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提升二孩生育率作为优先目标

作者：美好生活小能手

发布时间：2023-03-03 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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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国已经进入了“二孩时代”，为了保证人口数量的合理变动以及家庭幸福的实现，提升二孩生育率已成为各部门优先考虑的重要目标。

面对家庭规模的变化，许多家庭仍然抱有以“独生子女”为主的生育理念，这种想法可能会限制二孩生育率的提高。因此，我们需要进行全民教育，阐明二孩政策的实施背景以及二孩对于家庭幸福的贡献。尽管照顾二个小孩的压力加大了，但是，相应的劳动力和家庭责任也会增加。二孩生育率的提高也会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稳定。

委员:提升二孩生育率作为优先目标

其次，政府应该引导和鼓励家庭生育二孩。家庭强调家庭责任，所以政府应该给予家庭相应的鼓励措施，例如税收优惠、生育补贴等。尤其是针对有条件的家庭，政府应该制定具体的补贴规定，在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实现生育愿望。

此外，二孩教育问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生育率提升之后，二孩质量的保障也很重要，教育将是一项长期而重要的任务。教育需要从孩子成长的起点提供保障，为家长、老师和社会创造全方位的服务。对于拥有二个孩子的家庭，政府和社会应该实现更多的教育资源分配，以满足二孩的学习需求。

总之，提升二孩生育率是我们国家未来良好发展的基础。在落实二孩政策的同时，引导和鼓励家庭生育二孩，提供相应的补贴和教育等，为实现人口结构调整和经济稳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此举不光只是对国家，还对家庭与社会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希望能够得到更多人士的关注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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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生育”成代表委员关注热点，他们提了哪些建议？

作者：健康时报客户端

发布时间：2023-03-01 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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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时报记者 赵萌萌）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鼓励生育成为了今年热点话题之一，多位代表委员今年全国两会带来了生育相关的提案、议案。

助产士把兔年‘兔宝宝’放到母亲身上进行早接触。新华社图

全国政协委员甘华田：建议为第三孩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免费教育

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医师甘华田在今年全国“两会”即将提交的一份提案中建议“为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发放教育专项补贴，为第三孩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阶段的免费教育”。

在甘华田看来，目前，“二孩”“三孩”政策对我国总体生育率的影响不如预期。不愿生的原因很多，教育问题是最重要的一个“拦路虎”，要解决这一问题，给三孩提供免费教育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给三孩提供免费教育，国家财政是完全能够承受的，因为小学和初中已经是义务教育了，仅仅需要提供幼儿园和高中的费用。

此外，甘华田还建议减轻育儿家庭医疗负担，实行6岁以下儿童免费医疗，提高儿童健康水平和人口素质；运用好税收政策，在个人所得税征收中，关于抚养子女支出的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按照子女数量进行差异化个税抵扣，并且覆盖从怀孕到孩子年满18周岁。

全国政协委员贺丹：建议小学教育年限缩短到5年，将高中纳入义务教育范畴

据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视频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表示，建议将小学教育年限由6年缩短到5年，将高中阶段纳入义务教育范围，实施“十年义务教育”，

贺丹认为，目前，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但医学上认为30岁之前是女性的最佳生育时期，因此建议缩短基础教育年限，使大学毕业生最佳生育年龄时期延长2年。同时，通过强制义务教育避免贫困地区低龄女性过早进入劳动力市场和婚育阶段，保护其身心健康。

全国政协委员安庭：建议将辅助生殖医疗全面纳入社保

据经济观察网报道，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希肯国际文化艺术（集团）公司董事长安庭表示，建议将辅助生殖医疗全面纳入社保。

安庭认为，应该由国家财政部门联合社保部门牵头顶层设计，尽快在我国全面整体将辅助生殖的所有内容纳入社保报销范畴。同时，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框架范围内，各地尽快完成辅助生殖医疗服务价格的定价标准，门诊治疗中常见的宫腔内人工授精术、胚胎移植术、精子优选处理等涉及人群广、诊疗必需、技术成熟、安全可靠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甲类报销范围。

全国政协委员吴瑞君：建议重点关注想生不敢生群体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吴瑞君表示，工作的重点要放在“想生不敢生”的这个群体。

吴瑞君表示，我们要把提高二孩生育率作为现阶段的重要目标，提升公共服务的均衡化、均等化，包括提升优质教育资源，满足和解决想生不敢生的家庭的顾虑和问题，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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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甘华田：建议为第三孩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的免费教育

作者：红星新闻

发布时间：2023-02-28 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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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入园难和贵的问题，依然是阻碍大多数家庭不愿生育‘多孩’的原因之一。公办幼儿园的名额少，民办幼儿园的费用普遍较高，而高中教育不是义务教育，学费相对较贵……”

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甘华田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为更有效地鼓励生育，他将提交“关于进一步优化生育配套公共服务供给，提高生育意愿，优化人口结构的提案”，建议“为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发放教育专项补贴，为第三孩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阶段的免费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甘华田

观点：

面对生育主导型人口负增长，

需要提高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

甘华田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我国人口60多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面对生育主导型人口负增长，努力提高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是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甘华田认为，目前，适龄的生育人群生育观念相对固化，“二孩”“三孩”政策对我国总体生育率的影响不如预期。

“不愿生的原因很多，但是主要是两个，第一个是教育问题，第二个是医疗问题。实际上，教育问题是最重要的一个‘拦路虎’，要解决这一问题，给三孩提供免费教育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给三孩提供免费教育，国家财政是完全能够承受的，因为小学和初中已经是义务教育了，仅仅需要提供幼儿园和高中的费用。”甘华田如是说。

建议：

为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发放教育专项补贴

减轻育儿家庭医疗负担

甘华田表示，探索更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应鼓励地方在降低养育、教育成本方面大胆创新。

那么，如何降低多孩家庭的教育成本？对此，甘华田建议，为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发放教育专项补贴，为第三孩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阶段的免费教育。

此外，甘华田还建议减轻育儿家庭医疗负担，实行6岁以下儿童免费医疗，提高儿童健康水平和人口素质；运用好税收政策，在个人所得税征收中，关于抚养子女支出的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按照子女数量进行差异化个税抵扣，并且覆盖从怀孕到孩子年满18周岁。

在养育、教育成本之外，甘华田对多孩家庭住房保障问题也有关注。甘华田提出，针对多孩家庭出台住房保障政策，降低多孩家庭的养育成本。而从地方实践上，目前福建省龙岩市已出台《龙岩中心城区三孩家庭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实施办法》，助力缓解多孩家庭购房压力。

如若实行上述一系列举措，其带来的医疗、教育成本是否会增加财政负担？

对此，甘华田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费用应该是国家财政能够承受的。“这实际上是一个鼓励性的、引导性的政策，表明国家鼓励生育的决心，也充分彰显党和政府‘以人民为中心’的为民情怀。”

现状：

多地探索生育支持措施

以现金补贴和购房政策为主

那么，为何建议为三孩提供免费教育，而不从二孩开始？

甘华田表示，这是出于对财政负担的现实考虑。给三孩提供免费教育不会太增加国家财政负担，有可行性的同时，也起到了鼓励生育的作用。

红星新闻记者检索发现，目前多地已经出台针对三孩的生育支持措施。

比如，湖北荆门部分地区对三孩家庭给予一次性购房补贴4万元。2022年11月，湖北荆门市人民政府官网发布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其中明确二孩、三孩家庭还可以受到住房政策支持。对夫妻双方中至少一方为荆门市户籍，在东宝区、荆门高新区·掇刀区、漳河新区等三区购买首套或改善型普通住房的生育二孩及三孩家庭发放购房补贴，其中二孩家庭给予一次性补贴2万元，三孩家庭给予一次性补贴4万元；有两个及以上未成年子女的职工家庭在市里购买首套或改善型住房时，住房公积金购房贷款额度最高可达到规定限额的1.2倍。

湖南长沙对三孩及以上每孩一次性发放育儿补贴1万元。2022年7月，湖南长沙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工作方案》。长沙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刘激扬在解读该方案时表示，夫妻双方共同依法生育三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三孩及以上每孩可享受一次性育儿补贴1万元。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

红星新闻记者 王辰元 张炎良 北京报道

责编 任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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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形势报告2023：鼓励生育刻不容缓

作者：金融界

发布时间：2023-02-16 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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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娲人口研究团队：任泽平、梁建章、黄文政、姚劲波、何亚福、吕俊、於嘉

特别鸣谢：白学松 对本文数据整理有贡献

导读：2022年我国人口开始负增长，总和生育率跌破1.1、全球倒数，放开并鼓励生育刻不容缓。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2021年仅1.15，2022年或不到1.1，仅为世代更替水平（2.1）的一半，全球倒数。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三孩政策效果未显现，未能扭转中国出生人口下降趋势，生育堆积效应已消退，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来连续六年下降，2022年出生人口956万人，比2021年减少106万人，创历史新低，总人口比上年减少85万，开始负增长。

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1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4.2%，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22年上升至14.9%，预计在2030年左右进入占比超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三大趋势加速到来。人口因素影响重大深远，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一。

我们这几年呼吁“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应对老龄化少子化挑战”，开始逐渐看到曙光，生育政策在逐渐松动。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过去长期影响生育政策走向的保守派也开始改弦易辙，也开始呼吁放开并鼓励生育。

自放开三孩政策以来，全国各地积极健全生育配套服务，从生育补贴、生育保险、个税减免、延长育儿假、提供托育服务、住房优先保障等方面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越来越多的地方拿出真金白银来鼓励生育，根据统计已经有四川省攀枝花市、甘肃省临泽县、湖北省安陆市等十几个城市出台或拟出台生育或育儿补贴的相关政策，但目前看补贴力度仍低于大部分欧洲国家。

近日，2023年第一期《人口与健康》刊发了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长杨文庄的文章，提出要鼓励地方在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方面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在“十四五”期末，使家庭负担有效降低。

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行之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得以出台，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鼓励生育的力度。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未来人口有望长期健康均衡发展。

正文

1 总人口14.1亿，开始负增长，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三大趋势加速到来

2022年中国总人口14.12亿，开始负增长，是1949年以来除了三年自然灾害期外，第一次负增长，符合我们在2021年对人口总量的预测结果。2020年中国总人口为141178万人，净增204万，2021年总人口141260万人，净增仅48万，创有数据以来新低，2022年总人口141175万人，比2021年减少85万人，人口总量开始见顶回落，进入负增长时期。中国人口从8亿到10亿，花了12年；从10亿到12亿，花了14年；从12亿到14亿，花了24年。

2016年《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估2020年中国人口14.2亿人，但未实现，过高估计全面二孩政策对生育率提升的影响，认为2015年总和生育率在1.5-1.6之间，预期2020年、2030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8，进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达14.5亿人的峰值。

此外，联合国同样高估中国人口增长。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对中国人口有9个预测方案，其中中方案假设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70、1.72、1.73，进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1年迎来14.6亿的峰值；低方案假设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5、1.32、1.23，人口将于2024年达到14.5亿的峰值。联合国最新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调低了对中国未来人口的预测参数，但仍然认为，从2023年起，中国总和生育率的大趋势是缓慢上升。中方案生育率参数为：2030年上升到1.27，2040年上升到1.34，2050年为1.39，到2100年上升到1.48左右。

相较于维持人口总量不变的世代更替水平2.1，2021年中国总和生育率约1.15、2022年已降至不到1.1，处较低水平，随着生育堆积效应消失，生育率还将进一步下滑。如果总和生育率一直较低，中国人口将陷入持续负增长。人口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1962-1975年高生育率时期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2050年左右开始，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中方案，2050年中国总人口将下降至12.64亿，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到6.85亿，占世界比例将从现在的18%降至6.5%。

人口数量和质量共同影响国力，随着人口总量萎缩，将影响中国大市场优势，也将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规模以及全球竞争力。好在全社会已经开始高度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长期保守的计生政策在松动，逐渐转向了鼓励生育的政策。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202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内容包括：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2022年8月1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改委等17部门又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强化深入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同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函，同意建立由26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国务院优化生育政策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全国优化生育政策工作。

2022年10月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适时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

2023年第一期《人口与健康》刊发了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长杨文庄的文章，提出要鼓励地方在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方面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在“十四五”期末，使家庭负担有效降低。

自放开三孩政策以来，各地积极健全生育配套服务，从生育补贴、生育保险、个税减免、延长育儿假、提供托育服务、住房优先保障等方面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越来越多的地方拿出真金白银来鼓励生育，根据统计已经有四川省攀枝花市、甘肃省临泽县、湖北省安陆市等十几个城市出台或拟出台生育或育儿补贴的相关政策，但目前看补贴力度仍不足，低于大部分欧洲国家。

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行之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得以出台，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鼓励生育的力度。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未来人口有望长期健康均衡发展。

2 老龄化加剧，正从人口红利期转入人口负担期

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1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4.2%，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22年上升至14.9%，预计在2030年左右进入占比超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6.8%，企稳一段后将再度上升至2084年及之后的约46%。2001-201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年均增加0.2个百分点，2011-2022年年均增加0.5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

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预计到2035、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分别达3.27、3.93亿，占全球老人比重将分别为36.8%、40.4%，届时大致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中国高龄化问题也将日益突出。2020年中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超3580万人，占比2.5%。预计2030、2050、2073、2100年将分别占比3.8%、10.3%、17.1%、20.8%。

老龄化地域差异大，东北、川渝地区老龄化明显。分省看，2021年仅西藏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低于7%，未进入老龄化阶段；新疆、广东、青海、宁夏等13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介于7%-14%，初步进入老龄化阶段；河北、陕西、浙江、北京、河北、湖北等17省高于14%，处于深度老龄化阶段，其中，辽宁、重庆、四川、上海、江苏、黑龙江、吉林分别高达18.8%、17.8%、17.6%、17.4%、17.0%、16.8%、16.7%。

1962-1976年的婴儿潮人口加速步入老龄化，退出劳动力市场。我们前面享受了多大的人口红利，后面就要背负多大的老龄化负担，我们正从过去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期转入人口负担期。未来养老负担、社保支出和政府债务将持续上升。未来医药、养老、医疗等行业都是大赛道。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韩国等亚洲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比美欧更严重，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韩国最新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0.8（联合国的代际平衡黄金综合生育率是2.1），可能跟美欧移民政策比亚洲更开放有关，但是欧洲的大规模移民涌入带来了社会治安变差、种族冲突、社会撕裂、白人比重大幅下降等新的问题。

3 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

劳动力规模持续萎缩、劳动人口占比大幅下降，2010-2021年15-64岁人口规模从10亿降至9.7亿，占比从74.5%降至68.3%，预计到2050年降至59%。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2013年见顶，随后进入快速下滑阶段，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中方案，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到59.1%，210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到44.3%。人口数量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挑战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下降，经济潜在增速下行。

我们正从人口红利期转入人口负担期，面临“未富先老”局面。人口数量红利是过去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以及与之相关的巨大统一市场，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体。1962-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人口是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主力，生产和储蓄多，消费少，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储蓄超过投资部分产生贸易顺差，同时过剩的流动性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推动消费升级，经济潜在增速较高。在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年、2013年见顶，而日本、美国、英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分别在1991、2009、2013年见顶，当时的人均收入远高于中国。

如果不作出改变，老龄化人口结构将影响长期经济增长。人口总量的增加、质量和结构的改善推动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经济腾飞，并在二战后成为世界霸主。人口老龄化使得我国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随着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下降，劳动力成本将日益上升，部分制造业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迁移。从边际上看，中国人口红利即将结束，面临“未富先老”局面，未来储蓄率和投资率将逐渐下降，消费率将逐渐上升，经济潜在增速下滑。从绝对水平看，当前中国人口总抚养比约40%，未来一段时间仍处于人口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小于50%）。

4 少子化加剧，新出生人口持续创新低

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三孩政策效果并未显现，未能扭转中国出生人口下降趋势，生育堆积效应已基本结束，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来连续六年下降，2022年出生人口956万人，比2021年减少106万人，继续创新低。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三轮婴儿潮，分别为1950-1958年的年均2100万，1962-1975年的年均2628万，1981-1994年的2246万，之后逐渐下滑至2003-2012年的约1600万，其中2012年为1635万。第四轮婴儿潮原本应在2010年后出现，但因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而消失。2013-2015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640、1687、1655万。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出生人口在2016年达1786万、创2000年以来峰值；但2017年开始，出生人口连续六年下滑，至2022年已跌破千万大关，降至956万人，继续创历史新低。

分省看，广东出生人口居前，河南、山东、河北等人口大省近五年出生人口降幅超过40%。从出生人口看，2021年出生人口前三的省份分别为广东、河南、山东，分别为118.3万、79.3万、75万人，仅广东省出生人口超百万，合计占全国的26%。从出生人口变动看，2017-2021年新疆、山东、黑龙江3省出生人口降幅超过50%，重庆、湖南、河北等10省出生人口降幅在40%-50%，山西、吉林、四川等15省出生人口降幅在20%-40%，仅宁夏、贵州、西藏3省出生人口降幅小于10%。

目前各地公布的2022年的出生人口数据，相比2021年均有所下滑，下滑比例在6%-14%，其中青海、重庆、贵州、广西、甘肃、江西出生人口降福分别为6%、7.9%、9.4%、11.9%、12.7%、13.8%。

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生育率低迷、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等，出生人口仍将下降。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中方案，到2050年，我国出生人口将降至773万，为印度的1/3，2100年降至306万，仅为印度的1/4。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中国生育率一定能触底回升，人口结构有望逐步改善。

5 生育率持续下降，“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问题严峻

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 2021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仅1.15，2022年降至不到1.1，仅为更替水平（2.1）的一半，全球倒数。根据我们估算，2016年总和生育率冲高至1.7、较2015年明显上升，2017年略降，2018年明显下降至1.5左右，2019年基本持平，2020年仅1.3，2021年已降至1.15，2022年不到1.1（按照出生人口每年956万计算）。从国际比较看，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法国、美国、巴西、英国、德国、日本分别为1.79、1.66、1.64、1.56、1.53、1.3，中国总和生育率全球倒数。

为什么不生？现阶段低生育率原因已经从死亡率驱动转向功利性生育消退和成本约束驱动转变，生育基础削弱、生育观念改变、生育的机会成本和直接成本高是影响生育率的主要原因。

首先，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第一，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后持续回落，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20年平均初婚年龄从22.9岁推迟至28.7岁。第二，结婚后选择丁克的家庭在增多，尤其是在较为发达的一二线城市。第三，生育年龄推迟、环境污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卫生保护缺失等导致不孕不育率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不孕不育率为12%-18%。

其次，生育观念改变也使得生育率趋于下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年轻一代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改变。与父母辈相比，现在的年轻人并不把生育作为必然选择。70、80后生育观念保守，认为生育是必然选择，但现在90后、00后更加追求自我满足，不愿意过早被生育束缚，倾向于晚生、少生、甚至不生。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很多女性不愿因生育被困在家中，从而降低生育意愿。并且，由于社保体系的完善，社会养老功能逐渐强化，“养儿防老”观念逐渐被淡化。

最后，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 “四二一”结构的家庭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机会成本高。根据育娲人口2022年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在统计的14个国家中，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7万元。如果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进行国际对比，澳大利亚是2.08倍，法国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国是3.64倍，美国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国是6.9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

6 家庭小型化、不婚化成新趋势，2020年家庭户规模降为2.62人

根据普查数据，2010-2020年平均每个家庭户规模由3.10人降至2.62人，家庭户规模继续小型化，主要受我国人口流动日趋频繁、户籍制度改革不到位、年轻人不婚不育观念等因素影响。2020年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10人减少0.48人。根据抽样数据，2021年，我国家庭户规模约2.77，总体呈小型化趋势，主要原因集中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人口流动日趋频繁，职业流动性增加，家庭成员间空间距离变大，年轻人更可能离开父母独立居住，一人户、“空巢”家庭和“纯老户”数量、比例均会增加。

第二，当前户籍制度改革进程明显滞后于人口流动趋势。流动人口无法享受与户籍人口均等的教育、医疗资源与公共服务，降低生育意愿。

第三，年轻人不婚不育观念日趋普遍。60年代是传统的一代，70、80年代是转型的一代，90、00后不向往结婚生育，向往独立、自由、享受，抵制“996”，发达国家也走过类似的道路。年轻人对组建家庭、养儿育女的意愿逐渐下降，对婚姻的依赖不如以往强烈，单身经济盛行。近年，我国结婚率日益走低，离婚率逐渐达峰并趋于平稳。2013-2021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7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764万对。我国离婚对数于2019年达峰，由于离婚冷静期制度，2020、2021年离婚对数逐渐下降。不婚导致大量单身人口的出现，民政部估计2021年独居单身成年人口或高达9200万。

从国际看，因生育率下滑、晚婚、不婚率和离婚率提高、人口流动等因素，家庭规模小型化是世界各国人口发展的普遍趋势。当前，日本、美国、韩国家庭户均规模分别降至2.27、2.53、2.4人，中国家庭户均规模从1982年的4.41降至2021年的2.77。从一人户、二人户比例看，1960-2015年，日本一人户、二人户家庭比例分别从5.3%、12.7%增至34.5%、27.9%；中国2020年分别为25.4%、29.7%，未来户均规模仍有下降空间。

此外，中国家庭户规模小型化空间大，可能导致更多的住房和更大的人均住房面积需求。

7 性别比持续改善，男性比女性多3337万，农村“剩男”和城市“大龄剩女”问题突出

性别比逐渐改善，2022年总人口性别比为104.7，较2021年略有降低，处于历史低位水平。2022年男性、女性人口分别为72206、68969万人，占比分别为51.2%、48.8%，男性比女性多3337万，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4.7，较2021年略有降低，目前处于历史低位水平，“重男轻女”的错误思想有明显改善。

分省看，2021年，辽宁、河北2省人口性别比在100以下，吉林、黑龙江、河南、青海、四川、重庆等16省介于100-105，湖南、天津、湖北等10省介于105-110，西藏、广东、海南在110以上。整体看，东北呈现“女多男少”的特点，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97.6、100.3、100.4，人口大省广东性别比高达111.7。

需要注意的是，男女比例失衡、女性意识觉醒等原因造成婚姻市场匹配困难，农村“剩男”和城市“大龄剩女”问题突出。第一，男女比例失衡。比如00后男女性别比达119，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万，90后男女性别比达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第二，女性多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于自身条件的女性。婚姻成本越来越高，男性在婚姻市场的主动性受家庭资源、财富水平的影响。经济发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给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社会地位上升。女性不再只作为“家庭主妇”，而是进入职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高学历女性往往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在事业发展期面对巨大的恋爱、结婚、养育等成本时，如果没有遇到物质与理想同时匹配的择偶对象，更倾向选择不婚甚至不恋，加大婚姻市场匹配难度。2020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有超过60%分布在村镇、为高中以下学历；未婚女性有超过60%分布在城市、为高中以上学历。

8 人户分离人口规模扩大，户籍制度亟待改革

人口流动规模持续扩大，流动趋势明显，2020年人户分离人口、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流动人口分别比2010年增长88.5%、192.7%、69.7%；2021年人户分离人口、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流动人口继续同比增长2.2%、1.7%、2.4%。人户分离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现象，与户籍制度、经济发展联系密切。2021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4.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6.7%，低于常住18个百分点。根据普查数据，2020年，人户分离人口为49276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1694万人，流动人口为37582万人，跨省流动人口达12484万人。与201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5%，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92.7%，流动人口增长69.7%。根据抽样调查数据，2021年人户分离人口为5.04亿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19亿人，流动人口为3.85亿人。与202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2.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7%，流动人口增长2.4%。

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吸收人口流动比例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吸收跨省流动人口能力强。其中，2020年，东部地区吸收跨省流动人口9181万人，占比达73.54%；中部地区吸收955万人，占比是7.65%；西部地区吸收1880万人，占比15.06%；东北地区吸收468万人，占比仅3.75%。

以上数据说明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持续推进，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于人口流动趋势，人地挂钩机制不完善，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公平化，同一城市内教育、医疗等资源分配不均等。应当尽快建立人地挂钩机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按照常住人口配置。

9 人口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东北、西北人口持续流出

人口进一步向经济发达区域、大都市圈城市群集聚但分化加大，6个人口萎缩省份全部位于北方，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2010-2020年东部人口占比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上升0.22个百分点，东北下降1.20个百分点。2020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人口占比分别为39.93%、25.83%、27.12%、6.98%。分省看，2020年广东、山东2省人口超1亿，分别为1.26、1.02亿，合计占全国的16.1%。河南、江苏、四川等9省人口在5000万-1亿，云南、江西、辽宁、福建、陕西等17省人口在1000万-5000万，宁夏、青海、西藏不足1000万。10年间甘肃、内蒙古、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6省人口萎缩，分别减少55.5万、65.7万、79.6万、115.5万、337.9万、646.4万人，全部位于北方，人们用脚投票，奔向南方。

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经历了从“孔雀东南飞”到2010年后的回流中西部，再到近年的粤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中西部并存。城市层面，人口持续向少数核心城市集聚。一、二线人口持续流入但增速放缓；三、四线城市人口持续净流出。都市圈层面，人口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分化加大。城市群层面，人口进一步向核心城市群集聚。从国际看，美国人口迁移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在地区层面，从向传统工业主导的铁锈8州集聚，到向能源、现代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主导的西海岸、南海岸集聚。二是在城乡层面，人口在城市化中后期明显向大都会区集聚。日本人口随产业持续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在1973年左右从向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极”集聚转为向东京圈“一极”集聚。

人口集聚分化促使房地产市场不断分化，需求向大都市圈大城市群集中，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未来房地产市场将更加分化，但人地分离、供需错配，一二线城市高房价、三四线高库存。中国城镇化战略长期存在“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的倾向，与人口迁移趋势背离。分地区看，2010-2020年东部城市建设用地增速低于城镇人口增速3.3个百分点；而中部、东北、西部分别高20.3、17.4、24.3个百分点。分规模城市看，2010-2020年1000万人以上城市城区人口增长25.4%，但土地供给仅增长2.6%；20万人以下城市人口增长22.8%，土地供给增长47.8%。人地分离、供需错配，导致一二线城市高房价、三四线高库存。而且货币超发使得广义货币增速多高于名义GDP增长，尤其刺激供给短缺、优质公共资源富集的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尽管近年中国城市发展战略逐渐调整为“以中心城市为引领，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都市圈建设为突破口，对中小城市分类施策”，但任重道远，共识还未形成。

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建议以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为核心加快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更多发挥房地产实体经济功能，回归居住属性和制造业属性。

10 受教育程度提高，但社会阶层固化现象需重视

2010-2020年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增长73.2%，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9.1%，文盲率由4.08%降至2.67%，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人口红利转向工程师红利。

从受教育程度看，2020年具有大学、高中、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分别为17.2%、16.8%、38.4%、27.6%。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 8930 人升为15467人，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4032人升为15088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 38788人降为34507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26779人降为24767人。分区域看，2020年北京、上海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大于30%，学历水平高；内蒙古、江苏、陕西、宁夏等20省介于20%-30%，四川、河北、湖南等8省小于20%。

从受教育年限看，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提高9.1%。文盲人口3775万人，文盲率由4.1%降为2.7%。分区域看，2020年北京、上海、天津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大于11年，受教育程度较高，山西、广东、辽宁等10省介于10-11年，黑龙江、湖南、河北等14省介于9-10年，青海、云南、贵州、西藏4省在9年以下。

但近年社会阶层流动放缓，名校录取中来自农村和寒门的比例下降。我国收入基尼系数由2015年的0.462升至2021年0.466，税前收入前10%的人群收入占比由2000年的35.56%升至2019年的41.43%。1978-1998年北大清华等名校农村学生超三成，9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2021年清华在内地招生约3500名，农村及专项计划实施区域学生占21%，若没有针对贫困地区的专项计划，清华农村生源比例不到一成。此外，就像中国香港年轻人被一套房子绑架一生，高房价抑制了社会阶层流动和年轻人奋斗的梦想。住房制度决定房地产市场。全球各经济体房地产市场表现差异极大，有的陷入高房价困境，带来各类经济和社会问题，如中国香港和英国；有的暴涨暴跌，引发金融危机，如美国和日本；有的房价长期稳定，居者有其屋，如德国和新加坡。1998年内地住房制度改革学的是中国香港、中国香港学的英国（参考畅销专著《房地产周期》《全球房地产》）。加大教育投入、调节收入分配、促进教育公平、加快推动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的住房制度改革等日益重要。

11 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刻不容缓，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

我国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在“十四五”时期扑面而来，将影响中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人口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要素。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开并鼓励生育大势所趋。

尽快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全面放开生育，将是否生育、生育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生育的权利还给家庭，由每个家庭自主决定生育的孩子数量。全面放开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

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降低抚养直接成本。五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六是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七是完善辅助生殖顶层设计，给有需求家庭定向发放辅助生育补贴券，促进合理需求充分释放。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打造高质量为老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一是加快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二是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鼓励企业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推进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三是加大养老产业金融支持探索，优化养老服务供给，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四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互联网+养老”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推进适老化改造，保障老年人高质量、有尊严的退休生活。

我们正处于人口大周期的关键时期，应该高度重视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的新形势新趋势。好在社会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开始关注生育问题，积极出台完善生育支持体系的政策、积极应对老龄少子化。

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中国生育率一定能触底回升，人口结构有望逐步改善，从而实现人口长期健康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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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全国政协委员贺丹：“老龄化”不是洪水猛兽，“发钱鼓励生娃”不要只关注二孩三孩

作者：红星新闻

发布时间：2023-03-03 21:39

快照：

2022年，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年出生人口不到1000万。人口负增长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有何影响？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近日，红星新闻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致力于参与人口监测预测，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决策支持，贺丹也提交过多份有关人口与生育的提案。贺丹认为，对人口负增长，我们不用过度焦虑，但要积极应对，充分挖掘人口变动中的积极因素。

贺丹指出，经济社会发展适应人口负增长这一重大转变，要靠政策、制度、环境、文化。“人口负增长是大的趋势，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政策干预，让它下降的速度慢一点。”

贺丹也对有部分地方“发钱鼓励生娃”的政策提出了她的意见。“不要只关注二孩三孩，也不要只发给户籍人口。”

对于生育与性别歧视的话题，贺丹指出，如果性别平等更加进步，生育水平会回升。

↑全国政协委员贺丹 摄影 罗炎

1

不用过度焦虑人口负增长

但要积极应对，充分挖掘积极因素

红星新闻：您对我国人口数量变化趋势的判断是什么？

贺丹：我们中心对人口变动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现在是零增长区间，大概从2019年开始，总人口变动在100万上下。不过我们发现，近几年的人口波动变化很大，特别是出生人口下降很快，那么可能会有一个波动的区间。我们的邻国日本也是出现第一个小高峰以后有波动。我们又有三年疫情等短期和长期因素的影响，所以我国人口在零增长区间范围内可能还会有小幅波动，但是可以确定地说走进了向下的通道。

人口负增长是大的趋势，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政策干预，让它下降的速度慢一点。

红星新闻：您怎么看人口负增长引起的一些担忧？

贺丹：是不是人口负增长，我们中国就不发展了？不是这样的，人口的变动是中性的。人口是基础性的、长期性的、战略性的影响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比如，人口红利是有窗口期的，能不能实现，靠你的政策、制度、环境、文化。

人口负增长、老龄少子化是人口变动的自然规律，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运动是永恒的，新的发展阶段会面临新的问题。

对人口负增长，我们不用过度焦虑，但要积极应对，充分挖掘人口变动中的积极因素。

首先是虽然我们人口总量已经下降，人力资源总量还在持续增长。我们中心做过一个简单的测算，如果把人口总量乘以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测量，到2035年之前，我国的人力资本都是持续增长的。这个简单测算是有缺陷的，因数据所限，只考虑了学校教育的年限。有的研究团队还考虑了职业培训等其他影响人力资本的因素，测算结果显示，到2040年之前，人力资源总量都会持续增加。所以，人力资本的增长还会持续10~20年。

第二，虽然人口总量下降，但人口家庭户的规模还在持续增长。这是因为越来越多年轻人晚婚晚育，家庭户的平均人数在下降，单人户越来越多。家庭户总量对住房、汽车等大宗耐用消费品的影响非常大，（但是也对能源消耗影响很大，）所以这个市场空间是非常大的。

第三，我国还处于低龄老人比较多的阶段，部分低龄老人又有钱又有闲，又有经验又有技能，是支持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四，健康方面，我们可以期待未来中国人预期寿命延长的同时，健康预期寿命（指预期寿命的健康部分）也会延长，这也会重塑人力资源的基础。

↑苏州相城区的一家日间照料中心 据视觉中国

此外，人口变化也为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提升公共服务品质创造了有利条件。1962年、1963年的人口出生高峰接近3000万，现在一年就1000万，那么以前很多想都不敢想、干都不敢干的事情，现在都可以想、可以干了。

例如，现在专科生加上本科生，大学生入学规模已经达到了1000万，这意味着以后可能每个孩子都能上大学。如此，我们可以期待未来教育没那么“卷”了。又比如，0-3岁年龄段的孩子越来越少，前几年的小高峰是1800多万，那些孩子基本已经上幼儿园了，现在才1000万，空出的学位就可以投入婴幼儿照顾，不少幼儿园特别是民办幼儿园，会主动改成托儿所的。教育投入会加大，而目前对0~3岁婴幼儿照顾的财政投入还非常少。在人力资源方面，财政投入可以去对标经合组织教育委员会开展的“强势开端”计划，对标他们的儿童早期教育。

人口变动对教育资源配置的影响是最大的。我们算了一个数，到2035年，0~17岁人口会比现在减少一个亿，这会让教育支出有很大的结构性变化。

总体来讲，我国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还有很多有利的因素，使人口能够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能够挖掘的潜能还非常大。怎么挖掘，是政策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的效能决定的。

人口变动是自然的经济社会和人口双向适应的过程，经济社会发展要服务于人口发展这一目标，人口发展又会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这是一个动态均衡的过程，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人口负增长。

2

“老龄化”不是洪水猛兽

70岁以下老人是“活力老人”

红星新闻：老龄化进程加快，如何应对好当下的老龄化？

贺丹：我国老龄化的进展非常快。历史上出生人口有几个高峰，在1962年、1963年的高峰年达到了2900多万。这是什么概念？这一部分人现在刚好过了60岁，所以一年的老龄人口总量一下就增加了1000多万。

国家有一些总体的安排，把积极应对老龄化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信心，老龄化虽然来得很快，但它不是洪水猛兽，我们有很多的有利条件，可以积极地应对。

我们的预期寿命在不断地提升，2021年达到78.2岁了，我们的健康预期寿命也在提高：老年人不但活得更长了，也活得更健康了。国家现在也特别关注银发经济的发展。

现在还是低龄老人比较多，1963年这一波出生高峰的特别多，我们把70岁以下的老人称作“活力老人”，他们经验丰富，身体状况还好，也很愿意参与社会工作。

红星新闻：我国的人口红利什么时候会消失？

贺丹：从人口学的概念来讲，人口抚养比在50以下是人口红利的窗口期。目前我国窗口期还没有关闭，会延续到2035年前后，但是红利的空间在缩小。

除了传统的人口红利概念，大家也创造了很多新的概念，比如人力资本红利、人才红利，还有老年人力资源二次开发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红星新闻：除了人口数量，我们也关注人口结构的问题，中国是否能够达到一个好的人口结构？

贺丹：没有什么好的人口结构，很难定义什么是好的人口结构。高龄少子化是人口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是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所以你说好不好，不好，但它就是这样。你说活得长好不好，当然好，但你看宏观结构，人口老龄化了。

我们说，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指有一个动态的均衡，没有什么是最好的。经济社会发展要适应人口的变动，人口当然也参与发展的过程，但是人口发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最终的目标，而不是拍脑袋想一个最优的人口结构，然后怎么调过去。

3

政策干预可以创造生育友好的环境

让“生育赤字”缩小

红星新闻：生育率下降有哪些原因？

贺丹：首先，经济社会发展是现在生育意愿变化的主要因素。人口的现代化转型就是指人口由高出生、高死亡、高增长转为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长。现代化国家生育意愿都不高。我们的调查发现，不考虑任何的限制条件，中国人群的理想子女数是1.8左右，有波动，但是不大，打算生育子女数也有变化，前两年有点低了，因为打算有延后。总体来讲生育意愿是下降的。

第二是生育主体代际更替效应，90后、00后跟80后、70后、60后的差异太大了，因为社会在加速发展，特别我们中国整个是一个压缩性的发展，而且年轻人的价值观念快速趋同。另外有一些短期因素的影响，比如，因为疫情延后生育。

↑江苏省南通市第六人民医院六院婴儿游泳中心 据视觉中国

红星新闻：低生育率是否可以扭转？

贺丹：高龄少子化是一个大的趋势。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1的更替水平，也没有再上去，最好的北欧国家曾经很长时间在1.8左右，现在也下降了。

现在生育意愿下降，以后生育观念可能会多元化，但少生优生还是主流。我们可以做的是外部政策干预，帮助有生育意愿的家庭实现生育意愿，努力稳定生育率，让它不要变动太快。

政策干预可以创造生育友好的环境，让生育水平不会下降得太快，让“生育赤字”缩小。我们中心调查的生育打算是在1.6左右，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1，这0.5个子女的赤字就是政策干预的空间。

4

性别平等更进步

生育水平就会回升

红星新闻：有些生育支持政策出来，比如说产假延长、放开三胎，女性会觉得加重男女就业不平等。但是低生育率正是与性别不平等有关系。您如何看待性别平等和生育的关系？

贺丹：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我们梳理了国际上的经验后发现，在促进性别平等的初期阶段，生育水平是快速下降的，但是到促进性别平等的成熟阶段，生育水平是回升的。有人说，现在就是女孩子想得太多了，要受教育，就不想结婚生孩子了，所以不能让她们受太多的教育，要让她们回归家庭。这是不对的。

性别平等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共识，也是不可逆的过程。只要往更高的阶段发展，就是性别平等进步到一个更加成熟的阶段，生育水平又会回升。比如说没有就业歧视，工资待遇都是由对企业的贡献决定的。以前有人会说女孩不如男孩聪明，现在我估计没有人敢这么说了。同样地，以后企业也不会有这个概念，男职工和女职工都一样。

此外，社会公共服务政策也非常重要，性别平等的发展阶段也是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性别平等进步，我有信心我们的生育水平会提升。

红星新闻：很多女性求职的时候被问，有没有结婚，三年内会不会生孩子。那么，职场性别歧视如何消除？

贺丹：女性的职业发展和生育的矛盾，大家都很关注，每次去调研，我也很有感触。不仅仅是女性，年轻男性也有职业发展和家庭婚育的矛盾冲突。

我觉得，生产是女性完成，但是家庭育儿一定要有男性的参与。在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因素中，家庭内部代际的支持，性别角色分工的平等，这些小环境因素比外部的环境更重要，这是我们近两年调研的一个新发现。

外部性别歧视的问题不仅是在生育政策调整以后，以前就长期存在。尽管我国妇女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一些不良的社会思想习俗仍根深蒂固。我建议，要营造性别平等的社会文化。

同时，要构建好基本制度，根本的是要转变企业的用人标准，就看求职者的能力而不是性别。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生育保险的改革和完善，比如生育保险要扩大覆盖面，然后加强对生育群体的保障。那么生育保险可不可以不仅仅对女性，对男性也有一些保障？我看到有地方生育保险基金有富余，男性休陪产假或者育儿假也可以支出津贴，这个是很好的。

↑贺丹接受媒体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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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钱鼓励生娃”：

不要只关注二孩三孩，不要只惠及户籍人口

红星新闻：现在有些地方推行“发钱鼓励生娃”政策，对此您怎么看？

贺丹：给钱，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一点家庭养育的负担，但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问题，要有基本制度的构建，这不会短期见效，我们要有耐心。现在有些发钱的措施我们也关注到了，我通过媒体给地方政府提一些建议。

首先，不要只关注二孩三孩，一孩太重要了，这是年轻人面临的最大问题。一孩的养育体验直接影响到再生育的决策。

第二，不要只做户籍人口，要做就做全人口，所有在你这个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的人群，可以去跟社保挂钩。不要跟户籍制度绑定，因为以后城市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是年轻人的竞争，你要通过这些友好的政策把人留下来，而不是根据户籍差别对待。

当然，我们也在关注和评估这类政策的效果，以便为相关政策的出台提供更好的意见和建议。

红星新闻记者 胡伊文 赵倩 北京报道

责编 任志江 编辑 何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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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养育子女仅由女性承担不公平

作者：京报网

发布时间：2023-03-02 16:22

快照：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甘华田表示，女性家庭抚幼负担与社会劳动参与存在矛盾，而养育子女是夫妻双方的责任，“如果仅由女性承担是不公平的”。

他指出，市场上保姆雇佣费用较为高昂，如果能延长男性生育假，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家庭养育成本。

因此，建议完善生育配套措施，加大对女性权益的保护力度，努力消除育龄妇女就业歧视；可考虑适度延长生育假，特别是男性的生育假期，有效平衡女性承担过重抚育责任的“家庭天平”。

这段发言引发不少网友共鸣。“建议延长男性生育假”上热搜，不少网友纷纷点赞支持。

但也有网友表示，仅延长男性生育假仍不足以提高生育，促进生育需要多措并举，从就业、住房、教育、养育等多方面共同努力。

延长男性生育假能促进生育吗？还能在哪些方面促进生育？全国政协委员们纷纷提出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甘华田：

用住房保障、真金白银补贴生育家庭

除了延长男性生育假，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甘华田对如何提高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提出了系列建议。他指出，目前适龄的生育人群生育观念固化，“二孩”“三孩”政策对我国总体生育率的影响不如预期，育儿成本太高、公共配套欠缺等因素，造成了适龄人群“恐育”。他表示，降低子女养育成本，比如发放育儿补贴、规范孕婴市场和改变抚养观念。他表示，拿出真金白银补贴生育家庭，不仅有助于减轻生育养育压力，也体现了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意图。生育配套措施也需要完善。比如加大对女性权益的保护力度和针对多孩家庭出台住房保障政策。随着我国逐步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祖辈在参与婴幼儿的照料看管方面将受到更多限制，从而会进一步加剧婴幼儿的照料问题。为此，必须加快发展婴幼儿照料、托管服务业，规范服务标准，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努力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在生育政策方面，应探索更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比如为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发放教育专项补贴，为第三孩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阶段的免费教育。减轻育儿家庭医疗负担，实行6岁以下儿童免费医疗，提高儿童健康水平和人口素质等。

全国政协委员杨爽：部分公立幼儿园可成托幼一体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据统计，（2022）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我国近60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人口负增长的背后，是适龄女性生育意愿持续走低。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医学院教授杨爽建议，让有条件的公立幼儿园增加托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多样化服务，针对性地解决托育难题。“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有助于缓解双职工家庭养育子女的难题。”杨爽建议，分年龄段针对性地解决托育难题：0-1岁托育以家庭为主，支持政策可包括延长女性产假、增加男性护理假、调整假期间工资等；1-2岁托育由家庭、政府、社会共同承担，支持政策可包括临时育儿假、育儿津贴等；2-6岁托育服务为政府负责的基本公共服务，可将部分公立幼儿园扩容成托幼一体。各地可根据实际需求，适当延长在园时长或提供托管服务，探索推行假期托管服务等，解决家长工作与育儿的矛盾，“我们每年有大量的高校毕业生，可以鼓励更多年轻人进入托育服务行业。”全国政协委员贺丹：性别平等做得越好，生育水平反而会提升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消除职场性别歧视，不能光喊口号，基础制度的构建尤为重要，比如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加强对生育群体的保障。有专家提出，现实中企业会遭受“雇主惩罚”，即对于企业来说，如果雇佣很多女性，要考虑：婚育期间的待遇问题谁来解决？生育之后她的工作谁来替代？无形中增加用人单位的负担。对此，贺丹指出，“我国有生育保险制度，保障女性生育期间的工资待遇由生育保险支付，有些地方还把生育保险返还给雇佣女职工的用人单位，减轻企业负担。”“当前我国生育保险覆盖面还很小，主要是参加职工医保的这一部分人群。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灵活就业，很多人没有参加医保、生育保险，所以下一步我们的社会保险要扩大覆盖面，加强对生育群体的保障。”“此外，生育保障不仅仅针对女性。我们看到有些地方有了一些探索，比如一些地方生育保险相对富余，从里面支出一部分让男性延长‘陪护假’或‘育儿假’，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改革方向。”同时，她指出，在影响家庭生育决策过程中，在家庭内部的代际支撑、男女分工的平等，比外部的环境更重要。“生育过程虽然是女性完成，但育儿过程一定要有男性的参与。”贺丹还指出，从国际上来看，在促进性别平等的初期阶段，生育水平是快速下降的，但是到了促进性别平等的一个成熟阶段，生育水平是回升的。延长男性生育假能促进生育吗？评论区说说

（原标题：“养育子女仅由女性承担不公平”）

来源：央视网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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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真金白银鼓励生育多胎，发钱能提升生育意愿吗？

作者：财经早餐

发布时间：2023-02-27 06:40

快照：

近期，“多地向居民发放二孩、三孩生育补助”的新闻频上热搜，包括杭州、温州等地政府都宣布了多孩家庭的育儿补助标准。对此消息，有网友认为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而也有网友表示：相较于养娃“碎钞机”一般的资金投入，生育补贴那点钱只是“撒撒水”而已。

那么对于刺激生育意愿，直接发钱补贴效果究竟如何？是不是有了补助，生育率就能提高了呢？通过回顾部分发达国家早些年生育刺激政策的效果，或许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迪。

生娃就发钱！各地放大招

据报道，杭州今年将首次向同一对夫妻生育二孩、三孩，且新出生子女户籍登记在杭州的家庭发放育儿补助，拟向二孩家庭一次性发放补助5000元，向三孩家庭一次性发放补助20000元，上述政策近期引起各方关注。

南方的经济重镇深圳市在补贴三胎上的手笔也不小，根据深圳地区差异化递进式补贴模式，只要符合申请条件的生育三胎最多可申请育儿补贴19000元，金额与杭州市的标准已经非常接近。

事实上，今年以来，陆续推进一系列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城市不止上述二城。例如温州市正在就户籍人口一次性生育补贴发放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对符合条件的家庭生育一孩、二孩、三孩的，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元、2000元和3000元。

辽宁省沈阳市也提出，对夫妻双方共同依法生育三个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三孩每月发放5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止。

除此之外，包括黑龙江哈尔滨、山东济南、湖南长沙等地，也明确了对于二孩、三孩家庭的育儿补贴标准，其中有的补贴会持续到孩子三周岁，有的则是一次性在生育之后补贴上万元，其力度不可谓不大。

生娃奖励有点用，但也没“那么管用”

回顾过去五十年世界各地区人口生育变动情况，总体呈现低生育率现象从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向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扩散的趋势。全球最早出现生育率大幅下滑的是欧洲和北美洲，也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欧美发达国家”。1960年后，欧洲和北美洲生育率都明显下降，至今仍处于生育率低于2.1的状态，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两个大洲。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欧美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生育率已经下跌至不足1.3这一区间。为避免“低生育率陷阱”，欧美国家普遍开始实行间接性干预的激励生育政策，主要手段包括现金补贴、税收减免、延长产假等。其中现金补贴是欧美国家进行生育激励的重要手段。

以德国为例，在子女出生后，在家照看孩子暂时不工作的父母（一方）每月可获得其净收入65%的父母津贴，最低不少于300欧元，但最高不超过1800欧元，最多可拿14个月。对于低收入的父母来说，这笔津贴已经基本接近于孩子出生前一方的净收入了。除了上述“父母津贴”之外，按照孩子数量的多少还发放“子女津贴”。按照2021年的标准，德国家庭每家第一和第二个的子女得到的补贴是每人每月219欧元，第三个孩子得到的补贴为225欧元。第四个以及更多孩子得到的补贴为每月250欧元。

其它欧美国家的现金补贴政策也是大同小异：如丹麦、瑞典等国则对新生儿家庭给予相当于人民币2000至6000元不等的一次性母亲奖励。法国妇女生育一个孩子，每月可获177欧元直到孩子3岁；如果3年内生了二胎，老二每月获津贴600欧元直到6岁；第三个孩子出生后，老三每月获津贴900欧元直到18岁。当然除了现金激励之外，还有一系税收减免政策和育儿休假制度作为辅助。那么在如此大的生育刺激力度之下，这些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是否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呢？

我们以三个最为典型的欧洲老牌发达国家（德国、法国、英国）的生育率变动趋势为例（见下图）：总体来看，通过一系列的鼓励生育的政策，这些国家生育率快速下滑的趋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呈现一个低位反弹的态势。应该说，一系列政策上的“组合拳”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其生育率也并没有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较高的水位上（2.5以上）。因此政策的提振效果总体是有限的，对于长期的生育意愿趋势难以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

而亚洲国家由于经济起飞时间相对较晚，像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亚洲发达国家普遍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才实施鼓励生育政策。但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政策的实施效果仍不明显。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订版）》，全球处于极低生育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共有7个。其中5个位于亚洲，分别是中国香港（1.20）、中国澳门（1.19）、中国台湾地区（1.11），以及韩国（1.23）和新加坡（1.23）。日本的总和生育率虽然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但仍处于1.4左右的低区间。

总体来看，亚洲发达国家在应对少子化问题时，政策实施相对较为缓慢，未能如期实现人口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的目标。

结语

通过上述历史数据可知，通过生育支持和鼓励政策，欧洲国家在提升生育率上取得一定成果，但未能改变总体生育率较低这一现状。而且最近二十年来，部分欧洲发达国家为了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采取了放宽海外移民的入籍政策，虽然短期内效果明显，但由此产生的新移民和老居民之间的各种社会矛盾并不比生育问题本身来的小。而对于部分亚洲发达国家来说，生育率下行的趋势目前仍尚未扭转。笔者预计，未来为了鼓励大家生二胎、三胎，各地的“生娃福利红包”可能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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