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超、管旭：加强外卖骑手权益保障

作者：最高人民检察院

发布时间：2023-03-05 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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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

广西林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民建广西区委会副主委 黄超

全国人大代表

辽宁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

党委委员、播音主持管理部主任 管旭

近日，一则关于外卖小哥的新闻上了热搜。据媒体报道，一男子发语音催单称：“饿死啦。”外卖小哥听到后，表示自己马上就到，“漂移”来了、没有人能在他手上“饿死”。催单男子事后表示，自己误点了一家很远的外卖，辛苦外卖小哥跑那么远，虽然最后超时了，但他没有要求超时赔偿。

对于这则当事人双方互相理解的暖心新闻，全国人大代表、广西林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民建广西区委会副主委黄超却关注到背后的隐忧。是什么让外卖骑手不顾自身安全在路上“漂移”？从一场与外卖小哥的意外剐蹭开始，黄超代表已连续三年提出关注新业态劳动者合法权益保障相关建议。今年全国两会，黄超代表提出建议：加强外卖骑手权益保障检察公益诉讼，推进平台算法监管实效化。

00:44

同样提出这个建议的，还有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党委委员、播音主持管理部主任管旭。“现实中不乏因为骑手赶时间造成的交通事故，不仅骑手的安全没有保障，路人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管旭代表说。

00:58

一个超时的外卖订单、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骑手，和检察公益诉讼有什么关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同时强调“完善公益诉讼制度”。

“平台让注册、签合同就签了，手机页面点了就完事，具体的内容没有细看。”“大的事故找平台，小剐蹭就自己处理了。”“超时、差评都要扣钱，有时手里好几个单，只能加快速度。”记者采访多位骑手，大部分人并不清楚自己和谁签订的劳动合同，维权意识也相对较弱，裹挟在平台算法规定的时间里，他们只能“漂移”起来。

经过长期调研，黄超代表认为，平台利用算法限定送餐时间，以超时扣款、积分排名降低等逼迫骑手将餐品快速送达，潜在地增加了骑手自身和第三人的交通事故风险。若骑手未在规定时间内将餐品送达以致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则说明算法设计的严苛性有损公益，公益损害事实可作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逻辑基点。建议检察机关督促协同相关职能部门以强化算法监督为重点，推动数字法治的良法善治。通过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引入强有力的外部规范机制，督促平台坚决落实算法“取中”要求，能够有效避免算法成为“法外之法”。

2023年1月8日召开的全国检察长会议专门部署“切实加强劳动者权益领域公益诉讼”。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副厅长邱景辉介绍，针对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突出问题，在最高检的指导下，辽宁、江苏、天津、广东、浙江、上海、北京等地针对外卖平台算法和诱导、强迫外卖骑手注册个体工商户等公益损害问题开展专案办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外卖骑手等新业态从业者，满足了人们日益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已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疫情期间，很多外卖骑手在千家万户之间传递着温暖。“他们也需要温暖。通过检察公益诉讼特有的助力强化系统治理、溯源治理的制度优势，可以推动外卖骑手权益保障不断加强和改进。”管旭代表建议，以加强外卖骑手权益保护检察公益诉讼为切入点和着力点，进一步增强执法司法合力，推动国家层面优化顶层设计、强化系统治理、细化配套措施，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加强执法检查，为新就业形态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来源：检察日报 法治中国两会特刊 作者：闫晶晶 视频：智纯 刘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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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写进两高报告

作者：金台资讯

发布时间：2023-03-08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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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高报告专门提到了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的权益保障，令人振奋!”今天下午，听取两高工作报告后，作为一名快递员，湖北顺丰速运江汉分部经理汪勇代表难掩激动。

最高法报告提到，“加强劳动权益保障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护”。最高检报告中点名一起由最高检直接立案办理的外卖骑手权益保障公益诉讼案。

作为连任代表，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主任方燕注意到，对比去年的最高法报告，今年的报告中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明显着墨更多、更细。“比如，报告提到‘出台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意见，推动破解劳动关系难认定、工伤无赔偿、社保零缴纳等问题’。”她说。

在方燕代表看来，变化折射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司法保障在持续跟进，成色更足。

去年最高法报告中提到“完善处理新就业形态纠纷司法政策”。2022年底，最高法发布意见，提出依法规范新就业形态用工，针对依法合理认定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劳动者“被个体户”的用工法律关系认定等，做出了明确指引。

一场与外卖骑手发生剐蹭的意外之后，广西林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超代表开始“没完没了”地关注起“小哥”们的权益保障问题。她欣喜地发现，自己今年带来的《加强外卖骑手权益保障检察公益诉讼的建议》，与最高检报告中提到外卖骑手权益保障公益诉讼案“隔空联动”。

“据我了解，针对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突出问题，在最高检的指导下，多地针对平台算法和引诱外卖骑手注册个体工商户等公益损害问题，已经开展专案办理工作。”黄超代表说，“建议通过检察公益诉讼特有的系统治理、溯源治理制度优势，推动外卖骑手权益保障不断加强。”

以公益诉讼形式保障外卖骑手权益，这一内容也让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肖北庚代表印象深刻。“目前，我国在国有财产保护、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等方面，公益诉讼制度已相对完善。可以此为经验，进一步明确涉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公益诉讼案件的范围、标准和提起条件，增强公益诉讼这一法律武器在新业态劳动领域的作用。”他说。

在肖北庚代表看来，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探索保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有助于最终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设立。

“让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业态从业者有尊严、有保障”，最高法报告中的这句话，被汪勇代表默念了好几遍。“未来可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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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一地外卖小哥“变身”食品安全监督员！网友：建议全国推广，给奖励

作者：环球网

发布时间：2023-03-03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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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齐鲁网】；

最近，

外卖骑手杨硕有了

一个新身份——禹城市食品安全监督员。

他在一家餐饮企业的后厨

很快发现了食品安全问题，

企业迅速进行了整改。

“这是一个盛食品的容器，不能落地存放，如果需要存放的地方，比如放一个10公分的隔离板，这个必须立即整改。”

杨硕表示，以前取餐时，拿完餐就直接走了。现在在等餐的过程中，他会围着餐饮企业后厨、前台转一转，看看卫生环境、餐品摆放等。

从2022年8月开始，山东禹城在全省率先探索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制度，首批聘任了包括杨硕在内的50名外卖骑手，并统一颁发聘书和红袖章。

“骑手取餐时佩戴红袖章，对现场发现的轻微问题，第一时间进行纠正，对于违规行为较严重的，反馈给属地市场监管所，由我们局派出执法人员进行调查处理。”禹城市市场监管局餐饮股股长陈传忠告诉闪电新闻记者。

让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市场监管部门有需要，外卖企业有意愿。

禹城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程洪涛说：“餐饮企业就是数量多、布局广泛，而且有的位置非常偏僻，他们执法力量有限。而外卖小哥能够深入商家一线，频繁出入商家门店，能够及时发现食品安全隐患。”

“可能在人们认知里面社会地位相对不是那么高，骑手内心也是有一个情绪的波动。我们也是借助这个活动，对于我们团队包括心理建设，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饿了么外卖禹城负责人邢仁鑫认为。

为了使外卖骑手监督执法规范有效，市场监管部门对他们进行了培训，网络餐饮平台也制定了更为详细的激励措施。

“我们分两个策略，第一个是出勤天数最低14天，我们有一百块钱奖励，20天以上最高的就是四百块钱。第二个根据食安这边的贡献，比如说他发现的没有双证，这样有不同的积分，根据积分的多少有不同的奖励。”美团外卖禹城站负责人路兵告诉闪电新闻记者。

截至目前，禹城市聘任的50名外卖骑手发现了21项食品安全问题，均已完成整改。同时，制度实施以来，禹城市美团、饿了么两大外卖平台骑手流失率降低一半以上。

美团外卖禹城站骑手杨硕表示，社会对他的期待值很高让他感觉到很自豪很骄傲，接下来会认真履行这个职责。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将外卖骑手纳入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引导外卖骑手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来，打通社会监督、服务群众、宣传引导等三大环节，实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同向发力。”禹城市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刘保萍告诉闪电新闻记者。

网友：建议全国推广～

来源：闪电新闻记者 何则伟 通讯员 德州台 张乐 王浩 禹城台 马林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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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写进两高报告

作者：金台资讯

发布时间：2023-03-08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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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高报告专门提到了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的权益保障，令人振奋!”今天下午，听取两高工作报告后，作为一名快递员，湖北顺丰速运江汉分部经理汪勇代表难掩激动。

最高法报告提到，“加强劳动权益保障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护”。最高检报告中点名一起由最高检直接立案办理的外卖骑手权益保障公益诉讼案。

作为连任代表，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主任方燕注意到，对比去年的最高法报告，今年的报告中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明显着墨更多、更细。“比如，报告提到‘出台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意见，推动破解劳动关系难认定、工伤无赔偿、社保零缴纳等问题’。”她说。

在方燕代表看来，变化折射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司法保障在持续跟进，成色更足。

去年最高法报告中提到“完善处理新就业形态纠纷司法政策”。2022年底，最高法发布意见，提出依法规范新就业形态用工，针对依法合理认定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劳动者“被个体户”的用工法律关系认定等，做出了明确指引。

一场与外卖骑手发生剐蹭的意外之后，广西林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超代表开始“没完没了”地关注起“小哥”们的权益保障问题。她欣喜地发现，自己今年带来的《加强外卖骑手权益保障检察公益诉讼的建议》，与最高检报告中提到外卖骑手权益保障公益诉讼案“隔空联动”。

“据我了解，针对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突出问题，在最高检的指导下，多地针对平台算法和引诱外卖骑手注册个体工商户等公益损害问题，已经开展专案办理工作。”黄超代表说，“建议通过检察公益诉讼特有的系统治理、溯源治理制度优势，推动外卖骑手权益保障不断加强。”

以公益诉讼形式保障外卖骑手权益，这一内容也让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肖北庚代表印象深刻。“目前，我国在国有财产保护、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等方面，公益诉讼制度已相对完善。可以此为经验，进一步明确涉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公益诉讼案件的范围、标准和提起条件，增强公益诉讼这一法律武器在新业态劳动领域的作用。”他说。

在肖北庚代表看来，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探索保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有助于最终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设立。

“让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业态从业者有尊严、有保障”，最高法报告中的这句话，被汪勇代表默念了好几遍。“未来可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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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一地外卖小哥“变身”食品安全监督员！网友：建议全国推广，给奖励

作者：环球网

发布时间：2023-03-03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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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齐鲁网】；

最近，

外卖骑手杨硕有了

一个新身份——禹城市食品安全监督员。

他在一家餐饮企业的后厨

很快发现了食品安全问题，

企业迅速进行了整改。

“这是一个盛食品的容器，不能落地存放，如果需要存放的地方，比如放一个10公分的隔离板，这个必须立即整改。”

杨硕表示，以前取餐时，拿完餐就直接走了。现在在等餐的过程中，他会围着餐饮企业后厨、前台转一转，看看卫生环境、餐品摆放等。

从2022年8月开始，山东禹城在全省率先探索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制度，首批聘任了包括杨硕在内的50名外卖骑手，并统一颁发聘书和红袖章。

“骑手取餐时佩戴红袖章，对现场发现的轻微问题，第一时间进行纠正，对于违规行为较严重的，反馈给属地市场监管所，由我们局派出执法人员进行调查处理。”禹城市市场监管局餐饮股股长陈传忠告诉闪电新闻记者。

让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市场监管部门有需要，外卖企业有意愿。

禹城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程洪涛说：“餐饮企业就是数量多、布局广泛，而且有的位置非常偏僻，他们执法力量有限。而外卖小哥能够深入商家一线，频繁出入商家门店，能够及时发现食品安全隐患。”

“可能在人们认知里面社会地位相对不是那么高，骑手内心也是有一个情绪的波动。我们也是借助这个活动，对于我们团队包括心理建设，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饿了么外卖禹城负责人邢仁鑫认为。

为了使外卖骑手监督执法规范有效，市场监管部门对他们进行了培训，网络餐饮平台也制定了更为详细的激励措施。

“我们分两个策略，第一个是出勤天数最低14天，我们有一百块钱奖励，20天以上最高的就是四百块钱。第二个根据食安这边的贡献，比如说他发现的没有双证，这样有不同的积分，根据积分的多少有不同的奖励。”美团外卖禹城站负责人路兵告诉闪电新闻记者。

截至目前，禹城市聘任的50名外卖骑手发现了21项食品安全问题，均已完成整改。同时，制度实施以来，禹城市美团、饿了么两大外卖平台骑手流失率降低一半以上。

美团外卖禹城站骑手杨硕表示，社会对他的期待值很高让他感觉到很自豪很骄傲，接下来会认真履行这个职责。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将外卖骑手纳入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引导外卖骑手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来，打通社会监督、服务群众、宣传引导等三大环节，实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同向发力。”禹城市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刘保萍告诉闪电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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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闪电新闻记者 何则伟 通讯员 德州台 张乐 王浩 禹城台 马林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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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事故频发，上海代表团呼吁严格备案差异化监管

作者：澎湃新闻

发布时间：2023-03-07 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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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快递、外卖等网约配送行业迅速发展，相关行业电动自行车使用数量急剧上升，由此造成的安全事故也呈快速增长态势。

2023年全国两会上，上海代表团以代表团名义提交建议，呼吁加强对快递外卖行业使用电动自行车的安全监管。该建议称，为进一步降低电动自行车特别是快递、外卖行业使用电动自行车过程中的安全风险，建议修改完善《道路交通安全法》等与非机动车相关的法律法规。

该建议还从具体层面指出，结合电动自行车蓄电池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制定，建议由国务院相关职能部门修改完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对快递、外卖行业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续航能力、载重能力等方面作适度调整，并在国家层面施行差异化的管理制度，加强对快递外卖行业使用电动自行车的安全监管。

2021年上海电动自行车火灾伤亡事故中31.3%涉骑手非法改装

快递、外卖行业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巨大，也是安全监管的“重灾区”。

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快递从业人员约450万人，外卖从业人员约1300万人，按照每人一车计算，约有1750万辆电动自行车用于快递、外卖商品配送服务。

以上海市为例，截至目前，共有10万左右快递骑手和30万左右外卖骑手，按照每人一车计算，约有40万辆电动自行车用于快递、外卖商品配送服务。

和普通市民不一样，快递、外卖行业对电动自行车的功能需求很高，偏向于大载重、长续航、高品质等功能技术指标。按照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新国标规定，电动自行车整车重量不得超过55公斤，蓄电池标称电压不得超过48V，最高设计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上路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15公里。

但是，为了追求运输能力，很多快递骑手通过加设装置等手段，提升车辆载重能力；为了压缩配送时间，追求快速送达，很多外卖骑手也通过加装改装，调整车辆最大时速和续航里程。

北京市、上海市在2022年非机动车安全执法检查中均发现，快递、外卖骑手对车辆和蓄电池“拼加改”行为一定程度存在。2021年，上海市因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故障发生火灾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中，31.3%是由于快递、外卖骑手非法加装改装蓄电池所导致。

现有法律监管措施对快递外卖骑手约束力不够。比如，2022年北京市、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执法检查有关数据显示，非机动车尤其是快递、外卖骑手超速、逆行、闯红灯、借道行驶依然是困扰城市非机动车交通安全的顽疾。2022年上海市对快递、外卖骑手日均查处量达到3000余起，占日均非机动车交通违法总数的20%。

监管难，更有源头问题。

上海代表团调研发现，现有车辆管理模式，缺少全过程管理理念和措施。在生产环节，很多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在车辆出厂时对车辆预留空间，以方便后期对车辆和蓄电池进行“拼加改”，预埋下较大的交通和消防隐患；在流通环节，销售店出售的车辆只要获得产品3C认证，即可正常出售，市场监管部门很少在此环节查到违法违规“拼加改”行为；在使用环节，绝大部分“拼加改”行为发生在销售完毕且登记上牌之后，较为隐蔽，造成监管部门打击取证难、定性追责难。

建议对快递、外卖行业电动自行车的续航、载重等作适度调整

在国家法律和标准层面，目前是将电动自行车作为日常代步工具，对所有的电动自行车实行无差别、一体化管理。同时，部分省市也在积极探索对快递、外卖行业使用的电动自行车实施差异化管理。

比如，北京市对外卖行业使用的电动自行车采取统一车型标志、更换新国标车辆、强化外卖企业安全管理主体责任等更严格的管理手段。

再如， 2021年施行的《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规定了电动自行车登记制度，其中，要求政府对从事快递、外卖等网约配送活动的电动自行车核（换）发专用号牌。

上海在地方立法中还规定，由公安机关牵头建立非机动车安全管理综合信息平台，将快递、外卖行业使用车辆和骑手信息全部纳入监管系统，督促快递、外卖企业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督促使用专用号牌车辆的骑手切实履行交通安全和消防安全义务。

尽管北京、上海等部分省市在加强差异化管理方面做了一定的积极探索，但由于地方事权所限，仅仅从末端监管措施出发，难以兼顾生产、销售、使用等多个环节，管理成效并不显著。

因此，上海代表团建议，首先在生产环节适用不同的技术标准。在生产环节，对于快递、外卖行业使用的电动自行车，在续航里程、载重能力等方面，适当提高技术标准。可以考虑将整车重量、规格体积、蓄电池标称电压、输出功率等做出适度调整，同时，在车辆出厂时明确标注此类车辆的特定用途、类别和性质，并预设“智能中控系统”，避免出厂后改装。此外，为提高醒目度，方便执法监管，由各地就车辆外形、式样、颜色作出统一规定。

其次，在销售环节实行严格登记备案。在销售环节，快递、外卖行业使用电动自行车需进行专项登记，以便于政府能针对性地强化监管措施，同时督促相关企业更有效地落实内部管理要求。还可以考虑由各地分别建立非机动车安全管理信息系统，对快递、外卖行业使用的电动自行车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检测、报废、回收等做到全程留痕，生产商、销售商、购买人和使用人违法信息等均登记上传至该系统，将车辆纳入全链条、全过程、全生命周期监管。

第三，在使用环节实施差异化管理。在使用环节，实施差异化监管措施，包括处罚方式、处罚额度、监管手段等。可以规定监管部门通过非现场执法技术设备取证并查处，将违法次数较多的骑手列入警示名单，并通报其所服务或者接单的公司，同时，可以对违法骑手数量较多、内部管理不健全的企业设定法律责任，通过明确企业的安全管理主体责任，进一步增强综合治理成效。

第四，在检测环节增加报废制度规定。快递、外卖行业使用的电动自行车由于使用频次高，使用强度大，相对于市民群众生活用的车辆，往往更易损坏、老化，存在着较大的交通事故和火灾隐患。因此，应对其使用年限和检验报废等作出明确规定，要求在车辆购买或使用一定年限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对车辆电动机、蓄电池、制动设备等关键部件进行检查，经检测合格可适当延长使用年限；如检测不合格，参照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要求对其强制报废。通过批量处理有安全隐患的老旧车辆，避免出现交通和火灾事故。

此外，上海代表团还建议，装修、家政等将电动自行车作为运输工具的行业，也可考虑参照快递、外卖行业车辆管理方式进行管理。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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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外卖小哥喘口气 人大代表这样建议

作者：广西新闻网

发布时间：2023-03-07 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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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

顾客点了外卖，都希望能尽快送达。不少骑手在外卖送餐时一味追求速度，无视交通法规，从而导致交通事故屡屡发生。怎样才能让骑手停下来喘口气，降低事故发生率？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在桂全国人大代表黄超提出相关建议，以期推动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外卖骑手的合法权益保护。

如何降低劳动强度

建议：改变平台算法

2020年，黄超行驶途中，汽车曾被赶时间送餐的外卖骑手剐蹭。这起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她便特别关注外卖骑手群体的生存状态，并连续两年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推动保障外卖骑手劳动权益的相关建议。

2023年，黄超继续关注该群体权益，建议合理建构平台用工劳动基准，推进骑手权益保障标准化，预防过度劳累或赶时间送外卖而酿成事故。

3月5日，南宁市一名外卖骑手骑着电动自行车去送餐。记者 邹财麟 摄

黄超认为，想要降低外卖骑手的劳动强度，可以通过改变算法规则，督促平台设计抛物线型单价调控机制。例如，当骑手每日在线接单达到一定数量后再接单，配送提成将随之下降，进而在整体上控制骑手群体的劳动强度。还可以通过技术设置，保证骑手送单时能每隔四个小时休息二三十分钟，累计达到全天工作时长上限时停止派单；保障骑手每个月都有合理的休息天数。此外，建议加快制定外卖骑手配送协议示范文本，对休息休假制度予以明确。

调查：规则落实随机

在南宁服务的外卖骑手小李告诉记者，他所在的某外卖平台常年招募专送骑手和众包骑手两种。前者有每日在线时长、送单量要求；后者可以灵活安排时间，兼职接单。

小李属于专送骑手，在系统安排的非休息日里，每天须在线服务时长6.5个小时、配送20单以上，多送多得。系统会根据订单的备餐时间、路程长短等因素设定配送时限，一般是够用的。如果骑手时间不够而着急赶路，可能是遇到备餐慢、堵车等情况耽误了时间，或者是一次行程中配送两个订单衔接不好等原因。

另一名外卖骑手称，工作一段时间就休息的规则，他在平台遇到过——工作三四个小时后，有大约20分钟无法接单。但有时候这个规则并没有启动，可能是送餐高峰或人手不足需要保持配送力量，取消了休息的时间。

有市民表示，平台可以优化接单规则，比如系统评估某个订单配送需要30分钟，可以设定30分钟或更合理的时间后方可接第二个订单的规则。这样即使骑手“超速”配送也不能多接单，就会减少了送餐路上“飞法法”的情况。

如何预防职业伤害

建议：建立保障制度

外卖骑手风里来雨里去，遭遇意外事故伤害的概率较一般人更高。为此，黄超建议，加快在外卖骑手职业领域建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确定平台和骑手作为共同缴费义务主体，并完善数字化参保流程。

此外，她还建议推动骑手加入工会组织。各级工会应合理规划，科学选址，在骑手相对较多的地方建立休息驿站。

调查：多地开始试点

一名外卖骑手告诉记者，他们做外卖骑手虽然有保险，但大多是商业保险，比如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一般来说，这种保险的保障不如工伤保险全面，他很期待有关政策落地广西。

记者了解到，2021年12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税务总局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到，试点工作于2022年7月起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海南、重庆、四川七省市启动，选取出行、即时配送、外卖、同城货运行业部分较大平台企业就业的骑手、司机等群体人员开展试点。在试点省市，职业伤害保障坚持社会保险的定位。

3月5日，美团外卖相关负责人表示，美团正在政府指导下，积极参与试点工作，并为骑手支付保费。在商业保险方面，他们将继续采取并不断完善现有商业保险形式，确保100%骑手有商业保险保障。

2022年，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自治区总工会等八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实施意见》从明确劳动者权益保障责任、完善落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制度机制、优化提升劳动者权益保障服务、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机制四方面，提出20条具体措施。

在规范合作用工方面，《实施意见》提出，要在新业态领域分类明确用工法律关系。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企业应当依法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将指导企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等，按照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平台企业采取劳务派遣用工方式，也应对保障劳动者权益情况进行监督。

在工资保障方面，《实施意见》提出，确保提供正常劳动的劳动者获得不低于所在地月最低工资标准或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企业不得制定损害劳动者安全和健康的考核指标。

《实施意见》提出，要推动行业明确劳动定员定额标准，科学确定劳动者工作量和劳动强度。支持行业、企业根据业务特点、劳动强度等因素，结合天气、交通等客观情况，合理界定工作时间，制定具体休息办法。

他山之石

多地要求外卖企业 设置强制休息规则

记者梳理发现，2021年，浙江、厦门、苏州等地就出台了相关办法或者管理指引，针对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物流等新业态行业，要求企业设置强制休息规则，提醒劳动者休息。要求网络餐饮平台对外卖员连续送单超4小时的，20分钟内不再派单，防止因连续作业产生事故隐患。

差评超时扣款改扣分 已推广至全国80余城

2022年3月，美团发布公告，宣布在绍兴、太原、昆明等15个城市，推动合作商试点“服务星级”激励机制，对骑手收差评、超时等情况的处理从扣款改为扣分，骑手可以通过安全培训、模范事迹等加分项进行弥补。骑手的服务质量将根据全月累计积分评定，进而确定对应奖励，以降低偶发状况对骑手收入造成影响，减轻配送压力，保障配送安全。

据悉，截至2022年底，“差评超时扣款改扣分”的服务评价机制已推广至全国80余个主要城市，加减分规则也在不断优化。

（郭燕群 刘冬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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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诉求“一键唤醒” 一封信让铜梁区外卖骑手交通违法明显改善

作者：重庆日报

发布时间：2023-02-26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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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骑手撞坏了我们小区的门禁，送完外卖又匆匆离开……”今年1月9日，铜梁区社会治理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创新中心)收到来自该区吉宏花园业主和物管联名寄来的一封信，反映小区门禁被破坏后一直没能得到妥善解决的情况，信中还表示担心这种横冲直撞的违法行为如不受到遏止，会让小区业主没有安全感。

接到信件的第一时间，创新中心通过调用指挥中心数据研判发现：区内骑手因为赶时间交通违法的现象并不鲜见，于是迅速召集铜梁区公安、经信、市场监督、外卖平台等方面负责人与反映情况的群众座谈……

“小区业主和物管很快收到了相关外卖平台的赔偿和道歉，事情得到圆满解决。”吉宏花园业主代表柏松林说，此后，他一直关注外卖骑手交通违法现象，直观感受是“有很大的改观”。

仅凭一封群众来信，创新中心缘何能让外卖骑手交通违法情形在短时间内明显减少?

健全体系 反映问题“能看见”

创新中心于2019年12月成立后，铜梁区投入2亿多元，建成覆盖区、28个镇街、333个村(社区)的三级社会治理指挥中心，分别由“三级书记”任指挥长，实现三级指挥中心上下贯通，高效运转。“因此吉宏花园业主和物管联名来信反映的情况，上下各方立即看见了，而且看得更广更深。”创新中心有关人士表示。

据了解，为了能及时发现问题，近年来铜梁区完成雪亮工程6160个视频监控镜头建设，并整合全区各类镜头2.3万个，使镜头建设使用效率大幅提升。近三年，公安机关通过共享视频监控，累计抓获刑事、治安盗窃类嫌疑人1003人，破获刑事案件1043件；城管部门将视频接入智慧城市管理系统，立案执法案件16945件，结案16661件。

合力治理 解决问题“能触底”

创新中心强化工作集成，公安、司法、城管、应急等相关重要涉事部门均派员进驻区指挥中心联合办公，具有高效的协同体系。“这次我们能在收到信件的第二天，也就是1月10日，就组织相关部门和业主代表等召开座谈会，也是得益于中心高效的协同体系。”创新中心督办考评科科长秦鹏说。

据悉，通过部门协同，创新中心已先后成功预防处置了群众反映的商品房买卖、征地拆迁补偿、出租车乱收费、物业纠纷等一批热点难点问题。

不仅如此，创新中心还将城市社区中职能交叉、边界不清的各类网格，全部整合为194个社会治理网格，配备920名网格员，实现“多网合一”，有效解决了“网格”交叉重叠问题。

围绕难点 突出治理“见实效”

“吉宏花园的来信中，有50多名群众的联合签名以及鲜红的手印，再加上数据研判表明骑手因为赶时间，交通违法情况较多。这些都表明这不是一件小事，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大事。”铜梁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创新中心主任刘云告诉记者，事实上，座谈会之后，每个部门和单位的参会同志又分头“回家”召开会议，并迅速拿出了落实主体责任的解决方案。比如公安方面提出了骑手安全整改相关要求，社区对网格员修订了考核内容……这才促成了同类情形在短时间内得到明显改观，外卖骑手交通违法现象明显少了。

据统计，三年来，创新中心累计受理办理群众诉求5.2万件，按时办结率超过99.9%；排查化解一般矛盾纠纷近3000件，排查涉稳涉众或可能引发“民转刑”的重点矛盾纠纷62件，已化解5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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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边的民主④｜一场协商让外卖小哥有了“新家”

作者：重庆日报

发布时间：2023-02-23 06:45

快照：

02:30

▲外卖小哥在石油路街道煤建新村社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之家开展活动。渝中区石油路街道供图

2月14日，重庆市渝中区，立春已过，春寒未散。

下午3点过，身穿饿了么蓝马甲的吴春平，停好摩托车，摘掉头盔单手拎着，推开石油路街道煤建新村社区居委会大门。

吴春平大步往里，走进一个100多平方米的房间，提起热水壶倒了一杯热水，连喝了几大口后，惬意地打了个饱嗝。他顺手将头盔搁在书架旁，一屁股坐进了宽大的沙发。一大早就起来奔波，现在是他难得的放松时间。

这里是石油路街道新设立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之家”。跑单间隙，吴春平喜欢来这里歇歇，喝水、热饭，甚至奢侈地看会书。他觉得这里比他的出租房安逸，有那么点家的方便和温暖。

“这里就是外卖人员的一个家。”看到不时进来歇息的外卖员，渝中区政协委员、石油路街道党工委宣统委员简海燕很是欣慰，“将这里打造成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之家，并逐步推广，是我们最初的设想和愿望。”

这一愿望的实现，源于去年6月在渝中区石油路街道开展的一次“渝事好商量”协商活动。

一人一车一手机

3.6万名外卖小哥“很孤单”

吴春平原本从事白酒销售，两年前，因生意不景气，转行送起外卖，“干这个时间自由，收入还算稳定。”

但吴春平坦言，和以前做生意跑业务相比，送外卖还是有很大的心理落差，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孤单。

“我们大部分时间在路上，一人、一车、一手机，真的很孤单。尤其是在凌晨、深夜，奔波在空旷的街道上，那种孤单、寂寞的感觉特别强烈。”吴春平望着远处林立的高楼有感而发。

龙湖时代天街商圈位于石油路街道，像吴春平一样的外卖小哥、快递员数量庞大，他们身处城市物流输送末端，给这座城市带来了诸多便利与活力。

像吴春平一样的外卖小哥越来越多，其职业状态和生存状态，引起了简海燕的关注。在走访中她感受到，吴春平那种莫名的孤单感，在外卖员、快递员群体中普遍存在。这种“集体孤单感”刺痛了她，她开始在渝中区进行深入调研。

“外卖小哥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中占了很大比例。”在走访区人力社保局等部门后，简海燕对这个群体有了更多了解。石油路地区因为商圈、园区、大学、医院等集聚，常住人口近10万，集聚了大量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目前，整个渝中区网约车司机超过3000人，专送及众包外卖配送员超过3.6万人。

早在2021年，石油路街道煤建新村社区就率先开展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的试点工作，把户外劳动者驿站打造成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之家。

但简海燕在走访中发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常常走街串巷、东奔西跑，工作范围不限于一个社区、甚至不限于一个街道，用餐喝水、休息如厕、寻求帮助、参加活动往往选择就近就便。

“仅靠试点场所，难以完全满足这些劳动者的需求。”为此，去年6月23日，在渝中区政协石油路街道联络委开展的“渝事好商量”协商活动中，简海燕提出建议，增加渝中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站点，同时根据实际需求丰富站点内的设置。

围绕“外卖员的心声”

各方一起来商量

“没想到我们外卖员的生存状态，引起这么多人关注。”回想起8个月前参加的一场“渝事好商量”协商活动，27岁的女外卖员廖泽萌仍记忆犹新。

“渝事好商量”是重庆市政协为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于2021年3月在全市政协系统推广的协商平台。通过政协搭台，政协委员与相关部门负责人、群众代表共聚一堂，平等交流对话，实现“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参加石油路该次“渝事好商量”协商活动的，不仅有区政协委员，区级职能部门及街道、社区有关负责人，还有外卖、快递人员代表。

廖泽萌就是外卖人员的代表，现在负责饿了么石油路外卖点的业务。2021年，煤建新村社区成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廖泽萌听说后就报了名，“那次就是工会通知我去的，让我有什么想法直接提出来。”

“会议室有点大，大家围一圈，看起来相当有‘阵仗’。”廖泽萌笑言，自己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正式会议。在大家的鼓励下，原本有些拘谨的她拿过话筒，说出心愿——

“煤建新村社区给我们提供了休息场所，真的很赞。但我们工作的性质比较特殊，很多时候不限于煤建新村一个社区，到了其他地方，休息、用餐、喝水不是很方便，希望可以多设立类似的站点，给外卖人员更多便利。”

令廖泽萌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心愿当场就得到了回应。

“小廖这个建议提得好。服务站点少了，发挥的作用确实非常有限。”渝中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萍当即表态，区总工会将协同相关单位，整合资源增加一些点位。同时，提档升级全区“职工之家”“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等服务阵地，配备沙发、冰箱、饮水机、微波炉等设备，免费提供歇脚饮水、手机充电等15项服务，解决大家“饮水、御寒、充电、休息”等实际需求。

紧接着，共青团渝中区委也承诺，将整合群团资源，继续开展新就业群体子女托管、自护教育等活动。

给予支持的还有渝中区妇联。他们表示将依托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女性社会组织等资源，制定菜单式服务清单，为新就业群体中的女性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

“第一次觉得，我们送外卖人员并不孤单，而是得到这么多人的关心。”廖泽萌感动不已。

可以歇脚的“家”多了

外卖小哥倍感温暖

距协商会过去仅8个月，渝中区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之家就增加到22个点。

这意味着23.71平方公里的渝中区，几乎每平方公里就有1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落脚的地方。

更富创造性的是，依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之家，渝中区委组织部、区总工会、团区委、区妇联等单位开展了急救知识培训、骑行技能及交规培训、劳动技能大赛等活动，街道社区也不定期在这里发布最新就业岗位信息。

一个个有活力的平台式站点，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随时随地感受到一种“来自组织的温暖”。

“虽然仍是‘一人一车一手机’，但现在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活动场所，在这里可以休整放松、了解信息、参加活动，不再那么孤单。”吴春平感慨道。

这也正是这场“渝事好商量”协商活动最希望达到的效果。

实际上，在这次协商活动前，渝中区政协石油路街道联络委的政协委员就深入基层，开展走访调研，收集群众意见，除了“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阵地建设和服务工作”这个议题外，还有几个议题也受到大家的关注，包括：彭家花园社区新建停车场、加快创业担保贷款放款进度、龙湖重庆时代天街B馆周边交通组织优化等。

活动现场，相关职能部门、单位和石油路街道，以友好协商为原则直接“说事儿”，通报情况、分析问题、协商建言、表态回应，签署《协商意见书》，共同推进解决相关事宜。

而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涉及资金筹措问题，有的还涉及政策适不适用、各方利益协调等，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而“渝事好商量”协商平台，有效地把相关部门聚在一起，和委员、群众代表一起商量，有利于形成共识。

在渝中区石油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李真真看来，“通过‘渝事好商量’这个专门协商平台，不一定每一件事都能让各方完全满意，但一定可以通过充分沟通后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在协商中形成‘金点子’，画出最大‘同心圆’。”

在廖泽萌眼中，这场“渝事好商量”协商活动，让她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基层民主协商的力量——发出的声音有人听，提出的建议能成真。

目前，那次协商活动的其他议题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展或回应。彭家花园社区停车场从资金的筹措到设计施工，都已准备就绪，即将开建；充分吸纳委员建议后，龙湖重庆时代天街B馆周边交通组织正在优化调整；创业担保贷款因政策影响目前尚不能解决。

据了解，渝中区政协“渝事好商量”协商活动开展以来，委员们聚焦改革发展大事、百姓身边“关键小事”，累计开展协商活动百余场，助推解决问题115个，上千人次直接参与，数万群众受益。

“‘好商量’促进了矛盾化解，‘多商量’推动了问题解决。”渝中区政协主席王志宏表示，将不断完善“渝事好商量”制度机制，积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支持、政协搭台、各方参与、服务群众”的协商民主新格局。

专家点评＞＞＞

市政协副秘书长余季平：

推动政协协商与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相结合

渝中区政协在石油路街道开展“渝事好商量”协商活动的过程及效果，也是全市政协系统打造“渝事好商量”协商平台成效的一个缩影，体现了人民政协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责任担当和政协委员履职为民的情怀。

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协商的本质就是商量。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为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推动政协协商与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相结合，重庆市政协创建了“渝事好商量”协商平台，融协商、监督、参与、合作于一体，具有重庆辨识度，同时，依托38个区县政协全面有序铺展，扎实有力推进。

人民政协有着丰富的协商经验和人才优势。从石油路这场“渝事好商量”协商活动可以看出，参与协商前，政协委员走访调研。协商中，由于地位相对超脱，能够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观察、分析、反映各种情况和问题，引导群众诉求有序表达，妥善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推动问题合理合法解决。同时，密切跟踪协商成果办理情况，及时将协商成果落实情况反馈给参与群众，让群众“不白来”“没白说”。

“渝事好商量”坚持协商于民、协商为民。商量选题上，把着力点放在群众关心的民生实事、难事上，顺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参与主体上，邀请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党政部门和相关群体代表参加，扩大社会公众参与度。活动方式上，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走进街头、市场、村社、企业等现场实地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充分吸收各方面建议，并及时将成果反馈给各界群众。

两年来，全市各级政协扎实推进“渝事好商量”协商工作，共组织开展“渝事好商量”协商议事活动2617场次，各级政协委员参与近2万人次，助推解决3000多个民生问题。“渝事好商量”也日渐成为聚民心的服务阵地、暖人心的民意通道、筑同心的协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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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快递外卖骑手慢下来？上海代表团提交建议

作者：文汇报

发布时间：2023-03-08 07:36

快照：

如何让快递、外卖骑手慢下来？有关该话题的讨论，第一落点大都指向相关经营主体从系统设计端解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进一步溯源不难发现，系统和用户的宽限或许能让骑手喘口气。

今年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全体代表对该问题进行更深入探讨：从电动自行车出厂设计标准和管理制度入手解难。他们提交了一份“有关加强对快递外卖行业使用电动自行车安全监管”的建议，提出适度调整行业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续航能力、载重能力等，并在国家层面施行差异化的管理制度，加强安全监管。

代表们认为，目前平台端的算法之困已通过执法端倒逼有效缓解，接下来要充分理解行业实际需求，比如，认识到行业对速度的现实需求，施行差异化管理，避免“一刀切”。

提高出厂标准，匹配行业核心诉求

整车重量不得超过55公斤，蓄电池标称电压不得超过48伏特，最高设计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上路行驶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这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新国标对装配完整的电动自行车作出的相关规定。

这组数据，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熊猫机械（集团）有限公司采购经理李丰尤为关注。长期关注快递外卖行业，他发现：如果用于快递、外卖用途，严格按照该标准出厂的车辆，其载重能力、续航能力同行业实际需要存在差距。

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快递从业者约450万，外卖从业人员约1300万。按每人一车计算，约有1750万辆电动自行车用于快递、外卖商品配送服务。数量背后凸显庞大的行业核心需求：载重和速度。

代表们调研发现：为提升车辆载重能力，骑手通常会加设装置；为调整车辆最大时速和续航里程，他们会进行加装改装，安全隐患由此而生。为此，代表们建议：在生产环节，对快递、外卖行业使用的电动自行车，于续航里程、载重能力等方面适当提高技术标准，“可以考虑将整车重量、规格体积、蓄电池标称电压、输出功率等作出适度调整；同时，在车辆出厂时明确标注此类车辆的特定用途、类别和性质，并预设‘智能中控系统’，避免出厂后改装。为提高醒目度，方便执法监管。”

差异化管理，守牢安全底线

速度，是快递、外卖行业无可规避的关键词，但安全是不可逾越的底线。

眼下，国家层面对电动自行车实施一体化、无差别管理，未就快递、外卖行业使用的电动自行车进行明确特殊的监管措施。调研中发现，部分省市在加强差异化管理方面已有一定程度积极探索。比如上海对从事快递、外卖等网约配送活动的电动自行车核（换）发专用号牌；规定由公安机关牵头建立非机动车安全管理综合信息平台，将快递、外卖行业使用车辆和骑手信息全部纳入监管系统，督促快递、外卖企业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督促使用专用号牌车辆的骑手切实履行交通安全和消防安全义务。

但是，如何进行更有效的监管，比如对进入市场车辆实施溯源管理，形成全过程管理闭环等方面还需进行探索。

为此，代表们建议在电动自行车销售环节，对于快递、外卖行业使用电动自行车进行专项登记，便于针对性强化监管；建议考虑建立非机动车安全管理信息系统，将车辆纳入全链条、全过程、全生命周期监管。

同时，建议在电动自行车使用环节，实施差异化监管措施，“可规定监管部门将违法次数较多的骑手列入警示名单，通报其所服务或者接单的公司；对违法骑手数量较多、内部管理不健全的企业设定法律责任，明确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增强综合治理成效。”

作者：苏展

编辑：施薇

摄影：邢千里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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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汪勇：建议设立“快递员节”

作者：长江日报

发布时间：2023-03-04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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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大武汉客户端3月4日讯（记者王谦）4日获悉，从快递小哥成长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汪勇，建议从2024年起把每年的2月1日设立为“中国快递员节”，增强快递从业人员的职业认同感和荣誉感。

全国人大代表汪勇。

汪勇现任湖北顺丰速运江汉分部经理，得知自己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他便积极和全国快递行业协会沟通建议内容。

进入快递行业9年的汪勇见证了我国快递业的飞速发展。2022年，我国快递包裹数量突破1105亿件，总量占全球一半以上，已经连续9年居世界第一位，十年间增长超过20倍。而全国快递从业人员数量也从2010年仅有的54.2万人，增长到2022年的近450万人。快递业中的即时配送服务以满足餐饮外卖需求为主，2021年即时配送订单量为294亿单，同比增速为38％，用户规模为6.33亿人。

这些年，快递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但快递业工作非常辛苦、人员流动性大、社会福利还不够。在汪勇看来，设立节日不是以放假和发放奖金为目的，更重要的是增强从业者的工作荣誉感，增加大众对快递人员的关注度。

“设立‘快递员节’，可以体现全社会对快递员埋头苦干、默默奉献的认可，对快递员提供的优质服务予以肯定和感谢，可以显著提升快递员的社会地位、行业形象，促进快递服务质量的提升，增强广大从业人员的职业荣誉感，更好地激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汪勇说。

之所以建议选择在每年的2月1日设立节日，汪勇说，考虑到2月1日几乎都在农历春节前后，此期间既是广大快递员奋战业务量的高峰期，也是政府部门、社会各界等关心关爱快递员，组织开展快递员慰问活动的集中时期。

汪勇认为，把“快递员节”定在2月1日，有利于快递业界内外把庆祝“快递员节”与业务量高峰慰问、春节慰问等活动结合起来一并开展，达到既主题鲜明、内容具体又有利于勤俭节约的目的。

【编辑：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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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快递外卖骑手慢下来？上海代表团提交建议

作者：文汇报

发布时间：2023-03-08 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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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快递、外卖骑手慢下来？有关该话题的讨论，第一落点大都指向相关经营主体从系统设计端解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进一步溯源不难发现，系统和用户的宽限或许能让骑手喘口气。

今年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全体代表对该问题进行更深入探讨：从电动自行车出厂设计标准和管理制度入手解难。他们提交了一份“有关加强对快递外卖行业使用电动自行车安全监管”的建议，提出适度调整行业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续航能力、载重能力等，并在国家层面施行差异化的管理制度，加强安全监管。

代表们认为，目前平台端的算法之困已通过执法端倒逼有效缓解，接下来要充分理解行业实际需求，比如，认识到行业对速度的现实需求，施行差异化管理，避免“一刀切”。

提高出厂标准，匹配行业核心诉求

整车重量不得超过55公斤，蓄电池标称电压不得超过48伏特，最高设计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上路行驶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这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新国标对装配完整的电动自行车作出的相关规定。

这组数据，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熊猫机械（集团）有限公司采购经理李丰尤为关注。长期关注快递外卖行业，他发现：如果用于快递、外卖用途，严格按照该标准出厂的车辆，其载重能力、续航能力同行业实际需要存在差距。

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快递从业者约450万，外卖从业人员约1300万。按每人一车计算，约有1750万辆电动自行车用于快递、外卖商品配送服务。数量背后凸显庞大的行业核心需求：载重和速度。

代表们调研发现：为提升车辆载重能力，骑手通常会加设装置；为调整车辆最大时速和续航里程，他们会进行加装改装，安全隐患由此而生。为此，代表们建议：在生产环节，对快递、外卖行业使用的电动自行车，于续航里程、载重能力等方面适当提高技术标准，“可以考虑将整车重量、规格体积、蓄电池标称电压、输出功率等作出适度调整；同时，在车辆出厂时明确标注此类车辆的特定用途、类别和性质，并预设‘智能中控系统’，避免出厂后改装。为提高醒目度，方便执法监管。”

差异化管理，守牢安全底线

速度，是快递、外卖行业无可规避的关键词，但安全是不可逾越的底线。

眼下，国家层面对电动自行车实施一体化、无差别管理，未就快递、外卖行业使用的电动自行车进行明确特殊的监管措施。调研中发现，部分省市在加强差异化管理方面已有一定程度积极探索。比如上海对从事快递、外卖等网约配送活动的电动自行车核（换）发专用号牌；规定由公安机关牵头建立非机动车安全管理综合信息平台，将快递、外卖行业使用车辆和骑手信息全部纳入监管系统，督促快递、外卖企业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督促使用专用号牌车辆的骑手切实履行交通安全和消防安全义务。

但是，如何进行更有效的监管，比如对进入市场车辆实施溯源管理，形成全过程管理闭环等方面还需进行探索。

为此，代表们建议在电动自行车销售环节，对于快递、外卖行业使用电动自行车进行专项登记，便于针对性强化监管；建议考虑建立非机动车安全管理信息系统，将车辆纳入全链条、全过程、全生命周期监管。

同时，建议在电动自行车使用环节，实施差异化监管措施，“可规定监管部门将违法次数较多的骑手列入警示名单，通报其所服务或者接单的公司；对违法骑手数量较多、内部管理不健全的企业设定法律责任，明确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增强综合治理成效。”

作者：苏展

编辑：施薇

摄影：邢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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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快递外卖骑手慢下来？上海代表团提交建议

作者：文汇报

发布时间：2023-03-08 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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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快递、外卖骑手慢下来？有关该话题的讨论，第一落点大都指向相关经营主体从系统设计端解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进一步溯源不难发现，系统和用户的宽限或许能让骑手喘口气。

今年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全体代表对该问题进行更深入探讨：从电动自行车出厂设计标准和管理制度入手解难。他们提交了一份“有关加强对快递外卖行业使用电动自行车安全监管”的建议，提出适度调整行业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续航能力、载重能力等，并在国家层面施行差异化的管理制度，加强安全监管。

代表们认为，目前平台端的算法之困已通过执法端倒逼有效缓解，接下来要充分理解行业实际需求，比如，认识到行业对速度的现实需求，施行差异化管理，避免“一刀切”。

提高出厂标准，匹配行业核心诉求

整车重量不得超过55公斤，蓄电池标称电压不得超过48伏特，最高设计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上路行驶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这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新国标对装配完整的电动自行车作出的相关规定。

这组数据，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熊猫机械（集团）有限公司采购经理李丰尤为关注。长期关注快递外卖行业，他发现：如果用于快递、外卖用途，严格按照该标准出厂的车辆，其载重能力、续航能力同行业实际需要存在差距。

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快递从业者约450万，外卖从业人员约1300万。按每人一车计算，约有1750万辆电动自行车用于快递、外卖商品配送服务。数量背后凸显庞大的行业核心需求：载重和速度。

代表们调研发现：为提升车辆载重能力，骑手通常会加设装置；为调整车辆最大时速和续航里程，他们会进行加装改装，安全隐患由此而生。为此，代表们建议：在生产环节，对快递、外卖行业使用的电动自行车，于续航里程、载重能力等方面适当提高技术标准，“可以考虑将整车重量、规格体积、蓄电池标称电压、输出功率等作出适度调整；同时，在车辆出厂时明确标注此类车辆的特定用途、类别和性质，并预设‘智能中控系统’，避免出厂后改装。为提高醒目度，方便执法监管。”

差异化管理，守牢安全底线

速度，是快递、外卖行业无可规避的关键词，但安全是不可逾越的底线。

眼下，国家层面对电动自行车实施一体化、无差别管理，未就快递、外卖行业使用的电动自行车进行明确特殊的监管措施。调研中发现，部分省市在加强差异化管理方面已有一定程度积极探索。比如上海对从事快递、外卖等网约配送活动的电动自行车核（换）发专用号牌；规定由公安机关牵头建立非机动车安全管理综合信息平台，将快递、外卖行业使用车辆和骑手信息全部纳入监管系统，督促快递、外卖企业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督促使用专用号牌车辆的骑手切实履行交通安全和消防安全义务。

但是，如何进行更有效的监管，比如对进入市场车辆实施溯源管理，形成全过程管理闭环等方面还需进行探索。

为此，代表们建议在电动自行车销售环节，对于快递、外卖行业使用电动自行车进行专项登记，便于针对性强化监管；建议考虑建立非机动车安全管理信息系统，将车辆纳入全链条、全过程、全生命周期监管。

同时，建议在电动自行车使用环节，实施差异化监管措施，“可规定监管部门将违法次数较多的骑手列入警示名单，通报其所服务或者接单的公司；对违法骑手数量较多、内部管理不健全的企业设定法律责任，明确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增强综合治理成效。”

作者：苏展

编辑：施薇

摄影：邢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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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快递小哥大多三四十岁且大部分无法参加城镇职工保险 专家建议：建立新职业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障制度

作者：红星新闻

发布时间：2023-02-28 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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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动机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突破发展，以数据驱动、平台支撑和线上线下协同为特征的新业态呈现爆发式增长。新业态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推动了新就业形态的发展，成为我国就业增长的重要渠道，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新业态从业者。

社科文献出版社近日出版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No.6）：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职业青年发展状况》披露，“80后”“90后”是新职业群体的主流人群，但由于劳动关系与社会保险的捆绑，绝大部分新职业从业者无法参加所在地城镇职工保险，他们的社会保障处于不足状态。

这一问题给新业态从业者带来了哪些影响？又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为此，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立春后的北京，天仍然黑得很早。2月16日19时左右，河南人王晓飞（化名）已经穿戴好代驾装备，骑着折叠电动自行车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饭店的门口等待接单。

今年40岁的王晓飞入行5年有余，目前固定在某代驾平台接单，“我的责任是把喝酒的车主安全送回家”，但随着年龄增长且经常熬夜开车，他越来越担心自己某一天会“突发急病或者出现意外”。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王晓飞没有参加北京的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因为他没有与任何公司建立劳动合同，仅有的保障是在老家参加了城乡居民保险和自己购买的商业意外保险，而后者的保障力度远不及前者。

王晓飞只是我国庞大的新职业群体的一个缩影。根据社科文献出版社近日出版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No.6）：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职业青年发展状况》（以下简称《青年发展蓝皮书》），绝大部分新职业从业者无法参加所在地城镇职工保险，他们的社会保障处于不足状态，尤其是从业人员发生“事故”后的保障问题。

多位专家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建议，完善新职业从业者社会保障制度，放宽职业身份、就业区域等限制条件，方便新职业从业者以个人身份参保；建立新职业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障制度，探索政府支持、新业态企业和劳动者共担责任的保险模式。

青年群体成为主流

渴望建立劳动关系

2017年下半年，适逢多个代驾平台“铺市场”招司机，王晓飞经人介绍，成为一家平台的代驾司机。

当时，除了订单本身的收入之外，王晓飞还能获得平台对代驾司机的奖励，一个月轻松挣七八千元，多的时候还能挣上万元。哪怕现在收入有所减少，他仍然认为从事代驾“这项工作还行，比较自由，但要想多挣钱，就要多接单”。

他一般下午5点左右上线接单，接单高峰期是22时至24时，之后陆陆续续干到次日凌晨四五点钟回家休息。

杨晗（化名）今年35岁，是一名在北京兼职开网约车的司机。他的日程是，早上6点多开始接单，之后紧锣密鼓赶在晚高峰之前收工。据他观察，只有少数网约车司机选择晚高峰后结束一天的工作，而多数司机会再干两三个小时。

杨晗最怕堵车，刚过完元宵节的那一个星期，“一天能赚上千元（流水——记者注）”。近段时间开始堵车，他的收入下降不少。

今年30岁出头的文先生是河北人，已经在北京打工近10年，目前是一家快递公司的快递员，负责北京市朝阳区两栋写字楼和一个居民小区的快递业务。通常，他平均每天送快递百余件。

2月16日10时许，记者在朝阳区一栋写字楼前的广场见到文先生，他正从快递车上卸下快递码在一辆小推车上。在未来的两个小时内，他要把近50个快件送到客户手上。面前的这栋写字楼有20多层，分布着数十家公司。他按照楼层码好快递件，楼层高的在上面，楼层低的在下面。快递件很多，他一趟拉不完，一天从站点到工作区域得来回两三趟甚至三四趟。

这是一个庞大的新职业群体。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对北京市新职业从业者进行的问卷调查（以下简称问卷调查）显示，生活服务业是新职业群体的聚集地，“80后”“90后”成为新职业群体主流人群。新职业所依存的新业态平台存在多种用工方式，既有传统的、直接雇佣的劳动合同制用工，也有劳务派遣用工，更多的是加盟、代理、外包、众包等其他方式用工。“工作时间灵活，比较自由”是新职业群体选择从事新业态工作的最主要原因，占比为27.6%。

从与所在平台的合同或协议签订情况来看，新职业从业者中有27.5%签订了劳动合同，8.4%签订了劳务派遣，23%签订的是劳务合作协议等其他民事协议，还有25.6%“什么也没签”，其他受访者属于“签了，但不知道签的是什么”或“不清楚签没签”。这说明“平台上的新职业从业者多数未被纳入传统劳动关系范畴”。

问卷调查的另一项结果是，46.4%的被调查者只在一个平台工作；36.3%的人从平台上获得的收入是其个人主要收入。在未与平台签订劳动合同的人中，有68.7%的人愿意与所在平台签订劳动合同、遵守固定工作时间并接受平台管理。数据说明，部分领域的新职业人群出现专职化趋势，一批基于共享平台的专职司机、骑手、网络主播等开始涌现，他们对平台有较高的经济依赖性，对正式的、稳定的劳动关系有较强需求。

社会保险问题突出

制度创新亟待突破

2022年9月的一个晚上，王晓飞在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附近接到一个代驾订单，终点是海淀区。车主喝多了，他的朋友告诉王晓飞，按照导航走就行。

王晓飞启动汽车开往目的地，行至北京市三环路和平东桥的高架桥时，车主突然说要下车。王晓飞对车主说，这是高架桥，很危险，不能停车更不能下车。车主嘟囔着说，“危险跟你没关系”，突然伸手拽方向盘，把他吓了一跳。他赶紧扶稳方向盘，另一只手拦着车主，劝他坐好。

“我惊出了一身冷汗。”王晓飞至今后怕，随着年龄增长，加上经常熬夜开车，身体出状况的风险与日俱增，反应能力也在下降，“假如开车时突发疾病或者遇到其他意外情况，都不知道会怎样”。

他在老家参加了当地的城乡居民保险，本身看病的报销比例就不高，到北京之后没有找到固定工作，不能参加北京的城镇职工保险，从事代驾后自行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但看病就医并不方便。

王晓飞解释说，到北京的医疗机构看病，如果参加北京的城镇职工医保，即使看门诊，在起付线之上，报销比例在70%；2万元及以上的，由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支付60%，上不封顶。如果到医院住院治疗，在起付线之上，除了就诊报销比例在85%以上之外，年度累计报销限额在50万元。而老家的城乡居民医保，在起付线以上，门诊看病报销比例只有50%，年度报销有上限；住院报销比例为75%。

有无工伤待遇，对代驾司机而言，差别更为巨大。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因公受伤的待遇包括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康复治疗费、辅助器具费等，治疗期间工资福利待遇不变。如果因公致残的，还有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按月享受伤残津贴。劳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杨晗以前倒是参加了北京的城镇职工保险，但辞职开网约车后，因为没有北京市户籍，“自己缴不了社保”，只能购买商业保险。

问卷调查显示，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过大给新职业从业者带来更高的职业伤害风险。例如，4.4%的被调查者“经常”在工作中发生交通事故或其他意外伤害；28%的外卖骑手表示送餐中经历过交通事故。

从参保状况看，超过85%的被调查者“有保险”，只有7.1%的被调查者表示“没有参加任何保险”，其他被调查者表示“不清楚是否有保险”。

“有保险”的群体中，仅19.1%参加了北京市城镇职工社会保险，13.1%参加了北京市城乡居民保险，其他被调查者或自行购买商业保险，或参加其他省市城镇职工或居民保险，或通过平台购买商业保险。

这种现状的背后，是新职业群体就业形式灵活、用工关系复杂多元的问题。部分新职业，如网约车司机、众包快递员、外卖员等，与平台企业之间用工方式特殊，难以按照现行有关标准认定双方为劳动关系，难以纳入现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调整范围，“新职业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凸显”。

课题组分析，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社会保险问题，尤其是从业人员发生“事故”后的保障问题。从现行社会保险制度体系看，新职业群体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参加城镇职工保险或城乡居民保险，在制度上实现了全覆盖。然而，我国现行劳动法律法规建立在传统的标准劳动关系基础上，多数新职业群体难以被纳入其中，因此仅能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社会保险，但一些地方的户籍限制，又将他们挡在了所在地城镇职工社保制度之外。在此制度设计下，不仅平台企业没有法定缴纳义务，新职业从业者也没有缴纳途径，这成为他们参加城镇职工社保的障碍。这都亟须创新新职业群体的社会保险政策体系。

建职业伤害保障制

创新保险三方担责

针对新职业群体的社会保障困境，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在政策方面作出探索。

2021年7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八部委联合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作出多项制度安排，其中包括“各地要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的户籍限制”等。

随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督促平台及第三方合作单位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外卖送餐员参加社会保险，支持其他外卖送餐员参加社会保险，按照国家规定参加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等。

2021年11月，交通运输部等八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交通运输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提出“支持从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特别是引导和支持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网约车驾驶员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对此，《青年发展蓝皮书》认为，新职业群体获得充分社会保障的前提是劳动用工，因此首先需要解决的是，针对新业态企业不同劳动用工形式予以分类规范。

课题组完成的分报告《新职业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建议，对于使用直接雇用或是劳务派遣等传统用工形式的，纳入传统劳动关系范畴进行规制；对于新业态企业采用加盟、代理、劳务外包等形式的，应督促其加强对合作用人单位用工方面的审核和规范，赋予其承担必要监管和连带赔偿责任的义务；对于新业态企业“平台+个人”等新型用工形式，应引导鼓励其与劳动者签订民事协议，合理约定双方在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权利义务。

因此，亟待完善新职业从业者社会保障制度，放宽职业身份、就业区域等限制条件，方便新职业从业者以个人身份参保。同时，探索以外卖、网约车等劳动密集型的典型新职业群体劳动者为参保重点，建立新职业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障制度，探索政府支持、新业态企业和劳动者共担责任的保险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人近日表示，2023年，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落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政策。

“还要总结当前个别新业态企业针对新职业从业者提供商业保险的典型经验，鼓励和引导平台企业采用商业保险等形式，为劳动者提供医疗、意外伤害等保障，作为新职业从业者参加社会保险的有效补充。”课题组呼吁。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室副主任王天玉告诉记者，近年来，国家层面相继出台规范性文件，在规制新业态中的平台用工新模式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了一种比较折中的、兼顾新业态企业发展和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治理途径，特别是形成劳动行为三分法（劳动关系、民事关系、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情形）治理框架，为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奠定了基础。

在王天玉看来，下一步，需要在当前形成的共识基础上，针对新业态从业者面临的最突出的社会保险问题，渐进式探索解决方案，先解决“无”的问题（比如解决职业伤害），再考虑“有”之后如何完善制度。“还要跳出用‘硬’法‘一刀切’解决问题的思维窠臼，探索用‘软’法寻求社会各方力量特别是平台企业的支持和参与，完善新职业从业者的社会保障。”

来源：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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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一地外卖小哥“变身”食品安全监督员！网友：建议全国推广，给奖励

作者：环球网

发布时间：2023-03-03 11:54

快照：

本文转自【齐鲁网】；

最近，

外卖骑手杨硕有了

一个新身份——禹城市食品安全监督员。

他在一家餐饮企业的后厨

很快发现了食品安全问题，

企业迅速进行了整改。

“这是一个盛食品的容器，不能落地存放，如果需要存放的地方，比如放一个10公分的隔离板，这个必须立即整改。”

杨硕表示，以前取餐时，拿完餐就直接走了。现在在等餐的过程中，他会围着餐饮企业后厨、前台转一转，看看卫生环境、餐品摆放等。

从2022年8月开始，山东禹城在全省率先探索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制度，首批聘任了包括杨硕在内的50名外卖骑手，并统一颁发聘书和红袖章。

“骑手取餐时佩戴红袖章，对现场发现的轻微问题，第一时间进行纠正，对于违规行为较严重的，反馈给属地市场监管所，由我们局派出执法人员进行调查处理。”禹城市市场监管局餐饮股股长陈传忠告诉闪电新闻记者。

让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市场监管部门有需要，外卖企业有意愿。

禹城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程洪涛说：“餐饮企业就是数量多、布局广泛，而且有的位置非常偏僻，他们执法力量有限。而外卖小哥能够深入商家一线，频繁出入商家门店，能够及时发现食品安全隐患。”

“可能在人们认知里面社会地位相对不是那么高，骑手内心也是有一个情绪的波动。我们也是借助这个活动，对于我们团队包括心理建设，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饿了么外卖禹城负责人邢仁鑫认为。

为了使外卖骑手监督执法规范有效，市场监管部门对他们进行了培训，网络餐饮平台也制定了更为详细的激励措施。

“我们分两个策略，第一个是出勤天数最低14天，我们有一百块钱奖励，20天以上最高的就是四百块钱。第二个根据食安这边的贡献，比如说他发现的没有双证，这样有不同的积分，根据积分的多少有不同的奖励。”美团外卖禹城站负责人路兵告诉闪电新闻记者。

截至目前，禹城市聘任的50名外卖骑手发现了21项食品安全问题，均已完成整改。同时，制度实施以来，禹城市美团、饿了么两大外卖平台骑手流失率降低一半以上。

美团外卖禹城站骑手杨硕表示，社会对他的期待值很高让他感觉到很自豪很骄傲，接下来会认真履行这个职责。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将外卖骑手纳入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引导外卖骑手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来，打通社会监督、服务群众、宣传引导等三大环节，实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同向发力。”禹城市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刘保萍告诉闪电新闻记者。

网友：建议全国推广～

来源：闪电新闻记者 何则伟 通讯员 德州台 张乐 王浩 禹城台 马林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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