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每年的今天(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是为庆祝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设立的节日。虽然这天女性们是主角,但对女性生活方式的关注和女性文化的探讨却绝不局限于这一天。
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两性关系的变化和女性地位的提升是现代社会的两大趋势,女性群体从未获得像今天这样的广泛关注,女性的价值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社会的肯定。
本期约请不同国家的女性作者们介绍自己所居住的国家的女性生活方式和生活现状,以及相关的女性文化,她们对这些现状背后的思考。尽管这些内容各有区别,但其实都在演绎着同一个主题:尊重女性、追求平等。
为什么说德国的女性文化很有特点?
相关数据显示,从社会统计学角度,德国的性别差异有以下事实——
德国女性占人口的大多数,德国共有约4200万女性,比男性多约100万;
女性的寿命比男性长,男性平均寿命为78.6岁,女性则为83.4岁;
女性受教育程度很高,在德国超过一半的高中毕业生、约50%的大学毕业生和约45%的博士生是女性。
在欧盟国家里,德国成年女性有偿就业率约为76%,排名第三。
从以上数据我们不难看出,女性在教育程度和就业率方面表现亮眼,德国女性的“存在感”不容小觑。其实说到女性权利的话题,德国确实非常有特点。德国女性的自我成长和社会地位的变化,与德国历史进程和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德国不仅是国际妇女运动之母蔡特金的故乡,也涌现出了诸多优秀的女性政治家和成功的企业家,今天我们就通过三位德国女性代表以及她们的事迹,聊聊女性意识如何渐渐觉醒,并通过参与社会角色来争取自身权益、肯定自我价值的。
极大推动国际妇女平等权利进程
代表人物:国际妇女运动之母克拉拉·蔡特金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立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为德国妇女的平等权利争取打下了基础。在这个时期,出生在德国萨克森州一个小镇上一个小学教师家庭的克拉拉·蔡特金成为了德国女权主义运动的灵魂人物。她提出了许多妇女参政和争取妇女平等的主张。
1907年8月第一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一致同意成立国际妇女书记处,并推举蔡特金担任书记。1910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二届社会主义国际妇女代表大会上,蔡特金发表了《为了妇女解放》的演讲,提出男女同工同酬和女性经济独立等观点,并提议每年庆祝一次国际妇女节,当时的口号是“没有特权,只有人权”。她的呼吁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支持,于是每年的3月8日被定为国际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纪念日。因此,她也被誉为国际妇女运动之母。
1933年蔡特金在莫斯科病逝,被安葬在红场。她的墓碑上没有照片,也没有墓志铭。但是每年的3月8日一定会有人在她的墓前摆上鲜花,感谢她为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权益的抗争做出的贡献。
德国女性在政治领域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代表人物:德国第一位女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德国妇女在政治方面的地位变化,是德国女性文化历史和社会地位变化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1918年,德国政府颁布了一项宪法,宣布所有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项宪法为德国妇女赢得了参政的机会。1920年,德国女性第一次有了投票权。此后,德国女性逐渐在政治领域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安格拉·默克尔是德国第一位担任总理的女性,同时她也是一位女科学家,一位在东德出生长大的政治家,她一贯谦逊温和的个人魅力受到了以男性为主导的国际政界的赞许。
默克尔曾在接受采访时,评价自己的领导风格:“我的原则是先反思,再协商,最后决策!”也正是本着这样善于倾听的处事原则,让她在处理欧债危机和面对新冠疫情时都能从容不迫,得到民众的支持和理解。
“默克尔式”的倾听和共情也被喻为“典型的女性领导风格”,她处理危机时的镇定和稳健,强大的共情能力,以及在公共场合的谦虚和自制力为女性领 导者们提供借鉴与思考,让她们在职场中发挥出更加出色的魅力。
鼓励女性在职场得到更多机会和平等待遇
代表人物:德国女首富苏珊娜·克拉滕
苏珊娜·克拉滕是德国最富有的女性,也是全球最富有的女性之一。据德国商报2023年公布的数据,她的财富总值约为278亿美元,排名德国第3位。
克拉滕是一位含着金汤勺出生的富二代,她最初的财富来自于父亲的遗产,包括宝马汽车公司和化学制造公司Altana AG的股份。然而,她现在的成就并不仅仅是依靠她的家族资源,拥有化学工程和工商管理双学位的克拉滕曾经隐姓埋名在宝马实习,从公司底层一步一步做起。
作为企业家,克拉滕一直致力于为女性管理者发声。她认为,在职场上女性应该得到更多的机会和平等的待遇。她在自己的公司中积极地推动平等和包容的企业文化,鼓励女性参与高层决策。
作为慈善家,她参与和资助了许多公益项目,包括与女性创业有关的活动和基金。克拉滕还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讲,分享自己的经验,鼓励更多的女性创业。她曾谈道:“女性更倾向于从一个更广阔的维度来看待问题,更加关注可持续性和社会责任,这些都是企业成功的必要品质。”
男女性别薪酬差距为18%
今年“妇女节”口号是为技术女员工呼吁
德国虽然在法律层面上支持男女平等的权利。但是平均而言,在类似工作上女性获得的报酬比男性要少, 2020年男女性别薪酬差距为18%。与此同时,女性仍然承担了传统的社会角色分工:无偿的家务劳动、子女的教育和老人护理工作。另外,女性也面临职业选择性别化的问题,尤其是在被认为是男性为主导的科技领域。
德国妇女节每年都有一个宣传口号,2023年的口号是:“如果您正在寻找技术员工,那么您离不开女性!”主要传达的信息是:性别平等对于现代社会的科学和技术领域至关重要,女性在这些领域中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并且需要得到支持和鼓励。如果想在现代经济中保持竞争力,那么雇主们需要支持女性从事科技工作。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性别平等,也可以为公司带来多样化的想法和创意,促进创新和发展。
文/任淼淼(现居德国)
瑞士:学校和社会中那些保护与激励女性权益的信号
瑞士有女性长跑大赛的传统
每年有上万名各年龄段女性参加
说到瑞士女性,我头脑中会自然浮现出来的都是瘦削、肌肉结实、妆容朴实、直截了当、说一不二的形象。我观察到的瑞士人心目中对于女性气质的理想形象,也像是钢铁女侠一般。中国国家冰球队在瑞士集训时的教练之一Andrea Zyrd就是这么一个钢铁女侠的代表。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成功的女企业家,也是业余运动健将,同时还是一位市议会议员。
在瑞士,人们也特别赞赏运动能力强、性格独立坚毅的女性。日常的装扮干净利落,穿着稍微中性化,会晒得黑黑的,不少女性对皱纹、雀斑毫不在意。
除了形象上的独特气质之外,瑞士每年五花八门的户外运动项目中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其中,伯尔尼举办的瑞士女性长跑大赛每年夏天都有1万5千多名各年龄段的女性参加,从两三岁的幼儿到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这不仅是个跑步盛会,还是为战胜乳腺癌募捐的慈善活动。
瑞士鼓励男孩子学保育和护理
女孩子则试试建工和畜牧
在瑞士,学校里非常注重性别平权的教育,比如教孩子们如何辨别和避免性别歧视的语言,鼓励女孩子参与更多自然科学工程类学科的学习等。瑞士五到七年级的小学生参加的未来职业体验日活动也要求孩子们挑战不同于传统性别选择倾向较重的职业,比如男孩子学习做保育和护理,而女孩则试试做建工和畜牧等,瑞士的理工类高校也积极鼓励更多女性申请入学。
近年来,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平权方向是语言改革:瑞士的常用官方语言(德、法、意三种)都有明显的带有性别特征的传统词汇,过去经常是以一种性别称谓代表一个职业或者一个群体,而现在瑞士的公共服务机构,媒体和教育单位都会改用性别中性的词汇和表达方式。
另外,新闻媒体在报道的时候会尽量让被采访对象达到性别平衡;瑞士的女性参政人数也越来越多,过去几年女性国民议员比例达到了42%,而且还有了好几任女性联邦总统。
瑞士对父母职责的角色划分相对保守
国民思维仍倾向妈妈是育儿主力
其实在瑞士的年轻父母群体中,日常照顾孩子的分工是比较平衡的。像公园、动物园这种地方也都经常可以看到带孩子的爸爸,甚至男洗手间也有换尿布的地方。但是国民思维上还是倾向于妈妈是育儿主力。
实际上因为瑞士社会对父母职责的角色划分还是相对保守的。以瑞士产假制度举例来说,瑞士2005年才开始有权享受法定带薪产假,现在母亲可以享受14周带薪产假。而瑞士也是西欧国家中最迟给予新生儿父亲陪产假的国家之一,直到2020年经过全民投票,新生儿父亲才获得了为期两周的陪产假,这在全欧洲都属于垫底的程度。
在瑞士,有六成的职业女性因为家庭原因无法做全职工作,选择每周工作3个工作日以下的职位。根据瑞士联邦性别平等办公室公布的数据,在瑞士,女性月薪平均要比男性低1455瑞郎(约合1.085万元人民币),受教育程度和职位越高,男女工资差距越大。
因为托儿所费用高昂,女性工资低,没有让保姆和祖父母辈育儿的环境和传统。权衡之下她们如果花费时间工作挣来的工资可能付完托儿费以后所剩无多,还不如把时间花费在陪伴孩子上面。这样长期下来的结果是女性停留于母亲这个角色,职业发展受限,而且因为收入相对较低,拿工资的工作年限较短,退休金的积累不够,而致使瑞士老年女性中的贫困人口比例也更高。
文/贾淑芬(现居瑞士)
澳大利亚:城市多元文化氛围下 每个人享受着自己的与众不同
墨尔本是移民城市,种族多样、性别相当,不同种族分区而居,又互相渗透。拥有得天独厚的气候、土壤和地理位置条件,有著名的葡萄酒产区,有地貌丰富的国家公园和优美的海岸线。人们的生活方式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也在不断地演化、重塑,三言两语不足以概述这个城市女性的生活文化及生活方式,但可以确定的是,每个人都享受着自己的与众不同。
女性的各种生活方式
在墨尔本被极大包容着
在墨尔本这样一个充满活力、文化多元的城市,女性现代主流的生活方式丰富多彩,被极大的包容着。当然,女性和男性享有平等权利,意味着不会被区别化对待或持有特权(特殊原因除外)。这些文化氛围和生活方式并不是女性独享的,而是被这个城市自带的氛围和气息氤氲着,让人们感受到舒适和自在。
墨尔本艺术氛围浓郁,有各种工作室和画廊;大大小小的咖啡店都好似基础配套设施;这里几乎每个区或附近都可见健身步道、游泳馆、健身房、各种运动俱乐部,喜欢运动的姑娘可方便到达;加油站也经常看到姑娘开着皮卡,蹬着靴子,非常帅气;在城市建设的队伍里,画着美美妆容、举牌协调交通的姑娘比比皆是;工作日,不时在路上遇见奶爸推着婴儿车牵着狗。礼拜天,超市里会看到男士拿着小纸条认真对照采买。
尤其在生育问题上,母亲并不需要因为孩子出生而辞职照顾孩子。根据澳大利亚颁布的《家庭暴力法》和《育儿假法》,员工在育儿期间有权利申请长达12个月的带薪育儿假期,以便照顾孩子。
此外,澳洲联邦政府还提供了名为“育儿津贴”和“育儿税收减免”的补助,以帮助家长们支付孩子的托儿费用。这些措施旨在鼓励女性继续从事工作,同时也让父母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
反性别歧视法律法规和反家庭暴力方面
政府给出了庇护和支持
这些年来,澳大利亚在性别平等和保护女性权益方面一直在积极推进立法和政策改革。例如,澳大利亚国家和各地政府已经颁布了广泛的反性别歧视法律和政策,包括反歧视、平等就业机会、工资平等和反家庭暴力等领域。这些法律和政策为保护女性权益和促进性别平等奠定了基础。
家庭暴力问题上,政府会提供更多的资金和资源,建立更多的庇护所和支持机构,以提供受害者所需的帮助和支持。政府也会加强法律的执行力度,严惩犯罪行为,保护社会公共安全。此外,政府还会积极推广性别平等和女性权利的教育,以改变社会对于家庭暴力的认知和态度,创造更加公正和平等的社会环境。
然而,法律仅仅是一部分,实际上的执行仍然需要人们的行动和态度的改变。在某些行业、公司和公众场合,由于个别人的成见或者文化氛围等问题,可能存在对女性的不公正待遇和性别歧视。因此,需要通过教育和文化改变来消除这些不公正的现象,同时也需要政府和企业采取措施来确保实际执行的公平和公正。
受到传统观念和文化的影响
政治和商业领域中女性表现力仍较低
尽管澳大利亚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了许多进展,但仍然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2021年11月发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10月,墨尔本的男性就业率为69.8%;女性就业率为61.3%。单从数据来看,女性的就业率仍低于男性。这可能与传统观念认为女性比男性更适合侧重家庭有关。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数据可能会因为样本的选择、统计方法等因素而略有不同。
在澳大利亚的政治和商业领域中,女性的代表性仍然较低。这也可能与传统观念和文化有关,认为女性不应该参与领导和决策,而偏向于支持和辅助等职位。
尽管澳大利亚制定了法律,规定男女应该在同样的工作条件下获得同样的薪酬,但女性在很多情况下仍然获得比男性低的薪酬;女性在许多职业中仍然占少数,尤其是在高级管理职位和科技领域。
我们所处的时代,大部分国家都有相应立法保护女性的权益。虽因文化不同存有差异,但前人为女性的平等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应当把更多焦点集中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不给自己设限,不给他人贴标签,尽量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除了社会属性的多重身份,我们最重要的是找回自己,把个人生活过得潇洒、漂亮。
文/李木木(现居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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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张晶晶
在妇女节这天,听听那些珍贵的、乡村小镇底层女性的微弱声音。
铺天盖地的消费主义狂欢中,女性作为消费主体被抬到了一定高度,商业品牌讲述起女性独立的故事,都市女性消费意愿催生出“她经济”的概念,女性力量在不断得到肯定和重视。
而在另一边,小镇女性沉默着蛰伏着,在互联网时代仿佛远离话筒和流量,被忽略、被遗忘,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她们如何存在和生活。
同一群体内,人群与人群之间显示出更深层的区隔,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女性和未充分受到过教育的小镇女性,两者间命运的共通之处越来越稀薄。
一本叫《盐镇》的非虚构作品揭开了小镇女性被生活磨砺的一角——“盐镇的生活是一道道细碎的裂口,女人拼命止血,而男人们在撒盐。”
真实的故事,讲述了十几位身在乡镇上至92岁下到17岁的女人们遭受抛弃、暴力、贫穷,承受生养之苦的漫长岁月。但每个人都能与生活“对打”,找到应对苦难的方式、活下去的理由和生活的意义。
作者易小荷说,在写完这本书后,她感到自己的生命在某种程度上被这些乡镇女性所托举。“我会觉得我以后也要很认真地吃饭、写作,重新思考一下我生活的意义。”
小镇女性的系统性困境
性别议题在舆论场上从不冷门。
但在《盐镇》中,作家易小荷走进真实的乡村小镇女性的内心世界,在现实世界的泥泞里去伪存真,看到那些女性露出精神和身体上的瘀痕,读者方才领悟,对乡村女性的理解是笼统且模糊的。
2021年,易小荷回到故乡四川自贡,在家乡的陌生小镇仙市镇待了一年,采访了近百位当地居民,打捞出这十二位女性的故事。
仙市镇被易小荷称为“盐镇”,因为它曾是自贡运盐的重要码头,更因为盐这个字,恰如其分地道出了镇上的女人自古以来的人生况味。
阎连科曾说,在中国男性作家中,几乎没有人能把女性写得很好。
身为女性作家,在这个非虚构作品中,易小荷如何理解和看待这本书以及她笔下的女性?
在几次签售会中,每当谈及女性境遇时,她总是重申性别中立的立场,表示这本书“无意挑起性别对立”,只是希望多关注他人的命运。
同时,她也无意将这本书界定为“女性主义”标签的书,“任何一个作家都希望文本是开放式的,我希望这是一本冷静的写实主义的书。我在写作的时候就想,这本书我一定要提供最丰富的信息,希望每个读者都可以在其中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
对于书中的人物,作者没有凌驾和审视。“当我写完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不想去做那种道德上的评判,我也不想居高临下地说教。在镇上教会我的就是每一种生活都有意义,你如果变成了我笔下的人物,也会找到活下去的理由,也会继续寻找自己生活的意义,并尝试理解自己的生活。”
易小荷说,“我在城市里时,和周围的精英、白领聊天,十个人里可能只有一个能聊出来瞠目结舌的故事,但是在那里(仙市镇),你会觉得每一个女孩都是一个深渊,苦难怎么会这么集中?但事实就是发生了。后来我在序言里面写了,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不是某一个个体的苦难。”
各自经历各自的彷徨
书中都是真实的故事,故事中的每个人,不再是面目模糊的群像,人人性格饱满,各自经历各自的彷徨。
古镇里年龄最大的女性是92岁的陈婆婆,她曾经被家暴,曾经开办过“猫儿店”,类似于现在不入流的妓院,也被惩办过。她历经四嫁,一辈子送走了四个丈夫、所有的兄弟姐妹以及自己的儿子,仍旧要强、利落地生活着。
王大孃是古镇上最受欢迎的媒婆,在家里却遭遇无穷的家暴。生不出儿子被打(强制流产和引产共7次),将丈夫捉奸在床被打,活干得不好被打……曾经青春爱跳舞的姑娘,认为万般皆是命,没有选择离开,也没有选择“不忠”。
还有勤劳、聪慧却陷入小镇“女人干活养家、男人游手好闲”深坑的创业者黄茜,由于父亲迷信的一句话就早早辍学的梁晓清,一个曾经打架上瘾、后来长期“带幺妹”(皮肉生意者)的小镇二代黄欣怡,在小镇人的各色眼光里展开同性恋情的女人童慧和李红梅……
这些女性有的倔强要强,有的懦弱忍耐,有的泼辣直爽,有的撒谎成性。她们都彼此认识,却又相对陌生。书里说,大概是每个人身上都压着沉重的生活,顾不上抬头张望他人。
作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在该书签售会上评价,这本书从年龄最大的92岁的陈婆婆写到年龄最小的17岁的黄欣怡,12个女性放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她们的生活是生在城市的人无法想象的。
“对于城市读者而言,她们是完全陌生的人,这本书打开了我们对另外一个世界的体会,让我们看到留在过去时代的女性,看到我们的来路,看到之前我们是这么卑微地生活。”
陈婆婆到花季女孩,从92岁到17岁,让人看到,我们精神上的贫困依然如此沉重地,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底层女性的强韧原力
易小荷说,这本书受关注的程度是超出她的预期的。她相信,愿意读这本书且读完有共鸣的人,都是对世界有怜悯心、同理心,也会关心他人命运的人。
在采访时,她强烈地感受到时代变迁所影响的两代人的不同。
比如92岁的陈婆婆,是一个完全留在过去时代的传统父权制文化下,一点都没有走出来的人,她把疫情叫作“人瘟”,“以前只听说过鸡瘟跟猪瘟,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什么人瘟”。
17岁的黄欣怡是一个既处在传统文化中,但是又被新时代冲击了的样本。书中含蓄地讲她的很多话是谎话,比如她的父母就是当地农村的人,但她说自己是在深圳出生的。她的老师说,她就是当地人。她可能意图在其他年轻人心中,给自己包装成大城市的人。但另一方面她又被传统文化所包围,比如她的抑郁症,她的母亲给她请仙婆,往她身上扔米,她都是认可的。
毛尖认为,这些底层女人身上有强韧的原力。陈婆婆92岁,把一个世纪的屈辱都承担过来了,她处理苦难的方式,她承担苦难的耐心和冷静都被写出来了,读者看完后不觉得她特别惨,而是把生活的痛苦反刍成人生的历程。
“她们用自己的力气也为自己撑出一片天地。虽然她们个子很矮,但是她们都很能打,而且打了以后依然可以一身伤痕地继续进入生活,这种力气特别好,这种元气、日常性让这本书脱离了只写悲惨生活。”毛尖说。
面对苦难,她们的习以为常令作者震撼。“街上的人说起来,那个男的打她,一喝了酒就打。语气已经特别漫不经心,就像是在说猫生了三个小猫一样的语气,用那样的语气说出,那个男的又把那个女的的手给打残了。”
作者采访王大孃时,她谈自己一共九次生产,一滴眼泪都没有,而且是急匆匆地说,“不好意思,我要去带孩子了”。
作者在后记中写,盐镇的生活是一道道细碎的裂口,女人在止血,而男人们拼命撒盐。
毛尖认为男人的撒盐可能有更难以言说的东西。当他们的拳头不能打向更强的时候,他们打向弱者。打向弱者的人,在心理上其实是更弱的。“因为他们在社会上没有能力出拳,但是社会又要求他们成为一个强者,所以他们向更弱者伸拳。其实他们是真正没有能力撒盐的人,但是他们却成为了那个撒盐的人。”
而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止血的女人是更强悍的。她们多次被家暴,却依然没有选择离婚。她们有保护孩子的一面,又为她们的女儿缔造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她们在承受丈夫拳头的时候,内心是坚韧的。就像陈婆婆,她能活到92岁,如果她一直生活在屈辱中,肯定是有什么强悍的东西支撑着她。
“她们溢出了女性主义的解释框架,让男人女人重新被定义,也让苦难重新被定义。所以特别希望《盐镇》第二部出来,可以去采访12个男人,看看这个世界是怎么被构造的。”毛尖表示。
来源:大河报·豫视频 编辑:游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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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日常生活中,也许我们不难听到这样的说辞“女孩子不适合学数学”“男生对数字比女生更敏感”。然而我们诉诸数学史,女性的成就和光辉丝毫不逊于男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她们的天赋和勤奋启迪并引导了男性。然而在今天的数学界,女性的所面对的障碍与打击与以往有增无减。或许当我们不再称呼她们是“女数学家”,数学史的写作中不再有特殊的章节针对她们,学术界的不平等才会真正消失。
《数学那些事》作者:(美) 威廉·邓纳姆 译者:冯速 版本:图灵新知|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2年11月
如果读者一直在做统计, 那么很显然, 在本书中男性出现的次数多 于女性。这种不平衡反映了数学科学中男性的历史优势。但是, 这是否 就意味着女性过去对这门学科没有贡献, 现今没有贡献, 将来也不会有 所贡献呢? 以上问题的答案是“不”“当然不”“请严肃点”。数学史中女性的 身影可以追溯到古典时代, 而今天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活跃。女性想在数学界生存, 就要面对男数学家几乎无法想象的障碍, 不仅因为她们缺少鼓励, 还因为对女性加入数学界的强烈抵制。
首先, 我们承认, 在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数学家的短短清单中, 阿基米德、牛顿、欧拉、高斯等人清一色都是男性。在 1900 年之前, 数学界的女性人数非常少。其中经常提到的是亚历山大的希帕蒂娅(Hypatia), 她大约生活在公元 400 年。夏特莱侯爵夫人(Emilie du Chatelet, 1706— 1749)和玛丽亚·阿涅西(Maria Agnesi, 1718—1799)活跃在 18 世 纪, 索菲·热尔曼、玛丽·萨默维尔(Mary Somerville, 1780—1872)以及爱达·洛夫莱斯(Ada Lovelace, 1815—1852)活跃在 19 世纪初。19 世纪中后叶, 索菲亚·柯瓦列夫斯卡娅(Sofia Kovalevskaia, 在文学作品中也被称为索尼娅·柯瓦列夫斯基)也跻身这一名单。
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柯瓦列夫斯卡娅(1850年1月15日-1891年2月10日),俄国女数学家。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曾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在偏微分方程和刚体旋转理论等方面有重要贡献。1888年因解决刚体绕定点旋转问题而获得法兰西科学院鲍廷奖。
在这些女性当中, 希帕蒂娅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几何学家、教师和 作家, 夏特莱侯爵夫人因为把牛顿的著作翻译给法国人而知名, 萨默维 尔因为把拉普拉斯的著作翻译给英国人而知名。1748 年, 阿涅西出版 了数学教科书, 为此得到了应有的认可。洛夫莱斯在查尔斯·巴贝奇 (Charles Babbage)制造他的第一台“分析机”时与他一起工作。热尔曼和柯瓦列夫斯卡娅是这个清单中最多才多艺的数学家。前 者对纯数学和应用数学都有研究。我们在第 F 章提到过她对费马大定 理的研究。1816 年,热尔曼凭借对弹力的数学分析工作而获得法兰西 科学院的大奖。而柯瓦列夫斯卡娅取得了博士学位, 并在大学担任职务, 取得了她那个时代女性的开创性成就。在这一过程中, 她在各方面赢得了曾经对她持怀疑态度的男性同事的尊重。
所以, 在20 世纪之前, 女数学家肯定是存在的。令我们惊讶的不是她们人数很少, 而是真的存在。因为女性不仅要克服对数学充满渴望 的人要面对的通常意义下的种种障碍, 即高级数学真实的困难, 而且还 必须克服各种各样的文化层面所带来的障碍。我们讨论一下挡住她们 道路的三个最大的障碍。 第一个障碍是这一学科人群中对女性的普遍的负面看法, 这一看 法在不少男性和女性心中都已根深蒂固。其核心就是相信女性不具备做纯数学的能力。这样的观念已经深深印入很多人的大脑之中, 其中不乏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据说伊曼纽尔·康德就曾说, 女性“动用她们漂亮的脑袋思考几何问题时”会长出胡须。这种评论出自一位如此重要的哲学家之口, 实在令人气馁。
女性的禀赋不适于数学?
遗憾的是, 这样的看法在 过去绝不是个案。在那个时代, 很多希望学习三角学或者微积分的高中女生都被指导老师、家长或朋友劝说去从事家政学或者英语这些所 谓更适合女性思维方式的学科。不管你相信与否, 这样的状况一直在 持续。 证明女性不能从事数学研究的诸多证据之一是从事这一研究的女性很少。换句话说, 数学界女性的缺乏被用来证明她们没有从事这门学科的能力。当然, 这些说辞的理由是荒谬的。这与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中缺少非洲裔美国人归结为他们没有玩这种游戏的素质的观点是一样的。正如杰基·罗宾森、亨利·阿伦和其他很多 人已经充分证明的那样, 职业棒球大联盟缺少黑人球员不能证明他们 缺乏能力, 而只能说是缺少机会。
上面提到的具体人物充分说明了女性也能研究数学。我们可以用近来非常活跃的女性数学家来证明这一点。格雷丝·扬(Grace Young) 在 20 世纪初高等积分理论的改进工作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朱莉娅·罗宾森(Julia Robinson)是希尔伯特第十问题的解决者, 还有埃 米·诺特(Emmy Noether)是 20 世纪最有成就的代数学家之一。女性不能研究数学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但是, 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观点就是女性就不应该研究数学。
格蕾丝·奇斯霍尔姆·扬(Grace Chisholm Young)是英国数学家。她在英国剑桥的吉顿学院接受教育,并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继续深造,并于1895年获得博士学位。她的早期著作以丈夫威廉·亨利·杨(William Henry Young)的名义出版,他们一生都在数学方面进行合作。
往好处说, 那是在浪费时间;往坏处说, 那是有害的。正如小孩子不应该走 近高速公路一样, 女性不应该走近数学。我们以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为例, 她后来在医学艺术领域赢得了声 望。年轻的时候, 她对数学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她母亲对此感到奇怪, 于是问道:“数学对结了婚的女人有什么用?”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提到 的那样, 人类事业中没有什么比数学更有用的了。但是南丁格尔却被告 知它是无用的。鉴于强加给 19 世纪女性的各种传统角色, 数学无论如 何都会被看成对她们毫无用处的了。
而且, 女性还被告知研究数学将有损她的社交魅力。更有甚者, 据说有什么医学证据显示, 思虑过多的女性其血液将从生殖器官转移到大脑, 并造成非常可怕的后果。令我们好奇的是男性似乎不用担心类似 的血液流动。 这类观点很快变成了行动, 或者更准确地说, 变成了阻碍行动的绊 脚石。热尔曼不得不用一个男性化的笔名发表她的数学论文;柯瓦列夫斯卡娅尽管拥有不可置疑的能力, 但最初还是得不到学术地位。甚至是伟大的埃米·诺特, 她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谋求低等职位时也遭到了冷遇。她的诽谤者坚决反动, 也有人担心一旦女人走入这一大门, 将带来 无法阻止的倒退。
为此, 戴维·希尔伯特用下面一段巧妙的讽刺做了回应:“我不明白这位候选人的性别为什么成了反对她就职的依据。毕竟, 我们这里是大学, 而不是洗浴场所。”最终诺特得到了工作, 而且这个数学团体(哥廷根大学)还活得相当好。 第二个障碍是缺乏正规教育。数学这门学科需要训练, 高强度的训 练。为了到达前沿, 你必须从基础开始进发, 对于数学这样既古老又复 杂的学科, 这需要花费几年的努力。在过去, 很少有女性开始过这样艰 辛的路程。因此, 她们想在高级数学中取得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
男性又是如何学习这门学科的呢?他们通常接受家庭教师的辅导, 或者一对一的授课。我们已经看到莱布尼茨去请教克里斯蒂安·惠更斯, 而欧拉与约翰·伯努利一起研究学习。这是培养把火炬传向未来的 大师的过程。几乎没有女性有这样的机会。 而男性经过适当的训练之后进入大学, 在那里他们的才干和能力 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培养。高斯就读于赫尔姆施塔特大学, 旺策尔就读于 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 罗素就读于剑桥大学。
相比之下, 热尔曼是一位非常有前途的人, 却因为性别关系甚至被 拒绝进入大学讲演礼堂。她只能在教室门口听课, 或者向有同情心的男 同学借笔记来抄, 就这样, 她秘密地跟上进度。用高斯的话说, 她所取得的成功证明了她是一位“最具勇气”的女性。 因此, 太多的女性根本没有实际接触过高级数学的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 上面提到的很多女性家庭都比较富裕, 而且拥有相应阶层的优 势。热尔曼可以随意使用她父亲的图书馆。萨默维尔偷听她哥哥的家 教课程。这些富裕家庭的女儿们显然有权选择不去顺应那些更合时宜 的传统。正如迈克尔·迪肯对贫穷女性的数学研究前途的评论:“贫穷 和女性身份这一对绊脚石太沉重了。”把这种情况与大致同一时期的女性作家的境遇比较一下会很有趣。
读和写是贵妇人训练的一部分, 尽管这只被看成必要的社交技巧, 而不 是通向艺术生涯的手段。但是, 很多女性还是具备写作条件。如果有充 足的时间, 充足的训练和能力, 她们也许会利用这些条件去进行诗或文 学的创作。其中简·奥斯丁就是一个例子, 她的作品是她对周围人的生 活的仔细观察, 并通过她非凡的才能加以提炼而成的。奥斯丁会读、会、写, 她是一位艺术家。她创作的著作使她跻身英国文学伟人之列。
很多女孩还是学习了一些初级的计算, 这倒是事实。但是与文学训练不同, 数学学习就到此为止了。高级数学的进步需要对几何、积分和微分方程等学科的了解, 每一门学问都是以前者为基础的。如果没有 相应的训练, 几乎没人能够掌握它们。当女性的这种训练需求遭到拒绝 时, 她们也就无法拥有数学工具了。她们通向科学未来的大门被砰的一声关上了。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谁是数学界的简·奥斯丁, 因为她缺少必要的正规教育而被数学抛弃了。 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
现在情况如何呢?表面上的障碍已经消失, 各大学也不再强制执行热尔曼所遭遇的针对女性的禁令。正相反, 从美国各大学数学学科登记入学的数据来看, 我们有理由乐观。在 1990 年到 1991 年的这一学年, 美国研究机构授予了 14 661 个数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证书, 其中女生有 6917 人, 约占 47%。这几乎接近一半的比例在一个世纪前男性占主导的数学领域是不可想象的。但当我们再看一看高级学位时, 数据就令人很失望了。
就在同一学年, 女性只占获得数学硕士学位的人数的 2/5, 而且只占获得数学博士 学位的人数的 1/10。这种状况表明, 尽管从数据上看接受本科教育的女性人数增长迅猛, 但是她们很少能继续训练, 进入研究生阶段, 而从这里开始将产生明天的研究型数学家和大学教授, 所以形势仍然是男女不平衡。为什么女性很少能继续进入研究生院呢?从历史上看, 很多女性立志当一名大学预科层次的老师, 因此没有获得研究型学位的需要。
崭露头角的缪斯
在某种情况下, 因为女性身处上述的各种观念之下, 较低的自我评价的确对 追求更高层次的成功产生了负面影响。勇气, 以及找到能鼓舞自己并帮 助自己扫除学习高级数学之路上的各种障碍的良师益友, 是成功的关键。男性有太多同行和榜样, 而女性在竞争激烈的学术领域中总是感觉 很孤单。她们的正规教育之路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她们的男性同伴。 甚至当女性战胜了各种负面的看法, 获得了坚实的教育时, 她们仍然面临很多障碍:女性要满足日常生活需求, 却缺少全力从事她们工作的支持。
数学研究需要不受各方面干扰的大块时间。研究型数学家要花很长时间坐在那里思考。在过去如此, 今天也是如此, 但这样大块的时间不是所有人都拥有的。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非常富有。据传说, 阿基米德有部分锡拉库扎王族的血统。洛必达侯爵 (Marquis de l’Hôpital, 1661—1704)非常富有, 能雇用约翰·伯努利在新兴微积分领域指导他, 继而闻名欧洲。而我们上面所说的各位女性中, 夏特莱侯爵夫人是一位女侯爵, 洛夫莱斯则是一位女伯爵, 阿涅西 也是富人家的孩子。这些人当中没有人靠洗衣度日。
另一方面的支持来自欧洲的各家学会, 这是那个时代的智库。来自柏林、巴黎、圣彼得堡的各家学会的赞助养活了无数学者。在柏林和圣彼得堡取得职位的欧拉就是一位利用这样的机会取得成功的数学家。 或者你有一份要求不高的工作, 允许你在闲暇时间进行研究和沉思。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莱布尼茨就是在巴黎的外交工作期间, 寻找时间学习了数学并最终创造了微积分。地方法官费马似乎从来没有尽力做法院的工作, 而是一心做数学研究。
总之, 对于有潜力的数学家, 有钱是无害的, 成为学术团体的成员, 或者只有部分时间用来工作, 都是无害的。当然, 今天对数学家的主要赞助来自研究型大学, 这些机构提供办公室、图书室、旅行费用、想法相似的同事以及适度的教学任务。作为回报, 学校希望数学家对这门学 科的前沿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对照一下女性的历史角色:在丈夫或兄弟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待在 家里, 抚养孩子、做饭、缝缝补补和照料家务杂事。即使她们有数学方面的训练, 又如何有时间去思考微分方程或者是射影几何呢?环境对她们的期望是完全不同的。 事实上, 女性甚至很少有自己的空间。
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谈及这类话题的短文中提醒我们的那样, 女性很少有独处、思考、写作 (或进行数学研究)的空间。伍尔夫讲述了莎士比亚富有想象力的妹妹朱迪思的一个故事, 她有与她哥哥一样的才能。在她的哥哥威廉全身心投入其作家生涯的时候, 她的生活就是负责家庭的日常需要。据伍尔夫说, 莎士比亚的妹妹 和他一样敢作敢为, 富有想象力, 热切希望了解这个世界。但是她没有被送去学校。她没有机会学习语法和逻辑, 只能读一点贺拉斯和维吉尔的东西。她偶尔拿起书……看几页。然后, 她的父母就会走进来提 醒她去补补长袜或者别忘了做饭, 而不要沉迷书本和纸墨。兄妹俩, 一个是支持的提供者, 而另一个却是接受者。这种差别也太大了。
再说一下莱昂哈德·欧拉, 13 个孩子的父亲。必须有人来抚养孩子们, 替他们换尿布, 清洗他们的衣服。但是这个人不是莱昂哈德。再看一下斯里尼瓦瑟·拉玛努金(1887—1920), 他是 20 世纪初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数学家。但在日常生活中, 他却像一个孩子那样无助, 他的 妻子照顾他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再看保罗·埃尔德什, 这个人我们在前面遇到过, 他在 21 岁时才学习如何往面包上涂黄油。显然, 他在进行数学发现的初期, 得到了来自母亲的不同寻常的支持。
斯里尼瓦瑟·拉马努金,英国皇家学会院士,英属印度人,是英属印度史上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沉迷数论,尤爱牵涉π、质数等数学常数的求和公式,以及整数分拆。惯以直觉导出公式,不喜欢做证明,而他的理论在事后往往被证明是对的。他所留下的尚未被证明的公式,启发了几位菲尔兹奖获得者的工作。
如果交换一下, 情况又如何呢?欧拉夫人、拉玛努金夫人和埃尔德什夫人如果在数学上取得了成功, 她们的另一半会满足她们的日常生 活需要吗?如果这些女性已经成名, 那么她们可以投入大块的时间去研究数学吗?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是, 如果女性能够得到与这些男人相 同的支持, 那么她们之中会有更多人出现在数学编年史中。这是毫无疑 问的。
在索菲亚·柯瓦列夫斯卡娅这位“20 世纪前最伟大的女数学家” 的生活中, 上面提到的所有障碍, 如数学教育方面的负面观念和困难以及缺少系统的支持, 都出现过。
被边缘化的天才
1850 年初, 柯瓦列夫斯卡娅出生在莫斯科, 并在一个比较富裕的书香之家长大, 她有一名英语家庭教师, 并有机会学习数学。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说, 她卧室的墙上贴满了她父亲的微积分课程的旧讲义笔记。 这位年轻的姑娘被这些奇怪的公式深深吸引了, 它们就像朋友一样静静地围绕在她的身边。她发誓有一天一定要知道其中的秘密。
当然, 这需要训练。一开始, 她学习了算术。她被允许参加她堂兄 的家教课程, 家人这么做基本上是为了劝诱她堂兄更加努力地学习。就 这样, 她获得了代数知识, 而她堂兄还是学不会。接下来, 柯瓦列夫斯卡娅从住在附近的物理学家那里借来一本他写的书看。在读这本书时,她遇到了三角学的困难, 这是一门她几乎一无所知的学科。不愿意放弃 但又得不到适当的指导, 柯瓦列夫斯卡娅就从零开始做起了研究。当她 的物理学家邻居意识到她在做什么的时候, 他惊奇地发现, “她已经第 二次创造了整个三角学这门学科”。
这样的成就显示了超凡的数学创造力。在她 17 岁的时候, 她和她的家庭来到圣彼得堡。在那里, 柯瓦列夫斯卡娅说服了反对她学数学的父亲, 接受了微积分的家教课程。尽管她是一位女性, 但是凭借如此的才能, 她本应该立即进入大学。遗憾的是, 对于一位 19世纪的俄罗斯女性来说, 她没有这样的选择权。
以现代的观点看, 她对这些令人失望的事情的反应有些极端。在 18 岁的时候, 她自己决定与一位准备前往德国的年轻学者“假”结婚, 她希望通过这样的婚姻得到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个男人是 弗拉基米尔·柯瓦列夫斯基, 一位自愿参与这次“虚假婚姻”的古生物 学者, 他认为这对女性解放有利。他们两个人动身去了海德堡大学, 表 面上维系着婚姻关系, 事实上各自从事着自己感兴趣的研究。
柯瓦列夫斯卡娅在海德堡一如既往表现得非常出色, 所以在 1871 年她瞄准了更高的目标:柏林大学, 以及它令人尊敬的高级数学教授卡尔·维尔斯特拉斯(1815—1897)。下定了决心的柯瓦列夫斯卡娅安排了一次与这位世界著名学者的见面, 恳求他的指导。维尔斯特拉斯在提 出一些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之后就把她打发走了, 他不希望再见到她。
但是, 他还是再一次见到了她。一周后, 柯瓦列夫斯卡娅手里拿着 答案回来了。用维尔斯特拉斯的评价说, 她的工作展示了“对维度的天才直觉……这甚至在过去的学生或者层次更高的学生当中都是很少见 的”。她让这位当时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数学家之一从她的怀疑者变 为她的仰慕者。
由此, 年迈的维尔斯特拉斯和年轻的柯瓦列夫斯卡娅开始了长期的合作。她的精力和洞察力赢得了他的尊敬, 而且他还安排她与欧洲很多数学团体接触。在维尔斯特拉斯的指导下, 柯瓦列夫斯卡娅开始研 究偏微分方程、阿贝尔积分以及土星环的动力学。由于这些成果, 1874 年, 她获得了哥廷根大学数学博士学位。她是第一位获得现代大学博士学位的女性。
一生中, 柯瓦列夫斯卡娅不仅对数学感兴趣, 而且对社会和政治公平等议题也感兴趣。作为一名自由主义活动的支持者, 她支持女权运动和波兰人的独立。当时她给一家激进派报社写文章。在她丈夫的帮助 下, 她在1871 年公社期间秘密进入巴黎, 当时这座城市被俾斯麦的军 队包围了。在这次冒险中, 她被德国士兵的子弹击中了。到了巴黎, 她病倒了, 受了伤, 还与这座被包围的城市的激进派领导人取得了联系。这就是一个渴望实现自己的社会信念的人物。
除了是科学家和革命者之外, 她还是一位作家。柯瓦列夫斯卡娅写小说、诗歌、戏剧以及《童年的回忆》, 后者是一本自传式的童年记录。 她在俄罗斯度过了青春, 因此她见到过杜斯妥也夫斯基, 在后来的生活 中又认识了屠格涅夫、契科夫和乔治·艾略特。这位有社会责任感的 数学家进入了著名的艺术圈子。
总之, 索菲亚·柯瓦列夫斯卡娅拥有各种惊人的才能。聪明、果断、 伶牙俐齿, 因此她被同时代人描绘成“简直是光彩夺目”。 下一页的 画像展示了这位有着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的女性, 人们创作了很多关 于她的畅销书和电视连续剧。
如同所有连续剧一样, 她的故事以喜剧开场却以悲剧收场。尽管她的婚姻背景很特殊, 但是她与丈夫产生了真正的爱情, 这对夫妇于 1878 年生了一个女儿。但是五年后, 一次生意上的失败使他损失了大量财产, 之后, 沮丧的弗拉基米尔·柯瓦列夫斯基吸食三氯甲烷自杀了。索 菲亚成了寡妇和单身母亲。
幸运的是, 她还是世界一流的数学家。在维尔斯特拉斯的另一名弟 子米特格–雷弗勒的热情帮助下, 她被指定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教。1889 年, 她成为该校的终身教授, 这在数学界对女性来说也是第 一次。
在斯德哥尔摩的那段日子也并非没有困难。对女性固有的偏见又 阻碍着她对进步事业公开而坚定的支持。那些保守的学者们因为对她的数学无可挑剔, 转而指责她与一位著名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接触。而维尔斯特拉斯和米特格–雷弗勒也委婉建议柯瓦列夫斯卡娅采取更谨慎 的政治态度。但是她没有这样做。
在数学这一边, 她被指名担任《数学学报》杂志的编辑, 她是担任这一职位的第一位女性。她与埃尔米特和切比雪夫(我们在前面遇到过他)等数学家联系, 并成为俄罗斯数学团体和西欧数学团体的重 要纽带。1888 年, 柯瓦列夫斯卡娅获得法兰西科学院的鲍廷奖, 获奖理 由是她的论文《刚体绕固定点的旋转问题》, 由此国际盛誉、媒体报道以及贺信迎面扑来。这样的喝彩声足以使她获得俄罗斯皇家科学院的会员资格(作为一名女性, 在她的祖国, 这样一个学术职位还不足以养活她)。
1891 年, 充满希望的未来似乎就摆在这位著名人物的面前,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灾难突然降临。在去法国的途中, 柯瓦列夫斯卡娅开始咳嗽, 好像患了普通的感冒。但是, 当她返回斯德哥尔摩时, 在阴雨和寒冷的气候条件下, 她的身体状况变得更糟。回到家里, 她变得太虚弱以至于无法工作。一次昏迷过后, 1891 年 2 月 10 日, 柯瓦列夫斯卡娅去 世, 年仅 41 岁。
一如既往, 当这样一位天才永远地离去的时候, 她给世人留下了惊叹、无尽的怀疑和没有实现的梦想。整个欧洲传来了人们的赞美之声, 随之而来的悲伤也是真诚的。我们无法估计柯瓦列夫斯卡娅原本还能为数学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我们也无法知道这样的贡献会使这门学科中的女性地位提高多少。
柯瓦列夫斯卡娅这样的天才是罕见的, 但是自她去世后, 在20 世 纪, 女性进入数学领域已经越来越普遍。但随之出现了一个麻烦的问题。我们把本章献给女性数学家, 是否反而令她们更显边缘化, 反而被当作异类?我们是否应该有罪恶感呢?随着众多女性进入医学和法律 等专业领域, 很少有人谈及“女医生”或“女律师”。在本章, 我们并不是说数学职业应该分成两组:数学家和女数学家。这当然不是我们的意图, 而且它也不是真实的现状。但是, 有这样的危险。
这是朱莉娅·罗宾森的观点。随着她声望的增大, 当她进入美国科学院并获得麦克阿瑟奖的时候, 她被视为在男性领地上获胜的女性。在一篇非常重要的短文中, 她写道:“所有这些关心都令人愉快, 但也令人感到困惑。我就是一名数学家。我更希望仅仅因为我证明了一些定理或者解决了一些问题而被记住, 而不是因为我是第一位这样、那样的女性。”
尽管需要进一步根除女性所面对的不平等, 但我们有理由对实现罗宾森的愿望充满信心。很多偏见和障碍正在消失, 投身数学的女性已经开始增多。即使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但是不可否认, 进步已成事实。我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 提出“女性在哪里?”这样的章节会 被认为完全没有必要。
作者/(美)威廉·邓纳姆
译者/冯速
编辑/袁春希
导语校对/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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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访谈)荧幕女性“标签化”怎么破?代表委员:做自己的“女主角”
中新社北京3月8日电 (陈香玉 马秀秀 张素)“顾学”是种什么“学”?这个数月前从爆款都市剧“出圈(网络用语,意为跨界)”的网络新词条,至今仍高频出现在公众对女性话题的热议中。剧中女主角顾佳的言行以“顾学”之名定义了当代主妇的“完美人设”。观察当下不少聚焦女性的影视、综艺等公共文化产品时常引发现象级讨论,但细品发现,其中不少是披着“大女主”的外衣、演着“玛丽苏”的剧情。从粉丝到大众不禁在问:我们如何才能摘掉荧幕带来的标签枷锁,成为自己生命真正的“女主角”?
全国政协委员冯远征表示,影视剧倾向女性观众是市场需要,受众群体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偏好,是正常的社会需求。
“这些女性题材的作品之所以如此有市场,正在于反映了社会的现状,押中了女性的焦虑,与观众产生了情感的共鸣、生活的共情。”全国人大代表方燕表示,这些都说明了大众对于女性的关注更加多维化,更加有深度。
“公共空间里对女性话题的火热讨论是好事,一方面,说明社会对女性群体的关注更多,另一方面,允许不同的观点发声、对话和讨论,可以为大众提供思考的角度和空间。就像你阅读一本书一样,可以从别人的故事和经历中得到启发,从而对自己的生活和困扰有新的思考角度。”多年来一直关注女性权益的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如是说。
实际上,在中国的荧幕上从来不乏女性形象,也因此成为了观察不同时期女性生存状态的窗口,同时,也会影响当下社会如何与女性相处。“比如多年前我们看(电视剧)《渴望》,以它在全国范围的影响,整个社会都会对如何对待女性产生影响,而今天不同的是,公共文化产品的形态更丰富,传递的思想观点也更多元。”黄细花说。
百花齐放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节目抱着打破枷锁、消解焦虑的初衷,效果却适得其反的情况,如披着“大女主”的外衣,实际是“玛丽苏”的内核、以“30+姐姐”“20+妹妹”的标签做宣传,结果导致女性对年龄更在意,年龄歧视更明显。
正因公共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女性从荧幕上被寄予更多责任和期待。从荧幕中汲取反思的同时,当下女性如何成为自己生命真正的“女主角”?
“每个年龄段的女性都有不同的美。”全国政协委员,知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董圆圆对中新社记者表示,女性无需受外界影响,为自己的年龄感到焦虑,顺其自然、不断修炼自己的内在,才是正确的生活姿态。董圆圆表演的穆桂英、梁红玉等巾帼英雄常给人带来精神激励和鼓舞。
在她看来,随着时代发展,女性的价值早已不再依附于男性。她认为,当代女性形象应是善良大方、秀外慧中、同时又应该是自信的。“当代女性有知识、有文化,无论做什么行业,都要力争优秀,靠自己的能力在社会上立足,这才是自身价值的美好体现。”
方燕也认为,在当代社会中,女性要勇于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要成熟、独立、自信。女性走到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等都只是一个节点而已,她们依旧要充满活力,保持继续奋斗的决心和力量。
同时,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让女性对年龄的增加、全职妈妈的身份、自身的价值等充满焦虑。年龄可以带来的是更丰富的阅历,更精彩的故事,这是大家应当共同努力的方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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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中国女性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与呈现必然有其遵循的理论思想逻辑和方法意义上的实现路径。
系列女性形象,既反映出新世纪女性生活的变化现实,也回应了人们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但这一切是如何被呈现出来的,通过怎样的建构过程完成的,是本章内容的探讨话题。
所谓建构策略是指文本创作者基于一定的理论思想逻辑对文本意图实现的基本方略和基本手段的选择与实施。
新世纪中国女性电影是在女性主义视角关注之下对当代女性的生存状况和思想行为进行的更加细致、更加深入、更具批判性的叙述、关照与反思。
“破”——反抗男权社会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最鲜明地体现着创作者的意识形态,而电影长期以来都是被男性把持的话语场域。
因此,女性电影理论和实践有一个重要目标:解构电影中的男性霸权和神话,以达到“启发女性觉悟,认识到自身在父权、男权社会中是一直被边缘化的”。
在男性主导的电影的镜头下,女性是被符码化、标签化的,即异化为色情消费的对象以及将女性拥有的多元意义削减为单调的同一性,鉴于此,女性电影有了共同的特点:反色情、破除概念(单一性固定模式)。
女性主义者认为早期的电影艺术是由男性所掌控和建构的世界,女性始终是作为男性表现特定内涵的工具或者是男性的凝视对象。
因此,女性电影则以突破男性凝视,以女性作为电影叙事主体,让女性不再“被观看”、不再是“他者”,而是作为有话语权、主导权的角色出现在荧幕之上。
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电影中女性的身份书写方式就是对抗传统的女性身份书写方式,消解男性的凝视,将男性角色置于叙事边缘成为工具化的角色,同时反抗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规训。
消解男性凝视
在对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和对女性电影的研究当中,“凝视理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关键理论。凝视一词来自英文中的“gaze”,其词义是“注视、盯着看”,
在文化研究语境中,“凝视”已经成为一个学术用语,一个特殊的分析工具。凝视是指携带着权力运作、欲望和身份意识的观看方式,在凝视中,“看”与“被看”的行为建构了主体与对象。
在电影产业中,影片的观看者就是“看”的主体,也是权力与欲望的主体,而被观看的则是欲望投射的对象。
由于“凝视”使得主客体的产生,也就意味着“凝视”的行为背后存在着复杂的社会性关系。而在男性电影创作中往往以男性视角描绘女性,女性往往是被凝视的客体,而男性是凝视主体。
因此在以女性视角出发来呈现女性形象的女性电影中,女性作为被凝视“客体”的命运发生转变,反凝视、消解凝视成为女性电影身份书写的一种手段。
对于男性凝视的消解和反抗,有的影片从人物形象塑造上入手使女性避免成为男性凝视的“客体”,有的电影从镜头语言上避免对女性身体展现的,还有的直接从电影中女性角色的视角出发进行叙事。
在《送我上青云》中的盛男以中性装扮出场,在荒郊野岭中独自去调查真相,说脏话、抽烟、蹲在路边吃东西,这些镜头和画面将盛男这一女性形象身上的女性特质掩盖,将盛划出了被男性凝视的范畴。
相同的是《春潮》中的郭建波在外在形象上女性特征也没有被刻意放大,以避免成为被凝视的对象。
《立春》中王彩玲被设定为一个身材臃肿、满脸斑点、跑牙的丑陋女性形象,同样从外貌上避免了她成为男性凝视的客体。
女性电影在展现男女两性的性行为时,也没有对女性身体的窥视。在《送我上青云》中,盛男被四毛强暴这一片段,没有将镜头对准盛男的身体,甚至一些镜头以盛男的视角来进行拍摄,在《春潮》中同样如此,避免了女性身体成为景观。
在涉及“未成年少女性侵”的《嘉年华》中,导演亦没有将镜头对准性侵害的现场,而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冷静、克制、疏离地将性侵之后相关人物的状态和变化呈现出来,从而避免了以性侵来吸引眼球,也避免了女性成为被看景观。
女性自古以来就生活在男性的凝视之下,男性的目光规训着女性的方方面面,不仅形塑着女性的身材、性格,也压制着女性的主体意识。
女性在自我意识成熟的道路上会根据他者的凝视来不断改变自己以满足他者的凝视获得认同感,最终确立主体性。
在电影创作过程中,摄像机和摄像机后面的拍摄者有着天然的凝视主体性,而对于女性角色构建的凝视则是男权制度的“凝视”,即父权的制约。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女性都难逃被男性权力压制甚至是控制的命运,女性的身体更是长期作为被觊觎、凝视的对象。
在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女性身体叙事就是男性凝视最直接的表现,而女性电影开始致力于消解男性凝视,一方面避免女性身体成为媒介景观,另一方面从女性视角出发进行叙事。
反抗社会规训
封建社会中女性长期处于男性文化霸权之下,受到男权社会的规训,在消费主义社会中女性还成为被消费的对象。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女性无意识地根据男权社会的规训来审视自己,致力于成为男权视角下的完美女性。
身体外貌方面,女性被苗条、丰满、白净等标准所规训;性格方面,则以温柔贤惠、柔弱顺从作为女性值得称颂的品格。
大众传媒中充斥着的美女形象裹挟着现实生活中的女性,让女性在媒体的规训中朝着男性所期望的方向发展。
但新世纪创作的女性电影并没有主动迎合男权文化的审美要求,对女性形象的呈现和女性主体意识的表达都在反抗社会的规训。
《今年夏天》中女同性恋的呈现就是对社会规训最激烈的反抗。影片中刘小群的母亲一再地给小群介绍相亲对象,对于女儿的性取向并不理解,表哥认为小群对男性不感兴趣是有病,这些都是社会观念长期规训的结果。
而刘小群无视社会观念的压制,坚定内心的选择,和小玲的恋爱是对传统社会观念的推翻和颠覆。
在《送我上青云》中一位男性谈到女性不论长相如何,经济条件如何,只要过了27岁,没结婚就会被看作“大龄剩女”,而同样条件的男性则被看作“黄金单身汉”,这就是社会对于男女两性的偏见性认知。
这位男性身旁的女性说道“去你的”,这组对话就表明社会对女性最直接的规训,而女孩所反击的“去你的”则是对这种规训的一种反抗。
除了社会整体对女性的规训之外,母亲(被规训并已经成为这套规则的拥护者)这一形象则是又一个对女性开展规训的主体。
在《送我上青云》中,盛男的母亲说“这么能干,难怪找不到男朋友”,《春潮》中郭建波的母亲致力于给郭建波介绍对象,结婚似乎成为了一个女性最大的成功。
电影中的母亲形象在无意识中被社会所规训,又成为了规训自己女儿的主体。
《我的姐姐》中安然对“长姐如母”、“女性读书无用论”等传统社会观念的抵制和反抗,从她拒绝抚养弟弟中就能够体现出来。
女性电影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具有明显的对社会规训的反抗意识,并且能够独立做人生选择。
人的一生由无数的选择构成,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应该有自我选择的权力和自由,并且这种选择不被社会上的观念所左右的。
女性的选择应跟从自己的内心,不需要什么根据和标准。因此,女性电影试图反抗男权社会的规训,追寻女性的自由,摆脱社会性别对于女性的规制。
边缘化男性角色
“男本位”的文化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在主流的由男性创作的电影之中,女性在很长时间内是作为“他者”出现在影片之中的,而男性往往扮演者不可或缺的角色,或是女性的依靠和支柱,或是女性精神上的指引者。
但是在女性电影中,女性成为了叙事主体以及绝对主角,男性则作为“他者”出现在影片之中。
女性电影对于男性形象的刻画和塑造对于解构父权制度下影片的创作模式有着积极作用,同时也可以通过对于男性角色边缘化的叙事结构来表示对于父权的反抗。
在女性电影中除了将男性角色边缘化之外,还将男性与女性之间“凝视”与“被凝视”的关系对调。
男性的形象被边缘化的同时还被工具化,对于男性的塑造普遍比较单一,男性角色是为女性的成长轨迹所服务的,缺乏相对立体独立的故事面貌。
《春潮》是以三个女性为主角展开叙事,出现的男性角色要么是麻木平庸的形象,要么是被批判的反面形象。
影片中的两个男性,其中一个是母亲的男友—一老周,他在电影叙事中是一个缓和剂,对于剧情推动和叙事走向都没有影响,另一个则是郭建波的男友,影片中他的每次出现都是为了满足郭建波的欲望。
《过春天》中父亲在佩佩的成长中是缺席的。
《狗十三》中的父亲、爷爷、弟弟,这些男性角色也都是为李玩的成长服务的,正如曹保平导演所说“弟弟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
《嘉年华》中小文的爸爸虽然是一个保护女儿的形象出现,但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面对女儿的遭遇做出的行动和努力远不如律师,表达出了男性的局限性。
酒店的老板和警察这些男性角色则是作为被批判的加害者形象出现的。
《送我上青云》中,男性是以金钱至上的四毛、蔑视女性的土豪老板李平,为了物质生活卑躬屈膝的刘光明,这些男性角色都有一定的缺点。
在这些影片中的男性形象,他们不再是女性的“救赎者”、“指导者”,甚至在经验、智慧、勇气等美好品质上都相比女性更匮乏,他们的身份形象是被边缘化的、工具化的,甚至是懦弱、卑劣的。
《立春》当中的三个男性,周瑜是王彩玲一心想摆脱的现实,黄四宝曾经被王彩玲认为是自己的灵魂伴侣,最后也归于世俗化。
通过开婚介所骗钱,胡金泉则是和王彩玲惺惺相惜的知己角色而已,她们都是这个小县城扎在喉咙里的“一根鱼刺”,最后这三个男性都妥协于现实,从而凸显了王彩玲的坚忍不拔的人生和对艺术的不懈追求。
书写男性的创作手法在女性电影的镜头之下发生了改变,她们开始重塑电影中男女形象之间的不同地位。通过边缘化或者矮化男性角色来建构女性的主体性,表现女性的主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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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赵孟编辑 | 翟瑞民1
202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人口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总人口比2021年减少了85万人。这是中国61年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是人口形势发生变化的标志性事件,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人口负增长将带来哪些影响?国家和社会又该如何有效应对?界面新闻就此专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新和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杨成钢。两人系知名人口学专家,并任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口负增长背景下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首席专家,杨成钢也对中国第一个实施育儿补贴政策的四川省攀枝花市进行过深入调研。
他们认为,目前中国处于人口负增长早期,也就是低龄老龄化阶段,这为推进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争取了时间窗口。中国过去的人口数量优势正在消退,需要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补齐劳动力结构性短板。
中国人口规模将如何变化?
界面新闻: 2022年成为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元年,在你的预期之内吗?中国人口形势是如何演变到今天的情形的?
原新: 人口负增长是长期低生育水平的结果。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每个家庭平均生育6个孩子以上,70年代经历了大幅下降,从5.8个减少到2.7个,进入80年代,大概在2.5个左右。到1991年,生育率降到了更替水平2.1。从1992年到现在,生育率一直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下,并且是持续性波动下降。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只有1.3,近两年的生育率比2020年还要低。如果人口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那么人口就开始内生性的从正增长转向负增长。人口不会从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马上开始负增长,是因为年龄结构当中蕴藏了人口正增长的“能量”。现在,经过31年的消耗,正增长的“能量”已经消耗完。2022年,出生人口首次跌破1000万,只有956万;而死亡人口达1041万。两者相减,首次实现了负增长。2021年正增长48万,2022年负增长85万,相对于14亿人来说,目前的阶段是相当于在人口零增长附近波动。
杨成钢:过去我们对人口增长的拐点时间有很多预测,最激进的观点也就是2024年,我个人也认同是这个时间,理由是,中国人口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改变了。比如,城乡结构的转变,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还有很多因素。所以,正常情况下应该在2024年左右出现拐点,但是具体到2022年这个时间点,我个人认为还有疫情因素的影响,使其提前了两年。
界面新闻:为什么认为是在零增长附近波动?以后中国人口总量还有可能正增长吗?
原新:今后一两年或者两三年,出生人口可能还会有所增加。因为新冠疫情的三年,很多人推迟了生育。比如打疫苗,其中有一个禁忌是,打了疫苗后一定时期内不建议怀孕;比如“阳了”以后转阴,医生给你的忠告也是,3-6个月不宜怀孕;疫情期间很多人的收入不确定,未来发展方向不明,可能对生育产生了一些焦虑,当然也有一部分人还会放弃生育。这些短期因素消失后,未来出生人数可能会增加。因此,未来个别年份出现一些波动,都属于正常情况。但是总体的常态化的人口负增长是大势所趋,很难扭转。
界面新闻:按照目前的负增长趋势,在未来,比如到2035年或者本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大概会是怎样一个规模?在全世界处于怎样的位列?
原新:这个问题取决于未来生育率的变化。因为,虽然中国有14亿多人,但国际移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生育率对未来人口规模的变化将起到决定性作用。此外,我们千万不要被“负增长”三个字给迷惑,以至于把人口规模巨大这样一个特点给掩盖了。我一再强调,看待人口负增长,一定要强调它的阶段性,不要混淆了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
根据联合国对中国人口趋势的最新预测,按照高方案,如果生育率能够回升到1.8,那么2050年的人口数量跟现在差不多;如果生育率继续下降,到本世纪中期下降到0.9,到本世纪中期中国的总人口依然在12亿以上;如果生育率略微回升到1.5,那么到2050年左右,中国人口也将还有13亿以上。
从总体来看,未来30年无论生育率怎么降,或者怎么升高,中国总人口规模巨大这样一个特点是不会改变的。按联合国预测,到2023年4月,印度人口就会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也未必一直要戴着“第一人口大国”的帽子。即便我们不戴着这个帽子,我们依然是一个人口大国。
但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到本世纪末,按照联合国预测的高方案的生育率继续维持,中国总人口会从2050年的14亿人多一点,减少到12亿人;按照中方案,就会从本世纪中叶的13亿人多一些降到7-8亿人;按照低方案,到本世纪末就只有不到5亿人。
也就是说,未来30年,按照高方案,总人口基本上没什么变化;按照低方案,会减少13%。但是再后来的50年,按照中方案会减少43%,按照低方案会减少近60%。在总人口减少的同时,人口的老龄化也在加深。如果生育率保持在1左右,到本世纪的后50年,我国老龄化水平(以60岁以上人口占比)会达到60%以上。
杨成钢:首先,联合国的预测只是一个预测,我们要看高、中、低哪种方案更有可能性。我个人认为, 总的趋势是负增长几乎可以肯定,未来人口规模很难保持现在的水平,也就说高方案几乎不可能,能实现中方案的水平就很不错了。原因就是前面说的,人口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按照中方案,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大概是12亿人左右,仍然是世界第二大人口国。
界面新闻:有种观点认为,如果中国丢失了“人口第一”的地位,长远看就可能影响经济发展,甚至难以保住大国地位,你怎么看?
原新:美国总人口只有3.4亿不到,中国是14亿多人,是美国的四倍多。但美国的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是第二,只是美国的70%。如果从人均GDP来看,美国是7万美元左右,中国约为1.3万美元(按照2022年的平均汇率),比世界平均水平略高一点。所以,以人口多少来讨论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是一个非常过时的观点,人口多少不是国家强盛的决定性因素。
杨成钢:总体上我同意原教授的观点,在国内学术界,应该说这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强盛与否,跟人口规模没有必然联系。人口规模下降,并不必然影响中国的现代化。即便人口下降,中国仍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当然面临的挑战也不同。
负增长带来的挑战和压力
界面新闻:分析人口形势,除了规模,还有结构问题,随着人口负增长到来,老龄化和少子化也会加剧,未来会如何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
原新:人口结构问题带来的挑战,肯定在不断加剧。比如,缴纳养老金的人和领取养老金的人的比例在发生巨大变化,养老人力资源的供给和养老服务接受者的比例在发生巨大变化;整个养老金、医保基金的资金库,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同样,在经济领域,劳动力稀缺导致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以往靠劳动力资源优势建立起来的出口型经济,也会受到挑战。
老年人口比重不断增加,老年人口的医疗保障、社会保障、其他一系列服务的保障等,无疑会拉动国家公共投入。但国家总的资金盘子就这么大,公共服务这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多,用于实体经济的当然就越来越少。所以,它会引起资本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矛盾。此外,大家想象一下,将来占总人口40%以上的人口的养老金、医疗基金会是一笔巨资,它的运作安全,它的保值、增值问题,都将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安全。
所以,未来老龄化问题不仅仅在经济方面,同样在社会方面、民生方面、城乡方面、微观家庭方面,都会带来一系列的代际之间的矛盾或冲突。
界面新闻:该如何看待中国将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和压力?
原新:我们看待人口老龄化,千万不要只盯“老龄”两个字,老龄化不仅仅是老年人口和老龄化水平的增加,它是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每一个人都身在其中。如果这样看的话,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会从2020年的8.9亿,逐步减少到本世纪中期的6.5亿。这样的下降幅度,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可怕,但实际上,整个下降阶段,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都多于世界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所以,虽然劳动力的稀缺性在不断增强,但劳动力总量的供给,还是比较丰盈的。这是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是,在未来老年人口增倍过程中,恰恰也会进入到低龄老龄化阶段,也就是说,在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当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增加特别快。从2020年的1.5亿,增长到2050年的2.1亿,这就为我们延迟法定退休年龄,鼓励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如果延迟退休等到本世纪后期才推出,那后50年将是高龄老龄化的阶段。总体来说,人口负增长的早期是温和的,远期是剧烈的,未来30年我国处于低龄老龄化阶段,推进改革仍有机会窗口。
杨成钢:强调两点,第一,我们对待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压力,实际上更多是从人口和经济关系上来说的,以抚养比为例,这个指标算的是老年人口的数量和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之比,它显示的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抚养能力,是单从人口数量上来分析的。但同样的抚养比,如果分母的劳动力人口的质量提高了,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的生产率提高了,实际的抚养能力可能不仅不会下降,还会上升。因此,我们除了关注数量上的抚养比,还应该着力于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素质,提升他们的效率和创造力。
第二,关于少子化问题,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导致缴纳养老金的人口减少,但解决的办法,我认为不一定是提高缴纳人员的数量,而是说,如果劳动力质量提高,整个国家创造的财富更多,积累的财富更多,国家层面是否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将资金注入到养老金池子里。
界面新闻:如此看来,应对老龄化不能单单在人口政策方面发力,而是应该有系统思维,制定系统性的政策,具体你有哪些建议?
原新:首先,我想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是人口老龄化,一个是老龄社会。老龄社会的本质问题是经济发展,因为老龄社会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如果没有财富的积累做后盾,养老的公共服务就是纸上谈兵。这就指向了“做蛋糕”的问题。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过程中,“做蛋糕”的挑战会越来越大。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包括劳动力数量在减少,被抚养人口在不断增加等方面。
再说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本质是民生问题,是“分蛋糕”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一把尺子下,怎样能让老年人享受到公平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老有所养。我一直在呼吁,要有“四个意识”或者说“四个跳出”。
第一,要跳出人口老龄化的人口局限,因为人口老龄化就是一个人口现象,是长期的长寿和少子的必然。人口老龄化成不成为一个问题,要看它与经济社会的“匹配度”,“匹配”它就不是问题,“不匹配”一定就是问题,所以要从老龄社会看待人口老龄化。
第二,要跳出老年人的局限。现在一谈到人口老龄化,就是老年人怎么养,老年人养老固然非常重要,但我们一定要在全生命周期当中去考虑这个问题。从横截面上来说,任何社会,无论是年轻化的社会,还是老年化的社会,都有老人。而从纵向的时间轴来看,任何一个人都会变老。所以,我们应该从生命全周期和全龄人口范畴去考虑问题。
第三,应对人口老龄化,要跳出部门局限。当然,国家有专门来管理人口老龄化工作的部门,提供老年人服务的部门,比如老龄委、民政部、卫健委等,但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涉及全社会,方方面面,各个领域的问题,一定要全社会各个部门共同来应对。
最后,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但不能单纯看待,而应该在所有国家战略的总框架下,与别的国家战略相互协同,去研究应对办法。比如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乡村振兴战略、高质量发展等。把未来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统筹到国家总的战略体系下,才有可能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
界面新闻:具体来说,哪些政策的出台可能更紧迫?比如,最近有消息称,延迟退休政策可能在今年推出,你认为可能性大吗?
原新:我认为应该尽快出台。为什么非要延迟退休?回溯历史,我国的退休年龄,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制定的,1951年制定的《劳动保险条例》提出,女性职工和干部50岁退休,男性职工和干部60岁退休。一些特殊工种,还可以低5年。1953年,该条例做了一次修订,但退休年龄没有任何更改。到了1978年,国家将女性干部的退休年龄提高了5岁,也就是女性职工50岁退休,女性干部55岁退休,男性依然是60岁退休。制定该项政策的时候,中国的预期寿命只有40多岁,而现在的预期寿命已经超过78岁。寿命在不断延长,但退出劳动年龄的时间没有改变。
第二个问题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5.3年,到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上升到9.9年,延长了至少四年半以上。现在大学成了普及教育,大学的毛入学率达到了57.8%。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尤其是接受过大学、研究生以上教育的人,普遍都到23-24岁,甚至30岁才开始就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不断推后,但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没有改变,相对而言就是人口用来创造财富的年龄段实际上缩短了。
上个世纪50年代制定的退休年龄政策,完全是出于对家庭、对女性的照顾。因为当时社会上多半都是重体力劳动。当时,每个家庭平均要生6个以上孩子,而现在只生1.3个左右,而且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男性。现在从事体力劳动的机会也大大少于当时。在此背景下,延迟退休年龄成为必然。
实际上,延迟退休早在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当中就已提出,当时的提法是,研究渐进式推迟法定退休年龄。到现在已经10年过去了,“十四五”规划也明确,要实施渐进式推迟法定退休年龄。也就是说,经过这10年的酝酿,时机已经成熟。延迟退休可以减轻养老金的压力,也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但只是减轻,不能改变养老金终将“穿底”的现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当前我国处于低龄老龄化阶段,也就说未来30年,实际上给我们开启了推迟退休的时间窗口。
从世界范围看,日本在过去20年中,退休年龄从60岁延长到65岁,并且鼓励企业延长到70岁。欧洲大部分发达国家,也都是63岁到65岁退休,个别国家延迟到67岁。在今天这样一个长寿化的时代,延迟退休也是世界普遍趋势。
杨成钢:我觉得有两个概念需要区分,一个是退休,一个是退出劳动。退休,本质上是开始领取养老金,所以延迟退休本质上是延迟养老金的给付,这与退出劳动不是一回事。此外,欧洲国家延迟退休,更多是增加劳动力供给,因为它们的劳动力是稀缺的。但中国不同。我们未来几十年的劳动力供给不短缺。从劳动力市场来看,我们需要的也不是老年劳动力,而是高质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因此,我们延迟退休的主要意图,还是为了解决养老金给付问题。但我认为,靠延迟退休不是一个好办法,根本上还是要靠国有资产注入做大资金池,靠“寅吃卯粮”无法持续。
老龄化背后的经济增长机会
界面新闻:老龄化问题的另一端是劳动力不足,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666万,并且已持续下降多年,你怎么看待这一趋势?有观点认为,中国劳动力不会紧缺,原因是农村还有部分劳动力可以转移到城市,你认可么?
原新:过去10多年,农村的生育率和城市的生育率差距一直在缩小,而且越来越小。不仅仅是城市人,农村年轻人同样也不愿意多生了,因此未来农村将不存在大量可供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过去依靠劳动力自由迁徙来盘活配置的人口机会,在现阶段和未来一个时期可能还会有一些,但长期来看,如果继续保持这样的低生育水平,未来可供调剂的人口资源会越来越少,这也不再成为我们解决问题的手段。
对于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应该从两个角度去看,我认为劳动力的供给和劳动力的需求在双双下降,而不是一面下降,一面在升高。劳动力短不短缺,要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方面去看。从供给侧来说,劳动力资源的稀缺性在不断增强,对企业来说,劳动力成本在提高,出口的比较优势在下降,资本替代劳动的报酬也在递减,带来投资和回报的不对称,这是个普遍现象。但并不能说明劳动力供给不足,相反,从劳动力的数量上来说,供给还是比较丰盈的。
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来自于劳动力结构性短板,即劳动力的供给结构和市场的需求结构存在一定的不匹配,从而引发了长期以来珠三角、长三角及京津冀这些经济发展高地招工难的问题。从需求侧来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劳动参与率部分被劳动生产率替代,产业的经济结构从劳动密集型逐渐向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过渡。一句话,产业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在转型,在此过程中,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在逐渐弱化,对质量的需求在不断强化。
此外,现在是数字化社会,科技发展导致机器替代人力越来越普遍。你去银行办事,现在基本的业务都可以自助,开车上下高速,收费站都是ETC,原来需要人的岗位大量裁员,也导致了劳动力需求端下降。因此,未来低端服务型的行业,劳动力数量需求会不断减少,就业压力将长期存在。
杨成钢:我不认为农村还有劳动力可转移。中国现在已经走过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渡过了劳动力可以无限供给的阶段。现在城市存在大量没有实现市民化的农民工,这批农民工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现在搞新型城镇化,不能还搞成资源向乡村单方向的配置,恰恰相反,应该将城乡发展统筹起来,结合乡村振兴来推动新型城镇化。应该鼓励一些有见识、有技术、有知识的青壮年劳动力返乡创业,带动乡村振兴,实现城乡共同发展。要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开发人才红利上下功夫。
界面新闻:中国规划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有测算显示未来每年经济增速要维持在6%以上,因此有观点认为,因人口提前进入负增长,在“未富先老”的背景下实现这一目标挑战巨大,你怎么看?
原新:这个挑战当然非常非常严峻。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只有12741美元,要达到2万美元,整个国家要创造的GDP总量将是一个天文数字。去年中国的GDP是18万亿美元,即便能成为现在全球第一经济体,赶上美国,但人均GDP也达不到2万美元。加上国际环境变化,逆全球化、产业链转移等,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增速要达到6%以上,挑战非常大。
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但我认为未来30年的表现将是比较温的,也就是二十大提出来的人口规模巨大,依然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基础性特征。人口规模巨大,国土空间巨大,配合我们的收入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相对完备的产业,就会出现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这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做到的,尤其是小国是做不到的。
举例来说,人口总体规模巨大也反应在各个组成部分,比如,劳动力规模在未来30年也是巨大的,比所有发达国家都多,人口综合素质的大幅改善为提高劳动力素质创造了机会;人口迁移流动规模也是巨大的,2021年有3.84亿,占中国人口27%的人在流动;人口城镇化规模也是巨大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65%。所有这些,从人口学角度来说,给中国创造了一个人口机会。注意,人口机会是一个人口学概念,它不等于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人口机会能否转变成人口红利,这需要经济学家、决策者去深入研究、挖掘。
杨成钢:要实现这个目标,确实会遇到较大挑战。我们前几年做过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在2010年就发生了重要转变,在2010年前,人口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大,人口数量红利的贡献率明显;而2010年后,人口质量红利开始超过人口数量红利,在经济增长中开始发挥主导作用。所以,中国未来能够成功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将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过去主要依靠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和资本的投入,转变为依靠技术驱动和知识驱动,就有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作为人口学者,我们更多关心的是,这些挑战中有哪些人口学因素?我认为主要人口因素有两个,一是老龄化,它会带来老年抚养比升高,全社会的养老负担较重;另外,劳动力数量供给的减少,使得劳动力价格被推高,从而使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这些都是不利因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根本上只有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推进技术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才能解决。
界面新闻:如果具体从产业来看,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哪些行业可能迎来增长机遇?比如,养老产业会迎来爆发吗?
杨成钢:从产业发展来看,通常都是集群式的,不是单个产业的发展,但是产业集群的出现,需要有领跑产业。从人口变化趋势来看,在供给侧,我认为“减人”的产业,即容易实现智能化,减少人力数量的产业,应该越来越有前途。从需求侧看,老年服务业,家庭服务业应该会有很大的市场。这些领头的产业,可能会带出产业集群。
原新:杨教授说人越少的产业,实际上就是高科技产业,创新型产业,这可能是国家未来发展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从人口结构的变化来说,我认为,老龄产业作为一个集群,也是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从大的方向来说,它实际上包括了服务、制造、金融等六大业态,而现在这些业态还停留在相对比较低的发展水平。
比如面向老年人的文化产业,可能还是广场舞、听京剧、打麻将之类的服务。而高端的文化产业尚在陆续形成,比如旅居旅游。最近有报道称,有公司推出价格为27万元的邮轮旅游,时间约是120多天,所有名额在一周之内抢完,报名的大部分都是退休人员。老年健康产业就更大了,老年人没有健康医疗是不可能的,可以说是刚需。此外,还有各种助老设施,产品的适老化改造,特殊老人的需求,老年金融产品的设计等等。
未来养老产业市场有多大?有数据显示,从绝对数字看,2022年老龄产业市场规模估计为10万亿(人民币,下同),到2025年可能会增长到12万亿左右,2030年会增长到20万亿左右,到2050年大概会增长到48万亿以上。从相对数据看,10万亿相当于GDP的8%左右,到2030年可能占到GDP的20%,到2050年大概占到GDP的30%以上。这将是一片巨大的蓝海,有眼光的企业家应该去深入开发。
需要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界面新闻:三孩生育政策实施以后,各地陆续出台了多项支持生育政策,包括育儿补贴也逐渐成为趋势,你如何看待这些政策?在提振生育率方面国外有无经验可以借鉴?
杨成钢:在三孩生育政策出台前,国家就陆续出台了许多生育支持措施,都是值得肯定的,也不能说没有效果,但问题在于,现在抑制人们生育的因素是综合性的,虽然大家都强调养育成本太高,这当然是一个主要因素,但所谓养育成本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综合因素的结果。所以现在应对的措施,不能只是零敲碎打。
关于育儿补贴政策,我也去攀枝花(注:攀枝花是中国第一个出台育儿补贴政策的地区)做过调研,政策是积极的,但相对于人们的生养成本却是杯水车薪。所以,我认为生育支持政策应该在生育、入学、就业、税收、甚至文化宣传等方面,综合发力,建立一个生育支持体系,真正免除人们的后顾之忧,才有可能见效。
原新:生育是国之大事,一定要建立支持生育的公共政策体系,而不是临时的应对举措。我对31个省份出台的支持生育政策做了梳理,发现不同地域对生育的支持差别太大。其实不应该这样,每一个孩子都是国家公民,应该享受到同等的待遇。在生育方面,国家、社会应该承担更多责任,要把家庭承担的过多的责任分担起来。但我们也要清楚,刺激生育是一件昂贵的事情。
如果要找一个国家,在过去三四十年成功让生育率明显回升,基本上找不到。尽管瑞典、法国的生育率有所回升,他们的家庭支持政策做得非常好,但是如果分析它们的生育结构,就会发现相当一部分人口是新移民生育的。所以,对借鉴国际经验,我们要有深刻的理解。生育率回升是高成本目标,是一个慢变量,不要指望各项政策落实,生育率马上就会有明显回升。但是,做总比不做好,我们要有耐心、有恒心、有决心、有信心。
除了生育成本因素,可以发现,人们对待生育、对待孩子的观念也改变了。过去10年,中国女性初婚年龄从24岁推迟到28岁,女性终身无孩率达10%、结婚登记数不断下降、不婚不育人群增加、丁克和被丁克数量上升、未婚同居、婚姻家庭结构多元……社会变得越来越包容,这些因素作用在人口基本面上,共同塑造了一种低生育的文化。
界面新闻:说到生育文化,不久前中国计生协党组书记王培安在提到女性终身无孩率占10%时说,“如没有婚育观念的引导,我国生育水平的提升将异常艰难”,但婚育观念的改变似乎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对此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引导婚育观念转变的意义又在那里?
原新:应该说,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就会沿着惯性不断深化,就像掉入一个陷阱,越陷越深。婚育观念的改变,很可能需要一代人,两代人甚至更多代人来推动。塑造新的生育文化,我觉得当下整个舆论环境需要发生深刻改变。现在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特别是短视频里,一说到生育基本上都是讨论生育之苦、养育之难。过去那种天伦之乐、儿女绕膝的情景再也没有了,现在宣传不是天伦之乐,而是“天伦之苦”。所以,舆论环境包括家庭教育,都需要发生深刻变化,要多生需要潜移默化,一代又一代人的影响才能改变。这方面不管是政府,还是社会、家庭,都有许多工作要做。
杨成钢:生育文化属于意识形态层面的因素,它的改变在也离不开经济基础,当经济发展到今天,生育观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发生转变几乎是必然的,全世界都一样。发达国家都是走过了这个历程。所以,首先我们要承认这种变化。其次,应该是润物细无声地推动转变生育观念,我们要研究年轻人获取信息的媒介是什么,喜闻乐见的方式是什么,要改变过去那种“假大空”宣传教育,真正走进年轻人,才能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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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每年的今天(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是为庆祝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设立的节日。虽然这天女性们是主角,但对女性生活方式的关注和女性文化的探讨却绝不局限于这一天。
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两性关系的变化和女性地位的提升是现代社会的两大趋势,女性群体从未获得像今天这样的广泛关注,女性的价值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社会的肯定。
本期约请不同国家的女性作者们介绍自己所居住的国家的女性生活方式和生活现状,以及相关的女性文化,她们对这些现状背后的思考。尽管这些内容各有区别,但其实都在演绎着同一个主题:尊重女性、追求平等。
为什么说德国的女性文化很有特点?
相关数据显示,从社会统计学角度,德国的性别差异有以下事实——
德国女性占人口的大多数,德国共有约4200万女性,比男性多约100万;
女性的寿命比男性长,男性平均寿命为78.6岁,女性则为83.4岁;
女性受教育程度很高,在德国超过一半的高中毕业生、约50%的大学毕业生和约45%的博士生是女性。
在欧盟国家里,德国成年女性有偿就业率约为76%,排名第三。
从以上数据我们不难看出,女性在教育程度和就业率方面表现亮眼,德国女性的“存在感”不容小觑。其实说到女性权利的话题,德国确实非常有特点。德国女性的自我成长和社会地位的变化,与德国历史进程和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德国不仅是国际妇女运动之母蔡特金的故乡,也涌现出了诸多优秀的女性政治家和成功的企业家,今天我们就通过三位德国女性代表以及她们的事迹,聊聊女性意识如何渐渐觉醒,并通过参与社会角色来争取自身权益、肯定自我价值的。
极大推动国际妇女平等权利进程
代表人物:国际妇女运动之母克拉拉·蔡特金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立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为德国妇女的平等权利争取打下了基础。在这个时期,出生在德国萨克森州一个小镇上一个小学教师家庭的克拉拉·蔡特金成为了德国女权主义运动的灵魂人物。她提出了许多妇女参政和争取妇女平等的主张。
1907年8月第一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一致同意成立国际妇女书记处,并推举蔡特金担任书记。1910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二届社会主义国际妇女代表大会上,蔡特金发表了《为了妇女解放》的演讲,提出男女同工同酬和女性经济独立等观点,并提议每年庆祝一次国际妇女节,当时的口号是“没有特权,只有人权”。她的呼吁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支持,于是每年的3月8日被定为国际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纪念日。因此,她也被誉为国际妇女运动之母。
1933年蔡特金在莫斯科病逝,被安葬在红场。她的墓碑上没有照片,也没有墓志铭。但是每年的3月8日一定会有人在她的墓前摆上鲜花,感谢她为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权益的抗争做出的贡献。
德国女性在政治领域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代表人物:德国第一位女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德国妇女在政治方面的地位变化,是德国女性文化历史和社会地位变化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1918年,德国政府颁布了一项宪法,宣布所有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项宪法为德国妇女赢得了参政的机会。1920年,德国女性第一次有了投票权。此后,德国女性逐渐在政治领域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安格拉·默克尔是德国第一位担任总理的女性,同时她也是一位女科学家,一位在东德出生长大的政治家,她一贯谦逊温和的个人魅力受到了以男性为主导的国际政界的赞许。
默克尔曾在接受采访时,评价自己的领导风格:“我的原则是先反思,再协商,最后决策!”也正是本着这样善于倾听的处事原则,让她在处理欧债危机和面对新冠疫情时都能从容不迫,得到民众的支持和理解。
“默克尔式”的倾听和共情也被喻为“典型的女性领导风格”,她处理危机时的镇定和稳健,强大的共情能力,以及在公共场合的谦虚和自制力为女性领 导者们提供借鉴与思考,让她们在职场中发挥出更加出色的魅力。
鼓励女性在职场得到更多机会和平等待遇
代表人物:德国女首富苏珊娜·克拉滕
苏珊娜·克拉滕是德国最富有的女性,也是全球最富有的女性之一。据德国商报2023年公布的数据,她的财富总值约为278亿美元,排名德国第3位。
克拉滕是一位含着金汤勺出生的富二代,她最初的财富来自于父亲的遗产,包括宝马汽车公司和化学制造公司Altana AG的股份。然而,她现在的成就并不仅仅是依靠她的家族资源,拥有化学工程和工商管理双学位的克拉滕曾经隐姓埋名在宝马实习,从公司底层一步一步做起。
作为企业家,克拉滕一直致力于为女性管理者发声。她认为,在职场上女性应该得到更多的机会和平等的待遇。她在自己的公司中积极地推动平等和包容的企业文化,鼓励女性参与高层决策。
作为慈善家,她参与和资助了许多公益项目,包括与女性创业有关的活动和基金。克拉滕还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讲,分享自己的经验,鼓励更多的女性创业。她曾谈道:“女性更倾向于从一个更广阔的维度来看待问题,更加关注可持续性和社会责任,这些都是企业成功的必要品质。”
男女性别薪酬差距为18%
今年“妇女节”口号是为技术女员工呼吁
德国虽然在法律层面上支持男女平等的权利。但是平均而言,在类似工作上女性获得的报酬比男性要少, 2020年男女性别薪酬差距为18%。与此同时,女性仍然承担了传统的社会角色分工:无偿的家务劳动、子女的教育和老人护理工作。另外,女性也面临职业选择性别化的问题,尤其是在被认为是男性为主导的科技领域。
德国妇女节每年都有一个宣传口号,2023年的口号是:“如果您正在寻找技术员工,那么您离不开女性!”主要传达的信息是:性别平等对于现代社会的科学和技术领域至关重要,女性在这些领域中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并且需要得到支持和鼓励。如果想在现代经济中保持竞争力,那么雇主们需要支持女性从事科技工作。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性别平等,也可以为公司带来多样化的想法和创意,促进创新和发展。
文/任淼淼(现居德国)
瑞士:学校和社会中那些保护与激励女性权益的信号
瑞士有女性长跑大赛的传统
每年有上万名各年龄段女性参加
说到瑞士女性,我头脑中会自然浮现出来的都是瘦削、肌肉结实、妆容朴实、直截了当、说一不二的形象。我观察到的瑞士人心目中对于女性气质的理想形象,也像是钢铁女侠一般。中国国家冰球队在瑞士集训时的教练之一Andrea Zyrd就是这么一个钢铁女侠的代表。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成功的女企业家,也是业余运动健将,同时还是一位市议会议员。
在瑞士,人们也特别赞赏运动能力强、性格独立坚毅的女性。日常的装扮干净利落,穿着稍微中性化,会晒得黑黑的,不少女性对皱纹、雀斑毫不在意。
除了形象上的独特气质之外,瑞士每年五花八门的户外运动项目中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其中,伯尔尼举办的瑞士女性长跑大赛每年夏天都有1万5千多名各年龄段的女性参加,从两三岁的幼儿到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这不仅是个跑步盛会,还是为战胜乳腺癌募捐的慈善活动。
瑞士鼓励男孩子学保育和护理
女孩子则试试建工和畜牧
在瑞士,学校里非常注重性别平权的教育,比如教孩子们如何辨别和避免性别歧视的语言,鼓励女孩子参与更多自然科学工程类学科的学习等。瑞士五到七年级的小学生参加的未来职业体验日活动也要求孩子们挑战不同于传统性别选择倾向较重的职业,比如男孩子学习做保育和护理,而女孩则试试做建工和畜牧等,瑞士的理工类高校也积极鼓励更多女性申请入学。
近年来,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平权方向是语言改革:瑞士的常用官方语言(德、法、意三种)都有明显的带有性别特征的传统词汇,过去经常是以一种性别称谓代表一个职业或者一个群体,而现在瑞士的公共服务机构,媒体和教育单位都会改用性别中性的词汇和表达方式。
另外,新闻媒体在报道的时候会尽量让被采访对象达到性别平衡;瑞士的女性参政人数也越来越多,过去几年女性国民议员比例达到了42%,而且还有了好几任女性联邦总统。
瑞士对父母职责的角色划分相对保守
国民思维仍倾向妈妈是育儿主力
其实在瑞士的年轻父母群体中,日常照顾孩子的分工是比较平衡的。像公园、动物园这种地方也都经常可以看到带孩子的爸爸,甚至男洗手间也有换尿布的地方。但是国民思维上还是倾向于妈妈是育儿主力。
实际上因为瑞士社会对父母职责的角色划分还是相对保守的。以瑞士产假制度举例来说,瑞士2005年才开始有权享受法定带薪产假,现在母亲可以享受14周带薪产假。而瑞士也是西欧国家中最迟给予新生儿父亲陪产假的国家之一,直到2020年经过全民投票,新生儿父亲才获得了为期两周的陪产假,这在全欧洲都属于垫底的程度。
在瑞士,有六成的职业女性因为家庭原因无法做全职工作,选择每周工作3个工作日以下的职位。根据瑞士联邦性别平等办公室公布的数据,在瑞士,女性月薪平均要比男性低1455瑞郎(约合1.085万元人民币),受教育程度和职位越高,男女工资差距越大。
因为托儿所费用高昂,女性工资低,没有让保姆和祖父母辈育儿的环境和传统。权衡之下她们如果花费时间工作挣来的工资可能付完托儿费以后所剩无多,还不如把时间花费在陪伴孩子上面。这样长期下来的结果是女性停留于母亲这个角色,职业发展受限,而且因为收入相对较低,拿工资的工作年限较短,退休金的积累不够,而致使瑞士老年女性中的贫困人口比例也更高。
文/贾淑芬(现居瑞士)
澳大利亚:城市多元文化氛围下 每个人享受着自己的与众不同
墨尔本是移民城市,种族多样、性别相当,不同种族分区而居,又互相渗透。拥有得天独厚的气候、土壤和地理位置条件,有著名的葡萄酒产区,有地貌丰富的国家公园和优美的海岸线。人们的生活方式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也在不断地演化、重塑,三言两语不足以概述这个城市女性的生活文化及生活方式,但可以确定的是,每个人都享受着自己的与众不同。
女性的各种生活方式
在墨尔本被极大包容着
在墨尔本这样一个充满活力、文化多元的城市,女性现代主流的生活方式丰富多彩,被极大的包容着。当然,女性和男性享有平等权利,意味着不会被区别化对待或持有特权(特殊原因除外)。这些文化氛围和生活方式并不是女性独享的,而是被这个城市自带的氛围和气息氤氲着,让人们感受到舒适和自在。
墨尔本艺术氛围浓郁,有各种工作室和画廊;大大小小的咖啡店都好似基础配套设施;这里几乎每个区或附近都可见健身步道、游泳馆、健身房、各种运动俱乐部,喜欢运动的姑娘可方便到达;加油站也经常看到姑娘开着皮卡,蹬着靴子,非常帅气;在城市建设的队伍里,画着美美妆容、举牌协调交通的姑娘比比皆是;工作日,不时在路上遇见奶爸推着婴儿车牵着狗。礼拜天,超市里会看到男士拿着小纸条认真对照采买。
尤其在生育问题上,母亲并不需要因为孩子出生而辞职照顾孩子。根据澳大利亚颁布的《家庭暴力法》和《育儿假法》,员工在育儿期间有权利申请长达12个月的带薪育儿假期,以便照顾孩子。
此外,澳洲联邦政府还提供了名为“育儿津贴”和“育儿税收减免”的补助,以帮助家长们支付孩子的托儿费用。这些措施旨在鼓励女性继续从事工作,同时也让父母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
反性别歧视法律法规和反家庭暴力方面
政府给出了庇护和支持
这些年来,澳大利亚在性别平等和保护女性权益方面一直在积极推进立法和政策改革。例如,澳大利亚国家和各地政府已经颁布了广泛的反性别歧视法律和政策,包括反歧视、平等就业机会、工资平等和反家庭暴力等领域。这些法律和政策为保护女性权益和促进性别平等奠定了基础。
家庭暴力问题上,政府会提供更多的资金和资源,建立更多的庇护所和支持机构,以提供受害者所需的帮助和支持。政府也会加强法律的执行力度,严惩犯罪行为,保护社会公共安全。此外,政府还会积极推广性别平等和女性权利的教育,以改变社会对于家庭暴力的认知和态度,创造更加公正和平等的社会环境。
然而,法律仅仅是一部分,实际上的执行仍然需要人们的行动和态度的改变。在某些行业、公司和公众场合,由于个别人的成见或者文化氛围等问题,可能存在对女性的不公正待遇和性别歧视。因此,需要通过教育和文化改变来消除这些不公正的现象,同时也需要政府和企业采取措施来确保实际执行的公平和公正。
受到传统观念和文化的影响
政治和商业领域中女性表现力仍较低
尽管澳大利亚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了许多进展,但仍然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2021年11月发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10月,墨尔本的男性就业率为69.8%;女性就业率为61.3%。单从数据来看,女性的就业率仍低于男性。这可能与传统观念认为女性比男性更适合侧重家庭有关。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数据可能会因为样本的选择、统计方法等因素而略有不同。
在澳大利亚的政治和商业领域中,女性的代表性仍然较低。这也可能与传统观念和文化有关,认为女性不应该参与领导和决策,而偏向于支持和辅助等职位。
尽管澳大利亚制定了法律,规定男女应该在同样的工作条件下获得同样的薪酬,但女性在很多情况下仍然获得比男性低的薪酬;女性在许多职业中仍然占少数,尤其是在高级管理职位和科技领域。
我们所处的时代,大部分国家都有相应立法保护女性的权益。虽因文化不同存有差异,但前人为女性的平等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应当把更多焦点集中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不给自己设限,不给他人贴标签,尽量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除了社会属性的多重身份,我们最重要的是找回自己,把个人生活过得潇洒、漂亮。
文/李木木(现居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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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金报记者 方丽 曹雯璟
巾帼不让须眉。越来越多的女性基金经理脱颖而出,成为中国金融行业一道独具魅力的风景线。
WIND资讯最新数据显示,全市场共有基金经理3355位,其中女性888位,占比26.47%,女性基金经理参与管理的资产14.58万亿元(含共同管理的基金),涉及公募基金现有规模27万亿的半壁江山。从历史业绩看,女性权益基金经理管理的同类型产品波动率更低,风险调整后收益高于男性,偏债基金表现更为突出。
在三八女神节来临之际,这些颜值和才华齐飞的基金经理如何看市场?2023年哪些市场机遇值得把握?她们如何看女性基金经理的优势和特质?
为此,中国基金报记者专访了8位女神基金经理。她们分别是
华安基金经理 刘畅畅
农银汇理基金经理 张燕
民生加银资产配置部总监 苏辛
博时基金经理 冀楠
前海开源基金经理 范洁
信达澳亚基金经理 杨珂
国泰基金经理 林小聪
长城久恒基金经理 储雯玉
精彩观点如下:
刘畅畅:更加积极的宏观经济环境对应一个更加积极和乐观的股票市场。经济复苏、市场预期、股票运行之间有可能出现阶段性的拉锯,但最终市场会是经济运行的一个良好映射。
张燕:对于今年全年的市场行情,可以乐观一些。今年各行业的机会也远超去年,建议不要过多关注指数涨跌,找出超预期的子板块和个股更重要。
苏辛:目前国内宏观经济和市场行情有所修复,经济复苏和疫后产业政策利好,有望驱动企业营收盈利能力回升,目前对全年的行情还是维持中性偏乐观的态度。
冀楠:投资机会上,还是围绕着复苏展开,无论是基于消费场景恢复的疫后复苏还是围绕经济稳增长的总量复苏。
范洁:比较看好今年全年的行情。目前医药行业估值水平处于历史偏低位置,行业中优秀的公司正逐步走出低谷,对于医药行业长期是非常乐观的。
杨珂:疫情放开后,虽然很多公司业绩并没有大幅增长,但估值得到了较大修复。再往后看,医药板块的投资逻辑可能要从赚估值修复的钱转向赚业绩的钱了。
林小聪:A股的投资机会应该好于2022年,国内经济有很大概率在2023年开始复苏。政策可能是2023年最值得关注的变量。
储雯玉:今年的行情会明显好于去年,经历了去年的调整,很多板块及个股估值都回到了合理偏低水平,公司业绩和估值都存在向上的空间。
女性基金经理风格更均衡、稳健
中国基金报记者:在基金行业之中,作为女性基金经理,你认为在基金管理方面有哪些优势?
苏辛:从性格特征上来说,女性基金经理可能相对更耐心更审慎,考虑更细致更全面,所以总体来说,体现在关注风格上可能相对更均衡更分散更稳健。我觉得,这也是明星基金经理中女性全市场基金经理多于行业主题基金经理的原因之一吧。
刘畅畅:在基金管理方面,男性基金经理和女性基金经理的差异并没有那么明显,大家都需要足够的努力和勤奋,需要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力,需要热爱投资研究工作。同时,公司的投研底蕴、团队合作也十分重要。前瞻性的研究、融洽的投研互动能够支撑基金经理走得更稳更远。
冀楠:女性基金经理在研究和投资上更加谨慎,注重风险,对投资标的的质地把控更为严格。
范洁: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女性心理韧性比较强,遇到一些极端行情时能够及时对自身的情绪进行调节和干预,以最好的状态投入到工作中。此外,我对于所投资的公司和行业看得比较细致,大到行业的未来空间和公司长期成长规划,小到财务报表上的一些异常数据,都会尽量弄清楚弄明白。
张燕:优势是对新事物比较敏感,这与我的从业经历相关。在做研究员时,我主覆盖传媒行业,作为成长性强的板块,传媒板块的投研需要关注创新。新事物在初期呈现出主题特征,当有实际业绩落地后便会转化为景气投资。当成长或新消费板块出现创新时,我都会第一时间关注然后细致跟踪,助力自己的投资。与市场中参与第二阶段比较确定机会的投资方法相比,我更偏好从第一阶段适当参与。
储雯玉:客观来说,我觉得作为基金经理,男性和女性在认知和决策层面的差异已经不大了,都是需要在庞杂的信息中筛选和总结,并做出客观、理性、高效的决策。从比较优势上看,首先女性的直觉感知力更强,所以对于一些变化的捕捉可能会更为敏锐;其次女性的细节处理能力更强,对于基本面的研究或更为细致;第三是女性的耐力更强,对行业对个股可以做到持续稳定的跟踪研究。于我而言,我会对市场情绪的变化感受更为敏锐,对于新技术新应用的学习更为迅速,对于行业和个股基本面的跟踪更为紧密,从而实现更精细化的组合管理。
杨珂:我觉得投资管理是一项对心理的韧性要求特别高的职业,其实这与男性或是女性并没有太必然的关系,我觉得更多是要提升自己对公司和行业的认知,同时需要有稳定的情绪,理性的看待市场波动。。比如需要我们基于基本面做出客观的评判,,;研究得足够深入,视野足够开阔,在看待公司时能够有相对前瞻的看法;这样才能在市场大幅波动时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
林小聪:基金管理方面来说,性格可能比性别的影响更大。从我个人的风格上来说,会更注重行业均衡,个股的集中度不会太高,希望能够为投资者在净值的回撤上面做的更好一些,至少我是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较看重组合整体的稳定、均衡
中国基金报记者:从您的观察来看,女性基金经理在投资上有哪些特色?
苏辛:我认为从投资的维度来看,基金经理考虑问题和投资决策是站在持有人利益的角度,而投资风格上的差异更多来源于个人的投资策略理念和风险偏好,这个与性别无关。大部分女性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可能相对比较稳健一些。
冀楠:对波动的承受能力较弱,因此匹配的在研究和投资过程中,也更加的耐心和审慎。
刘畅畅:个人觉得投资风格主要跟成长及学习工作经历、投资经理的性格、公司文化、团队协作等因素有关,跟性别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大。不同的女性经理也不一样,我身边的其他几位女性基金经理就有明显不同的特色,有的具备特别强的逻辑能力,对问题的分析逻辑缜密,环环相扣;有的具备很强的逆向思维能力,并果断地执行在投资决策中,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投资品质。
范洁:过去市场普遍认为女性基金经理在投资消费品方面有独特的感知优势,但是近几年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基金经理在TMT、制造业等方面也有出色表现,从所投资的行业来看,女性基金经理所涉猎的行业正变得越来越多。
从风格上说,以我本人为例,女性基金经理对于风险方面的感知通常会更敏锐,在投资决策中也会对风险控制有更多的关注。
张燕:耐心和细致。在基金净值的表现上可能体现出更低的回撤,上涨节奏也更加稳定。
储雯玉:总体上,女性基金经理尤其是女性权益基金经理,还是一个偏小众的群体,她们普遍会付出比男性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也更为尽心尽责地专注于投资。投资风格上女性往往不会豪赌单一赛道,而是会在相对熟悉的几个板块中做行业比较,以其敏锐的觉知力来判断市场动向,选取优势行业。其次女性对于基本面的研究更为精细,往往更偏好稳定成长的公司,这也是很多女性基金经理会选择消费作为主要配置方向的原因。第三,女性基金经理韧性更强,在投资逆风期往往会表现出更强的抗压性。
林小聪: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女性基金经理可能普遍更温和,心态不会很激进,所以在行业配置上往往均衡度会高一些,比较看重组合整体的稳定、均衡,很少出现极致的配置风格。极致的配置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向上或向下可能弹性都会比较大。
积极应对一季度市场变化
中国基金报记者:自1月中旬以来,市场整体呈现震荡行情且行业板块快速轮动。目前影响市场的因素有哪些?这对您的投资策略有影响么?是否做了调整?
苏辛:2月以来市场整体呈现震荡走势,首先,国内方面看,前期自去年11月以来市场反弹,部分资金有获利了结的倾向,还有就是目前市场对经济复苏和政策刺激的预期或有所降低;其次,海外方面的话,美债利率走高,美国国债收益率回到了4%以上,美元走强,对人民币和货币政策或有所影响;另外,对地缘政治风险仍需保持谨慎,在一定程度上或影响市场情绪。
对我个人而言,这些并不会影响我长期的整个投资策略框架,我会在自己的投资体系范围内去积极应对。
刘畅畅:对于国内经济,今年是复苏的一年。过去两年影响国内及全球资本市场的很多负面因素开始消退,比如海外利率水平和通胀压力,比如疫情带来的国内服务业的低谷。这些因素使得今年的市场会更具活力。在市场对复苏有一定的预期以后,复苏的力度、高度、持续性都将影响未来的表现。此外,中美关系、利率通胀水平、政策走向、新的技术驱动等因素也很重要。当然,我们会持续根据市场的动态情况对投资组合进行调整。
冀楠:从去年11月调整了疫情防控政策以来,随着政策端对地产的态度更积极,宏观层面我们看到了一个比较大的转折点,这也是影响当下市场的重要因素,即后疫情时代的消费服务和宏观经济复苏进展。
市场也是围绕着复苏这条主线在做阶段性的定价,随着春节结束后各个行业陆续进入复工复产周期,经济复苏的预期和实际复苏的强度成为市场重要的关注点,也正是这种强预期弱现实的状况使得市场行业轮动的速度较快,同时历来一季度市场都会有春季躁动的存在,是主题相对活跃的投资窗口,也会体现在市场的行业轮动加快。
对投资上,相对积极的应对主要体现在复苏链条的布局上,无论消费还是总量的复苏强度都是上半年我们关注的阶段性重点。
范洁:目前市场影响因素来自多个方向,首先是全球范围内,美联储的加息周期还在持续,最终的加息终点以及后续的货币政策对于全球流动性都存在一定的影响。
其次是国内的经济复苏进程和相关政策的推进进度,目前经济数据持续向好,相关政策的预期也有部分兑现,接下来要继续观察整体经济的运行情况。
另一个偏短期的因素就是目前处于业绩真空期,市场都在等待观察上市公司一季度的经营情况,所以在没有相关数据披露的前提下,市场目前是缺乏明确主线的。
我是投资医药行业的,医药行业一方面会受到全球宏观流动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会在经济复苏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我们投资医药看得周期相对比较长,短期的一些市场波动反而可能提供了个股比较好的买点。
当然由于市场目前处于震荡之中,我在投资的策略上会有微调,主要是增加对于投资回报率的考量。
张燕:1月市场开门红,所有指数均实现正收益,是国内经济恢复、美联储加息进入尾声、2022年跌幅较大的正向反馈,但市场并没有明确主线,各板块快速轮动。
2月美联储加息再度升温,美债和美元走强,压制全球风险偏好,国内市场开始交易经济复苏逻辑,成长类资产普遍回调,尤其是新能源、医药跌幅较大,TMT在ChatGPT带动下成为成长类资产中的唯一主线。
我从去年四季度开始加大了TMT板块的配置力度。一方面TMT板块过去三年表现都较弱,大部分公司估值都处在历史估值底部区域;另一方面TMT板块会在今年迎来景气周期上行,如果再出现新的创新就会有较大级别行情。
短期ChatGPT引领TMT板块行情,我们提前布局并进行适度参与。虽然当前阶段以主题性投资机会为主,但我非常重视这一领域的长期投资机会,重点关注未来国内各公司的进展,很有可能会跨越主题投资进入景气投资阶段。
储雯玉:影响市场的因素可以概括为宏观面、政策面、资金面三个维度,近几年可能还要再加个政治面的考虑维度。目前宏观面是国内疫后复苏、美国加息放缓的大背景,但是国内复苏的进程、复苏行业的顺序还是需要反复验证的,美国加息放缓是共识,但节奏和幅度还是存在波动。政策面今年偏正面,新一届领导班子确立,会着力抓经济增长,尤其对于中长期影响国际竞争力的高端装备、数字经济、芯片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可能会有持续的政策支持。资金面目前偏正面,流动性总体充裕、市场成交热情较高,未来的变化还需紧跟通胀形势。政治面中美竞争会成为中长期的主线,今年对于俄乌冲突缓和市场有所期待。我的投资框架是基于自上而下的宏观分析和中观行业比较,结合自下而上的个股研究来构建投资组合,所以这个过程中对于影响市场的各个因素都会给予关注并适时作出组合调整。
杨珂:过去几年,疫情、集采等诸多因素也是对这个板块构成了不小的扰动。目前,与这个行业相关的各项政策正趋于稳定、可预期;疫情退去,前期被压抑的消费场景逐步恢复;医保改革也向着符合预期的方向发展。在投资策略上并没有什么变化,我会依然坚持自下而上的方法,重选股、轻择时,注重公司质地和成长的可持续性,同时兼顾公司的估值 (80%-90% 的时间花在判断公司质地上,10% 的时间放在衡量价格上)。
林小聪:目前影响市场的因素主要是:国内的复苏进度和斜率、美联储加息预期。
我的投资策略一直是寻找业绩高增长与业绩超预期带来的成长股投资机会,宏观因素对投资策略影响不大。
对全年行情维持偏乐观态度
中国基金报记者:今年以来, A股市场走出了一段先扬后抑的行情,主要股指在进入2月以来持续震荡,继续反弹受阻。您对今年市场全年的行情怎么看?
苏辛:首先,目前国内宏观经济和市场行情有所修复,经济复苏和疫后产业政策利好,有望驱动企业营收盈利能力回升;还有,年初以来北上资金净流入近1600亿,情绪向好,市场信心有所提振等等。目前对全年的行情还是维持中性偏乐观的态度。
冀楠:年内的政策是围绕经济恢复的进展在稳增长和促销费两条主线上相机抉择,保持经济稳健恢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政策承担的作用更多是保驾护航,因此投资机会上,我们还是围绕着复苏展开,无论是基于消费场景恢复的疫后复苏还是围绕经济稳增长的总量复苏。
刘畅畅:我们认为更加积极的宏观经济环境对应一个更加积极和乐观的股票市场。经济复苏、市场预期、股票运行之间有可能出现阶段性的拉锯,但最终市场会是经济运行的一个良好映射。
范洁:比较看好今年全年的行情。从医药行业的角度来说,目前医药行业估值水平处于历史偏低位置,机构持仓占比处于历史偏低位置,行业中优秀的公司正逐步走出低谷,同时一些创新产品进入到新的放量周期,我对于医药行业长期是非常乐观的。
张燕:对于今年全年的市场行情,我认为可以乐观一些。去年面临的市场环境是疫情干扰、美联储超预期加息、地缘政治等,今年前两个因素都在好转。虽然2月以来美联储加息的节奏开始回调,但拉长时间维度看,这一影响会低于去年。今年各行业的机会也远超去年,建议不要过多关注指数涨跌,找出超预期的子板块和个股更重要。
储雯玉:总体而言我认为今年的行情会明显好于去年,首先是疫情影响因素大大减弱,经济生活各方面都在逐渐复苏;其次是新一届政府以更精准高效的执政理念,打通各方壁垒,创造更好的经济环境;然后是经历了去年的调整,很多板块及个股估值都回到了合理偏低水平,公司业绩和估值都存在向上的空间。但今年预计也难以实现波澜壮阔的大牛市,复苏进程、流动性环境、国际关系都存在变数,所以今年更有可能成为整固蓄势的一年。
杨珂:逻辑上,因为过去三年都处于疫情封控的环境中,而医药医疗很多服务主体的管控是比较严格的,供给和需求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疫情放开后,虽然很多公司业绩并没有大幅增长,但估值得到了较大修复。再往后看,医药板块的投资逻辑可能要从赚估值修复的钱转向赚业绩的钱了。
林小聪:展望2023年,我认为A股的投资机会应该好于2022年,原因在于:美联储加息进入尾声、外部负面因素得到缓解,国内地产、防疫等政策都有向好变化,国内经济有很大概率在2023年开始复苏。政策可能是2023年最值得关注的变量,从全年政策的优先顺序上,稳社会预期和扩内需放在首位,然后是和发展与安全相关的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预计上半年政策重心在前者,待扩大内需的政策落地见效,下半年工作重心可能将再调整到后者。
未来市场风格或偏成长
中国基金报记者:年初以来,市场充分演绎了消费搭台、成长唱戏的行情,你认为,今年的市场风格会偏向哪一边?
苏辛:总的来说,我认为今年的市场风格或偏成长。
A股市场今年或仍是“强预期、弱现实”的阶段,叠加目前经济即将进入被动去库存周期,货币政策相对宽松等因素有望利好弹性空间相对较大的成长板块。其次,成长股去年调整相对更多,估值整体处在相对低的位置,目前来看或更有性价比。
冀楠:基于疫情防控政策和稳增长政策的变化,今年大的基调是复苏,基于此我们对今年的权益市场保持相对乐观的态度,那么无论是消费和总量为代表的复苏链条还是代表中期成长的成长方向都会有值得积极的投资机会。
范洁:从医药的角度我们看好两条主线,一条是偏成长的创新主线,其中我们认为今年产品端的表现会好于上游的原材料和中游的制造外包和服务外包商;此外一条是偏价值的消费主线,主要看好中医药行业以及一些消费升级涉及到的医疗级服务和产品。两条主线今年都有不少自上而下的催化剂,从顶层政策到具体公司的产品进度,我很期待这两条主线的表现。
刘畅畅:我们认为今年的宏观环境决定了很多行业都迎来了久违的复苏,包括服务、消费、传统周期等等。由于复苏的普遍性,所以今年的行业机会也会比过去几年更加均衡,消费、周期,价值、成长等可能都会有表现。
张燕:从目前来看,我认为市场风格会偏向消费+成长。如果国内经济是强复苏,周期和消费会强于成长。但目前从数据来看是弱复苏格局,流动性相对充裕,去年成长跌幅较深,今年可能会有较大行情。消费板块也比较看好,这一行业过去场景受限,今年一定会恢复,部分板块的恢复速度可能会超预期。
储雯玉:消费更多反应的是经济的当下,它跟经济活动的活跃程度、居民的收入水平息息相关。今年消费复苏是有一定确定性的,这在去年已经有所预期,今年是数据验证期。既然是数据验证期,那就必然存在超预期或者低于预期的情况,而股价的表现也会因此存在波动,所以今年消费可能存在脉冲式行情。成长更多反应的是对未来的预期,既然是预期,那成长空间是第一位的,必然更受催化事件和投资人情绪的影响。今年一来成长板块可能存在政策催化,二来投资情绪好于去年,市场风险偏好有所提升。所以我们目前整体判断今年的市场环境更有利于成长。
林小聪:我认为选择成长股是市场长期的主旋律。其实各个行业都有可能出现成长股,并不会局限于某几个行业或领域。
相对更看好TMT、消费、医药
中国基金报记者:今年市场主线会是什么?哪些行业更值得看好?
苏辛:我认为今年全年的市场主线可能并不清晰,这可能也是2月以来市场震荡的主要原因之一。
个人相对看好TMT、医药、消费等偏成长逆周期板块。首先,疫后复苏,居民可支配收入向上修复,再加上防疫措施优化,疫情对消费行业的冲击减弱,看好消费弹性。还有,在政策推动和疫情对基本面影响预期减弱的背景下,TMT和医药板块中长期前景或有望逐渐明朗起来。
冀楠:2023年的投资预计会围绕两条主线展开,一个是复苏线条,包括疫后的消费复苏和稳增长带来的经济总量复苏,这是一年维度国内比较大的边际变化,一个是成长线条,上行的产业趋势和高景气度从中期来讲是更可持续的投资主线。看年内,我们认为这两个线条都会有不错的投资机会出现。
张燕:今年市场在前期可能会相对均衡,不论消费、成长还是周期都有机会,整体表现为修复市,全年主线会在二季度出现。我比较看好TMT板块,一方面板块调整时间足够长,另一方面不论是计算机、传媒还是电子,行业企业基本面在今年都有所好转,ChatGPT和MR这样的创新可能会引领全年。
储雯玉:站在年初是很难看清全年的主线的,从目前观察到的动向看,有望成为主线的有三个方向,一是数字经济,以及围绕数字经济的智能化、信息化、国产化改造;二是国有企业,对于国企提质增效的改造,国企改革的深化,带动价值重估;三是经济复苏,周期行业和中游制造业业绩和订单全面提升。行业上包括计算机、机械、通信、电子、传媒、化工、医药、建筑、建材等。
刘畅畅:经济复苏是市场一条比较明显的主线,相应的周期、消费等都可能会有所表现。未来更重要的是复苏的高度和持续性。当经济复苏到一定的阶段以后,我们认为经济会回到原来的增长趋势上,很多成长型的行业会再次体现出增速上的相对优势。另外,有一些在周期底部经历了产能淘汰,或者停止产能扩张的行业也会在利润率和增速上体现出比较优势,这些行业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杨珂:因为我的投资方法主要是自下而上为主,较少自上而下地去看待这个行业。所以,投资的结果更多呈现出来的是我自下而上筛选出来的符合我的标准的标的,我关注比较多的是这些细分领域::
第一是创新药,包括:研发管线组成的医药公司,特别是未来可能有比较大的单品上市的;医药研发外包服务公司,这类公司不用承担管线研发失败的风险,订单会前置。
第二类是医疗服务,疫情期间,他们严重受损,但疫情复苏的话,他们会受益比较多,
第三是医疗器械,其中包括医疗设备和耗材:技术壁垒比较高的,有进口替代逻辑的标的、受益于老龄化大背景的标的、和门诊及手术量恢复紧密相关的标的等等。
第四是药店。药店的长期增长逻辑是内生开店加外延并购。这个行业是有规模优势的,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优胜劣汰,集中度提升。
第五是偏医药消费属性的,非医保支付的,由消费自己买单的产品,下游客户比较分散,。受到医保降价的压力是比较小的。这类公司在疫情期间受到门诊量下滑的负面影响;同时叠加经济不景气、个人收入减少,消费能力和意愿都有所下滑。随着疫后复苏,这类公司的业绩应该会有明显的改善。
林小聪:基于以上的判断,我会积极寻找投资机会,围绕着业绩高增长与超预期的选股思路,具体来说包括如下方向:1、消费是最值得关注的方向,无论是从稳经济的发力点来看,还是从防疫政策的变化来看。这里的核心在于解决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交换。2、数字经济与安全。二十大报告的重点仍在安全,大安全方向是长期关键变量。3、医药:2018年至今集采带来行业整体估值下行,但其中不乏高增长或高性价比的医药公司。
内外部不确定性犹存
中国基金报记者:2022年诸多风险事件是否已经逐渐淡去,在您看来,今年市场有哪些风险因素值得关注?
苏辛:地缘政治风险扰动,俄乌战争未来走向;还有国内经济复苏效果仍存在不确定性等,需要继续关注。
冀楠:关于市场的风险,一个在于经济复苏的强度的分歧,这是我们需要后续密切跟踪的,一个风险在于地缘政治上的黑天鹅时间。
范洁:从医药行业的角度来看,全球流动性可能会影响到一级市场融资情况,进而影响到创新产品和创新公司的估值水平,特别是未盈利公司的估值,这个过程一定程度上会加速行业出清,此外,医药行业本身和宏观经济关联度不高,我认为医药行业的风险更多的可能来自公司自身经营层面。
张燕:2022年诸多风险事件已逐渐淡去,今年需要关注地缘政治的风险点。
储雯玉:国内的风险要关注疫情可能的反复、通胀引发流动性环境的恶化、经济复苏力度低于预期,海外的风险要关注美债利率的上升、美元升值、美国对华限制升级、俄乌战争进一步扩大化以及其他的地缘政治风险。
林小聪:今年市场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是美联储加息超预期、俄乌冲突和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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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113届国际劳动妇女节,也是第100届中国妇女节。
近日博主全嘻嘻与上野千鹤子的对谈引爆全网,上野千鹤子之名更是火上加火。关注女性主义的朋友对这个名字一定不陌生。
豆瓣2022年度读书榜单第一是她的著作《始于极限》,去年一年她就有7部作品在国内出版,今年2月新书《快乐上等》又刚刚问世……
上野千鹤子,日本知名女性主义社会学者,出版了许多女性主义著作——《厌女》《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始于极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为了活下去的思想》《女性的思想》……
即便没看过她作品的人,也许也听到过她的经典语录: “女性主义,绝不是让弱者变为强者的思想”“被爱即等于被珍惜;而被珍惜,意味着对方懂得尊重你的想法与意志”……
因为太“毒舌”,她甚至被称作全日本最可怕的女人。
而以“全嘻嘻”为代表的“北大女生三人组”却被网友怒斥。起因是访谈内容主要围绕全嘻嘻等人的婚姻困扰展开,甚至出现了“不结婚是不是因为被原生家庭或者男人伤害过”等令人啼笑皆非的提问。
其实,上野千鹤子谈女性主义,对方是否已婚在她看来并不重要,女性对自己是否诚实更值得讨论。
矛盾的女性主义
《始于极限》以豆瓣9.6分高居豆瓣2022读书榜首,在去年一年都保持着超高热度的讨论。
该书另一对话人铃木凉美以其坦诚矛盾的人生而引起众多女性共鸣和好奇。铃木被周刊曝光过往之后,反而频繁以“曾经的AV女优,如今的作家”身份出现在大众视野。
即便如此,过去的一切还是给铃木带来了无法磨灭的印痕。
AV拍摄期间,“有人点着了喷在我背上的杀虫剂,留下一大片烧伤疤痕”,甚至“被人用绳子吊在半空中,因烛火缺氧窒息”。
为了掩盖疤痕的存在,她不得不在烧伤的地方做了纹身。
与此同时,她也承受着“AV女优”这一标签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她告别AV女演员这个身份之后,参加活动时主办方还是会对她提出特殊的着装要求。媒体也会提议把当年的AV照片放在简介的显眼处。
这些要求她都会接受,主要原因在于她害怕拒绝这些要求后自己会被抛弃。
在《始于极限》中她声称自己每天在“讲述伤害”和“摆脱受害者身份”之间纠结。
这种思想与行为之间的矛盾让她的人生处在纠结与矛盾的痛苦中。
后来铃木凉美在与公众号“女孩别怕”对话中指出女性主义者在他人眼中的矛盾——“满嘴都是高大上的女性主义,实际却靠男人的钱过活/明显在工作中利用了女性的魅力/穿着彰显性魅力的衣饰”。
她讲到“在我看来,对那些正在缓步推进、为赢得更多的自由不懈奋斗的女性而言,矛盾不是什么值得惧怕的东西。因为我们活着,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思想。”
找到答案的过程其实也是与矛盾相处的过程。
至于怎么面对女性主义思想上的主张与行为不一致的矛盾?
上野千鹤子给出的建议很简单——
“女性缺少的是那种建立一个个小目标然后实现的自我效能感。因为缺少那些小小的成功体验,才会被无力感侵袭。”
“所以不要贪心,只做那些能做到的事,把能做到的一件件做好。”
自我效能感带给人直观的感受就是自信。当一个人有了自信,她也同时有了力量。
另一名女性主义知名学者戴锦华老师近日的发言对解决女性面对这种矛盾也很有帮助,即“不要加盟对手,去进一步伤害自己。”
我无法被「女性」的标签定义,
我只是我自己
“我心目中的女性主义,是追求自由的思想,只要自由自在地活着,怎样都可以。”
——上野千鹤子
从小到大,每个女孩在潜移默化中被社会认知塑造成如今“女性该有的样子”。小时候爸爸妈妈说,“女孩是贴心小棉袄。” 于是,她们真的按照“懂事听话”的标准长大,被教导要注重梳妆打扮、举止得体;
“女性该有的样子”如烙印般刻在脑海里,以至于每当她们脑海中闪现冲破社会认知边界的想法时,随之而来的便是“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的自我否认。
定义「女性」该有的样子是标签化思维带给人的束缚。
这种束缚会扩大标签化的差距,让女性和男性、独立女性和非独立女性彼此对立,同时也会淹没人的个性,让人忽略: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
真正的女性主义,让女性拥有不被外界标准束缚的自由,能遵循自己的内心,真正成为她们自己。
女性主义者想要的从来不是超越男性或者替代男性,而是得到尊重。
成为女性主义者有什么用
成为女性主义者能让我们和内心的厌女倾向,和我们的女性身份和解。
上野千鹤子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中承认自己也厌女,并且提出女性主义就是自我和解的战斗。
如何理解“自我和解的战斗”呢?
我也曾经无数次为自己的女性身份而羞耻,生理期时男同学们嘲笑包里有卫生巾的女同学,青春期身体发育时还嘲笑“飞机场”“大胸妹”。
这个社会处处是对女性的评论——要漂亮得体有气质,要善解人意且温柔,要笑不露齿还要坐得端正,要“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等等。
她们从小就被教导要有女孩子的样子,几乎每个女生都接受了一套完整的厌女练习。
女孩们是如此熟练于“改变”自己,以取悦社会得到认同,变成了一个除了自己以外别人都喜欢的“好女孩”。
成为女性主义就是不再以父权制社会下为女性定义的标准严苛对待自己,而是开始欣赏自己并拒绝任何的标签化。
开始欣赏脸上长满的痘痘和斑点:“嗯!这才是独一无二的我!”;
开始不再厌烦每个月来临的月经;
开始放心大胆享受美食,不用再担心会不会长胖;
开始穿上让自己感到舒适的衣服,开始全素颜出门;
开始对自己说,要保持愤怒,警惕那些试图教导女性顺从的话术……
成为女性主义者之后能理解这些对过去的自己而言想都不敢想的变化,甚至发现这些变化背后的思想已经被自己所内化!
接受自己,明白很多问题不是自己的错。这便是女性主义首先教会我们的事。
不羡慕白幼瘦,享受年龄一点点增加带来的丰盈的变化,享受身为女性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生命体验。
写在最后
每年的妇女节成为了一种“狂欢”,我们打着尊重与爱的名义消费着女性。
然而女性需要的不是只有一天的特定节日,女性需要每天都能得到这个社会给予女性的尊重,甚至女性只想要得到一个可以有所选择的权利。
她是你,也是我!
愿你我都挣脱性别枷锁,自由快乐地生活。
最后,祝所有女性同胞们国际劳动妇女节快乐!
-END-
本文由“我从新疆来”原创,欢迎关注,带你了解熟悉而又陌生的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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