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瑞君委员：落实三孩政策，要把提升二孩生育率作为现阶段优先目标

作者：澎湃新闻

发布时间：2023-03-03 09:12

快照：

02:06

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如何优化我国现阶段生育政策、应对我国人口的趋势性变化，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农工党华东师范大学委员会主委、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吴瑞君拟提交《关于完善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化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提案》。

吴瑞君是人口学领域的专家，她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生育问题要分“不想生”和“想生不敢生”两类来探讨。“目前，针对生育内驱力不足的‘不想生’等问题，针对性的措施其实非常有限。”吴瑞君坦言，“有的人家一个孩子都不想生，谁会在乎三孩补贴？但补贴和政策体现的是一种导向，是需要的。” 因此她谈到，现阶段生育政策等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解决“想生不敢生”家庭的顾虑上。

提升生育率要重点关注“想生不敢生”群体

“人口的负增长更多的，不是一个数量的问题，而是体现在少子化和老龄化并重的情况下，它对经济的消费模式、增长方式，包括对我们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百姓的生活质量提升的影响。” 吴瑞君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吴瑞君解释，生育主导型的人口负增长要分为分母效应和分子效应。从分母效应来讲，出生人口的下降主要是因为育龄妇女的人口数量的减少，很多到了适婚年龄的青年不婚不育。因此她曾提出“三多三少”的现象：“三多”就是晚婚晚育多、不婚不育多、丁克家庭的数量多，“三少”是适婚年龄的人口减少、有效的生育时间减少、25-34岁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人口数量减少。

分子效应就是指很多人不想生，以及想生的人不敢生。“针对生育内驱力不足的‘不想生’等问题，针对性的措施其实非常有限。”吴瑞君坦言，“有的人家一个孩子都不想生，谁会在乎三孩补贴？说到底，不想生的这个人你再怎么激励，短期里可能也很难达到他真正的需求，但是我们说发补贴、出政策需要吗？也是需要的，这体现的是一种导向。”

吴瑞君提出，因此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解决“想生不敢生”家庭的顾虑上。“一些有生育意愿的家庭，可能是因为一些客观因素，比如经济负担、家庭里没有老人带孩子等有顾虑，这要求政府的公共服务均衡化、均等化，包括还要提升优质的教育资源，能够满足或者解决想生不敢生的家庭的顾虑和问题，尤其是要提升他们的养育能力，构建一个生育友好型的社会。”

从生育的角度，还应确立重点目标等。“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较低，但是提升生育率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现在在落实三孩政策，但从目前比较有效的、现实的生育目标来讲，我们要把提高二孩生育率作为现阶段的一个优先的重点目标。”吴瑞君说。

2022年8月，国家卫健委等17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切实解决家庭后顾之忧。吴瑞君指出，各地政府积极响应，生育支持政策和措施正在逐步落实和展开，但从实施效果看，相关政策在制定、实施过程中存在顶层设计和整体性、体系性不足，以及家庭和性别视角缺失等问题，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化的政策体系尚未有效形成。

顶层设计和整体性、体系性不足，家庭和性别视角缺失

将问题具体而言，吴瑞君认为，一是顶层设计不足，一些制度性的制约因素尚未有效解决。比如，子女入学仍与户籍挂钩，租售同权尚未有效实现。因购房、落户和子女入学相互关联，即使结婚不买房，但只要生育就必须买房，这无疑加剧了青年育龄家庭尤其是流动人口家庭的生育养育负担。“这些制度性障碍的有效破除，需要顶层设计，不能仅依靠地方探索。”吴瑞君说。

二是一体化考量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不够，生育支持政策碎片化的问题较为突出。从纵向的生命周期来看，普婚社会的婚嫁和生育相互关联，需一体考虑。现阶段针对青年群体婚姻推迟和结婚难问题的支持措施非常匮乏；从横向的政策分类来看，目前主要强调“想生不敢生”问题且重在物质激励，而针对生育内驱力不足的“不想生”等问题，针对性的措施非常有限。

三是部分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缺乏家庭和性别视角，存在操作难或支持不力等问题。从家庭视角看，即使配偶缴纳了生育保险，未就业妇女或灵活就业妇女依然无法享受生育津贴。对城镇双职工家庭的隔代照料、生育多孩住房紧张等问题，也缺乏相应的家庭支持措施；从性别视角看，女职工的产假一味延长，存在不利于女性就业与生育平衡发展的问题，男性配偶的陪产假（护理假）和育儿假非常有限且难以有效执行。

现阶段政策着力点主要放在“想生不敢生“的家庭

对此，吴瑞君委员谈到，按照群众多元化的生育需求，应长远结合，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加强部门协同，现阶段政策着力点主要放在“想生不敢生“的中低收入家庭，为其减负赋能，提振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体对策建议有五点：

第一，同步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和底层逻辑。吴瑞君认为，应加强顶层设计，优化与户籍挂钩的入托入学和其他福利制度，逐步将“稳定工作、稳定住所、稳定收入”的外来常住人口子女纳入城镇社区0-3岁普惠托育服务。允许丈夫参保的全职太太或灵活就业女性享受部分生育津贴。此外，鼓励地方政府结合实际探索特色政策措施，及时评估和报告实施情况，总结推广好的案例和经验做法。

第二，一体考虑婚嫁和生育，前置积极性生育支持配套措施。吴瑞君在四个方向上给出建议，如在高校开设《恋爱婚姻家庭》等课程，通过共青团、妇联的组织优势鼓励适婚青年传承发展中华优秀婚姻家庭文化，形成正确的婚姻家庭价值取向；在经济发展新格局中大力促进青年就业，提高其对未来和维持生活方式的信心，促进结婚和生育意愿；在政策支持下发展公益婚介机构，建设婚恋市场，鼓励适龄结婚；保障未婚生育权，但不鼓励不支持未婚生育。

第三，构建家庭友好政策体系，增强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能力。一是，按照递进式差异化的补贴思路，实施生育二孩、三孩津补贴，同时，提高个人所得税教育专项扣税比例和返还强度。二是，适当延长男性配偶的陪产假和育儿假。三是，在配置公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时，适当向有困难的多孩家庭倾斜，给予有住房改善需求的2-3孩家庭一定的贷款利率优惠。四是，按人口新变化及时调整教育资源空间布局，均衡发展优质教育资源，有效落实“双减”政策，减轻家长的教育焦虑。

第四，强化性别视角，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降低生育机会成本。吴瑞君建议，可制定实施“生育友好型”企业认证制度，在企业年检、项目引进、贷款税收等方面给予激励，营造生育友好的就业环境。此外，探索实施夫妻共享的育儿假，可强制男性休假不少于育儿假的1/3，减轻女性育儿负担，提高女性尤其是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和最终生育水平。

最后，面对生育内驱力不足的“不想生“人群，吴瑞君提出，建议弘扬中华传统优秀婚育文化，改革福利制度，提高生育内生动力。以清明节祭祖等仪式活动、家庭家风建设、媒体宣传等为载体，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融入新型婚育文化建设之中；加强家庭养老、孝道文化等宣传，突出孩子的情感和文化价值，科学认识生育子女的家庭效用。此外，逐步改革福利制度，激发青年群体的社会责任分担意识，提高生育的内生动力和使命感，缓减“不想生”的问题。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举报/反馈

两会观察：中国民生问题何解？代表委员建言

作者：中国新闻网

发布时间：2023-03-02 19:29

快照：

中新社北京3月2日电 题：中国民生问题何解？ 代表委员建言

中新社记者 李晓喻

节假日到底该怎么休？“不想生、不敢老”怎么破？身心健康如何保障？针对一系列民生关切，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最近给出的建议相当“接地气”。

“双休日”可考虑调整

为更好平衡工作和休假，推动旅游业健康发展，多位代表委员建议对中国已实行近30年的“双休日”作出调整。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广东省委会副主委熊水龙建议适时调整双休日，试点开展周休日实行“隔周三休”制度，即首周休息一天，次周休息三天。他认为，这样既保障了公共休假制度的刚性约束，又提供了全年多个分布均衡的“三天小长假”，还能缓解旅游高峰压力。

全国人大代表、宜宾学院油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魏琴则建议每周实行单休日，每月末连休5天。她表示，这样一来每个月都有一个5天小长假，既没有增加国家法定节假日，也没有减少全年上班时间，还能促进旅游。

也有人认为，与调整双休日相比，确保落实八小时工作制可能才是当务之急。全国政协委员、编剧蒋胜男直言，现在“许多员工每天要工作超过12个小时，甚至达到16小时以上”，过度加班、过劳加班对劳动者个人和整个社会都造成了负面影响。她建议，应加强对劳动者的休息权保护，对企事业单位八小时工作制的执行情况加强监督管理。

二孩、三孩家庭应发放补贴

据官方数据，2022年年末中国人口为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自然增长率为-0.60‰。人口60多年来首现负增长引发多方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吴瑞君称，当前形势下，应当把提高二孩生育率作为现阶段的重要目标，重点关注“想生不敢生”这个群体，提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不敢生的原因之一是养育成本偏高。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甘华田称，可考虑适度延长生育假，特别是男性的生育假期，以有效平衡女性承担过重抚育责任的“家庭天平”，一定程度上降低家庭养育成本。

甘华田还建议为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发放教育专项补贴，为第三孩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阶段的免费教育。

抑郁症等心理疾病应纳入医保

近年来，中小学生抑郁、焦虑、自伤等心理问题频发，已成为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问题。如何让“小小少年”少些烦恼？

民进中央拟提交《关于构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家校社协同管理体系的提案》，建议将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纳入医保门诊慢性病病种。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吉林省委会主委冷向阳认为，应将心理卫生健康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学体系，加强专业教师队伍建设，建立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机制。

养老服务中虐老欺老需严惩

2022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8亿人，占全国人口近20%。能否提供安心、省心的养老服务，直接关系到“银发一族”的生活质量。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首义律师事务所主任谢文敏建议，持续开展养老企业服务质量检查，对养老服务中虐老欺老等行为，以及养老机构在收取保证金、办理会员卡和发行金融产品等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严厉查处。此外，还应加强养老设施和服务安全管理，建立定期检查机制，确保老年人人身安全。

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金李直言，中国养老市场化程度较低，尚未充分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养老需求。建议政府和市场同向发力，兼顾好公平和效率，做大市场规模，全面降低行业成本，使普通民众也能用得起市场化的养老服务。(完)

举报/反馈

“鼓励生育”成代表委员关注热点，他们提了哪些建议？

作者：健康时报客户端

发布时间：2023-03-01 09:42

快照：

（健康时报记者 赵萌萌）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鼓励生育成为了今年热点话题之一，多位代表委员今年全国两会带来了生育相关的提案、议案。

助产士把兔年‘兔宝宝’放到母亲身上进行早接触。新华社图

全国政协委员甘华田：建议为第三孩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免费教育

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医师甘华田在今年全国“两会”即将提交的一份提案中建议“为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发放教育专项补贴，为第三孩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阶段的免费教育”。

在甘华田看来，目前，“二孩”“三孩”政策对我国总体生育率的影响不如预期。不愿生的原因很多，教育问题是最重要的一个“拦路虎”，要解决这一问题，给三孩提供免费教育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给三孩提供免费教育，国家财政是完全能够承受的，因为小学和初中已经是义务教育了，仅仅需要提供幼儿园和高中的费用。

此外，甘华田还建议减轻育儿家庭医疗负担，实行6岁以下儿童免费医疗，提高儿童健康水平和人口素质；运用好税收政策，在个人所得税征收中，关于抚养子女支出的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按照子女数量进行差异化个税抵扣，并且覆盖从怀孕到孩子年满18周岁。

全国政协委员贺丹：建议小学教育年限缩短到5年，将高中纳入义务教育范畴

据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视频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表示，建议将小学教育年限由6年缩短到5年，将高中阶段纳入义务教育范围，实施“十年义务教育”，

贺丹认为，目前，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但医学上认为30岁之前是女性的最佳生育时期，因此建议缩短基础教育年限，使大学毕业生最佳生育年龄时期延长2年。同时，通过强制义务教育避免贫困地区低龄女性过早进入劳动力市场和婚育阶段，保护其身心健康。

全国政协委员安庭：建议将辅助生殖医疗全面纳入社保

据经济观察网报道，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希肯国际文化艺术（集团）公司董事长安庭表示，建议将辅助生殖医疗全面纳入社保。

安庭认为，应该由国家财政部门联合社保部门牵头顶层设计，尽快在我国全面整体将辅助生殖的所有内容纳入社保报销范畴。同时，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框架范围内，各地尽快完成辅助生殖医疗服务价格的定价标准，门诊治疗中常见的宫腔内人工授精术、胚胎移植术、精子优选处理等涉及人群广、诊疗必需、技术成熟、安全可靠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甲类报销范围。

全国政协委员吴瑞君：建议重点关注想生不敢生群体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吴瑞君表示，工作的重点要放在“想生不敢生”的这个群体。

吴瑞君表示，我们要把提高二孩生育率作为现阶段的重要目标，提升公共服务的均衡化、均等化，包括提升优质教育资源，满足和解决想生不敢生的家庭的顾虑和问题，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举报/反馈

全国政协委员甘华田：建议为第三孩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的免费教育

作者：红星新闻

发布时间：2023-02-28 09:28

快照：

“学前教育入园难和贵的问题，依然是阻碍大多数家庭不愿生育‘多孩’的原因之一。公办幼儿园的名额少，民办幼儿园的费用普遍较高，而高中教育不是义务教育，学费相对较贵……”

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甘华田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为更有效地鼓励生育，他将提交“关于进一步优化生育配套公共服务供给，提高生育意愿，优化人口结构的提案”，建议“为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发放教育专项补贴，为第三孩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阶段的免费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甘华田

观点：

面对生育主导型人口负增长，

需要提高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

甘华田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我国人口60多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面对生育主导型人口负增长，努力提高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是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甘华田认为，目前，适龄的生育人群生育观念相对固化，“二孩”“三孩”政策对我国总体生育率的影响不如预期。

“不愿生的原因很多，但是主要是两个，第一个是教育问题，第二个是医疗问题。实际上，教育问题是最重要的一个‘拦路虎’，要解决这一问题，给三孩提供免费教育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给三孩提供免费教育，国家财政是完全能够承受的，因为小学和初中已经是义务教育了，仅仅需要提供幼儿园和高中的费用。”甘华田如是说。

建议：

为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发放教育专项补贴

减轻育儿家庭医疗负担

甘华田表示，探索更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应鼓励地方在降低养育、教育成本方面大胆创新。

那么，如何降低多孩家庭的教育成本？对此，甘华田建议，为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发放教育专项补贴，为第三孩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阶段的免费教育。

此外，甘华田还建议减轻育儿家庭医疗负担，实行6岁以下儿童免费医疗，提高儿童健康水平和人口素质；运用好税收政策，在个人所得税征收中，关于抚养子女支出的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按照子女数量进行差异化个税抵扣，并且覆盖从怀孕到孩子年满18周岁。

在养育、教育成本之外，甘华田对多孩家庭住房保障问题也有关注。甘华田提出，针对多孩家庭出台住房保障政策，降低多孩家庭的养育成本。而从地方实践上，目前福建省龙岩市已出台《龙岩中心城区三孩家庭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实施办法》，助力缓解多孩家庭购房压力。

如若实行上述一系列举措，其带来的医疗、教育成本是否会增加财政负担？

对此，甘华田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费用应该是国家财政能够承受的。“这实际上是一个鼓励性的、引导性的政策，表明国家鼓励生育的决心，也充分彰显党和政府‘以人民为中心’的为民情怀。”

现状：

多地探索生育支持措施

以现金补贴和购房政策为主

那么，为何建议为三孩提供免费教育，而不从二孩开始？

甘华田表示，这是出于对财政负担的现实考虑。给三孩提供免费教育不会太增加国家财政负担，有可行性的同时，也起到了鼓励生育的作用。

红星新闻记者检索发现，目前多地已经出台针对三孩的生育支持措施。

比如，湖北荆门部分地区对三孩家庭给予一次性购房补贴4万元。2022年11月，湖北荆门市人民政府官网发布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其中明确二孩、三孩家庭还可以受到住房政策支持。对夫妻双方中至少一方为荆门市户籍，在东宝区、荆门高新区·掇刀区、漳河新区等三区购买首套或改善型普通住房的生育二孩及三孩家庭发放购房补贴，其中二孩家庭给予一次性补贴2万元，三孩家庭给予一次性补贴4万元；有两个及以上未成年子女的职工家庭在市里购买首套或改善型住房时，住房公积金购房贷款额度最高可达到规定限额的1.2倍。

湖南长沙对三孩及以上每孩一次性发放育儿补贴1万元。2022年7月，湖南长沙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工作方案》。长沙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刘激扬在解读该方案时表示，夫妻双方共同依法生育三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三孩及以上每孩可享受一次性育儿补贴1万元。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

红星新闻记者 王辰元 张炎良 北京报道

责编 任志江

（下载红星新闻，报料有奖！）

举报/反馈

中国人口形势报告2023：鼓励生育刻不容缓

作者：金融界

发布时间：2023-02-16 08:34

快照：

育娲人口研究团队：任泽平、梁建章、黄文政、姚劲波、何亚福、吕俊、於嘉

特别鸣谢：白学松 对本文数据整理有贡献

导读：2022年我国人口开始负增长，总和生育率跌破1.1、全球倒数，放开并鼓励生育刻不容缓。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2021年仅1.15，2022年或不到1.1，仅为世代更替水平（2.1）的一半，全球倒数。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三孩政策效果未显现，未能扭转中国出生人口下降趋势，生育堆积效应已消退，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来连续六年下降，2022年出生人口956万人，比2021年减少106万人，创历史新低，总人口比上年减少85万，开始负增长。

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1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4.2%，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22年上升至14.9%，预计在2030年左右进入占比超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三大趋势加速到来。人口因素影响重大深远，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一。

我们这几年呼吁“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应对老龄化少子化挑战”，开始逐渐看到曙光，生育政策在逐渐松动。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过去长期影响生育政策走向的保守派也开始改弦易辙，也开始呼吁放开并鼓励生育。

自放开三孩政策以来，全国各地积极健全生育配套服务，从生育补贴、生育保险、个税减免、延长育儿假、提供托育服务、住房优先保障等方面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越来越多的地方拿出真金白银来鼓励生育，根据统计已经有四川省攀枝花市、甘肃省临泽县、湖北省安陆市等十几个城市出台或拟出台生育或育儿补贴的相关政策，但目前看补贴力度仍低于大部分欧洲国家。

近日，2023年第一期《人口与健康》刊发了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长杨文庄的文章，提出要鼓励地方在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方面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在“十四五”期末，使家庭负担有效降低。

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行之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得以出台，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鼓励生育的力度。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未来人口有望长期健康均衡发展。

正文

1 总人口14.1亿，开始负增长，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三大趋势加速到来

2022年中国总人口14.12亿，开始负增长，是1949年以来除了三年自然灾害期外，第一次负增长，符合我们在2021年对人口总量的预测结果。2020年中国总人口为141178万人，净增204万，2021年总人口141260万人，净增仅48万，创有数据以来新低，2022年总人口141175万人，比2021年减少85万人，人口总量开始见顶回落，进入负增长时期。中国人口从8亿到10亿，花了12年；从10亿到12亿，花了14年；从12亿到14亿，花了24年。

2016年《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估2020年中国人口14.2亿人，但未实现，过高估计全面二孩政策对生育率提升的影响，认为2015年总和生育率在1.5-1.6之间，预期2020年、2030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8，进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达14.5亿人的峰值。

此外，联合国同样高估中国人口增长。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对中国人口有9个预测方案，其中中方案假设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70、1.72、1.73，进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1年迎来14.6亿的峰值；低方案假设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5、1.32、1.23，人口将于2024年达到14.5亿的峰值。联合国最新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调低了对中国未来人口的预测参数，但仍然认为，从2023年起，中国总和生育率的大趋势是缓慢上升。中方案生育率参数为：2030年上升到1.27，2040年上升到1.34，2050年为1.39，到2100年上升到1.48左右。

相较于维持人口总量不变的世代更替水平2.1，2021年中国总和生育率约1.15、2022年已降至不到1.1，处较低水平，随着生育堆积效应消失，生育率还将进一步下滑。如果总和生育率一直较低，中国人口将陷入持续负增长。人口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1962-1975年高生育率时期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2050年左右开始，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中方案，2050年中国总人口将下降至12.64亿，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到6.85亿，占世界比例将从现在的18%降至6.5%。

人口数量和质量共同影响国力，随着人口总量萎缩，将影响中国大市场优势，也将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规模以及全球竞争力。好在全社会已经开始高度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长期保守的计生政策在松动，逐渐转向了鼓励生育的政策。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202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内容包括：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2022年8月1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改委等17部门又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强化深入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同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函，同意建立由26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国务院优化生育政策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全国优化生育政策工作。

2022年10月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适时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

2023年第一期《人口与健康》刊发了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长杨文庄的文章，提出要鼓励地方在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方面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在“十四五”期末，使家庭负担有效降低。

自放开三孩政策以来，各地积极健全生育配套服务，从生育补贴、生育保险、个税减免、延长育儿假、提供托育服务、住房优先保障等方面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越来越多的地方拿出真金白银来鼓励生育，根据统计已经有四川省攀枝花市、甘肃省临泽县、湖北省安陆市等十几个城市出台或拟出台生育或育儿补贴的相关政策，但目前看补贴力度仍不足，低于大部分欧洲国家。

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行之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得以出台，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鼓励生育的力度。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未来人口有望长期健康均衡发展。

2 老龄化加剧，正从人口红利期转入人口负担期

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1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4.2%，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22年上升至14.9%，预计在2030年左右进入占比超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6.8%，企稳一段后将再度上升至2084年及之后的约46%。2001-201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年均增加0.2个百分点，2011-2022年年均增加0.5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

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预计到2035、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分别达3.27、3.93亿，占全球老人比重将分别为36.8%、40.4%，届时大致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中国高龄化问题也将日益突出。2020年中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超3580万人，占比2.5%。预计2030、2050、2073、2100年将分别占比3.8%、10.3%、17.1%、20.8%。

老龄化地域差异大，东北、川渝地区老龄化明显。分省看，2021年仅西藏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低于7%，未进入老龄化阶段；新疆、广东、青海、宁夏等13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介于7%-14%，初步进入老龄化阶段；河北、陕西、浙江、北京、河北、湖北等17省高于14%，处于深度老龄化阶段，其中，辽宁、重庆、四川、上海、江苏、黑龙江、吉林分别高达18.8%、17.8%、17.6%、17.4%、17.0%、16.8%、16.7%。

1962-1976年的婴儿潮人口加速步入老龄化，退出劳动力市场。我们前面享受了多大的人口红利，后面就要背负多大的老龄化负担，我们正从过去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期转入人口负担期。未来养老负担、社保支出和政府债务将持续上升。未来医药、养老、医疗等行业都是大赛道。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韩国等亚洲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比美欧更严重，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韩国最新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0.8（联合国的代际平衡黄金综合生育率是2.1），可能跟美欧移民政策比亚洲更开放有关，但是欧洲的大规模移民涌入带来了社会治安变差、种族冲突、社会撕裂、白人比重大幅下降等新的问题。

3 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

劳动力规模持续萎缩、劳动人口占比大幅下降，2010-2021年15-64岁人口规模从10亿降至9.7亿，占比从74.5%降至68.3%，预计到2050年降至59%。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2013年见顶，随后进入快速下滑阶段，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中方案，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到59.1%，210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到44.3%。人口数量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挑战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下降，经济潜在增速下行。

我们正从人口红利期转入人口负担期，面临“未富先老”局面。人口数量红利是过去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以及与之相关的巨大统一市场，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体。1962-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人口是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主力，生产和储蓄多，消费少，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储蓄超过投资部分产生贸易顺差，同时过剩的流动性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推动消费升级，经济潜在增速较高。在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年、2013年见顶，而日本、美国、英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分别在1991、2009、2013年见顶，当时的人均收入远高于中国。

如果不作出改变，老龄化人口结构将影响长期经济增长。人口总量的增加、质量和结构的改善推动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经济腾飞，并在二战后成为世界霸主。人口老龄化使得我国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随着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下降，劳动力成本将日益上升，部分制造业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迁移。从边际上看，中国人口红利即将结束，面临“未富先老”局面，未来储蓄率和投资率将逐渐下降，消费率将逐渐上升，经济潜在增速下滑。从绝对水平看，当前中国人口总抚养比约40%，未来一段时间仍处于人口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小于50%）。

4 少子化加剧，新出生人口持续创新低

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三孩政策效果并未显现，未能扭转中国出生人口下降趋势，生育堆积效应已基本结束，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来连续六年下降，2022年出生人口956万人，比2021年减少106万人，继续创新低。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三轮婴儿潮，分别为1950-1958年的年均2100万，1962-1975年的年均2628万，1981-1994年的2246万，之后逐渐下滑至2003-2012年的约1600万，其中2012年为1635万。第四轮婴儿潮原本应在2010年后出现，但因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而消失。2013-2015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640、1687、1655万。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出生人口在2016年达1786万、创2000年以来峰值；但2017年开始，出生人口连续六年下滑，至2022年已跌破千万大关，降至956万人，继续创历史新低。

分省看，广东出生人口居前，河南、山东、河北等人口大省近五年出生人口降幅超过40%。从出生人口看，2021年出生人口前三的省份分别为广东、河南、山东，分别为118.3万、79.3万、75万人，仅广东省出生人口超百万，合计占全国的26%。从出生人口变动看，2017-2021年新疆、山东、黑龙江3省出生人口降幅超过50%，重庆、湖南、河北等10省出生人口降幅在40%-50%，山西、吉林、四川等15省出生人口降幅在20%-40%，仅宁夏、贵州、西藏3省出生人口降幅小于10%。

目前各地公布的2022年的出生人口数据，相比2021年均有所下滑，下滑比例在6%-14%，其中青海、重庆、贵州、广西、甘肃、江西出生人口降福分别为6%、7.9%、9.4%、11.9%、12.7%、13.8%。

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生育率低迷、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等，出生人口仍将下降。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中方案，到2050年，我国出生人口将降至773万，为印度的1/3，2100年降至306万，仅为印度的1/4。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中国生育率一定能触底回升，人口结构有望逐步改善。

5 生育率持续下降，“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问题严峻

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 2021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仅1.15，2022年降至不到1.1，仅为更替水平（2.1）的一半，全球倒数。根据我们估算，2016年总和生育率冲高至1.7、较2015年明显上升，2017年略降，2018年明显下降至1.5左右，2019年基本持平，2020年仅1.3，2021年已降至1.15，2022年不到1.1（按照出生人口每年956万计算）。从国际比较看，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法国、美国、巴西、英国、德国、日本分别为1.79、1.66、1.64、1.56、1.53、1.3，中国总和生育率全球倒数。

为什么不生？现阶段低生育率原因已经从死亡率驱动转向功利性生育消退和成本约束驱动转变，生育基础削弱、生育观念改变、生育的机会成本和直接成本高是影响生育率的主要原因。

首先，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第一，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后持续回落，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20年平均初婚年龄从22.9岁推迟至28.7岁。第二，结婚后选择丁克的家庭在增多，尤其是在较为发达的一二线城市。第三，生育年龄推迟、环境污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卫生保护缺失等导致不孕不育率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不孕不育率为12%-18%。

其次，生育观念改变也使得生育率趋于下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年轻一代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改变。与父母辈相比，现在的年轻人并不把生育作为必然选择。70、80后生育观念保守，认为生育是必然选择，但现在90后、00后更加追求自我满足，不愿意过早被生育束缚，倾向于晚生、少生、甚至不生。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很多女性不愿因生育被困在家中，从而降低生育意愿。并且，由于社保体系的完善，社会养老功能逐渐强化，“养儿防老”观念逐渐被淡化。

最后，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 “四二一”结构的家庭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机会成本高。根据育娲人口2022年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在统计的14个国家中，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7万元。如果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进行国际对比，澳大利亚是2.08倍，法国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国是3.64倍，美国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国是6.9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

6 家庭小型化、不婚化成新趋势，2020年家庭户规模降为2.62人

根据普查数据，2010-2020年平均每个家庭户规模由3.10人降至2.62人，家庭户规模继续小型化，主要受我国人口流动日趋频繁、户籍制度改革不到位、年轻人不婚不育观念等因素影响。2020年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10人减少0.48人。根据抽样数据，2021年，我国家庭户规模约2.77，总体呈小型化趋势，主要原因集中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人口流动日趋频繁，职业流动性增加，家庭成员间空间距离变大，年轻人更可能离开父母独立居住，一人户、“空巢”家庭和“纯老户”数量、比例均会增加。

第二，当前户籍制度改革进程明显滞后于人口流动趋势。流动人口无法享受与户籍人口均等的教育、医疗资源与公共服务，降低生育意愿。

第三，年轻人不婚不育观念日趋普遍。60年代是传统的一代，70、80年代是转型的一代，90、00后不向往结婚生育，向往独立、自由、享受，抵制“996”，发达国家也走过类似的道路。年轻人对组建家庭、养儿育女的意愿逐渐下降，对婚姻的依赖不如以往强烈，单身经济盛行。近年，我国结婚率日益走低，离婚率逐渐达峰并趋于平稳。2013-2021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7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764万对。我国离婚对数于2019年达峰，由于离婚冷静期制度，2020、2021年离婚对数逐渐下降。不婚导致大量单身人口的出现，民政部估计2021年独居单身成年人口或高达9200万。

从国际看，因生育率下滑、晚婚、不婚率和离婚率提高、人口流动等因素，家庭规模小型化是世界各国人口发展的普遍趋势。当前，日本、美国、韩国家庭户均规模分别降至2.27、2.53、2.4人，中国家庭户均规模从1982年的4.41降至2021年的2.77。从一人户、二人户比例看，1960-2015年，日本一人户、二人户家庭比例分别从5.3%、12.7%增至34.5%、27.9%；中国2020年分别为25.4%、29.7%，未来户均规模仍有下降空间。

此外，中国家庭户规模小型化空间大，可能导致更多的住房和更大的人均住房面积需求。

7 性别比持续改善，男性比女性多3337万，农村“剩男”和城市“大龄剩女”问题突出

性别比逐渐改善，2022年总人口性别比为104.7，较2021年略有降低，处于历史低位水平。2022年男性、女性人口分别为72206、68969万人，占比分别为51.2%、48.8%，男性比女性多3337万，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4.7，较2021年略有降低，目前处于历史低位水平，“重男轻女”的错误思想有明显改善。

分省看，2021年，辽宁、河北2省人口性别比在100以下，吉林、黑龙江、河南、青海、四川、重庆等16省介于100-105，湖南、天津、湖北等10省介于105-110，西藏、广东、海南在110以上。整体看，东北呈现“女多男少”的特点，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97.6、100.3、100.4，人口大省广东性别比高达111.7。

需要注意的是，男女比例失衡、女性意识觉醒等原因造成婚姻市场匹配困难，农村“剩男”和城市“大龄剩女”问题突出。第一，男女比例失衡。比如00后男女性别比达119，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万，90后男女性别比达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第二，女性多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于自身条件的女性。婚姻成本越来越高，男性在婚姻市场的主动性受家庭资源、财富水平的影响。经济发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给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社会地位上升。女性不再只作为“家庭主妇”，而是进入职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高学历女性往往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在事业发展期面对巨大的恋爱、结婚、养育等成本时，如果没有遇到物质与理想同时匹配的择偶对象，更倾向选择不婚甚至不恋，加大婚姻市场匹配难度。2020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有超过60%分布在村镇、为高中以下学历；未婚女性有超过60%分布在城市、为高中以上学历。

8 人户分离人口规模扩大，户籍制度亟待改革

人口流动规模持续扩大，流动趋势明显，2020年人户分离人口、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流动人口分别比2010年增长88.5%、192.7%、69.7%；2021年人户分离人口、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流动人口继续同比增长2.2%、1.7%、2.4%。人户分离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现象，与户籍制度、经济发展联系密切。2021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4.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6.7%，低于常住18个百分点。根据普查数据，2020年，人户分离人口为49276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1694万人，流动人口为37582万人，跨省流动人口达12484万人。与201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5%，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92.7%，流动人口增长69.7%。根据抽样调查数据，2021年人户分离人口为5.04亿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19亿人，流动人口为3.85亿人。与202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2.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7%，流动人口增长2.4%。

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吸收人口流动比例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吸收跨省流动人口能力强。其中，2020年，东部地区吸收跨省流动人口9181万人，占比达73.54%；中部地区吸收955万人，占比是7.65%；西部地区吸收1880万人，占比15.06%；东北地区吸收468万人，占比仅3.75%。

以上数据说明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持续推进，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于人口流动趋势，人地挂钩机制不完善，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公平化，同一城市内教育、医疗等资源分配不均等。应当尽快建立人地挂钩机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按照常住人口配置。

9 人口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东北、西北人口持续流出

人口进一步向经济发达区域、大都市圈城市群集聚但分化加大，6个人口萎缩省份全部位于北方，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2010-2020年东部人口占比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上升0.22个百分点，东北下降1.20个百分点。2020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人口占比分别为39.93%、25.83%、27.12%、6.98%。分省看，2020年广东、山东2省人口超1亿，分别为1.26、1.02亿，合计占全国的16.1%。河南、江苏、四川等9省人口在5000万-1亿，云南、江西、辽宁、福建、陕西等17省人口在1000万-5000万，宁夏、青海、西藏不足1000万。10年间甘肃、内蒙古、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6省人口萎缩，分别减少55.5万、65.7万、79.6万、115.5万、337.9万、646.4万人，全部位于北方，人们用脚投票，奔向南方。

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经历了从“孔雀东南飞”到2010年后的回流中西部，再到近年的粤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中西部并存。城市层面，人口持续向少数核心城市集聚。一、二线人口持续流入但增速放缓；三、四线城市人口持续净流出。都市圈层面，人口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分化加大。城市群层面，人口进一步向核心城市群集聚。从国际看，美国人口迁移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在地区层面，从向传统工业主导的铁锈8州集聚，到向能源、现代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主导的西海岸、南海岸集聚。二是在城乡层面，人口在城市化中后期明显向大都会区集聚。日本人口随产业持续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在1973年左右从向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极”集聚转为向东京圈“一极”集聚。

人口集聚分化促使房地产市场不断分化，需求向大都市圈大城市群集中，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未来房地产市场将更加分化，但人地分离、供需错配，一二线城市高房价、三四线高库存。中国城镇化战略长期存在“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的倾向，与人口迁移趋势背离。分地区看，2010-2020年东部城市建设用地增速低于城镇人口增速3.3个百分点；而中部、东北、西部分别高20.3、17.4、24.3个百分点。分规模城市看，2010-2020年1000万人以上城市城区人口增长25.4%，但土地供给仅增长2.6%；20万人以下城市人口增长22.8%，土地供给增长47.8%。人地分离、供需错配，导致一二线城市高房价、三四线高库存。而且货币超发使得广义货币增速多高于名义GDP增长，尤其刺激供给短缺、优质公共资源富集的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尽管近年中国城市发展战略逐渐调整为“以中心城市为引领，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都市圈建设为突破口，对中小城市分类施策”，但任重道远，共识还未形成。

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建议以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为核心加快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更多发挥房地产实体经济功能，回归居住属性和制造业属性。

10 受教育程度提高，但社会阶层固化现象需重视

2010-2020年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增长73.2%，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9.1%，文盲率由4.08%降至2.67%，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人口红利转向工程师红利。

从受教育程度看，2020年具有大学、高中、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分别为17.2%、16.8%、38.4%、27.6%。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 8930 人升为15467人，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4032人升为15088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 38788人降为34507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26779人降为24767人。分区域看，2020年北京、上海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大于30%，学历水平高；内蒙古、江苏、陕西、宁夏等20省介于20%-30%，四川、河北、湖南等8省小于20%。

从受教育年限看，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提高9.1%。文盲人口3775万人，文盲率由4.1%降为2.7%。分区域看，2020年北京、上海、天津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大于11年，受教育程度较高，山西、广东、辽宁等10省介于10-11年，黑龙江、湖南、河北等14省介于9-10年，青海、云南、贵州、西藏4省在9年以下。

但近年社会阶层流动放缓，名校录取中来自农村和寒门的比例下降。我国收入基尼系数由2015年的0.462升至2021年0.466，税前收入前10%的人群收入占比由2000年的35.56%升至2019年的41.43%。1978-1998年北大清华等名校农村学生超三成，9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2021年清华在内地招生约3500名，农村及专项计划实施区域学生占21%，若没有针对贫困地区的专项计划，清华农村生源比例不到一成。此外，就像中国香港年轻人被一套房子绑架一生，高房价抑制了社会阶层流动和年轻人奋斗的梦想。住房制度决定房地产市场。全球各经济体房地产市场表现差异极大，有的陷入高房价困境，带来各类经济和社会问题，如中国香港和英国；有的暴涨暴跌，引发金融危机，如美国和日本；有的房价长期稳定，居者有其屋，如德国和新加坡。1998年内地住房制度改革学的是中国香港、中国香港学的英国（参考畅销专著《房地产周期》《全球房地产》）。加大教育投入、调节收入分配、促进教育公平、加快推动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的住房制度改革等日益重要。

11 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刻不容缓，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

我国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在“十四五”时期扑面而来，将影响中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人口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要素。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开并鼓励生育大势所趋。

尽快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全面放开生育，将是否生育、生育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生育的权利还给家庭，由每个家庭自主决定生育的孩子数量。全面放开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

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降低抚养直接成本。五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六是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七是完善辅助生殖顶层设计，给有需求家庭定向发放辅助生育补贴券，促进合理需求充分释放。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打造高质量为老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一是加快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二是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鼓励企业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推进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三是加大养老产业金融支持探索，优化养老服务供给，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四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互联网+养老”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推进适老化改造，保障老年人高质量、有尊严的退休生活。

我们正处于人口大周期的关键时期，应该高度重视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的新形势新趋势。好在社会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开始关注生育问题，积极出台完善生育支持体系的政策、积极应对老龄少子化。

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中国生育率一定能触底回升，人口结构有望逐步改善，从而实现人口长期健康均衡发展。

举报/反馈

政协委员：养育子女仅由女性承担不公平

作者：京报网

发布时间：2023-03-02 16:22

快照：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甘华田表示，女性家庭抚幼负担与社会劳动参与存在矛盾，而养育子女是夫妻双方的责任，“如果仅由女性承担是不公平的”。

他指出，市场上保姆雇佣费用较为高昂，如果能延长男性生育假，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家庭养育成本。

因此，建议完善生育配套措施，加大对女性权益的保护力度，努力消除育龄妇女就业歧视；可考虑适度延长生育假，特别是男性的生育假期，有效平衡女性承担过重抚育责任的“家庭天平”。

这段发言引发不少网友共鸣。“建议延长男性生育假”上热搜，不少网友纷纷点赞支持。

但也有网友表示，仅延长男性生育假仍不足以提高生育，促进生育需要多措并举，从就业、住房、教育、养育等多方面共同努力。

延长男性生育假能促进生育吗？还能在哪些方面促进生育？全国政协委员们纷纷提出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甘华田：

用住房保障、真金白银补贴生育家庭

除了延长男性生育假，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甘华田对如何提高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提出了系列建议。他指出，目前适龄的生育人群生育观念固化，“二孩”“三孩”政策对我国总体生育率的影响不如预期，育儿成本太高、公共配套欠缺等因素，造成了适龄人群“恐育”。他表示，降低子女养育成本，比如发放育儿补贴、规范孕婴市场和改变抚养观念。他表示，拿出真金白银补贴生育家庭，不仅有助于减轻生育养育压力，也体现了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意图。生育配套措施也需要完善。比如加大对女性权益的保护力度和针对多孩家庭出台住房保障政策。随着我国逐步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祖辈在参与婴幼儿的照料看管方面将受到更多限制，从而会进一步加剧婴幼儿的照料问题。为此，必须加快发展婴幼儿照料、托管服务业，规范服务标准，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努力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在生育政策方面，应探索更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比如为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发放教育专项补贴，为第三孩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阶段的免费教育。减轻育儿家庭医疗负担，实行6岁以下儿童免费医疗，提高儿童健康水平和人口素质等。

全国政协委员杨爽：部分公立幼儿园可成托幼一体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据统计，（2022）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我国近60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人口负增长的背后，是适龄女性生育意愿持续走低。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医学院教授杨爽建议，让有条件的公立幼儿园增加托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多样化服务，针对性地解决托育难题。“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有助于缓解双职工家庭养育子女的难题。”杨爽建议，分年龄段针对性地解决托育难题：0-1岁托育以家庭为主，支持政策可包括延长女性产假、增加男性护理假、调整假期间工资等；1-2岁托育由家庭、政府、社会共同承担，支持政策可包括临时育儿假、育儿津贴等；2-6岁托育服务为政府负责的基本公共服务，可将部分公立幼儿园扩容成托幼一体。各地可根据实际需求，适当延长在园时长或提供托管服务，探索推行假期托管服务等，解决家长工作与育儿的矛盾，“我们每年有大量的高校毕业生，可以鼓励更多年轻人进入托育服务行业。”全国政协委员贺丹：性别平等做得越好，生育水平反而会提升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消除职场性别歧视，不能光喊口号，基础制度的构建尤为重要，比如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加强对生育群体的保障。有专家提出，现实中企业会遭受“雇主惩罚”，即对于企业来说，如果雇佣很多女性，要考虑：婚育期间的待遇问题谁来解决？生育之后她的工作谁来替代？无形中增加用人单位的负担。对此，贺丹指出，“我国有生育保险制度，保障女性生育期间的工资待遇由生育保险支付，有些地方还把生育保险返还给雇佣女职工的用人单位，减轻企业负担。”“当前我国生育保险覆盖面还很小，主要是参加职工医保的这一部分人群。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灵活就业，很多人没有参加医保、生育保险，所以下一步我们的社会保险要扩大覆盖面，加强对生育群体的保障。”“此外，生育保障不仅仅针对女性。我们看到有些地方有了一些探索，比如一些地方生育保险相对富余，从里面支出一部分让男性延长‘陪护假’或‘育儿假’，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改革方向。”同时，她指出，在影响家庭生育决策过程中，在家庭内部的代际支撑、男女分工的平等，比外部的环境更重要。“生育过程虽然是女性完成，但育儿过程一定要有男性的参与。”贺丹还指出，从国际上来看，在促进性别平等的初期阶段，生育水平是快速下降的，但是到了促进性别平等的一个成熟阶段，生育水平是回升的。延长男性生育假能促进生育吗？评论区说说

（原标题：“养育子女仅由女性承担不公平”）

来源：央视网公众号

流程编辑：TF016

举报/反馈

先睹为快！今年两会委员们这样建言人民健康

作者：中工网

发布时间：2023-03-02 09:15

快照：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健康中国”建设作为我国2035年发展总体目标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出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并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作出全面部署。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十四届全国政协工作起步之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关注人民健康的委员们已经整装待发，快来看看，他们将围绕这些健康话题履职尽责、资政建言。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吉林省委会主委冷向阳：

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要求，也是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吉林省委会主委冷向阳关注多年的话题。只是今年的两会上，冷向阳的建言方向切口更小，聚焦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冷向阳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一直格外关注。近些年他发现，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更需引起重视。

一组数据可以说明上述问题的严峻程度——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21年8月发布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我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中，大约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困扰。这说明，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尚未达到普遍健康的程度。

“我们的调研也发现，近些年来，受学业压力、青春期情感波动、家庭关系不和谐、单亲家庭数量增加、不规范的教育行为等因素影响，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而在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后，不足一半孩子选择了向父母倾诉，越来越多的学生把倾诉对象由父母转向同伴，极少数学生想到要向老师倾诉，还有约30%的学生选择拒绝向任何人倾诉。”在冷向阳看来，虽然心理健康教育在我国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基础教育阶段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教育仍存在着需要全社会共同倾力解决的一系列问题。

冷向阳调研发现，造成中小学生心理和精神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专业的教师队伍不够稳定、心理卫生健康教育体系尚未形成，针对青少年心理诊治工作的专家队伍也亟待加强。

“其实，青少年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教育不是学校单独进行的教育，而是需要政策扶持、各相关职能部门支持、舆论宣传、家庭配合才能完成。只有学校、社会、家庭共同配合、努力，才能使青少年心理卫生健康教育取得实效。但目前，我国尚未形成这种系统化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与此同时，相关的教师队伍建设也不完善，师资配置存在‘一多两少’（即兼职人员多、专职人员少、专业人员少）的情况，许多教师都是转岗从事该项工作，专业能力欠缺、队伍也不稳定，严重影响了心理健康教育质量。此外，我们还注意到，虽然许多医院开设了心理门诊，但少见专门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门诊，导致孩子们的心理问题不能得到有针对性的解决。”冷向阳坦陈。

针对上述问题，冷向阳认为，应从构建中小学生心理卫生健康教育网络、将心理卫生健康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学体系、加强专业教师队伍建设、建立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机制、由政府出资建设中小学数字化心理健康辅导平台等着手补齐短板。

“其中，构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网络，应整合校内校外、线上线下教育资源，通过举办专家讲座、开辟心理问题咨询栏目、建设‘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网’等途径，辅助和扩展学校心理卫生健康教育内容，强化学生对心理卫生健康问题的认识和重视。关于建立预防和干预机制，可构建‘预防-评估-干预’的学校心理危机应对系统，建立以班主任为第一级、学校心理健康教师为第二级、各地青少年心理卫生专业工作者为第三级的三级心理健康守护体系。”冷向阳进一步解释道。（记者 刘喜梅）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王建安：

加强产学研普融合促进高水平医工信交叉

目前，我国医工信交叉领域普遍存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融合不够、联动不畅的现象，创新动能尚未充分释放，创新活力尚未有效激发。“破解这一难点和痛点，高水平医工信交叉、产学研普融合是切实可行的。”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王建安，将把他的建言内容带到新一届政协来协商。

王建安介绍，目前我国医工信交叉领域仍存在跨领域合作机制和平台不够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体制不够成熟、专业人才队伍数量与质量不够充足、社会知晓度参与度不够深入等问题。比如，在跨领域合作方面，学科与学科之间融合创新不够，专业性强、行业壁垒深，缺乏有组织的常态化的跨学科合作机制与平台，不利于形成有体系的重大原创成果；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现有政策文件始终未明确医院可为鼓励政策的享受主体，转化收益分配缺乏有效依据，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主体不清晰；在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既缺乏具有跨学科思维、带领多团队联合攻关的临床科学家，又缺乏医学科技转化的专业性人才，如医学领域知识产权职业代理人等，无法满足科技成果有效转化的现实需求。

因此，王建安建议，首先要充分发挥国家平台的导向作用。一是鼓励交叉性大平台建设。加大对国家级产教融合平台的配套支持力度：开展新器械新项目研究应用“绿色通道”，鼓励开展有组织的系统性研究；增设专项研究生名额，开展高水平的交叉人才培育专项，具体可推广借鉴浙江大学“医学+”人才培养模式。二是加大对临床研究项目的支持力度。专设临床研究“三重项目”，并充分结合临床研究资源依赖性强、研究周期长、攻关成果应用性强等特点，制定针对性的资助周期、预算金额以及验收考核等整体方案，鼓励形成大项目、大成果。

“其次，要优化科技成果转化的放权改革。”王建安说，以首批国家级产教融合平台为试点，推进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畅通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流通渠道；简化医院科技成果转化流程，加强专业性资产评估人员队伍建设，解决因产权不明、利益不清而带来的不能转、不敢转问题。尝试授予创新个体部分所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提高其参与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建设能力导向的专业人才梯队是关键。”王建安建议，国家应统筹设立“临床科学家”培养计划，面向具有博士背景的青年临床医生定向资助；培养医学知识产权职业经纪人队伍。高校增设医学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相关专业，建立技术转移转化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将技术经纪人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建立符合人才成长规律和价值导向的职称评定及薪酬激励体系。

“此外，加强科普体系建设形成‘众筹众创’同样重要。”王建安表示，首先要鼓励百花齐放的医学创新科普工程。充分发挥媒体矩阵力量，以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医学创新走近大众、走进生活、走入日常。其次是鼓励社会力量深度参与产学研普融合过程，如联合设置专项人才培养基金、鼓励创新转化的“种子基金”和“天使投资”计划等。（记者 陈晶）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吴浩：

着力推动基层医院呼吸学科规范化建设

“今年我会在全国两会上呼吁关注基层医院的呼吸学科发展问题。如今，在多种常见呼吸道传染病与全球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交替的背景下，基层呼吸疾病的防治工作面临着新的要求和挑战。”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吴浩坦言，多年来经社会各方共同协作，我国呼吸疾病防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各地呼吸医疗资源发展不均衡仍然是一个主要问题，而推进基层呼吸病专病诊室建设是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吴浩介绍，目前我国呼吸医疗资源不平衡，在基层，主要存在诊疗服务能力薄弱、公众对疾病知晓率低等问题。

“基层医疗是我国慢性病防治的关键领域，在所有慢性病的防控之中，呼吸慢病管理最为复杂，需要重点突出。基层医疗机构面向最广大的呼吸疾病患者和高危人群，承担着区域内常见呼吸疾病的首诊、筛查、治疗和转诊任务，而基层医疗人员呼吸疾病诊疗服务能力却相对薄弱，专业知识缺乏、观念陈旧，机构缺少常用诊治工具和常用药物，特别是新冠疫情的暴发，暴露了我国对呼吸慢病及呼吸道传染病的防诊治规范化还远远不够。再比如，在‘健康中国行动’26项考核指标中，呼吸疾病相关指标占6项，其中，慢阻肺知晓率2030年的目标是达到30%，与之相反的是，目前民众对慢阻肺的知晓率仅有2.6%，哮喘患者仅有四成实现病情控制。”吴浩介绍。

巨大数据落差背后是沉重的医疗负担。为此，吴浩建议，以慢阻肺病、哮喘等呼吸慢病为核心，以流感及新冠病毒等呼吸道传染病为对标，建立基层呼吸病专区，以进一步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呼吸慢病综合防治能力和呼吸道传染病应对能力，制定平战结合转换的机制和技术标准，加速推动社区开展更为有效的呼吸慢病和呼吸道传染病规范治疗和管理，筑牢基层网底。

“具体来说，一方面要建设基层标准化、规范化呼吸病专长诊室。如结合基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探索构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呼吸慢病管理能力综合评价路径，面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广泛开展呼吸病管理能力评价，推进基层呼吸病专病诊治工作。同时，还要着力于以呼吸病为专长的全科医生的培养，并通过专培、专修、单修等培养机制，学习呼吸专业知识提高其处理呼吸系统常见病、多发病及呼吸道传染病识别和处置的能力，以规范化诊治流程，同质化实施基层呼吸病管理。”吴浩表示。

“另一方面，则要完善基层肺功能仪器及药品配备。”吴浩认为，随着一线用药指南不断更新，基药目录的更新也应与时俱进，特别是在慢病控制和分级诊疗的大方针下，有必要重点考虑重大慢病防治的基本用药需求。这样，基层患者的慢病用药得到保障，基层医疗的服务能力也才有了“武器”和抓手。（记者 陈晶）

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马东平：

培育新型婚育文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着深刻而复杂的形势变化，生育率持续下降、人口增长持续放缓是其中的突出表现。”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马东平告诉记者，今年两会，她将继续就人口发展问题建言献策。

马东平调研发现，我国生育率持续下降主要受几大因素影响——民众婚育观念改变，“不想生”现象突出；生活压力增大，“不敢生”焦虑未减；生育能力不足，“生不出”人群增加；婚育年龄推迟，“生不好”问题凸显。在她看来，要改善我国生育率持续下降现状、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应多措并举培育新型婚育文化。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齐家’是重要且积极的文化理念。但近些年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婚不育’也成了一种被宣传的‘潮流’，这是一种误区。”马东平介绍，共建共享、男女平等、代际和谐的新型家庭文化，才是推动个人、社会、国家发展的主流文化，因而应动员并充分发挥全社会力量营造浓厚的新型婚育文化氛围。比如，媒体应更多聚焦于美满家庭、优生优育等的宣传报道，民政、共青团、妇联等部门要加强婚恋咨询服务的供给，反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等陋俗，树立文明婚俗等。

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张力，也是导致女性生育意愿降低的突出因素。对于调研中的这一发现，马东平建议，应鼓励夫妻共担育儿责任，提升夫妻共同照顾的价值，使妇女对生育的想法从被动的义务观转换成主动的期待。同时，还应该加强对已婚女性劳动权益的保护并健全生育保障制度。

比如，关于已婚女性劳动权益的保护，马东平认为应不断创新女职工权益保护机制，探索社会专项基金补偿女性的生育价值，减轻用人单位对女职工生育成本的负担。在健全生育保障制度方面，马东平则建议，应做好生育保险政策扩容，在产假和生育津贴基础上，加入哺乳假、父育假、父育津贴、父母假；建立生育保护体系，做好生育保障、健康（劳动）保护、就业保护与非歧视之间的政策连接；加快生育政策改革的力度和速度，缩小城乡、地区间的生育政策差别；改善公共医疗服务，通过健全优质的妇幼医疗服务体系，打消育龄人群在生儿育女期间的医疗后顾之忧。

“总的来说，倡导新型婚育文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一方面要加强对适龄人群婚恋观、家庭观的教育引导，大力倡导适龄适育、夫妻共担养育责任等婚育新理念。另一方面，则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政策供给作为保障。特别是当前，针对婚育适龄人群生存压力大、结婚成本高、育儿开销大、家庭负担重、女性工作家庭难平衡等婚育路上大大小小的‘拦路虎’，亟待实施综合性的政策措施。多措并举释放政策红利，才能促进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显著降低，使老百姓享受婚恋育儿的幸福。”马东平最后表示。（记者 刘喜梅）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党委书记姚建红：

加强公共卫生智慧化管理

“从2003年的SARS到2012年的MERS，再到2019年的COVID-19（新冠），进入21世纪以来，仅冠状病毒导致的突发传染病就不止一次了。这些全球范围内高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无不在警醒人类和社会：我国乃至全球面临的公共卫生安全外部压力前所未有。”在卫生健康系统工作多年的全国政协委员姚建红，今年两会把建言的内容聚焦于公共卫生的智慧化管理。

针对健全公共卫生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指出，要完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系统，改进不明原因疾病和异常健康事件监测机制，提高评估监测敏感性和准确性，建立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健全多渠道监测预警机制，提高实时分析、集中研判的能力。“经过多年实践探索，我国的公共卫生管理事业在智慧化建设方面取得了突出进步，但仍存在体系建设尚不完善、新技术应用不足、传染病早期发现及重点人群管理等智慧化程度不够的问题。”姚建红感叹。

比如目前，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早期识别能力尚不足，缺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防控相关知识库和模型库，公共卫生管理信息化相关制度建设也相对落后，缺乏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功能规范。重点人群管理系统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部门、疾控中心、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和基层医疗机构尚未实现互联互通，也缺乏很好的信息共享平台。

“要解决这些问题，提高公共卫生的智慧化管理水平和能力是当务之急。”姚建红建议，可从推进智慧业务引领的顶层规划、建立基于通信和互联网大数据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灵活协同的科研支撑体系三个方面着手努力。

“在强化公共卫生管理智慧化顶层设计方面，应坚持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管理。以业务需求为依据，以问题为导向，紧密围绕预防控制、卫生应急、教育培训、科学研究等核心工作，聚焦数据融合，以数据作为关键要素，以应用为能力之本，促进技术与业务深度融合，最大限度发挥智慧化实战效能。在建立基于通信和互联网大数据的应急管理体系方面，应充分发挥通信及互联网大数据在全球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积极作用，并根据公共卫生管理需求，加快对标准和实践工具的研制。明确数据共享在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和应对中的战略地位，对大规模人口流动数据进行科学分析，建立早期预警、信息上报、应急响应的全流程管理体系。”姚建红介绍。

在建设灵活协同的科研支撑体系方面，姚建红认为，应鼓励高校普及智慧化公共卫生体系的相关理念和实践经验；加强公共卫生相关专业学生数据科学与技术培训，开设大数据分析与管理相关课程。同时，面向公共卫生管理智慧化的科技创新的重点方向，统筹整合公共卫生相关数据资源、计算资源，加强面向科研的数据采集、汇聚、挖掘和计算分析应用能力，建设若干领域的科研数据库。（记者 刘喜梅）

举报/反馈

让想生的都敢生，敢生的都能生！全国政协委员丁佐宏建议国家层面要提供政策保障｜聚焦2023全国两会

作者：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23-03-02 16:33

快照：

本报（chinatimes.net.cn）记者王悦 徐芸茜 北京报道

目前，我国的低生育现状引发全社会的关注。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人口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为956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这是61年来我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人口出生率自1987年达到23.33‰的出生率高峰后一路下滑，在2020年首次跌破10‰，并于2022年再创新低达到6.77‰。其中，在2016年至2022年期间，全国人口出生率仅用6年便接近腰斩，从13.57‰下降到了6.77‰。

全国政协委员、月星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佐宏认为，持续的低生育率会对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造成影响，不仅加深人口老龄化程度，导致社会创新活力减弱，还会加重财政负担，冲击社会保障体系，甚至给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都带来挑战。

“低生育率的出现主要是因为育龄妇女持续减少、生育水平持续下降所导致。特别是处在生育黄金年龄的年轻人，由于婚育观念的改变、养育教育负担重、职业发展压力大等因素的影响，生育观念由‘多生’转变为‘少生’甚至‘不生’，导致人口负增长的加速到来。”丁佐宏认为。

事实上，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已经引起了政府的关注。

2022年8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7部门于2022年8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作为国家层面的政策号召率先出台。随后，包括哈尔滨、济南、深圳等地方政府也开始发力鼓励生育政策，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具体涉及产假、育儿假、育儿津贴、买房补贴等多方面。

丁佐宏表示，鼓励年轻人生育，不仅事关个人，更需要家庭、社会和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让年轻一代“想生的都敢生，敢生的都能生”。

从个人方面来看,要树立起正确的婚育观。丁佐宏建议，让家庭生活教育和婚姻教育走进家庭教育和学校课堂，父母和老师应当积极引导广大年轻人树立正确的择偶观，不以门户论高低、不以彩礼论深浅。同时，也让“适龄婚育、优生优育”的阳光理念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家庭要建立温馨的育儿氛围，夫妻间要形成“男女平等，共同育儿”的责任意识，尤其是男性，更应做到呵护女性、相濡以沫、风雨同舟，营造温暖的家庭氛围。此外，也鼓励双方家长共同为后辈育儿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除此之外，想要打消当下育龄人群的生育顾虑，提高生育意愿，带动生育率回升，仍要社会和国家多方面共同发力。

丁佐宏认为，社会要应构建生育友好型环境，如搭建一批便于未婚青年参与、有较高诚信度的的交友和婚恋公益服务平台；研究将生育成本全面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探索引入社会专项基金等新模式，完善弹性工作制，缓解职场歧视。

而在国家层面需要提供政策支撑保障，丁佐宏建议，制定完善更多可操作的实施细则。比如，加大对幼儿园的建设力度，对0—5周岁学前家庭发放育儿补贴，对二胎、三胎家庭实行一次性生育奖励，为多子女家庭第二胎及以上的孩子提供教育补贴，对第三胎小孩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大学教育实行全免费政策。此外，加大对二胎三胎家庭父母双方的个税抵扣力度，减轻“养娃”家庭的负担。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公培佳

举报/反馈

全国政协委员乔杰：关爱育龄女性，建设新时代生育文化

作者：新京报

发布时间：2023-03-03 10:42

快照：

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将于2023年3月4日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接受新京报专访。

近年来，女性生育意愿走低问题备受关注。乔杰认为，从长远看，家庭和事业不是对立关系，生育也是一种女性成长，但在女性职业发展、托幼体系构建、性别价值观等方面，目前仍存在需要跨越的障碍。

对于放开单身女性冻卵的讨论，乔杰表示，冻卵技术有待发展，并不是万能药，现阶段只建议有序开展，规范管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受访者供图

生育应尊重女性选择 女性关怀尚待完善

新京报：你是一名在专业领域卓有建树的女性，也是一名母亲，生育对你来说是一段怎样的经历？

乔杰：我个人的经历，在孩子比较小的那两三年，工作难免要做一些让步，成为院长之后，日常需要兼顾医院管理、临床救治、科研教学，工作繁重，对子女和家人的陪伴照护时间会有所缩减，作为母亲压力的确很大。但家人之间的关心爱护没有缺席过，丈夫比较理解，孩子也健康成长。

我认为生育不全是压力和牺牲，也是女性自我成长的过程，它可以锤炼一个人包容、豁达、坚毅的品质，这对于日后的工作是宝贵的财富；作为母亲，在工作生活中的负责态度、在临床一线救死扶伤的职业实现，也是对孩子最好的言传身教，会内化成为他们未来面对人生挑战的强大力量。

新京报：根据今年中国人口与发展论坛的报告，近年来我国女性终身无孩率上升，生育意愿显著下降。现在有一部分女性因为家庭事业平衡的难题，选择了推迟生育或者不再生育，怎样做才能让女性未来不必受困于此？

乔杰：生育问题要尊重每位女性、每个家庭的自主抉择。

当目光放长远，事业与家庭可以相辅相成，未必是对立关系。

从现实情况来看，促进女性生育意愿，政策福利、职业发展、收入保障、孕产期保健、托幼体系、传统性别价值观、人文关怀等等，是需要一个个跨越的障碍。在减轻女性的经济和家庭负担、鼓励女性生育的同时，也希望家庭及社会重视并理解女性不同时期的心理变化，宣扬生育关怀，从个人、家庭、社会对女性进行全方位呵护，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为延迟生育冻卵可有序开展、试点先行

新京报：近期精子库很受关注，继而有女性网民借此再次呼吁放开卵子冻存，以延长生育时间窗。你认为当下是否可考虑放开单身女性冻卵？

乔杰：在我国，辅助生殖技术的开展有着严格的政策和法律的限制，辅助生殖技术开展难度高，实施机构在牌照申请、获医能力、人才培养机制、管理体系建设、设备资金实力等方面有较高的门槛和严格的监管控体系。

目前对单身女性冻卵是“限制性的放开”，针对罹患肿瘤或特殊疾病的女性，她们因为疾病治疗有可能导致卵巢功能减退甚至不孕，可以在治疗前冻存卵子保存生育力。

至于以推迟生育为目的的冻卵，我的建议是有序地开展。现有的冻卵技术对卵的数量和质量是有一定损伤的，会有冷冻复苏后不能使用而带来卵子损失的概率，也会有生物安全性不良风险，换言之，冻卵不是万无一失，不等于“后悔药”，因为冻了卵反而错过适宜的生育时期、最后留下遗憾，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有序开展，试点先行，主要是为了规范管理，保护女性的身心健康和安全。相信不久的将来，随着冻卵技术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提高，冻卵与新鲜卵一样好，就可以考虑进一步放开以保存生育力为目的的冻卵。

晚婚晚育、生活方式不良 使得人口生育力水平持续衰减

新京报：作为一名生殖医学专家，面对近年来生育率显著下降的相关信息，你有哪些感想？

乔杰：近年来“人口危机”常常被提及，作为一个国家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人口结构的良性、均衡发展是保障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支撑。生育总和达到2.1才能完成一个世代更替，而我国当前总和生育率跌破警戒线至1.3。

生育愿望低迷、育龄人口减少等是近年来被谈论较多的话题，除此之外，晚婚晚育、不良生活方式、生殖健康保护缺失、不孕不育等等诸多因素，都使得人口生育力水平呈持续衰减状态。

从2007年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先后牵头进行了4次全国大型不孕流行病学调查以评估中国女性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状况，情况堪忧。调查显示，有9.7%的育龄妇女表达出有生育意愿，7.1%的女性有意愿生育第二个孩子，17.6%的育龄妇女曾经历过不孕，其中22.7%无子女，超过30%的被调查女性卵巢储备功能异常。

新京报：晚婚晚育趋势明显，会不会增加未来辅助生殖的需求？

乔杰：年龄是影响生殖健康的重要因素，生育年龄推迟将大大增加生育风险的发生，包括卵巢功能及卵细胞质量下降、生育率下降、母体和胎儿风险、妊娠期并发症、胚胎染色体异常等。从数据看，近三十年来，我国女性不孕率从5%-10%升高到了现在的15%-20%。

生育年龄的推迟和三孩政策的放开让国内高育龄妇女的生育需求得到明显释放，有生育意愿的不孕不育患者基数将稳定增长，成为辅助生殖技术应用的主要人群。年龄结构变化、患者认知程度提高及经济能力提高也将进一步带动辅助生殖渗透率提升。

新京报：专业机构要做好哪些准备？

乔杰：为了让有生育意愿的育龄人群尽可能实现其生育目标，医疗机构首先要提高对育龄人群的医疗服务保障，扩大生殖健康知识普及，不孕症患者尽早开展助孕治疗，精准实施辅助生殖助孕方式，制定全国性专家共识、诊疗规范或临床指南。针对高龄人群应当进行有效评估，重视高龄产妇围产期监测，保证其身心健康，对并发症做好防护措施。

围绕使育龄女性“能生、生好”，应当多学科交叉融合开展生育力促进相关生物学过程的原创性机制研究，破解疑难生殖障碍疾病诊治和出生缺陷防治关键技术，自主研发提升生育力的新技术及新产品，加快从实验室向生育力促进应用场景的国产化进程，从源头上改善妊娠结局，预防并显著减少出生缺陷发生。

新京报记者 戴轩

编辑 唐峥 校对 赵琳

举报/反馈

吴瑞君委员：落实三孩政策，要把提升二孩生育率作为现阶段优先目标

作者：澎湃新闻

发布时间：2023-03-03 09:12

快照：

02:06

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如何优化我国现阶段生育政策、应对我国人口的趋势性变化，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农工党华东师范大学委员会主委、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吴瑞君拟提交《关于完善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化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提案》。

吴瑞君是人口学领域的专家，她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生育问题要分“不想生”和“想生不敢生”两类来探讨。“目前，针对生育内驱力不足的‘不想生’等问题，针对性的措施其实非常有限。”吴瑞君坦言，“有的人家一个孩子都不想生，谁会在乎三孩补贴？但补贴和政策体现的是一种导向，是需要的。” 因此她谈到，现阶段生育政策等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解决“想生不敢生”家庭的顾虑上。

提升生育率要重点关注“想生不敢生”群体

“人口的负增长更多的，不是一个数量的问题，而是体现在少子化和老龄化并重的情况下，它对经济的消费模式、增长方式，包括对我们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百姓的生活质量提升的影响。” 吴瑞君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吴瑞君解释，生育主导型的人口负增长要分为分母效应和分子效应。从分母效应来讲，出生人口的下降主要是因为育龄妇女的人口数量的减少，很多到了适婚年龄的青年不婚不育。因此她曾提出“三多三少”的现象：“三多”就是晚婚晚育多、不婚不育多、丁克家庭的数量多，“三少”是适婚年龄的人口减少、有效的生育时间减少、25-34岁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人口数量减少。

分子效应就是指很多人不想生，以及想生的人不敢生。“针对生育内驱力不足的‘不想生’等问题，针对性的措施其实非常有限。”吴瑞君坦言，“有的人家一个孩子都不想生，谁会在乎三孩补贴？说到底，不想生的这个人你再怎么激励，短期里可能也很难达到他真正的需求，但是我们说发补贴、出政策需要吗？也是需要的，这体现的是一种导向。”

吴瑞君提出，因此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解决“想生不敢生”家庭的顾虑上。“一些有生育意愿的家庭，可能是因为一些客观因素，比如经济负担、家庭里没有老人带孩子等有顾虑，这要求政府的公共服务均衡化、均等化，包括还要提升优质的教育资源，能够满足或者解决想生不敢生的家庭的顾虑和问题，尤其是要提升他们的养育能力，构建一个生育友好型的社会。”

从生育的角度，还应确立重点目标等。“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较低，但是提升生育率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现在在落实三孩政策，但从目前比较有效的、现实的生育目标来讲，我们要把提高二孩生育率作为现阶段的一个优先的重点目标。”吴瑞君说。

2022年8月，国家卫健委等17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切实解决家庭后顾之忧。吴瑞君指出，各地政府积极响应，生育支持政策和措施正在逐步落实和展开，但从实施效果看，相关政策在制定、实施过程中存在顶层设计和整体性、体系性不足，以及家庭和性别视角缺失等问题，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化的政策体系尚未有效形成。

顶层设计和整体性、体系性不足，家庭和性别视角缺失

将问题具体而言，吴瑞君认为，一是顶层设计不足，一些制度性的制约因素尚未有效解决。比如，子女入学仍与户籍挂钩，租售同权尚未有效实现。因购房、落户和子女入学相互关联，即使结婚不买房，但只要生育就必须买房，这无疑加剧了青年育龄家庭尤其是流动人口家庭的生育养育负担。“这些制度性障碍的有效破除，需要顶层设计，不能仅依靠地方探索。”吴瑞君说。

二是一体化考量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不够，生育支持政策碎片化的问题较为突出。从纵向的生命周期来看，普婚社会的婚嫁和生育相互关联，需一体考虑。现阶段针对青年群体婚姻推迟和结婚难问题的支持措施非常匮乏；从横向的政策分类来看，目前主要强调“想生不敢生”问题且重在物质激励，而针对生育内驱力不足的“不想生”等问题，针对性的措施非常有限。

三是部分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缺乏家庭和性别视角，存在操作难或支持不力等问题。从家庭视角看，即使配偶缴纳了生育保险，未就业妇女或灵活就业妇女依然无法享受生育津贴。对城镇双职工家庭的隔代照料、生育多孩住房紧张等问题，也缺乏相应的家庭支持措施；从性别视角看，女职工的产假一味延长，存在不利于女性就业与生育平衡发展的问题，男性配偶的陪产假（护理假）和育儿假非常有限且难以有效执行。

现阶段政策着力点主要放在“想生不敢生“的家庭

对此，吴瑞君委员谈到，按照群众多元化的生育需求，应长远结合，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加强部门协同，现阶段政策着力点主要放在“想生不敢生“的中低收入家庭，为其减负赋能，提振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体对策建议有五点：

第一，同步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和底层逻辑。吴瑞君认为，应加强顶层设计，优化与户籍挂钩的入托入学和其他福利制度，逐步将“稳定工作、稳定住所、稳定收入”的外来常住人口子女纳入城镇社区0-3岁普惠托育服务。允许丈夫参保的全职太太或灵活就业女性享受部分生育津贴。此外，鼓励地方政府结合实际探索特色政策措施，及时评估和报告实施情况，总结推广好的案例和经验做法。

第二，一体考虑婚嫁和生育，前置积极性生育支持配套措施。吴瑞君在四个方向上给出建议，如在高校开设《恋爱婚姻家庭》等课程，通过共青团、妇联的组织优势鼓励适婚青年传承发展中华优秀婚姻家庭文化，形成正确的婚姻家庭价值取向；在经济发展新格局中大力促进青年就业，提高其对未来和维持生活方式的信心，促进结婚和生育意愿；在政策支持下发展公益婚介机构，建设婚恋市场，鼓励适龄结婚；保障未婚生育权，但不鼓励不支持未婚生育。

第三，构建家庭友好政策体系，增强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能力。一是，按照递进式差异化的补贴思路，实施生育二孩、三孩津补贴，同时，提高个人所得税教育专项扣税比例和返还强度。二是，适当延长男性配偶的陪产假和育儿假。三是，在配置公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时，适当向有困难的多孩家庭倾斜，给予有住房改善需求的2-3孩家庭一定的贷款利率优惠。四是，按人口新变化及时调整教育资源空间布局，均衡发展优质教育资源，有效落实“双减”政策，减轻家长的教育焦虑。

第四，强化性别视角，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降低生育机会成本。吴瑞君建议，可制定实施“生育友好型”企业认证制度，在企业年检、项目引进、贷款税收等方面给予激励，营造生育友好的就业环境。此外，探索实施夫妻共享的育儿假，可强制男性休假不少于育儿假的1/3，减轻女性育儿负担，提高女性尤其是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和最终生育水平。

最后，面对生育内驱力不足的“不想生“人群，吴瑞君提出，建议弘扬中华传统优秀婚育文化，改革福利制度，提高生育内生动力。以清明节祭祖等仪式活动、家庭家风建设、媒体宣传等为载体，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融入新型婚育文化建设之中；加强家庭养老、孝道文化等宣传，突出孩子的情感和文化价值，科学认识生育子女的家庭效用。此外，逐步改革福利制度，激发青年群体的社会责任分担意识，提高生育的内生动力和使命感，缓减“不想生”的问题。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举报/反馈

两会观察：中国民生问题何解？代表委员建言

作者：中国新闻网

发布时间：2023-03-02 19:29

快照：

中新社北京3月2日电 题：中国民生问题何解？ 代表委员建言

中新社记者 李晓喻

节假日到底该怎么休？“不想生、不敢老”怎么破？身心健康如何保障？针对一系列民生关切，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最近给出的建议相当“接地气”。

“双休日”可考虑调整

为更好平衡工作和休假，推动旅游业健康发展，多位代表委员建议对中国已实行近30年的“双休日”作出调整。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广东省委会副主委熊水龙建议适时调整双休日，试点开展周休日实行“隔周三休”制度，即首周休息一天，次周休息三天。他认为，这样既保障了公共休假制度的刚性约束，又提供了全年多个分布均衡的“三天小长假”，还能缓解旅游高峰压力。

全国人大代表、宜宾学院油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魏琴则建议每周实行单休日，每月末连休5天。她表示，这样一来每个月都有一个5天小长假，既没有增加国家法定节假日，也没有减少全年上班时间，还能促进旅游。

也有人认为，与调整双休日相比，确保落实八小时工作制可能才是当务之急。全国政协委员、编剧蒋胜男直言，现在“许多员工每天要工作超过12个小时，甚至达到16小时以上”，过度加班、过劳加班对劳动者个人和整个社会都造成了负面影响。她建议，应加强对劳动者的休息权保护，对企事业单位八小时工作制的执行情况加强监督管理。

二孩、三孩家庭应发放补贴

据官方数据，2022年年末中国人口为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自然增长率为-0.60‰。人口60多年来首现负增长引发多方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吴瑞君称，当前形势下，应当把提高二孩生育率作为现阶段的重要目标，重点关注“想生不敢生”这个群体，提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不敢生的原因之一是养育成本偏高。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甘华田称，可考虑适度延长生育假，特别是男性的生育假期，以有效平衡女性承担过重抚育责任的“家庭天平”，一定程度上降低家庭养育成本。

甘华田还建议为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发放教育专项补贴，为第三孩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阶段的免费教育。

抑郁症等心理疾病应纳入医保

近年来，中小学生抑郁、焦虑、自伤等心理问题频发，已成为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问题。如何让“小小少年”少些烦恼？

民进中央拟提交《关于构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家校社协同管理体系的提案》，建议将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纳入医保门诊慢性病病种。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吉林省委会主委冷向阳认为，应将心理卫生健康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学体系，加强专业教师队伍建设，建立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机制。

养老服务中虐老欺老需严惩

2022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8亿人，占全国人口近20%。能否提供安心、省心的养老服务，直接关系到“银发一族”的生活质量。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首义律师事务所主任谢文敏建议，持续开展养老企业服务质量检查，对养老服务中虐老欺老等行为，以及养老机构在收取保证金、办理会员卡和发行金融产品等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严厉查处。此外，还应加强养老设施和服务安全管理，建立定期检查机制，确保老年人人身安全。

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金李直言，中国养老市场化程度较低，尚未充分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养老需求。建议政府和市场同向发力，兼顾好公平和效率，做大市场规模，全面降低行业成本，使普通民众也能用得起市场化的养老服务。(完)

举报/反馈

“鼓励生育”成代表委员关注热点，他们提了哪些建议？

作者：健康时报客户端

发布时间：2023-03-01 09:42

快照：

（健康时报记者 赵萌萌）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鼓励生育成为了今年热点话题之一，多位代表委员今年全国两会带来了生育相关的提案、议案。

助产士把兔年‘兔宝宝’放到母亲身上进行早接触。新华社图

全国政协委员甘华田：建议为第三孩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免费教育

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医师甘华田在今年全国“两会”即将提交的一份提案中建议“为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发放教育专项补贴，为第三孩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阶段的免费教育”。

在甘华田看来，目前，“二孩”“三孩”政策对我国总体生育率的影响不如预期。不愿生的原因很多，教育问题是最重要的一个“拦路虎”，要解决这一问题，给三孩提供免费教育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给三孩提供免费教育，国家财政是完全能够承受的，因为小学和初中已经是义务教育了，仅仅需要提供幼儿园和高中的费用。

此外，甘华田还建议减轻育儿家庭医疗负担，实行6岁以下儿童免费医疗，提高儿童健康水平和人口素质；运用好税收政策，在个人所得税征收中，关于抚养子女支出的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按照子女数量进行差异化个税抵扣，并且覆盖从怀孕到孩子年满18周岁。

全国政协委员贺丹：建议小学教育年限缩短到5年，将高中纳入义务教育范畴

据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视频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表示，建议将小学教育年限由6年缩短到5年，将高中阶段纳入义务教育范围，实施“十年义务教育”，

贺丹认为，目前，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但医学上认为30岁之前是女性的最佳生育时期，因此建议缩短基础教育年限，使大学毕业生最佳生育年龄时期延长2年。同时，通过强制义务教育避免贫困地区低龄女性过早进入劳动力市场和婚育阶段，保护其身心健康。

全国政协委员安庭：建议将辅助生殖医疗全面纳入社保

据经济观察网报道，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希肯国际文化艺术（集团）公司董事长安庭表示，建议将辅助生殖医疗全面纳入社保。

安庭认为，应该由国家财政部门联合社保部门牵头顶层设计，尽快在我国全面整体将辅助生殖的所有内容纳入社保报销范畴。同时，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框架范围内，各地尽快完成辅助生殖医疗服务价格的定价标准，门诊治疗中常见的宫腔内人工授精术、胚胎移植术、精子优选处理等涉及人群广、诊疗必需、技术成熟、安全可靠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甲类报销范围。

全国政协委员吴瑞君：建议重点关注想生不敢生群体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吴瑞君表示，工作的重点要放在“想生不敢生”的这个群体。

吴瑞君表示，我们要把提高二孩生育率作为现阶段的重要目标，提升公共服务的均衡化、均等化，包括提升优质教育资源，满足和解决想生不敢生的家庭的顾虑和问题，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举报/反馈

全国政协委员甘华田：建议为第三孩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的免费教育

作者：红星新闻

发布时间：2023-02-28 09:28

快照：

“学前教育入园难和贵的问题，依然是阻碍大多数家庭不愿生育‘多孩’的原因之一。公办幼儿园的名额少，民办幼儿园的费用普遍较高，而高中教育不是义务教育，学费相对较贵……”

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甘华田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为更有效地鼓励生育，他将提交“关于进一步优化生育配套公共服务供给，提高生育意愿，优化人口结构的提案”，建议“为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发放教育专项补贴，为第三孩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阶段的免费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甘华田

观点：

面对生育主导型人口负增长，

需要提高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

甘华田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我国人口60多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面对生育主导型人口负增长，努力提高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是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甘华田认为，目前，适龄的生育人群生育观念相对固化，“二孩”“三孩”政策对我国总体生育率的影响不如预期。

“不愿生的原因很多，但是主要是两个，第一个是教育问题，第二个是医疗问题。实际上，教育问题是最重要的一个‘拦路虎’，要解决这一问题，给三孩提供免费教育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给三孩提供免费教育，国家财政是完全能够承受的，因为小学和初中已经是义务教育了，仅仅需要提供幼儿园和高中的费用。”甘华田如是说。

建议：

为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发放教育专项补贴

减轻育儿家庭医疗负担

甘华田表示，探索更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应鼓励地方在降低养育、教育成本方面大胆创新。

那么，如何降低多孩家庭的教育成本？对此，甘华田建议，为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发放教育专项补贴，为第三孩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阶段的免费教育。

此外，甘华田还建议减轻育儿家庭医疗负担，实行6岁以下儿童免费医疗，提高儿童健康水平和人口素质；运用好税收政策，在个人所得税征收中，关于抚养子女支出的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按照子女数量进行差异化个税抵扣，并且覆盖从怀孕到孩子年满18周岁。

在养育、教育成本之外，甘华田对多孩家庭住房保障问题也有关注。甘华田提出，针对多孩家庭出台住房保障政策，降低多孩家庭的养育成本。而从地方实践上，目前福建省龙岩市已出台《龙岩中心城区三孩家庭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实施办法》，助力缓解多孩家庭购房压力。

如若实行上述一系列举措，其带来的医疗、教育成本是否会增加财政负担？

对此，甘华田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费用应该是国家财政能够承受的。“这实际上是一个鼓励性的、引导性的政策，表明国家鼓励生育的决心，也充分彰显党和政府‘以人民为中心’的为民情怀。”

现状：

多地探索生育支持措施

以现金补贴和购房政策为主

那么，为何建议为三孩提供免费教育，而不从二孩开始？

甘华田表示，这是出于对财政负担的现实考虑。给三孩提供免费教育不会太增加国家财政负担，有可行性的同时，也起到了鼓励生育的作用。

红星新闻记者检索发现，目前多地已经出台针对三孩的生育支持措施。

比如，湖北荆门部分地区对三孩家庭给予一次性购房补贴4万元。2022年11月，湖北荆门市人民政府官网发布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其中明确二孩、三孩家庭还可以受到住房政策支持。对夫妻双方中至少一方为荆门市户籍，在东宝区、荆门高新区·掇刀区、漳河新区等三区购买首套或改善型普通住房的生育二孩及三孩家庭发放购房补贴，其中二孩家庭给予一次性补贴2万元，三孩家庭给予一次性补贴4万元；有两个及以上未成年子女的职工家庭在市里购买首套或改善型住房时，住房公积金购房贷款额度最高可达到规定限额的1.2倍。

湖南长沙对三孩及以上每孩一次性发放育儿补贴1万元。2022年7月，湖南长沙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工作方案》。长沙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刘激扬在解读该方案时表示，夫妻双方共同依法生育三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三孩及以上每孩可享受一次性育儿补贴1万元。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

红星新闻记者 王辰元 张炎良 北京报道

责编 任志江

（下载红星新闻，报料有奖！）

举报/反馈

中国人口形势报告2023：鼓励生育刻不容缓

作者：金融界

发布时间：2023-02-16 08:34

快照：

育娲人口研究团队：任泽平、梁建章、黄文政、姚劲波、何亚福、吕俊、於嘉

特别鸣谢：白学松 对本文数据整理有贡献

导读：2022年我国人口开始负增长，总和生育率跌破1.1、全球倒数，放开并鼓励生育刻不容缓。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2021年仅1.15，2022年或不到1.1，仅为世代更替水平（2.1）的一半，全球倒数。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三孩政策效果未显现，未能扭转中国出生人口下降趋势，生育堆积效应已消退，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来连续六年下降，2022年出生人口956万人，比2021年减少106万人，创历史新低，总人口比上年减少85万，开始负增长。

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1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4.2%，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22年上升至14.9%，预计在2030年左右进入占比超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三大趋势加速到来。人口因素影响重大深远，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一。

我们这几年呼吁“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应对老龄化少子化挑战”，开始逐渐看到曙光，生育政策在逐渐松动。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过去长期影响生育政策走向的保守派也开始改弦易辙，也开始呼吁放开并鼓励生育。

自放开三孩政策以来，全国各地积极健全生育配套服务，从生育补贴、生育保险、个税减免、延长育儿假、提供托育服务、住房优先保障等方面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越来越多的地方拿出真金白银来鼓励生育，根据统计已经有四川省攀枝花市、甘肃省临泽县、湖北省安陆市等十几个城市出台或拟出台生育或育儿补贴的相关政策，但目前看补贴力度仍低于大部分欧洲国家。

近日，2023年第一期《人口与健康》刊发了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长杨文庄的文章，提出要鼓励地方在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方面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在“十四五”期末，使家庭负担有效降低。

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行之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得以出台，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鼓励生育的力度。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未来人口有望长期健康均衡发展。

正文

1 总人口14.1亿，开始负增长，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三大趋势加速到来

2022年中国总人口14.12亿，开始负增长，是1949年以来除了三年自然灾害期外，第一次负增长，符合我们在2021年对人口总量的预测结果。2020年中国总人口为141178万人，净增204万，2021年总人口141260万人，净增仅48万，创有数据以来新低，2022年总人口141175万人，比2021年减少85万人，人口总量开始见顶回落，进入负增长时期。中国人口从8亿到10亿，花了12年；从10亿到12亿，花了14年；从12亿到14亿，花了24年。

2016年《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估2020年中国人口14.2亿人，但未实现，过高估计全面二孩政策对生育率提升的影响，认为2015年总和生育率在1.5-1.6之间，预期2020年、2030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8，进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达14.5亿人的峰值。

此外，联合国同样高估中国人口增长。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对中国人口有9个预测方案，其中中方案假设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70、1.72、1.73，进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1年迎来14.6亿的峰值；低方案假设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5、1.32、1.23，人口将于2024年达到14.5亿的峰值。联合国最新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调低了对中国未来人口的预测参数，但仍然认为，从2023年起，中国总和生育率的大趋势是缓慢上升。中方案生育率参数为：2030年上升到1.27，2040年上升到1.34，2050年为1.39，到2100年上升到1.48左右。

相较于维持人口总量不变的世代更替水平2.1，2021年中国总和生育率约1.15、2022年已降至不到1.1，处较低水平，随着生育堆积效应消失，生育率还将进一步下滑。如果总和生育率一直较低，中国人口将陷入持续负增长。人口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1962-1975年高生育率时期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2050年左右开始，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中方案，2050年中国总人口将下降至12.64亿，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到6.85亿，占世界比例将从现在的18%降至6.5%。

人口数量和质量共同影响国力，随着人口总量萎缩，将影响中国大市场优势，也将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规模以及全球竞争力。好在全社会已经开始高度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长期保守的计生政策在松动，逐渐转向了鼓励生育的政策。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202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内容包括：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2022年8月1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改委等17部门又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强化深入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同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函，同意建立由26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国务院优化生育政策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全国优化生育政策工作。

2022年10月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适时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

2023年第一期《人口与健康》刊发了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长杨文庄的文章，提出要鼓励地方在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方面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在“十四五”期末，使家庭负担有效降低。

自放开三孩政策以来，各地积极健全生育配套服务，从生育补贴、生育保险、个税减免、延长育儿假、提供托育服务、住房优先保障等方面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越来越多的地方拿出真金白银来鼓励生育，根据统计已经有四川省攀枝花市、甘肃省临泽县、湖北省安陆市等十几个城市出台或拟出台生育或育儿补贴的相关政策，但目前看补贴力度仍不足，低于大部分欧洲国家。

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行之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得以出台，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鼓励生育的力度。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未来人口有望长期健康均衡发展。

2 老龄化加剧，正从人口红利期转入人口负担期

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1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4.2%，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22年上升至14.9%，预计在2030年左右进入占比超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6.8%，企稳一段后将再度上升至2084年及之后的约46%。2001-201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年均增加0.2个百分点，2011-2022年年均增加0.5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

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预计到2035、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分别达3.27、3.93亿，占全球老人比重将分别为36.8%、40.4%，届时大致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中国高龄化问题也将日益突出。2020年中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超3580万人，占比2.5%。预计2030、2050、2073、2100年将分别占比3.8%、10.3%、17.1%、20.8%。

老龄化地域差异大，东北、川渝地区老龄化明显。分省看，2021年仅西藏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低于7%，未进入老龄化阶段；新疆、广东、青海、宁夏等13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介于7%-14%，初步进入老龄化阶段；河北、陕西、浙江、北京、河北、湖北等17省高于14%，处于深度老龄化阶段，其中，辽宁、重庆、四川、上海、江苏、黑龙江、吉林分别高达18.8%、17.8%、17.6%、17.4%、17.0%、16.8%、16.7%。

1962-1976年的婴儿潮人口加速步入老龄化，退出劳动力市场。我们前面享受了多大的人口红利，后面就要背负多大的老龄化负担，我们正从过去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期转入人口负担期。未来养老负担、社保支出和政府债务将持续上升。未来医药、养老、医疗等行业都是大赛道。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韩国等亚洲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比美欧更严重，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韩国最新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0.8（联合国的代际平衡黄金综合生育率是2.1），可能跟美欧移民政策比亚洲更开放有关，但是欧洲的大规模移民涌入带来了社会治安变差、种族冲突、社会撕裂、白人比重大幅下降等新的问题。

3 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

劳动力规模持续萎缩、劳动人口占比大幅下降，2010-2021年15-64岁人口规模从10亿降至9.7亿，占比从74.5%降至68.3%，预计到2050年降至59%。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2013年见顶，随后进入快速下滑阶段，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中方案，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到59.1%，210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到44.3%。人口数量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挑战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下降，经济潜在增速下行。

我们正从人口红利期转入人口负担期，面临“未富先老”局面。人口数量红利是过去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以及与之相关的巨大统一市场，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体。1962-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人口是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主力，生产和储蓄多，消费少，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储蓄超过投资部分产生贸易顺差，同时过剩的流动性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推动消费升级，经济潜在增速较高。在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年、2013年见顶，而日本、美国、英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分别在1991、2009、2013年见顶，当时的人均收入远高于中国。

如果不作出改变，老龄化人口结构将影响长期经济增长。人口总量的增加、质量和结构的改善推动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经济腾飞，并在二战后成为世界霸主。人口老龄化使得我国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随着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下降，劳动力成本将日益上升，部分制造业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迁移。从边际上看，中国人口红利即将结束，面临“未富先老”局面，未来储蓄率和投资率将逐渐下降，消费率将逐渐上升，经济潜在增速下滑。从绝对水平看，当前中国人口总抚养比约40%，未来一段时间仍处于人口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小于50%）。

4 少子化加剧，新出生人口持续创新低

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三孩政策效果并未显现，未能扭转中国出生人口下降趋势，生育堆积效应已基本结束，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来连续六年下降，2022年出生人口956万人，比2021年减少106万人，继续创新低。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三轮婴儿潮，分别为1950-1958年的年均2100万，1962-1975年的年均2628万，1981-1994年的2246万，之后逐渐下滑至2003-2012年的约1600万，其中2012年为1635万。第四轮婴儿潮原本应在2010年后出现，但因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而消失。2013-2015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640、1687、1655万。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出生人口在2016年达1786万、创2000年以来峰值；但2017年开始，出生人口连续六年下滑，至2022年已跌破千万大关，降至956万人，继续创历史新低。

分省看，广东出生人口居前，河南、山东、河北等人口大省近五年出生人口降幅超过40%。从出生人口看，2021年出生人口前三的省份分别为广东、河南、山东，分别为118.3万、79.3万、75万人，仅广东省出生人口超百万，合计占全国的26%。从出生人口变动看，2017-2021年新疆、山东、黑龙江3省出生人口降幅超过50%，重庆、湖南、河北等10省出生人口降幅在40%-50%，山西、吉林、四川等15省出生人口降幅在20%-40%，仅宁夏、贵州、西藏3省出生人口降幅小于10%。

目前各地公布的2022年的出生人口数据，相比2021年均有所下滑，下滑比例在6%-14%，其中青海、重庆、贵州、广西、甘肃、江西出生人口降福分别为6%、7.9%、9.4%、11.9%、12.7%、13.8%。

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生育率低迷、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等，出生人口仍将下降。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中方案，到2050年，我国出生人口将降至773万，为印度的1/3，2100年降至306万，仅为印度的1/4。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中国生育率一定能触底回升，人口结构有望逐步改善。

5 生育率持续下降，“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问题严峻

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 2021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仅1.15，2022年降至不到1.1，仅为更替水平（2.1）的一半，全球倒数。根据我们估算，2016年总和生育率冲高至1.7、较2015年明显上升，2017年略降，2018年明显下降至1.5左右，2019年基本持平，2020年仅1.3，2021年已降至1.15，2022年不到1.1（按照出生人口每年956万计算）。从国际比较看，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法国、美国、巴西、英国、德国、日本分别为1.79、1.66、1.64、1.56、1.53、1.3，中国总和生育率全球倒数。

为什么不生？现阶段低生育率原因已经从死亡率驱动转向功利性生育消退和成本约束驱动转变，生育基础削弱、生育观念改变、生育的机会成本和直接成本高是影响生育率的主要原因。

首先，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第一，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后持续回落，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20年平均初婚年龄从22.9岁推迟至28.7岁。第二，结婚后选择丁克的家庭在增多，尤其是在较为发达的一二线城市。第三，生育年龄推迟、环境污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卫生保护缺失等导致不孕不育率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不孕不育率为12%-18%。

其次，生育观念改变也使得生育率趋于下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年轻一代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改变。与父母辈相比，现在的年轻人并不把生育作为必然选择。70、80后生育观念保守，认为生育是必然选择，但现在90后、00后更加追求自我满足，不愿意过早被生育束缚，倾向于晚生、少生、甚至不生。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很多女性不愿因生育被困在家中，从而降低生育意愿。并且，由于社保体系的完善，社会养老功能逐渐强化，“养儿防老”观念逐渐被淡化。

最后，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 “四二一”结构的家庭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机会成本高。根据育娲人口2022年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在统计的14个国家中，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7万元。如果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进行国际对比，澳大利亚是2.08倍，法国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国是3.64倍，美国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国是6.9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

6 家庭小型化、不婚化成新趋势，2020年家庭户规模降为2.62人

根据普查数据，2010-2020年平均每个家庭户规模由3.10人降至2.62人，家庭户规模继续小型化，主要受我国人口流动日趋频繁、户籍制度改革不到位、年轻人不婚不育观念等因素影响。2020年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10人减少0.48人。根据抽样数据，2021年，我国家庭户规模约2.77，总体呈小型化趋势，主要原因集中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人口流动日趋频繁，职业流动性增加，家庭成员间空间距离变大，年轻人更可能离开父母独立居住，一人户、“空巢”家庭和“纯老户”数量、比例均会增加。

第二，当前户籍制度改革进程明显滞后于人口流动趋势。流动人口无法享受与户籍人口均等的教育、医疗资源与公共服务，降低生育意愿。

第三，年轻人不婚不育观念日趋普遍。60年代是传统的一代，70、80年代是转型的一代，90、00后不向往结婚生育，向往独立、自由、享受，抵制“996”，发达国家也走过类似的道路。年轻人对组建家庭、养儿育女的意愿逐渐下降，对婚姻的依赖不如以往强烈，单身经济盛行。近年，我国结婚率日益走低，离婚率逐渐达峰并趋于平稳。2013-2021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7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764万对。我国离婚对数于2019年达峰，由于离婚冷静期制度，2020、2021年离婚对数逐渐下降。不婚导致大量单身人口的出现，民政部估计2021年独居单身成年人口或高达9200万。

从国际看，因生育率下滑、晚婚、不婚率和离婚率提高、人口流动等因素，家庭规模小型化是世界各国人口发展的普遍趋势。当前，日本、美国、韩国家庭户均规模分别降至2.27、2.53、2.4人，中国家庭户均规模从1982年的4.41降至2021年的2.77。从一人户、二人户比例看，1960-2015年，日本一人户、二人户家庭比例分别从5.3%、12.7%增至34.5%、27.9%；中国2020年分别为25.4%、29.7%，未来户均规模仍有下降空间。

此外，中国家庭户规模小型化空间大，可能导致更多的住房和更大的人均住房面积需求。

7 性别比持续改善，男性比女性多3337万，农村“剩男”和城市“大龄剩女”问题突出

性别比逐渐改善，2022年总人口性别比为104.7，较2021年略有降低，处于历史低位水平。2022年男性、女性人口分别为72206、68969万人，占比分别为51.2%、48.8%，男性比女性多3337万，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4.7，较2021年略有降低，目前处于历史低位水平，“重男轻女”的错误思想有明显改善。

分省看，2021年，辽宁、河北2省人口性别比在100以下，吉林、黑龙江、河南、青海、四川、重庆等16省介于100-105，湖南、天津、湖北等10省介于105-110，西藏、广东、海南在110以上。整体看，东北呈现“女多男少”的特点，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97.6、100.3、100.4，人口大省广东性别比高达111.7。

需要注意的是，男女比例失衡、女性意识觉醒等原因造成婚姻市场匹配困难，农村“剩男”和城市“大龄剩女”问题突出。第一，男女比例失衡。比如00后男女性别比达119，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万，90后男女性别比达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第二，女性多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于自身条件的女性。婚姻成本越来越高，男性在婚姻市场的主动性受家庭资源、财富水平的影响。经济发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给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社会地位上升。女性不再只作为“家庭主妇”，而是进入职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高学历女性往往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在事业发展期面对巨大的恋爱、结婚、养育等成本时，如果没有遇到物质与理想同时匹配的择偶对象，更倾向选择不婚甚至不恋，加大婚姻市场匹配难度。2020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有超过60%分布在村镇、为高中以下学历；未婚女性有超过60%分布在城市、为高中以上学历。

8 人户分离人口规模扩大，户籍制度亟待改革

人口流动规模持续扩大，流动趋势明显，2020年人户分离人口、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流动人口分别比2010年增长88.5%、192.7%、69.7%；2021年人户分离人口、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流动人口继续同比增长2.2%、1.7%、2.4%。人户分离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现象，与户籍制度、经济发展联系密切。2021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4.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6.7%，低于常住18个百分点。根据普查数据，2020年，人户分离人口为49276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1694万人，流动人口为37582万人，跨省流动人口达12484万人。与201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5%，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92.7%，流动人口增长69.7%。根据抽样调查数据，2021年人户分离人口为5.04亿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19亿人，流动人口为3.85亿人。与202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2.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7%，流动人口增长2.4%。

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吸收人口流动比例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吸收跨省流动人口能力强。其中，2020年，东部地区吸收跨省流动人口9181万人，占比达73.54%；中部地区吸收955万人，占比是7.65%；西部地区吸收1880万人，占比15.06%；东北地区吸收468万人，占比仅3.75%。

以上数据说明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持续推进，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于人口流动趋势，人地挂钩机制不完善，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公平化，同一城市内教育、医疗等资源分配不均等。应当尽快建立人地挂钩机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按照常住人口配置。

9 人口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东北、西北人口持续流出

人口进一步向经济发达区域、大都市圈城市群集聚但分化加大，6个人口萎缩省份全部位于北方，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2010-2020年东部人口占比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上升0.22个百分点，东北下降1.20个百分点。2020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人口占比分别为39.93%、25.83%、27.12%、6.98%。分省看，2020年广东、山东2省人口超1亿，分别为1.26、1.02亿，合计占全国的16.1%。河南、江苏、四川等9省人口在5000万-1亿，云南、江西、辽宁、福建、陕西等17省人口在1000万-5000万，宁夏、青海、西藏不足1000万。10年间甘肃、内蒙古、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6省人口萎缩，分别减少55.5万、65.7万、79.6万、115.5万、337.9万、646.4万人，全部位于北方，人们用脚投票，奔向南方。

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经历了从“孔雀东南飞”到2010年后的回流中西部，再到近年的粤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中西部并存。城市层面，人口持续向少数核心城市集聚。一、二线人口持续流入但增速放缓；三、四线城市人口持续净流出。都市圈层面，人口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分化加大。城市群层面，人口进一步向核心城市群集聚。从国际看，美国人口迁移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在地区层面，从向传统工业主导的铁锈8州集聚，到向能源、现代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主导的西海岸、南海岸集聚。二是在城乡层面，人口在城市化中后期明显向大都会区集聚。日本人口随产业持续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在1973年左右从向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极”集聚转为向东京圈“一极”集聚。

人口集聚分化促使房地产市场不断分化，需求向大都市圈大城市群集中，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未来房地产市场将更加分化，但人地分离、供需错配，一二线城市高房价、三四线高库存。中国城镇化战略长期存在“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的倾向，与人口迁移趋势背离。分地区看，2010-2020年东部城市建设用地增速低于城镇人口增速3.3个百分点；而中部、东北、西部分别高20.3、17.4、24.3个百分点。分规模城市看，2010-2020年1000万人以上城市城区人口增长25.4%，但土地供给仅增长2.6%；20万人以下城市人口增长22.8%，土地供给增长47.8%。人地分离、供需错配，导致一二线城市高房价、三四线高库存。而且货币超发使得广义货币增速多高于名义GDP增长，尤其刺激供给短缺、优质公共资源富集的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尽管近年中国城市发展战略逐渐调整为“以中心城市为引领，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都市圈建设为突破口，对中小城市分类施策”，但任重道远，共识还未形成。

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建议以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为核心加快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更多发挥房地产实体经济功能，回归居住属性和制造业属性。

10 受教育程度提高，但社会阶层固化现象需重视

2010-2020年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增长73.2%，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9.1%，文盲率由4.08%降至2.67%，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人口红利转向工程师红利。

从受教育程度看，2020年具有大学、高中、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分别为17.2%、16.8%、38.4%、27.6%。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 8930 人升为15467人，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4032人升为15088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 38788人降为34507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26779人降为24767人。分区域看，2020年北京、上海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大于30%，学历水平高；内蒙古、江苏、陕西、宁夏等20省介于20%-30%，四川、河北、湖南等8省小于20%。

从受教育年限看，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提高9.1%。文盲人口3775万人，文盲率由4.1%降为2.7%。分区域看，2020年北京、上海、天津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大于11年，受教育程度较高，山西、广东、辽宁等10省介于10-11年，黑龙江、湖南、河北等14省介于9-10年，青海、云南、贵州、西藏4省在9年以下。

但近年社会阶层流动放缓，名校录取中来自农村和寒门的比例下降。我国收入基尼系数由2015年的0.462升至2021年0.466，税前收入前10%的人群收入占比由2000年的35.56%升至2019年的41.43%。1978-1998年北大清华等名校农村学生超三成，9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2021年清华在内地招生约3500名，农村及专项计划实施区域学生占21%，若没有针对贫困地区的专项计划，清华农村生源比例不到一成。此外，就像中国香港年轻人被一套房子绑架一生，高房价抑制了社会阶层流动和年轻人奋斗的梦想。住房制度决定房地产市场。全球各经济体房地产市场表现差异极大，有的陷入高房价困境，带来各类经济和社会问题，如中国香港和英国；有的暴涨暴跌，引发金融危机，如美国和日本；有的房价长期稳定，居者有其屋，如德国和新加坡。1998年内地住房制度改革学的是中国香港、中国香港学的英国（参考畅销专著《房地产周期》《全球房地产》）。加大教育投入、调节收入分配、促进教育公平、加快推动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的住房制度改革等日益重要。

11 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刻不容缓，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

我国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在“十四五”时期扑面而来，将影响中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人口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要素。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开并鼓励生育大势所趋。

尽快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全面放开生育，将是否生育、生育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生育的权利还给家庭，由每个家庭自主决定生育的孩子数量。全面放开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

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降低抚养直接成本。五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六是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七是完善辅助生殖顶层设计，给有需求家庭定向发放辅助生育补贴券，促进合理需求充分释放。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打造高质量为老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一是加快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二是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鼓励企业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推进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三是加大养老产业金融支持探索，优化养老服务供给，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四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互联网+养老”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推进适老化改造，保障老年人高质量、有尊严的退休生活。

我们正处于人口大周期的关键时期，应该高度重视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的新形势新趋势。好在社会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开始关注生育问题，积极出台完善生育支持体系的政策、积极应对老龄少子化。

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中国生育率一定能触底回升，人口结构有望逐步改善，从而实现人口长期健康均衡发展。

举报/反馈

委员建议：第三胎孩子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大学教育全免费

作者：澎湃新闻

发布时间：2023-03-02 12:40

快照：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全国政协委员、月星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佐宏拟提交《关于鼓励年轻人生孩子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丁佐宏表示，鼓励年轻人生育，不仅事关个人，更需要家庭、社会和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让年轻一代“想生的都敢生”“敢生的都能生”。

建议指出，目前我国的低生育现状呈加剧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人口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为956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这是61年来我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

对此，丁佐宏表示，持续的低生育率会对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造成影响，不仅加深人口老龄化程度，导致社会创新活力减弱，还会加重财政负担，冲击社会保障体系，甚至给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都带来挑战。

丁佐宏认为，低生育率的出现主要是因为育龄妇女持续减少、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特别是处在生育黄金年龄的年轻人，由于养育教育负担重、职业发展压力大等因素，生育观念由 “多生” 转变为 “少生”， 甚至 “不生”。

为此，丁佐宏建议：

一、个人要树立起正确的婚育观。建议让家庭生活教育和婚姻教育走进家庭教育和学校课堂，父母和老师应当积极引导广大年轻人树立正确的择偶观，不以门户论高低、不以彩礼论深浅。同时，也让“适龄婚育、优生优育”的阳光理念深入人心。

二、家庭要建立温馨的育儿氛围。夫妻间要形成“男女平等，共同育儿”的责任意识，尤其是男性，更应做到呵护女性、相濡以沫、风雨同舟，营造温暖的家庭氛围。此外，也鼓励双方家长共同为后辈育儿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三、社会要构建生育友好型环境。建议搭建一批便于未婚青年参与、有较高诚信度的交友和婚恋公益服务平台；研究将生育成本全面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探索引入社会专项基金等新模式，完善弹性工作制。

四、国家层面要提供政策支撑保障，制定完善更多可操作的实施细则。比如，加大对幼儿园的建设力度，对0-5周岁学前家庭发放育儿补贴，对二胎、三胎家庭实行一次性生育奖励，为多子女家庭第二胎及以上的孩子提供教育补贴，对第三胎小孩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大学教育实行全免费政策。此外，加大对二胎三胎家庭父母双方的个税抵扣力度，减轻“养娃”家庭的负担。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举报/反馈

政协委员：养育子女仅由女性承担不公平

作者：京报网

发布时间：2023-03-02 16:22

快照：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甘华田表示，女性家庭抚幼负担与社会劳动参与存在矛盾，而养育子女是夫妻双方的责任，“如果仅由女性承担是不公平的”。

他指出，市场上保姆雇佣费用较为高昂，如果能延长男性生育假，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家庭养育成本。

因此，建议完善生育配套措施，加大对女性权益的保护力度，努力消除育龄妇女就业歧视；可考虑适度延长生育假，特别是男性的生育假期，有效平衡女性承担过重抚育责任的“家庭天平”。

这段发言引发不少网友共鸣。“建议延长男性生育假”上热搜，不少网友纷纷点赞支持。

但也有网友表示，仅延长男性生育假仍不足以提高生育，促进生育需要多措并举，从就业、住房、教育、养育等多方面共同努力。

延长男性生育假能促进生育吗？还能在哪些方面促进生育？全国政协委员们纷纷提出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甘华田：

用住房保障、真金白银补贴生育家庭

除了延长男性生育假，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甘华田对如何提高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提出了系列建议。他指出，目前适龄的生育人群生育观念固化，“二孩”“三孩”政策对我国总体生育率的影响不如预期，育儿成本太高、公共配套欠缺等因素，造成了适龄人群“恐育”。他表示，降低子女养育成本，比如发放育儿补贴、规范孕婴市场和改变抚养观念。他表示，拿出真金白银补贴生育家庭，不仅有助于减轻生育养育压力，也体现了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意图。生育配套措施也需要完善。比如加大对女性权益的保护力度和针对多孩家庭出台住房保障政策。随着我国逐步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祖辈在参与婴幼儿的照料看管方面将受到更多限制，从而会进一步加剧婴幼儿的照料问题。为此，必须加快发展婴幼儿照料、托管服务业，规范服务标准，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努力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在生育政策方面，应探索更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比如为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发放教育专项补贴，为第三孩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阶段的免费教育。减轻育儿家庭医疗负担，实行6岁以下儿童免费医疗，提高儿童健康水平和人口素质等。

全国政协委员杨爽：部分公立幼儿园可成托幼一体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据统计，（2022）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我国近60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人口负增长的背后，是适龄女性生育意愿持续走低。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医学院教授杨爽建议，让有条件的公立幼儿园增加托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多样化服务，针对性地解决托育难题。“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有助于缓解双职工家庭养育子女的难题。”杨爽建议，分年龄段针对性地解决托育难题：0-1岁托育以家庭为主，支持政策可包括延长女性产假、增加男性护理假、调整假期间工资等；1-2岁托育由家庭、政府、社会共同承担，支持政策可包括临时育儿假、育儿津贴等；2-6岁托育服务为政府负责的基本公共服务，可将部分公立幼儿园扩容成托幼一体。各地可根据实际需求，适当延长在园时长或提供托管服务，探索推行假期托管服务等，解决家长工作与育儿的矛盾，“我们每年有大量的高校毕业生，可以鼓励更多年轻人进入托育服务行业。”全国政协委员贺丹：性别平等做得越好，生育水平反而会提升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消除职场性别歧视，不能光喊口号，基础制度的构建尤为重要，比如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加强对生育群体的保障。有专家提出，现实中企业会遭受“雇主惩罚”，即对于企业来说，如果雇佣很多女性，要考虑：婚育期间的待遇问题谁来解决？生育之后她的工作谁来替代？无形中增加用人单位的负担。对此，贺丹指出，“我国有生育保险制度，保障女性生育期间的工资待遇由生育保险支付，有些地方还把生育保险返还给雇佣女职工的用人单位，减轻企业负担。”“当前我国生育保险覆盖面还很小，主要是参加职工医保的这一部分人群。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灵活就业，很多人没有参加医保、生育保险，所以下一步我们的社会保险要扩大覆盖面，加强对生育群体的保障。”“此外，生育保障不仅仅针对女性。我们看到有些地方有了一些探索，比如一些地方生育保险相对富余，从里面支出一部分让男性延长‘陪护假’或‘育儿假’，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改革方向。”同时，她指出，在影响家庭生育决策过程中，在家庭内部的代际支撑、男女分工的平等，比外部的环境更重要。“生育过程虽然是女性完成，但育儿过程一定要有男性的参与。”贺丹还指出，从国际上来看，在促进性别平等的初期阶段，生育水平是快速下降的，但是到了促进性别平等的一个成熟阶段，生育水平是回升的。延长男性生育假能促进生育吗？评论区说说

（原标题：“养育子女仅由女性承担不公平”）

来源：央视网公众号

流程编辑：TF016

举报/反馈

先睹为快！今年两会委员们这样建言人民健康

作者：中工网

发布时间：2023-03-02 09:15

快照：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健康中国”建设作为我国2035年发展总体目标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出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并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作出全面部署。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十四届全国政协工作起步之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关注人民健康的委员们已经整装待发，快来看看，他们将围绕这些健康话题履职尽责、资政建言。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吉林省委会主委冷向阳：

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要求，也是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吉林省委会主委冷向阳关注多年的话题。只是今年的两会上，冷向阳的建言方向切口更小，聚焦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冷向阳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一直格外关注。近些年他发现，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更需引起重视。

一组数据可以说明上述问题的严峻程度——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21年8月发布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我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中，大约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困扰。这说明，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尚未达到普遍健康的程度。

“我们的调研也发现，近些年来，受学业压力、青春期情感波动、家庭关系不和谐、单亲家庭数量增加、不规范的教育行为等因素影响，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而在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后，不足一半孩子选择了向父母倾诉，越来越多的学生把倾诉对象由父母转向同伴，极少数学生想到要向老师倾诉，还有约30%的学生选择拒绝向任何人倾诉。”在冷向阳看来，虽然心理健康教育在我国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基础教育阶段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教育仍存在着需要全社会共同倾力解决的一系列问题。

冷向阳调研发现，造成中小学生心理和精神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专业的教师队伍不够稳定、心理卫生健康教育体系尚未形成，针对青少年心理诊治工作的专家队伍也亟待加强。

“其实，青少年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教育不是学校单独进行的教育，而是需要政策扶持、各相关职能部门支持、舆论宣传、家庭配合才能完成。只有学校、社会、家庭共同配合、努力，才能使青少年心理卫生健康教育取得实效。但目前，我国尚未形成这种系统化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与此同时，相关的教师队伍建设也不完善，师资配置存在‘一多两少’（即兼职人员多、专职人员少、专业人员少）的情况，许多教师都是转岗从事该项工作，专业能力欠缺、队伍也不稳定，严重影响了心理健康教育质量。此外，我们还注意到，虽然许多医院开设了心理门诊，但少见专门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门诊，导致孩子们的心理问题不能得到有针对性的解决。”冷向阳坦陈。

针对上述问题，冷向阳认为，应从构建中小学生心理卫生健康教育网络、将心理卫生健康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学体系、加强专业教师队伍建设、建立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机制、由政府出资建设中小学数字化心理健康辅导平台等着手补齐短板。

“其中，构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网络，应整合校内校外、线上线下教育资源，通过举办专家讲座、开辟心理问题咨询栏目、建设‘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网’等途径，辅助和扩展学校心理卫生健康教育内容，强化学生对心理卫生健康问题的认识和重视。关于建立预防和干预机制，可构建‘预防-评估-干预’的学校心理危机应对系统，建立以班主任为第一级、学校心理健康教师为第二级、各地青少年心理卫生专业工作者为第三级的三级心理健康守护体系。”冷向阳进一步解释道。（记者 刘喜梅）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王建安：

加强产学研普融合促进高水平医工信交叉

目前，我国医工信交叉领域普遍存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融合不够、联动不畅的现象，创新动能尚未充分释放，创新活力尚未有效激发。“破解这一难点和痛点，高水平医工信交叉、产学研普融合是切实可行的。”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王建安，将把他的建言内容带到新一届政协来协商。

王建安介绍，目前我国医工信交叉领域仍存在跨领域合作机制和平台不够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体制不够成熟、专业人才队伍数量与质量不够充足、社会知晓度参与度不够深入等问题。比如，在跨领域合作方面，学科与学科之间融合创新不够，专业性强、行业壁垒深，缺乏有组织的常态化的跨学科合作机制与平台，不利于形成有体系的重大原创成果；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现有政策文件始终未明确医院可为鼓励政策的享受主体，转化收益分配缺乏有效依据，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主体不清晰；在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既缺乏具有跨学科思维、带领多团队联合攻关的临床科学家，又缺乏医学科技转化的专业性人才，如医学领域知识产权职业代理人等，无法满足科技成果有效转化的现实需求。

因此，王建安建议，首先要充分发挥国家平台的导向作用。一是鼓励交叉性大平台建设。加大对国家级产教融合平台的配套支持力度：开展新器械新项目研究应用“绿色通道”，鼓励开展有组织的系统性研究；增设专项研究生名额，开展高水平的交叉人才培育专项，具体可推广借鉴浙江大学“医学+”人才培养模式。二是加大对临床研究项目的支持力度。专设临床研究“三重项目”，并充分结合临床研究资源依赖性强、研究周期长、攻关成果应用性强等特点，制定针对性的资助周期、预算金额以及验收考核等整体方案，鼓励形成大项目、大成果。

“其次，要优化科技成果转化的放权改革。”王建安说，以首批国家级产教融合平台为试点，推进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畅通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流通渠道；简化医院科技成果转化流程，加强专业性资产评估人员队伍建设，解决因产权不明、利益不清而带来的不能转、不敢转问题。尝试授予创新个体部分所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提高其参与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建设能力导向的专业人才梯队是关键。”王建安建议，国家应统筹设立“临床科学家”培养计划，面向具有博士背景的青年临床医生定向资助；培养医学知识产权职业经纪人队伍。高校增设医学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相关专业，建立技术转移转化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将技术经纪人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建立符合人才成长规律和价值导向的职称评定及薪酬激励体系。

“此外，加强科普体系建设形成‘众筹众创’同样重要。”王建安表示，首先要鼓励百花齐放的医学创新科普工程。充分发挥媒体矩阵力量，以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医学创新走近大众、走进生活、走入日常。其次是鼓励社会力量深度参与产学研普融合过程，如联合设置专项人才培养基金、鼓励创新转化的“种子基金”和“天使投资”计划等。（记者 陈晶）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吴浩：

着力推动基层医院呼吸学科规范化建设

“今年我会在全国两会上呼吁关注基层医院的呼吸学科发展问题。如今，在多种常见呼吸道传染病与全球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交替的背景下，基层呼吸疾病的防治工作面临着新的要求和挑战。”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吴浩坦言，多年来经社会各方共同协作，我国呼吸疾病防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各地呼吸医疗资源发展不均衡仍然是一个主要问题，而推进基层呼吸病专病诊室建设是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吴浩介绍，目前我国呼吸医疗资源不平衡，在基层，主要存在诊疗服务能力薄弱、公众对疾病知晓率低等问题。

“基层医疗是我国慢性病防治的关键领域，在所有慢性病的防控之中，呼吸慢病管理最为复杂，需要重点突出。基层医疗机构面向最广大的呼吸疾病患者和高危人群，承担着区域内常见呼吸疾病的首诊、筛查、治疗和转诊任务，而基层医疗人员呼吸疾病诊疗服务能力却相对薄弱，专业知识缺乏、观念陈旧，机构缺少常用诊治工具和常用药物，特别是新冠疫情的暴发，暴露了我国对呼吸慢病及呼吸道传染病的防诊治规范化还远远不够。再比如，在‘健康中国行动’26项考核指标中，呼吸疾病相关指标占6项，其中，慢阻肺知晓率2030年的目标是达到30%，与之相反的是，目前民众对慢阻肺的知晓率仅有2.6%，哮喘患者仅有四成实现病情控制。”吴浩介绍。

巨大数据落差背后是沉重的医疗负担。为此，吴浩建议，以慢阻肺病、哮喘等呼吸慢病为核心，以流感及新冠病毒等呼吸道传染病为对标，建立基层呼吸病专区，以进一步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呼吸慢病综合防治能力和呼吸道传染病应对能力，制定平战结合转换的机制和技术标准，加速推动社区开展更为有效的呼吸慢病和呼吸道传染病规范治疗和管理，筑牢基层网底。

“具体来说，一方面要建设基层标准化、规范化呼吸病专长诊室。如结合基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探索构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呼吸慢病管理能力综合评价路径，面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广泛开展呼吸病管理能力评价，推进基层呼吸病专病诊治工作。同时，还要着力于以呼吸病为专长的全科医生的培养，并通过专培、专修、单修等培养机制，学习呼吸专业知识提高其处理呼吸系统常见病、多发病及呼吸道传染病识别和处置的能力，以规范化诊治流程，同质化实施基层呼吸病管理。”吴浩表示。

“另一方面，则要完善基层肺功能仪器及药品配备。”吴浩认为，随着一线用药指南不断更新，基药目录的更新也应与时俱进，特别是在慢病控制和分级诊疗的大方针下，有必要重点考虑重大慢病防治的基本用药需求。这样，基层患者的慢病用药得到保障，基层医疗的服务能力也才有了“武器”和抓手。（记者 陈晶）

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马东平：

培育新型婚育文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着深刻而复杂的形势变化，生育率持续下降、人口增长持续放缓是其中的突出表现。”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马东平告诉记者，今年两会，她将继续就人口发展问题建言献策。

马东平调研发现，我国生育率持续下降主要受几大因素影响——民众婚育观念改变，“不想生”现象突出；生活压力增大，“不敢生”焦虑未减；生育能力不足，“生不出”人群增加；婚育年龄推迟，“生不好”问题凸显。在她看来，要改善我国生育率持续下降现状、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应多措并举培育新型婚育文化。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齐家’是重要且积极的文化理念。但近些年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婚不育’也成了一种被宣传的‘潮流’，这是一种误区。”马东平介绍，共建共享、男女平等、代际和谐的新型家庭文化，才是推动个人、社会、国家发展的主流文化，因而应动员并充分发挥全社会力量营造浓厚的新型婚育文化氛围。比如，媒体应更多聚焦于美满家庭、优生优育等的宣传报道，民政、共青团、妇联等部门要加强婚恋咨询服务的供给，反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等陋俗，树立文明婚俗等。

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张力，也是导致女性生育意愿降低的突出因素。对于调研中的这一发现，马东平建议，应鼓励夫妻共担育儿责任，提升夫妻共同照顾的价值，使妇女对生育的想法从被动的义务观转换成主动的期待。同时，还应该加强对已婚女性劳动权益的保护并健全生育保障制度。

比如，关于已婚女性劳动权益的保护，马东平认为应不断创新女职工权益保护机制，探索社会专项基金补偿女性的生育价值，减轻用人单位对女职工生育成本的负担。在健全生育保障制度方面，马东平则建议，应做好生育保险政策扩容，在产假和生育津贴基础上，加入哺乳假、父育假、父育津贴、父母假；建立生育保护体系，做好生育保障、健康（劳动）保护、就业保护与非歧视之间的政策连接；加快生育政策改革的力度和速度，缩小城乡、地区间的生育政策差别；改善公共医疗服务，通过健全优质的妇幼医疗服务体系，打消育龄人群在生儿育女期间的医疗后顾之忧。

“总的来说，倡导新型婚育文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一方面要加强对适龄人群婚恋观、家庭观的教育引导，大力倡导适龄适育、夫妻共担养育责任等婚育新理念。另一方面，则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政策供给作为保障。特别是当前，针对婚育适龄人群生存压力大、结婚成本高、育儿开销大、家庭负担重、女性工作家庭难平衡等婚育路上大大小小的‘拦路虎’，亟待实施综合性的政策措施。多措并举释放政策红利，才能促进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显著降低，使老百姓享受婚恋育儿的幸福。”马东平最后表示。（记者 刘喜梅）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党委书记姚建红：

加强公共卫生智慧化管理

“从2003年的SARS到2012年的MERS，再到2019年的COVID-19（新冠），进入21世纪以来，仅冠状病毒导致的突发传染病就不止一次了。这些全球范围内高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无不在警醒人类和社会：我国乃至全球面临的公共卫生安全外部压力前所未有。”在卫生健康系统工作多年的全国政协委员姚建红，今年两会把建言的内容聚焦于公共卫生的智慧化管理。

针对健全公共卫生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指出，要完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系统，改进不明原因疾病和异常健康事件监测机制，提高评估监测敏感性和准确性，建立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健全多渠道监测预警机制，提高实时分析、集中研判的能力。“经过多年实践探索，我国的公共卫生管理事业在智慧化建设方面取得了突出进步，但仍存在体系建设尚不完善、新技术应用不足、传染病早期发现及重点人群管理等智慧化程度不够的问题。”姚建红感叹。

比如目前，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早期识别能力尚不足，缺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防控相关知识库和模型库，公共卫生管理信息化相关制度建设也相对落后，缺乏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功能规范。重点人群管理系统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部门、疾控中心、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和基层医疗机构尚未实现互联互通，也缺乏很好的信息共享平台。

“要解决这些问题，提高公共卫生的智慧化管理水平和能力是当务之急。”姚建红建议，可从推进智慧业务引领的顶层规划、建立基于通信和互联网大数据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灵活协同的科研支撑体系三个方面着手努力。

“在强化公共卫生管理智慧化顶层设计方面，应坚持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管理。以业务需求为依据，以问题为导向，紧密围绕预防控制、卫生应急、教育培训、科学研究等核心工作，聚焦数据融合，以数据作为关键要素，以应用为能力之本，促进技术与业务深度融合，最大限度发挥智慧化实战效能。在建立基于通信和互联网大数据的应急管理体系方面，应充分发挥通信及互联网大数据在全球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积极作用，并根据公共卫生管理需求，加快对标准和实践工具的研制。明确数据共享在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和应对中的战略地位，对大规模人口流动数据进行科学分析，建立早期预警、信息上报、应急响应的全流程管理体系。”姚建红介绍。

在建设灵活协同的科研支撑体系方面，姚建红认为，应鼓励高校普及智慧化公共卫生体系的相关理念和实践经验；加强公共卫生相关专业学生数据科学与技术培训，开设大数据分析与管理相关课程。同时，面向公共卫生管理智慧化的科技创新的重点方向，统筹整合公共卫生相关数据资源、计算资源，加强面向科研的数据采集、汇聚、挖掘和计算分析应用能力，建设若干领域的科研数据库。（记者 刘喜梅）

举报/反馈

全国政协委员乔杰：关爱育龄女性，建设新时代生育文化

作者：新京报

发布时间：2023-03-03 10:42

快照：

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将于2023年3月4日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接受新京报专访。

近年来，女性生育意愿走低问题备受关注。乔杰认为，从长远看，家庭和事业不是对立关系，生育也是一种女性成长，但在女性职业发展、托幼体系构建、性别价值观等方面，目前仍存在需要跨越的障碍。

对于放开单身女性冻卵的讨论，乔杰表示，冻卵技术有待发展，并不是万能药，现阶段只建议有序开展，规范管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受访者供图

生育应尊重女性选择 女性关怀尚待完善

新京报：你是一名在专业领域卓有建树的女性，也是一名母亲，生育对你来说是一段怎样的经历？

乔杰：我个人的经历，在孩子比较小的那两三年，工作难免要做一些让步，成为院长之后，日常需要兼顾医院管理、临床救治、科研教学，工作繁重，对子女和家人的陪伴照护时间会有所缩减，作为母亲压力的确很大。但家人之间的关心爱护没有缺席过，丈夫比较理解，孩子也健康成长。

我认为生育不全是压力和牺牲，也是女性自我成长的过程，它可以锤炼一个人包容、豁达、坚毅的品质，这对于日后的工作是宝贵的财富；作为母亲，在工作生活中的负责态度、在临床一线救死扶伤的职业实现，也是对孩子最好的言传身教，会内化成为他们未来面对人生挑战的强大力量。

新京报：根据今年中国人口与发展论坛的报告，近年来我国女性终身无孩率上升，生育意愿显著下降。现在有一部分女性因为家庭事业平衡的难题，选择了推迟生育或者不再生育，怎样做才能让女性未来不必受困于此？

乔杰：生育问题要尊重每位女性、每个家庭的自主抉择。

当目光放长远，事业与家庭可以相辅相成，未必是对立关系。

从现实情况来看，促进女性生育意愿，政策福利、职业发展、收入保障、孕产期保健、托幼体系、传统性别价值观、人文关怀等等，是需要一个个跨越的障碍。在减轻女性的经济和家庭负担、鼓励女性生育的同时，也希望家庭及社会重视并理解女性不同时期的心理变化，宣扬生育关怀，从个人、家庭、社会对女性进行全方位呵护，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为延迟生育冻卵可有序开展、试点先行

新京报：近期精子库很受关注，继而有女性网民借此再次呼吁放开卵子冻存，以延长生育时间窗。你认为当下是否可考虑放开单身女性冻卵？

乔杰：在我国，辅助生殖技术的开展有着严格的政策和法律的限制，辅助生殖技术开展难度高，实施机构在牌照申请、获医能力、人才培养机制、管理体系建设、设备资金实力等方面有较高的门槛和严格的监管控体系。

目前对单身女性冻卵是“限制性的放开”，针对罹患肿瘤或特殊疾病的女性，她们因为疾病治疗有可能导致卵巢功能减退甚至不孕，可以在治疗前冻存卵子保存生育力。

至于以推迟生育为目的的冻卵，我的建议是有序地开展。现有的冻卵技术对卵的数量和质量是有一定损伤的，会有冷冻复苏后不能使用而带来卵子损失的概率，也会有生物安全性不良风险，换言之，冻卵不是万无一失，不等于“后悔药”，因为冻了卵反而错过适宜的生育时期、最后留下遗憾，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有序开展，试点先行，主要是为了规范管理，保护女性的身心健康和安全。相信不久的将来，随着冻卵技术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提高，冻卵与新鲜卵一样好，就可以考虑进一步放开以保存生育力为目的的冻卵。

晚婚晚育、生活方式不良 使得人口生育力水平持续衰减

新京报：作为一名生殖医学专家，面对近年来生育率显著下降的相关信息，你有哪些感想？

乔杰：近年来“人口危机”常常被提及，作为一个国家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人口结构的良性、均衡发展是保障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支撑。生育总和达到2.1才能完成一个世代更替，而我国当前总和生育率跌破警戒线至1.3。

生育愿望低迷、育龄人口减少等是近年来被谈论较多的话题，除此之外，晚婚晚育、不良生活方式、生殖健康保护缺失、不孕不育等等诸多因素，都使得人口生育力水平呈持续衰减状态。

从2007年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先后牵头进行了4次全国大型不孕流行病学调查以评估中国女性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状况，情况堪忧。调查显示，有9.7%的育龄妇女表达出有生育意愿，7.1%的女性有意愿生育第二个孩子，17.6%的育龄妇女曾经历过不孕，其中22.7%无子女，超过30%的被调查女性卵巢储备功能异常。

新京报：晚婚晚育趋势明显，会不会增加未来辅助生殖的需求？

乔杰：年龄是影响生殖健康的重要因素，生育年龄推迟将大大增加生育风险的发生，包括卵巢功能及卵细胞质量下降、生育率下降、母体和胎儿风险、妊娠期并发症、胚胎染色体异常等。从数据看，近三十年来，我国女性不孕率从5%-10%升高到了现在的15%-20%。

生育年龄的推迟和三孩政策的放开让国内高育龄妇女的生育需求得到明显释放，有生育意愿的不孕不育患者基数将稳定增长，成为辅助生殖技术应用的主要人群。年龄结构变化、患者认知程度提高及经济能力提高也将进一步带动辅助生殖渗透率提升。

新京报：专业机构要做好哪些准备？

乔杰：为了让有生育意愿的育龄人群尽可能实现其生育目标，医疗机构首先要提高对育龄人群的医疗服务保障，扩大生殖健康知识普及，不孕症患者尽早开展助孕治疗，精准实施辅助生殖助孕方式，制定全国性专家共识、诊疗规范或临床指南。针对高龄人群应当进行有效评估，重视高龄产妇围产期监测，保证其身心健康，对并发症做好防护措施。

围绕使育龄女性“能生、生好”，应当多学科交叉融合开展生育力促进相关生物学过程的原创性机制研究，破解疑难生殖障碍疾病诊治和出生缺陷防治关键技术，自主研发提升生育力的新技术及新产品，加快从实验室向生育力促进应用场景的国产化进程，从源头上改善妊娠结局，预防并显著减少出生缺陷发生。

新京报记者 戴轩

编辑 唐峥 校对 赵琳

举报/反馈

吴瑞君委员：落实三孩政策，要把提升二孩生育率作为现阶段优先目标

作者：澎湃新闻

发布时间：2023-03-03 09:12

快照：

02:06

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如何优化我国现阶段生育政策、应对我国人口的趋势性变化，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农工党华东师范大学委员会主委、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吴瑞君拟提交《关于完善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化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提案》。

吴瑞君是人口学领域的专家，她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生育问题要分“不想生”和“想生不敢生”两类来探讨。“目前，针对生育内驱力不足的‘不想生’等问题，针对性的措施其实非常有限。”吴瑞君坦言，“有的人家一个孩子都不想生，谁会在乎三孩补贴？但补贴和政策体现的是一种导向，是需要的。” 因此她谈到，现阶段生育政策等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解决“想生不敢生”家庭的顾虑上。

提升生育率要重点关注“想生不敢生”群体

“人口的负增长更多的，不是一个数量的问题，而是体现在少子化和老龄化并重的情况下，它对经济的消费模式、增长方式，包括对我们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百姓的生活质量提升的影响。” 吴瑞君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吴瑞君解释，生育主导型的人口负增长要分为分母效应和分子效应。从分母效应来讲，出生人口的下降主要是因为育龄妇女的人口数量的减少，很多到了适婚年龄的青年不婚不育。因此她曾提出“三多三少”的现象：“三多”就是晚婚晚育多、不婚不育多、丁克家庭的数量多，“三少”是适婚年龄的人口减少、有效的生育时间减少、25-34岁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人口数量减少。

分子效应就是指很多人不想生，以及想生的人不敢生。“针对生育内驱力不足的‘不想生’等问题，针对性的措施其实非常有限。”吴瑞君坦言，“有的人家一个孩子都不想生，谁会在乎三孩补贴？说到底，不想生的这个人你再怎么激励，短期里可能也很难达到他真正的需求，但是我们说发补贴、出政策需要吗？也是需要的，这体现的是一种导向。”

吴瑞君提出，因此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解决“想生不敢生”家庭的顾虑上。“一些有生育意愿的家庭，可能是因为一些客观因素，比如经济负担、家庭里没有老人带孩子等有顾虑，这要求政府的公共服务均衡化、均等化，包括还要提升优质的教育资源，能够满足或者解决想生不敢生的家庭的顾虑和问题，尤其是要提升他们的养育能力，构建一个生育友好型的社会。”

从生育的角度，还应确立重点目标等。“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较低，但是提升生育率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现在在落实三孩政策，但从目前比较有效的、现实的生育目标来讲，我们要把提高二孩生育率作为现阶段的一个优先的重点目标。”吴瑞君说。

2022年8月，国家卫健委等17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切实解决家庭后顾之忧。吴瑞君指出，各地政府积极响应，生育支持政策和措施正在逐步落实和展开，但从实施效果看，相关政策在制定、实施过程中存在顶层设计和整体性、体系性不足，以及家庭和性别视角缺失等问题，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化的政策体系尚未有效形成。

顶层设计和整体性、体系性不足，家庭和性别视角缺失

将问题具体而言，吴瑞君认为，一是顶层设计不足，一些制度性的制约因素尚未有效解决。比如，子女入学仍与户籍挂钩，租售同权尚未有效实现。因购房、落户和子女入学相互关联，即使结婚不买房，但只要生育就必须买房，这无疑加剧了青年育龄家庭尤其是流动人口家庭的生育养育负担。“这些制度性障碍的有效破除，需要顶层设计，不能仅依靠地方探索。”吴瑞君说。

二是一体化考量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不够，生育支持政策碎片化的问题较为突出。从纵向的生命周期来看，普婚社会的婚嫁和生育相互关联，需一体考虑。现阶段针对青年群体婚姻推迟和结婚难问题的支持措施非常匮乏；从横向的政策分类来看，目前主要强调“想生不敢生”问题且重在物质激励，而针对生育内驱力不足的“不想生”等问题，针对性的措施非常有限。

三是部分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缺乏家庭和性别视角，存在操作难或支持不力等问题。从家庭视角看，即使配偶缴纳了生育保险，未就业妇女或灵活就业妇女依然无法享受生育津贴。对城镇双职工家庭的隔代照料、生育多孩住房紧张等问题，也缺乏相应的家庭支持措施；从性别视角看，女职工的产假一味延长，存在不利于女性就业与生育平衡发展的问题，男性配偶的陪产假（护理假）和育儿假非常有限且难以有效执行。

现阶段政策着力点主要放在“想生不敢生“的家庭

对此，吴瑞君委员谈到，按照群众多元化的生育需求，应长远结合，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加强部门协同，现阶段政策着力点主要放在“想生不敢生“的中低收入家庭，为其减负赋能，提振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体对策建议有五点：

第一，同步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和底层逻辑。吴瑞君认为，应加强顶层设计，优化与户籍挂钩的入托入学和其他福利制度，逐步将“稳定工作、稳定住所、稳定收入”的外来常住人口子女纳入城镇社区0-3岁普惠托育服务。允许丈夫参保的全职太太或灵活就业女性享受部分生育津贴。此外，鼓励地方政府结合实际探索特色政策措施，及时评估和报告实施情况，总结推广好的案例和经验做法。

第二，一体考虑婚嫁和生育，前置积极性生育支持配套措施。吴瑞君在四个方向上给出建议，如在高校开设《恋爱婚姻家庭》等课程，通过共青团、妇联的组织优势鼓励适婚青年传承发展中华优秀婚姻家庭文化，形成正确的婚姻家庭价值取向；在经济发展新格局中大力促进青年就业，提高其对未来和维持生活方式的信心，促进结婚和生育意愿；在政策支持下发展公益婚介机构，建设婚恋市场，鼓励适龄结婚；保障未婚生育权，但不鼓励不支持未婚生育。

第三，构建家庭友好政策体系，增强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能力。一是，按照递进式差异化的补贴思路，实施生育二孩、三孩津补贴，同时，提高个人所得税教育专项扣税比例和返还强度。二是，适当延长男性配偶的陪产假和育儿假。三是，在配置公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时，适当向有困难的多孩家庭倾斜，给予有住房改善需求的2-3孩家庭一定的贷款利率优惠。四是，按人口新变化及时调整教育资源空间布局，均衡发展优质教育资源，有效落实“双减”政策，减轻家长的教育焦虑。

第四，强化性别视角，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降低生育机会成本。吴瑞君建议，可制定实施“生育友好型”企业认证制度，在企业年检、项目引进、贷款税收等方面给予激励，营造生育友好的就业环境。此外，探索实施夫妻共享的育儿假，可强制男性休假不少于育儿假的1/3，减轻女性育儿负担，提高女性尤其是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和最终生育水平。

最后，面对生育内驱力不足的“不想生“人群，吴瑞君提出，建议弘扬中华传统优秀婚育文化，改革福利制度，提高生育内生动力。以清明节祭祖等仪式活动、家庭家风建设、媒体宣传等为载体，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融入新型婚育文化建设之中；加强家庭养老、孝道文化等宣传，突出孩子的情感和文化价值，科学认识生育子女的家庭效用。此外，逐步改革福利制度，激发青年群体的社会责任分担意识，提高生育的内生动力和使命感，缓减“不想生”的问题。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举报/反馈

两会观察：中国民生问题何解？代表委员建言

作者：中国新闻网

发布时间：2023-03-02 19:29

快照：

中新社北京3月2日电 题：中国民生问题何解？ 代表委员建言

中新社记者 李晓喻

节假日到底该怎么休？“不想生、不敢老”怎么破？身心健康如何保障？针对一系列民生关切，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最近给出的建议相当“接地气”。

“双休日”可考虑调整

为更好平衡工作和休假，推动旅游业健康发展，多位代表委员建议对中国已实行近30年的“双休日”作出调整。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广东省委会副主委熊水龙建议适时调整双休日，试点开展周休日实行“隔周三休”制度，即首周休息一天，次周休息三天。他认为，这样既保障了公共休假制度的刚性约束，又提供了全年多个分布均衡的“三天小长假”，还能缓解旅游高峰压力。

全国人大代表、宜宾学院油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魏琴则建议每周实行单休日，每月末连休5天。她表示，这样一来每个月都有一个5天小长假，既没有增加国家法定节假日，也没有减少全年上班时间，还能促进旅游。

也有人认为，与调整双休日相比，确保落实八小时工作制可能才是当务之急。全国政协委员、编剧蒋胜男直言，现在“许多员工每天要工作超过12个小时，甚至达到16小时以上”，过度加班、过劳加班对劳动者个人和整个社会都造成了负面影响。她建议，应加强对劳动者的休息权保护，对企事业单位八小时工作制的执行情况加强监督管理。

二孩、三孩家庭应发放补贴

据官方数据，2022年年末中国人口为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自然增长率为-0.60‰。人口60多年来首现负增长引发多方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吴瑞君称，当前形势下，应当把提高二孩生育率作为现阶段的重要目标，重点关注“想生不敢生”这个群体，提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不敢生的原因之一是养育成本偏高。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甘华田称，可考虑适度延长生育假，特别是男性的生育假期，以有效平衡女性承担过重抚育责任的“家庭天平”，一定程度上降低家庭养育成本。

甘华田还建议为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发放教育专项补贴，为第三孩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阶段的免费教育。

抑郁症等心理疾病应纳入医保

近年来，中小学生抑郁、焦虑、自伤等心理问题频发，已成为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问题。如何让“小小少年”少些烦恼？

民进中央拟提交《关于构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家校社协同管理体系的提案》，建议将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纳入医保门诊慢性病病种。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吉林省委会主委冷向阳认为，应将心理卫生健康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学体系，加强专业教师队伍建设，建立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机制。

养老服务中虐老欺老需严惩

2022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8亿人，占全国人口近20%。能否提供安心、省心的养老服务，直接关系到“银发一族”的生活质量。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首义律师事务所主任谢文敏建议，持续开展养老企业服务质量检查，对养老服务中虐老欺老等行为，以及养老机构在收取保证金、办理会员卡和发行金融产品等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严厉查处。此外，还应加强养老设施和服务安全管理，建立定期检查机制，确保老年人人身安全。

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金李直言，中国养老市场化程度较低，尚未充分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养老需求。建议政府和市场同向发力，兼顾好公平和效率，做大市场规模，全面降低行业成本，使普通民众也能用得起市场化的养老服务。(完)

举报/反馈

“鼓励生育”成代表委员关注热点，他们提了哪些建议？

作者：健康时报客户端

发布时间：2023-03-01 09:42

快照：

（健康时报记者 赵萌萌）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鼓励生育成为了今年热点话题之一，多位代表委员今年全国两会带来了生育相关的提案、议案。

助产士把兔年‘兔宝宝’放到母亲身上进行早接触。新华社图

全国政协委员甘华田：建议为第三孩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免费教育

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医师甘华田在今年全国“两会”即将提交的一份提案中建议“为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发放教育专项补贴，为第三孩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阶段的免费教育”。

在甘华田看来，目前，“二孩”“三孩”政策对我国总体生育率的影响不如预期。不愿生的原因很多，教育问题是最重要的一个“拦路虎”，要解决这一问题，给三孩提供免费教育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给三孩提供免费教育，国家财政是完全能够承受的，因为小学和初中已经是义务教育了，仅仅需要提供幼儿园和高中的费用。

此外，甘华田还建议减轻育儿家庭医疗负担，实行6岁以下儿童免费医疗，提高儿童健康水平和人口素质；运用好税收政策，在个人所得税征收中，关于抚养子女支出的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按照子女数量进行差异化个税抵扣，并且覆盖从怀孕到孩子年满18周岁。

全国政协委员贺丹：建议小学教育年限缩短到5年，将高中纳入义务教育范畴

据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视频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表示，建议将小学教育年限由6年缩短到5年，将高中阶段纳入义务教育范围，实施“十年义务教育”，

贺丹认为，目前，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但医学上认为30岁之前是女性的最佳生育时期，因此建议缩短基础教育年限，使大学毕业生最佳生育年龄时期延长2年。同时，通过强制义务教育避免贫困地区低龄女性过早进入劳动力市场和婚育阶段，保护其身心健康。

全国政协委员安庭：建议将辅助生殖医疗全面纳入社保

据经济观察网报道，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希肯国际文化艺术（集团）公司董事长安庭表示，建议将辅助生殖医疗全面纳入社保。

安庭认为，应该由国家财政部门联合社保部门牵头顶层设计，尽快在我国全面整体将辅助生殖的所有内容纳入社保报销范畴。同时，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框架范围内，各地尽快完成辅助生殖医疗服务价格的定价标准，门诊治疗中常见的宫腔内人工授精术、胚胎移植术、精子优选处理等涉及人群广、诊疗必需、技术成熟、安全可靠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甲类报销范围。

全国政协委员吴瑞君：建议重点关注想生不敢生群体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吴瑞君表示，工作的重点要放在“想生不敢生”的这个群体。

吴瑞君表示，我们要把提高二孩生育率作为现阶段的重要目标，提升公共服务的均衡化、均等化，包括提升优质教育资源，满足和解决想生不敢生的家庭的顾虑和问题，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举报/反馈

全国政协委员甘华田：建议为第三孩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的免费教育

作者：红星新闻

发布时间：2023-02-28 09:28

快照：

“学前教育入园难和贵的问题，依然是阻碍大多数家庭不愿生育‘多孩’的原因之一。公办幼儿园的名额少，民办幼儿园的费用普遍较高，而高中教育不是义务教育，学费相对较贵……”

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甘华田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为更有效地鼓励生育，他将提交“关于进一步优化生育配套公共服务供给，提高生育意愿，优化人口结构的提案”，建议“为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发放教育专项补贴，为第三孩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阶段的免费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甘华田

观点：

面对生育主导型人口负增长，

需要提高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

甘华田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我国人口60多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面对生育主导型人口负增长，努力提高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是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甘华田认为，目前，适龄的生育人群生育观念相对固化，“二孩”“三孩”政策对我国总体生育率的影响不如预期。

“不愿生的原因很多，但是主要是两个，第一个是教育问题，第二个是医疗问题。实际上，教育问题是最重要的一个‘拦路虎’，要解决这一问题，给三孩提供免费教育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给三孩提供免费教育，国家财政是完全能够承受的，因为小学和初中已经是义务教育了，仅仅需要提供幼儿园和高中的费用。”甘华田如是说。

建议：

为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发放教育专项补贴

减轻育儿家庭医疗负担

甘华田表示，探索更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应鼓励地方在降低养育、教育成本方面大胆创新。

那么，如何降低多孩家庭的教育成本？对此，甘华田建议，为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发放教育专项补贴，为第三孩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阶段的免费教育。

此外，甘华田还建议减轻育儿家庭医疗负担，实行6岁以下儿童免费医疗，提高儿童健康水平和人口素质；运用好税收政策，在个人所得税征收中，关于抚养子女支出的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按照子女数量进行差异化个税抵扣，并且覆盖从怀孕到孩子年满18周岁。

在养育、教育成本之外，甘华田对多孩家庭住房保障问题也有关注。甘华田提出，针对多孩家庭出台住房保障政策，降低多孩家庭的养育成本。而从地方实践上，目前福建省龙岩市已出台《龙岩中心城区三孩家庭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实施办法》，助力缓解多孩家庭购房压力。

如若实行上述一系列举措，其带来的医疗、教育成本是否会增加财政负担？

对此，甘华田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费用应该是国家财政能够承受的。“这实际上是一个鼓励性的、引导性的政策，表明国家鼓励生育的决心，也充分彰显党和政府‘以人民为中心’的为民情怀。”

现状：

多地探索生育支持措施

以现金补贴和购房政策为主

那么，为何建议为三孩提供免费教育，而不从二孩开始？

甘华田表示，这是出于对财政负担的现实考虑。给三孩提供免费教育不会太增加国家财政负担，有可行性的同时，也起到了鼓励生育的作用。

红星新闻记者检索发现，目前多地已经出台针对三孩的生育支持措施。

比如，湖北荆门部分地区对三孩家庭给予一次性购房补贴4万元。2022年11月，湖北荆门市人民政府官网发布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其中明确二孩、三孩家庭还可以受到住房政策支持。对夫妻双方中至少一方为荆门市户籍，在东宝区、荆门高新区·掇刀区、漳河新区等三区购买首套或改善型普通住房的生育二孩及三孩家庭发放购房补贴，其中二孩家庭给予一次性补贴2万元，三孩家庭给予一次性补贴4万元；有两个及以上未成年子女的职工家庭在市里购买首套或改善型住房时，住房公积金购房贷款额度最高可达到规定限额的1.2倍。

湖南长沙对三孩及以上每孩一次性发放育儿补贴1万元。2022年7月，湖南长沙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工作方案》。长沙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刘激扬在解读该方案时表示，夫妻双方共同依法生育三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三孩及以上每孩可享受一次性育儿补贴1万元。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

红星新闻记者 王辰元 张炎良 北京报道

责编 任志江

（下载红星新闻，报料有奖！）

举报/反馈

中国人口形势报告2023：鼓励生育刻不容缓

作者：金融界

发布时间：2023-02-16 08:34

快照：

育娲人口研究团队：任泽平、梁建章、黄文政、姚劲波、何亚福、吕俊、於嘉

特别鸣谢：白学松 对本文数据整理有贡献

导读：2022年我国人口开始负增长，总和生育率跌破1.1、全球倒数，放开并鼓励生育刻不容缓。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2021年仅1.15，2022年或不到1.1，仅为世代更替水平（2.1）的一半，全球倒数。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三孩政策效果未显现，未能扭转中国出生人口下降趋势，生育堆积效应已消退，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来连续六年下降，2022年出生人口956万人，比2021年减少106万人，创历史新低，总人口比上年减少85万，开始负增长。

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1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4.2%，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22年上升至14.9%，预计在2030年左右进入占比超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三大趋势加速到来。人口因素影响重大深远，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一。

我们这几年呼吁“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应对老龄化少子化挑战”，开始逐渐看到曙光，生育政策在逐渐松动。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过去长期影响生育政策走向的保守派也开始改弦易辙，也开始呼吁放开并鼓励生育。

自放开三孩政策以来，全国各地积极健全生育配套服务，从生育补贴、生育保险、个税减免、延长育儿假、提供托育服务、住房优先保障等方面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越来越多的地方拿出真金白银来鼓励生育，根据统计已经有四川省攀枝花市、甘肃省临泽县、湖北省安陆市等十几个城市出台或拟出台生育或育儿补贴的相关政策，但目前看补贴力度仍低于大部分欧洲国家。

近日，2023年第一期《人口与健康》刊发了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长杨文庄的文章，提出要鼓励地方在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方面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在“十四五”期末，使家庭负担有效降低。

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行之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得以出台，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鼓励生育的力度。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未来人口有望长期健康均衡发展。

正文

1 总人口14.1亿，开始负增长，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三大趋势加速到来

2022年中国总人口14.12亿，开始负增长，是1949年以来除了三年自然灾害期外，第一次负增长，符合我们在2021年对人口总量的预测结果。2020年中国总人口为141178万人，净增204万，2021年总人口141260万人，净增仅48万，创有数据以来新低，2022年总人口141175万人，比2021年减少85万人，人口总量开始见顶回落，进入负增长时期。中国人口从8亿到10亿，花了12年；从10亿到12亿，花了14年；从12亿到14亿，花了24年。

2016年《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估2020年中国人口14.2亿人，但未实现，过高估计全面二孩政策对生育率提升的影响，认为2015年总和生育率在1.5-1.6之间，预期2020年、2030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8，进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达14.5亿人的峰值。

此外，联合国同样高估中国人口增长。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对中国人口有9个预测方案，其中中方案假设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70、1.72、1.73，进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1年迎来14.6亿的峰值；低方案假设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5、1.32、1.23，人口将于2024年达到14.5亿的峰值。联合国最新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调低了对中国未来人口的预测参数，但仍然认为，从2023年起，中国总和生育率的大趋势是缓慢上升。中方案生育率参数为：2030年上升到1.27，2040年上升到1.34，2050年为1.39，到2100年上升到1.48左右。

相较于维持人口总量不变的世代更替水平2.1，2021年中国总和生育率约1.15、2022年已降至不到1.1，处较低水平，随着生育堆积效应消失，生育率还将进一步下滑。如果总和生育率一直较低，中国人口将陷入持续负增长。人口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1962-1975年高生育率时期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2050年左右开始，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中方案，2050年中国总人口将下降至12.64亿，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到6.85亿，占世界比例将从现在的18%降至6.5%。

人口数量和质量共同影响国力，随着人口总量萎缩，将影响中国大市场优势，也将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规模以及全球竞争力。好在全社会已经开始高度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长期保守的计生政策在松动，逐渐转向了鼓励生育的政策。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202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内容包括：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2022年8月1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改委等17部门又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强化深入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同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函，同意建立由26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国务院优化生育政策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全国优化生育政策工作。

2022年10月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适时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

2023年第一期《人口与健康》刊发了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长杨文庄的文章，提出要鼓励地方在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方面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在“十四五”期末，使家庭负担有效降低。

自放开三孩政策以来，各地积极健全生育配套服务，从生育补贴、生育保险、个税减免、延长育儿假、提供托育服务、住房优先保障等方面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越来越多的地方拿出真金白银来鼓励生育，根据统计已经有四川省攀枝花市、甘肃省临泽县、湖北省安陆市等十几个城市出台或拟出台生育或育儿补贴的相关政策，但目前看补贴力度仍不足，低于大部分欧洲国家。

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行之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得以出台，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鼓励生育的力度。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未来人口有望长期健康均衡发展。

2 老龄化加剧，正从人口红利期转入人口负担期

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1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4.2%，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22年上升至14.9%，预计在2030年左右进入占比超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6.8%，企稳一段后将再度上升至2084年及之后的约46%。2001-201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年均增加0.2个百分点，2011-2022年年均增加0.5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

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预计到2035、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分别达3.27、3.93亿，占全球老人比重将分别为36.8%、40.4%，届时大致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中国高龄化问题也将日益突出。2020年中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超3580万人，占比2.5%。预计2030、2050、2073、2100年将分别占比3.8%、10.3%、17.1%、20.8%。

老龄化地域差异大，东北、川渝地区老龄化明显。分省看，2021年仅西藏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低于7%，未进入老龄化阶段；新疆、广东、青海、宁夏等13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介于7%-14%，初步进入老龄化阶段；河北、陕西、浙江、北京、河北、湖北等17省高于14%，处于深度老龄化阶段，其中，辽宁、重庆、四川、上海、江苏、黑龙江、吉林分别高达18.8%、17.8%、17.6%、17.4%、17.0%、16.8%、16.7%。

1962-1976年的婴儿潮人口加速步入老龄化，退出劳动力市场。我们前面享受了多大的人口红利，后面就要背负多大的老龄化负担，我们正从过去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期转入人口负担期。未来养老负担、社保支出和政府债务将持续上升。未来医药、养老、医疗等行业都是大赛道。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韩国等亚洲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比美欧更严重，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韩国最新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0.8（联合国的代际平衡黄金综合生育率是2.1），可能跟美欧移民政策比亚洲更开放有关，但是欧洲的大规模移民涌入带来了社会治安变差、种族冲突、社会撕裂、白人比重大幅下降等新的问题。

3 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

劳动力规模持续萎缩、劳动人口占比大幅下降，2010-2021年15-64岁人口规模从10亿降至9.7亿，占比从74.5%降至68.3%，预计到2050年降至59%。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2013年见顶，随后进入快速下滑阶段，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中方案，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到59.1%，210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到44.3%。人口数量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挑战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下降，经济潜在增速下行。

我们正从人口红利期转入人口负担期，面临“未富先老”局面。人口数量红利是过去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以及与之相关的巨大统一市场，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体。1962-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人口是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主力，生产和储蓄多，消费少，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储蓄超过投资部分产生贸易顺差，同时过剩的流动性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推动消费升级，经济潜在增速较高。在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年、2013年见顶，而日本、美国、英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分别在1991、2009、2013年见顶，当时的人均收入远高于中国。

如果不作出改变，老龄化人口结构将影响长期经济增长。人口总量的增加、质量和结构的改善推动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经济腾飞，并在二战后成为世界霸主。人口老龄化使得我国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随着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下降，劳动力成本将日益上升，部分制造业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迁移。从边际上看，中国人口红利即将结束，面临“未富先老”局面，未来储蓄率和投资率将逐渐下降，消费率将逐渐上升，经济潜在增速下滑。从绝对水平看，当前中国人口总抚养比约40%，未来一段时间仍处于人口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小于50%）。

4 少子化加剧，新出生人口持续创新低

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三孩政策效果并未显现，未能扭转中国出生人口下降趋势，生育堆积效应已基本结束，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来连续六年下降，2022年出生人口956万人，比2021年减少106万人，继续创新低。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三轮婴儿潮，分别为1950-1958年的年均2100万，1962-1975年的年均2628万，1981-1994年的2246万，之后逐渐下滑至2003-2012年的约1600万，其中2012年为1635万。第四轮婴儿潮原本应在2010年后出现，但因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而消失。2013-2015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640、1687、1655万。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出生人口在2016年达1786万、创2000年以来峰值；但2017年开始，出生人口连续六年下滑，至2022年已跌破千万大关，降至956万人，继续创历史新低。

分省看，广东出生人口居前，河南、山东、河北等人口大省近五年出生人口降幅超过40%。从出生人口看，2021年出生人口前三的省份分别为广东、河南、山东，分别为118.3万、79.3万、75万人，仅广东省出生人口超百万，合计占全国的26%。从出生人口变动看，2017-2021年新疆、山东、黑龙江3省出生人口降幅超过50%，重庆、湖南、河北等10省出生人口降幅在40%-50%，山西、吉林、四川等15省出生人口降幅在20%-40%，仅宁夏、贵州、西藏3省出生人口降幅小于10%。

目前各地公布的2022年的出生人口数据，相比2021年均有所下滑，下滑比例在6%-14%，其中青海、重庆、贵州、广西、甘肃、江西出生人口降福分别为6%、7.9%、9.4%、11.9%、12.7%、13.8%。

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生育率低迷、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等，出生人口仍将下降。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中方案，到2050年，我国出生人口将降至773万，为印度的1/3，2100年降至306万，仅为印度的1/4。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中国生育率一定能触底回升，人口结构有望逐步改善。

5 生育率持续下降，“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问题严峻

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 2021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仅1.15，2022年降至不到1.1，仅为更替水平（2.1）的一半，全球倒数。根据我们估算，2016年总和生育率冲高至1.7、较2015年明显上升，2017年略降，2018年明显下降至1.5左右，2019年基本持平，2020年仅1.3，2021年已降至1.15，2022年不到1.1（按照出生人口每年956万计算）。从国际比较看，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法国、美国、巴西、英国、德国、日本分别为1.79、1.66、1.64、1.56、1.53、1.3，中国总和生育率全球倒数。

为什么不生？现阶段低生育率原因已经从死亡率驱动转向功利性生育消退和成本约束驱动转变，生育基础削弱、生育观念改变、生育的机会成本和直接成本高是影响生育率的主要原因。

首先，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第一，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后持续回落，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20年平均初婚年龄从22.9岁推迟至28.7岁。第二，结婚后选择丁克的家庭在增多，尤其是在较为发达的一二线城市。第三，生育年龄推迟、环境污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卫生保护缺失等导致不孕不育率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不孕不育率为12%-18%。

其次，生育观念改变也使得生育率趋于下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年轻一代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改变。与父母辈相比，现在的年轻人并不把生育作为必然选择。70、80后生育观念保守，认为生育是必然选择，但现在90后、00后更加追求自我满足，不愿意过早被生育束缚，倾向于晚生、少生、甚至不生。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很多女性不愿因生育被困在家中，从而降低生育意愿。并且，由于社保体系的完善，社会养老功能逐渐强化，“养儿防老”观念逐渐被淡化。

最后，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 “四二一”结构的家庭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机会成本高。根据育娲人口2022年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在统计的14个国家中，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7万元。如果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进行国际对比，澳大利亚是2.08倍，法国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国是3.64倍，美国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国是6.9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

6 家庭小型化、不婚化成新趋势，2020年家庭户规模降为2.62人

根据普查数据，2010-2020年平均每个家庭户规模由3.10人降至2.62人，家庭户规模继续小型化，主要受我国人口流动日趋频繁、户籍制度改革不到位、年轻人不婚不育观念等因素影响。2020年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10人减少0.48人。根据抽样数据，2021年，我国家庭户规模约2.77，总体呈小型化趋势，主要原因集中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人口流动日趋频繁，职业流动性增加，家庭成员间空间距离变大，年轻人更可能离开父母独立居住，一人户、“空巢”家庭和“纯老户”数量、比例均会增加。

第二，当前户籍制度改革进程明显滞后于人口流动趋势。流动人口无法享受与户籍人口均等的教育、医疗资源与公共服务，降低生育意愿。

第三，年轻人不婚不育观念日趋普遍。60年代是传统的一代，70、80年代是转型的一代，90、00后不向往结婚生育，向往独立、自由、享受，抵制“996”，发达国家也走过类似的道路。年轻人对组建家庭、养儿育女的意愿逐渐下降，对婚姻的依赖不如以往强烈，单身经济盛行。近年，我国结婚率日益走低，离婚率逐渐达峰并趋于平稳。2013-2021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7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764万对。我国离婚对数于2019年达峰，由于离婚冷静期制度，2020、2021年离婚对数逐渐下降。不婚导致大量单身人口的出现，民政部估计2021年独居单身成年人口或高达9200万。

从国际看，因生育率下滑、晚婚、不婚率和离婚率提高、人口流动等因素，家庭规模小型化是世界各国人口发展的普遍趋势。当前，日本、美国、韩国家庭户均规模分别降至2.27、2.53、2.4人，中国家庭户均规模从1982年的4.41降至2021年的2.77。从一人户、二人户比例看，1960-2015年，日本一人户、二人户家庭比例分别从5.3%、12.7%增至34.5%、27.9%；中国2020年分别为25.4%、29.7%，未来户均规模仍有下降空间。

此外，中国家庭户规模小型化空间大，可能导致更多的住房和更大的人均住房面积需求。

7 性别比持续改善，男性比女性多3337万，农村“剩男”和城市“大龄剩女”问题突出

性别比逐渐改善，2022年总人口性别比为104.7，较2021年略有降低，处于历史低位水平。2022年男性、女性人口分别为72206、68969万人，占比分别为51.2%、48.8%，男性比女性多3337万，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4.7，较2021年略有降低，目前处于历史低位水平，“重男轻女”的错误思想有明显改善。

分省看，2021年，辽宁、河北2省人口性别比在100以下，吉林、黑龙江、河南、青海、四川、重庆等16省介于100-105，湖南、天津、湖北等10省介于105-110，西藏、广东、海南在110以上。整体看，东北呈现“女多男少”的特点，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97.6、100.3、100.4，人口大省广东性别比高达111.7。

需要注意的是，男女比例失衡、女性意识觉醒等原因造成婚姻市场匹配困难，农村“剩男”和城市“大龄剩女”问题突出。第一，男女比例失衡。比如00后男女性别比达119，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万，90后男女性别比达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第二，女性多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于自身条件的女性。婚姻成本越来越高，男性在婚姻市场的主动性受家庭资源、财富水平的影响。经济发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给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社会地位上升。女性不再只作为“家庭主妇”，而是进入职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高学历女性往往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在事业发展期面对巨大的恋爱、结婚、养育等成本时，如果没有遇到物质与理想同时匹配的择偶对象，更倾向选择不婚甚至不恋，加大婚姻市场匹配难度。2020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有超过60%分布在村镇、为高中以下学历；未婚女性有超过60%分布在城市、为高中以上学历。

8 人户分离人口规模扩大，户籍制度亟待改革

人口流动规模持续扩大，流动趋势明显，2020年人户分离人口、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流动人口分别比2010年增长88.5%、192.7%、69.7%；2021年人户分离人口、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流动人口继续同比增长2.2%、1.7%、2.4%。人户分离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现象，与户籍制度、经济发展联系密切。2021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4.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6.7%，低于常住18个百分点。根据普查数据，2020年，人户分离人口为49276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1694万人，流动人口为37582万人，跨省流动人口达12484万人。与201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5%，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92.7%，流动人口增长69.7%。根据抽样调查数据，2021年人户分离人口为5.04亿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19亿人，流动人口为3.85亿人。与202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2.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7%，流动人口增长2.4%。

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吸收人口流动比例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吸收跨省流动人口能力强。其中，2020年，东部地区吸收跨省流动人口9181万人，占比达73.54%；中部地区吸收955万人，占比是7.65%；西部地区吸收1880万人，占比15.06%；东北地区吸收468万人，占比仅3.75%。

以上数据说明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持续推进，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于人口流动趋势，人地挂钩机制不完善，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公平化，同一城市内教育、医疗等资源分配不均等。应当尽快建立人地挂钩机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按照常住人口配置。

9 人口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东北、西北人口持续流出

人口进一步向经济发达区域、大都市圈城市群集聚但分化加大，6个人口萎缩省份全部位于北方，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2010-2020年东部人口占比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上升0.22个百分点，东北下降1.20个百分点。2020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人口占比分别为39.93%、25.83%、27.12%、6.98%。分省看，2020年广东、山东2省人口超1亿，分别为1.26、1.02亿，合计占全国的16.1%。河南、江苏、四川等9省人口在5000万-1亿，云南、江西、辽宁、福建、陕西等17省人口在1000万-5000万，宁夏、青海、西藏不足1000万。10年间甘肃、内蒙古、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6省人口萎缩，分别减少55.5万、65.7万、79.6万、115.5万、337.9万、646.4万人，全部位于北方，人们用脚投票，奔向南方。

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经历了从“孔雀东南飞”到2010年后的回流中西部，再到近年的粤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中西部并存。城市层面，人口持续向少数核心城市集聚。一、二线人口持续流入但增速放缓；三、四线城市人口持续净流出。都市圈层面，人口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分化加大。城市群层面，人口进一步向核心城市群集聚。从国际看，美国人口迁移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在地区层面，从向传统工业主导的铁锈8州集聚，到向能源、现代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主导的西海岸、南海岸集聚。二是在城乡层面，人口在城市化中后期明显向大都会区集聚。日本人口随产业持续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在1973年左右从向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极”集聚转为向东京圈“一极”集聚。

人口集聚分化促使房地产市场不断分化，需求向大都市圈大城市群集中，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未来房地产市场将更加分化，但人地分离、供需错配，一二线城市高房价、三四线高库存。中国城镇化战略长期存在“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的倾向，与人口迁移趋势背离。分地区看，2010-2020年东部城市建设用地增速低于城镇人口增速3.3个百分点；而中部、东北、西部分别高20.3、17.4、24.3个百分点。分规模城市看，2010-2020年1000万人以上城市城区人口增长25.4%，但土地供给仅增长2.6%；20万人以下城市人口增长22.8%，土地供给增长47.8%。人地分离、供需错配，导致一二线城市高房价、三四线高库存。而且货币超发使得广义货币增速多高于名义GDP增长，尤其刺激供给短缺、优质公共资源富集的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尽管近年中国城市发展战略逐渐调整为“以中心城市为引领，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都市圈建设为突破口，对中小城市分类施策”，但任重道远，共识还未形成。

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建议以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为核心加快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更多发挥房地产实体经济功能，回归居住属性和制造业属性。

10 受教育程度提高，但社会阶层固化现象需重视

2010-2020年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增长73.2%，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9.1%，文盲率由4.08%降至2.67%，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人口红利转向工程师红利。

从受教育程度看，2020年具有大学、高中、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分别为17.2%、16.8%、38.4%、27.6%。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 8930 人升为15467人，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4032人升为15088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 38788人降为34507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26779人降为24767人。分区域看，2020年北京、上海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大于30%，学历水平高；内蒙古、江苏、陕西、宁夏等20省介于20%-30%，四川、河北、湖南等8省小于20%。

从受教育年限看，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提高9.1%。文盲人口3775万人，文盲率由4.1%降为2.7%。分区域看，2020年北京、上海、天津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大于11年，受教育程度较高，山西、广东、辽宁等10省介于10-11年，黑龙江、湖南、河北等14省介于9-10年，青海、云南、贵州、西藏4省在9年以下。

但近年社会阶层流动放缓，名校录取中来自农村和寒门的比例下降。我国收入基尼系数由2015年的0.462升至2021年0.466，税前收入前10%的人群收入占比由2000年的35.56%升至2019年的41.43%。1978-1998年北大清华等名校农村学生超三成，9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2021年清华在内地招生约3500名，农村及专项计划实施区域学生占21%，若没有针对贫困地区的专项计划，清华农村生源比例不到一成。此外，就像中国香港年轻人被一套房子绑架一生，高房价抑制了社会阶层流动和年轻人奋斗的梦想。住房制度决定房地产市场。全球各经济体房地产市场表现差异极大，有的陷入高房价困境，带来各类经济和社会问题，如中国香港和英国；有的暴涨暴跌，引发金融危机，如美国和日本；有的房价长期稳定，居者有其屋，如德国和新加坡。1998年内地住房制度改革学的是中国香港、中国香港学的英国（参考畅销专著《房地产周期》《全球房地产》）。加大教育投入、调节收入分配、促进教育公平、加快推动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的住房制度改革等日益重要。

11 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刻不容缓，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

我国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在“十四五”时期扑面而来，将影响中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人口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要素。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开并鼓励生育大势所趋。

尽快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全面放开生育，将是否生育、生育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生育的权利还给家庭，由每个家庭自主决定生育的孩子数量。全面放开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

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降低抚养直接成本。五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六是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七是完善辅助生殖顶层设计，给有需求家庭定向发放辅助生育补贴券，促进合理需求充分释放。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打造高质量为老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一是加快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二是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鼓励企业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推进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三是加大养老产业金融支持探索，优化养老服务供给，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四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互联网+养老”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推进适老化改造，保障老年人高质量、有尊严的退休生活。

我们正处于人口大周期的关键时期，应该高度重视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的新形势新趋势。好在社会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开始关注生育问题，积极出台完善生育支持体系的政策、积极应对老龄少子化。

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中国生育率一定能触底回升，人口结构有望逐步改善，从而实现人口长期健康均衡发展。

举报/反馈

“降低法定婚龄”，不是提高生育率良方｜新京报专栏

作者：新京报

发布时间：2023-02-16 21:11

快照：

▲持续走低的社会生育率，让我国面临人口负增长的严峻现实。图/新华社

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的生育问题广受社会关注。今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末我国人口比上年减少85万人，这也意味着，我国将进入人口负增长常态化时期。

这一人口发展现实，令如何提升我国社会生育率的相关议题，更见紧迫。在此背景下，有人再次提出将法定结婚年龄降至18岁，以刺激生育，引发了讨论。

事实上，早在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时，就有委员提出这一建议，以此调节婚姻人数下降和老龄化上升趋势。当时这一消息也曾迅速成为热搜。

但是，从法律层面看，民法典规定，18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婚姻权是一项基本民事权利，因此，降低法定婚龄到18岁，其意义主要在还权于民与赋权于民，保障成年人的婚姻家庭权益。

在晚婚情况普遍存在、低生育率已成趋势的背景下，降低法定婚龄到18岁这一措施，对于提高生育率是否有明显作用，尚待现实验证。

▲养育条件是否具备，直接影响到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图/新华社

降低结婚年龄作用可能不大

18岁，是国际上普遍认可的成年标志。但我国现行法定结婚年龄男性22岁、女性20岁的规定，明显偏高。如，日本规定男性18岁、女性16岁，美国为男性18岁、女性18岁，印度为男性21岁、女性18岁，德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墨西哥、西班牙、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则男女均为18岁。

由此也可以看出，18岁即可结婚成家，是多数国家约定俗成的共识。因此，如果将我国的法定结婚年龄降低到18岁，这是同国际接轨，同时也满足了小众人口的愿望。

但是，这一措施对于提高生育率的作用不能寄予厚望。因为，随着社会的变迁，我国年轻人的婚育模式已经转型到极晚婚极晚育的模式。全国已有多地公布的婚姻登记大数据显示，晚婚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如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2020年，我国平均初婚年龄提高到了28.67岁，其中，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38岁，女性为27.95岁。而在2010年，我国平均初婚年龄为24.89岁，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5.75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4岁。10年间，平均初婚年龄推后了近4岁。

在现实生活中，到了18岁就早婚的人口少之又少，而且早婚也未必早孕早育，只是在理论上提供了多生多育的可能性空间。可以说，试图通过降低法定结婚年龄来提高生育率的想法，未免有些简单，18岁允许结婚也不等于18岁就必须结婚。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18岁还是20岁，只是可以结婚的门槛年龄。能否结婚涉及的因素则比较多，譬如能否找到结婚对象，双方是否有结婚意愿，是否具备相应的经济条件等。

我国适婚人群普遍晚婚的趋势说明，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对于提高已婚生育率作用，恐怕并不会如想象那么大。

▲提升社会生育意愿，也需照顾到女性职业发展需求。图/新华社

提振生育率仍需从源头做起

2022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2022年因此成为人口负增长元年，我国将由此进入人口负增长常态化时期。而这也将让我国面临少子化、老龄化、过度城市化以及国际移民输出的多重挑战。

问题的关键是，目前已经出现了以不婚不育和晚婚晚育为主体的低生育文化，决定着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

“人口即命运。”正如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孔德所说，低生育率人口问题乃中国的“国之大者”，将极大影响未来中国的国运民生。人口安全问题，也将成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一维，成为新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此，自2016年全面实施两孩政策以来，如何回应生育率持续低迷的挑战，从源头上提振生育率到适度水平、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已经有了高度共识，亦成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

建议将法定结婚年龄降至18岁，以促进生育，无疑也是对此严峻现实的积极回应。但是，要提高我国社会生育率，仍需针对我国目前主要面临的不敢生、不愿生、不能生情况，切实有效进行分类施策。

“不敢生”的原因是怕养不起、养不好。这需要从人的生命历程出发，建立大生育观念，降低婚嫁、生育、养育和教育的成本，国家和政府要拿出真金白银给予补贴，让每一个家庭生得起养得好孩子。这是国际上应对低生育危机的普遍对策，我国部分地方也已有一些探索，但力度要加大、进度要加快。

“不愿生”主要是指生育意愿低下，而不仅仅是养育条件是否具备。可以观察到，我国生育意愿出现了代际弱化的倾向，一代不如一代。这也直接导致我国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持续普遍走低。

而经济负担重、子女无人照料和女性对职业发展的担忧等因素，已经成为制约生育的主要障碍。为此，需要传播积极的种族繁衍文化和多样化适度生育文化，创造条件激发生育热情。

“不能生”则主要是指不孕不育症、人工流产等生殖健康问题。目前，我国不孕不育症发病率逐年上升，约占总人口的12.5%-15%。为不孕不育症患者提供优质的生殖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如将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等，也因此有其现实意义。

同时，也应纠正无痛人流的误导，设法降低人工流产比例，保护育龄女性的生殖健康和生育力，积极挖掘生育潜力。

总之，生育既是家事亦是国事，面对人口负增长的严峻现实，降低法定结婚年龄是一个应对尝试，但更需多方努力、多措并举，方能有效缓解育龄人群的生育焦虑、切实提振社会生育愿望，确保我国人口可持续发展。

撰稿 / 穆光宗（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编辑 / 何睿

校对 / 吴兴发

举报/反馈

先睹为快！今年两会委员们这样建言人民健康

作者：中工网

发布时间：2023-03-02 09:15

快照：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健康中国”建设作为我国2035年发展总体目标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出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并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作出全面部署。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十四届全国政协工作起步之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关注人民健康的委员们已经整装待发，快来看看，他们将围绕这些健康话题履职尽责、资政建言。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吉林省委会主委冷向阳：

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要求，也是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吉林省委会主委冷向阳关注多年的话题。只是今年的两会上，冷向阳的建言方向切口更小，聚焦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冷向阳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一直格外关注。近些年他发现，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更需引起重视。

一组数据可以说明上述问题的严峻程度——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21年8月发布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我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中，大约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困扰。这说明，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尚未达到普遍健康的程度。

“我们的调研也发现，近些年来，受学业压力、青春期情感波动、家庭关系不和谐、单亲家庭数量增加、不规范的教育行为等因素影响，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而在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后，不足一半孩子选择了向父母倾诉，越来越多的学生把倾诉对象由父母转向同伴，极少数学生想到要向老师倾诉，还有约30%的学生选择拒绝向任何人倾诉。”在冷向阳看来，虽然心理健康教育在我国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基础教育阶段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教育仍存在着需要全社会共同倾力解决的一系列问题。

冷向阳调研发现，造成中小学生心理和精神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专业的教师队伍不够稳定、心理卫生健康教育体系尚未形成，针对青少年心理诊治工作的专家队伍也亟待加强。

“其实，青少年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教育不是学校单独进行的教育，而是需要政策扶持、各相关职能部门支持、舆论宣传、家庭配合才能完成。只有学校、社会、家庭共同配合、努力，才能使青少年心理卫生健康教育取得实效。但目前，我国尚未形成这种系统化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与此同时，相关的教师队伍建设也不完善，师资配置存在‘一多两少’（即兼职人员多、专职人员少、专业人员少）的情况，许多教师都是转岗从事该项工作，专业能力欠缺、队伍也不稳定，严重影响了心理健康教育质量。此外，我们还注意到，虽然许多医院开设了心理门诊，但少见专门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门诊，导致孩子们的心理问题不能得到有针对性的解决。”冷向阳坦陈。

针对上述问题，冷向阳认为，应从构建中小学生心理卫生健康教育网络、将心理卫生健康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学体系、加强专业教师队伍建设、建立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机制、由政府出资建设中小学数字化心理健康辅导平台等着手补齐短板。

“其中，构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网络，应整合校内校外、线上线下教育资源，通过举办专家讲座、开辟心理问题咨询栏目、建设‘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网’等途径，辅助和扩展学校心理卫生健康教育内容，强化学生对心理卫生健康问题的认识和重视。关于建立预防和干预机制，可构建‘预防-评估-干预’的学校心理危机应对系统，建立以班主任为第一级、学校心理健康教师为第二级、各地青少年心理卫生专业工作者为第三级的三级心理健康守护体系。”冷向阳进一步解释道。（记者 刘喜梅）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王建安：

加强产学研普融合促进高水平医工信交叉

目前，我国医工信交叉领域普遍存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融合不够、联动不畅的现象，创新动能尚未充分释放，创新活力尚未有效激发。“破解这一难点和痛点，高水平医工信交叉、产学研普融合是切实可行的。”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王建安，将把他的建言内容带到新一届政协来协商。

王建安介绍，目前我国医工信交叉领域仍存在跨领域合作机制和平台不够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体制不够成熟、专业人才队伍数量与质量不够充足、社会知晓度参与度不够深入等问题。比如，在跨领域合作方面，学科与学科之间融合创新不够，专业性强、行业壁垒深，缺乏有组织的常态化的跨学科合作机制与平台，不利于形成有体系的重大原创成果；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现有政策文件始终未明确医院可为鼓励政策的享受主体，转化收益分配缺乏有效依据，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主体不清晰；在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既缺乏具有跨学科思维、带领多团队联合攻关的临床科学家，又缺乏医学科技转化的专业性人才，如医学领域知识产权职业代理人等，无法满足科技成果有效转化的现实需求。

因此，王建安建议，首先要充分发挥国家平台的导向作用。一是鼓励交叉性大平台建设。加大对国家级产教融合平台的配套支持力度：开展新器械新项目研究应用“绿色通道”，鼓励开展有组织的系统性研究；增设专项研究生名额，开展高水平的交叉人才培育专项，具体可推广借鉴浙江大学“医学+”人才培养模式。二是加大对临床研究项目的支持力度。专设临床研究“三重项目”，并充分结合临床研究资源依赖性强、研究周期长、攻关成果应用性强等特点，制定针对性的资助周期、预算金额以及验收考核等整体方案，鼓励形成大项目、大成果。

“其次，要优化科技成果转化的放权改革。”王建安说，以首批国家级产教融合平台为试点，推进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畅通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流通渠道；简化医院科技成果转化流程，加强专业性资产评估人员队伍建设，解决因产权不明、利益不清而带来的不能转、不敢转问题。尝试授予创新个体部分所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提高其参与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建设能力导向的专业人才梯队是关键。”王建安建议，国家应统筹设立“临床科学家”培养计划，面向具有博士背景的青年临床医生定向资助；培养医学知识产权职业经纪人队伍。高校增设医学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相关专业，建立技术转移转化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将技术经纪人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建立符合人才成长规律和价值导向的职称评定及薪酬激励体系。

“此外，加强科普体系建设形成‘众筹众创’同样重要。”王建安表示，首先要鼓励百花齐放的医学创新科普工程。充分发挥媒体矩阵力量，以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医学创新走近大众、走进生活、走入日常。其次是鼓励社会力量深度参与产学研普融合过程，如联合设置专项人才培养基金、鼓励创新转化的“种子基金”和“天使投资”计划等。（记者 陈晶）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吴浩：

着力推动基层医院呼吸学科规范化建设

“今年我会在全国两会上呼吁关注基层医院的呼吸学科发展问题。如今，在多种常见呼吸道传染病与全球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交替的背景下，基层呼吸疾病的防治工作面临着新的要求和挑战。”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吴浩坦言，多年来经社会各方共同协作，我国呼吸疾病防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各地呼吸医疗资源发展不均衡仍然是一个主要问题，而推进基层呼吸病专病诊室建设是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吴浩介绍，目前我国呼吸医疗资源不平衡，在基层，主要存在诊疗服务能力薄弱、公众对疾病知晓率低等问题。

“基层医疗是我国慢性病防治的关键领域，在所有慢性病的防控之中，呼吸慢病管理最为复杂，需要重点突出。基层医疗机构面向最广大的呼吸疾病患者和高危人群，承担着区域内常见呼吸疾病的首诊、筛查、治疗和转诊任务，而基层医疗人员呼吸疾病诊疗服务能力却相对薄弱，专业知识缺乏、观念陈旧，机构缺少常用诊治工具和常用药物，特别是新冠疫情的暴发，暴露了我国对呼吸慢病及呼吸道传染病的防诊治规范化还远远不够。再比如，在‘健康中国行动’26项考核指标中，呼吸疾病相关指标占6项，其中，慢阻肺知晓率2030年的目标是达到30%，与之相反的是，目前民众对慢阻肺的知晓率仅有2.6%，哮喘患者仅有四成实现病情控制。”吴浩介绍。

巨大数据落差背后是沉重的医疗负担。为此，吴浩建议，以慢阻肺病、哮喘等呼吸慢病为核心，以流感及新冠病毒等呼吸道传染病为对标，建立基层呼吸病专区，以进一步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呼吸慢病综合防治能力和呼吸道传染病应对能力，制定平战结合转换的机制和技术标准，加速推动社区开展更为有效的呼吸慢病和呼吸道传染病规范治疗和管理，筑牢基层网底。

“具体来说，一方面要建设基层标准化、规范化呼吸病专长诊室。如结合基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探索构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呼吸慢病管理能力综合评价路径，面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广泛开展呼吸病管理能力评价，推进基层呼吸病专病诊治工作。同时，还要着力于以呼吸病为专长的全科医生的培养，并通过专培、专修、单修等培养机制，学习呼吸专业知识提高其处理呼吸系统常见病、多发病及呼吸道传染病识别和处置的能力，以规范化诊治流程，同质化实施基层呼吸病管理。”吴浩表示。

“另一方面，则要完善基层肺功能仪器及药品配备。”吴浩认为，随着一线用药指南不断更新，基药目录的更新也应与时俱进，特别是在慢病控制和分级诊疗的大方针下，有必要重点考虑重大慢病防治的基本用药需求。这样，基层患者的慢病用药得到保障，基层医疗的服务能力也才有了“武器”和抓手。（记者 陈晶）

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马东平：

培育新型婚育文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着深刻而复杂的形势变化，生育率持续下降、人口增长持续放缓是其中的突出表现。”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马东平告诉记者，今年两会，她将继续就人口发展问题建言献策。

马东平调研发现，我国生育率持续下降主要受几大因素影响——民众婚育观念改变，“不想生”现象突出；生活压力增大，“不敢生”焦虑未减；生育能力不足，“生不出”人群增加；婚育年龄推迟，“生不好”问题凸显。在她看来，要改善我国生育率持续下降现状、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应多措并举培育新型婚育文化。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齐家’是重要且积极的文化理念。但近些年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婚不育’也成了一种被宣传的‘潮流’，这是一种误区。”马东平介绍，共建共享、男女平等、代际和谐的新型家庭文化，才是推动个人、社会、国家发展的主流文化，因而应动员并充分发挥全社会力量营造浓厚的新型婚育文化氛围。比如，媒体应更多聚焦于美满家庭、优生优育等的宣传报道，民政、共青团、妇联等部门要加强婚恋咨询服务的供给，反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等陋俗，树立文明婚俗等。

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张力，也是导致女性生育意愿降低的突出因素。对于调研中的这一发现，马东平建议，应鼓励夫妻共担育儿责任，提升夫妻共同照顾的价值，使妇女对生育的想法从被动的义务观转换成主动的期待。同时，还应该加强对已婚女性劳动权益的保护并健全生育保障制度。

比如，关于已婚女性劳动权益的保护，马东平认为应不断创新女职工权益保护机制，探索社会专项基金补偿女性的生育价值，减轻用人单位对女职工生育成本的负担。在健全生育保障制度方面，马东平则建议，应做好生育保险政策扩容，在产假和生育津贴基础上，加入哺乳假、父育假、父育津贴、父母假；建立生育保护体系，做好生育保障、健康（劳动）保护、就业保护与非歧视之间的政策连接；加快生育政策改革的力度和速度，缩小城乡、地区间的生育政策差别；改善公共医疗服务，通过健全优质的妇幼医疗服务体系，打消育龄人群在生儿育女期间的医疗后顾之忧。

“总的来说，倡导新型婚育文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一方面要加强对适龄人群婚恋观、家庭观的教育引导，大力倡导适龄适育、夫妻共担养育责任等婚育新理念。另一方面，则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政策供给作为保障。特别是当前，针对婚育适龄人群生存压力大、结婚成本高、育儿开销大、家庭负担重、女性工作家庭难平衡等婚育路上大大小小的‘拦路虎’，亟待实施综合性的政策措施。多措并举释放政策红利，才能促进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显著降低，使老百姓享受婚恋育儿的幸福。”马东平最后表示。（记者 刘喜梅）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党委书记姚建红：

加强公共卫生智慧化管理

“从2003年的SARS到2012年的MERS，再到2019年的COVID-19（新冠），进入21世纪以来，仅冠状病毒导致的突发传染病就不止一次了。这些全球范围内高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无不在警醒人类和社会：我国乃至全球面临的公共卫生安全外部压力前所未有。”在卫生健康系统工作多年的全国政协委员姚建红，今年两会把建言的内容聚焦于公共卫生的智慧化管理。

针对健全公共卫生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指出，要完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系统，改进不明原因疾病和异常健康事件监测机制，提高评估监测敏感性和准确性，建立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健全多渠道监测预警机制，提高实时分析、集中研判的能力。“经过多年实践探索，我国的公共卫生管理事业在智慧化建设方面取得了突出进步，但仍存在体系建设尚不完善、新技术应用不足、传染病早期发现及重点人群管理等智慧化程度不够的问题。”姚建红感叹。

比如目前，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早期识别能力尚不足，缺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防控相关知识库和模型库，公共卫生管理信息化相关制度建设也相对落后，缺乏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功能规范。重点人群管理系统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部门、疾控中心、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和基层医疗机构尚未实现互联互通，也缺乏很好的信息共享平台。

“要解决这些问题，提高公共卫生的智慧化管理水平和能力是当务之急。”姚建红建议，可从推进智慧业务引领的顶层规划、建立基于通信和互联网大数据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灵活协同的科研支撑体系三个方面着手努力。

“在强化公共卫生管理智慧化顶层设计方面，应坚持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管理。以业务需求为依据，以问题为导向，紧密围绕预防控制、卫生应急、教育培训、科学研究等核心工作，聚焦数据融合，以数据作为关键要素，以应用为能力之本，促进技术与业务深度融合，最大限度发挥智慧化实战效能。在建立基于通信和互联网大数据的应急管理体系方面，应充分发挥通信及互联网大数据在全球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积极作用，并根据公共卫生管理需求，加快对标准和实践工具的研制。明确数据共享在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和应对中的战略地位，对大规模人口流动数据进行科学分析，建立早期预警、信息上报、应急响应的全流程管理体系。”姚建红介绍。

在建设灵活协同的科研支撑体系方面，姚建红认为，应鼓励高校普及智慧化公共卫生体系的相关理念和实践经验；加强公共卫生相关专业学生数据科学与技术培训，开设大数据分析与管理相关课程。同时，面向公共卫生管理智慧化的科技创新的重点方向，统筹整合公共卫生相关数据资源、计算资源，加强面向科研的数据采集、汇聚、挖掘和计算分析应用能力，建设若干领域的科研数据库。（记者 刘喜梅）

举报/反馈

多地真金白银鼓励生育多胎，发钱能提升生育意愿吗？

作者：财经早餐

发布时间：2023-02-27 06:40

快照：

近期，“多地向居民发放二孩、三孩生育补助”的新闻频上热搜，包括杭州、温州等地政府都宣布了多孩家庭的育儿补助标准。对此消息，有网友认为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而也有网友表示：相较于养娃“碎钞机”一般的资金投入，生育补贴那点钱只是“撒撒水”而已。

那么对于刺激生育意愿，直接发钱补贴效果究竟如何？是不是有了补助，生育率就能提高了呢？通过回顾部分发达国家早些年生育刺激政策的效果，或许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迪。

生娃就发钱！各地放大招

据报道，杭州今年将首次向同一对夫妻生育二孩、三孩，且新出生子女户籍登记在杭州的家庭发放育儿补助，拟向二孩家庭一次性发放补助5000元，向三孩家庭一次性发放补助20000元，上述政策近期引起各方关注。

南方的经济重镇深圳市在补贴三胎上的手笔也不小，根据深圳地区差异化递进式补贴模式，只要符合申请条件的生育三胎最多可申请育儿补贴19000元，金额与杭州市的标准已经非常接近。

事实上，今年以来，陆续推进一系列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城市不止上述二城。例如温州市正在就户籍人口一次性生育补贴发放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对符合条件的家庭生育一孩、二孩、三孩的，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元、2000元和3000元。

辽宁省沈阳市也提出，对夫妻双方共同依法生育三个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三孩每月发放5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止。

除此之外，包括黑龙江哈尔滨、山东济南、湖南长沙等地，也明确了对于二孩、三孩家庭的育儿补贴标准，其中有的补贴会持续到孩子三周岁，有的则是一次性在生育之后补贴上万元，其力度不可谓不大。

生娃奖励有点用，但也没“那么管用”

回顾过去五十年世界各地区人口生育变动情况，总体呈现低生育率现象从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向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扩散的趋势。全球最早出现生育率大幅下滑的是欧洲和北美洲，也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欧美发达国家”。1960年后，欧洲和北美洲生育率都明显下降，至今仍处于生育率低于2.1的状态，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两个大洲。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欧美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生育率已经下跌至不足1.3这一区间。为避免“低生育率陷阱”，欧美国家普遍开始实行间接性干预的激励生育政策，主要手段包括现金补贴、税收减免、延长产假等。其中现金补贴是欧美国家进行生育激励的重要手段。

以德国为例，在子女出生后，在家照看孩子暂时不工作的父母（一方）每月可获得其净收入65%的父母津贴，最低不少于300欧元，但最高不超过1800欧元，最多可拿14个月。对于低收入的父母来说，这笔津贴已经基本接近于孩子出生前一方的净收入了。除了上述“父母津贴”之外，按照孩子数量的多少还发放“子女津贴”。按照2021年的标准，德国家庭每家第一和第二个的子女得到的补贴是每人每月219欧元，第三个孩子得到的补贴为225欧元。第四个以及更多孩子得到的补贴为每月250欧元。

其它欧美国家的现金补贴政策也是大同小异：如丹麦、瑞典等国则对新生儿家庭给予相当于人民币2000至6000元不等的一次性母亲奖励。法国妇女生育一个孩子，每月可获177欧元直到孩子3岁；如果3年内生了二胎，老二每月获津贴600欧元直到6岁；第三个孩子出生后，老三每月获津贴900欧元直到18岁。当然除了现金激励之外，还有一系税收减免政策和育儿休假制度作为辅助。那么在如此大的生育刺激力度之下，这些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是否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呢？

我们以三个最为典型的欧洲老牌发达国家（德国、法国、英国）的生育率变动趋势为例（见下图）：总体来看，通过一系列的鼓励生育的政策，这些国家生育率快速下滑的趋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呈现一个低位反弹的态势。应该说，一系列政策上的“组合拳”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其生育率也并没有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较高的水位上（2.5以上）。因此政策的提振效果总体是有限的，对于长期的生育意愿趋势难以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

而亚洲国家由于经济起飞时间相对较晚，像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亚洲发达国家普遍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才实施鼓励生育政策。但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政策的实施效果仍不明显。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订版）》，全球处于极低生育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共有7个。其中5个位于亚洲，分别是中国香港（1.20）、中国澳门（1.19）、中国台湾地区（1.11），以及韩国（1.23）和新加坡（1.23）。日本的总和生育率虽然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但仍处于1.4左右的低区间。

总体来看，亚洲发达国家在应对少子化问题时，政策实施相对较为缓慢，未能如期实现人口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的目标。

结语

通过上述历史数据可知，通过生育支持和鼓励政策，欧洲国家在提升生育率上取得一定成果，但未能改变总体生育率较低这一现状。而且最近二十年来，部分欧洲发达国家为了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采取了放宽海外移民的入籍政策，虽然短期内效果明显，但由此产生的新移民和老居民之间的各种社会矛盾并不比生育问题本身来的小。而对于部分亚洲发达国家来说，生育率下行的趋势目前仍尚未扭转。笔者预计，未来为了鼓励大家生二胎、三胎，各地的“生娃福利红包”可能会越来越大。

举报/反馈

出生人口普遍下滑，多地出台“真金白银”鼓励生育政策

作者：澎湃新闻

发布时间：2023-02-23 15:13

快照：

“真金白银”鼓励生育的政策措施正在更多城市展开。据浙江日报报道，2月22日下午，杭州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杭州市政府2023年度民生实事项目票决出炉，其中“‘抚幼育苗’在杭州”入选十件民生实事项目，提出要向新出生且户口登记在杭州的二孩及三孩家庭发放育儿券。今年，杭州将首次向同一对夫妻生育二孩、三孩，且新出生子女户籍登记在杭州的家庭发放育儿补助，拟向二孩家庭一次性发放补助5000元，向三孩家庭一次性发放补助20000元。

几日前，温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就《温州市户籍人口一次性生育补贴发放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办法》明确，符合政策生育的夫妻，生育一孩、二孩、三孩的，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元、2000元、3000元。

多地出台鼓励生育措施

近来，已有多地出台省级或市级的鼓励生育措施，多以生育津贴、育儿补贴等现金支持为主，同时兼具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去年12月，《云南省生育支持项目实施方案》印发，对全省实施一次性生育补助、育儿补助、婴幼儿意外伤害险参保补贴项目予以指导。《方案》明确，发放期限为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对符合政策条件的家庭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二孩补贴2000元、三孩补贴5000元），育儿补助（二孩、三孩0—3岁期间每人每年补助800元），对婴幼儿意外伤害险参保给予补贴（婴幼儿0—3岁期间每人每年补助50元）。

再早之前，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

省会城市方面，山东济南、湖南长沙、辽宁沈阳、黑龙江哈尔滨也都陆续出台具体的生育激励政策。

今年1月，济南市印发《济南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提出，本市户籍按照生育政策于202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育儿补贴，对其中的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供养人员及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生育妇女每月加发200元育儿生活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

长沙市于去年10月出台《关于发放三孩育儿补贴有关事项的通知》，其中提到，对符合条件的家庭按其合法生育的第三孩（及以上)每孩次一次性补贴1万元。

近年来受“人口流失”之困的东北地区也在鼓励生育。据沈阳日报报道，今年2月，沈阳印发《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提出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其中包括，建立家庭育儿补贴制度，对夫妻双方共同依法生育三个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三孩每月发放5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止。

哈尔滨则于去年11月出台《哈尔滨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其中提到，建立育儿补贴制度，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家庭，每孩每月发放500元育儿补贴；按政策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家庭，每月每孩发放10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子女3周岁。

此外，一些经济强市也加入“真金白银”促生育的队伍。今年1月，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对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第0014号建议的答复》中提到，建立育儿补贴金机制是通过经济手段减轻家庭生育养育顾虑和压力的一种方式，现金补贴政策的有效性、效果的可持续性，还有待作进一步的研究测算和政策论证。下一步，我委将会同财政等相关部门，继续加强这方面问题的调研，向已实施地区学习经验，积极研究评估发放育儿补贴金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各地各部门也将着眼于群众最期盼的生育养育教育等实际需求，落实好各项配套支持措施，进一步推动中央《决定》和各项政策落地见效。

此外，一些地方还出台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济南市提出，对符合公租房申请条件的未成年政策内二孩及以上家庭，在申请公租房时优先予以分配；对因家庭人口增加、就业、子女就学等原因需要调换公租房的，根据房源情况实施常态化申请、统一调换；符合租赁住房补贴申请条件的，提高保障面积标准，每增加一孩保障面积标准增加15平方米。

鼓励生育的另一面：人口形势在变化

在各地密集出台鼓励生育政策的另一面，是人口形势的变化。从全国来看，我国人口自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较上年末减少85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比2021年减少10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比2021年下降0.75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下降0.94个千分点。

不过，从已公布2022年人口数据的省份看，各地人口趋势变化有一定差异。澎湃新闻梳理发现，截至目前，已有江西、广西、贵州、甘肃、青海、重庆、海南、安徽、河南、浙江10省份公布2022年省级人口数据。除河南外，其余9省份2022年常住人口均实现正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10省份的出生人口数量有所下滑，除安徽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统计时间段为2021年11月1日至2022年10月31日，无法比较外，其余9省份2022年出生人口数量相比上一年均有所下滑。人口大省河南2020年出生人口首次跌破100万，2021年再度跌破80万大关，是197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人口自然增长率方面，2022年，贵州、青海、海南、广西、江西、浙江为正，重庆、甘肃、安徽、河南均为负，其中河南人口自然增长率62年来首现负增长。

具体到城市，以杭州、温州为例，这两座城市都是浙江省人口大市。2月22日公布的《2022年浙江省人口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杭州、温州2022年末常住人口分别为1237.6万人、967.9万人，分列浙江省内第一、第三，与此同时，2022年杭州的人口出生率（7.2‰）为全省最高。不过，人口监测数据和调研情况显示，2017年以来，杭州一孩生育率总体平稳，但二孩、三孩出生率直线下降，适龄市民对于二孩及三孩生育意愿明显偏低。其中，第二孩出生数量减少在出生人口下降中占主导地位。而温州曾是浙江人口第一大市，澎湃新闻此前报道，2006年-2015年间，除了2009年，温州常住人口数量均高于省会杭州，列浙江第一，直至2016年被杭州反超。

此前，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曾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比如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他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

此外，任远还提到，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举报/反馈

多地出台生育支持政策，哪个城市最拼？

作者：全国妇联女性之声

发布时间：2023-02-25 15:40

快照：

二孩补助5000元、三孩补助2万元！近日，杭州将首次发放二孩、三孩育儿补助的消息引发关注。媒体梳理发现，近两年，尤其是今年以来，多地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拿出真金白银支持生育。

哪个城市补助力度最大？支持生育，除了发钱还能做什么？

杭州首次发放二孩、三孩育儿补助

22日下午，杭州市政府2023年度民生实事项目票决出炉。据悉，杭州将首次拟向二孩家庭一次性发放补助5000元，向三孩家庭一次性发放补助2万元。（此前报道>>>）

自2023年1月1日起，同一对夫妻生育二孩、三孩，且新生子女的户籍登记在杭州的家庭都可以申领补贴。申领过程较为简单，符合条件的家庭直接登录“浙里办”即可申请，审核通过后，补助将直接发放到个人账户。

近年来，杭州新生儿数量呈下降趋势。数据显示，自2016年中国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后，杭州一孩生育率总体平稳，但二孩、三孩出生率自2017年起呈直线下降趋势。如，2017年，杭州二孩占出生人口比例达到52.11%；而2022年，杭州二孩出生人数占比仅35.94%，甚至低于2015年的占比水平。

据悉，此次补助发放，旨在通过减轻相应负担来提升生育信心，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家庭申领补助后，可用于购买妇幼、婴童等用品或用于托育等开支。

按照2022年人口出生率测算，杭州此次发放育儿补助总金额预计约1.4亿元，将覆盖2.5万个家庭。

多地出台生育支持政策

除杭州外，目前云南、山东济南、湖南长沙、辽宁沈阳、黑龙江哈尔滨等地也在通过发放“真金白银”，支持生育。（此前报道>>>）

云南省

云南省印发《云南省生育支持项目实施方案》。2023年1月1日起，对符合政策条件的家庭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发放期限为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其中包括一次性生育补贴，二孩补贴2000元，三孩补贴5000元；育儿补助，二孩、三孩0—3岁期间每人每年补助800元；对婴幼儿意外伤害险参保给予补贴，婴幼儿0—3岁期间每人每年补助50元。

山东济南

山东省济南市发布《济南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本市户籍按照生育政策于202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育儿补贴，对其中的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供养人员及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生育妇女每月加发200元育儿生活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

湖南长沙

湖南省长沙市出台《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工作方案》，其中提到，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夫妻双方共同依法生育三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三孩及以上每孩可享受一次性育儿补贴1万元。据测算，每年需投入约2000万元。

此外，长沙市总工会还创新开展生育补助活动，参加职工医疗互助项目的女职工，生育政策范围内，每生育一个孩子，便一次性发放补助金1000元。

辽宁沈阳

辽宁省沈阳市出台《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对夫妻双方共同依法生育三个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三孩每月发放5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止。

黑龙江哈尔滨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印发《哈尔滨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家庭，每孩每月发放500元育儿补贴；按政策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家庭，每月每孩发放10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子女3周岁。

湖北黄冈

湖北省黄冈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若干措施》也提到，政策内二孩及以上孕妇在市内助产机构住院分娩的，除落实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规定的生育医疗费待遇外，二孩另外补助500元，三孩补助800元。

河北衡水

《衡水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支持措施》于2023年1月1日试行，提到，在生育支持方面，对女方年满35周岁且夫妻双方均未生育过，通过辅助技术生育第一胎的，给予不高于1万元的补贴；对符合政策生育第三个子女的产妇由政府给予5000元分娩补贴。

在养育支持方面，符合政策生育的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的，给予托育机构补贴，充抵托育费用，第一个婴幼儿每人每月300元，第二个500元，第三个800至1200元。

陕西宁陕

《宁陕县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意见》于2023年1月1日实施，对符合政策生育一孩、二孩、三孩的夫妻一次性分别给予2000元、3000元、5000元的生育补助；对符合政策生育二孩和三孩的家庭，按照生育孩次的不同按照每月600元、1200元的标准发放育儿补助直至孩子三周岁。

浙江温州

目前，《温州市户籍人口一次性生育补贴发放办法》正在市政府官网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对符合条件的家庭生育一孩、二孩、三孩的，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元、2000元和3000元。

深圳

1月10日，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公开征求《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意见。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

生育第一个子女且办理入户登记的，拟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且办理入户登记的，拟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且办理入户登记的，拟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上述补贴截至该子女满3周岁之日止发。超过三个子女的，按照第三个子女计发。按照规定，如果生育三孩，累计可领3.75万元。支持生育，除了发钱还能做什么？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之后，多地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还有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

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省长沙市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陕西宁陕对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在购买住房时按县城5万元、镇中心区2万元分别给予一次性补助；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山东省济南市也在《济南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中提到，生育二孩的职工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自住住房的，一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家庭最高可贷60万元，两人及以上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家庭最高可贷90万元；生育三孩及以上的职工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自住住房的，一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家庭最高可贷60万元，两人及以上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家庭最高可贷100万元。

此外，还有地方出台了一些保障措施，比如：

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同时，任远指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

“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任远称。

来源/中新经纬综合自人民网、澎湃新闻等

编辑/刘斌

审签/侯晓然

监制/周志飞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