少女性而言还是一个不假思索的选择，是人生道路上的必经之路。”但在采访中，她多次向界面文化强调，这不代表这些女性像许多人想象的“被洗脑了一定要生个孩子”。

在她接触的访谈对象中，谈起为何最终决定生育，多数女性会提到对生命意义感的追寻，“她们觉得自己正在创造些什么。”另一方面则关乎情感层面的需求，无论是向往生育体验带来的紧密情感联结，还是未来和孩子建立亲密的纽带，“相比于现代社会中的理性计算和不确定性，孩童成为了风险社会和个体化趋势下能够寻求到的确切的情感联结。”

2019年2月21日，合肥，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人类精子库实验室。

女性单身生育无疑是主体性的彰显，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父权家庭的养育模式，形成了随母姓、从母居等以女性为轴心的家庭形态。但高晓君在研究中也发现，父权观念以另一种方式微妙地延续了下来。女儿接过了传统家庭寄托在儿子身上的责任，承担了延续香火与养儿防老的期待。

少数女性通过市场照料、伴侣合作与女性互助等方式完成单身养育，但大部分女性最重要的支持是来自家庭的代际养育。“父母几乎不会吝啬对女儿的付出和投入，在单身生育的问题上，我访谈的大多数对象都获得了父母提供的照料支持。”高晓君认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让女儿在家中的地位变高了，单身生育女性和原生家庭在养小孩这个问题上往往同舟共济。

另一方面，许多父母在面对女儿单身生育的选择时，都揉杂了对于传宗接代使命的考量。“要是选择辅助性生殖技术，有的父母会要求女儿生个男孩，虽然她们更想要女孩或不在意性别；还有的父母会考虑到，如果单身生育，孩子就可以跟随女方姓氏。”这类情况在高晓君的田野研究过程中频频出现。

访谈对象小植28岁意外怀孕，她接受妈妈的建议放弃流产，留下孩子。小植表示，一方面父母担心流产的身体风险，宁愿自己之后带着孩子结婚，也不希望以后很难怀孕。另外一个原因则与香火传递有关，“因为我们家里全是女孩，也没有弟弟，所以家里养一个小孩也可以，可能有这种心理。”这类想法并非年轻女性决定独自养育小孩的初衷，却最终意外地达成了代际间对单身养育实践的和谐。

“这些女性的单身生育行为本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生育路径，但从结果来看，这一实践却又被融入到庞大的父权系统中。”高晓君由此也想到了另外一些现象：“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很多家庭仅有女儿而无儿子，入赘、倒插门、上门女婿在当下中国发生了新的变种，作为独生女家庭传宗接代的这种办法。比如南方不少省份出现两头婚、两头走、并家婚现象，生育方面表现为夫妻两方可根据需要决定孩子的姓氏。”她感叹道： “结构的力量太强大了，女性主体性与父权制之间的关系总是模糊不清的。 ”

女人当家？

高晓君观察到，受访对象在谈到为何选择单身生育时，都或多或少地表示，这种方式避免了他人干扰，免除了婚姻带来的“一揽子义务”，照顾伴侣和考虑对方家庭等事务可以不再成为烦恼。她们都是非婚意义上的“单身”，但亲密关系的状态有不同的类型，高晓君概括了几种模式：一类是在单身状态时就主动选择只生育、不结婚；还有一种情况是女性和亲密伴侣基于双方需求，不进入婚姻，但共同养育孩子；也有一些女性在婚前怀孕后中止了恋爱进程，但仍选择生下孩子。

“在单身状态计划生育的女性中，大多数都会选择辅助生殖。”高晓君说，许多人都提到精子库可以避免很多问题，“她们会受到一些案件的影响，比如‘魏圆圆案’和‘紫丝带妈妈’群体，害怕小孩生下来就被男方家庭抱走，往往不会考虑和熟人合作生育。”

同时她也感到，“父亲”这一角色虽不存在，却又如幽灵般无处不在，女性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来抵消和解构父亲必不可少的家庭观念。“正统文化会无孔不入地对女性进行问讯，方方面面施展出来，父亲这个角色是非常重要被提及的部分。母职本就艰难，单身生育女性所面临的母职惩罚除了一般职业女性所面临的养育和工作的两难之外，还包括单身生育行径的道德合法性建构，比如她们不得不时常对父亲不在场这件事做出回应。”

不同母亲有不同的应对方法。她以一名受访者举例：在孩子上幼儿园时，这位受访者送给老师一本名叫《超级大家庭》的绘本，书中列举了各式各样的家庭形态，希望孩子们也能够介绍各自家庭的样子。老师采纳了妈妈的建议，有的孩子说家里有爸爸和妈妈，有人说爸爸妈妈和好朋友狗狗，还有的孩子会说家庭成员包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和外婆。从孩子们的视角来看，谁是家人、家庭什么样，可能和成人世界的刻板理解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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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前提是，她们能把孩子送去这样的幼儿园，老师愿意引导孩子去理解这些观念。”高晓君说。她在硕士论文中强调了“生育正义”理论，这一理论关注的核心是生育权的被尊重与保护，包括不生育的权利、生育的权利、在健康安全的环境下生育和养育孩子的权利。除了“消极的生育权“——不干预女性的生育决定，不论是决定生育还是决定不生育，“积极的生育权”也需要被更多地重视，即创造健康安全的生育条件，其中便包括对多元家庭形态的包容。

她认为，我们距离一个“生育正义”的社会，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中国的女性现在在消极的生育自由和积极的生育自由之路上都走得很不畅快，她们左右为难。如果一个女性想要不生育，不论是否在婚姻框架内，她都会面临巨大的挑战。比如，几乎每一个适龄单身女性都不可避免地面临周遭的催婚催育压力；而如果一个女性想要生育，她能否有技术选择的正当权利，她能否有不在婚姻框架内生育的自由？她和她的小孩能否获得系统对于生育所提供的的一系列保障与支持？她和她的小孩能否不遭到社会文化和周边环境的污名与歧视？”

她所访谈的女性们看似在自主实践以女性为轴心的养育模式，但从实践上来看，养育或通过来自父母的代际照料，或通过市场购买。在文化观念里，生育实践仍被视为养老和传宗接代的责任，父亲的幽灵也时时刻刻盘旋在日常生活。

也正是因为现状并不够美好，问题仍有待解决，高晓君研究的标题虽是“女人当家”，后面打的其实是一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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