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美经济总量差距在扩大，国家发改委回应

作者：海报新闻

发布时间：2023-03-06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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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李春临、杨荫凯介绍“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记者：很多评论作了这样的分析，中国去年经济增速3%，美国经济增速2.1%，但从经济增量来看，美国的增量要比中国增量大，中美经济总量差距在扩大，请问如何看待这样一个变化？谢谢。

赵辰昕：谢谢您的提问。您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提醒我们，可能不少朋友在看相关数据时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疑惑。关于您提的问题，我谈几点认识，供您参考。

第一，我想强调一下，2022年，在多重超预期因素叠加冲击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是可圈可点的。我在开场的时候用了三句话，就是综合表现十分亮眼，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安全发展的基础不断夯实。同时，从多个经济指标综合来看，我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拉长时间跨度，从5年、10年来看，更能够全面深入的看待去年的成绩。综合表现突出，更能够凸显出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第二，在阅读观察经济数据时，要分析清楚这些数据的准确含义。去年我国经济增长3%，美国增长2.1%，一些主要经济体还有增长1.9%的、有不到1%的，这个增速是用不变价计算的，能够相对客观、相对准确的反映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您讲到中美GDP总量比较，各国在做GDP总量核算的时候，用的都是本币现价计算的名义GDP，物价因素会在名义GDP规模核算中产生重要影响。去年美国高通胀，CPI、PPI同比分别增长8%、16.5%，而我国去年物价非常平稳，CPI、PPI分别上涨2%、4.1%。美国的高通胀大幅拉高了名义GDP规模，当然生活在高通胀水平之下，老百姓到底有没有获得感，相信本国的居民最有体会。GDP总量比较，还要将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GDP规模折算成美元计价，汇率在其中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为遏制国内高通胀，美联储2022年全年加息7次共425个基点，联邦基金利率达到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元利率升高造成其他货币兑美元被动贬值，人民币汇率也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在做GDP总量规模折算的时候又产生一定幅度的缩减。我提供这些信息供您和大家在观察分析这些经济数据，分析出真实、准确的含义作一些参考。

第三，中国的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的是造福人民。我们在扎扎实实办好自己的事，不断提升自己、超越自己，成为更好的中国，通过发展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同时也让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作为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本身就是对人类发展的重大贡献。我们秉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致力于各国共同发展。我们愿意以中国发展的新成绩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我们张开双臂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

第四，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整体向好，近期不少国际机构纷纷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今年是非常重要的年份，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做好今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意义非常重大。全国上下认识高度一致，各地方各部门都在采取扎实、务实、有效的举措，我们对通过努力实现今年的年度目标以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充满信心。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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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中美经济总量差距在扩大？国家发改委回应

作者：大河财立方

发布时间：2023-03-06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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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财立方消息】3月6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中国去年经济增速3%，美国经济增速2.1%，但从经济增量来看，美国的增量要比中国增量大，中美经济总量差距在扩大，请问如何看待这样一个变化？

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表示，去年我国经济增长3%，美国增长2.1%，但去年美国的高通胀大幅拉高了名义GDP规模，当然生活在高通胀水平之下，老百姓到底有没有获得感，相信本国的居民最有体会。

赵辰昕表示，2022年，在多重超预期因素叠加冲击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是可圈可点的。综合表现十分亮眼，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安全发展的基础不断夯实。同时，从多个经济指标综合来看，我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拉长时间跨度，从5年、10年来看，更能够全面深入的看待去年的成绩。综合表现突出，更能够凸显出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在阅读观察经济数据时，要分析清楚这些数据的准确含义。去年我国经济增长3%，美国增长2.1%，一些主要经济体还有增长1.9%的、有不到1%的，这个增速是用不变价计算的，能够相对客观、相对准确的反映一个经济体的增长。

第二，对于中美GDP总量比较，各国在做GDP总量核算的时候，用的都是本币现价计算的名义GDP，物价因素会在名义GDP规模核算中产生重要影响。去年美国高通胀，CPI、PPI同比分别增长8%、16.5%，而我国去年物价非常平稳，CPI、PPI分别上涨2%、4.1%。美国的高通胀大幅拉高了名义GDP规模，当然生活在高通胀水平之下，老百姓到底有没有获得感，相信本国的居民最有体会。GDP总量比较，还要将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GDP规模折算成美元计价，汇率在其中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为遏制国内高通胀，美联储2022年全年加息7次共425个基点，联邦基金利率达到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元利率升高造成其他货币兑美元被动贬值，人民币汇率也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在做GDP总量规模折算的时候又产生一定幅度的缩减。这些信息在观察分析这些经济数据，分析出真实、准确的含义可以作一些参考。

第三，中国的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的是造福人民。我们在扎扎实实办好自己的事，不断提升自己、超越自己，成为更好的中国，通过发展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同时也让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作为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本身就是对人类发展的重大贡献。我们秉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致力于各国共同发展。我们愿意以中国发展的新成绩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我们张开双臂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

第四，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整体向好，近期不少国际机构纷纷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今年是非常重要的年份，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做好今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意义非常重大。全国上下认识高度一致，各地方各部门都在采取扎实、务实、有效的举措，我们对通过努力实现今年的年度目标以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充满信心。

责编:史健 | 审核:李震 | 总监:万军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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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中美经济总量差距在扩大？国家发改委回应

作者：界面新闻

发布时间：2023-03-06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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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网，3月6日，国新办就“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有记者提问，中国去年经济增速3%，美国经济增速2.1%，但从经济增量来看，美国的增量要比中国增量大，中美经济总量差距在扩大，请问如何看待这样一个变化？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表示，第一，我想强调一下，2022年，在多重超预期因素叠加冲击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是可圈可点的。我在开场的时候用了三句话，就是综合表现十分亮眼，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安全发展的基础不断夯实。同时，从多个经济指标综合来看，我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拉长时间跨度，从5年、10年来看，更能够全面深入的看待去年的成绩。综合表现突出，更能够凸显出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第二，在阅读观察经济数据时，要分析清楚这些数据的准确含义。去年我国经济增长3%，美国增长2.1%，一些主要经济体还有增长1.9%的、有不到1%的，这个增速是用不变价计算的，能够相对客观、相对准确的反映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您讲到中美GDP总量比较，各国在做GDP总量核算的时候，用的都是本币现价计算的名义GDP，物价因素会在名义GDP规模核算中产生重要影响。去年美国高通胀，CPI、PPI同比分别增长8%、16.5%，而我国去年物价非常平稳，CPI、PPI分别上涨2%、4.1%。美国的高通胀大幅拉高了名义GDP规模，当然生活在高通胀水平之下，老百姓到底有没有获得感，相信本国的居民最有体会。GDP总量比较，还要将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GDP规模折算成美元计价，汇率在其中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为遏制国内高通胀，美联储2022年全年加息7次共425个基点，联邦基金利率达到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元利率升高造成其他货币兑美元被动贬值，人民币汇率也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在做GDP总量规模折算的时候又产生一定幅度的缩减。我提供这些信息供您和大家在观察分析这些经济数据，分析出真实、准确的含义作一些参考。

第三，中国的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的是造福人民。我们在扎扎实实办好自己的事，不断提升自己、超越自己，成为更好的中国，通过发展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同时也让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作为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本身就是对人类发展的重大贡献。我们秉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致力于各国共同发展。我们愿意以中国发展的新成绩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我们张开双臂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

第四，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整体向好，近期不少国际机构纷纷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今年是非常重要的年份，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做好今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意义非常重大。全国上下认识高度一致，各地方各部门都在采取扎实、务实、有效的举措，我们对通过努力实现今年的年度目标以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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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中美经济总量差距在扩大？国家发改委回应

作者：同花顺财经

发布时间：2023-03-06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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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表示，在阅读观察经济数据时，要分析清楚这些数据的准确含义。去年我国经济增长3%，美国增长2.1%，一些主要经济体还有增长1.9%的、有不到1%的，这个增速是用不变价计算的，能够相对客观、相对准确的反映一个经济体的增长。中美GDP总量比较，各国在做GDP总量核算的时候，用的都是本币现价计算的名义GDP，物价因素会在名义GDP规模核算中产生重要影响。去年美国高通胀，CPI、PPI同比分别增长8%、16.5%，而我国去年物价非常平稳，CPI、PPI分别上涨2%、4.1%。美国的高通胀大幅拉高了名义GDP规模，当然生活在高通胀水平之下，老百姓到底有没有获得感，相信本国的居民最有体会。

来源: 同花顺7x24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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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谈美国高通胀拉高名义GDP：有没有获得感，老百姓最有体会

作者：澎湃新闻

发布时间：2023-03-06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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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称，很多评论作了这样的分析，中国去年经济增速3%，美国经济增速2.1%，但从经济增量来看，美国的增量要比中国增量大，中美经济总量差距在扩大，请问如何看待这样一个变化？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赵辰昕在答复上述问题时指出，在阅读观察经济数据时，要分析清楚这些数据的准确含义。去年我国经济增长3%，美国增长2.1%，一些主要经济体还有增长1.9%的、有不到1%的，这个增速是用不变价计算的，能够相对客观、相对准确的反映一个经济体的增长。

他分析称，各国在做GDP总量核算的时候，用的都是本币现价计算的名义GDP，物价因素会在名义GDP规模核算中产生重要影响。去年美国高通胀，CPI、PPI同比分别增长8%、16.5%，而我国去年物价非常平稳，CPI、PPI分别上涨2%、4.1%。美国的高通胀大幅拉高了名义GDP规模，当然生活在高通胀水平之下，老百姓到底有没有获得感，相信本国的居民最有体会。

赵辰昕表示，GDP总量比较，还要将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GDP规模折算成美元计价，汇率在其中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为遏制国内高通胀，美联储2022年全年加息7次共425个基点，联邦基金利率达到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元利率升高造成其他货币兑美元被动贬值，人民币汇率也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在做GDP总量规模折算的时候又产生一定幅度的缩减。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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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视角看如何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作者：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23-02-22 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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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正生/文

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攻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重要会议上的一系列定调，彰显了制造业作为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是未来产业政策的重点支持领域。大力发展制造业是否与产业升级中的“去工业化”相背离？目前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和短板在哪里？建设制造强国未来应当如何破局？本篇报告将围绕上述问题展开。

一、警惕“过早去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近年制造业在产业政策中的地位持续提高。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中国制造2025”。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在七项重点工作任务之首。2021年发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单独成章。2022年发布的二十大报告中，“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成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各项任务的第一位。

我们认为，近年中国大力发展制造业，除了逆全球化背景下产业链脆弱性上升外，也和中国所面临的“过早去工业化”压力有关。政策有必要持续发力和引导，强化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尽快补齐短板。

（一）警惕“过早去工业化”陷阱

中国自2012年人均GDP接近一国经济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临界值—1万国际元后，便跨过工业化高峰，迈入“由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期。制造业总资产规模扩张速度慢于名义GDP（疫后制造业扩张相对更快，可能和中国出口高景气有关），其增加值占名义GDP比例也从2011年的32.1%下降至2021年的27.5%，城镇非私营单位中制造业就业人员比例从2013年的29.0%下降至2021年的22.5%。最近十余年制造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下降，与金融、地产等行业高增长有关。

有观点认为，基于产业结构变迁理论，第三产业占比高则产业结构更优，鉴于中国服务业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应该顺应经济发展趋势大力支持服务业发展。但从“十三五”规划中的“进一步提高服务业比重”，到“十四五”规划中的“保持制造业比重”这一转变可以看出，近年国家产业政策对发展制造业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我们认为，“加快由制造转服务进程”的观点忽略了不同国家“去工业化”时的发展水平和内在条件的差异。发达国家在达到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后，制造业增加值和就业的比重出现下降趋势，被称为“典型去工业化”。“典型去工业化”经济结构转型是消费升级和工业技术升级两股力量推动下成熟的过渡。德国和日本分别在1969年、1970年迎来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的拐点，之后较长时间内其工业占GDP比重均保持较高水平，在降到30%时（分别为1994年、2003年）人均GDP都已达到2.7万美元以上。

和之相对的，则是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早熟型去工业化”，即人均GDP处于较低阶段时出现的制造业衰退现象。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若在人均收入尚不足以支撑经济结构转型时，提前将经济重心转移至服务业，可能会失去驱动经济增长的长期引擎，看似经济结构的“优化”可能是损伤潜在增长率的“陷阱”。智利、阿根廷和巴西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分别于1974年（48.7%）、1976年（50.9%）和1984年（46.3%）达到峰值，此后该比例分别于1996年（30.9%）、1992年（30.7%）、1991年（31.8%）降至30%左右，此时这三国的人均GDP分别只有5800美元、6800美元和2300美元。

拉美国家“早熟型去工业化”使其陷入长期增长低迷，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一方面，由于居民收入仍处在较低水平，对应现代服务业的消费偏好升级并未实现，未充分发展的服务业无法充分吸收由制造业流出的劳动力，从而导致社会整体就业率下降；另一方面，制造业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工业技术升级并未实现，使其对初级产品部门过度依赖，本国产业链单一，难以突破这种脆弱、单一的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

对比来看，中国工业化确实面临着“未富先去”的问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工业增加值占名义GDP比例从2006年的42.0%下降至2020年的30.9%（此时中国人均GDP为1.26万美元），2021年小幅回升至32.6%。与拉美国家相比，中国的“过早去工业化”问题略好一点。但与日本、德国等制造强国相比，中国工业增加值占比从峰值到降至30%的时间间隔较短，且该比例到达30%左右时的人均GDP水平较低，因此需要高度重视中国工业化“未富先去”的问题。

从经济转型的视角看，中国目前“由制造到服务”的基础并不牢固，需要继续充分发挥制造业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制造业是连接“外循环”的重要抓手。中国是货物出口大国，其份额很大程度上源于在当前全球产业链布局里中国所扮演的生产国角色。中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与出口同比增速的相关性较强，出口—制造业相互促进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之一。畅通外循环，需要中国继续巩固制造业领域的优势。类比同为生产国的韩国，由于其国内市场较小，因此韩国对外部市场有极高的依赖度，在产业政策上大力支持制造业发展。中国国内市场有广阔的增长空间，但目前“内需”并不强，仍较为依赖“外需”。2022年前三季度，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累计同比的贡献率达32%，创2009年以来新高。因此，不能冒进地削弱制造业优势，进而放弃“外需”。

其次，“由制造到服务”所需的消费升级动力并不强。消费升级是推动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源动力，但目前中国消费升级及其引致的产业结构升级空间仍然有限。2018年后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开始跌破10%，近年表现更弱，除了疫情压制外，也和中长期因素有关，包括中国家庭部门实际偿债压力高于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换档后收入和就业预期转弱等。2022年11月11日国家卫健委发布“二十条”，到12月27日人民银行公布2022年第四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中间隔了1个半月。但2022年第四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几乎全线走弱，未来收入信心指数降至44.4的历史新低，而愿意更多储蓄占比进一步升至61.8%的历史高位。因此，尽管防疫在优化，但居民信心和消费意愿仍在转弱。

《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和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将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但都未明确提及加大财政资金对促消费的支持。若财政资金未向消费倾斜（包括增加公共消费、向特定群体发放较大规模的消费券等），仅仅依靠家庭部门自发调整，我们认为中长期看不宜高估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最后，“过早去工业化”影响经济增长效率。第一，制造业是技术创新的“主战场”，“过早去工业化”不利于提高创新活力与科技进步；第二，我国亟待发展的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需要稳定制造业份额作为基础，有“量”的沃土才有“质”的飞跃；第三，传统制造业可吸纳大量非熟练劳动力，而“过早去工业化”将冲击低技能劳动者，进而导致劳动力市场失衡。

总的来说，一国“由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是消费升级和技术进步共同促进下自然演变的结果。超过经济发展水平，较早提升服务业占比，看似经济结构在升级，实则是揠苗助长，反而会弱化经济韧性和增长基础。中国存在“过早去工业化”的问题，且“由制造到服务”的转型基础并不牢固，需要夯实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基本盘。

（二）建设制造强国的战略意义

我们认为，近年大力推进的建设制造强国战略，具有多方面重要意义：

首先，制造业是大变局下中国经济的稳定器。当前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际上看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国内看依托土地产业链的旧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仍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疫情以来，持续受益于中国制造业优势所支撑的出口高增长以及制造业投资高增长，制造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的稳定器。建设制造强国，有助于提升中国经济的自我恢复能力，以及对抗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其次，维持供应链韧性，保障供应链安全，是应对贸易摩擦的关键。逆全球化进程加速了全球产业链重构，我国中高端制造业作为供应链的核心和贸易摩擦的焦点，正有向发达国家回流的迹象。因基础研究不足、核心产品供给能力薄弱等，我国对供应链的控制能力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一方面，随着贸易摩擦加剧，发达国家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壁垒提高，中国技术引进难度不断增加；另一方面，部分外资企业迁出亦对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抑制作用，我国高端制造业的“卡脖子”问题可能越发严峻。借鉴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经验，产业技术领先是制订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基石。因此，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增强中高端制造业自身竞争力及不可替代的优势，进一步夯实制造业韧性与基础，是保障我国供应链安全、缓冲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冲击的重要途径。

最后，制造业是其它产业发展的基础和推动力。随着一国经济发展，工业的产业链更长、产品结构更复杂、中间投入更大，使得工业生产过程中需要更多来自农业以及服务业的投入，而制造业的发展也会带动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第一，工业生产加快，会带动其他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如物流运输、研发设计、商务服务等；第二，随着规模不断扩张，产品增值服务会从制造企业中分离出来，形成专业化的服务企业，从而推动服务业发展；第三，其它产业所需的原材料、生产设施及工具（如芯片、智能设备）大多来自工业部门，因此制造业也是高科技服务业等行业发展的基础。

二、中国制造业发展现状：规模、结构、质量和技术

近年中国持续稳固制造业的规模优势、产业体系优势，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制造业的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但客观上，中国制造业受制于质量与效益较低、技术与创新不足等因素，出口陷入“两头挤”困境，仍处在“大而不强”的阶段。产业链视角看，中国制造业在短板领域大多具备中低端制造能力，但普遍缺乏高端生产能力，关键技术与核心零部件不足，严重抑制了中国产业链的自主性。

（一）制造业规模：全球第一大制造国

2011年至今，中国工业增加值规模持续位居世界首位。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工业增加值为3.5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此后中美两国的工业增加值规模差距持续扩大。2021年中国工业增加值为7.0万亿美元，占全球工业增加值的比例达25.7%。

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吸纳了大量劳动力。中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所有行业，是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产业体系最完整、产业配套能力领先的制造大国。截至2022年11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45.1万户，较2011年末增加了44.1%，市场主体较快增长（2020年后中国规模以上企业数较快增加，或源于行业集中度提升）。2021年城镇非私营单位中，制造业就业人员数为3828万，占全部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数的22.5%，是各行业之首，较第二名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高出10.8个百分点。

（二）制造业出口：面临“两头挤”困境

2009年中国货物出口总额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并保持这一领先优势至今，但隐忧也在加速体现。2021年中国货物出口总额3.36万亿美元，全球份额达到15.1%，超过德国、日本的历史峰值占比。但在逆全球化和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大背景下，中国首当其冲受到影响，需关注中国出口优势的可持续性。

我们将出口交货值占营业收入比例超过10%的行业定义为出口高依赖度行业。可以看出2022年前11个月，中国高出口依赖行业主要集中在中游制造和下游行业，上游行业和中游原材料行业的出口依赖度均较低。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当下，中国出口高依赖度行业易受到贸易摩擦的冲击，面临着“两头挤”的压力。

一方面，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等正在利用成本优势加速布局制造业，中国制造业份额面临“低端分流”的压力。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中低端的比重较大。但随着人口红利消失，中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成本较快上升，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等则凭借低廉的工资，吸引国际资本快速流入。中国企业也在加快对东盟等地区的直接投资，商务部发布的《202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流量达160.3亿美元，同比增长23.3%，投资的第一目标行业是制造业，占比39.5%。尽管价值链重构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资本投入，但长远来看，跨国公司将逐渐推动制造业（尤其是低端制造业）形成多节点供应链体系。因此，中国出口依赖度较高的劳动密集型和加工贸易型制造业（如纺织服装服饰、家具制造、皮革制鞋等）份额将受到直接冲击，被“蚕食”的趋势可能难以逆转。

另一方面，欧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趋势展现出强烈的产业链本土化意愿，中国制造业份额同样面临“高端回流”的压力。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了应对产业“空心化”，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促使其制造业回流。新冠疫情后发达经济体“再工业化”的意愿进一步加强，如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提出的企业回流支出全部费用化、日本资助日本制造商将生产线撤出中国的“改革供应链”项目等。

（三）制造业结构：有较大优化空间

中国制造业虽正在向中高端升级，但产业结构还有较大优化空间。中国制造业发展长期依靠低成本优势，导致资源和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产能过剩，而技术密集的产业比重偏低。近年中国制造业虽面临成本优势削弱、逆全球化兴起等因素的倒逼，部分行业转型升级较快，但总的来说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整体还有较大的优化空间。

从出口产品结构看，2008年以前我国高技术产品占总出口的比例快速提升。1995年至2007年，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优化明显，纺织服装、鞋履、箱包等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从43.0%下降至25.1%，计算机通信电子、电器机械、汽车制造等附加值高的高技术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例同期从6.8%快速提高至28.5%。

但2008年以来中国的出口结构未能继续向中高端快速跃升。2008年到2021年，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仅从24.0%下降至22.3%，而高技术产品出口比例在28%—31%之间窄幅波动（2008年和2021年分别为29.0%、29.2%）。我们认为有两个因素的助推：一是，在2008年以前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方式下，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边际效用较大，但随着出口商品结构的不断优化，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提升受限；二是，过去几十年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不断深化，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国际分工格局，各个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趋于稳定。不过，随着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这种贸易稳定性可能会逐渐动摇，贸易价值链结构将加速分化。

尽管如此，近年中国在部分领域也出现了明显的升级，竞争力显著加强。汽车行业最为典型，中国汽车产量从2003年的444.4万辆增长至2021年的2608.2万辆，同期占全球产量的比例从7.3%提高至32.5%。海关总署显示，2022年1—8月中国汽车出口总量达到191万辆，超越德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汽车出口国。

总的来看，结构不均衡仍是制约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2021年12月中国工程院与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联合发布了《2021年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通过构建制造强国评价指标体系，对世界主要国家制造强国发展指数进行跟踪测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规模发展、质量效益、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四个一级指标。其中，结构优化指标由高技术产品贸易竞争优势、基础产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全球500强中一国制造业企业营收占比、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标志性产业的产业集中度五个维度衡量。该报告显示，中国制造业面临的低端供给过剩、中高端供给不足的问题仍然突出。该报告还认为，2020年主要国家制造业结构相较2019年普遍优化，但中国制造业结构的优化程度相比于2015年并未明显改善，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制造强国仍有较大的差距。分项来看，中国在高技术产品贸易竞争优势、标志性产业的产业集中度两方面的表现较差，均有显著的提升空间。

（四）质量与效益：实现制造强国的重要约束

中国制造业在产品质量、品牌效应和生产效率等方面，均有较大提升空间，它们均为中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重要约束。

首先，产品质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1年，我国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连续6年都在93%以上。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产品质量早期在产品性能、稳定性、可靠性、使用寿命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对于安全环保、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产品，中国也存在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国别对比看，《2021年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发布的“质量指数”分项贡献率仅为0.55%，与处于第二梯队的日本（3.49%）、德国（2.35%）差距较大。

其次，匮乏世界级工业品牌，产品附加值率低。“国际代工”是资源消耗型发展，而建立国际知名品牌、提高制造业附加价值，才是实施内涵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全球知名品牌咨询公司英图博略（Interbrand）将各品牌的财务实力、发展潜力等换算为金额，对其品牌价值进行比较，在其发布的2021年度“全球最具价值100大品牌”排行榜中，美国上榜品牌数51个，德国、法国均有10个品牌上榜，日本和韩国分别有7个和3个品牌登榜，但中国仅有一家企业上榜，位居第85名。

最后，制造业生产效率较低，且国内区域间分化较大。2021年中国全员劳动生产率为2.1万美元，比上年增长8.7%；美国全员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6.4倍，高达13.3万美元，比上年增长2.4%。可知尽管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较快，但绝对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此外，部分学术研究发现，通过构建中国制造业智能化水平测度指标，结果显示中国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地区之间的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差异较大，从高到低依次为东部、中部、东北和西部。相同地区不同省份间的位次差距同样明显，且呈现出不同的变化态势，表明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

（五）技术和创新：中国产业链被“卡脖子”的风险犹存

中国核心技术面临美国等国家的“卡脖子”科技封锁，它们希望中国陷入技术引进受限和国际分工地位“低端锁定”的困境。突破当前局面、提升中国技术竞争力的关键，是要健全创新体系、提高创新能力，尤其是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

中国正加大创新投入，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2021年我国研发支出达到2.79万亿元的创纪录水平，较2020年增长14% 。但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和世界科技强国相比，中国的研发投入在规模、结构和效率方面仍然不足，且对技术进口的依赖度较高。美国是最大的技术出口国，而德国、日本技术创新不断追赶，这两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使用费顺差不断扩大。但是中国的知识产权使用费长期处于逆差，产品制造和研发高度依赖技术进口。

二十大报告强调“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且通过专门章节来阐述“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20大报告全文91次提及“安全”。突破外部对中国产业链核心科技的打压、维护产业链安全是未来产业政策的重中之重。

三、从“自主可控”视角看中国的优势和短板产业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有抬头之势。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突发事件，进一步彰显了产业链安全的重要性。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中国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从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即可窥见一斑。中国工程院院长在2019国家制造强国建设专家论坛中指出，虽然我国制造业规模位于世界首位，但目前整体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我们结合中国工程院对代表性制造业的分类，逐一梳理中国世界领先、世界先进、和世界差距大、和世界差距巨大的四类产业，并总结了重点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卡脖子”领域。我们发现，中国制造业在短板领域，大多具备中低端制造能力，但普遍缺乏高端制造能力，关键技术与核心零部件缺乏，严重制约了中国产业链的自主性提高。

（一）世界领先行业

中国世界领先的产业包括通信设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输变电设备、纺织和家电等。这几个行业在市场规模、关键技术、产业链竞争力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即使如此，相关行业的核心零部件、系统等仍存在短板，有被“卡脖子”的风险。

一，通信设备。中国通信行业发展迅速，2021年通信设备市场规模达到4.2万亿元，其中通信终端设备和通信系统设备分别约占63.6%、36.2%。除市场规模庞大外，中国通信设备业的产业链布局逐渐完善，竞争力较高。韩国产业研究院评分显示，中国通信设备产业综合竞争力超过美国和瑞典，位居世界第一，且中国在研发设计、采购、生产、需求等所有环节的竞争力评估中均获得最高分。但与此同时，中国通信设备业被“卡脖子”的风险不容小觑，尤其是在核心元器件（半导体芯片）、关键设备（光刻机、刻蚀机、表面贴装机）、基础材料（玻璃、薄膜、光刻胶）、无源器件（电阻、电容）、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等领域。

二，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中国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企业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较高，现已形成集研发、设计、制造、试验和服务等为一体的制造体系，是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中自主创新和国际竞争力最强的行业之一。据德国SCI Verkehr统计，2020年中国中车的全球市场份额达到53%，远超加拿大庞巴迪（11%）、法国阿尔斯通（10%），占据行业领先地位。凭借整车、车轴等关键技术的自主突破，中国先进轨道交通产品出口规模持续扩大，目前已出口至亚、非、拉、美的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中国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业在关键零部件、元器件、轴承系统、信号系统等领域仍存在短板，在智能控制和悬浮技术等领域也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纺织业。纺织业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行业，根据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的统计，2021年中国纺织品服装的贸易顺差达到2942.4亿美元，占2021年中国总贸易顺差的43.9%。全球范围看中国纺织业具有规模和效率优势，但在全球贸易摩擦、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印度和东南亚等国成本优势渐显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近年中国纺织业的营收占比、出口占比近年有所回落，面临市场份额流失的风险。

四，家电业。中国是全球家电制造净出口第一大国，根据UN Comtrade的统计，2021年中国在消费电器和视听产业的国际贸易净出口份额分别为90%、52%。总的来看，中国家电产业链较为完整，国产化程度高。其中，消费电器产业链的“卡脖子”领域较少，在机械类核心元器件如空调压缩机、冰箱压缩机、制冷阀件等具备较大优势；视听产业链在面板、整机制造和销售环节全球领先。但中国家电行业的品牌国际影响力不足，而且个别高精尖核心元器件如芯片等仍依赖进口，有一定被“卡脖子”的风险。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产业链外迁压力，给中国家电产业的发展带来压力。

（二）世界先进产业

中国在世界上处于先进地位的产业包括航天装备、新能源汽车、发电装备等。这几个行业中国基本建成了较为完备的产业链，在全球具有一定竞争力，但同时也面临一定的核心零部件和关键技术“卡脖子”的风险。

一，航天装备业。中国已建立完整的航天研发体系，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月球和深空探测、载人航天、空间站等领域均已走到世界前列。部分航空材料和技术已开始出口海外，华经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航空航天技术出口金额为75.1亿美元，同比增长16.2%。国内航天市场规模也已达万亿元，主要集中在卫星制造业和发射服务业。不过，从航天装备业产业链来看，中国在火箭发动机技术、星上多类分机直至元器件等领域还存在短板和不足，和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差距。

二，新能源汽车。根据中国乘联会的预测，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62%。在政策持续发力支持、绿色转型带来的强劲需求等因素驱动下，中国新能源汽车业把握住了弯道超车的机会，在全球竞争中异军突起。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基本建成完备且有竞争力的产业链，在电动化、智能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中国品牌的新能源汽车已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但是，中国的汽车芯片、感知传感器、线控底盘技术、软件和算法等核心零部件与关键技术仍较薄弱，电池技术迭代升级、核心零部件突破、自动驾驶与智能座舱等皆是未来的重点发展领域。

三，发电装备。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已突破11亿千瓦，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装机均居世界第一。中国发电设备产业链较为完整，电力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正逐步成为技术标准的制定者。但全球产业链重构影响了中国的发电设备生产和交付，核级焊材等原材料也制约中国的发电装备业发展。

（三）与世界差距大的产业

中国制造业与世界差距大的产业，包括飞机、航空机载设备及系统、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机器人、高技术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节能汽车、高性能医疗器械、新材料、生物医药、食品等。中国的上述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产业链逐渐完备，但整体和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尤其是高端领域的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存在较多短板，大而不强。

一，航空制造业。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航空装备产业市场规模为1028.9亿元，同比增长10.2%。细分领域的产业规模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航空器整机制造、航空零部件制造、发动机制造、机载设备与系统制造。民用大客机C919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在航空制造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但从产业链视角看，中国航空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进口依赖度较高，而出口占比极低。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2年1—11月中国飞机及其他航空器贸易逆差30.8亿美元。目前中国的航空材料技术和关键零部件距国际先进水平存在明显差距，比如高性能航空发动机，中国高度依赖进口，国产化率不足1%。

二，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中国的数控机床及配套供应链基本可以实现国产化，但国产机床精度和使用寿命远达不到世界同类水平。目前国内高性能机床基本都是从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进口的，高端数控机床自给率不足10%，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较大。

三，机器人。根据《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2022年）》的预计，2022年全球机器人市场规模达到513亿美元，其中中国市场规模为174亿美元。对于机器人产业链里最重要的上游核心零部件，中国目前已攻克减速器、控制器、伺服系统等部分难题，国产化趋势逐渐显现。下游客户也呈逐渐壮大之势，国产机器人市占率逐年提升。但总的来看，目前中国机器人产业链仍存在专用材料、核心元器件、加工工艺等被“卡脖子”，以及产品定位不清晰、应用场景局限、龙头企业规模较小等问题。

四，新材料。中国新材料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产业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在个别领域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但总的来说，目前中国的新材料产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目前主要还是通过仿制或进口。为保障电子、航空装备、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供应链安全，中国亟待在大硅片、光刻胶、高纯靶材、高温合金、耐腐蚀材料、电子封装材料、纳米材料等领域取得突破。

五，生物医药。创新药方面，目前中国多以仿制药为主，新药创新水平相对较低，尚不具备全球竞争力。制药方面，目前中国制药工业产业链集中于业务附加值较低的中间体等领域，而欧美集中于产业链下游高附加值的业务。医疗器械方面，近年中国医疗器械国产化程度不断加深，2021年中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约9630亿元，占全球市场的31%左右，仅次于美国。但由于基础理论研究落后、缺乏高端复合型人才和龙头企业、国内硬件产品与海外差距较大等原因，中国高端医疗器械领域的国产化率仍然较低，硬件的高进口依赖度使中国医疗器械“卡脖子”的风险较高。

六，汽车制造。整车制造方面，中国具有较大的市场规模优势，但汽车品牌和技术输出相对较弱，目前自主品牌市占率仅有10%左右，低于日系、德系和美系的汽车品牌市占率。汽车零部件方面，总体呈多而不强的局面，主要集中于附加值较低的二级、三级产业链末端供应商。对比来看，海外汽车零部件多为系统集成商，集中于附加值较高的产业链顶端业务，如发动机变速箱动力总成、转向制动等底盘系统总成、汽车电子、车身内外饰等。

（四）和世界差距巨大的产业

中国和世界差距巨大的产业，包括集成电路及专用设备、操作系统与工业软件、智能制造核心信息设备、航空发动机和农业装备等。中国在上述几个领域，技术、材料和设备普遍受制于国外厂商垄断，是“卡脖子”最严重的领域。

一，集成电路及专用设备。2009年中国开始成为全球第一大半导体市场，2021年销售额增至1925亿美元，约占全球市场的35%。但中国集成电路设备的国产化率较低，2021年国产半导体设备仅占销售额的20%。作为全球最大的集成电路进口国，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链的短板非常明显， 除高端芯片、高端材料与设备都高度依赖进口外， 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制造工艺等的能力均不足。美日欧等国家和地区利用垄断地位，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性政策，严重威胁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安全与稳定。

二，操作系统与工业软件。核心工业软件是中国制造业最大的短板之一，大部分市场被外企垄断。国内工业软件在产品完整性、集成度上都不具备竞争力，缺少高技术附加值的增值服务商，部分核心算法尚未掌握，不能有效满足市场需求。在产业链上中游占主导地位的苹果、微软、西门子等国外厂商，凭借技术优势、产品成熟度、垄断地位等，严重挤压国产工业软件的发展空间。

三，农机装备。中国农业装备市场总规模超过2500亿元，但整体呈“散小乱”的竞争格局，多数国内农机装备生产企业工艺技术落后，且产品质量较低，制约了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中国在高端农机核心工艺材料、技术、关键零部件，以及关键作业装置均面临技术瓶颈。

四、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如何破局？

突破当前困境，建设制造强国，需要多主体、多举措共同努力。除了偏中长期的政策，如完善创新体系、提升产品品质、加强品牌建设、营造良好营商环境、通过资本市场给创新以激励等以外，我们认为短期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执行度相对较高的方向着手：

第一，需求是推动制造业创新升级的基础，有必要充分释放国内的消费需求。比如公共部门采购时，在满足使用要求和安全性的前提下，可逐步加大对国产品牌的支持力度。中美贸易摩擦以来，有企业反映，美国可以制定政策来限制向中国部分企业出口关键技术和零部件，同时还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从中国进口部分商品，中国也应大力推动在需求端对本土企业的支持。近年公共部门在部分领域（如操作系统）加大了国产品牌的使用，后续可以扩大公共部门采购支持的范围。

第二，充分用好各项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并形成合力。我们在《中江举帆：2023年中国经济展望》中测算发现，中国支持制造业发展的货币、财政和产业等政策，拉动2022年制造业投资增长5个百分点左右，对短期稳增长和长期优化供给都具有积极意义。2023年中国仍面临较大的稳增长压力，可继续将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作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继续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税费减免和产业政策倾斜等，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第三，尽快出台看得见、获得感强的政策，推动民营企业家信心恢复。制造业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超过八成。近年由于疫情等原因，民营企业家信心不足，投资能力也受到影响。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称，“明年经济工作…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高度重视近年“信心转弱”的问题。民营企业作为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主体，它们信心的修复可能需要看到实实在在且预期可以持续的政策。若政策连续性较差，或将会恶化企业预期，应尽快推动一批绿灯投资案例落地，也可树立若干反面典型并广泛宣传。先形成稳定的预期，可能是改善预期的基础。

第四，尽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国仍然需要做全球化的坚实拥趸。融入全球经济，对中国而言除了可以直接增加产品需求外，更重要的是能提供创新所需的市场规模，以及吸引外资进入中国后所带来的“干中学”机会。

出口方面，尽管2022年四季度中国出口同比转负，但表现仍好于中国台湾和韩国，中国目前的全球贸易市占率仍有明显优势，短期出口压力主要来自于欧美经济衰退和美国去库存，在缩量市场中有必要多措并举“抢订单”。

吸引外资方面，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的部署。绿地投资是FDI的重要进入方式，其从项目确立到实际落地需要1—2年时间。根据fDi Markets统计，2022上半年中国宣布了110个绿地投资项目、总价值62亿美元，两者均仅有2020和2021年同期水平的一半，未来一两年中国FDI面临放缓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未雨绸缪，把“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作为2023年的重点工作之一，在扩大市场准入、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积极推动加入高标准经贸协定和推动外资标志性项目落地建设等方面，均做出部署。

（作者为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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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宏观：中国通用航空即将迎来大发展 2025年通航产业三大业务规模可能达到3000亿以上

作者：金融界

发布时间：2023-02-23 08:39

快照：

核心观点

2022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提出“释放通用航空消费潜力”和“积极推进支线机场和通用机场建设”，从消费和建设两方面支持促进通用航空发展。我们预计，通用机场建设和通用航空消费可能是“十四五”期间扩大内需的重要战略之一。

美国通用航空的发展史可以追溯至一战时期。经过百年发展，美国通用机场、通用飞机数量、飞行员规模都是世界之最。美国通用飞机制造占全球市场份额的六成，营业额超百亿美元。通用航空产业不仅对美国交通运输业贡献巨大，而且也是美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之一。

通用机场是通航产业的核心基础设施，对比美国，中国通用机场建设规模仍有较大空间。2022年全国注册通用机场399个，同比增加29个， 2016年，国务院《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就提出“到2020年，建成500个以上通用机场，基本实现地级以上城市拥有通用机场或兼顾通用航空服务的运输机场”的目标。按照中国690个市的行政规划，我们认为，2025年，中国通用机场数可能达到700个左右。

随着通用机场数量增加，通用航空器需求也将快速提升。截至2022年9月，中国在册通用航空器数量3329架，平均每个通用机场拥有航空器8.34架，美国这一比例大约在13~14。假设2025年，中国通用机场和通用航空器数量比例能回到2019年疫情前1:11左右，那么通用航空器数量或将达到7700架左右。

我们认为，2025年通航产业三大业务——通航服务、航空器制造、附加旅游—的市场规模可能达到3000亿以上。这还不包括机场运营、飞行员培训、综合保障等收入。国家已在部分省市试点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模式，海南、长沙等地方都探索出通航发展新模式。两会后，政府可能明确通航产业在下一阶段发展的重要性，或将逐步推进相关产业措施。

风险提示：产业政策推进不及预期；通航市场需求不及预期；经济增长不及预期；实际值与估计值不一致；通用航空领域法律法规出台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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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内需战略之一：通用航空

2022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提出“释放通用航空消费潜力”和“积极推进支线机场和通用机场建设”，从消费和建设两方面支持促进通用航空发展。通用航空是指使用民用航空器从事公共航空运输以外的民用航空活动。2016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定义“通用航空业是以通用航空飞行活动为核心，涵盖通用航空器研发制造、市场运营、综合保障以及延伸服务等全产业链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

“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中国通用航空加快发展。2011年4月，民航局发布《中国民用航空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通用航空规模快速扩大。基础设施大幅增加，作业领域不断扩展，运营环境持续改善，标准体系初步建立，作业量和飞机数量翻番”。2017年2月，民航局发布《通用航空发展“十三五”规划》，这是民航管理部门第一次出台通用航空五年专项规划，是民航十三五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2年6月，“十四五”规划再度提升通用航空发展定位。中国民用航空局就《“十四五”通用航空发展专项规划》答问时指出“发展通用航空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是构建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重要支撑，是推进多领域民航强国建设的关键举措”。通用航空与商业运输航空共同构成了我国民航“双翼”。目前我国商业运输航空发展领先，而通用航空发展相对薄弱，民航企业业务收入中，2020年运输航收入3320.79亿元，而通用航空收入仅仅7.02亿元。我们认为，通用航空是下一阶段民航发展的重点。

国家为什么要大力发展通用航空？一方面，我国需要继续提高服务消费占比，通用航空可以创造新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质量，释放消费潜力。2022年三季度，我国服务消费占比52％，对比美国和日本，我国服务消费比例还需要继续提升。通用航空能够创造出以通勤出行、低空旅游、娱乐活动等为代表的新兴业态，可以满足多样化的消费需求，释放中高收入群体消费潜力。

另一方面，高速公路、高铁建设剩余空间有限，基建投资需要寻找新的着力点。2021年，中国高速公路约17万公里（其中国家级高速公路11.7万公里），高铁营业里程4万公里，中国已有20个省级行政区实现“县县通高速”，8个省份实现“市市通高铁”。2020年8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提出，“到2035年，全国铁路网达到20万公里左右，其中高铁7万公里左右”。2022年7月，发改委、交通部《国家公路网规划》提出，“到2035年，全国公路总规模约46.1万公里，其中国家高速公路约16.2万公里”。也就是说，中国高速公路还剩4.5万公里，高铁还剩3万公里的建设空间。

到2035年，通用航空机场或将是新的基建投资方向。一直以来，交通运输网络建设是我国投资的重点，是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2021年财政部PPP项目投资额中，交通运输就占了33.55％。2021年，全国交通运输资产投资3.62万亿，名义GDP114.9万亿，占比约为3.15％。根据通用机场信息平台数据，全国已取证通用机场仅94个，已备案通用机场305个，合计399个。而美国通用机场数量超过2万个，因此国内机场建设还有很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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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通用航空发展历史及现状

美国通用航空的发展史可以追溯至一战时期。因战争需要而制造的军机、修建的机场以及培训的飞行员，都在战后大量进入民用领域，为美国通航产业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926 年 5 月，美国联邦政府出台《空中商务条例》，是首个航空业管理法案。 二战时期，美国进一步成为全球最大的飞机制造商和出口国。 1939-1945 年，美国生产了 32.4 万架飞机，是全球航空业的霸主。 二战爆发后，美国开启了战时培训计划和国民飞行员训练项目，培训出约 43 万名飞行员。 同时，私人飞行、公务飞行、飞行表演和实 用类航空等市场需求不断增加，通用航空成为极具价值的产业。

二战后，美国逐渐完善通航设施，减少通航限制，推动通用航空市场快速发展。首先，1944年美国民用航空局就着手建立一套可容纳50万架飞机的空管系统，为即将爆发的通用航空市场做好准备。接着，美国政府逐步将85％的空域划归民用，并从70年代起将私人飞机的主要活动空间——3000米以下空域归为非管制区。私人飞机无需预交飞行计划即可飞行。最后，美国各地政府的私人机构修建了上千个通用小机场。这些举措为美国通航产业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动力。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美国通航产业陷入低谷。1979年，美国商务部出台《统一产品责任法案》，要求通航飞机制造商对产品负有终身责任（约40年），导致制造商面临大量安全诉讼和高额赔偿。根据美国国会1994年《通用航空振兴法案》的审议记录，1980年美国29家通航飞机制造商到1992年只剩下9家，而国外制造商从15家发展到29家。通航飞机产量从1979年的1.7万架骤减到1993年不足千架。《通用航空振兴法案》将通用飞机的产品责任减少到18年，才使美国通航产业发展重新回到正轨。

美国通用航空产业在经历次贷危机后再度恢复。美国通用航空飞机出货量2008年/2009年/2010年分别减少了6.1％/48.5％/18.8％，从2007年3279架减少至2010年1334架。2013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签署《小型飞机复兴法案》，要求FAA（联邦航空局）对轻型飞机的的认证标准和认证程序进行调整和简化，从而降低飞机及相关设备的升级改造成本和新飞机价格，并且鼓励技术创新。

美国通用机场数量全球之最，是通用航空产业链的基础。根据Statista数据，2020年美国有接近2万个机场，其中公共机场5217个，私人机场14702个。美国仅公共机场数量就远超世界机场数量排名第二的国家——巴西拥有大约4000多个机场。除去美国，全球机场数量排名前二十的国家加起来大约有1.77万个机场，而前三十名国家的机场数量也才2万左右。2022年，我国运输机场总数达到254个，通用机场数量达399个。

美国通用飞机数量庞大，涉及各领域应用。根据美国航空制造商协会数据，2023年预计美国通用飞机数量21.3万架，涉及公务飞行、出租飞行、空中旅游、医疗救援等等应用场景。从数据来看，90年代至今，美国活塞式通用飞机数量减少。活塞式通用飞机大多是轻型飞机，只适用于低速飞行，应用场景为农药喷洒、林业防护、地质勘探等等。喷气式公务机数量明显增长。公务机一般为9吨以下的小型飞机，可乘4-10人。因为快捷、方便和高效的特点，公务机适合在行政事务和商务活动中当作交通工具。除此之外，试验机数量也在增加，试验机主要是用于各种类飞机、零部件、材料等在研发过程中的模拟实验。试验机的增加说明市场正在为了应对不同需求场景而设计生产性能适合的飞机，助力通用航空产业更好发展。

飞机和飞行员是通航产业的基础，美国飞行员数量在2016年后回升，主要得益于学员执照的增加。2019年，美国FAA认证现役飞行员62.4万人，2016年-2019年平均每年增加4.86％，增加了8.3万人，而学员执照就贡献了其中的6.8万人。飞行员增量的基础来源于学员照的数量。从结构来看，2021年美国共有飞行驾驶员执照72万本，除了占比最多的学员执照外，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占比22.75％，私人飞机驾驶员执照占比22.41％。

美国通用飞机制造占全球市场份额的六成，营业额超百亿美元。2000年，美国通用飞机出货量全球占比接近9成，营业额占比63.4％。2019年，美国制造通用飞机出货量1771架，占全球出货量的66.6％。2006年，美国通用飞机制造营业额就超百亿美元，达到103.67亿美元。2021年，美国通用飞机制造营业额进一步增长至139.72亿美元，占全球市场的59.4％。虽然出货量占比有所下降，但营业额占比仍接近6成，美国还是世界最大的通用飞机生产国。

时至今日，经过百年发展，通用航空产业不仅对美国交通运输业的贡献巨大，而且也是美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之一。2015年1月，美国联邦航空局FAA发布的《民航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报告，指出“2012年，美国与民航相关的经济活动创造了1.5万亿美元，支撑了1180万个工作岗位，收入4594亿美元。民航经济占美国GDP的5.4％”。根据其数据汇总，2012年，美国民航经济产业规模中，商业运输2636亿美元、通用航空272亿美元、机场运营528亿美元、飞行器制造1800亿美元、航空快递626亿美元，间接经济活动5273亿美元。通用航空产业虽然本身规模不及商业运输，但通航产业对飞行器制造和以旅游业为代表的间接经济活动具有很强的外部性，是高附加值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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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中国通航市场或超3000亿

通用机场是通航产业的核心基础设施。2022年全国注册通用机场399个，同比增加29个，增幅7.8％。按照《通用机场分类管理办法》，2022年中国A1级、A2级、A3级和B类机场数量分别为95、36、15、253。从地区来看，东北地区和华东地区通用机场数量较多，占比均超过10％。东北地区通用机场数量多兼有军事和农业因素。华东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较为领先，直升机、小型飞机的商务出行和私人出行需求较高，因此直升机场数量最多。

对比美国，中国通用机场建设规模有较大空间。根据美国联邦航空局（FAA）的《国家一体化机场系统计划2015-2019》，2014年，美国列入FAA机场计划的通用航空机场2942个，分为国际级、区域级、地方级、基础级四类以及未分级。对比中美航空出行人次，中国机场旅客吞吐量在2020年疫情前都在稳步增长，疫情后有所减少。但2021年中国机场旅客吞吐量9.07亿人次，仍多于同年美国TSA机场安检人数5.81亿人次。这说明中国对通用机场的潜在需求巨大。

2025年，中国基本要实现每一个地级市都要有通用机场的目标。2016年，国务院《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就提出“到2020年，建成500个以上通用机场，基本实现地级以上城市拥有通用机场或兼顾通用航空服务的运输机场”，浙江、四川、西藏等多个省份都将实现每一个市都要有通用机场列入规划目标。但这一目标未能实现，主要原因是通航市场受政策限制，并未完全打开。我们认为随着通航政策可能放宽，空域限制或将减少。基于这一假设，通航市场增长潜力较大。考虑到中美人口差异、经济差距，地理特征，按照中国690个市和1420个县的行政规划。我们预计，2025年，中国通用机场数可能达到700个，2035年达到2000个左右。

从结构来看，目前直升机场较为欠缺。其实通用机场建设并不是我们印象中的大型机场，主要是以服务地区的小型机场和直升机场为主。美国通用机场的结构比例显示，本地级机场平均驻场约30架的直升机场占比达到43.1％，基本级机场平均驻场约10架的直升机场占比29.9％，也就是说直升机场占通用机场比例达到73％。而直升机场在中国通用机场的比例只有46.2％。

综上，我们认为通用机场还有较大建设空间，目前最为短缺的是直升机场。结合美国跑道机场和直升机场3：7的比例，以及我们国家已有的各类型通用机场数量，我们预计到2025年，新建跑道型机场50个，总量大约270个，新建直升机机场260个，总量大约430个。其中高架直升机场增速最快。高架直升机场位于高层建筑物顶部，适用于商务出行、应急救援、空中旅游、航空摄影等等城市服务和娱乐消费活动。

随着通用机场数量增加，通用航空器需求也将快速提升。截至2022年9月，中国在册通用航空器数量3329架，平均每一个通用机场拥有的航空器数量从2018年的12.35下降至2022年的8.34。2020年，美国通用航空器数量27.1万，其中仅通用航空飞机就有1555架。除了上文提到了美国FAA国家计划中的2942个通用机场之外，美国一共有超过2万个机场，平均每一个机场大约有13~14个航空器。2018年11月，新华社转发中航《通用航空发展白皮书（2018）》，预测“到2035年，我国通用航空机队规模将达到2万架以上。”假设2025年，中国通用机场和通用航空器数量比例能回到2019年疫情前1:11左右，那么通用航空器数量或将达到7700架左右。

中国目前通用航空业务收入占比太低，未来增长空间较高。2020年，中国民航企业收入结构中，通用航空收入7亿元，而主营业务收入6345亿元。对比美国2012年民航经营数据，商业运输2636亿美元、通用航空272亿美元，通用航空约是商业运输的10％，而中国这一比例仅是0.1％。这也说明中国潜在的通航产业规模空间巨大。随着通用机场、通用航空器等基础设施逐渐完善，通用航空的消费需求将同步释放。

综上，我们预计，2025年，中国通用机场数量或将达到700个左右，新建通用机场约300个，总建设规模约140亿元，通用航空器数量达到7700架，为航空器制造业带来大约1100亿元的增量规模。以每架航空器平均年营运收入2000万计算，我们预计2025年通用航空市场规模1540亿元。按照美国通用航空及带动的旅游收入比例计算，1540亿通航业务还能够带来大概510亿的旅游收入。因此，我们认为，2025年通航产业三大业务——通航服务、航空器制造、附加旅游—的市场规模可能达到3000亿以上。这还不包括机场运营、飞行员培训、综合保障等支线业务。

国家已在部分省市试点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模式。海南省探索“通航+旅游”新模式，发展低空经济。2021年12月，《海南省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将海南打造为低空空域深化改革示范区、低空经济综合发展先行区、通用航空科技创新试验区。海南省内拥有大大小小超过220个旅游景点，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为短途运输、低空旅游、低空运动等业态发展提供了应用场景。据海南省交通运输厅民用航空办公室主任介绍，2022年，海南省通用航空（含无人机）飞行231.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55.7％，空中游览小时数、起降架次和载客量分别达到约0.65万小时、8.32万架次和21.51万人次，占全国比重分别约43.3％、64.6％和66.3％。

湖南长沙探索开放空域的制度，提高保障能力，破除通航产业的最后一道障碍。2022年5月，湖南省政府、南部战区空军参谋部、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共同印发《湖南省低空空域划设方案》，依照该方案，湖南省3000米以下划设管制、监视、报告及灵活转换空域共171个，规划低空目视飞行航线97条，实现省内全域低空空域划设无缝衔接，低空空域常态化可用面积明显增多。军地民三方共同参与，充分挖掘空域资源潜力、尽可能多地将低空空域释放给通航飞行使用的目的，提高低空空域资源利用率。2022年7月，《湖南省通用航空条例》出台，成为全国第一部通用航空地方性法规。

试点工作已取得明显成效，政府或将加快推进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政策落地。除了在海南、长沙的试点工作，通航业务在武汉、合肥等地也都蓬勃发展，目前，通航产业的限制一方面是通用机场和通用航空器不足，另一方面是市场需求没有被充分挖掘。但归根结底的原因是，目前低空空域开放仍不完全，阻碍通航产业发展。我们认为，两会后，政府可能明确通航产业在下一阶段发展的重要性，将会逐步推进相关产业措施。

风险提示

产业政策推进不及预期；通航市场需求不及预期；经济增长不及预期；实际值与估计值不一致；通用航空领域法律法规出台不及预期

本文源自：券商研报精选

作者： 蒋飞、贺昕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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