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试点教师退出机制，铁饭碗不保了？退休教师直言：没那么简单

作者：新言学长

发布时间：2023-03-07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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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试点教师退出机制，铁饭碗不保了？退休教师直言：没那么简单

教师这个职业在说起来的时候，大家都表示是铁饭碗，完全不用担心之后的生活，也不需要担心是否被裁员，尤其是已经有编制的教师，更是泰然处之。因为无论什么时候教师这个岗位都不会取消，这个岗位是无法替代的。

但是这对教师整个行业的发展与进步是非常不利的，很多老师不负责任，甚至可以说在校混日子，混到退休领取丰厚的退休金，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发生，但是之前对这种老师没有办法裁决，因为确实有正式的编制，学校没有理由让这样的老师退出教师这个行业。

但是这样的老师越多，教师行业越会腐败，现在很多学生在报考师范生，想做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如果前辈是这些不能胜任教师岗位的人群，学生的成绩一定是会持续下降，教育风气也只会越来越差。

多地试点教师退出机制，铁饭碗不保了？

其实教育部也明确了解教师行业的现状，大家都有恃无恐，仗着自己有编制，就不作为，这种行为只会让学校渐渐没落，学生家长也都不会选择相信这样的学校，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教师这个行业含金量降低，我国整体教育水平下降。

但现在对教师有了一定的约束，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铁饭碗了，尤其是德不配位的老师，很有可能好日子就到头了，再也不能无忧无虑的在学校摸鱼了，可以说这个政策的落实对整个学校都是非常有利的。

多地试点教师退出机制，这并不是让所有的老师都下线，而是针对性的进行改善，一些不认真教学的老师在这个政策下就会现出原型，很多收取家长贿赂的老师也会渐渐减少，被强制下线，可以说老师的铁饭碗都不保了。

退休教师直言：没那么简单

教师退出机制虽然在各地都有了一定的实施，尤其是山东省，已经实行了“不合格教师刚性退出”机制，学校每年都有评审标准，要是老师没有通过审批，就会被强制要求解约，也就是说教师这个行业一定会大整顿，未来我国的教育事业会更上一层楼。

但是退休教师却声称，这项政策的落实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评价老师是否合格的主观因素有很多，教师也有很多的连带关系，可能教师退出机制也只是针对一些没有关系的老师，但教龄时间长的老师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轻易辞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且这项政策要落实不能一刀切，一定是一件循序渐进的事情，也就是说小地区很有可能在很多年之后才会落实教师退出机制，那些师德不正的老师依旧存在，这一定会造成教育资源的不平衡，最终导致教育事业的落后。

写在最后

这项政策要是真正落实，对于老师以及家长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家长可以更加相信我国的教育水平，学生也能健康的成长，未来我国的教育事业才会如日中天，所以希望这项政策尽快落到实处，让这些没有师德的老师彻底退出教师这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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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退出机制：多地试点，铁饭碗还“铁”吗？

作者：人生百态365

发布时间：2023-03-07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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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提高，教师的地位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教师职业的制度并不完善，存在一些缺陷，如教师的“铁饭碗”和教师退出机制问题。近年来，多地已经开始试点实行教师退出机制，旨在解决这些问题。这篇文章就此展开讨论，以此探究教师退出机制的作用和影响。

一、试点地区及政策

根据权威报刊报道，目前，一些等地已经开始着手实行教师退出机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具体地，结合试点地区的现实情况及政策，以下是这些地区的一些举措：

近期北京印发《北京市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实施方案》，其中也提出，要建立中小学教师退出机制，对严重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的，依法依规依程序撤销教师资格、清理退出教师队伍。

近日，宁波市教育局官网发布关于征求《宁波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退出机制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称，拟对未能聘任上岗、考核不合格、违反师德或因其他原因等不能胜任（坚持）教学岗位工作的教师，予以退出。

实际上，去年11月，山东平阴县也印发了《关于建立中小学教师退出机制的实施方案(试行)》。

以上试点地区均针对教师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政策举措，以解决“铁饭碗”和教师退出机制问题。

二、教师退出机制的作用

教师退出机制的实行对于解决当前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具有积极的作用。以下是几点具体说明：

1.教师岗位的优胜略汰

教师岗位的优胜略汰是推进教师退出机制的核心思想之一。实行教师岗位退出机制，通过选拔优秀教师留在岗位上，淘汰不称职教师，提高教学水平，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

2.分配制度的调整

现行的教育部门将教师的工资设计为“等级工资”，意味着教师将花费一生的时间在同一个位置上，工资水平固定不变，给教师的工作动力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在试点地区，省级部门积极参与制度的调整，将工资与实绩挂钩，调动教师积极性，加强教学质量。

3.逐步优化教育体系

教育改革是一项长期工程，实现由资源到质量的高质量教育目标需要整体的系统变革。教师退出制度的试行，也是逐步优化教育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将优秀的教育人才留在学术领域，逐步提高教育研究水平，推动中国教育制度从优精到优。

三、问题与挑战

教师退出制度的试行虽然有着较多的好处，但依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与挑战。

1.难以解决教育机制问题

教师退休后，对教育机制的改革并没有带来根本性的解决，只是通过较多的经济补偿或优待而妥善处理了教师退出问题。

2.可能导致教育资源缺乏

如果过于力求选拔优秀教师，可能导致资源的相对稀缺，而且面临教师流动与学科稳定的问题。

3.存在骗绩效、投机取巧的情况

一些中小学，为了在选拔优秀教师方面刻意作虚假的表现，如给老师打高分，打造虚假的教育成果，甚至拿“黑话”来欺骗上级部门。

总体而言，教师退出机制的试点实行正值于解决现行教育制度的问题，以不断振兴教育事业。虽然在操作上会存在很多问题和挑战，但尝试是第一步，而且这种试点实行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方向，使中国的教育制度逐渐充满活力，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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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师退出机制”来临，时代不再容许教师“躺平”

作者：正观新闻

发布时间：2023-03-06 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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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高校中广泛兴起的“非升即走”制度曾引发过较大争议。批评者认为“非升即走”制度是对高校青年教师的压榨，过大的考核压力不利于刚毕业的青年博士们专心从事科研工作。

尽管争议不断，但是这一项制度在诸多高校尤其是双一流高校中持续执行了下来，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了青年教师积极科研，也确实有一些青年学者在这一压力下脱颖而出。一些高校还将进一步深化改革，通过评聘分离制度激活在编教师队伍，打破部分教师教学科研“躺平”的状态。

没成想，中小学校也渐渐刮起了教师队伍改革（整顿）之风，部分地区开始实行中小学“教师退出机制”。

去年11月份，宁波市教育局发布了关于《宁波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退出机制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拟对未能聘任上岗、考核不合格、违反师德或因其他原因等不能胜任（坚持）教学岗位工作的教师，予以退出。教师退出渠道包括待岗、转岗、离岗退养、解聘。

意见发布之后在网络上引发网友讨论和较大恐慌。而宁波之后，又有北京提出要建立中小学教师退出机制。

实际上，“中小学退出机制”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有地区在实践：

笔者2017年在南京某区县调研时，该地教育局就已在着手推动“县管校聘”制度，其中就涉及到“中小学退出机制”；2021年湖南某县开展了中小学“县管校聘”的改革试点，2022年在全县全面推开教师竞聘工作，对于不符合相关要求或违反相关规定的教师进行解聘或“不予聘用”；2022年6月，南京市江北新区也印发了《南京江北新区关于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区管校聘”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同样提到要“探索以转变岗位、待岗培训、解聘为主要途径的教师退出机制”。

“教师退出”不单指解聘

中小学“教师退出机制”提出后，引发了一些人的恐慌，认为这是要打破中小学公办教师的“铁饭碗”。其实大可不必恐慌。

“教师退出机制”包含两个层面的“退出”：

一是退出所在岗位，即转岗、待岗、离岗退养等。

这种类型的退出，主要是针对因主客观原因不适合待在原岗位的教师进行岗位调整。比如，将年龄偏大、精力不济的教师调到非教学岗位；对教学态度不端正、教学能力不足的老师实行待岗培训处理，待培训合格之后重新上岗；对患有重大疾病需要休养的教师，实施离岗退养政策。

二是退出教师队伍，即解聘。

这种类型的退出，性质要严重些，主要是将不合格的教师清除出教师队伍，收回其编制。比如严重违反师德师风的教师、常年“吃空饷”的教师、“私招乱聘”的不合格教师等，都可能是被清退解聘的对象。

不过，不论从教师队伍稳定性的角度考虑，还是从实际教学管理需要考虑，大规模清退教师是不可能的，两种类型的“退出”中，前者的数量要比后者的数量多，真正退出教师队伍的教师必然是极少数。

资料图来源：新华网

为解决两个“老大难”问题

“教师退出机制”的提出，从微观层面来讲，主要在于教育系统要解决学校教师管理中的两个“老大难”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是“教师调动难”。

此调动非调任之意，而是学校在完成相关工作时，学校管理层难以调动拥有编制的公办教师配合完成工作。

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之后，学校的人事调配权、财务支配权被上收至教育局，在针对教师的日常管理中，校长的权力极小，难以调动公办教师配合工作。对于普通教师而言，做与不做一个样，做好做坏一个样。

在中小学校，教师内部分化严重，教师之间“忙闲不均”的现象较为突出：有的教师忙得忙死，但是也不乏有的教师较闲；“忙”与“闲”取决于教师的责任心、对领导的认同度，以及晋升的动力等因素。

笔者曾关注过中小学校教师负担过重的问题，教师负担过重的压力主要由校领导、中层干部和班主任承担，如果有老师想要躺平也没有人管得了。

在湖北某乡镇中心小学调研时访谈过一位副校长，副校长向笔者吐槽：学校中有几位年轻女教师嫁到了县城条件不错的家庭，教师工作于她们而言就如同副业一般，她们不指望在学校能有多大发展，不愿意承担学校的发展责任，有课时就踩着高跟鞋、穿着漂亮衣服来学校溜达一圈，上完课就离开学校了。学校对教师没有约束手段，校长副校长都拿她们没有办法。这些具有不良示范作用的老师调动不了，其他老师也不积极支持学校工作，很多工作不得不靠副校长自己加班加点完成。

有些乡村学校的校长反映一些年轻教师不得已进入到教师队伍，但是并不热爱教育事业，不认真负责，他们想管管不动，不想要又推不掉。还有些学校难以调动中老年教师，部分教师依靠自身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资历，在外参与或开办培训班，有的老教师长年不在岗吃“空饷”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师调动和学校发展。

另一个问题是“编制配置的结构性失衡”。

如果把县域内的学校分为三类，分别为城区学校、乡镇学校和农村学校。城区学校的教师编制是严重缺编，乡镇学校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构性超编，农村学校的结构性超编问题极为严重。

乡村学校出现超编，容易理解，核心原因是因为学生数量减少，但是学科教师配置要齐全，学生少教师多，所以就出现了结构性超编。

城区学校严重缺编，则是因为县域教育城镇化的发展，大量乡村教师通过借调或考试的方式进城，一方面城区学校的编制名额有限，一些进城的教师人在城区学校，但编制仍留在乡村学校，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依靠关系进城的教师或缺乏责任感的教师占着编制不干活，学校拿他们没办法的情况，从而导致了城区学校面临着双重矛盾，即“人多编少”和“教师人数多但干事教师少”。

由于存在结构性缺编的困境，一些学校通过聘请代课教师弥补编制教师不足的问题。代课教师承担任务重，比如很多学校的编制教师不愿意担任中层干部或班主任，就由代课教师来承担，但因财务制度限制，代课教师的待遇远低于编内教师。这点早已引发了代课教师的不满，代课教师为此上访的问题已经出现。这也意味着，城乡教师的配置依靠过去的人员调动和编制配置，已经难以为继、不可持续。

资料图来源：新华网

从宏观环境来看，当前全国就业市场不景气，考教资成为继考公务员之后又一热门选择。有人统计过，从2016年至2021年，教资笔试报名人数从260万增长到超过1000万，从以前鄙视当老师，到教师编制重新成为“香饽饽”，反映了整个就业环境和就业群体心态的变化。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从事教师职业，国家对于教师的要求也会相应地水涨船高。

此外，教育环境也变得愈加复杂，教育目标、家校关系、师生关系、政校关系、学生心态、教学管理任务量等都发生了变化，这要求教师不得不努力提升自身的能力和水平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当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教师职业的竞争，有越来越多优秀者愿意进入到教师行业，而时代对教师的要求又不断提高时，部分编内教师试图继续“躺平”不再可能。

因此，实施“教师退出机制”，打破“编制保护”，赋予学校和教育局一定的权力，通过制造流动和制造危机，激活教师队伍，拒绝教师躺平，重新为城乡学校配备合理的教师队伍，是此次改革的重要目的。

实行时需注意三点

“教师退出机制”是教育综合改革的一部分，但是“教师退出”不是目的，目的是要激活教师队伍，对教师队伍进行优化配置。一些地区借助“县管校聘”、教师竞聘制度等推动提升教师素质，其中的杀手锏就是“教师退出机制”。

动一动教师队伍是有必要的，职业危机所释放出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动进步，但是仍然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教师退出机制”的具体设计要把握尺度、保留温度。

教育工作是一项纯粹的事业，具体的教育管理工作又是极为复杂的，在复杂的教育管理中，一些教师可能因非主观意愿触碰红线，但本意是好的，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要把握好尺度，保留温度，适度惩戒，重在“治病救人”。

尽管教师队伍中不乏浑水摸鱼者、师风不正者、占位不为者，但是大多数教师是积极向上、认真负责的。在“教师退出机制”的标准设计上，需要科学地评价教师付出，客观公平地识别和筛选出需退出的教师，更重要的是要有效地进行校师匹配，将作用发挥不明显的教师放置在更为合适的岗位上。

二是“退出”手段使用要妥当，退出数量和频率不宜过于频繁。

“退出”是一种威慑手段和调整方式，不能将此本体化，即不能频繁使用“退出”手段。一些地区计划每年进行“教师竞聘”，重新调配教师队伍、培训落聘教师、清除不合格教师，但是调配不能过于频繁，否则会动摇军心。

对于教师而言，积极开展教育工作需要相对稳定的环境，适度的制度流动是必要的。如果每年都进行教师竞聘，教师们缺乏安全感，工作难以安心，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师工作的主体性和积极性。此外，每年竞聘对县里而言既是一个负担，也可能因工作复杂而难以持续下去，因此建议不宜频繁使用“退出”手段。

三是“教师退出机制”在制度设计和制度实施中要注重公平性，避免不当使用造成的误伤，同时要规避策略性地假公济私。

由于教师竞聘、“教师退出机制”关涉到全县所有教师的切身利益，能否顺利被聘用，是否被“退出”，是否会有人借助“退出机制”进行策略性转岗和责任推卸等问题，都需要进行周全考虑。

此项制度的出台，客观上滋生了权力分配空间和私利谋取空间，在制度设计和制度实施过程中需要注重维护制度的公平性。一旦出现政策执行不公，就可能影响到政策的持续性、公信力和有效性。有的地区利用纪委监督和畅通的信访渠道进行监控，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原题为《中小学“教师退出机制”来临，时代不再容许教师“躺平”》作者 雷望红 来源 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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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教师退出机制，未必就是好事

作者：红网

发布时间：2023-03-07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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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齐超

去年11月份，宁波市教育局发布了关于《宁波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退出机制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拟对未能聘任上岗、考核不合格、违反师德或因其他原因等不能胜任（坚持）教学岗位工作的教师，予以退出。教师退出渠道包括待岗、转岗、离岗退养、解聘。（3月6日 观察者网）

宁波等地开始实施教师退出机制，打破了教师“铁饭碗”的传统，旨在教育行业激发鲶鱼效应。教师退出机制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铁饭碗”机制的弊端很明显——好的教师进不来，不合格的教师出不去，这显然不利于教育的发展。所以，宁波的教师退出机制，让很多人拍手叫好。

教师岗位“终身制”，这的确不利教育发展。一些教师仰仗着“铁饭碗”，上班摸鱼下班补课，身在曹营心在汉，家长非议颇多。我们对宁波的教师退出机制，也给予厚望。不过，教师退出机制能否达到预期？恐怕也很难说。总体来看，宁波的教师退休机制是温和的，只有教师未能聘任上岗、考核不合格、违反师德或因其他原因，才适用“退出机制”；而且，所谓的“退出”也未必就一定是解聘，还有其他渠道，比如待岗、转岗、离岗退养。

按家长的理解，理想中的教师退出机制，应当是彻底打破教师的“铁饭碗”，实施“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乃至末位淘汰，激发教育行业一潭春水。理想状态的教师退出机制，固然能激发大部分教师的教学激情，但也未必是好事。何以实施“末位淘汰”？按什么标准执行？如果按学生成绩排名，很容易走上应试教育的老路；再者，谁教差班谁教好班？也难以公平分配资源。因此，看似公平的“末位淘汰”，其实也难以绝对公平。

表面上看，实施严格意义的“教师退出机制”，教师队伍充满活力，能提升教育质量。如果每年都淘汰“落后”的教师，教师竞争压力加大，教育教学势必受到影响。最关键的是：年轻教师有激情有精力有时间，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当你成为“老教师”之后，失去竞争优势，成为“退出”的对象，谁能不担忧呢？教师职业的优化将不复存在，教师岗位的吸引力自然也会降低，很多优秀的人才，可能就不再选择教师。

其实，早在2011年，宁夏就雄心勃勃地实施了教师退休机制。相比宁波，宁夏的教师退出机制更为温和，只对年龄偏大、长期有病且不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可以自愿申请提前退休。但结果怎么样？3年后，宁夏的教师退休机制废除了。

激进的教师退出机制，虽然是好政策好初衷，但未必就是好事。窃以为，在没有公平标准的现阶段，我们还是只能实行相对温和的教师退出机制，只对那些在编不在岗、严重违反师德等教师实行“退出”，而让那些热爱教育的老师安心教学。如果实行严格的末位淘汰，或者每年按一定比例“退出”教师，对教师和教育可能是一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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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过剩、高校关停，人口如何影响教育？

作者：极目新闻

发布时间：2023-02-27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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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以来，北京、广州、济南、大连多地发布了义务教育学位预警。北京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7~2022年北京已累计增加了18万个中小学学位，并计划在2023年继续增加2万个中小学学位。这些学位压力源自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当年出生人口的大幅增长。

但故事的另一面是，在短短一年生育高峰后，从2017年起，我国出生人口持续快速下滑，从当年的1723万人降至2022年的956万。出生人口大幅波动，也对不同教育阶段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学讲座教授、特区政府前人口顾问叶兆辉形容为“多米诺骨牌效应”，他警告说，出生人数下降首先会影响幼儿园，然后是中小学和大学，最终影响到劳动力。

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之后，教育如何应对人口之变？各地政府又该如何根据学龄人口变动趋势科学规划未来数十年的教育资源配置？城乡之间的教育差异是否会进一步拉大？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中国教育战略学会区域教育分会理事乔锦忠曾专门调研人口变动与教育资源配置的关系，并参与教育部多个司局政策咨询、省市县教育规划编制和政府评估。就相关问题，他近日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最先感受到人口负增长的就是学前教育。图/视觉中国

2035年义务教育在校生或减少3000万

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中国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随着新生儿持续下滑，学龄人口会相应减少，人口变动将如何影响不同阶段的教育资源需求？

乔锦忠：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总和生育率就已降到2左右，这个数字至少达到2.1，才能达到人口正常世代更替水平。2016 年，国内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但效果并不理想，政策效应很快释放完毕。2017年开始，全年人口出生数持续下降，2018年又比2017年减少200万人，2020年、2021年都比前一年减少200万左右，未来中国出生人口持续下降的趋势基本是不可逆的。

现在妇产科已经从过去的床位紧张到过剩，幼儿园这两年也没以前那么难上了。所以，最先感受到人口负增长的就是学前教育，目前这个阶段受到的冲击最明显，但从更长期来看，义务教育未来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

我们团队用模型预测了2020~2035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龄人口变动，发现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数先短期缓慢上升，在2024年达到峰值约1.46亿，随后呈现加速下降趋势。2025~2028年平均每年学生以一两百万的量级在减少，2028~2035年每年减少三四百万的规模。具体而言，小学学位需求峰值出现在2024年，比2020年多出了约485万，初中学位峰值稍晚，出现在2029年。最终至2035年，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规模将比2020年的1.4亿减少约3000万。实际上，当时我们做预测时使用的总和生育率数字是1.5，但2021年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15，现实可能比我们所预测得还不乐观。

中国新闻周刊：在校生减少3000万，学校是否也要相应减少？

乔锦忠：事实上，自2003年以来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数一直呈减少趋势，2020~2035年期间将继续延续这一趋势，而且下降速度逐步加快。预测表明，2035年全国小学、初中需求数分别为9.28万和4.79万，较2020年分别减少5.14万和0.38万。显然，人口负增长对小学影响比初中要大，因为小学在规划时分布更密、服务半径更小，所以总体基数上也更大，而初中辐射的面积更大一些，所以存在更多冗余空间。

中国新闻周刊：也就是说，由于生源减少，12年后，小学数量将至少减少一半，未来哪些学校可能会第一波关停或倒下？

乔锦忠：人口萎缩较为严重的地区小学可能会最先收缩，这主要与学校所处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有关。另外就是民办小学可能也会“死掉”一批，尤其在民办校占比较高的地区，有的地区民办学校在校生数甚至超过了公办学校，这可能与当地政府的财力相对较弱，对公共教育的投入不够有关。但在义务教育阶段，还是应该回归公办，这两年国家在政策上在积极调整，在引导和督促地方政府切实承担法定的教育责任。

总的来说，未来教育供求关系一定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带来的结果有两个：一方面是学校出现招生困难，部分会倒闭；另一方面，随着生源减少，学校自然而然就要转向小班化教学，班级规模会缩小，生师比也相应降低，老师也终于有条件从主要关注班级控制，转向更关注每个个体，这客观上有利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世界上其他经历了“人口塌陷”的国家在教育上也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趋势：未来中国的义务教育肯定要走小班化、提升质量的道路。

中国新闻周刊：日本少子化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变明显，从1990年代起，日本教育理念发生显著变化：开始提倡“宽松教育”，小学广泛引入“体验式学习”。中国现在每个教育阶段还是很“卷”，未来随着教育供求关系变化，是否也会走日本这种路径？

乔锦忠：有很大的可能性。未来升学会变得更容易，学生也不需要那么紧张，我们在教育的节奏上也会把控得更好一些，学生也从单纯关注分数和排名转向关注知识本身，不再需要陷入各种竞赛的怪圈中，这有利于整个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质量的整体提升。

还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教育供求关系变化过程中，办学条件标准调整的时机很重要，因为各地所需学校数量的多寡既与学龄人口规模有关，也与办学条件标准有关。比如现在教育部规定小学班额不超过45人，中学不超过50人。未来这一标准到底应何时调整、怎么调？个人认为应尽量避免在学位需求波动较大的年份，简单大规模建设或撤并学校。政府在建设和撤并学校时，还应灵活调节办学标准，共同应对学龄人口增减。适时调节办学条件标准，比如对班额的调控，能使学校供给保持相对稳定，有一定量冗余，避免财政资源浪费。如果仅为了满足高峰时的需求，过量新建学校，学龄人口在达峰后迅速下降，大量新建学校可能就会形成资源浪费。

中国新闻周刊：学校数量减少同时，这一过程中师资配置会发生哪些变化？

乔锦忠：与在校生数变化趋势类似，2020~2035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需求量总体减少，按现行生师比标准，到2035年全国将有约150万小学教师、37万初中教师过剩，小学教师需求量过剩较大，初中教师先短缺后过剩。

为应对这些过剩，除缩小班级规模、降低生师比外，未来应在稳定部属和省属师范大学招生计划的同时，逐步减少师专和高职高专的师范生招生，保持一定的师资规模和质量。另外，师资培养体系也要调整，调整师范专业设置，扩大音、体、美、劳、通用技术、学前、托育和特教等学科招生人数，减少文化科目招生计划。实际上，现在的师资供给存在较为严重的结构性缺编，语数等大课类老师相对容易过剩，而艺术、体育、科学等小课类老师更为短缺。

2031年城区在校生规模或超过村镇

中国新闻周刊：你谈到了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学校数量和师资需求总的变化趋势，具体到城乡间会有明显的差异吗？

乔锦忠：未来学龄人口在不断减少，但城市化还会继续推进，根据我们的预测，学生的城市化率要比人口城市化率要高出十几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有些成人不一定在城市生活，但他们的孩子可能在城市上学。预计2031年前后，全国城市在校生总量会超过乡镇和农村，此后一直领先，这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后，国内义务教育将总体进入以城市教育为主体的时代，到 2035 年城市在校生比乡镇、农村将多近1000 万。不过，全国各地进入城市教育为主体的时间会有差异，发达省份会早于2031年进入，中西部落后地区可能会晚一点，因此各地在教育规划和资源配置时应因地制宜，因时而动。

这一过程中，农村小学生减幅最大，2020~2035 年间年均减少67.45万人，2035年较 2020 年减少约 1079.18 万。村小需求数也呈快速下降趋势，到2035年所需学校数可能还不足2020年一半，只需3.55万所。未来农村地区会有大量教育资源是闲置状态，除了保留必要的教学点和乡村小规模学校以外，在脱贫任务完成后，建议不再向农村地区倾斜教育资源，当然对于必要、需保留的教学点和乡村小规模学校，在经费上应按照高于一般学校办学条件的标准投入，以更好保障有特殊需求的儿童。

但在大方向上，总量上，资源一定要向城镇倾斜。未来15年内，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会不断向城市聚集，根据测算，与2020年相比，城区在2026 年（高峰年份)需新建小学4000 所，2030年(高峰年份)新建初中4000所。城镇地区教育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所需增加额远大于农村地区，2020~2035年年均增加555.25亿元。不过，随着整个社会老龄化加剧，养老、医疗、卫生保健方面不断增长的财政需求肯定会挤占教育经费，这也是没办法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未来必然会影响到教育经费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占比。

未来教育资源的配置要充分考虑农村向城市转移这个大趋势，调整一定不能过于滞后。调整过程中，城市化率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参考指标。在逆城市化现象出现之前，把教育资源优先投向城区是更有效率的，也能更好保障最大多数的学生接受更优质的教育。

巨型大学难再见

以就业为导向的高校或大量出现

中国新闻周刊: 人口结构变动最终也会影响到高等教育。比如在以私立高校为主的日本，受少子化影响，很多大学也面临招生不足和运营艰难的情况，进而刺激了一些大学恶性竞争，为了抢生源，无底线降低招生门槛，以至后期日本大学内出现了“过于弹性化的招生机制”，并导致一流大学大学生不会分数式计算等“学力崩溃”现象。中国与日本不同，高等教育以公立为主，随着义务教育阶段的生源危机延伸至大学，会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哪些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乔锦忠：日本的这种情况在未来的中国也可能出现。随着少子化现象日趋严重，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会萎缩，部分办学质量不高，又无特色的高等学校会面临关停并转的局面，高等学校的数量将会有所减少，学校的规模将变小，像现在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等巨型大学将很难再看到，同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会进一步提高。

虽然我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以公立大学为主体，而且最顶端的教育资源永远是稀缺的，但未来大学之间的竞争也会加剧，预计不久的将来“双一流”建设高校之间的竞争将更为激烈。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同时也为高等教育本身可能提供了系统优化和提高质量的契机。

当未来学生数量减少，学生选择权更多的时候，必然会激发各个高等学校增强内部改革的动力。中国当下的高等教育系统整体是缺乏弹性的，特别处在金字塔尖的高校，自身进行内部改革的动力和意愿不强，基础学科不能沉下心来长期坚持攻艰克难，应用学科对市场和供求关系的变化不敏感。随着学龄人口的减少，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和普及程度的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必然会进入买方市场，届时学费收入会减少，政府提供的资助可能也会减少，各高校为了生存需要，必然会调整战略进行差异化发展。

此前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尤其是1998年高校扩招中，产生了很多后续问题。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启动非常仓促，没有按照科学的节奏来走，简单快速摊大饼的发展模式加剧了高等教育内部的结构失衡。按照国外经验，工程、医学，甚至师范教育本应是精英教育，不是任何层次的学校想办就能办，但现在低层次的工程、医学和师范教育比比皆是。从结构上看，真正学术性的高等学校占比不应太高，更多的高校应以培养应用型学生为主，办学主要指向就业。因此，随着大学生的减少，未来以就业为导向的高校可能也会大量出现，学校会给学生提供更多和企业合作的机会。大部分高校会主动选择特色化的发展方向，满足学生多元化的需求。

另外，现阶段中国高等教育阶段的“放水”还是比较严重的，很多四年本科生实际上在校学习只有三年，剩下一年基本都在实习或社会实践。此外，对数学、物理等门槛较高的基础学科，如果严格按照学业质量标准，每年会有很多学生被淘汰。未来随着少子化和高等学校之间竞争的加剧，各学校为了生存会不断提高办学质量，建立相对完善的内部质量问责机制，强化教学过程监管。政府也应顺应形势而为，对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和质量提升进行相应引导和问责。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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