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意愿持续下降，我国的低生育率是否还可以逆转？全国政协委员贺丹解读

作者：青瞳视角

发布时间：2023-03-04 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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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了近61年来的首次负增长。与此同时，育龄妇女生育意愿也在持续走低。人口负增长和低生育率是否还有机会逆转？若人口总量持续下降，是否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消失？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口变动与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双向适应和动态均衡的过程，我国已经进入了人口“零增长区间”，可能仍会有小幅波动，但确实在负增长通道中。

贺丹表示，人口负增长是人口变动的自然规律，人口竞争主要是素质竞争而不是数量竞争，未来10年到20年之间，我国人力资源总量还会持续增长。

北青报：不久前举行的第三届中国人口与发展论坛公布数据显示，我国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2015年为6.1%，2020年已接近10%。在生育意愿低迷的情况下，低生育率还有机会逆转吗？

贺丹：低生育率是一个大趋势，可能会有波动，但很难逆转。

人口学中有一个生育更替水平的概念。一般而言，总和生育率要达到2.1，也就是每个妇女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数达到2.1，才能完成世代更替，以保证人口整体数量不下降。北欧一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有过波动，曾经有段时间在1.8左右，现在也下降了。

我们国家的总和生育率目前处于极低水平，生育意愿还有持续下降的趋势。以目前的情况，低生育率在中国也不太可能实现逆转，可以有一定的修复回升，以后回升的天花板不可能超过理想子女数。

北青报：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了近61年来的首次负增长，有说法认为，长期来看，我国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您怎么看？

贺丹：人口负增长其实就是一个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一个结果，这是人口变动的自然规律，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也不太可能逆转。我之前提出过人口“零增长区间”的概念，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相差正负100万，就是“零增长区间”。按照这个概念，从2019年开始，我国就已经进入到了“零增长区间”。在这个区间范围内，人口可能会有小幅波动，但确实是在负增长的通道中。

北青报：人口负增长是否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消失或者人口红利窗口期已经关闭？

贺丹：我也听到过很多人担忧说，是不是人口负增长，中国经济就不发展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人口的变动都是中性的，人口是基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影响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

人口变动与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双向适应和动态均衡的过程。促进人口和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可持续协调发展，是我们长期追求的目标。

人口红利窗口期是指劳动年龄人口比较丰富且被抚养人口比较少的人口转变阶段，在人口学概念中，一般认为，人口抚养比在50以下是人口红利的窗口期。我们测算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窗口期还没有关闭，可以持续到2030年前后。我们说人力资源不仅仅是人口数量，还包括人口素质、健康素质、教育素质、文化素质等方方面面，人力资源的综合开发，可以支撑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

未来人口竞争主要是素质竞争而不是数量竞争。虽然人口总量在下降通道，但我国人力资源总量还在持续增长。

人力资源总量的增长潜力取决于健康水平、受教育水平等多种因素，随着新增劳动力素质快速提升，人均劳动力素质也在提升，我国人力资源总量也一直在持续提升。综合多个机构的测算结果来看，未来10年到20年之间，人力资源总量还会持续增长。

我们不要太担心人口数量，更要关心人的发展，包括受教育水平、职业发展、就业状况、收入状况等，这些都是支持经济发展的最大潜能和动力所在。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有信心能够利用好我们的人口资源，用好我们14亿人口的磅礴之力，促进国家的发展，促进家庭的健康。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董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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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负增长“短期温和、逐步加速”，如何挽救走低的生育率？

作者：中国报道

发布时间：2023-02-22 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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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说到人口问题，2022年或将是常被提及的一年。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2年全国人口较上年减少8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为负，由2021年的0.34‰转为-0.60‰，同时还伴随着全年出生人口除1961年自然灾害年份外首次少于1000万的事实。

放眼全球，联合国预测印度人口数量可能在今年4月中旬超过中国，我国“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头衔也将易主。多位人口学家认为，人口总量的孰多孰少不是关键，我国一年几十万人口规模的减少也处于正常波动范围之内，但人口常态化负增长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年龄结构变化以及后续衍生的社会经济问题不容轻视。

前述数据公布后，其他一些反映我国人口现状的细化指标和地方数据也得以披露，相关解读被频繁搬上热搜，引发了民众对我国人口形势的担忧。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宋健向《中国报道》记者表示，我国人口负增长的到来早于预期，提升生育率是缓解人口长期严重负增长的唯一解决途径。若生育率不能在短期内有效提升，中国将由此进入生育主导型负增长时代，且将持续较长时期。

“短期温和，逐步加速”

2022年全国人口总量减少85万人的同时，人们关注到，贵州、青海、江西、甘肃、重庆和广西六省却出现了0.9万人至10万人不等的人口总量增长。

宋健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人口学概念中，区域人口增长不仅受自然增长影响，也会受迁移增长影响。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这些省份均位于我国中西部地区，中西部中心城市崛起吸引了人口回流。此外，受长三角、珠三角疫情影响，也有一部分人返回老家，省际间的人口流入对当地常住人口增长起到了重要拉动作用。

出现在个别省份的人口增量谈不上逆势，人口负增长已是中国的人口现实。2021年，全国人口增长48万、人口出生率7.52‰与死亡率7.18‰基本持平的数据公布后，人口学界就普遍预测我国人口数在当年已达峰值，理论上人口为“零增长”，负增长可能在2022年或2023年出现。

“负增长来得比预期要早，但也没有早到让人吃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看来，育龄女性规模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维度。“七普”数据显示，2017—2020年中国育龄女性人数年均减少567万，其中对于出生人口贡献最大的20—29岁生育旺盛期女性，年均减少540万人。“人口负增长不可避免也不可逆转。”郑真真向《中国报道》记者表示。

宋健认为，出生人口数的持续下降是造成我国人口负增长提前到来和人口峰值低于预期的重要原因。自1998年以来，我国年出生人口数降到2000万人以下，在此后的十几年间较为稳定地保持在1600万人左右的水平，2016年受单独二孩政策影响达到1786万人的小高峰后出现断崖式下降，到2022年只有956万人。

少子化更是叠加了老龄化并不断演进，直观印证着人口负增长。联合国界定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超过14%即视为进入老龄社会，我国已于2021年正式迈入这一行列，2022年该年龄段的人口占比达到14.9%。

“人口的‘倒金字塔’结构是不稳定的，有风险的。”宋健指出，1962—1975年我国年均出生人口数维持在2000多万的高位，这意味着从2022年开始，我国将陆续迎来大批老龄人口，将使“倒金字塔”结构加速成为现实。

宋健称，未来人口负增长的趋势取决于生育水平的变动，但总的来说，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记者在采访中获悉，通过观察国际样本，人口学家认为人口负增长普遍将“短期温和，逐步加速”。

受访专家认为，这也符合对中国趋势的推断——2021年峰值状态下的人口规模将会发挥惯性作用，使得人口见顶前的25—30年内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前述1962—1975年“婴儿潮”时期的出生人口相继年老，惯性势能消失，这时生育率若还没有显著提升，人口规模大约会从2050年左右开始快速缩减。

中国更新人口数据后，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调低了对中国人口的预测参数。按照中方案预测结果，2050年之前中国人口都将保持较大规模、人口负增长速度较为和缓，但之后人口会迅速衰减，负增长速度加快。

《中国报道》记者注意到，即便是在稍显乐观的2019年版本中，联合国中方案和低方案对本世纪末中国总人口的预计也仅为10.65亿人和6.84亿人。

抓住人口机会窗口期

△ 青海省2021届高校毕业生春季校园招聘会现场。

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首次迎来人口负增长颇具冲击力，舆论比较关注的则是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否已经消失。

受访专家均提到，事实上，很多人对“人口红利”的理解不透彻。宋健解释，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主要指“人口规模”或“人口结构”红利，指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少儿人口比例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尚未大幅增加、总抚养比相对较低时期，形成“人口机会窗口”，若是能抓住这一机会窗口，充分利用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所可能创造的经济增长。

郑真真坦言，人口红利并非唾手可得，“先要有一个机会，还要能抓住这个机会”。她告诉记者，我国过去几十年里的“机会”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非常大，劳动人口年龄的增长又正好和改革开放相重合。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外资的引入和使用、沿海地区的工业发展，包括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都给中国劳动力带来了就业机会，进而创造出人口红利。

“其实在此次人口负增长以前，2012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就已经开始负增长了。”郑真真表示，因此很难说人口负增长对于挖掘人口红利就是一件坏事，这取决于经济社会的决策是什么，以及如何利用现有资源。

宋健向《中国报道》记者分析，人口负增长在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两个方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影响。有利的方面是人口总量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将有所减轻，各方面的人均指标更可能得到提升，就业压力、住房压力等将得到缓解；不利的影响是结构性挑战愈加严峻，可能对创新能力、消费能力、国防力量等造成负面影响。

随着人口负增长到来，人口总量逐渐减少、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宋健表示，由人口规模或人口结构引发的红利机会将消失。不过人口学界也认为，前述中国峰值人口的惯性作用能在人口持续负增长状态下维持30—50年，这段时间便是宝贵的“人口机会窗口期”。

宋健称，未来几十年，需要通过开发人口素质等其他要素寻找新的红利机会，利用好尚且存在的有利因素，比如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依然巨大、人口素质日益提升、人口流动性强等。

在有关抓住“人口机会窗口期”的决策部署中，延迟退休政策被置于重要一环。郑真真向《中国报道》记者表示，低龄老人依旧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延续退休或将成为必然，我们需要在制度上和思想上适应老龄社会。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202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明确“适时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郑真真强调，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不能依靠延迟退休这一单项政策，在提高个人意愿上，社会保障协同制度应优先到位。

“老年人可能愿意工作，但做不到一天坐8个小时，劳动安排、退休安排要允许个人灵活选择，再在养老金的领取时间上与退休年龄进行匹配，推动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她举例称。

拉动生育率回升是根本

△ 2022年1月31日，在河北石家庄新乐市医院新生儿科，护士在给新生儿抚触。

“就中国而言，提升生育率是缓解人口长期严重负增长的唯一解决途径。”宋健向《中国报道》记者强调。

2月13日，一项来自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登上微博热搜，显示出挽救生育率的不易——我国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2015年为6.1%，2020年接近10%。该研究中心另一项2021年的调查显示，35岁以下女性只有不到70%的人认为“有孩子的人生才完整”。

“总和生育率”更能描述生育现状，指一位育龄女性平均生育2.1个小孩，才能保证下一代的人口总数不增不减。《中国报道》记者梳理“七普”数据时发现，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在2017年至2020年的3年时间里，由1.88快速下降到1.3。经多方机构计算和预测，2021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可能为1.17左右，2022年为1.075，跌到警戒线2.1的一半。

中国计生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培安日前表示，日本、新加坡等国从上世纪就开始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但2020年生育水平还分别处于1.3、1.1的极低水平。在我国生育保障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婚育观念的引导，生育水平的提升将异常艰难。

婚育观念转变并非一日就能完成，更多行动要在实践层面铺开。1月10日，深圳市初步拟定政策，生育三孩三年将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刷新了地方生育补贴的额度。致力于拉高生育率的放开三孩政策，正得到越来越多地方政府的响应，各地从生育保险、个税减免、延长育儿假、提供托育服务、住房优先保障等方面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宋健向《中国报道》记者指出，要彻底梳理、清除不利于生育和人口增长的相关制度法规，一体化解决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问题。特别是要在2050年之前负增长速度较为和缓时期，建立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养老服务体系，为应对后期负增长速度加快和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的严峻挑战做好准备。

国外经验方面，在宋健看来，较早进入人口负增长的其他国家基本上都是人口小国，一些经验对人口规模庞大的我国并不具有适用性。这些国家在低生育率时期普遍采取了家庭支持或鼓励生育的相关措施，以促进生育率提升和人口增长。可借鉴的经验包括提高国家重视程度、建立高级别的统筹机构、进行顶层设计；实施包括经济、时间和服务支持在内的系统性支持政策，减轻工作家庭冲突，推进社会性别平等，等等。

撰文：《中国报道》记者 陈珂

图片来源：新华社

责编：张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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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蒋胜男：“996”是就业难、生育率低的重大原因

作者：新京报

发布时间：2023-03-02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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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全国政协委员蒋胜男带来提案，建议加强劳动法对劳动者的休息权保护，对企事业单位八小时工作制执行情况加强监管。这一建议，冲上了热搜。

“‘996’制度是导致社会就业难、生育率低的重大原因，最后结果是整个社会为老板榨取的超额剩余价值买单。”3月2日，蒋胜男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加强劳动法对劳动者的休息权保护，对企事业单位八小时工作制的执行情况加强监督管理，已经是当前急需解决的事情。

作家、编剧蒋胜男曾创作《芈月传》《燕云台》等多部经典作品，是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今年开始担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过去5年，她先后提出非法代孕组织者入刑，改善产假、陪产假及育儿假规定，民法典草案删除“离婚冷静期”等多项建议，引发社会关注。“我没有刻意去寻找一个要有影响力的提案或建议。为民发声，说白了就是人同此心，我们能够去共情我们身边和网络上了解到的这些群众，就能看到许多要解决的问题。”蒋胜男说。

蒋胜男（受访者供图）

谈提案缘起

“三年前就开始调研，现在这个问题刻不容缓”

担任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第二年，蒋胜男提出关于加强外卖食品健康安全问题的建议，被全国人大重点督办。后来她在网络上跟年轻人交流，经常会问到35岁再就业的问题，加之疫情影响，这个问题愈发突出。

“如果只是呼吁大家不要年龄歧视，这实际上没用，只是嘴巴过过瘾而已，大家都爱听，也叫好，但实际执行不了。”蒋胜男于是找到了一个突破点，就是国家公务员招考对35岁年龄的限制。

“很多企业招聘对标公务员35岁的招录条件，我想如果我从公务员35岁招考年限着手，切口比较小但对全社会起到非常好的传导作用。”为此，蒋胜男连续两年建议解除35岁职场恐惧，修订国家公务员报考年龄限制。

通过调研，蒋胜男发现，职场之所以对35岁设限，从人本身角度思考，就是过度加班问题。尤其是近年来把互联网、金融、制造业等行业因特殊岗位临时赶任务存在的“996”（即早九点上班，晚九点下班，一周工作六天）情况，变成了多企业非临时的过度加班。“这种长时间的工作已经超过了人体生理的极限，严重危害了员工的身体健康，甚至威胁到他们的生命安全。员工到35岁，就会被边缘化。”

“所以这个提案我从三年前就开始调研，有了足够的积累。如今这个问题刻不容缓，无法再拖延下去了，今年我加班加点重点做了这一个提案。”蒋胜男说。

谈对策

“政府部门要主动执法，劳动者也要勇敢地对加班说‘不’”

曾有年轻网友与蒋胜男交流，“我下班很累了，睡眠严重不够，睡之前我还习惯刷手机，我是不是太不争气了？”

蒋胜男安慰，“你不要自责，这不是你的错，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你的身体为了避免情绪崩溃在自救。人不是机器，需要情绪放松。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睡眠是为了生活。是过度加班占用了你的休息和情绪调整时间，所以不要感到羞愧，而是要大胆地告诉老板，我们的休息时间真的不够了！”

蒋胜男调研发现，一些公司甚至采取不合法的加班方式，例如以“动态优化”“每月KPI增长”等以无限制的“业绩”与失业、岗位边缘化等挂钩，让职工“自愿加班”“避峰下班”等手段，不但逃避加班费用支付，更将劳动者加班时间模糊化以逃避法律责任。“996”制度是导致社会就业难、生育率低的重大原因，最后结果是整个社会为老板榨取的超额剩余价值买单。

“如果加班三至四小时乃至更长，对于一些大城市的劳动者而言，是生活调整时间甚至睡眠时间都被吞噬。短期看是加大马力往前冲，但过度疲惫只干不休，必然会导致自然规律的反噬。”蒋胜男认为，超时工作、无偿加班、“996”等问题，对整个社会各个层面的再生产循环，对劳动者个人生存与发展，对于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家庭生活，都造成极大影响和伤害，严重违背了劳动法规的规定。

如何解决？蒋胜男提出，加强劳动法对劳动者的休息权保护，对企事业单位八小时工作制的执行情况加强监督管理。政府部门要主动执法，加大八小时工作制宣传力度，劳动者也要勇敢地对加班说“不”，“老板喜欢用加长工作时间来掩饰他的效能低下，劳动法是有八小时工作制规定的，这不应该成为一个冷知识”。

蒋胜男认为，这能够对劳动者身心健康起到良好作为，不但对结婚率、生育率提升有促进作用，对于劳动者自身有更多的休闲与学习时间，会让整个社会更具活力、更具创意，对社会新动能起到开启作用。

“我相信有更多的代表委员关注这个问题，各级劳动部门会对此加强监管，很多企业也会有所调整。劳动者不想加班，可以向劳动部门提出申诉；如果被边缘化或歧视对待，可以去维权。这个过程会很长，但有力量去慢慢推动，全社会就会形成共识。”蒋胜男说。

谈履职经验

“考虑问题的切口要最小，撬动的力量才会最大”

过去五年，蒋胜男提出的多项建议，引发社会关注。

蒋胜男说，“其实这些年，我就围绕失业率、生育率这两件事提建议。代表委员不仅要发现问题，还要为决策者提供更方便、更快捷的操作方法。”

今年，公务员考试有了一些变化。据统计，这两年已有10多个省份将部分岗位年龄调整为40周岁以下，这也意味着公务员省考中的“35岁门槛”正在被逐渐打破。为此呼吁2年的蒋胜男认为，一个小小的推动，都是破冰，对全社会都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蒋胜男说，“公务员系统涉及很多年轻人，一旦改变招录规则，虽然还有附加条件，但至少年龄变动了，这就是进步。这会传导到职场，会形成压力，可能会改变整个社会的就业形势。当然，这不会一步到位。我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代表委员关注这个问题，提出建议，每个人的力量都在推动我们的社会进步。”

如何提出好建议？蒋胜男坦言，“我没有刻意去寻找一个要有影响力的提案或建议。为民发声，说白了就是人同此心，我们能够去共情我们身边和网络上了解到的这些群众，就能看到许多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时候并不是看到什么不公平，就提出要立马禁止，而是要去追问为什么产生这样的状态？我们应该怎么样让接到我们建议或提案的部门，能最快或用最方便的渠道去把它解决了。”

“考虑问题的切口要最小，撬动的力量才会最大。”蒋胜男认为，不是每一条意见建议今年提上去马上就能被决策者采纳，因为任何一个政策的实施都要平衡、照顾各个群体。“我相信，只要是真正代表我们劳动者或者老百姓的呼声，都能被决策者听到，都会被纳入决策议程。有的问题解决会很快，有的要等上三四年。代表委员提建议多深入走一步、多去想一想可执行度，我相信推动的力量会越来越大。”

谈创作

“直面社会问题、不回避社会矛盾、探寻问题根源，这很重要”

作为亲身经历改革开放的中国最早一批网络文学作家之一，蒋胜男已写作了20年。她创作的《芈月传》《燕云台》《天圣令》等作品广受欢迎。

谈及好作品的标准，蒋胜男说，“一个好作品，你无法先天给它设置一个标准。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在有好剧本、好演员的前提下，每个人不敷衍，每个人认真，每个人彼此尊重，有比较好的创作氛围，我相信它就是一个好作品。”

对于春节假期《狂飙》的热映，蒋胜男说，“近年来的一些创作太过浮夸。《狂飙》比较真实，能直面社会问题、不回避社会矛盾、探寻问题的根源，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影视创作要回到创作初心。”

作为女性作家，蒋胜男笔下的人物大多以女性历史角色为主。2004年，她发表了个人第一部历史小说《凤霸九天》——一个关于宋朝女政治家、皇后刘娥的故事。

蒋胜男说，“一开始，我的写作是为了回答自己内心对历史的疑问，后来我发现，单纯地阅览史书并不能得到解答。只有把自己也投入那一段段历史，去体会他们的挣扎，像历史人物一样无所适从、毫无经验地面对着发生的一切，才能够明白他们为什么做出那样的选择。我想从头开始，在历史中再生一次。这样的‘重生’不仅仅是解答我从童年开始就对历史书所有的疑惑，更想从历史中得到对现实困境的解答，从更高的维度去梳理我的人生。”

通过写作，蒋胜男的内心也在不断地被扩展。“通过书写历史，我希望能够打开一种与远古对话、与当今贯通的新视野。希望通过描绘历史人物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做出的选择和造成的结果来引发人们的思考，甚至有可能生发出一种新的对历史的解读。我们怎么看待历史其实就决定了如何看待自己。我们需要以‘历史’为锚，才能在时代风云变化之际走好自己的航路。历史是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我希望它不只是冰凉的反射，更能拥有温情的光泽，能从各个角度映照出历史长河中每一个留下来的人物。这是创作历史题材小说对我个人有所启迪的地方。”

去年，蒋胜男参加了一场脱口秀，有网友说她是“珍贵的女性声音”。蒋胜男对此回应，“其实我只是一个普通女性的声音。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我尽快地变得不珍贵。我鼓励大家参与更多公众议题的讨论，当我们有更多的女性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不再成为问题。”

“希望每一位女性，能够自信、快乐、热情，同时以有为争有位。”蒋胜男说。

新京报记者 何强 马骏 石润乔

受访者供图 校对 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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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蒋胜男：“996”，是导致就业难、生育率低的重大原因！

作者：政事儿

发布时间：2023-03-02 20:09

快照：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全国政协委员蒋胜男带来提案，建议加强劳动法对劳动者的休息权保护，对企事业单位八小时工作制执行情况加强监管。这一建议，冲上了热搜。

“‘996’制度是导致社会就业难、生育率低的重大原因，最后结果是整个社会为老板榨取的超额剩余价值买单。”3月2日，蒋胜男接受“政事儿”采访时表示，加强劳动法对劳动者的休息权保护，对企事业单位八小时工作制的执行情况加强监督管理，已经是当前急需解决的事情。

作家、编剧蒋胜男曾创作《芈月传》《燕云台》等多部经典作品，是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今年开始担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过去5年，她先后提出非法代孕组织者入刑，改善产假、陪产假及育儿假规定，民法典草案删除“离婚冷静期”等多项建议，引发社会关注。“我没有刻意去寻找一个要有影响力的提案或建议。为民发声，说白了就是人同此心，我们能够去共情我们身边和网络上了解到的这些群众，就能看到许多要解决的问题。”蒋胜男说。

蒋胜男（受访者供图）

谈提案缘起“三年前就开始调研，现在这个问题刻不容缓”

担任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第二年，蒋胜男提出关于加强外卖食品健康安全问题的建议，被全国人大重点督办。后来她在网络上跟年轻人交流，经常会问到35岁再就业的问题，加之疫情影响，这个问题愈发突出。

“如果只是呼吁大家不要年龄歧视，这实际上没用，只是嘴巴过过瘾而已，大家都爱听，也叫好，但实际执行不了。”蒋胜男于是找到了一个突破点，就是国家公务员招考对35岁年龄的限制。

“很多企业招聘对标公务员35岁的招录条件，我想如果我从公务员35岁招考年限着手，切口比较小但对全社会起到非常好的传导作用。”为此，蒋胜男连续两年建议解除35岁职场恐惧，修订国家公务员报考年龄限制。

通过调研，蒋胜男发现，职场之所以对35岁设限，从人本身角度思考，就是过度加班问题。尤其是近年来把互联网、金融、制造业等行业因特殊岗位临时赶任务存在的“996”（即早九点上班，晚九点下班，一周工作六天）情况，变成了多企业非临时的过度加班。“这种长时间的工作已经超过了人体生理的极限，严重危害了员工的身体健康，甚至威胁到他们的生命安全。员工到35岁，就会被边缘化。”

“所以这个提案我从三年前就开始调研，有了足够的积累。如今这个问题刻不容缓，无法再拖延下去了，今年我加班加点重点做了这一个提案。”蒋胜男说。

谈对策“政府部门要主动执法，劳动者也要勇敢地对加班说‘不’”

曾有年轻网友与蒋胜男交流，“我下班很累了，睡眠严重不够，睡之前我还习惯刷手机，我是不是太不争气了？”

蒋胜男安慰，“你不要自责，这不是你的错，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你的身体为了避免情绪崩溃在自救。人不是机器，需要情绪放松。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睡眠是为了生活。是过度加班占用了你的休息和情绪调整时间，所以不要感到羞愧，而是要大胆地告诉老板，我们的休息时间真的不够了！”

蒋胜男调研发现，一些公司甚至采取不合法的加班方式，例如以“动态优化”“每月KPI增长”等以无限制的“业绩”与失业、岗位边缘化等挂钩，让职工“自愿加班”“避峰下班”等手段，不但逃避加班费用支付，更将劳动者加班时间模糊化以逃避法律责任。“996”制度是导致社会就业难、生育率低的重大原因，最后结果是整个社会为老板榨取的超额剩余价值买单。

“如果加班三至四小时乃至更长，对于一些大城市的劳动者而言，是生活调整时间甚至睡眠时间都被吞噬。短期看是加大马力往前冲，但过度疲惫只干不休，必然会导致自然规律的反噬。”蒋胜男认为，超时工作、无偿加班、“996”等问题，对整个社会各个层面的再生产循环，对劳动者个人生存与发展，对于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家庭生活，都造成极大影响和伤害，严重违背了劳动法规的规定。

如何解决？蒋胜男提出，加强劳动法对劳动者的休息权保护，对企事业单位八小时工作制的执行情况加强监督管理。政府部门要主动执法，加大八小时工作制宣传力度，劳动者也要勇敢地对加班说“不”，“老板喜欢用加长工作时间来掩饰他的效能低下，劳动法是有八小时工作制规定的，这不应该成为一个冷知识”。

蒋胜男认为，这能够对劳动者身心健康起到良好作为，不但对结婚率、生育率提升有促进作用，对于劳动者自身有更多的休闲与学习时间，会让整个社会更具活力、更具创意，对社会新动能起到开启作用。

“我相信有更多的代表委员关注这个问题，各级劳动部门会对此加强监管，很多企业也会有所调整。劳动者不想加班，可以向劳动部门提出申诉；如果被边缘化或歧视对待，可以去维权。这个过程会很长，但有力量去慢慢推动，全社会就会形成共识。”蒋胜男说。

谈履职经验“考虑问题的切口要最小，撬动的力量才会最大”

过去五年，蒋胜男提出的多项建议，引发社会关注。

蒋胜男说，“其实这些年，我就围绕失业率、生育率这两件事提建议。代表委员不仅要发现问题，还要为决策者提供更方便、更快捷的操作方法。”

今年，公务员考试有了一些变化。据统计，这两年已有10多个省份将部分岗位年龄调整为40周岁以下，这也意味着公务员省考中的“35岁门槛”正在被逐渐打破。为此呼吁2年的蒋胜男认为，一个小小的推动，都是破冰，对全社会都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蒋胜男说，“公务员系统涉及很多年轻人，一旦改变招录规则，虽然还有附加条件，但至少年龄变动了，这就是进步。这会传导到职场，会形成压力，可能会改变整个社会的就业形势。当然，这不会一步到位。我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代表委员关注这个问题，提出建议，每个人的力量都在推动我们的社会进步。”

如何提出好建议？蒋胜男坦言，“我没有刻意去寻找一个要有影响力的提案或建议。为民发声，说白了就是人同此心，我们能够去共情我们身边和网络上了解到的这些群众，就能看到许多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时候并不是看到什么不公平，就提出要立马禁止，而是要去追问为什么产生这样的状态？我们应该怎么样让接到我们建议或提案的部门，能最快或用最方便的渠道去把它解决了。”

“考虑问题的切口要最小，撬动的力量才会最大。”蒋胜男认为，不是每一条意见建议今年提上去马上就能被决策者采纳，因为任何一个政策的实施都要平衡、照顾各个群体。“我相信，只要是真正代表我们劳动者或者老百姓的呼声，都能被决策者听到，都会被纳入决策议程。有的问题解决会很快，有的要等上三四年。代表委员提建议多深入走一步、多去想一想可执行度，我相信推动的力量会越来越大。”

谈创作“直面社会问题、不回避社会矛盾、探寻问题根源，这很重要”

作为亲身经历改革开放的中国最早一批网络文学作家之一，蒋胜男已写作了20年。她创作的《芈月传》《燕云台》《天圣令》等作品广受欢迎。

谈及好作品的标准，蒋胜男说，“一个好作品，你无法先天给它设置一个标准。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在有好剧本、好演员的前提下，每个人不敷衍，每个人认真，每个人彼此尊重，有比较好的创作氛围，我相信它就是一个好作品。”

对于春节假期《狂飙》的热映，蒋胜男说，“近年来的一些创作太过浮夸。《狂飙》比较真实，能直面社会问题、不回避社会矛盾、探寻问题的根源，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影视创作要回到创作初心。”

作为女性作家，蒋胜男笔下的人物大多以女性历史角色为主。2004年，她发表了个人第一部历史小说《凤霸九天》——一个关于宋朝女政治家、皇后刘娥的故事。

蒋胜男说，“一开始，我的写作是为了回答自己内心对历史的疑问，后来我发现，单纯地阅览史书并不能得到解答。只有把自己也投入那一段段历史，去体会他们的挣扎，像历史人物一样无所适从、毫无经验地面对着发生的一切，才能够明白他们为什么做出那样的选择。我想从头开始，在历史中再生一次。这样的‘重生’不仅仅是解答我从童年开始就对历史书所有的疑惑，更想从历史中得到对现实困境的解答，从更高的维度去梳理我的人生。”

通过写作，蒋胜男的内心也在不断地被扩展。“通过书写历史，我希望能够打开一种与远古对话、与当今贯通的新视野。希望通过描绘历史人物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做出的选择和造成的结果来引发人们的思考，甚至有可能生发出一种新的对历史的解读。我们怎么看待历史其实就决定了如何看待自己。我们需要以‘历史’为锚，才能在时代风云变化之际走好自己的航路。历史是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我希望它不只是冰凉的反射，更能拥有温情的光泽，能从各个角度映照出历史长河中每一个留下来的人物。这是创作历史题材小说对我个人有所启迪的地方。”

去年，蒋胜男参加了一场脱口秀，有网友说她是“珍贵的女性声音”。蒋胜男对此回应，“其实我只是一个普通女性的声音。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我尽快地变得不珍贵。我鼓励大家参与更多公众议题的讨论，当我们有更多的女性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不再成为问题。”

“希望每一位女性，能够自信、快乐、热情，同时以有为争有位。”蒋胜男说。

“政事儿”（xjbzse）撰稿/ 何强 马骏 石润乔 受访者供图 校对 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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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孩难求”的幼儿园将何去何从？｜新京报专栏

作者：新京报评论

发布时间：2023-02-23 23:39

快照：

未来，“一孩难求”和“一园难求”的双重困局，可能同时存在。

▲河北迁安市光彩幼儿园惠安分园的小朋友在园内职业体验区玩耍。图/新华社

文 | 穆光宗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首轮幼儿园关停潮已到来，在一些地方，民办幼儿园2021年、2022年开始面临招生难，少部分公办幼儿园也存在招不满的情况。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在山东临沂这一三线城市，各幼儿园今年也将面临激烈的生源竞争。

风起于青萍之末。这其实是少子化所带来影响的一个佐证。

“丢失的生源”

2022年是人口负增长元年，但其带来的影响却极为深刻。显性的人口负增长（人口死亡率高于出生率）肇始于长期的低生育率和人口的少子化，而人口负增长是全国性人口规模萎缩的开始，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倒金字塔逆转——一方面是老龄化和高龄化趋势的加剧，另一方面是低生育率和少子化进程的加快。

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规模一直缩减，已然是大势所趋。2016年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后，人口堆积效应在短期内释放完毕。

继2016年短暂的生育高峰后，从2017年起，全国出生人口持续下滑，从1723万人减至2022年的956万人，还不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2000多万的新生人口的一半。

这意味着，从2017年起，全国每年的新生儿都比前一年减少了100万-200万，这些都是幼儿园“丢失的生源”。

根据《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9）》，2017年在园总人数为4600.14万人；按照出生人口变动趋势，从2021年开始，即使全国适龄幼儿全部入园，总在园人数也不会超过4500万人，学前教育会比预期更早迎来供需逆转的拐点。

低生育—少子化，犹如“釜底抽薪”，直接威胁到幼儿园的生死存亡。

新生儿的减少，最先冲击的就是作为“上游产业”存在的学前教育，“下游产业”包括了随着生命历程展开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体系，同样面临着不同层级教育需求萎缩的问题，一些小学、中学甚至大学，也早晚会面临招生难“难于上青天”的困局。

▲北京托班试点金融街惠泽幼儿园（鼓楼园），老师带孩子们参加体育活动。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

“一孩难求”和“一园难求”

首轮幼儿园关停潮背后的逻辑是，持续的低生育率—少子化—3-6岁幼儿学前教育需求萎缩。幼儿园如果没有一定数量幼儿人口支撑的话，终究会因为“规模不经济”（收益不达标）而及时止损、关门大吉。

从“一园难求”到“一孩难求”，供需不平衡的逆转是因为少子化效应，学前教育的需求萎缩继而引发幼儿园之间“抢生源”为核心的生存竞争，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从幼儿人口缩减可以预判，学前教育市场已经从“园方市场”（上幼儿园难）转向“生方市场”（招生难）。目前学前教育存量过剩，这是首轮关停潮发出的信号，不宜再继续在总量上做文章。

无疑，在学前教育资源总量过剩与结构失衡构成的人口负增长背景下，我们不得不面对和破解供给与需求不平衡的新矛盾。

但是，这并不是说学前教育就不需要增量了，“有增有减”才是平衡之道。在这个快速变化的社会中，人口变动不居，如农村的空心化和人口的城镇化，都时刻在改变人口的再分布状态。幼儿人口作为从属人口，其学前教育需求变化快速，城市化、区域化、社区化特征明显。

所以，政府要重视照应生命周期和生源供给的中短期规划和区域规划（如社区规划），以便快速捕捉人口需求信息的变动，并及时作出回应。面向可预见的未来，需要的策略或许是“消化总量，控制增量，合理分布，调整结构”。

今后低生育率和少子化仍将继续，而且大概率是难以逆转，成为人口的新常态。现在宏观上的少子化是微观家庭异质性、差别化生育现状的平均反映。虽然总体上生育率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但在一个社区或者一个区域，生育的多样性依然存在。

趋势性的少子化和多样性的低生育，构成了一对容易被忽视的矛盾，这意味着规模化学前教育需求缩减的背后碎片化、个别化的学前教育需求也依然存在。

所以，对幼儿园来说，可能是“一孩难求”并围绕这个展开生存竞争；对有些家庭来说，则可能会遭遇“一园难求”的困局，深受“入园难、入园贵”老问题的困扰，反过来会进一步遏制生育意愿，导致生育率持续低迷。

把握人口动态的客观规律

我国需要警惕新的人口负增长规律，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学前教育资源的存量宜消化转化，以顺应少子化、婴儿退潮的趋势；增量则须合理适当，要结合结构和区情的变化。

“存量宜消化转化”，即对一些生源不足的幼儿园，预设两三年“观察期”，政府给予补贴帮扶其度过困难期，过观察期后再做生死去留的抉择。

对预判再无生源、办不下去的幼儿教育机构，关停并转化以及时止损。譬如，幼儿园可以向下延伸，探索托育托幼一体化服务，转型为学龄前婴幼儿的托育托幼机构或者托老育幼并存的机构，这不失为一个思路和出路。

“增量须合理适当”，是指“当建则建，宜建则建”。

譬如，在人口快速城镇化、都市化的过程中，就要顺应人口集中化、定居化的变化规律。一般新社区的崛起需要配套设施的跟进，因此建设一些成本低、风险小的小型公建公办或者公建民营的普惠性幼儿园或许是上策。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以来，入园难呼声一度甚嚣尘上，各地政府就大力兴办普惠性幼儿园，现在却因少子化效应初显而面临首轮关停潮，也许过两年又开始入园难了，这种变化起落也不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着眼于区域的话，人们会更加强烈地感受到这种结构性失衡不匹配的变化。

然而，我们必须做供给收敛和布局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面对人口负增长的系统性挑战，有前瞻性思路和超前规划，紧紧把握住人口动态变化无穷的客观规律，尽量减少这种结构性不匹配的问题。

撰稿/穆光宗（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编辑/徐秋颖

校对/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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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博弈与全面注册制：资本市场革新图强

作者：大河财立方

发布时间：2023-02-19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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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月17日，全面注册制方案发布实施，资本市场重大改革落地。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节点，全面注册制的启动寄托着市场各方的热切期盼。本次全面注册制改革是我国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重要一环。结合当前大国博弈及国内宏观经济形势，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有何深意？全面注册制的启动对我国资本市场有何影响？

百年大国博弈历史——

资本市场如何成为重要“胜负手”？

本次全面注册制改革作为二十大之后首批加速落地的经济金融领域重要改革，其所反映出的管理层对推动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是值得高度重视的。我们认为，对于全面注册制为代表的资本市场改革的理解，不应仅局限于资本市场本身高质量发展的视角，更应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即大国战略博弈与竞争走向的维度，理解其背后蕴含的政策深意。

事实上，回顾过去400年历次大国博弈，金融体系的效率关乎国家的融资与资源获取能力，对于大国博弈的走向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相应地，围绕金融领域的斗争：致力于破坏对方的金融体系稳定，切断对方的融资渠道或增加其融资成本的“金融战”，也是贯穿历次大国博弈的主线：

在17世纪晚期大同盟战争中，面对经济五倍于英国、海陆军总和强过欧洲其他国家的总和的路易十四法国，英国为了筹措战争经费，于1694年成立英格兰银行并为英王发售战争债券，向包括法国投资者在内的世界范围内投资者融资，由此获得了强大的财力。并为包括奥地利、西班牙在内的所有盟友提供了决定性的资金援助，由此武装了庞大的列国反法大军，最终击溃路易十四。

20世纪的美苏对抗同样如此，在冷战最高潮的里根时代，时任美国中情局局长比尔凯西就认为，美苏之间的对抗本质上是双方财政金融力量的对决，谁拥有更强大、更持久的财政融资能力，谁就能够赢得优势甚至胜利。为此，美国针对苏联东方卫星国的财政债券发起攻击，限制投资人支持这些国家的财政融资，促成这些国家债券价格的暴跌，进而迫使苏联消耗自己的宝贵外汇资源挽救这些盟友的存活；

与此同时，美国凭借强大的实力诱逼沙特、南非等国对关乎苏联命脉的大宗商品和贵金属价格进行残酷的价格打压。美国政府逼迫沙特放开石油水龙头，促成了石油价格的暴跌，并出手阻吓德国、法国、日本等对苏联相关油田与管道项目的投资。

而当前伴随大国博弈格局的纵深演绎，以中美为代表的大国阵营全方位“竞争”或会越演越烈。在金融领域的“竞争”亦是无处不在：一方面，美国在越来越严格加大对我国关键科技企业的技术封锁的同时，却利用其在全球资本市场的霸权地位，源源不断的获得全球投资者的资金，为其Chat-GPT，星链计划、SpaceX这样的战略意义的项目提供巨量财力支持。

另一方面，近年来，美国不断出台相关法律，逼迫对我国经济活力至关重要的中国科技企业离开最有溢价空间的美国证券市场，促使切断其获取全球资金的融资渠道。与此同时，通过一系列的投资限制法令，逼迫西方资本离开香港市场，进一步抑制其流动性。试图达到削弱、重创中国科技企业的融资能力，提升中国企业尤其是科技企业的融资成本，进而加大中国经济和产业升级的困难的目的。

例如，美国自20年起，在不断扩大对我国企业所谓“实体清单”名单的同时，颁布法令禁止美国投资者交易相关的中国国内企业的任何证券；抛出所谓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对于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审计要求空前加强，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迫使我国互联网、高科技企业离开美股这一享受“估值溢价”的市场；上周（2月16日），路透社更是报道，拜登政府计划完全禁止对一些中国科技公司的投资，并加强对其他公司的审查，倘若这一法案正式落地，将对依托海外资本融资的我国互联网、初创型科技企业等构成重要的影响：过去两年，苹果市值增加2333亿美元，但中国在美股及港股上市的主要科技与互联网公司市值出现了明显下降；两年前，包括腾讯、阿里巴巴在内的九大科技与互联网公司市值之和较苹果多出6903亿美元，但当前已比苹果市值少11941亿美元。

近两年中美主要科技与互联网公司市值变化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面对东西方博弈力度显著上升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的发展是决定“国运”变化的“胜负手”。而科技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持续不断的直接融资，在美国等各类限制措施不断加码，我国科技企业传统的海外融资方式正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卡脖子”。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推动国内资本市场改革，特别是强化其抗风险、为关键科技融资、投资者保护并不断吸引长期增量资金源源不断的流入，已成为当务之急，这或许也正是本次全面注册制改革在二十大后以超预期速度加速推进的初衷。

地产渐成“明日黄花”

资本市场可否破局“居民超额储蓄”与“财政困难”？

今年宏观经济亟需破局的最重要“难题”或是：一方面，各地政府在过去三年疫情防控过程中财政开支的增加与收入来源的减少，使得财政压力越来越突出，部分地方城投债到期压力，甚至公务员薪资压力更是频繁成为新闻热点；另一方面，2022年居民存款增速来到了历史高位，1月存款数据更是显示出这种趋势仍在强化，居民部门囤积了大量“超额储蓄”。这些“超额储蓄”将通过何种形式转化为消费（包括房地产）、投资，进而缓解财政压力，不仅是决定了今年全年疫后经济修复的路径，也将对今年各大类资产表现有决定性的作用。

2022年我国金融机构境内住户存款同比大幅增长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我们认为，与市场当前的主流观点：疫情放开后，居民三年积累的超额储蓄或自然转变为“超额消费”，驱动可选消费与经济持续修复的观点或过于乐观。具体来看，就消费领域而言，其作为一个典型的收入预期的后置变量，在疫情期间居民整体资产负债表受损的情况下，超额储蓄很难向消费领域释放。以我国香港地区疫情放开后的消费数据为例，去年4月香港地区疫情放开后，4月香港零售业总销货数据出现近8%的短暂爆发式增长，5月后的又出现持续的下滑的原因。

香港疫情放开后零售业总销货数据出现脉冲式上涨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这是由于，我国居民部门超额储蓄与美国疫情期间积累的超额储蓄相比有明显不同。原因在于：美国大规模的财政补贴让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疫情期间不降反升，但由于疫情导致美国消费较为颓势，这部分上涨的可支配收入便转化成了超额储蓄；而我国并未有大规模的直接财政补贴，同时受制于疫情的反复影响，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显著增加。这一差异也决定了，美国的超额储蓄能够在财政大放水效应减退以及供应链恢复的基础上集中释放，但由于我国居民收入、收入预期以及消费信心在疫情反复扰动下受到了较大冲击，因此这部分超额储蓄短时间内难以向消费领域释放。

2022年我国居民当前收入感受指数和未来收入信心指数大幅下降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对于房地产投资而言，随着我国人口“大逆转”的到来以及城镇化进程的放缓，房地产周期的驱动力在发生“逆转”。“房住不炒”政策基调以及疫情扰动的影响下，2022年以来中国房地产表现十分低迷，居民对于房价上涨预期逐渐发生改变。虽然自去年11月以来国家出台了“地产三支箭”，并在需求端建立首套房贷利率动态调整机制，但在居民收入预期和房价预期转弱的情况下，房地产依然难以实现强劲反弹。且考虑到年轻世代的贫富分化、低迷就业率以及当前国内生育率下降等现状，年轻群体面临的结构性矛盾愈加受到政策决策层的重视，大幅度刺激房价预期的政策或较难推出。因此，地产需求侧复苏至少在今年上半年仍或将面临较大压力。

综合来看，居民当前超额储蓄或很难“顺畅”流入消费、房地产等领域，如何再次盘活疫后经济活力？一方面取决于如何解决土地财政消减压力，扩大投资支出；另一方面， 取决于资本市场能否承担“超额储蓄”蓄水池，从而间接的增加对实体企业的直接融资力度。

2022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66854亿元，比上年下降23.3%。在土地财政转弱的背景下，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见成效，国有资本经营状况改善成效明显。2022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5689亿元，比上年增长10%，这也表明，未来我国财政的主要来源或从土地财政向股权财政转移。

地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占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比重连续两年下降

来源：财政部，中国政府网，中泰证券研究所

国企资产是当前政府部门除了国有土地资产之外的最大一块资产，如果通过提质增效，若能够让300万亿元的国企总资产的回报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则有3万亿元收益增加，可以一定程度弥补土地财政消减带来的收入缺口。

而要发挥股权财政对于全国财政的支撑作用，本质还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国有企业在国家资源配置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在我国A股市场中的估值水平相对较低。我们需要盘活国企股权，尤其是要解决国企股权折价的问题，提升国有企业的估值水平，增强国有上市企业的融资能力，这也是去年我国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制度改革全面深化的背景之下，资本市场对于投资者的吸引力有望增强，有效吸纳居民部门超额储蓄从而更好发挥对实体经济的直接融资，加大我国科技企业融资支持及“卡脖子”技术攻关。这其中，估值水平提升的背景下，国有企业的投资价值凸显，国有上市企业也将有更多机会运用各类资本运作方法做大做强企业，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多财政支持，并激活经济修复内生动力。

这么来看，全面注册制的推进能够有效完善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承担居民超额储蓄的蓄水池，有利于提升A股上市企业的整体质量，助力具有成长性新兴科技及优质央企龙头的估值修复。

如何理解“全面注册制”带来的生态变化

首先，本次全面注册制的启动把握了“一个统一”，即：统一注册制安排并在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各市场板块全面实行。本次注册制改革中，主板市场明确了“大盘蓝筹”定位，重点支持业务模式成熟、经营业绩稳定、规模较大、具有行业代表性的优质企业。

同时，针对不同板块的企业特点，本次改革也规定企业应当按照拟上市板块要求进行专门披露，如拟在主板上市的，应充分披露业务模式的成熟度、经营稳定性和行业地位；拟在科创板上市的，应充分披露科研水平、科研人员、科研资金投入以及募集资金重点投向科技创新领域的具体安排等相关信息；拟在创业板上市的，还应充分披露自身的创新、创造、创意特征等，以保证各板块保持其自身定位。

2022年创业板和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占A股市场比例达64.02%

来源：Wind，融资中国，中泰证券研究所

其次，针对不同上市板块设定“差异性”的多元上市条件。具体来看，在上市方面，核准制下的主板上市需要满足营收、净利润、现金流量等财务指标，对于上市公司要求较为严苛，主板注册制则取消了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未弥补亏损、无形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限制等要求，综合考虑预计市值、净利润、收入、现金流等因素，设置了“持续盈利”“预计市值+收入+现金流”“预计市值+收入”等多套多元包容的上市指标，进一步提升市场包容性。

至此，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更加清晰，在多元包容的上市条件下实现不同类型、不同成长阶段企业上市的全覆盖，即：主板主要服务于成熟期大型企业，科创板突出“硬科技”特色，创业板主要服务于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北交所与全国股转系统共同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为不同类型的上市企业提供符合自身特点的上市渠道。考虑到板块特征和投资者群体的差异，主板在复制推广双创板块成熟制度的同时优化了自身的基础制度。也就是说，全面注册制不是简单的主板注册制，而是综合过去三年注册制试点经验对A股上市制度的全面优化。

主板注册制前后境内发行人上市条件变化

来源：证监会，中泰证券研究所

最后，在发行定价及交易制度方面，进一步完善新股询价定价机制。主板注册制改革后采用市场化的询价定价方式，发行定价突破原本23倍的市盈率限制。这也启示投资者过去的“无脑打新”时代或将结束，在今后打新的过程中，要更多关注公司的基本面情况以及标的的性价比。过去我国新股上市后往往会出现“连续涨停”现象，给“打新”带来了较高的超额收益率，一旦股票回归实际价值，投资者往往面临较大的投资风险。在“双创板块”承销制度修订落地后，整体定价更为市场化，经过约半年的运行，市场询价机制也逐渐成熟，也为主板采用询价定价方式奠定了基础。

诚然，主板市场的注册制改革实现了我国资本市场注册制的全面覆盖，但本次主板注册制仅仅是全面注册制改革的工作之一，对各板块的首发、再融资、并购重组、发行交易、持续信披等全面改革，建立健全资本市场功能，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才是本次改革的最终目的。

例如，上市审核注册机制得到进一步优化。我们在本次全面注册制改革的过程中保持了交易所审核、证监会注册的基本架构不变，进一步明晰交易所和证监会的职责分工，提高审核注册的效率和可预期性；明确要求交易所发现在审项目涉及重大敏感事项、重大无先例情况、重大舆情、重大违法线索的，要及时向证监会请示报告，证监会需对发行人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板块定位进行把关；证监会基于交易所审核意见依法履行注册程序，需在20个工作日内对发行人的注册申请作出是否同意注册的决定等。所以，与其说全面注册制是将注册制拓展至沪深交易所主板与全国股转系统，不如说是对整个资本市场注册制制度的完善与优化。

全面注册制在我国的实践具有哪些“中国特色”

全面注册制作为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其制度本身也充满“中国特色”， 其中，一个最鲜明的表现在于：我国注册制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上市扩容，而是如易会满主席反复强调的，“要把好市场入口和出口两道关口，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这表明我们既要保持对公司上市的质量要求，又要淘汰落后的上市公司，只有做到有进有出、吐故纳新，才能实现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

与美国相比，美国纽交所和纳斯达克证交所均设有有不同的挂牌板块，企业的上市选择较多，且美国对于企业上市的盈利情况不作硬性要求，因此在美国上市的准入门槛相对较低。以纳斯达克为例，纳斯达克有三个不同层级的市场，分别为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纳斯达克全球市场和纳斯达克资本市场，这三个层次的市场分别有3-4套不同的上市标准，企业只满足以下任意一条标准即可赴纳斯达克上市。

相比而言，中国虽然已经形成了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虽然随着全面注册制的推行，我国企业上市的门槛已经有所降低，但是这种放松仍然是“灵活式的放宽”。实际上，在2022年，全年有近300家被终止IPO的企业，其中因主动撤退材料而终止IPO的公司超过了90%。总体来看，我国对于企业上市的“入口关”把控依然设有底线，这可能也与我国当前投资者构成以个人投资者为主，以及我国投资者保护机制尚不完善等考量有关。

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下企业资本路径的多元选择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对标港股和美股，美股市场化程度最高，进出双向通道更为通畅，这是因为美股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发行和上市审核监管分离，并配合严格的退市制度。而港股以形式审核为主，实质判断为辅，但退市相对不畅，仙股难以出清。在我国注册制的全面推荐过程中，更多的是畅通上市企业双向通道的做法，并在前两年出台了最严退市新规，A股市场“只进不出”的局面被打破，退市上市公司数量保持高速增长。

从退市总量来看，2022年全年退市上市公司数量便达到50家，两年来退市公司数量已占过去30年来退市公司数量的40%；从退市结构来看，2022年50家退市公司中强制退市达42家，且退市公司退市多为经营恶化所致，表明了我国近两年来精准打击“空壳僵尸”和“害群之马”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绩。在全面注册制下，预计会有更多严格退市制度完善落地，A股退市“常态化”成大势所趋。

这种双向畅通的上市退市制度，对于投资者而言，资本市场在发挥价值发现功能的同时，提高了投资者对价值识别和甄选能力的要求。个人投资者面临的挑战更大，未来我国机构投资者的优势以及力量将逐渐突出。而随着市场对于投资者研究能力的要求逐渐提高，优质公司可能会有更多估值溢价，全市场的投资理念亦或逐渐趋向于价值投资，这将有利于我国A股市场理性投资环境的形成。

最值得注意的是，全面注册制的“中国特色”还体现在对于上市公司所属行业具有明确导向。此前实施注册制的科创板，其推出的时代背景与国家战略决策选择，决定了其“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使命与任务，其主要支持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等6大领域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而对于金融科技、模式创新企业采取限制措施，对于房地产、金融、投资业务等企业采取禁止措施。创业板则更为关注“创新、创造、创意”和“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禁止产能过剩、学前教育、学科类培训、类金融业务企业上市；北交所也同样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而对金融业、房地产等行业所属企业持不支持的态度。

科创板、创业板和北交所行业导向具体规定

来源：《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2022年12月修订)》，《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中泰证券研究所

当前，从中国证监会和沪深交易所公开征求意见的内容中并未看到有对主板申请企业的行业导向做出具体规定，但从本次全面注册制的要求来看，要求“证监会需对发行人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板块定位进行把关”。考虑到注册制下其他板块均明确了其行业导向，且科创板和创业板进一步设置了判断是否符合其定位的具体、直观的衡量指标，关于主板的行业定位及行业要求可能也会陆续公布。这也意味着，无论是从未来产业发展潜力还是当前我国发展所需来看，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都将是需要资金重点扶持的领域，预计相关领域产业在资本市场会有更多发展机会和资源倾斜。

全面注册制启动带来的投资启示

本次全面注册制必然会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发挥直接融资的作用。参考07年股权分置改革、12年创业板改革、19年科创板注册制等经验，历史上大牛市必然伴随大融资，故今年至明年市场或存在指数级别牛市的基础。但需要注意的是，本次公布的是全面注册制的征求意见稿，距离正式落地尚有一段时间，2月1日发布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相当于注册制加速信号的落地。

实际上，注册制的加速是我们10月以来市场底部明确提示四季度“暖冬行情”的重要逻辑之一，故就短期而言，本次征求意见稿的落地更像是利好的阶段性兑现，且或已经被1月以来的券商指数在内的上涨所定价。而从中长期来看，券商、科技股、央企国企改革等主线仍将受益中国资本市场改革深化下的估值修复。

当前市场上部分观点认为，A股上市公司扩容将导致明显的“吸血效应”，不利于指数的长期表现。要分析这一问题，需明白指数的表现主要与上市公司业绩、流动性和市场风险偏好共同决定。长期来看，由于优质资产的供给增加以及退市机制的不断完善，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功能逐渐凸显，A股上市公司质量有望提升，并且当上市公司数量增多后，投资者对于各个板块公司的关注便趋于分散，这反过来也促使了上市公司不断发展提高自身业绩和竞争力来获得资本市场的青睐，从而最终实现上市公司质量的提升。

从科创板、创业板试点注册制的情况来看，监管部门通过强化IPO辅导、IPO现场检查，压实发行人的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以及中介机构的“看门人”责任，并未出现因实施注册制而出现IPO数量激增的情况，且在我国社保基金、保险基金、企业年金等各类中长期资金加大入市力度的情况下，叠加退市规则的深化与退市机制的畅通，注册制下的上市企业队伍有序扩充或并不会造成明显的流动性短缺。故在资本市场改革深化及中国特色估值体系完善的双重推动之下，今年A股市场风险偏好系统修复及指数行情的演绎仍值得期待。

对于港股市场而言，过去港股市场的折价率相对更高，伴随中概股企业回流以及全面注册制下内地市场可选择标的、开放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北上资金及南下资金的流动规模及速度将进一步提升，资本流动的灵活顺畅亦将平衡AH股的溢价程度，推进A股市场和港股市场估值体系关系的进一步深化。这其中，港股折价程度较高的央企龙头值得关注。

A股相对港股有更高的溢价水平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从市场风格来看，全面注册制启动或带动更多成长型企业上市，“优胜劣汰”之下更利好业绩稳定、公司治理完善的大盘蓝筹。而对于中小市值股而言，随着投资者的投资选择更加丰富，市场价值发现功能进一步畅通，壳公司及垃圾股或会被进一步边缘化。

从具体行业来看，对于券商板块而言，上市企业数量的扩容以及股票上市、退市工作的市场化将延长券商的服务链条，加大其对于相关企业审核工作的难度以及工作量，在给券商提供更广阔的业务空间时也提出了更大挑战。因此，拥有充分市场信息、高质量人员团队以及均衡发展态势的优质龙头会更加适应注册制下的高强度市场化发展态势，也将迎来更好的发展前景。

对于科技股而言，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这些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高成长行业有望受到更多资本市场的支持与青睐。虽然当前很多科技股估值偏贵，但随着科技上市公司队伍逐渐扩容，估值会有所折价。因此，既符合国家战略发展方向，又处于行业细分龙头的高成长科技公司将表现更佳。

对于国企央企而言，当前央企上市公司估值已处于历史极低位，优质国有企业被持续低估，难以匹配服务国企改革的要求，央企在资本市场的“价值低估”与国家鼓励“做大做强”目标的矛盾逐渐凸显。未来，随着全面注册制的推进，国有企业在资本市场大幅“折价”趋势将得以扭转。

责编:刘安琪 | 审核:李震 | 总监:万军伟

（来源： 李迅雷金融与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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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年轻人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是家庭不稳固工作不稳定

作者：慧言润心

发布时间：2023-03-04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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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听完建议会提高生育意愿吗#

针对当下生育率低，年轻人生育意愿淡薄的状况，日前，全国政协委员甘华田发表观点认为：适龄的生育人群生育观念固化，“二孩”，“三孩”政策对我国总体生育率影响不如预期。原因，第一个是教育问题，第二个是医疗问题。所以，要提高生育率，首先是改变教育政策，比如给三孩免费教育，为二孩，三孩提供专项补贴。还有为育儿家庭减轻医疗负担，提供住房保障等等等等。

由此网上掀起讨论：“年轻人听完建议会提高生育意愿吗？”

讨论的结果，当然是大多数认为不会。

为什么呢？因为感觉这个甘委员有点“何不食肉糜”的感觉，“看人挑担不吃力”，分析原因，解决问题都没有到点子上。

试想，年轻人为什么生育意愿下降？除了部分是观念上的，意识形态的原因确实不愿生孩子的除外，大多数中国人哪怕是年轻人还是抱着传统观念的，愿意生孩子的。而现在变得不愿生了，实在是生个孩子成本太大，负担过重，而社会中不确定因素太多等等，经过多因素的权衡的结果。而造成这种高成本，高负担的众多因素中，教育，医疗，住房因素对很多年轻来说，还来不及多想，他们面对是生存因素，而生存因素中，最重要的就是家庭的稳固和工作的稳定。

毋庸多言，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心理角度，二个人只有感到自身生存安定了，未来可期了，自然而然会想到要小孩，不仅人类，自然界都是此理。

而现在的很多年轻人要么自身经历，要么看看前辈，会感觉现在的家庭远远没有父辈祖辈的稳固，无论是出于经济的原因还是观念的原因，现在人的家庭观念已然单薄，虽然自由度增加，但人的保障在减弱，家庭的港湾和依赖，归属性下降，有的人变得不敢生也不愿生。人越来越原子化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工作，加班，996，压力大等会对年轻人生育意愿造成影响，但不是最重要的，最具根本意义的是现在工作的超级不稳定，工作的不稳定包括工作的有无可以说变化莫测，工资待遇可以像过山车，过了今年明年不知会怎样，不可预期，还有职业职位工作内容等也会充满变化。工作的不稳定意味着生存的不稳定，自己的明天在哪里都不知道，还敢带个孩子来？

所以啊，那个甘委员可能不知道现在年轻人生育率低的根本原因在哪里，那个方案有点杯水车薪，打动不了年轻人也就理所当然。”糟老头子坏的很，一点小恩小惠又来骗我生娃”，哈哈哈，开个玩笑。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生下来了，就是一生的责任，按照网上玩笑的说法，即使死了，烧个香，还得保佑子孙。确实需要慎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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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减少85万，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后，该如何应对？

作者：新民周刊

发布时间：2023-01-17 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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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负增长与经济增长是能够并存的。

文 | 阿　晖

今天（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统计数据显示，全国人口总量有所减少，相比上年末减少了85万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

此外，从性别构成看，男性人口72206万人，女性人口68969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4.69（以女性为100）。从年龄构成看，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875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2.0%；60岁及以上人口28004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9.8%，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097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9%。

不管我们想不想，愿不愿意，这一刻真的到来了：中国人口负增长，在2022年成为了现实。国家总人口的减少，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这是多年来各种因素共同的作用，下降趋势已经在数年前就已经非常明显。现在也远非抱怨的时候，最关键的，是如何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对于国家、社会、经济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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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梳理，这也是我国人口自1962年以来（即近61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对1949-2021年间历年人口净增量梳理发现，70多年间中国人口除了1960和1961年是负增长，每年都是正增长。不过在经历了80年代中期的一波增长高峰后，人口的净增数量就出现了往下走的趋势，从上千万逐渐降到了百万量级，终于在2021年净增人口数量（48万）创下了近60年来（1962年以来）的新低后，今年彻底变为了负数。

中国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出生人口的快速下滑，而中国老龄化是逐渐加重的。这就导致人口死亡率会不断攀升，而出生率却是持续下降的，两者一升一降，意味着早晚会有交叉点。这种骨感的现实来得有些突然，却也是一种必然结果。

1949年以来中国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曲线 图源：Wind

近日，在中国人口学会举办的“人口负增长及其应对策略”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宋健回溯中国人口的变动历史时指出，1992年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低于2.1的更替水平，开启了人口内在负增长。此后30年来人口总量依靠惯性势能继续攀升，当蕴含在年龄结构内的正增长惯性势能消耗殆尽，负增长终会到来。

宋健还指出，相较历史上中华民族遭遇过多次的死亡主导型人口负增长，当前遭遇的是生育主导型负增长，当前人口形势更为复杂，解决难度也更大。

21世纪以来中国历年人口出生情况 图源：第一财经

人口学界对于这一天的到来，是有预期的，只不过，这个时间比预期的要来得早些。

“由于生育率持续低迷，全国人口负增长到来的时间似乎比原先预计的要更早一些，人口总量达峰时间在逐年预测中不断被提前，相应的人口峰值则不断下调。”宋健说。

根据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是世界最低之一，2021年人口增长率为0.34‰，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14.2%，均早于预期和预测。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在近日举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论坛暨《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22》发布式上表示，中国的人口总规模在2022年到达了峰值，比预期的要早很多，也意味着2023年开始，中国人口就进入到负增长或者说2023年往后，我国会进入到一个人口负增长时代。

不过，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介绍，中国人口负增长早期阶段的人口规模依然巨大。2022年我国人口负增长起步，到2035年总人口依然会在14亿人以上，到2050年仍在13亿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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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对生育数量的限制被认为是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除了宏观政策，这也是国家与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们观念变化的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介绍，“低生育率、人口低增长或负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不仅是中国也是全球在21世纪将要面对的挑战”。

少子化、低生育率是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的重要人口特征，受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变迁、城市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短期内很难逆转。目前，一些欧洲国家和日本经历的人口负增长也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陶涛介绍，根据联合国人口司公布的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数据，2021年，有38个国家处于内生性人口负增长之中，它们的负增长主要源自长期低生育率。这些国家主要分布在欧洲（25个，包括德国、俄罗斯、匈牙利等）、亚洲（5个，包括日本、韩国等）、北美洲（6个，多为岛屿国家）。

德国是1950年以来最早经历人口负增长的国家，自1973年起开始负增长。俄罗斯1994年出现人口负增长，一直持续到2007年，2008—2019年恢复人口正增长后，又于2020年开启新一轮的人口负增长。

在我们的东亚近邻，日本自2010年负增长持续至今，十余年间总人口规模降幅约为3%；韩国在2020年初开始人口负增长，2021年总和生育率（平均一个妇女一生生育多少孩子）低至0.88。

东亚三国（中国、日本、韩国）与欧洲三国（德国、匈牙利、俄罗斯）相比，在人口负增长进程中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程度更大。在进入人口负增长之前，中国与韩国的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比例在七个国家中最高，将近70%，其他国家则在65%左右，而在本世纪末东亚三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稳定在更低的水平，韩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最低，仅为46%左右。

这些数据表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一些主要国家，都在面临或者已经遭遇了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的挑战，这对于未来国家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都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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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为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人口红利基本消失了，如何应对这种趋势，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关系着国家发展的大局，也影响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的奋斗脚步。

2022年8月1日，国家卫健委党组在《求是》杂志刊登署名为“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的文章中指出：随着长期累积的人口负增长势能进一步释放，我国总人口增速明显放缓，“十四五”期间将进入负增长阶段。这是官方口径第一次宣布我国总人口将负增长。

当年8月16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及解读问答》，旨在深入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2022年1月9日的广州街头，家长带着孩子经过商场。图源：IC photo

事实上，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加速到来，从放开单独两孩，再到实施全面两孩，再到放开三孩……国家在近十年中已经对生育政策进行了极大调整，鼓励生育的信号已经十分明显。十四五规划也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当前，各地也正在不断出台政策鼓励生育。例如，深圳此前发布《关于公开征求<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意见的通告》，初步拟定的补贴标准从生育第一个子女到第三个子女逐步递增，生育第三个子女且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累计19000元。

虽然在很多育龄家庭看来，这些补贴对于养育儿女的成本来说仍是杯水车薪，但至少已经表明了政府管理层面对于国家政策调整的积极行动与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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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人口学系主任杨凡去年8月曾在媒体发表题为《中国人口正经历前所未有大转折：负增长如何应对》的文章，他指出：总体来看，人口负增长的影响是长期的、渐进的、缓慢的，不必过于恐慌，但一定要及早规划、积极应对。其他国家的经验已表明，人口负增长一旦出现，人口总量持续减少的态势难以在短期内逆转。面对未来中国人口负增长这一无法避免的趋势，需要积极筹谋，转“危”为“机”。

他提出了几大方面的建议，其中包括了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未来人口发展态势，应尽快研究和制定中长期应对人口负增长的发展战略；提高劳动参与率，稳定劳动供给；提高劳动生产率，挖掘人口质量红利；充分利用地区差异，实现劳动力在全国范围的有效配置；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促进生产和消费的均衡；提升生育意愿，释放生育潜力；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统筹考虑，完善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健康养老服务体系，充分挖掘老年人力资源的同时实现积极老龄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蔡昉也在媒体撰文指出，人口负增长的转折点，带来的是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必须有足够大的力度，才能取得我们希望达到的增长力度。

蔡昉认为，人口负增长的趋势无法逆转，但可以改变行为，改变预期。改善收入分配，可以改善总体的消费格局，可以扩大消费需求。同时，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需求侧改革红利的一个重要来源，改变他们的消费模式，从而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潜力。

在近日的“人口负增长及其应对策略”研讨会上，多位专家也提出自己的建议与见解。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宋健认为，加强家庭发展是建设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面对生育主导型人口负增长，提升生育率是抑制人口长期严重负增长的唯一选择。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段成荣认为，发挥好人口迁移和流动的作用，应当是应对人口负增长的一个主要抓手。通过构建流动人口的生育支持、流动女性育后的就业保障，以及婴幼儿照料的政策机制，可以把流动人口这一部分没有实现的生育意愿变成现实。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茅倬彦建议，提振生育率，就需要推出降低生育成本的相应举措，要逐步建立相应的税收支持政策、亲职福利政策和在配套服务政策。

面对人口负增长，各国一方面采取鼓励生育、移民等措施来缓解甚至阻碍人口负增长的到来，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女性和老年人就业、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等措施来努力适应人口负增长。其中，不乏有值得中国借鉴之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13个国家在经历人口负增长时经济依然保持不同程度增长，比如高收入国家日本、意大利；低收入国家的乌克兰、波黑等；匈牙利、罗马尼亚甚至达到5%，在人口负增长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由此可见，人口负增长与经济增长是能够并存的。做好一系列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一定能实现。

参考资料：中新网、第一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凤凰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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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辅助生殖研究报告2023

作者：泽平宏观

发布时间：2023-02-28 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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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育娲人口专家团队：任泽平，梁建章，黄文政，何亚福，钟勇，姚劲波，吕俊，於嘉

导读

“生育问题”既关系民族复兴，也关系亿万家庭的幸福。随着生育推迟、社会压力增加，不孕不育率提升，部分人群面临“生不出、生不好”的问题，辅助生殖技术逐渐成为育儿新希望。继《辅助生殖行业研究：国际篇》之后，我们推出《辅助生殖行业研究：国内篇》。

目前优化生育政策的时代已经到来、降低生育成本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但“不能生”问题并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部分群体由于政策、质量、费用等方面的限制，无法进行治疗。通过建立辅助生殖友好型社会，可以提升辅助生殖渗透率、使治疗不孕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带来净增新生人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低迷问题、提振社会信心。

核心观点

由于生育率低迷、育龄妇女规模见顶下滑、全面二孩效应消退，我国出生人口持续下滑，随之而来的是，劳动力萎缩，老龄化加速，人口见顶回落，人口红利消失等问题相继出现。辅助生殖作为治疗不孕不育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其社会价值不容忽视。一方面，能够满足不孕人群求子的愿望；另一方面，能够缓解出生人口下降的压力、优化人口结构。未来随着育龄妇女高龄化、婚育年龄推迟等因素，不孕不育人群增加，伴随着更多人群的辅助生殖需求释放，辅助生殖对出生人口的贡献将增加。

辅助生殖技术在中国起步晚、发展快，经历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走在国际生殖医学领域前列，相关规定也逐渐落实、完善、细化，辅助生殖行业随着生育政策的放松而快速发展。但是，由于区域分布不均、治疗价格高、顶层设计不完善等因素，部分辅助生殖需求难以释放。辅助生殖的平均最低治疗价格超过全国六成家庭的承受能力。

我们与锦欣生殖联合组织辅助生殖需求调研问卷，分别对现有患者和潜在患者进行问卷投放，试图探索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关注的因素。1）基本特征：35岁以下为主、专科以上学历占比超5成。分年龄看，正在接受治疗的不孕不育患者以30-34岁为主，占比近4成；分学历看，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超5成；工作方面，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中自由职业者居多，部分患者可能因为治疗辅助生殖而辞去工作或者失去工作。2）超6成被调查者希望通过冻卵保存生育能力，其中30-34岁意愿最高；高学历意愿更高。3）成功率和价格是患者治疗中比较看重的因素，潜在患者对价格敏感度更高。对潜在患者来说，当补贴比例是0%、25%、50%、75%、88%时，辅助生殖治疗需求增加比例分别为0%、13%、20%、27%、30%。

辅助生殖需求释放的人口净增红利有多少？第一，不考虑价格因素，根据低、中、高方案假设2030年辅助生殖渗透率分别提升至9.9%、11.9%、13.9%，我们预测2030年通过辅助生殖出生婴儿数量分别比渗透率不变的方案多8.5万、17.0万、25.6万人。第二，考虑到单身女性使用辅助生殖的需求，2020年我国通过单身女性使用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婴儿数量在8.4万-16.8万人。第三，如果考虑对辅助生殖进行财政补贴，2020年通过对单周期补贴20%、50%、80%的治疗费用，可以分别增加新生儿11.6万、23.3万、34.5万人，所需财政支出分别为195.8亿、576.2亿、1060.9亿元，因此获得一次活产的财政支出分别为16.8万、24.8万、30.4万元，假设我国单个活产婴儿的终生净税贴现值在2.6万-10.4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8.3万-72.5万元），估算对辅助生殖进行补贴的财政支出的净回报率在2倍以上。

启示：完善辅助生殖顶层设计，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1）完善辅助生殖顶层设计、优化相关法律法规、出台一揽子相关规定，打通辅助生殖相关技术、伦理、法律之间的屏障。2）鼓励辅助生殖领域相关试剂自主研发、减少进口依赖；通过建设人才交流机制，促进区域间优质资源共享。3）鼓励相关机构建设专业人才培养机制，提供人才培育补贴，提高整体医生服务人员的人才输送比例以及专业性。4）允许单身女性冻卵，有助于她们保存生育能力，保障女性生育权。5）降低公民使用辅助生殖的自费负担，通过给有需求家庭定向发放辅助生育补贴券，保证合理需求充分释放。

目录

1 辅助生殖是“生育友好型社会”必不可少的技术

1.1 发展背景：老龄少子化背景下，辅助生殖有助于优化人口结构

1.2 发展历程：技术逐渐完善，生育政策放松助推辅助生殖行业发展

1.3 发展现状：治疗周期规模大，机构数量趋于稳定

1.4 发展痛点：区域分布不均、治疗价格高、顶层设计不完善，部分辅助生殖需求难以释放

2 影响辅助生殖需求释放的因素有哪些？

2.1 基础特征：35岁以下为主、专科以上学历占比超5成

2.2 超6成被调查者希望通过冻卵保存生育能力

2.3 价格是患者最看重的因素之一，潜在患者对价格敏感度更高

3 辅助生殖需求释放的人口净增红利有多少？

3.1 渗透率提升（不考虑价格变动）带来的新生儿增量

3.2 降低患者自费负担带来的新生儿增量

4 启示：完善辅助生殖顶层设计，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正文

1 辅助生殖是“生育友好型社会”必不可少的技术

1.1 发展背景：老龄少子化背景下，辅助生殖有助于优化人口结构

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三孩政策效果并未显现，未扭转中国出生人口下降趋势，生育堆积效应已基本结束，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来连续六年下降，2022年出生人口跌破千万。劳动力萎缩，老龄化加速，人口见顶回落，人口红利消失等问题相继出现。

一方面，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再降到2020年的1.3，2021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仅1.15，2022年降至不到1.1，仅为更替水平（2.1）的一半。另一方面，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中国15-49岁育龄妇女规模在2011年达3.8亿人的峰值，此后逐年下降，预计2030年降至3.0亿。

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中方案预测，到2050年，我国出生人口将降至698万，为印度的约1/3，2100年降至238万，不到印度的1/4。

年龄是影响生育能力的重要因素，无法逆转。育龄妇女高龄化、初婚初育年龄增加，会导致女性错过最佳生育年龄，削弱生育基础，不孕不育率有上升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不孕不育率为12%-18%。

第一，育龄妇女高龄化趋势明显，预计2030年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将比2022年减少27%，其中25-30岁生育高峰期妇女将减少18%。我国20-35岁的主力育龄妇女从1982年的约1.2亿增至1997年1.9亿的峰值，2022年降至约1.5亿，预计到2030年降至1.1亿；25-30岁生育高峰期妇女约5000万，预计2030年将降至4100万，降幅约18%。

第二，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20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2岁推迟到28岁；平均初育年龄从24岁推迟至28岁。从结婚年龄看，1990-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3.6岁推迟至29.4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2.0岁推迟到28岁。从生育年龄看，1990-2020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8岁，主要生育年龄从20-27岁增至24-33岁，生育一孩数占比从86.6%降至45.8%。

辅助生殖作为治疗不孕不育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其社会价值不容忽视，一方面，满足不孕人群求子愿望；另一方面，缓解出生人口下降压力、优化人口结构。根据《国际辅助生殖研究报告2022》，部分国家将辅助生殖技术视为解决国家生育率下降的方法，为减轻治疗负担，政府提供各类公共资金支持，助力辅助生殖需求释放、缓解出生人口下降压力，通过辅助生殖出生婴儿占比在2%-10%。目前，我国通过辅助生殖出生婴儿占比在2%-3%，未来随着育龄妇女高龄化、婚育年龄增加等因素，不孕不育人群增加，伴随着更多人群的辅助生殖需求释放，辅助生殖对出生人口的贡献将增加。

1.2 发展历程：技术逐渐完善，生育政策放松助推辅助生殖行业发展

辅助生殖技术在中国起步晚、发展快，经历三十多年发展，已走在国际生殖医学领域前列，相关规定也逐渐落实、完善、细化，辅助生殖行业随着生育政策的放松而快速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0-2000年）：起步期。辅助生殖技术从蹒跚起步到获得长足进步，试管婴儿第一、二、三代技术相继发展。自1978年首例试管婴儿在英国出生后，我国研究人员便开展相关领域的探索。1983年，我国第一个冷冻精液人工授精孕育的婴儿在卢光琇教授的指导下诞生；1988年，我国大陆首名试管婴儿在北医三院诞生，技术成功为后续试管婴儿技术发展开启新篇章。此后，国内首个ICSI试管婴儿和首个经PGD的婴儿相继在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诞生。首例三代试管婴儿诞生成为辅助生殖技术发展的里程碑事件，标志着我国辅助生殖技术的快速发展。不过，此阶段，辅助生殖领域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没有进展。

第二阶段（2001-2012年）：规范期。我国首次发布系统的辅助生殖管理办法，对机构审批、技术使用等方面进行规定。2001年2月，卫生部先后颁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等，标志着我国辅助生殖技术开始规范发展。2003年卫生部修订相关规范和标准，对辅助生殖机构、精子库等技术标准、人员配备、场所设备等提出精准要求，比如“减少胚胎移植数量”、“同一供者的精卵最多受孕5人”等内容，为辅助生殖机构提供发展参考范式。2007年，卫生部颁布《关于加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设置规划和监督管理的通知》，指出严禁此项技术的商业化和产业化，进一步对辅助生殖的发展做了规范。同年10月，国务院发文决定将“医疗机构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许可”的权限下放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辅助生殖机构迎来迅速增长。

第三阶段（2013-2017年）：优化期。伴随着生育政策改善，辅助生殖政策也不断优化，对机构数量规划、牌照审批等方面提出更细化的要求。2013年，卫生部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生育政策逐渐放松，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2015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建立了国家辅助生殖技术管理专家库，并且国家卫计委更新2001年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配置规划指导原则》，提出“每300万人口设置一个辅助生殖机构”的原则，为各地辅助生殖发展提供依据。同年，卫计委发布《关于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审批的补充规定》，细化辅助生殖机构管理，提出“申请开展第一、二代试管婴儿的机构至少实施夫精人工授精技术或供精人工授精技术满1年”、“申请开展第三代试管婴儿的机构至少实施第一、二代试管婴儿技术满5年”等。随着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进，辅助生殖治疗提供的计划生育证明被取消，不孕治疗惠及人群扩大。技术方面，2014年世界首例Malbac胚胎全基因组测序试管婴儿在中国诞生，标志我国胚胎植入前临床诊断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第四阶段（2018年至今）：发展期。随着“放开三胎”政策出台，辅助生殖成为优化生育支持政策的内容。2018年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这是自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以来，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第一次没有“计划生育”名称。2021年5月“三孩”政策实施。同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内容包括：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2022年，国家卫健委等1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医疗机构通过辅助生殖等技术手段，向群众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辅助生殖技术成为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的一项重要支持手段。随着生育政策逐渐放宽，生育支持政策相继出台，“不能生”、“生不出”问题逐渐被重视。

各地在积极推动辅助生殖补贴落地，助力辅助生殖合理需求释放。杭州市商业补充医疗保险“西湖益联保”将试管婴儿费用纳入报销范围，参保市民最高获得3000元费用报销；河北衡水市对女方年满35周岁且夫妻双方均未生育过，通过辅助技术生育第一胎的，给予不高于1万元的补贴；银川市拟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中年龄为40-49周岁的女性，确需实施辅助生殖技术再生育的给予6万元生育补贴。

在生育率低迷、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出生人口下滑背景下提出推动辅助生殖技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从国家战略角度，符合我国优化生育支持手段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提供和推广辅助生殖技术，不孕家庭的求子愿望得到满足。

1.3 发展现状：治疗周期规模大，机构数量趋于稳定

近年，我国辅助生殖技术快速发展，每年辅助生殖治疗总周期数超过100万，出生婴儿数超30万，约占总出生人口的3%。

1）从治疗类型看，我国辅助生殖技术以体外受精为主，治疗周期占比近80%；其中，冻胚移植占比超60%。2019年有221家生殖中心通过通过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CSRM系统上报数据，其中夫精人工授精（AIH）周期7万个、供精人工授精（AID）周期0.8万个、体外受精（IVF）治疗周期28万个，占比分别为19.2%、2.3%、78.2%，目前辅助生殖治疗以IVF技术为主。其中，使用自体配子治疗周期数占比96.4%。取卵周期28.9万个、鲜胚移植周期12.6万个、冻胚胎移植（FET）周期23.7万个，鲜胚移植和冻胚移植占比分别为34.6%、65.4%。

2）从成功率来看，体外受精成功率远高于人工授精；其中，鲜胚与冻胚移植成功率相当，活产率均超40%。2019年AIH、AID、IVF-鲜胚移植、IVF-冻胚移植妊娠率分别为14%、31%、52%、52%；活产率分别为11%、26%、42%、41%。2019年IVF-鲜胚移植妊娠率为52%、活产率为42%，这意味着接受体外受精成功后，每10个移植周期中有5个可成功妊娠、4个可成功生下孩子。

3）从安全性看，多胎妊娠率下降，主要由于单胚胎移植逐渐成为共识，其中冻胚移植的多胎率小于鲜胚移植；2017-2019年OHSS发生率从1.6%降至1.3%，ART并发症发生率呈下降趋势。2018、2019年新鲜胚胎的多妊娠胎率分别为28.6%、26.0%，冻胚移植分别为26.9%、21.5%，多胎妊娠率明显下降，主要与单次平均移植胚胎数量有关。单胎妊娠的安全性更高，西方发达国家从21世纪开始陆续提倡单胎移植，我国从2018年10月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发表《关于胚胎移植数目的中国专家共识》，建议首次移植、子宫因素不适宜双胎妊娠、经过PGT检测的患者选择单胚胎移植，此后多胎率明显下降。2017、2018、2019年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HSS）发生率分别为1.6%、1.4%、1.3%，近年ART并发症发生率逐渐下降。

4）从患者年龄分布看，目前我国使用ART治疗患者仍以35岁以下的年轻夫妻为主。35岁以下、35-37岁、38-40岁、41-42岁、43-44岁、44岁以上年龄组治疗周期占比分别为71.4%、13.8%、8.2%、3.3%、1.9%、1.3%。目前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的主力为80后和90后，随着高等教育普及，00后、10后对辅助生殖技术认可度随之上升，越来越多家庭计划通过辅助生殖获得新生儿。

5）从供给端看，辅助生殖机构数量趋于饱和，未来增量有限；第三代试管婴儿治疗牌照还有近1倍增量空间。从机构数量看，2016年-2020年，全国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从451家增加到539家。获批机构以公立医院为主占比90%以上，民营医院不足10%。根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规划测算参考方法》的方案一，各省（区、市）增设的辅助生殖机构数量不超过截至2020年底辅助生殖机构总数的15%，按此计算，未来五年新增辅助生殖机构约80个；按照2018年常住人口数，每230万-300万人口可设置1个机构，未来五年机构增量最多70个，整体增量有限。从技术准入来看，所有从事辅助生殖服务的医疗机构都必须获得牌照，并且证书并非一次性获得，获取难度逐级提升。截至2020年，536家获批生殖机构均可提供人工授精技术，其中有406家生殖机构获得第一代和第二代试管婴儿牌照，占全国的76%。仅有北医三院、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等76家拥有第三代试管婴儿牌照，约占体外受精技术机构数量的18.5%，如果按照30%的规定占比，未来能够新增三代牌照约50个。

1.4 发展痛点：区域分布不均、治疗价格高、顶层设计不完善，部分辅助生殖需求难以释放

市场端看，辅助生殖机构数量和质量分布不均，呈现“东南强于西北、沿海多于内陆”特征。数量看，广东有辅助生殖机构56家，数量排名第一；排名前5的还有江苏、山东、湖北、河南，分别为33、32、32、32家，大都位于东部地区；而宁夏、青海等西部地区仅1-2家。质量看，北京、上海、广东等沿海发达区域的临床经验、人才储备、医疗资源配置和技术服务处于相对领先水平，承担着部分外地疑难重症患者的诊疗任务。而甘肃、青海、宁夏等地技术资源总量相对不足，服务质量有待提高，由于缺乏优质辅助生殖医疗资源，部分患者只能选择跨区域治疗，一方面，增加治疗成本；另一方面，患者资源流失，难以支撑当地辅助生殖行业发展。

技术端看，辅助生殖技术仍需发展，以保证更多大龄患者治疗成功率；另一方面，上游试剂及器械进口依赖度高于50%，自主研发能力有待提升。近年，我国辅助生殖技术不断创新，2014-2021年辅助生殖申请专利从26件增至87件、授权专利从6件增至67件，年均增速分别为18.8%、41.2%。但由于目前我国患者以35岁以下为主，自身治疗条件好，一定程度提高了成功率。未来，随着育龄妇女高龄化，高龄患者逐渐成为辅助生殖治疗的主力，“获卵失败”、“反复种植失败”等问题难以避免，从取卵阶段到移植阶段治疗成功率有下降压力，辅助生殖治疗技术和手段需升级和优化，以满足更多大龄患者治疗需求。第二，辅助生殖医疗产品自主研发能力不足，上游相关试剂及器械中，进口品牌仍占主导，体外生殖用液和专用仪器进口占比分别均超50%。国内在新技术、领域研发的程序繁琐，前期申报阶段就存在层层关卡，效率低，研发、创新的时间成本高，自主研发动力不足。

费用端看，辅助生殖的平均最低治疗价格超过全国六成家庭的承受能力，价格高导致部分需求难以释放。一般来说，试管婴儿一次完整的周期费用包括前期体检费用、药费、促排取卵手术费、胚胎培养和移植费用，合计约3万-5万元。如果按40%-50%成功率计算，即为成功诞下婴儿，至少需做2-3个周期，那么一代试管婴儿总治疗价格在6-15万元。若想进行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和筛查，总的治疗费用还将更高。从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看，全国家庭、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人均收入不超6万元的分别占比80%、60%、100%。按试管婴儿成功活产的最低价格6万元，如果是双收入家庭，人均需承担3万元；若是单收入家庭，人均需承担6万元。估算可知，全国、农村和城镇无力承担辅助生殖费用的家庭占比分别为60%、80%、40%，即辅助生殖服务的最低价格仍超中国六成家庭承受能力，治疗价格过高使得部分辅助生殖需求难以释放。国际对比看，丹麦、澳大利亚、以色列的居民IVF治疗费用负担（单周期费用/人均GDP）较低，仅10%左右，这些国家的每万名20-44岁女性使用ATR治疗周期较高，均超150个，而我国IVF治疗费用负担约50%，患者费用负担较高。

政策端看，辅助生殖领域顶层设计尚不完善，第三、四代试管婴儿、代孕等领域处法律灰色地带，单身女性冻卵尚未形成社会共识。一方面，试管婴儿的衍生技术，包括第三、四代试管婴儿、代孕等领域存在法律空缺，缺乏体系化规定。英国是世界上首个颁布关于代孕法律的国家，1985年颁布《代孕安排法》，对相关概念、禁止商业代孕、违法惩罚做了具体规定。我国在2001年就颁布辅助生殖的技术规范和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代孕技术，但缺乏相关法律条例支持，由于不孕人数增加、失独家庭增多，代孕需求增加，促使地下交易出现，市场乱象频出，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数据，与代孕相关的判决案例数不断增加，地下代孕产业仍存。另一方面，针对辅助生殖是否适用单身女性的问题，仍有争议。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提到，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辅助生殖技术。国际对比看，西方许多国家都允许单身女性使用辅助生殖技术，包括使用精子库、冻卵等，认为这是女性保存生育能力的手段。近年，随着经济、社会、技术不断变化，人们生育观念更加开放，我国大龄单身女性使用辅助生殖技术需求增加。但由于国内禁止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殖技术，一些单身女性只好选择支付高昂费用在国外冻卵。

2 影响辅助生殖需求释放的因素有哪些？

我们与锦欣生殖联合组织辅助生殖需求调研，分别对现有患者和潜在患者进行问卷投放，共回收1783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683份，有效率为94%。最终以1683份有效问卷数据为依据，调研结果如下：

2.1 基础特征：35岁以下为主、专科以上学历占比超5成

根据统计，不孕患者中没有孩子的占比71.4%、有1个孩子的占比21.6%、有2个孩子的占比5.4%、有3个及以上孩子的占比1.5%。分年龄看，正在接受治疗的不孕不育患者以30-34岁为主，占比近4成；分学历看，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超5成；工作方面，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中自由职业者居多，部分患者可能因为辅助生殖治疗而辞去工作或者失去工作。

年龄方面，根据调研结果，正在接受治疗以及以前接受过治疗并成功诞下婴儿的人群，更加年轻，35岁及以下占比分别为63.2%、60.0%，而以前接受过治疗，未成功后放弃和从未接受过治疗的患者35岁及以下占比分别为50.8%和57.3%，相对来说治疗未成功后放弃的患者平均年龄更高。由于辅助生殖治疗成功率随年龄增加而下降，35岁以上患者治疗成功率会明显下降，从而削弱患者继续治疗的意愿。

学历方面，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中高中及以下、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分别为46.0%、25.2%、26.0%、2.8%，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54.0%，明显高于我国总体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的15.5%。

工作方面，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中自由职业者、农民居多，占比分别为27.1%、19.4%，并且根据统计，选择其他职业的患者中，“无业”、“待业”、“失业”是患者填写的高频关键词，说明目前辅助生殖治疗患者面临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压力，相当一部分患者可能因为治疗辅助生殖而辞去工作或者失去工作。

2.2 超6成被调查者希望通过冻卵保存生育能力

整体看，有超6成的被调查者希望通过冻卵保存生育能力，30-34岁意愿最高；高学历意愿更高。其中，希望、不希望、不了解冻卵占比分别为63.0%、12.4%、24.7%。分年龄看，20-24岁、25-29岁、30-34岁、35-37岁、38-40岁、4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中希望通过冻卵保存生育能力的占比分别为46.8%、59.8%、65.8%、64.0%、67.5%、59.6%，30-34岁年龄段的占比最高。分学历看，高中及以下、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的被调查者中希望通过冻卵保存生育能力的占比分别为59.1%、66.1%、67.7%、65.3%，高学历人群的冻卵意愿相对更高。

2.3 价格是患者最看重的因素之一，潜在患者对价格敏感度更高

从调研结果可以看出，成功率和价格是患者治疗中比较看重的因素。其中，不孕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最看重的因素为治疗成功率、诊所服务水平和价格与补贴，分别有85.5%、46.1%、33.4%的患者选择；而不孕患者放弃使用辅助生殖治疗的原因有价格太贵、成功率低、心理负担大等，分别有55.7%、48.9%、41.1%的患者选择。一般来说，进行3-5次试管婴儿治疗可以成功活产，但是很多患者由于价格太贵或者心理压力等原因，在治疗失败后没有选择继续治疗，导致最后并没有成功诞下婴儿。

价格方面，患者能够接受的全疗程费用（怀孕并成功活产所需费用）在5千元以下、5千-3万元、3-10万、10-20万、20万以上的占比分别为8.5%、55.3%、32.1%、3.4%、0.6%，患者能接受的价格基本在10万元以下。但是假设试管婴儿单周期4万元，那么活产所需的治疗总费用在12万元以上，很少有家庭愿意承担全部的治疗费用，并且很多家庭在治疗失败后，由于难以承担后续治疗费用而选择放弃后续治疗。分收入区间看，家庭总收入越多、患者能够承担的辅助生殖治疗费用相对更高。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的患者，能够接受的治疗费用占比最多的是5千-3万元，占比64.5%，家庭年收入在10-20万、20-30万、30-40万、40-50万的患者，能够接受的治疗费用占比最多的是3-10万元，占比分别为46.0%、51.1%、61.8%、62.5%。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年收入在50万以上的患者中，有20.0%的人能够接受治疗费用在20万以上。

分不同患者看，潜在患者对价格敏感度更高。对现有患者来说，假设辅助生殖单周期治疗费用是4万元，当补贴比例是0%、25%、50%、75%、88%时，意愿治疗人数比例分别为86%、94%、97%、99%、100%，辅助生殖治疗需求增加比例分别为0%、8%、12%、13%、14%；对潜在患者来说，假设辅助生殖单周期治疗费用是4万元，当补贴比例是0%、25%、50%、75%、88%时，意愿治疗人数比例分别为71%、84%、90%、96%、99%，辅助生殖治疗需求增加比例分别为0%、14%、20%、26%、28%。

3 辅助生殖需求释放的人口净增红利有多少？

我国辅助生殖技术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处于世界发展前列，治疗周期数量逐年增加。并且我国不孕不育的育龄人口基数大，辅助生殖市场空间广阔，但目前渗透率并不高。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我国辅助生殖渗透率仅7.9%，远低于美国的31.2%。根据我们上文分析，辅助生殖在政策、技术、费用等方面仍有不足，导致很多的需求难以释放，渗透率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3.1 渗透率提升（不考虑价格变动）带来的新生儿增量

思路和假设：将20-44岁育龄妇女年龄分为五档，包括20-34岁、35-37岁、38-40岁、41-42岁、43-44岁，依据各年龄段的有偶率、不孕率、辅助生殖需求占比等参数，通过公式“分年龄育龄妇女*分年龄有偶率*分年龄不孕不育率*分年龄辅助生殖需求占比*辅助生殖渗透率”计算辅助生殖渗透率增加带来的新生儿增量。

有偶率：根据《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年20-34岁、35-37岁、38-40岁、41-42岁、43-44岁育龄妇女的有偶率分别为50.5%、91.6%、92.5%、93%、93.1%。随着晚婚、不婚女性增加，未来各年龄段女性有偶率呈下降趋势，本次测算假设往后年份，各年龄段女性有偶率按一定比例下降。

不孕率：医学数据显示，不孕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急剧上升。15-34岁女性的不孕率约为7.3%-9.1%，而35-39岁女性的不孕率直升至25%-30%，40-44岁女性则高达30%以上。本次假设20-34岁、35-37岁、38-40岁、41-42岁、43-44岁夫妇的不孕率分别为8%、20%、25%、30%、35%。

辅助生殖需求占比：目前治疗不孕不育的主要方法有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和辅助生殖治疗三种方式，辅助生殖一般作为常规药物和手术方式未见成效后的最终解决方案，需求占比在10%-20%。

渗透率：是指有辅助生殖需求的患者实际接受治疗的占比，与辅助生殖市场发展情况、患者接受度等因素有关。目前，我国辅助生殖渗透率约7%-9%，未来随着辅助生殖市场逐渐完善、患者接受程度提升，辅助生殖渗透率不断提升。根据沙利文数据，美国辅助生殖渗透率约31%，可见我国辅助生殖渗透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假设不考虑价格变动，可对未来辅助生殖渗透率提升做出估计。可以将渗透率提升速度分为三档，低方案（每年增加0.2个百分点，到2030年渗透率为9.9%）、中方案（每年增加0.4个百分点，到2030年渗透率为11.9%）、高方案（每年增加0.6个百分点，到2030年渗透率为13.9%）。

从结果看，根据低方案预测，随着渗透率增至2030年的9.9%，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婴儿总量从35.9万人增至45.5万人，占出生人口比重从3%增至5%，占比与澳大利亚相近；根据中方案预测，随着渗透率增至2030年的11.9%，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婴儿总量从31.7万人增至54万人，占出生人口比例从2.8%增至6%；根据高方案预测，随着渗透率增至2030年的13.9%，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婴儿总量从31.7万人增至62.6万人，占出生人口比例从2.8%增至6.9%，占比与日本相近。低、中、高方案预测2030年通过辅助生殖出生婴儿数量分别比渗透率不变的方案多8.5万、17.0万、25.6万人。

分年龄看，我们根据ART使用年龄模式进行外推，可以看到35岁以上患者占比逐渐下降、35岁以上患者占比逐渐增加。根据中方案预测，2020-2030年35岁以下患者占比从67%降至49.2%；35岁以上患者占比从33%降至50.8%。根据《国际辅助生殖研究报告2022》，英国、澳大利亚、美国、日本的35岁以下患者治疗周期占比分别为42.1%、38.4%、36.7%、24.5%，以35岁以上患者为主，一方面由于育龄妇女高龄化明显，另一方面，大龄女性平均治疗周期比年轻女性多。

从国际对比看，各国对于单身女性进行辅助生殖的政策较为宽松，大部分国家允许单身女性做试管婴儿和冻卵。对于女性来说，冻卵是生育力保存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在现代职场女性要兼顾家庭和事业的背景下，推迟生育往往会削弱生育能力，能够在合适的年龄选择保存自己的生育能力是女性需要的。在美国，任何公民（包括单身人士）都可以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来获得自己的孩子；在日本，妇产科学会伦理委员会逐渐将进行IVF治疗患者的“已婚”条件删除；在西班牙，法律明文规定，所有女性都有权利进行辅助生殖治疗，与女性的婚姻状况和性取向无关；在澳大利亚，无论是异性夫妇、女同性恋伴侣还是单身女性，均可参加公共基金支持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考虑到单身女性使用辅助生殖的需求，我们对辅助生殖的非婚生育情况进行估算。

思路和假设：假设单身女性可以通过冻卵保存生育能力以便后续生产，计算此部分带来的新生儿增量。我们分成两种方法计算：

方法一：假设按照对标国家的非自卵或自精占比，通过已婚女性的结果来计算辅助生殖的非婚生育情况。根据《国际辅助生殖研究报告2022》，西班牙、美国、英国、中国台湾、澳大利亚的捐赠配子治疗占比37.4%、17.7%、14.2%、9.3%、5.1%。我们将国内非婚生育占比估算区间设置在5%-15%，那么按照低方案，预计2030年我国通过捐赠配子获得的出生人口数量约2.8万人；按照中方案，预计2030年我国通过捐赠配子获得的出生人口数量约6.0万人；按照高方案，预计2030年我国通过捐赠配子获得的出生人口数量约9.5万人。因此，根据方法一计算，到2030年我国通过捐赠配子获得的出生人口数量在2.8万-9.5万人。

方法二：根据英国人类受精和胚胎学管理局 （HFEA）于2018年发布的《生育治疗中的卵子冷冻》，女性冻卵的最佳时间是20-30岁，但是冷冻卵子的年龄越小、使用卵子进行治疗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大多数女性在组建家庭时，很可能自然怀孕；相反，30多岁的女性冻卵使用率会更高。因此假设冻卵使用率随着冻卵年龄增加而增加。

从结果看，根据低方案预测，2030年通过单身女性冻卵产生的婴儿总量为8.4万人，占出生人口比例约1%；根据中方案预测，2030年通过单身女性冻卵产生的婴儿总量为12.6万人，占出生人口比例约1.4%；根据高方案预测，2030年通过单身女性冻卵产生的婴儿总量为16.8万人，占出生人口比例约1.8%。因此，按照方法二计算，到2030年我国通过单身女性使用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婴儿数量在8.4万-16.8万人。

3.2 降低患者自费负担带来的新生儿增量

思路和假设：将治疗患者分为现有患者和潜在患者，其中现有患者是目前正在进行IVF治疗的人群，潜在患者是指患有不孕不育症，但是由于费用过高等因素，中途放弃治疗或没有选择IVF的治疗方式的人群。结合问卷调查结果，我们有如下假设：

1）如果对现有患者进行补贴，从而使得部分患者愿意多做一个周期，进而提高整体治疗成功率，每个患者治疗效率提升，并获得净增新生儿。

方案一：每个周期补贴20%，有5%的患者愿意多做一个周期，那么整体成功率提升约2个百分点。

方案二：每个周期补贴50%，有10%的患者愿意多做一个周期，那么整体成功率提升约3个百分点。

方案三：每个周期补贴80%，有15%的患者愿意多做一个周期，那么整体成功率提升约5个百分点。

从结果看：

按方案一估算，2020、2025、2030年补贴后的实际治疗周期相较于未提供补贴的时候分别多5万、7万、9万个；多出生婴儿分别为1.8万、2.4万、2.7万人；按照每个治疗周期4万元、补贴次数不限，估算所需财政补贴分别为84.5亿、123.4亿、147.4亿元。

按方案二估算，2020、2025、2030年补贴后的实际治疗周期相较于未提供补贴的时候分别多10万、15万、18万个；多出生婴儿分别为3.6万、4.9万、5.4万人；按照每个治疗周期4万元、补贴次数不限，估算所需财政补贴分别为221.4亿、323.3亿、385.9亿元。

按方案三估算，2020、2025、2030年补贴后的实际治疗周期相较于未提供补贴的时候分别多15万、22万、26万个；多出生婴儿分别为5.4万、7.3万、8.1万人；按照每个治疗周期4万元、补贴次数不限，估算所需财政补贴分别为370.4亿、540.7亿、645.6亿元。

2）如果对潜在患者提供补贴，假设部分不孕不育患者不选择其他治疗方法，直接选择补贴后最便宜的IVF，将会提升整体治疗周期数，从而获得净增新生儿。

方案一：每个周期补贴20%，有10%的潜在不孕不育患者直接选择试管婴儿治疗。

方案二：每个周期补贴50%，有20%的潜在不孕不育患者直接选择试管婴儿治疗。

方案三：每个周期补贴80%，有30%的潜在不孕不育患者直接选择试管婴儿治疗。

从结果看：

按方案一估算，2020、2025、2030年补贴后的实际治疗周期相较于未提供补贴的时候分别多38万、57万、70万个；多出生婴儿分别为9.8万、12.5万、12.4万人；按照每个治疗周期4万元、补贴次数不限，估算所需财政补贴分别为111.2亿、163.3亿、196.6亿元。

按方案二估算，2020、2025、2030年补贴后的实际治疗周期相较于未提供补贴的时候分别多77万、114万、141万个；多出生婴儿分别为19.7万、25万、25万人；按照每个治疗周期4万元、补贴次数不限，估算所需财政补贴分别为354.8亿、522.4亿、632.0亿元。

按方案三估算，2020、2025、2030年补贴后的实际治疗周期相较于未提供补贴的时候分别多115万、171万、211万个；多出生婴儿分别为29.5万、37.4万、37.2万人；按照每个治疗周期4万元、补贴次数不限，估算所需财政补贴分别为690.6亿、1018.7亿、1236.0亿元。

根据上述方法计算，假设2020年提供相关辅助生殖治疗补贴，通过20%、50%、80%的治疗费用补贴可以分别增加新生儿11.6万、23.3万、34.9万人，所需财政补贴分别为195.8亿、576.2亿、1060.9亿元，因此获得一次活产的财政成本分别为16.8万、24.8万、30.4万元；2030年通过20%、50%、80%的治疗费用补贴可以分别增加新生儿15.1万、30.2万、45.3万人，所需财政补贴分别为343.9亿、1017.9亿、1881.6亿元，因此获得一次活产的财政成本分别为22.8万、33.7万、41.5万元。根据《国际辅助生殖研究报告2022》，国外通过试管婴儿实现一次活产的成本在4000美元-16万美元，终生净税贴现值/人均GDP在2-8倍，按此比例计算，并假设贴现率3.5%-4%，那么2020年我国单个活产婴儿的终生净税贴现值在2.6万-10.4万美元，由于单次活产成本约1.6万-5万美元，估算财政补贴的净回报率在2倍以上。

4 启示：完善辅助生殖顶层设计，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956万新生人口计算，2022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不到1.1，不仅低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比严重少子老龄化的日本还低不少。少子化将深远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创新活力、抚养负担、民众幸福指数乃至民族复兴。人口急剧萎缩，也意味着规模效应的持续弱化和综合国力的衰退。目前优化生育政策的时代已经到来、降低生育成本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但“不能生”问题并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部分群体由于政策、质量、费用等方面的限制，无法进行治疗。根据我们的研究，通过建立辅助生殖友好型社会，能够提升辅助生殖渗透率、使治疗不孕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带来净增新生人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低迷问题、提振社会信心。主要有以下建议：

1）完善辅助生殖顶层设计、优化相关法律法规、出台一揽子相关规定，打通辅助生殖相关技术、伦理、法律之间的屏障。在立法层面，目前相关辅助生殖技术规定及准则的法律层级低，不利于对辅助生殖技术进行全面的监督管理。在试管婴儿及其衍生领域，建议单独制定更加全面专业的立法，包括概念解读、技术实施标准、实施规范等，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对实施辅助生殖过程中的相关问题作出明确界定，打通辅助生殖相关技术、伦理、法律之间的屏障。在监管层面，应该明确监管主体、规范监管程序、确定监管细则，卫健委应与公安、检察、法院构建联合管控网络。在制度层面，建立明确、合理的行业准入规范，同时健全质量控制机制。增设数据检验机构，对成功率、单胎率等指标进行定期收集和公开，提高行业透明度。

2）鼓励辅助生殖领域相关试剂自主研发、减少进口依赖；通过建设人才交流机制，促进区域间优质资源共享。目前我国辅助生殖机构面临上游药品、设备海外依赖度高，下游机构质量存在区域不均衡问题。一方面，针对产业创新能力弱、创新动力不足问题，可以在保证研发质量的前提下，适当放宽申报、审批流程，降低企业研发的时间成本，鼓励自主研发。并且，针对有经验的大型生殖机构，给予相关研发投入补贴，并通过引进社会资本，保证资金充足。另一方面，由政府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对相关试剂、药品和设备使用的重要环节和风险点进行强化管理，建立实时、远程、可追溯的网络化智能数据库管理，切实提升监管效率。同时，在政府统筹规划下，结合相关地理、交通等因素，加强区域机构合作、建设人才交流机制，促进优质资源共享，提升我国整体辅助生殖机构质量。

3）鼓励相关机构建设专业人才培养机制，提供人才培育补贴，提高整体医生服务人员的人才输送比例以及专业性。第一，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很大程度取决于医生及相关技术人员的经验和专业性。通过建立完善的师资团队、优质的教学资源、规范的教学体系，不断加强辅助生殖教学质量，保证输送优质的医学人才，满足人才需求；第二，随着就业环境、生活压力等因素影响，不孕不育患者明显增加，相关生殖医学人才储备需求明显增多，可以通过对相关机构提供人才补贴的方式，提高整体人才输送比例，满足市场需求；第三，通过对相关从业人员的前期准入、中期考核和培养等方面提供监管和支持，保证技术的稳步发展、人才的优化提升。

4）允许单身女性冻卵，有助于她们保存生育能力，保障女性生育权。从各国对比来看，目前大部分发达的经济体均可以允许单身女性冻卵来保存自己的生育能力，我国目前并未开放单身女性冻卵的合法性，仅适用于不孕症夫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中指出，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单身女性无法使用冻卵等辅助生殖技术来保存和行使自己的生育权。考虑到使用玻璃化冷冻技术冻卵已经发展超过20年、技术已经逐渐成熟，建议逐步放开单身女性冻卵，保障女性生育权利。

5）降低公民使用辅助生殖的自费负担，通过给有需求家庭定向发放辅助生育补贴券，促进合理需求充分释放。

一些地方已出台相关辅助生殖补贴政策：陕西为失独家庭提供一次免费试管婴儿服务；湖北对失独家庭或者女性年满35周岁的特殊困难家庭提供不超过3万元的辅助生殖补助金；辽宁省对失独家庭提供一个试管婴儿周期的免费治疗；广西对失独家庭提供不超过5万元的辅助生殖治疗补贴；杭州市商业补充医疗保险“西湖益联保”将试管婴儿费用纳入报销范围，参保市民最高获得3000元费用报销；河北衡水市对女方年满35周岁且夫妻双方均未生育过，通过辅助技术生育第一胎的，给予不高于1万元的补贴。

到目前为止，对辅助生殖提供治疗补贴仅停留在地方层面，全国层面还未出台相关补贴政策，且目前地方提供补贴范围较窄，补贴金额有限。根据本文测算，仅通过提供辅助生殖补贴就能使出生婴儿增加超30万人，占出生人口比例近3%，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下降带来的经济低迷问题，建议全国层面出台减轻不孕不育家庭治疗成本的政策。一方面，构建多层次的费用支持体系，包括通过医保、直接发放补贴、保险等方式提供辅助生殖的费用负担。第一，通过提供辅助生殖相关补贴的形式降低居民自费负担，可以考虑细化补贴标准，比如通过对不同大小、质量、规模的机构提供不同补贴来提高治疗成功率、降低无效补贴概率；第二，鼓励保险机构创新辅助生殖相关保险，覆盖从前期检查到后期治疗的费用；第三，针对辅助生殖患者提供第三方融资渠道，减轻患者治疗自费负担。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发放生育补贴、育儿补贴等减轻手术成功后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负担，构建友好型生育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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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出生率低和社会老龄化｜《人口大逆转》从全球层面提出应对之策

作者：人民资讯

发布时间：2021-08-07 12:21

快照：

「本文来源：广州日报」

人口出生率低迷、老龄化等是近年来各国的热门话题，

可以说，各国都认识到了人口的重要性。

本书从全球层面考虑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

更有助于全面认识问题

提出更有效的应对之策。

《人口大逆转》

保护主义、科技发展、气候变化……影响全球经济未来发展走势的因素有很多，但本书重点关注人口结构和全球化对金融和实体经济长期趋势的影响。现有研究对此的分析一般是聚焦于国家层面，尤其是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减少和沉重的养老负担。但该书作者认为，只聚焦国家层面可能无法让我们看到问题的全貌，从而找不到有效应对之法。本书从全球层面考虑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这超越了现有的研究，更有助于全面认识问题，从而提出更有效的应对之策。

作者认为，过去三十年的低通胀乃至通缩，主要源于世界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但是，人口老龄化和逆全球化的叠加，将会逆转之前的趋势，带来一系列的改变，包括通胀和利率的高企，高负债经济体面临的困境、债务融资等。

这是一本趋势类的书，与现在大部分书不同的是，它从全球的角度看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而不仅仅限于一国。其实，现在的很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跨国的合作。对关心未来世界经济走势和未来投资机会的读者而言，这是一本非常值得关注的书。

作者介绍：

查尔斯·古德哈特，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银行和金融学荣休教授。著名的“古德哈特定律”提出者。英国科学院院士。

马诺杰·普拉丹，独立经济研究智库 Talking Heads Macro创始人。曾任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领导团队分析全球经济。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孙珺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孙珺

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孙珺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 吴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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